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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发展论文篇一
1.1从加工贸易总量增幅来看，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保持较高增幅近年来，威海市紧抓日韩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积极发展加工贸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逐年递增。截至，全市实现生产总值2337.86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640家，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595.45亿元，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171.19亿美元，实际到账外资8.0亿美元(依据威海招商网公布数据)。
1.2从贸易结构方面来看，威海市及各附属区县进料加工快于来料加工进入21世纪后，威海市在国家及山东省政府的支持下，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美、日、韩、新加坡、菲律宾等外资企业加快进入，使进料加工在整个威海市加工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成为威海市加工贸易的主要方式。
1.3从经营主体结构来看，民营企业虽得到较快发展，外商投资依然占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及山东省优惠政策相继出台并落实的基础上，威海市凭借优越的区位优势，使外商投资企业纷纷进入威海。外商投资凭借其在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优势，逐步取代国内企业，成为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的主体。同时，随着威海市相关政策的'出台，当地民营企业对外加工贸易如雨后春笋，快速发展。此外，山东骨干企业加工贸易整体推动强势，大企业拉动作用明显。
1.4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高新科技产品出口日益增加威海市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以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和最新提出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为契机，重点培育港口物流基地、船舶修造及配套基地、滨海旅游休闲度假基地、新能源及配套产业基地、海产品生产及精深加工基地、现代石化基地等六大海洋优势产业基地，努力培植发展五大领域高端产业：现代服务业、高效生态农业、战略性产业、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因而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在整个威海市加工贸易中的比重日益提高。
数字贸易发展论文篇二
现代网络技术和物流行业的成熟为跨国企业进驻中国创造了良好的平台条件，大量外资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纷纷涌入大陆，本土加工贸易得到飞速发展。据数据显示，我国本土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13439.5亿美元，同比增长3%，占我国外贸总值比例的34.8%，其中出口总额86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3%；进口总额48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4%，全年加工贸易顺差3816.1亿美元，同比扩大4.5%。从构成概念来看，企业通过经营进口部分或者全部的产品原材料和零部件，在对其进行组装和加工后，产品重新出口的行为均属于加工贸易范畴，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构成加工贸易的主要组成形式。首先，来料加工是指境外企业为本土加工企业提供部分或全部的产品原材料和零部件，这部分原始生产资料不需要本土加工企业进口付汇，加工企业只负责根据境外企业标准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和组装，以加工费用作为企业利润报酬，加工好的产品由境外企业负责销售和经营，“进出口均为同一外商”、“本土企业不付汇、不负责产品销售、不承担风险、以加工费作为报酬”是来料加工的主要特点；其次，对于进料加工而言，本土企业则要通过付汇来进口产品原材料和零部件，在成品加工完备后，企业还要负责将制成品组织外销，“自行付汇进口原材料”、“自行加工、销售”以及“自负盈亏、风险自担”构成进料加工的主要特点。我国学者分别基于不同视角研究了本土加工贸易的组织模式。孙楚仁以加工国外资和产业价值链的角度综合对比了加工贸易在日本、韩国的“完整内资型加工”和“非完整内资型加工”模式差异，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我国的加工贸易实际上属于“一种特殊的非完整性外资加工贸易”，他观察到外商投资企业构成我国加工贸易的主体结构，工业制成品是本土加工贸易进出口主要标的对象，并且本土企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仅限于对国外工业制成品的简单加工和装配，并不具备能够体现高技术含量的产业链和产品增值能力。孙玉琴（2012）和李大伟（）、廖晗（）分别从契约理论以及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展开了对加工贸易控制生产问题的研究，经过在我国不同省份的大量走访调查，在综合研判加工贸易采购权和所有权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加工贸易“三元化”组织模式的研究结论：首先，第一元加工贸易产区以上海、苏州、无锡、深圳、青岛、天津、烟台以及广州等地为代表，加工贸易模式为“外资独占进料加工”，中低端加工制造构成主要经营领域；其次，第二元加工贸易产区以广东东莞为代表，加工贸易模式为“贸易商、贴牌商主导的来料加工贸易”，为品牌制造商提供贴牌服务的中资和外资企业、我国香港地区中小贸易商是主要的外部控制人。上海工业园区、顺德、威海、浙江以及中山、惠州等地的来料加工贸易有别于东莞加工贸易；第三元加工贸易产区的代表地区为福建晋江、苏南地区以及浙江省局部地区为主，加工贸易模式为“名义外资贴牌生产加工”，即我国内地中资企业为享受外资优惠政策而在香港注资成立公司，而后返回大陆以外资企业名义进行加工生产，对于产业价值链具有100%掌控能力。
数字贸易发展论文篇三
一、加工贸易对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贡献
改革开放25年来，尤其是以来，我国加工贸易取得长足进步，对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扩大就业、推动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都起到重要的作用。1981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25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5．7％；其中出口11亿美元，占比5％；进口14亿美元，占比6．4％；加工贸易增值率-21．4％。到，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048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47．6％；其中出口2418亿美元，占比55．2％，进口1629亿美元，占比39．5％；加工贸易增值率47％；当年创造贸易顺差789亿美元。多年来，加工贸易累计创造3000万个就业岗位，累计贸易顺差3942亿美元。
