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法律论文题目参考(汇总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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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题目参考篇一

[摘要]保证属于债的担保方式中人的担保，主要目的是保障债权的实现。保证的诉讼时效是关系到债权人对保证人的请求权何时受到司法机关保护的重要法律制度。本文从保证的诉讼时效的起算、中止与中断三个方面探讨了我国现行法律制度规定的不合理之处，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保证；诉讼时效；起算；中止；中断

一、概述

保证是担保的一种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6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保证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保证两种。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即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即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与债务人处于同等法律地位。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法院或仲裁机关保护其权利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保证合同诉讼时效是指，保证合同的债权人即保证债务的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期间。因此，也可以看作债权人寻求法律救济，其诉权的持续期间。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法律特征为：

第一，保证合同诉讼期间为法定期间，不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或规避。

第二，保证合同诉讼时效针对的是债权人对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承担请求权。

第三。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届满后，产生与一般诉讼时效相同的法律后果，即导致债权人胜诉权的消灭。保证人得以援引该事实对抗债权人的请求权，不必承担保证责任。

第四。由于保证合同具有附从性。因此，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实际上受到主合同诉讼时效的限制。

当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时，可能会涉及到诉讼时效。笔者认为，现有法律对保证的诉讼时效的规定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因此本文在此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二、关于保证诉讼时效的开始

(一)法律规定

《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

《担保法》对保证的诉讼时效的开始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34条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二)问题的提出

(1)法律规定“一般保证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似乎不合理，此规定可能使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例如，20xx年1月1日，甲向乙借款。期限为1年，丙提供一般保证担保。20xx年1月1日，甲无力按期还款，乙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甲向乙偿付借款，20xx年2月1日判决生效。

按照法律规定，20xx年2月1日开始计算保证的诉讼时效。如果直至20xx年2月1日，就债务人甲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乙将由于超过了保证的诉讼时效，丧失请求法院或仲裁机关保护其权利的权利。而在此之前，由于丙享有先诉抗辩权。乙不得对丙主张权利。因此，现有法律规定的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与保证人丙享有的先诉抗辩权发生矛盾，可能使债权人乙的利益受到损害。

(2)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务人处于同等地位，诉讼时效却不同，现行法律规定加重了连带责任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似乎不合理。

例如，20xx年1月1日，甲向乙借款，期限为1年。丙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1年。按照法律规定，乙对甲的诉讼时效从20xx年1月1日开始计算；在保证期间届满前，乙对丙的诉讼时效从要求丙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

连带责任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与债务人处于同等地位，理应得到法律相同的权利保护。而依据《担保法解释》的规定，如果乙于20xx年5月1日要求丙承担保证责任，此时，主债务人甲的诉讼时效已经过去4个月，而丙的诉讼时效则刚刚开始起算，由此造成处于同等法律地位，诉讼时效却不相同的情形。实际上。此时丙承担了甲在这4个月内怠于行使自己权利的后果，加重了丙的保证责任。于法不合。

(三)立法建议

建议在《担保法》中增加以下条款：一般保证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依法被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之日起开始计算。连带保证的诉讼时效，从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关于保证诉讼时效的中止

(一)法律规定

《民法通则》第139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担保法》对保证的诉讼时效的中止没有规定。

由于主债务诉讼时效和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不同。因此当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止时，保证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可能还没有进行到最后6个月或者还没有开始。如果强行规定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止，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同时中止，似乎不合理。

例如，20xx年1月1日。甲向乙借款，期限为1年，丙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按照法律规定，乙对甲的诉讼时效从20xx年1月1日开始计算，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期间是20xx年7月1日至20xx年12月31日。如果乙于20xx年8月1日要求保证人丙承担保证责任。则当乙对甲的诉讼时效结束时，保证债务诉讼时效期间还没有进行到最后6个月，此时若强行中止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则与《民法通则》相悖。

再例如，20xx年1月1日，甲向乙借款，期限为1年。丙提供一般保证担保。按照法律规定。乙对甲的诉讼时效从20xx年1月1日开始计算，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期间是20xx年7月1日至20xx年12月31日。如果直至20xx年2月1日。确定债务人甲的财产被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则对丙的诉讼时效刚刚开始即已经超过了主债务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期间。

所以，保证诉讼时效的中止应单独按《民法通则》的规定执行。与主债务诉讼时效是否中止无关。

(三)立法建议

建议在《担保法》中增加以下条款：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止时，并不当然引起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止。

四、关于保证诉讼时效的中断

(一)法律规定

《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担保法》对保证的诉讼时效的中断没有规定。

《担保法解释》第36条第1款规定：一般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

(二)问题的提出

(1)在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下，将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区别对待。似乎缺少立法理由。

一般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而在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情形相同，但结果不同，区别的原因是什么。立法者没有给出理由。也许因为一般保证中的保证人责任较连带责任保证轻，通过诉讼时效中断而加强保证责任的强度，但这理由似乎很不充分。

(2)在一般保证中，当保证的诉讼时效开始时，主债务诉讼时效似乎不存在中断的事由。

对于一般保证的诉讼时效，无论是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还是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依法被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之日起开始计算，主债务诉讼时效已经不存在中断的事由。

例如，20xx年1月1日，甲向乙借款。期限为1年，丙提供一般保证担保。20xx年1月1日。甲无力按期还款。乙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甲向乙偿付借款。20xx年2月1日判决生效，此时开始计算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但是此后不会有任何理由使主债务发生诉讼时效中断。因为诉讼时效的中断原因是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所以一般保证中。无法将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与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相联系。

(3)与上述诉讼时效的中止相同，保证诉讼时效随着主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断而中断，在性质上属于加重保证人的责任，与保证的本质属性相矛盾。

《担保法解释》第30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即保证债务随主债务范围和程度上的减弱而减弱，但并不随主债务范围和强度上的扩大而扩大，除非经过保证人同意。

所以，保证诉讼时效的中断应单独按《民法通则》的规定执行，与主债务诉讼时效是否中断无关。

(三)立法建议

建议在《担保法》中增加以下条款：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时，并不当然引起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断。

五、结语

保证的诉讼时效制度对债权人、债务人、保证人三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而现行法律制度对该项制度的规定彼此之间存在冲突，由此给理论界和司法实务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便和混乱。本文希望通过对相关制度的分析，抛砖引玉，以期理论和实践界对此问题能有更为深入的研究。

法律论文题目参考篇二

诊所法律教育因其实践性与公安院校的教学理念十分契合，分析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困境，并试图寻找突破困境的路径,对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美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从学徒训练法到案例教学法再到诊所法律教育法的发展阶段。

最初，在美国要想成为一名律师就必须跟着一位执业律师学习必要的执业技能。

1870年至1895年,兰德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并采用“案例教学法”教学，案例研究成为学生的主要课程。

19世纪20~30年代，弗兰克(jeromenewfrank)提出“法律诊所”这一概念，并对案例教学法进行改革。

xx年，耶鲁法学院获得由福特基金会授权的职业责任法律教育委员会(councilonlegaleducationforprofessionalresponsibility，clepr)的资金资助成立法律诊所，随后，美国大学法学院多采用这种新的法律教学模式。

xx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我国首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开设诊所法律课程。

