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培养人的全面发展和提升人的素质，它对个人和社会有着重要影响。一份完美的总结应该包含对过去的评价和对未来的展望。以下是一些不同主题的总结范例，供大家参考。
历史文学论文篇一
论文摘要:后现代主义中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混同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对史学的自律性构成了挑战;其实，史学与文学无论在文本上还是逻样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同时蕴涵着历史学的性质问题，时此问题的回答是且只能是矛质的: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论文关键词:远程开放教育教育质量质量评价质量控制。
一、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
为什么从后现代主义起笔?原因在于，20世纪后期以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学术和社会思潮，在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上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推进了对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的研究，同时构成了对历史学独立性、自足性的挑战。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单一的流派，而是一种内部包含不同思想重心和价值取向的思想潮流。本文不想去涉及后现代主义的复杂背景及其内部主张，只是试图从一个特殊的批评视野，即史学与文学相比较的层面作出分析，尤其是从史学与文学各自的特异性分析，回应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所提出的挑战。
大体说来，后现代主义的这一挑战主要通过20世纪中后期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显示出来。在对历史及史学的认识上，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承认历史事件的存在，但由于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实即使存在，对现在、对今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而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历史实在或“客体”，而是对“客体”的解释和叙述，认为历史的意义取决于对历史的解释，而历史解释不能不依托于历史叙事。总之，其目光聚焦于历史的书写，即历史叙事。
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以海登・怀特为代表，将叙事作为历史学思考的重心，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叙述之外把握历史，而叙述中对结构形式的选择有不同的情节效果。值得肯定的是，怀特对历史叙事的探讨.面向和注重的是整个的文本，因而提出了一些理论创建与洞识。
问题在于，由于史学与文学都离不开“叙事”，怀特的思想立足于史学与文学都依托于“叙事”的基点，并无不当，但又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分析和看待历史写作，把历史写作文学化了，由此提出了史学等于文学的极端性主张。客观上，怀特以其对历史叙事的自由性阐释，对历史与文学的融合作了有力的发挥。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不仅贬抑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弱化了历史实在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联，而且混同了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由此，构成了对史学的客观性、自律性的挑战。
然而，史学与文学的根本差异本来就不存在吗?还是现代学科与学术的演进导致了这种分野的消失?抑或分野虽然存在，但不再具有什么理论与实践意义呢?皆非也!在后现代话语流行的当下，史学与文学的差别依然存在。只是在时下，这种差别及意义被种种话语所遮蔽，以致于在人们的视野中湮没不彰，因此需要理清。
二、史学与文学:同中之异。
在考察史学与文学时，往往首先要涉及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在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分类中，文学作为艺术门类，与神学、哲学、美学等一样，被列入了社会意识形态，并认为意识形态具有自由构造性。关于文学的自由构造性，韦勒克、沃伦有这样的说明:“小说、诗歌或戏剧中陈述的，从字面上都是不真实的，它们不是逻辑上的命题。”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相当的意义上，尽管有自由构造性，文学也能反映历史。年鉴学派的开创者之一布洛赫曾发出断言:“在我们的艺术，在不朽的文学名著中，都激荡着历史的回声”。这就是说，历史“进人”了文学。由此，产生了“历史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类型。在反映现实上，历史文学的价值可能是难以估量的。恩格斯曾在一封信中说，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他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李到的东西还要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会认为巴尔扎克所叙述的表层故事为历史所实有，而应该是指巴尔扎克之作所象征的史实是真实的。顺着这一思路，可以认为，优秀的历史文学，其历史真实性往往高于普通的历史著作。
一方面，文学与史学共享一些相同的再现与表现手段。中国自古以来“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表征着二者在历史上有不解之缘。如果把历史视为由权力支撑的“话语”，文本作为话语的产物，可以发现历史学与文学的一个相同点，就是它们都不免借助于人的想象。对于历史写作而言，想象对历史的建构未免就是不真实的。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在谈到如何写作历史时，尽管主张将“想象”限制在所发现的史料上，以免损害其真实性，但还是肯定了想象对历史写作的意义所在:“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后来，20世纪符号学的代表人物巴特对历史学中想象的强调更进一步了，指出:“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
对于文学写作而言，想象就显得更为重要，甚至于更为根本。在现代，基于符号学、信息学的观点及对文学本体的分析，有人认为写作是作者“内省的符号化过程，亦即指示自身的一种信息”。这种内省，更凸显了想象对写作的意义。
另一方面，遵循黑格尔不仅要认识事物“异中之同”，更要认识“同中之异”的要求，我们看到，尽管文学与史学共用一些基本的表现手段，但二者仍有原则性差别。它们都既可指向一种写作活动，也会产生一种活动的成果:文本，所以可从两个层面剖析这种差别。
首先，从写作看，史学与文学遵循的逻辑明显不同。历史写作是从“特殊”到“一般”。这种逻辑的含义在于:对历史中普遍的东西，所谓本质、规律等等原理性的知识，是在总结特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后才被发现的。按照现代历史解释学的观点，史家的思考角度、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构成“前理解”的东西、背景性的东西，会对他认识历史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怀特把同一史实纳人不同的布局中，明显是受文学叙事模式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称为这里所说的“一般”。这是因为，历史学家在对其处理的历史资料进行叙述之前.的确如怀特所认为的.那样.必须在心中预先形成一种叙事情节和修辞结构，用这种结构去梳理组合纷繁复杂的事实，这就是所谓“诗性预构”。但是，“诗性预构”是一种写作中的行为，并不是历史中的基础事实，更非历史自身的本质与规律(“一般”)。
与史学不同，文学写作是从“一般”到“特殊”。即写作者先有一个普遍模式、一般观念，如某种善恶观念，爱情观念、人与自然观念等等，然后再随机地赋予一定文学形式，如诗歌、小说、戏剧等。它遵循的是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对文学写作而言，难点并不在于形成某种观念，因为一般人都可能随机产生某种观念，而在于为这种观念找到一种独特的形式，这就是文学的创造性问题。
其次，从文本看，二者的对象有所不同。即史学描述个别事件，文学描述一般事件。关于这一点，亚里斯多德的经典之语依然有效:“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诗人与历史家的差别不在诗人用韵文而历史家用散文……真正的差别在于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史学面向“己经发生的事”，“已经发生的事”不能不是真实的“个别事件”，尽管事件的意义可以是多重的、甚至是变化的，但事件本身却不能虚构，所得出的蕴涵也受制于事件的制约。文学，因为它属于艺术，具有各类艺术所共有的本质:象征。在具体特征上，文学是根据‘一类事实’来想象、虚构特殊事实。在深层意义上，这种特殊事实正是一般事件的“象征”，正是“象征”这一本质反映出文学描述的是“一般事件”。正因如此，文学甚至可以不拘泥于真实对象，即纯粹出自虚构。毕加索说:艺术不过就是说真话的谎言。因此，表层的虚构完全可以象征真实的现实与历史，艺术的谎言中包涵着真实。当亚里斯多德说“诗比历史更近于哲学”时，实际上已深刻地揭示了史学与文学的这种细微然而又相当重要的区别。顺便说明，在亚氏时代，还没有“文学”的概念，因而他所谓“诗学”实际是广义的文学。
例如，《史记》描述的是个别事件，其中的每一篇文本都有很强的艺术性，因此鲁迅赞之曰“无韵之《离骚》”。但从异质性看，《离骚》是文学，《史记》的“无韵”之说，道出了《史记》的弱文学性。金圣叹在比较了《史记》与《水浒》后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这一表述，正是从创作的角度对历史和文学所作的区分。
因此，史学与文学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借用钱钟书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史学与文学“不尽同而可相通”。差别的存在体现出它们各有不同的学科规范。英国当代历史哲学家沃尔什也坚持历史学的独特性和自身的规范，他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写道:“我们应该把历史学想象为一种特殊的游戏，如果我们要想好好的玩它，我们就必须按规则来玩。……真正的与假的相反历史学家是会承认某些客观规则的(尊重证据就是一个例子)，那是他进行论证所必须遵守的，而且他就可以由于坚持这些规则而被人所识别。
三、史学的双孟品格。
对史学与文学关系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在盛行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中心主义的今天，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常常被提出来。围绕着这一问题，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回答。
其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前者来源于历史客体的先在性、既定性、客观性，后者源自历史认识、历史写作的自由性、创造性，受制于史学主体的意识形态。从对客体的反映看，史学要以基本的历史事实为前提。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曾说:“历史包括一个确定了的事实的主体。历史学家可以从文献、碑文等等获得事实，就像获得鱼贩案板上的鱼一样。历史学家搜集它们，把它们拿回家，按他们所喜欢的方式加以烹调，摆上餐桌。这种观点指明了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加工，但并未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在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间保持了一种张力。
正是基于史学的科学性立场，黑格尔认为历史学不外乎是“以外在形象反映概念自身发展过程的科学”。在具体表达上，历史学尤其是历史写作可以通过文学的一些手段获得表现，从而可以在历史文本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审美关系，但历史学并不能归结为文学。
