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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古老的藏宝图 古代的藏宝图篇一
【关键词】藏医药；古籍整理；必要性与迫切性；存在问题；继承与发展
藏医药的流传有赖于其古籍文献的代代相传。藏医药古籍是藏医药学知识的主要载体，发掘、整理藏医古籍是传承藏医学的重要途径。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藏医药古籍得不到妥善的保护，正面临着流逝和失传的危险[1]。
1藏医药古籍整理的现状
目前，北京藏医院收集整理了部分藏医药古籍和印度藏医药古籍，出版了几部大型工具书[2]；西藏藏医学院收藏了《四部医典·后续医典部注释》，出版了藏医药古籍典著十余部，藏医理论著作和工具书，藏医药重要古籍孤本资料上百部；青海省藏医药文化博物馆挖掘了900余部藏医药古籍，出版了100余部古籍文献，青海省藏医药研究所挖掘了1000多部藏医药古籍 [3]；甘肃省整理出版了17部古籍文献，已经抢救、整理了1700多册藏医药典籍；四川省已经整理出9部医学典籍[4]。
2藏医药古籍整理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2.1必要性：藏医药古籍整理的必要性，根本在于藏医药在各方面体现的重要价值。
藏医药兼具知识资源、卫生资源、工业资源、旅游资源、文化资源等多种资源优势 [5]。生活水平的提高，疾病谱的变化,给现代医学带来严峻的挑战，也给藏医药提供了机遇和挑战。
藏医药古籍整理的必要性，还在于藏医药的现代化、产业化需求。
藏医药古籍的利用、发展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现代医药的发展和人类需求的增加，结合现代技术对其充分利用，使其产业化成为趋势。
2.2迫切性：由于历史社会原因，现存的古籍文献不可避免的遭到毁坏。传统的保存方法不能根本解决其传承问题。流传于民间的古籍也时刻面临着毁坏，自行消亡。再者，精通古藏文和医药的专家谢世的越来越多，后继人才青黄不接，整理研究人才也比较缺乏。如果不立即采取有力措施，许多文献将会绝迹，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6]。
3古籍整理存在的问题
由于时间、地域、人文、语言等方面的原因，古籍的整理还存在一些问题：
3.1语言障碍：大多数藏医药古籍都是以藏文的形式记录保存下来，所以首先面临的就是语言障碍，虽然懂藏语的人不少，但是懂藏语又精通藏医药的人却不是很多。
3.2缺乏妥善保存、保护技术：藏医古籍以一定的载体保存下来，古籍形成年代、版本不一，收藏和保护的情况也各不相同[7]。长期以来的损坏，使搜集整理难度加大。
3.3具体存世状况不明：国内馆藏书目有专业人才管理，其数量较易统计，但大量藏医古籍藏于民间和寺庙，具体数量难以统计。更有在印度、蒙古、尼泊尔等国家传播的古籍难以统计[8]。
3.4缺乏古籍修复人员：由于古籍保护上的不足，使得古籍的修复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只有将古籍进行准确全面的修复才能给整理工作提供方便。
4藏医药古籍的继承与发展
古籍文献巨大的存世数量和曲折的流传过程，使医药学术体系中相当多的内容还沉睡在我们未知的世界里。因此，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继承发展藏医药。
4.1提高、加强藏医药古典医藉文献的保护和管理水平：运用现代技术保护保存古籍，对其管理应更加细致化、专业化、信息化，加强民众的保护意识，从而更好地利用与继承。
4.2加强研究，完善理论体系：通过对大量的古籍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使其上升到理论水平，完善藏医药体制，以便促进其临床应用、科学研究、教学工作。
4.3继续收集整理翻译出版藏医药学著作：由于藏医药古籍文献基数大而搜集整理的人员资金有限，所以还需进一步深入广泛的搜集，加强文献的深层次挖掘，注重知识产权保护。
4.4采取民间传承老医师带徒和抢救性师带徒多种人才培养模式继承藏医药。
藏医药学历经千年沧桑，在中国已基本形成了与西医、中医相并重的主要医学体系之一，甚至受到各国学者的关注，掀起了藏医热的浪潮。所以对这些弥足珍惜的医药文献进行保护、管理、研究显得尤其重要。医药工作者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充分合理利用，为人类的健康生活提供保障。
