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需要学会平衡工作与生活的需要。写总结时要注意文字流畅、条理清晰，使读者能够轻松理解。以下是一些经典的总结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写作提供参考。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对人们的思维习惯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种形势下，文化产业迅速发展起来，成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用文化产业带动经济发展，说明我国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取得进展，经济发展模式正在转变之中。纪录片是文化产业中的活跃部分，深受人们喜爱，研究纪录片的策划选择题是非常有必要的。
1策划含义概述。
从现代意义的角度理解，所谓的策划就是在一些信息素材的基础上进行设计，形成一种思路、创意以及方法等，为后续的实际操作提供依据。这一概念被引入到电视节目创作以后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一名电视人需要长期研究的课题，选题策划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一方面，这项工作为节目创新提供了思路和方法，可以说策划已经成为节目创新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策划是节目制作的第一步，可以有效避免决策失误问题，提升信息及其他相关资源的利用率，可以说做好策划工作，一个电视节目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纪录片选题策划中，虽然由于节目固有性质导致创作的自由度受到限制，但是选择策划仍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实际上记录片是将真实事件以艺术的`方式再现出来，在不违背事实的前提下提高节目的感染力。总之，纪录片选题策划工作非常重要，是在现有信息上的一种选择过程或者说是一种创作过程[1]。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二
一部好的纪录片需要有好的拍摄素材，即确定选题，在选题的基础上进行策划，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拍摄方案，有了好的选题和策划，那么一部纪录片的成功就取得了一半。1.具有真实性和时代特点的事物。《舌尖上的中国》选题为中国大江南北的故事，从原料挖掘到制作过程到商品流通，讲得很透彻，而且善于通过煽情的话语引起乡人的回味和眷恋。《舌尖上的中国》通过“家乡的味道”、“家庭的真实故事”，把天南地北的全国人民的心联系在一起，让我们感动，让我们回味，让我们思考，妙不可言的同时也隐藏着编剧的智慧。
具有典型性、故事性和趣味性的题材。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选择饮食作为纪录片的选题，具有广泛的受众群。在选题方面，《舌尖上的中国》选择了中国历史悠久的饮食文化，介绍的都是遍布大江南北的各地特色食料，比如岐山的躁子面、陕北的黄摸摸、嘉兴的粽子、西安肉夹摸、镇江锅盖面、诺邓火腿、石屏的豆腐等等，他们大都是我们老百姓餐桌上喜闻乐见的食物。每一种食物都是以一个家庭、一个故事展开，引人入胜。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居民，浓重的当地口音，一听就亲切，一听就地道，这很容易让人相信，他做的美食也一样地道.
二、解说词的特点与画面、声音的关系及相互作用。
《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集《自然的馈赠》的解说词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解说词多以短句为主，铿锵有力，朗朗上口。短句的好处在于，单位句子里的信息量很少，容易让听众吸收和消化。而且文字简练，第一段短短几句之后就开门见山地讲道:“本集将展现美味背后人和自然的故事。”字里行问蕴含着对祖国自然景物的崇敬和热爱。
解说词不能单独存在于画面或者声音之外，解说词与画面、声音是相互合作、相互配合的，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使纪录片达到整体的和谐与优质。当解说词不能很好地传达画面信息时，就需要声音的帮助;同时，解说词还要配合画面的长短、节奏、音响和音乐的风格等因素。
三、结构。
《舌尖上的中国》叙事结构是以基层家庭故事为单位的微观空间结构。花色多样的'食物，无一不出自一个个由夫妻、父子、母女、兄弟姊妹及他们的邻里组成的家庭。这些家庭分散在中国的大江南北，大到城市楼宇，小到乡村田野:从云南香格里拉采拾松茸的单珍卓玛及其父母，到湖北嘉鱼挖藕的圣武、茂氏兄弟;从陕北小城制作贩卖黄摸摸的老黄夫妻，到宁波和祖母一起做年糕的宁宁，再到黑龙江绥化呼兰河边腌制泡菜的金顺姬母女，在这些家庭中，每个人都有名有姓，但绝非高名大姓，与诸多纪录片中出现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不同，他们是中国的普通民众，是中国底层老百姓的主要构成者。
这样的叙事结构使得《舌尖上的中国》具有了细节充实之美，通过塑造一个个普通人的形象及他们的平淡生活，《舌尖上的中国》把中国还原给电视观众，把庶民大众从更深的层次纳入中国的血脉.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三
电视纪录片不仅是视觉艺术，而且是听觉艺术。作为电视纪录片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对传播电视纪录片的影像意义与表达电视纪录片的主题内涵都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逐渐演变为影响电视纪录片创作与鉴赏的重要手段。随着电视纪录片创作实践的不断拓展与深化，电视纪录片已不可缺少音乐作为其中的元素。作为电视纪录片的重要表达手段，音乐拓展了电视纪录片的风格表现空间与主题表达视域。
通常而言，音乐给人们的印象似乎只是电视纪录片的一种若隐若现的点缀，一个若有若无的配角，但是，音乐实质上是电视纪录片的灵魂所在。音乐运用与调控得当，能够直接提升电视纪录片的艺术底蕴，丰富电视纪录片的思想内涵，使电视纪录片更加具有形而上的审美价值指向。因此，创作与鉴赏电视纪录片应该关注音乐艺术表现形式的开发与拓展，解读电视纪录片音乐的美学特征。
一、动态特征：音乐与影像的实时互动。
电视纪录片声音的三种构成要素为音乐、音响与语言。在电视纪录片作品中，声音与影像相互融合。由于融入影像，电视纪录片中的音乐已经不再是原本意义的纯粹音乐。换而言之，电视纪录片音乐研究应该立足于声音与影像的相互结合与实时互动而展开。音乐与影像既犹如两个单词，组合到一起就会产生新的意义，又类似一双筷子，需要在彼此协作中才能更佳地诠释电视纪录片。融入电视纪录片的音乐，获得了一个具有可视感的影像空间。音乐与影像的结合，使音乐在电视纪录片中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电视纪录片影像的空间转换涉足了电视纪录片音乐的时间流变。
电视纪录片的叙事往往以时间为轴线，来表现变迁当中的动感。作为电视画面来讲，这种空间感和时间感的拓展难度较大。而运用音乐艺术，来表现这种跨度，以音乐风格变化来实现场景的转换，则相对容易很多。音乐与影像的互相渗透与彼此融合在电视纪录片中的主要体现形式就是音乐与影像的实时互动。电视纪录片中音乐与影像的实时互动，将升腾跌宕而具备听觉美感的声音乐符跳动与生动形象而具备视觉美感的影像画面运动彼此结合，不仅使电视纪录片音乐的灵动性绘声绘色地表现于电视纪录片的叙事情节中，而且使电视纪录片影像的流动性生动传神地体现于电视纪录片的声音乐符中。电视纪录片中音乐与影像的实时互动，既鲜明地突出了电视纪录片的主题，又出色地显现了电视纪录片的基调，不仅使电视纪录片的形象更加生动活泼，而且使电视纪录片的意象更加丰富多彩。音乐空间是电视纪录片空间的独立单元。
二、感受特征：视觉与听觉的综合体验。
从本体特征来看，电视纪录片其实就是音乐与影像在时间与空间的共同演绎中塑造视听银幕形象。作为电视纪录片两种不同的媒介表现材料，音乐与影像是在相互协作中引发观赏者感知视听艺术魅力的。观赏者既要从影像中获得观赏电视纪录片的视觉满足，又要从音乐中强化观赏电视纪录片的听觉感知。由此而形成的电视纪录片音乐，将影像带来的视觉形象与音乐引起的听觉意象相互融合，实现欣赏电视纪录片的视觉与听觉直观体验的和谐统一。
电视纪录片的观赏者是结合着电视纪录片的镜头来感受音乐的，而音乐又强化着观赏者对电视纪录片的感受。电视纪录片音乐的听众就是其银幕前的观赏者，视觉与听觉的共同感知，呈现了电视纪录片音乐欣赏与一般音乐欣赏之间的差别。音乐的播放与影像的变化作为整体共存于电视纪录片作品的同一时空中，观赏者的听觉在感受音乐信息时，视觉也在感受影像信息。音乐与影像同时传递给观赏者时，视听器官运用大脑迅速交流与反馈，获得单纯用听觉感受音乐或用视觉感受影像所无法体验的复杂艺术感受。电视纪录片音乐不再是纯粹的时间艺术，而是蕴含了一般音乐所无法具备的视觉信息。音乐与影像共同塑造了电视纪录片复杂而综合的视听艺术形象，同时也给观赏者带来了复杂而综合的视听艺术感受。
电视纪录片当中特别强调了音乐空间延展的独特作用。非独立性和协调性音乐本身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形态，它的这一特性在表达和展示艺术气氛渲染艺术效果上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在电视纪录片的.剪辑制作当中，声音导演将音乐表演艺术家的音乐通过剪辑整合，把它们对于原作的理解和感受，通过恰到好处的表演，将音乐形象传达给听众，使听众获得艺术美的享受。电视纪录片中的音乐与通常概念下的音乐具有不同的艺术形态，它是专门为电视纪录片创作、编配的音乐作品，它既具备了一般音乐的特性，如长于表现而拙于再现、抒发情感、渲染气氛等，又具备了独特的具体可感性，它要表现完美的艺术形象，必须通过与画面及其它表现手段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可以说画面与音乐的契合，是构成电视纪录片声音制作成败的关键因素所在。
三、指向特征：创作与欣赏的审美指向。
一般音乐的审美是人们单纯借助听觉而体验与感悟其所蕴涵的美学真谛的，属于抽象层面的审美过程。与一般音乐的审美有所不同，电视纪录片音乐具有独特的创作与欣赏的审美指向。电视纪录片音乐的审美指向，大体表现为两种类型：其一是电视纪录片音乐创作的审美指向。电视纪录片音乐的创作应该基于综合考虑电视纪录片的主题内容、风格特点与时代特色等因素，使电视纪录片音乐的旋律基调、演唱风格等与电视纪录片本身相符合。因而，电视纪录片音乐的创作具备了明确的审美指向;其二是电视纪录片音乐欣赏的审美指向。在电视纪录片中，音乐与影像通常是同时呈现出来的。电视纪录片音乐不仅烘托了电视纪录片的主题内容与环境氛围，而且展现了电视纪录片的内在意蕴与潜在旨趣，使观赏者产生一种多感官、全方位的共鸣体验。因此，电视纪录片音乐的欣赏也具备了鲜明的审美指向。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四
“虚实相生”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情趣之一，自“有无”到“阴阳”，自“空灵”到“妙悟”，哲学中的“虚实”逐步延伸到文学艺术领域，成为影响中国美学与艺术的重要理论之一。
“虚实相生”的文艺创作手法在作为有声语言艺术的电视纪录片配音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凸显。为了将文学语言准确生动、富有意蕴、引发思索地传递给观众，配音者要将解说词的内容进行虚实、有无、隐现等转化，创造出情境美、交流美、和谐美、留白美，让观众在情感共鸣中达到审美愉悦。
再现文字的情境美。
电视纪录片配音是将已有的文学作品转化为有声语言的表现形式。对配音者的要求绝不仅限于单纯的发音规范、字正腔圆，而要通过解说再现文本的意境美、情感美。
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形式，解说词在表现手法上会运用文学作品中虚实相生的写作手法，或化虚为实、或以虚带实、或实中存虚、或虚实相映。备稿时，配音者必须依据影像的拼接步骤把握解说词的内容及特征。
如纪录片《唐之韵》的解说词，以散文诗般的语言记述了唐代诗歌的发展历史和诗人们丰富的生活经历及其风格迥异的代表作品，情感跌宕，大气磅礴，极具文学色彩。这就要求配音者要将未闻、未见、未体会过的情与景转化为已有的积累和体验，感受“象”外之旨，由实感虚、由虚悟实，形成具有意中之境、飞动之趣的艺术空间。其中有这样一段：
于是陈子昂来了，像巨人一样挺立在幽州台上，面对着无限的时间与无限的空间，如春雷炸响一样高唱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多么悲壮的歌声，像从历史的深处腾出，不仅一声就唤醒了永远辉煌的盛唐诗，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在中华大地上产生审美的冲击波!
