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一个人在阅读中对所读内容的个人观点和感受的写作，可以展示出我们的思辨能力和感悟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精彩的读后感呢？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深入阅读和理解书籍，全面把握作品的主题和思想。其次，在写读后感时，可以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分享自己对书籍内容的理解和感受。此外，读后感可以包含对书籍中人物形象、情节发展、语言表达等方面的评价和思考。不仅要进行客观的分析，还可以融入自己的主观感受，展示个人独特的思维和见解。最后，在写读后感时，可以适当加入一些细节和引用，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和吸引力。通过这样的写作方式，我们可以写出一篇较为完美的读后感。如果你对写读后感感到困惑，可以看看以下的范文，或许会有所启发。
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篇一
1、梁启超对史德的重视和学史、治史的认真态度是十分值得后人学习的。
在《史家的四长》一节里，他将史德摆在史学、史识、史才之前，并指出史家要有真正的史德要避免“夸大”、“附会”、“武断”的毛玻他认为“史家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甚么，照出来就是甚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观意见铲除净尽，把自己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梁启超学史、治史总是秉着忠实的态度。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他认为历史和其它学科一样，是有因果规律可循的，但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里，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后人评这是他“流质善变”的表现，我认为，这正体现了梁启超对治史的严谨与认真，他是真真实实地做到“发现自己有错误时，便应当一刀两断的即刻割舍，万不可回护从前的工作。”他研究历史正如他自己对后人所期望的那样，不是为了一时的名誉，而是尽史家责任，为人类的发展做真实的具体的贡献，即使这种工作是漫长或者没有尽头的，也以一种负责的态度坚持到最后。
2、梁启超关于旧史的看法，对后人学旧史、治新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在《史之改造》一节里，他指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一语道出了我国旧制度下的旧史的弊病，给后人学史一种重要启示：对于旧史，尤其是正史，不能盲目的信任；对于杂史等，也不能盲目的否定。
同时，他还给后人改造旧史，治新史指出新的方法：“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替死人本位的历史”、“重新规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等。
总的来说，从《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梁启超忠实于历史，认真治史的人格魅力，能够学习到治史的各种实用方法。
除了本书之外，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都是极出色的论著，他确实是做到了“史之意义与及其范围”里所讲的，站在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在人类中的发展的高度来治史的。
3。很感谢老师推荐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作为一名专业知识相对薄弱的学生，这部鸿篇巨制让我读起来颇有难度，但是把上中下三册卷帙浩繁的著作粗略的浏览了一遍，确实让我收获颇多。
在此同时看了一些有关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期刊论文，并浏览了其另一本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
可以说，汤氏的《历史研究》给我既已形成的“历史观”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在这其中，我对汤因比的“中国观”产生了比较强烈的研究兴趣，也一并作为读后感写出来。
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篇二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全面分析了鸦片战争时期在遭到欧洲经济、军事和外交冲击时，中国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缺陷；并从史学家角度，以冷眼旁观的心态，介绍了清政府体系化的缺陷。
天朝的崩溃，以历史事实再次揭开失败的伤疤，引人深思。天朝之所以溃败，并不是某几个历史人物的责任，也不是领导者决策是否正确的问题。器不如人、民心不齐、朝政腐败，也都不过是表象。真正溃败的原因，是一个代表着相对落后生产力的农业文明对抗一个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工业文明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当时的清朝，是典型的农耕文明，是一个从文化、军事、制度、思想都停留在数百年延续的农耕文化模式里。面对外敌铁甲战舰，清军战略战术仍停留在冷兵器时代；面对列强入侵，百姓没有国家、民族观念，意识保留在皇帝家天下的时代；面对工业文明，从皇帝到百官，思想里仍自高自大，重文理而轻科技，鄙视蛮夷之奇技淫巧。
科技与意识形态共同进步，才能造就新时代文明。思想上的落后，不接受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时代文明，排斥新兴科技，导致了清朝军事、文化、制度脱离了世界飞速发展的时代潮流。即使清军抛弃冷兵器，使用了火炮；即使清军将士奋勇抵抗，以身殉国，面对工业文明和现代意识武装的外敌，清军面对的也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的惨败，经历的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悲怆。
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一种新的文明面前，无论上一种文明多么庞大(据英国学者研究发现，18世纪的大清帝国的gdp占世界三分之一，是英国的8倍、日本的9倍)，也会瞬间土崩瓦解。现在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下一个知识文明的脚步声也已时隐时现。只有思想上积极准备，充分重视，及早跟上知识文明的脚步，才是中国复兴的正确方向。这就是《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给我的最深切体会。
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篇三
本文作者对江苏省常州市六所高职院校体育拉丁舞教学的'现状进行了调查.从教学内容、教学时间、教学形式和考试内容形式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入手,探讨改善高职院校体育拉丁舞教学质量的对策,旨在提高高职院校体育拉丁舞教学质量,促进高职院校体育课改革和职业教育的发展.
作者：吕秀娟作者单位：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部,江苏,常州,213164刊名：考试周刊英文刊名：kaoshizhoukan年，卷(期)：“”(23)分类号：g80关键词：高职院校体育拉丁舞教学质量
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篇四
历史研究读后感，以古鉴今，下面是小编带来的历史研究读后感，欢迎阅读!