一张古老的藏宝图 古代的藏宝图篇二
爷爷的藏宝图
目从爷爷去世后，罗斯别墅里面就看起来空荡荡的。爷爷在这里住了82年。可现在这所别墅要卖掉了。
“你可以留下点东西纪念爷爷。”妈妈说。
一本书会让她想起爷爷吗？布里奇特走向书架，但大多数的书看起来让人乏味。然后，她看见一张纸从一本书里露出来，便轻轻地把它拽出来。
纸的一面写着一个日期――1927年2月1日，另一面有些令人激动的东西。布里奇特尖叫一声，弟弟科林急忙跑过去看个究竟。
“看看我发现了什么！”布里奇特说道。
科林接过那张纸，瞥了一眼日期，然后翻到另一面，顿时说不出话来，在一幅图的上方写着“我的藏宝图”。
“爷爷总是说他藏了宝物在这里，”布里奇特说，“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我也是。”科林说，“这张图证明他没有开玩笑。”
这是一张简单的图：一个大圆圈上写着“大块头”，一个箭头从这里指出去，上面写着“步行18米多”，箭头的末尾又画了一个小圈，写着“石头”，后面还有一个叉号。
“‘大块头’是爷爷对那块大石头的称呼！”布里奇特说。
“宝藏就埋在离它侣米多点的石头下。”科林说，“走，我们去寻宝。”
他们跑出去，从棚里抓起铁铲，飞一般地穿过田野，跑向那块大石头。爱荷华农场只有一块大石头，它就在一条小河边。
科林从大石头起步，要用他的小步子量出侣米并不容易。但是，环顾这片田野，能够藏宝的只有两块石头。“先看这块。”科林边说边挪开较大的石头。
布里奇特把她的铲子插入土中，会有什么宝藏呢？“金条？”她猜想，“或者是珠宝，满满一箱子蓝宝石和钻石。”科林笑道：“现实点儿，布里奇特，我敢打赌，是钱。”
“足够买一台电脑或者一辆自行车吗？”
“也许足够把这所别墅留下。”科林说，“如果我们找到许多钱，妈妈就不用卖掉别墅了。我们就能一直在这里避暑了。”
布里奇特知道，这里没有了爷爷，就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可是她喜欢这所旧别墅。留下它的愿望激励着她，她握紧铁铲，更加用力地挖着。但是，半个小时过去了，除了泥土，他们什么都没有挖到。
“一定在另一块石头下面。”科林说。他们来到另一块石头旁，又挖了一个小时。布里奇特的胳膊开始疼了，脸被太阳晒得通红。“这里也没有宝藏。”她说。她转过身，朝着别墅的方向走去。科林咬紧牙，继续挖下去。
布里奇特回到别墅，盯着爷爷的藏宝图看。她是不是遗漏了什么？有什么线索没有发现呢？她在图片上一点儿一点儿地搜索，然后翻转过来，这一面唯一的东西就是日期。“我知道了。”布里奇特叫道。她快速跑到外面，抓起铁铲，朝着“大块头”附近的小河跑去。
“你去哪儿？”科林喊道，“等等我。”
科林急忙也冲向小河，布里奇特已经爬上了那条一直拴在岸边的划艇，这是给想过河的人准备的。
他们划过小河时，布里奇特一言不发。然后，她带路来到了河对岸的一块石头边，不用铁铲，只是徒手把石头挪到一边，一个金属盒子露了出来。
科林大吃一惊：“你怎么知道的？”
布里奇特笑着说：“地图是在隆冬季节画的，爷爷从冰上走过来，到了河对面。”“我??还忘了一些东西，”她继续说，“当时是1927年，爷爷藏下这个盒子时还是一个小男孩，所以盒子里肯定没有值钱的东西。哦，有的，爱才是最珍贵的。”
一张古老的藏宝图 古代的藏宝图篇三
俄藏中国古籍的藏宝图
——评叶可嘉、马懿德编《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
图书馆收藏王西里院士中国书籍目录》
李逸津
俄罗斯早在18世纪初彼得大帝改革时期，就十分重视对东方、尤其是自己最大邻国中国文化学术著作的搜集与研究。1700年，彼得大帝在关于向中国派遣东正教修士的谕旨中，①就要求“他们能学会汉语、蒙语和中国文书，并了解中国人的迷信崇拜”。1724年，彼得大帝下令创办俄罗斯帝国科学院，并命令派遣到各国的外交和贸易代表团必须在当地购买介②绍该国概况的书籍。中国书籍主要由历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成员搜罗购买，此外，还有俄国官方与清政府之间的相互赠书，这就使得俄国图书馆中中国书籍的库藏逐年递增，达到相当可观的规模。仅俄罗斯汉学的重要基地——圣彼得堡大学的图书馆，就藏有汉、满、③藏、蒙文书籍近4万册。其中19世纪俄罗斯汉学泰斗瓦·帕·瓦西里耶夫（в·п·васильев，汉名王西里，1818-1900）院士捐赠给东方系图书馆的个人私藏中国书籍就有600余册。目前这批标有“ву”（王西里教学书籍——васильевский учебный）索引号的存世书籍还有207种，占东方系馆藏全部中文古籍（2045种）的百分之十略多。这也就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两位年轻的汉学工作者——叶可嘉（е· а·завидовская）和马懿德（д· и·маяцкий）于2012年奉献给读者的、装帧精美的《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收藏王西里院士中国书籍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笔者）所介绍的内容。
