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表达自己对所读内容的理解和思考的重要方式。要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读后感，可以尝试运用一些比喻、修辞手法来丰富写作表达。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提供的读后感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借鉴，相信会对写读后感有所帮助。
先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一
《万历十五年》讲的万历年间一个很普通的年份，叙述的人是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方面举足轻重的人物，它把明朝的官僚机构的“阳”和“阴”说的极为透彻，不禁让人冷汗涔涔，其实每年都可以是万历十五年。年份固然寻常，但早已埋下了衰亡的伏笔。
作为一部明史经典著作，它很好读，一点也不生涩难懂，仿佛在看小说一样。主要人物的每一次选择都让人揪心，心理活动也特别真实可感，可能会有严苛的`历史学家不屑于这种讲述，但平心而论，对历史的解读很多时候都是作者的主观思考，既然如此，何必力求表面上的客观。直接抛开那些顾虑，将文字写得精彩些，观点阐述得深刻些，脉络梳理得清晰些，这样才是读者的幸事，也为作者解开了传统的枷锁，便于作品的广泛流传。
《万历十五年》提出的主要是一个观点，即“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这个观点特别震撼，书中也给出了很多论述，十分令人信服。
当我们看着书中那么真实可感的人物一步步走向各自衰落的结局时，才真正明白：事件改变命运，命运改变人，人改变历史，时间改变一切，永远都是这样。
读史可以明智，关照着他们的命运，我们可以看懂很多事情，也能更好地为自己的人生做出“对”的选择！
先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二
以前对《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中国缺乏数字化管理的论述。当黄仁宇描述着一场杂乱无章的古代战争时，难以置信的统计和控制之劣，近乎荒谬，远远偏离了我对智勇双全的先民的恭敬想象。黄把中国形容成一个庞大的以礼仪统治的国家，由天子和官僚作道德楷模，指引小民的生活，而管理则是模糊和杂乱的。具体到基层州县，政务中充满了模糊的统计数字和含糊夸大的文字报告。
再读时，这个论断的真实性在我的头脑里大打折扣。黄无疑夸大了道德规训(抄一个福柯的词哈)的力量，并低估了地方官对地方的控制——很难想象这个由庞大税收养活的王朝没有潜质进行严格的税收，并把军事等方面的动员力深植到地方。
再读的亮点是关于官僚体制。根据黄的描述，庞大的文官集团并不象理想中的士大夫集团一样和衷共济、人人都是道德楷模。由于个人的力量相对整个体制(以及天子)的力量而言过于微小，为了寻求安全感，他们务必结成一些集团，谋取共同利益。讲到张居正时，黄说张的任人唯亲几乎是无从选取的，正因他应对数万人的官僚队伍，没办法考核和选取，只能选用自己了解的人。
联想到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际上是政治谋生手段，是自保和发展的必然要求。综观中国的选官制度，从汉朝的“举孝廉”，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的门阀世族子弟作官，再到隋唐的科举取士，只有加强了中央在体制中的权威，使每个人拥有同样的机会，在选官过程中才不会出现力量的聚合现象，即一个个体不需要投靠一有力实体以在竞争中获得机会。但这只是选官阶段，只是仕途的门槛。
既已成为进士，有了公务员资格(当然，在考取公务员资格过程中，古往今来，作弊一向是屡见不鲜的超体制行动)，今后在仕途上的发展、能否得到肥缺和升迁机会，其评价途径就不得而知了。在明朝，每六年进行一次全国大考核，不任事的官员会被斥退或强迫退休。然而正面的褒奖从何而出?升迁的名单如何确定?想必不是件十分公开的事。就象这天的选民们并不知道也无从预测人大开过后有哪些新官上任。新闻联播里念名单的时候，我每每觉得他们是刚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大圣。
没有简明可操作(如科举一般)的程序，单个的官员永远是最弱势的群体。在混沌而充满风险和竞争的体制中寻求自保的最好方式，便是结党。虽然圣人说“君子不党”，但君子要想实现“治平”和“升官发财”的理想，不党恐怕是不成的。
中国历史奇妙就奇妙在，它是由无数轮回组成。惊人的相似性是最富戏剧性的资料。于是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党同伐异、相互攻击和权谋妥协，一其始终。台上投票握手，台下踢脚，表面上看波澜不惊，小民仍颂之为人民公仆，斗争是永远无从与闻的。
黄认为中国官僚体制中，所依靠的道德缺乏约束，又没有良好的数字化管理，作为帝国真正主人的官僚集团内部存在无数利害冲突，构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有明一代，在万历后期，官员便已看透了中枢势微，只需敷衍应付。那时候的皇帝也不懂搞整风或者三讲，于是官场不良风气如瘟疫般泛滥，贪污腐败风行，并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因此能勉强维持，实在是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且庞大、历史悠久如我们的帝国，仅靠“惯性的作用”也可继续存活若干年月。
对这个关于危机和崩溃的故事，我存在深深的怀疑。据我的印象，没有哪个王朝的崩溃是由吏制腐败直接、或有极大相关性间接导致的。想来想去都是地方武装势力坐大和外族入侵的结果。即使是苏式唯物史观高唱赞歌的农民起义，也但是是起到了较大的助力而已。也没有听说哪个王朝的诞生，是因了清明高尚的吏治，谁都知道中国的开国皇帝，基本都是立刻得天下，怎样也要打赢一场解放战争才能坐稳江山。而为了打仗而积蓄力量时，不可能广施仁政而不横征暴敛。
记得十几年前，天真的学长们走上大街，到处张贴标语如：“卖掉奔驰，还我钞票!”历史于是又一次证明，使中国社会持续稳定(或破坏它)的，不是百姓，而是控制着铁和血的“仕大夫”。
黄显然把帝国的体制看得过于单薄了，更需要思考到的是，体制的对立面是零散势单的无数愚民。除了以宣教方式起作用的一面，这个体制已经自发构成了某些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产生于制度的罅隙，是基于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无政府状态，用吴思的词，这些就是“潜规则”。
古往今来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坚信中国是礼仪之邦，人人事事都尊制循礼。这种错觉掩住了无数双有穿透力的眼睛。
吴思把中国还原成一个暴力左右的社会，由一个个、一层层暴力集团统治。我认为，他用人类学的方法发现了“潜规则”，这一重大发现的好处对中国而言肯定超过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发现(况且好象这个剩余价值也不是马克思最早发现的)。鲁迅以前讲他一个朋友看史书，从字缝里只看出“吃人”两字，他和他的朋友都狂得很帅很有穿透力，偶很是心仪。
在以德治国的背后，是无数制度的缺乏和失去控制的现实，在那些空白的地方，滋生出基于达尔文理论的潜规则，实则这些潜规则才是支配中国社会结构运作的真正幕后老大。因此即使如黄氏笔下所描述的，万历皇帝正因立储问题与群臣交恶，消极怠工而使官僚机体败坏。整个帝国的真正规则，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从善恶性质讲，以前也好不到哪儿去)。万历的行为可能只会给规则的运行带给更好的生存环境。
结党依旧，贪暴依旧，买官卖官依旧，上京开会上供跑官依旧，只是外部环境更宽松了而已。何况那时候交通不便，跑跑官也不会出车祸死在路上，想搞性贿赂也不用非得自己献身，成本实在低多了。形势一片大好。