1、梁启超对史德的重视和学史、治史的认真态度是十分值得后人学习的。
在《史家的四长》一节里，他将史德摆在史学、史识、史才之前，并指出史家要有真正的史德要避免“夸大”、“附会”、“武断”的毛玻他认为“史家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甚么，照出来就是甚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观意见铲除净尽，把自己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梁启超学史、治史总是秉着忠实的态度。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他认为历史和其它学科一样，是有因果规律可循的，但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里，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后人评这是他“流质善变”的表现，我认为，这正体现了梁启超对治史的严谨与认真，他是真真实实地做到“发现自己有错误时，便应当一刀两断的即刻割舍，万不可回护从前的工作。”他研究历史正如他自己对后人所期望的那样，不是为了一时的名誉，而是尽史家责任，为人类的发展做真实的具体的贡献，即使这种工作是漫长或者没有尽头的，也以一种负责的态度坚持到最后。
2、梁启超关于旧史的看法，对后人学旧史、治新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在《史之改造》一节里，他指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一语道出了我国旧制度下的旧史的弊病，给后人学史一种重要启示:对于旧史，尤其是正史，不能盲目的信任;对于杂史等，也不能盲目的否定。
同时，他还给后人改造旧史，治新史指出新的方法:“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替死人本位的历史”、“重新规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等。
总的来说，从《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梁启超忠实于历史，认真治史的人格魅力，能够学习到治史的各种实用方法。
除了本书之外，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都是极出色的论著，他确实是做到了“史之意义与及其范围”里所讲的，站在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在人类中的发展的高度来治史的'。
3.很感谢老师推荐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作为一名专业知识相对薄弱的学生，这部鸿篇巨制让我读起来颇有难度，但是把上中下三册卷帙浩繁的著作粗略的浏览了一遍，确实让我收获颇多。
在此同时看了一些有关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期刊论文，并浏览了其另一本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
可以说，汤氏的《历史研究》给我既已形成的“历史观”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在这其中，我对汤因比的“中国观”产生了比较强烈的研究兴趣，也一并作为读后感写出来。
当然，仅仅凭借对两本书的阅读，很难对某一个人的某些“观念”做出实质性的定论或者评定，在这里我也仅是通过书中看到的一些东西来浅谈自己的理解，其中难免会存在一些有失偏颇的观点，还请老师、同学指正。
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篇五
读后感是指读了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几句名言，一段音乐，然后将得到的感受和启示写成的文章叫做读后感。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今天我看了《鸦片战争》这部电影，我看了之后觉得很气愤，因为颠地把英国，大量的鸦片输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1835年，中国有200多万人吸食鸦片，害得无数无家可归，妻离子散，沿街乞讨。
林则徐奉道光皇上指令：如果不赶快禁烟，几十年后，中国恐怕没有能够作战的士兵，也没有充作军饷的白银了，所以林则徐把收缴到的230万斤鸦片，在虎门海滩上统统销毁，引起万众欢腾，山呼海啸。
我看了《鸦片战争》这部电影使我对这位一百多年前的这位禁毒英雄――林则徐，产生了无比的敬佩之情。他不为个人利益，不畏强权，不顾个人生死，坚决的打击毒品，这部电影使我了解了毒品对我们的危害，它会吞噬我们的肉体和灵魂，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因此我们要从小立志，努力学习，长大了做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人。
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有喜有忧、有悲有痛。而最让我难过、让我触动最深的是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伤疤、是中国人的一场恶梦。那时，中国封建社会由于闭关锁国的政策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让清王朝停滞不前、国势日下、萎靡不振，变成了一只待宰的羔羊。远隔重洋的西方列强看上了嘴边这块肥肉，通过各种手段向中国人倾销害人的鸦片，蚕食国人的身体和斗志，为武力征服做好准备。后来，果不其然的发动了鸦片战争，和无能的清zf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既赔钱又割地，我心情非常沉痛！
国土面积还不到我国十分之一的小日本，在1937年侵略我国，想把太阳旗插在我国的领土上。经过先辈英烈的英勇顽强抗战，小日本投降了。现在小日本又想侵略我国，痴心妄想地想把我国的钓鱼岛纳入他们的版图。我想：连我都不答应，全国人民能答应吗？现在的中国在gcd的领导下，无论是经济、军事，都以走在世界的前列。要枪有枪、要炮有炮，已经由羔羊变成了一头威武的雄狮。我不由开心地笑了！
我要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努力掌握克敌制胜的本领，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先烈的英勇斗志，把祖国建设的更加强大，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纵观鸦片战争，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大清帝国，为何如此惨败？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全面分析了鸦片战争时期在遭到欧洲经济、军事和外交冲击时，中国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缺陷；并从史学家角度，以冷眼旁观的心态，介绍了清政府体系化的缺陷。
