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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论文篇一
：语料库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 语料库不仅对一般的翻译研究有着促进作用， 对翻译研究的特定领域， 如建筑英语翻译， 也会提供有力的帮助。本文在评介国内外现有单语或双语建筑专门语料库的基础上， 着重论述新型中英双语建筑语料库的研制以及其在建筑英语翻译教学中的使用， 特别是其设计理念和操作， 包括语料库的设计原则和在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最终论述了建筑语料库在建筑翻译研究与教学中的前景。
：建筑英语翻译； 专门语料库； 翻译研究； 翻译教学。
随着20世纪60年代语言学研究进入新的迅猛发展时期， 在应用语言学与对比语言学领域出现了语料库概念， 经过近30年的发展， 到20世纪90年代， 基于语料库的各种语言学研究层出不穷， 其对语言学的各个部分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如词汇学、句法学、二语习得、辞典编撰、语篇分析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 “语料库也与翻译研究开始结合，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与应用对翻译学科有了很大的促进。”[1]虽然在语料库与翻译相结合的这段时期， 翻译研究与翻译应用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但在应用翻译语料库研究领域， 尤其是建筑英语翻译语料库的建设还是处在一穷二白阶段。一些大专院校开设了建筑英语或建筑翻译课程， 而在建筑行业领域， 建筑英语翻译的语料的贫瘠， 这也造成了高等院校建筑英语翻译课程无法达到应有的深度， 建筑行业无法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行业建设， 因此， 有必要系统地对建筑英语翻译语料库进行建设， 这既可以提升建筑英语翻译教学与实践， 又可以促进建筑行业的行业建设。
迄今， 国内外专门收录建筑文本的单语或双语语料库均不多见， 纵览相关文献， 我们发现国外的建筑专门语料库主要有以下三个， 分别为芬兰、英国和日本学者研制。
第一， 芬兰萨翁林纳翻译研究学院 （savonlinna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于2005年研制的建筑文本语料库。该语料库主要供芬兰学生将芬兰建筑文本译至英语时参考， 检验他们的译文用词是否地道。同时， 学生可以利用该语料库来确认、证实或摒弃主观的决策， 或是获得搭配方面的用法。
第二，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university of essex） 于2007年研制的英语建筑文本语料库。该语料库总词数为26554。语料库研制的目的在于总结出英语建筑文本写作中最常用的317个词汇和短语， 以帮助巴西里约热内卢大学建筑学院的教师有效地教授建筑常用词汇。
第三， 日本京都大学 （kyoto university） 研制的日本建筑语料库。此单语语料库收集的均为用英文写就的关于日本建筑介绍的文本767篇， 平均每篇53个词， 收录了1877个不同类符 （types） 和17789个形符 （tokens） 。语料库旨在归纳出日本建筑的几百个最常用的建筑英语词汇， 以供在日本大学学习建筑英语课程的不同程度的学习者使用。
我国国内研制建筑专门语料库更为鲜见。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建立了一个建筑咨询对话语料库， 但关于这个语料库的情况却一直不为人知， 除此之外， 国内尚不见有其他专门研发的建筑语料库 （无论是单语还是双语） 。
综上所述， 国内外建筑专门语料库的研制还远远不够， 现有的几个有如下特点：一是规模小， 这些语料库的规模均不超过五万词， 并且形式单一， 均为单语 （英语） 语料库。二是语料库的设计比较简单， 选择语料的方法含糊不清， 也没有说明其选择语料的标准， 容易让人质疑其语料的代表性。三是相对于其他综合语料库而言， 这些语料库对语料的处理都很粗糙， 均未对语料做后期整理。四是这些专门语料库的用途都比较单一。
“语料库的规模分为词次、库文本数量、层间样本数量和库样本容量四个层次。”[2]这四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层层递进， 并且需要在合理的范围内保持一定的平衡， 打破这一平衡就会对建筑英语翻译的语料库建设造成不利的影响。一般层次的语料库的词条与词次不超过百万， 但现在很多标准的语料库在词次方面都达到了百万级别， 这是因为百万级别的词次使语料更具标准性、各种词条的比例也很合理， 因此， 建筑英语翻译这种专门用途语料库可以设计为100万左右， 可以基本满足教学研究与行业实践的需要。
“建筑英语翻译的语料库采集不能单一， 应考虑到建筑这一大的学科里面的其他分支， 把这些分支的语料收集在一起， 达到建筑英语翻译语料库的平衡， ”[3]167如建筑设计、园林景观、岩土工程、市政环境、给排水工程， 安全工程、道路桥梁、室内设计、装饰装潢、房地产等。只有把这些建筑大学科中的小学科的语料进行收集整理， 才能更好地对建筑英语翻译课程及建筑英语的学科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在进行语料库的设计时， 要保持这些分支在总的语料库的比例平衡， 不能是某一分支的语料比例过于庞大， 这样会影响语料库的整体质量与效果。
在对语料进行收集时， 可以采用以下方式：
（1） 语料抽样。书籍。对与建筑学科相关的书籍进行抽样， 从每本抽样的书籍中随机抽取字数相同的文本， 如10000词， 上下伸缩不超过300~500词。 （2） 报纸。对同一种类的报纸按不同年代、不同月份进行整理， 每份报纸中抽取大概5000字， 上下伸缩不超过300词。 （3） 期刊。对同一种类的期刊按不同刊期进行分类， 对不同种类的刊物按照类别进行整理， 同一类期刊最好收集同一个作者所发表的文章， 对这些文本进行语料收集， 每篇文本收集的字数不超过3000字， 上下浮动不超过300字。 （4） 大学教材。对目前大学中所使用的与建筑学科相关的教材进行收集， 并分类整理， 每个类别中按照文章所涉及的具体内容进行整理， 抽样出相类似的语料。
（2） 语料检索。语料的检索与计算机信息技术相结合， 通过信息技术创建建筑英语翻译电子语料库， 在对语料进行检索时， 根据语料的类别， 语料的语境应用、关键词等进行搜索。“随着技术方面的成熟， 建筑英语翻译语料库可以采取语言学相结合的智能语言学检索软件， 这既为建筑英语翻译的教学提供了语料辅助保障， 也为语言学的学科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4]这种检索软件可以根据字母顺序、字段、字符、句式等方面对所要寻找的语料进行查找， 并且可以自动排序， 这极大方便了建筑英语翻译的教学， 也使学生更好地利用语料库的方式进行学习， 提升了他们的专业语言的转换能力与专业知识的获取。
（1） 语料库标识。标识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对文本的性质和特征进行标识， 另一类是对文本中的符号、格式等进行标识。如建筑材料、建筑材质、构件、立面、梁、顶、楼体结构等各类建筑术语的编码。第一类标识是必要的， 因为它们可以用来对文本进行必要的分类， 为灵活提取文本进行各类目的研究提供便利， 而且它们可以标注在文本开头或者作为另一个文件保存， 丝毫不破坏语料的完整性和原始性。至于第二类标识可以视研究和应用的目的而定。但不管怎样， 保存一份未标识的原文本是很有必要的。
（2） 赋码。一些研究不需要赋码语料库， 而有些研究需要赋码语料库。当前， 语料库的赋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词类码， 又称语法码；另一类是句法码。
词类赋码就是对文本中每一个词标注词类属性， 这项工作通常是在传统语法对词类的划分的基础上进行的， 只是分类适应要求做得更细。如在lob语料库中以nn代表普通名词的.单数形式， 以nnp代表以大写字母开头的普通名词的单数形式， 如englishman， 以nns代表普通名词的复数形式， 如desks， 以vb代表动词的基本形式， 如write、see， 以vbd代表动词的过去式， 如wrote、saw， 以vbg代表动词的现在分词形式， 如reading、eating， 以vbn代表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 如written、seen， 等等。目前自动词类赋码技术已经基本成熟， 对英语基本上可以通过计算机自动赋码， 且赋码正确率在96%~97%左右。
句法赋码就是对文本中的每一个句子进行句法标注。以ucrel概率句法赋码系统为例， 其句法赋码系统分三个步骤：第一步， 对文本中每一个词赋以可能的句法码。该步骤主要依赖于一部标明每一可能词类码对子的句法符的词典。第二步， 寻找一些特殊的语法码形式和句法片段， 对句法结构作必要的修改。最后， 完成每一可能的句法分析， 并逐一赋值， 从中选出可能性最大， 即值最大的句法分析作为每句的分析结果。
词类赋码和句法赋码为语言的量化研究创造了条件， 为进一步研究自然语言的概率性特征提供了方便， 为进一步的语义、语法和语用分析等打下了基础。
建筑英语翻译语料库对于建筑英语翻译教学是十分有效的参考平台与应用工具， 其对建筑英语翻译教学的有益之处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为建筑词汇提供丰富的对比样本， 检索出的词汇或句法的含义都是与建筑领域相关的， 排除了一些无用的含义；为使用者提供数量巨大的双语对译样本， 不仅使教师在教学中可以有大量的例证进行教学， 提升教学质量， 也可以使学生在课外学习与研究中获益良多；可为使用者提供丰富的可用专业型文本资料， 以此作为进一步教学、学习、研究、实践的参考。
以常用的双语对译为例， 基本翻译中的一些词汇或句型在建筑英语翻译中是如何进行意义转换的， 在进行双语转换时如何处理这些情况？单纯地以传统的翻译方式是很难获得这些语料的具体含义的， 因为涉及到专业性知识， 所以不能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语言转换。例如， member这个词， 在词典和教科书中所给出的对译基本都是“成员”的意思， 这个意思在所有的英语教学者和英语学习者的脑中都是根深蒂固的。通过建筑英语翻译语料库对member这个词进行语料对译，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member不再与“成员”这个含义对应， 可以说是“零对应”；2） member在一般的汉语译文中虽然有很多对应， 但基本上与“成员”这个意思差别不大；3） 在专业翻译中， 词汇或句法比在非专业翻译， 如文学翻译， 更加注重结构与专业意义的对应。在建筑英语翻译的具体教学中， 教师通过翻译语料库的运用， 使学生们对同一个词在一般语境下和专业语境下的意义区别理解得更加透彻， 加上教师在教学中具体的讲解、合理的分析， 这使得课堂的教学效果趋于完美。
在具体的建筑英语翻译教学中， 教师应该在翻译教学与研究中时刻求证建筑英语翻译语料库， 这可以提升自身的教学能力与课堂教学效果。“著名学者zanettin认为， 应用翻译语料库相当于一个译员培训研习班， 有助于提高学生理解原文并用更流畅的目标与进行翻译的能力。”[7]26专业英语翻译教学与专业翻译培训也可以借用zanettin的思想， 对专业英语翻译的语料库进行合理的整合、具体的运用， 以满足学生与培训学员的需求。比如， 建筑英语翻译语料库对学生或受训译员在学习与训练中的具体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进行具体的培训， 这可以培养他们在进行具体的专业翻译时的专业意识；再如， 可以对某一具体的文本资料， 试着建立满足这一文本内容与知识的汇编语料， 这样就会使翻译的语料资源更加丰富， 使用者在使用时也会更加方便。