(完全植根于西方土壤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不存在对应物的。资本主义从西欧产生，然后铺展到全世界。而所谓“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绝对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是苏联五种社会模式的蹩脚注脚，围绕它的时刻地点的争论，是一场多么搞笑的学术闹剧!它唯一的贡献就是养活了中国那么多历史学家，又是出书又是评职称又是开学术研讨会，开心得不亦乐乎!)。
如果用中国根本不可能产生的所谓“数字化管理”来解释中国的朝代更替、帝国的崩溃过程，其荒谬程度能够与“关公战秦琼”比肩。更没法解释同样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清，又怎样存活数百年。(md，封建又是个我不能容忍的伪命题。)。
不是用历史去发现、质疑理论，而是将历史活生生地yan割后去注解理论。这么不历史主义的观点，竟然出自一个大历史学家的手笔，而大一时的我还以前那么崇信他。。。毕竟是个丫头片子啊。。。
吴思能发现潜规则，必须是从他对中国土匪，以及小民在乱世的生存选取的研究中获得的灵感。中国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大都认为“历史，就是制度的历史”，继而把制度局限在上层建筑范围，再缩小到对官制的研究，因此估计是没法象他这样独辟蹊径了。中国人的学术创新潜质是怎样被束缚的，能够想象一下。
最近也在重读王小波的杂文，发现他也写过一篇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书评。关于这本书，王没什么高深见解，只是朴素地举了个反例。他说，中国要真用数目字管理，只能更糟——大跃进时，卫星上了天，经济和生产但是下了地。
不真正改变中国的机体运行环境和模式，生搬硬套来的东西全都靠不住。钱锺书说，西方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会走样，呵呵，是之谓也。
不管怎样说，〈万历十五年〉还是一部好书，正因我读的时候强烈愉悦，它带给我的启发层出不穷。作者读史的视角和纵横摆阖史料的潜质真是太强了!批评他，我多少有点黄口小儿的感觉。但是关注经济时代，批评也是增长点啊——以此乱糟糟的文字向黄先生致敬。
搞笑的是，20xx年曾与中华书局此书的责编@西丰客人兄一齐吃海底捞，饭中并未聊到此书。此刻看到此文和老兄的评论同在此书主页下，还真有点意思。
先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三
不同于断代史或大事记的传统历史写作手法，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十五年》(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选取了明朝万历年间一个普通的年份进行了社会和人文层面的分析，诚如开篇所言：“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万历十五年……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然而隐藏在平静的社会生活后面，潜伏着明朝由盛转衰的必然趋势。
有鉴于唐朝藩镇制造成的动乱和宋朝管理的松懈，明朝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甚至取消了丞相设置转而依靠原来仅为文学侍从的“大学士”作为统治中枢，组织机构的失衡日渐形成。文官的地位在明朝达到了历史的顶点，武将们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但其社会影响，却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文章。明朝任用文官作为总督巡抚来指挥各级武官，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兵备使”或“海防道”，名为监察，实际拥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也统统由文官主持。这种军事组织，一方面打击了武官的积极性，更造成决策和军事行动的迟缓。在经济上明朝的财政、税收政策打击新兴的工商业，维持单一的农业经济;在文化上僵化科举制度，采用“八股取士”;而对外贸易上实行“海禁”，重回闭国锁关的政策。明朝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200万的军队，却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军事供给和作战能力，“土木之役”中一国之君竟被瓦刺俘虏，而后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景山，然后是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努尔哈赤率领清兵入关取而代之，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中国封建社会在唐宋达到顶峰，明朝的皇帝从太祖朱元璋起未尝不是雄心壮志，延续一个强盛的帝国梦想。从家教和制度约束的角度来讲，明朝的皇帝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如万历皇帝年青时一次与后宫歌女把酒言欢，慈圣太后得知后竟在宗庙祖先牌前痛哭流涕，自责未尽教导之职，并罚皇帝长跪，与朝臣商议差一点废了万历皇帝，虽贵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但小日子也不好过。与其政治抱负不相称的是明朝单一、低效的国家管理机制。明朝强化封建的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万历年间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位封建社会模范官僚：海瑞，他的一席治国话语很有代表性：“两汉力田孝弟并科之意，隆礼相爱，惟上意向，唯民趋之，一归本业，力返真纯”，希望领导社会回复到历史上和理想中的单纯。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发展的潮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滚滚向前，生产技术和经济文化在明朝快速发展，复杂的社会发展挑战着政治管理层的智慧，然而明朝的统治者未与时俱进，死守着封建传统的治国理念，单一、低效的官僚管理制度与经济发展的要求形成强烈的反差，虽然明朝经济发达，但当大敌当前竟无法组织有效的军事供给制度和作战战略。明朝的政治家们也未尝不在反思“土木之役”、正规军打不过倭寇此类现象的制度根源，张居正、戚继光等有识之士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终因触动既得利益者而遇到强大阻力而无力回天。传统史学家将明朝的灭亡与宋朝一样归于外族入侵这样的外部因素，然而《万历十五年》揭示的制度性缺陷说明明朝的衰败已是历史的必然，而这种衰败，也代表着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中国大历史的转折点，而其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深远。
先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四
《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在这本书的末尾写到：“由明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它各朝，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这就是作者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得出了的历史结论。
当历史的问题牵扯到地理环境时，似乎一切已经注定。气候天决定，文化随之产生，历史的大环境也就矗立在那里了。那么，在既定的环境中，历史人物又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呢?在《万历十五年》中，作者通过几个不同人物的故事串联起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比如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
