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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篇一
岑参的作品及其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气势恢宏，想象及其丰富，雄奇瑰丽，奔放热情，满怀报国之情。
岑参生平研究在本世纪内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岑参旧无年谱，《新旧唐书》本传及历代传记类典籍对其生平事迹的记载亦甚疏略，1930年赖义辉撰《岑参年谱》，是为岑参第一个年谱，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此后不久，闻一多先生《岑嘉州系年考证》、《岑嘉州交游事辑》又相继问世，使得岑参生平研究顿时豁然。此后，李嘉言在其师闻一多的指导下，又撰《岑诗系年》。到五六十年代，新的一批学者又将岑参生平研究推向深入了，曹济平的《岑参生年的推测》、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对三十年代岑参生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讨。经过十多年的沉寂与冷落，从七十年代后期起，岑参生平研究又重新繁荣起来了，且至今而不衰。此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陈铁民、侯宗义合著的《岑参集校注·岑参年谱》、孙映逵《岑参生年考辨》、胡大浚《岑参“西征”诗本事质疑――读岑参诗札记之一》、柴剑虹《岑参边塞诗系年补订》、廖立《岑嘉州编年考补》、孙映逵《岑参游河朔考辨》、孙映逵《岑参“西征”诗及有关边塞地名――与胡大浚先生商榷》、胡大浚《再论岑参“西征”本事――答孙映逵同志》、孙映逵《岑参边塞经历考》、张春山《岑参首次赴安西的时间及其背景》、廖立《唐代户籍制与岑参籍贯》、王刘纯《岑参交游考辨――阎防、杜位与严维》、廖立《岑参评传》、任晓润《岑参生年、籍贯考》、王勋成《岑参去世年月考辨》、廖立《岑参师友考》、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等。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本世纪岑参生平研究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岑参的籍贯关于岑参的籍贯，学界有两说：一谓江陵人，一谓南阳人。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谓岑参唐江陵(即今湖北省江陵县)人，其先世本世居南阳棘阳，梁时长宁公善方始徙江陵。诸书称岑为南阳人，盖从其郡望。此后陈铁民等撰《岑参年谱》亦同意闻说之考证。但此后学者中亦有人坚持“南阳”说，如任晓润《岑参生年籍贯考》就认为，岑参的籍贯应是唐代棘阳(今河南南阳)人;廖立《唐代户籍制与岑参籍贯》则从唐代户籍制的考察入手，论证岑参的籍贯当为“南阳”;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也认为，岑参“祖籍南阳棘阳，今河南新野县，梁时徙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似亦倾向于南阳说。
岑参的生卒年岑参的生卒年史无明文，长期以来亦无确考，本世纪学界颇多异说：
1、赖义辉《岑参年谱》考证岑参当生于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卒于大历四年(公元769年)。
2、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则不同意赖说，通过详细考证认为，岑参生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卒于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享年五十六岁;后来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也同意此说。
3、曹济平《岑参生年的推测》也认为，赖说的错误较明显，但闻一多先生的证说亦有不足之处，他认为，岑参生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更为确切。任晓润《岑参生年、籍贯考》也持此说。
4、刘开扬《略谈岑参和他的诗》以为岑参生年最少应该比闻氏所定的后一年，即公元716年，至公元770年死去时为五十五岁。
5、孙映逵《岑参生年考辨》通过对岑参及第授官之年的考证，认为岑参应生于公元717年(开元五年)。
对于岑参的卒年、月，学界有三说：一为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所考的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正月说;一为赖义辉《岑参年谱》提出的大历四年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则认为，闻一多的考虑还欠周到，经过他的推测，岑参应当死于大历四年十二月下旬。一为王勋成《岑参去世年月考辨》所云，疑参于大历十月左右即病逝于东归途中之船上，其地可能在嘉、戎一带，而非成都之旅舍。
岑参游河朔的时间关于岑参游河朔的时间，闻一多在其《岑嘉州系年考证》中有较详细的考证，他认为，岑参于开元二十九年游河朔，春自长安至邯郸，历井陉，抵冀州。八月由匡城经铁丘，至滑州，遂归颍阳。陈铁民等《岑参年谱》则不同意闻说，认为岑参于开元二十七年游河朔。春自长安经古邺城至邯郸，复由邯郸抵贝丘。暮春自贝丘至冀州。四月由冀州抵定州。后到井陉。冬抵黎阳、新乡。
岑参“西征”本事及其他边塞经历《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是岑参两首著名的边塞诗，对于此两诗的背景，闻一多认为是“天宝十三载冬破播仙之作”，此说为李嘉言《岑诗系年》、马茂元《唐诗选》、林庚、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及其他一些选注本所沿用，影响较大。
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提出此两诗与《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同指一事，似不妥当，然未作辨析。胡大浚《岑参“西征”诗本事质疑》从边疆历史地理的实际出发，对上述两家说法细加考察，认为闻一多将两诗系于天宝十三载封常清摄御史大夫之后固然是正确的，但把它同《凯歌六章》并列为征播仙之作，则显然不妥。胡文认为，常清之破播仙，当在天宝十三年冬末至次年初春，岑参乃作《凯歌六章》以颂之;而《轮台歌》、《走马川》所叙西征事，当在十三载九月，或十四载九月常清返京之前。在胡文发表后不久，孙映逵撰《岑参“西征”诗本事及有关边塞地名》与胡文商榷，孙文认为西征与破播仙是一役，闻说是确当的，岑诗中的“西征”即是征讨入寇吐蕃(而不是征回纥)，同时也是征讨吐蕃支持下的叛镇播仙;而且三诗所写地理位置亦合，在行军路线和地点上也无矛盾。胡大浚《再论“西征”本事――答孙映逵同志》再次强调“西征”与“破播仙”并非一役，且就二诗诗意的理解提出了一些与孙文不同的看法。
此外，孙映逵《岑参边塞经历考》一文将岑参两次赴西北边塞的经历作了考证，其中与闻一多《考证》、李嘉言《系年》及陈铁民等《年谱》多有不同。
岑参的隐居问题岑参一生曾有几次隐居，对于其《感旧赋序》中所说的“十五隐于嵩阳”一句所指，闻一多认为，此乃指开元十七年(岑参十五岁)移居河南府登封县(太室别业)事，嵩阳乃是太室。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则认为此句主要应指作者十五岁至二十岁左右隐于少室的一段经历。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则认为，当指其十五岁至二十岁隐于太室、少室两山事，不一定专指一处。另外，陈铁民此文还认为，岑参至晚于开元二十九年时已隐居终南，但这种隐居，乃是一面隐居，一面不断寻求出仕的道路。
岑参的交游此类文章首推闻一多的《岑嘉州交游事辑》，后来诸年谱也都涉及到一些。八十年代后又产生了几篇考述岑参交游的论文，如王刘纯的《岑参交游考辨》、廖立的《岑参师友考》等。
二、岑参诗歌研究。
岑参边塞诗综合研究岑参的诗歌成就主要在边塞诗方面，故自本世纪初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相当多。
1927年，徐嘉瑞发表了《岑参》，此系本世纪第一篇专门探讨岑参诗歌的论文。文章认为，“岑参所表现的人物事实，都是最伟大的、最雄壮的、最愉快的”，“岑参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终生不会说儿女沾巾的话，越是危险越是痛苦的时候，他越发得意”，“他感受到大沙漠雄壮的印象，由恐怖到了同情，这伟大的沙漠即是他的诗境”，“沙漠的伟大生命，即是这一个’宏壮的诗人‘的生命了”。1935年又产生了两篇专论，，一篇是孙仲周的《边塞诗人岑参》，另一篇是叶鼎彝的《唐代民族诗人――岑参》。其中叶文对杜确在《岑嘉州集序》中将岑参比估吴均何逊的说法不满，认为“岑参的诗实在另有他自己的一种特殊风格，不得属于任何一种家派。”他同意徐嘉瑞在《岑参》一文中对岑参诗风的评价，也认为“他诗中所表现的人物和事实，都是最伟大的，最雄壮的，最愉快的'，好像万马奔驰，金鼓齐奏，十分震动人的耳鼓。”但是，他对岑参诗歌艺术和内容的分析，则远比徐文细致，他说：“岑参的诗，就形式方面而论，他是长于七言古诗的，这并不是说他其他的诗体做不好，实在是因为他那种热烈豪壮的情绪，不用那苍苍莽莽的一气呵成的七言古诗，是表达不出来的。”在谈到岑参诗歌的内容时，他又说：“他是用全付的精力来描写战争的。但是，他所写战争不是杜甫的兵车行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等诗，专门诅咒战争的残酷，而是歌颂战争的伟大的。”“除了歌颂战争而外，还充分表现出许多异国的情调，所取的题材，如大雪，大热，大风，大将，名马，雄壮的音乐，雄壮的舞蹈。他所取这些题材，都是取战争为背景，风格境界都是一致的，他是取动不取静，取雄放而不取澹远。”“总之，他的诗境是动的，是阳刚的，是sublime的!”