目前我国开设诊所法律课程的学校已达50余所，几乎覆盖国内知名大学的法学院与政法院校，并成为法学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短短半个世纪，诊所法律教育能够在全球各大洲主要国家广泛开展，一方面得益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另一方也依赖其自身的天然优势。

1.诊所法律教育更能体现实践需求。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各类人权运动兴起，诊所法律教育为社会提供了急需的法律人才，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案例。

学生不再是围绕已经生效的案例讨论法律条文、规则和理论，而是面对未决案件，从程序到实体、从事实到法律、从生活到理论进行全面考虑。

2.诊所法律教育具有更强的技术性。

诊所法律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法律实践的学习培养律师的执业技能。

从表面上看，诊所法律教育似乎与案例教学法、学徒制训练无异，但三者具有本质区别。

案例教学法虽然以案例为载体，但其实质还是理论教学；学徒制重技能训练，但又缺乏理论根基。

诊所法律教育将二者有效结合，在诊所课程中融合法学理论与法律技能，教师的“导”与学生的“学”相互配合，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具体案件的处理中。

3.诊所法律教育更为开放。

诊所法律教育打破传统封闭课堂的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改变传统由教师单方灌输知识的方式，转为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利用法学理论知识作为解决法律问题的手段，还需要学习相互协作培养团队精神，更好地与当事人、对方律师、法官、证人等案件相关人员沟通。

在这个全开放的环境中，学生能快速积累社会经验，提高执业技能。

xx年12月26日，在全国公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部长强调，要紧密结合公安院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现实关切，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推进具有公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着力形成课上与课下、校内与校外，理论与实践、公安院校与实战单位相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

可见，突出实战，加强实践是公安教育特色，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性、技术性和开放性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公安院校面向实战、服务实战、融入实战的需求。

但是，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也面临着如下困境：

我国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学校多数通过在各法学院系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的方式实现。

公安院校是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院系设置、管理体制与培养模式都服务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警务人才的需要。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虽然受到重视，但其非公安专业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发展。

要想在公安院校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短期内还无法实现。

公安院校的教师具有警察与教师的双重身份，这种特殊身份使得公安院校的教师责任更重，纪律更严。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多数教师都具有律师职业资格，但由于警察的特殊身份，很难申请从事兼职律师工作。

相比普通高校，公安院校法学专业教师从事律师执业的寥寥无几。

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又离不开这类教师的积极参与，学院仅仅依赖聘请专职律师承担诊所法律教育不仅不现实，也会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最能体现公安教育特色。

实践中，为了更好贯彻“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公安院校的课程安排非常紧凑，相比普通高校，模拟实战“练”和一线岗位的“战”占有较高比例。

在此前提下，如何将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合理安排融入到“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中?是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前提性问题。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确实存在一定困境，但因此放弃该教学方法，岂不因噎废食，因小失大。

诊所法律教育的精髓在于摒弃传统教育偏重理论知识学习的方式，将法律知识与社会实践融于一体，无论是从理念还是从方法的角度，诊所法律教育与公安院校“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不仅能全面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能促进“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在非公安专业有效开展。

因此，思考突破困境的路径才是正确的选择。

现有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设置存在四种类型：一是在原有公益性机构如法律援助中心的基础上设置诊所；二是挂靠有关研究中心设置诊所；三是与有关机构如律师事务所等合作设置诊所；四是直接设置法律诊所。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直接设置法律诊所存在困难，但可以借鉴其他模式，结合公安院校自身特色，利用现有的实习和公众服务平台来开展诊所法律教育。

以湖北警官学院为例，该校长期与地方市、县保持良好的实习合作关系。

在教师带领下每位学生都要参与为期半年的实习，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可以充分利用实习机会将诊所法律课程融入到一线岗位的“战”中。

湖北警官学院还设有司法鉴定中心对外开展鉴定工作，法学专业可以与该中心建立合作机制，对来申请鉴定的相关案件提供法律援助。

通过实习与公众服务平台冲破机构设置的困境，打开获取案件的渠道。

公安院校教师因双重身份限制了其从事兼职律师工作，但《司法部关于公安警察院校教师可以担任兼职老师的通知》明确表示，公安警察院校的教师中符合律师条件的，经考核批准后，可以在当地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担任兼职律师。

实践中，虽然很少有公安院校教师能成功兼职律师，但根据相关文件，学院应鼓励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争取兼职律师执业资格。

除此之外，公安院校应加强与其他法律部门、组织的联系，聘请法官、律师兼职诊所法律教师，与其他院校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展开互助合作，扩展渠道，解决教师资源缺乏的实际问题。

专业院校与普通院校在课程设计上应有所区别，特别是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必须围绕专业需求，体现专业特色，除了掌握基本法学理论和法学技能外，还必须重点把握公安业务中涉及的法律理论及公安法律运用技能。

在课程设计上，可以结合学院开展的实习训练，根据一线公安工作实际情况，将具有公安特色的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融入到实习中。

具体课程需要教师深入一线广泛调研，结合课堂教学经验，科学合理设计以保证在实习过程中既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又能解决公安一线工作实际问题。

[1]allegaleducationintheunitedstates：in-houseclinics,externshipsandsimulations[j].journaloflegaleduca-tion,2001,51(3)：375-381.

[2]柯岚.诊所法律教育的起源及其法理学意义[j].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06(3)。

法律论文题目参考篇三

第一节刑事禁止令的概念

第二节刑事禁止令的法律性质

一、刑事禁止令不是刑罚

二、刑事禁止令不能完全体现保安处分4

三、刑事禁止令与缓刑指示存在异同

四、刑事禁止令是独立性、依附性和强制性的统一

第三节刑事禁止令的作用定位

一、从人道主义出发体现教育挽救作用

二、从行刑个别化出发体现特殊预防作用

三、从行刑社会化出发体现公共利益维护作用

第二章刑事禁止令的域外立法及其评析

第一节域外禁止令制度的立法和执行优势

一、适用范围和内容更具体化

二、衔接机制和执行队伍更体系化

三、监督体系和制裁措施更严格化

四、执行方式和监控手段更科学化

第二节域外禁止令制度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第三章我国刑事禁止令立法司法现状

第一节刑事禁止令的立法司法现状

一、以比较法看立法现状

二、以实证分析看司法现状

第二节存在问题及原因

一、适用条件不明确导致量刑不均衡

二、裁量指引缺失导致适用质量不高

三、监督评估机制缺位导致执行不到位

四、专业及科技力量投入不足导致适用积极性低

第四章我国刑事禁止令制度完善

第一节刑事禁止令的立法司法完善

一、细化刑事禁止令适用规则

二、制定刑事禁止令配套程序

三、明确刑事禁止令救济途径

第二节刑事禁止令的执行完善

一、健全刑事禁止令责任主体衔接机制

二、建立专业、多元、社会化参与的执行模式

三、采用信息化、技术化的执行方式

结语

本文结论

综上所述，当刑事禁止令进入我国刑法典的那一刻，我国行刑个别化、行刑社会化就开启了新的篇章。

从现有立法来看，刑事禁止令为我国的管制和缓刑制度补强了内容与抓手，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从制度源头来看，刑事禁止令是以人为本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为犯罪人提供了行为约束、改过自新的机会，为侵犯对象降低了再次遭受侵害的.可能，为社会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支撑。