天朝的崩溃，以历史事实再次揭开失败的伤疤，引人深思。天朝之所以溃败，并不是某几个历史人物的责任，也不是领导者决策是否正确的问题。器不如人、民心不齐、朝政腐败，也都不过是表象。真正溃败的原因，是一个代表着相对落后生产力的农业文明对抗一个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工业文明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当时的清朝，是典型的农耕文明，是一个从文化、军事、制度、思想都停留在数百年延续的农耕文化模式里。面对外敌铁甲战舰，清军战略战术仍停留在冷兵器时代；面对列强入侵，百姓没有国家、民族观念，意识保留在皇帝家天下的时代；面对工业文明，从皇帝到百官，思想里仍自高自大，重文理而轻科技，鄙视蛮夷之奇技淫巧。
科技与意识形态共同进步，才能造就新时代文明。思想上的落后，不接受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时代文明，排斥新兴科技，导致了清朝军事、文化、制度脱离了世界飞速发展的时代潮流。即使清军抛弃冷兵器，使用了火炮；即使清军将士奋勇抵抗，以身殉国，面对工业文明和现代意识武装的外敌，清军面对的也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的惨败，经历的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悲怆。
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一种新的文明面前，无论上一种文明多么庞大(据英国学者研究发现，18世纪的大清帝国的gdp占世界三分之一，是英国的8倍、日本的9倍)，也会瞬间土崩瓦解。现在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下一个知识文明的脚步声也已时隐时现。只有思想上积极准备，充分重视，及早跟上知识文明的脚步，才是中国复兴的正确方向。这就是《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给我的最深切体会。
1842年的中国，仍处于落后的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中，面对已经步入君主立宪制的近代化英国，清朝统治者竟用冷兵器时代的思维及外交策略与当时已纵横四海的英国进行对抗，鸦片战争从一开始，便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斗争。这场战争，清朝不仅输在了科技与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落后的封建制度。清朝统治者傲视“四夷”的“天下”观，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优越和外传的历史传统，部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并不低于西方水平的自信。
茅海建先生在书中，从为琦善卖国贼的平反到打破林则徐神话，从介绍清朝武器装备、兵力与编制到介绍英国的当时的船坚炮利，从战争的起始到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我看到的是腐朽制度的沦陷过程，是天朝崩溃的根本所在。但当时的统治阶级却完全没有觉醒，依旧沉沦于“天朝”的美梦，朝臣们关注自身利益，本来该为中国朝阳的年轻一代，也在延续着传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的昏暗时代，即便现在看来，我也止不住的颤栗。
仅仅到此，我已感慨万千。首先我羞于自己对历史的了解，犹记得高中时候历史课本中介绍的中国近现代史，我曾片面的认为林则徐是十足的名族英雄，琦善是恶劣的卖国败类，我曾“认真”的思考，如果当时的中国多出几个林则徐，关天培，斩尽所有的琦善跟耆英，林则除等人若不受到排挤，一心一意抗击英军，那么中国在鸦片战争之中的胜算有多大??当时的我在接受名族英雄们的熏陶之中，将战争之败的根本原因——落后的制度，抛诸脑后。但实际上，我们必须清醒的意识到，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不是多出几个林则徐，少几个琦善，耆英就能避免中国被瓜分的厄运。天朝的崩溃，实质上是落后的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在面对先进的君主立宪制时的整体的崩盘。也正是因为如此，清朝的统治者在国家被瓜分之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时，仍然做着“天朝”的美梦。
进科技改造自己，使得日本从落后的德川幕府时代进入了举世闻名的明治维新时代，最后到达了可以参与直至主导侵华战争的列强水平。其中原委，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或许我可以尝试说服自己，是因为日本没有悠久的历史文明，缺少长时间的历史积淀，没有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体系，使得日本更好的率先的做出亚洲国家由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变，达到了由弱变强的历史性转变。或许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这段历史，用辩证的眼光去接受历史，以史为鉴，做出我国当代社会应有的改变，才能更好更快的实现美丽的中国梦。
阅读完茅海建先生的这本书之后，我明白了历史永远没那么简单，对一个民族来说，如果将历史的优秀描述成神话，把错误粉饰得壮烈，那么这样，将会使历史成为一个民族前进的绊脚石，一个民族想要获得不断前行进步的力量与动力，必须正视历史，尽管这段历史可能无比的沉重。而我在书中的收获除了更全面更辩证的了解的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始末，认清历史之中“爱国”与“卖国”的道德评判标准，我更希望的是自己能真正的做到以史为鉴，知行合一。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我早已久仰大名，但直到前一段时间才把它看完，因为一边要复习准备研究生考试，这本书毕竟不是教材，所以我是抽空余时间来看，前前后后看了有一个多月，才把这本五百多页的著作读完。当时只觉的自己对鸦片战争曾经的固定记忆完全被打破，我看到的是一个结果完全相同，但过程却是如此令人疑惑、不甘甚至愤恨的鸦片战争。但是我读罢此书已经有一段时间，今日再想写写感受，却已经记忆模糊，只能回忆起些许片段，还要再翻开书本才能唤起记忆。
虽说是名为读书感，其实我读的时候根本就没做笔记，只是在书上做些些不疼不痒的记号，把自己觉得有意义或者有疑问的地方标识出来，日后若是再翻到，说不定就茅塞顿开了。
书的一开始，是从琦善卖国论说起的。
中国的历史学，最注重人物评价。打开史籍，善恶忠奸分明，好人坏人一目了然。
在坏人的队伍中，琦善大约可属"最坏"的一类，因为他犯有无论古今中外都视为不赦的罪行——卖国。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会饶恕自己历史上的卖国贼。
关于琦善卖国论，由来已久，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有大臣弹劾琦善收受英国人贿赂，私自签订穿鼻草约。琦善卖国论在近代百年几乎被做成了铁案，李侃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教材里，也是将琦善称之为主和派，虽未直接言明其为卖国贼，但暗指之意确有之。但茅海建老师在绪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在后面的正文中给予了详细的论证，虽然茅海建老师自己说，这不是为琦善"翻案",但从直接结果来说，说这是翻案也没什么不妥。
