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语文学习中重要的一部分，可以帮助我们感受文字的美。总结时要注意语言准确性和表达清晰度，尽量避免使用模糊词语。随后是一些经典的总结案例，希望能帮助您更好地掌握总结的要领。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一
雷克雅未克是冰岛的首都，我想它大概是世界上最谦虚的首都。
西方有人说它是最寒酸的首都，甚至说它是最丑陋的首都，我都不同意。
简朴不等于寒酸，至于丑陋，则一定出于某种人为的强加，它没有。
街道不多，房舍不高，绕几圈就熟了。
全城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一座教堂塔楼，说是纪念十七世纪一位宗教诗人的，建得冷峭而又单纯，很难纳入欧洲大陆的设计系列，分明有一种自行其是的自由和傲然。
一处街道拐角上有一幢灰白色的二层小楼，没有围墙和警卫，只见一个工人在门口扫地，这便是总理府。
走不远一幢不大的街面房子是国家监狱，踮脚往窗里一看，有几个警察在办公。
街边一位老妇看到我们这些外国人在监狱窗外踮脚，感慨一声：“以前我们几乎没有罪犯。
总统住得比较远，也比较宽敞，但除了一位老保姆，也没有其他人跟随和卫护。
总统毕业于英国名校，他说：“我们冰岛虽然地处世界边缘，但每一个国民都可以自由地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生活。
作为总统，我需要考虑的是创造出什么力量，能使远行的国民思念这小小的故土。
那位老保姆对我们一行提着摄像机在总统家的每个房间晃来晃去有点不悦，而我们则忘了询问，总统家门口怎么有两个坟墓那是谁的天寒人稀，连坟墓在这里也显得珍罕。
根据总统的介绍，冰岛值得参观的地方都要离城远行。
既然城市不大，离开非常容易，我们很快就置身在雪野之中了。
于是也就明白，总统、总理为何表现得那样低调。
这里连人的踪迹都很难寻找，统治的排场闹得越大越没有对象。
历来统治者的装模作样都是为了吸引他们心中千万双仰望的眼睛，但千古冰原全然不在乎人类的高低尊卑、升沉荣辱，更不会化作春水来环绕欢唱。
翘首回望，已看不到雷克雅未克的任何印痕。
车是从机场租来的，在雪地里越开越艰难。
满目银白先是让人爽然一喜，时间一长就发觉那里埋藏着一种危险的视觉欺骗，即使最有经验的司机也会低估了山坡的起伏，忽略了轮下的坎坷。
于是，我们的`车子也理所当然地一次次陷于穷途，一会儿撞上高凸，一会儿跌入低坑。
开始大家觉得快乐，车子开不动了就下车推拉，只叫嚷在斯德哥尔摩购买的御寒衣物还太单薄，但次数一多就快乐不起来了，笑声和表情在风雪中渐渐冰冻。
终于，这一次再也推不出来了，掀开车子后箱拿出一把铲子奋力去铲轮前的雪，一下手就知道无济于事，铁铲很快就碰到铿锵之物，知道是火山熔岩。
火山熔岩凝结成的山谷我见过，例如前几个月攀登的维苏威火山就是一个。
那里褐石如流，奇形怪状，让人顿感一种脱离地球般的陌生;而在这里，一切都蒙上了白色，等于在陌生之上又加了一层陌生，使我们觉得浑身不安。
既然连狰狞的熔岩都已被白色吞食，又怎么会让几个软体小点蠕动长久至此才懂得了斯德哥尔摩朋友的那句话：“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哪一个重要人物冬天去冰岛”
早已闹不清哪里有路，也完全不知道如何呼救。
点燃一堆柴火让白烟充当信号吧，但是谁能看见白雪中的白烟看到了，又有谁能解读白烟中的呼喊“雷克雅未克”这个地名的原意就是白烟升起的地方，可见白烟在这里构不成警报。
更何况，哪儿去找点火的材料想来想去，唯一的希望是等待，等待天边出现一个黑点。
黑点是什么，不知道，只知道在绝望的白色中，等的总是黑点。
就像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等的总是亮点，不管这亮点是不是盗匪手炬，坟茔磷光。
这种望眼欲穿的企盼是没有方向的，不知哪个黑点会在地平线的哪一个角落出现。
由此我走了神，想到古代那些站在海边或山顶望夫的妇人远比那些在长江边数帆的妻子辛苦，因为江帆有走道，江水有流向，而在海边、山顶却要时刻关顾每一个方向。
但这么一比更慌了，人家不管哪一种等法也是脚踩熟土，无生命之虞，而且被等待的对象知道自己在哪里被等待，而我们则一片虚空，两眼茫茫。
很久很久，当思绪和眼神全然麻木的时候，身边一声惊叫，大家豁然一震，眯眼远望，仿佛真有一个黑点在颠簸。
接着又摇头否定，又奋然肯定，直到终于无法否定，那确实是一辆朝这里开来的吉普。
这时大家才扯着嗓子呼喊起来，怕它从别的方向滑走。
这辆吉普体积很小，轮胎奇宽，又是四轮驱动，显然是为冰岛的雪原特制的，行驶起来像坦克匍匐在战场壕沟间，艰难而又强韧。
司机一看我们的情景，不询问，不商量，立即挥手让我们上车。
我们那辆掩埋在雪中的车，只能让它去了，通知有关公司派特种车辆来拉回去。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二
近日，抽空重读了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山居笔记》，但当读完最后一篇《历史的暗角》后心情尤难平静。
这是一篇专以揭露和鞭挞“小人”的散文。文章以欧洲的一名爱搬弄是非的长舌妇使得一村人都成了仇敌的例子开始，又举出费无忌在奉命为楚平王的儿子迎亲过程中，设法把新媳妇变成了平王的夫人最终使楚国灭亡的故事。由此，作者为“小人”总结了八大行为特征，即：小人见不得美好，小人见不得权力，小人不怕麻烦，小人办事效率高，小人不会放过被伤害者，小人需要博取同情，小人必须用谣言制造气氛，小人最终控制不了局势。与此同时还把“小人”分成恶奴型、乞丐型、流氓型、文痞型等四种类型。但在铲除和防御“小人”上作者却犯了难。余先生认为，小人所以难以防御，除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殊需要为小人的产生和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外，社会群体还有五大原因，即观念上的缺陷，情感上的牵扯，心态上的恐惧，策略上的失误以及灵魂上的对应。
孔老先生当初把人划分为两种：君子和小人，标准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余先生好像也赞成这种划分，我们当然认为余先生也是君子了。但是，当小人为“利”纠缠余先生的时候，以君子之“义”是不是要以牙还牙呢?当余先生对小人“鼓噪”以后，你的“义”又如何体现呢?况且，从古到今，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有智慧的用智慧，有力气的使力气，有谁能把君子和小人分得清呢。刘邦当初是无赖，属小人范畴，但后来作了皇帝，你说他是因“小人”的卑劣获得成功呢，还是以仁义取胜的呢。
“量小非君子”。一旦遇到所谓“小人”诽谤或纠缠的时候，上策乃是：不理不睬，沉默应对。
正是：
当红大腕事缠身，何以偷闲鞭小人。
张罗八罪祥描脸，防范五难知费神。
惯见贤愚共奔竞，岂凭好恶划疏亲。
英雄无赖常流转，可记刘三昔日贫?
最近读到余秋雨的散文《历史的暗角》，感触颇多。多年积怨，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本来早该写下这份材料，可每每拿起笔来感觉非常艰难，因为陷入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一片“混沌、暧昧、肮脏”(p.285)，在它面前只是茫然、郁闷、愤恨，却不知所措。终于余秋雨点出了这个关键：“……处于弥留之际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死不瞑目，颤抖的嘴唇艰难地吐出一个词汇：‘小人’”(p.286)。
余秋雨文章中对小人的行径、心态一一作了文学上的描述，所用素材基本是有史可查的，人所共知的故事、案例，对没有经历的人来说可能觉得有些遥远，不关痛痒;可对有过经历的人来说，伤痕累累，真是有切肤之痛。下面我想结合我的经历，对照前物测室主任宋文的表现，不择冒昧，对余秋雨这篇文章作一导读，一部活生生的典型的小人史，可说是为余这篇文章作个注脚。
一、发迹：卖主求荣。
《暗角》文章在解析小人的产生时一段精辟的文字：“每一次主子的更换就意味着对以前的彻底毁弃，意味着对自身官场生命的脱胎换骨，而其间的水平高下就看能否把这一切做得干净利落，毫无痛苦。”(p.294)卖主求荣是小人发迹的最大资本，有奶便是娘是小人得势的行为准则，看看宋文的发迹史。
物测室前身，zhao任主任，w与他有矛盾，宋文站在w一边。zhao调走后，w任主任，宋文得到w赏识，受到提拔。这其间多次脱产学日语，出国进修(占用其它职工享受教育培训的公共资源)，去深圳等地开会(时特区刚刚开放，去趟深圳还是很奢侈的事，类似公款旅游。并且这次去深圳是利用w原定让zhang去的名额，宋文趁w出差不在室里，利用他自己当副主任的机会，自己去了深圳。)……总之，宋文仗着w的青睐，平步青云，占尽物测室一切好处。
后来w又与zhen所长工作上有摩擦，宋文审时度势，又再次看准机会，反戈一击，把物测室分成物测、标准化两个室，自己当上了物测室正主任。从他的发迹以及后来的表现，他为自己赢得了大家背后送他“太监”的绰号。
二、小人搞承包。
时值搞改革承包，权力下放，本是为了鼓励职工的积极性，出台了“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政策。再好的政策，到了小人手里，立刻会走向他的反面，打着承包的名义，承包在他手里变成了他捞取个人私利的法宝，变成了他打击异己的利器。
1.大搞派性。
派性既是宋文发迹的资本,也是他赖以生存土壤，没有派性也要人为制造假想派性，在物测室不允许有独立人格，你不依附我，就必然我的敌人。我因为在物测室资历比较老，目击了其中的是是非非，对派性敬而远之，不愿插足。于是按宋的逻辑，我成了理所当然的敌人，宋文利用拉拢打击，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等等卑劣手段，把我制造成子虚乌有的王一边的人。另外还有一个诱发因素，宋文便天然地把我作为打击挤兑的首要对象。
2.谁恶劣谁拿钱。
凭着卑琐人格和下作手段得到位置的小人，一旦与权力结合，会产生怎样的癌变呀。物测室成了一个独立黑社会，宋文仗着业已取得的势力、地位，把政策所指的主体——全体职工，偷换成他的个人意志，打着承包的名义破坏承包的规则，身兼裁判员、运动员于一身，承包的目标、过程、结果、分配标准、分配方案……，完全由他的个人意志决定。他一人说了算，同时又出尔反尔，变化无常，制造混乱。
按宋的规定，承包后每年年初按岗订指标，作为年终奖的分配参考方案。我的岗位原有我和y两人，不久y调走，年初定的2人指标由我一人完成。宋文为了压低别人奖金自己多分钱，把我岗位原定的2人指标算作一人指标。(后来，虽然y调走，我拿的奖金可以不分他。可按我清白做人的做人原则，宁可人负我，我不负人，我这点奖金还分了y一半。按别人理解，也许是要作好人的虚荣心，日后成了提供别人瓜分我奖金的资本。)当我指出宋文这个算法疏忽时，宋恼羞成怒，怀恨在心。从此同样一年工作下来，没有任何特殊事件，宋年年把我的奖金作为室里的垫底，奖金相差好几倍。(起码相差五六倍以上，还不算他们暗自从黑道白道不同渠道弄的钱。)我一方面是他们瓜分利益的肥肉，一方面被用作其它被拉开奖金差距的人的心理安慰剂，因为别人拿的奖金差距再大，也比我强。
他的“具体操作”是怎么操作的呢?首先是账目混乱然后是计算混乱，只要按他原定公式算下来不是他的分配意愿，他就推倒重来，别人都一头雾水，谁也弄不清他公式怎么来的，好像造成世界金融危机的华尔街金融高管都不如他会算。更压根儿没有公开透明、民主协商一说。那几年物测室一到分奖金时就翻来覆去折腾好几次。其实他的算法很简单：奖金与工作无关，只与他的无耻无赖和贪得无厌有关。我干一年，奖金远远没有歇产假的拿的多。其它如长工资、评先进，我充其量只能为他们当分母，培训开会这些类似福利的事连想都不用想。可室里年轻人结婚凑份子、给灾区募捐，甚至献血，都一定想着我，这时我又从分母变成了分子。我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活该被欺负的下三烂。
看到媒体上报导拖欠民工工作的事件，感慨民工被欠了工资，还有媒体可以援助，还有法律可以伸张，可宋文在国企改革的名义下，把权力下放认同为擅自滥用的合法借口，把任务承包异化成肆意胡为的正当手段，把道德、原则、良心、法律通通踩在脚下，剩下的就是一副流氓嘴脸。他把捞来的利益建筑在弱者的老实厚道上，谁老实厚道，谁就该给他发奖金。你钱即我钱，简直等同于明火执仗的强盗，谁恶劣谁拿钱。他的人生哲学是不捞白不捞，剜到篮子里的就是菜。
3.腐败的症结：小人作祟。
私欲人人有，其它单位大概也有不尽公平的现象，可像宋文这么恶劣，这么恶心，这么明目张胆，连伪装都不要……，没见过有达到他这地步的。如果他是普通群众，也不指望他讲不讲理了,可他身为干部，利用他的职权，发挥他的能量，对无意得罪他的人恨之入骨，并把整治伤害一个人变成习惯和乐趣。我被宋文整得没法儿时曾经说过一旦发生战争，我就在背后打他的冷枪。口碑自在人心，这个人混得这种殊荣，也说明他做人做得够可以的了。
