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古代家庭教育的利与弊篇一
对于白银我们都不陌生。《水浒传》里，鲁智深、史进、李忠三人在酒店里闲聊，看到卖唱的金家父女。鲁智深可怜他们，自己“去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后，又对史、李二人说：“借些与俺。”史进二话不说，“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李忠则抠抠索索地从“身边摸出二两来银子”。
“鲁提辖看了，见少，便道：‘也是个不爽利的人。’”
小小一幕，便把明朝不同阶层的经济状况展现得一清二楚(《水浒传》的故事发生在北宋，但社会风貌反映的是作者生活的晚明)。表面上看，史进豪爽，李忠小气，高下立判。但史进家是大财主，出逃时带了全部家当，十两银子不算什么；鲁智深是中级军官，五两银子也算是将近一半的月薪呢；李忠呢？是一个打把势卖艺的平头百姓，这二两银子没准儿就是他十天半月的辛苦钱，白银不好赚啊。
白银在晚唐初露货币化苗头，到北宋成为一种通用的定价参照物，主要被用于帝王赏赐、政府开支、百姓课税，以及对官员的贿赂。
仅就贿赂而言，很容易看到白银的优势。试想，你要贿赂一个官员，是推着一车铜钱好呢，还是怀揣一袋银锭好？前者招摇过市，估计不是胆大包天的官员还真不敢收。
同样，在还没有产生钱庄的时代，一个北京的商人带十万贯钱到广州做生意，真是无法想象的艰辛旅程。市场呼唤一种体积小、价值大，又不轻易贬值的货币，从宋朝起开采量就大增的白银，自然脱颖而出。
朱元璋当皇帝后，将北宋政府的用银方法全部继承，但不准民间流通，大力推广所谓“大明宝钞”。老百姓不是傻子，他们不会相信一张纸上写“一贯”，就真把它当一千个铜钱。
在流通中，“一贯”的纸币，实际购买力通常不足面值的一半。明朝中叶，纸币信用彻底破产，到了“新钞一贯，时估不过十钱；旧钞仅一二钱”的地步，以至“弃之市肆，过者不顾”——行人看见地上掉了张百元大钞，都懒得弯腰去捡。
以集权著称的帝国政府，也不得不向经济规律低头。正统元年(1436年)，刚刚即位的明英宗，或许是出于收买人心的目的，宣布废除祖宗之法——禁银令。从此以后，白银成了市场上的主币，铜钱、纸币降为辅币。
一两银子合多少人民币
同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样，作为货币的白银，主要被铸成“元宝”。古人不用钱袋，船形元宝便于缠在腰间，“腰缠万贯”就是这么来的，真在腰上缠一万贯铜钱，土豪也得累死。
最为常见的50两元宝，面额太大，平时交易只用《水浒传》中好汉买酒的“散碎银子”。元宝上刻有产地、重量、经手官吏、工匠姓名等，通常能有五六十字。
银锭上传达的信息非常重要，因市场上流通的元宝都是合金，含银量不同。如清朝北京有松江银，上海有二七宝银，长沙有用项银全国约有100多种。后为方便流通，康熙时规定了作为单位的“虚两银”——纹银，纯度935.347。还需要说明的是，所谓“一两”在各地的重量也不同。通常而言，明清时一两银子重37.3克。
是不是有点复杂？在银元进入中国前，想要花银子，先得验成色、再称重量。花起来也很复杂，破整的时候，商人们还要用大剪子剪，用小秤称过。
将白银换算人民币，通常是以米价为中介。不同时期，各个地区的米价差异颇大。黄冕堂《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中搜集的数据显示，一石米的价格，明朝从两三钱到一两，清朝从五六钱到二三两，都很常见。
如果用嘉靖年间均值0.8两/石、乾隆年间均值1.5两/石的米价来分别计算明、清两朝的银价。则明清时期1石约合0.1立方米，1立方米大米约为800千克，现在全国米价大致5元/千克。这样算下来，一两白银在嘉靖时相当于500元，在乾隆时相当于267元。这几百年间白银购买力跌了几乎一半，这是因为隆庆开海后，南美、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输入导致的。
社会中上层的高薪
在古代，官员是当之无愧的高收入阶层。以清朝来说，官员的俸禄包括白银和大米，其中一品文官白银180两，九品白银33两。雍正以后，官员有“养廉银”这一合法津贴，通常是俸禄的几倍，乃至几十倍。
拿所谓的.“七品知县”来说，他们的年俸是白银45两加大米22.5石，约合白银90两。而一个知县每年的养廉银有600—2000两。依照张仲礼《绅士的收入》一书所说，加上附加税“火耗”等，一个知县的年收入有白银3万多两。但这些收入很多都要贿赂上级，真正到手也所剩无几。
读书人就是当不了官，一直做教书先生，工资也相当可观。大学者到书院去做“山长”(校长)，通常一年有几百两收入。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重建了南京的钟山学院，给予山长的待遇是年薪984两白银，包括正式工资、伙食补贴，以及过节费。
晚清山西士绅刘大鹏的东家也很不错，给他开了白银100两的丰厚报酬，还为这位老师配了一个仆人。但刘大鹏并不将之视为理想工作，自言“为糊口计耳”。其实刘大鹏比另一位同行朋友幸运多了，那位朋友一年教五六个学生，一人交“束脩”1600文，加在一起不过白银十两左右，每个月仅靠一两白银养家。