建筑英语翻译是建筑学科与翻译学科相结合的产物， 建筑英语翻译文本的语体风格属于应用文本， 在进行翻译时注重建筑类专业词汇与专业表达， 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类文本翻译， 建筑英语翻译在语体风格上强调直接、精练、简洁、准确。专门双语对应语料库， 尤其是建筑英语翻译语料库的应用前景相当广阔。以此语料库为例， 在词汇层面， 我们可以比较汉英建筑语篇的词汇特色和风格， 或是通过词频来统计出特定建筑场景中最常用的词汇， 作为编撰不同程度的建筑翻译教材的基础， 或是考察特定词汇在在译文中的相关对应， 从而挖掘建筑翻译过程中的词汇构建等。在句子层面， 可以考察汉英建筑语篇在句子解构和句子复杂程度的偏好， 或是研究句子选择主动或被动表达式的深层原因， 或是了解句子在不同文化场合所传达的不同的语用效果， 所能激发起读者不同的文化联想等；在语篇层面， 可以比较汉英建筑语篇在衔接手段上的差别， 或是归纳出他们在语篇结构和体裁结构潜势上的不同特点， 从而考察它们在社会认知根源上的异同；在修辞层面， 可以比较汉英建筑语篇最常用的修辞手法， 考察读者对这些手法的接受和反应， 或是考察汉语建筑语篇中所用到的特定的修辞手法在英文中的习惯处理方法， 并了解他们在译文读者大脑中构成的或主观、或客观、或夸张的印象等。这些都是建筑翻译语料库研制后的研究课题和应用前景。
[1]李德俊.语料库的“代表性”问题[j]。外语研究， 2007 （5） ：66。
[2]秦平新.建筑英语语料库建设思想：方法及应用[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 2009 （3） ：71。
[3]杨惠中.语料库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4]肖维青.平行语料库与应用翻译研究[j]。中国科技翻译， 2007 （3） ：27。
[5]陈伟.翻译英语语料库与基于翻译英语语料库的描述性翻译研究[j]。外国语， 2011 （1） ：69。
[6]穆雷.语料库语言学与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 2010 （1） ：58。
[7]kennedy.g。an introduction to corpus linguis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8]黄俊红.专门用途语类翻译平行语料库研究述评[j]。重庆大学学报， 2013 （4） ：91—92。
翻译研究的论文篇二
长期以来,各个民族之间由于地理环境、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影响,促使中西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也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一差异反映在电影片名中就各自有不同的心理倾向。中国人民更加重视整体的观念,这一点在电影名中就表现在中国观众乐于接受一些综合性、概括性的电影名称,并且这一类的电影名能帮助观众进行整体性地掌握影片的基本信息,例如《城南旧事》就采用汉语中用来概括的词汇来表达。而西方人民则个体思想鲜明,他们注重语言上的简明性,要求电影名能提炼影片中的核心人名、地点等,或者是某一个名词,例如英文电影lolita就采用了影片中的女主人公的名字作为片名。中西文化上的差异性就导致译名和原名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偏差,同时也会直接造成部分的语义流失,很多观众都对源语文化不够了解,甚至会感到很难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这些来自于观众文化、审美性等方面的差异就会使翻译者在进行电影名的处理时,就要对源语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归化。但仅仅是译名和原名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翻译者只要对其进行整体上的把握,使其能完整地表达出原作者的内涵和达到预期设定的目的,使观众对译名产生的审美效果和源语观众是相同的情感体验,也可以认为是成功的译名。例如在英thebridgesofmadisoncounty中,翻译者基于归化翻译策略的基础上,主要关照了中国观众的表达习惯和文化性,通过片名直接反映出影片的中心艺术,于是翻译者就为《廊桥遗梦》,通过“遗”和“梦”来突出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悲剧故事;而“廊桥”则暗指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同时还对主人公的遭遇进行了提示,因为“桥”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认为是相爱人之间的相聚和别离。这个译名把四个汉字连接在一起,不仅精炼地反映了影片中的基本内容,还意味深长地表露出影片中的主题,富有诗情画意的四个字激起了观众对影片故事的联想,译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观众的审美性和心理期待。但是如果这部影片采用直译策略,就可以译为《麦迪逊之桥》,从字面意义来看,中国观众就不能深入了解到影片中的思想主旨,可想而知,这部影片的故事也不可能让人回味至今。在另一部英文电影forestgump中,以男主人公的名字作为电影名,故事主要以一个智商低下的主人公阿甘的视角来剖析美国20世纪中叶到90年代的社会变迁,影片中充满了幽默性和讽刺性意味。翻译者在进行电影片名处理的时候,在归化策略的指导下译为《阿甘正传》,片名说明了影片是以阿甘作为视角,并综合考虑到中国观众的接受能力和认知审美意识。翻译者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灵活运用,采用了“某某正传”的方式作为表达方式,并且把“阿”字放在人名之前则表示出一种亲切的称呼,这种用法在我国江浙等地区仍然还在使用。
翻译研究的论文篇三
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反映殖民主义统治下以文学形式反映第三世界生活的后殖民文学，进一步探究诸如语言问题、教育问题、民族文化与文学等问题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及文化视域下集中表达后殖民思潮的理论主旨等方面。本文拟以西方后殖民理论对当代文化翻译批评理论中的影响，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建设给予批判性提问和参与性思考。在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中，后殖民主义俨然成为一个无可替代、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否则将导致翻译过程中无法彰显不同文化间不对称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不仅如此，用后殖民主义理论重新翻译文本，还会深入剖析其译文与其文字背后蕴含的文化、宗教、地缘、政治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翻译过程中，也考虑在颠覆现存地缘政治权力体系，重构国际正义的政治框架中的积极而独特的作用。
二、后殖民主义与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
其实，早在二战后就产生了“后殖民”（post—colonial）一词，用以代指那些独立的（前）殖民国家。首先《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萨义德认为“orientalism”有三种含义，而汉语则是无法翻译的。第一层是指传统意义的学科名称“东方学”；第二层是西方的东方主义的渊源；第三层是西方的东方主义式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习惯。后殖民主义以西方文化为中心，从特定的特权视角审视这个世界，关注文本的文化转向，促使文化翻译应运而生。萨义德认为尽管产生冲突和矛盾，但是不能脱离后殖民主义的后现代语境。然而，应该看到一直以来，语言学的对等论束缚了翻译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文化翻译比语言学翻译更具现实的进步性。1972年，美国翻译学者霍姆斯（jamesholmes）首次公开发表题为《翻译学的名与实》的论文，把“translationstudies”作为学科名称，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至此，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成立。此后，翻译学蓬勃发展，并且在中西方丰富的理论源泉之中派生出诸多支派，其中便有以“后殖民翻译研究”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研究派。后殖民翻译研究主要是由后殖民研究、翻译理论研究，同时结合诸多学科最终结合而成。
1978年，萨义德（edward）出版《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形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后殖民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它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的话语关系，涉及范畴的广度和深度，且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延伸，最终影响现当代文化批评的转向。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这么说，自有殖民行为以来，人类历史就有关于殖民主义的批评，人类反殖民主义的思想历史悠久，萨义德在《后殖民与帝国主义》一书的第三章中梳理了历史上的反殖思想家。二战后，多数殖民国家在历经长期的战争洗礼后，获得了主权的独立，但他们随后发现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摆脱殖民统治。西方国家，尤其是前殖民国家采取种种方式，通过诸如宗教文化等方式继续对这些独立后的国家进行殖民统治，这段时期被称之为“新殖民主义”。
新殖民主义主要关注的是独立后的国家的殖民控制问题，后殖民主义是新殖民主义的新阶段。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侧重关注文化，关注知识范畴内的讨论，萨义德是后殖民的开创者，他着重关注后殖民主义与深入探寻文化的深层次结构性特征，继雷蒙德·威廉斯之后，伯明翰学派采用其他学科视角，探寻后殖民主义中文化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批评局面。罗伯特·杨（robertyoung）赞同伊格尔顿的说法，一门学科需从对开创者的理论批评入手，研究后殖民主义必须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评入手。基于后来不断对文本解读及其思想的研究，壮大后殖民主义批评。传统翻译理论认为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面对文本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文本表现出来，事实上人任何表现都是根植于语言、文化和制度的语境。在福柯看来，知识与权利是密不可分的，也就不存在纯粹且客观的表现。萨义德认为，虽然西方对于东方的表现是一直行走于东方主义的话语轨道上，但自古希腊时代到当代，几乎无人能摆脱东方主义思想的约束，即使像马克思这样坚定地从东方立场出发，严厉地批判西方的西方学者也是如此。