依我看，现在人们深恶痛觉的官员腐败现象，一直解决不了的症结，是因为小人扰乱了我们的视线，腐蚀了制度的健康，整治腐败打错了地方，找错了目标。一切政策制度本身都是愿望良好、措施合理的，包括改革承包、高薪养廉(小人没够，是无底洞。)……，就是有小人作祟，把政策弄得面目全非，把工作引人歧途。任何方法有正有斜，就看你心正不正。如《暗角》书中所言：“许多响亮的历史命题逐个变得暗淡、紊乱、荒唐。他们起到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p.285)小人对体制的破坏，与体制本身完全不搭轧。
三.整人的影响：私该档案。
掌权的小人造成社会风气的污染，芸芸众生趋炎附势，也只能用流氓手段求生存，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捶，气人有笑人无，自私、狭隘、委琐……，一团腐浊之气。为避免打击面，我不想把这些归结为起主导作用的问题，就不多说了。只举一例，说明宋文整人的影响。
“小人见不得美好，他们总是眯缝着眼睛打量美好事物，眼光时而发红时而发绿时而死盯时而躲闪，只要一有可能就忍不住要去扰乱。”(p.289)在小人的现实世界中，哪怕不是什么美好，只是再正常不过的、每个人本分应有的东西，小人也要眼儿气。
管档案的杨京萍，看得我被宋文整成下三烂还嫌不过瘾，小人的乐趣要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欺负倒霉蛋儿不欺白不欺，占老实人便宜不占白不占。于是她跃跃欲试，积极加入这场痛打落水狗的狂欢，要把我从档案履历上，从原本的本分上，就变成一个下三烂。她利用她掌管档案的条件，私自把我的工龄减了三年，把职称改为技术员，这些是被我发现了的，到底我的档案里被篡改了多少，至今我也不知道。
我在这种环境中能混到退休时全身而退，不像我的同龄人t、c(她们也是欺负人也被人欺)那样一个个倒下(一脑瘤一脑血栓)，真是一个奇迹，其实也憋闷出好多内在的病，只不如她们那样明显罢了。
四.派性的另一端：失去价值的工具。
在宋的派性划分里，我处于要踩乎的地位自不必说，那对于派性的另一端，他要拉拢的对象，他又是怎么对待的呢?这样可以较全面地看看这个人。
l，室里唯一的研究生，宋文很会因材使用。先是看他刚出校门，头脑简单，在派性斗争中拿他当抢使(跟w闹)，同时以他学历最高的名义，假装重用，分他高奖金，作为他自己多分钱的掩护，l奖金排名第一，宋文第二。等到宋文申报高级职称交论文时，宋抄袭l的论文，l不服气，向有关论文审核的老同学告发了。于是紧接着出现了l工作马虎损坏设备的事件。这l才认清了宋的面目，说宋“真够狠的!”到此为止，作为宋文的工具，l已失去利用价值。l也意识到形式不好，自动申请调离，总算脱离了粪坑，还算得个善终。
这个事件首先折射出的抄袭问题，虽然现在已有蔚然成风之势，可宋文凭着他的“机智聪明”，早在上个世纪就赢得了打开风气之先的殊荣，并且不是从书上网上抄，可以直接抄旁边的同事;这个事件进一步可以折射出宋文的价值观：我想用你时，你干什么都是no.1;我想废你时，像变魔术一样，空中一抓就是你的错。余秋雨语录：“他们像玩杂耍一样在手上交替玩弄着诬陷、造谣、离间、偷听、恫吓、欺诈、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引蛇出洞、声东击西等等技法，别人被这一切搞得血泪斑斑，他们却谈笑自若，全然不往心里放。”(p.298)“他们是真正的适应者，把自身的人格结构踩个粉碎之后获得了一种轻松，不管干什么事都不存在心理障碍了。人性、道德、信誉、承诺、盟誓全被彻底丢弃，朋友之谊、骨肉之情、羞耻之感、恻隐之心都可一一抛开。”(p.295)这些描写，在宋文身上都一一有具体对应。
五.领导在宋文眼里，也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
宋文眼里，一切的一切，都不过是他攫取利益的工具，包括对他的下属，也包括对他的上级。
g总是个正直平和的好干部，可是向他反映宋文的问题时，g总却不爱听，g总似乎全盘认可宋的一切所为，连向一向正直廉洁的zhan纪委反映情况时，zhan纪委反而说：“给你的够多的了!”蹊跷的是，在所的述职会上，g总却检讨工作中对职工分配的敏感问题未加重视。不知道宋文是如何蒙蔽领导的，对上糊弄，对下欺压，每回所里开会他都不通知我，既表示对我的蔑视，也阻止我了解所里的情况。
让我百思不解的是，所级干部的工作每年还要述评，宋作为作为中层干部却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粪坑上高枕无忧，宋犯的错误让领导去承担，而他自己却逍遥法外。从结果来看，宋把领导置于股掌之间，到最后，把领导卖了，领导还为他数钱呢。
六.写信缘由。
以上我列举的事例，当事人如果能诚实面对的话，均可作证，只是大家都是聪明人，也许各有解读。但我声明，我对我说的话，负全部责任。毕竟我作为打击孤立的对象，所能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凭着宋文这种素质，背后还有什么勾当，工作往来间还有什么龌龊……，我没证据不能说，但这种素质的人什么事做不出来呢?坊间流传一个讽刺腐败严重的段子：“把当官的排成队，全部毙了，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毙一个，肯定没冤枉的。”百姓为了出气采取一种情绪化的偏激说法，但如果作一理性分析，把后半段改成“如果枪毙其中那些人格龌龊的，肯定没有冤枉的。”这种说法虽然说起来拗口，却是有坚实理据的。
在写这份材料的时候，非常艰难，就像被放在痛苦的油锅里又炸了一会，我深深理解余秋雨的一句话：“谁也不愿往小人的世界深潜，因为这委实是一件气闷乃至恶心的事。”(p.239)这其中的艰辛无奈，我不会表达，只好再借用余秋雨的一段话：“中国社会流行的那句俗语‘我惹不起，总躲得起吧’实在充满了无数次失败后的无奈情绪。谁都明白，这句话所说的不是躲盗贼，不是躲灾害而是躲小人。”(p.303)余秋雨这篇文章是一篇启蒙的智慧的文章，如一缕阳光，照亮历史的暗角，文章一出，反响很大，一时引来各种评论研究，过去那些隐藏在人们视角之外的、如深埋于冰山一角之下的部分，终于被昭示出来，使人们认识事物有了更深入的维度，不论对身处其中的芸芸众生，还是对搞组织管理的领导干部，都是有帮助有意义的。
另外一点，让我再次感动了曾经在前公司党吴仪那里感受到的对比反差，在此绝非讲恭维话。遇到z所长时我能明显感觉到一股不同于那种附浊之气的清新之气，身为领导，不拿架子，平等待人，有见解，不是非不势力，对人没有成见……，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相当于那种落后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意识)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对比我原来在室里墙倒众人推，被破众人捶，弃之如敝履的下贱处境，z所长身上的这股清明之气让我非常感动。把这些积郁已久的东西拿出来晒一晒，不为别的，只为认识小人。联想现在社会上风行的种种管理学热，以我的切身体验看，其中忽略了很这样的一点，一切命题先要看他的前提和基础，，脱离前提基础，一切努力都不得要领，不讲前提基础，会走向事物的反面，把好事变成坏事。这个前提基础就是小人形成的前进中的“暗角”。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耽误你好多宝贵时间，深表歉意，因为那些臭事很零乱，所以写得很乱，我也想尽量写得简洁明了，可是又怕说不清楚，不得不引用大段余秋雨的文章，写得很啰嗦，实在对不起。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这份材料能不能给现在与宋文共事的ch看看，对陈的工作也多少有点帮助。我虽与ch接触不多(我退休时他调来)，但感觉ch年轻有为，与宋不是一类人，只是宋很会做人，不同情况下他佩戴不同的面具，内心里却从没对哪位领导同事真心真诚、尊重或服从过，在宋的。
字典。
里，没有同事、朋友之类的词汇，有的只是利益关系，在他眼里所用人(上级、下级、同级)都是他的工具，看看他那些令人恶心的前车之鉴，一目了然。与太监共事，不得不提防。所以想让ch多些了解。
其人，其文，始终是我心头的情感的沉积;其思，其忧。更是我精神所皈依的图腾。
面对秋雨先生，面对秋雨先生洋洋洒洒、纵横春秋、谈古论今的浩然华章，我的心情始终是惶恐的。这种惶恐让我每一次拜读其文时，都不禁要正襟危坐，每一次正襟危坐都把心交给先生一次次地冲浪于历史的危峰与低谷，同着那五千年的文化蹒跚于历史的风风雨雨;而每一次冲浪，都带给我莫大的震撼，每一次震撼都让我在我们古老的文化、悠久的历史面前更加的惶恐。
也许，早就该写写这种难以用笔触形容，表达的情愫了。对秋雨先生，我只是一个读者，而对整个中华民族，整个泱泱的中华文明，我又是一个炎黄子孙，又是一个和秋雨先生有着同样的思索和感触的中国人。正是有了太多与秋雨先生同样的关于中华历史的记忆，有了太多的关于中华文明的烙印，我和秋雨先生之间，才少了几分生疏，更多了几分默契;才在那种默契中少了几分麻木，多了几分思索;才在思索中多了几分惶恐，多了几分崇拜。由惶恐和崇拜出发，去探究去拷问，想去推动这个千年的文化去前进、发展。
我宁愿称这种探究、这种拷问为千年的思索——这种思索从鲁迅先生开始，再有秋雨先生接过，再不断的扩展，扩深。这种思索让整个中华文明开始有些不安，多了几分沉思。这种探索，不应该仅仅是鲁迅先生或者余秋雨先生的，更是所有的、每一代中国人的，更是在这块奔腾着黄河、长江，绵延着长城与息息不灭的精神，耸立着五岳与昆仑的大地上沉淀了数千年的文化的千年的思索。
中国的历史走了太远了，中华的文化也沉积了太久了，迎面是一个新的千年，一个新的世纪，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也该抖抖身上的征尘，盘点一下自己的包裹了。秋雨先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开始了他的"文化苦旅"。
他告诉我们，我们的江南小镇的重生、我们的历史归属感的重生、我们的民族归属感的重生，需要"一点真正的文化智者"，需要"一点隐潜在河边小巷的安适的书斋"，需要"一点足以使这些小镇产生超越时空的吸引力的艺术灵魂";他喟叹，我们这些智者与灵魂，却正在大都市的人海中领受真正的自然意义上的倾轧而疲惫不堪，叫苦连天。
在西南贵州，他考察古老的傩戏，拷问我们对传统的态度，发问——怎样才能找回我们民族的自我复归和自我确认。
在青云谱，他思考——艺术的不朽与精神的永恒应该是"坦诚而透彻的生命的体现";在都江堰，他有感而发——不朽的流传来源于贴近大地贴近苍生的精神。
在"白莲洞"中，在"狼山脚下"，他感喟中国文人的命运多舛，历史的造化弄人;在"天一阁"卧听风雨，他静静回想中国文化与精神在传承中的风风雨雨、一路坎坷。
在西湖，在故乡乡下的牌坊下，在信客与酒公的一生经历中思索生命的意义，活着的价值;文人、名人、普通人、乡下人所有的劳动者赋予生命的美——生命之美。
在这些思索面前，也许秋雨先生是兴奋的，也许是有更多的无奈的，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好的文化却忘记了去继承?为什么我们要让我们的文化在那样的"江南小镇"里渐渐萎缩、褪色?这也许就是秋雨先生要问我们的，也是我们应该思索的。
也许我的民族文化就需要来一次这样的思索，这样我们在前进中才可以走的更远，这样我们的根在黄土高原里才可以扎得更深。
我们应该怎样走出心灵的荒漠?我想，正像秋雨先生说的我们的文化才是我们的绿洲。母语教育最近搭着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的车提的很响，压抑了这么多年的母语文化终于可以缓一口气了。毕竟我们是从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毕竟一百年后，我们还是我们，英国还是英国，美国还是美国，我们的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将会跟随我们这个民族直到世界的末日。我们的根在黄土高坡上，汲取黄河的水而成长。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源泉。只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深刻的感情，我们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就包含着深情;只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保持清醒，我们的前进就会一帆风顺;只要我们的中华文明不败，我们的民族就不会失败。
应该感谢余秋雨先生!感谢您的"文化苦旅"!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三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