本世纪上半叶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诗歌史及一些唐诗论著中也有关于岑参诗歌的论述，如，胡适《白话文学史》认为，“岑参的诗往往有尝试的态度。如《走马川行》每三句一转韵，是一种创体。《敦煌太守后庭歌》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并对古人把岑参比作吴均、何逊不以为然：“他们只赏识他的律诗”，“律诗固不足称道;然即以他的律诗来说，也远非吴均、何逊所能比”，如他诗中的一些白话句子“岂是吴均、何逊做得出来的吗”?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中册)云：“岑参诗辞意清切，回拔孤秀，悲壮豪慨，新奇挺拔。”“岑参诗句之新，不特记边塞异域为然，即如歌咏内地风物，也较其他诗人有不同的笔力。”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认为“岑参是开、天时代最富于异国情调的诗人”，“他一边具有高适的慷慨壮烈的风格，一边却较之更为深刻隽削，富于奇趣新情。”。苏雪林《唐诗概论》则认为“岑参在同时一群诗人中可以说更能充分表现男性的一个”，“他有一种热烈豪迈的性格和瑰奇雄怪的思想，最爱欣赏宇宙间的’壮美‘，以及人间一切可惊、可怖、可喜、可乐的事物。而环境恰恰又成全了他。”
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篇二
197月21日生于湖南省益阳县新市渡。
19入私塾读书。
19考入益阳县立第二高小(原箴言书院)学习。
1922年考入长沙长郡中学学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
1924年上半年，将宋希濂等人创办的进步刊物“雷声社”改名为“新雷声社”，任社长，并办《新雷声》。
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担任湖南青沪惨案后援会理事。
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11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战斗生涯。
1926年1月，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农委秘书。
1928年化名曾攻玉赴武汉。
1930年5月，赴上海参加中央特科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
11月，任中共中央秘密电台报务员。
1931年受中共中央委派，赴江西瑞金建立红军第一个无线电台，任苏区中央局电台报务员、政治委员、台长，实现了中央红军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第一次无线电联系。
参加中央苏区第二、第三次反“围剿”。
参加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
1934年参加中央红军长征。
1936年西安事变后，赴西安任红军联络处电台台长。
12月，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信局副局长。
1937年3月，回到延安，入抗大、马列学院学习。
9月，任第二战区战动总会晋西北特派员。
1938年2月，赴新疆任西路军“新兵营”政治教员、党委宣传委员、政治处副主任。
1940年3月，赴西安做秘密情报工作。11月，奉调回延安先后任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委员、秘书处处长、中央社会部第二室副主任兼政治处主任。
1945年调任中央机要科政治协理员。
8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当选为“七大”代表。
9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行政委员会主任。
1947年组织领导中央档案材料的疏散和转移工作。
1948年5月，率中央材料委员会携带档案到达西柏坡，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
6月，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1949年2月，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并负责记录。
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篇三
对顾准和顾准思想，大家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研究，只要这些角度是不虚妄、有意义的。就本人而言，最感兴趣的还是顾准的思想历程，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心路历程，随个人遭遇变化而发生的具体的思想和情感的发展过程。顾准不是单纯的书生，不是一个行践所谓人文关怀的纯粹知识分子，现在年轻一辈学人动辄将他与陈寅恪甚至胡适放在一起论列，这实在是不懂得顾准这一类人。顾准自己不会想到、也决不会同意这种比附的。
顾准是一个老革命，是以低级知识分子身份投身于“理想”且有过多年实际经历的老革命，像他这样经历的，在共产党领导层内是具典型意义的。这我们只要看看新中国建立以后，担任党内和政府各级部门负责人的出身，就可明了。从第一代到第二代，除了极少数农工出身的，可说大多是这些小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在各级领导的位置上。顾准在资历上属于第二代，地位上属第二层级，新中国建立之初，他即出任中国最大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市的财政税务局局长，地位不可谓不高，权势不可谓不重，如其在这条道上顺利走下去，日后拔擢为中央政府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应是可待之事。然而，由于政策见解与上不合，顾准不久就被排除出权力岗位，几经转折，最终以戴罪之身走上了“下野即读书”的求学求真之路。
革命革了几十年，最后却遭贬黜被逐出权要部门继而再逐出革命队伍，自然是令人丧气的事，这成了顾准“从理想走向经验”的现实人生条件。不过，身份发生变化，还只是条件和可能性之一，有如此遭遇的人很多，有过一些想法的人也不在少数，但却不曾达到顾准思想那样的清晰、深刻。这里还需要有其他条件。这些条件还可以举出一些，比如刻苦研究、独立探索等等，但认为必得加上的一条是：顾准对自己，及自己所信奉、所从事之事的反思和重新判断，而且表现出清醒、沉毅果敢甚至决绝！
个人仕途发生变故，个人遭遇不幸或者说不公正，因而多少有所反思和省悟，这并不稀罕；但既已认识，就再不回头，拿起冰冷的手术刀解剖各种迷思，同时也解剖自我，但凭理性指引，由大智而大勇，从而作出独立的判断——唯独顾准达到了如此境界！这一思想进程，所需要的勇气和毅力，非外人所能想象。顾准不同于哈耶克、殷海光，只凭理智不涉及感情问题。顾准也不同于陈寅恪甚至巴金，他们是较单纯的学者文人，可以从理念到理念，谈不上有激情牵绊在其中。而对顾准，则不然。顾准是事业中人，事业于他这一类知识革命者来说，不仅是信仰，更是生活实践和生命的全部，是生死以之、为之死而无悔、终身崇奉的人生最高理想。
如早年顾准者，他们不但顺势，且是造势者、弄潮儿，他们不惟受理想感召，而且将其作为“舍我其谁”的勇敢担当起的为民族为国家的神圣使命，他们在革命之中是浑然忘我、全身心投入的。
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篇四
顾准于19生于上海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姓陈，经营棉花生意，后破产。顾准有兄弟姐妹10人，他排行第五，随母姓。在职业学校的初中毕业后，因家境清贫，无力继续求学，12岁就到潘序伦先生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随后通过自学会计学，成为掌握现代会计知识的专业人士。
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20世纪30年代，有多部会计学著作问世，是上海知名的会计学家。1934年完成的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被各大学采用，同时开始在大学任兼职教授。
