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浙江教育史 浙江的教育改革(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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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教育史 浙江的教育改革篇一

关键词：新教育；《教育周报》；教育调查；社会教育

浙江教育会是清末民初的一个涵盖全省的民间性教育团体，存在于191月到1926年11月，期间经历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这四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时期，在研究新教育、传播新文化、新观念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产生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一、创办近代教育刊物，从舆论上大力宣传新教育

浙江教育会创办的教育刊物，主要有《教育周报》、《教育潮》和《浙江教育会月刊》三种。194月1日首办《教育周报》，“为本会研究教育、发表意思之用。”[1]该刊也是浙江省较早的一份专业性杂志，主要辟有言论、学术（思潮）、纪闻、时评、感言等栏目，周出一期，约二万言。该会的主要骨干成员如孙增大、何绍韩、金学俨等先后主其笔政。共出有235期，止于193月30日。对于已出的235期，笔者得见202期，结合《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所载，其全部篇目内容大致如下：

由上表可以看到，《教育周报》所辟栏目竟有25个之多，其所含容量之大可见一斑。

各栏目突出对新思想、新观点、新教育的传播。如纪闻：主要记载了国内外直接或间接有关教育的各种新闻，诸如“英国整顿学校之近闻”、“余姚陈女士热心兴学”、“青田知事漠视教育”等。其特点是容量大、速度快、信息灵，开启民智，增人见识。该栏目总计4198条，是全部信息量的69%。这在向来“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沉闷氛围中，无疑吹进了一股清晰的空气。

学术(思潮)：以传播新的学术思潮、观点及近代的一些科技知识为主，其中有直接译自国外的文章，也有通过国人自身消化后间接介绍的论文，及会员本身在实践工作中得出的体会和认识等。如夏丐尊译、卢梭著的《爱弥尔》，严复译的《论东西二教育所以汇合之术》等。这类文章学术意味较浓，知识性较强，读者可以从中学到许多新的近代科技知识和教育方法。

其它如“言论”、“法令”、“时评”、“调查”等栏目，无不表明了教育会在传播新教育等方面所作的极大努力。对于教育界来说则可以不断丰富更具现实意义的教学内容和更为有效的教学方法。所有这些，显然为教育走向近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以后，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兴起。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发展和更好地发达教育，1919年2月，该会经评议会决议，把《教育周报》改为月刊，易名《教育潮》，4月25日发行第一期。“自今伊始，将扩充其篇幅，变更其体例，刷新改进，以与全国教育界相见焉”[2]。该杂志以“阐发教育之真义力图改进为宗旨”，任务是“介绍世界新教育之思想学术，批评中国教育之弊病缺点，商榷新教育之建设，记载国内外教育之现状”[3]。《教育潮》共出10期，止于1921车1月。其中前六期的文章内容多以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教育为主，占70.5%。如经亨颐的“动学观与时代之理解”，杨贤江之“现代教育主张与现代哲学”[4]，杜威讲演“平民主义的教育”和胡适讲演“实验主义”[5]等。

但第六期后曾一度停刊，到1910月复出第七期。复刊后的《教育潮》表面上主张“新旧兼容”，实际上已积极提倡“国粹”，反对新思潮了。第七期何竞明的“新文化仅资考证应折衷经子并拟学校酌授经子说”，及第八期柯璜的“余对于新思潮之疑问”便是例证。因而立刻受到文化界进步人士的猛烈抨击。

《教育潮》内容的变化，正是当时浙江教育界进步和反动势力在尖锐斗争中进步势力暂时受到挫折的结果。浙江教育会也自此开始走下坡路。

1924年11月，省教育会发行《浙江教育会月刊》(以下简称“月刊”)。至192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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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教育史 浙江的教育改革篇二

德育教育工作之我见

加强中小学生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规范教育，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的根本问题。常言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忽视或不注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不可取的。据一份调查资料显示，青少年犯罪是因为有近50％的人在其童年时代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而这一群体又都处在犯罪的危险边缘，德育工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此，我们必须明确：把德育工作放在首位，是新时代教育工作的需要。

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该如何做好德育教育工作呢？我认为要从以下几点来做：

一、以生立教，为人师表

我认为，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除了必须以满腔的热情对待事业，对待学生以外，还必须自觉地，高标准地去塑造自身的人格。当然这里我所说的“人格”，指的是一个人作为某种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在道德上应当具备的人品和资格。这就是教师职业的特殊性质，决定教师的人格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也指出：“教师的职务是自己的榜样教育学

生。”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则告诉我们：“任何章程和任何纲领，任何人为的管理机构，无论他们设想的多么精巧，都不能代替人格在教育事业的作用。”一句话：要照亮别人，首先自己心中要有光明，要想点燃别人，首先自己心中要有火种；要想在学生心中牢固熟练；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我们教师必定要有崇高的师德。“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让我们用诚实正直和坦荡无私，让学生体验到人的美好心灵，用宽宏的心地和磊落的胸怀，促使学生养成高尚的人格。