据两位编者在该书前言《王西里院士及其对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馆藏中国善本的贡献》中介绍，“王西里教学书籍”包括十大类内容，即：“儒家经典及注释——37种；佛经及佛教书籍——27种；道教、中医书籍——8种；伊斯兰教、基督教相关书籍——16种；文学作品及注释——47种；历史、地理著作及编年表等——47种；类书、目录——8种；辞典、字汇、韵学书等——7种；奏折、诏书、则例等——7种；报纸——2种。”从中可见文学和历史地理书籍为最大宗收藏，其次就是儒学经典和佛教书籍了。
儒学经典被放在王西里藏书目录的首要位置，是因为在王西里的心目中，儒学是整个中国文明的基础，而儒家典籍是中国文学异常重要的内容。在他188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代前言中曾这样写道：“在整个中国文明的基础上，在全部广博而多种多样的中国文
④学中，有着儒学，它创造了自己的语言，„„除去儒学能否谈论其他什么东西？”所以在他总共163页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中，论述中国儒学的部分竟占去了83页。从叶、马《目录》所列儒学经典看，中国儒家“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全有收藏，而且许多是“御制”、“钦定”、“御纂”的官方精印版本，年代也比较久远。如《御制周易折中》（bу1）、《钦定书经传说汇纂》（bу3）、《钦定诗经传说汇纂》（bу4）《四书大全》（bу6）等，都是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也就是18世纪初期的刻本，至今已弥足珍贵。其中如宋末元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陈澔（1260-1341）所著之《礼记集说》（bу114、①в· г·дацышен：”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красноярск：
изд.краснояр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2000,c.15.（в.г.达奇生：《俄罗斯帝国汉语研究史》，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② 参见叶可嘉、马懿德《王西里院士及其对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馆藏中国善本的贡献》，《王西里院士中国书籍目录》，圣彼得堡2012年版，第ⅹ页。③ 同上。④в·п·васильев：”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с-петербург.1880.c.3.（в·п·瓦西里耶夫：《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1880年版，第3页。）258），乃是连接宋清礼学的重要纽带，明清两代公私学堂的“御定”课本，科举考试必读书。《目录》中还有日本刊刻的朱熹集注《四书白文》（bу243，日本文化九年公元1813年刻本）、《论语、孟子、中庸》（bу244，日本明治二十五年公元1892年刻本）等，可作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中国儒学对海外影响的重要史料。
