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汇总13篇）

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生活中的经历，总结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多做语文习题，可以巩固基础知识。以下是小编挑选出来的一些总结范文，看看它们的结构和语言表达有何特点。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一

长久以来信息的不完备是影响管理者进行理性判断和决策的直接原因之一，而现有的数据库系统虽然可以高效地实现数据的录入、查询和部分统计等功能，但是无法发现数据中存在的关系和规则，无法根据现有的数据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杭州市西湖区院为了在检察业务信息、队伍建设情况和综合行政事务方面辅助领导决策，建设应用行政决策辅助系统，将各科室以往分散的数据资源进行整合，并充分发挥电子政务平台的优势，通过系统提供的多种分析功能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将各类数据转化为院领导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它的实施使得行政决策者可以在广泛了解决策所需信息的前提下进行决策，避免了靠经验决策和决策信息不完备导致的决策的盲目性现象，从而提高了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支持与强化行政决策过程。

一、系统架构及技术分析。

系统架构主要由数据仓库系统、模型库系统、知识库系统及可视化接口4部分构成。采用的关键技术是数据仓库技术(dw)、数据挖掘技术(dm)、在线分析处理技术(olap)。

(一)数据仓库的作用。

电子政务的决策过程是一个从非结构化数据中抽取结构化信息，再提供非结构化决策分析结果的过程。因此，为了营造良好的电子政务决策数据环境，获得高质量的数据分析结果，建立适合政府决策的数据仓库系统是电子政务决策支持系统的关键环节，以确保政务系统中的数据能够更好地发挥分析、决策的作用。这种数据仓库系统的功能要能向两个不同方向拓展，一是广度计算，二是深度计算。广度计算是使数据仓库系统的应用范围尽量扩大，能基本涵盖市级政府决策、服务的领域;深度计算使数据仓库系统克服了以往数据库简单数据操作处理(即事务处理)的缺点，对数据处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其能更多地参与政府对数据分析和决策的制定等工作。

(二)模型库系统的功能。

模型库系统包括模型库及其管理系统，模型库是一个包含有财务、统计、运筹和其他定量模型的软件包，存放解决行政管理问题的经验模型，是为决策提供分析能力的部件，给予决策者通过推理、比较、选择来分析、预测和解答整个问题的能力。因此，研究一些决策支持模型，建立一个政府决策的模型库系统是完成系统的关键环节之一。这种模型库系统应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能实现多目标决策;二是能实现多领域、多部门、多用途的决策，即按经济内容来看应具有预测类模型、综合平衡模型、结构优化模型、经济控制类模型等，按决策活动来看应有规划模型、推理模型、分析模型、预测模型、评估模型等。

(三)知识库系统的功能。

知识库系统包括知识库及知识库管理系统，其功能是对知识进行系统化组织与管理，存储、增加、删除、修改和查询知识，以及对知识进行一致性和完整性校验。知识库与数据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知识的逻辑表示观点来看，关系数据库是一种简单的知识库，数据库中的每一个关系是一个原子公式，即一个谓词，关系中的元组即是知识中的事实，因此利用关系数据库来建造知识库，就可以充分利用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功能，便于知识库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四)可视化接口。

可视化接口包括预测、分析、查询和维护等4个子系统。通过数据分析和预测工具对数据仓库中的数据进行多维分析、汇总，结果可以用二维表、饼图、折线图和直方图表示。

二、数据挖掘的技术工具和基本过程。

数据挖掘就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实际应用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人们事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数据挖掘常用的技术有神经网络、决策树、遗传算法、近邻算法和规则推导等。数据挖掘常用的工具有：

第一，基于神经网络的工具。由于对非线性数据具有快速建模能力，神经网络很适合非线性数据和含噪声数据，所以在政府数据库的分析和建模方面可以应用。

第二，基于关联规则和决策树的工具。大部分数据挖掘工具采用规则发现或决策树分类技术来发现数据模式和规则，其核心是某种归纳算法。

第三，基于模糊逻辑的工具。其发现方法是应用模糊逻辑进行数据查询、排序等。

第四，综合多方法工具。不少数据挖掘工具采用了多种开采方法，这类工具一般规模较大，适用于大型数据库或者并行数据库。数据挖掘的基本过程包括数据准备、模型搜索、结果分析和生成报告。

数据准备：收集和净化来自数据源的信息并加以存储，将其放入数据仓库中。

模型搜索：利用数据挖掘工具在数据中查找模型，搜索过程可以由系统自动执行，也可以由用户参与执行。对于一个主题的搜索，可用神经网络、专家系统、统计方法等。

结果分析：一般地说，数据挖掘的搜索过程需要反复多次，因为当分析人员评价输出结果后，他们可能会发现一些偏差或一些新的问题，要求对某一方面做更精细的查询。

生成报告：根据分析结果，进行整理，形成分析报告。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二

行政公开是指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或委托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和公务员在国家行政权力的运作中，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公开的、除非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行政信息和行政活动过程，否则相对人或相关人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公开的主体包括国家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或委托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组织和公务员。行政公开的内容包括国家行政权力的运作全过程，但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除外。行政公开的客体包括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

行政公开至少应当包括三层内涵：一是政府行为除了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应当一律公开进行；二是行政法规、规章、行政政策以及行政机关一旦作出了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的标准、条件、程序等都应当依法公报，让相对人可以依法查阅和复制；三是有关的行政会议、会议决议、决定以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情况应当允许新闻媒体依法的采访、报道和评述。

二、行政公开的产生背景。

行政公开是20世纪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发展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它建立了国家权力的公开运行模式，使公民过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得以确实保障，并进而为民主行政、公民参与行政、监督行政提供了一系列的制度保障。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正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社会阶段。无论从改革开放以来公民主人翁意识、民主发展意识、公民权利意识、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还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各级政府提出的新挑战、新标准，都显著表明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也急切希望形成行政公开制度。总结我国行政公开的形成有其深刻原因，主要包括：

（一）行政职权的不断扩张是行政公开制度形成的根本性原因。

行政权是国家权力中最活跃、最有力的部分，也是对公民的切身利益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社会的客观需求使得国家的公共权力日益膨胀，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张直接对公民权利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需要对行政权加以规范和约束。在国家权力中，行政权力属于执行权，其权力的行使发生在社会管理中，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方各面。而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大对公民权利和自由带来了很多潜在的或现实的限制和威胁，如何以法律程序对行政权进行制约和监督就显得特别重要、通过行政公开这种形式来完善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行政权力行使过程进行制约和监督，就成为了行政法治的重点。

（二）公民权利的强化趋势是行政公开制度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现代人权理论的不断深入发展，公民的权利表现出了不断加强的趋势，特别是知情权作为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具有不可予以剥夺的性质。

（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是行政公开制度的形成的客观因素。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我国逐步建立和完善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的配置方式，而市场经济下的资源的运作必须是公开而透明的，若政府把信息垄断了，则很不利于市场资源的配置，也会阻滞市场的活力。行政公开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之一，它使得社会资源得到合理分配，还能行之有效地帮助企业和个人考察社会、分析市场、安排好自己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

三、行政公开的意义。

（一）行政公开是依法行政的保障。

行政公开有利于创建一个公开的、透明的、依法行政的、合理的社会大环境，有利于改善政府自身的运作，依法实现政府部门之间信息资源共享；还能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使行政机关的办事方式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有利于促进依法行政的进程，促使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正确行使职权，依法履行职责，按照法律程序办事；有利于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相互信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行政公开是遏制和惩治腐败的重要手段。

服务行政是21纪行政法的基本理念。确定服务行政的理念有利于提高行政运作的透明度，使行政主体的行为始终都处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促使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减少各种腐败问题的发生。行政公开制度的建立使那些拥有行政权力而作威作福的官员们由隐身到现形，使得暗箱操作的空间不复存在。

行政决策要想实现民主化、科学化，就要通过行政公开的方式将行政活动各阶段公之于众，并随时接受各来自方方面面的监督。

（三）行政公开体现人民主权的政治理念。

行政公开是政治运作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存在于现代民主政治中。行政公开促进产生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政治认同感，维护社会和平稳定和发展。

行政公开能让公民预测行政的施行的大方向，使大家能够及时并合理地作出反应，加以配合实现自己的权利，从而消除对秘密行政的不安和疑虑。

（四）行政公开有利于推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客观、准确、及时的信息，是行政机关科学决策的前提和基础。行政公开要求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全面、准确、及时的公开信息，大大的提高了决策层获取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信息社会的行政公开与电子政府的建设相互促进并发展。

（五）行政公开是纠正行政机关对信息的闲置、隐匿的制度保障。

信息作是一种重要的国家资源，本应具有全社会所有的公共属性。但是在我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信息都是掌握在政府的手中，大多数的行政机关与生俱来就有信息的优势，并以保守秘密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名义来保持这种优势，也就造成了信息处于闲置、隐匿或半闲置、半隐匿状态。这种状态与公民希望获取行政信息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和公众的意愿是相悖的。如果行政主体对信息藏匿不报，如何保障相对人获得充分的行政信息，因而，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保证公众监督机制的有效性，就必须保证行政主体掌握的行政信息公开，行政公开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保障机制。

四、行政公开的具体要求。

（一）行政决定公开。

行政决定，只要是涉及到了外部公共管理的事项，无论是行政政策类的、行政立法类的、行政执法类还是行政裁决类的、行政复议类的，最终决定的全部内容都应当用适当的、方便公众查阅的形式公开。

（二）行政过程公开。

任何的行政决定，都是经历一定的程序（亦即过程）才能形成的。在日益强调行政管理的民主或者公正的当代，除非因为法定事由，行政决定的过程一般也都公开。其中，对于行政立法以及其他抽象行政行为来说，民主参与已经成为一个硬性指标。就具体的行政行为而言，为了保证做出决定的公正性，行政组织一般需要听取行政相对人意见、告知行政相对人有关信息（包括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应当承担的义务）、说明依据和理由等程序，而这本身也是在向具体的行政相对人公开其管理的全过程。