二、要与学生做朋友

作为教师，我们要用真爱去关心学生。诚然教师也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但不应拿学生作为发泄的对象。学生的确存在“好”与“差”的差异，教师应因材施教，对“好学生”关爱备至，而对“差学生”更应加备的关爱与呵护。因为每个孩子都有优点，只是我们没有发现、重视。如果我们能经常表扬他们的优点，他一定会非常高兴，进而会建立自信；反之，他会因沮丧而越来越自卑。老师要用爱心，用师德的魅力，缩小师生间心灵上的距离，使他们产生“向师性”。让学生都能“亲其师，信其道”。

三、要正确对待学生的过错

在德育教育工作中，正确对待学生的过错是很有必要的。学生经常犯点小错误是在所难免的，未成年人的心理又是非常脆弱的，一旦没有纠正他们的过错也许就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发展。

对待他们的过错，首先应该寻找原因。学生产生过错行为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教师要从多个角度去诊断问题，综合地分析各种因素在学生身上的发展过程。

其次是要对学生给予信心。有过错行为的学生由于常常受到教师的批评、指

责，同学们的取笑、歧视，其心理总是比较心虚、敏感的，对教师和周围的同学也存有戒心。要消除这些有过错行为的学生的恐惧心理和敌对情绪，应设法给予他们自信，谅解他们的过错，相信他能改正过来，从根本上改变同他们的关系。如果师生关系不融洽，学生对老师不抱有信任感，那么无论你怎么做，也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这项细水长流的工作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反复性的特点。教师认识到这一点，就能放宽自己，满怀热情，培养和陶冶学生的的道德情感，稳定和强化良好的行为习惯。

最后是自我评价。让学生进行自我评价，找出自己的优缺点，给那些对自己缺乏自觉控制的学生以及性格过于冲动的学生以适当的机会，让他们能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的行为，使他们分清是非，善恶，意识自己过错的性质、危害，克服方法。教师要创造一种坦率诚实的气氛，让学生认真地直书自己的看法。

其实除了以上所说的几方面以外，还不能排除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家庭。要做好这项工作，还要委婉地请家长改正自身的有关问题，劝导他们在对待孩子的做法、想法上做深刻的自我反省，以便能配合做好孩子的培养教育工作。当然，社会德育也是不能忽视的重大因素之一，只有是采用“三结合德育网络”的共同作用下才能把我们的德育工作落到实处。

总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做好德育教育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只有对他们倾注一片爱心，才能保证对他们教育转化的成功。相信我们的真诚和正确有序的引导，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获得更大的突破。

浙江教育史 浙江的教育改革篇三

教师应和学生一起成长

教师的职业是特殊的，因为教师工作的对象是学生，是一个个具有鲜活生命和独特个性的生命个体，这就决定了教师是塑造人的事业，应该以人为本。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是“平等中的首席”，也就是说教师与学生是平等的，教师的唯一使命便是在与学生的平等交往中促进他们的身心发展，因此学生成长的过程也就体现出教师成长的过程，从学生的发展足以看出教师的发展。在教学和师生交往活动中，专业化的教师可以快速促进学生的发展，而不够专业的教师对学生的发展可能起到的是延缓和阻碍的作用。所以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要想胜任它，就必须把精力放在学生身上，走教师专业化之路，让自身不断提高和成长。 第一，要深入研究学生。

学生总是千差万别的，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在身心上有不同的特点，学生的性别、家庭、性格等也影响着学生，就是同一个学生在不同时期也是不同的。因此，作为教师必须深入研究学生的特点，把握学生的不同特征进行针对性的教育教学，才能促进他们发展。

多途径了解学生。可以通过观察、谈话等正面了解，也可以从同学、家长等侧面了解。

备课要备学生。备课不仅仅是研究教材，设计教案的过程，更要考虑学生，考虑学情。从学生实际出发选择合适的教法，设计教学方案才是有效的。 第二，要关注学生发展。

课堂教学的成效应看学生的发展。一节课有没有实效，重点看学生，看学生的参与程度、思维深度和广度、情感状况和情绪状态，而不在于使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动用了什么样的教学设备。学生的三维目标得以提升，这就是有实效的好课。

要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即要在课堂中实现三维目标的整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更重要的是体验过程，掌握方法，升华情感及品味价值。教学过程应是精细化的，从细微之处抓住教育契机，引导和教育学生。

要让每个学生都得到发展。学生总有差别，而教育也不是要制造相同的产品。教师应尊重学生的差别，不必苛求学生们都达到同一高度，同一水平。只要他在原有水平上有所提高，我们就应该大力表扬鼓励他的进步，使之获得成就感，从而产生源源不断的动力。每个学生身上都有可赞赏之处，用欣赏的眼光看待这些闪光点，让每个学生都充满成功的喜悦。

第三，向学生学习。

专业化发展的教师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圣者，而应该是参与实践，在教学上炉火纯青的师者：如饥似渴地读书，不耻下问的学者。不仅仅去学理论，更应注重实践。教学的过程是总结经验、提升理论的过程，而得到的理论应再次指导自己的教学，这样就构成了教学的“反刍”。只有不断地反刍，才能使教师自身不断成长，走上专业化之路。

总之，学生是教学理论之源，要想寻求教学的活水，就必须以学生为出发点，学生会告诉我们教学的真谛。研究学生，关注学生，我们才能不脱离教学实践，向学生学习，我们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学生的进步便体现着我们教师的进步，学生的成长过程也就是我们教师的成长过程。和学生一起成长，我们在教学上就不会迷失方向，就能体会到更多的快乐。

