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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一
（一）上位法与下位法。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委员的四分之三或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表决通过。在宪法侧重的内容上，宪法规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在法律效力上，普通法律是由宪法派生而成的，同时任何法律都不得与宪法的精神相违背。另外宪法的制定与修改程序也要比其他法律更为严格。而行政法是由国务院依法制定而产生，所依照的法，便是宪法，不仅政府需要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而且在行政法的制定程序上，行政法的基本精神不得违背宪法，而且行政法的制定也需要借鉴宪法，同时也要接受全国人大的审核才能生效，因而宪法要优于行政法。
（二）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其他一切法律作为派生法律。法律的制定与实施都不得违反我国根本大法的基本精神，而且行政法作为宪法的派生法律同其他法律一样，行政法不仅要接受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审查，另外在行政法实施的过程中可以对行政法中的具体条文提起违宪审查，维护具体个案的公平正义。
（三）法律的保护对象相同。
规范限制国家权力是宪法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使国家权力能够正确行使和有效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宪法最主要、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为了规范政府职权的实施，明确政府责任也需要对行政法进行制定与实施，规范行政执法过程但最终目的是保证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或者公民在受到行政行为的不法侵犯的时候也可以进行行政救济即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四）维护法益和遵循的价值理念相同。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基本的价值理念，宪法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非法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另外宪法也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与自由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宗教信仰自由、出版集会结社游行s威的自由，因而我们可以从法律条文中看出宪法在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与遵循的价值理念，而行政法也规定了公民在受到行政机关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时可以进行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以及在涉及自身的利害关系时也可以申请举行听证会，在法律地位上，行政机关与公民个人处于同等的法律地位，在行政法中也规定了公民的诉权与遵循平等自由公正法治的理念。
二、宪法与行政法中关于财产法益的现实性问题。
（一）行政征收财产的'保护。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规定在我国宪法第十三条中。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按照法定程序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而行政法的行政强制中的基本原则中也明确了适当性原则即均衡原则，兼顾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托党性原则，达到行政管理的目的和必要性原则，选择适当的方式，达到目的为限度，但是在现实案例中，行政征收与强制执行中，在房屋征收尚未达成合意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强拆造成强拆事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房屋征收与补偿应当遵循决策民主、程序正当、结果公开的原则，但在现实中只存在强拆事件并没有出现对房屋的保护。
（二）行政征收主体不合法。
我国法律规定进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的任务即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是可以被房屋征收部门委托的。不得以盈利为目的是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的重要内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实施的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由房屋征收部门负责监督并对实施行政征收单位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在现实情况中，实施房屋征收的单位多是以具有盈利为目的的房地产公司，而且并未取得房屋征收部门的授权，即实施房屋征收的单位并不具备法律资格，同时房地产公司在行政强拆的过程中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并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大多是以民事责任进行赔款。另外，行政征收部门在实施行政征收的过程中并未发挥有效的监督与审查作用。
（三）行政征收补偿方案的无效性。
行政法规定在进行行政征收之前，征求公众的意见应当由市、县级人民政府办理和根据公众意见修改的情况及时公布。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多数被征收人认为征收补偿方案不符合本条例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由被征收人和公众代表参加的听证会，并根据听证会情况修改方案，但现实房屋征收补偿条款并未达到被征收人的一致同意或大多数人的同意，而且在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行政征收实施单位即房地产公司会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强拆，严重危及当事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四）行政侵权行为时有发生。
在行政征收实施单位在未取得行政征收授权的情况下以及公众与政府在行政征收补偿条款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非法对行政征收财产进行强制拆迁，多数情况下危机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二
在国务院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给出了这样的概念“依法行政就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必须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必须维护宪法权威，确保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把推进依法行政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开拓创新与循序渐进的统一，既要体现改革和创新的精神，又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分类推进；必须把坚持依法行政与提高行政效率统一起来，做到既严格依法办事，又积极履行职责。”因此，我认为，依法行政原则是是行政法的生命，是行政法的基本，其他原则都可以被理解为这一原则的扩展与延伸，其含义包括：
（一）、法律保留，指的是所有的行政活动都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进行，包括：
1、依法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行政机关除非获得授权，否则不得做出任何规定；
2、在没有立法文件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不得做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行为。
（二）、法律优先，指的是所有的行政活动都不得违背现有法律的规定，包括：
2、对于法律授予的职权，行政机关应当严格按照程序，在法定的范围内行使；
3、对于法律规定的义务与职责，行政机关应当积极有效地履行或执行。
二、程序正当。
在行政法规范中，程序性规范占据了极大比例，因此程序正当也是法律对行政活动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1、信息公开，指的是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开其活动的依据、过程以及结果。当然，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不在公开之列2、公众参与，指的是行政机关做出重要的规定或决定时，应当听取公众意见，尤其是应当听取直接相对人与其他利害关系人的陈述、申辩3、公务回避：当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处理的公务与其存在利害关系时，应当回避；当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其处理的公务无利害关系时，但由于其他的原因影响客观中立时，也应回避。如行政处罚中已经参与了某一案件调查的人员，由于受到“先入为主”的影响时，可能已经对案件形成了难以改变的固定的看法，就不适合担任听证程序的主持人。
三，高效便民。
高效便民原则是针对行政活动的效率提出的，因为一个好的政府，其行为应当是合法的，也应当是有效的。包括：
四，诚实守信。
诚实守信原则包括两个方面1、诚实，即信息真实，行政机关无论面对特定对象，还是普通公众，它所提供的信息都应当是真实有效的，行政机关不能提供虚假信息对当事人或社会公众进行欺骗2、信用，即信赖保护，行政机关的决定或规定一旦做出，就不能轻易更改，如确因法律变动、情势变更、公共利益等原因而必须改变它们时，除了要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并遵循法定程序外，还应当给予权益受损人以一定的经济补偿或采取补救措施。
五，权责统一原则。
权责统一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享有法定职权时，同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具体而论，权责统一原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有权必有责。试想一想，如果行政机关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样呢？结果只能是权力被滥用，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因此，对于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来讲，一定要增强责任意识，明白权力是人民给的，行使权力是有责任的。
第三，用权受监督。杰斐逊说：“在权力问题上，不要谈论对人的信任，而是要用锁链限制他们，防止他们作出伤害人的事情”。这表明对权力实施监督的重要性。没有监督的权力，即使法律责任设定得尽善尽美，也将导致；第四，违法要追究。违法要追究是保障权利运行规范正确、责任落实到位的最后手段，只有违法行为得到追究，才能确保“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原则落到实处。
六，总结。
首先，国家行政机关的活动具有公共性质，以整个社会为对象，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如果行政活动可以随意实施而无需承担责任，就会引导整个社会进入无秩序状态。其次，行政活动是以行政权力作用于公民、社会团体为特征。公共权力的运用就是以对公民、社会团体的权益产生某种影响力为特点。如果这种活动可以不负责任，任意影响而无需负责，那就将对公民、社会团体的权益构成极大的威胁，从而危及到整个社会。再次，将责任行政原则作为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基于我国特定的国情。我国有着较长期的历史，封建传统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并未彻底根除。官贵民贱、官本位、官管民等封建意识很强烈。相反，责任意识却很淡漠。而新中国建立以来，依法行政未得到提倡和重视，在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中，官员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责任观念并未成为普遍的意识。因此将责任行政原则作为我国行政的基本原则，对行政主体依法行政，树立起责任行政的意识，实现依法治国，将会起到积极的巨大的作用。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三
长久以来信息的不完备是影响管理者进行理性判断和决策的直接原因之一，而现有的数据库系统虽然可以高效地实现数据的录入、查询和部分统计等功能，但是无法发现数据中存在的关系和规则，无法根据现有的数据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杭州市西湖区院为了在检察业务信息、队伍建设情况和综合行政事务方面辅助领导决策，建设应用行政决策辅助系统，将各科室以往分散的数据资源进行整合，并充分发挥电子政务平台的优势，通过系统提供的多种分析功能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将各类数据转化为院领导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它的实施使得行政决策者可以在广泛了解决策所需信息的前提下进行决策，避免了靠经验决策和决策信息不完备导致的决策的盲目性现象，从而提高了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支持与强化行政决策过程。
一、系统架构及技术分析。
系统架构主要由数据仓库系统、模型库系统、知识库系统及可视化接口4部分构成。采用的关键技术是数据仓库技术(dw)、数据挖掘技术(dm)、在线分析处理技术(olap)。
(一)数据仓库的作用。
电子政务的决策过程是一个从非结构化数据中抽取结构化信息，再提供非结构化决策分析结果的过程。因此，为了营造良好的电子政务决策数据环境，获得高质量的数据分析结果，建立适合政府决策的数据仓库系统是电子政务决策支持系统的关键环节，以确保政务系统中的数据能够更好地发挥分析、决策的作用。这种数据仓库系统的功能要能向两个不同方向拓展，一是广度计算，二是深度计算。广度计算是使数据仓库系统的应用范围尽量扩大，能基本涵盖市级政府决策、服务的领域;深度计算使数据仓库系统克服了以往数据库简单数据操作处理(即事务处理)的缺点，对数据处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其能更多地参与政府对数据分析和决策的制定等工作。