在解说这段话时，高峰用心灵与历史交融，用情感与诗人共享，其中对诗歌内容的朗诵以虚声为主，其余用声偏实，将声音的虚实变化与解说词的意境虚实融合，产生与诗人心灵在宇宙生生不息、虚实相依的律动中对话，在感觉与想象交织的灵境中达到共鸣与默契。
再如大型电视纪录片《故宫》用描写与议论相结合的手法展现了闻名于世的古建筑的辉煌壮观。周志强配音时非常注重在平实中展现情景美：
中国古代有一种祈福的祭祀活动叫赏，后来演化为人们暮春郊游的风俗。文人墨客此时也要相邀聚会，最著名的一次被记录在王羲之的《兰亭序》中。九曲蜿蜒的水渠中清水流淌，随波逐流的酒杯停在谁的座前谁就要吟诗作赋，否则就罚酒认输，这就是“曲水流觞，修赏乐”，乾隆皇帝以此为根据，给这个亭子起名“赏亭”。
这段话是用历史故事来诠释“赏亭”得名的由来，其间对饮酒作诗的场面与细节虽没有作过多的渲染，但是古代文人们的洒脱豪放、酣畅淋漓依稀隐现在字里行间。周志强的解说非常细腻，通过声音中细小的变化，以溪流淙淙、垂柳依依、酒杯顺流而下，将文人吟诗作对的情景展现在观众眼前，让观众感受到古代文人的浪漫情怀。
袁行霈先生曾经说过：“鉴赏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一种赋予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如果说艺术创作是自己的生活体验借着语言、声音、色彩、线条等等表现出来，那么艺术鉴赏就是运用联想将语言、声音、色彩、线条等等还原为自己曾经有过的类似的生活体验。”解说词中的情景不是配音者都经历过的，解说时要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与联想，让思想感情始终处于运动状态，才能感受到文稿中的情与景，创造情景美的效果，进而增强艺术表达的感染力。
产生具象的交流美。
根据有无交流对象的存在，可将播音员、主持人的工作环境分为“虚实”两种情况，即无对象交流和对象交流，而纪录片解说明显属于无对象交流。从专业角度上来说，要求播音员、主持人在“无对象交流”的情况下做到“心中有人”，即对交流对象的感知要具象，不仅要想到通常所说的交流对象的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等，还要能想象到听众的眼神、动作、服饰以及听到语言信息后的反馈，真正做到通过眼神交流达到心灵的共鸣。
纪录片对解说者的要求亦是如此，对交流对象的想象越具象，听众的感知就越鲜活、越真实，通过想象与联想同观众交流，接受反馈，便于准确地把握解说词的基调、节奏、风格等，同时也能及时调整自己的解说状态。
如《北京记忆》是从对北京大杂院、饮食、娱乐、交通等点滴生活的感受中反映北京的发展变化，这些都是与百姓息息相关的'生活琐事，配音者所想象的对象可以是亲人、邻居、同学、朋友，就像拉家常、聊见闻、谈感悟，相互之间产生亲切感、信任感、美感。
老人又回到了以前的旧居，她曾在这间二十平米的小屋子里结婚生子，夫妻相濡以沫，拉扯四个子女长大成人。点滴往事一如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曾经的生活场景，伴随着记忆正在渐渐远去。
在这段配音中郭炜语气亲切自然，时而平和、时而低沉，让听众感到很强的交流感，此刻配音者用自己声音推开了历史的闸门，让听众在时空的隧道中触摸到那段远去的历史。交流对象质与量的具象化产生的真实美，让配音者找到了活跃积极的心理状态，有的放矢地向观众传达情感。配音者运用虚实相生的原则将虚无的听众转化为实在的交流对象，在向想象中的对象不断倾诉、呼应、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互动与灵犀，达到用声音传递美、用心灵感受美的效果。
传递声音的和谐美。
置身于浓妆淡抹的图画里，帕奈博士经常情不自禁地赞叹，举世也只有九寨、黄龙的水有如此巨大而神奇的力量，而它眷恋着人间独钟着中国，就在这中国西南的深处角落渲染出一片彩墨山水。
对于九寨沟和黄龙，水是美丽的缔造者，也是它们生命的源泉。水，在这里幻化了神奇之后，也将从这里走出深山，流向几百公里外的长江。
李易配音时，吐字柔长、用声舒展、虚实结合、虚声偏多，使声音与明丽、优美的画面和音乐相融合，充满了意蕴美，整体形成蜿蜒的旋律，产生美感。
再如《同饮一江水》运用富有感性和思辨的语言，讲述6个国家在地理位置与历史发展中不可割舍的关系。解说词娓娓讲述着不同国家的风情和生活故事，绘出一幅大湄公河次区域丰富资源、灿烂文明、独特人文的精彩画卷。
大海与河流在纵向和横向上，将次区域各国更多元地融合在一起，河流联结了次区域六国，大海将次区域各国与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河流哺育了次区域六国的人民和这里伟大的文明。而大海是所有这些走向世界的通途。大海意味着次区域未来更广泛的交流、友谊与发展。
刚强的解说整体以讲述与渲染相结合，既接近生活语言表达又不失饱满的情感。吐字用声适中，节奏舒展平缓，极为自然流畅。用声以半实为主，根据内容或为半虚。“更多元地融合”声音由虚到实，“交流、友谊与发展”中由实到虚再到实。刚强的声音在整体和谐中，时而平实自然，时而舒展柔和，时而厚实凝重，形成了有声语言自有的韵律感和质感，也让观众深切地感受到本片所宣扬的“和平、友谊、合作、发展”的主旨。
构成停连的留白美。
“此时无声胜有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诗句就是对留白艺术作用的描述。留白之美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中大放光彩。绘画、书法、建筑、园林、舞蹈、音乐、电影、戏曲中无不留有留白所产生的无限遐想空间、广袤深远意境。
电视纪录片画面拍摄手法中注重留白的运用，而声音的配音也应当有的留白存在。声音的停顿为虚、情感的连接为实，正是所谓的“声断情不断”，不是戛然而止，而是回味无尽。这种“停顿”，是一种画面的转换和延伸，情感的过渡和回味，恰当运用声音留白，能产生言已尽情未止、声已落味更浓的效果。给观众留下想象、回味、思索和判断的空间，这样比喋喋不休的直白表达更自然、更深刻。正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
留白让观众有空间思索和判断，与起初的感性认识相互作用，从而加强对纪录片本身的认识和理解。如《圆明园》运用充满诗意的语句描写出了圆明园的奢华与气派，而在残垣断壁之下埋藏着历史的辉煌。
给这段的配音时，李易在每一省略处都运用了大量的留白，观众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想象圆明园华丽的外观、精美的装饰、奇妙的布局，可谓是神奇瑰丽，亦梦亦幻。如果在解说时取消了这里的留白，就会显得节奏过于紧凑，也剥夺了观众回味反思的时间与空间，不会产生最终意味深远、令人惋叹的效果，削弱了对主题的表现力。留白之美是一种表达手段，是一种审美体验，是一种艺术追求。
“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以其长久的生命力影响着中国的文艺领域。在电视纪录片配音创作中“虚实相生”的原则也以其无穷的魅力由内而外地渗透到各个环节，配音者与文字在体验与联想交织的对话中达到心灵的契合，与观众在声音与想象互动的交流中达到情感的共鸣。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五
电视纪录片《信仰》诠释了中国人是如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如何坚守信仰，如何取得信仰的胜利。历史选择毛泽东和蒋介石代表各自的阶级和政党，用手中的枪杆和心中的信仰，用对历史的感触，和对未来的预测，在饱经风霜的中国大地上，在进行一次猛烈的碰撞，中国的命运也就取决于这两种信仰的博弈。这种信仰成了中国人寻找一条民族的独立和现代化的道路的'力量之源。
这部纪录片让我重新认识了我们伟大的党，以及那始终引导我们坚定不移的信仰。19，《共产党宣言》创造了共产党信仰的起点。1992年，邓小平曾经回忆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abc》，正是以《共产党宣言》为起点，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停的追寻，坚守自己的信仰，发挥了他永恒的魅力。
九十年前，南湖澎船里的仁人志士悄然酝酿着时代的蓝图。开天辟地慨而慷。《共产党员宣言》确立了中国人民自己的信仰，在这种力量的支持下，民族先锋队开始了救亡图存的伟大探索，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共产党宣言》引导彭湃从一个富家子弟走向革命之路，从他烧田契开始，已经开始绽放出信仰之光。
19，中国共产党诞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揭开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新篇章。
有了信仰，还要坚守，正是有无数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坚守自己的信仰，才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聆听着片中的入党誓词，再次心潮澎湃，历经各种时期，党的誓词也在不断修改，但毛泽东主席添加的“永不叛党”一句从未更改。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在用生命捍卫自己的信仰。方曾写过：死，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他在《可爱的中国》一书中说道：中国一定有个可爱的光明的前途。正是由于像他这样对信仰的坚守，他心中的光明前途现在已经出现。当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能坚守自己的信仰，像陈公博、张国焘等人，他们终将被历史所唾弃。
中国共产党创造历史奇迹靠的是什么？就是信仰。湘江战役陈树湘断肠而死，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陈毅的“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表达了对信仰的忠诚，张思德的为人民服务，刘胡兰的“怕死不是共产党员”，无不是对信仰的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共产党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从苏维埃到民族解放，从新中国到五星红旗，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去实践自己的信仰，共同的信仰让人们凝聚起来，为信仰而奋斗，就是为未来而奋斗。
我深信，在信仰的照亮下，在旗帜的指引下，我们将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六
像我国纪录片《八廓南街16号》也是这样一种旁观式的记录。镜头对准了西藏八廓南街的一个居委会，摄像机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中，观察着这个党的最小的职能机构，这么一个党与人民的交界面，等待着事件的发生。对于片中在审讯小偷段落所采用的惟一一次双机拍摄，导演在成片后还叹其为缺憾，认为破坏了单机固定镜头对事件的等待。其他像《重逢的日子》、《龙脊》、《山洞里的村庄》、《影人儿》等也是在沉静的观望中，解剖了一个家庭，一个山寨、一个村庄方方面面，同时也物化了一段历史。
旁观式记录的目的是要对现实作直接的观察，从而让观众对现实有个直接的了解，其长处在于充分地还原了生活的原生态，保留了更深度的心理真实和观众自由诠释的空间，与此同时，旁观式记录在表现人物内心活动、情感及非现实时空等方面有许多不便，观众在接受过程中也可能因为那种强烈的不确定性而无所适从。
不同的记录只能说是针对不同拍摄内容，依据创作者的不同意图和追求而做出的不同选择。二者并无本质区别也无优劣之分，只是方式方法的不同，都是记录者接近真实的一种途径，引导观众介入事实的一种方式，而在大部分的纪录片中，这两种记录手法是融合在一起使用的，各显其长，其目的都是为了传达出记录者对于世界的看法。
就实质而言，二者对于生活的介入程度并无太大差别，旁观式记录的.巨大片比足以证明其个人声音的发出是在编辑台上实现的，而参与式记录则是在摄像机的镜头前就开始了。
无论何种记录方式都是以记录者对生活的尊重和真诚为前提的。任何纪录片的真实都是经过记录者重新编码后的真实，记录者的真诚是真实的保障，尤其在今天，这一点就更为重要。过去，摄像机等设备粗大笨重，合成图像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那时，假如要“捏造”某个镜头或场景，需要摄像师或编辑人员共犯。但是，在制作设备小型化、高性能化的今天，制作者一个人可以轻易地完成摄像、录音、画面合成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更加要求纪录片制作人尊重纪录片的本质属性。
3、以科学手段进行的超常视点的记录。
现代纪录片更以科学的手段，超常的视野去记录人与自然，人与科学视野的素材。
人的本质力量常常会辐射在各方面，人与自然，人与动物、植物，与宇宙星空都能对话，纪录片的题材范围也越来越宽广，已深入到人的科学活动、野生动物、地理生态等层面，对历史、对心理、对生命等等进行科学探索。
譬如瑞典科技工作者拍摄的《爱的凯歌》，就是将摄像机同一个深入人体的，直径只有一毫米的内窥镜连接在一起，拍摄了从精子的产生到受精，从胚胎的形成到胎儿生长的过程，既真实又神奇；美国的《大白鲨》是将小型摄像机放在冲浪板上，绑在长竿上，在水中近距离接近鲨鱼，还将遥控摄像机绑在鲨鱼的背上，进行水下摄影，获得了一个类似于鲨鱼自身的主观视角，拍摄了一部既真实又有趣的纪录片；在英国的野生动物纪录片《洞穴里的狮子》中，创作者把摄像机放在一个可以遥控的玩具中，人远远的操纵摄像机追随狮子的足迹，拍摄它的日常起居、捕食、游戏等等，而关于植物的纪录片《植物行走》用了许多高科技手段，高速摄影、延时摄影，使一滴水慢慢落下，敲开果实，飞扬出种子，缓缓地四散开去，形成优美的节奏和韵律，仿佛植物在舞蹈。编导者还将植物拟人化，一颗深山溪流上的豆夹种子落入溪水中，顺着溪流，进入河道，擦过河马的身旁，进入大海，直达大洋波岸，生长繁殖，摄影机不断捕捉其行踪，从岸边、水下、空中拍摄，将高科技与新思维完美组合起来，给观众以清新的视觉和心理感受，它是用科技手段进行的纪实，是科学性的纪录片。