浙江教育史 浙江的教育改革篇四

浙江教育会与浙江教育近代化

摘 要:浙江教育会及其系列活动对浙江教育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1)是推进浙江近代教育的核心力量;(2)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宣传者和鼓吹者;(3)是各种新教育思潮在浙江的积极传播者;(4)是团结和联系浙江教育界进步力量的中枢。

关键词:新教育;《教育周报》;教育调查;社会教育

浙江教育会是清末民初的一个涵盖全省的民间性教育团体,存在于1912年1月到1926年11月,期间经历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这四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时期,在研究新教育、传播新文化、新观念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产生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一、创办近代教育刊物,从舆论上大力宣传新教育

浙江教育会创办的教育刊物,主要有《教育周报》、《教育潮》和《浙江教育会月刊》三种。1913年4月1日首办《教育周报》,“为本会研究教育、发表意思之用。”[1]该刊也是浙江省较早的一份专业性杂志,主要辟有言论、学术(思潮)、纪闻、时评、感言等栏目,周出一期,约二万言。该会的主要骨干成员如孙增大、何绍韩、金学俨等先后主其笔政。共出有235期,止于1919年3月30日。对于已出的235期,笔者得见202期,结合《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所载,其全部篇目内容大致如下:

由上表可以看到,《教育周报》所辟栏目竟有25个之多,其所含容量之大可见一斑。

各栏目突出对新思想、新观点、新教育的传播。如纪闻:主要记载了国内外直接或间接有关教育的各种新闻,诸如“英国整顿学校之近闻”、“余姚陈女士热心兴学”、“青田知事漠视教育”等。其特点是容量大、速度快、信息灵,开启民智,增人见识。该栏目总计4198条,是全部信息量的69%。这在向来“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沉闷氛围中,无疑吹进了一股清晰的空气。

学术(思潮):以传播新的学术思潮、观点及近代的一些科技知识为主,其中有直接译自国外的文章,也有通过国人自身消化后间接介绍的论文,及会员本身在实践工作中得出的体会和认识等。如夏丐尊译、卢梭着的《爱弥尔》,严复译的《论东西二教育所以汇合之术》等。这类文章学术意味较浓,知识性较强,读者可以从中学到许多新的近代科技知识和教育方法。

其它如“言论”、“法令”、“时评”、“调查”等栏目,无不表明了教育会在传播新教育等方面所作的极大努力。对于教育界来说则可以不断丰富更具现实意义的教学内容和更为有效的教学方法。所有这些,显然为教育走向近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5年以后,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兴起。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发展和更好地发达教育,1919年2月,该会经评议会决议,把《教育周报》改为月刊,易名《教育潮》,4月25日发行第一期。“自今伊始,将扩充其篇幅,变更其体例,刷新改进,以与全国教育界相见焉”[2]。该杂志以“阐发教育之真义力图改进为宗旨”,任务是“介绍世界新教育之思想学术,批评中国教育之弊病缺点,商榷新教育之建设,记载国内外教育之现状”[3]。《教育潮》共出10期,止于1921车1月。其中前六期的文章内容多以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教育为主,占70.5%。如经亨颐的“动学观与时代之理解”,杨贤江之“现代教育主张与现代哲学”[4],杜威讲演“平民主义的教育”和胡适讲演“实验主义”[5]等。

但第六期后曾一度停刊,到1920年10月复出第七期。复刊后的《教育潮》表面上主张“新旧兼容”,实际上已积极提倡“国粹”,反对新思潮了。第七期何竞明的“新文化仅资考证应折衷经子并拟学校酌授经子说”,及第八期柯璜的“余对于新思潮之疑问”便是例证。因而立刻受到文化界进步人士的猛烈抨击。

《教育潮》内容的变化,正是当时浙江教育界进步和反动势力在尖锐斗争中进步势力暂时受到挫折的结果。浙江教育会也自此开始走下坡路。

1924年11月,省教育会发行《浙江教育会月刊》(以下简称“月刊”)。至1925年5月,共计出10期,其中最后两期合刊。纵观“月刊”,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较前两种刊物大为逊色,已显出一派萧条衰落的气象,其内容统计如下:

从数量上看,“月刊”容量很小;内容上也不如以前那么丰富多彩;形式更显单调、呆板。反映出教育会已无力“研究教育并力图发达之”了。一年以后,教育会终因困于经费而停止活动。

综观浙江教育会所办刊物之演变,从生气勃勃、顺应历史潮流、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到后期的变质改向。可以说,正标志着教育会活动的高潮和低潮。