顾准于1930年组织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进社，后转入武卫会。同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4年后，曾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6年2月，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在文委工作期间，与经济学家孙冶方(当时为文委书记)认识并共事。1940年后，曾任中共苏南澄锡虞工委书记、专员，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淮海区财经处副处长。后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6年1月回到华东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中共华中分局财委委员、山东省财政厅厅长。解放军占领上海前夕，任青州总队(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一支干部队伍)队长，积极准备接管上海。1949年5月，随军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为建国后上海的财税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他接管上海财政系统的三年时间里，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已经从国民党手里濒于崩溃的烂摊子变成支撑共产党新中央政府的最大财源，也为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下基础。
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篇五
1952年的三反运动，他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1953年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物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后，开始研究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并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成为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下放劳动回到经济研究所，受孙冶方委托研究会计和经济，相继翻译了熊彼特和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著作；1965年，因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外甥宋德楠与几个同学建立“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被视为组织“反动小团体”，顾准受到牵连，再次被划为右派，并在随后的“”中，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
出于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以及对顾准的不理解，与顾准患难与共30多年的妻子汪璧被迫提出与顾准离婚，1968年4月更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杀；五个子女宣布与顾准断绝关系，并断绝一切来往。
尽管遭受种种非人的迫害，并承受与亲人分离的痛苦，顾准仍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1974年12月3日，顾准因肺癌在北京病逝。临去世前，他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并要他“待时守机”。顾准的骨灰，一半遵照他的遗嘱，抛撒在他生前曾工作过的三里河路中科院大楼前面的小河里，另一半根据经济所的意见，安放在八宝山公墓后的老山骨灰堂。
1980年2月9日，顾准被“恢复名誉，彻底平反”，当日，中科院为他和妻子汪璧召开追悼会，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正局级墓室里。
1994年9月，《顾准文集》出版，9月，《顾准日记》出版。顾准的书籍出版后，在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刮起了“顾准旋风”。学者李慎之说，顾准其实是拆下自己肋骨当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
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篇六
曾三致力于中共党和国家档案事业的开创、建设和发展。他提出了关于中国档案工作管理体制、基本原则和方针任务的意见，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档案工作规章制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档案干部专修班、档案工作刊物和档案科研机构，积极倡导建立各级各类档案馆。在曾三的组织领导下，一个自上而下的全国档案工作组织系统、门类齐全的档案馆网络初具规模，使档案工作在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曾三遭受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坚贞不渝，刚直不阿，与林彪、“_”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三的冤案得以彻底平反，恢复工作，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十二大”候补代表、中共中央顾部委员会委员和“十三大”特邀代表。曾三坚决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领导档案工作的恢复和整顿;为适应中共工作重心转移的需要，及时向中央提出了开放历史档案的意见。在退居二线后，曾三一如既往地关心党务和国家大事，关心党风建设，关心档案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为新中国的档案事业、档案工作、档案学理论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篇七
泰戈尔(1861―1941)，印度著名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19获诺贝尔文学奖。生于加尔各答市，1878年赴英国留学，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活动。泰戈尔是具有巨大世界影响的作家。他共写了50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及大量文学、哲学、政治论著，并创作了1500多幅画，以及难以统计的众多歌曲。他的作品充满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同时又富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其重要诗作有诗集《故事诗集》、《吉檀迦利》、《新月集》、《飞鸟集》等。
泰戈尔不仅是印度的伟大诗人，还是一位天才的作曲家、画家。泰戈尔成长为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诗人，完全得力于他父亲从小对他的熏陶和培育。他因为受不了当时学校教育的机械与贫乏，14岁就休学在家，虽然家里人对他感到失望，但诗人自己日后提起这个变动，却颇感欣慰。
泰戈尔的父亲为教育好儿子，就以自己的示范作用来影响儿子。每天早晨，父亲把泰戈尔叫醒，父子俩一起背诵古诗。早点之后，父亲让泰戈尔坐下来，静静地听自己颂唱经文，然后一块儿去散步，散步时讲各种知识。回到屋里，教孩子读英文。晚上，爷俩又一块学习，还以天为书，讲初级天文知识。泰戈尔的求知欲望越来越浓，父亲把家里的藏书展示给孩子，泰戈尔饱览名著，写出了第一部诗剧。
泰戈尔说，童年印象最深的是他父亲对他的教育――潜移默化和身体力行。他父亲为研究印度宗教圣典和西方哲学著作付出了毕生精力。除了潜心研究之外，旅行是他父亲的业余爱好，尤其喜欢前往喜马拉雅山旅游。当面对潺潺奔流的山泉，溪水发源于高山而滋润大地、奔流入海的追求给了他父亲深深的启示。他父亲不再向往隐遁，而开始致力于宗教改革活动，把自己认识的真理带到人类社会中去。
1873年初，父亲亲自主持成人仪式，让当时年仅12岁的泰戈尔和一个哥哥、一个侄子把头发剃光，戴上盒耳环，在三楼进行三天祈祷，冥想人生与宇宙的秘密。当时诵读的《吠陀》(印度最古老的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总集)赞歌，在泰戈尔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优美的韵律和抑扬的音调，使他终生难忘。