这种全方位视野以及与人文世界、自然世界、精神心理世界的对话，深刻地体现了电视纪录片所带来的文化品质，在文化交流、节目交换上有着广阔的市场。我国虽然也有《神奇的绿色之火》、《朱鹳》、《西藏的野生动物》、《雾海绿洲》等自然生态纪录片，在一个广阔的视野来看待生命、看待人自身，但目前的电视纪录片还多集中在社会生活领域，没有充分认知和实践电视纪录片的应有空间，这也是我们在纪录片工作中需要努力的。
随着制作和拍摄手法的多样发展，纪录片还在不断形成新品种。有的在大量的实拍和历史素材中，运用情景再现，表现某段无法实际拍摄获得的内容，营造某种情景氛围，增强视觉的感受，形成一种特殊风格的文化片，大多在表现旅游风光、文化遗产、历史人物的内容之中运用这种手法，像最近在《东方时空》栏目的《记忆》系列中播出的《梅兰芳》、《瞎子阿炳》等，就是这样的文化片；至于现在也有人对完全真实的素材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组织、摆布拍摄，使人难以用纪录片这一概念来涵括……对于这些新品种，需要我们根据实践的发展来进行定位和正名，认识到不同名目所蕴含的不同属性，既不能忽略这些新品种独有的生命力，也不能因此而对纪录片的认知产生偏差。
纪录片的这种多样化发展，正有待于电视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其进行界定和研究，需要强调的是，不论出现何种新品种，不论什么手法，对于纪录片而言，它的基本特征是素材来自真实的生活，保证素材的原始状态，历史资料的真实性，即使是有扮演的段落，或电脑制作合成的内容，也应通过明显的申明显示出来，以便和观众取得认同；如果素材是组织、摆布、虚构、想象的，或者是把一些真实的素材当作符号任意割裂、组合，来说明自己观念的，则应属于艺术语言的范畴，这样结构而成的片子只能说是艺术片，而不是纪录片。
文化品质：电视纪录片: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之六。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七
摘要：
随着电视机大量普及，一种新的文化形式——电视文化已悄然形成，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电视文化在现代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环境，电视文化对青年学生的影响也日益突出，对幼儿的影响尤为显著。如何更好地认识电视文化的影响，确立正确的电视文化导向,为青年学生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是教育作者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独生子女日益增多，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的当今社会，电视已经代替父母与伙伴成了许多孩子的主要伴侣。电视的出现，早已困扰着我们的儿童教育，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均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不断地进行着各类调查研究。然而，各位专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尤其在电视作为教育媒介对于幼儿的影响方面，更是莫衷一是、争论不休。
幼儿对电视具有某种特殊感情，其原因是与幼儿自身的认知特点、电视的特殊功能以及家庭因素分不开的。
(一)幼儿认知特点与注意倾向。
皮亚杰曾用大量令人信服的实验材料证明了儿童的认知与成人有着质的不同，而且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认知结构也各具特点。幼儿心理发展具有认识活动的具体形象性、心理活动及行为的无意性、初具个性倾向等三个一般特点，但也存在幼儿初、中、晚各个时期的不同。其中“无意性”最为显著，其各种心理活动都表现出无意注意、无意记忆、无意想像等典型特征。
发展心理学认为，引起幼儿无意注意的因素有三：客观事物的特征(刺激强度、活动变化、新异性、生动性等)、刺激物与主体兴趣爱好的关系以及主体的情绪与需要状态。幼儿对于新颖的、鲜艳的、强烈的、活动的、多变的、具体形象的以及能够引起他们兴趣和需要的对象，才集中注意力，但又很容易受更加强烈的新异刺激物的影响而转移。幼儿能自然而然、毫不费力地记住多次重复的信息和场景，同时对其进行一些简单的复制和模仿。这种无意识心理活动基础上的认知行为，是幼儿获得知识和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
(二)电视适应于幼儿的独特“刺激”功能。
于存在着一个允许其同化的结构。”电视首先以娱乐传递者的身份掌握了幼儿的心理，避免了父母言教可能使其产生的某些抵触情绪，成了幼儿乐于接受的、有意义的刺激信号来源。换言之，幼儿的认知结构很容易被电视提供的刺激信号所“同化”，因为电视节目保证了他乐于理解、容易理解的信息和场景。电视声音、图像、色彩、动作俱全，内容丰富多彩，通俗易懂，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娱乐性，能使同一信息和场景反复呈现，这对注意力易分散、知识经验不足、理解能力差尤其是还不识字的幼儿来说，极易引起他们的注意和兴趣。
研究还指出，婴幼儿两三个月时会无意地扫一两眼电视，稍大开始注意画面，一岁左右看到有趣画面会笑或手舞足蹈，一岁半会自己开电视，二岁时有了连续注意，二三岁时可以自己辨认熟悉或感兴趣的事物，“由此形成了最初步的选择能力”。电视作为教育媒介，对婴幼儿语言学习、词汇扩充及认识事物和社会角色方面有很大帮助，在移情训练、亲社会行为训练方面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父母和老师。这进一步说明，电视对于幼儿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和作用。
(三)家庭因素促使幼儿与电视的结合。
国内有人曾对某乡镇中心幼儿园近500名幼儿进行了调查，结果是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占98.5％，4-5岁幼儿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平均为2－2.5小时，多数幼儿晚上及星期天的主要活动便是和家人一起看电视。就是说在婴幼儿所接触的家庭媒介中，电视成了最主要的。客观地说，现在父母或社会最担心的还不是婴幼儿对电视的偏好，而是其童年后期甚至整个青少年期对电视或其他媒体如电脑的沉溺。往往存在这样的事实：在某些家庭中父母会为幼儿经常能“陪”他们看电视感到高兴；又或者由于一些原因，有些父母有时只好拿电视充当看管孩子的“保姆”。生活在农村的人可能对此深有感触。婴幼儿从出生到走进幼儿园之前的三四年中，活动范围仅限于“家”，自然无法避免与电视的高频率接触，除非不打开电视或没有电视，而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又是不可能的。条件略差的地方，一直到7岁左右上小学前，孩子都处于这种自然沉浸于电视中的状态。
二、电视文化对幼儿发展有着双重的影响。
（一）电视文化信息传播的多渠道对幼儿能力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电视文化所容纳的知识类型多样、视野开阔、视角新颖，创造了一个现代文化活动方式，开阔了幼儿学习的文化环境，对幼儿身心发展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良好效果。
其一，电视文化集纳广泛，对丰富幼儿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有着直接的作用。电视具有百科全书式集纳广泛的特点，在形式上从文艺、娱乐、宣传、教育、科技等无所不包，在内容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无所不有。这样就使得幼儿在观看电视的过程中获得了许多知识和经验。
其二，有利于幼儿言语能力的发展。幼儿的言语是在后天社会环境中，通过言语实践逐步发展起来的。语言交往实践的多少，对幼儿言语的发展有很大作用。研究表明，从小受到较多言语刺激的幼儿，其言语发展也较快。电视文化的特殊声音艺术，为幼儿提供了丰富的言语刺激，幼儿在这种良好的刺激中，能逐步掌握正确的.发音、发声技巧和规范的语法，还能丰富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词汇。
其三，有利于幼儿的注意能力的发展。幼儿的注意通常是无意识注意占优势地位。鲜明、直观、具体、形象、生动的刺激物以及刺激物突然的、显著的变化，最易引起幼儿的无意注意，电视正具有引发幼儿无意注意的这些“元素”。因此，幼儿在观看符合“口味”的电视节目时，能长时间集中自己的注意，这样对提高注意的稳定性有着积极的作用。另外，多种感官的共同参与也能促使幼儿注意的合理分配。
其四，有利于幼儿想象能力的发展。幼儿期是想象发展比较迅速的时期，而幼儿想象的产生往往是由外界刺激直接引起的，外界的刺激越丰富，就越有利于幼儿想象能力的发展。电视播放的动画片、艺术表演、音乐欣赏、儿歌朗诵……为幼儿想象力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刺激。另外，电视文化对幼儿感知能力、思维能力及审美能力等等的提高也有很大的帮助。
美国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和威廉·波特说过：“所有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由于电视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在对幼儿发展发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
其一，电视文化的不可规定性，容易导致幼儿榜样选择的偏差，而使行为失范。幼儿的是非判别能力差，对电视呈现出的各种信息无法做出正确选择，只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加以接受，因而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行为模仿。《中国教育报》1993年1月20日“电视的忧虑”载，某幼儿园的一个男孩子强行抱住女孩接吻，在教师批评他时，却振振有词地申辩“电视里就这样”。
其二，电视文化中一些低品味的节目对幼儿知识的掌握、审美的取向产生了误导。近年来，一些电视片为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片面追求娱乐、新奇，传播一些艺术性差、审美层次低、缺乏历史真实性、违背科学规律的内容，影响了幼儿审美能力的发展和正确概念的形成。以致于3岁幼儿也开始学着某“歌星”的样子，拿腔拿调，历尽沧桑似的：“我拿青春赌明天……”。
其三，幼儿在电视机前的时间激增，容易导致心理障碍。幼儿过多地观看电视，势必会减少与同辈友伴和亲子之间的交往时间，削弱了家庭生活中形成人格所需的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丧失较多的进行社会比较和社会适应的机会。人际直接交往的减少，造成幼儿社会心理的分离而变得孤癖、抑郁。
其四，电视文化中大量的“舶来品”，不利于幼儿民族自信心的确立。“猫和老鼠”、“机器猫”、“米老鼠和唐老鸭”……等等一大批“儿童片”均来自外国。广告片同样不甘示弱，日本电器、巴黎时装、美国可乐……过多的外来片，容易诱发幼儿媚外的心理，形成“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错误心理定势，这便出现了幼儿的吃、穿、玩均以“外国货”为荣的现象，以致于到了“只有开水是中国产”的危险地步。另外，过多地观看电视对幼儿视觉，听觉及人体其它各部分的正常发育都会造成不良影响。
三、加强对电视文化的规范，扬长避短促进幼儿的健康发展。
电视文化对幼儿的发展存在着各种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从幼儿身心健康的角度出发，作为家长与教师的我们应该正确的对待电视文化所带来的问题，处理好电视与幼儿的关系，趋利避害利用电视文化的正面影响，避免负面影响以更好的促进幼儿的发展。要做到这些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增强“传播者”的教育意识。电视节目的制作者要精心制作出有利于幼儿身心发展的优秀节目，为幼儿发展提供丰富的、有价值的精神食粮。从幼儿的生活特点出发，科学地安排电视节目的播放时间和顺序，保证幼儿能接受到积极的、有效的教育。
其次，父母要肩负起“守门者”的职责。
(一)注意控制幼儿的收视时间。
(二)为幼儿选择好的电视节目。
(三)教育幼儿对电视中出现的事物不可以全部相信。
(四)将幼儿的注意力调离电视。
做到这一点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应用，下面简单的介绍几种：
1.陪伴幼儿收看电视。
2.多与孩子一起游戏。
3.教师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与引导。
随着人类向文明社会的不断迈进，电视文化对幼儿的影响也将日益显著。只有全社会都来关心幼儿，并共同肩负起教育幼儿的职责，使电视文化融知识的真、教育的善、娱乐的美于一体，才能保证幼儿身心健康全面、和谐地发展。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八
电视纪录片是运用现代电子、数字技术手段，真实地记录人类社会生活，以现实生活的原始内容为基本素材，经过创作者的选择、重组、集中、强化，结构而成一种完整的电视节目形态，它的素材保留着生活的鲜活、真实的信息，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客观性，供观众观察、体验和思考，而在选择和结构过程中，则有创作者主观的对生活的认识、理解、兴趣、爱好的介入，可以说纪录片是客观生活与主观认识的一种保有较大空间距离的结构，它既能将真实的生活物化成为一种可以复制、保存、传播的形态，留给人们一段活的历史，又能给观众提供一个创作者对生活的独特的、个性化的视角，供观众评价和欣赏。