（三）行政信息公开。

上述的行政决定、行政过程公开，在相当程度上也就表明，行政组织将行政决定这一信息以及与决定有关的其他信息，向行政相对人公开。当然，行政组织掌握的信息不仅仅只包括这些，有许多信息是行政组织在管理过程中获取的，尽管不一定与行政决定有直接的关联，但很可能会对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产生实质性影响。在日益强调保护公民权利、强调政府透明的时代，在日益重视行政组织与行政相对人各方面合作的时代，行政组织所掌握的信息――包括那些原始信息以及行政组织对原始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后形成的信息，除属于法定保密范围的的外，一般都必须公开。而且，法定保密的范围也逐渐在缩小。

五、我国行政公开制度中的不足和缺陷。

（一）社会团体功能发挥不足，缺乏组织化代表和表达机制。

从许多国家行政公开的立法实践过程中我们看到，非政府组织在推动公开立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国社会随着市民阶层利益的不断增长，已经初步逐渐形成了对公开立法有需求的群体，如职业律师团体等，他们有强烈的信息公开需求。不过因为他们的立法需求缺乏组织化的实际参与行动，所以对立法进程与内容产生不了太多实质性的影响，无法有效地发挥代表成员利益的功能。

（二）行政公开具有较强的政策性，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

受政策保护、“国家秘密扩大化”的观念影响、“法藏官府、密不可知”的现象比较突出。行政公开的制度一经推出，虽然立即被各地效仿和推行，但是因其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导致了行政公开在范围、内容、方式等方面表现出随意性、不规范性，难以真正形成稳定的制度。

（三）保密问题的泛化。

在我国，行政公开与国家安全的矛盾在很多时候被人为的放大了。“危及国家安全”成为政府保守秘密，拒绝公开信息的很理直气壮的理由，保护国家安全成为政府保密行为的合法外衣。但是我们应当意识到，肆意扩大行政公开和国家安全的对立，只会让我们背离世界行政公开潮流和趋势。“如果公民知情权的价值让位于国家安全，对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和政策的有关信息日益严格地控制必将继续构成对民主的正常运转的严重威胁。”

六、对我国行政公开完善的建议。

（一）树立现代行政理念，强化行政公开观念。

“公民为顾客”、“顾客至上”、“向市民交代”等新型的服务行政理念是现代行政法治的主流价值观，也是行政公开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只有从根本上转变观念，树立起服务行政、责任行政、法治行政的理念，深入加强理论创新，深化对行政公开的认知和重视，才能谈得上真实有效的行政公开。

（二）行政公开的法制化。

西方国家在实施行政公开化的过程中，在立法上主要采取两种模式。一种是在制定《信息公开法》、《财产申报法》、《政府采购法》、《政府会议公开法》、《光下的政府法》等行政公开方面的特别法的同时，又制定了《行政程序法》以作为其他程序方面的总则性规定，其代表为美国、日本。另一种是对行政公开的规定没有制定专门的特别法，主要集中于《行政程序法》及零散的分布于其他法律之中，以德国为代表。我们国家对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效仿的。

（三）行政公开的外部监督机制。

为了促使行政机关切实履行行政公开的义务，有必要通过立法设立外部监督机制。其中，通过制定出《监督法》，明确规定人大对行政机关的监督程序与机制可以实现对行政公开的有效监督。此外，还可以通过《新闻法》的制定，对记者的采访权予以明确保障，可以间接地促使官方信息的公开，从而使公民的知情权得以实现。最后，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机制的建立也能够对行政公开提供有切实有效的保障。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三

决策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了高校的未来发展，在传统的行政管理工作当中，由于受到管理者的主观意识和决策的程序、方式等影响，决策往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与狭隘性。网络技术的运用，将适当的信息适时地传递给相应管理者，促进了行政决策的控制能力的建立，对决策流程的重造和创新;同时为决策者提供大量的信息，避免了决策的片面性，给决策的信息、咨询、参与等带来了可能，促进了决策走向科学化、合理化。

(二)提高了组织的绩效。

网络技术的应用，一方面，借助网络平台等使各部门和行政人员的工作效率得到了提高，从而有效地减少了行政管理人员以及高校相关部门的数量，节省了人力;另一方面，促进了行政管理的“扁平化”，在网络技术的辅助下行政管理机构更为精简，减少了因信息传递问题出现的信息损失情况，降低了行政工作的运作成本，使得传统的臃肿的行政组织更加扁平、有机、弹性化。

(三)实现了政务的公开。

在传统的金字塔式管理体制下，处于塔尖的领导阶层享有绝对的决策权，行政工作的整个过程不够公开、透明、民主。而电子校务的出现营造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借助这个平台，师生可以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及时、直接地传递给行政管理工作的领导者，实现了领导、教师、学生三者之间的有效沟通。学校还可以借助网络技术当中的电子方式进行通知、政策等的传达，并对决策信息、重大事项、行政动态等进行公开，在保证师生及时获取信息的同时保证了广大师生的知情权与参与权、监督权。

(四)强化了人员的素质。

在互联网、外网与内网的作用下，互联网突破了时间、空间的局限性，使高校的行政人员能够接触到之前未感知到的信息，信息沟通的高效化与信息处理的海量化的特点下，行政工作者的工作范围也得到了扩大。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行政工作者必须对传统观念进行更新，树立自身的效率、创新、竞争、服务、法治、民主等先进观念，这可有效提高其逻辑思考、分析判断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网络技术的环境对行政人员的知识与技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促使其在自主学习中培养起自身的各方面素养，同时网络技术带来的教育方式的改进也方便了行政工作者对现代化管理知识、技能的学习、掌握及运用。

(五)提升了工作的效率。

在网络技术的应用下产生了校园一卡通系统和办公自动化系统。校园一卡通，是校园网上建立的一系列金融、管理信息系统，在方便了学生的生活、学习的同时也给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带来了便利，通过系统维护工作的便捷化解决了管理系统的数据统计、工作量繁重等问题，促进了管理人员工作效率与质量的提高。办公自动化系统对管理工作的流程、管理部门的职责等做出了明确规定，一些公文处理等日常事务处理在系统的帮助下，其处理数量与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在提高了办公效率的同时也减少了管理的成本，实现了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

二、高校行政管理中运用网络技术的思考。

对于网络技术在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当中的运用，我们应当立足于唯物主义角度辩证地看待。在认识到物流技术给管理工作带来积极意义的同时，对于运用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也不容忽视。在目前的网络技术运用当中，受管理部门职责的影响，大多数管理人员都缺乏相关的计算机网络知识与技能，且太过注重对网络硬件的要求，忽视了对丰富的网络资源的运用，产生了很多资源浪费的现象，由于理论指导的缺乏、管理系统标准的不统一、对网络技术资源建设缺少合理规划等，也造成了很多网络技术功能上的浪费。当前的高校行政管理中工作量化程度低、缺乏规范化信息资料、信息档案建立不够规范、相关维护与服务工作不足等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的弊病也层出不穷。针对网络技术应用过程当中的种种问题，我们必须提高高校管理人员的思想认识，提高其对网络技术的合理利用，促使管理人员立足于成本与效益的角度对管理工作的网络化进行整体的统筹规划。对网络技术建设做好标准的统一以实现系统的集成，同时要对网络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来促进资源的共享。另外，还要强化对管理人员相关网络技能的培训，结合本校的具体情况对网络技术进行分层规划，通过对相关制度的完善来为网络技术的应用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作为现代科技的发达地区，高校也是网络技术推广的重点地区。网络技术的渗透使得高校的行政管理、教学活动、科研工作等系统实现了有机的连接，为系统间的信息交换与服务提供了便利。处于信息化时代的大环境下，网络、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对高校的行政管理产生影响。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网络技术对于行政管理工作的积极影响，大力推进网络技术的普及与合理运用，并针对应用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制定科学的解决方案，从而保证高校行政管理中网络技术的有效运用。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四

公法权利使用的目的是约束行政机关，引导行政人员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作为公民面对行政机关时所持有的法律地位概念的总结，公法权利可帮助行政人员更好的依法行政，可以引导他们从法学角度思考与运用权利，使行政程序更加符合群众利益，同时，法官也需要将公法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作为行政诉讼的标准之一。但当前行政法中对公法权利的界定与研究依然较少，这也是造成行政法理论不完善的关键因素，一定程度上使各项规范与法律的履行将更加有难度。

行政法的出台在于保障人权。包含人本身，还包含了“相关权人”、“受害人”等“间接相对人”，包含了与权利保障人无关的人员，称为匿名公民。这一权利规范不仅将行政法作为基础，还将物权法、宪法作为保障。此外，行政职权影响其权益的个人或者组织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知情权、申请权等均有着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平等，这种平等关系下才能形成规范的、有秩序的社会，也是各项人权法规建立的基础保证。行政法中完整的可以支持行政法落实的宪法命令缺少，由此，公法权利仅以一个课题形式出现，必须成为一种行政学描述或者指导性研究才可以满足人权要求。另一个值得紧张的问题是，公法权利实施的基础是具备主观诉讼标准，要想将行政诉讼功能真正实现，就要在实践中正视公法权利问题。但是理论上行政法仅是行政行为为核心的命题体系，“行政”与“法”的关系是核心，保障人权并非是主要目的。行政人员的各项行为是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判定工具就是行政法，但是行政司法审查上没有体现出来，只要是权利受到任何威胁，均有权起诉。由此，不能简单的将行政法学原理运用到行政诉讼法学中，对确保其稳固的根基进行寻找，才能实现双向流动的行政法学支架式结构。