后殖民主义翻译学派自诞生之日起就势不可挡，现如今传统译学无法忽视它带来的冲击和震撼，同时全新的视角和不同的文本内涵都能帮助译者更深层次地挖掘两种不同文化的内质，绝大多数的翻译学者们都迫不及待、毫不犹豫地投入后殖民理论的怀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受后殖民主义思想影响，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即从语言格式的对等转向文化内涵的体现。这主要是由于“欧洲中心论”已经内化在译者的意识中，译者往往把自己的阐释结构嫁接到殖民地环境中，将殖民者的文化投射到异己文化中，用本土文化意象对他者进行书写。译者通过翻译文本，不仅实现对两种语言的互通，更注重源语中蕴含的文化意涵，并通过合适的译语表达出来。此时，译者不仅具备双语的身份，还具备两种语言的文化，既是语言的翻译，又是文化的翻译。后殖民的文学，首先要认真解读的是萨义德关于英美文学经典所进行的后殖民式解读。萨义德在著作中，即《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中重新解读了西方文学经典，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下开启全新的视角对经典文本进行深入剖析，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重读经典文本”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因为萨义德在文本解读中引入了后殖民主义概念，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英美文学研究。简单地说，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运用的解读经典文本的方法是在东方主义批评的视域下，将文学研究扩展至历史维度和文化维度，从而使得单纯的文本解读衍生为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文化批评。翻译的过程不仅研究简单的语言转换，更应成为对文化构成中诸因素研究的过程。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演变、使用和表达方式必然受到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玛丽·霍恩比突破了固有的翻译定义，认为翻译仅仅涵盖于发生在两种语言间的活动，把翻译看做是两种文化间的互动，不具备自身的特质。苏珊·巴斯内特追溯了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并行发展的历史，认为两者均经历了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三个阶段，同时进一步指出应将翻译的重心从语言层面转到文化层面，并逐渐形成强调翻译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语言的互通，而是注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是“文化翻译”的“翻译文化转向”。
引入后殖民主义的文本翻译的效果，以期提高文化翻译的`水平，增强译者的责任感和创造力。汉斯·费米尔认为翻译主要体现文化迁移，强烈反对把翻译看做是纯粹的语言活动。在汉斯·费米尔看来，进行翻译活动的时候，译者首先应具备双重文化背景（甚至可以更多），因为翻译的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对于原语和译语的把握，然后才把语言看做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要修正传统的翻译原则和翻译原理，首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翻译不是静态的活动，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动态行为，是一种在时代背景影响下的跨文化交流行为。采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翻译文本，能够实现对文化的翻译。建构后殖民主义视角中的文化翻译的间质空间，能够实现翻译不夹杂其他色彩的、纯粹的文本。后殖民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改变了在语言学范畴内研究翻译的传统观念，把翻译放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正如萨义德所指出：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之所以说东方被东方化了，不仅仅因为它是被十九世纪的欧洲大众，以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方式下意识地认定为东方的，也就是被欧化的东方。所以我们（尤其是东方的作者或者译者）必须注意，不能驯服自我、屈服民族灵魂和民族文化进行写作或翻译，这并不是为了自我本身的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或是接受，也许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为了东方化的行为，使得本身对东方存在不良企图的西方可以使之成为一种想当然的理解。
三、结语。
将后殖民的文化翻译理论运用于文本翻译的过程，形成一种适应当前翻译的理论构想。对源语文本进行释读，首先关注的是语音层次，这是文本最基本的层次，是文本赖以存在的基础。把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研究联系起来，能够拓宽各自的研究视野，增强对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研究的认识。语音层次为文本的其他三个层次提供物质基础，尤其是语义层次。语境中的世界――由人物和事件构成的特定的有机的世界，世界则是基于不同语言中的文化背景下而呈现丰富多彩的局面。用语言书写自身民族文化及其历史，是身份认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而如何把握且较准确地翻译文本，其重要途径之一是借助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借鉴国内外翻译理论，尝试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给现有的文化翻译注入新的活力，以期促进翻译理论的发展，为更好地进行文本翻译工作提供新的角度。后殖民主义理论是集多语境多学科于一体的批评理论，由于人们对自我中心主义危害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同时也开始消除原本担心后殖民主义视域下的不同语言的隔阂，随着时间推移逐步认识到杂合化作为文化和翻译策略的优越性，如何才能更好地为翻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值得中国翻译界深思。
翻译研究的论文篇四
摘要：茶叶不仅是供人们购买饮用的商品，而且是具有文化属性的产品，因此茶叶名称翻译就显得至关重要。茶叶翻译一方面便于国外消费者了解我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便于形成统一名称，形成品牌宣传效应。本文主要探讨茶叶出口贸易中茶文化术语翻译问题，通过对翻译传统、翻译方式和翻译效果的叙述，使读者和消费者对茶业术语翻译的情况有一个简要理解。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文化的传播需要翻译成多种文字，因此，文化传统翻译成为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茶文化翻译，我国茶文化产生于东晋时期，直到唐朝发展达到全盛，茶叶贸易也随着茶文化发展而不断拓展。但目前关于茶业术语翻译还存在很多的问题，茶叶名称翻译错误、一茶多译、只取音译等情况时有发生，对我国茶叶传播和对外贸易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因此需要针对这些情况，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补救。
1出口贸易翻译目的。
贸易全球化为我国各个行业发展带来机遇，特别是我国茶叶贸易的发展。全球茶叶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我国茶叶出口贸易产生巨大冲击，茶叶销售逐年下降，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茶业术语翻译问题。茶业术语翻译对我国茶叶出口贸易发展至关重要，如今的茶业术语翻译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类型翻译充满着茶叶出口市场，使国外消费者看不懂茶叶产品，不能很容易分辨出所购买的茶叶种类，因此也就对茶叶消费产生怀疑，渐渐对茶叶购买失去积极性，这样就损失掉大部分茶叶出口购买群体。茶叶产业要想真正打造世界品牌，真正走向世界，需要全球化茶叶贸易才能完成，而茶叶出口贸易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茶业术语翻译问题。我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尤其是茶叶，在我国的各个地区都有分布，形成地方独具特色的茶叶产品和茶叶文化。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黄山毛峰、都匀毛尖、六安瓜片、君山银针、信阳毛尖、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祁门红茶被称为中国十大名茶，他们以其独特的口感和良好口碑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这些茶叶命名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他们根据不同茶叶的颜色、香味、形状和产地进行相关茶叶命名，有的茶叶名称还有着传统的历史渊源。所以茶业术语翻译需要考虑很多方面问题，不仅要根据其汉语名字进行直译，还要考虑它的产地、形态、颜色、味道和历史典故等方面因素。最好做到既能使国外消费者清楚自己所买的茶叶种类，又能了解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信息。出口贸易管理局提出：“出口贸易翻译需要做到，使外国消费者能够理解的情况下，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韵味。这样不仅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发展，更有利于中国传统茶叶文化传播。”
翻译研究的论文篇五
英语词汇总量巨大,外语学习者在扩大词汇量的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困难.近几十年来,外语教学“重结构,轻词义”,“重形式,轻意义”的'倾向,使大学英语词汇教学策略研究滞后.现代语言学研究中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研究方法给英语词汇教学策略研究以深刻的启迪.以词汇原型意义教学理论和意义学习理论为基础的英语词汇教学共时性和历时性策略应该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和科研中予以强化.