从古今中外对比来看，域外刑事禁止令制度比我国领先，在适用范围、制度设计、体系建设上均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

从我国刑事禁止令抽样调查来看，仍存在这一些问题。

但是一项制度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法律的魅力就在不断严密完善。

无论是刑事禁止令内容上的丰富、程序性设计的构建、监督执行体系的构建，都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和实践，勇于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探索中寻找答案，使刑事禁止令制度不断完善，发挥犯罪教育挽救、特殊预防、维护社会公益的作用，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法律论文题目参考篇四

我国《广告法》仅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三方对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食品安全法》则进一步明确了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承担连带责任;本次的新《广告法》修改稿中则规定对于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或可追究刑责。

在现代经济形势下，提高产品知名度和推销产品已经使广告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促销手段。

许多企业也正因为发现了这一点，利用各种名人效应使品牌迅速窜红，从而快速增加产品的销量，获得丰厚的利润。

然而，频频发生的广告代言人深陷 “虚假门”事件，使得人们不得不开始深思名人代言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问题。

此前，我国《广告法》仅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三方对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食品安全法》则进一步明确了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承担连带责任;本次的新《广告法》修改稿中则规定对于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或可追究刑责。

一、我国规制名人代言虚假广告现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名人代言广告应该纳入法制建设轨道中来，然此前折射出的却是我国相关法律的不够健全。

《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仅涉及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三方的法律责任;新《食品安全法》涉及的名人代言连带责任则存在诸多不足：应如何判定名人明知广告为假?无法判定时责任谁来承担?有人认为，理论上我们可以将连带责任解释为：一是名人所代言的是虚假广告;二是其代言的食品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然如何再进一步地对此进行具体规定，仍有待今后立法的进一步细化。

名人代言虚假产品，隐藏着很多利益链条。

首先，名人名利双收;其次，厂商推销新产品，一本万利。

由于我国的广告业起步晚， 法律法规的出台也相对滞后。

虚假广告的出现， 也折射出了行政部门的不作为态度，这与监管部门的审批有关。

政府部门及相关官员查处虚假广告存在的执法不严是重要因素。

只有监管部门从利益纠葛中脱身而出，出重拳截断虚假广告的整个流程，消费者才能免于各种“圈套”诱惑，食品安全才有真正的保障。

二、规制名人代言理论基础

首先，我国民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基本原则便是诚实信用原则，其贯穿于司法实践和具体的民事活动，要求当事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应该遵守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以及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

而名人在虚假广告中利用自身的光环和掩盖了产品的虚假，使得消费者信任名人从而让产品产生其好感，欺骗和诱导消费者，有悖诚实信用原则。

其次，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中，权利与义务互相平衡、协调一致。

名人作为公众人物，享有较高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获得较丰厚的回报。

正因如此，名人更应该履行好自己的榜样义务来亲自审视自己所代言产品的真实可靠性。

当其所代言的产品出现不良问题时， 以上义务便决定了他们要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了消费者知情权，即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名人以公众的信任为资本牺牲公众利益来牟取私利， 使消费者陷入误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因此，有关名人代言虚假广告的规制措施，有待于进一步的立法细化。

尽管本次广告法修改中拟规定了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或可追究刑责，但须知，法律的意义不在其严厉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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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法中名人代言的连带责任

谢婷(研究室)

以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立法目的《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该法律所确立的食品代言连带责任，是我国关于广告法律法规方面的重大突破。

至此，名人代言虚假广告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终于有了立法依据，但是关于《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的具体适用，目前学者、名人和老百姓仍有不少争议，有必要就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并将成果推广到其他广告领域。

一、名人代言广告之法学界定

名人与厂商或企业的关系属于委托代理关系。

从合同的角度看，名人与广告主之间属于委托合同关系。

名人受邀为产品做广告和代言，符合《合同法》第396条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在广告合同关系中，名人受厂商或企业的委托向公众推销特定的产品或品牌，厂商支付相应报酬，双方形成委托合同关系。

[i][1]然而，委托是一种对内关系，存在于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而代理属于对外关系，不对外也就无所谓代理。

[ii][2]名人代言广告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名人受广告主的授权，以自己的名义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服务，当中不仅包含了名人与厂商或企业之间的内部委托关系，也包括了名人代理厂商或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外部关系。

因此，名人与厂商或企业委托代理关系。

名人在代言广告中的法律定位为广告推荐者。

《广告法》第38条第3款规定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的广告推荐者应承担连带责任。

虽然此条款中把广告推荐者的范围限定为“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但是《食品安全法》第55条却将个人纳入了广告推荐者的范围。

名人代言人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积极向消费者推荐商品和服务的行为，完全符合广告推荐者的范畴。

二、食品代言连带责任之争议

(一)名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

《食品安全法》出台之后，关于名人是否应当对食品代言行为承担责任的问题引起了强烈反响。

反对派以演艺圈的明星为首，全国政协委员冯小刚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表示，该规定是片面的、不公正的。

如果明星代言要负连带责任，那么媒体和国家质量监督部门都要负连带责任，因此这一规定有失公允。

[iii][3]赞成派则以网友为后盾，他们认为，名人作为广告代言人，其误导性和欺骗性比一般人更大，法律就应该严加规定，对不负责的名人进行惩罚。

笔者认为，我国的名人代言虚假广告发生了纠纷，一直以来都是只承担道德的谴责，很少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食品安全法》将此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责任，是因为少数名人不负责任的代言行为已经危及到了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以及公共秩序的稳定。

法律规定食品安全连带责任，就是为了使名人们能够谨慎地从事代言和广告活动。

再者，名人相较于老百姓，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渠道来调查产品的质量和功能以及厂家的资质等。

因此，名人代言虚假广告，只要损害了老百姓的权益，就是一种侵权行为。

鉴于名人在广告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推荐作用，理应像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推荐者一样，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二)责任承担方式是连带责任还是相应责任的问题

部分学者认为，《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连带责任过于严厉，名人应承担相应责任即可。

对此笔者认为，《食品安全法》已经颁布并开始实施，学者对于应承担相应责任还是连带责任进行探讨并无不妥，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应该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

消费者维权难和赔偿额低是目前食品市场安全事故频频发生的原因之一。

[iv][4]这几年不断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在某程度上来说，与立法欠缺有着重要关系。

法律从严规定，也是为了保护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并无不妥。

因此，笔者赞同杨立新教授的观点，如果规定为“相应责任”反而不好，因为不知道与什么相应、如何相应，在法律适用上更不好解释。

再者，按照连带责任的严格要求，食品代言责任必须符合侵权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因而并不会伤害没有构成连带责任的食品代言人。