二、举办讲演、讲习等会,在实践上倡导新教育

194月3日,教育部训令各省推行通俗讲演,浙江省教育司也主张在方法上宜多采用讲演的形式。浙江教育会积极响应部、司的有关训令,同时也为了在实践上真正倡导新教育,一方面主动邀请当时有关着名人士来浙讲演,以广浙人见识;另一方面本身也不断举办面向全省教育界的各种讲演、讲习会,以养成浙江教育界人士的近代意识。如“五年国庆日在新市场;……六年县视学会议;七年欧战和平庆祝会,都在本会同人或各校教职员、学生等开会讲演,以资研究”[6]。“七年冬,复商同在省中等以上学校轮流每月在本会讲演一次”[7]等。曾应邀来浙讲演的着名人士主要有梁启超(1915.6)、康有为(1916.8)、蔡元培(1916.11)、艾迪和余日章等。新教育共进社请杜威博士南下讲演时,省教育会也特派李俊夫邀请来浙讲演六次,听者达数千余人。在诸多讲演、讲习会中,较大规模的专题讲演会有:丁已夏期讲演会、消夏会、日文讲习会、注音字母讲习会、国语讲习会和开办法文专修科,等。

此外,省教育会还开设有经常性的讲演活动――星期讲演会(仿夏期讲演会之办法,于每星期日举行,由会中聘请专门学问家主讲,或对于一般学生,或对于社会大众,授以相当之知识――笔者注。)。

以上教育会的各种讲演活动,从内容到形式,多在新教育思想影响下进行,从而使众多受过其听讲或培训的知识分子,在更大程度上受到近代知识的熏陶,在时间上大大加快了其接受近代知识的进程,对浙江教育的近代化是极有力的推进。

三、主持全浙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等,竭力推动浙江乃至全国教育的近代化

浙江教育会虽然是一个民间性组织,但它立足浙江,面向全国,不仅发达浙江教育,而且还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对全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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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立全浙教育会联合会,团结和联系浙江教育界的进步力量

由于地域及当时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浙江教育会活动的主要范围只局限在会所所在地杭州及其附近区域,这与教育会研究浙江教育并力图发达的初衷不符。全省各县虽都设有县级教育会,但因地方条件而致参差不齐,有的甚至徒有其名。总之,省教育会的功能因此而无法充分发挥。为了更好地推动整个浙江省的教育事业,教育会遂于1912年发起并成立了全浙教育会联合会,以图共同研究和协调全省教育事宜,并最终成为团结和联系浙江教育界进步力量的中枢。

省教育会通过全浙教育会联合会,一方面把自己的一些教育建议、设想、观点及各种最新信息及时传播给各县教育会,并通过县教育会而至全省各地教育界,使之形成一覆盖全浙的紧密网络,有效地引导和协调全省教育界;同时,也通过县教育会而掌握全省各地的教育动态,再由省教育会而至省教育行政官厅。所以,全浙教育会联合会不仅有利于协调全浙教育,而且是联络和团结全浙教育界各层次的有效桥梁,其作用自是不可低估。

(二)参加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推动全国教育之近代化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成立于1915车5月,1926年后停止活动。主要发起人是江苏省教育会代表沈恩孚、黄炎培、杨保恒和浙江教育会代表经亨颐等人。所以,浙江教育会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该组织的活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共开过11次年会,每一次年会,浙江教育会几乎都派代表参加,并多有提案。从已搜集到的资料中看出,浙江教育会提交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议案涉及教育的许多方面,从学制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到毕业生出路、职教员待遇等等,足见浙省教育会对全国教育事业的关心与参与之程度。

此外,浙江教育会还很注重与兄弟省份的合作交流。江苏省的教育事业,一直来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民国以后,在职业教育方面较有特色。江浙两省教育会遂于1919年发起并成立了教育协进会,“共同研究教育之问题;交换教育之意见。”[8]以该组织为联结点,两省教育界互相研究,共同探讨,彼此传递最新信息,协力而进。“有此组织而后对于两省教育界共同之缺陷,可以合两省之力而革除之;对于一省特别之缺点,互以其经验所得之优点而补救之;对于教育进行之计划,可以合二省之力而研究之”[9]。正可谓取长补短。“……二者相辅而行,于两省教育之前途,关系固甚大矣。”[10]

(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组织教育调查及视察活动

发展教育事业,除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外,更需要从具体实际出发,不断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学习他人长处。为此,省教育会曾先后进行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教育调查及视察活动,以促进浙省及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了准确地把握浙江省教育的现状,教育会计划对全浙教育界作一模底调查,并于199月派朱章宝周行各县。朱章宝此行目的有五:1、调查各县教育状况;2、参酌地方情形随时宣讲;3、劝募创建会所捐款;4、推销教育周报并催收报费;5、联络各县教育会并催促其进行。其中,“调查各县教育状况”是首要任务。后终因经费不济,只到衢严二属即止。

1918车1月省教育会利用寒假组织旅日教育视察团。团员共计32人,分为三组,分别对普通教育、实业教育、社会教育进行调查。视察团自2月5日由上海出发,经长崎、下关、神户,10日抵东京;11日从东京出发,历箱根、名古屋、西京、大板、宫岛、门司,27日抵朝鲜京城;越二日由京城跨鸭绿江,历奉天、济南、曲埠、南京返杭,已是3月6日。这次活动,规模大,时间长,视察的地域、范围都很广。回国后,由经亨颐根据视察情形,作“视察日本教育所感”一文,以告浙省教育界同仁。

在视察中,他们感触最深的有二点,即颖才教育和奴化教育。在日本,颖才教育盛行,如在西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竟特筑一寮,专集市内各校之优秃学生,选任最有经验之教师,学级编制且减少人数为二十人,充量教授”[11]。究其原因,是“近来日本有感于人才之缺乏”[12]。我国人才缺乏尤甚于日本,而颖才教育却付厥如。因此,经亨颐一行在作此视察之后,深有感触地说:“颖才教育,诚当务之急也”[13]。