(二)模型库系统的功能。
模型库系统包括模型库及其管理系统，模型库是一个包含有财务、统计、运筹和其他定量模型的软件包，存放解决行政管理问题的经验模型，是为决策提供分析能力的部件，给予决策者通过推理、比较、选择来分析、预测和解答整个问题的能力。因此，研究一些决策支持模型，建立一个政府决策的模型库系统是完成系统的关键环节之一。这种模型库系统应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能实现多目标决策;二是能实现多领域、多部门、多用途的决策，即按经济内容来看应具有预测类模型、综合平衡模型、结构优化模型、经济控制类模型等，按决策活动来看应有规划模型、推理模型、分析模型、预测模型、评估模型等。
(三)知识库系统的功能。
知识库系统包括知识库及知识库管理系统，其功能是对知识进行系统化组织与管理，存储、增加、删除、修改和查询知识，以及对知识进行一致性和完整性校验。知识库与数据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知识的逻辑表示观点来看，关系数据库是一种简单的知识库，数据库中的每一个关系是一个原子公式，即一个谓词，关系中的元组即是知识中的事实，因此利用关系数据库来建造知识库，就可以充分利用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功能，便于知识库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四)可视化接口。
可视化接口包括预测、分析、查询和维护等4个子系统。通过数据分析和预测工具对数据仓库中的数据进行多维分析、汇总，结果可以用二维表、饼图、折线图和直方图表示。
二、数据挖掘的技术工具和基本过程。
数据挖掘就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实际应用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人们事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数据挖掘常用的技术有神经网络、决策树、遗传算法、近邻算法和规则推导等。数据挖掘常用的工具有：
第一，基于神经网络的工具。由于对非线性数据具有快速建模能力，神经网络很适合非线性数据和含噪声数据，所以在政府数据库的分析和建模方面可以应用。
第二，基于关联规则和决策树的工具。大部分数据挖掘工具采用规则发现或决策树分类技术来发现数据模式和规则，其核心是某种归纳算法。
第三，基于模糊逻辑的工具。其发现方法是应用模糊逻辑进行数据查询、排序等。
第四，综合多方法工具。不少数据挖掘工具采用了多种开采方法，这类工具一般规模较大，适用于大型数据库或者并行数据库。数据挖掘的基本过程包括数据准备、模型搜索、结果分析和生成报告。
数据准备：收集和净化来自数据源的信息并加以存储，将其放入数据仓库中。
模型搜索：利用数据挖掘工具在数据中查找模型，搜索过程可以由系统自动执行，也可以由用户参与执行。对于一个主题的搜索，可用神经网络、专家系统、统计方法等。
结果分析：一般地说，数据挖掘的搜索过程需要反复多次，因为当分析人员评价输出结果后，他们可能会发现一些偏差或一些新的问题，要求对某一方面做更精细的查询。
生成报告：根据分析结果，进行整理，形成分析报告。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四
摘要：电力企业传统管理模式中，人力资源因相对狭隘的定位和有局限的管理形式等难以充分激发出应有的潜在价值，已成为企业发展的短板之一。电力企业需要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源在应对市场竞争压力等方面的巨大潜能，通过加强人力资源管理降耗增效、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电力企业；竞争力。
作为能源行业的核心，电力企业长期以来承担着推进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支柱职能。作为企业最具能动性的资源，人力资源正在成为新时期电力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突出重围的决定性因素。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已不止于企业管理手段的优化内容之一，且已成为增强电力企业核心竞争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
一、传统模式下电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常见问题。
（一）亟待修正的管理定位制约人力资源发挥潜藏价值。
作为能源支柱型产业，电力企业投入巨大、效益显著，通常拥有一支庞大的职工队伍承担着纷繁复杂的生产经营职能。然而传统管理模式下，电力企业人员管理却仅属于行政管理下辖的重要环节之一，并未纳入企业决策规划范畴。这不仅易使管理层相对忽略人力资源在企业运营中具有的决定性影响力，也易出现行政管理相对僵化的问题。也就是说，员工一旦进入某一工作岗位往往一岗定终身而以有变化。这不仅会使企业员工岗位晋升出现论资排辈现象，也易制约员工积极性甚至产生职业倦怠问题。不仅如此，刻板的人力资源管理还会使企业无法切实执行有效的退出机制，无法让绩效考核与提高人员素质的管理目标间建立起对等关系。一些企业员工甚至抱着在企业养老的态度得过且过、不思进取，不仅造成企业人浮于事的冗员问题得不到解决，更严重影响了其他员工的工作热情和主动性。
（二）对良好企业文化构建形成阻碍。
作为形成文化的主导因素，人的行为模式、精神状态等是决定发展方向和路径的主因。新时期电力企业构建良好企业文化离不开卓有成效的人力资源管理，而论资排辈、人浮于事显然无益于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且工作中责任不清、打太极、踢皮球等不良工作作风和工作成效低下更是影响企业文化建设的负面因素。
二、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增强电力企业竞争力的策略。
（一）给予人力资源管理正确定位且在顶层设计上作好规划。
将传统归属于行政管理的人力资源纳入企业战略规划决策部门，增强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决策活动中的参与度。企业高层应当主动采纳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在经营战略规划方面更多考虑人力资源发展的现实条件与切实要求等。同时，顶层设计上还需进一步落实岗位责任制，尤其是岗位职责界限，使岗位责任边界更加清楚明确、责权对等并最大限度规避推诿责任情况的出现。
要着力在核心、关键岗位的人才选拔上落实定岗定编，严格按照核心岗位的职责要求选人用人。特别需要畅通高端技术岗位的人才晋升机制，改变传统管理忽视技术岗位的不良现象，让高端技术岗位人才始终保有足够的职业发展空间和晋升机会。
（二）建立梯型结构的人才队伍，做好人才贮备工作。
作为战略行业的重要组成，电力企业需要建立一支高素质、能力强且有足够发展潜力和延续性的员工队伍。这就要求企业建立梯型结构的人才队伍，做好人才贮备工作。也就是说，电力企业的人力资源队伍应当满足高、中、低端各阶段都有足够的人员贮备，无论是因员工年龄还是知识结构等的变化出现人员流动或变化，各阶段都不会出现人才真空或断层问题。要实现这样的管理目标，企业需要在人才教育和培训方面加大投入。这不仅是针对高中端人才的教育与培训，也需要涵盖广大基层一线的普通员工。
经过教育和培训，基层员工在学历、能力、实力各方面有了长足进步，就自然能够进入中端乃至高端人才队伍行列。对企业来说，这样的员工素质提升不仅有利于员工整体水平的提高，也是对既有的中、高端人才的推动和促进，使其不满足于现有的知识和技能贮备，而是始终保持自觉学习的态度与意识。而对员工来说，这样的'良性发展显然能够对个体职业生涯的拓展大有帮助。
（三）落实退出机制，优化奖惩激励措施。
“能者上，庸者下”应当成为电力企业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又一重心。具体来说就是要落实退出机制，优化奖惩激励措施。对经过考核评比与教育培训后依然无法满足岗位要求的员工，企业需要坚决清退。只有在整个企业中形成奖勤罚懒、多劳多得的良好氛围，才能切实挖掘出人力资源潜在的产业价值。这不仅是让企业生产和管理更加适应新时期市场化发展的要求，也是对员工个体、群体的提高与促进。而这不仅有助于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增强企业竞争力，也是为构建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奠定扎实的基础。结束语作为老牌国企的龙头之一，电力企业的发展制约着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而在转型升级的新时期里，物质资源相对有限的产出已经无法满足电力企业实现超越式发展的现实要求，惟有具备无尽潜能的人力资源才是企业实现突破的关键因素。故企业需要从战略规划方面做好顶层设计，不断修正既有的管理缺陷，借助更加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手段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从而使经营管理提升到更高水平，增强企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作者：董嘉清单位：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五
公法权利使用的目的是约束行政机关，引导行政人员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作为公民面对行政机关时所持有的法律地位概念的总结，公法权利可帮助行政人员更好的依法行政，可以引导他们从法学角度思考与运用权利，使行政程序更加符合群众利益，同时，法官也需要将公法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作为行政诉讼的标准之一。但当前行政法中对公法权利的界定与研究依然较少，这也是造成行政法理论不完善的关键因素，一定程度上使各项规范与法律的履行将更加有难度。
行政法的出台在于保障人权。包含人本身，还包含了“相关权人”、“受害人”等“间接相对人”，包含了与权利保障人无关的人员，称为匿名公民。这一权利规范不仅将行政法作为基础，还将物权法、宪法作为保障。此外，行政职权影响其权益的个人或者组织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知情权、申请权等均有着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平等，这种平等关系下才能形成规范的、有秩序的社会，也是各项人权法规建立的基础保证。行政法中完整的可以支持行政法落实的宪法命令缺少，由此，公法权利仅以一个课题形式出现，必须成为一种行政学描述或者指导性研究才可以满足人权要求。另一个值得紧张的问题是，公法权利实施的基础是具备主观诉讼标准，要想将行政诉讼功能真正实现，就要在实践中正视公法权利问题。但是理论上行政法仅是行政行为为核心的命题体系，“行政”与“法”的关系是核心，保障人权并非是主要目的。行政人员的各项行为是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判定工具就是行政法，但是行政司法审查上没有体现出来，只要是权利受到任何威胁，均有权起诉。由此，不能简单的将行政法学原理运用到行政诉讼法学中，对确保其稳固的根基进行寻找，才能实现双向流动的行政法学支架式结构。
二、构建与体系。
1、公法权利分析性结构“公民由公民法获得权利”，这一观点可以作为构建公法权利的起点，可以看出，公法权利与公法、权利等单一概念存在密切联系。由此，必须围绕权利命题将命题分解，逐层将问题本质揭露出来。个人或者组织权利予以支持有着正当理由，并且与法律地位、关系之间存在互通性，这些关系之间构成了三阶层模式的基础。第一层阶层是权利立证问题，也可以说是问题层，法教教义学论证直接与法律相关；第三个阶层围绕“法力”问题，是主观权利在某种意义上满足既定义务的能力；第二个阶层是权利分析与构造。具体来说，对于某件事或者某个人的主观权利的了解，是以上关系之间的相互认识与了解。而定行为权利为权利人所具备时，义务人同时也具备了履行这一行为的基本义务。公法权利可以从层面上清除解释公民权利，即免于国家干涉的自由或者要求国家一定行为的请求权。公民、国家、自由或者请求是构成的基本要素。可以转换为以下关系：个人或者组织这些都是公民范畴，面对行政机关享有的自由与平等，或者国家享有的请求权。人民一旦享有这种权利就同时享有请求权，国家不仅具备权利，同时还需要履行义务，这样解释，权利被认为是公法权利就理所当然了。但是这种权利与义务并存的情况仅限于国家行政机关。宪法赋予给行政机关的其他职权，也需要连同国家意志一起服从，针对行政法来说，可以将公法权利总结为：公民面对行政机关时享有的自由，或者对行政机关享有的请求权。2、公法权利类型与体系分析性分类方法与类型化方法是公法权利分类时，法学上提供的两种方法。前者通过抽象与模糊涵摄形成最高概念的形式体系。而后者则是借助功能关系，通过要素的变化，出于法律目的构建的'体系。前者更加清晰、明确，但是功能僵化不可避免，有着空洞的内容，而后者灵活性于针对性强，但是体系本身模糊有歧义。必须有典型的分析法要素才能将两者矛盾化解，但是难以将要素关系固定，造成概念自身的开放性增强，但必须通过理性论证进行要素增减。
三、论证与应用。
1、法条规定的公法权利立法者立法过程中考虑到了公法权利，比如在《行政许可法》有如下规定：“公民、法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申辩权、陈述权是基本享有的权利”，这条法律将公民、法人作为了享有权利的主体，行政机关则成为义务人，通过法律清晰将公法权利基本要素体现了出来。因很多权利对应义务，可以非常容易的从法条规定中将公法权利推导出来。比如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公安机关内部工作人员在办理案件时，对涉及到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有保护权”，可以间接说明该法律对公民隐私权予以保护及尊重。但是依然有些义务，行政法教义学认为不能产生公法权利。但法条中给出了行政机关的义务，是否对应公法权利，此方面依然有争议。一般来说，物权法作为私法，与公法毫无联系，但是从法条上可以看出对公民权益的保护，《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个人的物权、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均受到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及个人不能侵犯”。“任何单位”实际上将行政机关包含在内了。此外，行政权与物权之间形成了某种关系，比如“行政保护物权”、“行政消灭物权”等，如果转化为公法权利，就是物权人针对行政机关享有自由以及请求行政机关的行为。由此可见，可以将“公民在物上的权利”称之为“典型主观公权利”。2、法条中对公法权利的规定较为模糊法律条文中对公法权利的规定模棱两可，这种情况具体体现在：法律条文在制定时就存在缺陷以及定义上存在模糊。法条缺陷可以称之为续造问题，法律解释问题则是定义模糊体现的。法律在行政原则上有优先权，可以续造法律，这种情况就让行政法的权限缩小了。但是宪法中的公平原则，促使行政法的要求发生改变，需要在行政法中满足信赖利益要求，也就是续造出的权利。宪法对权利的定义较为特殊，分工结构促使行政机关对公法权利的解释更加全面与具体，这是公法权利得以明确的基础。由此，对于公法权利的清晰规定，重点在于法律解释。
四、结束语。
公法权利问题一直是法学领域学术研究的重点，行政法学面对日益增大的法理压力，促使其接受并且思考公法权利这一概念。当前，很多学者已经通过不懈的努力收集资料，运用更加成熟的法律进行公法权利的研究，相信公法权利在不久的将来会真正成为公民受用的权利。
【参考文献】。
[2]张雅琳.论公民公法上的权利义务与私法上的权利义务的区别和联系—以行政法和民法为视角的研究[j].东方企业文化,2012.06.143.