王西里藏书第二位的是佛教典籍。因为王西里早年在喀山大学历史语文系学习时，最初的研究方向是蒙古语。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导师是俄国蒙古学奠基人、科学院院士о·м·柯瓦列夫斯基（1800-1878）教授。柯瓦列夫斯基在佛教研究方面造诣很深，在他的建议下，王西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佛教和东方思想的研究上，于1839年用蒙文写成硕士学位论文《论佛教哲学的基础》（об основаниях будди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他在1840年10月随俄国东正教第12届使团抵达北京后，从蒙古学、佛学研究转向范围更加广大的汉学研究，同时还积极促成了清政府向俄国赠送北京雍和宫藏《甘珠尔》和《丹珠尔》经书这件在中俄文化交
①流史上意义深远的盛事。
王西里所藏佛教经典，除了和儒学典籍一样，许多是印刷精良的御制版本（如《御録宗镜大纲》（bу51）、《御録经海一滴》（bу52）、《御制无量寿佛尊经》（bу55）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年代更为古老，不少是公元15-17世纪明代的刻本。其中《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bу177）系藏经经典，刊有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四月十七日所作序文，现在中国大连图书馆藏有同一版本，是十分珍贵的藏经古本。其他如《妙法莲华经全部》（bу44，万历四十八年1618年刻本）、《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bу45，崇祯庚辰1640年刻本）、《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卷上、中、下）》（bу178，万历己丑1589年刻本）、《慈悲兰盆目连忏（卷上、中、下）》（bу179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刻本》、《佛说阿弥陀经（上下卷）》（bу183，万历乙酉1585年刻本）、《弥沙塞部五分律》（bу234，崇祯乙亥1635年刻本），都是距今四个或接近四个世纪的古籍珍本。其中《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是最早在中国本土翻译和传播的密教经典；《弥沙塞部五分律》②是佛教律藏经典，因其规定“出家律藏，在家人不得翻阅”，在中国流传并不很广；《密咒圆因往生集》（bу54）系汉藏文合璧刻本。从中可见王西里对中国佛教典籍搜罗的细密与广泛，以及他精通汉、蒙、藏文的语言功底。
王西里藏书中最大量的是文学和历史、地理类书籍。这一方面是因为这类书籍在中国本来就印刷发行量大，随处可见、搜购容易，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们符合俄国官方为汉学家规定的了解中国风土民情的任务，故不分雅俗、不论巨细，统统收入囊中。在文学类书籍中有在中国民间流传极广的《明贤集》（bу8）、《明心宝鉴》（bу67、bу68）、《增补传家必读安乐铭》（bу157）、《传家宝全集》（bу165）等具有警世教化功能的名贤语录和日用百科知识汇编；还有《三国志通俗演义》（bу17）、《张竹坡评点金瓶梅》（bу18）、《红楼梦》（bу19、20、21）（及被书商改名的《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bу137、《增评补图石头记》bу239、bу240）、《聊斋志异》（bу22）、《好逑传》（bу24）、《绣像第五才子书（水浒传）》（bу136）、《绣像全图小五义》（bу138）、《五美缘》（bу139）、《绣像第七才子书（琵琶记）》（bу140）、《绘图粉妆楼全传》（bу142）、《绘图第一奇书雪月梅》（又名《英雄三奇缘》，bу143）、《绣像封神演义》（bу145）、《绘像增注第六才子书（西厢记）释解》（bу146）、《绣像施公案传》（bу147）、《列仙传》（bу148）、《蜃楼志》（bу149）、《绣像绿野仙踪全传》（bу150）等中国通俗文学的代表性作品。这充分证明王西里当年在写作《中国文学史纲要》时能列举大量中国通俗小说、戏曲名目，①② 参阅肖玉秋《清道光年间中俄政府互赠图书考略》，《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弥沙塞部五分律》为弥沙塞部（化地部）所传之戒律。由东晋高僧法显从师子国（锡兰，今译斯里兰卡）携回本书之梵文本，刘宋时由佛陀什、竺道生等共同译出。经近代佛教学者考证，其与巴利律藏最为近似。绝非虚语妄谈，而是真正掌握了来自中国的第一手资料。