到朝鲜后,原“以为亡国后之教育,必如何悲惨。而谁知此预想亦与事实相反”[14]。视察团员们惊异地发现日本在朝鲜的教育实行“和好兄弟主义”,其结果竟至朝鲜人对于“日本语之发音极自然纯熟,”[15]而“尤可概者,朝鲜今日之忘亡国,昔日未亡以前必望亡国”[16]。大有“此间乐,不思蜀”之感。对此,经亨颐及全体同仁们感叹不已,直以“不忘不亡”以勉朝人,更欲以“不望不亡”警告国人,忧国之心跌然纸上。

回国途中车抵安东,“满目仍是日本人”。刚从日本对朝鲜人奴化教育的感叹中回醒过来的经亨颐及同人,不禁浮想联翩:日本在朝鲜的作为难道不会在中国重现吗?国人有何防范措施?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们对奉天的教育作一番调查。结果是对于“日本在南满之经营教育费每年三百数十万之多,学生乘车免费等种种手段”,竟至“并无注意”,因而深感忧虑。

对于这次教育视察,经亨颐概括为四句话:即“并无方法,并无主义,并无悲惨,并无注意”[17]。前两个“并”可以借鉴,后两个“并”则足以醒我国人,免蹈朝鲜之辙。

通过这样一次对中外教育现状的比较视察,一方面开阔了同人发达教育事业的视野,另一方面,也从中看到了许多值得引起注意的东西,进而达到取长补短,前车后鉴之效。

这是一次规模较大、而又十分成功的教育视察话动,较典型地体现了省教育会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除此之外,早在1917牟4月18日――5月9日,省教育会还曾派遣会员蔡敦辛等赴苏省境内考察教育状况;1924车4月11日,该会再次组织中等以上学校调查各校概况,等等。

不可否认,省教育会的这些努力,许多因各种主客观原因(如经费问题等)而未完成。但这些调查和视察活动尤其对浙省教育的发展无疑有着明显的借鉴和促进意义。

四、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开展社会教育

在社会教育方面,浙江教育会深知其与学校教育的相互制约性,因而倍加重视,明显体现出近代教育的时代意识。

1910月10日,浙省教育会在第四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上海会议上,提出“设立青年团案”并获通过。认为对青年施行教育收效最大,所以青年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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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1924年4月13日,省教育会与其他团体合作,筹设杭州图书馆协会;同年6月14日,也与其他团体合作,举办浙江除毒协会第一次筹备会,等等。所有这些,在客观上创造并净化了社会环境,加强社会的正面影响力量,从而使学校教育能在一个较好的社会环境中得以充分发挥,获得有效的教育效果。

事实上,省教育会的活动范围及其所发挥的功能远不止于此。它还积极参与社会的各项公益事业,以此进一步开展社会教育。例如:1916年,发起并成立浙江省教员储蓄协会,以储备救国基金;1911月2日,省教育会会同在省校长,为北京、直隶、奉天等处水灾发起学界募捐会;1918年,省教育会会同商界呈请军民两署转呈政府,要求维持烟禁以免指销存土。

在所有上述活动中,最令人注目、也是浙江教育会较有成效的一件事,就是积极倡导并发展体育事业。这主要体现在开展学校体育及大众体育方面。1915年10月17日,该会邀集省会中等学校举行第一次联合会操,以后又分别在11月14日、次年4月9日和5月14日举行了第二、第三及第四次会操,每次会操人数均在千人以上,成绩也颇有足观。后由联合运动会取而代之。同时,省教育会又开始发起全省中等学校联合运动会,把体育运动更讲一步推向全省。会长经亨颐认为,开展运动会的目的,“决不限于运动者之中,当普及于社会一般,盖运动会为学校兼任之社会教育事业,本不以竞争优胜为唯一之目的,联合二字,寓有结合精神之意……”[18]并提出开展大众体育,培养团结合作精神的体育思想。

随着全省特别是省会杭州体育运动的`开展及其影响的不断扩大,浙江教育会遂于1916年郑重呈请省署,希望设立公众运动场,终获省长吕公望核准,遂于1918年冬正式开办。为浙江民众体育运动的普及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场所。

另外,省教育会还面向教育界同仁积极组建各种体育团队,进一步扩大体育的普及面。如1918年冬,组织足球联合会;1919年3月2日,发起成立庭球队,等等。在教育会的积极倡导下,各地学校也纷纷仿效,体育活动遂在全省展开。省教育会还积极致函各有关省级行政官厅,要求参加全国运动会;组织讨论参加远东运动会;建立中华体育协会,以进一步讲究和发展中华体育。由此可见。浙江教育会在这方面的努力,其影响所及己远非一个浙江省。

实际上,浙江教育会在社会教育和公益事业方面所涉及的范围小到注意杭城的各种公众建设及文化设施、自然环境的保护,大到国家大事,竭尽其所能而发挥之。因此,可以说,浙江教育会不仅在教育方面,而且也在教育以外的社会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促进着浙江教育的近代化,而且也十分有力地影响着整个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五、小结