[v][5]

(三)名人和非名人是否承担同等责任的问题

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主体包括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也就是说，法律将所有可能的“推荐者”都纳入制裁范围。

关于“个人”中的名人和非名人[vi][6]两个群体是否应承担同等责任的问题，笔者认为，非名人无需与名人承担同等的责任。

理由包括：(1)非名人与名人的收益相差甚远。

名人代言广告的收入从数十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是非名人广告收入的数十倍甚至上万倍。

非名人的广告收入一般比较少，因此不应当承担与名人同等的责任。

(2)非名人对公众的影响力较小。

一般而言，非名人在代言广告前都不具有公众知名度，缺乏“名人光环”的这群人并没有太大的号召力，在代言时难以起到主导作用，对于公众的影响远不及名人。

(3)许多非名人往往只是广告中的工具。

多数非名人在广告中都不表明身份，甚至连名字也不标示，在广告中，他们的地位与名人相比相距甚远。

因此，如果要求非名人和名人承担同等责任将违反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

三、食品代言连带责任规定之不足

(一)“推荐”概念的界定问题

第五十五条规定承担食品虚假广告连带责任的行为是“推荐食品”，但是对于“推荐”这一关键用语却没有进一步的规定。

究竟哪几类行为可归类为“推荐”，这一“推荐”行为有无范围的要求等等，如果法律法规没有进一步对“推荐”的含义进行限定，该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将容易引发争议，也不利于法律的准确实施。

(二)归责原则有待商榷

第五十五条对食品代言连带责任的归责原则没有明确的规定，由此也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议。

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代言该食品广告的社会团体、其他组织或个人是否就必须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他们能否以自身没有过错而申请免责?归责原则没有确定，侵权人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准则就不能确定，并不利于司法实践中对该条法规的适用。

(三)连带责任的内部份额如何分配

第五十五条规定的连带责任在生产经营者和代言人之间应该怎么分解?是按照各方的过错程度分摊，还是按照公平原则分摊?亦或是加上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一起承担?代言人应承担多大的赔偿责任，是否以其代言酬劳为限?对于上述问题，仍需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明确。

四、食品代言连带责任之分析

(一)食品代言连带责任的归责原则应为过错推定原则

第一、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过于苛刻，不尽科学。

首先，无过错责任原则是非常严格的归责原则，一般适用于高度危险作业、产品生产和制造、环境污染等领域。

代言虚假食品广告的行为就其性质而言,实际上并不具备上述领域侵权行为的高度危险性。

再者，虚假食品广告代言人的代言行为并没有直接造成消费者的损害，损害结果归根到底还是食品安全问题造成的，如果代言人不管有无过错都必须承担连带责任，与公平理念不符,也不利于维护代言人的合法权益。

最后，要求虚假食品广告代言人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做法一旦从食品广告领域推广到其他广告领域,有可能导致广告行业的全面萧条,产生消极的社会效应。

[vii][7]担任食品广告的代言人将有可能因为虚假广告致消费者损害而承担比代言费用高出百倍、千倍甚至上万倍的赔偿责任，这样的代言行为风险太大。

第二、采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惩罚性和警惕性不够。

笔者赞成具有过错的食品代言行为才应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观点，因为这样较为符合公平和正义的法理精神，它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守法律规定，自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并承担起因其自身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法律责任。

法律论文题目参考篇五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它对该规则的贯彻执行在世界各国也是最坚决、最彻底的 。在美国，它通常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多实行强制排除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法律明确规定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性原则应当予以排除，同时又以例外的形式对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加以严格限定，法官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基本上要依据法律的规定。

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对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自动被排除或导致证据不可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涵盖四种法律实施官员进行的非法行为：(1)非法搜查和扣押;(2)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的供述法律专业

毕业论文

警察与当事人，前者是国家公务人员，享有国家赋予其专享的权力，这种权力相对当事人具有强制性，而当时人除了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没有其他对抗警察这种强制性的权力的方法。因此，当事人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利易受到侵犯。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警察或检察官用非法手段，特别是违反美国宪法的手段所取得的证据)就很好的平衡了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所产生的矛盾。如果法院排除了非法所得的证据，警察就会因为他们的违法而受到惩罚，并使他们将来不敢在进行非法搜查。美国最高法院在沃尔夫案证实了“排除证据可能是威慑不合理搜查的有效方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坎尔金斯案“其目的是通过切断忽略宪法要求的诱因来防止以唯一可用的有效方式强制尊重宪法性保障”，而这些都无一例外的体现出该价值理念。

法律论文题目参考篇六

引言

法定夫妻财产制是调整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制度，夫妻双方在缔结婚姻关系之前或之后，没有以协议方式对夫妻财产关系进行约定，或者有关夫妻财产关系的约定无效的情况下，依法律规定当然适用法律预定设置的夫妻财产制。法定夫妻财产制在婚姻家庭立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80年制定新《婚姻法》和2001年修改现行《婚姻法》，有关法定夫妻财产制采用的都是共同财产制，较之前的立法状况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由于立法上的滞后性，难以满足现实婚姻家庭生活中的需要。

本文将通过评析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存在的不足之处，借鉴外国立法的经验，提出完善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立法的建议。

一、我国夫妻财产案例分析

(一)案例1

1.案例

甲、乙系夫妻，二人共同经营有一家日用品商店。某日，甲开车前往某地进货，乙随车同去。途中，甲的车与丙的车相撞，甲、乙、丙均受伤。经公安机关认定，甲因违章行驶应负这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丙随后向法院起诉要求甲乙共同赔偿其损失，但乙表示自己不应对丙的损失负责，而且，乙也向法院起诉要求甲赔偿其损失。现查明，甲乙共有价值20万元的共同财产，甲有个人财产5万元，丙的损失为7万元。

2.关于案例的思考

这里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对于丙的损失是由甲单独赔偿还是由甲、乙共同赔偿？《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该条确立了为共同生活所负的共同债务由夫妻共同偿还的原则。但我认为，这里所说的债务应当指合法债务，即因合同等合法行为产生的债务，不包括因侵权行为产生的不法债务，因为民事主体承担责任的依据是民事主体与损害的发生有一定的关联，由于当代社会高度尊重意思自治、人格独立，一个主体不能预测和控制另一个相关主体的全部行为尤其是侵权行为，当然也就不能对另一个相关主体的侵权行为负责。正如曾世雄先生所言，民事责任的赔偿义务人在侵权行为中乃行为人，即加害人，特殊情况下，行为人以外的第三人也有赔偿义务，如法定代理人对被代理人的侵权行为负责，但这需法律的明确规定。既然法律没有规定夫妻双方有为另一方因侵权行为发生的债务承担责任的义务，所以，侵权行为之债应看作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另一方对此不负赔偿义务。因此，本案中丙的损失应由甲单独赔偿。