二、构建与体系。

1、公法权利分析性结构“公民由公民法获得权利”，这一观点可以作为构建公法权利的起点，可以看出，公法权利与公法、权利等单一概念存在密切联系。由此，必须围绕权利命题将命题分解，逐层将问题本质揭露出来。个人或者组织权利予以支持有着正当理由，并且与法律地位、关系之间存在互通性，这些关系之间构成了三阶层模式的基础。第一层阶层是权利立证问题，也可以说是问题层，法教教义学论证直接与法律相关；第三个阶层围绕“法力”问题，是主观权利在某种意义上满足既定义务的能力；第二个阶层是权利分析与构造。具体来说，对于某件事或者某个人的主观权利的了解，是以上关系之间的相互认识与了解。而定行为权利为权利人所具备时，义务人同时也具备了履行这一行为的基本义务。公法权利可以从层面上清除解释公民权利，即免于国家干涉的自由或者要求国家一定行为的请求权。公民、国家、自由或者请求是构成的基本要素。可以转换为以下关系：个人或者组织这些都是公民范畴，面对行政机关享有的自由与平等，或者国家享有的请求权。人民一旦享有这种权利就同时享有请求权，国家不仅具备权利，同时还需要履行义务，这样解释，权利被认为是公法权利就理所当然了。但是这种权利与义务并存的情况仅限于国家行政机关。宪法赋予给行政机关的其他职权，也需要连同国家意志一起服从，针对行政法来说，可以将公法权利总结为：公民面对行政机关时享有的自由，或者对行政机关享有的请求权。2、公法权利类型与体系分析性分类方法与类型化方法是公法权利分类时，法学上提供的两种方法。前者通过抽象与模糊涵摄形成最高概念的形式体系。而后者则是借助功能关系，通过要素的变化，出于法律目的构建的'体系。前者更加清晰、明确，但是功能僵化不可避免，有着空洞的内容，而后者灵活性于针对性强，但是体系本身模糊有歧义。必须有典型的分析法要素才能将两者矛盾化解，但是难以将要素关系固定，造成概念自身的开放性增强，但必须通过理性论证进行要素增减。

三、论证与应用。

1、法条规定的公法权利立法者立法过程中考虑到了公法权利，比如在《行政许可法》有如下规定：“公民、法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申辩权、陈述权是基本享有的权利”，这条法律将公民、法人作为了享有权利的主体，行政机关则成为义务人，通过法律清晰将公法权利基本要素体现了出来。因很多权利对应义务，可以非常容易的从法条规定中将公法权利推导出来。比如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公安机关内部工作人员在办理案件时，对涉及到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有保护权”，可以间接说明该法律对公民隐私权予以保护及尊重。但是依然有些义务，行政法教义学认为不能产生公法权利。但法条中给出了行政机关的义务，是否对应公法权利，此方面依然有争议。一般来说，物权法作为私法，与公法毫无联系，但是从法条上可以看出对公民权益的保护，《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个人的物权、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均受到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及个人不能侵犯”。“任何单位”实际上将行政机关包含在内了。此外，行政权与物权之间形成了某种关系，比如“行政保护物权”、“行政消灭物权”等，如果转化为公法权利，就是物权人针对行政机关享有自由以及请求行政机关的行为。由此可见，可以将“公民在物上的权利”称之为“典型主观公权利”。2、法条中对公法权利的规定较为模糊法律条文中对公法权利的规定模棱两可，这种情况具体体现在：法律条文在制定时就存在缺陷以及定义上存在模糊。法条缺陷可以称之为续造问题，法律解释问题则是定义模糊体现的。法律在行政原则上有优先权，可以续造法律，这种情况就让行政法的权限缩小了。但是宪法中的公平原则，促使行政法的要求发生改变，需要在行政法中满足信赖利益要求，也就是续造出的权利。宪法对权利的定义较为特殊，分工结构促使行政机关对公法权利的解释更加全面与具体，这是公法权利得以明确的基础。由此，对于公法权利的清晰规定，重点在于法律解释。

四、结束语。

公法权利问题一直是法学领域学术研究的重点，行政法学面对日益增大的法理压力，促使其接受并且思考公法权利这一概念。当前，很多学者已经通过不懈的努力收集资料，运用更加成熟的法律进行公法权利的研究，相信公法权利在不久的将来会真正成为公民受用的权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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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五

论文摘要:文章从分析我国行政决策的现状入手，剖析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行政决策科学化的一些构想。

一、我国行政决策的现状。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各级决策层积极推进决策科学化,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1.决策观念有了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推动决策观念的转变,中央政府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是积极鼓励软科学研究,结合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特点,建立起新的决策理论,形成支持科学决策的知识体系。二是普遍进行干部培训,以普及决策科学为重点,全面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强化决策者的科学决策意识和技能。三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在宏观决策中注重程序化的多方案论证,把决策科学化付诸实践。当今的许多重大决策,如三峡工程建设、农村改革与发展、沿海开放、价格体系改革等都是在集中专家及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权衡利弊,最终决策的。

2.决策制度逐步完善。决策制度的完善既包括建立健全属于决策体制内部的具体制度,也包括从制度层面上改善决策的大环境，如废除干部领导终身制,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权力下放等。许多重大的基建、技改项目一般都要先经过有关专家组或专门机构审查、评估,再由政府部门批准立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制定了议事规则,对同级政府提请审议的议案有明确的审议程序和时限,以前极少有过的“否决”现象,现在则时常可以见到。大量的行政事务,过去长期由党委包揽,现在则由政府决策,还政于政,随着各级决策层逐步推行政务公开,决策制度日趋完善。

3.决策辅助机构开始建立。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就普遍恢复或建立了政策研究机构和信息处理中心，为决策层提供信息收集、咨询建议以及方案论证等,以此来辅助决策。另外，由于网络和计算机的普及化,信息的流通越来越通畅,社会上的各种信息、调查、咨询机构也纷纷出现,加入了辅助决策的行列。

4.决策手段走向现代化。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一批新兴理论为决策行为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推动决策科学向高层次发展。互联网的发展,为科学决策开拓了更广泛的信息渠道。问卷调查、模型分析等方法也在决策过程中普遍采用。

二、我国行政决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纵观决策科学化发展进程,可以发现我们已经实现了由经验决策为主向科学决策为主的转变。但是目前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决策的民主化程度偏低。决策科学化首先要求民主化,但不少决策者仍然以自己的倾向为决策依据,专家智囊和政策研究人员只能按照领导的意图做“命题文章”,给领导的意见披上“科学”的外衣，由以前的一个人说了算变成一个人替大家说了算。

2.辅助决策机构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有些机构名为研究所、信息中心,实际功能却蜕化成起草文件和报告的秘书班子。另外,由于行政体制造成的条块分割、部门所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研究机构,制约着他们作用的发挥。

3.战术研究多,战略规划少。一些官员总想为自己增加政绩。在决策时视野狭窄,缺乏宏观考虑，忽视长远目标和总体规划。造成这种状况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现行干部体制存在弊端,使一些干部为追逐利益而发生许多短期行为。

4.决策机构内部结构不尽合理。表现之一是决策的专业化程度不高,政府部门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执行者,影响效率的最大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府部门内部职责含混,责任难以追究。表现之二是决策多,执行少。形成了一种新的结构失衡,影响决策的整体质量。

三、改革我国行政决策制度的建议。

1.明确决策主体的自身定位。从决策主体的形式特征看,公共行政决策主要是政府的决策。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的决策主体已经包括政府决策层、各类智囊机构和专家系统以及各种社会组织。政府决策层作为决策主体的主导部分,拥有对决策方案的最终裁定权,但它在整个决策系统中的地位已由唯一变成部分。在科学决策中要提高对专家系统的重视程度,发挥专家学者的特殊作用,不断提高公共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政府决策层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供决策需求,二是参与方案论证,三是做出最后决断。由于不能事必躬亲,所以,全面掌握宏观情况,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对方案进行严密的评估论证,是政府决策层最应该下功夫的环节,这个环节也恰恰是科学决策过程的核心。

2.准确把握决策内容,努力提高公共行政决策的质量和水平。一是明确决策指导思想,把握决策方向。公共行政以实现公共利益为本质追求,是最直接和最能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思想的政府执政行为。二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化决策议题。公共行政要协调和解决的公共事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此，在选择决策议题时,要准确把握决策内容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位置,综合考虑所制定公共政策和工作方案的相关联系,认真分析这些政策、方案实施的制约因素及其积极和消极影响,还要科学评估公共政策和工作方案对各社会群体利益的影响及其能否有效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更好地体现公共行政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三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完善决策方案。通过深入科学的调查研究取得准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提出有针对性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3.严格规范决策过程,不断完善公共行政决策的制度程序。一是尽快实现决策程序法制化。从促进决策者的观念转变,实现决策层的重新定位，到规范决策过程,完善决策的方式方法，再到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健全对决策的监督,都应当建立较完备的法律法规。二是必须坚持民主原则。坚持公共行政决策的民主原则,首先要在决策方案提出和选择过程中充分调查和反映民意,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方案需要经过公众听证,在条件成熟时，可逐步推行重大决策公民表决。三是要有完善的程序制度。关于公共行政决策的程序制度很多,其中特别需要强调“多方案选择”的程序制度,管理学经常讲:管理就是决策,决策就是选择。而选择的基本条件就是多方案的提供,因此,在决策的程序上明确规定必须提供多种方案才能够讨论和决策,是非常必要的。

4.现代手段和传统方法有机结合。互联网使决策者可以获得大量决策参考信息，但社会调查仍然是重要的决策手段，社会调查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了解客观实际的一种基本手段。所以不能因为信息时代的到来就忽略社会调查。社会调查和系统分析是同一决策过程中两个不同的阶段,两种不同的方法,应该综合应用。