自古皇帝犯错，大臣担责，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皇帝乃九五之尊，天命所归，是国家的象征，百姓心中的完人，他又怎么能犯错误呢？所以这个责任，只能有臣下来承担，林则徐很不幸成为了第一个，而琦善很快就成了第二个。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蒋廷黻先生就为琦善翻过案了（详见《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并将其称之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家，评价之高似乎让人有点瞠目结舌。而本书中茅海建老师利用中英双方的许多文档资料，证实了琦善不过是个能力平平的人，并非卖国贼，也并非所谓出色的外交家。琦善最先察觉中英军事实力差距，因此他主张"抚夷",但是当时在朝中剿夷派正盛，而道光皇帝也雄心勃勃要向英夷展示天朝国威，现在上奏"抚夷"等于自寻死路。琦善纵横官场多年，科场文字（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有一段关于所谓科场文字的论述，即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朝中官员的奏本开始趋于圆滑，常常避重就轻以迎合上意）、官场规矩自然谙熟于心，自然不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而他又不敢直言英国人船坚炮利，怕触怒了皇帝天威，于是便开始扯谎奉承。当然了，此优良传统也被琦善的后继者们继承了下来。
"体制问题"恐怕是最让人关注的点，从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茅海建老师对于清朝体制的疑惑甚至可以说的愤慨，从军队编制，到战术战略，再到中央决策，皆是自说自话，判断不经实际调查，自恃"天朝国威",认为英夷不值一提，却又在失败之后不肯承认英国人更胜一筹。当时的国家领袖道光帝资质平庸，茅评价其为：才华不如其祖父乾隆，精明不如其曾祖雍正，胆略不及其高祖康熙。从书中所描述来看，道光帝还是个善于推卸责任且摇摆不定，决策能力及其有限的皇帝。
而当时的清朝主力部队是八旗绿营，对抗英国的主力是绿营。而作为主力的绿营，军备废弛，军纪崩坏，平时不训练，一到训练师便雇人过去充数。而且很多部队还存在大量挂名的现象，即吃空饷。且绿营所配备的装备也是最差的，而且鸦片战争期间从各地调兵至沿海，短需一月，长月三月或百日，兵还未到，战争就已经结束；且这些部队还在途中骚扰百姓，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莫说顽强抵抗击退敌人，只要不阵前溃逃就是军纪严整了。
再说战术战略，林则徐号称"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却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一口咬定，只要切断供应英国人的茶叶与大黄，英国人就会因为不消化而死；还说英国人绑腿太紧，因此难以弯曲，故不善陆战。（此想法可能来源于康熙时期马嘎尔尼来华以及嘉庆时期阿美士德来华不愿跪拜的事件，这完全是个人臆测，但奇怪的是当时无人质疑）且林则徐在虎门的布防，茅称之为"书生思维",在用中国传统的防守思维对抗近代化的英国海军。而且林则徐去广州后首先查封了商馆，此做法很可能是借鉴之前的两广总督卢坤。律劳卑事件所造成的两个后果：一是是英国人明白了没有充分的准备不能擅自对这个古老的帝国开战；二是是天朝大吏产生了错觉，认为只要控制商馆即可扼助英夷的咽喉。（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这也间接使得英国人找到了发动战争的借口。第一次英国人在广州得胜之后，便溯江而上想去京城面见皇帝，为琦善拦在天津，英国人递去"禀帖"要求惩办林则徐，开通商口岸，赔偿烟价等等要求。而翻译！！！翻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英国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清朝的附属，他们要求与清朝大员平等交往，但大清官员不这么想，毕竟是天朝上国，怎么能跟别人平等交往，于是翻译便成了一副下人向皇帝乞求的姿态，这也使得道光帝开始由剿转为抚，琦善自然理所应当的上位。
之前说了，琦善因为"穿鼻草约"被弹劾而被列为"斩监侯",其实他确实是在努力减伤清朝的损失并结束战争，而穿鼻草约中所谓的割让香港，在琦善的意识中应当属于让英国人暂住之意，而这也曾上奏过光绪帝并得到批准。所以，琦善被革职，在我看来只不过是道光帝政策转变的牺牲品，在这之后，朝中主剿夷的声音又占据了上风。而之后的`继任者杨芳、奕山、颜伯焘、裕谦、奕经等人，完美展示了一个天朝大员炉火纯青的科场文字功力，他们可以将大溃败说成小胜仗，将不痛不痒的微小胜利描绘成惊天动地的大胜，道光帝被玩弄于股掌之间，根本不了解战场之上的真实情况，也当然不可能做出准确而正确的决策。
读完全书，还会觉得"天朝上国"的观念深入天朝大吏的心中，所有官员都认为清朝是天朝，而英国不过是夷狄，即使战争输了，天朝的文化也是远远优于夷狄的。这就使得国内几乎没有人能够正确的认识中英之间的现实差距，而且有些官员即使认识到了也不敢说，一旦有这种声音出现，马上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被斥为卖国贼还好，弄不好触犯了圣上，乌纱帽都保不住。
当然在整个战争中，也有誓死力争并献出生命的烈士。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自不必说，主战派颜伯焘、裕谦，还有我们最为熟悉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定海保卫战中的守城将士与三总兵葛云飞、王锡鹏、郑国鸿壮烈殉国、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等。即便不论黑白忠奸，这些人保家卫国的气概也值得钦佩。
最后便是历史的反思。茅在最后一章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在研究鸦片战争史时，很快就得出结论：清朝迎战必败，应尽早与英国缔结一项对自己有利的和约。这当然是一种假设。可是，这么一来，我就遇到了来自内心的两项驳难：
一、按照这一判断，清朝就不应抵抗，英国军舰一开到中国海域就立刻投降？
二、按照这一判断，在战场上英勇抵抗的清军将士的血都是白流的？
鸦片战争后，朝中一片欢腾，似乎像打了胜仗一般弹冠相庆，没有人为这次战争做系统的总结。道光帝年事已高，只想得过且过，而参与在战争中的那些人：林则徐、琦善、伊里布、奕山、杨芳、颜伯焘、耆英，没有人通过这次战争的失败，看到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并想要为其变革出一份力，相比于邻居日本，在被黑船叩开国门后，他们的反应又如何？仅仅四十年后，蕞尔小国日本将曾经的老师按在地上摩擦。《南京条约》成了中华民族永远的耻辱标签，而《安政五国条约》成了日本近代成功之母。
"天朝"是一个梦，一个难以惊醒的梦。中国人用了半个多世纪，在亡国灭种的边缘上，才忽然从梦中惊醒，惊醒之后却还想要睡个回笼觉。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我早已久仰大名，但直到前一段时间才把它看完，因为一边要复习准备研究生考试，这本书毕竟不是教材，所以我是抽空余时间来看，前前后后看了有一个多月，才把这本五百多页的著作读完。当时只觉的自己对鸦片战争曾经的固定记忆完全被打破，我看到的是一个结果完全相同，但过程却是如此令人疑惑、不甘甚至愤恨的鸦片战争。但是我读罢此书已经有一段时间，今日再想写写感受，却已经记忆模糊，只能回忆起些许片段，还要再翻开书本才能唤起记忆。
虽说是名为读书感，其实我读的时候根本就没做笔记，只是在书上做些些不疼不痒的记号，把自己觉得有意义或者有疑问的地方标识出来，日后若是再翻到，说不定就茅塞顿开了。
书的一开始，是从琦善卖国论说起的。
中国的历史学，最注重人物评价。打开史籍，善恶忠奸分明，好人坏人一目了然。