写到张居正这一章的时候，作者拟定的章标题是——世间已无张居正，也就是说书中阐述更多的是他的落寞和跌入谷底之后朝局的变化。何以一代内阁首辅身前地位显赫风光无限，死后被鞭尸，被抄家?也许，从他的一生，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理解社么叫物极必反。活着的张居正总是幻想凭借一己之力来改变一个国家的发展，他的威严、权利和智慧不仅在小皇帝身上展现出来，也笼罩在整个朝野。他想当皇帝吗?其实不见得，从他不遗余力的改革赋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来看，他也许真的希望这个国家能在他的努力之下蒸蒸日上。只可惜他太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忽视了一个事实，推动历史的发展不是一个人的事。他自身就处于明朝这样一个文官体系当中，当他把所有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者贬黜的时候，就打破了整个体系的平衡。
在当时明朝的大环境中，张居正站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度，心中可能有这样的独白：“万人阻挡又怎样，权利会帮我达成所愿。”他不顾整个历史环境的力量，不考虑文官系统里其它人的想法，一意孤行，希望通过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处理公务，最终的结果历史给出了答案。当他孤独前行的时候少有人真心实意的成为他的同伴，当他死后大部分人对他群起而攻之，表达不满。
申时行同样作为明朝首辅，并不如张居正那样“有名”。他深知自己处于怎样的一个环境中，没有锋芒，更谈不上毕露。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他更愿意成为和事佬，不触动谁就会相安无事。作为张居正首辅之位的下一任，他看到了前任处事风格之后的下场，因此他不会去重蹈覆辙。
除了厉害关系让他没有做烈士的决心外，他对环境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在既定的系统中，身为首辅也只能按照整个系统中的共同意志办事，能够恰如其分的调和其中的矛盾，并对大家起到感化和领导的作用才是首辅的角色需求。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任职期间他努力的穿行在百官和皇帝之间，尽量的平和政治波澜，希望凭借“诚意”建立起信赖，通过恕道期望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申时行的做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历史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大明更不会。对待一个岌岌可危的病人，张居正的猛药行不通，申时行的小米粥同样没有用。
除了通过两位明朝首辅来阐述自己的大历史观，《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还煞费笔墨的写了这位一代名将戚继光，很明显他是偏爱戚将军的。在书中作者写到：“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可避免，而他的成功在于他善于运用技术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戚继光没有像张居正一样超脱于环境之外，自负的以为自己可以搞定一切，而是灵活的适应环境，斡旋在各种关系中。也没有像申时行一样“看透”了环境，将希望寄托在所谓的“诚意”上，而是依据环境采取了必要而可行的措施。他严格练兵，创造的各种战术虽不先进也多有弊端，但是符合当时的军队人员构成和经济技术水平的。
从明朝整个大的历史环境来看，似乎戚继光对环境采取的措施更值得推崇。其实，未定。除了由于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历史环境之外，每个单纯的个体也处于自己的小环境中。试想一下，如果戚继光处在张居正的位置难道就不会通过权利铁血施政吗?如果申时行只是一方将领他是否会摒弃犹豫不决胆小怕事呢?如果张居正处于首辅之位时和申时行一样看到了前任的不幸，说不定也会小心翼翼，忐忑前行。再往前推，除了职位环境的不同外，每个人生活成长的环境也不同，形成的观念和理念也不同，所以就算历史倒退，试图去寻找一种周全的做法改变明朝的的结局也是不可能的。
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如果非要问我《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看完之后有哪些启示和借鉴，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比以上人物平凡很多的普通人，成长的时代也不同，处事之道是借鉴不来的。但是，看待事情的宽容度可以更高一些，不要总拿中国和外国比较，历史都说了，地理环境决定了很多的不一样。不要看到某种行为之后就说三道四，你不是别人，你看不到别人的小环境。
先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五
通览全书，万历的成功在于仁慈，终万历一朝，他没有用凌迟，也没有任用一个大太监。失败在于懒政，归根结底是对郑贵妃的宠爱和在立嗣问题上的争执。
申时行的成功在于圆滑，他既不得罪皇上，也不得罪同僚。失败在于无为，但是通览全书，他的下场最为美好。海瑞的成功在于清廉，他能够严于律已，严于律人。失败在于极端，须知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安守清贫。
戚继光的成功在于务实，他放弃了俞大猷使军队现代化的建议。失败在于为时代所不容，毕竟明朝重文轻武，不允许武官作大。
李贽的成功在于真诚，同时他结交了大量的豪门贵族。失败在于妖言惑众，有些事看破不说破，特别是在以一个以孔孟礼教为意识形态的农业国。
通览全书，本书既讲政治，又讲经济，讲了军事，还讲哲学。好像什么都讲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讲。
我怀疑作者是理科生，他对历史的理性分析大于感性认识。对技术的研讨大于对善恶的见解。虽然篇幅甚短，但是整体架构要比明朝那些事儿成熟的多，不愧是博士生导师。
要研究明史，还是要看明实录，然而那个太长了，我决定还是先看钱穆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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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六
宋明两朝江南经济都是很活跃的，但是经济上的发达被没有倒推政治上的破局，展现出死局。其实是缺乏张居正那样的经世之才的破局者。张死后一直没有掌控全局的首辅，可以避免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内耗。申时行作为太极高手，非常清楚自己面临的现实，在皇帝与大臣之间充当和事佬。其后的首辅们均不能做到如此。内耗不断，君臣二心，再加上大臣之间的派系争斗，使得朱家朝廷没有能力从民力发达的江南抽取资源。先是改革与守旧之争，后是宦官与东林党人，尤其是后者。需要注意的是魏忠贤这个人，官方定位大奸大恶之徒。我认为是片面的，实际上他是张死后唯一可以掌控一切的人，因为碰上了一个热心建筑事业的皇帝。
仔细看看魏忠贤“专权时代”，大明朝虽然天灾不断，后金叛乱不断，但至少可以控制的局面，朝廷可以从江南收取民力资源。崇祯拿下魏忠贤也没有错，但是没有魏忠贤掌控资源的能力，他收回了魏忠贤的权力，但是没有收回魏忠贤收取资源的能力。这就悲剧了，崇祯太操之过急了，这与他性格有关。权力之所以诱人，是因为权力背后获取资源的能力。魏之后，东林党人上台，这是一群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娼女盗之徒，根本无能力掌握时局。事实上这些出至江南的东林人，本身就与江南作坊主有紧密关系。