作者：冯德河作者单位：山东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刊名：中国校外教育（理论）英文刊名：chinaafterschooleducation年，卷(期)：2008“”(z1)分类号：h3关键词：英语词汇教学策略共时性历时性
翻译研究的论文篇六
内容摘要:主观色彩是绘画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具有创造性的艺术人才,有意识地引导学生的主观色彩,是培养学生艺术个性的重要方面。培养学生具有强烈的色彩个性,需要教师及时正确地引导,才能达到理想的目的。
关键词:主观色彩色彩个性色彩风格。
绘画艺术中最具感情因素的是色彩,大自然的春夏秋冬,人类的喜怒哀乐,都可以运用色彩来表达。艺术家的色彩个性是绘画中跃动的生命。一个艺术家在广袤浩瀚的艺术长河中要有其立足之地,首先就得要有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艺术个性是艺术家的生命。同样,艺术家的色彩个性亦是色彩艺术的生命。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为了表达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强烈的情绪,在色彩处理上不简单模仿自然色彩,而是以个人的感受和感觉为依据,对自然色彩进行重新组合、调配、强化,在色彩上倾注了强烈的主观因素,因此,这种主观色彩深刻地烙印着艺术家本身的思想感情。
主观色彩是绘画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艺术家在掌握了色彩的规律后,在大量的写生创作中,对自然的色彩独具慧眼,比别人看得深,望得远,抓住了大自然色彩的本质,经客观感受后,主观抽象地升华色彩的个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色彩面貌。它是艺术家个性情感的表现,是艺术家对色彩的灵气与激情的表达,也是艺术家对色彩理想世界的独特发现。反映出艺术家对某种色彩的偏爱和理解,主观色彩是经过长期的色彩磨练和探究而形成的。
艺术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有创造性的艺术人才,而不是生产绘画机器。倘若学生都以同样的方法作画,生产同一种面貌的作品,那就是艺术教育的悲哀,这个问题现在已引起普遍的重视。在学生的色彩训练阶段,有意识地引导学生的主观色彩,是培养学生艺术个性的重要方面。培养学生具有强烈的个人艺术感受,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它既需要学生自身不断地努力,也需要老师及时正确地引导,处理好个性表现与其他方面的关系,才能够达到理想的目的。做好这些需要有长期的打算,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它的效果不会很明显地在学生的作业中体现出来,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意义。在艺术教育的基础教学阶段,朝着这个目标并为之打下基础,这样对学生逐步形成自己的色彩个性——主观色彩,无疑是大有裨益的。根据多年的色彩教学经验,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传统的“随类赋彩”,当代的用色指导。
东方绘画艺术推崇“意象”,注重意境的表达,讲究以情造景,充分发挥艺术家的天才创造性,把自然美升华为艺术美,使得艺术处处体现出主观情感和个性精神。“意象”成为中国传统艺术的核心概念。它容纳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审视精神和思维方法的精华。中华民族文化的“意象”观,在形、色、质等物化形式上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传统造型观,显示出自己的哲学特征,重自我精神的表达,毫不迟疑地把客观纳入主观意念的秩序中。“意象”是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统一,即“天人合一”思想,“意象”是以意摄象,以象表意。这个“象”就是重视对客观世界形象的观察、摄取。“意”就是重自主意识、思想情感的发挥创造。艺术的意象不是对自然万象的机械摹写,而是艺术家的创造,自我意识的发挥与显示,致使意与象融合一体。从中国绘画色彩的历史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艺术家在使用色彩时从来不拘泥于他们眼中所看到的物象色彩,他们有着一种相当主观的色彩观支配着他们去运用色彩。公元6世纪南齐的谢赫提出的“随类赋彩”,是对汉代以来用色经验的总结,对整个封建社会中晚期的色彩艺术起到了全面的指导作用,至唐宋时期色彩运用达到相当成熟的`高峰。“随类赋彩”是东方艺术用色的一条重要的理论依据。“类”就是“类型”“类色”,是含有强烈主观意识的“意象色”,“随类赋彩”主张的是绘画不为自然色彩而色彩,而将自然色彩纳入到先行设定的色彩体系类型之中,这种方法使主观色彩如鱼得水,天马行空,在绘画艺术的天地里发挥其独具个性的光彩。
二、分析大师的风格,学习大师的用色。
学生在使自己的“主观色彩”不断完善、表现形式不断完整的过程中,总是有一个向前辈艺术家学习和模仿的过程。这一过程有两个层次,即盲目模仿和自觉吸收。在前一层次中,通过模仿来体现学生对主观色彩的初步认识,这是学生主观色彩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过程。学生从前辈大师的作品中体验及寻求一种主观色彩的灵感,在向大师学习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色彩之路。在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的实践中寻找最适合于自己的色彩表现形式。在后一层次的学习中,是对前辈大师主观色彩的一种自觉消化。是范围更宽、程度更深的潜移默化。这是一个主观色彩形成的高级层次,是对学生自觉完善及主动创造“主观色彩”起显着促进作用的层次。色彩的表现形式是否能成功不单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艺术家心灵创造的再现,主观色彩的表现形式是要体现艺术家的思想观念、艺术追求、审美理想以及文化修养,它不是简单的一种技能的体现。因此,加强学生艺术感受力、鉴赏力的培养,分析和借鉴艺术大师的色彩风格及特点,学习他们对色彩的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表现,体会大师对色彩的感受和认识,了解他们的艺术风格,对学生形成和确立自己的色彩个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绘画色彩领域中有突出地位的画家凡·高,就色彩而言,他的贡献非常显着。他把色彩分解、排列、重置所造成的效果开创了现代色彩的先河,他摆脱了以往传统色彩的制约,根据整体调子需要,主观能动地处理画面色彩。尽管凡·高的作品都是面对自然物象进行写生,但他所表现的色彩是自己主观的需要,从自然物象中抽取色彩来表现自己的情感。凡·高的大多数作品都以黄色为主色调,黄色的热情奔放与凡·高那近似疯狂的个性形成共鸣。他那以殉道者的意志,火一样的热情从事艺术,唯有黄色才能得到充分的情感宣泄。在凡·高看来,黄色是阳光、友情、希望的象征,追逐太阳盛开的黄色向日葵正符合凡·高的理想——对阳光的追求,对生活和友谊的渴望。凡·高不但把他的画室外墙涂了黄色,而且还在画室里画了一批向日葵的油画。他用柠檬黄、洛黄、土黄组成黄色之音。无论是凡·高对色彩的强化处理,或是塞尚理性地控制色彩,还是勃纳尔主观随意组合色彩,都能感受到绘画艺术中的色彩经大师独辟蹊径的主观创造,在我们面前树立了一座座丰碑,这些大师的作品无疑对我们的色彩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通过大量地分析研究阅读大师的作品,增强学生的分析、理解能力,使学生了解、体会大师独创色彩个性的风貌,从中揣摩大师在艺术创作中对主观色彩是如何理解和表现的。结合色彩的写生与创作训练,掌握如何发展色彩个性,达到自如地运用主观色彩。
三、突出色彩的情感,用心灵感受色彩。
艺术作品是艺术家情感的流露和表现技巧的展示,没有激昂的情感投入,是创造不出扣人心弦的作品的。色彩是绘画艺术最具感情的因素,艳丽多姿的色彩能激发我们的丰富联想和各种情感,让学生在学习色彩技法的同时用心灵去感受色彩、热爱色彩,充分利用色彩的感情效果,如色彩的冷暖、表情、联想和象征等,对色彩发出内心的喜好。尽情发挥艺术家对色彩的主观能动性,把自己心中感觉到的、理想的色彩表现出来。毕加索从1901至1902年的“蓝色时期”,这一时期的作品都采用蓝色调,这种色调贴切地表达了毕加索反映巴黎社会下层生活的悲哀,下层女仆等人物的困苦和深沉的精神面貌。此时期的毕加索几乎集中全部精力研究蓝色的表现力,以主观色彩——蓝色来表达丰富复杂的情感。毕加索在1905至1906年的玫瑰时期,作品以玫瑰红表现流浪江湖的艺人生活,在他的作品色彩上,大量采用单纯的玫瑰红,就是毕加索这一时期的心灵感受。毕加索从“蓝色时期”到“玫瑰时期”这种色调上的变化,是和他的题材内容、情绪的变化相适应的,他随着生活内容的变化而采用不同的主观色彩。因此,主观色彩是艺术家用于充分反映自己的个人情感。
四、积淀色彩的知识,丰富色彩的涵养。
如何掌握运用主观色彩,并形成富有个性的色彩风格呢?除了上面论述的几点外,还要从色彩知识方面加以训练,适当地夸张和强调画面上的主导色调,加强色彩的鲜明度,使画面具有强烈感和鲜明感,同时削弱次要的色彩,使画面色调归于纯粹,这种单纯会强化画面的力量。另外进行色彩的归纳训练也是获得主观色彩的途径之一。色彩的归纳也就是色彩的提炼,它排除了丰富色彩的迷惑,抓住了主导色这一关键,逐渐形成自己的主观色彩。进行画面的变调训练,仍不失为强化进入主观色彩思维的方法,这种训练使你在改变画面的色彩时,会围绕着你所动情的色彩而重新组织画面,满腔热情地创造主观色彩。
“主观色彩”作为绘画色彩创作的本质在于不断发展、完善与学生的心灵相和谐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能充分地表达作者的情感,这就是“主观色彩”的最终和最高目的。学生在绘画色彩作品,在其创作过程中,绘画技巧固然是相当重要的,但能否传达出一种强大生命力的独特个性的形式更为重要。我们可以从学生成功的色彩作品中,看到一种生机勃勃的生命力,从中体会到一种耐人寻味的精神力量。色彩风格的不断完善要求学生对适合自己气质的形式进行执着的追求,致力于自己的形式的不断完美,倾注毕生的精力,而使自己的色彩风格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绘画色彩作品的“主观色彩”正是建立在这种坚持不懈的对形式的刻意追求中。
主观色彩是色彩风格的灵魂,没有主观色彩就没有色彩风格,没有色彩风格就没有艺术个性可谈。在色彩练习和艺术创作中,对色彩风格中的主观色彩的表现要给予高度重视,色彩的理论学习及色彩训练所得来的大量色彩知识要成为形成色彩风格的基石,从大量的习作和长期的实践中,有意识地充实、加强、完善属于自己的主观色彩,让主观色彩在艺术创作中插上翅膀,翱翔于广袤的艺术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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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论文篇七