与其他的纪实类电视节目相比，电视纪录片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它不依附于电视日常播出的栏目化生产流程，在节目形态上也有其个性化的自我完整的结构，这是由于纪录片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
与其他纪实类节目或专题片相比，纪录片给予观众的是一种文化品质。
首先，它的主题是人，是人的本质力量和生存状态，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积淀，人的性格和命运，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宇宙和世界的思维。它不像专题片，专题片有直接的主题目标和宣传的功利效果，它的主题趋向于更为深层更为永恒的内容。它从看似平常处取材，以原始形态的素材来结构影片，表现一些个人化的生活内容，达到一种蕴含着人类具有通感的生存意识和生命感悟，生与死、爱与恨、善与恶、同情与反感、生存与抗争、美的追求等等，强调人文内涵、文化品质。
我国的纪录片到90年代与专题片有了较为明显的分野，体现了创作者对纪录片本质特性的全新理解，《沙与海》、《半个世纪的爱》、《藏北人家》、《望长城》，及以后的《重逢的日子》、《德兴坊》、《龙脊》、《神鹿，我们的神鹿》、《山洞里的村庄》、《影人儿》、《婚事》等，都调整了纪实语言结构，体现了对人的深层关注，都是以人为核心，直接关注人，重视人的本质力量，去除了许多直接的功利心，多了一些人文性。
《望长城》之所以成为中国纪录片的一个分水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关注的一个人文主题，在《望长城》中占据镜头最多的就是普普通通的人，给观众印象最深的也就是这些普通人。带着孩子逛土龙岗却不知道脚下就是长城的李秀云；民间歌手王向荣和他的母亲；统万城惟一的住户马老汉一家等等，关注的是长城脚下的生存状态；其后的优秀纪录片莫不如是，《德兴坊》以从未有过的姿态，真实地记录着上海一条老式弄堂中人的生活，他们的窘迫，他们的愿望，他们相互间的争吵与互相的关怀，给人们带来多重的生活感受。《远去的村庄》拍摄的是山西省平陆县一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鸡子坡村，在面临干旱年时，一些人要先修水利，一些人要迁出这个村子，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就是它的主题，人的真正生活就是它表现的对象。《山里的日子》将视线投向四川省东北部的大巴山区，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里的邓有仁一家，邓有仁是著名油画作品《父亲》原型人物的孙子，影片记录了《父亲》的作者罗中立重返大巴山的经历以及邓有仁一家及其他乡亲们的一段真实生活。山里的每日生活就成为生命本身的缩影，对山村生活的感情以及对人的一种本质关怀，让这个片子真切地反映了普通农民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一种生存状态。
在今天，数字技术条件为这种对人的关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近来国内就有一些专业或非专业创作者采用更为个人的方式走近人；利用小型数字机，呼吸与共地在记录身边的人，譬如《江湖》、《老头》等就是独立制片人以微型数码相机方式拍摄，近距离微观地记录下的日常生活，在这些片子中拍摄和剪接尽管粗糙，但其对人的关注，具有一种历史、人文的价值。
专题片主题重在说明问题，阐释政策、观念，如“科教兴国”、“20人”、“中华之剑”等，虽然这些专题片中也有精彩的纪实段落，也有对人的关注，但那只是采用了纪实手段，只是用人来说明某个特定的主题。而纪录片以人为本，更接近人类学和民俗学。
其二，纪录片需要较长的时间积累和动态过程，重感受和体验的共时性，因为对人的个性化表现需要有较大的时空跨度，人作为生命体存在是包含着特定的时空内容的，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它与栏目化的纪实节目不同，栏目化的纪实节目，定时定点播出，制作周期短，关注的是正在进行的生活层面，结构较为自由，宽容度大，而纪录片对生命的本质关注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保证的，只有在一定的时间积累中，才能为观众提供一个人类生存的某个阶段的活的历史，才能保留生活自然流程的偶发性和丰富的细节，以及经过交流和反馈之后积累的情绪氛围，展现更为丰富的人文背景。
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都是有一定的时间流程的。
弗拉哈迪在其拍摄中有个预定的模式：住在拍摄地点，亲身体会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然后与当地人交往、建立友谊，此时才开始拍摄；而以36年的时间记录了高尔佐的孩子们的德国纪录片工作者认为其日常琐碎的记录的意义在于：人们可在时光流转之间获得对生命的体验与解释；认为“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的小川绅介，每部纪录片拍摄的时间长达三至五年，拍摄《古屋敷村》时，在山村住了好几年，租了房子和稻田，和农民一起种稻；我国的《山洞里的村庄》以人类学的视野，关注着山洞中这个村庄的生存状态，以一年的时间记录着在一些事态中人们的表现，想法和行为，保留其生活的全方位的原始信息；《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历时3年，由于在人物发生重大变动的几个阶段摄像机都在场，记录了完整的过程段落和细节，依照生活自身的逻辑发展来结构人物故事，在动态取材中使生活的各种原始信息得以保留，片子也因而有了生命力。其他像《远在北京的家》、《龙脊》、《神鹿》等都有一年以上的时间过程，在过程和细节中具有了一种记录的品格。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九
即拍摄者参与到所记录的事实当中，摄影机和被纪录对象之间形成一种亲密的关系，发掘事件的真实面貌，推动事件的进程，并将整个参与的过程拍摄下来，作为记录的有机组成部分。
参与式记录可以溯源至弗拉赫蒂的探险纪录片，是纪录片的主要工作方式之一，其极端发展即为50年代法国出现的真实电影，强调在人为的环境中发掘出隐蔽的真实。
参与式记录可以运用在各种题材的记录当中。
在现实题材的拍摄中，对拍摄事件的介入及与拍摄对象的亲密接触，都会给记录打开一个多维空间。
美国纪录片导演詹妮弗・福克斯在拍了一部9个小时的长片：《比尔和开瑞：一个美国式的爱情故事》，以真实电影的形式呈现一对黑人和白人及他们的两个女儿组成的家庭生活。导演fox用超8毫米摄像机自行拍摄，她的制片担任录音师。她们和这个家庭共同居住了一年的时间，次年又以一年的时间访问了他们的亲朋和同事，拍摄了850小时的素材，最后剪成了9小时的片子，以对日常生活的把握，折射出美国社会的种族融合现象。
90年代初的《望长城》，就是以长城内外普通人的追踪、采访、记录，发出了中国纪录片第一声呐喊，《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采访了315人，其中跟踪采访66人，展开了一幅在日留学生的生活画卷。
在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中，由于题材的局限，不可能获得太多的直接素材，更强调以参与式的记录来回顾历史，譬如法国纪录片《证词：犹太人大屠杀》，克洛德・莱兹曼用了1年来拍这部长达9小时的纪录片，全部是通过对见证人的采访而将历史再现于今天。这当然是个特例，其中所耗费的精力和财力可以想象。
我国关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纪录片也多采用了参与式纪录，大量采访相关人物，重访遗址遗迹，让史料在记录者所营造的环境中鲜活起来，重现历史的真实。譬如近期的历史题材纪录片《解放啦》，就是以对各色人等在“解放啦”这一特定历史时刻的所见所闻所感的采访、回顾，结构了全片，每个人对历史都有自己个性化的认知，由于采访，存留在不同人等不同记忆中的瞬间集合在了一起，同一个历史时刻，同一个历史事件就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走了过来，有一些复杂，有一些厚重，又有一些戏剧的况味。
参与式记录的长处在于纪录片工作者可以尽可能的去探究表象之下的真相，对表现内心世界、过去时空、以及赋予记录戏剧性情节性上非常有效，但由于是以对生活的介入而激发出一些非常态的东西，掌握不好，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生活的原生态。
2、旁观式记录。
即在对生活的记录中采用的是一种旁观的方式，也就是摄影机与被拍摄者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最好的就是争取把摄影机对被拍摄者的影响降到最低，剪接时强调一种连续性，从技术的角度就尽力避免表露作者的感情色彩和道德取向，尽量完整地真实地表现人物与事件的本来面目，创造一种包含着不同意蕴的现实模式。
旁观式记录起源于最初的纪录短片，并在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直接电影中得到极端发展。“‘直接电影’的艺术家扮演的是不介入的旁观者角色，‘真实电影’的艺术家担任了挑动者的任务”。（《世界纪录电影史》［美］埃里克・巴尔诺）。
美国纪录片工作者怀斯曼一直坚持不做任何介入的直接记录，以视觉形象和片中人物的话语来呈现事件，其记录方式俨然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体现了空前的执着与坚持。这也与他一贯选择的记录题材有关：学校、军队、警察、医院、监狱及为人们提供帮助的各种社会服务机构，以此探索当代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他的近作《缅因州的贝尔法斯特》中，一如既往地用镜头解剖机构和人，藉此得到“对20世纪最后1／3时间中美国生活的一个印象化概述”，其高达1001的片比保障了其信仰的实现。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
既然是手机的特性，自然是作为一种新媒体与其他媒体不同的传播特性。
总结的看上述分析，手机传播的最主要的特点不是在传播的一端而是在接受的一端。手机的轻便所带来的优势，以及现阶段接受者对手机功能的依赖性都使得手机拥有了其他媒体无可比拟的优势。
3.1传播中时空束缚的进一步释放。
手机比其他的媒体更有效的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因为手机轻巧易带让接受者可以随时随地的拥有它。电视机太过于笨重而且有大量繁复的线圈缠绕着，注定只能待在某个地方。电脑倒是简单了不少，笔记本电脑更是可以自由活动，加上无线网络使电脑也成为一种很便捷的传输工具。报纸倒是便捷，但是它单媒体的传播途径实在是让人不太满意。对不停发展的各个媒体历史而言，可以看作是后出现的对前一种的传承和发展。例如，相对于报纸，电视有了多媒体，更加形象生动。相对于电视，电脑继承了电视机的多媒体系统同时增加了交互性和及时点播的功能。而手机收纳了电脑的一切优点还克服了方便携带的问题。
以前我们认为网络能在第一时间报道新闻的能力非常感叹，而手机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用电脑控制群发一个短信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同时还能确定信息被我们期待的接收者确实收到了信息。
3.2即时联通强迫性的传播。
关于这一点在上一个部分，已经做出比较详细的解释。总结起来因为手机信息的发送成功率好，发不出去的短信很少，一旦手机上收到这个短信就一定无可避免的要先浏览一遍。哪怕从接受到短信再到用户阅读短信内容的时间是不确定的，也无法确定用户对这样的信息是非感兴趣，至少我们可以确定信息已经安全到达了。而直接拨电话的方式，信息的到达与否和信息反馈更是立即明了。同时，因为手机无线通信方式缩短了信息的传播时间也就降低了成本，语音声讯系统更是大大提高了效率，信息反馈的结果也是一目了然。
3.3对信息传播载体的依鞭。
市场上现存的手机功能差别非常的大，这是手机技术发展的速度太过于迅猛而造成的。手机的质量还不错，用个三年五年不成问题，若保护得好估计能永久使用，任凭市面上的机型功能卓越，我们对最基础的功能要求却不高，能打电话就行。先进的技术支持下产生的专属于手机的彩信业务和手机剧功能就被限制了。但这些功能是能够方便人们生活的，普及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手机技术的发展几乎是以超越了人类想象的速度发展的，所以这手机载体在用户中更新速度的问题估计还会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成为一个限制。
3.4其他媒体的延伸。
以媒体工作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制作电视的理论和立场相对于报纸媒体而言并没有很大差别，只不过是在能使用的工具上有了飞跃式的前进。再到网络，网络的文字信息跟报纸几乎异曲同工，当然对于网友自行发表的博客内容等不属于这个范畴，他们并不属于专业的媒体人，而视频新闻也是与电视新闻一脉相承。现在兴起的手机报、手机剧概念哪个又不是沿袭传统媒体的概念呢。简单一点，我们可以把媒体的发展看成简单的技术发展，沿用以前的传播理念用于新的载体上，然后在熟悉这新的载体以后我们又创造性的开始发展新载体的新优势，从而形成新的传播理论。科技和理论就如此互相推进的发展。
4结论。
要好好发展新媒体的功能，或者说想尽快的从新媒体里面崭露头角获得好处就应该直接抓住它与众不同的传播优势，比如网络，互动是他明显的优点，所以现在发展的好的有特点的网络板块都是博客和播客一类。对于手机我们也应该学习这一发展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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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手机传播的定义[ob/ol].