[3]雷虹,张弘.公民在公法上的权利义务与私法上的权利义务比较研究—以行政法和民法为分析视角[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4.34-38.
[4]董兴佩.行政法域的法益理论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0.
[5]刘新少.公法视域内行政监管范围研究[d].中南大学,2012.[6]陈太清.行政法与民法的调整界限研究[d].东南大学,2010.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六
论文摘要:文章从分析我国行政决策的现状入手，剖析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行政决策科学化的一些构想。
一、我国行政决策的现状。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各级决策层积极推进决策科学化,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1.决策观念有了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推动决策观念的转变,中央政府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是积极鼓励软科学研究,结合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特点,建立起新的决策理论,形成支持科学决策的知识体系。二是普遍进行干部培训,以普及决策科学为重点,全面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强化决策者的科学决策意识和技能。三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在宏观决策中注重程序化的多方案论证,把决策科学化付诸实践。当今的许多重大决策,如三峡工程建设、农村改革与发展、沿海开放、价格体系改革等都是在集中专家及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权衡利弊,最终决策的。
2.决策制度逐步完善。决策制度的完善既包括建立健全属于决策体制内部的具体制度,也包括从制度层面上改善决策的大环境，如废除干部领导终身制,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权力下放等。许多重大的基建、技改项目一般都要先经过有关专家组或专门机构审查、评估,再由政府部门批准立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制定了议事规则,对同级政府提请审议的议案有明确的审议程序和时限,以前极少有过的“否决”现象,现在则时常可以见到。大量的行政事务,过去长期由党委包揽,现在则由政府决策,还政于政,随着各级决策层逐步推行政务公开,决策制度日趋完善。
3.决策辅助机构开始建立。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就普遍恢复或建立了政策研究机构和信息处理中心，为决策层提供信息收集、咨询建议以及方案论证等,以此来辅助决策。另外，由于网络和计算机的普及化,信息的流通越来越通畅,社会上的各种信息、调查、咨询机构也纷纷出现,加入了辅助决策的行列。
4.决策手段走向现代化。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一批新兴理论为决策行为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推动决策科学向高层次发展。互联网的发展,为科学决策开拓了更广泛的信息渠道。问卷调查、模型分析等方法也在决策过程中普遍采用。
二、我国行政决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纵观决策科学化发展进程,可以发现我们已经实现了由经验决策为主向科学决策为主的转变。但是目前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决策的民主化程度偏低。决策科学化首先要求民主化,但不少决策者仍然以自己的倾向为决策依据,专家智囊和政策研究人员只能按照领导的意图做“命题文章”,给领导的意见披上“科学”的外衣，由以前的一个人说了算变成一个人替大家说了算。
2.辅助决策机构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有些机构名为研究所、信息中心,实际功能却蜕化成起草文件和报告的秘书班子。另外,由于行政体制造成的条块分割、部门所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研究机构,制约着他们作用的发挥。
3.战术研究多,战略规划少。一些官员总想为自己增加政绩。在决策时视野狭窄,缺乏宏观考虑，忽视长远目标和总体规划。造成这种状况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现行干部体制存在弊端,使一些干部为追逐利益而发生许多短期行为。
4.决策机构内部结构不尽合理。表现之一是决策的专业化程度不高,政府部门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执行者,影响效率的最大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府部门内部职责含混,责任难以追究。表现之二是决策多,执行少。形成了一种新的结构失衡,影响决策的整体质量。
三、改革我国行政决策制度的建议。
1.明确决策主体的自身定位。从决策主体的形式特征看,公共行政决策主要是政府的决策。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的决策主体已经包括政府决策层、各类智囊机构和专家系统以及各种社会组织。政府决策层作为决策主体的主导部分,拥有对决策方案的最终裁定权,但它在整个决策系统中的地位已由唯一变成部分。在科学决策中要提高对专家系统的重视程度,发挥专家学者的特殊作用,不断提高公共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政府决策层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供决策需求,二是参与方案论证,三是做出最后决断。由于不能事必躬亲,所以,全面掌握宏观情况,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对方案进行严密的评估论证,是政府决策层最应该下功夫的环节,这个环节也恰恰是科学决策过程的核心。
2.准确把握决策内容,努力提高公共行政决策的质量和水平。一是明确决策指导思想,把握决策方向。公共行政以实现公共利益为本质追求,是最直接和最能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思想的政府执政行为。二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化决策议题。公共行政要协调和解决的公共事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此，在选择决策议题时,要准确把握决策内容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位置,综合考虑所制定公共政策和工作方案的相关联系,认真分析这些政策、方案实施的制约因素及其积极和消极影响,还要科学评估公共政策和工作方案对各社会群体利益的影响及其能否有效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更好地体现公共行政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三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完善决策方案。通过深入科学的调查研究取得准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提出有针对性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3.严格规范决策过程,不断完善公共行政决策的制度程序。一是尽快实现决策程序法制化。从促进决策者的观念转变,实现决策层的重新定位，到规范决策过程,完善决策的方式方法，再到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健全对决策的监督,都应当建立较完备的法律法规。二是必须坚持民主原则。坚持公共行政决策的民主原则,首先要在决策方案提出和选择过程中充分调查和反映民意,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方案需要经过公众听证,在条件成熟时，可逐步推行重大决策公民表决。三是要有完善的程序制度。关于公共行政决策的程序制度很多,其中特别需要强调“多方案选择”的程序制度,管理学经常讲:管理就是决策,决策就是选择。而选择的基本条件就是多方案的提供,因此,在决策的程序上明确规定必须提供多种方案才能够讨论和决策,是非常必要的。
4.现代手段和传统方法有机结合。互联网使决策者可以获得大量决策参考信息，但社会调查仍然是重要的决策手段，社会调查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了解客观实际的一种基本手段。所以不能因为信息时代的到来就忽略社会调查。社会调查和系统分析是同一决策过程中两个不同的阶段,两种不同的方法,应该综合应用。
5.认真抓好决策执行,落实决策的责任追究。决策的执行对决策本身乃至整个管理过程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政府机构对社会行使广泛的公共权力,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政治、行政、道德责任。对于政府公共行政决策来说,既然享有决策权力,也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决策责任追究制的核心在于落实责任,而判断有无责任，关键要看决策实效。决策是不是正确,应依据决策执行的结果做出评判。如果确因决策本身失误造成执行失败,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带来损失,参与决策者就必须承担责任。只有建立了以结果为导向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才能使所有公共行政决策者认真负责地行使决策权。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七
摘要：
行政法的适用规则是诸如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等其他相关制度不能包容的，而应当与其他行政法制度相并列。在理论上构设行政法适用标准时，应贯穿以下规则，即现时考虑优于立法背景考虑、缩小解释优于扩大解释、一致性优于多样性、社会认同优于利益体现等。
一、浅析行政法中合理原则的适用。
如何正确的适用合理性原则是我们追求公平与正义的重中之重。首先合理性原则包含有如下的含义。第一，必要性，是指在实施行政行为已达到所欲追求的行政目标时，该行政行为必须是必要的，也即不得不采取行政行为。第二，最小损害性，即所要采取行政行为必须是在各种可行的行政手段中对相对人损害最轻的一种。在合理性原则的适用中，首先我们应该以合法性原则为第一要则，在合法的框架内，综合考虑多种相关的因素，排除不合理的因素，正确的实施行政行为。合法与合理并不是当然冲突的，法律条文的制定当然应以合理性为原则，不合理的法律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适用条件的变更而逐渐被废止，剩下的就是相对合理的部分，但是又因为法律本身的滞后性和社会的复杂性，很多合理的部分由于情势变更慢慢便得不合理，但这些都是暂时性的问题，并不必然引起矛盾。