中国古代，大多数读书人都是有钱人家，贫苦人是没机会、没资源、没能力读书的。这样的东林人又怎么会从南方汲取民力、财力以支援北方的战时呢。实际上宋明两朝，包括后来的大清朝，江南民间都有丰富的民力、财力，只是中央没有汲取资源的能力，亡国已成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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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七
彼时的四十八年，恐怕会熬老几代人。然而四十八年的孤独，或许会熬空一个人，大明有这样一位皇帝，便是这样一个孤独患者。公元1620年，万历皇帝朱翊钧长眠定陵，安详而孤独地结束了他马拉松式的四十八年统治。
昏黄的背景之中，万历皇帝着朝服端居高座。脸型微胖而方，眉宇挺拔，显得慈善稳重，目微下视显得慵懒颓废，似乎正映衬了他执政后期的生活状态，但是每每当我仔细端详时，总被那深邃得不可测的目光所深深吸引——这不禁引起我深深的思考，一幅明末宫廷百态的历史轴卷徐徐在眼前展开。
当一位位如低贱的戏子一样的历史人物浮出历史长河时，便可以被台下的人任意涂鸦，肆意戏谑了。东施的小眼睛或许被涂抹得别有风韵，西施嘴角的微痣可能被放大得不堪入目。看客们早已忘却原本的角儿的真面目，只会人云亦云，他们拍手嘲讽那个以荒诞不经著称的演员——万历。然而，万历似乎是一个不太会生气的皇帝，因为它被气惯了。
我们的故事从一位郁郁不得志的s官员开始，有一天他想出了一招火箭式的升官之路，做法便是用死谏强迫皇帝接收其未必高明的建议，从而给其他人种错觉——s忠君爱国。而真实的s，却是在极其阴损地谋取名利。因为如果s因为直谏被处死，便会留名青史，这是古代文人最高的荣誉了，同时皇帝便会被认定成一个昏君，这是所有帝王所忌讳的；可皇帝如果采纳了s的建议，造成的后期效应亦只有皇帝一人买单。总之，这是一项稳赚的生意，重点是不违读书人所谓的“道义”，何乐而不为？于是，大小官员争先恐后地“触龙须”找死，犹如那恐怖的伪道德的洪水，万历被包围了！
曾有过这样的臆想，或许来自于悬疑电影的影响，觉得有一天我所熟识的所有人，都把我当作一个陌生人看待，我的意志在死寂中崩溃，崩溃，崩溃，即使臆想结束还心有余悸。而万历的生活并非臆想，而是面对天下的精英的日日攻心。面对孤立无援的处境，万历恐怕也只有选择退避了，而这一退就是三十年。因为他太善良了，善良得让所有人都以为软弱可欺，甚至遭受官员侮辱，作为天子至尊也只给了那个s官员廷杖和降级；因为他太无奈了，无奈的是无力改变文官制度千百年来造成文官的畸形而矛盾的性格——被歪曲的“杀身成仁”，俸禄的低下造成深重的结党营私的“非礼”行为，但依然以儒家传统道义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从中给予恶行以通用的合理性；因为他太有智慧，深知只有退避方可保留他外强中干的皇帝的权威，深知皇权纵然高贵，却是必须建立在以承认文官道德及信仰的基础之上的，可那明明丑恶！因为他太“民主”，太尊重那些不该尊重的人，视那些人为“爱卿”而非“奴才”。
他即使是三十年未上朝，依然亲自主持了“三大征”，平定了杨应龙之乱、平宁了
先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八
王国己，男，1971年出生于甘肃省民勤县。现任教于一省级示范高中。
读书，正在为一家杂志英译论语供连载。有多篇教学论文发表。
“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这一段可谓是为《万历十五年》整本书定下了基调。后面的内容恰是围绕它逐次展开，让我们看到明朝历史错综复杂的局面，那种表面上平静而其实暗流涌动，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者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然而并非是帝国的发展和强盛，而是走向式微和衰败。此书在以后的叙述中则让人深刻地感受到历史并非总是在辩证中展开，也不是黑格尔所谓绝对理念的最终胜利。
正如作者所言，这本书对“中国以道德替代法律”“已经批评得很透彻”。皇帝，无非是象征，是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而所谓德行大部分就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规范”“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所谓“有德者居之。”正是圣贤的训诫。皇帝即是以自己的德性为国家做出贡献。然而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属于文官。从此书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九五之尊的皇帝实在是在臣僚们以道德的名义为要挟而牢牢地被控制在文官集团之下。然而“四书”中的原则，在有些人无非是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从皇帝亲手安排皇太后入殓时的一切细节，却又以偶患湿毒、敷药未愈、行走不便作为理由，免除自己应该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的繁文缛节就可以看出文官制度对皇帝本人的要挟与节制已经超出了皇帝本人所能接受的程度。这正是文与质的矛盾。在此种较量中，万历皇帝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挫败感，最后以“罢工”作为对抗的武器，帝国的衰亡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从前边的叙述可以看出，伦理道德无非是拿来作为维护帝国统治的工具而已。这正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对此，邓晓芒写有一篇长文《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儒家的`“乡愿”》对此加以了批判，令人信服。
“表面看来皇帝具有传统赋予的权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其实皇帝是在臣僚们以道德的名义为要挟下按照文官集团所确定的规范来行动。任何超越和违背此种规范的行为将被加以“昏庸无道”之罪名，万历皇帝就曾受到臣下如此的指斥。原来，“百官之所以绝对服从皇帝，即使不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是相辅相成的。”皇帝越过这个界限行事的不是没有譬如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就曾经“毫不费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正德皇帝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他曾亲自训练老虎，差点就此死于非命;亲自操练兵马;率军作战，得胜回朝;自己给自己加封“威武大将军”称号……诸如此类自然引起了文臣们的惶惑以至愤慨，而其中真正的原因就在于“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万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情趣”，那就只能当“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那就是参加代表着道德的各种礼仪。苦闷之余，只有“用一些更为无聊的消磨时光”。一个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作出积极的创造。”自此埋下历史悲剧的祸根。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乃人性、社会责任、道德伦常、体系的文化语法规定等等交织而成。其间的复杂很难用一个维度讲得清楚。而且只有拉伸前后的历史岁月，方能看清楚一部分的历史走向。这也正是黄仁宇提出大历史观的一个原因。
先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九