全书分为“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行者无疆”这五个部分。
余秋雨老先生好些年以前写过一些史论专着，文笔很有特色，轻新脱俗，洒脱、放达而又潇洒，让人读上去自然而又舒服，不夸张，不悲伤，没有什么好词好句，没什么特别的手法，不像有些文章用比喻，用拟人，用夸张等等，不局限于这些章法，而是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写出让每个人都叹为观止的文章。
就像老舍写的《草原》。自然而又优雅，不做作，简简单单几行字，就完美地描绘出了所要说的那一幅画面，真实而又美好。
就如“青山绿水，长路一条，走不了多远就有一座。高高的，全由青石条砌成，石匠们手艺高超，雕凿得十分细洁。顶上有浮饰图纹，不施彩粉，通体干净。鸟是不在那里筑窝的，飞累了，在那里停一停，看看远处的茂树，就飞走了。”
这一段，这是一开始的一段，只是简单的叙述而已，却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想象着远处的山，清澈见底的水，绵延十几里的路，路边是一座又一座牌坊，它们很高，很大，还有好看的图纹。
牌坊上时而会看见几只飞累了的小鸟，在那儿歇息，倒也并不安居，过一会就又飞走了。这一幅简单的图画，在作者笔下用简单的词句描绘出来，却别有一番风味。
这样的文章并不多。
仔细想想，萧红写的文章《我和祖父的园子》便是如此，也是自然，真实，美好。“太阳在园子里是显得特别大。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谎花，就开一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只白蝴蝶。
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又有这样一本书，让人读着读着，就不由得沉浸在已逝的烂漫的童年生活中。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呼兰河传》，和余秋雨的散文一样美，简单却又不失味道，虽通俗却又十分自然，自然中透着美好与真实。
那种意境，远比夸张的文章要吸引人得多，一个是外表华丽，却找不到内在，另一个则是表面简简单单，普普通通，而只有细读一番，才可能品出其中的自然美。
我本身就十分喜欢散文，诗歌之类的文章，因为它们不仅表达字面意思，更是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实情感。还可以学学名家文笔，多多感受，在自己的文章中注入自己的情感，读上去一定与众不同。
本书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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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名著读后感汇总。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四
在我看来，余进入汗青和政治话语规模是一个错误。他观光于一个他完全不能驾御的规模，并陷入了阔大的迷津，而更令人担心的是，余文依托的那些陈旧的话语体制，正在这个大厘革的时代里迟钝地瓦解。我们应该留意到，所有呈此刻这些怀旧书页中的言说都是一种挽歌，哀伤着所有正在随风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传统。余文并未让汗青向我们开放并成为我们的，恰恰相反，它显示了一个旧式文人的普通特征：屈从于陈旧的汗青叙述和汗青语法，同时又沉浸在一些细小的话语改革之中，而这样的文本无疑无法成为新散文的偏向。
与诗歌对比，中国散文在其汗青历程中始终饰演了一个可悲的脚色，散文是诗歌与小说的话语残渣，会萃在文学史的边沿，成为每个时代主流话语的底衬。恒久以来，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笔触为根基特征的“小散文”，尽量得到了都市市民的热烈掌声，其范围却是不问可知的。对付一个布满着阔大意象的中国文化而言，它只能是一种日用文化缀品。这就为所谓“大散文”降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来由：散文需要长“大”，需要更为“大气”的构架和运作。
初次打仗余秋雨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读完，深深被作者深厚的文化秘闻折服，他思接千载，天马行空的遐想，对汗青、对文化渗透着的贯通力，也使余秋雨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尔后打仗到他的另几本着作，谈史谈鉴的《山居条记》、叙述立品处世的《霜冷长河》、《行者无疆》，以及比拟几大文明的《千年一叹》，尚有雷同回想类的封笔之作《舍我一生》。读完后，总想写点什么，而一直未敢动笔，只怕本身的观点太菲薄，甚至落入俗套。在上节课谈到写作气势气魄问题，于是照旧想起了余秋雨，也参考了诸多对余秋雨写作气势气魄的评论，也略加本身的一点浅见。浅谈一下余秋雨散文的写作气势气魄问题，对付我们的写作也有许多的警惕意义。
他选择得当的、富有诗意、表示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巨大深刻的汗青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五
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余秋雨做出的努力是令人赞赏的。在我的记忆里，余文首先在上海的《收获》杂志连载，而后被不断地出版、转载、报导，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重要畅销图书，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和杂志上，与鲁迅和林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
一时间，大有不读余文，羞谈文学之风。果真是这样吗?让我们以他的《文化苦旅》为例，看看历史和文学在这里是怎样结构在一起的。
在《文化苦旅》中，我们可以透彻的看到作者采用的话语策略，那就是透着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传统“爱国主义”(也即“民族主义”，这正是该书发行时面临的一种流行思潮)，而后在这引导下进入深度操作的层面。
第一篇“道士塔”是一个奠定民族主义基调的重要篇章，它确立了整部书的话语(价值)姿态：王道士以他无知和贪婪出卖了中华文化的瑰宝“敦煌石窟艺术”珍品。
这种道德化的母题和“故事”完全符合大众的“民族主义”走向。不仅如此，作者还使用了一些煽情主义话语记号来强化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如“伤口”、“滴血”、“下跪”、“恳求”乃至“哭泣”，所有这些意象或独白都展示了一种露骨的煽情技巧。尽管它从文学技巧上看相当笨拙，但在中国的读者市场却是双重有效的，即点燃了读者的历史怒气，又使之产生了对作品乃至作者的无限钟爱，这样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余文成功的运用历史随笔与情感化的叙述方式，引发了大众的阅读回响。尽管人们并未从这些历史诠释中获得新的概念，但封存在历史中的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的断裂，获得了某种修复，旧式文人的理想、趣味和面容遭到了大众之手的亲切抚摸。那么，在当时所谓“建构大中华文化圈”的大汉民族主义思潮中，余文受到大陆、台湾乃至世界各地华人知识分子读者的响应和鼓掌，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但是余文在市场化的包装上存在着“媚俗”过火的问题。它太过矫情。再以“王道士”一文为例，由于爱“宝”心切，作者竟打算给道士“下跪”，而为了敦煌经卷的一次亏本的“出口贸易”，作者想为此“大哭一场”。这种行文上的肆意煽情，主要源于，他一方面沉浸在老式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之中，一方面则试图向大众或市场寻求最大限度的认可，这两者最终发生了统一。没有任何一种统一比这一种看起来更为古怪。
与诗歌相比，中国散文在其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散文是诗歌与小说的话语残渣，堆积在文学史的边缘，成为每个时代主流话语的底衬。长期以来，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笔触为基本特征的“小散文”，尽管获得了城市市民的热烈掌声，其局限却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个充满着阔大意象的中国文化而言，它只能是一种日用文化缀品。这就为所谓“大散文”诞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由：散文需要长“大”，需要更为“大气”的构架和运作。
在我看来，余进入历史和政治话语领域是一个错误。他旅行于一个他完全不能驾驭的领域，并陷入了阔大的迷津，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余文依托的那些陈旧的话语体制，正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里缓慢地崩溃。
我们应该注意到，所有出现在这些怀旧书页中的言说都是一种挽歌，哀悼着所有正在随风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传统。余文并未让历史向我们开放并成为我们的，恰恰相反，它显示了一个旧式文人的普通特征：屈从于陈旧的历史阐述和历史语法，同时又沉醉在一些细小的话语改造之中，而这样的文本无疑无法成为新散文的方向。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六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散文，它摆脱了沉湎于自我小天地的小家子气，而表现为一种情怀，更为慷慨豪迈的大散文。散文一字一句都感于心，思于心。其人，其文，始终是心头情感的沉积;其思，其忧，更是我们精神所皈依的图腾。
体现在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沧桑感，一种浩然而不矫情的雍容与大气，一种俯仰天地古今的内在冲动与感悟，一种涌动着激情与灵性的智慧与思考。落笔如行云流水，舒卷之间灵性激溅，有博雅的文化内涵，笔端饱蘸着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字里行间充盈着越迈千年的睿智哲思。
中国的历史走了太远了，中华的文化也沉积了太久了，迎面是一个新的千年，一个新的世纪，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也该抖抖身上的尘土，盘点一下自己的包裹了，余秋雨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开始了他的“文化苦旅”。
余秋雨散文《文化苦旅》写道：“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废墟是进化的长链。”“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
在心灵与心灵的撞击中，发出了“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的呼唤。文章中没有细节，没有历史人物，没有山水胜迹，但却充盈着闪光的智慧，蕴涵着深刻的思考。残垣断壁中，那优美的语言，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思想，就像磁石一般强烈的吸引了我。
走进废墟，体会着历史的沧桑，品味着文化的内涵。在敦煌，他怀着无比的热情赞美民族代代相传承的对美与善的艺术的追求与表达;也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面对“道士塔”，揭开民族的伤疤，目光黯淡地心痛于近代内忧外患中民族精神的沦陷和流失。
他驻足桃花、春雨、小桥、流水的“江南小镇”，面对“白发苏州”怆然发问——现代的中国社会中，从那些紧闭的老房子里“应该走出什么样的人”;我们的“文化与传统应该怎样的保留与传承”才可以使“中国的文化在人格方位和地理方位上实现双相自立。”