5.认真抓好决策执行,落实决策的责任追究。决策的执行对决策本身乃至整个管理过程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政府机构对社会行使广泛的公共权力,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政治、行政、道德责任。对于政府公共行政决策来说,既然享有决策权力,也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决策责任追究制的核心在于落实责任,而判断有无责任，关键要看决策实效。决策是不是正确,应依据决策执行的结果做出评判。如果确因决策本身失误造成执行失败,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带来损失,参与决策者就必须承担责任。只有建立了以结果为导向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才能使所有公共行政决策者认真负责地行使决策权。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六

摘要：电力企业传统管理模式中，人力资源因相对狭隘的定位和有局限的管理形式等难以充分激发出应有的潜在价值，已成为企业发展的短板之一。电力企业需要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源在应对市场竞争压力等方面的巨大潜能，通过加强人力资源管理降耗增效、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电力企业；竞争力。

作为能源行业的核心，电力企业长期以来承担着推进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支柱职能。作为企业最具能动性的资源，人力资源正在成为新时期电力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突出重围的决定性因素。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已不止于企业管理手段的优化内容之一，且已成为增强电力企业核心竞争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

一、传统模式下电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常见问题。

（一）亟待修正的管理定位制约人力资源发挥潜藏价值。

作为能源支柱型产业，电力企业投入巨大、效益显著，通常拥有一支庞大的职工队伍承担着纷繁复杂的生产经营职能。然而传统管理模式下，电力企业人员管理却仅属于行政管理下辖的重要环节之一，并未纳入企业决策规划范畴。这不仅易使管理层相对忽略人力资源在企业运营中具有的决定性影响力，也易出现行政管理相对僵化的问题。也就是说，员工一旦进入某一工作岗位往往一岗定终身而以有变化。这不仅会使企业员工岗位晋升出现论资排辈现象，也易制约员工积极性甚至产生职业倦怠问题。不仅如此，刻板的人力资源管理还会使企业无法切实执行有效的退出机制，无法让绩效考核与提高人员素质的管理目标间建立起对等关系。一些企业员工甚至抱着在企业养老的态度得过且过、不思进取，不仅造成企业人浮于事的冗员问题得不到解决，更严重影响了其他员工的工作热情和主动性。

（二）对良好企业文化构建形成阻碍。

作为形成文化的主导因素，人的行为模式、精神状态等是决定发展方向和路径的主因。新时期电力企业构建良好企业文化离不开卓有成效的人力资源管理，而论资排辈、人浮于事显然无益于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且工作中责任不清、打太极、踢皮球等不良工作作风和工作成效低下更是影响企业文化建设的负面因素。

二、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增强电力企业竞争力的策略。

（一）给予人力资源管理正确定位且在顶层设计上作好规划。

将传统归属于行政管理的人力资源纳入企业战略规划决策部门，增强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决策活动中的参与度。企业高层应当主动采纳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在经营战略规划方面更多考虑人力资源发展的现实条件与切实要求等。同时，顶层设计上还需进一步落实岗位责任制，尤其是岗位职责界限，使岗位责任边界更加清楚明确、责权对等并最大限度规避推诿责任情况的出现。

要着力在核心、关键岗位的人才选拔上落实定岗定编，严格按照核心岗位的职责要求选人用人。特别需要畅通高端技术岗位的人才晋升机制，改变传统管理忽视技术岗位的不良现象，让高端技术岗位人才始终保有足够的职业发展空间和晋升机会。

（二）建立梯型结构的人才队伍，做好人才贮备工作。

作为战略行业的重要组成，电力企业需要建立一支高素质、能力强且有足够发展潜力和延续性的员工队伍。这就要求企业建立梯型结构的人才队伍，做好人才贮备工作。也就是说，电力企业的人力资源队伍应当满足高、中、低端各阶段都有足够的人员贮备，无论是因员工年龄还是知识结构等的变化出现人员流动或变化，各阶段都不会出现人才真空或断层问题。要实现这样的管理目标，企业需要在人才教育和培训方面加大投入。这不仅是针对高中端人才的教育与培训，也需要涵盖广大基层一线的普通员工。

经过教育和培训，基层员工在学历、能力、实力各方面有了长足进步，就自然能够进入中端乃至高端人才队伍行列。对企业来说，这样的员工素质提升不仅有利于员工整体水平的提高，也是对既有的中、高端人才的推动和促进，使其不满足于现有的知识和技能贮备，而是始终保持自觉学习的态度与意识。而对员工来说，这样的'良性发展显然能够对个体职业生涯的拓展大有帮助。

（三）落实退出机制，优化奖惩激励措施。

“能者上，庸者下”应当成为电力企业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又一重心。具体来说就是要落实退出机制，优化奖惩激励措施。对经过考核评比与教育培训后依然无法满足岗位要求的员工，企业需要坚决清退。只有在整个企业中形成奖勤罚懒、多劳多得的良好氛围，才能切实挖掘出人力资源潜在的产业价值。这不仅是让企业生产和管理更加适应新时期市场化发展的要求，也是对员工个体、群体的提高与促进。而这不仅有助于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增强企业竞争力，也是为构建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奠定扎实的基础。结束语作为老牌国企的龙头之一，电力企业的发展制约着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而在转型升级的新时期里，物质资源相对有限的产出已经无法满足电力企业实现超越式发展的现实要求，惟有具备无尽潜能的人力资源才是企业实现突破的关键因素。故企业需要从战略规划方面做好顶层设计，不断修正既有的管理缺陷，借助更加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手段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从而使经营管理提升到更高水平，增强企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作者：董嘉清单位：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七

[摘要]一方面，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行政法的发展离不开离不开宪法原则、宪法理念的指引，宪法的实施、宪政的生长也同样离不开行政法的发展；另一方面，行政法的发展能够对宪法起到补充、发展、完善乃至修正的作用，从而推动宪法、宪政日臻完善。因而，深入探究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我们必须站在建设法治国家的高度，努力推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互动关系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行政法宪法互动辩证关系法治。

当今法学界普遍认为，宪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位。在宪政国家，宪法不仅具有形式上的最高地位和效力，并且具有实质上的最高地位。从此意义上讲，宪法是一切部门法的渊源，指导着各个部门法的运行。但是，处于对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力的共同关切，二者在内容、功能上又颇多相同之处，都被认为是传统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行政法与宪法关系之剖析。

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核心内容是对国家权力的实现方式及运作进行规范，行政法所关心的则是行政权的'存在及行使的合法性。因此，宪法与行政法在调整对象、范围及方法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然而，宪法与行政法关注的问题具有相似性，二者之间除了从属关系与部分重合关系之外，还存在补充、发展关系具体而言，行政法在遵循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在宪法的范围内有能动活动的余地，并对宪法的发展起着实际的推动作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是一种互动辩证关系。

1。宪法是行政法的根基。宪法为行政法的产生、发展指引着方向，行政法的发展则落实了宪法的基本原则、传播了宪政的基本理念。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法的产生是以宪法的产生及实施作为基础和前提的，行政法对宪法有一定的依存性。

2。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国家生活的复杂化加上立法机关本身固有的缺陷使得行政立法在当今法律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民众不仅要求参与民主制度权利的实现，还对于自身权益，诸如劳动、接受教育、享受优质的环境等，有着更为强烈的要求，这些有赖于行政程序法、劳动法、教育法及环境保护法等的制定与实施，而这是宪法所办不到的。行政法是将宪法所确认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权利予以具体化的主要途径，是实现国家目的重要手段，保障公共利益与提供服务是其价值所在。

3。行政法的发展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补充、发展了宪法，其深入发展是推动宪法的修改重要的源动力。众所周知，由于立法者主观认识的局限性与社会生活瞬息万变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着难以消解的矛盾，立法如此，立宪亦如此。成文宪法的高度原则性、概括性及预测能力的有限性，都注定了其往往滞后于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就调整对象而言，宪法与行政法有相当部分是重合的，因而行政法在遵循宪法基本原则、精神的前提下，对宪法的发展是有很大作为的。

二、行政法与宪法关系之发展。

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也存在着失衡的一面，这种失衡既表现为行政法的发展可能突破宪法原则甚至完全偏离宪政的轨道，也体现在行政法的发展有可能因宪法的严重滞后而受阻。因而，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努力推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互为协调促进的发展方向。

1、通过各种有效的变迁手段，促使宪法积极地回应行政法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包括两重含义：已通过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作为“法上之法”的宪法，无疑更应该获得全社会的普遍认同，且其自身的规定也应当是健全的、良好的。否则，宪法缺乏权威，宪政、法治就永远难以实现。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已经对宪法提出了一系列深层次的要求，回顾现行宪法来的实施历程，不难看出，修宪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且使用最为频繁地宪法应变方式。同时，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宪法有解释的权力。在社会急剧发展的今天，释宪权对于维持宪法的稳定，弥补宪法条文规定的不足，推动宪法制度的实施和观念的普及显得尤为重要。

2、以“宪法优位”、“宪法保留”为原则，牢固树立“宪法至上”的基本理念。

宪法作为法治的最高和最集中的体现，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居于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宪法如果不具有至上的权威，那么，宪政、法治将失去最基本的依托。因此，“宪法至上”是“法律至上”的核心，也是法治国家所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宪法至上”理念具体到行政法上，就是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依宪行政”，这是依法行政的前提和基础。“宪法拥有权威的关键不在于公民是否服从它，恰恰在于政府自身是否服从它。”因此，为了推动行政法与宪法关系的良性互动，我们首先就要积极地宣传、普及宪法至上的理念，使社会成员尤其是政府官员实际感受到宪法的存在，自觉地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

3、尽快健全相关的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诉讼制度，保障并监督行政法对宪法的发展。

如前所述，行政法的发展对宪法的完善与更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这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违宪的嫌疑。那么，行政法实践到底能在多大限度内发展宪法呢？可以认定，行政法对宪法的补充、发展及推动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宪法的发展绝不能仅仅拘泥于表面的文字，它理应包括依照宪法精神的发展。因此，在把握宪法原则与精髓的前提下，即使行政法的发展突破了某些文字，也不能简单地视之“违宪”，更不能以所谓的“良性违宪”为名替其“粉饰”，而应当肯定地认定其“合宪”。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诉讼机制确保了这种最高效力的实践价值。通过违宪审查机制的有效运作，我国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有望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中国宪政时代的早日来临。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焦洪昌主编：《宪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3。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八