历史沧桑，到头来什么也剩不下，永生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起消逝在我们目光尽头。这本书告诉人们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上至帝王下至平民任何人的生活、权力都是没有保障的。所以我们期望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圣者出现改造我们国家的根本问题--“体制”。
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黄仁宇先生由于为了写一个论文从此结缘于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让读者对历史长胜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应该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我终于知道，一个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于一些原因。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读到张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是一个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历史的惯性发展，它便是牺牲品。戚继光和张居正一样是很有作为的，戚继光发明的战法确实令人惊叹，这让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发明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并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将军炮，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应用，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西方国家已经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这一年正值西欧历史上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先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
看完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万历年间的历史有了一些认识。
历史书上的内容总是干巴巴的，远不如这些书内容有趣且容易被人理解。不过，总体来说，黄仁宇的说，还是相对偏学术一点，如果硬要扣字眼，读起来还是很费解的。所幸现在又不是学生，可以像晋代陶渊明一样读书——不求甚解。
整本《万历十五年》基本上是以张居正展开叙述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反倒是无关紧要的'角色）。张居正在万历年间可真是叱咤风云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人物啊！他的确做了那么多好事，但是，同时也积下了太多的个人恩怨，以及与文官之间难以协调的矛盾。他死后的下场，让人有一种深刻的感悟，那就是做事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留后路，否则“连死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他的内阁身份让他权倾一时，但是，却不可以权倾一世。这也充分证明了，花无百日红，当然。他的结局，也远没有申时行好——尽管在外人看来，申时行过于老诚，稳重，懦弱，怕事。
可是，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为人处世的方式与方法。毕竟百人百xing。申时行所处的环境，以及他所受到的教育和他的修养决定了他必须采取那样一种妥协的方法，来处理文武官员之间本已不可协调的矛盾。依我看来，这反而是最高的智慧。至少，从最后的结局来说，申时行得以善始善终。这绝对得益于他四平八稳的性格。否则，他一定会比张居正死得更惨！
得饶人处且饶人。可是张居正没有做到这一点。没办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改不了的。时代造就了他，但是也毁灭了他。这是《万历十五年》看后给我的最大的启示。
先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一
将《万历十五年》断断续续读了两遍，其中几多感慨来不及记录，就已化为烟尘随风而去，却也有一部分润物无声般沉淀为自己的一部分。那已经离去的，也许要等到再次阅读才能吸收;而这已经沉淀的，却久久萦绕在我心头。
我惊诧，此书中许多人物身上，竟都有自己做教师的.影子。
先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二
这本书介绍了万历皇帝在位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三个因素所决定的明朝走向没落的原因。政治上皇帝实质上并没有实权，因为经过近200年的发展，明朝的内阁权利非常强大，甚至到可以和皇帝抗衡的地步。其中最为代表的是张居正。历史上对这个人褒贬不一，一方面他推出的新政很大的促进了明朝整体经济，军事，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个人是一个大，他死后从家里搜出10余万两白银，政治方面他极力推崇自己的党羽，极力的排斥异党。
首先他是皇帝的老师，他极力得皇帝和皇太后的信任。当张居正死后被查出种种劣迹，万历皇帝伤心了，自己的老师如此的虚伪，从此他由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变成一个沉迷于后宫美色的君主。因为他看清楚了一点--------无论张居正，还是后来的内阁首府申时行，都代表的是文官集团的利益。文官集团的利益于皇权一向对立。万历皇帝深知自己不能够改变这个已成的制度，索性不管不问任文官集团自己争斗。
可以说他的成功，和他的上司谭纶，顶级上司张居正不无关系。如果不是张居正极力推举戚继光，可能他的抗击倭寇的事业没有这么顺利。当然他本人也是出色的将领。据《神宗实录》中谈到戚继光在战争前3天彻底研究对手，思索着每一个细节。他练兵严格，经常搞动员大会，赏罚分明。再一个，他对兵源也有限制，只招农民。
文化上基本上都是八股文，大文豪基本上和内阁的大学士关系不好，因此大多境遇不好，这里不详谈。
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全部出动征伐英国的前一年，是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族的同一年。从中国历史上来看，是明朝走向衰败的标志时间。
我想此书给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历史知识，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历史。借古人的历史启发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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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三
这本书真的需要静下心来，慢慢品读。在书中，你会参悟到一些历史的发展。
本人所学十分有限，尚不能参悟历史中的诸多奥义，只摘录书中部分内容作为启示。
读书摘录：
1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一百三十三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
除此之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七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2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