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在《翻译选择适应论》一书中正式提出生态翻译学概念。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结合达尔文的“进化论”中的“适者生存”思想与东方哲学思想、生态智慧而来为翻译实践提供新的理论基础。该理论提出后引起学界的热议与研究同时也有质疑之声。
在中国知网中高级搜索核心期刊，检索条件为输入主题“生态”“翻译”，时间从至共检索出127篇期刊论文。近几年是生态翻译学相关的学术研究与研讨等学术研究成果最集中的时期。研究学科主要集中在外国语言文字、中国语言文字等学科。研究层次分布在基础研究（社会科学）等领域。其中部分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基金的支持。
长期以来，国内翻译界理论发展滞后，在逐渐借鉴西方翻译思想的过程中，出现了亦步亦趋或西方思想的“追随者”现象，增强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势在必行。生态翻译学作为本土翻译理论，国内学界逐渐掀起理论研究热潮。
胡庚申教授作为生态翻译学的创始人，孜孜不倦地对理论进行探索。胡认为生态翻译学作为新兴翻译理论。与其他翻译理论相比，生态翻译学在立论视角、哲学理据、关注焦点等方面有自身的优势与创新。胡（2014）对宏观层面上的“译者中心”和微观层面上的“译者责任”进行理论分析。国外学者恩创·哈格斯（2013）介绍了生态翻译学的国际化研究进展与未来的发展趋势。文章认为生态翻译学的引入打破了传统的西方翻译理论一统翻译界的局面，促进东西方翻译理论的交流平台的构建。
三、生态翻译学的具体应用。
生态翻译学作为跨学科、跨领域的翻译理论，学者运用“三维转换”“适应选择”理论分析译文的质量。如翟晓丽（2014）、聂韶峰（2014）从三维转化角度对电影中的译文进行评析。石春让&李健（）以《快乐王子》的多个汉译本为范本，从时空两个维度进行比较研究。
学者们更加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例如，舒小杨（2014）将生态翻译学置于翻译教学环境的背景之中，以帮助翻译学习者增强翻译能力。唐祥金（2013）将生态翻译学的“三维”理论与公示语的翻译相结合，吴育红&刘雅峰（2014）注重生態翻译学与外宣翻译相结合。田娜（2015）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支撑，注重研究中国川酒文化的生态翻译。
四、生态翻译学的质疑与释疑。
任何一种理论或批评模式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尤其在关注面上，都有其重点和盲点，生态翻译学作为新生理论也不例外。
陈水平（2014）认为胡提出的“翻译生态环境是译者和译本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的论述，将翻译放在翻译环境的最底端，忽略了翻译的“跨地域”特点；“译者中心”，违背了生态伦理；选择适应论置于中坚，忽视了更为广阔的翻译环境。胡庚申教授驳斥陈的论点。胡（2014）认为陈“关联序列”存在误读并对相关的最新进展不了解；译者以生态翻译学为研究基础是以文本为支柱，并没有脱离文本而存在；陈没有区分翻译适应选择论和生态翻译学的不同，陈的研究还停留在对初期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批评中。
五、结论。
现今翻译市场蓬勃发展而译者鱼龙混杂，译文良莠不齐，低层次译者产能过剩、高层次译者数量不足，对译文的衡量标准尺度不一。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基础的译文它既提升了译文的可读性，同时又满足了大众对高水平、深层次文化的需求。
翻译研究的论文篇八
在传统的教学中，高中是学生升学的重要阶段，被社会看成是学业上甚至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很多知识的学习都是对原有知识点的升华和进一步教育。在传统的高中教育中，英语教学还只停留在书面语言教学上，对于口语的练习和培养花费的时间少之又少，并且有关口语的练习可能也是涉及到英语的日常生活联系，与西方的文化背景相差甚远。由于学生入学时候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学习兴趣也有高有低，所以，高中的英语成绩会有非常大的差别，再加上高中英语教师在教学观点上相对落后，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不到提高，不利于学生英语水平的提升。所以，传统的英语教学没有办法满足社会的需求，需要进行改变。
一、转变教师思维方式。
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处于引导地位，对学生英语能力的培养以及学习都起到非常好的促进作用，所以，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英语理论基础和知识技能，还要对西方文化有非常全面的了解，这样有利于在对学生的教育时消除学生所处的环境与英语背景的差异性，激发学生的语言环境，加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在英语应用上可以更加顺利，对于以后在英语应用上不会出现因为文化差异上的不同而造成的尴尬事件。同时，教师还应该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把西方文化背景自然的融入到对学生的教育中来，减少文化之间的差异程度，让知识点在学习内容的文化背景下更好的溶为一体，帮助学生语言环境的形成，也能加深对文化的认识程度，避免与外国人在英语交流上存在的文化差异，加强学生对文化的认知程度。
二、选修课和课外英语活动中导入英语文化。
不仅仅在传统的英语课堂上学习英语，同时，学校还可以增开英语选修课和兴趣课，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英语兴趣，让学生实际了解到外国的语言文化。教师可以推荐学生进行英文作品的鉴赏，让学生多听听英文歌曲，既能锻炼学生的听力，还能纠正自己的发音。同时，学校还可以为学生开展英语朗诵比赛、歌唱比赛等英语兴趣方面的比赛项目，通过对活动的准备，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还能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三、在语法和词汇教学中导入英语文化。
语法是学生接触英语最基本的一种方式，如果是单纯的语法学习，学生学习起来会比较单调，死记硬背的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所以，教师可以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语言表达上的不同贯穿在语法的教育上，让学生可以通过学习对语法和文化都有非常好的理解和记忆。英语作为一门语言，在表达形式上非常注重文化内涵的表述，并且由于国家不同，在语言的使用习惯上也与汉语有非常大的差别，所以，教师不应该用汉语的思维方式来教导学生英语，一定要为学生创造出良好的英语语言学习环境。例如，汉语中的“农民”是同一个意思，没有其他的表达形式，在任何一种环境中都可用，但是，在英语中就不同，农民可以用“farmer”和“peasant”两种不同的形式表达，这里的不同在于经济状况和文化教育程度不同，所以，有不同的表达模式，而在使用中如果没有对其深层的含义表达清楚的话，会引起非常大的误会，实际上的差距非常大。学生需要把每一个词汇在背景和运用上完全掌握，这样才会在使用中不会犯错，对于文章的理解上也会更加深刻。
四、多媒体技术的应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信息技术开始在课堂上有非常广泛的应用。教师再课堂上使用多媒体技术，可以把课本上的知识点结合一些课外的内容，通过图片、视频等方式播放出来，让学生可以更加深刻的理解学习内容，比传统的教师讲授更加直观、深刻，尤其是遇到一些比较难懂的知识点，效果更加。运用多媒体技术还能提升学生的学习注意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更好的提升英语学习兴趣。
五、让英语走出课堂。
高中学生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力，并且教师可以让学生走出课堂，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来验证自己的学习效果，并且，通过实践，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热爱英语这门学科。对于一些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聘请一些外国教师，学生在课余时间，找到外国教师与其进行交流，不仅仅是学术方面的知识，还可以是生活的甚至是其他各个方面，既能考验学生的英语学习水平，还能加强学生与外国人的交流能力，为了能够交流更加顺畅，提升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及对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了解。同时，教师还可以为学生创造更多的英语方面的交流机会，可以与其他学校的学生进行英语交流，了解其他学生学习英语的方法，看自己在英语学习上是否需要有改进的地方，还可以找到一些可以相互交流的英语书籍，帮助他们在成绩上的提升。并且，学校还可以为学生组织一些西方的节日，让学生亲身感受到西方节日的氛围和与中国节日的差异，体验更加深刻。总之，高中英语是提升学生英语水平的关键时期，为了能够加强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需要教师可以在教学方式上进行转变，把中西方文化进行融合，不断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要求。
参考文献：
[1]胡文仲,高一虹.外语教学与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xx.
[2]许力生.跨文化交流入门[m].浙江大学出版社,20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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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论文篇九
翻译真是一件痛苦也无趣的工作，不过为了更好的理解英文的意思，全文翻译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我翻译的这篇文献是跟我的毕业论文相关度非常大的文献。该文献我看过几遍以为很熟了，结果被别人一问就表达不清楚了，所以还是没有弄清楚作者的意图。通过全文翻译后，差不多明白作者的观点和结论了。由于最近正在准备毕业论文开题，所以翻译工作将会成为最近工作的重心了。前两天听了博士师兄的答辩，才更加清晰的认识到文献综述的重要性。只有多看文献了解国内外研究的进展情况才能更好的开展自己的研究。
翻译研究的论文篇十