国际损害责任指的是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也被称为“极端危险活动的责任”或“合法行为的责任”。笔者认为国际损害责任的特征有三点：第一，从单纯定义的角度出发，国际损害责任的承担主体必须为国际法上的主体，且进行的行为为国际法所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第二，从责任追究的角度入手，国际损害责任的追究必须有两个构成要件：一是行为的实际存在，二是损害的实际存在;第三，从主体主观因素和承担责任方式进行考察，主要为无过错责任和赔偿。

二、性质分析。

(一)国际损害责任与传统国家责任制度并不等同。

从产生两者的基础上看，传统国家责任主要是由行为的不法性而产生，对损害事实和结果并无过分强调，但国际损害责任却恰好相反，并不拘泥于行为本身。另一方面，传统国家责任在规则限制上并不涉及初级义务，虽然也会有所联系，而国际损害责任所涉及的实体规则却大多是诸如赔偿义务等初级义务。此外，传统国家责任强调由国家承担责任，不法行为也应归因于国家，国际损害责任只要求行为在国家的管辖或控制下发生，就可能引起。在对损害的要求上，传统国家责任制度即使未造成损害也构成对责任主体的追究。而损害后果的产生却是国际损害责任赔偿等义务发生的充分条件，同时在赔偿范围方面，两者也有所不同。责任的产生必定伴随着特殊情况下责任的免除，在传统国家责任中，只要国际法主体已经采取公认的合理合法手段阻止违法义务事实和结果的发生就可免除相应的责任。而国际损害责任的要求比较严苛，只要行为一经实施，便无法免除。最后从宏观角度来看，两者的立法功能也不尽相同，传统国家责任目的在于确保国际义务得到遵守，是一种禁令，而国际损害责任的目的在于分配损害，对活动进行合理公平的协调。

(二)不可认为国际损害责任是合法行为。

由于大多数人对二元真值命题的偏爱，导致许多初涉国际法的学者将国际法所不禁止的行为与合法行为划上等号。然而，早在20世纪的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就曾说过：“法律对其没有明白加以谴责的东西并不一定表示赞同。”换言之，国际损害行为不能简单地用“法不禁止即为合法”的排除法来判断其合法性。国际损害责任之所以具有模糊性，也是因为跨国性损害后果发生的不确定性，若考虑到跨国性损害后果的发生，那么其行为自身就能令人嗅到“非法”的意味。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在自己的居所与伴侣进行性行为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大开门户将这种行为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地公开，因为其在传播着一种淫秽的信息而损害了公序良俗，那么行为便有“违法”的意味。正因为国际损害行为的“违法”意味没有不法行为来得那般浓厚，故在追究责任时的焦点只能针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性结果。

(三)国际损害责任与危险行为也有差别《国际法未加禁止之行为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条款草案》第一章第一条明确规定：“本条款适用于：a.国际法未加禁止的、含有通过其物质后果而引起重大跨界损害的风险的活动;b.国际法未加禁止的、不含有a所指之风险、但仍引起该损害的其他活动。”从法条出发，可以推测出国际损害责任并不一定具有行为上的危险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损害后果发生的不可预期性。目前国际损害责任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也是因为大多数人未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而这一点仍不能说明责任的性质和产生的全部原因。

三、对国际损害责任法理基础相关学说的驳斥。

(一)危险责任原则。

危险责任原则的落脚点在于行为的危险性，用行为的危险性作为标准衡量，以期确定责任的大小。但在前文中已经说到“国际损害行为不等同于危险行为”，如果采用此学说，在学理上不仅存在着产生原因的片面性问题，同时在实践中，也会面临着损害责任的适用范围大大缩小的窘况。那么与《国际法未加禁止之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条款草案》规定行为性质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二)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叫无过失责任原则。它是指在行为主体没有过错而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况下，依照法律的规定，应由与造成损害原因有关的行为主体承担责任的原则。英美法中也称之为“严格责任”。笔者在一开始倾向于支持该原则作为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直到拜读了慕亚平教授所写的《国际损害责任的性质和法理基础》才意识到此原则的不足之处：首先，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是一个学理问题，而无过错责任原则更类似于实践中的解决方案，未能认识到在一定程度上将损害的大小作为赔偿的标准固然合理，但若将其用于法律价值的判断，难免有失依据。将其与张明楷教授在刑法学中所提出的结果无价值论进行类比，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由于不可抗力可以导致损害责任的免除在国际法上已经有所规定，若采用此原则，两者之间难免发生冲突;最后，该原则也不符合责任的基本内涵，在慕亚平教授的论文中已有详细阐述，笔者在此便不便赘述。

(三)公平责任原则。

作为责任分配原则的一种，公平责任原则对于责任分配依据既不是行为，也不是特定事故原因，而是一种抽象的价值理念，即公平。从法律规范的结构来看，价值理念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的，这种法律现象的特殊性恰在于把一种价值理念作为调整具体社会关系的操作工具。公平作为一种价值追求，目的更在于对当事人之间的财产状况和损失进行平衡，以期通过这种对损失的合理分配努力恢复利益的平衡。不仅许多持单一原理说的学者认为应将其作为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许多持多元原理说的学者所提出的的多元原理中也包含此原则。但笔者认为，此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际不加禁止行为的其他属性。虽说国际不加禁止行为不一定具有非法性和危险性，但从要厘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国际不加禁止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仍具有“非法性”和“危险性”的性质。公平责任原则从单纯的目的出发，致力于恢复被破坏的财产利益的平衡，似乎未能明确回答国际损害责任的产生依据问题。

四、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

应为国际义务之不履行如前所述，笔者认为危险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三大主流学说均有其不合理之处，都存在着未能阐明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的问题。粗浅而言，研究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就是研究归责原因，是一个停留于法律价值判断维度上的问题。换言之，是一个哲学上“为什么”的问题。“法律责任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之不履行所处之必为状态”，由这句法谚出发，笔者认为：行为国国际义务的不履行可以作为法理基础对国际损害责任进行相应的解释，其中的不履行包括了国际义务的不当履行和国际权利和权力的不当行使。此处所说的“义务”包括了法律上和契约上的义务。

(一)国际义务的不当履行。

国际义务的不当履行通过程度的不同进行划分可进一步划分为义务的完全不履行和义务的瑕疵履行。“完全不履行”是履行形态中程度最重的级别，指的是完全无视法律对义务的相关规定，此时行为主体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是自然而然的。1993年11月3日中国代表在第四十八届联大上发言：未能实施在确定国家负有义务的条款上规定的预防措施或未能对措施给予应有注意的国家，其行为可以定性为国际法上的不当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责任的问题便有生长的土壤了。此外，“义务的瑕疵履行”是指行为主体在形式上虽然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但却在实质上给对方造成了损害。对此，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不采取预防措施”能否作为责任的法理基础在国际法学界是有所争议的。虽然“不采取预防措施”所产生责任的基础是实际损害且其履行也难以有统一的客观标准，但是“不采取预防措施”能否作为责任的法理基础还是能通过有关条约的规定作出判断。

(二)国际权利和权力的不当行使。

罗马著名法谚“行使自己权力不得损害及他人权利”表明了权力行使的边界应在损害他人权利之外。从“国际权利和权力的不正当行使”指代的“不能不正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的否定命题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应当正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在国际法著名的两大判例――“特雷尔冶炼厂案”和“科孚海峡案”中，经过对这一原则的重申，确立了一国不得对他国领土造成损害以及各国承担国际义务不得允许本国领土被用来从事有害他国权利的活动的国际法原则。“正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原则正是在这样的实践中不停摸索前进，最终得以确立用于解决跨国损害问题。同时，从法理的角度进行分析，“正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也可以视为国家主权原则的派生原则。一方面，国家在其管辖的范围内从事活动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国家也有权要求他国在其境内所从事的活动不具有使本国发生损害的后果产生。若其他国家无法容忍某个国家在其领土上从事的国际法所不加禁止的活动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时，则该国的行为可以认定为“不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

由此可见，“不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与相应的国际法原则南辕北辙，行为的实施国理所应当要承担相应的国际损害责任。五、结语对于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国际法学理论界并没有一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学说。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环境下，国际损害行为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在理论上，国际损害责任并未形成如传统国家责任一般完善的体系和制度，即便是通过实践数据的分析，也难以在操作规则上达到统一。因此，对于国际损害责任这一课题，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还只是刚刚起步，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挑战不期而遇。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九

摘要:。

行政执法证据是行政机关进行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时，执法人员依法取得的证据材料。实践中，鉴于行政违法行为对应的行政处罚的严厉性不及刑事犯罪行为对应的刑罚，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在证据收集要求上仍有明显区别，有必要规范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通过证据审查实现行政执法证据成为刑事诉讼证据的转变。

关键词:。

关于行政机关在行使职能进行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时，执法人员依法取得的证据材料是否可以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新的刑事诉讼法有了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一、行政执法证据可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原因。

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危害性程度不同，当行政违法行为危害程度达到刑事犯罪立案追诉程度时，行政执法机关就不再有处理权限，应当依法将行政执法中收集的全部证据材料移送司法机关。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处理一般违法行为，司法处理刑事犯罪行为，时间经过的不可倒流使得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只要行政执法机关已经收集了，司法机关就不可能重新收集。基于以上原因，行政执法证据不能排斥在刑事诉讼之外，至于司法机关最终是否采信作为定案的证据，则视具体司法审查而定。