由于泰戈尔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大家庭中，他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家仆看管下度过的`，泰戈尔被关闭在高墙大院之内，不敢越雷池一步。正因为这样，他对围墙外广阔而又神秘的世界越加好奇和憧憬。泰戈尔12岁那年，父亲第一次带他去喜马拉雅山旅游，他高兴得无法形容。他们到达的第一站宿营地是桑地尼克坦，那里空旷无涯，广阔的原野，坦露的荒地，还有那错落有致的沟沟壑壑，在蓝天白云之下，像是一幅浓笔重彩的大油画。壮丽的景色深深感染了泰戈尔，他第一次获得了在空旷的大自然里自由遨游的乐趣。他们继续向喜马拉雅山进发，沿途游览了许多地方，还特地参观了阿默尔特萨尔的金庙，和那些虔诚的信徒在一起，吟唱锡克人的颂神曲。抵达喜马拉雅山山麓时已是阳春三月，但山区的春天却是姗姗来迟。他们稍作休息之后，便向海拔7000英尺的德尔豪杰峰攀登。
途中要经过几个宿营地，他们或步行，或骑马，或坐轿。山路两旁，古松参天，春花初绽，云飞雾绕，鸟语声声，皑皑白雪在峰岭熠熠闪烁，山路自下盘旋而上，沟壑万丈，层林迭翠。这一切，对泰戈尔来说都宛如天堂，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一颗好奇和探索的童心完全陶醉在这山区的美景之中了。他们到达德尔豪杰峰后，住在自己早已购置的小屋里。每当太阳从东方的峰岭喷射出万道金光时，泰戈尔和父亲早已在户外散步了，然后回到屋里读一小时英文，读毕就到冰凉的水里沐浴。下午仍是读书，讨论宗教问题，晚上则是坐在星空下，听父亲讲天文知识，欣赏高原美丽迷人的夜色。父子俩在那里整整度过四个月这样的旅游生活。
这次旅游，使泰戈尔和喜马拉雅山结下了不解之缘，留给他许多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他后来称喜马拉雅山是”蛰居在心灵上的情人".成人以后，怀着深深的眷恋，他曾多次攀登喜马拉雅山。19出版的诗集《飞鹤》，就真实地记录了他这些游览活动的感受，被评论家称为出类拔萃的诗，达到了抒情诗的最高水平。以后，泰戈尔和他的父亲又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桑地尼克坦买了一块地，建了一幢住宅和一座花园，他们常去那里游览休假。他还在那里创立了植树节和开犁节，使当地植树造林蔚然成风。泰戈尔的生活已经与桑地尼克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通过在那里的许多实验活动，扩大和增进了对自己所酷爱的大自然的亲近感，饱览了美丽的自然风光，熟悉了普通人民的生活情形，这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篇八
生于富裕人家。少时随父移居上海，从西方人学习算术、英语。
少年时期，目睹清政府腐败，任帝国主义瓜分、掠夺中国的土地、财富，逐渐萌发了反侵略的爱国思想。在随父飘泊上海的日子里，又亲眼看到外国兵舰在黄埔江上横冲直撞，胡作非为，更使他感到国家要有强大的海军，才能不受外人欺凌。
1867年6月，沈葆桢(林则徐女婿)到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任职。以制造轮船须培养造船人才，开办制造学堂(前学堂);因法国长于制造，故应用法文教学。以驾驶轮船须培养驾驶人才，开办驾驶管轮学堂(后学堂);因英国长于驾驶，故应用英文教学。这两个学堂与船厂同时兴办，所招学生，都是福建省本地人罗丰禄、何心川、蒋超英、刘步蟾、叶伯鋆、方伯谦、林同书、郑文成、林泰曾、李达璋、严复、沈有恒、邱宝仁、陈毓淞、林永升、叶祖珪、陈锦荣、黄煊、许寿山、林承谟、柴卓群、郑溥泉、黄建勋。船政第一次招考学生后，又从广东招来已学过英语，并且基础较好的学生邓世昌、叶富、吕瀚、李和、张成、李田、黎家本、林国祥、梁梓芳、卓关略等十余人。他少年时就聪颖好学，“有干略”。1868年，他怀着救国的志愿，以各门课程考核皆优的成绩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航海，成为该学堂驾驶班第一届学生。他在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1871年被派到“建威”练习驾驶，随船巡历南洋各岛。1874年被任命为“琛海”兵船大副，以后历任“海东云舰”、“振威舰”、“飞霆舰”等兵船管带。1879年，李鸿章筹办北洋海军，他被调到北洋海军，任“镇南”炮船的管带。1867年入马尾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期学习，1871年，被派至“建威”舰练习航海。187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船政大臣沈葆桢奖以五品军功任命为“琛航”运船管带，次年任“海东云”炮舰管带，时值日军侵台，邓世昌奉命扼守澎湖、基隆等要塞，得补千总。又调任振威炮舰管带，代理“扬武”快船管驾，升守备，加都司衔。
1880年调入北洋水师，先后担任“飞霆”、“镇南”蚊炮船管带和“扬威舰”、“致远”舰管带。1894年9月17日在中日甲午黄海海战中壮烈牺牲。
1880年李鸿章为建设北洋水师而搜集人才，因邓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而将其调至北洋属下，先后担任“飞霆”、“镇南”蚊炮船管带。同年冬天北洋在英国定购的“扬威”、“超勇”两艘巡洋舰完工，丁汝昌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舰，邓世昌随往。1881年11月安然抵达大沽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完成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邓世昌因驾舰有功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图鲁”勇名，并被任命为“扬威”舰管带。
1887年春，邓世昌率队赴英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是年底回国。归途中，邓世昌沿途安排舰队操演练习。因接舰有功，升副将，获加总兵衔，任“致远”舰管带。1888年，邓世昌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是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邓世昌升至中军中营副将，1891年，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邓世昌因训练有功，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名。
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于是邓世昌决心放手一搏，指挥战舰全力撞向日舰“吉野号”之右舷(据日方纪录其冲撞的是浪速号)。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全舰官兵只有7人获救。
世昌训练舰。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世昌舰”，此舰为纪念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壮烈殉国的中国海军将领邓世昌而特别命名。世昌号训练舰服役，舷号82，可载200名学员和40名教官，货舱总容量6000立方米、可装载300个标准集装箱，该舰可快速改装成医院船、直升机母舰、运输船。
打捞致远舰。
甲午战争留给中华民族的创痛是刻骨铭心的，因为它是一道中国近代史的分界线，一道令炎黄子孙心头流血并隐隐作痛的鞭痕。正因为如此，即使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仍然不能忘却，大鹿岛海域曾留下北洋舰队四艘战舰和600多名将士的忠骨，怀念那伴随大潮起落、惊涛昭示的壮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教育后人，慰藉英灵，国家有关部门先后三次试图打捞“致远舰”(注：点击“致远舰”了解打捞致远舰详细内容)，但都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没有实现。
19月12月18日社会各界人士召开座谈会，会后中共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纷纷致函中日甲午黄海海战“致远”舰打捞筹备办公室，支持打捞“致远”舰，兴建“中国甲午黄海海战纪念馆”。
以全国人大、原海军副司令、军事科学院政委张序三中将为总指挥的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担任，副组长有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交通部海上救助打捞局副局长尹干洪等人，柴勇军任秘书长并兼办公室主任。
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篇九
阅读精选（1）：
“安史之乱”叛乱者安禄山是怎样死的?