他告诉我们，江南小镇的重生、历史归属感的重生、民族归属感的重生，需要“一点真正的文化智者”，需要“一点隐潜在河边小巷的安适的书斋”，需要“一点足以使这些小镇产生超越时空的吸引力的艺术灵魂”。
他反省整个民族的文化。他从“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评论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一个文化盛败的因由。在晋商大院里，在“历史的暗角”思索民族软肋与民族精神的缺陷。他关心文人的命运，关心孕育这些文人的母语文化，关心我们的文化的根源，更关心我们文化的发展，并且关心着所有的文化的发展。
他为所有游离在本土文化荒漠中的人们发问：“日暮相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他比所有的人看的更远、更真实、更深邃。
他的面前是一个繁衍、昌盛了数千年的民族的文化的沉淀，那么，就注定了余秋雨先生的这个思索将是整个民族的，整个历史的。这个思索纵横了五千年，必定是漫长而艰辛的。而余秋雨先生就在这样的时代，平静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整装出发了，纵马思想，游走于整部民族的千古春秋。
在这些思索面前，余秋雨先生也有无奈：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好的文化却忘记了去继承?为什么我们要让文化在那样的“江南小镇”里渐渐萎缩、褪色?这是余秋雨先生要问的，也是我们年轻一代人应该思考的。
也许我的民族文化就需要来一次这样的思索，这样我们在前进中才可以走的更远，这样我们的根在黄土高原里才可以扎得更深。
我们应该怎样走出心灵的荒漠?正像余秋雨先生说的，文化才是我们的绿洲。母语教育最近搭着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的车提得很响，压抑了这么多年的母语文化终于可以缓一口气了。
毕竟我们是从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毕竟一百年后，我们还是我们，英国还是英国，美国还是美国，我们的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将会跟随我们这个民族，直到世界的末日。我们的根在黄土高坡上，汲取黄河的水而成长。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源泉。只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深刻的感情，我们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就包含着深情;只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保持清醒，我们前进就会一往无前。只要我们的中华文明不败，我们的民族就不会失败。
感谢余秋雨先生，您的“文化苦旅”带给我们很多的精神食粮。新的观念和审美取向，在感悟人生的同时，又富于人生更高的智慧。
余秋雨先生是当今出镜率很高的一位文化名人，也是一位饱受争议的大众人物。作为余先生的同乡，我深为其儒雅的外表、博厚的知识、犀利的谈吐所倾倒和折服，也为其受到的苛求和责难而忿忿不平。文人相轻，历来如此，但作为一个敢于用生命探索文化，一个敢于把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放在脚下的文化名人，他无论如何是值得尊敬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文化人的一种追求，余先生却是视“行万里路”重于“读万卷书”的一位苦行僧。15年来，余秋雨以长途旅行的方式实地考察世界文化，先后完成了以考察中华文明记录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考察伊斯兰文明记录的《千年一叹》以及西方文明记录的《行者无疆》，从而完成了对人类历史的三大文明的关注和考察。捧读余先生的这几本游记，始终满怀着崇敬和虔诚，不仅是余先生的著作使我徜徉于世界文明的浩瀚海洋，领略东西文化的博大灿烂，更重要的是余先生用徐霞客式的动态学习方式颠覆了我们传统的静态学习方式，启迪了我们向自然学，向实践学，用脚步和五官去探索世界的学习取经理念。
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都是学习的途径和方式，本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非要分个孰轻孰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崇拜读书者，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崇拜实践者，认为“实践出真知”、“纸上得来总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笔者以为，在中国现行的僵化教育体制下，“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更值得推崇和倡导。认真审视中国的教育学习模式，“读万卷书”几乎已成为现代人获取知识、提升能力的唯一途径，“读万卷书”使大家习惯了对书本理论的膜拜和认可，却束缚了人类原有的主动探索创新的本能，“行万里路”可悲地弱化成为商业化的休闲和消遣。因此，在大众的印象里，读书就是求知，旅行就是休闲，“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成为完全割裂或对立的两种行为。看了余秋雨先生的游记散文，并亲身效仿体验余先生的文化苦旅，欣喜地感受到了探索后的甜蜜和快乐。原来，美景需要欣赏和发现，文化需要探索和咀嚼，用脚步丈量土地，用文字记录感受，这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学习，也是一种其乐无穷的享受。
阅书如阅景，阅景如阅书，带着思考去阅读风景和文化，会收获一种全新的知识，这是耕耘的快乐、探求的快乐。
很早就想写点东西的，在囫囵吞枣看完余秋雨老师散文集之后，但因为工作变化的原因，一直没有时间来写，也没有心情静下来写。一晃一个月过去了。其实，现在也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来写，只是总感觉心里有点事，这或许就是自己的一点个性。
定下的事情不做完心里总感觉有点不舒服，尤其是在这次阅读了多篇美好的文章之后，总感觉应该留下点什么，特别是现在的生活节奏，让自己已经很难在一段时间之内再翻起余老师的文章，只好趁着心里还有点感觉，留下几行贻笑大方的文字。
余老师和季老一样，都是高中时就耳熟能详的大师，但可惜的是，我这个文科出生的人并不喜欢学习语文，唐诗宋词兴致来了还会背上几首，而对于这些文学作品，学起来感觉真是要人命，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学了不考，考了也考不好，所以，很少认真阅读教材上面的文章，听课也是是是而非。
这次机缘巧合读到了两位大师的散文集之后，让人对散文又有了一点重新的认识，又有了不一样的感觉。自己水平有限，无法写出精湛的体会，只能由着自己的感觉信马由缰。
正如前段时间写过一篇关于读季老散文集有感的文章一样，季老从自己工作生活的点滴入手，润物无声，让人体会到生活的一种自然美，让人感觉有一种返朴归真、悠然自得的娴静，人生就如同一幅淡淡的山水画;余老师的这本散文集，则从宏观着眼，纵横捭阖，以一个文学家独有的眼光来看待历史。
将许多鲜活的历史事件通俗易懂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在冥冥当中感受到几分沧桑和震撼，感受到不一样的厚重和深沉。想到这里，又想起许多当前关于余老师的种种消息，正面的、反面的都有，但人人亦云，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现在感觉起来，读完这本散文集，对于我这样一个非常喜欢历史的人来说，让人对现实中的余老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至少对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虽然这些文章只是余老师文学作品中的沧海一粟，但从读的这本散文集里面每一篇文章都让人从中读到不一样的东西。
让人思维开阔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如同是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品味已经尘封的历史，就如《一个王朝的背影》、《苏东坡突围》、《风雨天一阁》、《抱愧山西》、《上海人》等每一篇文章一样，都呈现了一段不一样的历史。
读秋雨的书，如同读着一本厚厚的历史，更加有万象的人生世态和丰富的风土人情。
秋雨的心是年轻的，却又是迟暮的。有着儿童的天真，有着老人的睿智，因而有了天真的向往新奇的心，有了发自内心的对历史的感悟。所以他的人生是美丽的。正如他在散文集的序文中所写的那样他应该是一个“天使般的'老人”即使他年老了，也会有一颗年轻的心的。
秋雨对梦想的初衷，对历史的感悟。更是因为他对人类历史的重视。他追寻的心是沧桑的，他对待敦煌文明遭受蹂躏的过去不再如别人所云的那样，将罪过归咎于一尽全力保护但却无力回天的王道士。历史的失落是有她既定的命运也有历史的更深层的本质的。历史的源远流长也正是因为它有令人悲痛的过去。
第一次接触余秋雨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是被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所折服，他的思牵千载，行云流水的记录，对历史、对文化渗透着的领悟力，也是使余秋雨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
而后接触到他的另几本着作，如谈史谈鉴的《山居笔记》、阐述立身处世的《霜冷长河》、《行者无疆》，以及对比几大文明的《千年一叹》，还有类似回忆类的封笔之作《舍我一生》。读完后，总想写点什么，却一直未敢动笔，只怕自己的看法大为浮浅，甚至落入俗套，而今下定决心来浅谈一下余秋雨散文的写作风格问题，对于我们的写作也有许多的借鉴意义。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考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
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们反思、追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也是最重要的。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
余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领悟力和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非常强。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
余秋雨作为当代著名学者、散文家，站稳了大众舆论的中心位置。关于他的话题则纷繁芜杂，像《行者无疆》等西方列国游记的出版，北大学者余杰《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直面余秋雨的文经历，频频在中央台的综艺节目中出镜、点评以及几起问题官司等等。余秋雨俨然成了明星，而他的散文则被称为“文化口红”。尽管此种种，我们也丝毫不能否定余秋雨和《文化苦旅》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的散文被称为历史散文或文化散文，畅销不衰，历久弥新。这些散文，极易与国人心中的某些东西产生共鸣，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华文明，并试图点燃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的文化火种，试图对国民的生存和文化状态有所改观。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余秋雨的散文是他思考的终点，却又是大众思想前进的起点，在终点和起点之间形成接力，转移于无形之中，影响逐渐扩大。