清朝徽州的生员詹元相，除塾师的工作外，主要投资土地当地主。如康熙四十四年，詹元相“支银四两五钱，买贤生弟楼下埞田租六秤，田皮一秤”，第二年他再将“庄基山田皮五秤”租了出去，得银“一两九钱五分”。詹元相有这样的土地至少11块。所谓“一秤田”，即能生产一秤(9—15千克不等)粮食的土地。詹元相的土地名义上能有几十两收入，但实际很难如数拿到，佃农时常有抗租行为，经常还得打官司收钱。
那么耕种詹元相土地的佃农，一年忙忙碌碌，到头来能有多少回报呢？江南土地分散，没有什么大地主，“自种租田三五亩”的情况很普遍。对生产所得，佃农与地主通常是对半分。少数情况下，有的佃农能获得全部收成的80%，有的仅能拿到15%，这是由佃户掌握生产工具的多少决定的。如果佃户的农具、耕牛、种子都借自地主，又怎么好意思在年终时多分稻谷？
詹元相的“庄基山田皮”既收1.95两白银的租金，那租户所得也大致相当。这个租户显然不会一年仅种这么一小块土地。张履祥《补农书》说“上农夫一人止能治十亩”，而徽州亩产粮食328斤，一个农民年产3280斤，自己落一半，约17石，合白银25两。这还不算家庭中的妇女们，通过织布等副业获得的“外快”。
种经济作物来钱快，古人也懂。福建南靖县的邱双租种了一块甘蔗地，一年租金为白银2.4两。收获的甘蔗后来卖了番银17元，大约合白银14两左右。这么一算，邱双的地租不过是收成的17%。平均下来，一两白银恰是邱双每月的收入。
在绅士、自耕农以外，明清两朝还有工资日结、月结的短工，一干一年的长工。清朝19个省区中，东三省禁止内地移民，人口较少，用工成本最高，通常一年需白银9—15两。内地工资以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为最高，平均一年6—8两，陕西、山东、湖北等大多数地区在4—6两左右，待遇最差的是甘肃、广西、贵州，一个长工干一年只能得到1—3两。这就是说，清朝一个长工要赚一两白银，最少要一个月，最多几乎一年。
短工杂役的薪水比长工多不少。万历年间，宛平县县令沈榜的《宛署杂记》，记录县政府的收支。他说，雇佣没有技术的杂役，比如“打扫夫、短夫”，日薪是白银0.03—0.04两；有技术的，如“油漆匠、装钉匠”能有0.05—0.07两的日薪。
至于医生，西门庆家请大夫看病，少则给白银二钱，多则有三五两。当医生看来在什么时代都是高收入者。
明清时普通工人的平均月薪都在一两白银左右，但因白银实际购买力发生变化，清朝工人的生活水准较之明朝有所下降。
钱是挣了，一两银子能做些什么呢？
一生用度，无非衣食住行，侯会在《食货金瓶梅》这本书里搜罗了不少实例，展示了晚明社会的生活百态。
先说衣，《金瓶梅》里的常峙节穷困潦倒时，西门庆资助了一笔银子。常峙节给妻子买“一件青杭绢女袄、一条绿绸裙子、一件月白云绸衫儿、一件红绫袄子、一件白绸裙儿”，为自己买“一件鹅黄绫袄子、一件丁香色绸直身”，这7件私人定制服装，再加上“几件布草衣服”，一共花去 “六两五钱银子”。
对于这次消费，常峙节老婆说：“虽没便宜，却值这些银子。”这么算下来的话，一件比较好的衣服，大约也要1两银子，也就是今天的500元。真正昂贵的衣服，还要数李瓶儿那件貂鼠皮袄，值白银60两，3万元。
“吃”，《宛署杂记》中记录说，猪肉每斤白银0.02两，牛羊肉每斤0.015两，1只活鸡0.04两，5斤重大鲤鱼0.1两，烧酒每瓶0.05两等。当时1斤约相当于600克。在这种物价标准下，《金瓶梅》里下饭馆都极便宜。侯林儿与陈敬济在酒馆里点了“四盘四碟，两大坐壶时兴橄榄酒”，以及“三碗温面”，总共花了“一钱三分半银子”，也就是0.35两白银，一百多块人民币。
房子让当代人操碎了心，在古人却不叫个事。网上曾流传一个段子，说卖炊饼的小贩武大郎都住得起两层小楼。其实真相是，潘金莲把钗子卖了十几两银子，“典”下了“县门前楼上下两层四间房屋居住，第二层是楼，两个小小院落，甚是干净”。所谓“典”是武大郎从房主那里获得使用权，房主保留产权，可在一定期限内赎回房产。虽不是买，但几千块就能在县城里，几乎无限期地住上独立小楼房，那是相当的划算。
那时的“商品房”，也不会让工薪阶层望而生畏。西门庆帮常峙节买的“前后四间”房，只花白银35两。用明朝工人每月1两的平均工资算，节衣缩食几年，也能全款买房了。当然了，阳谷只是山东一个小县城，房价相对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一定是便宜不少的。
说完了衣、食、住，再看看古人出行的花销。轿子是老爷们出行的必备行头，潘姥姥到西门庆家，给潘金莲贺寿时，租了一顶轿子。潘姥姥进门找女儿要六分银子，付轿子钱。潘金莲听了怒道：“我那得银子？来人家来，怎不带轿子钱儿走！”吵吵半天，最后还是孟玉楼“向袖中拿出一钱银子来”，才把轿夫打发走。潘金莲还不肯罢休，数落老娘：“你没轿子钱，谁教你来？赁出划划的，教人家小看。”其实六分银子不过0.06两，30块钱人民币，明朝“打的”实在不贵。
当然，古人也有娱乐生活。明末大臣陆文衡在他的《啬庵随笔》里说，万历年间，艺人演一场才“一两零八分”，后“渐加至三四两、五六两”。有一次，陆文衡请人搭台唱戏，已经是“价至十二两”，如果有女艺人参演，要另加“缠头之费”。折算成人民币，6000元就能请几个小明星到家里开演唱会。