核心提示：756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安禄山盘踞洛阳以后，纵情酒色、荒淫无度，弄得满身病痛、双目失明，性情更加暴戾，大臣、侍从稍不如意，重则杀头、轻则鞭打。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安禄山发所流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部兵15万，号称20万，以讨杨国忠为名，引兵南下，浩浩荡荡地杀向京城。
当时，天下太平日久、武备松弛，百姓都不懂战争，突然听到范阳起兵，远近震惊。河北原是安禄山统治的地方，安军所过，势如破竹，各地官吏望风瓦解，不是开门迎接，就是弃城逃窜。
安禄山渡过黄河长驱直入，连陷灵昌(今河南开封以北)、陈留(开封以南)、荥阳，其前锋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等已领兵到武牢，与封常清率领的官军对垒。封常清部下多是新募士卒，未经战阵，被叛军骑兵一冲即溃，逃进洛阳。封常清收拾残部，连战皆败，最后只好凿坏城墙，逃往陕州。于是，洛阳陷落。
756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随后率军西取长安，六月瞳关失守。唐玄宗西逃入蜀。在西逃途中，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率众发动兵变，杀死杨国忠，并逼迫玄宗赐杨贵妃自尽。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马嵬之变”。
玄宗西逃后，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史称肃宗。肃宗整军经武，重用李泌、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等人，君臣一心，上下同气，同叛军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广大民众纷纷加入到平叛收复失地的战争中，战事逐渐有了转机。
安禄山盘踞洛阳以后，纵情酒色、荒淫无度，弄得满身病痛、双目失明，性情更加暴戾，大臣、侍从稍不如意，重则杀头、轻则鞭打。侍监李猪儿经常被打得死去活来。
安禄山的宠妾段氏，估计安禄山活不长了，想要让自我的亲生儿子安庆恩代安庆绪为嗣。安庆绪听到风声后惊恐万状，求严庄给他像个办法。严庄也受过安禄山的鞭打，一向怀恨在心，便劝安庆绪杀了安禄山自立，并要他赶快行动，免得错过时机。安庆绪欣然同意，只是派谁去刺杀呢，严庄说能够找李猪儿。安庆绪立刻把李猪儿秘密叫来，严庄先问：“你前后挨打，还记得清次数吗?”李猪儿回答：“已记不清了。”严庄又说：“照你这么说，不死还是侥幸的。”李猪儿连连点头。严庄见火候巳到，便把自我的计划告诉了他，并说：‘不行大事，死期就不远了!”李猪儿满口应承。
这一天夜里，严庄和安庆绪手执刀剑来到安禄山的寝所，侍卫见安庆绪、严庄满脸杀气，不敢阻挡。李猪儿手持利刃，直入帐中，先把安禄山枕边的宝刀抽出来，狠命朝安禄山肚皮上砍去。安禄山伸手摸枕边的宝刀，没有摸到，摇着帐竿说：“必须是家贼谋逆!”话刚说完，肚肠已经流出来，只在床上滚了几滚便气绝身亡。严庄命左右抬开卧床，掘地数尺，用毡把安禄山的尸体裹好后埋在床下，告诫宫中不准泄漏。
次日早晨，严庄向百官宣布，安禄山病危，立安庆绪为太子;隔了几天，又宣布安禄山把帝位传给安庆绪，自我做了太上皇;再过几天，又宣布安禄山死了，然后发丧。从地下掘出来的尸体已经腐烂，只好草草成殓了事。
阅读精选（2）：
安禄山是怎样死的？揭密是如何被他儿子杀死的？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诛扬国忠为名，率众15万，号称20万，在范阳起兵;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也一齐率部反叛，史称“安史之乱”。唐朝自李渊立国一百多年来，内地长期没有战争，刀枪在武器库中生锈、腐烂，地方官员们一听说叛军来了，都吓得魂飞魄散，跑的跑，降的降，叛军势如破竹，很快席卷了河北，直指洛阳、长安。十二月十二日，安禄山进占洛阳，第二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自称为“大燕皇帝”，年号圣武。安禄山此时的势力，可谓如日中天，他哪里想得到，一年之后，也是在那里，他会死于自我儿子的刀下。
安禄山自范阳起兵后，身体越来越胖，病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当了皇帝后，由于饮酒及纵欲过度，眼睛也得了病，慢慢的什么也看不清了。之后身上又长了毒疮，疼得他每日焦躁不安，脾气越来越暴躁，经常无端的把左右侍从鞭打一顿已缓解他自我的疼痛。他称帝后，常居深宫，诸将很少能面见他议事，都透过严庄转达，严庄虽受亲重，也时而遭安禄山鞭挞，宦官李猪儿常为安禄山穿衣解带，服侍左右，挨打最多，怨气也大。
安禄山的长子叫安庆宗，原先在长安做官，安禄山起兵后，被唐玄宗杀了，二儿子安庆绪，跟随安禄山起兵打仗，骑马射箭样样精通，深得安禄山的喜爱。但是不久，安禄山又娶了一个妃子段氏，生了一子叫庆恩，安禄山宠爱段氏自然就把对安庆绪的喜爱转移到庆恩身上，安庆绪本以为长兄已死，等安禄山一命归天，自我就能够登上皇帝宝座了，但是眼见安禄山把宠爱转移到庆恩身上，不禁嫉恨交加。安庆绪时常担心被废，严庄也恐怕宫中事变于己不利，于是，严庄与安庆绪、李猪儿串通一气，谋害安禄山。
唐肃宗至德二年正月的一天，严庄处理了一些日常事务后去禀知安禄山，不明白什么地方不合安禄山的意，又被鞭打一顿，严庄满腹怨愤，走出宫门，恰好遇见满脸愁容的安庆绪，诡计多端的严庄立即想出一个主意。
晚上，严庄悄悄溜进安庆绪宫中，屏退左右，用诡密的语调对安庆绪说：“陛下龙体欠安，殿下又未正位东宫，要是陛下百年之后……”此话正中安庆绪的痛处，他向严庄讨教办法。严庄见安庆绪有意，就逼进一步说：“既然陛下有心，为何不行大事?机不可失，慢一步就让庆恩占了先机。”安庆绪连忙用恳切的语调说：“多蒙指教。但是怎样行事呢?”严庄压低声音说：“陛下如若行事，立即召猪儿来，只说问问父皇的身体状况就行了。”严庄即刻召来李猪儿，这个李猪儿十几岁就服侍安禄山，安禄山穿衣系带都离不开他，因此，李猪儿挨打的次数也最多。
严庄带着一副关切的神色问道：“猪儿，这天你又挨了多少打?”猪儿没有吭声，他也记不清挨了多少打了，只好垂着头站着。严庄又问：“昨日，你们那儿又有几个侍儿死了?”猪儿说：“奴才不大清楚，只记得有个和我不错的侍儿因为皇上让他拿东西慢了点，就被皇上从床上拿出一把刀给砍死了。”严庄又问：“猪儿，皇上有没有拿刀砍过你?”猪儿答道：“奴才明白皇上藏刀的地方，如果看见他摸刀，就躲开了。反正皇上此刻眼睛不好，要不早就没命了。”严庄假意说道：“多险啊!一不留意就要送命，这样下去如何得了?那你以后怎样办啊!难道等死不成?”李猪儿默然不语，他是个聪明人，已经猜到严庄的意图，只是不明白该怎样办。严庄继续说道：“猪儿，殿下为你着想，才叫你来。你想，皇上的日子不多了，你要是能帮殿下成大事，以后殿下会重重赏你的。”猪儿犹豫着点点头，算是加入了这一阴谋，严庄交待了几句，就让他回宫去了。
至德二载(757)正月五日(1月29日)夜，安庆绪和严庄悄悄的来的安禄山的寝宫前，李猪儿按约定把他们引到安禄山的寝床前，揭开帐子，李猪儿拿刀刺向熟睡中的安禄山，安禄山大叫着醒了过来，骂道：“哪个家贼干的好事?”安禄山平时总把佩刀放在床头防身，事前已被李猪儿偷偷拿走，这时他挨了一刀，知大事不好，急忙去摸刀，哪里还摸得着?在喊叫声中，血和肠从腹部流出数斗，很快死于非命，卒年五十五岁。安庆绪当即在其床下挖了一个数尺深坑，用毡子裹着安禄山的`尸体，连夜埋在坑中，那些值宿的宫女、太监虽然被惊动，但严庄拿剑指着他们，厉声说：“不许声张，谁要说出一个字，全家都不得活。”
第二天早晨，洛阳宫中钟鼓齐鸣，文武百官齐集后，严庄对部下宣告说：安禄山病危，诏立安庆绪为太子，军国大事皆由太子处分，随即即帝位，尊安禄山为太上皇，然后发丧，后史思明杀安庆绪后即大燕帝位，补谥安禄山为光烈皇帝。这样，死了好几天的安禄山又当了几天的太上皇，才被宣布驾崩归天，杀他的直接人是宦官李猪儿，背后是安庆绪。
雨晴在天台里等着入夜，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就开始胡思乱想。她担心自我这次会殉职，于是便给父亲打了电话，给他说了点暖心的话。夜色渐深，孤独的雨晴开始想念方成，她拨了方成的手机号码，然而刚好方成的手机没电，电话没之后。雨晴深知此时不由得花时间矫情，于是发了一条写着“我爱你”的信息给方成，便专心留意药剂房的动静。