行使行政权力，尤其是在对以老百姓为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行为中，贯彻好合理行政的原则要求，有助于减少社会的摩擦和冲突，缓和社会矛盾，软化公权力，保护好私权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目前，在行政权的实施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合理，怎样才算合理。合理性适用中，最难把握的就是比例原则，比例原则也就是最小损害原则，是指行政实施者在选择所要采取的多种手段以达到行政目标时，所采取的手段应是最小的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造成损害的那种。合理性的第一要义是利益的权衡，当公权与私权的利益相悖时，我们所考虑的具体因素是哪些？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入手：
第三，以一般理智健全人认为合理为标准。关于合理标准的问题，关乎行为合理的程度，合理可以是轻度合理，一般合理，非常合理，那这就取决于整个社会的价值形态和不同人群的世界观价值观，在承认差异性的同时，我们还要找到一个大多数人的标准来作为合理的尺度，这样才能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公平。
第四，事前和事后的合理性评价。事前的合理性评价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有所涉及，具体体现为在决定行政行为时，当事人及有关参与人的陈述权和建议权，该权利可视为是一种事前的合理性评价。事后的合理性评价是对事前合理性的一种约束和监督，当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作出时，该行为是否合理并不是行政行为实施者的个人感受，行政法律行为是相互性的法律行为，当行政行为实施后，来自于行政相对人以及社会公众的反馈，也是评价该行为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当事后的反馈多为负面时，行政实施者就应该主动的考虑该行政行为是否真正合理，并可以自觉做出变更，这种做法有助于减少行政相对人因为不合理的行政行为而进行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时间和成本，也节约了行政受议和受诉机关的办案资源，使整个行政行为更加的合理，形成一套自我监督完善的机制，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有利于合理行政原则的有效实现。
合理行政原则以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最具代表性，以此例具体分析，当行政机关在自由裁量时，应注意以下的原则：第一，合宪合法原则。在进行自由裁量时，我们首先要遵守的是合法性原则，只有在守宪守法的前提下，才有自由裁量的空间，依法行政是合理行政的必要前提。第二，必要性。例如，在有必要进行行政处罚时，才能谈得上在行政处罚时进行自由裁量，如果有其他的方法可以采取时，或者并不一定要进行行政处罚时，不需要实施行政处罚行为，也就更谈不上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第三，平衡原则。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要衡平公权力和私权利，力求在它们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寻求相对的公平正义。第四，正当的目的和动机原则，行政实施者实施行政行为时，要出于正当的目的，动机要合理，不得违背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公序良俗。第五，相关联系原则。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我们要考虑合理的相关因素，对于与该行政行为无关的其他因素应予以排除，不能作为自由裁量权的依据。第五，公正正义的精神。每个社会都会形成自己的一套特有的公平正义的理念和评价体系，当行政机关在进行裁决时，要以人们心中的良知与正义为最根基的衡量标准，在这个最根基的标准的基础上再考虑其他的因素进行自由裁量。
二、结束语。
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管理职能的不断完善，行政权已经日益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对人们的权利进行着限制和制约，行政实施者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要注意衡量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合理行政，使整个社会更加和谐有序。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八
11月3日,原告a公司与被告b超市达成食品销售协议,协议第七条约定:“乙方于货款未全部兑现前,商品货物法定处理权属于甲方。
”后被告向原告购买糖果等食品,计货款51830.06元。经原告催讨,被告于3月2日支付1万元,并书面承诺余款于同年3月10日付清,但届期未按约履行。原告于同年3月13日从被告处拉回部分货物,价值11643.85元,被告尚欠余款30186.21元。原告索款未果,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所欠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
庭审中,原告认为,双方协议第七条约定的“法定处理权”是指在b超市未付清全部价款前,a公司享有的对所供货物自由处置权利,当然包括拉回货物。其拉回货物正是依此约定。被告方b超市则辩称,既然原告有此法定处理权,要求原告按协议约定拉回全部货物,双方就此清结,互不拖欠。原告称,其放弃这一“法定处理权”,并要求被告方履行付款义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有效,被告拖欠货款,应负违约责任。依照合同法第109条之规定,判决被告b超市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a公司货款30186.21元、偿付原告a公司逾期付款利息360元。
应该说本案事实清楚,双方对案件事实并无争议,最终判决结果也于法有据,合情合理。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判决中并未对“法定处理权”这一约定给予适当的说明,亦未对原告未经被告同意拉回货物这一行为准确定性。由于本案所涉合同签订于新合同法施行之后,其法律适用依据当为新合同法。细究本案我们发现,这起貌似简单的买卖合同纠纷涉及到我国新合同法中有所规定但并未详尽规定的所有权保留制度。
1910月1日新合同法的生效施行是我国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新合同法创设了诸项新制度,所有权保留制度就是其中的一项。该法第133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134条又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此即构建出所有权保留制度。所有权保留交易实践由来以久。在合同法之前,民法通则也曾为这一制度的存在留有余地。民法通则第72条第二款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合同法正是继承了民法通则这一精神,明确规定了所有权保留制度。按笔者理解,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中虽未明确使用“所有权”一词而用了含糊不清的“法定处理权”一词,然究其实质,此“法定处理权”的权利内容与所有权诸权能无异,所谓的“法定处理权”实质乃是所有权。本案所涉协议第七条即可理解为买卖合同中的所有权保留条款。据此可以认为当事人这一约定当属合法有效,原告a公司在对方未付款时,拉回部分货物是其依约行使权利的行为,于法不悖。
所谓所有权保留,是指双务合同尤其是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出卖人依约定以保留标的物所有权的方式担保买受人价金之给付或其他义务之履行。对所有权保留之性质,理论界与实务界均有两种不同看法,一说认为,所有权保留在法律上为一种附条件的所有权移转。此为德国和日本的学说,此种理论并未将所有权保留作为担保买卖价金取偿的担保权对待,仍然将之作为一种特殊买卖对待,即所有权保留买卖为所有权随着买卖价金的付清而移转于买受人。另一说认为,所有权保留为非典型担保物权,其主旨在于通过保留标的物所有权以期保障买受人能按期支付价款或履行其他义务。
笔者认为,所有权保留作为买卖合同中的一项特约,必然兼具物权和债权双重意义。在第一层面即物权意义上,出卖人享有在买受人未全部付清价款时保留标的物所有权的权利,承担在买受人付清价款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而买受人则享有在付清价款时请求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权利,承担到期支付价款的义务。所有权保留作为一种担保物权,在我国现行法体制下,尚需立法承认其地位。在第二层面即债权意义上,具有所有权保留特约的买卖合同可视为附条件的所有权移转合同,出卖人和买受人必须承担买卖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即出卖人享有取得价款的权利,承担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买受人则享有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权利,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前一物权意义上权利义务为后一债权意义上权利义务实现的保障。
合同法第134条规定属于提示性条款,即提示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采用所有权保留制度以保障自身权益,并无强行性。以合同法的一个提示性条款所构建的所有权保留制度显然极不完备。尽管合同法赋予当事人更多的意思自治空间,将法律留下的空白留于当事人自己约定,但是当出现当事人的约定非常简约的情况,法律应对就显得束手无策了,本案即遭此困境。为此,结合本案,笔者认为有以下四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出卖人是否有权放弃所有权而径直要求买受人支付价金?
如前所述,所有权保留为一种非典型担保物权,旨在实现买卖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当事人当然可以放弃其享有的所有权保留这一物权,而依合同法之实际履行原则要求买受人实际履行,正如在有典型担保物权的债权中,担保物权人可以放弃其所享有之担保物权,而使之变为一般债权一样,此均由当事人权衡决定。放弃担保物权,并不意味着放弃一般债权,其仍可要求债务人实际履行债务。这在我国合同法已规定“继续履行”等违约责任的情况下尤为可行。合同法第109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即是法律依据。本案中,a公司从b超市拉回部分货物是a公司作为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之行为,后a公司放弃其对未拉回货物之“法定处理权”而要求b超市支付货款,是a公司作为债权人要求债务人b超市实际履行义务之行为,两行为均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第二,出卖人行使保留之所有权后是否还有权追究买受人的违约赔偿责任?
支付逾期付款利息360元,是依权利人的主张按未拉回货物之价款30186.21元的每日万分之四计算出来的,法院支持这一请求于法有据。然而权利人a公司本可主张更多权利,如要求被告按全部未付货款51830.06元的每日万分之四偿付利息,也应支持。
第三,买受人可否以未取得所有权为由要求出卖人取回标的物并以此解除合同?
