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子体操队纪录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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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子体操队纪录片中国女团体操成绩篇一

[摘要]“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智刹纪录片导演顾兹曼的这句话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然而，“低收视率”、“亏本”、“困惑”却成为描述中国纪录片市场的关键词。如何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可以从纪录片的融资、创作、营销等不可缺少的商业链条及其外部环境着手。

电视纪录片是电视中最有品位、最具精品魅力、最能体现电视综合艺术的电视节目。从1958年7月，北京电视台播出第一部《英雄的信阳人民》开始，电视记录片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中国电视纪录片从最初的简单说教到以纪实为主，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迎来了它的黄金阶段，《话说长江》、《望长城》、《沙与海》、《流浪北京》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但从90年代后期至今，电视纪录片步入了一个低谷，渐渐退出了电视的黄金时段。

一、中国纪录片市场化的现状

中国纪录片市场的现状简言之可用四个字来概括：喜忧参半。喜的是中国纪录片蕴含了巨大的市场前景。首先，转型时期的中国，创作题材十分广泛、丰富。其次，中国潜在市场庞大。以discovery频道为例，它11年前开始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在国内至少有二十几个电视台播出该频道的电视节目。第三，世界渴望了解中国，对中国纪录片需求量巨大。有统计显示，discovery在亚洲播出的中国题材纪录片是所有题材中收视率最高的。美国探索频道亚洲公司制作部总监维克兰·夏纳曾说：在过去的一些年里，他们制作的纪录片25％与中国有关。这些都表示世界对介绍中国的纪录片有极大的需求量。

可忧的是。在中国仍有太多的“艰难困苦”摆在市场化的道路上。中国电视纪录片正遭遇尴尬的市场困境。

困境一：收视率瓶颈。

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领域经历着深刻的变迁。大众文化迅速崛起，逐渐取代了精英文化的主导地位。《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等娱乐类节目“联合”引人入胜的影视节目夺去了大批受众。由于当前我国电视台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广告，而广告商看重的是收视率。这就使得电视台更愿意去“亲近”大众产品，而对自恃“精品文化”的纪录片则越来越疏远。

困境二：制作脱离市场。难以产销对路。

中国纪录片因为长期在一种真实观的指导下，过分强调过程的完整和真实。长镜头、跟拍被滥用，单位时间信息量少，节奏拖沓、缓慢。discovery亚洲电视网制作维克兰·夏纳曾说，中国纪录片在拍摄角度、描写人物感情和细节表达上都有独到之处，但往往是思想性强，故事性弱，节奏缓慢，因而观赏性比较差，很难迅速吸引观众，也就难以进入世界市场。

困境三：发行渠道少且弱，产品难有好收成。

发行是连接生产与播出的重要环节。国内纪录片目前主要的出口就是电视台，很少院线或做成dvd发行。大陆有3200多个电视频道，可纪录片栏目只有60多个，而真正有购买能力的不超过20个。节目周播为主，一般在夜间23时以后播出。至于专门的纪录片频道，目前只有上海纪实频道、央视科教频道等少数几家。据北京零频道广告公司的负责人郑琼指出，通常地方电视台购买单价为5～100元，分钟，且20-30元／分钟居多，而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可达800-2500美金／小时。也就是说，五六万元成本的片子(30分钟)，每次售价也就2000n6000元，而在国外，一小时的片子能卖到一万美元以上。

除此以外，还存在着营销环节缺失，受众市场不明确。把纪录片定位于“一群精英制作出来给另外一群精英看”，这种脱离广大群众、孤芳自赏的理念，限制了受众市场的扩张。

二、中国纪录片市场化的出路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的这句话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然而，“低收视率”、“亏本”、“困惑”却成为描述中国纪录片市场的关键词。如何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可以从纪录片的融资、创作、营销等不可缺少的商业链条及其外部环境着手。

(一)拓宽融资渠道。

“国投”方式。相对而言，西方国家的纪录片资金压力就少得多了。譬如。法国的纪录片就受到国家大力的扶持和资助，由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专门负责对纪录片的资助管理。按平均数来算，每60分钟长度的法国纪录片预算可以达到160万到180万法郎。

“预售”方式。在欧洲比较流行的筹资方式是“预售”，即制片者首先把纪录片的计划和构想向一些投资商展示，通过进一步的游说和洽谈，把部分版权等利益出售给投资商，从而从投资商那里获得一定数量的资金。