在当前翻译日渐商业化和产业化的背景下，市场对高层次应用翻译人才的需求逐年增加，而传统的外语专业教师的职业素养与能力结构难以满足翻译人才培养的需求，如何顺应市场需求，提高职业化应用翻译人才的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张瑞娥、陈德用（2012）调查发现，尽管中国高校翻译师资在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和学位结构等方面已经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但学术型师资和应用型师资的配备仍然不够合理。目前，我国翻译专业教师大多数由传统外语教师转型而来，专业背景和长期从业经验不足，无法给学生提供专业性和职业性的指导。何刚强（2007）、詹成（2008）、鲍川运（2009）等学者指出，翻译师资不足是当前翻译人才培养的突出问题，已成为制约口译、笔译教学的一个瓶颈。如何建立一支既懂理论又善实践，能胜任教学任务的翻译专业教师队伍，是本科阶段翻译人才培养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
一、翻译专业教师的职业素养与能力构成。
何刚强（2007）提出，翻译专业教师具备以下三种能力：第一，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精通翻译的一般策略与技巧；第二，宽广的翻译理论视野，熟悉译论的国内外发展动向；第三，无穷的琢磨翻译的激情，懂得教学的互动与循循善诱。韩子满（2008）也指出，翻译本科专业教师必须具备职业化素质，具体来讲，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专业知识，包括翻译知识和翻译能力；第二，教学能力，包括教学组织能力和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能力；第三，科研能力。也有学者呼吁，本科阶段翻译专业教师应具备“双师”素质，即“教师职称+翻译职业资格”，即翻译专业教师不仅要具备大学专业教师所需的教学和科研能力，还应具备翻译职业化素质。穆雷、仲伟合、王巍巍（2007）认为，翻译专业教师要对翻译职业有清楚的认识，包括职业特点、规律、行规、道德等。教师只有熟悉翻译工作所需的基本翻译技术，了解翻译的职业特点、行业规范与市场需求，才能言传身教，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综上所述，翻译专业教师要想胜任教学工作，应具备以下四种能力：一是良好的教师素养和教学能力，即具备必要的教育教学理论知识，并能够灵活运用教学组织技巧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这是对教师的一般要求；二是丰富的翻译理论知识和扎实的研究能力，教师只有系统地了解、掌握古今中外有价值的翻译思想，具备宽广的理论视野，才能够正确引导实践、充实课堂，并促进科学研究能力的提高，这也是对高校教师的特殊要求；三是过硬的翻译实践能力，翻译专业教师只有具备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掌握翻译的规律，才能有效地帮助学生提高翻译实践能力；四是良好的翻译职业素养，了解翻译职业的特点和行业规范。以上四种能力对于应用型翻译人才的培养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第三和第四这两个方面，恰恰体现了教师的翻译职业化水平，为职业化翻译人才培养提供了人才保障。
二、翻译职业化与教师发展。
翻译职业化首先要求教师具有较强的翻译实践能力，了解翻译行业的特点和规范。本科阶段翻译教学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把学生培养为“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中等翻译人才”（蔡平2006）。翻译实践课程在本科阶段翻译教学中占主导地位，大量的案例分析和作业讲评则是国内外翻译课程的主要授课方式，因而过硬的翻译实践能力是翻译专业教师首要的、基本的能力，否则不足以令学生信服，也无法满足职业化译者培养的需求。翻译专业教师应能教授英汉笔译、汉英笔译、文体与翻译、经贸法律翻译、翻译实务等翻译技能类课程以及与翻译职业相关的实用课程，了解翻译市场的需求和行业标准。鉴于此，翻译专业教师应具有不低于30万字的笔译实践量，或者至少20场的.口译实践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够胜任翻译专业的教学任务。然而，目前我国翻译专业教师队伍现状堪忧，大多数教师缺乏职业和行业背景，或由传统英语教师转型而来，或为近年新进博士学位人员，翻译职业素质欠缺。受专业背景所限，真正具有丰富翻译实践经验和较强翻译能力的教师仍然匮乏，而翻译实践量在100万字以上者更是稀缺。教师缺乏对翻译规律的清晰认识，不了解翻译的职业特点和行业规范，因而无法为学生讲授与项目管理、翻译职业市场、行业评判标准等相关的翻译实务知识，不利于职业化翻译人才的培养，也阻碍了翻译专业教师自身的发展。翻译专业教师职业化程度不足，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科研投入与翻译职业能力发展相矛盾。
本科阶段翻译专业最根本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为“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中等翻译（口译、笔译）人才”（蔡平2006），这首先要求翻译专业教师具有一定的口译、笔译实践积累，还要有扎实的翻译理论知识和教学功底，将实践知识内在化，并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专业翻译教学常常采用工作坊的形式进行授课，即教师通过让学生大量接触各类真实的源语文本素材并进行实际翻译训练，引导他们对翻译过程、翻译步骤、翻译策略进行反思和讨论，帮助其学会运用翻译参考工具解决问题，并最终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翻译综合素质。在这一过程中，教师集调解者、组织者、创造者、促进者、监管者、引导者、指挥、教练等角色于一身（李明、仲伟合2010）。这就要求教师具备较强的翻译能力和丰富的行业经验。然而，与此相矛盾的是，目前国内高校翻译专业教师面临比较繁重的日常教学工作和科研压力，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占用了教师从事翻译实践的时间，制约了翻译专业教师翻译能力的自我突破和专业发展。长期脱离实践积累，教师的翻译能力无法提高，无疑会制约高素质应用型翻译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翻译教师职业素养的全面提升。
（二）评价体制不完善，翻译专业教师的专业认同感低。
目前，由于绝大多数高校职称评定和考核标准的科研导向性比较强，因而教师在职研修、自我提升专业学术水平的意识明确，并且时间和“心理空间”压力显著（张莲2013）。翻译专业教师的实践能力和课堂水平往往与评价并不挂钩，换句话说，教师的翻译能力并不会对本人的晋升、奖励有本质的影响。这样，教师的实践积极性和努力提升自己的动机就会大打折扣。
三、翻译专业教师的发展途径。
教师是高校发展的核心因素，教师的专业发展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张莲2013）。翻译专业教师队伍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是由多种主客观因素造成的。培养高素质、职业化的翻译专业教师队伍，是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的关键，这不仅需要外在环境和管理机制的保障，而且需要教师有明确的专业发展观和专业发展行为。
（一）创新翻译专业教师培训方式。
要改变当前的翻译师资状况、优化师资构成、提高翻译专业教师职业素养，就要有效整合高校学术资源和行业资源，对翻译专业教师进行翻译实践、教学技能和科研方法等方面的培训。目前，我国翻译专业师资培训已经渐成体系。近年来，中国翻译协会和各大知名高校多次举行针对职业翻译能力和翻译教学能力的师资培训，这是本科阶段翻译师资培训系统化和专业化的一个有益尝试（鲍川运2009）。培训内容从初期以翻译理论与教学法培训为主，逐步涉及各相关领域，如翻译研究方法、翻译教学基本理论与原则、翻译课程规划、本地化管理、翻译技术、翻译项目管理、口译和笔译实践等多个方面。在翻译教学培训方面，除了中国翻译协会每年一度的翻译教学法培训之外，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京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先后举办了口译、笔译教学开放周等活动。近年来，口译、笔译高级技能的培训日益得到关注，并且出现了翻译专题培训项目，例如，中国翻译协会举办的法律翻译技能培训，内容涉及法律翻译概论、各类法律文本的翻译与写作常用技巧、法律翻译习作点评指导等方面。培训专家既有学界专家，又有行业资深译者；培训课程从专业训练、专题讲座、专题研讨到课程示范、上机实操、案例讲解，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理论讲解与教学示范和翻译实践有机结合，产生了良好的教学培训效果。然而，此类翻译师资培训尚不足以满足当前翻译专业教师发展的需要。首先，从培训时间来看，培训多以1～2周的短期培训为主，缺乏中长期的具有较强延续性的培训。其次，从培训方式来看，培训仍以讲座式培训为主，即按照既定的培训计划，向培训对象进行单向的信息传输，参与式培训不足。讲座式培训虽有利于培训对象快捷、系统地接收、理解所传输的信息，但容易忽视培训对象的个性差异和实践积极性。针对这一不足之处，应当加强校企合作，派教师进入企业实习。经过大量翻译实践和行业专家一对一地审校、点评，有助于翻译专业教师提高翻译能力，了解行业规范，同时也能实现校企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此外，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翻译专业教师“先天不足”的问题，还应当拓宽教师的来源，引入具有职业和行业背景的兼职或短期课程师资，充实翻译专业教师队伍；还可以通过校企合作，共同建设专业课程，即由行业专家与专任教师共同参与课程大纲、教案和教材的编写，以及课程评估标准的制订，这种方式能有效帮助翻译专业教师熟悉行业规范与市场需求，提升其教学能力。
（二）建立以校为本的教师教育长效机制。
合格的教师应能够根据自己的教学能力、学生的学习和心理特点以及任务的要求等选择适当的策略，在教学活动中监督策略的执行过程，能够依据学生的反馈信息对教学活动进行自我评价与反思，改进教学策略，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吴迪、陈迎，等2009）。然而，有研究发现，目前大多数高校的青年外语教师还没有真正从思想上意识到自我反思的重要性，没有意识到只有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通过思考、实践、评价解决问题，才能实现自我发展（吴寒2011）。因此，高校应考虑建立以“自我反思、群体协作”为核心的翻译专业教师教育机制，通过举办教学研讨活动和教育技术培训、加大教育资源投入等方式，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帮助教师学会全面反思和评价自己的知识、教学行为和教学效果，增强翻译专业教师的自主发展意识，使其形成明确的专业发展目标和科学的教育观。