如果雇人唱不过瘾，还能直接买到家里来，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潘金莲九岁时被卖到王招宣府里，十二三岁就会“描眉画眼”、“品竹弹丝，女工针指，知书识字”。要买这么一位才艺双全的少女，只要30两。现在几万块一个的越南媳妇供不应求，但在大明朝，15000元就能领一个“潘金莲”级别的美少女回家。
在古人所有消费中，买官恐怕是最贵的。《红楼梦》里，宁国府的贾珍想给儿子贾蓉“捐个前程”，拿1000两银子贿赂太监戴权，买了“五品龙禁尉”。戴公公与贾家关系向来不错，这还是友情价，那“襄阳侯的兄弟”花了1500两才当上同样的官。书中交代，这“龙禁尉”共有“三百员”，是个不大不小的虚职，月薪一两的老百姓如果要买，得省吃俭用一百年。
在流通白银的明清时期，城市中的一个普通人大约每月能赚到一两银子，买大约100千克大米或30千克猪肉，或者一件私人定制时装。在一个普通城市，省吃俭用存上十年八年银子，也能买房，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古代家庭教育的利与弊篇二
宽与严是家庭教育中的一对矛盾，由于父母与子女的血缘关系，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比学校和社会教育更为有效和直接，同时也正是这种关系，往往使父母爱子过度，造成放任和溺爱，结果反而害了孩子，这就是家庭教育中爱与教的矛盾，也是家庭教育中的难点。在处理爱与教的矛盾方面，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形成了慈严相济的教育方法。中国家庭教育慈严相济的传统，主要源于儒家，孔子曾提出“为人父，止于慈”的观点。有“严父莫大于配天”之语，可见，儒家既讲慈，亦讲严，讲究“慈严相济”。颜之推明确把“慈”与“严”结合起来，提出“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还说“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矣”。司马光更进一步地发展了这方面思想，在爱与教的矛盾上，提倡慈训并重，爱教结合。他说，“慈而不训，失尊之义，训而不慈，害亲之理，慈训曲全，尊亲斯备”。即父母只讲慈爱而不严加训教，便失去作为尊长的大义，只严加训教而不慈善，则伤害了骨肉相亲相爱之理，只有慈严结合，才具备了大义和亲情，是完整的家教。清代学者在处理家庭教育中宽与严的关系上，更强调“教子宜严”，但“严”不是动辄打骂，而是严格要求，“严”不仅包括对子女的严，也包括对家长的严，为父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这就更全面地阐述了慈严相济的教育思想。因此，慈严相济的教育方法在我国家庭教育中成为优良传统。
由于家庭成员长期生活在一起，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有着特殊的作用。正如颜之推所说，“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也就是说，同样的一句话，人们总是相信亲近的人，同样一个命令，人们总听从所敬佩的人，家长的一言一行，对子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中，修身是基础，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个人人格的培养塑造，并通过个人人格来影响他人。孔子就主张“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继续发展这种思想，他说“吾未闻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在家庭教育中，他更是提出了易子而教的主张，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即君子之所以不教子，是因势所不行，教者必以正道，如果儿子不肯听从，为父的必然发怒，伤害儿子的感情，儿子感情受到伤害，又会责怪父亲，你要我走正道，你自己却不如此，这样儿子又伤害父亲的感情，造成父子相伤，感情恶化，这就从反面说明了父亲的言行对儿女教育的重要性。
颜之推在家庭教育中广泛地使用了身教示范的方法，他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也就是子女在家庭中接受教育，大都是在活动中无意识地接受的，家长的言行对孩子起着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因而，我国古代很多人写的家训、家书中，比较普遍地采用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亲身感受来教育子女的教育方式。
由于我国古代家书家训都是家庭中德高望重的长辈写子女的教育材料，因此，很多观点都从自己切身体会说开去，这样无形之中对子孙起到了一种榜样的示范作用。