取回标的物是出卖人作为所有权人享有的权利,而非义务。按权利可以放弃、义务必须履行的原则,出卖人可自由选择是否行使该权利。买受人未取得所有权是因其未履行合同上的支付价金之义务,当然无权要求出卖人取回标的物,更不可就此解除合同。显然被告b超市的抗辩不能成立。原告a公司完全可以放弃“法定处理权”,要求被告方履行付款义务,或行使“法定处理权”,取回标的物,并解除合同。
第四,所有权保留中买受人利益如何保护。
权利的平衡是民法重要原则。本案由于买受人违约在先,故前文主要结合案例探讨出卖人利益保护问题,并未直接涉及买受人利益保护问题,然买受人利益保护问题始终是所有权保留制度研究中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中标的物虽然交付给了买受人,但所有权并不随之转移,买受人享有的仅是期待权。如果出卖人在买受人按约交付价金之后,不将所有权转移至买受人,或出卖人在买受人交付价金之前将此物再转让他人,即一物二卖,买受人的利益如何保护?依传统法律规则,买受人只享有向出卖人要求违约赔偿的债权请求权,这显然有违买受人签约之初衷。合同法中虽也规定了实际履行原则,但合同法的权利属债权,债权作为相对权,显然不能对抗作为绝对权的物权,因此仅靠合同法中的实际履行这一违约责任形式尚不足以保护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传统理论把买受人的期待权物权化,或定性为“不完全的”所有权等概念,但这一做法将导致所有权观念的紊乱,不利所有权制度维护“静的安全”之目标实现。笔者以为将所有权保留定性为附条件的所有权移转可更好地保护买受人的利益。依这一定性可产生如下规则:买卖合同成立之后,在买受人未付清价款和履行完义务前,出卖人虽保留标的物的所有权,然其保留之所有权仅为担保意义上的所有权,其时,买受人已实际占有标的物,在买受人依约付清价金之后,所附条件即成就,所有权自然转移于买受人,买受人当然享有标的物的所有权。据此,买受人在合同期限未至之前,可以留置该标的物至合同约定期满之日以对抗出卖人的违约行为,在此之前,买受人依约支付了价款或履行完义务,即当然享有该标的物的所有权;如其未支付价款或未履行义务,出卖人可收回其保留之标的物并追究买受人的违约责任。这一规则在动产和不动产的具体操作中又稍有区别:在动产买卖中,先买人依占有即可直接对抗后买人和出卖人;在不动产买卖中,由于涉及登记问题,必须完善登记制度。可作如下规定:在所有权保留的情况下,在交付之后,双方当事人将所有权保留约定登记在册,在所有权保留约定失效之前,出卖人不得再次转让标的物。这一规则较好地兼顾了买卖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体现了民法中的衡平原则,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物权法正在紧张的草拟之中,将所有权保留这一非典型物权在物权法中法定化并确立相关具体规则,实属必要。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九
相邻之间因不动产物权的利用问题引起争议，该如何判断谁是谁非，法律对此类问题规定比较原则，实践中相邻之间遇到的矛盾各式各样，处理相邻关系需要落实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案情：西城区大后仓胡同的李某与刘某的房屋都是四合小院，相邻而居，李某于翻建了房屋，刘某于翻建，在建房时两家缺乏沟通，事后，原告李某向法院起诉，要求“拆除”被告刘某的后建房，理由是刘某后建的房梁搭在李家墙体上，影响安全，要求法院判令恢复原状，同时李某认为刘家的建筑是“违章建筑”。被告同时提出反诉称李家建房占压刘家的宅地，属于越界扩建，房顶滴水方向改换后给刘家房屋带来安全隐患，要求法院判令李家承担法律责任。
解析：
通过分析查知，双方争议的焦点：
1、刘家的房屋是否违章建筑，是否应当拆除？
2、法律规定的相邻权的保护内容究竟是什么权利？
3、法院是否受理关于违章建筑的确认及拆除案件？
一、原告诉求能否得到支持，即要看其提供的证据是否达到法定标准，又要看其诉求理由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从行政角度看：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的房屋系违章建筑。原告的思路是只要被告不能拿出建房的规划许可或产权证，就说明被告的建筑是建章，其实，这样的思路是错误的，依据规划法规定，违章建筑是一种法律事实，需要经过行政规划主管部门的行政确认，并非只要被告不能证明取得行政规划许可证，就一定是违章建筑，就必须予以拆除。
从民法角度看：依照处理相邻关系的司法实践，邻地使用人如果知其越界，而不及时提出异议的，不得请求移去或变更。结合本案情况，如果确如原告所述情况，由于涉案房屋已建成，原告未及时提出异议，被告的建房不存在故意和过失，根据法益衡平原则，司法实务中以建造程度作为是否“及时”的参考因素，如果已经建成，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及时，为平衡双方之间的利益，对利益微小或并无利益的主张，邻地使用人应当负担容忍的义务，不能再行支持拆除的诉求。
二、正确理解相邻权保护的立法精神：
《民法通则》及《物权法》规定的相邻关系，是以调整毗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利益为主，以谋求实现不动产经济利用的.最大化为其制度目的。从原告的诉求内容看，主观上将相邻侵权理解为权利人对“不动产本身”的所有权方面。经现场勘查，现实建筑布局并未对原告行使其不动产权利和利益造成客观上的妨害，原告无证据证明其房屋的使用价值存在后果上、范围上有危险或隐患以及客观损害的实际发生，其诉求理由显然不符合法律关于处理相邻关系的立法精神。
三、程序问题：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一）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关于审理房地产案件几个问题第四“违章建筑引起的纠纷，因违章建筑妨碍他人通风采光或因违章违筑的买卖、租赁、抵押等引起的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违章建筑的认定、拆除不属于民事纠纷，依法应由有关行政部门处理”。原告要求拆除违章建筑的理由，不属于民事诉讼审理的范围，应予驳回。
四、请求权基础问题：
最高院司法解释对“是否违建”以及“是否拆除”的判断和确认交由行政机关裁定，并未列入民事案件审理的范围，原告的请求权缺乏基础。另从《民法通则》及《物权法》关于相邻权的规定看，现行法律针对相邻权，仅限于“用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污染；损害防免”六项，原告主张的内容不属司法可裁范围。
五、证据标准问题：
原告提供的证据能证明相邻关系的存在，但尚不能证明相邻损害发生的事实。原告递交的证据得不出清楚明确的损害结论，只有主观推断，没有证据支持。
法律规定，法庭的职责并非确定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是否实施危害不动产安全的事实，法庭也不负责宣告这些事实是否确已发生，法庭只判断案件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是否达到足以支持其诉求的标准”，“是否达到必须拆除相邻房屋的标准”，这是法律事先设定的证据标准。原告现有证据缺乏可信度，与法律规定证据的质量规则相差悬殊。
六、诉求理由问题：
处理相邻关系的法律原则是“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相邻权的保护并非针对不动产所有权本身，而是权利人对不动产的利用以及不动产功能的正常发挥。被告翻建房屋是否妨害原告对其不动产的占有、使用、处分的权利，才是法律考查的主要内容。原告的主张意味着，未经不动产权利人同意，相邻人不得延伸或碰触其房屋墙体，此项理由不符合立法精神。原告错将相邻权理解为“有权限制他人”而“没有义务接受容忍”。基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法律规定相邻各方有“限制权利的延伸”和“接受容忍的义务”。
如何真正培养起来“于己方便、与人方便”的善良和谐的邻里关系，是处理相邻案件的重中之重。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十
摘要：从新公共管理时期以来，伴随着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和成熟，工具理性主义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随着工具理性弊端和局限的暴露，以及以人为本观念的不断传播，这个社会对人的价值、尊严、本质的重视重新被唤醒，从此价值理性强势回归。在扬弃工具理性自身特点的同时，价值理性利用自身优点，与工具理性相互竞争、相互合作，辩证的作用于现代公共价值的管理，打造出一个全新的现代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本文主要研究了行政管理的理性转变以及转变带给自身的时代意义，分析了我国行政体制在此转变中存在的问题，对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行政管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时代意义。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体制也在完成自身的演化，理性主义承载了主导者的责任，公共行政管理也在不断的完善自我，提升自我，使得行政管理自身越来越趋向科学、民主和理性。行政管理理性主义模式的转变，顺应了时代潮流，也契合了行政管理大的演变规律。
一、行政管理理性及其转变的必然性。
马克斯韦伯认为，价值理性即“通过有意识的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它不像工具理性那样注重效率和利益，它在行为过程中重点关注的就是“价值”这两个字，注重人自身的属性和本质，价值理性可以体现出一个人对于社会的价值思考，更体现了一个人对于价值的理性思考。
（一）工具理性主义的消极影响。
1.“机器式管理”的危害“机器式管理”指的是把一个行政管理系统看作是一个冰冷的没有感情的机器，在这个机器身上，各个零件只能在各个位置上发挥它们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彼此之间不可共生和互通。而工具理性模式下的组织系统，组织内部的运作就是这种机械化的关系，互相之间不共通。各个岗位上的人员就像机器人，在工作中不会投入更多的激情和心力，当然也不会有饱满的热情，工作过程中缺乏干劲，缺乏创新，一切都是在一个既有秩序却又死气沉沉的环境下运行。2.形式主义的误导形式主义在工具理性主义影响下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很容易滋生。在官僚制中，规章制度是其运行的制度基础，甚至对政府的规章制度过分的强调、过分的崇拜，导致了这种形式主义掩盖了价值理性的内在价值。组织成员对于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都自觉地严格遵循着，他们为组织内部的工作营造了井井有条的和谐氛围，对制度的遵循也渐渐地趋向了简单的完成任务，保证整个组织机制高效有序的协调运转。久而久之，形式主义就这样形成了。
（二）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的必然性。
1.价值理性是公共管理演化的结果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经济基础在发生变革的时候，上层建筑的变革也是必然的。追溯人类社会的经济成长史，从一开始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模式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以工业经济为主流模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再到以知识经济为发展主干线的现代社会，是经济领域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如果以以上三种经济模式作为三个时间段去追溯政治发展史的话，农业经济对应的是君权主义，工业经济对应的是政权主义，而所谓知识经济对应的就是人权主义。现代社会的知识经济模式正在起步阶段，它将不断发展完善自己，伴随着它的脚步的就是人权主义了。另一方面，在行政管理体制中，国家在着力于把“管理型政府”打造成一个“服务型政府”，人们对人权的呼声日益高涨，民主意识、民主观念空前觉醒，对强制性、冷漠型的管理方式越来越排斥甚至反抗，这也是一种管理模式的演化结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价值理性的回归是时代发展变迁和公共管理演化的结果。
2.价值理性是公共价值管理的理性选择首先，核心价值由新公共管理时期的绩效转变为公共价值管理时期的公共价值创建。价值根源于人的期望和感悟，公共价值的创造才是人们追求的新目标。其次，人性倘若由新公共管理时期的理性经济人转变为公共价值管理时期的反思理性人，当人的角色转化成反思理性人的时候，他的思维已经会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价值，有了对自我价值的理性判断。再次，政府角色由之前的掌舵人变更为其后的“战略家”。政府不再是一个管理者的角色，而是一个出谋划策的`战略家，在观望的同时从旁协助。
3.价值理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随着变革的深入，经济格局的调整，社会步入高度复杂化和高度不确定化。价值理性便是主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呼唤人的本性，坚持以人为本，为群众服务，走群众路线，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才是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最本质的要求。落实并发挥价值理性的作用，有助于政府更好的权衡利弊，尽量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有助于政府合理分配社会资源，消除贫富差异；有助于人民和政府和谐相处，便于决策更高效的施行落实；有助于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二、行政管理理性主义转变的时代意义。
（一）有效解决了行政管理中的矛盾冲突。
1.解决了行政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冲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一个很明确的区别就是：前者主要处理效率问题，后者主要处理公平问题。然而公平和效率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人们对政府的期待和要求，一方面希望政府大力维护公众利益，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另一方面期待政府承当起社会责任，促进经济成长，所以就产生了这对矛盾。在行政管理体制由以工具理性为重心转变为以价值理性为重心的今天，以人民利益为依据，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前提，以共同富裕为口号，为政府在解决这对矛盾方面提供了指路明灯。这就是以价值理性为主，工具理性为辅，两者辩证统一，竞争融合，共同作用于社会的进步。