（三）建立多元化的翻译专业教师考核评价方法。
我们需要借鉴国内外知名高校的经验和规范，探索并建立一种基于翻译专业教师专门人才培养的、适用于翻译专业教师的人才质量标准，将制度保障融入翻译专业教师队伍建设。翻译实践成果应与教学能力、科研能力一样，成为评定翻译专业教师职业素养的重要指标。学校应针对翻译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制订科学合理的教师评价考核机制，促进翻译专业教师职业素养的提升。例如，建立翻译教师培养体系与资格证书制度，结合当前翻译专业教师自主发展、校企合作培养和校本培训等培养模式，鼓励教师取得翻译职业资格证书；通过量化的方式将翻译实践成果纳入教师考核和职称评定，充分发挥翻译专业教师适应环境、发展自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鼓励教师与业界加强合作，针对翻译实践项目、翻译研究项目等开展横向课题研究，通过团队合作实现科研、实践的共同发展，储备专业实践教师后备力量。
结束语。
翻译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对于提升翻译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教师专业发展受教师个体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而翻译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必将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国家、学校和个人多方位、多层次的共同努力。
引用文献。
翻译研究的论文篇十一
翻译作为一项艰苦卓绝、需要高超技能和丰富知识储备的工作，在国际交流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作为从事翻译行业的人员，需要不断地进行学习和探索，以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在我的翻译实践中，我深感到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性。本文将分享我在翻译研究中的体会和经验。
第二段：理论研究。
翻译研究旨在帮助翻译人员更好地掌握翻译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巧，并在实践中应用和创新。在翻译过程中，我充分意识到了翻译理论的必要性。只有掌握了翻译理论，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驾驭语言、文化和意义。翻译理论与实践相互依存、相互支撑，是翻译研究的基础和动力。
第三段：语言技能。
除了理论学习，翻译人员还需要具备高超的语言能力。在我的翻译实践中，我发现在语言重要性愈发突显的时代，汉语和英语已成为了国际交流中最为主要的语言。因此，汉英翻译在翻译工作中的地位极为重要。为了提高自己的语言技能，我常常进行多元化的语言学习和训练，譬如刻苦钻研英语语法、积极参与英语口语交流、日常阅读、影视欣赏、合法合规的网课学习等。
第四段：文化背景知识。
翻译涉及到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因此，文化背景知识研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在我的翻译实践中，我注意到文化背景知识的重要性。文化背景知识充分体现了语言和文化的交汇和整合，而明晰文化背景知识则可以为翻译工作提供充分的支持和信息。同时，文化背景知识对于翻译人员的认知和素质也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提高文化背景知识，可以培养翻译人员的国际化视野和综合素质。
第五段：翻译实践。
理论知识和技能固然重要，但翻译实践中的经验也是不可忽视的。在我的翻译实践中，我注意到翻译实践可以对理论知识进行检验和改进。同时，翻译实践也可以使翻译人员进一步发现和探索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从而推进自身水平的提高和完善。因此，只有在实践中纠错、积累经验，翻译人员才能够真正从翻译研究中受益，并不断提高自身的翻译水平。
结语：
通过以上的探讨，我深深认为翻译研究的重要性。翻译研究是翻译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动力，是翻译人员在不断迭代、提升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当然，翻译研究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过程，而是一个始终贯穿翻译工作中的过程。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深化翻译研究，并将其应用到实践中，从而提高自身的翻译水平，更好地为国际交流服务。
翻译研究的论文篇十二
摘要：在后殖民语境下，作为翻译研究的根本理论对等理论出现了文化转向。多层次对等理论在全面关照语言本体层面对等的基础上，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翻译学的研究视野，倡导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文化功能的等值，反映了后殖民理论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承认文化差异，主张平等对话的思想，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均有着深远的意义，是翻译研究的深化。中国译学从中可以得到极好的启示，即加强汉外翻译实践，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进一步提升译者身份和译学地位。
一、多层次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发展脉络。
对等(equivalence)是翻译理论研究中一个关键概念，是翻译学发展过程中争论最多的话题，也是随着翻译学的发展，不断深化、日臻完善的课题。
国内外翻译理论界对对等理论的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从中国传统译论代表“信达雅”到现代译论“神似”、“化境”说，直至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和谐说”等等，对翻译中语言、风格直至整体美学效果的不同层面的对等进行了阐述。但是，传统翻译研究基本上由“忠实”、“准确”等概念所主导，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局限于静态语言转换机制。
国外对等译论以奈达(nida)形式对等和功能对等(formalcorrespondenceandfunctionale－quivalence)影响最大，后有波波维奇(popovic)、巴斯奈特(bassnett)以及莫奈・贝克(monabak－er)的分层次对等理论，跨越了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的局限，使对等理论研究出现“文化转向”(cul－turalturn)，在阐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理论文化政治批判的策略引导下，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对等理论研究必然将从语言内部层面走向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语境，从而给予翻译以深刻而具现实意义的启示。
奈达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dynamiccorrespondence)突出内容为主，形式为次的思想，引发了很多批判和误解。后来，他将功能对等中的“信息”作了引申，指出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而且也包括语言形式。他认为，形式也表达意义，在功能对等的翻译中，不但要求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90年代中期，奈达放弃句子转换生成的观点，将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对等理论。对动态对等或者说功能对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最贴近的自然对等”看来是不够的，没有一种译文可以称得上与原文是完美的对等，虽然可以认为它们达到了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因此，他提出了不同层次的翻译对等概念――“最高层次的对等”和“最低层次的对等”。所谓最高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使目的语听众或读者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所作出的反应，与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上一致。所谓最低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能达到充分的对等，使目的语的听众或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他认为，在最高与最低之间，可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对等。可见，经过多年的探索，奈达逐渐将对等的范围从语言内部向读者反应扩展。
波波维奇将等值从词法、句法、篇章及文体等语言层面分为：
(4)语篇对等(横向组合关系对等)(textual／syntagmaticequivalence)：原语与译语在篇章结构形式上的对等。
可见，波波维奇对翻译等值的探讨，停留在语言内部，但是他将对等按照语言结构层次进行划分，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中的等值不是同一(sameness)，或者数学意义上的等值，而是多层次的对等。她援引诺伊贝特和皮尔斯语篇理论的观点，认为翻译等值属于符号学的范畴，由句法、语法和语用三方面的对等构成。而且这三方面的对等构成一定的层次关系：语义对等优先于句法对等，而语用对等以前两种对等为前提和补充。巴斯奈特强调，等值问题的研究应该把对等放在文化及时空的背景来看待。巴斯奈特在其与列夫维尔(lefevere)两人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对“功能对等”又作出如下解释：等值即指目的语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承担其功能的方式与原文本在原语文化中曾经发挥或承担的功能方式一致。显然，这里的等值内涵已远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等值概念。在这个定义的理论框架下，译者为了获得功能上的对等，除了语言层次的润饰，还需文化上的整合，从而满足文化价值系统下等值的全新标准，也明确了多层次对等理论的“文化转向”(culturalturn)。