有对现存的历史遗迹和文化状况的考察，感悟历史、感悟文明。余秋雨在《文化苦旅》自序中说，“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与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比如已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都江堰》。都江堰，它的规模从表面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的造福千年。长城的社会功能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有对蒙昧、野蛮、文明进程的深层剖析和思索。道士塔，一座小小的塔，却包含着王道士的愚昧无知、包含着斯坦因他们的野蛮抢掠，包含着敦煌莫高窟的灿烂文明。作者无尽的伤悲，都凝成那三个字：“我好恨”!现在，虽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却，我们应该从中得到更多的思考。
有对故乡、家园的爱恋和探寻。故乡的一草一木和固守的人们，在作者笔下都熠熠生辉，饱含着作者浓重的家园情结。而“就连故乡，也是祖先流浪长途中的一个留驻点??”，又是作者对于故乡在哲学意味上的思考。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七
总之，我深深地受到了传染，也许是被余先生的那种艰深、也许是被中汉文化的博大精力、也许是被现代文明社会中的野蛮现象、也许是被浩瀚先贤们的伶俐才华、也许是被能诠释脸色的平淡无奇的文字、也许是被本身心田真正的感悟、也许。
我会继承看，并且会看更多雷同的、能涟漪我心海的文字。
看到了“文化苦旅”，个中的篇章或许都是余先生游历过一些奇迹后的脸色记录吧。每读一篇，总能等闲地想象他在游历时的巨大脸色和游玩之后追念的沉静和清澈。
在这个猛烈变革的时代，余秋雨做出的尽力是令人赞赏的。在我的影象里，新美文网，余文首先在上海的《收获》杂志连载，尔后被不绝地出书、转载、报导，成为中国各多半会的重要脱销图书，甚至呈此刻险些所有的中文网站和杂志上，与鲁迅和林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一时间，大有不读余文，羞谈文学之风。果然是这样吗?让我们以他的《文化苦旅》为例，看看汗青和文学在这里是奈何布局在一起的。
第一篇“羽士塔”是一个奠基民族主义基调的重要篇章，它确立了整部书的话语(代价)姿态：王羽士以他蒙昧和贪婪出卖了中汉文化的宝贝“敦煌石窟艺术”珍品。这种道德化的母题和“故事”完全切合公共的“民族主义”走向。不只如此，作者还利用了一些煽情主义话语暗号来强化这种戏剧性的结果，如“伤口”、“滴血”、“下跪”、“哀求”以致“抽泣”，所有这些意象或独白都展示了一种露骨的煽情能力。尽量它从文学能力上看相当鸠拙，但在中国的读者市场却是双重有效的，即点燃了读者的汗青怒火，又使之发生了对作品以致作者的无限钟爱，这样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品读余秋雨的汗青散文，蔚然成了连年来中国小资的时髦民俗，并带出了文坛一阵风潮。汗青操作文学得到“瑰丽外观”，而文学操作汗青得到了“精力深度”。由此带来的文化狂喜，可以从他散文集的刊行量上获得证实。
可是余文在市场化的包装上存在着“媚俗”偏激的问题。它过分矫情。再以“王羽士”一文为例，由于爱“宝”心切，作者竟规划给羽士“下跪”，而为了敦煌经卷的一次赔本的“出口商业”，作者想为此“大哭一场”。这种行文上的肆意煽情，主要源于，他一方面陶醉在老式常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之中，一方面则试图向公共或市场寻求最大限度的承认，这两者最终产生了统一。没有任何一种统一比这一种看起来更为离奇。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串戴一条光鲜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汗青、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所谓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生动，尽量表达的内容是浓郁的。余操作他渊博的汗青常识，丰盛的文化功底，将汗青与文化契合，将汗青写活、揭示，引起我们反思、追问，作为一个常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的忧患意识和知己，这点也许是最重要的。
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余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贯通力和驾御本领，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融会的高雅语言，而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汗青理性，在汗青论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掀开借来的书，发明印刷很是的粗拙，并且尚有错别字，这印证了同事事先声明的盗版之说，也同时让我萌生了到对余先生的一丝歉意。掀开目次，瞥见了广受赞誉的“文化苦旅”的章节，即刻以为很是亲切。最开始看的是集为“文明的碎片”的访谈录，个中的文字与在央视看到的现场点评很是相似，看着它就像在凝听余先生的教训一般。余先生的答复凡是长短常真诚而实在的，在此之上，又不缺乏超脱，他像长短常的相识中汉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来龙去脉已往此刻，他凡是是能从差异的人和心态的角度去充实地叙述一件工作一个现象一种脸色的原本脸孔。看着看着，我开始叹息文字所能诠释的范畴了，也许是因为我太相信“许多对象只可领悟不行言传”这句话以至于不习惯于用文字表达思维和脸色了吧!余先生在简捷的字里行间把一些泛泛我认为的确无法表达出来的感悟展示得极尽描述。这又使得我开始提醒本身应该从头审视对文学作品的立场了(因为我之前很少涉足文学作品)。
在我看来，余进入汗青和政治话语规模是一个错误。他观光于一个他完全不能驾御的规模，并陷入了阔大的迷津，而更令人担心的是，余文依托的那些陈旧的话语体制，正在这个大厘革的时代里迟钝地瓦解。我们应该留意到，所有呈此刻这些怀旧书页中的言说都是一种挽歌，哀伤着所有正在随风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传统。余文并未让汗青向我们开放并成为我们的，恰恰相反，它显示了一个旧式文人的普通特征：屈从于陈旧的汗青叙述和汗青语法，同时又沉浸在一些细小的话语改革之中，而这样的文本无疑无法成为新散文的偏向。
与诗歌对比，中国散文在其汗青历程中始终饰演了一个可悲的脚色，散文是诗歌与小说的话语残渣，会萃在文学史的边沿，成为每个时代主流话语的底衬。恒久以来，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笔触为根基特征的“小散文”，尽量得到了都市市民的热烈掌声，其范围却是不问可知的。对付一个布满着阔大意象的中国文化而言，它只能是一种日用文化缀品。这就为所谓“大散文”降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来由：散文需要长“大”，需要更为“大气”的构架和运作。
初次打仗余秋雨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读完，深深被作者深厚的文化秘闻折服，他思接千载，天马行空的遐想，对汗青、对文化渗透着的贯通力，也使余秋雨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尔后打仗到他的另几本着作，谈史谈鉴的《山居条记》、叙述立品处世的《霜冷长河》、《行者无疆》，以及比拟几大文明的《千年一叹》，尚有雷同回想类的封笔之作《舍我一生》。读完后，总想写点什么，而一直未敢动笔，只怕本身的观点太菲薄，甚至落入俗套。在上节课谈到写作气势气魄问题，于是照旧想起了余秋雨，也参考了诸多对余秋雨写作气势气魄的评论，也略加本身的一点浅见。浅谈一下余秋雨散文的写作气势气魄问题，对付我们的写作也有许多的警惕意义。
他选择得当的、富有诗意、表示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巨大深刻的汗青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八
莫高窟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片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我去时，有几座已经坍弛，还没有修复。只见塔心是一个木桩，塔身全是黄土，垒在青砖基座上。夕陽西下，朔风凛列，整的塔群十分凄凉。
有一座塔，显得比较完整，大概是修建年代比较近吧?好在塔身有碑，移步一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再小的个子，也能给沙漠留下长长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让历史吐出重重的叹息。王圆箓既是小个子，又是小人物。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见到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在甘肃当过兵，后来为了谋生做了道士。几经转折，当了敦煌莫高窟的家。
莫高窟以佛教文化为主，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当家?中国的民间信仰本来就是羼杂互溶的，王圆箓几乎是个文盲，对道教并不专精，对佛教也不抵拒，却会主持宗教仪式，又会化缘募款，由他来管管这一片冷窟荒庙，也算正常。
但是，世间很多看起来很正常的现象常常掩盖着一个可怕的黑洞。莫高窟的惊人蕴藏，使王圆箓这个守护者与守护对象之间产生了文化等级上的巨大的落差。这个落差，就是黑洞。
我曾读到潘絜兹先生和其他敦煌学专家写的一些书，其中记述了王道士的日常生活。他经常出去化缘，得到一些钱后，就找来一些很不高明的当地工匠，先用草刷蘸上石灰把精美的古代壁画刷白，再抡起铁锤把塑像打毁，用泥巴堆起的灵官之类，因为他是道士。但他又想到这里毕竟是佛教场所，于是再让那些工匠用石灰把下寺的墙壁刷白，绘上唐代玄奘到西天取经的故事。他四处打量，觉得一个个洞窟太憋气了，便要工匠们把它们打通，大片的壁画很快灰飞烟灭成了走道。做完这些事，他又去化缘，准备继续刷，继续砸，继续堆，继续画。
这些记述的语气都很平静，但我每次读到，脑海里也总像被刷了石灰一般，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些草刷和铁锺。
“住手!”我在心底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我甚至想低声下气地恳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二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从一个姓杨的帮工那里得知，一处洞窟的墙壁里面好像是空的，里边可能还隐藏着一个洞穴。两人挖开一看，嗬，果然一个满满实实的藏经洞!
王道士完全不明白，此刻，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因此，从这一天开始，他的实际地位已经直窜而上，比世界上那些著名的遗迹博物馆馆长还高。但是，他不知道，他不可能知道。
他随手拿了几个经卷到知县那里鉴定，知县又拿给其他官员看。官员中有些人知道一点轻重，建议运到省城，却又心疼运费，便要求原地封存。在这个过程中，消息已经传开，有些经卷已经流出，引起了在新疆的一些外国人士的注意。
当时，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等列强，正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进行着一场考古探险的大拼搏。这个态势，与它们瓜分整个中国的企图紧紧相连。因此，我们应该稍稍离开莫高窟一会儿，看一看全局。
就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几天之前，在北京，英、德、法、俄、美等外交使团又一次集体向清朝的政府递交照会，要求严惩义和团。恰恰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当天，列强决定联合出兵。这就是后来攻陷北京，迫使朝廷外逃，最终又迫使中国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也就是每个中国人都要赔偿一两白银的“八国联军”。
时间，怎么会这么巧呢?