2.解决了行政执行中信念与责任的冲突责任是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组织都具有的重要特征，具有制度性，是一个可以量化和衡量的概念。信念是一个人的主观意识，信念不具有强制性、客观性、规律性。当信念冲破责任的底线，就会和责任发生摩擦。行政理性的转变不仅是理论知识的转变，而且理论作用下的实践方式也在相应的调整着。
3.解决了行政管理中道德与法律的冲突道德和法律的表现形式正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两种差异理念的表现。道德体现了人的主观意识，其中夹杂着主观信念和情感表达的部分，具有非强制性。而法律具有道德所不具备的强制性、制度性和明确性，它更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手段，强制要求这每一位公民去遵守。德治与法制的统一是现在社会急需落实的事情，当价值理性更主动的作用于行政管理时，行政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就会站在价值的角度，理性的去判断，既要合情合理，符合人之常情，又能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偏不倚。所以要合理的运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让它们相互融合，辩证的作用于现代行政管理体制的建设。
（二）重塑了行政管理中价值理性的内核。
在现代行政管理体制中，我国本土的公共行政深受西方早期工具理性的影响，甚至有过过分推崇的时期。在我国本土价值理性尚不成熟、尚不完善的时候，西方工具理性在中国的越位发展使国内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产生了碰撞和扭曲。在实践运用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应该是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两者中任何一个单独作用于行政治理，都将会造成行政管理道路的停滞，甚至倒退。行政管理体制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变拯救了日渐势弱的价值理性，填充了价值理性的内核，扩宽了价值理性的层面，使原来狭窄滞后的内核变得宏大且包容。这样的价值理性才可以运用到社会实践中；才可以为工具理性提供价值指导，做工具理性的精神支柱；才符合行政发展的需求。这种转变后的融合新理性的行政模式才会和时代发展相契合。
（三）引导了行政行为走向科学化理性化。
1.促进了行政目标逐渐趋向合理化价值理性作用下的行政文化具备一个明显的特性，即就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价值理性是种以人类主体为重心的理性，它和工具理性最大的区别就是更多的眷顾人们的需求，关切事物存在的价值，是对现在的行政目标涵盖着更多的价值成分的考量。相比于工具理性的机械化、官僚化的行政统治，价值理性的行政文化偏向人治、德治的成分较多。这种德性行政所关注的是人的价值需求和意愿选择，包括人们的民主选举，民主参与。
2.引导了行政行为更加规范化在之前的行政文化中，人们在组织中分工明确，规范有秩序的做着自己的工作，不考虑工作的意义和目标，不考虑这样做的价值和后果。而价值理性是一种批判理性，它为人们带来了一套具体的批判标准，使人们的自主意识得以觉醒，更加关注人的主体意识。规范了行政行为，明确了行政目标和发展方向。
3.促使了以德行政得以实现价值理性作用下的行政文化形成了一种称之为道德理性的思维模式。道德理性是用良心致良知，是一种美好的、纯净的内在心灵思维方式，它所寻求的是一种尽善尽美的存在，是一种大德大爱的展现，追求一种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道德范式，集中传播道德规范、道德理想、道德原则、道德精神等，以这种方式来指导人们设定正确的行政目标。
三、我国行政体制在此转变中需注意的问题。
（一）管理过程容易造成工具理性的膨胀。
现代的行政管理技术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且快速更新换代的时代，政府在注重绩效的同时，会引发管理模式的技术化效应，这种模式会慢慢走向僵化，会加剧工具理性的蔓延和膨胀。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1.管理目标的置换政府的公共管理目标是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幸福指数。想要为人民谋利益，就需要每时每分关注着人民，及时为人民解决问题。而如果只注重管理技术的创新和改革，政府集中在人民身上的精力就会大大减少。久而久之，管理就会偏离主干道，忘记初心。
2.管理思维的僵化管理思维的僵化，主要是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说的。现代管理技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政府形成了一种固定式的单项度思维，特别是地方政府，很容易形成一种误区，即就是按照新的管理技术去执行就是正确的。这种思维方式会转移地方政府行政管理重心，把本该放在行政结果、行政效益上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该运用那种行政方法上，使地方的行政管理受制于新技术的视野，他们会或自觉或不自觉的去遵循技术的程序，并按照其路线走下去。这种现象持续和蔓延下去，会削弱地方政府行政治理水平。
3.管理方法的单调地方政府除了承担治理一方区域的责任，还肩负着跟着党走的使命。这使得他们对国家机关新的管理精神无条件服从和执行。它们认为新的管理方法才会让它们紧跟上级组织的脚步，让政府公共事业管理换发生机。但其实，针对有些问题，传统的管理方法会取得比现代管理方法更好的效果。这就需要地方政府懂得取舍，灵活运用管理方法。不然会适得其反，管理成本上升，管理效益却没有太大变化。
（二）两种理性的运用失衡。
两种理性的失衡主要是工具理性的敦促作用。工具理性文化与以人为本的价值文化有着迥然不同的理念，工具理性的推广和运用主要从三方面加剧了两种理性失衡：
1.政府本位政府本位和民众本位是两个基础性的选择，是一个政府要进行公共事务管理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从本质上出发，政府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府工作和行为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事实上，在工具理性主义的影响下，绩效考核会成为政府行为的追求目标，对于体察民情之类的事情做的是少之又少。
2.功利倾向对地方政府而言，他们希望自己的所作所为能为人民带来利益，能受人民欢迎。但这操作起来并不是那么的轻而易举。人民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他们的利益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且其中还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分歧，譬如：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等。而功利倾向对地方政府最大的影响就是在上述利益冲突中，他们的选择不会是理性的，而是被功利心左右，偏向眼前和局部利益。这既不利于长远发展，又不能做到顾全大局，对国家前进的脚步有阻碍作用。
3.唯形式论唯形式论主要指政府走形式主义，对看得见摸得着的绩效内容甚为看重，而对一些具有真正意义和精神的东西视而不见，使政府华丽的业绩外表下空空如也，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就要求政府组织对工具理性的传播和运用必须小心谨慎，把它控制在一个合适的度上，万不可使其越俎代庖，从而影响国家机关对政府治理道路的整个设想和计划。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十一
摘要:。
行政执法证据是行政机关进行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时，执法人员依法取得的证据材料。实践中，鉴于行政违法行为对应的行政处罚的严厉性不及刑事犯罪行为对应的刑罚，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在证据收集要求上仍有明显区别，有必要规范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通过证据审查实现行政执法证据成为刑事诉讼证据的转变。
关键词:。
关于行政机关在行使职能进行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时，执法人员依法取得的证据材料是否可以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新的刑事诉讼法有了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一、行政执法证据可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原因。
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危害性程度不同，当行政违法行为危害程度达到刑事犯罪立案追诉程度时，行政执法机关就不再有处理权限，应当依法将行政执法中收集的全部证据材料移送司法机关。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处理一般违法行为，司法处理刑事犯罪行为，时间经过的不可倒流使得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只要行政执法机关已经收集了，司法机关就不可能重新收集。基于以上原因，行政执法证据不能排斥在刑事诉讼之外，至于司法机关最终是否采信作为定案的证据，则视具体司法审查而定。
二、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审查的必要性。
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基于社会危害性的不同，两种不法行为性质不同，但两种行为表征大体相同，行政违法行为由于危害程度的加重成为刑事犯罪行为，在案发时一般由行政执法机关先行调查取证，随着证据的逐步收集，行政案件有可能成为刑事案件，进而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由于行政违法行为对应的行政处罚的严厉性不及刑事犯罪行为对应的刑罚，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在证据收集要求上有以下区别:。
(一)证据收集的程序性要求不同。刑事诉讼中证据的收集程序要比行政执法的证据程序严格，例如在询问要求上，在办理刑事案件时询问证人、被害人必须单独进行，否则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证据，依法应当排除，但在办理行政执法案件中，证人、被害人不单独进行询问法律是许可的。
(二)证明标准和证据审查要求不同。刑事案件的查办要求证据之间有印证关联，单一的证据形式和种类不能最终定案;相比于刑事诉讼，行政机关在执法时重点在稳定行政管理秩序，偏向于执法效率，证据收集过程中重点在某一种或某几种证据上。
(三)全国行政执法水平区域差距很大。很多行政机关取证能力有待提升，在行政违法案件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依法将行政执法证据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院后，先天的不足可能将直接影响到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进而不能实行刑事诉讼的目的。
三、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审查要求。
(一)证据的关联要求。证据要最终作为定案的根据需要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行政执法证据在移送司法机关后，在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中，审查行政执法证据与待证事物间具有关联性是证据审查的最低要求。
(二)证据真实性要求。客观真实性是审查证据的基本点，在刑事诉讼中要着重审查证据的内容是否客观真实，是否是对事物的客观反映。司法机关在审查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来的行政执法证据时，应当重点审查证据内容和证据形式是否客观真实。
四、非法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排除情况。
(一)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行政执法证据。我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都规定了:采用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手段取得证据的行为是非法的，这也就指示出了非法行政执法证据的排除情况。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比行政案件的证据要求更严格，所谓举轻以明重，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采取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严重侵犯人权的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移送司法机关后当然要予以排除。但是，行政执法机关只是一般违反法定程序而收集到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就不能因为收集程序违法就必然予以排除。这一规定是基于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具有稳定性、不受主观因素影响而随意变化。因此，行政执法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应当要求行政执法机关予以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才应当予以排除。
(二)行政执法中采取秘密手段收集的证据。秘密录音、隐蔽录像等秘密手段随着技术的成熟已成为常用手段，为了取证的便捷，部分行政执法机关也开始尝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规定》规定，以偷拍、偷录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举轻以明重，在刑事诉讼中同样遵守这个规定。但是，采取秘密手段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获取的证据材料则不一定予以排除。秘密取证并不等同于非法取证，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只要行政主体的秘密取证行为没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就不能作为行政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五、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审查方法。