本书论述明朝此事，举凡有所议论臧否，都是针对十六世纪的历史而发的。
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书，绝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当然，另一方面，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
3申时行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的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践，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
所以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4要影响全体文官，申时行必须首先提供自己的的诚意。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也要坚持他调济折衷的原则。
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竞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
5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狭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
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
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样。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
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好符合。
6与海瑞同时期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
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8在本朝的社会中，儒家的仁，类似于宪法的理论基础。全国的读书人相信性善，则他们首先就应该抑制个人的欲望，不去强调个人的权利。
9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
10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先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四
黄仁宇先生选取了最平淡的一年，去除了一切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帝国的运作面貌，从而归纳出中国是一个依靠道德而不是技术在运转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缺陷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崩溃。
对万历皇帝更多的是同情。因为万历同样是一个失去技术手段皇朝的牺牲品。
黄仁宇先生以六个典型的人物、七篇文章来解释这一观点。
七篇即是万历年间的七面镜子，黄仁宇用它照出了明朝，照出了中国的二千年。
黄仁宇说：中国的症结无非是用道德代替技术。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造，皇帝、首辅、军将、地方官员、哲学家、乡绅等等各个层面，都需要一场大的改变，而非局部的改造可以完成。
黄仁宇先生也指出，道德不是解决问题的先头兵，而应该充当社会的最后防线。当技术，比如行政手段、法律能够解决时，我们不要动用道德。
因为法律诚可贵，道德价更高。
先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五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看似在讲5个典型人物(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戚继光和李贽)的故事，实则是通过五个人生活中的习惯揭露明代的社会问题，从而犀利地指出明代灭亡的原因，并以此为戒，批判不良的社会习惯，而警醒当下的一本传世经典。黄仁宇老先生真是力透纸背，所谓＂夫子有言，言之必中＂拿来形容这本书是再恰当不过了，书中深刻的揭露了现代社会可能存在的种种弊端，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有很大的帮助。
首先，书中介绍了万历这个看似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的，在朝中几乎像个傀儡似的任由着他的大伴冯宝和内阁首辅张居正摆弄的皇帝。从一出生，万历的命运就寄在了皇位上，而皇帝却不是个成熟的职业，中国千年延续的封建历史无法让它是，它也永远不会是。每一个皇帝都是那个时代最孤独的创业者，有的“敢叫日月换新天”，有的止了步伐将过去歌颂，更多的是万历这样背鼎的龟，被鞭抽的陀螺。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皇帝曾几何时也想励精图治，甚至愿意努力去实践"礼"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当他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之后，首先对道德丧失了信心。他的消极怠工并不是针对某个官员而是对这整套道德礼治体系。明朝后期道德和"礼"的确发展到畸形。这一整套道德和礼治体系一旦被建立起来就不再受人们所控制而是处处限制人们的行为。而皇帝不过是整套制度系统当中的一个角色，而且最受整套系统的压抑和控制，所以万历的一生，过的很悲催，最根本的在于中国古代遵从的完整的一套老祖宗的＂规定＂(也就是道德和礼制体系)。
其次，就是首辅张居正了，张居正一生励精图治，但却没有得到生前身后名，原因也就在于这万恶的封建制度，也就是道德代替法律的祖宗制度。书中有一句话我特别欣赏，＂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的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这句话完美的揭示了张居正如此下场的原因，他想要改变的.，本质上讲，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而这种制度，在所有文官的脑海里，早已深入人心，道德代替法律的判断标准，也早已根深蒂固，所以，他虽然基本是开创了＂万历盛世＂，实则直到将死才看到这个社会的弊病，所以是他的失败，也是老祖先的悲哀。
最后，再说说抗倭名将戚继光和海瑞，两名勇士，一名在为中国法制社会的建成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心血，而另一名则为祖国的边防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就其根本，都是所谓孔孟的儒家之道发挥到了极致的后果，所谓物极必反，阴阳相衡，都让我们深深的明白了封建制度的缺陷。
只有真正明白了这些道理，才能将我国的法制与德治双管齐下的治理方针贯彻落实到底，才能让我们的老祖宗，不再悲伤！
先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六