(二)案例2

1.案例

甲、乙于2000年相识、恋爱。2001年两人筹备结婚，3月，甲拿出多年积蓄购得商品房一套，4月，两人登记结婚，5月，甲办理房产登记、取得房产证。不久，甲、乙发生无法调和的纠纷，共同起诉离婚，但二人对是否把房子作为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发生争议。

2.关于案例的思考

本案涉及夫妻共有财产的范围问题。对于该案，有人认为，《婚姻法》明确规定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均归双方共有，本案中，甲办理房产登记标志着甲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了一种物权，这种物权不在第18条列举的范围之内，所以应归夫妻双方共有。

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1)依《婚姻法》的规定，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归双方共同所有，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这里的财产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所有权及其它财产权利。实践中，财产权利的取得与财产(物权)取得可能并不同步，存在一个时间差，并且这个时间差可能跨越婚姻存续与终止两个阶段。例如，甲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离婚后甲才实际取得酬金。这种情况下，由于签订出版合同后，甲的知识产权已经物化为合同权利，合同权利不再是一种潜在权利，而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完全能实现的实实在在的财产权，所以甲的妻子有权主张共有。但允许共有的财产权利必须是依婚姻存续期间才发生的法律行为或法律事实独立产生的权利，婚前或婚后个人财产(权利)的延续或变形其本质仍是个人财产，属于《婚姻法》第18条共有财产排外范围，不能由双方共有。例如，甲在结婚前其父死亡、继承开始，甲在结婚后才实际分得遗产的，配偶无权对遗产主张共有权。

(2)从更深层次上讲，如果我们认为婚姻期间发生变形的个人财产可以划入共同财产范围的话，就实际上近乎取消了个人财产制，因为，财产所有人对财产的绝大多数处分从形式上看都是以一种财产权利交换另一种财产权利，从结果上看都是旧的财产权利灭亡、新的财产权利产生，而这种新生的财产权利都将成为共有财产。例如，甲有个人财产10万元，甲用该笔钱婚前购买、婚后占有的或婚后购买的大大小小物品都将成为共同财产；即使甲将这10万元存入银行，也会因甲对银行产生了债权而使这10万元转化为共同共有财产，这是不合理的。同时，这样做会迫使婚后想保持自己个人财产的甲将财产别无选择的深锁在保险柜中，一动不动、一用不用，既不能借贷也不能购物，这与民法保护交易、鼓励流通、促进财产增值的宗旨显然是不符合的。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本案中的甲婚后所得的房屋所有权是甲婚前个人财产的变形，乙对此无权主张分割。

二、我国夫妻共同财产制的不足之处

从以上案例中可以发现，我国现行《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规定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没有规定非常法定财产制

现行《婚姻法》规定的法定财产制只对婚姻关系处在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进行调整，即实行共同财产制，而调整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如因感情不和而分居等特殊期间的夫妻财产关系。《婚姻法》第32条规定“因感情不合分居满二年的”调解无效，准予离婚。法律上承认了夫妻关系存在非正常状态，有必要对此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作出相应规定，即设立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笔者将在第四章第二节对增设这一制度进行阐述。

(二)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不够明确

现行《婚姻法》第17条列举了夫妻共同财产，但范围不够明确，有必要进一步作出具体的规定：

1.工资、奖金。工资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奖金是指因奖励而获得的财物。工资要作广义理解，即工资性收入，夫妻一方或双方的劳动所得，包括但不限于货币和实物。目前我国职工在基本工资以外，还有各种政策性、福利性的补贴、津贴或者实物，一些企业还存在着年薪、股份期权等，这些都应视为工资性收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奖金同样包括但不限于货币和实物，除具有纪念意义或人身性的荣誉奖品归获奖者个人所有外，婚后其他因奖励所得的财物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2.生产、经营的收益。既包括从事农业、工业、服务业生产、经营的收益，也包括经营企业或投资证券、房地产等的收益。是否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应区别对待：以夫妻共同财产生产、经营所得收益，显然归属于共同财产；夫妻一方在婚前进行生产、经营，而收益获得于婚后，应认定为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夫妻一方对个人财产从事生产、经营所得的收益，原则上应视为其个人财产，但如果另一方参与了生产、经营，或该收益与另一方承担家庭责任的支持密不可分，则另一方有权请求分享生产、经营的收益。

3.知识产权的收益。知识产权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结合，其中的人身权只能属于创造者本人，而其中的财产权又分为既得权和期待权。论文格式既得权是已经获得的财产收益，如果是婚前取得知识产权，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收益，应认定为夫妻个人财产；如果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知识产权并取得的收益，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婚姻关系终结后实现期待权取得的收益，也应认定夫妻共有财产，因为知识产权是产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解释(二)第12条的规定，将不确定的知识产权期待收益排除在夫妻共有财产之外，这一规定有必要予以完善。

4.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18条第3项规定的除外。这一规定是否违反《继承法》和《合同法》的规定，是否违背被继承人或赠与人的意愿，是否将继承人或被赠与人的范围扩大到夫妻另一方，在实践中存在争议。

三、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完善

(一)建议增设非常法定财产

1.非常法定财产制的申请人

笔者认为夫妻双方是夫妻财产关系的主体，有权处分自己的财产权益，所以夫妻一方或双方基于法定的正当理由，可以向法院申请裁决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改共同财产制为分别财产制。考虑到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是为了避免夫妻一方损害对方的财产权益，所以对引起适用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的法定情形有重大过错的夫妻一方，不得请求法院裁决适用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只有无过错一方才有权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决定是否申请适用非常财产制。而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夫妻一方的法定监护人，在遇到可以适用非常财产制的情形时，为了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夫妻一方的合法权益，可以根据民法有关监护人和代理人的规定，代为申请适用非常财产制。同时，为了保护民事交易的安全，应规定夫妻一方或双方的合法债务的债权人在善意的情况下，也有权申请适用非常财产制。

2.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情形

从世界各国的立法例来说，法定情形的规定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列举主义，即逐一列举可以适用非常夫妻财产制的具体情形，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形不得适用。采用列举主义可以使适用情形具体明确，但实践中难免有立法者无法预见的情形，会造成遗漏。另一种是例示主义，就是在概括的基础上进行列举，这样可以克服列举主义的缺陷。

我国在设立非常法定财产制时，也应该采用例示主义，规定在有下列情形之一时，经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应当裁决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

(1)夫妻双方因感情不和分居已达一定期限或已提起离婚诉讼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继续实行共同财产制，容易进一步激化夫妻矛盾；实行分别财产制，有利于夫妻双方更好地维护各自的个人财产权益。

(2)夫妻一方受对方虐待的。在这种情况下，夫妻一方有权向侵害方提起损害赔偿请求，而侵害方应以个人财产来承担赔偿责任。此时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将共同财产制改为分别财产制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3)夫妻一方不履行其应尽的婚姻家庭义务的，如不履行抚养、扶养义务。此时夫妻一方有权请求法院判决对方履行义务，而对方应以个人财产来承担，就有必要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

(4)夫妻一方有正当理由处分共同财产而另一方无理拒绝或干涉的。此时夫妻一方有权为了行使个人财产权益，而主张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