“网费”方式。这是通过收费电视网络实行的。著名的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就是这样的例子。该频道60％以上的收入来自付费用户，只有不到40％的收入来自广告。随着中国电视收费频道的推出，这种方式的可行性将越来越大。

(二)改变创作理念。

纪录片不叫座，几乎是目前纪录片最大的困境。制作出适合大众口味的纪录片，创作理念的改变至关重要。

1观念商品化。

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纪录片作者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言下之意，纪录片可能带来鲜花，但带不来面包。其实不然。记录片要走进市场，制作方就要有“商品”概念，讲究投入产出、寻求市场回报、重视观众接受心理的需求等。也就是说，必须在选题前主动进行市场调研，看看观众爱看什么样的节目。以浙江电视台摄制的52集大型纪录片《风水先生趣话人居》为例，开拍之前充分征求了国际易文化专家、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和建筑史学会高级建筑师的意见，并进行了广泛的受众调查，然后才投巨资完成了这部大型纪录片，从而获得了预期理想的市场回报。

2受众细分化。

纪录片是给人看的。现在是一个极具个性化的时代。市场细分，频道分众是电视发展的总趋势。而要真正做到细分受众市场，琢磨观众的心理是基础。要锁定目标市场、吸引有效市场、渗透潜在市场。目标市场指那些纪录片爱好者、dv运动者，他们是目前纪录片的主流观众，一定要弄清他们的收看心理、习惯、特点，以便有计划地播放节目和吸纳广告。有效市场指的是那些偶尔收看纽录片但没有形成习惯、没有聚焦在某个固定栏目的观众。对于这部分市场要有针对性地吸引他们。潜在市场指那些经常收看性质类似的节目的观众，比如新闻纪实类节目的钟爱者，往往不排斥纪录片，只要纪录片做得适合他们的口味，渗透实中一部分人并非太难。

3题材多元化。

在经历了纪录片的辉煌时期后，我们的纪录片陷入了单一、平面的困境。要打破纪实风格纪录片一统天下的局面。转向风格多样化；从只关注老少边穷的弱势群体，转向对整个社会不同阶层、特别是普通阶层的关注；从关注生活表象、外在故事性，转向对生活不同层面、尤其是内心层面的关注。这样的作品才会产销对路。

4内容娱乐化。

数年前，当discovery、国家地理等国外商业纪录片潮水般涌人中国时，大家才惊讶地发现，原来纪录片也可以拍得这么好看，这么通俗易懂。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节目总监李晓说，“娱乐是手段，文化是目的。对于电视台来说，纪录片首先要好看，可以吸引观众，然后才是在片中注入我们的思想。”曾有统计资料显示《探索·发现》栏目观众流入率目前居央视第一，流失率为最后一名，一些片子还屡获国际大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提出的娱乐化纪录片的理念，即知识娱乐化，把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等内容用讲故事的解说方式呈现给观众。利用所有可能的电视手段进行表现。很具有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融趣味性和科学性于一体的风格。这也充分证明这种理念所拥有的无限魅力。

5技术精湛化。

“工欲善其技，必先利其器”。纪录片要想成功持久地进行商业化运作，创作者必须把节目的技术质量视为生命。像法国纪录片《迁徙的鸟》全部制作人员则超过400人，包括50多名飞行师和50多名鸟类学专家历时4年横跨五大洲，选取40多个国家共175个场景，行程10万公里，使用了包括动力伞、滑翔机、热气球航模鸟等各种精巧的高空摄影器材，在技术上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超大广角、显微镜头、航拍、水下摄影和高速摄影等手段得到广泛应用。可喜的是我国近些年出现的《再说长江》、《郑和下西洋》、《故宫》、《大国崛起》、《圆明园》等，都属于这种画面工整、制作精良的作品。