对于明神宗朱翊钧，历来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其实不仅如此，说起明朝的皇帝，人们都没有好感：他们不理朝政，就像一个个败家子，折腾着祖宗的基业。在朱家统治时期，虽然写就了不少的辉煌，也留下了无数的骂名。鲁迅先生在论及明朝时曾说：“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在高中历史课上，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学为一切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的国家里，熟悉掌握了理学的文官集团，却逐渐壮大成熟，甚至达到了与皇权对峙的地步。万历皇帝想立皇三子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对，双方苦苦斗争了三十几年。最后，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深隐后宫，消极怠工。朝臣的奏议，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对，就一直搁着，拖着，让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这很像小孩子的斗气行为。但一国之君这样做，却是以一个国家的没落为代价的。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立谁为太子，谁为下一任皇帝，作为臣子的，和他们有多大关系，他们为什么非得拥护皇长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在以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下，常洵为长子，就应该为太子。万历皇帝立常洛为太子，就是违反礼法的行为。在以礼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里，这是关系国家根本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历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无能。亲政初始，清算张居正。他晏处深宫，声色犬马，荒废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志于财货。其在位期间，围绕太子发生的“国本之争”，更是将朱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怜之处。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万历皇帝如何从勤勉政事，励精图治，逐渐堕落退化。
在张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但张居正的正直，却得罪了不少人，触动了守旧势力的利益。在他死后，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扑。他们纷纷上奏，要求清算张居正。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皇帝对昔日威炳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对他的严格管理也感到了厌倦。于是他从维护张居正，到顺水推舟地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也是在他树立自己的权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于是，生前忠贞不二的“元辅张先生”，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臣。虽然清算成功，但这对朱翊钧来说，这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为什么他敬爱的老师就成了乱臣贼子，曾经受过张居正提拔的人为什么反而要陷害他，这些问题也使皇帝迷茫困惑。于是，他对朝臣的反复奸诈深恶痛绝。尤其是长达三十几年的立储问题，慢慢磨尽了万历皇帝的雄心壮志，迫不得已地立长子为储，也加剧了万历皇帝对朝臣的厌恶，以及对政事的热情。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万历皇帝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先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七
前几日在书屋看到有人批判黄仁宇，因此兴起重读《万历十五年》之念，这几日读了两篇——《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一时有感，记录下来。
一、人的阴阳。
这两篇中着重讲了三个人：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张居正身为帝师、首辅，励精图治，整顿乾坤，在他的治理下明渐有中兴气象，对万历皇帝乃至整个皇室以道德标准苛责严求，但为推行自己政策时任用私人，排除异己，并且生活奢侈，收受阿谀贿赂。在他一手遮天之下，年少的万历视张居正为圣，言听计从，但随着万历的长大，张居正的逝去，皇帝逐渐看清了张居正的阴阳两面，失望之余，张居正被抄家褫职，子孙充军的充军，收监的收监，而此后万历渐渐认请了文官的两面性，隐居深宫，形成中国历史上一大“奇观”——皇帝消极怠工，十年不见大臣。继任的首辅申时行也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文官的私欲与理想，企图“实事求是”地做到“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而“蕴藉不立崖异”，调和阴阳，结果却是心力憔瘁，无功而退。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阴阳两面，只是有人不愿审视内心，不肯承认内心中的“阴”，而借“阳”来苛责他人，而苛责他人的结果一方面可能会给社会群体带来一定的益处，因而也给人以正义之感，而另一方面却也在满足着自己的私欲。很多时候，他也知道自己的私欲，但不愿也没有勇气去承认，并且竭力借正义之名掩盖着私欲，因而在用道德管制和指责别人的时候显得理直气壮。另一种人要显得真诚得多，他们也有私欲，但对自己有着道德的标准，当私欲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被人指责时，没有勇气去承认，下意识地为自己寻找理由，自己欺骗着自己，为了自己的形象，竭力为自己辩护，并且也竭力让自己符合理想的道德形象，慢慢地也就确信自己就是没有私欲的道德坚守者(这种人就像被万历认为“讪君诂直”的邹元标)。
两种人都不敢正视自己，当然真诚地严格地审视自己内心是很难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鲁迅、卢梭。
前者有些可怜，乃至可鄙。后者可敬，但迷失自己，并苦不堪言。
二、申时行的委屈。
万历皇帝因喜欢三子常洛，而想立其为太子，但因废长立幼遭到众大臣的反对，无奈之余，只得宣布一年后考虑此事，但后又节外生枝，拒绝立储。众大臣联名上奏请万历收回成命。这一大规模的抗议引起龙心赫然震怒。
申时行当时在病中，内阁大学士的联名上呈请，由二辅许国执笔，但这份奏章仍由申时行领衔。当其得知皇帝的反应后，立即上一份揭贴，说明内阁的联名奏章虽然列上他的名字，事先却未与闻。皇帝回批感谢申先生对他的忠爱之忱。但这揭贴被二辅许国截获，内容也因此在文官中传遍。
于是申时行遭到严厉的弹劾，说他“遁其词以卖友，秘其语以误君.阳附群众请立之议，阴缓其事以为内交之计”。万历皇帝一开始处罚了这个上奏者，但后继者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一个接着一个递上了参劾申时行的本章。申时行无法抵御这些道德上的控诉，他的威信已经扫地以尽，他除了辞职以外再无无他可供选择。
从那些文官的思考角度来讲，申时行确实存在的道德的问题。
但，换一个角度来思考，申时行可有委屈？我们来揣测一下申时行的行为的动机。
我们以那些文官的话为真实的，申时行事先知道他们的联名上奏，并同意了领衔签名。我们可否作这样的猜测，他确实认为那些文官的意见是对的，万历应该尽快立储，所以有以上行为。但当他知道皇帝的态度后意识到这事的严重性，可能会带来朝廷大批官员的裁撤。大家知道皇帝震怒的后果的。而且由于他们的联名上奏，任何官员的劝谏都不会获得皇帝的信任，因为他已经把他们都视为敌人。要能进行有效的劝阻，必须劝阻者是皇帝信服的人。而申时行是最佳人选。因为他是皇帝的蒙师，即使他身为首辅，也规划着皇帝的就读和经筵。皇帝总是称他为“先生”，而不是“卿”，而且每个月都有钦赐礼物给他。万历皇帝还打算授予申时行以太师这文官的最高的职衔，只是申时行辞不领衔而已。这样如果申时行能跳出事外，作为旁观者对万历劝谏，消除万历心中的怒火，减缓联名上奏带来的皇帝的反弹，那对朝廷的安定无疑是很有益的。