好像是，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里一作出进攻中国的决定，立即刺痛了一个庞大机体的神经系统，西北沙漠中一个洞穴的门刹时打开了。
更巧的是，仅仅在几个月前，甲骨文也被发现了。
我想，藏经洞与甲骨文一样，最能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因此必须猛然出现在这个民族几乎完全失去自信的时刻。
即使是巧合，也是一种伟大的巧合。
遗憾的是，中国学者不能像解读甲骨文一样解读藏经洞了，因为那里的经卷的所有权，已经被悄悄地转移。
三
产生这个结果，是因为莫高窟里三个男人的见面。
第一个就是主人王圆箓，不多说了。
第二个是匈牙利人斯坦因，刚加入英国籍不久，此刻受印度zheng府和大英博物馆指派，到中国的西北地区考古。他博学、刻苦、机敏、能干，在考古专业水准上堪称世界一流，却又具有一个殖民主义者的文化傲慢。他精通七、八种语言，却不懂中文，因此引出了第三个人，翻译蒋孝琬。
蒋孝琬长得清瘦文弱，湖南湘阴人。这个人是中国十九世纪后期出现的“买办”群体中的一个。这个群体在沟通两种文明的过程中常常备受心灵煎熬，又两面不讨好。我一直建议艺术家们在表现中国近代题材的时候不要放过了这种桥梁式的悲剧性典范。但是，蒋孝琬好像是这个群体中的异类。他几乎没有任何心灵煎熬。
斯坦因到达新疆喀什时，发现聚集在那里的外国考古学家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千万不要与中国学者合作。理由是，中国学者一到关键时刻，例如在关及文物所有权的当口上，总会在心底产生“华夷之防”的敏感，给外国人带来种种阻碍。但是，蒋孝琬完全不是这样，那些外国人告诉斯坦因：“你只要带上了他，敦煌的事情一定成功。”
事实果然如此。从喀什到敦煌的漫长路途上，蒋孝琬一直在给斯坦因讲述中国官场和中国民间的行事方式，使斯坦因觉得比再读几个学位更重要。到了莫高窟，所有联络、刺探、劝说王圆箓的事，都是蒋孝琬在做。
王圆箓从一开始就对斯坦因抱着一种警惕、躲闪、拒绝的态度。蒋孝琬蒙骗他说，斯坦因从印度过来，是要把当年玄奘取来的经送回原处去，为此还愿意付一些钱。王圆箓像很多中国平民一样，对《西游记》里的西天取经故事既熟悉又崇拜，听蒋孝琬绘声绘色地一说，又看到斯坦因神情庄严地一次次焚香拜佛，竟然心有所动。因此，当蒋孝琬提出要先“借”几个“样本”看看，王圆篆虽然迟疑、含糊了很久，终于还是塞给他几个经卷。
于是，又是蒋孝琬，连夜挑灯研读那个几经卷。他发现，那正巧是玄奘取来的经卷的译本。这几个经卷，明明是王圆箓随手取的，居然果真与玄奘有关，王圆箓激动地看着自己的手指，似乎听到了佛的旨意。洞穴的门，向斯坦因打开了。
当然，此后在经卷堆里逐页翻阅选择的，也是蒋孝琬，因为斯坦因本人不懂中文。
蒋孝琬在那些日日夜夜所做的事，也可以说成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破读，因为这毕竟是千年文物与能够读懂的人的第一次隆重相遇。而且，事实证明，蒋孝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博的知识、不浅的根底。
那些寒冷的沙漠之夜，斯坦因和王圆箓都睡了，只有他在忙着。睡着的两方都不懂得这一堆堆纸页上的内容，只有他懂得，由他作出取舍裁断。
就这样，一场天下最不公平的“买卖”开始了。斯坦因用极少的钱，换取了中华文明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大量文物。而且由此形成惯例，其他列强的冒险家们也纷纷踏来，满载而去。
有一天王圆箓觉得斯坦因实在要得太多了，就把部分挑出的文物又搬回到藏经洞。斯坦因要蒋孝琬去谈判，用四十块马蹄银换回那些文物。蒋孝琬谈判的结果，居然只花了四块就解决了问题。斯坦因立即赞扬他，这是又一场中英外交谈判的胜利。
由此我想，那些日子，莫高窟里的三个男人，我们还应该多看几眼。前面两个一直遭世人非议，而最后一个总是被轻轻放过。
比蒋孝琬更让我吃惊的是，近年来中国文化界有一些评论者一再宣称，斯坦因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取走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并没有错，是正大光明的事业，而像我这样耿耿于怀，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是“正大光明”吗?请看斯坦因自己的回忆：
深夜我听到了细微的脚步声，那是蒋在侦察，看是否有人在我的帐篷周围出现。一会儿他扛了一个大包回来，那里装有我今天白天挑出的一切东西。王道士鼓足勇气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条件很严格，除了我们三个外，不得让任何人得知这笔交易，哪怕是丝毫暗示。
从这种神态动作，你还看不出他们在做什么吗?
四
斯坦因终于取得了九千多个经卷，五百多幅绘画，打包装箱就整整花了七天时间。最后打成了二十九个大木箱，原先带来的那些骆驼和马匹不够用了，又雇来了五辆大车，每辆都栓上三匹马来拉。
斯坦因向他招过手，抬起头来看看天色。
一位年轻诗人写道，斯坦因看到的，是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流血。
我又想到了另一位年轻诗人的诗，他叫李晓桦，是写给下令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我可以不带剑，甚至也不骑马，只是伸出双手做出阻拦的动作，站在沙漠中间，站在他们车队的正对面。
满脸堆笑地走上前来的，一定是蒋孝琬。我扭头不理他，只是直视着斯坦因，要与他辩论。
我相信，也会有一种可能，尽管机率微乎其微，我的激|情和逻辑终于压倒了斯坦因，于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了下来。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当然应该送缴京城。但当时，藏经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有木箱，只用席子捆扎，沿途官员缙绅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有些官员还把大车赶进自己的院子里细挑精选，择优盗取，怕到京后点数不符，便把长卷撕成几个短卷来凑数搪塞。
那么，不如叫住斯坦因，还是让他拉到伦敦的博物馆里去吧。但我当然不会这么做。我知道斯坦因看出了我的难处，一次次回头看我。
我假装没有看见，只用眼角默送他和蒋孝琬慢慢远去，终于消失在黛褐色的山丘后面。然后，我再回过身来。
长长一排车队，全都停在苍茫夜色里，由我掌管。但是，明天该去何方?
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左思右想，最后只能跪倒在沙漠里，大哭一场。
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在黑夜里嚎叫。本文来自织梦。
五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八十二岁的斯坦因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去世。
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中国，又一次在生死关头被他人认知，也被自己认知。
第二天，也就是斯坦因去世的那一天，伦敦举行“中国日”活动。博物馆里的敦煌文物，又一次引起热烈关注。
在斯坦因去世的同一天，中国历史学会在重庆成立。
我知道处于弥留之际的斯坦因不可能听到这两个消息。
有一件小事让我略感奇怪，那就是斯坦因的墓碑铭文：
马克·奥里尔·斯坦因。
印度考古调查局成员。
学者，探险家兼作家。
通过极为困难的印度、中国新疆、波斯、伊拉克之行，扩展了知识领域。
他平生带给西方世界最大的轰动是敦煌藏经洞，为什么在墓碑铭文里故意回避了，只提“中国新疆”?敦煌并不在新疆，而是在甘肃。
我约略知道此间原因。那就是，他在莫高窟的所作所为，已经受到文明世界越来越严厉的谴责。
他被安葬在喀布尔郊区的一个外国基督教徒公墓里，但他的灵魂又怎么能安定下来?直到今天，这里还备受着贫困、战乱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包围。而且，蔓延四周的宗教极端主义，正好与他信奉的宗教完全对立。小小的墓园，是那样孤独、荒凉和脆弱。
我想，他的灵魂最渴望的，是找一个黄昏，一个与他赶着车队离开时一样的黄昏，再潜回敦煌去看看。
如果真有这么一个黄昏，那么，他见了那座道士塔，会与王圆箓说什么呢?