[4]手机通信原理及使用安全[ob/ol].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一
今年我给物理系大一新生上公选课，课程的题目是“电视色彩创作技巧”简称“电视色彩学”在上课之前我想了很多，在象以前那样就课论课好象是不行了，这门课虽说是新课，但我以前给美术学院的学生讲过“色彩学”，其本意实质是差不多的，都研究色彩的基本规律和色彩创造。所以我有一定的经验，我的想法是把中国文化中的“老庄哲学”引进电视色彩学，这样既新颖，又别致。让学生听起来还不累，在不忘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到知识，那怎么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哪?这是我下面该说的问题。
现在不流行穿越剧吗?宫锁心玉;步步惊心;韩片不也有个“来自星星的你”疯迷华人吗?这些片成全了像杨幂和金秀贤一样的明星。那么我今天要讲的课就是穿越课，把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庄子思想融汇与贯通到色彩学里，让这门课具有听觉和视觉上的真实意义，改变以前的讲课形式和方法。电视出现的时间比较短，在中国也就三十多年的事。电视色彩学是研究电视剧、电视电影、电视卡通片等等的学科，舞台美术和导演;制片人通过影视剧里不同的环境变化研究其周围的色彩变化的学科，让他符合人们的心理暗示和情景交接的一门技巧。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是春秋末期的楚国人，在两千多年前，老子看到社会道德败坏，在这个世风败坏，人心不古的年代，他辞官乘青牛西出函谷关，在官令尹喜的请求下著书《道德经》，这部巨作虽只有五千言，但却是一部包罗万象影响及其深远的著作，是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神奇的宝典，苏联汉文学家李谢维系说“老子是国际性的”，美国学者蒲绕华肯定《老子》是“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纽约时报更是把他列为世界古今“十大名人”之首。就连司马迁都说他：“著书辞称微妙难识”这样的称誉旷古未有，影响之巨，可谓翻天覆地。它包罗万象，自然和电视色彩学能联系上。
我们想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谈到的“道”就是老子的《道德经》，自然就是大自然赋予给人的情感和力量。我们在来看电视它所播出的节目不就是以自然界所共有的或发生的事情为前提吗，这不正符合“道法自然”这一说吗，电视上的色彩不也是自然的吗?这不也异曲同工了吗?《道德经》开篇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名天地之始;无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已观其妙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我们再来想想电视色彩学符不符合这句话的意思，道指“道家学说”，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认为色彩是物质的一种属性，认为天是蓝色的，树叶和小草是绿的，雪花是白色的，某个人穿的衣服是红色的。这一观点满足了日常生活人们的许多实际需要，然而忽略了颜色是随特定条件而改变的这一基本事实。有关物质颜色这一观点，和认为太阳每天升起又落下的观点一样的，从根本上说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物质和光本身没有颜色。我们常提色彩认为色彩是光的一种性质，牛顿在《光学》一书中曾正确的指出“的确恰当的表述，光线是没有颜色的”。那么光和物体都没有颜色，那么电视所表现出来的色彩肯定也是没有颜色的，然而根据人们的日常需要我们又真真切切的看到了色彩，无论是新闻联播;还是体育频道;百家讲坛;电视连续剧，动画片等等都表现了色彩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能看到的，这就完全和道家理念吻合了，电视色彩的真实是没有的却又让人看到了，这不就是“道可道，非常道”的道理吗?“道”是无的却又能让人感知“道”在天地万物之间确实是存在的，在没有人类的.时候便有了“道”它蕴含在宇宙之间，那名和道就是两种说法，其实是同出一门的，是同一个意思。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天地有了，万物就自然有了，这是有名的开始，“无名”就是“道”蕴含于万物之间，它是万物之母。那么万物都有“道”，那么电视色彩是万物的一种形态，自然也符合“道”了，故常无欲已观其妙;常有欲已观其妙徼。要经常在“无”中观察“道”的奥妙，经常在“有”中体悟“道”的端倪，电视色彩是无的，但在无的基础上去体味它有的奥妙，比如说老版“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天空一集，那天上的颜色绚丽多彩，在加上干冰形成的白色雾气，形成了天宫富丽堂皇和神秘莫彻的气氛，这不就是从“无”中去观察到有吗?然而电视上描写天宫的色彩又是真正不存在的，这不就是从“有”中又去认识“无”吗?最后一句“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说“道”是深远之玄妙的，不是一般深远的“玄”，是玄之又玄的，这不正体现了舞美的工作人员，把一个没有的天上色彩变化，给人们展示出来了吗?这不就是玄之又玄的吗?其他的电视节目色彩上的变化也是同理，所以说电视色彩学是完全符合道家“玄学“思想和理念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电视色彩的创造技巧一书在思想上和理念上完全符合“老庄”的哲学理念。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二
藏族舞蹈审美特征略探作者：
本文通过对藏族传统舞蹈的身韵、风格以及审美意识、审美理想的研究，探讨了藏族舞蹈的审美特征，从而在继承和发展创新藏族舞蹈中，把握古老民族的基本审美特征，使发展中的藏族舞蹈更具有民族特色和审美价值。
一
舞蹈艺术是伴随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同步产生，并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门最早形成的艺术形式之一。同样，藏族舞蹈也在民族心理素质和审美理想的基础上，伴随着藏民族的形成发展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审美内容。
探讨藏族舞蹈的审美特征，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历史上如何看待舞蹈，以及如何定位舞蹈艺术在藏族文化中的地位。在藏族传统文化典籍“大小五明学“中把舞蹈归于“工巧明”(即工艺学)，这就表明舞蹈艺术在理论上被定位于大文化范围之内，并形成具有成熟理论依据的艺术形式之一。在西藏历史上，“羌姆“等舞蹈大多不仅配有文字记录的“舞谱”，还用“线“记录着“舞曲”；“卡尔“舞蹈的音乐“藏文古谱”流传至今。在古代藏族民间歌谣中传唱着众多的有关“说舞蹈“方面的歌谣。在众多舞蹈论述中，什么是舞蹈、形体运用以及“舞蹈艺技九”等舞蹈理论是古代论述藏族舞蹈的`精髓之作，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舞蹈理论部分。藏文古籍(注：工珠・云登加措：《知识总汇》[m]，中册290页(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中关于“舞蹈的各种动作姿态是人体塑造的精彩工艺之一“这一论述，首先把舞蹈定位于人，以及人体所做出的各种动作，塑造出的千姿百态的“精彩工艺”。恰恰是这一活生生的“工艺“，表现着当时当地人的思想情感。古人能把审美对象的表现手段论述的如此精辟，充分证明了当时舞蹈艺术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的地位，以及人们对舞蹈艺术的认识高度。同时“舞蹈艺技九”(注：桑杰加措：《四部医典蓝流璃注解》[z]，第130页，木刻板(藏文)。)中简洁透彻地阐明舞蹈是用人体的“形“，动作语言的“声”、舞动的“情“表现生活和情感。如：“优美、英姿、丑态”都借助人的各种生动的形态来表现；又如同说话一样用人体把“凶猛、嬉笑、恐怖“表演的活灵活现；同样用人体把“悲悯、愤怒、和善”等内心情感表现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从以上“舞蹈艺技九“的观点中不难看出舞蹈以升华到艺术高度来表现人的思想情感。“形、声、情”和谐运用到舞蹈中，更进一步突出了舞蹈的美学特色。同样，随着社会的进步，种类繁多的藏族民间舞蹈，也由起初的简单模仿、无意识的自娱性逐渐发展成为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一门艺术。值得指出的是，有人认为西藏古代的“舞蹈艺技九“是古印度“乐舞论”中婆罗多牟尼论述的，与藏族舞蹈无关。对此，经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考证，在藏族历史上，人们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不少相关的艺术理论和技法。“波罗多牟尼在论述‘拉斯’时只提出了八种，后经印度舞蹈家增至九种。这九种‘拉斯’主要作为卡达卡利舞演员的面部表情和眼神训练之用“(注：于海燕：《东方舞苑花絮》[m]，第18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这与藏文古籍“舞蹈艺技九”中论述的内容相重合的只有“愤怒、恐怖、英武“三种，其余六种则根本不同，而且古印度的“拉斯”也没有提到“形、声、情"和谐运用于舞蹈艺术中的观点。这就有力地证明藏族先人在吸收外来文化时非常重视与本土的审美意识相结合，以民族审美需要和创新精神创造了符合民族审美特征的舞蹈理论。
二
[1][2][3][4]。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三
辉煌中国，我们有世界上没有泯灭过得最长50礼貌，我们被称为炎黄子孙，但此刻的中国是历史上任何时代也无法比拟的，我们再一次创造了历史，时代人在提高，科技仍在飞速发展，不骄不满，我辈还需继续努力，创造奇迹，为辉煌中国的更远大的崛起尽力尽责，让中华民族永远矗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砥砺奋进、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经济转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够说，这五年，是不平凡的五年，是经济飞速发展的五年，是人民幸福指数稳步提升的五年，更是伟大中国梦逐渐变为现实的五年，是中国走向辉煌、走向复兴的五年。
科技创新的发展成果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交通变得如此发达，人们出门旅游十分方便，走南闯北带来诸多便利，也给诸多行业带来福利，旅游业、快递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的业绩水平都有明显的提高，交通条件发达带动中国经济收增长入。
总的来说，要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人才强国战略，科技创新，在世界竞争中打下扎实基础，为人民群众能够过上幸福完美的日子而努力奋斗。仅有上下同心，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富强。
片中习近平主席在缅怀孙中山先生的时候说到：“今日，我们能够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本事实现这个目标。”孙中山先生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顽强奋斗下实现了当年孙中山先生心中的蓝图。在应对一代代中国人对于实现“中国梦”的不懈努力，我们满怀热血，满怀活力，满怀自豪!