峥世纪的马克思史学和20世纪年鉴学派也都认同一点:人们对历史可以进行科学的分析。由于年鉴学派对马克思史学有一定继承关系，我们不妨着重审视马克思的历史和史学的观念。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歧见纷呈，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伟大的社会历史哲学。受18,19世纪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在多次场合下把历史看成一种科学。就研究对象看，马克思一生大部分精力用于探索资本的现象与规律，作为探索成果的《资本论》同时也是对资本的历史学分析，其科学性不仅为19世纪的历史事实，也为20世纪的历史事实所证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因而其品格是矛盾的。由于这一矛盾性，沃尔什把史学比作数学函数。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史学这种矛盾的品格似乎是永恒的。优秀的史家在运用科学理性的同时又富有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怀，将科学性与艺术性融人一体。后现代主义的一大问题在于:对史学的分析，更多地指向了史学的艺术维度和艺术品格，由此使历史与内在于历史的人的思维之间的分裂扩大化了。至于它对历史学之影响的利弊，我们不妨引用一位当代西方学者的一个看法，以供我们借鉴―当代史学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伊格尔斯明确指出，虽然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批判地审视启蒙运动的历史哲学，但如果而因此放弃理性主义，则会流向“野蛮主义”。
历史文学论文篇二
历史教学是关于历史学的教育，而社会科与历史学有密切的关系，由此，便可知历史教学与社会科可以发生联系。全美社会科协会对社会科课程的解释为:“社会科是一门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学科领域进行整合研究的课程，旨在促进公民能力的发展。在学校课程中，社会科运用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法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宗教和社会学等学科材料，以及人文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恰当内容，为学生提供了相互联系的，而且又是非常系统的社会研究机会。”［2］从社会科定义的角度可知，历史学可以作为材料为社会科所用，进行综合的研究。在韦斯里的社会科课程“六型说”(包括各科目独立型、非系统相关型、系统相关型、统合型、中心统合型和融合型)中，“中心统合型”便是以历史学为中心的。反之，社会科作为一门综合性质的课程，当然也可以为历史学所用。这体现在如果运用社会科的研究视野，当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时，思路就会更加宽广些，研究的角度会更加灵活多变，同时更能够较容易地去理解历史、感悟历史。
历史文学论文篇三
从文学自身的价值出发，文学与道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属性是文学的社会属性之一，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亦是文学突出的功能之一。下面，小编为大家分享现代文学与历史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自古以来，文学与历史便具有深刻的联系与渊源。许多重要的历史典籍同时也是优秀的叙事文学，比如《史记》与《左传》等。史学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发展，小说不断地从史学中汲取营养而发展演变。史传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春秋笔法及纪传体叙事技巧的运用。文学师法历史，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生存发展，这是历史对文学单方面的影响。与此同时，文学对史学家的叙事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口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具有深厚的文学造诣，不但善于吟诗作赋，而且在作文方面尤为擅长《史记》不仅具有温润的语言而且在叙事方面张弛有度，且富有诗意与饱满的情感。从司马迁开始，我国史学著作中叙事一般都采用纪传体的叙述方式。
在这一叙述方式中，文本是以某一人物为叙事中心，围绕这个人物展开叙事讲述这个人一生的故事。这是一种富有文学精神的叙述方式。历史作为过往事件的记述，在时间方面保持线性发展，在叙事方面则是事件的客观再现两者交织发展，构成历史叙事的时空构架。纪传体的叙述围绕着人物展开，由于人具有主观性，因而叙事过程中时间与事件则置于人物的描述范围内。
以鲁迅小说桩人日记为例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新的历史语境，文学以其独特的话语进入历史的叙事中，共同参与着历史的叙述。在现代，中国发生了历史转型，新的历史主体代替旧历史主体走上历史舞台，采用符合历史形势与文化语境的文学话语，以显现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便是诞生于动荡的“五四”时期，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了新历史主体话语权争夺的要求，以一种独特的话语表达契合了当时的历史语境。
(一)文学对历史的解构行为
鲁迅在小说中借助狂人之口把中国历史喻为一部吃人的历史。其中叙述主体即狂人所叙述的事件几乎都是对这一历史观的现实反映。不但赵家的狗表现出吃人的信号，而且周围的人都在设法陷害“我”，亲人包括哥哥与母亲都吃过人，最后发现自己也吃人，推测是不是孩子也吃人。小说通篇的叙述都是对吃人这一历史的叙述，构成了对历史的解构行为。解构历史是为了重构历史，探寻一种崭新的历史叙事话语。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一叙事人称内蕴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内涵。第一人称叙事首先是对个体意识的张扬。个人声音的出现意味着摆脱了以往文学叙事中中允、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中国文学中开始出现了一个响亮的个人的声音，这个声音能够大胆地坦陈自我的内心，在诉说着、呐喊着这个作为个体的、独特的我的想法、愿望以及各种情绪与欲念，这在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足以令人兴奋的变化。
中国历史上人们惯于压抑个人的声音，将个人的个性与心理隐匿在群体之中。而小说中狂人的声音则象征着新的历史主体出现他能够在这一历史舞台上响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作为叙述者，主宰着新的话语，也掌控着叙述文本的发展，这意味着新的历史主体同样具有这些对历史话语的主宰权与掌控权。这位叙事者具有清醒的头脑，能够看清历史的真正面目，富有怀疑精神，敢于自我解剖，信奉进化论，相信历史发展的进步性，文明在不断进步与发展，总有一天这个世界“将容不下吃人的人”。这位叙事者是一位走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与启蒙者。狂人作为小说的叙事者，是叙事的`主体，也是可以代表新的历史主体的中心人物。
(二)启蒙者的历史叙说
这一叙事主体兼历史主体，以解构历史为立论依据，叙述历史上的种种吃人表现。小说中主要采用日记体的方式来进行叙说，以内心独白的形式为主。内心独白是一种自我言说，是自己与自己对话，但是在小说中，以自我言说的方式分明试图在向他人表达，语言与叙述的指涉对象是外部而非内部。小说中具有一些体现出这种对外表达意图的句子，诸如“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或者“救救孩子”等。这些句子缺少主语，是一种启蒙者的言说方式。这个启蒙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深刻的思想。他对历史的看法远较一般人更为深刻，不但可以看透历史上吃人的真相，可以穿透其他人的虚伪表象看到内在本质，而且对自己也有极为勇敢与透彻的认识与剖析，清醒地发现“我也吃了妹子的几片肉”。最后，这位启蒙者将历史的真正面目揭开，让所有人看见这一真相，并斩断了人们在精神上的退路。
小说以独白的言说方式表现启蒙者的思想，以内敛的叙述方式展现一种独特的历史叙事显示出了鲁迅小说艺术技巧的高明之处，同时也是现代启蒙者高超启蒙策略的成功。
(三)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双重叙事手法
《狂人日记》采用双重叙事的手法，一是狂人日记式的白话文叙述言说，一是文言小引式的叙事。在日记体的前面，有一段文言文形式的引子表明叙述人发现日记手稿，表面上增加了小说叙事的可信度，从而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双重叙述。因此，小说便有了双重的叙述人，一个是文言文之“余”，一个是白话体之“我”，双重叙述人之间构成了一种叙述的张力，大大地增加了叙述文本的丰富内涵与深刻意蕴“余”与“我”的叙述，建构了一个清醒的世界与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疯狂的世界，这两个文本构成的世界是相互对应并相互对峙的，使得整个叙事呈现出一种复调的关系。这两个叙述世界是整体叙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其中之一而忽略另一个世界都会造成对文本叙述的误读。在前面的文言叙述中，关于狂人已经病愈并赴某地候补的记述，是对后文精神世界的一种对峙与终结。这段文言叙事似乎在暗示，无论狂人多狂思想有多么深刻，终究都被现实所“治愈”，成为一个正常人，为功名利禄而奔波。这种叙事方式似乎在暗示启蒙者的命运。
—以苏童小说《妻妾成群》为例当代文学依然沿袭了与历史的复杂关联，以小说的叙述言说着某种历史的景象。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图景也在发生着某种改变。苏童小说《妻妾成群》呈现了一个与之前不同的历史图景。苏童将控诉封建淫威的题材建构出一种不一样的文学景象与历史言说。
(一)文学叙事中历史图景的转变
《妻妾成群》中，文本叙述者围绕着颂莲这一关键人物进行叙事，呈现出一个日渐颓败但却充满了诱惑的旧家庭景观。这个即将没落的旧式大家庭中充满了各种利益的争夺、工于心计的争斗、欲望的挣扎与煎熬。历史被作者推到了文学的背后，作为一个故事展开的大背景。作者故意忽略当时一些富有政治与历史意义的人物与事件，而把笔墨倾注在一些对主题表达有价值的事件上。叙事者采用了聚焦的手法，并且这种聚焦是多层次的，即存在焦点的转移。叙事中的聚焦在对某些人事提高重视的同时，也忽略了对其他一些人物与事件的表现。聚焦的焦点在一些人与事之间进行转换。这不是局限于叙事学方面的转换，而是延伸到社会文化领域意味着一些可能非常重大的历史景观在叙事中遭到忽略，而另外一些不那么明显甚至不为人知的历史景观则在叙事过程中得以凸显出来。小说叙事通过叙事焦点的变化表现出这种历史的转变，呈现出一幅独特的历史图景。
(二)小说叙事与历史图景的审美距离
小说中的历史图景呈现出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渐渐发展，最终促进了市民社会生活图景的产生。在这一历史图景之中，启蒙话语与政治话语都不再作为一种主流的言说，经济利益与欲望及权力的争斗则占据历史发展的中心地位《妻妾成群》以一种独特的文学话语方式再现了这种历史图景的一个侧面，但同时又与这一历史景观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与其保持了一种文学的审美距离。文本中对这一历史景观的书写，是以一种诗意或审美的态度进行的。比如文中出现的“井”的意象，便是一种象征，暗示着这种生活图景中暗藏的危险性，让人们对其保持警惕之心。陈佐千则象征着一种“古旧文化的历史记忆”他试图从年轻女子身上获得新的生命力，使其生殖力得以保持下去。陈佐千这种意图的落空意味着某些古旧的历史存留依然丧失了存在的价值与延续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说展现出了一种历史颓败的图景与陈旧事物没落的命运。
20世纪文学叙事中既包含对既往历史的解构行为，又具有对历史形象的重新塑造，充分展现出文学与历史相互缠绕与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文学叙事中建构了一幅幅多姿的历史图景，背负着种种历史赋予的责任，起到或启蒙、警示，或娱乐的使命。文学正是在与历史的纠葛与缠绕之中，保持着自身的艺术立场与审美距离，介入历史并言说历史，以文学的话语呈现出历史的图景。
历史文学论文篇四
由于我国高等学校的产权不明晰,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结构,导致高等学校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混乱,违纪违法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高等学校甚至出现财务危机。要想解决此类问题,就必须从明晰高等学校的产权入手,建立起完善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本文从股权结构和治理机制关系的角度,分析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在产权改革的过程中应合理安排股权结构,以建立起有效的治理机制,确保我国高等学校的改革健康有序进行。