因材施教就是根据孩子性格和能力发展不同特点实施教育。孔子十分注意因材施教，据〈论语先进〉记载，孔子的学生冉求做事胆小畏缩，而仲由胆大冒进、好胜，针对他们两人不同性格特点，孔子采取不同教育方法，对冉求，孔子鼓励他要敢于前进，对仲由，孔子教育他要先退一步，不要冒失行事。这两个学生向孔子请教同样的问题，孔子作不同的回答，有弟子不明白为什么，孔子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因材施教的方法在家庭教育中也备受推崇，宋代袁采提出“性不可以强合”的思想，他认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莫过于父子兄弟了，但为什么还会造成家庭不合呢？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重视对方个性。其性不可得而合，则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合之根源也。既然父子兄弟个性各不相同，不可强求，就应求同存异，因材施教。为父兄者通情于子弟，而不责子弟之同于己，为子弟者仰承于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听，则处事之际必相和协，无乖争之患。教育是一种个体化的实践活动，因为任何一种教育活动都必须通过受教育者自身而发生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教育活动都需要自我教育这个环节才能完成，都应根据受教育者本身的特点实施教育。
循序渐进是指根据子女不同时期发展特点进行教育，同我国重视早期教育的优良传统相一致，我国在很早就发现儿童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并根据这些发展特点实施不同的教育。如早在西周时期，周代贵族家庭就有一套按儿童年龄安排教育的程序，〈礼记内则〉对这一程序作了介绍：“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宋代司马光根据〈礼记内则〉的记载，还制定了幼儿教育的十年教学安排，如一至三岁学习数与方名，研练书法，七岁读〈孝经〉〈论语〉，八岁诵〈尚书〉，九岁诵〈春秋〉及诸史，十岁就读〈诗〉〈礼〉〈传〉，略通大意，逐步通晓经史之学。〈三字经〉中教育子女的程序为：“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始终”。正是通过这样由浅入深，由经到子再到史的学习过程，为子女打下良好的学习基础。尽管我国古代在实施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时有过于僵硬的倾向，但总的来说，根据儿童不同发展时期身心发展的情况实施教育，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现代心理学已证明，人的思维发展有一定的层次性和阶段性，应依据不同层次和阶段特点实施教育，因而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在我国现代仍有广泛的借鉴价值。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非常重视环境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广为流传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生动的例证。据司马光〈家范〉记载，孟子家曾住在靠坟墓附近，孟子常嬉戏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之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戏为炫卖之事，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之也，乃徙，舍学宫之傍，其嬉戏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这充分说明孟母重视选择优越的环境教育儿子家庭整体环境对子女的成长也非常重要。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非常注重家庭传统家风的培养，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就是注重家庭整体环境建设的表现。颜之推就强调，“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谓也”，司马光在〈家范〉中提出：“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楚，不能不楚言也。”我国家庭教育中注重环境塑造的教育方法，在当今仍不失其现实价值。