放眼望去，我国的大好河山，正如毛泽东同志《沁园春·雪》所写的那般波澜壮阔，看着一代代领导人引领着中国人民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不由得心生一句：“作为中国人，我骄傲。”有人曾说过，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每每看见中国在世界上某个领域有了突破，全国人民一齐欢呼，而这就是生长在内心的民族自豪感，我们团结，奋进，不畏惧挑战，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
什么是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该如何做?砥砺前行，勇往直前，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嘿!撸起袖子加油干呐!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四
每个个体都生活于较为固定的场景中，每个场景都有自己的文化，在场景中久了，自然便会形成与场景文化相一致的文化心理。对少数民族民众而言，民族便是其所在的基本场景，因此具有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心理是民族民众的基本特征。场景文化依附于外在物质条件，当外在条件发生改变，个体熟悉的文化氛围转向陌生，个体原有的文化心理和现有物质条件上所承载的文化便会形成冲突。特定文化环境中的个体在进入新的环境中时，其必然面临文化心理的适应问题，根据外在条件适当调整自身的文化心理，使自身融入到新的文化环境中，是每个个体在环境发生变化时都必然面对的问题，城镇化中的民族民众也不例外。城镇化的本质是在工业环境下把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由农业方式向城市化方式转变的过程，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农民融入城市化的过程。与少数民族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相比较，城镇化所带来的变化无疑是巨大的，从居住方式到生产方式，多数少数民族的物质生活被彻底改变。
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变意味着少数民族和其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距离越来越远，依附于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上的人际关系、风俗习惯、价值体系随着原有生活图景的远去而在城镇化环境中面临着无处搁置的困境。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城镇化不仅是物质方面的城镇化，更需要在精神意识方面的城镇化，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民众必须适应和调整好民族文化心理，由此才能在新的环境中安居乐业。民族民众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心理适应可以简单理解为个体熟悉并按照城镇化文化设置生活的过程。
一、城镇化对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影响。
（一）居住方式影响。
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区域多是偏僻、地理条件较为恶劣地区，人口较为分散是民族民众分布的普遍现象。在乡村社会中少数民族民众虽生活条件艰苦，但在居住方面各自独立，按照宅基地各自修建自己的院落。这样的居住方式使得少数民族民众在物质外在上形成了较为自由封闭独立的私有空间，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化心理是保守的、独特的。由于城镇化的人口集中化特征，在少数民族民族城镇化的过程中，民众原有的居住方式发生了改变，由原有的独家小院居住方式向社区居住方式转变，原有的独立院落变成了和他人共同居住的楼房，原来散居的人群集中居住于社区，这样的居住方式改变使得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变。城镇化的居住方式使得民众原有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变，如土家族的火塘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居住条件改善，不需要再设置火塘，火塘消失，与火塘相关的文化表现也随之消失，火塘文化下面潜在的心理意识在城镇化中难以表达。另外城镇化相对公共化的居住方式与民族民众保守的文化心理有所冲突，因此在原有居住方式上所形成的文化心理因居住方式的调整而难以适应。
（二）风俗习惯影响。
在民族传统的生活场景中，因民族生活需求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及节庆习俗，在这样的生活习惯下，民族民众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思想意识文化。民俗和节庆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民众原有的文化心理的外在使然，通过这些习俗活动，民族民众表达着自己对民族各种各样的情感。因此在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中实际上蕴含着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心理，风俗习惯是民族文化心理的载体或出口。而在城镇化进程中，游牧民族不再游牧，狩猎民族不再狩猎，与游牧生活和狩猎文化相伴生的各种风俗习惯也随之消失，大多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城镇化进程中因缺乏相应的物质条件而逐渐淡化消失。民族风俗习惯的淡化或者消失，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不仅缺失了表达的窗口，也丧失了滋养的土壤。与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相对应的是城镇化的现代文化环境，这样的环境必然会使民族文化心理不适应。
（三）交际环境影响。
少数民族特有的生活环境使得少数民族民众在交际方面多有不便，民族民众因此也形成了小范围内的熟人交际和定期扩大范围的联欢等交际活动。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例，当地多个民族于深山峻岭之内，交通上的不便使得民族民众的日常交际往往局限于有限的几户人家，交际是人群的本能，为了有更多的交际机会，多数少数民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节庆聚会习俗，以便于民族民众的婚恋交流等。草原民族同样也有自己交际环境方面的特征，游牧生活方式使得草原民族难以有更多的人群集中居住，于是便形成了那达慕大会等节庆大会来促进民众交流。少数民族各种各样的交际方式下形成了相应的的人际关系交流心理和秩序观念。而与少数民族原有的交际环境不同的是，城镇化进程中，为了让更多的民众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便利，使更多人享受公共设施，必然要把更多的人群集中在一起，城镇化的'方式颠覆了民族原有的交际环境。城镇化所带来的人口集中化也使更多素不相识的个体聚集在一起，而这显然和民众原有村落居住时少数的熟人社会有很大区别。城镇化下交际环境的变迁使得民族民众原有交际观念和思想与现实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冲突，冲击了民族民众固有的社会交际心理。
二、城镇化进程中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适应与调整。
（一）坚持开放性的文化心态。
在现代技术条件支持下，多元文化共存是大势所趋，每个个体都必然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文化冲击，并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找到合适的相处模式。
少数民族民众在民族文化环境下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适应民族传统的文化环境，但是在城镇化进程中，还以这样的民族文化心理模式来应对新的环境，显然是不够的，新的交际环境，新的文化条件意味着民族民众如果坚守原有的文化心理模式，不能对其他文化有所包容，必然要受到各种文化的冲击，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中，对于民族民众的结果只有一个：难以在城镇化环境中很好地生存和发展。民族文化心理所对应的是民族传统文化场景，如果在城镇化环境下依然固守民族文化心理，用固化的民族文化心理模式来应对各种各样的新变化，无疑是刻舟求剑，自然难以在新环境中适应下来。文化心理源于文化在心理层面的投射，对于民族民众而言，要在城镇化进程中适应并发展，就需要秉持开放性文化心态，去认知和理解现有城镇化环境的文化，从新文化中汲取营养，丰富现有的文化知识，开放性的文化心态将更有利于固有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新环境的和解，从而使民族民众避免与新的文化环境形成心理僵持。
（二）继承民族文化心理的精髓。
多数少数民族长期居住于较为偏僻和封闭的民族地区，在浓厚的民族文化环境下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这种民族文化心理支配着民族民众的一举一动，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民族人文景观。民族文化心理与民族传统环境的同根性意味着在民族传统文化环境下的民族文化心理表现与环境是和谐的。但是城镇化更多的强调众人的参与和交流，城镇化目的是为了更多的民众聚集在一起，享受较为先进的公共设施，改善其物质生活条件，同时在其物质变化的过程中，转变其固有的生产生活观念，使其形成与新的环境相一致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于多数少数民族民众与大众生活的区别较大，因此对少数民族民众而言，城镇化相比较其他普通民众而言所带来的变化更多。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场地及生产方式改变，民族原有的风俗习惯被淡化或以其他方式取代。因此城镇化环境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冲击更大，民族民众在城镇化环境中更需要对自身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调适。文化无高低之分，虽然少数民族文化相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较弱，但是民族文化维系着少数民族在艰苦的民族环境中世代沿袭。在民族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民众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形成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是民族赖以存在的内在支撑，历史岁月已经证明了民族文化的无可取代性。民族文化心理是以民族文化体系为根所形成的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宗教信仰、审美情趣、文化性格等，文化心理是文化在心理层面的投射，文化心理的表现也是文化的表现。虽然民族文化心理并不能完全代表文化，但是在文化心理支配下所形成的民族历史行为和表现已经证明了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性。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外在环境的改变，民族民众原有的文化心理和新的文化环境产生了冲突，但是这并不能否认民族文化心理的价值，民族文化心理是民族存续的精神支撑。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不能对民族文化心理予以完全否定，民众的民族文化心理需要给予合理地引导，在尊重文化心理本质的基础上，对民族文化心理予以适当继承。
（三）糅合城镇文化的新元素。
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主要是民族文化作用于民族民众心理层面的结果，要使民族文化心理和新的城镇化环境相契合，就需要在民族民众的心理层面上接受城镇化所带来的新文化，并使之内化，当新的文化也成为民族民众文化心理的一部分时，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自然与城镇化在内在上达成一致。与城镇化所对应的文化是现代文化，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文化，是现代文明的代表，相较于其他文化，更加丰富，更加先进。
在对各种有益文化成分的吸收内化中，城镇化所代表的现代文化自然会和民族民族原有的文化心理融合在一起，城镇化所带来的的文化心理的不适应问题自然便难以发生了。
（四）采用合理的心理表现方式。
意识支配行为，而行为对于意识的表达有多种形式。民族文化心理支配下促使民族民众形成各种各样的行为活动，民族场景下形式各异的宗教祭祀活动以及节庆活动中的各种表演形式都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外显。在城镇化之前民族场景下民族文化心理支配下所形成的各种文化仪式活动都是和民族场景相吻合的，但是同样的文化心理表现形式在城镇化这个新场景中往往会形成不同的表达效果。民族文化心理关涉着民族民众的行为模式、价值选择和人生态度，虽然行为模式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外显，但是就行为模式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价值而言，其更多地是文化心理的展示，对于文化心理本身并没有决定性作用，这就意味着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继承，并不一定要完全继承它的表现形式。而在现实场景中，文化心理方面的冲突往往源于文化心理形式表达，以民族宗教信仰为例，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城镇化中如何处理宗教问题是民族民众心理适应的重点问题。宗教信仰是民众内心对于世界及未来的精神认知，信仰的关键在于民众在内心的理解和认可，相对应地，宗教法器及宗教仪式都是宗教信仰的外在表现或表达方式。个体的宗教信仰并不意味着大众的信仰，当个体的信仰以较为突出的方式呈现于大众眼前时，往往容易引起非议或误解，因此对个体而言，坚持信仰是必要的，但是在信仰表达方式方面也需要考虑大众的感受，以大众能为接受的方式出现可以使个体的行为更容易得到大众的认可。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由来已久，这种心理不会因城镇化进程而立即中断，但是对于民族民众而言，更重要地是意识到文化心理在内在层面的价值意义，而不能仅仅执着于形式的固守，新环境下新的文化心理表现形式更有利于文化意识或现象得到大众的认可。