(一)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虽然这四类证据在刑事诉讼法中被明确规定了可以作为证据适用，但不能排除行政执法机关收集的这四类证据被替换、被伪造的可能性。基于上述原因，司法机关仍然应当审查这四类证据的来源、收集时间、地点以及方式等。
(二)违法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当事人作为案件的亲历者，一般能完整陈述案件的整个过程，这样的证据很可能直接影响案件的事实认定。虽然当事人陈述是认定案件事实的便捷途径，但受制于言辞证据的固有缺陷，容易受主观因素的影响，真实性存疑。基于当事人陈述存在的问题，行政执法证据在移送司法机关后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要求重新收集。证人证言与当事人陈述均属于言辞证据范畴，证人证言也具备当事人陈述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对于行政执法机关收集的证人证言，司法机关在接受移送后的侦查阶段应当对证人证言重新进行收集，除非相关证人已死亡等客观原因导致无法重新收集，此情况下，在行政执法阶段收集的证人证言与在案的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时，证人证言不需重新收集也能作为刑事定案的证据。
(三)现场勘验等笔录证据。笔录类证据的审查主要看是否有行政执法人员、当事人、见证人的签字以及现场勘查过程是否完整、是否有遗漏环节。行政执法证据在移送司法机关后，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对行政机关移送的笔录类证据持有异议，在可以重新收集制作的情况下应当重新提取后再使用;而在重新收集提取不可能的情况下，在刑事诉讼的审判阶段可以直接将笔录类证据在法庭上接受质证，如果与在案的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则可以采信，否则予以排除。
(四)鉴定类证据。在行政执法中取材并鉴定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重点在审查是否超出鉴定机构的鉴定范围、鉴定人是否依法取得相应的鉴定资质、另外还要审查鉴定人是否需要回避的情况。行政执法过程中衍生的鉴定在移送司法机关后，如果当事人提出异议，在重新鉴定可能的情况下应当根据刑事诉讼中关于鉴定意见的要求重新鉴定。
综上所述，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涉及到行政法、刑事诉讼法之间的“两法衔接”问题。规范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审查要求，有利于实现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诉讼证据的转变，既规范了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证据收集要求，又为达到刑事立案标准需要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在刑事立案侦查及审查起诉等阶段的证据规范要求。当然，最佳解决方案是最大限度地缩小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证据之间的差距，保证证据之间的延续性。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十二
摘要：行政强制是行政法上的一项基本的制度，作为一种手段它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被广泛使用。然而，理论上对此问题的研究较为混乱，制度实践也表现出诸多困扰和冲突。为应对这种现实，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在历经四次审议后，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并于1月1日起施行。此法的出台弥补了以前行政强制制度的散、乱、软的问题，但在实践中如何做到尽善尽美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行政强制实践难题因应之道。
《行政强制法》出台以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行政强制法律制度，但是在行政强制领域中还存在着许多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历时12年，我国的行政强制法终于出台，这部法律肩负着规范行政权力和维护行政相对人利益的双重责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支架性法律，其出台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历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其以完备的逻辑结构紧扣行政强制的各个方面，兼顾了从实体到程序、从总则到分则、从行政机关实施到法院实施行政强制等特点，并始终将人文精神贯穿其中。但是，该法自实施以来仍然面临着一些难题亟需加以完善。
一、行政强制法的实践难题。
我国《行政强制法》在实践中遇到的难题主要体现在一下方面：
(一)行政强制原则笼统抽象，实践中无法具体实施。
《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或者虽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和整个条文中呈现出来的原则有六项，具体为：平衡原则、比例原则、行政强制法定原则、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和救济原则。其中，第五条所确立的比例原则是我国第一次在行政立法中明确确立的原则。比例原则，要求在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上，应在其所追求的目的与所采取的手段进行平衡，采取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此原则源于德国19世纪的警察法学，现在是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欧共体法中一项重要的一般行政法原则和宪法原则。广义的比例原则的内容包括必要性、适当性和比例性的要求，这些要求都是具有不确定的弹性要求。比例原则的核心内容是“最小损害”原则。这一原则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在具体的行政强制实践中，往往是以公益为名，对个人正当权益过分忽视，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目的的正当性当然可以证成手段的正当性。行政强制执行手段带有强制性，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在行政强制执行手段下是被服从与服从的关系。为了尽快实现行政目的，行政机关往往以各种理由运用强制手段提高效率，对于非强制手段会很少适用。所以，这一原则在实践中如何操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难题。
(二)落实限制“委托执行”困难重重。
《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这条显然是针对多年以来社会上由非行政机关或者不具备资质的人员行使行政强制的“乱象”而制定的，本条禁止了“委托执法”及公务员执法，有利于肃清行政强制中的混乱现象。但是，法律规定禁止其他人员执法和实施强制，而实践中其他人员执法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扩大增加的趋势。究其原因：一是基层执法力量不足，基层执法编制不够，执法任务又很重，因此导致很多执法主要靠其他人员去完成。二是执法重心没有下移到基层，很多执法编制和执法人员都浮在中层和高层，或者是执法贵族化倾向，有执法资格的人员不执法，没有执法资格的人员满大街执法。这就是我们基层执法的部分现状。此条过于绝对的表述造成了立法上的尴尬：有些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的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无法亲自实施的，就会导致行政强制的软弱无力。
(三)人民法院执行能力面临挑战。
《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有学者认为，由行政机关自行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即由行政机关自己执行自己做出的行政决定，背离基本的正当程序原则。所以，加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可以说是在程序上又为行政强制执行多了一道审查程序，从理论上来看，这有一定的益处。但是，行政强制执行权毕竟是行政权，执行的内容是行政决定，目的是实现行政职能。行政强制执行往往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专业性很强的行政强制执行活动。从法院的系统来看，一般由执行庭负责执行，由行政庭负责审查。由于人力和物力的缺乏，往往由行政庭来担任执行庭的部分执行任务，这就必然导致在审查过程中的马虎。另外，行政主体容易形成惰性。我国行政主体自行强制执行的前提是必须要有法律的授权。如果行政主体没有法律的授权，那么它必须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机关可能为了免责或怕麻烦，有可能将本来可以自行执行的事项统统申请人民法院执行，这不但不能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职能，而且增加了人民法院的负担。反之，属于法院的执行事项，本应立即执行，法院故意不执行或拖延时间，会降低行政效率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最后，人民法院对行政主体提出的申请执行案件，只能进行形式审查，同时由于案件数量的巨大，人民法院作出错误执行裁决并强制执行的情况难以避免。在此，违法的行政强制执行并不是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机关不会因此承担责任，要求法院承担责任，若法院出现司法腐败，相对人的维权途径就更加困难。
二、实践中运用行政强制法的因应之道。
鉴于行政强制法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
第一，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现代法治国家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基础上的。行政强制原则笼统抽象，运用行政强制过程中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对弱势群体应有包容态度。首先，行政强制原则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如何解决?传统的观念认为公共利益高于私人利益，私人利益要向公共利益让路，在实践中我们应该具体分析，必须动态的考量相关利益，做到公私利益兼顾。其次，运用行政强制原则时应树立服务意识。服务是政府的存在基础，在民主政体下，政府只是手段，是达成公民福祉的工具，而非目的。政府的地位决定了它不能剥夺公民的自为的权利，不能以强制手段为政府自己提供扩张权利的机会。当然树立服务意识，也不是一味的要求行政机关迁就公民，在对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给予适当的考虑后，也要适时的运用强制手段，以维护行政权威。再次，强制手段要体现人性化。手段的人性化并不是只讲人情，不讲法治，而是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支撑下，在法治的大前提下，进行执法手段的更新，更多的关切相对人的现实，真正把相对人当人看。
第二，适当进行扩大解释，维护行政权威。针对《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有些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的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无法亲自实施的，就会导致行政强制的软弱无力的现象，我们认为可以在实践中适当的进行扩大解释。所谓扩大解释，即对法律条文有关词句的含义作出扩展，使其比字面通常理解的含义更广泛、更丰富，当然，这种法律解释不能违背立法原意。第十七条的立法原意是如果可以通过委托来获得行政强制措施权，则意味着不需要依据“法律、法规”，只需要依据“行政决定”就可以获得一种对公民人身权和重要财产权产生直接影响的权力，这显然有违行政法治的精神，也不符合行政强制法定原则。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实生活中执法空白也是大大存在的，如果将职能进行重新配置会对部门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产生重大影响，这将是一个长期的部门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为了维护行政的权威，有必要对第17条进行扩大解释，以应对执法空白。同时，必须真正解决执法重心下移问题，解决执法重心下移的体制和制度配套问题。还要提高执法装备的技术化、信息化程度，减少对执法人员数量的过分依靠。
第三，合理配置行政强制执行权，加强监督。不同的国家机关的权力应该是独立的，各国家机关之间是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的关系，将不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淆起来会造成混乱。《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此条执行不当，会造成强制执行权的混论，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法律设定的标准问题，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应当把握以下两个标准：其一，涉及重大公益、行政行为内容须及时实现的，授权特定的行政机关。如税务机关的强制划拨权等。其二，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授权特定的行政机关。如专利管理机关的强制许可、外汇管理机关的强制收兑等。而专业性和技术性不强、各行政机关普遍需要的，如强制拍卖、强制扣缴、强制划拨等，则不宜普遍授权，原则上应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关于代履行和执行罚这种在性质上较温和，不易造成相对人权益的损害的间接强制执行方法可以适当由行政机关执行，以减轻人民法院的负担。同时，我们也要加大对行政强制执行的监督，加强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人民群众与新闻媒体的监督，并加强各机关自身的内部监督。关于人民法院审查方式上应以形式审查为一般原则，以实质审查为例外。