近代教育相对于封建传统教育,其主要区别在于:?近代教育是国民教育,以培养共和国民为目标,普及教育是其重点;而封建传统教育则是官吏教育,也即人才教育,以培养忠君的官吏为目标,科举制度是其灵魂。?近代教育是男女平等的教育,而封建传统教育则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完全剥夺女子受教育的权利;?近代教育注重文实并重,在内容上重视对实用知识的传播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封建传统教育则重道轻艺,儒家经学垄断学校,轻视对自然科学的传播和学习。?近代教育体现民主精神,在管理上师生平等;封建传统教育则强调师道尊严。…在教学方法上,前者体现为启发、诱导式的“动”的教育。后者体现为死记硬背式的机械教育。

从浙江教育会的主要业绩来看,浙江具有近代特征的教育改革措施的推行,大多与浙江教育会有关。从普及义务教育,提倡女子教育,加强对应用性强的近代科学知识的学习;积极传播进步的教育观念、价值观念;直至对民主管理的提倡等,浙江教育会无一不在努力推进。

教育的近代化,首先是教育观念的近代化。浙江教育会以《教育周报》、《教育潮》和《浙江教育会月刊》等为媒体;同时,不断组织各种类型的讲演、讲习活动,以及教育视察活动等,在学习和借鉴他人的同时,积极宣传新教育思潮和新文化观念,其贡献是十分突出的。

浙江教育会的成立及其后来的一系列活动,使浙江教育界大大地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从而发挥着中枢的作用。同时,以省教育会为代表,与全国各省教育界取得了进一步的紧密联系,这样,教育信息的交流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迅速进行,从而大大加快了包括浙江在内的教育事业的近代化。

study of the effect to zhejiang province’s educational modernize of zhejiang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abstruct:this text relies on a large amount of historical datas, have explained main activity situation and important influence that take in modern times to the

education of zhejiang which will educated in zhejiang thering are focal points, main embodiment is here: a)it is the force at the core of advancing zhejiang to educate in modern times; b) is main propaganda person and advocator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of zhejiang; c) educate ideological trend person who travel actively in zhejiang newly at various kinds of; d) it is united with the centre of getting in touch with zhejiang education circles progressive forces.

key word:new education; educational magazines weekly; the educational investigating and researching; social education.

注:

(1)1919年前浙江省教育会编印(着):浙江教育会要览・事业[j].第26页.

(2)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着作编译局研究室着.五四时期期刊介绍[m].第2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4月.第852页.

(3)浙江教育会编(着).浙江教育会要览・事业[j].第27页.

(4)经亨颐:动学观与时代之理解[j].杨贤江:现代教育主张与现代哲学[j].教育潮.1919.4.(1).

(5)胡适:实验主义[j].教育潮.1919.5.(2).

(6)(7)1919年前浙江教育会编(着).浙江教育会要览・事业[j].第29页.

(8)教育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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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教育周报[j]. 1919.3.16. (233).第10页.

(10)教育周报[j]. 1919.3.16. (233).第11页.

(11)-(16)教育周报[j].(197).第3页.

(17)教育周报[j].(197).第4页.

(18)经亨颐.观第一次中等学校联合运动会所感[j].教育周报.1916.11.6.(142).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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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教育近代化的影响因素与浙江近代教育的特点

摘 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古老的中国社会被迫嬗变。文章基于历史背景,述评了当时浙江教育的近代化及其特点。

关键词:近代化;教会学校;社会思潮;新式教育机构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气候宜人,物产丰饶。浙江民众一直有崇尚书学,尊重知识,兴学育人的优良传统,故素来人杰地灵,有“文物之邦”的美称。1840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依仗军事侵略的胜利,开始大肆进行文化侵略。“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1](p.624)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从此被打破,开始走上一条无奈而痛苦但又别无选择的近代化道路。

一、影响浙江教育近代化的主要因素

(一)在浙外国教会学校的创办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浙江的宁波成了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西方传教士从此纷至沓来,他们为了更有效地达到在中国传教的目的,往往通过开办学堂的方式向儿童灌输教义。1844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东方女子教育会传教士爱尔德赛(miss aldersey)到宁波传教,首创女塾。这是浙江第一所教会学堂,也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女子学校。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医生麦嘉缔(d?b?mccartee),在宁波开设男生寄宿学校――崇信义塾。这是浙江最早的男子洋学堂。该学堂后迁入杭州,又易名育英书院,是日后之江大学的前身。《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使外国传教士取得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办学、置产等特权。于是,他们以宁波为跳板,逐渐向浙江各地扩展。美国浸礼会、青年会、圣公会,英国的安立甘、内地会等也陆续在宁波、杭州、湖州、嘉兴、金华、绍兴、台州、定海、温州等地相继开设男女学塾。据统计,到19,仅天主教在浙江省所办的文教事业,就有训练任神职者之学校3所,学生计58人;普通学校115所,学生计1207人。[2](p.128)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会学校多创立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有在鸦片战争后即已创立的,远早于国人自办的公私立新式学堂。这对浙江教育的近代化而言,无疑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特别是女子教育,早在1844年时宁波就有教会女校的设立,不仅对浙江,而且在全国女子教育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教会学校在浙江的创办,尽管其主观上是为了传播教义,为扩展教会势力而培植一批中国籍的传教助手,试图藉此而达到经济、文化侵略的目的。但是,在客观上也给古老的浙江大地带来了许多较之封建教育确乎进步的东西。如数理化课程的开设与一些科学实验机会的提供,使学生学到了在传统旧学中难以学到的近代科学知识。其它如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等,都使一部分有爱国心的青年因此引起思考,燃起富国强民的思想,从而培养了一批区别于旧式文人的知识分子。这在促进浙江教育近代化方面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1851年(咸丰元年),浙江学政吴钟骏在目睹教会学校给宁波各层面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所带来的变化后,向上呈报时称:“宁波府城诸夷杂处,左道易惑”,因而建议“见饬各学教官于乡镇劝立义学,以正人心。”[3](p.3)可见其影响之大。