(5)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此时夫妻一方可以通过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防止对方进一步损害自己的利益。

(6)夫妻一方有挥霍浪费财产行为，可能影响其家庭生活的维持的。此时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是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

(7)夫妻一方破产或个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其个人债务的。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应当以夫妻个人财产承担，另一方无代偿的义务，通过实行非常法定财产制可以有效保护另一方的个人财产权益。

(8)有其他重大理由，不实行分别财产制会影响夫妻另一方利益的。

(二)明确法定夫妻财产的具体规定

2001年《婚姻法》第17条、第18条以列举和概括的形式，分别对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特有财产的范围作了规定。但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财产的关系、形式和种类等日新月异，由于法的相对稳定性和滞后性，法律的规定不可能做到包罗万象，没有列举的只能靠概括性规定来弥补，以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以上两个条文的第5款均有一个概括性条款“其他应当归夫妻共同所有/一方所有的财产”来解决列举性规定不能穷尽的情形。既然两个条文都是概括性条款，都可以作扩张解释，那么当该条文列举的财产范围以外的财产出现时，对于该财产的归属问题，是属于夫妻共同所有还是一方所有，这必然会产生矛盾。

从各国处理夫妻财产的归属不明确这一问题的做法看，判例法国家主要通过司法实践中的判例来进行修正，这是比较简单、有效的方法；在成文法国家，可以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进行概括性的定义，界定夫妻财产的外延范围，以此判断夫妻财产的归属。我国是个成文法国家，在我国，要明晰夫妻财产的范围，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对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进行概括性的定义，明确两者的外延范围。对于婚姻法第17、18条明确规定的财产范围以外的财产还数不胜数，要确定其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根据“其他应当归……的财产”这样的概括性条文的规定，加上人们理解上的不同，必然会导致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对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进行概括性的定义，而不能仅仅依靠简单的概括性条文。

夫妻个人特有财产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前提下，依法或约定，由夫妻一方享有所有权的财产。根据上文对夫妻个人财产特点的分析，对夫妻个人特有财产作概括性的定义，可以表述为“不依赖夫妻关系存在而取得的具有个人人身性质的财产”。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共同财产制中的婚后所得共有制，一般而言，夫妻双方在婚后的所得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夫妻个人特有财产除外。因此，我们可以个人特有财产为排除条件，对共同财产作出概括性定义，即“其他因夫妻关系存在而取得的具有共有性质的财产”。这样做，更加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特有财产的界限，增强了法律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2.取消个人特有财产的概括性规定。我国的法定财产制实行的是婚后财产所得制，包括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特有财产。该制度是以共同共有为前提，个人特有为补充。因此，笔者认为，在对夫妻财产的范围作规定时，只能选择在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特有财产中，保留其中一个概括性条款规定，这样有利于避免两者同时扩张解释，导致两者的范围界限模糊。由于婚后财产制度上以夫妻共有为原则，一般以共同财产居多，而且财产的类型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法律不能穷尽列举，可以依靠概括性条款对其进行补充；而个人特有财产的类型和种类较共同财产而言更少，因而主张取消夫妻个人财产的概括性条款的规定，对个人特有财产的范围做到尽可能明确、具体的列举，这样更有利于明确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界限。根据上文对个人特有财产的范围的分析，笔者认为除了婚姻法第18条第(一)至(四)款的规定外，还应增加以下条款：

(1)夫妻一方婚前财产产生的收益和孳息，但夫妻双方共同管理该财产产生的收益和孳息除外；(2)夫妻一方的荣誉性奖励，财产性奖励除外；(3)夫妻一方获得的具有人身性质的补偿金、保险赔偿金、福利费等费用；(4)夫妻一方用于从事职业所需要的专用财产，但以夫妻共同财产购置且价值较大的除外；(5)夫妻因感情不和而分居期间各自的所得。

3.增设夫妻共同财产推定制度。无论法律的规定如何具体、明确，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型财产的关系和种类日新月异，即使再高明的立法技术，也不可能穷尽夫妻财产的所有情况。由于人们对法律规定理解的歧义，难免会在实际生活中出现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之间的争议。国外解决这个问题的通用的办法，基本都是通过设定了共同财产推定制度，即除法律规定、夫妻双方约定和有证据证明确为一方的个人财产外，对于其他不明财产或有争议的财产一律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这种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结语

世界上很多国家，不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关于法定夫妻财产制度的立法已是比较成熟。而我国在国民政府以前，并没有独立的夫妻财产制度，夫妻个人财产制度也是在2001年修改的婚姻法中才予以明确的。在我国，夫妻财产制度是一种刚萌芽的法律制度，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而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适用的外部环境也在不断的变化。本文结合我国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对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特有财产作了概括性定义，进一步明确了两者的界限，同时为了解决法律没有规定的夫妻财产归属的争议，提出设立夫妻共同财产推定制度，进一步增强法律的实践性和操作性。最后，对在我国增设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的设想进行了分析论证，为我国夫妻财产制的完善提供了立法建议。

法律论文题目参考篇七

摘 要：根据xx地区城区交通现状，分析**县城区交通现状原因。针对**县城区交通现状，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xx地区城关，交通现状，原因，对策

xx地区位于浙江省东南角，属典型的丘陵地貌。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区交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迅速膨胀的机动车拥有量与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交通和城市管理的疲软放任与交通秩序的混乱互为因果，城区街道交通容量已显饱和状态，交通堵塞点随处可见，“拥堵”、“混乱”成了**城区交通的代名词，这不仅使百姓出行深受困扰，而且严重影响到旅游城市的形象。如何针对实际破解这些难题，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有序、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现结合调研情况，作一探讨。

一、当前**县城区交通秩序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道路通行状况差,交通秩序混乱

行人、自行车、黄包车、电瓶车、摩托车、残疾车和汽车等都混合行驶在同一道路上，交通参与者不能做到各行其道，有的无视路规，争先恐后，抢占道路，致使交通状况混乱不堪，尽管穿城中路北段、酒坊巷设置了单行道，拥堵状况有所缓减，但整体道路通行能力还是不尽如人意，尤其是高峰时段，学校、超市、菜场等特殊路段经常寸步难行。

（二）停车矛盾加剧，停车秩序混乱

停车难，乱停车，这一现象在城区表现得十分突出。目前，我县机动车拥有量为35720辆，且以每年3000多辆的速度增长，而街道的停车泊位只有1000个，远远不能满足停车需求。车辆在得不到停车场地的情况下，只能占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停放，通行道路拥挤程度增加，交通秩序管理压力增大。由于管理上的失控，市民的摩托车、自行车停放无序。公交车招手即停，站点设置失去意义；营运残疾车、电瓶车、黄包车、“摩的”三五成群，在街头、路口任意扎堆停靠。各类车辆的无序停放，使本不宽敞的道路更显拥挤，秩序更加混乱。