一、治理结构的约束机制和我国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分析。
股份制自产生之后就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中都得到了推广并日益成熟,并被证明是最成功的和最具效率的组织形式,我们应当对规范的治理约束和运行机制进行系统的分析,找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治理效率低下的原因。
(一)股权集中度对治理效率的影响。
在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国有产权一股独大的现象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国有产权带有社团产权或集体产权的色彩,但事实上任何公民都不能行使对国有资产的产权权项,国家产权的特性导致高等学校管理者“越位”和“错位”的现象并存,委托代理成本增高,甚至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从而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治理机制。
(二)投资者的性质对治理效率的影响。
高等学校的投资者可以是个人、公司和金融机构,投资者的性质是对股权结构质的体现,在研究中多用国有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反映各类投资者的影响。guercio和hawkins通过实证研究后认为机构投资者提交的议案在治理机制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曹廷求和孙文祥认为,如果国有股比重大,出资人并未真正到位,就会形成实际上的内部人控制,同时,由于国有股股东的绝对控制地位,市场潜在竞争者对国有股东形不成威胁,使得治理约束机制中的竞争者约束链条发生断裂,从而影响治理效率。
(三)管理股权对治理机制效率的影响。
从国内外的研究看,管理股权与组织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管理股权比例越高,组织的治理效率就越高,绩效就越好,但在我国国家产权占主导地位的高等学校,没有管理者股权或高层管理人员持股的比例非常低,对高层管理者存在严重的激励不足。在精神激励效用日益下降的情况下,有效合理的物质激励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对高层管理人员的激励严重不足,亦会导致治理机制效率的低下。
二、对我国公立高等学校产权改革问题的思考。
建立现代高等教育的关键是实现产权明晰化。在我国产权模糊虽然表现在民办高等学校上,但重点是在公立高等学校上。这正如企业产权明晰问题不仅存在于私人企业中,而且更主要是存在于国有企业中一样。研究高等教育产权明晰问题更应关注的是公立高等学校,只有这个领域的产权问题取得了突破,才能真正说我们开始建立现代高等教育产权制度了。只有将高等学校置身于市场经济的潮流中,高等学校才能健康发展。因此,按照国有企业改革模式来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的治理结构,使高等学校政企分开,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才能使高等学校资源得以合理配置,使高等学校能够良性发展。
(一)逐步建立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从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由单一向多元化的转变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结果,是促进并推动了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实践表明,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是解决高等教育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也是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1、国家绝对控股的股权结构。
我国目前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转轨期,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还不能完全实现以价格为信号的资源配置。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初期,考虑到我国经济所处的阶段、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公立高等教育在我国教育中所处的非常重要的位置以及其他制度安排的相容性,其股权结构应采用国家绝对控股的方式,这种股权结构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最优制度安排。
2、国家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公立高等教育真正转化为现代教育体制,国家绝对控股的制度安排将逐步暴露出其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此时,应当通过国有股减持的方式逐步向国家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转化。
3、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公立高等教育的产权制度改革要兼顾中国整体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和制度突破的最终目标,在中长期改革目标的选择上,可逐步推行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二)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
在实现公立高等教育股权结构多元化的过程中,应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战略投资者,选择时应考虑其投资的稳定性、独立性、实力和信誉,目的在于保持治理结构的稳定。在引进国内外的战略投资者的选择上,非国有法人优于国有法人,境外的法人优于境内的法人。通过引进国际化人才,提高高级管理层的国际化程度,以吸引更多的国外战略投资者。
(三)加大高层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
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管理股权比例越高,治理效率就越高,高等学校绩效就越好。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在激励机制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一是物质激励的手段过于单一,主要以短期激励如工资和福利激励为主,缺乏长期激励手段;二是对高层管理者存在严重的激励不足;三是公立高等学校中存在严重的“官本位”激励现象。对于公立高等学校的高层管理人员,其收益以合同性收益为辅,而以控制权收益为主,控制权收益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样的不合理的收入结构是公立高等学校无法摆脱政府干预的主要原因。而管理人员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持股,可以使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减少道德风险,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对于提高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结语。
股权结构主要包括股权集中度、管理股权和各类投资者性质。本文在对治理约束的运行机制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后,从股权结构的构成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治理效率低下的原因所在,在此基础上,对今后我国高等学校基于股权结构的改革方向进行了探讨,得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的股份制改革应遵循演进主义的方法论,由国有产权绝对控股逐渐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股权结构转变,同时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战略投资者。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提高高层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可以有效地提高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对于公立高等学校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文学论文篇五
【内容摘要】国家行政与公共行政是不同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行政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同时，国家行政的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也在变化。传统的命令服从型管理方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行政的需要，行政指导是在行政管理事务日趋专业化、复杂化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行政行为。
行政指导（administrativeguidance）是行政机关在其职能、职责或管辖事务范围内，为适应复杂多样化的经济和社会管理需要，基于国家的法律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适时灵活地采取指导、劝告、建议等非强制性方法，谋求相对人同意或协力，以有效地实现一定行政目的之行为。简言之，行政指导就是行政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为实现一定行政目的而采取的符合法律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的指导、劝告、建议等行为。
第二次大战以来，特别是6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践和理论的不断发展，行政指导作为一种灵活、有效的行政管理方式越来越多地被市场经济国家采用，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国法学界对行政指导的研究远远不够，对于行政指导的性质，一直是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行政指导是“权力性的事实行为”；有的学者将其界定为“非权力行为”；也有学者称行政指导是“不属处分的行为”。笔者认为，行政指导之所以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运用，是因为行政指导制度是“对独立、平等、民主、宽容、责任等最具实质意义的人文精神因素的认同”，充分体现了现代行政的发展趋势。简言之，现代行政的发展决定了行政指导的产生和发展。因此，探讨作为现代行政重要管理手段的行政指导的性质，应该首先明确国家行政在现阶段的发展特点。
本文尝试从国家行政的演变角度，对行政指导的性质作界定，认为行政指导是行政主体为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一种“新型行政行为”。
一、国家行政与公共行政。
行政是组织的一种职能，任何组织（包括国家），其要生存和发展，都必须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执行和行使管理职能（行政职能）。行政是指社会组织对一定范围内的事务进行组织与管理的活动，它存在于所有的社会组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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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学论文篇六
在我们迎来麦克卢汉诞辰100周年之际，又送走了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麦克卢汉当然不可能见过乔布斯，而从乔布斯的言行来看，对麦克卢汉想必也很陌生。然而，时或空都没有交集的学术重镇和商界领袖之间，却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
“媒体即信息”又一参考个案：手机。
虽然麦克卢汉有着“媒介即信息”之类的断语，但国内媒介环境学当仁不让的译介大师、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坚持认为麦克卢汉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不过，曾经给莱文森留言否认自己是“媒介决定论”的麦克卢汉应该自己都会承认的是：他的确认为，技术对文明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手机的出现，无疑是其中之一。国内有论者甚至给手机加上了“第五媒介”的称谓（印刷、广播、电视、互联网之后），虽然这种称谓在学术上未必能完全成立，但它所代表的那种“重要性”是确然的。