(二)挽救民族危亡的客观要求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势力逐渐增强,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彻底打碎,唯我独尊的“天朝”时代已然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华夷”共处之时。随着中外交涉的日益频繁,客观上急需大量“通习外国文字之人”;同时,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洋务派创办的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也急需大量掌握近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的人才。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欧风东渐的前沿,其情形更加明显。而这又与现行的科举制度相悖。作为封建官僚的李鸿章,在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之后,不得不承认科举制度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认为我国并非没有聪明才力之士,实因士大夫大多耽搁于章句贴括而不知寻求至富至强之术,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指出“西人学求实际……”[4](p.868)而中土人才则大多空谈学问。因此,相互间应该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可见,李鸿章主张兴西学,通过改变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和教育模式,来改变中国积弱积贫、落后挨打的局面。这种兴学强国的思想较典型地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特别在官僚阶层)的共识,并直接成为其支持并创办近代教育的指导思想。

(三)近代社会思潮及其对浙江教育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大地,风雨飘摇,动荡不安。深重的民族危机,迫使爱国志士纷纷提出拯救祖国于危亡的思想和主张,形成五彩缤纷的社会思潮。它们中主要的有爱国主义思潮、变法维新思潮、君主立宪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和实业救国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及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等。每种思潮的出现,无一不对教育界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其中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潮则影响更甚。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以“救亡图存”为已任的维新派就大声疾呼:要救国,必须改革教育!因为他们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的处境,当先变法。但要变法就要找到本原。而本原就在教育。在他们年来,今天形成“北托于俄,南摄于英、法,东割于日本,岌岌几不国”的局面,其“所以倾败之由,在民愚之故,”[5](p.124)并明确指出是科举制度与传统的学术(即汉学、宋学、词章之学)使“朝无才相,阃无才将,疆无才吏,野无才农,市无才商,肆无才工,”[6](p.971)成为无益于国、无益于民的废物。因此,他们竭立主张,欲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改革教育。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乃至洋务派官员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即是代表。

洋务运动后期的张之洞,教育救国的思想十分明晰。他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得以长治久安,能否得以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人才,而人才日多,则国势日强。1895年,在其《吁请修备储才折》中,更是提出了“广开学堂”的见解。其主持制定的我国第一部学制“癸卯学制”,以及充分体现其“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论着《劝学篇》等,无不贯穿了他的这一思想。这一点,康有为较之张之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明确地把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根本手段,其论着《大同书》和《长兴学记》基本上是采纳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中许多科学教育的因素。从表面上看,随着“戊戍维新”的失败,他的教育救国主张也随之破产了;而事实上,其重视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人才,积聚了推动历史发展的新生力量,其改良社会和发展教育的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诚然,在民族危亡之机,教育是救不了国的。而且若是只从现象来看,旨在挽救清王朝的教育救国思想实施的结果,却在客观上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封建王朝的掘墓人。但是,如果从民族的新生及其近代教育的发展这个角度来看,则张之洞们的教育思想在摆脱我国传统教育定势的教育近代化上,以至在摆脱落后、走向发展上,显然是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的。而教育的历史连续性与继承性,也决定了该思潮在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中所起的促进作用。

与教育救国思潮同时出现、而对教育界有着直接影响的还有实业救国思潮。实业救国论者主张通过举办实业、振兴商务来增强国力、民力,进而达到抵御外力入侵之目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郑观应、张骞、汤寿潜、汪康年等。郑观应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并通过自己的观察,得出结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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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在19世纪90年代末,实业救国思潮的声势并不大。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垄断组织和财政资本的统治业已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8](p.259)于是他们也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的殖民地化更加加剧,这是实业救国思潮高涨的重要原因。1895――18,一度出现投资设厂的热潮,其中有不少企业因此而获利颇丰。这在客观上给许多人以无穷的诱惑。许多官僚、地主和商人也纷纷加入投资近代企业的行列。可见,有利可图也是实业救国思潮高涨的内因之一。

然而,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最终“实业救国”论者往往也是“教育救国”论者,因为当为了发展实业而兴办教育以培养实业人才时,两者就自然地合二为一了。

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出现,无疑给浙江的`教育界带来极大的冲击,其最直接的结果是导致兴学育才的热潮。“广立学堂,储为时用。”[9](p.963)许多人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而走进教育界并为之奋斗终生,也有不少人或募集资金,或捐献巨款兴办学校,甚至有不惜性命去惊醒“当道”,兴学自强的。①(p.1090)其它如女子教育思潮、美感教育思潮、军国民教育思潮等等也莫不如此。浙省教育界由此而出现一批新式的近代教育机构。