（三）“六类车”恶性竞争，客运市场混乱

目前城区客运市场除了合法的公交车、出租车、黄包车外，还存在大量的非法残疾车、电瓶车和“摩的”。尤其是残疾车、电瓶车非法营运呈高发猛进态势。据县残联于去年7月份进行的不完全统计，城区营运的残疾车现有750多辆，其中上牌的只有125辆，电瓶车约有600多辆。这两类非法营运车辆大量充斥街头，驾驶者或手脚残疾，或年老体弱，交通安全知识缺乏，闯红灯、抢车道、乱转弯现象较为普遍。“摩的”非法营运则常以逆行违章、冲关等手段逃避处罚，这些非法营运不仅严重扰乱了城区交通秩序，而且严重扰乱了城区客运市场秩序，对公交车、出租车和黄包车的经营造成了极大冲击。在此恶性竞争下，公交车经营惨淡，难以为继，无法发挥其快速有效地分流人员，减轻城市道路压力的有效功能；出租车的发展多年来处于停滞状态，无法在城区营运市场分得一杯羹，只好转向中长途客运；黄包车为求得生存，私下非法安装电瓶，与残疾车、电瓶车比拼，给营运安全带来极大隐患。由于道路不畅、营运混乱，我县当前交通事故呈多发态势。据了解，上半年我县共发生交通事故3280起，其中80%发生在城区，事故中有80%与电瓶车、摩托车、黄包车、残疾车等有关，而且由于非法营运车辆没有保险，给事故处理带来很大的困难。

二、城区交通秩序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基础设施严重滞后，造成道路交通不畅

1、路网结构不合理。城区人口密度大，道路狭窄，路网框架没有拉开，人流、车流相对集中于老城区。按要求每500米城市道路，必须要有纵横交错的路网。由于旧城的历史现状、旧城改造的局限性和规划执行上的原因,目前我们根本达不到这个要求，有限的道路载荷与日益增长的车辆形成十分尖锐的矛盾，路网功能层次混乱，次干道和支路欠缺,疏导交通能力不足,而且城区路、街功能不分，混合使用，如穿城中路等道路沿线商业网点密集，购物人流、车流、物流相互交织，占用城区道路，造成交通不畅。

2、公共停车场地缺乏。机动车拥有量和车辆使用频率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而急剧上升，拉动了对停车场地的需求。目前城区街道划线的停车泊位非常有限，停车场建设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公用设施建设缺乏地块。目前仅在人大政协楼前（地下）、中医院前、建设局原址、**街与环城南路交叉处设置了四个小型公共停车场，杯水车薪，且由于远离商业中心，车位实际利用率不高。外围货运车辆没有固定停车场地，只能沿路停放，大量场外停车和占道停车，造成静态交通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3、交通配套设施建设不同步。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隔离护栏等交通配套设施建设滞后于道路建设，未与道路建设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科技投入少，没有根据通行需要，及时增设、调换、更新道路交通信号。由于交通配套设施建设与道路安全、畅通的要求不够同步，影响了交通秩序管理，给交通安全带来诸多隐患。

4、市场建设没有跟上。由于对蔬菜、水果市场缺乏合理的规划布局，城区有“市”无“场”问题相当严重。一些菜农、果农因无固定市场可以摆放，不得不以马路为市场，目前，城区共有马路市场10多个，流动摊位1000多只，主要分布在主街道或主次街道的交汇处，占据路面，成为一个个交通堵塞点。

（二）管理部门职责不清，对交通秩序管理不力

1、管理部门职责不清。由于体制的原因，城区道路规划、建设、管理不统一，部分街道路权不清。道路建设虽有规划，由于建设业主不同，出现建设标准不一、道路功能不一的情况，加上城区范围扩大后，原有的城市道路和公路界限已经很难分清，导致管理上的互相推诿。此外，交警、城管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各自为政，影响管理效果。

2、对“六类车”管理乏力。我县对城区客运“六类车”的管理缺乏思考，手段疲软，该控的没有控，该扶的没有扶，导致城区客运市场畸形发展，这是城区交通秩序混乱和城市形象不佳的主要原因，由于职责不明、管理放松和政策理解上的偏差，残疾车营运问题越来越严重，不仅下肢残疾人参与营运，而且大量的其他残疾人、健全人加入了营运队伍与此同时，电瓶车在街头上营运的增长势头迅猛，这些电瓶车中95%以上没有生产合格证，没有进行车辆检测，车速远大于20公里/小时，原先的客运主体公交车在此双重挤压下，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出现管理混乱、班次间隔时间长、乱停靠等一系列问题，经营状况入不敷出，逐渐有退出市场之势，这与国家提倡的“公交优先”政策背道而驰。无序竞争使出租车与非法残疾车、电瓶车、“摩的”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并引发了“b运”**。

3、无奈允许占道经营。城区几条主要街道、中心地段，几乎都存在占道经营现象，导致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城管部门的默许，深层原因是城管部门的经费来源不足。由于城管人员身份性质特殊，且队伍庞大，经费主要靠自收自支和差额拨款解决。经营户认为，摊位是经过政府管理部门批准的，合理合法，可以堂而皇之地占道设摊。而一些没有缴纳摊位费的流动摊点在效仿、侥幸心理驱使下，与管理者打起了游击。久而久之，占道经营量大面广，原本紧张的公共道路资源被占用。人行道无法行人，不得不占用主车道行走；非机动车、摩托车无法在人行道上停车，不得不占用车道停车，混乱带来的恶性循环，使道路通行能力不断下降。此外，对大型超市、餐饮店、汽摩修理店等人流密集、占用公共空间大的行业没有事先进行交通影响评价，没有设置前置条件，默许其占用人行道经营也是发生交通拥堵的原因之一。

（三）交通参与者法制观念不强，交通安全意识薄弱

受区位条件、思想观念、文化知识、行为习惯的影响，以及交通知识宣传教育工作的滞后，广大群众的交通观念、交通知识跟不上交通发展的要求，现代交通意识淡薄。行人不走人行道，横穿街道不走斑马线；非机动车不遵守右侧通行规定，在道路中间与机动车争道；机动车新驾驶员剧增，技术和素质不高，任意在道路中间停车聊**。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交通行为的随意性和相互干扰，增加了交通事故隐患，增加了车辆在途时间，降低了道路的通行能力，助长了混乱现象的发生。

三、对我县城区交通秩序整治工作的建议

（一）区别对待“六类车”营运，逐步进行规范管理

1、落实“公交优先”政策。要采用大运量的公共交通来解决主要的通勤交通和日常生活交通问题，使其承担大部分的城区交通运量，从而提高道路的使用效率。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见》，确立公共客运的主导地位，在路权、政策等方面对公交客运进行扶持，在此基础上完善公交线路，规范站点停靠，缩短班次时间，提高服务质量，同时积极探索公交经营模式。