乔布斯不是手机的发明者，但正如他在iphone第一代上市时所宣称的：“我们将重新发明手机”，乔布斯和他的苹果，让手机这样本来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的东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上面这张图来自美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kpcb（凯鹏华盈）于今年1月份发布的报告，根据它的调研发现，人们今天在手机上只有32%的时间是用于所谓“传统的”功能的：打电话和发短信（图中的skype是一种通话软件，本质上也是打电话），而有9%的时间用在收发电子邮件上，12%的时间用于web式应用，47%的时间则在其他各种原来想都不会想到的功能上：地图、游戏、社交网络、各种工具，等等。
虽然这张图所描绘的时间分配是泛指所有手机，但很显然，几乎所有的移动互联网从业者都同意，正是因为iphone的横空出世，才推动了整个智能手机产业的前行――从谷歌的安卓系统，到微软的wp7，甚至逼迫诺基亚放弃了自己的塞班系统。iphone已经俨然成了“智能手机”的代名词。同时，也让手机不能再被简单地称为“移动的电话”，而真的成了“手上的机器”――也是人们最重要的几乎片刻不离身的数码设备。
但是，苹果的辉煌，乔布斯的巨大成功，和早已故去的`麦克卢汉，又有什么关系呢？
以“冷热媒介说”看手机。
让我们从麦克卢汉本人受批评最为强烈的“冷热媒介说”开始吧。
麦克卢汉认为，所有需要人们高度参与才能完成信息接收的，都属于冷媒介；而相对的，无需人们花费太多额外的注意力就能完成的，则属于热媒介。按照他的说法，电视是一种冷媒介，因为电视能够提供的形象不够鲜明和清晰，看电视的人需要尽可能地去深入参与，才能重构一闪而过但又略显模糊的图像。而电影则是一种热媒介，它的图像很完整，以每秒24格画面的速度播放，使得看电影的人远比看电视的人“省力气”。
这个说法后来受到很大的抨击，因为电视作为一种设备而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今天客厅电视越来越像一个“家庭影院”，抨击者认为“冷热媒介”的区分，显得十分怪异和不合时宜。但事实上，麦克卢汉与其说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个预言家（他的预言倒是有那么点十中八九的意味）。冷热媒介并不是一种结论，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索过程。电视和电影究竟是冷还是热的，其实压根不重要。重要之处在于：如果一个媒介且属于人们惯常使用不可或缺的媒介，不需要人们深度参与，它会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从而影响社会？而一旦不可或缺的媒介需要人们深度参与了，它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才是麦克卢汉及其身后的媒介环境学所关切的重点。
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说，根本上是要引出这样四个问题，也就是他的“媒介四元律”：1.这个媒介使什么得到提升或强化；2.它使什么东西过时或取代了什么东西；3.它使什么过时的东西得到再现；4.它被极端挤压之后产生了什么东西或变成了什么东西。正因为人和媒介之间的互动多寡，才会使得这个四元律变得有其意义。而当我们将智能手机放到这个四元律中，就会出现一大堆有趣的思索和探究。
在乔布斯的iphone之前，智能手机虽然存在，但并不是一个吸引大众眼球的东西。诺基亚是智能手机的第一代王者，但这种王者是建立在本来领域就不大的基础上的。大街小巷的诺基亚手机，基本上还是以“功能手机”为主。它被人们常用的功能只有两项：通话（听说）和短信（阅读）。
音乐手机事实上让我们的参与度更高（虽然听音乐总的来说是一件参与度不高的事，即便麦克卢汉还把爵士乐分为了冷热两种），因为它需要我们动手将音乐复制进去。音乐手机使得每个人的手机或多或少有了些差别：我的手机里放着周杰伦的乐曲，而你的手机则吟唱着帕瓦罗蒂高亢的歌声。
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智能手机是一种冷得不能再冷的媒介了，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去再创造。这类创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一大批人不断地为智能手机增加新的功能点，这些人被称为“应用开发者（商）”，iphone上今天有40万种五花八门的应用。第二个部分则是大量的使用者去下载这些应用，目前苹果设备上的应用下载已经超过了百亿次的规模。
媒体发展中的两个节点。
在整个媒介史的发展中，在我看来，有两个重要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介质和内容的分离”。无论是书本、报刊，还是石碑，都是无法分离的东西。而随后出现的电视机、收音机，乃至mp3播放器、电子阅读器，都使得内容得以脱离介质而存在。所谓的“无字天书”只存在于神话中，但“无纸之书”却存在于现实中。
介质和内容的分离，使得内容的传输更有效率。想象一下，把一本书从一个上海人手中转移到北京人手中，势必要发生物体（也就是原子）的位移。而一份电子文档的传输，则是比特式的，无需任何介质的位移。传输效率的巨大提升，伴随而来的，就是信息复制的轻而易举。
而第二个节点就是介质和应用的分离。电视机作为一种介质，虽然里面播放的内容不同，但都是电视机。两户人家的电视机除了大小、色彩有差异外，主要功能是没有差别的。但以电脑为代表的介质和应用分离，使得两台电脑的功能都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一个程序员的电脑，显然和一个专业文字作者的电脑，是完全不同的。
介质和应用一旦分离，使得大量的数码设备成为“冷媒介”――但这个冷媒介的意思，和麦克卢汉笔下的，已经有些不同，或者说，延展了麦氏的意思。大量的开发者让媒介设备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功能，而更大量的人蜂拥而至，成为这些设备的使用者。而在这个趋势中，手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可以随身携带的一部智能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手机的功用，它和3g网络一起，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是对互联网一次根本性的提升和拓展。它也让社交这个古老的行为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无数人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在各种sns、微博上流连忘返，甚至业界还发明出了“弹性社交”的概念。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更加频繁，整个互联网越来越将“没有人知道你是条狗”抛弃。以iphone和ipad为两款重要移动设备为前驱的appstore（苹果应用商店）重新定义了产业界的法则，迫使wintel联盟解体。
过去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出门，必须带上手机、钱包、钥匙。但对于智能手机而言，这三样东西似乎一样就够了。智能手机和信用卡捆绑，能够起到钱包的作用，在机场用手机登机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而随着物联网的诞生，用手机开门也不会是什么神话。一部小小的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功用。它已经不再是游离于我们身外的一个配置，有时候，它就是我们自己。
不要忽略麦氏诊断的警告意味。
在媒介环境学的诸位大家中，从极度悲观的芒福德一翼，到极其乐观的莱文森一翼，麦克卢汉其实是位居中间（但稍稍偏于乐观）的。他的很多探索，被误解为热情洋溢的电子媒介鼓吹者，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个有趣的花边信息是，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告诫自己的儿子，少让自己的孙女看电视）。他的名言“媒介即信息”如雷贯耳，但同样我们需要注意到，他还说过“媒介即按摩”（mediaismassage）。用按摩这一词，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在电子媒介的按摩中，我们必须警惕迷失自己。
他对冷热媒介的分析，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一种分析媒介对社会影响的“方法论”，本身并不蕴含多少价值判断。他真正的价值判断在于“地球村”三个字。
在麦克卢汉的理论体系里，“地球村”指代着一种重归部落化的人类。机械量产时代所造成的面容模糊分裂切割的非部落人，需要重新向部落化回归：一个整体的人。电子媒介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么？麦克卢汉并没有直接解答（正如他一贯喜欢用警句格言而不做直接判断那样）。虽然电子媒介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非大家都在沉默地阅读着长得一样的报纸，但他自始至终是一名技术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深刻地意识到：媒介对我们的作用，远远超过信息对我们的作用，故而，我们需要像保护环境一样地去保护日益技术化的媒介。换而言之，技术，绝不可被滥用。
很难讲。比如，用手机上微博。这件事今天已经非常流行，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在饭店中，几个人坐下来并不是交谈或者开始吃饭，而是各自在那里发微博、看微博。我们可以用手机微博填充我们的碎片化时间，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发现，也正是因为移动微博，让我们的时间变得碎片化了：动不动就想去看看微博上有什么新东西。
智能手机更是存在着一些很暧昧的应用，比如“弹性社交”这个类别。这种应用可以让你和周围不认识的人搭讪、社交。听上去不错，可以拓展我们的人脉圈，加强我们和社会的联系而不是一头扎进数字海洋中不能自拔。但事实却是：lbs（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现在被解读成另外一种lbs（locationbasedsex）。我几乎可以断言的是，这绝不是乔布斯自己想看到的。
乔布斯有助于我们咀嚼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曾经说“媒介是人的延伸”，而他那位自称是“麦克卢汉不乖的孩子”尼尔?波兹曼则写道，“机器曾经被认为是人的延伸，可是如今人却成了机器的延伸”。自麦克卢汉以降，一位又一位的媒介环境学学者在呼吁对“媒介这个环境”的人文关怀和保护。同时，媒介技术，也在数字英雄们的努力下，一步步地向前推进。技术的最终走向，不是技术发明者所能掌控的。技术的善恶，取决于我们人类自身的利用。从这个意义出发，媒介环境学，恰恰不是“技术决定论”。
互联网诞生之初，就有所谓的“数字鸿沟”学说。但在摩尔定律（用一个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每隔18个月翻两番）、吉尔德定律（主干网的带宽每6个月增长一倍）、梅特卡夫原则（网络价值等于节点平方）的效用下，数字鸿沟正在慢慢弥合，越来越多的人接入了数字世界，享受信息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快感。不过，我这里必须要说的是，数字鸿沟的宽度可能的确在缩小，但它的深度很有可能在增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技术对我们的利弊，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掌控能力。从ipod到iphone再到ipad，乔布斯这一路走来，给我们带来了不断的惊喜，他的成功，正如他一贯念念不忘的，的确在改变着世界。然而，确切地说，他提供了我们改变世界的工具，至于这个世界，究竟如何改变，已然不取决于他。
今天，我们纪念乔布斯，不仅仅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富可敌国的商业组织，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延伸的工具。而至于究竟是工具是我们的延伸，还是我们是工具的延伸，则需要我们更加去缅怀和反复咀嚼麦克卢汉，不仅仅是因为他那些已经成真的预言，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需要看到的是，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他一手开创的媒介环境学学派，弥足珍贵的地方。
历史文学论文篇七