三、结语。
重视保障公民权利的《行政强制法》的颁布仅仅是行政强制行为走向法治化的开端，为保证该法有效执行，充分发挥其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功能，除依赖于自身的完备性外，还依赖于与其他行政法律的有效衔接，各级行政机关的有效执行，清理与本法不相符的滞后内容，以及全社会的法律素养。我们相信，此法的实施将是完善我国法治体系的有益探索。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十三
[摘要]一方面，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行政法的发展离不开离不开宪法原则、宪法理念的指引，宪法的实施、宪政的生长也同样离不开行政法的发展；另一方面，行政法的发展能够对宪法起到补充、发展、完善乃至修正的作用，从而推动宪法、宪政日臻完善。因而，深入探究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我们必须站在建设法治国家的高度，努力推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互动关系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行政法宪法互动辩证关系法治。
当今法学界普遍认为，宪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位。在宪政国家，宪法不仅具有形式上的最高地位和效力，并且具有实质上的最高地位。从此意义上讲，宪法是一切部门法的渊源，指导着各个部门法的运行。但是，处于对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力的共同关切，二者在内容、功能上又颇多相同之处，都被认为是传统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行政法与宪法关系之剖析。
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核心内容是对国家权力的实现方式及运作进行规范，行政法所关心的则是行政权的'存在及行使的合法性。因此，宪法与行政法在调整对象、范围及方法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然而，宪法与行政法关注的问题具有相似性，二者之间除了从属关系与部分重合关系之外，还存在补充、发展关系具体而言，行政法在遵循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在宪法的范围内有能动活动的余地，并对宪法的发展起着实际的推动作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是一种互动辩证关系。
1。宪法是行政法的根基。宪法为行政法的产生、发展指引着方向，行政法的发展则落实了宪法的基本原则、传播了宪政的基本理念。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法的产生是以宪法的产生及实施作为基础和前提的，行政法对宪法有一定的依存性。
2。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国家生活的复杂化加上立法机关本身固有的缺陷使得行政立法在当今法律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民众不仅要求参与民主制度权利的实现，还对于自身权益，诸如劳动、接受教育、享受优质的环境等，有着更为强烈的要求，这些有赖于行政程序法、劳动法、教育法及环境保护法等的制定与实施，而这是宪法所办不到的。行政法是将宪法所确认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权利予以具体化的主要途径，是实现国家目的重要手段，保障公共利益与提供服务是其价值所在。
3。行政法的发展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补充、发展了宪法，其深入发展是推动宪法的修改重要的源动力。众所周知，由于立法者主观认识的局限性与社会生活瞬息万变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着难以消解的矛盾，立法如此，立宪亦如此。成文宪法的高度原则性、概括性及预测能力的有限性，都注定了其往往滞后于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就调整对象而言，宪法与行政法有相当部分是重合的，因而行政法在遵循宪法基本原则、精神的前提下，对宪法的发展是有很大作为的。
二、行政法与宪法关系之发展。
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也存在着失衡的一面，这种失衡既表现为行政法的发展可能突破宪法原则甚至完全偏离宪政的轨道，也体现在行政法的发展有可能因宪法的严重滞后而受阻。因而，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努力推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互为协调促进的发展方向。
1、通过各种有效的变迁手段，促使宪法积极地回应行政法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包括两重含义：已通过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作为“法上之法”的宪法，无疑更应该获得全社会的普遍认同，且其自身的规定也应当是健全的、良好的。否则，宪法缺乏权威，宪政、法治就永远难以实现。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已经对宪法提出了一系列深层次的要求，回顾现行宪法来的实施历程，不难看出，修宪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且使用最为频繁地宪法应变方式。同时，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宪法有解释的权力。在社会急剧发展的今天，释宪权对于维持宪法的稳定，弥补宪法条文规定的不足，推动宪法制度的实施和观念的普及显得尤为重要。
2、以“宪法优位”、“宪法保留”为原则，牢固树立“宪法至上”的基本理念。
宪法作为法治的最高和最集中的体现，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居于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宪法如果不具有至上的权威，那么，宪政、法治将失去最基本的依托。因此，“宪法至上”是“法律至上”的核心，也是法治国家所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宪法至上”理念具体到行政法上，就是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依宪行政”，这是依法行政的前提和基础。“宪法拥有权威的关键不在于公民是否服从它，恰恰在于政府自身是否服从它。”因此，为了推动行政法与宪法关系的良性互动，我们首先就要积极地宣传、普及宪法至上的理念，使社会成员尤其是政府官员实际感受到宪法的存在，自觉地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
3、尽快健全相关的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诉讼制度，保障并监督行政法对宪法的发展。
如前所述，行政法的发展对宪法的完善与更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这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违宪的嫌疑。那么，行政法实践到底能在多大限度内发展宪法呢？可以认定，行政法对宪法的补充、发展及推动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宪法的发展绝不能仅仅拘泥于表面的文字，它理应包括依照宪法精神的发展。因此，在把握宪法原则与精髓的前提下，即使行政法的发展突破了某些文字，也不能简单地视之“违宪”，更不能以所谓的“良性违宪”为名替其“粉饰”，而应当肯定地认定其“合宪”。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诉讼机制确保了这种最高效力的实践价值。通过违宪审查机制的有效运作，我国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有望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中国宪政时代的早日来临。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焦洪昌主编：《宪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3。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十四
公法权利使用的目的是约束行政机关，引导行政人员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作为公民面对行政机关时所持有的法律地位概念的总结，公法权利可帮助行政人员更好的依法行政，可以引导他们从法学角度思考与运用权利，使行政程序更加符合群众利益，同时，法官也需要将公法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作为行政诉讼的标准之一。但当前行政法中对公法权利的界定与研究依然较少，这也是造成行政法理论不完善的关键因素，一定程度上使各项规范与法律的履行将更加有难度。
行政法的出台在于保障人权。包含人本身，还包含了“相关权人”、“受害人”等“间接相对人”，包含了与权利保障人无关的人员，称为匿名公民。这一权利规范不仅将行政法作为基础，还将物权法、宪法作为保障。此外，行政职权影响其权益的个人或者组织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知情权、申请权等均有着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平等，这种平等关系下才能形成规范的、有秩序的社会，也是各项人权法规建立的基础保证。行政法中完整的可以支持行政法落实的宪法命令缺少，由此，公法权利仅以一个课题形式出现，必须成为一种行政学描述或者指导性研究才可以满足人权要求。另一个值得紧张的问题是，公法权利实施的基础是具备主观诉讼标准，要想将行政诉讼功能真正实现，就要在实践中正视公法权利问题。但是理论上行政法仅是行政行为为核心的命题体系，“行政”与“法”的关系是核心，保障人权并非是主要目的。行政人员的各项行为是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判定工具就是行政法，但是行政司法审查上没有体现出来，只要是权利受到任何威胁，均有权起诉。由此，不能简单的将行政法学原理运用到行政诉讼法学中，对确保其稳固的根基进行寻找，才能实现双向流动的行政法学支架式结构。
二、构建与体系。
1、公法权利分析性结构“公民由公民法获得权利”，这一观点可以作为构建公法权利的起点，可以看出，公法权利与公法、权利等单一概念存在密切联系。由此，必须围绕权利命题将命题分解，逐层将问题本质揭露出来。个人或者组织权利予以支持有着正当理由，并且与法律地位、关系之间存在互通性，这些关系之间构成了三阶层模式的基础。第一层阶层是权利立证问题，也可以说是问题层，法教教义学论证直接与法律相关；第三个阶层围绕“法力”问题，是主观权利在某种意义上满足既定义务的能力；第二个阶层是权利分析与构造。具体来说，对于某件事或者某个人的主观权利的了解，是以上关系之间的相互认识与了解。而定行为权利为权利人所具备时，义务人同时也具备了履行这一行为的基本义务。公法权利可以从层面上清除解释公民权利，即免于国家干涉的自由或者要求国家一定行为的请求权。公民、国家、自由或者请求是构成的基本要素。可以转换为以下关系：个人或者组织这些都是公民范畴，面对行政机关享有的自由与平等，或者国家享有的请求权。人民一旦享有这种权利就同时享有请求权，国家不仅具备权利，同时还需要履行义务，这样解释，权利被认为是公法权利就理所当然了。但是这种权利与义务并存的情况仅限于国家行政机关。宪法赋予给行政机关的其他职权，也需要连同国家意志一起服从，针对行政法来说，可以将公法权利总结为：公民面对行政机关时享有的自由，或者对行政机关享有的请求权。2、公法权利类型与体系分析性分类方法与类型化方法是公法权利分类时，法学上提供的两种方法。前者通过抽象与模糊涵摄形成最高概念的形式体系。而后者则是借助功能关系，通过要素的变化，出于法律目的构建的'体系。前者更加清晰、明确，但是功能僵化不可避免，有着空洞的内容，而后者灵活性于针对性强，但是体系本身模糊有歧义。必须有典型的分析法要素才能将两者矛盾化解，但是难以将要素关系固定，造成概念自身的开放性增强，但必须通过理性论证进行要素增减。
三、论证与应用。
1、法条规定的公法权利立法者立法过程中考虑到了公法权利，比如在《行政许可法》有如下规定：“公民、法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申辩权、陈述权是基本享有的权利”，这条法律将公民、法人作为了享有权利的主体，行政机关则成为义务人，通过法律清晰将公法权利基本要素体现了出来。因很多权利对应义务，可以非常容易的从法条规定中将公法权利推导出来。比如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公安机关内部工作人员在办理案件时，对涉及到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有保护权”，可以间接说明该法律对公民隐私权予以保护及尊重。但是依然有些义务，行政法教义学认为不能产生公法权利。但法条中给出了行政机关的义务，是否对应公法权利，此方面依然有争议。一般来说，物权法作为私法，与公法毫无联系，但是从法条上可以看出对公民权益的保护，《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个人的物权、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均受到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及个人不能侵犯”。“任何单位”实际上将行政机关包含在内了。此外，行政权与物权之间形成了某种关系，比如“行政保护物权”、“行政消灭物权”等，如果转化为公法权利，就是物权人针对行政机关享有自由以及请求行政机关的行为。由此可见，可以将“公民在物上的权利”称之为“典型主观公权利”。2、法条中对公法权利的规定较为模糊法律条文中对公法权利的规定模棱两可，这种情况具体体现在：法律条文在制定时就存在缺陷以及定义上存在模糊。法条缺陷可以称之为续造问题，法律解释问题则是定义模糊体现的。法律在行政原则上有优先权，可以续造法律，这种情况就让行政法的权限缩小了。但是宪法中的公平原则，促使行政法的要求发生改变，需要在行政法中满足信赖利益要求，也就是续造出的权利。宪法对权利的定义较为特殊，分工结构促使行政机关对公法权利的解释更加全面与具体，这是公法权利得以明确的基础。由此，对于公法权利的清晰规定，重点在于法律解释。
四、结束语。
公法权利问题一直是法学领域学术研究的重点，行政法学面对日益增大的法理压力，促使其接受并且思考公法权利这一概念。当前，很多学者已经通过不懈的努力收集资料，运用更加成熟的法律进行公法权利的研究，相信公法权利在不久的将来会真正成为公民受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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