二、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审查的必要性。

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基于社会危害性的不同，两种不法行为性质不同，但两种行为表征大体相同，行政违法行为由于危害程度的加重成为刑事犯罪行为，在案发时一般由行政执法机关先行调查取证，随着证据的逐步收集，行政案件有可能成为刑事案件，进而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由于行政违法行为对应的行政处罚的严厉性不及刑事犯罪行为对应的刑罚，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在证据收集要求上有以下区别:。

(一)证据收集的程序性要求不同。刑事诉讼中证据的收集程序要比行政执法的证据程序严格，例如在询问要求上，在办理刑事案件时询问证人、被害人必须单独进行，否则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证据，依法应当排除，但在办理行政执法案件中，证人、被害人不单独进行询问法律是许可的。

(二)证明标准和证据审查要求不同。刑事案件的查办要求证据之间有印证关联，单一的证据形式和种类不能最终定案;相比于刑事诉讼，行政机关在执法时重点在稳定行政管理秩序，偏向于执法效率，证据收集过程中重点在某一种或某几种证据上。

(三)全国行政执法水平区域差距很大。很多行政机关取证能力有待提升，在行政违法案件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依法将行政执法证据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院后，先天的不足可能将直接影响到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进而不能实行刑事诉讼的目的。

三、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审查要求。

(一)证据的关联要求。证据要最终作为定案的根据需要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行政执法证据在移送司法机关后，在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中，审查行政执法证据与待证事物间具有关联性是证据审查的最低要求。

(二)证据真实性要求。客观真实性是审查证据的基本点，在刑事诉讼中要着重审查证据的内容是否客观真实，是否是对事物的客观反映。司法机关在审查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来的行政执法证据时，应当重点审查证据内容和证据形式是否客观真实。

四、非法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排除情况。

(一)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行政执法证据。我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都规定了:采用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手段取得证据的行为是非法的，这也就指示出了非法行政执法证据的排除情况。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比行政案件的证据要求更严格，所谓举轻以明重，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采取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严重侵犯人权的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移送司法机关后当然要予以排除。但是，行政执法机关只是一般违反法定程序而收集到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就不能因为收集程序违法就必然予以排除。这一规定是基于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具有稳定性、不受主观因素影响而随意变化。因此，行政执法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应当要求行政执法机关予以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才应当予以排除。

(二)行政执法中采取秘密手段收集的证据。秘密录音、隐蔽录像等秘密手段随着技术的成熟已成为常用手段，为了取证的便捷，部分行政执法机关也开始尝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规定》规定，以偷拍、偷录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举轻以明重，在刑事诉讼中同样遵守这个规定。但是，采取秘密手段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获取的证据材料则不一定予以排除。秘密取证并不等同于非法取证，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只要行政主体的秘密取证行为没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就不能作为行政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五、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审查方法。

(一)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虽然这四类证据在刑事诉讼法中被明确规定了可以作为证据适用，但不能排除行政执法机关收集的这四类证据被替换、被伪造的可能性。基于上述原因，司法机关仍然应当审查这四类证据的来源、收集时间、地点以及方式等。

(二)违法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当事人作为案件的亲历者，一般能完整陈述案件的整个过程，这样的证据很可能直接影响案件的事实认定。虽然当事人陈述是认定案件事实的便捷途径，但受制于言辞证据的固有缺陷，容易受主观因素的影响，真实性存疑。基于当事人陈述存在的问题，行政执法证据在移送司法机关后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要求重新收集。证人证言与当事人陈述均属于言辞证据范畴，证人证言也具备当事人陈述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对于行政执法机关收集的证人证言，司法机关在接受移送后的侦查阶段应当对证人证言重新进行收集，除非相关证人已死亡等客观原因导致无法重新收集，此情况下，在行政执法阶段收集的证人证言与在案的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时，证人证言不需重新收集也能作为刑事定案的证据。

(三)现场勘验等笔录证据。笔录类证据的审查主要看是否有行政执法人员、当事人、见证人的签字以及现场勘查过程是否完整、是否有遗漏环节。行政执法证据在移送司法机关后，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对行政机关移送的笔录类证据持有异议，在可以重新收集制作的情况下应当重新提取后再使用;而在重新收集提取不可能的情况下，在刑事诉讼的审判阶段可以直接将笔录类证据在法庭上接受质证，如果与在案的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则可以采信，否则予以排除。

(四)鉴定类证据。在行政执法中取材并鉴定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重点在审查是否超出鉴定机构的鉴定范围、鉴定人是否依法取得相应的鉴定资质、另外还要审查鉴定人是否需要回避的情况。行政执法过程中衍生的鉴定在移送司法机关后，如果当事人提出异议，在重新鉴定可能的情况下应当根据刑事诉讼中关于鉴定意见的要求重新鉴定。

综上所述，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涉及到行政法、刑事诉讼法之间的“两法衔接”问题。规范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审查要求，有利于实现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诉讼证据的转变，既规范了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证据收集要求，又为达到刑事立案标准需要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在刑事立案侦查及审查起诉等阶段的证据规范要求。当然，最佳解决方案是最大限度地缩小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证据之间的差距，保证证据之间的延续性。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十

公法权利使用的目的是约束行政机关，引导行政人员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作为公民面对行政机关时所持有的法律地位概念的总结，公法权利可帮助行政人员更好的依法行政，可以引导他们从法学角度思考与运用权利，使行政程序更加符合群众利益，同时，法官也需要将公法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作为行政诉讼的标准之一。但当前行政法中对公法权利的界定与研究依然较少，这也是造成行政法理论不完善的关键因素，一定程度上使各项规范与法律的履行将更加有难度。

行政法的出台在于保障人权。包含人本身，还包含了“相关权人”、“受害人”等“间接相对人”，包含了与权利保障人无关的人员，称为匿名公民。这一权利规范不仅将行政法作为基础，还将物权法、宪法作为保障。此外，行政职权影响其权益的个人或者组织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知情权、申请权等均有着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平等，这种平等关系下才能形成规范的、有秩序的社会，也是各项人权法规建立的基础保证。行政法中完整的可以支持行政法落实的宪法命令缺少，由此，公法权利仅以一个课题形式出现，必须成为一种行政学描述或者指导性研究才可以满足人权要求。另一个值得紧张的问题是，公法权利实施的基础是具备主观诉讼标准，要想将行政诉讼功能真正实现，就要在实践中正视公法权利问题。但是理论上行政法仅是行政行为为核心的命题体系，“行政”与“法”的关系是核心，保障人权并非是主要目的。行政人员的各项行为是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判定工具就是行政法，但是行政司法审查上没有体现出来，只要是权利受到任何威胁，均有权起诉。由此，不能简单的将行政法学原理运用到行政诉讼法学中，对确保其稳固的根基进行寻找，才能实现双向流动的行政法学支架式结构。

二、构建与体系。

1、公法权利分析性结构“公民由公民法获得权利”，这一观点可以作为构建公法权利的起点，可以看出，公法权利与公法、权利等单一概念存在密切联系。由此，必须围绕权利命题将命题分解，逐层将问题本质揭露出来。个人或者组织权利予以支持有着正当理由，并且与法律地位、关系之间存在互通性，这些关系之间构成了三阶层模式的基础。第一层阶层是权利立证问题，也可以说是问题层，法教教义学论证直接与法律相关；第三个阶层围绕“法力”问题，是主观权利在某种意义上满足既定义务的能力；第二个阶层是权利分析与构造。具体来说，对于某件事或者某个人的主观权利的了解，是以上关系之间的相互认识与了解。而定行为权利为权利人所具备时，义务人同时也具备了履行这一行为的基本义务。公法权利可以从层面上清除解释公民权利，即免于国家干涉的自由或者要求国家一定行为的请求权。公民、国家、自由或者请求是构成的基本要素。可以转换为以下关系：个人或者组织这些都是公民范畴，面对行政机关享有的自由与平等，或者国家享有的请求权。人民一旦享有这种权利就同时享有请求权，国家不仅具备权利，同时还需要履行义务，这样解释，权利被认为是公法权利就理所当然了。但是这种权利与义务并存的情况仅限于国家行政机关。宪法赋予给行政机关的其他职权，也需要连同国家意志一起服从，针对行政法来说，可以将公法权利总结为：公民面对行政机关时享有的自由，或者对行政机关享有的请求权。2、公法权利类型与体系分析性分类方法与类型化方法是公法权利分类时，法学上提供的两种方法。前者通过抽象与模糊涵摄形成最高概念的形式体系。而后者则是借助功能关系，通过要素的变化，出于法律目的构建的'体系。前者更加清晰、明确，但是功能僵化不可避免，有着空洞的内容，而后者灵活性于针对性强，但是体系本身模糊有歧义。必须有典型的分析法要素才能将两者矛盾化解，但是难以将要素关系固定，造成概念自身的开放性增强，但必须通过理性论证进行要素增减。

三、论证与应用。

1、法条规定的公法权利立法者立法过程中考虑到了公法权利，比如在《行政许可法》有如下规定：“公民、法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申辩权、陈述权是基本享有的权利”，这条法律将公民、法人作为了享有权利的主体，行政机关则成为义务人，通过法律清晰将公法权利基本要素体现了出来。因很多权利对应义务，可以非常容易的从法条规定中将公法权利推导出来。比如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公安机关内部工作人员在办理案件时，对涉及到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有保护权”，可以间接说明该法律对公民隐私权予以保护及尊重。但是依然有些义务，行政法教义学认为不能产生公法权利。但法条中给出了行政机关的义务，是否对应公法权利，此方面依然有争议。一般来说，物权法作为私法，与公法毫无联系，但是从法条上可以看出对公民权益的保护，《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个人的物权、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均受到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及个人不能侵犯”。“任何单位”实际上将行政机关包含在内了。此外，行政权与物权之间形成了某种关系，比如“行政保护物权”、“行政消灭物权”等，如果转化为公法权利，就是物权人针对行政机关享有自由以及请求行政机关的行为。由此可见，可以将“公民在物上的权利”称之为“典型主观公权利”。2、法条中对公法权利的规定较为模糊法律条文中对公法权利的规定模棱两可，这种情况具体体现在：法律条文在制定时就存在缺陷以及定义上存在模糊。法条缺陷可以称之为续造问题，法律解释问题则是定义模糊体现的。法律在行政原则上有优先权，可以续造法律，这种情况就让行政法的权限缩小了。但是宪法中的公平原则，促使行政法的要求发生改变，需要在行政法中满足信赖利益要求，也就是续造出的权利。宪法对权利的定义较为特殊，分工结构促使行政机关对公法权利的解释更加全面与具体，这是公法权利得以明确的基础。由此，对于公法权利的清晰规定，重点在于法律解释。