不一会，线人就给雨晴打电话，说毒贩已经到了，雨晴立刻行动起来。医院总共六层，药剂房在二楼，雨晴把消防水管捆在天台的铁杆子上，便顺着水管往下爬。她一只手抓着消防水管把自我悬吊在外墙，一只手拿着相机，从窗口往药剂房里面拍。雨晴想多拍几张照片，当作证据，这时被药剂房里面的毒贩子发现了。毒贩子拉开窗户想要抓住雨晴，在雨晴挣扎的时候，毒贩子掏出刀子，把水管割断，雨晴便摔到地上晕了过去。这时，一阵警车声响起，警方把毒贩子控制住，刘素英也跟警方一齐把晕倒的雨晴带走。
方成回到家中，接到刘素英的电话。他一听雨晴从六楼摔下来后大惊，立即开车赶往江阳。雨晴醒来，解释自我只是从二楼摔下来，随后便离开病房出去，找到刘素英，一边口述，一边让刘素英帮忙打稿。这条雨晴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新闻稿总算发了，但是却只换来了500块的奖励。雨晴和刘素英都十分气愤，但是也只能无奈理解。
徐文君在银行里指点方成完成各种任务，然后自我又把这些任务拿去邀功，使自我获得领导赏识，扶摇直上。方成越来越觉得这样下去对自我十分不利，于是便开始为自我的前途发展想办法。一天开会时，姚主任表示这次的优秀员工打算推选方成。方成也察觉到，姚主任跟徐文君之间出现了问题，这正是自我上位的好时机。方成开始去讨好姚主任，无论公事还是家事，都尽可能地帮姚主任处理。徐文君此刻以分行行长为目标，不再理睬姚主任。方成顺势成为了姚主任的心腹，关系变得比以前好很多。方成本身的业务潜力也很出色，过了一段日子，方成便升了做副主任，总算吐气扬眉了一回。
张国辉以自我的主任身份，在办公室里对雨晴指指点点，雨晴不屑张国辉，处处都与他对着干。张国辉对雨晴十分痛恨，一向想把雨晴弄走。而雨晴之前报道了不少大新闻，有优秀新闻工作者的评定，还有副高级的职称，在社会上有必须的影响力，很多事情都需要雨晴去干。雨晴应对张国辉的耀武扬威毫不畏惧，每一天在报社里与他斗法。
阅读精选（3）：
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篇十
19修完课程，北京大学哲学系提前毕业。毕业后，先在杭州第一师范，后回到母校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教授国文、哲学，并任教学主任。继续参加新文学运动，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还参与发起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团体“中国新诗社”和创办第一个诗歌杂志《诗》月刊等工作，支持由青年学生组成的湖畔诗社及晨光文学社的活动，为开拓新诗的道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9参加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时期重要的作家之一。
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文学研究会8位诗人的《雪朝》第一集，内收朱自清的诗作19首。1923年朱自清发表了近300行的抒情长诗《毁灭》，表明自己对生活的严肃思考和“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这种进取不懈的人生态度，在当时有较大影响。
1924年，诗和散文集《踪迹》出版。
1925年，朱自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开始从事文学研究，创作方面则转为以散文为主。1928年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集中所作，均为个人真切的见闻和独到的感受，并以平淡朴素而又清新秀丽的优美文笔独树一帜。1931年8月，朱自清留学英国，进修语言学和英国文学;后又漫游欧洲五国。
1932年7月回国，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与闻一多同事一起论学。
1932年8月20日，朱自清携陈竹隐回扬州省亲。朱自清和他的妻子在上海举办婚礼。
1932年8月底，朱自清赴欧洲游学。
1934年，出版《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是用印象的笔法写成的两部游记。
1935年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并撰写《导言》。翌年出版散文集《你我》，其中，《给亡妇》娓娓追忆亡妻武钟谦生前种种往事，情意真挚，凄婉动人。这一时期，朱自清散文的情致虽稍逊于早期，但构思的'精巧、态度的诚恳仍一如既往，文学的口语化则更为自然、洗练。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自清随清华大学南下长沙，1938年3月到昆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以认真严谨的态度从事教学和文学研究，曾与叶圣陶合著《国文教学》等书。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x党政府发动内战，镇压民主运动。特别是1946年7月，朱自清的好友李公朴、闻一多的先后遇害，都使他震动和悲愤。于是他出席成都各界举行的李、闻惨案追悼大会，并报告闻一多生平事迹。
1946年10月，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在黑暗现实的教育和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他成为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实际斗争中，他身患重病，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并嘱告家人不买配售面粉，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情操。[2]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患严重的胃病(严重的胃溃疡导致的胃穿孔)，不幸逝世，享年50岁。
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篇十一
冰心是世纪同龄人，一生都伴随着世纪风云变幻，一直跟上时代的脚步，坚持写作了七十五年。她是新文学运动的元老。她的写作历程，显示了从“五四”文学革命到新时期文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伟大轨迹。她开创了多种“冰心体”的文学样式，进行了文学现代化的扎扎实实的实践。她的译作如的《先知》《沙与沫》，印度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及戏剧集多种，都是公认的文学翻译精品，1995年曾因此经黎巴嫩共和国总统签署授予国家级雪松勋章。她的文学影响超越国界，作品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得到海内外读者的赞赏。
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篇十二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
10月4日(农历八月十八日)出生于广东番禺县龙导尾乡(今广州海珠区)(龙导尾街)。其父邓焕庄，专营茶叶生意，尝于广州及津、沪、汉、香港、秦皇岛等地开设祥发源茶庄，并始建邓氏家祠。因邓焕庄与妻子郭氏饱受世道黑暗和战乱之苦，殷切盼望邓氏家业昌盛，就给他们的独生子起名为邓永昌;然而家业兴旺谈何容易，离不开时势和国运的大环境，故知情达理的邓焕庄又将其子改名为邓世昌，字正卿。
1860年(清咸丰十年)11岁。