对于中国文学教学改革研究，国内高校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教学目标，针对以往注重知识积累的弊端，为适应时代对人才要求的变化，提出要以培养人文素养和提高应用实践能力为教学目标;二是教学内容，针对以往重史和重理论的传统教学模式，提出要读文本、读经典、重本轻史;三是教学方法，探索了多种多样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总之，学界基本是在宏观上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教材)体系与模式、课堂改革、教师风格化教学等不同方面，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加以研究和尝试，以期提高教学效果。然而，这些改革，总的来说，效果并不是很好。
而“利用地方文化资源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对地域文化资源的整理归纳利用，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地方历史文化教育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这一问题，以期在微观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然目前已有之研究，基本停留在微观层面，即主要探讨引入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对于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诸种意义和作用，论述也较为简单。
总的来说，对地方历史文化教育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研究，学界的研究仍是尝鼎一脔。因此，本文试图将广西地方历史文化教育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结合起来进行实践考察，以解决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这一难题。
根据《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的“发挥高等学校文化传承创新作用”、“加快民族地区人才培养”等要求，广西高等教育应将中华优秀文化和世界优秀文明成果融合到教学和学术创新活动中，注重人文素养的培养，确立培养“创新文化人才”的教育理念，发挥高校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使大学成为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华民族优秀而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然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价值观念的变化，在科技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中国古代文学与其他很多不能产生即时效应的基础学科一样，在现代高校教育中日益“边缘化”，课时也在不断压缩。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普遍存在“学习古代文学有什么用”的疑问，认为学习古代文学没有前途，学生的学习目的完全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并不是为了获得文学修养，因此，学习的积极性普遍较低。学生中不仅对于古代优秀的作家作品不甚了解的大有人在，如许多大学生都没有看完四大名著，而且他们对于地方文化特质和文化名人等更是茫然不知。这样的现状显然不利于学科体系建设。因此，对古代文学课程的改革势在必行。
此外，当前广西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但是文化建设相对不足，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进行广西地方历史文化的教育，将有利于丰富和完善广西文化建设。尤其是，自 2012 年以来，广西重点培育打造“14+10”产业体系，全面实施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国家战略，推进广西—东盟经济圈的形成，与经济发展相配套的是文化的建设，广西需要大量从事文化传播工作、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工作的人才，这就要求广西高校培养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人才，以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探讨地方历史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校中文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长期以来，教育界只注重古代文学的基础课功能，而忽视了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众所周知，文化和文学只有在传播中才能体现真正的价值，故对古代文学这门课程进行了重新定位：既强调其基础课的功能，又要突出其文化传播功能。因此，古代文学这一门课程，应该改变以往的定位，而重新定位为要为广西培养适合的文学与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以服务于广西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另外，广西各历史文化名城是广西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区域中心，若以学生身边的地方文化为突破口，将容易集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注意力。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若能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将是促进教学改革的重要措施。而且，作为传统课程的古代文学得益于传统而又囿于传统，从教学内容上来说，普遍遵循的套路是注重重点词、句的解读，并没有注重对其内在的文化内涵进行理解性教学;而从教学手段来看，也主要采用的是背和记相结合的模式。因此，课程改革极易流于形式。而若将广西地方历史文化融入古代文学的教学任务中，将地方文化作为古代作品理解的图释者和人文素质教育的承载者，彰显地方文化特色，培养学生热爱乡土的情怀，教学改革则较易操作，而且也符合高校目前专业课程设置趋于实用性和多样性的时代趋势。
总的来说，古代文学在教学中引入广西地方历史文化，这是改变古代文学教学中只重“史”之文学历程，而忽视古代文学史之空间地域特色之弊端，让学生从时空两维度立体了解古代文学的重要途径。古代文学教学与广西地方历史文化的结合，既让古代文学教学更具实践性与现实性，又让学生参与地方历史文化宣传与保护，对推动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无疑有着示范作用。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教学中，教学改革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虽然今日中国高校众多，教材繁杂，然本人在多年的教学中，发现对古代文学的教学，大致还是延续写作背景、作家生平以及作品介绍等教学模式，这就极大影响了教学效果。因此，探索该课程教学改革，应主要在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中转变观念，引入广西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从教材、课程、教法上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教学改革。
(一)教材改革
目前的古代文学教材普遍使用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及朱东润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很难体现地方文化特色。有学者指出“教学研究的变革，归根到底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它需要理性思维的力量，它要求研究者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该编写一本题为《广西历代作家作品选》的纸质本教材。该教材当是一本既能体现广西地方文化特色，又能培养人文素养的作品选读教材。教材编写的主要内容如下：
1. 选择作品的标准要能体现广西地方文化的特色，以吸引学生的兴趣及适应教学的需要，选择具体标准有：(1)与文化名胜古迹有关;(2)为广西历史文化名人所作;(3)能彰显地方文化特色;(4)具有乡土情怀。
2. 作品的编写体例拟遵循以下原则：(1)作家传记类资料。主要包括作者列传、传主与广西有关的论述以及后人的若干评价等。(2)文本原文。通过查阅地方志、地方诗文词集、地方民俗文化、地方历史文献等，精选经典作品。(3)研究资料。提供学界不同学者所撰写的关于作品或作家的论文，一篇作品选择二、三个不同的代表性看法即可，以为教学提供多元理解的资料。(4)思考与练习。选择某篇作品，涉及几个主要问题，主要是引导学生去深入思考理解作品;练习的形式多样，包括读书笔记、文学评论、文学创作、文学采风等等。(5)作品数量控制在 100 篇以内。不限于广西籍作家的作品，与广西有关的作家或作品均可入选。
(二)课程改革
1.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设置广西地方文学教学的专题版块。依照《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西卷)》等著作，将广西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渗透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如讲述先秦神话传说时，可引入广西壮瑶等族的'“布洛陀”、“莫一大王”、“一幅壮锦”、“百鸟衣”、“盘瓠王”、“密洛陀”等民间故事;又如讲述唐宋代文学时，可重点讲述客桂文人的文学活动，如柳宗元、李商隐、苏轼、秦观、黄庭坚、范成大等;又如在讲述明清文学时，可重点介绍桂籍作家群的文学创作，如蒋冕、戴钦、吴廷举、岭西五大家、临桂词人群体等。
2.重新设计实习实训环节中的“文学创作与采风”的课程。通过与广西各地景区的联系与合作，让学生前往实习，以宣扬广西地方文化为主题进行文学采风与创作，将课堂理论知识的教学转为实地考察，通过教师引导、学生调研、作业检查等方式，丰富古代文学教学方式。
(三)教法改革
古代文学的教学历来是以课堂讲授为主，辅以学生自学、课堂讨论、课外作业等环节。以往的古代文学史的教学，是从理论到理论，缺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应转变观念，在教学方法上跳出传统模式，从单纯的讲授型教学转变为研究探索性教学，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发现的能力，提高授课效果。具体改革措施有：
1.在教学环节中实现广西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与教学内容的相融合。主要形式有：
(1)将“寻找古代文学中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如唐宋文人与桂林山水)”以作业任务形式布置给学生，鼓励学生走进图书馆及地方文化名胜，改变学生的被动学习局面，促进学生的创新型、主动型学习。这样，课外学习古代文学与文化便从“规定”变成“需要”乃至“必要”，有助于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协作意识、创新精神，提高其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2)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融入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中，让学生通过撰写课程论文、毕业论文的形式，在广西地方文化典籍、广西历史文化名人、广西地方文化程的一种娱乐，“听”“、说”进而被忽略。认知评价理论注重学生的内在激励，即内部动机的形成，强调满足个体的自主、能力和归属需求来达到内在动机的形成。在认知评价理论的指导下，将学习动机的培养纳入课堂，通过教师对课堂的操控满足学生个体的不同需求，以此增强学生在英语视听说课堂上的参与动机，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以此达到有效教学的效果。这为当前英语视听说课程的教学改革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机遇，同时也存在新的挑战。
历史文学论文篇八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我国领导人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下简称“核心价值观”），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升个人的精神道德修养，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国家竞争力。