2、规范残疾车、黄包车、出租车营运。建议对残疾车营运采取“人本”与“法治”相结合，“核定对象、控制总量、限制线路”的办法进行管理。先进行摸底登记，对残疾人的身体状况、年龄状况、就业状况、经济来源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确定符合条件的下肢残疾人为营运对象，进行驾驶技术和交通法规等上岗前培训，核发驾驶证、行驶证和号牌，做到人、车统一，并统一车容和标志；对非残疾人和未办理运营手续的残疾人利用残疾车从事运营活动坚决予以打击，直至杜绝。规范黄包车营运的主要措施有：限制线路，拆除电机。对出租车进行规范管理的措施有：在城区主街道科学规划出租车的候客位置，规范计价收费行为，提高服务质量。

3、取缔电瓶车、“摩的”营运。可采用“蚕食”政策，小规模、多批次，逐步加大对这两类车的打击处罚力度，迫使其自动退出营运市场。

（二）实行街道分类管理，建立有序停车管理机制

针对我县实际，建议对城区街道实行分类管理，即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各街道的地段、大小、繁华程度以及历史沿革进行分类。一类街道（主街道）实行严格管理，严禁摆摊设点，严禁占道经营，采取严管重罚，目标建成示范街；二类街道实行规范管理，适度放宽，可采取限时经营、收费的办法进行管理；三类街道（巷）允许摆设，并尽可能实行商品分类、分地段交易。城管部门要组成强有力的管理队伍，实行街长制，对街道实行定人、定时、定路段管理，以岗带线进行巡查，并挂牌安民告示，使城区街道管理工作接受社会的公开监督。

（三）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道路交通建设投入

1、加快停车场建设。要尽量利用城区的空闲地搭建临时停车位或建设多层多功能停车场（楼）。西门片区等新建、改建的商业街区、居民区，应当按标准配建、增建停车场，新建工程时配建停车场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规划、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验收、同时投入使用。同时，要切实改变停车场地建设就是政府出资公共事业建设的观念，寻求市场支撑点，走产业化发展之路。

2、完善交通配套设施建设。要加大科技投入，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路面监控，加强执法力度，减少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科学建设和组织路标路牌、交通信号灯等交通配套设施，保持清晰、醒目、准确、完好；要设立交通安全设施维护的专项经费，将其纳入公安交警部门，消除现行建设与管理相脱离所带来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和不必要的浪费现象。

3、统一规划建设果蔬市场。政府应根据城区实际情况及发展规划，以人口分布密度或服务半径为依据，本着适度超前、统筹规划的原则，在城区东、南、西、北片区的合适地段，统一规划、分步建设一批规模适度、简易便民的果蔬市场，实现马路市场的疏、堵结合。

（四）加强道路交通管理，提高市民交通意识

公安交警部门要合理调整警力部署，抽调警力下沉一线，提高见警率；加强交通拥堵点段、秩序混乱点段的道路巡查与执勤，指挥疏导交通；要提高管事率，及时发现和纠正不正确的交通行为，对各类影响城区交通秩序的严重违法行为进行重点整治，使道路交通管理逐步走上规范，从而确保道路的有序和畅通。

政府应将交通法规的教育列入普法规划，做到交通知识进社区、进单位、进学校、进家庭。交警部门要把执勤、执法和交通安全教育结合起来；教育部门要把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列入中小学生教育的内容，依法完善交通安全的教育计划；各乡镇、街道要加强对广大群众的交通法规教育，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媒体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的交通法律意识、交通安全意识、交通文明意识和城市意识，使保证道路安全畅通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法律论文题目参考篇八

一、舆论影响刑事审判的形式

二、舆论影响刑事案件的特征

(一)当事人身份特殊。

涉案当事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社会名人往往是媒体吸睛寻求关注的出发点，为了防止具有特殊身份的涉案人员获得特殊法律待遇，对案情进行大肆报道，引起民众的广泛监督。法官在民众的监督下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会威严扫地。

(二)具有间接性和代理人效应。

舆论以其明显的倾向性引导大众，生成了一种足以影响法院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得审判在不同程度上丧失了其应有的公正性。[3]而另一方面，一方当事人为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试图从舆论方向影响司法审判，主动要求媒体介入报道，媒体对当事人的一面之词先入为主作出倾向性的报道，引起社会大众关注，形成舆论观点，对法院的审判评论和干预，法院的中立地位受到威胁，被倾向性观点开始引领，大大影响了司法审判公正度的最大化。

(三)影响被告人的定罪量刑。

我国刑法为实现量刑的合理合法化，针对不同的案件性质和事实，规定了不同的量刑情节。在实践中由于媒体等舆论的倾向性报道和评论，使得一些本应具有减轻，从轻量刑的被告人因其身份特殊而受到限制，法院在权衡下，选择了妥协民愤，舍弃了司法审判原则，牺牲了被告人的利益。

(四)影响司法公信力和权威。

随着舆论对审判影响的日益严重，使人们不得不怀疑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公平正义是法律追求的重要价值，是人们信服司法和法律的根本，司法的权威性才能牢树于民心，然而，政府部门为了平息民愤对司法进行大肆干预，严重威胁司法的独立性，使法官妥协于社会舆论，致使本已明确审判方向的在审案件被迫改变初衷，作出迎合舆论的裁判，已经生效的判决也再次被掀起再审风波。司法的权威性荡然无存，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人们不再信赖和尊重司法，反而遇事直接诉诸舆论或信访，司法名存实亡。

三、舆论影响刑事审判的规制

(一)提高媒体素质。

在一些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中，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往往具有很严重的倾向性和针对性，无法以法律的角度作出客观的评论，经常以道德的名义对案件情况进行倾向性报道，在案件没有作出判决前，提前给涉案人员定罪量刑，扣上犯罪的帽子。所以，媒体应首先做到对案件的相关情况做到保密，尤其是被告人的隐私。其次要时刻维护司法尊严，客观评价司法行为，充分考虑报道的时机和场合，适时适度的对案件进行报道，正确引领舆论方向，同时也要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丰富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思维，从法律角度出发，与司法部门进行沟通，避免观点分歧。

(二)推动司法公开。

舆论之所以相悖于司法，正是由于司法的不公开透明，才会引起民众对司法正义性的质疑，对法院产生误解。司法公开是人民真正理解司法活动公正性，避免误解性舆论泛滥的有效途径。建立健全司法公开渠道和机制[本文由提供，第一论文网进行论文代写和论文发表服务，欢迎光联系方式qq712086966]，使人民大众时刻能够了解和掌握自己所关心案件的进程，全程见证司法活动的公正性，如完善人民陪审制度，推广司法文书公开和庭审公开渠道，及时答疑解惑，澄清有关事实真相。使人民大众信服司法，扬威司法，依赖司法。

(三)提高法官水平。

法官是裁量权的最终行使者，其裁判结果是否令人信服，不仅仅是依法裁判，更是取决于其判决理由的充分性和逻辑严密性，民众主要通过判决理由对案件提出评判，所以法官需要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向民众就裁判结果作出解释说明，而这最终要求法官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能够站在法律思维的角度，向社会作出普遍接受性的发言。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向来是情、理、法的并重结构，所以说，规制舆论影响刑事审判的任务仍艰巨曲折。

参考文献：

[2]付松聚。我国“媒介审判”现象研究[d].河南：郑州大学，2009.

[3]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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