邓世昌从小资质聪颖，勤奋好学，在家乡以优异成绩学完小学学业。邓焕庄觉得，无论将来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还是从事别的事业，都必须学习洋文，进而学习外国先进科学知识。这在把英语当作“蛮夷之语”的当时来说，是惊世骇俗的。当他携世昌到了上海之后，先让他进了教会学校，师从欧人学习英语、算术。世昌接受新知识能力很强，学业上进步及快，在很短时间内，就能与洋师对话，并能看阅英美原版书籍。洋师对他赞赏有加，十分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学生。
1867年(清同治六年)18岁。
沈葆桢出任福州马尾船政大臣，同时开办前学堂制造班和后学堂驾驶管轮班。学堂开始招生，生源主要为福建本地资质聪颖、粗通文字的16岁以下学生，后由于生源不足，招生一直扩展到广东、香港一带，并将年龄要求放宽到20岁以上。邓世昌得知此消息后立即禀告父亲，要求报考。开明的父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邓世昌回到广州，参加考试，成绩优秀，顺利考取驾驶专业。当时参加报考的学生，家境贫寒之士占大多数，其次是受到外国影响的家庭和商人子弟、外国学堂学生。报名者必须将三代名讳、职业、保举人功名经历填写保结，并要取其父兄及本人的甘结。
1871年(清同治十年)22岁。
驾驶专业学生除学习英语、数学外，还学习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和地理，经五年堂课学习后毕业。邓世昌从军后“第一次”回广州家乡探亲。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24岁。
堂课教育，仅是海军教育的第一步。要成为合格的海军军官，需经练习舰的实习。不久，邓世昌和其他同学一起登上“建威”练船，开始了他们渴望已久的海上远航。这次航习，先后到达厦门、香港、新加坡、槟榔屿，历时四个月。海天荡漾，有时数日不见远山，有时岛屿萦回，纱线交错。练习舰经受各种考验。去时由教员躬督驾驶，各学员逐段眷注航海日记，测量太阳和星座的位置，练习操纵各种仪器。返航时学员们轮流驾驶，教师将航海日记仔细勘对。经过二年舰课实习后毕业。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25岁。
邓世昌在船政学堂攻读五年，自始至终，奋发学习，自强不息，各门功课考核皆列优等。“凡风涛、纱线、天文、地理、测量、电算、行阵诸法，暨中外交涉例文，靡不研究精通”尤其是在随“建威”练船到南洋的实习中，表现出实际驾驶、管理舰船很高的素质和技能，深得外教的好评。加之年龄在同学中偏大，比较稳重和老练。正因如此，沈葆桢很看重他，称赞他是船政学堂中“最伶俐的青年”之一。2月，被船政大臣沈葆桢奖以五品军功，任命为“琛航”运输船大副。船政学堂培养的军官开始指挥军舰，这是中国军事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开辟了院校教育的先河。
1875年(光绪元年)26岁。
正值日本侵略军窥台湾、澎湖、基隆诸隘时，任“海东云”炮舰管带，巡守海口，获升千总。
1877年(光绪三年)28岁。
2月，代理“扬武”巡洋舰大副。3月，福州船政局首次派学生去英国和法国留学，根据邓世昌的全面素质和表现，完全可以选入出洋留学之列，只是因为带船人才紧缺，才让他在国内风涛海浪中锤炼。事在人为，邓世昌虽未正式出国学习，但他作为海军良将，素质是出类拔萃的，所以李鸿章等人几次派他出国去接收新舰。邓世昌在出国接舰过程中，抓紧机会，虚心好学，弥补了未在国外深造的缺憾。
1878年(光绪四年)29岁。
因“海东云”吨位较小，火力较弱，2月，沈葆桢调邓世昌任装备五尊前后膛炮的“振威”炮舰管带，并代理“扬武”快船管驾，奉命扼守澎湖、基隆等要塞。后获荐保守备，加都司衔。他在执行守备任务时坚决果断，用兵有方，抑制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
1880年(光绪六年)31岁。
年初，任“飞霆”蚊炮船管带。李鸿章为兴办北洋海军，派马建忠去考察、招收水师人才。马建忠奉命前往福建，听到了各方面对邓世昌的赞誉，并到邓世昌所带的“飞霆”蚊炮船察看，亲眼见到了兵船管理的井然有序，士卒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还多次与邓世昌交谈，对此马建忠给予很高评价。马建忠经考察后，向李鸿章汇报，并推荐邓世昌，说他“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李鸿章也是识才之辈，同年夏天，将邓世昌调至北洋海军，任“镇南”蚊炮船管带。同年底，北洋水师在英国定购的“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完工，丁汝昌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舰，邓世昌随往。
1881年(光绪七年)32岁。
邓世昌十分珍惜赴英国接舰的机会，因为，他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服从水师初建时缺少管带的需要，就开始带船，未能到欧洲留学深造。此次到英国接舰，他努力学习加以弥补。他利用各种机会游历英国的著名工业城市，看到了机器大生产的宏伟壮观场面;他游历了英国海军的主要基地、港口，看到了一艘艘各种巨型战舰，领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是什么模样;他学习研究了英国皇家海军的规章制度和练兵之法，看到了北洋舰队在训练和管理上的巨大差距;他学习研究了英国海军的发展历史，尤其是仔细寻找称霸海洋一个多世纪的秘密。他到了格林尼治，参观了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这座旧日的王宫，如今是世界海军的圣殿。船史陈列室里模型铁舰、三桅帆舰，以至古老的单层甲板木船，浓缩了人类征服海洋和在海洋上进行过鏖战的历史。在回廊的墙上，他看到了英国历代海军将领的油画像，最著名的是曾数次击败拿破仑舰队和一举歼面法兰西联合舰队、赢得特拉法尔加角海战胜利的纳尔逊。他还专程去过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俗称鸽子广场)，瞻仰了海军名将纳尔逊高大而逼真的雕塑像。他认真考察西方海军情况，悉心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经验，将这些军事装备和训练方法细心地加以研究，取其长，为己所用。8月17日，“超勇”、“扬威”从英国纽卡斯尔港起航，开始了由英国到中国的漫长航行。这是中国海军首次驾驶军舰航行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经过的沿途各国，始知中国也有海军，均鸣礼炮致敬，这就大大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此次清国水师首次到国外接舰，派出的操舰管带无疑是整个水师中最出类拔萃的。林泰曾操纵“超勇”舰，邓世昌操纵“扬威”舰。“超勇”、“扬威”两舰回国途中经历了惊险曲折。先是在地中海两舰失散，“扬威”因缺煤而在海上漂流了两昼夜，“超勇”获讯后去寻找接济。过苏伊士运河时，“超勇”的螺旋桨又触礁碰坏，经修理才继续航行。至10月15日，两舰终于到达香港，历时61天。之后，驶入江南制造总局，进行坞修。在上海经过整修后，“超勇”、“扬威”于11月22日驶抵天津大沽口。邓世昌因驾舰有功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图鲁”勇名，赏戴花翎，以都司补用，并被任命为“扬威”舰管带。此次出洋，他不仅扩大了眼界，由于潜心钻研，增加了学识，“益详练海战术”，而且最大的收获是在思想认识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1882年(光绪八年)33岁。
夏，朝鲜国内乱，正值李鸿章母亲病故，回合肥奔丧、丁忧，署直隶总督张靖达公树声，奏调浙江提督吴长庆率师东渡，命世昌以兵舰运送之。邓世昌驾“扬威”舰鼓轮疾驶，迅速异常，径赴朝鲜仁川海口，较日本兵船先到一日。比日舰载兵而来，我军已自仁川整队，径入朝鲜国都城办理竣事。日兵后至，争门不得入而罢。邓世昌率舰援朝，挫败日本侵朝计划，补升游击，赏给“勃勇巴图鲁”勇号。
1887年(光绪十三年)38岁。