在坏人的队伍中，琦善大约可属"最坏"的一类，因为他犯有无论古今中外都视为不赦的罪行——卖国。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会饶恕自己历史上的卖国贼。
关于琦善卖国论，由来已久，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有大臣弹劾琦善收受英国人贿赂，私自签订穿鼻草约。琦善卖国论在近代百年几乎被做成了铁案，李侃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教材里，也是将琦善称之为主和派，虽未直接言明其为卖国贼，但暗指之意确有之。但茅海建老师在绪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在后面的正文中给予了详细的论证，虽然茅海建老师自己说，这不是为琦善"翻案",但从直接结果来说，说这是翻案也没什么不妥。
自古皇帝犯错，大臣担责，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皇帝乃九五之尊，天命所归，是国家的象征，百姓心中的完人，他又怎么能犯错误呢？所以这个责任，只能有臣下来承担，林则徐很不幸成为了第一个，而琦善很快就成了第二个。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蒋廷黻先生就为琦善翻过案了（详见《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并将其称之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家，评价之高似乎让人有点瞠目结舌。而本书中茅海建老师利用中英双方的许多文档资料，证实了琦善不过是个能力平平的人，并非卖国贼，也并非所谓出色的外交家。琦善最先察觉中英军事实力差距，因此他主张"抚夷",但是当时在朝中剿夷派正盛，而道光皇帝也雄心勃勃要向英夷展示天朝国威，现在上奏"抚夷"等于自寻死路。琦善纵横官场多年，科场文字（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有一段关于所谓科场文字的论述，即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朝中官员的奏本开始趋于圆滑，常常避重就轻以迎合上意）、官场规矩自然谙熟于心，自然不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而他又不敢直言英国人船坚炮利，怕触怒了皇帝天威，于是便开始扯谎奉承。当然了，此优良传统也被琦善的后继者们继承了下来。
"体制问题"恐怕是最让人关注的点，从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茅海建老师对于清朝体制的疑惑甚至可以说的愤慨，从军队编制，到战术战略，再到中央决策，皆是自说自话，判断不经实际调查，自恃"天朝国威",认为英夷不值一提，却又在失败之后不肯承认英国人更胜一筹。当时的国家领袖道光帝资质平庸，茅评价其为：才华不如其祖父乾隆，精明不如其曾祖雍正，胆略不及其高祖康熙。从书中所描述来看，道光帝还是个善于推卸责任且摇摆不定，决策能力及其有限的皇帝。
而当时的清朝主力部队是八旗绿营，对抗英国的主力是绿营。而作为主力的绿营，军备废弛，军纪崩坏，平时不训练，一到训练师便雇人过去充数。而且很多部队还存在大量挂名的现象，即吃空饷。且绿营所配备的装备也是最差的，而且鸦片战争期间从各地调兵至沿海，短需一月，长月三月或百日，兵还未到，战争就已经结束；且这些部队还在途中骚扰百姓，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莫说顽强抵抗击退敌人，只要不阵前溃逃就是军纪严整了。
再说战术战略，林则徐号称"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却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一口咬定，只要切断供应英国人的茶叶与大黄，英国人就会因为不消化而死；还说英国人绑腿太紧，因此难以弯曲，故不善陆战。（此想法可能来源于康熙时期马嘎尔尼来华以及嘉庆时期阿美士德来华不愿跪拜的事件，这完全是个人臆测，但奇怪的是当时无人质疑）且林则徐在虎门的布防，茅称之为"书生思维",在用中国传统的防守思维对抗近代化的英国海军。而且林则徐去广州后首先查封了商馆，此做法很可能是借鉴之前的两广总督卢坤。律劳卑事件所造成的两个后果：一是是英国人明白了没有充分的准备不能擅自对这个古老的帝国开战；二是是天朝大吏产生了错觉，认为只要控制商馆即可扼助英夷的咽喉。（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这也间接使得英国人找到了发动战争的借口。第一次英国人在广州得胜之后，便溯江而上想去京城面见皇帝，为琦善拦在天津，英国人递去"禀帖"要求惩办林则徐，开通商口岸，赔偿烟价等等要求。而翻译！！！翻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英国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清朝的附属，他们要求与清朝大员平等交往，但大清官员不这么想，毕竟是天朝上国，怎么能跟别人平等交往，于是翻译便成了一副下人向皇帝乞求的姿态，这也使得道光帝开始由剿转为抚，琦善自然理所应当的上位。
之前说了，琦善因为"穿鼻草约"被弹劾而被列为"斩监侯",其实他确实是在努力减伤清朝的损失并结束战争，而穿鼻草约中所谓的割让香港，在琦善的意识中应当属于让英国人暂住之意，而这也曾上奏过光绪帝并得到批准。所以，琦善被革职，在我看来只不过是道光帝政策转变的牺牲品，在这之后，朝中主剿夷的声音又占据了上风。而之后的继任者杨芳、奕山、颜伯焘、裕谦、奕经等人，完美展示了一个天朝大员炉火纯青的科场文字功力，他们可以将大溃败说成小胜仗，将不痛不痒的微小胜利描绘成惊天动地的大胜，道光帝被玩弄于股掌之间，根本不了解战场之上的真实情况，也当然不可能做出准确而正确的决策。
读完全书，还会觉得"天朝上国"的观念深入天朝大吏的心中，所有官员都认为清朝是天朝，而英国不过是夷狄，即使战争输了，天朝的文化也是远远优于夷狄的。这就使得国内几乎没有人能够正确的认识中英之间的现实差距，而且有些官员即使认识到了也不敢说，一旦有这种声音出现，马上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被斥为卖国贼还好，弄不好触犯了圣上，乌纱帽都保不住。
当然在整个战争中，也有誓死力争并献出生命的烈士。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自不必说，主战派颜伯焘、裕谦，还有我们最为熟悉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定海保卫战中的守城将士与三总兵葛云飞、王锡鹏、郑国鸿壮烈殉国、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等。即便不论黑白忠奸，这些人保家卫国的气概也值得钦佩。
最后便是历史的反思。茅在最后一章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在研究鸦片战争史时，很快就得出结论：清朝迎战必败，应尽早与英国缔结一项对自己有利的和约。这当然是一种假设。可是，这么一来，我就遇到了来自内心的两项驳难：
一、按照这一判断，清朝就不应抵抗，英国军舰一开到中国海域就立刻投降？
二、按照这一判断，在战场上英勇抵抗的清军将士的血都是白流的？
鸦片战争后，朝中一片欢腾，似乎像打了胜仗一般弹冠相庆，没有人为这次战争做系统的总结。道光帝年事已高，只想得过且过，而参与在战争中的那些人：林则徐、琦善、伊里布、奕山、杨芳、颜伯焘、耆英，没有人通过这次战争的失败，看到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并想要为其变革出一份力，相比于邻居日本，在被黑船叩开国门后，他们的反应又如何？仅仅四十年后，蕞尔小国日本将曾经的老师按在地上摩擦。《南京条约》成了中华民族永远的耻辱标签，而《安政五国条约》成了日本近代成功之母。