在王西里《目录》文学类中还有反映了清朝统治时期沟通满汉民族文化的满汉文合璧书籍，如《满汉合璧名贤集》（bу104）、《满汉合璧聊斋志异》（bу120）等。《满汉合璧聊斋志异》的译者布吉尔根·扎克丹系清乾隆至咸丰年间人（生卒年待考），字秀峰，号五费居士，满洲正红旗。他一生官场失意，有感于蒲松龄笔下所寄托的“孤愤”，因而酷爱《聊斋》，后为用满文翻译《聊斋》几乎用尽了一生心血。其《聊斋》满汉合璧选译本刊刻于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共二十四卷，分订二十四册，选译聊斋作品126篇。这一《聊斋》版本现已成为中国学者研究《聊斋志异》在各民族中传播的重要材料。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西里的文学类藏书中，还有一些在中国清代被禁毁的作品，如《五美缘》（又名《绣像大明传》）②、《蜃楼志》③、《痴婆子传》④（bу163）、《载花船续编》⑤（bу164）等。笔者当年在中国《汉学研究》第8集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俄罗斯汉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艳情文学》中说过：“由于文化传统与民族心理的不同，加之中国古典小说原文文本转译成俄文后，原文描写性活动、性心理，在中国人看来颇具挑逗性、诱惑性的文字，及其字里行间所隐含的微言大义，往往因难以言传而大大减弱。所以俄罗斯汉学家对待中国文学中的色情描写，一般没有中国学者那种神秘、隐晦、难以启齿之感。同时，„„俄罗斯汉学家研究中国色情小说，主要的兴奋点并不在于小说的色情内容，而是从社会学的文学观念出发，着眼于文人小说与时代社会生活、民间文学传统和哲学宗教思想的联系，着眼于小说题材的渊源流变，对小说的色情内容本身，涉论的并不多。所以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这些在中国被列为‘禁书’的作品。”⑥虽然笔者此文说的是苏联时期俄罗斯汉学家研究中国古代色情小说的情况，但当年王西里购买、收藏这类中国禁书，大约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今天看来十分庆幸和可贵的是，正是由于海外汉学家这种无所顾忌的收藏，使得许多珍贵的中国古籍得以在境外得到保存。像《载花船续编》，目前存世的在中国国内只有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原北京大学教授马廉⑦私藏的8回本，此外还有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仓石文库的仓石藏本和英国藏抄本，再有就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这部俄藏抄本了。
王西里收藏中国小说中比较珍贵的版本还有清无名氏所著《金石缘（bу29）》，此书在叶、马《目录》中题名为《金石姻缘》，但据书页照所拍第五回“救小主穷途乞食，作大媒富室求亲”，应为《金石缘》，又名《巧合金石缘演义》。全书二十四回，叙述金玉、爱珠、石有光、石无暇等人悲欢离合的故事。该书已知有嘉庆五年（1800年）鼎翰楼刊本、嘉庆十九年（1814年）崇雅堂刊本、嘉庆二十年（1815年）石渠山房刊本、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同盛堂刊本，咸丰元年（1851年）文粹堂刊本等。现存世有文光堂刊本，藏中 ①② 参阅王平《聊斋志异在清代的传播》，载《蒲松龄研究》2003年第4期。
《五美缘》，清代著名言情小说，全书十二卷八十回，有清代道光年间楼外楼刊本。写书生冯旭与五位美人的姻缘故事，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众多，且塑造得富于个性，尤以五位美女的描写最为出色。书中对女性极尽赞美之辞，但同时也有一些渲染男女情爱的描写。故在清代被定为“淫书”。③ 《蜃楼志》，又称《蜃楼志全传》，清代长篇白话小说，旧题“清庚岭劳人说，禺山老人编”。小说以广东为背景，写广州十三行洋商苏万魁之子苏吉士的读书、经商及爱情生涯，同时也展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其“辞气浮露，笔不藏锋”，开后来中国谴责小说之先河。