作为“京津冀”三核文化中一核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定在新时期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促进发展，肩负起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使命。保定拥有悠久的人文历史底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保定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悠”、“义”、“教”、“善”、“趣”的特点。这些对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借鉴。
一、保定人文历史的内涵。
保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样化的文化相互交融，积淀了悠久的人文历史底蕴，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形成了“崇信、重义、尚和、争先”的新时期保定人文精神。笔者将保定的人文历史归纳为“悠”、“义”、“教”、“善”、“趣”这五个特点，有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保定的人文历史内涵。
（一）“悠”
“悠”取悠久长远之意，又有闲适自得之感，而保定的`历史文化便给人这样的感觉。保定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物古迹众多，1986年被选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涞源阁院寺、易县燕下都遗址、清西陵、曲阳北岳庙等众多文物古迹，年代久远，造型精美，气势磅礴，见证了古城保定悠久的历史文化。多样化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彰显着保定历史文化的魅力。
（二）“义”
“义”是古往今来君子所追求的高尚品格，即正义、义气。保定人文历史悠久，是“燕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刺秦王报国家的荆轲，桃园结义的刘备等，都体现着保定人文历史中的侠义之气。在抗日战争时期，保定更是“红色之都”，作为革命的主要阵地，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和优良的革命传统。红二师“七六”**等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体现着保定人民的勇敢无畏，正义凛然。而狼牙山精神、白求恩精神、双拥精神等红色精神更是新时期保定人追求发展的精神支柱。
（三）“教”
“教”指因材施教，指导教导的含义。保定拥有丰富的学府文化，更是著名的体育冠军之城。莲池书院、保定陆军学校等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而现今的保定更是堪称“大学之城”，河北大学、华北电力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高校，为学生打造优良的学习环境。不仅如此，保定还培育出大批的优秀体育人才，涌现出多位世界冠军，在世界大赛中为国家争得了无数荣誉。
（四）“善”
“善”有善良、美好之意。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保定人民热情好客，道德诚信，涌现了无数的全国道德楷模。“油条哥”坚持不用“复炸油”，为商家做出了榜样；“河北农大9301班”的事迹更是感动了无数人，将真情传递，这些事例都彰显着保定人民的精神风貌。保定人民积极建设现代化开放城市以迎接四方游客，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觉悟，拥护国家的政策、方针，以迎接新时期的机遇与挑战。
（五）“趣”
“趣”取其美学艺术上的概念，指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志趣、情趣和意趣等。保定拥有特色鲜明的地域民俗文化，河北梆子、北昆、老调、评剧、京剧等多种曲艺剧种深受人们的喜爱；曲阳石雕、白沟泥塑、徐水狮子舞等民俗文化在全国享誉盛名，“保定府三宗宝，铁球面酱春不老”的民谣更是让人民津津乐道，体现着保定人民生活的志趣。
二、保定人文历史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
核心价值观是各地区思想精华的总结与凝练，来源于地方而又高于地方。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是保定人民长期奋斗所凝结的思想动力。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以核心价值观为思想统领，同时又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奠定政治、群众、地域文化等基础，是促进其发展的重要载体。
（一）政治保障，优先发展。
保定自古以来便是政治军事要地，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奠定了政治基础。一方面，保定为核心价值观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悠久古老的保定城池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一直是河北省重要的政治中心。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爆发了黄土岭战役、平原游击战、地道战等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役；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保定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现代工业城市，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因此保定地区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保定人民有着极高的政治素养与觉悟，形成了忠义的品格，这与核心价值观的“爱国”、“诚信”等内涵相得益彰，为其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
另一方面，保定作为“京津冀一体化”重要战略中的组成部分，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政策支撑。“京津冀一体化”的提出旨在探索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道路，保定依托悠久的人文历史，努力打造特色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核心价值观的融入与发展。
（二）群众支持，加快推进。
人民群众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人杰地灵的保定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中提供了人的因素。一方面，保定是著名的“名人之乡”，赵国将相廉颇和蔺相如，精密计算圆周率的祖冲之等，都彰显着保定人民的聪明智慧，能够更好地挖掘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另一方面，保定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保定人民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的指导思想，有着极高的政治觉悟与素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艰苦奋斗、团结奋进、不断争先的民族精神深深扎根于保定人民的心中，与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一脉相承，为其发展提供广大的人民支持。依托保定的人文精神，保定人民将会更加热情，更加积极地推进核心价值观的发展。
（三）文化支撑，提供借鉴。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提出“软实力”的概念，指出文化在构建软实力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一座城市发展的活力源泉。保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重视城市文化品牌的培育，近年来注重打造“红色文化之城”、“旅游文化名城”等品牌优势，形成了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保定又位于京畿地带，有着地域优势，为核心价值观提供地域文化支撑。丰富的文化资源构成了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大环境，使得核心价值观更加大众化，有利于为核心价值观在其他区域文化的培育和践行提供借鉴。
（四）增强认同，便于理解。
核心价值观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练与升华，它来源于地方又高于地方，因此只有将区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相结合才能促进更好的发展。保定人文历史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核心价值观是对保定的人文历史有着“悠”、“义”、“教”、“善”、“趣”等特点，这些都与核心价值观赋予的内涵相契合，将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融入到保定人文历史中，有利于保定人民更好地理解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增强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更好地实现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指导功能。
（五）实践平台，开拓空间。
保定地区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更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提供了借鉴，搭建了实践平台，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抗日战争时期，保定人民伟大的革命实践铸就了他们艰苦奋斗，勇于实践的优良品格。
新中国建设时期，保定成为首批工业城市，促进经济的发展。新时期保定人民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走在了国家的前列；努力建设“低碳城市”，打造“中国电谷”；巩固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实践。新时期的保定紧抓历史机遇，努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将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拉回到实践的层面，而积极的实践又为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引领作用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总之，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与核心价值观赋予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依托保定的人文历史，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保定的人文历史中去，有利于增强核心价值观的区域认同感，将理论付诸实践，更好地发挥其指导引领的作用，促进区域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京花.依托保定人文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j].保定学院学报,2013,26(3):123―127.
[2]约瑟夫奈.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历史文学论文篇九
历史滚滚，如长江东逝水。时光历历，际会风云，星河璀璨。
这是中国，我是历史。
历史是一部人类进化史，从茹毛饮血到人工取火;从采集野果到吃上熟食;从石器到青铜器、到铁器;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封建社会。经历了多少腥风血雨、艰难困苦，用筚路蓝缕创造、铸就了永恒。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在历史的长河中，数不清令人叹为观止的文明创造陆续被记住。从最早的元谋人、蓝天人，到名震世界的北京人，再到后来的山顶洞人、河姆渡人和半坡人，他们的秘密正在被我们慢慢地揭开。
文明中外，到现在还让外国人羡慕，吃惊不已的三星堆遗址，是我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涵最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
历史也是一部吃瓜史，各种滑稽人物轮番上场。周厉王在位时，觉得什么都是他的，于是直接控制了山林湖泊，还下令国人“不许说我!”最后，周厉王惨死在异乡。
周幽王为了博取宠妃褒姒一笑，点燃烽火，诸侯们到后却发现没有敌人，褒姒看到这场面，哈哈大笑。此后，周幽王多次点火，诸侯们渐渐都不再相信他。最终被犬戎杀死。这就是著名的“烽火戏诸侯”。