我想，王圆箓不会向他抱怨什么，却会在他面前稍稍显得有点趾高气扬。因为道士塔前，天天游人如潮，虽然谁也没有投来过尊重的目光;而斯坦因的墓地前，永远阒寂无人。
至于另一个男人，那个蒋孝琬的坟墓在哪里，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有知道的朋友，能告诉我吗?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九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
文官之显赫，在官场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
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游。
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
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
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
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
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
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
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
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
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
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
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
老者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
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
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折也找不到。
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
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
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
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儿也没有被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
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
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
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
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
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
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
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堆。
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
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
它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那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
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
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
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
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
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
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
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半行墨迹?史官们把卷帙一片片翻过，于是，这块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沉埋。
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边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
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篇页也还能哗哗作响。
就像于寒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
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荫，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
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
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帙风干的青史，让我用20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摩。
远处已有树影。
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
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树愈来意多，开始有房舍出现。
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一些。
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
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
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面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
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
呵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
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
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
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十
余秋雨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图书)。
《余秋雨散文》早有“文化散文”之代表的定论，其“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追求理想人格、美的情怀包括自然美、精神美、艺术美，在批判关怀知识阶层文化人格中心意为出来”。龙去八人中惟有其文集为自选，也许这更能反映作为“八大家”之作品的特质。
作者简介。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做过几年学院院长，辞职后潜心写作，在繁多的头衔中比较重视上海市写作学会一职，因为这个学会由全上海各大学的'写作教授们组成，专门研究“写作”究竟是怎么回事。近年来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
内容简介。
余秋雨的散文素以文采飞扬、思维敏捷、知识丰厚、见解独到而备受万千读者喜爱。他的历史散文更是别具一格，见常人所未见，思常人所未思，善于在美妙的文字中一步步将读者带入文化意识的河流，启迪哲思，引发情致，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史学意义上的文化价值。散文写成美文不易，写出点历史文化意味更难。余秋雨的历史散文，也许可以让人二者兼得。
媒体评论。
书评。
美文与华照相得益彰，既是伴君品味欣赏之佳作，又为珍藏馈赠之上品。
中华散文，源远流长。数千年的散文创作，或抒情、或言志、成状景、或怀人……莫不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中华散文的这些优良传统在二十世纪以降的新文学那里，不仅得到了全面传承，且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为了展示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散文的创作业绩，我们在新世纪之初即编辑出版过“中华散文珍藏本”凡三十种。时光五载已过，我们又在此基础上精编出这套“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十六种。经再次遴选，本丛书不仅每册新增加五万余字，而且每册还辅以反映其人生历程的珍贵照片若干幅。可谓美文与华照相得益彰，既是伴君品味欣赏之佳作，又为珍藏馈赠之上品。
目录。
一个王朝的背影。
抱愧山西。
风雨天一阁。
苏东坡突围。
历史的暗角。
遥远的绝响。
道士塔。
阳关雪。
沙原隐泉。
青云谱随想。
白发苏州。
江南小镇。
上海人。
这里真安静。
废墟。
信客。
酒公墓。
老屋窗口。
祭侄帖。
叔叔走了。
那一叠纸条。
借往何处。
垂钓[。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十一
余秋雨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散文学家之一,他开创了文化散文的先河,以一介文人的文化使命感,通过笔端优美的文字,追索、思考人类历史文化，给大家分享了散文《雪》，欢迎借鉴！
美丽的雪花飞舞起来了。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
去年在福建，仿佛比现在更迟一点，也曾见过雪。但那是远处山顶的积雪，可不是飞舞的雪花。在平原上，它只是偶然的随着雨点洒下来几颗，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它的颜色是灰的，不是白色;它的重量像是雨点，并不会飞舞。一到地面，它立刻融成了水，没有痕迹，也未尝跳跃，也未尝发出唏嘘的声音，像江浙一带下雪时的模样。这样的雪，在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它的老年的福建人，诚然能感到特别的意味，谈得津津有味，但在我，却总觉得索然。“福建下过雪”，我可没有这样想过。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十二
社会有某种需要，就有某种职业。作者故乡浙江余姚，离上海比较近，20世纪初就有不少人去上海谋生，当时邮政业务尚未普及到乡村，城乡之间通讯需要专人担当，于是有了信客这种特殊职业。“这乡间不能没有信客”，老信客自感“名誉糟蹋了”，干不下去了，找到年轻人，年轻人最终不好回绝，当了第二代信客。
信客终年跋涉，非常劳苦。到了一地，又非常繁忙，既要散发信、物，又要接收下次带出的信、物。还有额外工作，要经常代读、代写书信。有时还要充当代理人，某个谋生者死了，得尽同乡情谊，匆匆赶去，代表家属料理后事，收拾遗物。回到乡间，又要通报噩耗，帮着安慰张罗，交送遗物，汇报处置后事的情况。“信客”挑着一副生死祸福的重担，来回奔忙。四乡的外出谋生者，都把自己的血汗和眼泪，堆在信客身上。
信客收入微薄，生活贫穷。老信客干了一辈子，家里破烂灰暗，值钱的东西一无所有。沿途投宿，拣便宜的小旅馆住，吃饭尽找那种“可以光买米饭不买菜”的小店。终年奔波，胃病和风湿病成了职业病。
信客最痛苦的是蒙受怀疑、欺凌、憎恨。老信客仅仅裁下窄窄的一条红绸，被人糟蹋了一生名誉，再也做不起人。信客通报噩耗，有的农妇竟把他当作死神冤鬼，大声呵斥。送交遗物，还被人怀疑贪占。那个发了财拈花惹草的同乡竟诬称信客为小偷，扭送巡捕房。信客这条路布满凶险，叫人撑持不了。
但是，社会总体总是有良心的，奉献者终究会赢得敬爱和怀念。信客终于不再坚持下去了，人们想起他的好处，常送去关怀和温暖，就是那位发财的同乡后来也向他道歉，并请他接受代办本乡邮政的事务。人们推举信客当老师，信客工作出色，还当了小学校长。他死时，人们纷纷赶来吊唁。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十三
近来有幸看到了余秋雨的《上海人》。觉得我们真的不应该用一连串的贬义词来评价他们。什么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说句内心话，对于上海人我们还是要抱以同情与宽容。难道他们就没有我们中国人值得称赞和值得自豪的事情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事物的存在必有它的道理。
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这个妇女确实令人讨厌。瞧比起外地人，这真的不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难道大家都不是中国人吗？难道我们中华民族过去所受的苦还不够多吗？难道还想在窝里斗个你死我活？我们也站在大多数上海人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个问题。你们这些外地人抢我地方夺我田！你们这些外地人占我岗位挤我路！你们这些外地人赚了我们的钱还说我们穷！你们这些外地人讨厌我们还又来烦我们！这就是上海人与外地人的对立面！外地人认为自己在上海自己属于弱势群体。而上海人认为自己又是一种有苦说不出的弱势群体。所以产生了双方的矛盾与对立！当然也又统一面了。都是中国人，同属华夏文明。上海经济的发展谁也离不开谁，外地人离开了上海，上海人活不了，上海离开了外地人，上海人也活不了。
难道我们就这样把对那妇女的恨都纠结到“上海人”身上。这样未免太草率。对上海人未免太不公了。几十年前来自农村的社会改革使很多骄傲的上海人离开了上海。他们带着社会历史使命感来到祖国大地的各处。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他们大多数无怨无悔，这其中他们的心酸现在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又有多少外地人会去了解。对于这些人我们给予的应该是无限的赞美。可那时也有好多祖国各地的人来到了上海。我们现在敢肯定那妇女就是地地道道的老上海人的后代吗？大多数真正的上海人是郊区的淳朴的农民。仔细想来我们把罪恶的帽子扣在了“上海人”身上，其实我们本身就是罪恶的。其实我不是说城里的上海人就不是上海人了，我只是为骄傲的上海人说句公道话。
我称他们为“骄傲的上海人”不是去讽刺他们。而是他们是有理由有根据去骄傲的。革命年代有多少革命先驱得到了上海的庇护，中国经济少不了上海的贡献，中国文化更少不了上海的雍容大度，曾经上海对于中国承载了多少苦难！英租界，法租界，得租界，对于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封闭的古老文明如何承受得了这样的践踏，而上海人默默的承担了下来！这种突然的中西文化的融合使得上海文化与中华文化产生了最初的格格不入。
听人说上海人小市民多，好像大家都有点瞧不起上海人。对于我来说这很有悲剧性色彩。曾经的曾经是谁替上海以外的淳朴农民顶着帝国主义的子弹过日子。帝国主义的枪炮首先要对付的就是繁华的上海，当然上海的抵抗离不开上海以外的人，但受伤最深的还是上海人。久而久之养成了现在这种胆子小缺少冒险精神的习惯。也许是因为受的伤太深了，一时还缓不过来。但是上海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充满活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给点时间，他们会缓过来的。
上海人的精明还没有得到祖先徐光启的真传，也许真传流失了，但中国传统文化就教育人们不要忘本。给点时间上海人啊！他们会活出个人样的。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十四
梧桐就在我们住的那幢楼的前面，在花圃和草地的中央，在曲径通幽的那个拐弯口，整日整夜地与我们对视。
它要比别处的其他树大出许多，足有合抱之粗，如一位“伟丈夫”，向空中伸展;又像一位矜持的少女，繁茂的叶子如长发，披肩掩面，甚至遮住了整个身躯。我猜想，当初它的身边定然有许多的树苗和它并肩成长，后来，或许因为环境规划需要，被砍伐了;或许就是它本身的素质好，顽强地坚持下来。它从从容容地走过岁月的风雨，高大起来了。闲来临窗读树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某日，母亲从北方来信：寒潮来了，注意保暖御寒。入夜，便加了一床被子。果然，夜半有呼风啸雨紧叩窗棂。我从酣梦里惊醒，听到那冷雨滴落空阶如原始的打击乐。于是无眠，想起家信。想起母亲说起的家谱，想起外祖父风雨如晦的际遇。外祖父是地方上知名的教育家，一生两袖清风献给桑梓教育事业，放弃了几次外聘高就的机会。然而，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他不愿屈从于非人的折磨，在一个冷雨的冬夜，饮恨自尽。我无缘见到他老人家，只是从小舅家读到一张黑色镜框里肃然的面容。我不敢说画师的技艺有多高，只是坚信那双眼睛是传了神的。每次站到它跟前，总有一种情思嬗传于我，冥冥之中，与我的心灵默默碰撞。
浮想联翩，伴以风雨大作，了无睡意，就独自披衣临窗。夜如墨染，顷刻间我也融入这浓稠的夜色中了。惊奇地发现，天边竟有几颗寒星眨巴着瞌睡的眼!先前原是错觉，根本就没有下雨，只有风，粗暴狂虐的北风。这时，最让我“心有戚戚”的便是不远处的那株梧桐了。只能依稀看到它黛青色的轮廓，承受着一份天边的苍凉。阵风过处，是叶叶枝枝互相簇拥颤起的呼号，时而像俄罗斯民谣，时而像若有若无的诗歌。不知怎的，外祖父的遗像又蓦然浮上眼帘，似与这株沉默的梧桐有种无法言喻的契合。不求巨臂擎天的闻达，但也有荫庇一方的坦荡。
次日醒来，红日满窗，竟是大晴。
惦念的是那一树黄叶。推开窗棂，读到的树，竟是一个显山露水的甲骨文字;没有昨日那遮天蔽日的叶子，剩下的是虬树挺干。我的心像是被谁搁上了一块沉重的冰，无法再幻作一只鸟，向那棵树飞去了。这一夜的风呵，就凋零了满树的生命!而风又奈你何，坠落的终要坠落，无须挽留，你还有一身傲骨与春天之前的整个冬季抗争!