问世后，曾多次遭禁毁。④ 《痴婆子传》，又名《痴妇说情传》，淫秽小说，作者疑为明代一女性。以浅近文言之倒叙笔法，讲述少女上官阿娜一生淫荡，最后皈依佛门净洗淫心的故事。文笔细腻，刻画入微，可惜淫亵文字极易蛊惑人心，故屡遭禁毁。有写春园丛书本、石印本及各种抄本流传，又有日本京都圣华房刊本等。⑤ 《载花船续编》，短篇小说集，共四卷十六回，叙明初席元浩与幕僚振儒之妻靓娘通奸，席元浩为夺靓娘而诬陷振儒为逆党，振儒之婢女梅萼抱打不平，刺死席元浩、靓娘和席之婢女春燕，然后上京告状，自刎于堂上，使振儒之冤大白的故事。作者姓名身世不详，题西泠狂者编次，疑为杭州人。书中多有露骨色情描写，在清道光与同治年间都被列为禁书。⑥ 《汉学研究》第8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87-288页。⑦ 马廉（1893-1935），字隅卿，浙江鄞县人。近现代著名的藏书家，小说戏曲家。曾任北平孔德学校总务长，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目录》中所载彼得堡大学东方系藏本，可为此书存世版本作一补充，值得中国古代小说版本学研究者作进一步研究。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代表作和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经典作品的《红楼梦》，在王西里《目录》中收录有7种（bу21号下为两种）之多。当年在圣彼得堡艾尔米塔日博物馆发现的《红楼梦》“列藏本”（因当时圣彼得堡名为“列宁格勒”而得名），曾是世界“红学”研究中轰动一时的大事，现已为红学界确认为《红楼梦》的一个独立版本。从王西里《目录》所列刻本看，均为年地不详且保存不全的残本，只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后刊印的石印或铅印本《增评补图石头记》（bу239、240），方能窥其全豹。这一方面说明《红楼梦》一书在清朝曾屡遭官方禁止，世面上难以公开流传①，外籍人士很难搜购到完整的全本；另一方面也说明《红楼梦》在当时的实际知名度很高，于是有不同的俄国人带回不同版本的残书。这些散佚在俄罗斯的《红楼》残卷，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提供了无声的物证。
王西里《书目》中可圈可点的珍贵中国古籍还有许多，如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公元1854年）刻本《天理要论全编》（bу70），是研究太平天国思想的重要史料；刊刻于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的《御制盛京赋》（bу26），曾于1770年被法国耶稣会教士钱德明带到巴黎翻译发表，引起法国文豪伏尔泰赠诗给乾隆帝,从此开始了伏尔泰与乾隆之间的文学交流；由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创作、用中国章回体白话小说形式宣讲基督教教义的《张远两友相论》（bу61），是19世纪翻印次数最多的中文小说；《书目》中收录的一些民间杂文学刻本，如赶板数唱大曲《杂银换钱》（bу31）（我国现存版本作《杂银嵌换钱》），里边一个北京收废品小贩的吆喝词，是清代市井口头广告的生动记录，也是中国民间说唱艺术的瑰宝。限于本文篇幅，这里不再一一点评，有兴趣的读者，还是亲临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亲眼目睹这些中国古代典籍的风采吧。
感谢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感谢叶可嘉和马懿德两位编者，为中国和全世界学人提供了这样一份俄藏中国古籍的“藏宝图”。我们相信，在新的历史时代，后来学子将充分利用这份宝图，把中俄两大邻邦的文化交流，推进到更高的阶段。
① 清人宏旰在永贵《延芬室稿》中《因墨香得观〈红楼〉小说吊雪芹（姓曹）》一文批语道：“此三章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恐其中有碍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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