夏桀日夜与宠妃妹嬉饮酒作乐，残杀百姓，还说人民和他是月亮和太阳的关系，月亮不能灭亡，太阳当然也不会灭亡。后来，商国国王汤战胜了桀，灭掉了夏朝。
历史诠释了什么叫“忠”，介子推为了让重耳活命，割下了自己的肉煮给重耳吃。即便后来他没有被封赏，但当重耳火烧绵山时，为了让重耳好好治国，带着自己的母亲被大火活活烧死。
秦国的.改革家商鞅，在生前一心为秦国主持变法，可死后却遭到车裂，但秦始皇还是征用了变法。
吴起率军攻打秦国时，作战期间他与士兵们同甘共苦，但吴起的改革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最后被贵族们乱箭射死。
历史也诠释了什么叫“贪”与“奸”。西周初年，齐国大夫田和将齐康公流放到海岛上，自立为国君，史称“田齐太公”。此后齐国在历史上被称为“田齐”。
时光匆匆，唯有历史永恒。这是中国，我在这里，我是历史。
历史文学论文篇十
《新唐书·百官志三》“国子监”条云：“祭酒一人，从三品；司业二人，从四品下。掌儒学训导之政，总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凡七学……丞一人，从六品下，掌判监事。每岁，七学生业成，与司业、祭酒莅试，登第者上于礼部。主簿一人，从七品下。掌印，句督监事。七学生不率教者，举而免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广文馆的学生与其他六学的学生一样，是被国子监统一管理的，而且唐代广文馆的地位排在国子学和太学之后，在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之上。唐代广文馆创立之初，虽然经历过“雨坏庑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但是并未“自是遂废”，而是一直存在至唐末或许直至唐亡。
一、唐代广文馆创立的时间。
《大唐六典》是“初唐以迄中唐的一部社会制度史”，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738），书中在讲到国子监的机构组成时，提到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等六学，并未提及“广文”二字。经学者考证，并非《大唐六典》遗漏不记“广文馆”，而是在开元二十六年以前广文馆还没有创立。
在《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旧唐书》卷二十四《礼仪志四》、《唐会要》卷六十六《广文馆》、《唐摭言》卷一《广文》、《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等史籍记载中，广文馆是于唐玄宗天宝九年（750）秋，在国子监创立的。据《唐语林》卷二《补遗》中所知，初建之时，“国学增置广文馆，在国学西北隅，与安上门相对”。
二、唐代广文馆存在的时间。
唐代广文馆的创立时间已是确定无疑了。接下来，要澄清的是唐代广文馆的存废时间问题。据《新唐书》卷二〇二《文苑传中·郑虔传》记载：郑虔在广文馆中就职，“久之，雨坏庑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自是遂废”。又据《唐语林》卷二《补遗》中记载：“廊宇粗建，会（天宝）十三年，秋霖一百余日，多有倒塌。主司稍稍毁撤，将充他用，而广文寄在国子馆中”。广文馆创立之初使用的房屋，在第四年（754）就因天灾倒塌或损害严重而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了。面对没有教学地点的事实，广文馆的命运是“自是遂废”呢，还是继续存在下去呢？正确答案是后者。且看：
《唐会要》卷九十一《内外官料钱》记载着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的一条史实：“四月二十八日，度支奏：加给京百司文武官及京兆府县官每月料钱等，具体如后……国子太学、四门、广文等博士……各十二贯文，国子主簿十贯文；大学广文助教各四贯一百一十六文……”这说明，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23年，时任广文博士和广文助教的官员都在继续工作，并由上级部门发放每月的“料钱”。广文馆并未被废除。
《唐会要》卷九十一《内外官料钱》记载着唐德宗贞元四年（788）的一条史料：“中书门下奏：京文武及京兆府县官，总三千七十七员，据元给及新加，每月当钱五万一千四百四贯六百十七文，……国子祭酒八十贯文……司业六十五贯文……国子博士四十贯文……大学、广文、四门博士各二十五贯文……国子助教、广文助教各二十贯文……”这说明，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34年，时任广文博士和广文助教的官员仍在工作，并由上级部门发放每月的“料钱”。广文馆并未被废除。
《全唐文》卷548韩愈《请上尊号表》中曰：“臣某言，臣得所管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及书、算、律等七馆学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状称，身虽微贱，然皆以选择得备学生，读六艺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识，皆由上恩……”文章中有“臣得所管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及书、算、律等七馆学生”言，可知，当时广文馆存在于国子监中。此文为韩愈任职国子监领导即国子祭酒时所作。韩愈任国子祭酒之职的时间段为唐宪宗元和十五年至唐穆宗长庆元年，即公元820~8。换言之，至唐宪宗末年或唐穆宗初年，广文馆依然存在于国子监中，那是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66~67年。
《唐故朝请大夫尚书刑部郎中上柱国范阳卢（就）府君墓志铭》（大中六年二月廿三日），“开成末，李公任宰相，以卢氏甥有嫌，不得为御史拾遗，旬月除广文馆博士”。此墓志铭中记载，卢氏甥在开成末年被任命为“广文馆博士”。“广文馆博士”一职既然在开成末年存在，那广文馆亦存在于开成末年无疑。“开成”为唐文宗的年号，时值公元836年正月至840年十二月。所以，到公元840年左右，唐代广文馆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广文馆庑舍损毁之后的第86年左右。
另外，据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之《乾符013》记载：李推贤在唐宣宗时任过广文博士一职；据《新唐书》（卷70上）记载：李彬在唐宣宗时任过广文博士一职。唐宣宗李忱于公元846~859年在位。可知，至少到公元846年，唐代广文馆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92年。
还有，据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之《咸通105》记载：贾洮在唐懿宗时任过广文助教之职；据《新唐书》（卷75上）记载：郑顼在唐懿宗时任过广文助教之职。唐懿宗李漼于公元859~873年在位。可知，至少到公元859年，唐代广文馆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1。
另据“张策，字少逸，敦煌人。……妙通因果，酷奉空教，未弱冠，落发为僧，居雍之慈恩精庐，颇有高致。唐广明末，大盗犯阙，策遂初返初服，奉父母逃难，君子多之。既丁家难，以孝闻。服满，自屏郊薮，一无干进意，若是者十余载，方出为广文博士，改秘书郎”。文中“大盗犯阙”是指黄巢起义军进入长安城，时间为唐僖宗广明元年（880）。此后，张策奉养父母，避乱田里十多年。大概在公元890年以后即唐昭宗在位时“召拜广文博士”。那是在唐代广文馆庑舍被损毁的136年之后。仅仅再过即公元9，唐朝灭亡。
由此可见，唐代广文馆自唐玄宗天宝九年（750）创立以来，一直存在至唐末。
我们进一步讨论。按照现有的研究结论，广文馆之所以在盛唐之时才创立，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中央政府采取的“重诗文轻经学”的政策。这种取士倾向，导致唐代国子监的学生入朝为官的几率下降。为提高国子监生徒在科举考试中的竞争力，换言之，也是为了挽救在国子监读书的公卿子弟们的仕途危机，“亦救生徒之离散”，广文馆应运而生。于是，天宝九年“秋七月乙亥置广文馆于国子监以教诸生习进士者”。唐代广文馆的主要存在价值就在于，它为国子监生徒努力登进士第提供一臂之力。从唐玄宗钦点的第一任广文博士即为诗、书、画皆精妙的郑虔，也可以看出广文馆要教学生的是如何作好诗文而不是如何解析经学中的义理。
《唐才子传》：“裴说，天佑三年礼部侍郎薛廷珪下状元及第。”《唐诗纪事》：“（裴）说与（裴）谐，俱有诗名，谐唐天佑三年登第，终于桂岭，假官宰字而已。”《仙溪志》载陈光义唐天佑三年登第（参《莆阳志》）。唐天佑三年即公元9，也是唐代在历史上将终结的倒数第二年。公元906年二月，裴说、裴谐、陈光义等二十五人擢进士第。这说明，唐代科举制度一直被执行至本朝灭亡。那么，在唐代最后的这17年里，与科举制度命运息息相关的唐代广文馆没有理由被废除。
所以，我们也有理由说，唐代广文馆自唐玄宗天宝九载（750）创立以来，一直存在至唐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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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加夫,熊礼汇,闵泽平,霍有明.中国文学编年史·隋唐五代卷(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历史文学论文篇十一
一、无文字社会的历史书写。
不过，马林诺斯基仍然把所研究的对象看成是一个均质、结构不变的社会，个人的生命史也就是群体的发展史，对个人生命史的把握也就足以理解一个群体的大致历史。在《伊隆戈人的猎头》这本书中，罗萨尔多宣称要对伊隆戈人的社会与历史进行研究。伊隆戈社会没有文字，同样是一个人口很少的边缘性群体，罗萨尔多会如何走出前辈学者的困境，书写伊隆戈人的历史？1565年，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殖民统治，直到1898年菲律宾因美西战争易手，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至少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伊隆戈人的生活就和外界环境联系在了一起，西班牙人、美国人、日本人轮番登场，伊隆戈人的生活世界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罗萨尔多引入了代际分析的研究方法书写伊隆戈人的历史。伊隆戈社会并没有文字记录其历史，也就缺乏社会制度发展的相关文献资料，即使有也是他者带有偏见的记录。故罗萨尔多认为以往人类学中的历史研究多半出自臆测，形成所谓“伪历史的推测”。
罗萨尔多认为：“马林诺斯基的传记方法强调个人能力、个体能动性，克服了人类学田野工作时间较短的问题；从而展现个人生命周期与其他社会机制的互动，并且增加了社会系统研究的时间长度和维度。不过马林诺斯基的生命史研究方法还算不上民族志写作的终极指南，要将历史过程进一步加入民族志当中……将使用包括生命周期、年龄与性别角色、代际交往，以及家庭周期在内的一系列核心概念，作为个人史研究中社会结构方面的参数。”[1]103通过代际分析能把对整个时代的撰述变为一系列个人传记的集合，并将其与这些个人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背景结合起来分析。罗萨尔多在书中写道：首先，这群人通过某一历史运动，获得了集体认同；其次，他们作为一个有着自我意识的群体，在社会中长期存在。这群一同成长的人们，随后也一同慢慢变老。通过代际分析，使我们可以了解群体繁衍、延续、变动以及完全改变社会结构的各种发展过程。借助这一分析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上一代人正逐渐离开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下一代人正逐渐上升取代他们的全部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可以注意到产生世代延续，以及每代人独特特征的社会机制。[1]104—106代际分析把当地文化认可的生命周期过程、个体生活的生命史、历史事件对某一历史时段的巨大影响，以及一代又一代的社会更替过程，整合在一个复杂的叙事框架当中。
样本量的大小及其样本的`代表性仍然是个问题，个体—群体—整体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量”的方面，还表现在如何通过“量”的累积提高“质”的方面。以研究一个群体的历史来洞察整体的历史的逻辑基础在于“用代表性样本方法来代替全面调查”。[10]对“代表性样本”的选取过程永远只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客位分类，也就无法做到所谓的“洞察”整体的历史。当民族志文本形成之后，读者所看到的仅是作者对“代表性样本”的表述，没有进入样本的其他个体因研究者的“文字暴力”被排挤出对整体的历史呈现过程当中，他们从此销声匿迹。[11]在全书中，读者看不到罗萨尔多任何关于伊隆戈妇女生命史的完整记录。即使出现对妇女的描述，也只是穿插在对男人的描述之中，成为一种注脚。已经形成的民族志文本中缺失了妇女的声音，仅此一点就能成为女性主义人类学者攻击的口实。
二、田野工作时间的“长”与“短”。