(三)优化营销环节。

营销，是纪录片市场链条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营销做好了，其他环节上的问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缝合。第一，要建立品牌化营销策略。电视节目的品牌主要涉及三个层面：一是知名度，二是相对独特的风格和特点。三是相对稳定的质量和标准。世界顶级纪录片品牌频道——discovery，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探索频道。是世界十大知名品牌中惟一的媒体类产品。一部片子。即使你分辨不出是哪个导演的，你也能分辨是不是discovery制作的。这就是品牌的妙处。第二，增强宣传手段。《圆明园》公映前在北京业界做过多次试映，包括著名主持人敬一丹、王小丫在内的文化界名人都看过影片，明星口碑甚佳。名人效应为之后的宣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最后上映的时候票房很是理想。第三，壮大发行队伍。就目前国内市场而言，可以建立专门的纪录片频道及流畅的市场供需体系。对于国际市场，必须培育发行公司。做中国纪录片的海外发行代理。还可尝试国际合作，借用他们的发行渠道发行我们的作品。第四，开发衍生产品。纪录片不像新闻节目是一种“易碎品”，它可以进行立体式的衍生产品开发，进行多次营销。比如，取得企业赞助，做贴片广告；利用纪录片的内容资源，做成图书、杂志、音像制品等。

(四)改善外部环境。

首先，制播分离应是中国电视纪录片市场化的关键词。网台分离、制播分离，是美国三大电视网的基本运作制度。我国现有大大小小几千家制作公司，如果开放纪录片市场，允许一些制作公司、非媒体机构等参与生产和经营，不仅可以盘活资源，纪录片在制作、营销、融资等方面也会获得更多经验。其次。政府的扶持与引导很重要。一个国家对于某项产业的态度往往也决定着这个产业的发展前途。纪录片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是影视产业潜在的经济增长点。它不仅是在记录历史，还在影响人们的思想。迈克·摩尔的《华氏911》就影响了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第三，国内相关机构组织的积极参与也是不可或缺的力量。比如：discovery频道背后就有一群对于动物十分在行的研究人员在指导着他们的拍摄工作。同样的，中国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如果背后有这样一群人的积极参与，那势必成就一批观赏性极高的纪录片。

其实。现在中国的纪录片也相继出现了一些可喜的现象。比如，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为了鼓励国内纪录片创作，特别是扶持独立制作人，经过一定审核，允许独立制作人在委员会机构下成立工作室，由委员会负责将他们的作品向国内30余家电视台和各种国际电影电视节推荐，拓展其作品的播出渠道。

再比如，现在，各种各样的纪录片展映活动相继在全国多所高校中举行。先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五洲传播中心主办的“看中国一一中国题材纪录片展映活动”在北京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高校巡展，接着，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纪实频道又在全国部分高校中开展“真实中国·影像巡威”活动。

在这些可喜现象的背后，看到的是中国纪录片新的希望。纪录片，是一块非常值得开垦的沃土，如果掌好舵，相信一定可以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喜。

中国女子体操队纪录片中国女团体操成绩篇二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越来越开放、透明,使日本媒体报道中国时看得更清楚、更客观,歪曲报道在逐渐减少;同时,在金融危机和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日本媒体在对中国持续关注的同时,“中国威胁论”、“中国期待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机遇论”等各种论调并存,折射出日本媒体在面对中国时的复杂心态。本文试图从纪录片的角度,来观察日本媒体对中国关注的方式和特点。

日本媒体涉华报道的特点

日本媒体一贯对中国保持极高的关注度,nhk等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相对较为客观、理性,但也存在一定数量的片面报道。在分析日本媒体的涉华报道时,必须考虑到日本媒体的新闻价值取向和体制制约等因素。

1.日本媒体对中国高度关注

打开日本的电视、报纸、杂志,便会发现,其中涉及中国的信息非常多,一直以来,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都保持着极高的热情。甚至有的日本记者说,如果哪天报纸上没有关于中国的信息,难以想象这份报纸会多么乏味。电视也是如此,拿nhk来说,近年来就推出过反映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现状的系列纪录片《丝绸之路》、《大黄河》和《12亿人的改革开放》等。不久前,客观介绍中国情况的纪录片《中国铁道大纪行》,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不少观众观看节目后表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180度的改变”,①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偏见。同时,也有《激流中国》等纪录片关注了中国社会实际存在的贫富差距、老龄化等社会问题,却并没有做到完全的客观、全面,一些极端、片面、断章取义的事例在某种意义上误导了受众,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

日本媒体对中国保持着极高的关注度,如果这些报道能够较为客观、全面,无疑能够极大地促进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了解;相反,如果这些报道片面、负面的话,自然会不断加深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误解。日本媒体的涉华报道,由于新闻价值观、国家利益等诸多因素,在很多时候都会有一定的倾向性,体现其国家立场,给日本民众一个与中国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的中国国家形象。如每年中国两会期间,日本媒体的关注点多集中在中国官员腐败、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军费增长等议题上,对中国发展进步的成绩报道较少。