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篇六
1842年的中国，仍处于落后的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中，面对已经步入君主立宪制的近代化英国，清朝统治者竟用冷兵器时代的思维及外交策略与当时已纵横四海的英国进行对抗，鸦片战争从一开始，便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斗争。这场战争，清朝不仅输在了科技与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落后的封建制度。清朝统治者傲视“四夷”的“天下”观，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优越和外传的历史传统，部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并不低于西方水平的自信。
茅海建先生在书中，从为琦善卖国贼的平反到打破林则徐神话，从介绍清朝武器装备、兵力与编制到介绍英国的当时的船坚炮利，从战争的起始到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我看到的是腐朽制度的沦陷过程，是天朝崩溃的根本所在。但当时的统治阶级却完全没有觉醒，依旧沉沦于“天朝”的美梦，朝臣们关注自身利益，本来该为中国朝阳的年轻一代，也在延续着传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的昏暗时代，即便现在看来，我也止不住的颤栗。
仅仅到此，我已感慨万千。首先我羞于自己对历史的了解，犹记得高中时候历史课本中介绍的中国近现代史，我曾片面的认为林则徐是十足的名族英雄，琦善是恶劣的卖国败类，我曾“认真”的思考，如果当时的中国多出几个林则徐，关天培，斩尽所有的琦善跟耆英，林则除等人若不受到排挤，一心一意抗击英军，那么中国在鸦片战争之中的胜算有多大??当时的我在接受名族英雄们的熏陶之中，将战争之败的根本原因——落后的制度，抛诸脑后。但实际上，我们必须清醒的意识到，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不是多出几个林则徐，少几个琦善，耆英就能避免中国被瓜分的厄运。天朝的崩溃，实质上是落后的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在面对先进的君主立宪制时的整体的崩盘。也正是因为如此，清朝的统治者在国家被瓜分之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时，仍然做着“天朝”的美梦。
进科技改造自己，使得日本从落后的德川幕府时代进入了举世闻名的明治维新时代，最后到达了可以参与直至主导侵华战争的列强水平。其中原委，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或许我可以尝试说服自己，是因为日本没有悠久的历史文明，缺少长时间的历史积淀，没有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体系，使得日本更好的率先的做出亚洲国家由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变，达到了由弱变强的历史性转变。或许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这段历史，用辩证的眼光去接受历史，以史为鉴，做出我国当代社会应有的改变，才能更好更快的实现美丽的中国梦。
阅读完茅海建先生的这本书之后，我明白了历史永远没那么简单，对一个民族来说，如果将历史的优秀描述成神话，把错误粉饰得壮烈，那么这样，将会使历史成为一个民族前进的绊脚石，一个民族想要获得不断前行进步的力量与动力，必须正视历史，尽管这段历史可能无比的沉重。而我在书中的收获除了更全面更辩证的了解的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始末，认清历史之中“爱国”与“卖国”的道德评判标准，我更希望的是自己能真正的做到以史为鉴，知行合一。
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篇七
翻阅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段时间的历史，那段历史让人触目心惊。列强们一次又一次的入侵，人民群众生活水深火热，仁人志士们殚精竭虑。“1840”所有中国人都应铭记这个数字，曾经强大的王朝开始走向衰败。那年，列强用中国人自己发明的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却仍然没有打开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的愚昧之心。他们依然沉浸在“天国上朝、地大物博”的狂妄自大中，殊不知自己早已成为别人眼里的“碗中餐、盘中肉”，实属可悲可恨。
泱泱古国，悠悠华夏，每逢乱世之中，总有才人涌出。谭嗣同，站在了时代的逆风口，主张维新变法，力行改革。他深知中国要强盛，只有向列强学习，发展民族工商业。终于在1898年，他领导了历时百日的“戊戌变法”运动。期间，他力辅光绪帝，推行变法，整顿官制，革除弊政。最终仍回天无力，在高呼“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歌中，愤然离去。变法失败，但却为日后的辛亥革命种下了希望的种子。不管前路多坎坷，中华民族绝对不惧分毫。13年后，腐朽的封建王朝终于推翻，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中华民族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弱国无外交”，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被拒绝，而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仍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此消息一传回国内，当时的学子们无不捶胸顿足，愤慨不已，当日便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全体学生临时大会。他们慷慨陈词，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第二日他们便开始示威游行，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就此展开。
回顾往昔，艰苦岁月，我无法用一篇简短的文字将这厚重的历史一一道尽。只能以史为镜，珍惜现在，展望未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可是偏偏有人忘记了今天的一切是如何的来之不易，甚至不惜成为跳梁小丑。看看如今的“港独废青”们……历史上，只有民不聊生见革命，未曾有自称革命而搞得民不聊生！原本繁华的“购物天堂”，却被废青们弄得乌烟瘴气，可悲可叹。
现在的中国已非往昔的“大清”，中国的发展速度正令世界瞩目，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一分子，都需要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正如先辈们用青春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一样，如今我们也要用自己的青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此才能不悔青春。