二、近代浙江新式教育机构及其特点

199月14日,清政府发布办学“上谕”,明令:“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10](p.4719)虽然“中外政治艺学”仍以辅之,但毕竟已被纳入课堂而合法化。19,“癸卯学制”的颁布,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的学校制度;19,清政府“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清廷设学部,以管理全国学堂。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劝学所及教育会、宣讲所。

18,寓居上海的杭州人汪康年回到杭州。试图在浙江兴办新学。后因顽固官绅从中作梗而未能如愿。但此举对兴办新学起了一定的宣传作用。是年,杭州知府、福建候官人林启,在杭州蒲场巷(今大学路)的普济寺首创求是书院(现浙江大学前身)。招生30名。于当年四月二十日开学。林启自任总办,并延聘士绅名流为教习,讲求实用之学,学制五年。开设国文、英文、算学、格致、化学等,后又添设选修科目日文。之后,又先后创办了养正书塾(即浙江省立杭州一中)与蚕学馆(即后来的蚕桑学校),从此风气大开,如孙诒让创办的温州蚕学馆、瑞平化学堂(1905――19间,温处两府创立了300余所新式学校);吴锦堂在慈溪创办的初等实业学堂(即后来的锦堂师范);陈屺怀在宁波创办的宁波府师范学堂、旧宁属县立女子师范学校等,全省各地各类新式学堂竟如雨后春笋。

纵观浙江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发展的重点在以普及文化为主的中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主要原因是:①小学为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处于关键地位,基础教育的优劣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实际有更紧密的联系。②新式学堂多为邑绅主动兴办,创办小学堂相对于创办其它更高层次类型的学堂,其所需资费少。囿于个人实力,只能取前者。当时浙江各地盛行赴日、沪或京师留学之风,故社会上举办高等教育的要求不十分强烈。

第二,这些新式教育机构大多改变了旧式教育的空间位置,缩短了士人的空间距离,增加了以前从未有过的互相砥砺影响的机会,利于养成团结之心和群体意识。

第三,在体制上参酌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学习年限和学习目标。在教育的组织和内容上,改从前的个别教学制度为班级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已不再是单纯地学习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括帖制义等课程,还要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西方先进技术以及与职业有关的其它课程,也即已经更多地世俗化。教学方法上更注意使学生理解,不再单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更趋民主化。

第四,注意学生的出路。传统上,各类士子都十分注意将来的前途,这是其为学的根本动力。近代新式教育机构能否给他们带来同样辉煌的前程,直接影响着旧式士子对西学的接受与否及其程度。浙江同样如此。因此,近代教育机构很是注意与科举“正途”者的结合,使西学者(无论在国内、国外)享受与之同等待遇,以利于培养积极向上的激励机制,从而最终有利于西学和近代教育在浙江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新式教育机构的出现,大开了社会风气,改变了人们固有的观念。如在新式学堂创办之前,浙江的知识分子多居家攻读,足不出里。然而,随着新式学堂的创办,许多有志之士则远离家乡,奔赴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及海外求学,固守之习为之一变。

第六,传播了近代科学知识,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新式学堂的大量创办和教育内容的改变,扩大了青年学生的知识空间。一则以综合性科学教育取代家庭式经验传承,知识面与知识结构大为优化,改变了单一纵向比较的传统价值评判准则;二则学生来自四面八方的各个社会层面,相互交流信息,拓宽了眼界;三则学生掌握了语言文字工具,可以直接面向大众传播媒介。这些新式人才聚集在大都市和中小城镇,其接受外界信息的速度、容量与影响社会的能量、质量,远非昔日以天下己任自诩的士人所能企及。

第七,新式教育机构的出现,也改变着传统的社会结构。不断扩大的新式人才队伍,使得传统社会的结构发生变化,进而通过这些学堂毕业生对政、教、军、警、报及工商各界的渗透,改变了各分支部门的内在结构,初步形成以国内毕业生为基干,留学生、开明人士和外籍人员为引导和补充的近代化人才体系。

总之,浙江近代新式学校教育已成为浙人近代化的重要途径,加上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对社会风尚形成有力的冲击。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思维行为方式发生剧烈震动,对于更新民族心理素质,改良文化土壤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

①杭州贞文女校创办人、校长惠兴女士,在贞文女校开学典礼上,割臂肉痛陈:“这块臂肉,作为开学的纪念。这贞文女学校,倘以此日推广,我臂肉还能重生。倘这女学校半途停废,我必要把这身子,来殉这学校的。”后终因缺乏固定收入,至次年秋,已几次停课。惠兴便以身殉学。在遗书上她写道:“愿将一死,以动当道。”――《惠兴女士殉学记》.《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第109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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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清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8.12..总4719页.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of zhejia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 in modern times in zhejiang province

bai jinbiao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with the invasion of the western imperialist powers, the old chinese society was forced the transmutation. this article because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review the modern times taking and characteristic that zhejiang educate at that time.

keyword: melt in modern times; missionary school;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new-type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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