莫奈・贝克将对等层次进一步细化为5个层次：
(1)词层对等；
(2)词组对等，包括搭配、习语和成语的翻译：
(3)语法对等，对照原语与目的语语法范畴的多样性；
(4)语篇对等，涉及主题、信息结构和连贯性的对等；
(5)语用对等，照顾到内涵的传承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翻译是一项交际活动，译文不是一个静止的文本，而是原文作者意愿的载体，译者的任务是如何在目的语文化中将这一意愿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另一个读者群。这里，对等理论不仅在语言内部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而且从语用的视角再次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研究视野，追求文化层面的语用对等。
二、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后殖民语境。
综合上述，文化转向的对等理论，均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尤其是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翻译理论研究“文化转向”的必然结果。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后殖民批评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承认文化的差异，主张不同文化的平等。后殖民研究视角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将翻译看作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殖民地人民在获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之后，更增强了解除、摆脱宗主国的精神控制的要求，这当然是一个比体制变革更艰难的文化政治工程。不少后殖民学者认识到要重塑民族身份，抵抗霸权文化的侵略。从更加广泛的意义来说，虽然殖民主义早已结束，但殖民主义作为维持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代名词仍然以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形式在经济、科技领域进行着垄断，在社会、文化上进行不遗余力的“渗透”，以西方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取向弱化甚至瓦解殖民地、弱势文化的本土文化。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而言，直到今天，许多领域仍然承受着这种“不在场”的殖民影响。在中医领域，本土化问题和中国意识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中医现状面临的根本性、全局性的关键问题是“西化”，即向西方医学的异化。哲学领域，中国哲学面临的尴尬局面是：我们加以诠释的概念，是从中国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而我们现在用以诠释的概念，是些移植的外文词。中国人文化认同的危机可能比通常所想的还要深重。现代中国哲学的身份令人置疑。而作为跨文化交际重要渠道的翻译实践领域，中西方存在着严重“逆差”。20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106800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中国著作仅仅近千册。翻译实践主体的文学交流，同样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现象。中国对西方文学的引入，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西方文学名著，在20世纪的中国得到了广泛和系统的翻译，而西方似乎更重视中国古典文学，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则缺乏热情。这一现象似乎与上述中国学的发展相互矛盾，但可能引发我们更深的思考，如果中国学者不做出努力，西方中国学研究是否会停留在赛义德(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里所论述的情景中?即他们的研究根本不是建立在对东方客观全面的了解基础之上，而是用被扭曲、被肢解的“海市蜃楼”或“想象性东方”，以此作为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并将虚构的东方反过来强加于东方，将东方纳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实现文化殖民和语言殖民。所以，如果我们不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和国际学术前沿对话，只是被动地等待西方的汉学家来发现我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作品，显然就会存在一种滞后性，造成中国文化的失语状态。更为堪忧的是，我们正面临着西方不遗余力的渗透和西化的巨大威胁。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使者，中国译者必须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促进中国与西方的相互了解和共同繁荣。
三、对等理论文化转向对中国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意义。
(一)理论建构意义。
对等理论作为翻译研究的中心理论，从传统侧重语言形式对等的规范性研究逐渐转向涉及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描述性研究。多层次对等理论突破传统译论二元对立、一个对等标准，将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对等理论的视野。在巴斯奈特和莫奈・贝克的对等理论中，语用对等将翻译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交际情景之下，消解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殖民统治的影响，推动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和谐互动。
吕俊对目前翻译文化转向做了较为全面透彻的反思，认为翻译的文化转向只是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是目前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当然也是一次研究深化的过程。但是他担心，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剥夺，否定对语言问题的本体研究，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使翻译研究消解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之中，从而丧失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
多层次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研究不仅是理论的深入，进一步扩大了译学研究领域，将文化学、人类学、政治学、意识形态学的研究成果融为一体，使这门跨学科研究的新兴学科有了更为宽广的发展平台，而且，对等理论的文化转向将文化因素置于多层次对等体系之下，与语言内部因素相辅相成。在这里，翻译的语言本体研究在诸多外部因素的关照下，将更为全面、科学、有效，必然推动翻译学的发展趋于成熟。对等理论从影响翻译的内部因素向影响翻译的外部因素拓展，关照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将翻译研究引向探求影响翻译的诸多因素更高层次的对等，诸如作者与译者地位的对等，即主体间性的转向，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并以此来反观翻译语言内部层面的对等策略，有着深远的实践指导意义。对目前译界的热点如翻译主体间性的转向、弱势文化民族身份的重塑等方面的研究，有着很强的解释力。
(二)翻译学科地位的提升。
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文化转向，对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对等的研究，必然提升译者以及翻译学科的地位。文化价值的对等，使译者与作者在跨文化交际中享有同等的话语权，译者地位从“隐形”、“女性”的阴影下解放出来，与作者一起共同推动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与和谐互动，使人类文明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巴斯奈特和勒菲维尔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translationturn)便是有力的佐证。德里达(derrida)甚至将哲学问题的研究最终归结到翻译研究上。他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翻译的概念问题，哲学的起源是翻译，或者是意义传译的可译性这一基本命题。试图通过对翻译问题的探讨，阐明哲学思想，尤其是关于语言本质和意义的观点。
在中国，翻译学学科地位刚刚确立，学科的发展、地位的提升任重而道远。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为中国译学界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背景和发展契机。
四、结论。
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研究文化政治批判倾向必然影响到翻译研究的根本课题：对等理论研究。多层次对等理论突破传统译论二元对立、一个对等标准，将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对等理论的视野。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仅有利于提升翻译的地位，推动翻译学研究从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发展；同时，从意识形态的高度促进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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