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篇八
疫情期间，有幸拜读了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这本书号称“鸦片战争再研究”，包含了对以往的研究的批判。阅读这本书，使我更加的了解了那个时候的历史，感觉与更真实的历史接近了。
阅读这本书，感觉茅海建治学非常的严谨，让我从中受益匪浅。让我了解到了我以前未曾知道的历史事实。看到此书，兴奋之余还会和我的朋友分享，给他讲述书中的精彩之处。其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关于三元里抗英描述。三元里今天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在1841年5月29日至31日，英军占领城北越秀山时期，爆发了一场以三元里为中心的抗英活动。三元里抗英今天的地位，已经被人为的夸大了很多次，那么当时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三元里抗英究竟有多大的作用？这本书里给了回答。
但是，从以后裕谦在定海的表现可以看出，在当时天朝上国和儒家传统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的人们把战争的失败都归结于将领和士兵的不作为，不努力，归结于奸臣害国。而不是自身的实力不足，自身的兵器太弱。他们觉得战争获胜的主要原因是民心团结，将士拼命。因此，也不难理解当时的人们为何会把三元里抗英神化了。
而后，茅海建先生又对三元里抗英的影响做了区分，这也是让我最为赞叹的地方。三元里抗英客观上是一次爱国行为是毫无疑义的，但主观上绝不是在爱国精神的影响下行动的。三元里抗英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保卫祖国的战争。中国历史数千年，中国的老百姓早就已经在历史的变迁中习惯了改朝换代。对于老百姓来说，谁当皇帝谁坐江山都是无所谓的。因为谁当统治者，他们都是被剥削的那个，他们的生活并不会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只不过是交税的人从满清皇帝变成了漂洋而来的白人。只要不触碰他们的利益，他们便会成为最好的子民。因此，三元里抗英是值得百年称颂的事情，但不应该将其上升为爱国精神的高度，这与当时的时代不符。
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了很多以前误解的地方，也学到了很多研究历史的方法，今后定会学习茅海建先生治学严谨的精神。
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篇九
夏洛克·福尔摩斯是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笔下的一个人物，《福尔摩斯探案》是以福尔摩斯的助手华生的视角，记叙了福尔摩斯让世人惊叹的推理。福尔摩斯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世界上最著名的名侦探之一。
柯南道尔一生写了福尔摩斯很多的故事，比较著名的有《血字的研究》、《四签名》、《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最后一案》等等。在《最后一案》中，福尔摩斯和宿敌莫里亚蒂教授在瑞士的莱辛巴赫瀑布决一死战，双双落下了悬崖。后来，柯南道尔又应读者的要求，让福尔摩斯奇迹般地复活，又接办了很多著名的案子。看过《福尔摩斯探案》的人，都会被他完美的推理所折服。我通过阅读《血字的研究》这个案子，对福尔摩斯的办案推理有了深刻的认识。
小说开篇记叙了华生从阿富汗战场归来，因为合租房子而认识了福尔摩斯。两人第一次见面，福尔摩斯就推理出了华生曾经在阿富汗战场待过。这让华生惊叹不已。随着剧情的发展，当福尔摩斯详细得说明了他推理出这个结论的全过程时，我被他的推理能力所折服了。没有一丝线索和背景，只见过第一面，仅仅凭着第一眼的印象和观察，在不到1秒内就得到了准确的结果。这是一个吸引人的开篇，使我们对福尔摩斯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还有一段推理让我印象深刻，这来自于对劳瑞斯顿花园街的惨案的调查，福尔摩斯观察完现场后推论道：“这是一件谋杀案。凶手是个男人，他高六英尺多，正当中年。照他的身材来说，脚小了一点，穿着一双粗平方头靴子，抽的是印度雪茄烟。他是和被害者一同乘坐一辆四轮马车来的。这个马车用一骑马拉着，那骑马有三只蹄铁是旧的，右前蹄的蹄铁是新的。这个凶手很可能是脸色赤红，右手指甲很长。”这番话搞得大家一头雾水、将信将疑。
离开凶杀现场后，华生询问福尔摩斯如此推论的其中缘由，福尔摩斯回答道：“一到那里，我首先便看到在马路石沿旁有两道马车车轮的痕迹。由于昨晚下雨以前，一个星期都是晴天，所以留下这个深深轮迹的马车一定是在夜间到那里的。除此以外，还有马蹄的印子。其中有一个蹄印比其它三个都要清楚得多，这就说明那只蹄铁是新换的。这辆车子既然是在下雨以后到那里的，同时根据葛莱森所说，整个早晨又没有车辆来过，由此可见，这辆马车一定是昨天夜间在那里停留过；因此，也就正是这辆马车把那两个人送到空房那里去的。”听完分析后，之前感到惊奇的华生马上表示：“这看来好象很简单”。柯南道尔很好地在之前作了伏笔，他写福尔摩斯来到现场时提前下了马车，走了一段路，并不急于到尸体躺着的房间，结果发现了脚印和车痕，这才有了上边的结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福尔摩斯是多么的心细，那些印痕之所以能让他发现到，不在于他“未卜先知”，而在于他的细致。
打算把警察引入起途”，而并非早已规划好的策略，故他没有及时想到弯下腰来改变血字的位置，以达到进一步搅乱警方调查，因此福尔摩斯以血字的高度来推测凶手的大致身高，是很有科学性的。
接着华生又问到凶手的年龄，福尔摩斯回答到：“假若一个人能够毫不费力地一步跨过四英尺半，他决不会是一个老头儿。小花园里的甬道上就有那样宽的一个水洼，他分明是一步迈过去的，而皮靴子却是绕着走的，方头靴子则是从上面迈过去的。这丝毫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大多数老人没有练“太极”，小孩一般也不会干凶杀，所以不出例外的话，这条结论也比较合乎情理。
还有就是凶手的手指甲，福尔摩斯又如此推论：“墙上的字是一个人用食指蘸着血写的。我用放大镜看出写字时有些墙粉被刮了下来。如果这个人指甲修剪过，决不会是这样的。”凶手要是修剪过指甲的话，他也不会刻意地用指甲去刮墙壁。
《血字的研究》是非常短小的一个案子，却充分地表现出了福尔摩斯的推理能力。正因为它短小，所以它更说明福尔摩斯推理能力的高超。不过从福尔摩斯的分析看来，他是结合了不少当时的社会背景的，他对华生职业的推论是因人而异、随机应变，而并非适合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死规律。所谓的推理，很多时候毕竟是经验之谈，并非是绝对唯一的铁定答案，犯罪事件总是富于变化的，而没有实践的推理就只是猜测而已，推理本身就带有推论，高明的推理就是比别人分析得更准确一些。但再高明的推理也只能办到相对准确，而不能办到绝对无误，凡事都有例外，有些平时我们认为顺理成章的事儿，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就会被否定掉。所以推理最重要的是“合情合理”，能够令人信服，而不是“先知”、“预知”、“神算”。
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篇十
福尔摩斯，这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在这本书中有多少犯人栽在他的手里！
今天我虽然只看了其中的《血字研究》，我还是很钦佩他。