春，李鸿章奏派邓世昌率队赴英、德两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舰”、“靖远舰”、“经远舰”、“来远舰”四艘巡洋舰。已是第二次出国接舰带船的邓世昌，此时已被大家公认是一个“西学湛深”、“精于训练”的海军专家。舰艇远航训练是海军官兵的必修课，特别是到深海大洋中去摔打。邓世昌认为，接舰实际上是不可多得的最好的远航训练，所以在接舰回国途中，积极组织海军将士认真进行海上训练。邓世昌在归途中因劳累过度，发了寒热。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作为管带，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对全舰的安全负全部责任，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于是，他撑着虚弱的身体，一步步艰难地走上驾驶台，“扶病监视行船”。不仅如此，他还带领全舰官兵在沿途进行不间断的各种操练，“终日变阵必数次”。操练的内容和科目，完全是实战可能发生的，符合战斗的需要，并且要求正规化：“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时或作攻敌计，皆悬旗传令。”在邓世昌以身作则的激励下，舰上将士“莫不踊跃奋发，无错杂张皇状”。同年底回国。因接舰有功，升副将，获加总兵衔，兼任“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与此舰相终始。
1888年(光绪十四年)39岁。
台湾后山生番，时出滋扰，官军往剿失利，凶焰益炽。福建提督孙开华统军查办，李鸿章电檄(xi/)世昌，随同北洋提督丁汝昌前往台湾助剿。世昌逐驾“致远”舰赴台湾埤(pi/)南一带。惟时陆军苦战累月，虽迭有擒斩，终有山深篝(gou-)密，难以深入。及世昌驾舰驶至于附海之处，发炮轰攻，乃得水陆并进，痛加剿洗，折毁碉寨，将吕家望、大庄等番社老巢攻克，由是生番悉平。奉旨著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邓世昌17年后“第二次”回广州家乡探亲，这次未能见到他的父亲，因为老人家已在几年前去世了。当时，他接到丧报，但军务在身，不能回家奔丧。这次回到家中，他哭昏在灵前，醒后挥泪写祭文，将未能见父亲一面视为“终身大戚”。
1889(光绪十五年)40岁。
2月20日，李鸿章奏北洋海军新设中军中营副将，请以邓世昌借补，任“致远”舰管带。
1891年(光绪十七年)42岁。
李鸿章来威海检阅北洋海军，这是《北洋海军章程》制定后的首次大检阅。邓世昌平时训练部队，绝对不允许搞花架子。敌舰的距离须临机测定，且在敌我双方高速运动中。以邓世昌训练得力，奏准赏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号。
1892年(光绪十八年)43岁。
邓世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广州家乡探亲。
1894年(光绪二十年)45岁。
邓世昌尝曰：“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尔”。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之事，有死而已!”“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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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篇十三
自古以来，牺牲在战场上，一直是爱国军人引以自豪的志向。特别是那些明知死在眼前仍勇敢赴难的人，更令人崇敬。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牺牲的邓世昌就是这样的人。
邓世昌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海军军官中的一个，是清朝北洋舰队中“致远”号的舰长。他有强烈的爱国心，常对士兵们说:：“人谁无死?但愿我们死得其所，死得值!”1894年，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邓世昌多次表示：如果在海上和日舰相遇，遇到危险，我就和它同沉大海!
1894年9月17日，日本舰队突然袭击中国舰队，一场海战打响了，这就是黄海大战。战中，担任指挥的旗舰被击伤，大旗被击落，邓世昌立即下令在自己的舰上升起旗帜，吸引住敌舰。他指挥的致远号在战斗中最英勇，前后火炮一齐开火，连连击中日舰。日舰包围过来，致远号受了重伤，开始倾斜，炮弹也打光了。邓世昌感到最后时刻到了，对部下说：“我们就是死，也要死出中国海军的威风，报国的时刻到了!”他下令开足马力向日舰吉野号冲过去，要和它同归于尽，这大无畏的气概把日本人吓呆了。
这时，一发炮弹不幸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使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200多名官兵大部分牺牲。邓世昌坠身入海，随从抛给他救生圈，他执意不接，爱犬“太阳”飞速游来，衔住他的衣服，使他无法下沉。可他见部下都没有生还，狠了狠心，将爱犬按入水中，一起沉入碧波，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享年45岁。
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篇十四
安禄山（7—757年）营州（今辽宁朝阳）人，安禄山在30岁前一向混迹在边疆地区，是一个不很安分的商人。30岁那年步入军旅，在不到4年的时间就做到平卢将军。天宝元年（741年）正月初一，他刚刚40岁时，一跃成为驻守边疆的藩镇安禄山家乡朝阳古城一级的最高军事统帅——平卢军节度使。在此后的十几年中，他飞黄腾达，在唐朝严格按照任职年限资格任官的体制下，创造了和平年代边疆军帅仕途腾达的神话。天宝十年二月，也就是他49岁的时候，已是身兼三镇节度使，同时兼领平卢、河北转运使、管内度支、营田、采访处置使。从40岁到49岁，安禄山从一方节帅到身兼三镇，荣耀君宠到达顶峰。天宝十四年，狡黠奸诈，骁勇善战的他拥有重兵，以清君侧为由发动叛乱，使强大的大唐帝国开始走下坡路。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一日，安禄山叛乱成功后于洛阳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改元圣武元年，设置丞相等朝官，封其子安庆绪为晋王，安庆和为郑王，达奚为左相，张通儒为右相，严庄为御史大夫。定洛阳为都，以范阳为东都。做了二年皇帝，被其子谋杀。
据史书记载，安禄山原患有眼疾，自起兵以来，视力渐渐减退，至此又双目失明，看不见任何物体。同时又患有疽病，性情变得格外暴躁，对左右侍从稍不如意，非打即骂。稍有过失，便行杀戮。他称帝后，常居深宫，诸将很少能面见他议事，都透过严庄转达。严庄虽受亲重，也时而遭安禄山鞭挞。宦官李猪儿常为安禄山穿衣解带，服侍左右，挨打最多，怨气也大。安禄山宠幸的段氏，生下一子名庆恩，也受禄山宠爱，常想以庆恩代庆绪。安庆绪时常担心被废，严庄也恐怕宫中事变与己不利，于是，严庄与安庆绪、李猪儿（安禄山的侍从太监）串通一气，谋害安禄山。
至德二载（757年）正月五日（1月29日）夜，三人悄悄进入安禄山住所。侍卫见是严庄和安庆绪，谁也不敢动。于是严庄、安庆绪持刀站立在帐外，李猪儿手持大刀直入帐内，对躺在床上的安禄山腹部猛砍一刀。安禄山平时总把佩刀放在床头防身，事前已被李猪儿偷偷拿走，这时他挨了一刀，知大事不好，急忙去摸刀，哪里还摸得着？他气急败坏地摇着帐竿大声喝叫：“贼臣严庄。”
在喊叫声中，血和肠从腹部流出数斗，很快死于非命。卒年五十五岁。安庆绪当即在其床下挖了一个数尺深坑，用毡子裹着安禄山的尸体，连夜埋在坑中。并诫令宫中严加保密。
第二天早晨，严庄对部下宣告说：安禄山病危，诏立安庆绪为太子，军国大事皆由太子处理。随即即帝位，尊禄山为太上皇，然后发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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