我们知道，在一个人暴怒的时候，另一方固执己见，以强硬的态度对抗到底，其结果往往是火上加油。同样申时行如果站在同僚一边，和皇帝对抗，那么孤立无援的皇帝很有可能更加愤慨，进而一意孤行，以强硬的手段实现自己的意图。到那时，朝廷就可能一片混乱，皇帝的任性和暴戾有无数的史实可以证明。
后来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那个首先发难的官员被降级外调，进而又加重处罚被削职为民，二辅许国也“回籍调养”。立储之事也僵持着。这样的结果大概是首辅申时行的无奈辞职多多少少使得皇帝有些泄气，所以才只惩治的首犯，不然皇帝在怒火冲天时任性带来的后果不会如此简单了事。
但申时行的妥协没有得到同僚的理解，在道德的批判下他只能辞职，虽然万历也曾挽留。因为他的威信已扫地以尽，无法作为首辅领导百官了。
申时行一番苦心却得如此结果，其心中之苦又有几人能知？
先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八
学历史，论一个王朝的覆灭，原因无外乎是封建制度的腐朽、皇帝的昏庸无能、不顺应时代的发展、严重的剥削云云，一切都成了格式化的模板，可以被套用并且冷冰冰的对每一个走向末路的王朝指手画脚。直到有幸阅读了《万历十五年》，才深刻的意识到，历史书上一句简单的甚至是不起眼的话，对当时的人来说，却是历经了漫长的，真实鲜活的一段峥嵘岁月。
万历十五年，一个看似毫不起眼的年份，却在许多人看不到的地方涌动着暗流，大明王朝这一封建帝国看似与往常一样的在运行着，却悄然走到了崩离的边缘。构成这个庞大帝国的零件，皇帝、首辅、文臣武将、思想家及至每一个子民都各司其职，维持王朝这一大机器的运转，殊不知这个庞大的机器即将走向末路。
只有公平公正的法律才是一个国家应有的治理社会的根本，严刑峻法的重要性可参看战国时期的秦国，本是被东方各国视为蛮夷的西方偏远小国，却能在商鞅变法之后并不算漫长的岁月里"奋六世而御宇列",一跃成为最强的国，明王朝没能走的更加长远，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对法律的漠视甚至于一部分人的肆意践踏。
这部分人则包含于万历时期两万文官这一庞大的官僚集团之中，这一集团分散而又凝聚，冲突而又团结，在这一特殊集团治理之下的中后期王朝，看似歌舞升平繁花似锦，其实不过强行堆砌华丽空有其表。万历时代，皇帝是一尊被人摆放在天神位置的活着的祖宗，他是一种信仰，一种代表这个帝国的高级符号，他的一言一行无不被文官集团制约，致使他一旦做出集团的人认为出格的事，就会招来无数参谏的奏本，有的人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生命进行"死谏"在这种情况下，万历皇帝逐渐心灰意冷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除非是出席重大的礼仪庆典，否则鲜少露面。
文官集团不仅制约着皇帝，还制约了政治体系的发展，首辅张居正生前想要推进赋税的变革以适应时势的变化，却因触动了文官集团的利益于死后遭到清算，这场轰轰烈烈历时持久的清算运动之后，改革被迫流产；高级将领想淘汰落后的军队"短板",建立有效的机制以适应边境防御需要的努力，也在文官墨守成规的情况下付之东流。只有戚继光依靠张居正的荫庇组建了战功赫赫的戚家军，()编制了一整套完善且强大的治军方略，但这一成功的个例也在张居正死后的清算运动中逐渐消亡。
久而久之，大明王朝在积弊已久的情况下脱离轨道也是不难预见的事了。一但偏离轨道却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那么无论是活着的祖宗万历皇帝、以首辅为代表的朝廷臣子、有抱负的爱国将领、标新立异的思想家，还是每一个兢兢业业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普通民众，都无法阻挡一个王朝的谢幕了。
先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九
1587年，在近三百年的大明历史中，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只是历史长河流淌的一瞬，它没有1368年开国的波澜壮阔，也没有1644年国破的哀伤，这一年，万历发现他不管怎样都难斗过手下的文官集团，他开始消极怠工了；这一年，是张居正去世后的第五个年头；这一年一代名将戚继光走了，随后不久一个奇人海瑞也跟他去了，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死几个人是极其平常的，然而这个普通的一年却是整个大明王朝走向死亡的转折点。明朝在我整个历史上是极其重视考试的一个王朝，考取功名是万千学子为其奋斗一生的路，文治在这个朝代发展到了极盛，而这个极盛的点，又让万历碰到了，经历了近二百年的发展，从嘉靖后期，经过了徐介，高拱，张居正的历位首辅不懈努力，在皇权与文官的拔河比赛中，皇帝终于发现，他已经再也没有取胜的可能了，文官集团成为了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
这一年，世上已经没有了张居正，到这一年，经过对他的反倒清算，他的幕僚已经清算的差不多了，万历从小时候像神一样敬畏这个老师，到认为他是玩弄权力的大奸，对已经去世的他投去了最大的愤恨，然而到这一年，万历终于明白，他满以为那些大臣的对张居正的反倒清算是为了大明的礼仪，大明的前途而努力的，原来所有的礼仪道德全是空的，他们也只是为了权力，没有了张居正对他的限制，这些大臣对他的限制更厉害了，所有的斗争无非是披着道德的外衣而为获得权与力的斗争，于是万历失望了。
这一年，所向披靡，无敌于战场的戚继光去世了，横行战场四十载，打的倭寇闻风丧胆，吓得蒙古骑兵十几年，不敢犯境的战魂消失了，他享有作为军人的最高荣誉，然而这样一位将领却是，孤独的！看到自己的上司俞大猷及下属的不幸结局，他迷茫了，他是一个战争的强者，然而面对着文官集团的统治，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者，武将在文官眼中终究只是一群不懂礼法的匹夫，文官集团希望通过道德的控制使天下太平，如果不能则就是丢脸的事情，那么好战的武将必定不会得到他们的青睐！戚继光费尽心机的找到了张居正这个后台，给张居正送美女以来保安稳，对官员大肆宴请，送礼走动，对于一个武将来说，算是极其悲哀的事情，他只是懂得一个法则，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只有留着性命，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而，对于海瑞这个奇怪的人，却似乎永远不懂这一点。海瑞是一个精神的领袖，在道德的这块土地上，他无疑站在了制高点，他绝对的洁身自好，绝对的不贪一文，然而这样的一个人却是无用的，这位对于官员来说是“海阎王”，对于百姓来说是“海青天”的人，无论对与谁来说，都会承认他是道德的楷模，在精神的领域无不佩服，他把嘉靖骂的暴跳如雷，他骂满朝文武皆服人也，把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他能得到什么呢，毫无疑问的是打击，一再的打击，不要说在当时的官场他混不下去，就是到一千四百多年的今天官场他任然混不下去，因为它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性。海瑞是个好人，然而这个好人却没什么用，因为他脱离了物质的承载限度。
人都会有阴阳两面，“阳”的一面就是我们可以到处标榜的礼义廉耻的道德，“阴”的一面就是我们想获得的私利，“阳”与“阴”的关系相辅相成，道德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如果当把道德升的越来越高，物质降的越来越低的时候，那么也就违背了人性，必然构造出一堆道貌岸然的人。大明王朝是一个基本上完全靠道德的约束维持统治的朝代，所有的法制完全要给道德让路，所有评判的标准不是，是不是违法，而是是不是合乎礼仪，当这套制度发展的顶端的结局，必然是造成一滩死水的和气，有人扔个石头，波澜一起，一切也就要开始烟消云散了。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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