四、结束语。

公法权利问题一直是法学领域学术研究的重点，行政法学面对日益增大的法理压力，促使其接受并且思考公法权利这一概念。当前，很多学者已经通过不懈的努力收集资料，运用更加成熟的法律进行公法权利的研究，相信公法权利在不久的将来会真正成为公民受用的权利。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十一

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下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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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法与宪法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在运用国家权力与保障公民权益方面甚为突出。一方面，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行政法的发展离不开离不开宪法原则、宪法理念的指引，宪法的实施、宪政的生长也同样离不开行政法的发展；另一方面，行政法的发展能够对宪法起到补充、发展、完善乃至修正的作用，从而推动宪法、宪政日臻完善。因而，深入探究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我们必须站在建设法治国家的高度，努力推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互动关系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行政法 宪法 互动辩证关系 法治

当今法学界普遍认为，宪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位。在宪政国家，宪法不仅具有形式上的最高地位与效力，并且具有实质上的最高地位。从此意义上讲，宪法是一切部门法的渊源，指导着各个部门法的运行。但，处于对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力的共同关切，二者在内容、功能上又颇多相同之处，都被认为是传统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核心内容是对国家权力的实现方式及运作进行规范，行政法所关心的则是行政权的存在及行使的合法性。因此，宪法与行政法在调整对象、范围及方法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然而，宪法与行政法关注的问题具有相似性，二者之间除了从属关系与部分重合关系之外，还存在补充、发展关系具体而言，行政法在遵循宪法原则与精神的前提下，在宪法的范围内有能动活动的余地，并对宪法的发展起着实际的推动作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是一种互动辩证关系。

1、宪法是行政法的根基。宪法为行政法的产生、发展指引着方向，行政法的发展则落实了宪法的.基本原则、传播了宪政的基本理念。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法的产生是以宪法的产生及实施作为基础与前提的，行政法对宪法有一定的依存性。

2、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国家

生活

3、行政法的发展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补充、发展了宪法，其深入发展是推动宪法的修改重要的源动力。众所周知，由于立法者主观认识的局限性与社会生活瞬息万变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着难以消解的矛盾，立法如此，立宪亦如此。成文宪法的高度原则性、概括性及预测能力的有限性，都注定了其往往滞后于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就调整对象而言，宪法与行政法有相当部分是重合的，因而行政法在遵循宪法基本原则、精神的前提下，对宪法的发展是有很大作为的。

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也存在着失衡的一面，这种失衡既表现为行政法的发展可能突破宪法原则甚至完全偏离宪政的轨道，也体现在行政法的发展有可能因宪法的严重滞后而受阻。因而，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努力推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互为协调促进的发展方向。

1、通过各种有效的变迁手段，促使宪法积极地回应行政法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包括两重含义：已通过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作为“法上之法”的宪法，无疑更应该获得全社会的普遍认同，且其自身的规定也应当是健全的、良好的。否则，宪法缺乏权威，宪政、法治就永远难以实现。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已经对宪法提出了一系列深层次的要求，回顾现行宪法20年来的实施历程，不难看出，修宪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且使用最为频繁地宪法应变方式。同时，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宪法有解释的权力。在社会急剧发展的今天，释宪权对于维持宪法的稳定，弥补宪法条文规定的不足，推动宪法制度的实施和观念的普及显得尤为重要。

2、以“宪法优位”、“宪法保留”为原则，牢固树立“宪法至上”的基本理念。

宪法作为法治的最高和最集中的体现，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居于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宪法如果不具有至上的权威，那么，宪政、法治将失去最基本的依托。因此，“宪法至上”是“法律至上”的核心，也是法治国家所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宪法至上”理念具体到行政法上，就是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依宪行政”，这是依法行政的前提和基础。“宪法拥有权威的关键不在于公民是否服从它，恰恰在于政府自身是否服从它。”因此，为了推动行政法与宪法关系的良性互动，我们首先就要积极地宣传、普及宪法至上的理念，使社会成员尤其是政府官员实际感受到宪法的存在，自觉地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

3、尽快健全相关的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诉讼制度，保障并监督行政法对宪法的发展

如前所述，行政法的发展对宪法的完善与更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这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违宪的嫌疑。那么，行政法实践到底能在多大限度内发展宪法呢？可以认定，行政法对宪法的补充、发展及推动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宪法的发展绝不能仅仅拘泥于表面的文字，它理应包括依照宪法精神的发展。因此，在把握宪法原则与精髓的前提下，即使行政法的发展突破了某些文字，也不能简单地视之“违宪”，更不能以所谓的“良性违宪”为名替其“粉饰”，而应当肯定地认定其“合宪”。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诉讼机制确保了这种最高效力的实践价值。通过违宪审查机制的有效运作，我国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有望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中国宪政时代的早日来临。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焦洪昌主编:《宪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3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十二

公法权利使用的目的是约束行政机关，引导行政人员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作为公民面对行政机关时所持有的法律地位概念的总结，公法权利可帮助行政人员更好的依法行政，可以引导他们从法学角度思考与运用权利，使行政程序更加符合群众利益，同时，法官也需要将公法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作为行政诉讼的标准之一。但当前行政法中对公法权利的界定与研究依然较少，这也是造成行政法理论不完善的关键因素，一定程度上使各项规范与法律的履行将更加有难度。

行政法的出台在于保障人权。包含人本身，还包含了“相关权人”、“受害人”等“间接相对人”，包含了与权利保障人无关的人员，称为匿名公民。这一权利规范不仅将行政法作为基础，还将物权法、宪法作为保障。此外，行政职权影响其权益的个人或者组织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知情权、申请权等均有着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平等，这种平等关系下才能形成规范的、有秩序的社会，也是各项人权法规建立的基础保证。行政法中完整的可以支持行政法落实的宪法命令缺少，由此，公法权利仅以一个课题形式出现，必须成为一种行政学描述或者指导性研究才可以满足人权要求。另一个值得紧张的问题是，公法权利实施的基础是具备主观诉讼标准，要想将行政诉讼功能真正实现，就要在实践中正视公法权利问题。但是理论上行政法仅是行政行为为核心的命题体系，“行政”与“法”的关系是核心，保障人权并非是主要目的。行政人员的各项行为是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判定工具就是行政法，但是行政司法审查上没有体现出来，只要是权利受到任何威胁，均有权起诉。由此，不能简单的将行政法学原理运用到行政诉讼法学中，对确保其稳固的根基进行寻找，才能实现双向流动的行政法学支架式结构。

二、构建与体系。

1、公法权利分析性结构“公民由公民法获得权利”，这一观点可以作为构建公法权利的起点，可以看出，公法权利与公法、权利等单一概念存在密切联系。由此，必须围绕权利命题将命题分解，逐层将问题本质揭露出来。个人或者组织权利予以支持有着正当理由，并且与法律地位、关系之间存在互通性，这些关系之间构成了三阶层模式的基础。第一层阶层是权利立证问题，也可以说是问题层，法教教义学论证直接与法律相关；第三个阶层围绕“法力”问题，是主观权利在某种意义上满足既定义务的能力；第二个阶层是权利分析与构造。具体来说，对于某件事或者某个人的主观权利的了解，是以上关系之间的相互认识与了解。而定行为权利为权利人所具备时，义务人同时也具备了履行这一行为的基本义务。公法权利可以从层面上清除解释公民权利，即免于国家干涉的自由或者要求国家一定行为的请求权。公民、国家、自由或者请求是构成的基本要素。可以转换为以下关系：个人或者组织这些都是公民范畴，面对行政机关享有的自由与平等，或者国家享有的请求权。人民一旦享有这种权利就同时享有请求权，国家不仅具备权利，同时还需要履行义务，这样解释，权利被认为是公法权利就理所当然了。但是这种权利与义务并存的情况仅限于国家行政机关。宪法赋予给行政机关的其他职权，也需要连同国家意志一起服从，针对行政法来说，可以将公法权利总结为：公民面对行政机关时享有的自由，或者对行政机关享有的请求权。2、公法权利类型与体系分析性分类方法与类型化方法是公法权利分类时，法学上提供的两种方法。前者通过抽象与模糊涵摄形成最高概念的形式体系。而后者则是借助功能关系，通过要素的变化，出于法律目的构建的'体系。前者更加清晰、明确，但是功能僵化不可避免，有着空洞的内容，而后者灵活性于针对性强，但是体系本身模糊有歧义。必须有典型的分析法要素才能将两者矛盾化解，但是难以将要素关系固定，造成概念自身的开放性增强，但必须通过理性论证进行要素增减。