华生是一位军医，后来负了伤，政府给了他九个月的假期，他遇上了福尔摩斯先生。和他一起拼租房，后来他接到案子，他们来到了一座空屋，虽然里面只有一个蜷曲的尸体和一个德文“复仇”，但福尔摩斯三天之内就找出了真凶。可是现在，人们都“堕落”了。为了一点钱，不顾朋友的安危，遇上小偷像只绵羊，不过也有“猎犬”。
有一次，我正在坐公交车，忽然加快了速度，在公安局门口停下了，原来一个大盗在车上，司机发现了，就把车开到公安局门口，大盗被擒。
有一个故事：在一个大医院，一个小偷伺机行窃，很多人看到装没看到，显然是怕了他，当他来到精神病科时，一个患者冲上来给他一脚，小偷飞来一刀，他躲了过去，好像是被激怒了，上来就是一拳，小偷被打得精神恍惚，晕了过去。院长为了感谢他，全力以赴的给他治疗，后来他知道自己的经历后就当了一名警察。这个故事里，虽然他是一位病人，但他的“勇敢”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福尔摩斯虽然有时像冷血人，办案就像比尔盖茨；分析问题像数学家；抓犯人时像猎犬。
我长大以后，也要当一位侦探，为人民奋斗，为和平拼搏，为志向发奋。
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篇十一
琦善、奕山、牛鉴是著名的卖国贼，如果把鸦片战争搬上京戏的戏台，他们必是曹操般的大白脸。而林则徐、关天培、葛云飞，则是一个个正气凛然的名字，虎门硝烟、三元里抗英，一派全民族上下同仇敌忾、共同对敌的架势。从现在的历史书里，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会失败，败在昏聩的皇帝、腐朽的社会制度、无耻的卖国贼。
但是这本书却有不同的观点：关天培、林则徐的红脸，奕山、琦善的白脸，其实是经过后人的描画，是为了意识形态的统一认识而特别实施的愚民教育的一种。关天培自己未必以为自己是为国捐躯，更多的可能是坚守了职位的本份；林则徐不一定是了解了世界局势因而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御敌方略，更多的可能是坚持为官操守维护天朝体统；奕山、琦善都曾是主战派，惜命、爱官的毛病是有的，但要说他们都为一己之私欲卖国求荣恐怕有失公允；连道光这个老皇帝，他当不好这个皇帝、眼界不高、谋略不深都是有的，但国是他自己的，总谈不上自己出卖自己。作者通过此观点进而引出主题：鸦片战争的失败，究竟应归结于中国的落后和保守，还是应归结于琦善等人的原因？本书的核心问题，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能否取得鸦片战争的胜利？这是一场胜或负的结局皆有可能操作的战争，还是一场必定要失败的战争？如果战争必败，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段历史？作者不断地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之下，提出假设，因为已经发生之事并不是最有可能发生之事，历史学家会注意到历史可能出现但未能出现的转机。
《天朝的崩溃》从兵力、武器、指挥、战术等诸方面证明当时的清军无论如何抵挡不了英国侵略军的进攻。文中关于中英双方使用武器、舰船、军队的编制以及作战方法，都有很细致的描述。例如对英国军舰的载炮门数，更是不厌其繁一一例举；对英军采用的战术，即战舰攻击正面陆军抄袭背后的近代军事学术，也是做了具体的分析。
首先清朝的兵力虽在人数上占优势，但当时的清军驻防分散，难以集中，调动也很困难，战斗力相当差劲。而英军在鸦片战争后期人数已经达到两万，可以算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军队，而且在大部分战场，清军迎战的兵力仅比对手略多或持平。其次从武器上说，清军的火器源于明朝末年，近二百年间几乎没有技术上的改进，发射的速度、准确性都比对手差，而且受资金等条件限制，难以更新，有的火枪竟是上百年的“文物”。大炮也类似，式样和当年明军阻击后金进攻时的红衣大炮差不多，铸造技术也落后，使用时经常被炸裂伤及自身，射程、准确性自然不高。更有很多士兵还使用大刀弓箭，无法和近代化的英军相比。最后制海权的丧失，我觉得是清军战败的另一重要原因。近代以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英国的海军力量一直称雄世界，而在近代的战争中，谁取得了制海权，就等于成功了一大半，这就是在50年后的甲午战争中日本首先要歼灭北洋舰队的根本原因。从这几点来看，清军实力实在无法和英国相抗衡，而且清政府在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侵略者大的毫无还击之力时仍然做着天朝美梦。这也是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清朝方面从来没有把英国看成一个平等的对手，战败之后也从未吸取教训。
在作者看来，中国应该向日本一样，不必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而应当尽快签订和约，再走自强之路。对此我不赞同，我认为当时，中国的改革势在必行，而签订合约后的安逸并不适合中国，抵抗、牺牲是一个必然付出的代价，直接投降的作法从中国人民的感情上是说不过去的，虽然这样一定充满了鲜血，但也只有鲜血，才能激励国人的觉醒；只有鲜血，才能推动中国的发展。历史是不可改变的，中国发展到这个样子，应该说被列强的炮火打开国门是一个必然，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似乎也是无可挽回，真正可悲的是战败后的中国没有能够及时走上自强的道路。
正如书中所说：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以史为鉴”，正确的看待历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我们要吸取教训，不断地鞭策自己，不在重复那些错误，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篇十二
《哲学研究》讲述了：在西方哲学史上，维特根斯坦是唯一创造了两种不同哲学而又各自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前期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后者则以《哲学研究》为象征。《哲学研究》告别了传统西方哲学以理想语言为基础、试图探索语言本质的静态逻辑构造论，重新将语言哲学捡回到日常语言中，将语言的实际运用、语言的功能作用作为出发点。他所提出的“语言游戏”和“家族类似”对语言哲学的发展贡献基本。《哲学研究》译者陈嘉映为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译者。《哲学研究》直接译自维氏的德文原本，因而是迄今中国最贴切、最准确的这一哲学名著的译本。
人的思想封闭自锁，在意识内部进行，和这种封闭比较，一切物理上的封闭都是敞亮的。
发觉一种不熟悉不自然的感觉比较容易些……我突然停下来，审慎地或不信任地打量事物或人们，说，“我觉得这一切都很陌生。”——但并不因为存在着这种陌生之感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熟知的.、不感到陌生的每一样东西都给我一种熟稔之感。——我们以为，一度由陌生感占据的位置似乎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总要被填充上。为这种气氛而设的位置就摆在那里，不是这种感觉占据它，就是另一种感觉占据它。我说了“我现在要欺骗他”这话并不使得我的意图变得比它原来所是的那样更确切些。——但即使你说了这话，你就一定十分认真地意谓这话吗？事物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方面由于其简单平常而掩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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