我国家庭教育优良传统和方法是我国传统教育中最有特色的一部分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它直接陶冶着我们民族精神，锻造着我们民族性格，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动力源泉，对于我国当前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家庭美德教育，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后记】著名教育实践家皇甫军伟指出，家庭文化是我们几千年传统文化沉淀下来的一种潜规则，是一种民族意识。家庭教育的根本，就是家庭文化的传承，家庭文化决定了家庭教育的模式，家长的教育意识、教育观念以及教育孩子的方法和内容。家庭文化是家庭教育的魂，所以表征层面的东西都来自家庭文化在人们内心作用的结果，当下中国家庭教育缺乏的就是对魂的管理，以及对文化的探寻和回归。正是因为我们内心的经是乱经，所以导致孩子内心秩序的混乱。因此他认为，当今家庭教育的出路在于回归，从历史和文化的空间，去发现面对未来的方向和出路。
家长的教育眼光至关重要，现在家庭教育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教育眼光短视，我们的眼光放不出去，我们把有限理解成了终极，理解成了所有，所以才被局限。如果我们内心都有一种豁达和通透，我们面对孩子和面对自己，都要知道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有限的存在，教育只不过让每一个生命在不同的阶段去更饱满地体验自己。给这个国家人类带来这个个体本身生命价值的东西，这是教育所追求的，如果我们这么去看，不为一时的教育结果所喜所悲，那么我们的教育眼光就不会轻易被局限。
走进真正教育空间的人，他们是一种提前的觉醒，一种正面的力量，用一种让人舒服的姿态在推动教育。很多不醒的人，他们是以痛苦的力量在推动教育。教育如果是一台车，有人用手推，有人用嘴推，推得满嘴流血。父性文化和母性文化构成家庭的两极，父性文化和母性文化的共同作用才能形成良好的家庭教育。
中国的家庭教育不是更加西方化，而是去西方化，回归优秀传统。
教育要回归或寻找的不是“东方思想”或“西方思想”，而是教育科学本身。尤其在全球化的当下，地球已变成地球村，不要再在“中式”还是“西式”问题上纠缠；而是要区别出什么是正确教育，什么是错误教育。既要对传统文化有所坚持，又要博采众长，学习他人先进的东西。
古代家庭教育的利与弊篇三
历代家教重言教，但更重身教。《白虎通》云：“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既然教子以法度，则为父者自当遵守法度。
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中，修身是基础，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个人人格的培养塑造，并通过个人人格来影响他人。孔子就主张“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由于我国古代家书家训都是家庭中德高望重的长辈写子女的教育材料，因此，很多观点都从自己切身体会说开去，这样无形之中对子孙起到了一种榜样的示范作用。
宽与严是家庭教育中的一对矛盾，在处理爱与教的矛盾方面，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形成了慈严相济的教育方法。
中国家庭教育慈严相济的传统，主要源于儒家，孔子曾提出“为人父，止于慈”的观点。有“严父莫大于配天”之语，可见，儒家既讲慈，亦讲严，讲究“慈严相济”。
凡善教子弟者，并非只是一味为训诫，也很注意对子弟的循循善诱。孟母断织、曾子杀猪，都是因势利导，诱使儿子勤学向善。还有宋代的苏轼，教诲晚辈也总是持宽容通达的态度，多鼓励引导，少谴责教训，并允许子侄比较自由地发展个性。
因材施教就是根据孩子性格和能力发展不同特点实施教育。孔子十分注意因材施教，据《论语先进》记载，孔子的学生冉求做事胆小畏缩，而仲由胆大冒进、好胜，针对他们两人不同性格特点，孔子采取不同教育方法，对冉求，孔子鼓励他要敢于前进，对仲由，孔子教育他要先退一步，不要冒失行事。
我国在很早就发现儿童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并根据这些发展特点实施不同的教育。
早在西周时期，周代贵族家庭就有一套按儿童年龄安排教育的程序，《礼记内则》对这一程序作了介绍：“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通过这样由浅入深，由经到子再到史的学习过程，为子女打下良好的学习基础。
古代关于教子劝学勉学的格言、传说故事、家书家训不可胜数，仅从我国古代流传甚广、影响颇大的《三字经》来看，其中就列举了78多个劝学、勤学、励学的故事来勉励孩子学习。如“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
我国古代十分注重早期教育，且形成优良传统，这可以从我国古代十分重视胎教，并形成成熟的胎教理论与方法得到证明。
我国早期胎教理论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统治阶层为了“使太子正而天下定，当太子在胎中时就开始进行教育，认为”故妊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人生而肖万物者，皆其母感于物，故形肖之，太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