三、论证与应用。

1、法条规定的公法权利立法者立法过程中考虑到了公法权利，比如在《行政许可法》有如下规定：“公民、法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申辩权、陈述权是基本享有的权利”，这条法律将公民、法人作为了享有权利的主体，行政机关则成为义务人，通过法律清晰将公法权利基本要素体现了出来。因很多权利对应义务，可以非常容易的从法条规定中将公法权利推导出来。比如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公安机关内部工作人员在办理案件时，对涉及到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有保护权”，可以间接说明该法律对公民隐私权予以保护及尊重。但是依然有些义务，行政法教义学认为不能产生公法权利。但法条中给出了行政机关的义务，是否对应公法权利，此方面依然有争议。一般来说，物权法作为私法，与公法毫无联系，但是从法条上可以看出对公民权益的保护，《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个人的物权、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均受到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及个人不能侵犯”。“任何单位”实际上将行政机关包含在内了。此外，行政权与物权之间形成了某种关系，比如“行政保护物权”、“行政消灭物权”等，如果转化为公法权利，就是物权人针对行政机关享有自由以及请求行政机关的行为。由此可见，可以将“公民在物上的权利”称之为“典型主观公权利”。2、法条中对公法权利的规定较为模糊法律条文中对公法权利的规定模棱两可，这种情况具体体现在：法律条文在制定时就存在缺陷以及定义上存在模糊。法条缺陷可以称之为续造问题，法律解释问题则是定义模糊体现的。法律在行政原则上有优先权，可以续造法律，这种情况就让行政法的权限缩小了。但是宪法中的公平原则，促使行政法的要求发生改变，需要在行政法中满足信赖利益要求，也就是续造出的权利。宪法对权利的定义较为特殊，分工结构促使行政机关对公法权利的解释更加全面与具体，这是公法权利得以明确的基础。由此，对于公法权利的清晰规定，重点在于法律解释。

四、结束语。

公法权利问题一直是法学领域学术研究的重点，行政法学面对日益增大的法理压力，促使其接受并且思考公法权利这一概念。当前，很多学者已经通过不懈的努力收集资料，运用更加成熟的法律进行公法权利的研究，相信公法权利在不久的将来会真正成为公民受用的权利。

【参考文献】。

[2]张雅琳.论公民公法上的权利义务与私法上的权利义务的区别和联系—以行政法和民法为视角的研究[j].东方企业文化,.06.143.

[3]雷虹,张弘.公民在公法上的权利义务与私法上的权利义务比较研究—以行政法和民法为分析视角[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4.34-38.

[4]董兴佩.行政法域的法益理论研究[d].黑龙江大学,.

[5]刘新少.公法视域内行政监管范围研究[d].中南大学,2012.[6]陈太清.行政法与民法的调整界限研究[d].东南大学,2010.

与行政法相关的论文篇十三

摘要：行政强制是行政法上的一项基本的制度，作为一种手段它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被广泛使用。然而，理论上对此问题的研究较为混乱，制度实践也表现出诸多困扰和冲突。为应对这种现实，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在历经四次审议后，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并于1月1日起施行。此法的出台弥补了以前行政强制制度的散、乱、软的问题，但在实践中如何做到尽善尽美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行政强制实践难题因应之道。

《行政强制法》出台以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行政强制法律制度，但是在行政强制领域中还存在着许多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历时12年，我国的行政强制法终于出台，这部法律肩负着规范行政权力和维护行政相对人利益的双重责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支架性法律，其出台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历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其以完备的逻辑结构紧扣行政强制的各个方面，兼顾了从实体到程序、从总则到分则、从行政机关实施到法院实施行政强制等特点，并始终将人文精神贯穿其中。但是，该法自实施以来仍然面临着一些难题亟需加以完善。

一、行政强制法的实践难题。

我国《行政强制法》在实践中遇到的难题主要体现在一下方面：

(一)行政强制原则笼统抽象，实践中无法具体实施。

《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或者虽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和整个条文中呈现出来的原则有六项，具体为：平衡原则、比例原则、行政强制法定原则、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和救济原则。其中，第五条所确立的比例原则是我国第一次在行政立法中明确确立的原则。比例原则，要求在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上，应在其所追求的目的与所采取的手段进行平衡，采取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此原则源于德国19世纪的警察法学，现在是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欧共体法中一项重要的一般行政法原则和宪法原则。广义的比例原则的内容包括必要性、适当性和比例性的要求，这些要求都是具有不确定的弹性要求。比例原则的核心内容是“最小损害”原则。这一原则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在具体的行政强制实践中，往往是以公益为名，对个人正当权益过分忽视，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目的的正当性当然可以证成手段的正当性。行政强制执行手段带有强制性，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在行政强制执行手段下是被服从与服从的关系。为了尽快实现行政目的，行政机关往往以各种理由运用强制手段提高效率，对于非强制手段会很少适用。所以，这一原则在实践中如何操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难题。

(二)落实限制“委托执行”困难重重。

《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这条显然是针对多年以来社会上由非行政机关或者不具备资质的人员行使行政强制的“乱象”而制定的，本条禁止了“委托执法”及公务员执法，有利于肃清行政强制中的混乱现象。但是，法律规定禁止其他人员执法和实施强制，而实践中其他人员执法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扩大增加的趋势。究其原因：一是基层执法力量不足，基层执法编制不够，执法任务又很重，因此导致很多执法主要靠其他人员去完成。二是执法重心没有下移到基层，很多执法编制和执法人员都浮在中层和高层，或者是执法贵族化倾向，有执法资格的人员不执法，没有执法资格的人员满大街执法。这就是我们基层执法的部分现状。此条过于绝对的表述造成了立法上的尴尬：有些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的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无法亲自实施的，就会导致行政强制的软弱无力。

(三)人民法院执行能力面临挑战。

《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有学者认为，由行政机关自行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即由行政机关自己执行自己做出的行政决定，背离基本的正当程序原则。所以，加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可以说是在程序上又为行政强制执行多了一道审查程序，从理论上来看，这有一定的益处。但是，行政强制执行权毕竟是行政权，执行的内容是行政决定，目的是实现行政职能。行政强制执行往往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专业性很强的行政强制执行活动。从法院的系统来看，一般由执行庭负责执行，由行政庭负责审查。由于人力和物力的缺乏，往往由行政庭来担任执行庭的部分执行任务，这就必然导致在审查过程中的马虎。另外，行政主体容易形成惰性。我国行政主体自行强制执行的前提是必须要有法律的授权。如果行政主体没有法律的授权，那么它必须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机关可能为了免责或怕麻烦，有可能将本来可以自行执行的事项统统申请人民法院执行，这不但不能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职能，而且增加了人民法院的负担。反之，属于法院的执行事项，本应立即执行，法院故意不执行或拖延时间，会降低行政效率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最后，人民法院对行政主体提出的申请执行案件，只能进行形式审查，同时由于案件数量的巨大，人民法院作出错误执行裁决并强制执行的情况难以避免。在此，违法的行政强制执行并不是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机关不会因此承担责任，要求法院承担责任，若法院出现司法腐败，相对人的维权途径就更加困难。

二、实践中运用行政强制法的因应之道。

鉴于行政强制法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

第一，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现代法治国家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基础上的。行政强制原则笼统抽象，运用行政强制过程中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对弱势群体应有包容态度。首先，行政强制原则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如何解决?传统的观念认为公共利益高于私人利益，私人利益要向公共利益让路，在实践中我们应该具体分析，必须动态的考量相关利益，做到公私利益兼顾。其次，运用行政强制原则时应树立服务意识。服务是政府的存在基础，在民主政体下，政府只是手段，是达成公民福祉的工具，而非目的。政府的地位决定了它不能剥夺公民的自为的权利，不能以强制手段为政府自己提供扩张权利的机会。当然树立服务意识，也不是一味的要求行政机关迁就公民，在对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给予适当的考虑后，也要适时的运用强制手段，以维护行政权威。再次，强制手段要体现人性化。手段的人性化并不是只讲人情，不讲法治，而是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支撑下，在法治的大前提下，进行执法手段的更新，更多的关切相对人的现实，真正把相对人当人看。

第二，适当进行扩大解释，维护行政权威。针对《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有些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的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无法亲自实施的，就会导致行政强制的软弱无力的现象，我们认为可以在实践中适当的进行扩大解释。所谓扩大解释，即对法律条文有关词句的含义作出扩展，使其比字面通常理解的含义更广泛、更丰富，当然，这种法律解释不能违背立法原意。第十七条的立法原意是如果可以通过委托来获得行政强制措施权，则意味着不需要依据“法律、法规”，只需要依据“行政决定”就可以获得一种对公民人身权和重要财产权产生直接影响的权力，这显然有违行政法治的精神，也不符合行政强制法定原则。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实生活中执法空白也是大大存在的，如果将职能进行重新配置会对部门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产生重大影响，这将是一个长期的部门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为了维护行政的权威，有必要对第17条进行扩大解释，以应对执法空白。同时，必须真正解决执法重心下移问题，解决执法重心下移的体制和制度配套问题。还要提高执法装备的技术化、信息化程度，减少对执法人员数量的过分依靠。

第三，合理配置行政强制执行权，加强监督。不同的国家机关的权力应该是独立的，各国家机关之间是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的关系，将不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淆起来会造成混乱。《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此条执行不当，会造成强制执行权的混论，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法律设定的标准问题，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应当把握以下两个标准：其一，涉及重大公益、行政行为内容须及时实现的，授权特定的行政机关。如税务机关的强制划拨权等。其二，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授权特定的行政机关。如专利管理机关的强制许可、外汇管理机关的强制收兑等。而专业性和技术性不强、各行政机关普遍需要的，如强制拍卖、强制扣缴、强制划拨等，则不宜普遍授权，原则上应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关于代履行和执行罚这种在性质上较温和，不易造成相对人权益的损害的间接强制执行方法可以适当由行政机关执行，以减轻人民法院的负担。同时，我们也要加大对行政强制执行的监督，加强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人民群众与新闻媒体的监督，并加强各机关自身的内部监督。关于人民法院审查方式上应以形式审查为一般原则，以实质审查为例外。

三、结语。

重视保障公民权利的《行政强制法》的颁布仅仅是行政强制行为走向法治化的开端，为保证该法有效执行，充分发挥其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功能，除依赖于自身的完备性外，还依赖于与其他行政法律的有效衔接，各级行政机关的有效执行，清理与本法不相符的滞后内容，以及全社会的法律素养。我们相信，此法的实施将是完善我国法治体系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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