2.中日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差异

不同的新闻价值观使海外媒体涉华报道的倾向性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有效纠正。多数日本媒体对自己的定位是“全面监视权利,彻底追查问题”。在这种新闻价值观的指导下,日本媒体不仅在涉及中国的议题上负面报道居多,其实在报道日本国内相关新闻时,负面报道、批评性报道数量也较多。杀人、诱骗、盗窃等犯罪案件,官员腐败、政府以及公共机关不当决策等负面新闻,都是日本媒体关注的焦点。

2008年,日本各大媒体对中国“有毒饺子”事件穷追不舍,让中国民众很难理解,笔者也认为日本媒体有些“反应过度”。其实,在日本国内,媒体对日本企业的食品安全问题也表现出了相同特征:紧追不舍,加倍放大;穷追猛打,彻底追查。如2007年,久负盛名的日本食品企业“不二家”,因使用了过期牛奶而被曝光,引起轩然大波,媒体紧追不舍,导致该公司在全日本的890家店铺停业。同年,生产“白色恋人”巧克力夹心薄饼的日本石屋制果株式会社,因更改食用期限而被媒体曝光,亦引起舆论强烈反应,导致产品全面下架。2008年,大阪市米谷加工贩卖业者“三笠食品”公司将工业用大米冒充食用大米出售,亦遭到日本媒体的一致声讨。唯一不同的是,日本企业的问题被媒体彻底追查后,留给受众的印象是“这个品牌不可靠”,还可选择其他品牌;而“有毒饺子”事件的报道,则直接导致受众认为“所有的中国产品都是劣质的”,出现对中国产品的不信任感。这给中国出口企业造成空前的困难,也给中国形象蒙上阴影。

3.报道初衷与报道效果的差异

刻板印象有很明显的无目的性、无意识性、不可控性和有效性,这些性质决定了刻板印象对传播效果的影响是强力和深层次的。从以上对“有毒饺子”事件的分析可见,媒体报道往往有“扩大化”的倾向。也就是说,哪怕媒体是基于事实的报道,也会造成受众“由点到面”地发生“非理性的联想”。一个中国品牌出现的问题,会让受众认为所有中国品牌都不可靠。日本媒体着重批评性的报道,在涉及中国的相关报道中,同样的新闻价值得到贯彻。但是,这种只报道问题而缺乏对事件整体情形加以说明的做法,所塑造出的中国形象并不是完整的,而是片面的。并且,这种片面的报道手法已经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左右着日本人的“中国观”。

《中国铁道大纪行》:客观报道消除误解和偏见

1.真实的中国景象打动日本受众

2.真实的报道改变日本受众的对华偏见

《激流中国》展示的中国形象

2007年nhk电视台制作的另一部代表性的纪录片便是《激流中国》。这部纪录片选区了老龄化、贫富差距、舆论自由等日本社会关注的议题展开报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纪录片没有无中生有和主观臆测的内容,整体较为客观,但也存在事例选取上的片面性。

1.不同新闻价值观下的“相对客观”

《激流中国》是nhk经中国有关部门批准在中国内地拍摄的系列电视纪录片,关注了北京水危机、贫富差距、强制拆迁、舆论自由、老龄化等话题。该纪录片既有第一集《富人与农民工》那样较为片面和消极的内容,也有《确保北京用水》那样较为正面和全面的报道;整体来说,是较为客观和理性的。如前所述,对海外媒体,我们不能期望他们完全按照中国的新闻价值观来进行报道,不同新闻价值观下的相对客观,已经显得难能可贵。《激流中国》采访报道的问题,基本都是中国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并没有无中生有。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其节目缺乏对整体情况和背景的全面介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观众。

2.网络的兴起为“异国监督”提供了渠道

该节目在日本播出后,引起较大反响。值得注意的是,该纪录片的几乎全部内容通过网络“回流”中国,在中国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激流中国》体现了日本媒体对中国一贯的关注,关注了中国社会实际存在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节目通过网络在中国引起关注,有一定的舆论监督意义。