结束语。
少数民族文化心理是民族文化影响下民族民众固有的文化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等，文化心理是民族维系的内在精神支撑。城镇化进程对于民族民众生活场景的改变，改变了民族文化心理原有的场景，使得民族民众产生了文化心理方面的不适应，对于相关问题的解决不是否定或忽略民族文化心理的存在，而是在正视其前提下，对其进行合理引导，使民族文化心理与新环境融合，由此少数民族民众才能从物质到精神彻底地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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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五
电视栏目是人类利用电子技术手段获取信息，传播信息，满足生活、享受、发展的需要，诉诸人类视觉感知的精神产物。对于电视而言，为满足合适人和社会的需要，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栏目。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电视人已经从业务实践和理论探索过程中，得出了一个宝贵的经验：要吸引创造好的观众收视率，就需要电视栏目围绕不同的受众群体和需求层次进行的精确定位，创造好的品牌栏目，名牌栏目来塑造电视形象，从而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品牌栏目作为电视媒体的支柱产品，是电视从业人员一直的理想追求，品牌栏目如何办，怎样将它办好，就成为电视人攻克的难题，为广大受众服好务的课题。
1定位。
定位，中山大学教授中国营销研究中心cmc主任卢泰宏说：“要想在激烈竞争的今天，能够坚实的把收视率牢牢的占据在自己的阵地上，我们就不能不在节目的制作过程中不断的审视”定位“的重要性。”
（1）定位要准――名牌栏目的生存之需。
一个栏目要想进行准确的定位，就需要确定自己所办栏目的风格，一定要及时的把握电视市场的风向标，确实的知晓电视受众的各种需求。
市场定位，一个电视栏目开办的目标，是仅仅以社会效益为目的，还是以经济效益为目的，或是要达到这两者并举呢？很显然，就要对电视台所开办的栏目进行市场定位，寻找两种效益的契机点，谋求二者合得之利。
观众定位，“电视也最显着的特点是观众的市场越来月细分，而且将目标受众定位于’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群落。”顾客是商品的上帝。那么在电视市场里，就可以说，受众是电视栏目的上帝。开办一个电视栏目，就要有明确的受众定位，办栏目者受众群体进行细致的调查，根据他们的职业、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兴趣爱好、观赏口味等进行市场细分化，从而确定出准确的受众群。
（2）个性要鲜明――名牌栏目的核心竞争力。
如何制作出富有个性而又风格独特的电视栏目，是电视人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而在诸多影响栏目个性特征的因素中，电视编导的个性特征，主持人的个性风格，电视栏目的文化特质等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将这些个性特征很好的应用在电视栏目里，才能获得好的收视率。
编导的.个性特质，“电视栏目要具有个性化特征，首先要拥有一批具有创作激情，又勤于思考，善于思索，勇于探索的电视编导群体。”对于编导来说，在任何条件下，去激发灵感的源泉，去结构触发灵感的网络是很重要的，灵感的火花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在文化的不断积淀，艺术感知能力的不断加强，行为见解的不断超脱之后才爆发出来的。所以一个好的编导就要跨越思维定式和行业局限，从而谋求个性化的突破。
“节目主持人与其他媒介人物不同，他是节目的主体、灵魂，因而具有具有特有的特性。”一个电视栏目也因为主持人的个性风格而形成了栏目的个性化特征。如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李咏主持的《幸运52》，等。他们通过自身的语言、情感、形体风格，在荧屏上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形象，从而吸引众多的电视观众。
（3）机制活――名牌栏目发展的动力。
“重视电视媒体的人力资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激励机制”。要想真正打造一档品牌栏目，就需要电视媒体注重经营模式的市场化，人员设置的合理化，激励机制上的透明化。
一个电视栏目的成功打造，“以人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不能丢，只有将人的因素重视起来，以人性化的管理模式和协调机制，才能将一档栏目推向名牌。
2品牌塑造。
品牌塑造，“品牌”是一个经济学名词，是企业产品经营的一个概念，它包括名称和标识两部分，是指产品与服务的名称及其标识，用以同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相区分。伴随着传媒业的飞速发展，电视台想在激烈的竞争中不被淘汰出局最中要的就是要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品牌栏目。
（1）内容为王，以内容至上为原则。世界最著名的品牌管理公司美国奥美传媒集团认为：一个强势品牌必须具备品牌知名度，品牌认知度、品牌联想度和品牌忠诚度。而从这四个方面的产生都必须依靠内容。在内容为王的今天，凤凰卫视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央视新闻频道为何能够得到世界广泛的关注，这都归结为内容上的优势。《新闻调查》有过这样的口号，即新闻内容上的“三性”，新闻性、故事性和调查性以至到它后来的“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这在它的最初选题上都有详尽的体现，也是它一直能够保持很高的收视保证。
（2）打造明星主持人，电视媒体品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主持人、现场记者他们即是电视产品的制造者，又是电视产品的传播者，同时还是电视品牌形象的主要体现者，主持人的个性形象是电视品牌内涵的最好诠释者。
（3）老品牌的创新与开拓，“如果说品牌代表着一系列的信仰和价值，则创新可以视为对价值的合理追求。”按照马斯洛的人本需求理论，人的需求是不断升级和发展的，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人的需求和价值索取也在提高和增长。“’过去曾经合理的价值品牌承诺可能成为新的需求发展的障碍’，而价值创新就是’用新的品牌价值去满足人们对原有产品和服务的更高价值目标的追求。”从这里可以看出，创新是品牌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一个老品牌也许在以前是个响当当的好品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可能就变成了一个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四老品牌：编者老化、议题老化、对象老化、形式老化，这些都会影响电视栏目的近一步发展。借助传统品牌的影响力来为现有品牌换上符合时代潮流的鲜血，扩充和延伸原有品牌的单一内容形式和表现手法，都能有利于品牌的塑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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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汪澜。《锻造品牌栏目提升媒体价值》，《新闻记者》，2005，11。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六
摘要：原始玉器工艺发展到夏代，开始出现镶嵌、勾彻、浅浮雕和圆雕等琢玉技术，这就使得夏代玉器的造型和纹饰走向程式化和复杂化成为可能。几何直方的规整形状，出齿、安柄的细部造型，还有线面结合的构图，乃至浅浮雕式的立体纹饰，均强化了夏代玉器的艺术形式和审美意蕴，形成了匀称规整、多样统一、象征表意和凝重神秘的艺术风格，从而有效地实现了中国玉器主体审美观念从新石器时代“饰玉”向商周“礼玉”的过渡。
关键词：夏代玉器；线刻；浮雕；象征表意；凝重神秘。
根据《史记》、《竹书纪年》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和碳十四技术的年代测定，夏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其年代可基本框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囊括了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中国早期文明。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中心，并波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夏县东下冯，内蒙古的夏家店，山东的岳石地区，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以及内蒙古亦峰夏家店遗址的夏代文明，出土了丰富的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骨蚌器、木漆器等原始器物，其中尤其是玉器，以其独特的玉料、精湛的工艺、多样的造型、别样的纹饰以及极富时代特征的艺术审美风格，充分展现了夏代先民的形式感、想象力和社会风尚，这些无疑构成了夏代玉器的基本审美特征。
一玉料和工艺特征。
与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北方玉器玉料以及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南方玉器玉料相比，夏代玉器所用玉料无论在外在色泽还是内在质地上，都表现出中原玉料独特的审美风貌。据考证，“古代中原地区用玉多为软玉，其结构一般为交织的纤维显微结构的闪透石－阳起石系列矿物集合体。玉的质料致密坚硬，外表又显示出柔润，体胎半透明而又具有光泽”[1]。夏代文化的典型代表——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的玉器就鲜明地体现了中原软玉的审美特征。二里头玉器玉料的来源有新密的“密玉”，属白玉；南阳独山的“独玉”，属青玉；还有淅川的绿松石等。因而制成的玉器有的呈乳白色，如二里头遗址四号坑出土的玉柄形器；有的呈淡青色、嫩绿色以及灰褐色等，如二里头遗址三号坑出土的绿色夹白斑的玉戈。这种五彩斑斓的玉料色泽正好满足了夏代先民多种玉器品种的制造。同时，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代，基本处于黄土高原地区，玉石作为山地的精英，自然有别于随手抟来的一捧泥土，故而成为某种神秘灵物的表象，承担着原始礼制统治的功能。夏代玉器也正是首先凭借这一玉料的外在特征和内在质地而一跃成为国家重器，承载着礼仪的功能，成为专制社会的代言。因此，夏代玉料以其纯美的色泽、温润的质地，以及神秘灵物的表象，体现了愉悦的艺术审美形式和神秘的宗教礼仪内涵的融合。
极具中原地方特色的二里头玉料同时也促进了夏代琢玉工艺的审美化进程。夏代玉器的制作工艺，由于青铜工具的引入，在新石器时代玉器打磨、刻纹、镂空、抛光的基础上，开始向着更加精细的方向发展，这主要表现在镶嵌、勾彻、浅浮雕、圆雕等工艺及其所形成的审美效果上。
虽然镶嵌工艺在新石器时代早已出现，如红山文化女神塑像中的嵌陶工艺，使得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自然、古朴。但真正能体现镶嵌工艺的高难度的嵌玉和嵌铜技术却是从夏代才开始的。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片圆铜器、铜牌饰以及绿松石片、云母片镶嵌漆器等镶嵌工艺不但均属首创，而且制作精良，尤其是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其凸面为二三百块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成饕餮形兽面纹，极具形式美感，且营造出庄严神秘的氛围。与女神塑像的眼珠相比，它不仅在镶嵌物的数量上体现出优势，而且还开始讲究镶嵌中纹饰的构图。这不仅是夏代先民对不同质料器物驾驭能力的体现，也是他们对装饰的形式构图的审美追求，故而代表了夏代镶嵌工艺的最高水平，开启了后代青铜器镶嵌绿松石工艺的先河。
勾彻法的运用，主要体现为夏代玉器上的阴阳线刻纹。至二里头文化三期，夏代已出现被称作“砣子”的青铜质料的圆形琢玉工具，它一方面可以在玉器表面刻画出条条细阴线，另一方面在阴线沟槽的一个立面，向外扩展，形成较宽的斜坡面，形成阳刻凸纹。这种阴凹线和阳凸线的形成过程即玉器制作工艺中的勾彻法。夏代玉圭上精致的琢刻菱形雷纹带花纹以及玉柄形饰表面复杂的兽面纹、花瓣纹等纹样图案即为其见证，丰富了纹样的形式，且其精致性有效地提升了玉器的审美品格。
浅浮雕与圆雕工艺在夏代玉器的琢制中一般是搭配使用的。浅浮雕是在阴线刻纹的基础上凸出阳纹而使其具有立体的表现效果，一般用于纹饰的构图；而圆雕则多是为造型美观而使用的雕刻技巧，是整体形象的立体雕刻。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即可构成玉器纹饰和造型相搭配的整体审美艺术风格，如夏代玉柄形饰的制作工艺虽然综合了研磨削切、勾线阴刻、阳刻浮雕、钻孔、抛光等琢磨工艺，但最能体现其艺术风格的却只是两种：在柄形饰的四面用浅浮雕琢出繁复的纹饰，粗节用单线或双线雕成兽面纹，中节及顶部琢成花瓣纹，细节则有二至三周阳刻凸线纹；在柄形饰的四楞用圆雕技术琢出立体的造型，玉柄的四楞处为鼻梁，两侧为半张兽面，相邻柄面结合为一张完整的兽面。这样，浅浮雕与圆雕工艺形成了多样的纹饰图案和独特的立体三维造型，使得整个玉柄形饰柄面上的勾线饕餮花纹中点与直线结合得自然、流畅、舒展，造型和纹饰搭配得圆润、细腻，相得益彰。