汉代贾谊更把胎教的时间推前到选择婚娶对象，他认为婚嫁要选择有道德的人，“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如是则子孙慈孝，不敢淫暴，党无不善，三族辅之。”
这也是一种教育环境的塑造，让孩子在娘胎里就接受良好的教育，摒弃不良教育。
以上这六种自古以来的家庭教育方法，你都会用吗？有及时了解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是否得当吗？对孩子今后的教育有足够的把握和清晰的方向吗？
如果你不是很确定，或者你现在有教育方面的困扰，你可以试试专业的家长教育方法测评，了解一下自己的方法是否合适，看看还有哪些方面的不足，以及还可以如何做的更好。
康辉医药科技的儿童健康测评系统里的家长教育方法测评，是由英国著名教育家唐纳德·切尼希所编订的测评，根据儿童的性格特点改编而成，目前已在国内外广泛使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家庭教育的成功与否，正是体现在对细节的处理水平上。本测评可以让您更加了解自己的教育方式取向，更好地调整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方法。
古代家庭教育的利与弊篇四
人类家庭之发展，经历了血缘家庭、普那路耶家庭（伙婚家庭）、对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几种形式。严格意义上的家庭教育，是随着严格意义上的家庭——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产生而产生的。古代社会的家庭教育，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阶级不同，等级不同，家庭教育的形式、目标和内容也不同。中国夏、商、周三代的统治阶级，在太子、世子生下来后，便在宫中设“孺子室”，专事太子、世子保育、教育之用；稍后，又有官员专门负责辅佐、教谕太子、世子。其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能够镇压奴隶的统治人才；教育内容是学习奴隶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区别贵贱尊卑等。
而平民阶层的子女，只能在自己家里，结合日常生活、劳动向父母及其他年长者学习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的知识、技能。至于奴隶，他们的一切，包括他们的子女，都属于奴隶主的；他们夜以继日地从事繁重的劳动，顾不上子女，当然谈不上什么家庭教育。在封建社会，宗法等级分明，各阶层的家教都各有其侧重点。
中国历代封建士大夫都把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相提并论，而齐家也好，治国平天下也好，都与修身息息相关，因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男尊女卑、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等封建思想观念，成为封建社会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许多思想家、教育家强调家庭教育要从教“人伦”着手，使孩子学会做人。而做人的标准可归纳为：在家孝父母，为国要忠诚，求学要勤奋，生活要节俭，待人要诚实，等等。
中国古代社会，特别重视胎教和早期教育。周文王之母胎教的传说流传至今，孟母三迁、断织劝学、曾子杀猪教子等故事，更是脍炙人口。对古代胎教和早期教育的经验，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指出，幼儿时期行为习惯尚未形成，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应该抓紧时机，在幼儿能认识人、知喜怒时就开始教诲，该做的就要教孩子做，不该做的事则不让他做。如果孩子养成坏习惯再给予纠正，就很困难了。“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古代社会的家庭教育，尤其是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家庭教育，明显地打上了剥削阶级的印记，带有专制的色彩，但其中也有不少体现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东西，即使在今天还是有启发、教育意义，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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