海外媒体没有权利对中国事务进行舆论监督,但海外媒体关注中国实际存在的问题,其报道回流中国,能起到一定的舆论监督功能,这种现象姑且称之为“异国监督”。⑥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信息无国界。海外媒体关于中国的相关报道,往往能畅通无阻地通过网络传递回国内。这种“信息回流”,是网络环境给当下国际传播带来的一大特点。同时,这种传播模式也为“异国监督”提供了可能。日本nhk《激流中国》的目标受众是日本民众,并不包括中国的观众。但是,节目在日本播出后,引起较大反响。在日本播出不久,中国的网络上便出现了相关节目的下载,甚至有的版本还有中文字幕,在中国也引起了较大反响和广泛讨论。《青岛老人院的故事》揭示了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以及相关部门的积极努力;《确保北京用水》反映了北京水资源缺乏的现状和相关部门为保护水资源、节约用水所做的努力。

3.海外媒体的片面“选择”

异国媒体有着与中国媒体不同的立场、新闻价值观和信息取舍标准,这便是美国传播学者约瑟夫·克拉帕提出的“选择性”理论,即媒体对新闻信息进行取舍时,有选择性;同时受众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也存在选择性。《激流中国》存在同样的问题。它并没有无中生有,却选择了某些比较极端的例子,忽略了另外一些重要信息,给观众造成某种假象。如《富人与农民工》选择了贫穷的农民工和富裕的股票投资家,通过反复交叉、对比两组人物的活动,使节目极具冲击力。而对任何国家都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缺少理性分析,更没有提及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也在不断得到改善,对大量中等收入阶层更没有涉及。这种节目给观众造成的错觉就是:中国除了极其富有的人群,便是极其贫穷的人群,他们生存在有天壤之别的不同世界中,从而塑造了一个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偏差的中国形象。

在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我国正在积极营造和谐的国际环境,为自身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具体到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其与中日关系走向密不可分。多年执政的自民党一贯推行“价值观外交”,使价值观成为中日两国的很大隔阂,并直接影响媒体的相互报道。刚刚上台的民主党政权则对“价值观外交”持批判态度,并宣布将积极推行“友爱外交”,以期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之间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在这种新的主流外交思想的影响下,日本主流媒体对华态度的改善值得期待。

注释:

④nhk《中国铁道大纪行》西安直播节目

(作者为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研究科博士生)

中国女子体操队纪录片中国女团体操成绩篇三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辉煌中国》，于19日至24日每晚8点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全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脉络……充分展示五年来中国人民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自豪感，真实记录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辉煌中国》全片凸显有意义、有厚重、有时代的代表性，分为《圆梦工程》《创新活力》《协调发展》《绿色家园》《共享小康》《开放中国》六集，把一个恢宏的五年融合成一个故事，给人一种串珠为链的惊艳。每一集都是有鲜明的主题，讲诉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故事”。从思绪的回味中体验五年来的变化，将无数人联结为最大的同心圆，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是思想共鸣的基础。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每一个都是历史的路口，我们在一步步的努力中，实现发展的跨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如同一条将亿万群众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在五年间变得更加坚实。铁腕务实的深化改革、推心置腹的宣传工作、念兹在兹的.惠民情怀，让全国上下良性互动，产生强大凝聚力的“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识，正在日用而不知中深入人心，与无数个体的亲身感受、情感意愿和心理预期不断交织、激荡，构成建设祖国的最美画面。

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初度路犹长。五年来，我们面对问题不断突围，不断赢取生活的幸福和安宁，国家社会得到实质性改善。但是未来的发展之路依然充满挑战，这也是《辉煌中国》里的“故事”带给我们的警示。今日之中国，发展很快、问题也不少，我们固然有实现中国复兴梦的美好蓝图，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但也必须要在解决人民的需求中步步前行。

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诚不可取，毕其功于一役也绝不现实，这不是天真无知，就是轻浮冒进。从辩证法的视角，观察我们的社会，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辉煌中国》并不回避矛盾，也不掩盖问题，把问题放入中国现实语境中去分析，实现与国情对接、跟事实对接，这就是一个“好故事”产生的逻辑前提。

《辉煌中国》让我们砥砺前行的五年场景，让我们对未来更有信心。

中国女子体操队纪录片中国女团体操成绩篇四

在悉尼，有这样一位特殊的华裔女子，以傲人的德语和对德国文学出色的研究担当悉尼科技大学德语专业主任。她就是吕一旭。

自学考北大

吕一旭家在四川绵阳，父母都是机关干部。1976年，她初中毕业当了一名车工。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吕一旭也想上大学，因为没有上过高中，白天还要上班，就只好晚上学习。直到报名参加高考前一个月，她才向单位请假，到考前加强班上课。