于是，我读懂了梧桐的寂寞，不是慨叹韶华流逝的漠然，不是哀怨人潮人海中的孤寂，而是一种禅意，一种宁静和虚空的玄奥，服从自然又抗衡自然，洞悉自然又糊涂自然，任风雕雨蚀，四季轮回，日月如晦，花开花落，好一种从容淡泊的大度!不禁又感慨起外祖父的英年早逝，悲哀起他屈从天命的无奈、悲哀起那个年代里的人们。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十五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荣格说，文化赋予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透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属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挚，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着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给，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x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这一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读一本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宋美龄传》，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远祖写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来是“文定公”，徐光启的溢号。忘记了徐光启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个中国文人背负着古老文化破天荒地与一个欧洲人开始商谈《几何原本》时，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上海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能被地球每个角落都听得见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地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n、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纪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自我安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也许上海人的自我安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上海人来说，宽容已不是一种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
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质;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法语，曰“关依啥事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依啥事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讲任何道理，一夜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玉，根本不管他还还没有唱上几回戏，或刚刚来自农村。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来上海演《茶馆》等戏，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十分担心：如此苍老的一个剧团，演几台老派戏，在上海这个流通码头能否成功?我和几个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对真正的艺术表示了诚恳的热忱，管它是旧是新。但是，在北京轰动万分的“人体画大展”，一搬到上海却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静。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清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内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竟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着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缤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的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特别能体现上海文明雅俗共赏特征的，是那张《新民晚报》。它始终保持着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结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读《新民晚报》当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规程的，而教授学者也绝不会把它鄙弃。它开辟了一个颇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带，大雅大俗均可随脚出入，而一个上海城就座落其间。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上海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都有类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如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考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我安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依我看，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不少方面颇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实力?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他们已经倾听过来自黄土高原的悲怆壮歌，也已经领略过来自南疆海滨的轻快步履，他们钦羡过，但又本能地懂得，钦羡过分了，我将不是我。我究竟是谁?该做什么?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听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我作了认真调查，敢于断言，上海人的素质和潜力，绝不比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差!”这种激励的话语，上海人已听了不止一次，越听，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一声，抚摸一下自己斑白的头发。
一部怪异的上海史，落到这一代人手上继续书写。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的遗留。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复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又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因此，上海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只好靠发发牢骚来消遣。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是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耍弄机智，每每堕于刻薄和恶滤;再糟糕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黯淡。本来，中国的艺术文化走到今天不应该再完全寄情于归结历史的反思形态，上海理应在开拓新的时空中有更大的作为，但上海人的这种素质一时担当不了这个重任，对生命体验的黯淡决定了他们的小家子气。中国文化在可以昂首突进的地方找不到多少历险家，却遇到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职员。
即便是受到全国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做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归朴拙、重返驯顺、重组一统。对此，胸襟中贮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幡然悔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凭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哪座城市都还没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是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上海的地位，本不是这样，本不应这样!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十六
某日，母亲从北方来信：寒潮来了，注意保暖御寒。入夜，便加了一床被子。果然，夜半有呼风啸雨紧叩窗棂。我从酣梦里惊醒，听到那冷雨滴落空阶如原始的打击乐。于是无眠，想起家信。想起母亲说起的家谱，想起外祖父风雨如晦的际遇。外祖父是地方上知名的教育家，一生两袖清风献给桑梓教育事业，放弃了几次外聘高就的机会。然而，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他不愿屈从于非人的折磨，在一个冷雨的冬夜，饮恨自尽。我无缘见到他老人家，只是从小舅家读到一张黑色镜框里肃然的面容。我不敢说画师的技艺有多高，只是坚信那双眼睛是传了神的。每次站到它跟前，总有一种情思嬗传于我，冥冥之中，与我的心灵默默碰撞。
浮想联翩，伴以风雨大作，了无睡意，就独自披衣临窗。夜如墨染，顷刻间我也融入这浓稠的夜色中了。惊奇地发现，天边竟有几颗寒星眨巴着瞌睡的眼!先前原是错觉，根本就没有下雨，只有风，粗暴狂虐的北风。这时，最让我心有戚戚的便是不远处的那株梧桐了。只能依稀看到它黛青色的轮廓，承受着一份天边的苍凉。阵风过处，是叶叶枝枝互相簇拥颤起的呼号，时而像俄罗斯民谣，时而像若有若无的诗歌。不知怎的，外祖父的遗像又蓦然浮上眼帘，似与这株沉默的梧桐有种无法言喻的契合。不求巨臂擎天的闻达，但也有荫庇一方的坦荡。
次日醒来，红日满窗，竟是大晴。
惦念的是那一树黄叶。推开窗棂，读到的树，竟是一个显山露水的甲骨文字;没有昨日那遮天蔽日的叶子，剩下的是虬树挺干。我的心像是被谁搁上了一块沉重的冰，无法再幻作一只鸟，向那棵树飞去了。这一夜的风呵，就凋零了满树的生命!而风又奈你何，坠落的终要坠落，无须挽留，你还有一身傲骨与春天之前的整个冬季抗争!
夜雨诗意。
早年为了学写古诗，曾买过一部线装本的《诗韵合壁》，一函共6册，字体很小，内容很多。除了供查诗韵外，它还把各种物象、各种情景、各种心绪分门别类，纂集历代相关诗句，成了一部颇为齐全的诗歌词典。过去文人要应急写诗时，查一直，套一套，很可快速地炮制出几首来。但是毫无疑问，这样写出来的诗都是不值一读的。只有在不带写诗任务时随便翻翻，看看在同一名目下中国诗化语词的多方汇集，才有一点意思。
翻来翻去，眼下出现了夜雨这一名目，那里的诗大多可读。既然是夜间，各种色相都隐退了，一切色彩斑斓的词汇也就失去了效能;又在下雨，空间十分逼仄，任何壮举豪情都铺展不开，诗句就不能不走向朴实，走向自身，走向情感，李商隐著名的《夜雨寄北》堪称其中典范。
光听着窗外夜色中时紧时疏的雨声，便满心都会贮足了诗。要说美，也没有什么美，屋外的路泥泞难走，院中的花零落不堪，夜行的旅人浑身湿透。但正是在这种情境下，你会感受到往常的世俗喧嚣一时浇灭，天上人间只剩下了被雨声统一的宁定，被雨声阻隔的寂寥。人人都悄然归位，死心塌地地在雨帘包围中默默端坐。外界的一切全成了想象，夜雨中的想象总是特别专注，特别遥远。
夜雨款款地剥夺了人的活力，因此夜雨中的想象又格外敏感和畏怯。这种畏怯又与某种安全感拌和在一起，凝聚成对小天地中一脉温情的自享和企盼。在夜雨中与家人围炉闲谈，几乎都不会拌嘴;在夜雨中专心攻读，身心会超常地熨帖;在夜雨中思念友人，会思念到立即寻笔写信;在夜雨中挑灯作文，文字也会变得滋润蕴藉。
在夜雨中想象最好是对富而立。黯淡的灯光照着密密的雨脚，玻璃窗冰冷冰冷，被你呵出的热气呵成一片迷雾。你能看见的东西很少，却似乎又能看得很远。风不大，轻轻一阵立即转换成渐沥雨声，转换成河中更密的涟漪，转换成路上更稠的泥泞。此时此刻，天她间再也没有什么会干扰这放任自由的风声雨声。你用温热的手指划去窗上的雾气，看见了窗子外层无数晶莹的雨滴。新的雾气又腾上来了，你还是用手指去划，划着划着，终于划出了你思念中的名字。
夜雨是行旅的大敌。
倒不是因为夜间行路艰难，也不是因为没有带着雨鞋和伞。夜雨会使旅行者想家，想得很深很深。夜雨会使旅行者企望安逸，突然憬悟到自己身陷僻远、孤苦的处境，顾影自怜，构成万里豪情的羁绊。
不是急流险滩，不是崇山峻岭，而是夜雨，使无数旅行者顿生反悔，半途而归。我不知道法显、玄奘、郑和、鉴真、徐霞客他们在一次次夜雨中心境如何，依我看，他们最强的意志，是冲出了夜雨的包围。
如我无用之辈，常常会在大雨如注的夜晚，躲在乡村旅店里，把地图拿出来细细查看。目光在已经走过的千里之间来回，痴想着其间在夜幕雨帐笼罩下的无数江河和高山。这样的夜晚，我常常失眠。为了把这种没出息的惰怠心绪驱赶，我总会在夜雨中邀几个不相识的旅人长时间闲谈。
但是，真正让心绪复归的，完全不是这种谈话，而是第二天晴朗的早晨。雨后的清晨，铺天盖地奔泻着一种兴奋药，让人几乎把昨夜忘却;又不能完全忘却，留下一点影子，阴阴凉凉的，添一份淡淡的惆怅。
在人生的行旅中，夜雨的魅力也深可寻探。
我相信，一次又一次，夜雨曾浇媳过突起的野心，夜雨曾平抚过狂躁的胸襟，夜雨曾阻止过一触即发的争斗，夜雨曾破灭过凶险的阴谋。当然，夜雨也所折过壮阔的宏图、勇敢的进发、火烫的情怀。
不知道历史学家有没有查过，有多少乌云密布的雨夜，悄悄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步伐。将军舒眉了，谋士自侮了，君王息怒了，英豪冷静了，侠客止步了，战鼓停息了，骏马回槽了，刀刃入鞘了，奏章中断了，敕令收回了，船楫下锚了，酒气消退了，狂欢消解了，呼吸匀停了，心律平缓了。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十七
到了该自立的年岁还不知道精神上的自立，这是中国很多中年人的共同悲剧。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余秋雨。
散文。
片段，希望大家喜欢。
1)中年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自己的老年。
2)老年是如诗的年岁。这种说法不是为了奉承长辈。
3)请不要小看这“照顾”二字，中年人的魅力至少有一半与此相关。
4)天天期待着上级的指示群众的意见家人的说法，然后才能跨出每一步--这是尚未精神断奶的标志。
5)只有到了老年，沉重的使命已经卸除，生活的甘苦也已了然，万丈红尘已移到远处，静下来的周际环境和放慢了的生命节奏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总结性归纳性的轻微和声，诗的意境出现了。
6)西方一位哲人说，只有饱经沧桑的老人才会领悟真正的人生哲理，同样一句话，出自老人之口比出自青年之口厚重百倍。对此，我不能全然苟同。
7)我一直认为，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
8)只有在中年树起独立的桅杆，扬起高高的白帆，唱出响亮的歌声，才会有好风为你鼓劲，群鸥为你引路，找到一个个都在欢迎你的安静港湾，供你细细选择。
9)但是，我们无数次看到了，一个窝囊的中年抵达不到一个欢快的老年。这正像江河，一个浑浊的上段不可能带来一个清澈的下段。
10)如今天天节衣缩食不苟言笑忍气吞声，都是在争取着一个有尊严有资财有自由的老年。
11)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能够看得很远却又并不陡峭的高度。
12)中年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征是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会儿要别人像对待青年那样关爱自己，一会儿又要别人像对待老人那样尊敬自己。明明一个大男人却不能对任何稍稍大一点的问题作出决定，频频找领导倾诉衷肠，出了什么事情又逃得远远的，不敢负一点责任。在家里，他们训斥孩子就像顽童吵架，没有一点身为人父的慈爱和庄重;对妻子，他们也会轻易地倾泻出自己的精神垃圾来酿造痛苦，全然忘却自己是这座好不容易建造起来的情感楼宇的顶梁柱;甚至对年迈的父母，他们也会任性赌气，极不公平地伤害着已经走向衰弱的身影。
13)在中年，青涩的生命之果变得如此丰满，喧闹的青春冲撞沉淀成了雍容华贵，连繁重的社会责任也有可能溶解为日常的生活情态。
14)向往峰巅，向往高度，结果峰巅只是一道刚能立足的狭地。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长久驻足安坐?上已无路，下又艰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惶恐。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熨帖着大地，潜伏在深谷。君临万物的高度，到头来构成了自我嘲弄。我已看出了它的讥谑，于是急急地来试探下山的陡坡。人生真是艰难，不上高峰发现不了什么，上了高峰又抓住不了什么。看来，注定要不断地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15)中年太实际太繁忙，在整体上算不得诗。青年时代常常被诗化，但青年时代的诗太多激情而缺少意境，按我的标准，缺少意境就算不得好诗。
16)最可怕的是，谁也没有断奶，而社会上又没有那么多上好的乳汁，因此开始了对各种伪劣饮料的集体吮吸。在一片响亮而整齐的吮吸声上面，是那些爬满皱纹却还未苍老的脸。
17)哲理产生在两种相反力量的周旋之中，因此它更垂青于中年。世上一切杰出的哲学家都在中年完成了他们的思想体系，便是证据。
18)中年人的坚守，应该从观点上升到人格，而人格难以言表。在中年人眼前，大批的对峙消解了，早年的对手失踪了，昨天的敌人无恨了，更多的是把老老少少各色人等照顾在自己身边。
19)到了该自立的年岁还不知道精神上的自立，这是中国很多中年人的共同悲剧。
20)习惯了郁闷的，只能延续郁闷;习惯了卑琐的，只能保持卑琐。而且，由于暮色苍茫间的体力不支友朋散失，郁闷只能更加郁闷，卑琐只能更加卑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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