罗萨尔多认为，人类学者常常错误地假设他们研究对象的文化是永恒、静止的，这种错误假设的根源在于短时期的田野工作。人类学者过分局限于自己在短暂田野中所获的观察，对他们来说，见到的就可以相信。[1]埃德蒙·利奇也认为：“这种爱好‘均衡’诠释的偏见，源于人类学家所获资料的性质和从事田野工作的条件。”[3]20经过30个月的共时民族志田野工作之后，罗萨尔多摒弃了依靠一段事件的观察构建复杂社会发现模型的做法，而是通过对个案的研究揭示更为久远的历史、探寻社会过程发展的轨迹。基于此，罗萨尔多认为：“实际田野工作的短暂对民族志研究造成限制这一点并不属实，只是一种幻觉；或者说，这种局限的确存在于某种类型的民族志调查之中。”[1]通过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克服田野工作短暂的不足。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田野工作，并非与人类学同时诞生，而是在人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才成为一种不可缺失的研究方法，并逐渐被其他学科所借用，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种十分重要的研究方法。在人类学的发展史中，直到19世纪末，大多数人类学家的研究都是出自于“安乐椅”上的玄想，所采用研究资料依靠探险家、传教士、旅行者或是殖民者的记录。20世纪以来，人类学家对“安乐椅”上的人类学家所作所为加以批判，认为人类学家依靠二手甚至转手多次的文献与文字所作的研究不过是对历史的臆测。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走进研究对象的现实生活中，在与研究对象的接触中目睹其生活方式、聆听其故事。在田野工作成为一种研究方法的过程中，马林诺斯基无疑起了关键的作用。马林诺斯基的田野工作使人们理解了田野工作之于人类学者的重要意义。像马林诺斯基这样卓越的田野工作者，他所做田野工作的时间累计约两年半长，超过了他之前所有的人类学家。[12]马林诺斯基的田野工作时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调查的时间少于一年，就不可能对研究对象有深入的了解。
历史文学论文篇十二
司马光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史学家。他主持编写的鸿篇巨著《资治通鉴》，为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传颂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被载入史册，为世人敬仰。最早我是从“司马光砸缸”的这个故事认识他的。
他的机智，勇敢和冷静令我佩服。所以我搜集了许多关于他的历史资料和小故事，他的勤奋好学，光明正直，更是令我钦佩。据说司马光小的时候并没有超出常人的聪颖资质，反而有点平庸，但是他不气馁，他常常担心自己的记忆力和学问不如别人，所以在学习时，总比别人花的功夫多。当他的伙伴们读一会儿书就跑出去玩时，司马光总要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直到把文章背熟了才放下书本。为了提醒自己抓紧时间刻苦读书，他用一截圆木当枕头，取名为“警枕”，这就成了司马光的闹钟，夜里睡觉时圆木一滚开，他的'头就砸在床上，这样他就能立刻醒过来，披衣起床，挑灯夜读。
据《宋史》记载：“司马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中旨。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手不释书”是司马光勤奋好学的最好佐证，“至不知饥渴寒暑”是司马光废寝忘食最好解释。司马光在他以后的仕途生涯中也是如此，他曾经说：“读书不能不背诵，在骑马走路的时候，在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吟咏读过的文章，想想它的意思，收获就多了！”。
当他无政事可做时，也没有享清闲，而是趁着这个机会全身心扑在修书上。他在崇德寺开辟了“独乐园”，开始编纂《资治通鉴》，由于年事已高，但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大志，他常常午夜而睡，五更便起，天天如此。就是凭着这样的恒心和毅力，历经十九载，终于完成了这部史学巨著。司马光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能为世人所敬仰，是因为他比别人肯付出，勤耕不辍，当我们学习知识不牢固，成绩不理想时，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用心了吗？我们刻苦了吗？从司马光身上我领悟到要想在学习上超越别人，你只有比别人多努力。
历史文学论文篇十三
历史的尘埃滚滚而来，掩埋了无数的辉煌与奢华。
面对那浩瀚的历史长河，数风流人物发出了自己的感慨。他们知道，从炎黄帝到现在，在整个人类历史面前他们有如历史尘埃中的一叶孤舟。但他们都渴望触摸那历史的脊梁。他们的生命不是永恒的`，但他们的精神是永恒的。正如那首诗一样，神龟虽寿，犹有尽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仰望星空，感叹历史沧桑；俯视大地，感受岁月痕迹；环视四周，感慨时光流逝。历史是伟大的，也是渺小的。
历史是美好的，也是遗憾的。历史是善良的，也是残酷的。这不正如那大自然一样吗？伟大而渺小，充满着美好又充满着遗憾，善良而又残酷。
历史文学论文篇十四
一块块铜版上，清晰地浇铸着位大屠杀幸存者的脚印，或深或浅，或大或小，它们忠实地记录着历史上令人揪心的一刻，让我们沉重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
双脚印中，有朝夕相处的夫妻，有情同手足的兄弟，有拖着一条残腿的孤寡老人，也有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大法官。每一双脚印中间都刻下了他们的名字和年龄，每一双脚印逼真而精细，看锝见每条细微的纹路……哦，这是历史证人的脚印啊！
路的两边，醒目地竖立着两座铜像：一座是9岁时被鬼子的子弹打穿左肩的倪翠萍奶奶，瞧她袒露的肩头上，罪恶的弹痕深深地抠进了骨肉；另一座是0岁时被子弹打穿右腿的彭玉珍奶奶，她正拄着拐杖向人们痛诉鬼子的灭绝人性的暴行！
是的，双脚印记录了个血泪斑斑的悲情故事，浓缩了30万遇难同胞的弥天苦难啊！这些历史证人的脚印告诉我，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轻轻地，走在这永不磨灭的青铜道路上，我年少的灵魂在经受历史风雨的庄严洗礼……。
然而，我悲痛地知道，这一切不可能再现了！当年的血雨腥风早已化着今天无声的誓言，而这些记载历史的青铜脚印，将永远守望着岁月的变迁，将把杀人的侩子手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将铭记住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最残暴的一页！
轻轻地，我随着潮水般汹涌的人流，迈步在每一双铜版脚印上，一步一个脚印……。
历史文学论文篇十五
当今时代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国文化受其影响，也呈现出了多样性的发展，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多少沉淀于历史中的中国文化瑰宝却被人所淡忘，遗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就拿现在学生们的书写来说吧，书法本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块瑰宝，一横一竖，一撇一捺都蕴含了中国人对美的定义和对它满腔的热爱。可是，你会发现，现在书写较好的孩子绝对已经是稀缺人物，很多孩子的书写连最基本的工整都谈不上。曾经在中国历史上起到重大作用的书法，其继承者正在逐步减少，字体俊美乃至书写工整成为了少数人引以为傲的.一项“特长”，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这对当代的中国人来说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它的博大精深却成了很多人不去接触它的理由。比如，在学校，对于唐诗宋词或者文言文一类的古典文学，大多数学生都只是象征性的读一读，若是能背下来，那便是极好的了，不能背或是不想背，那也只是因为它太“博大精深”了，这么“有内涵”的东西，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学好的。因此，他们从来不会认真去品味这些古典文学中所蕴含的文化精华，这中国文化的精髓，现在却无人听它诉说个中欢喜与凄凉。也许，长此以往，我们与古人之间的精神交流就将隔断了吧！
古人说：“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中国文化就如同花一般，莫要等到它消亡之时，方才醒悟，只怕真到那个时候，就悔之晚矣。
因此，让我们整装待发，去重新拾起那些沉淀于历史中的中国文化吧！让我们重新找回我们民族精神的根！
历史文学论文篇十六
高三历史教学既要抓实课堂教学环节，也要充分兼顾到学生的课外学习活动，在时间上运用各种间隙时间复习巩固历史学习内容，在方式上相互帮助，借助于互助学习活动增强历史学习薄弱环节的突破以及拾遗补缺效果，还可以在学习技巧交流等方面进行探讨，实现授人以渔的目标。
1、构建立体化目标体系，满足学生发展差异。
进入高三阶段之后，学生在每一门学科中的差异性已经较为显著，历史教师在组织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要立足实际开展教学研究，不能再以“一刀切”的教学要求统领整个历史教学活动，一定要以更为切合学生学习基础与能力实际的目标组织开展教学，以保护学生的历史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进步，更好地备战高考。笔者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教学目标的差异性处置，对基础知识点的记忆以及理解方面，全体学生统一要求，但是在进一步发掘规律以及横向、纵向比较方面，则体现对不同学习基础学生的差异性要求。对优秀生提高难度，对学困生降低学习要求，保证学生在历史学习活动中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基本完成学习目标任务，这也是激发学生历史学习积极性的有效手段。在差异性教学目标的.引领下，笔者从教学的不同环节体现对学生的差异性兼顾，适应学生学习差异以及提高教学针对性成效。
2、打造立体化内容梯度，扎实推进教学深入。
笔者在高三历史教学中，坚持以历史发展为主线，从宏观上把握概念，从微观方面引导掌握历史事件与规律，实现前后连贯、逐层深入，从知识点的掌握、前后的联系到规律的发掘，以立体化的教学内容优化促进教学深入开展。具体实施过程中，历史教学内容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属于基础教学，按照教材编写的顺序教学每一个章节与知识点，以“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立体理念去掌握知识、加深理解。教师结合教学内容以及教学需要，以历史教学内容为依托，进行为立体化内容检查，将常规的联系转变为多层次与角度的练习活动，既有助于学生的灵活掌握与形象记忆，同时也符合历史教学循序渐进的规律，实现了所学知识的融会贯通。第二层面属于分门别类教学，对立体概念中的知识点进行提炼、概括、分类。在对知识点进行提炼与分类的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教学整体方向灵活开展，如可以将中国古代史细分为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学文化、民族关系以及著名战役、农民战争等类别，每一个类别之中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如可以将“经济发展”细化为发展背景、农业发展、手工业进步、商业状况、对外贸易等不同的线索，每一条线索都连串一系列的知识点，在学生的学习活动中构建了框架式的教学体系，每一个知识点的学习与复习都可以实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综合目标。第三层面属于内化与发掘范畴，指导学生对教材内容进行深入的发掘，以及开展横向、纵向对比活动，为迎接高考进行实战演习。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农奴制度改革等进行横向对比分析，从中深刻理解、有效掌握。再比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纵向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对比等等。在这一层面进行的教学活动属于对原有知识点、理解内容上的融合与运用，对于学生历史综合能力培养具有积极的促进功能。
3、整合立体化教学资源，增强学生掌握效果。
为了提高学生历史学习成效，教师应当在抓好历史课堂教学的基础上，整合各种教学资源进行推进。笔者在教学中首先强调了学习方法的指导，向学生推荐各种有效的历史学习方法，如“知识点串葫芦想象记忆法”、“历史人物四步评析法”等，对提高学生历史学习理解的深刻性具有积极的帮助。另外，还鼓励学生自己总结和提炼行之有效的历史学习方法，在全班进行交流活动，这对于提高历史学习效果具有积极的帮助。除此之外，笔者还要求学生组成相互帮助的学习合作小组，寻找历史学习中的薄弱环节，提高学习的生动效果，避免学生学习不得法以及学习氛围枯燥等方面而降低历史学习效率。笔者还充分发挥多媒体手段的作用，将复习要点制作成课件进行播放，对缓解历史学习枯燥氛围、提高学习形象效果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提高了学生掌握理解的效果。由此可见，构建立体化的历史教学体系，对提升高三历史教学成效具有积极的意义，教师应当加强这一方面的分析研究，促进教学活动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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