总之，夏代先民在玉器制作工具和制作方法上的提高，尤其是双线浮雕纹样和兽面铜牌饰上的绿松石镶嵌工艺，有效地促成了夏代先民审美理想的物化，使他们的审美意识得到了较充分的展现。具体到玉器纹饰的雕琢过程而言，大致经历了由“勾彻法”向“浮雕法”演变，由平面线条向立体浮雕演变的过程。其实这正好体现了夏代纹饰雕琢工艺的审美特征，它一方面体现了夏代玉器雕琢工艺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充分地表达了夏代先民日益细腻的内心情感和审美理想。
二造型与纹饰特征。
极富中原特色的软玉材料和琢玉工艺，使夏代玉器的器形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许多造型都还是模仿当时某些动物、植物、人物等现成实物而成形的，如红山文化玉龙、崧泽文化鱼鸟形玉璜等。到了夏代，玉器的创造则基本上走出了对自然物象的直观模仿，更多的是依据人们生活的审美风尚而进行其造型及细部处理的。夏代玉器在造型上趋于程式化，器形大而薄，以几何直方形为主，流行在玉器边缘装齿扉或安柄，并镶嵌异物，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特征。
据后代史书记载，夏王朝是在战争基础上形成的，这也可以从出土的夏代玉器的器形得到验证。夏代玉器造型表现为:少祥和平静的模仿性装饰玉器，而多抽象的直方形兵器。玉钺为长方形或近圆形，玉圭为平首形，玉刀为长条梯形，尤其是多孔玉刀较以前更薄，更为长大、平滑。这些造型肖似兵器，至少与当时的“尚兵”习俗联系紧密，社会化的审美创造体现了其满足自身功能需要的理性化和观念化。夏代玉器的形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的直觉体验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的抽象想象能力。除此之外，夏代玉器形制还有出齿，即在玉器两侧雕出繁复的齿扉，如玉璋滋乳而成的牙璋，其扉棱显得华美异常。程式化的造型使得玉器在既有质料美的基础上充分流露了夏代先民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感，体现了先民的理性创造精神和感性生活情趣。
夏代玉器的审美发展主要体现在纹饰上。由于玉材的创新以及几何直方形的平面化造型，尤其是青铜轮工具的引进和勾彻、浮雕、圆雕等工艺的运用，使夏代玉器的刻饰纹饰向多样化、复杂化方向发展成为可能，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也获得了新的突破。
夏代玉器大多局部饰以平行或交叉的阴刻细线，并以此构成简略而精炼的纹饰构图。夏代玉器纹饰主要有直线纹、斜格纹、云雷纹和兽面纹，仅有少量的动物纹和植物纹。其中云雷纹见于玉圭，兽面纹见于兽面纹柄形饰、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而直线纹、斜格纹见于玉刀、玉戈、玉圭等，这些简约的刻纹装饰，实际上是夏代先民承载和表达其观念和信仰的痕迹，不同的纹样和构图，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审美心理。
细劲的直线纹、斜格纹是夏代玉器中最常见的装饰纹样，以平行的阴刻细线为其典型特征。斜格纹是由直线纹成组交叉刻成菱形状，整体上使图案更加紧密，强化了渲染的效果。如多孔玉刀两端，以及玉牙璋的内与援相接处就有成组的阴刻直线，线形细劲有力，深而直，使得玉器形象的美观化和礼仪性均得到了强化。
云雷纹在各种纹饰中尤为突出，用柔和的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有方折角的回旋线条是雷纹，二者配合，形成一种磅礴的气势和神秘的审美效果。该纹饰多饰于玉器两端的穿孔之间，两边再饰以阴线刻纹将其框住。如二里头遗址三区二号墓出土的玉圭，其二圆穿间有以细阴线刻划的菱形四方连续式云雷纹，琢刻精致，立体感强。夏代的玉圭一般用于社祭，礼云神。因土地需山川之气而致时雨，云行雷响方能有雨，故可是云雷纹以象征之。尽管要借助于“神物”，但其控制自然，驾驭天地的朴素人本意识和人的主体精神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显现。再如七孔玉刀，其近两端处也常琢竖直阴线纹与菱形云雷纹，风云雷电听其号令。
兽面纹为橄榄形眼眶，圆眼珠，宽鼻翼，阔口，这在龙山文化石锛上可找到源头，而且与新寨陶器盖上的饕餮纹饰极为相似，更是夏代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头部的简化或抽象表现。兽面纹以象征手法夸大其头部，强调五官，尤其擅长抓住其眼部特征局部放大，作“臣”字形眼，钻圆圈眼瞳。该纹饰“主要突出它们的头、目、齿等主要器官的特征，省略不重要的细部或对其只作象征性的表现，重要细部圆润婉转的阳线”[2]，其中装饰趣味与象征趣味相得益彰，使礼的威严和审美的情感融为一体，后来更多地见诸商周时期的青铜容器。同时，这一脉相承的兽面纹饰的演变也彰显了夏代先民的宗教信仰和对龙崇拜的社会风尚。龙纹图案起源于远古的族徽，最早出现的是红山文化玉龙，而到了夏代，龙形兽面纹饰的手法和主题，经过长期的酝酿，已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并且为帝王专用。
总之，夏代玉器的纹饰呈现为两种主要形式：一种主要以线条为主，采用线面结合的方法，构成整个玉器的平面纹饰图案，如细劲的直线纹、斜格纹，回旋的云雷纹；另一种就是浅浮雕式的立体纹饰图案，如立体感极强的兽面纹。纹饰上的线刻和浅浮雕更进一步突出了以上各种纹样的装饰功能和文化意蕴，对商周的玉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艺术与审美风格。
关于夏代玉器的整体艺术风格问题，杨伯达先生曾谈到：“从其前后玉器工艺美术的发展情况来看，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可以窥其一斑”[3]。对此说法我表示赞同。一方面，夏代玉器的艺术风格承袭了新石器时代的审美风尚。就造型而言，玉圭的方形结构和钻孔的审美处理是龙山文化玉圭的延续，玉牙璋则是龙山文化铲形器的进一步完善化和复杂化，玉琮的方圆构形更是受到了良渚文化的深远影响。就纹饰而言，浅浮雕式的兽面纹，其橄榄形眼眶与石家河文化玉器相似，其宽鼻翼和阔嘴巴又直接脱胎于龙山文化石锛；另一方面，夏代玉器在继承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基础上形成的抽象直方的独特造型和神秘威严的兽面纹饰，又均系商周玉器制作的根据，对后代玉器的创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夏代玉器的过渡性风格十分突出。但我们若仅仅把夏代玉器的艺术与审美风格定性为一种过渡性，无疑是忽略了其特有的审美文化特征。至少，夏代玉器还体现了以下极具鲜明时代性的艺术与审美风格。
一是匀称规整性。对称、均衡、规范、平整，是玉器造型艺术具有审美价值的重要因素。夏代玉器的这些形式美感不仅体现在整体的结构造型设计上，而且也显现于局部的细微纹饰图案雕饰中。夏代玉器在整体构形时，为补充直方形在美观上的相对不足，常在两端装以繁复的齿扉以及饰以细线纹饰，它们均成对出现，且左右对称。最典型的是玉七孔刀，就造型而言，玉刀扁长呈梯形，上部背端相对厚而窄，下部刃端相对薄而宽，而且近刀背处镂有平行、等距的圆孔七个，使得上背下刃重量均匀得体。同时刀的左右两端又装有齿扉六对，显得极其对称；就纹饰而言，玉刀近两端处表面琢了竖直阴线纹与菱形纹，其下有两条平行阴线与刃相隔。整个玉刀在造型和纹饰的.搭配上将夏代先民的审美形式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二里头遗址五号坑出土的创新形玉钺，呈圆弧背，两侧逐渐外侈呈宽刃，每侧有扉牙两组，每组为三齿，呈对称状，刃呈莲弧形，分四段，左右均衡对称。另外，更多的玉戈、玉圭，以及装饰类玉器，其造型和纹饰也常显示出对称规整的韵律美和整体和谐的审美风格。
二是多样统一性。夏代处于中国国家形成的初始阶段。首先夏代诸方国的玉器受各地区文化生活的影响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风格。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夏代玉器多为装饰类的臂环、玉管等，而少礼仪器，呈现出祥和的氏族审美风味；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夏代玉器则多璧、牙璋、钺和多孔刀等，形制和风格倾向于庄重和威严，使灵物与政权统治、等级礼仪紧密相连，巫术性与人文性相交织。同时，受特定时代和地区间相互交流的影响，夏代玉器又形成了统一的艺术审美风格。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玉器在吸收陶寺遗址文化玉器祥和优美风格和石峁遗址玉器庄重威严风格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自身的王权等级色彩，形成了既庄严肃穆又装饰美观的大一统风格。与此相应地，中原二里头的主体审美风格又借助国家的统治王权向四周传播和辐射，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代表社会等级象征的牙璋、圭、钺等玉礼器，这类玉器的传播过程实质上也就是夏王朝礼制观念和审美风尚的传播过程。
正如杨伯达先生所说，“到了夏代，出现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朝之后，玉文化的形式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遂而出现了统一的玉文化，或与地方玉文化暂时并存、对峙”[4]。夏代玉器糅合了史前各地文化的诸多因素，其文化也必然是多元性和统一性并存的文化，其艺术风格也必然呈现出多样统一的审美特征。这种由多样趋向统一的玉器审美风格展现了夏代王朝的宏大审美情怀、独特审美趣味以及鲜明时代特色。如玉器器形一般大而薄，流行的齿扉装饰也由简而繁，且有了细劲的阴刻直线纹；异物镶嵌工艺开始应用于青铜器制造，十字纹青铜方钺上镶有多块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中的兽面纹由200多小块绿松石镶嵌而成，均代表了夏代这一独特时代的审美艺术风格。
三是象征表意性。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5]，这句话精要地揭示了古代器皿的象征性特征，夏代玉器也体现了这样一种象征表意性的艺术风格。首先，夏代玉器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玉兵形器增多，这类玉器只是形制似兵器，而非真正的兵器。如数量众多的玉戚、多孔玉刀，以硬而脆的玉石为原材料，一般宽大体薄，也无使用痕迹，结合其特殊的纹饰以及两边的扉齿考虑，它们应为仿兵器形的非实用玉器，是一种象征权力和威武的礼仪玉器。另外，玉刀穿孔均为奇数，从一个到三个、七个不等，这可能与当时偏于阳刚之数的审美风尚有关。再如玉戈、玉钺等，也在这种特定的时代传达着等级礼仪的精神特质，并上升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些玉器的形式中积淀了社会的价值和内容，远非简单的实用器具所能比拟，是对外在自然的升华，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审美价值。这一点，尤仁德先生在《古代玉器通论》中揭示得尤其精到：“二里头所出玉戈、玉钺和玉刀，都是作为‘兵杖’形式出现的，它们象征夏朝君王的军权及其在战事中的胜利与凯旋…….夏王朝是经过血雨腥风的长期战争才得以建国和巩固政权；它们所反映的是战争与征服的特殊文化形态，是促使王权强化的主要精神力量”[6]。一言以蔽之，在夏代，礼玉的形制已成为个体身份的标识码，也是社会地位尊卑的具体体现，它同社会意识形态有着明显的联系，充分展现了夏代玉器的象征表意性风格。
四是凝重神秘性。夏代的许多礼仪玉器，造型相对规整，它们凭借自身的高贵地位进入夏代先民生活之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社会观念；同时，后者又反过来促进了前者的发展，使玉器向着礼仪化和程式化的方向发展。夏代社会浓重的礼制风尚和等级观念，造成了其玉器所突现的人文意识之中始终笼罩着一层浓厚的庄重感和神秘感。“三代时，玉质礼器是贵族们的‘权杖’，朝享会盟，用以表征其身份地位；又是通神的礼器，用以祭拜神灵祖先”[7]。夏代玉器就兼有礼玉和瑞玉的双重身份，既带有朴素的原始崇拜的巫术色彩，同时又孕育着夏王朝等级身份的人文色彩。这尽管只是一种扭曲的人本意识观，但毕竟代表着其觉醒，人本意识打从娘胎里出来就带上了一种礼的枷锁，显得凝重而庄严。以夏代玉器的纹饰为例，由光素无纹向直线斜格纹再向云雷纹和兽面纹的发展，尤其是变形的兽面纹，两眼圆瞪，有一种狰狞的庄严美。这就使夏代玉器逐渐转为沟通天地的宗教法器和社会生活中的仪仗礼器，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夏代先民审美心理由朴素的自然观向极具抽象化的礼制观念的转变，从而形成了夏代玉器神秘化、庄重化的人文风格。
“形而下者谓之器”，夏代玉器集合了中原地区的玉材，开启了青铜工具雕琢玉器的工艺，形成了直方、规整的审美造型和独特而多样的纹饰图案，构成了玉器审美艺术中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形式；“形而上者谓之道”，夏代玉器同时又与先民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与他们的时代审美风尚相合拍，并且玉器的造型和纹饰本身就是这些精神内涵的物质载体，构成了玉器审美艺术想得到悟得出的内在意蕴。总之，考古发掘的夏代玉器既是具体的形而下的器物艺术形式，同时又反映了抽象的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内涵，充分展现了夏代先民的审美形式感、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将夏代玉器独特的时代审美特征再现于4000多年后的今天。
参考文献：
[1]郑杰祥.新石器文化与夏代文明[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377.
[2]杨伯达.中国玉器的发展历程[a].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玉器,文物出版社,1986:8.
[3]杨伯达.中国玉器的发展历程[a].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玉器,文物出版社,1986:6.
[4]杨伯达.中国和田玉玉文化叙要[j].中国历史文物,(6):70.
[5]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412.
[6]尤仁德.古代玉器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84.
[7]郑淑萍.山川精英·玉器的艺术[a].美感与造形，三联书店，199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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