1980年，对她来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她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大，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很多人不相信一个没有上过高中的人，靠自学考上了北大。最初她报的专业是法语和英语，招生的老师认为她凭着自学考上北大，很有语言天才，决定让她学比较难学的德语。

留学德国

大学毕业，吕一旭想到德国深造，向德国robert bosch基金会提出奖学金申请。

那时，robert bosch基金主要是给美国和波兰学生，从没有给过中国学生。基金会官员收到她用漂亮的德语写的信很吃惊，第一次把奖学金给予一名中国学生。1986年，她来到德国巴伐利亚州累根斯堡大学读硕士，学习德国文学和欧洲历史。

在德国，吕一旭过得很快乐。她第一次见教授时，教授不相信她从来没在德国生活过，因为她讲的德语流畅标准，不带口音。这都是北大给她打下的基础。

刚到德国，她住的城市几乎没有中国人，买一瓶酱油要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到慕尼黑去，很不方便。还好，大学有晚餐卖，她就干脆不做饭，午晚餐都在大学食堂里吃。后来，那里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开起了唐人商店，她才开始做饭。

她在巴伐利亚政府接待的中国代表团中当过翻译，在大学教过汉语，还做过法庭义务翻译。

1989年，她以累根斯堡大学建校历史上最高分取得硕士学位，三年之后，再次以最高分取得博士学位。毕业十多年了，吕一旭还是这个学校唯一得到德国文学硕士博士最高分的外国人。

在澳州有了家

用澳洲人的话来说，她人生的每一步都衔接得很顺当。

博士毕业前，德国西门子公司和德国高等法院就向她发出邀请，请她当翻译。她并不很想做翻译工作。正在犹豫，从报纸上看到澳大利亚阿德雷得大学招博士后的消息，而且专业和她的很吻合。她喜欢搞研究，认为大学比较适合她的性格，也想借此机会把英语学好，就决定到澳大利亚。她在3月份拿到博士学位，4月份就获得澳州的博士后位置。

吕一旭与澳洲有缘，她不仅在澳洲开始了自己的事业，而且在那里恋爱、结婚、生子。

丈夫tony stephens，是阿德雷得大学的同事，德语系教授。她被tony渊博的知识和学者风度、修养深深打动了，所以，嫁给了比她年龄大一截的tony。

博士后结束后，吕一旭到墨尔本大学做研究员。2000年，tony到悉尼大学任教，她申请到了悉尼科技大学德语专业的位置，也来到悉尼。

tony是澳洲人，吕一旭与他的生活挺和谐。tony退休前是悉尼大学语言学院院长，工作很忙，所以总是她下班后回家做饭。她只做中餐，家里人也随她的口味吃中国饭。如果想吃pizza或西餐，就去餐馆买。tony特会做意大利面，每隔一段时间，家人就可以吃到他做的好吃的意大利面。他们的儿子peter筷子用得很好，很喜欢吃中国饭。她每年要到德国去看望学生，一个月后回来，peter就会抱怨爸爸天天给他吃pizza、意大利面，妈妈回家就可以吃中国饭了。

难忘北大

吕一旭认为时代对她的影响很大。她说，1980年中国刚刚开放，那时的北大，人们在精神上非常饥渴，很多有名的艺术家都喜欢到北大演讲、表演，带给了学生开阔的眼界，那时的学生有很单纯的正面的东西作为自己的追求。国外的各种书籍、电影开始大量涌入中国，青年人一下子接触到与小时候的教育完全不同的世界，感觉世界是如此之大，人们有那么多彼此不同的想法，看事情的角度那么不同。

当年文化界很多名人喜欢到北大演讲，她想出国也是因为很多演讲者都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听他们讲述国外的生活，她忍不住想出国看看。

吕一旭坦承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她不希望学生只做学问，别的都不过问，因为世界很多元，学问并不是唯一的，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可以做。

中国在她的血液里

去年，吕一旭参与研究“1897～1918年青岛在德占领期时，中国人与德国人是如何交流的”。她发表的论文受到德国方面高度重视，sbs电台德语广播主持专门采访了她，因为此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吕一旭的研究成果在德国同行中获得很高评价。2005年举行世界德语研究学术会议，负责人亲笔写信邀请她出席，她为此感到很自豪。

吕一旭特别强调要努力保护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荷兰、丹麦花费大量经费保护自己的语言文化，很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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