在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由于国内外相对增长率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增长以及相对价格差距等综合因素的作用，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外商投资企业的进料加工贸易以及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出口都取得快速增长。20，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占总加工贸易的80％；进料加工出口的比重达77．5％，高于来料加工出口27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国企和其他企业在进料加工出口的比重分别为90．2％、6．6％、3．2％，增速分别达到43．5％、16％和53．8％。同时，进料加工进口的比重也达到76％，高于来料加工进口26．2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国企和其他企业在进料加工进口的比重分别为93．4％、4．1％、2．4％，增速分别为41．9％、9．2％和64．4％。是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2275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51．9％，其中加工贸易占到75％左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102亿美元，加工贸易占到90％左右。
从加工贸易的发展过程看，我们经历了从“三来一补”到进料加工、从“两头在外”的作坊到外商投资企业为主体、从简单技术加工装配到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为主的结构转换，这代表着我国加工贸易不断转型升级的轨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带来国际产业分工的新格局，世界各国的跨国公司开始把不同的生产环节、分销网络、供给链治理以及研发、运营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这无疑为我国加工贸易未来的转型升级带来新的机遇。
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面对的新机遇
首先，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影响，使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当前，一般制造业已成为全球供给普遍过剩、边际收益严重递减的成熟技术行业，国际相对价格的剪刀差已从工农业产品之间转化为知识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发达经济的优势已转型升级到虚拟经济、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阶段。我国不是新技术的策源地，而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接受地；不是全球加工制造的控制和运营中心，而是中低端技术和产品加工制造环节的供给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低生产成本优势，在全球占有明显有利的地位，“中国制造”成为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是现阶段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因此，通过新形式的加工贸易来提升我国的加工制造能力，为世界大跨国公司提供全球范围内的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以及治理的配套体系，是加快我国企业“干中学”过程，积累全球化大生产经验的最有利捷径。
其次，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产品内部的工序或工艺细分化为特征的全球分工新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一个趋势是随着跨国公司在空间上把不同的生产环节或工序分配到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建立研发、生产和分销系统的全球体系，使国内分工转化为国际分工；另一个趋势是充分的市场竞争带来产业的集聚，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本、技术、治理以及加工制造的空间和范围集聚所带来的外部性规模效应。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不仅由于“成本驱动”而把采购、加工制造、组装配送环节转移到中国，同时由于“市场驱动”而把技术、治理和资金带进中国。而且，由于中国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跨国公司不得不主动把区域研发中心、运营治理总部、地区物流中心逐步转移到中国。可见，国内市场的充分竞争，是获得国外先进技术、治理和资金资源的重要手段。中国低生产成本优势与跨国公司生产性服务以及综合物流运作能力相结合，就可能形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网络提供从采购、加工制造、仓储运输一直到分销和售后服务的合作。从发展前景看，全球化不仅可以带来使中国加工制造能力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的机遇，而且能够创造把加工贸易升级为综合优势的机会，使加工贸易的发展开始新的转型。
再次，我国目前的整体竞争优势仍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技术产品或工序上，即主体技术和加工制造档次仍处于低端。我国与印度相比，虽然后者对外开放比我们晚，近年来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只接近我们的十分之一，整体经济实力有明显差距，但印度近年来通过吸收新技术、海外分包合作以及委托加工制造，不仅在闻名的软件、信息技术咨询、呼叫中心、芯片设计以及未来的金融服务、工业工程、风险和行为分析以及药品研发等服务领域为跨国公司提供海外分包业务，从而大大压低了世界服务业成本；而且在汽车、制药、化学制品以及资本货物等领域正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并吸引世界大跨国公司寻求规模化进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应当尽快把我国加工制造技术整体升级到中等档次，而且应加快形成生产性服务和研发、品牌优势。为此，要研究制定加工贸易发展的新战略，促进其转型升级。
三、加工贸易未来转型升级的方向
l、扩大加工贸易活动的领域，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作为涉及外资、外贸和国内产业的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要重点考虑加工贸易的发展对国内产业、企业、产品以及产品内部工序的带动、辐射和扩散作用。在吸引外资和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同时，要考核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鼓励和扶持内资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为国外跨国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加工配套的情况，鼓励包括民营中小企业在内的国内企业积极参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体系和全球采购体系。在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同时，应研究制定优惠政策，切实解决国内中小企业缺少融资能力、缺少国际市场资讯和人才、缺少关键零部件生产技术、缺少技术和产品更新能力等具体困难，使更多国内企业在为跨国公司提供配套的过程中，逐步学会“走出去”搞加工贸易。
2、不断提升“世界加工制造业重要基地”的功能，通过与跨国公司开展深层次合作提升外资的技术、治理和资金档次。
要鼓励国内有竞争力的企业为跨国公司提供更高层次的合作配套，不断加快“干中学”和毕业的速度，使加工贸易环节由简单技术和工序的组装，提升到辅件、一般零部件、主要零部件、关键零部件的加工制造，以至升级到高级复杂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组装环节，真正把握参与和治理全球化企业的经验和窍门。在这方面，政府提供公平竞争的准入平台，创造更规范的投资和竞争环境，比优惠政策竞争更重要。
3、加工贸易的主体要由外商投资企业为主逐步向国内企业、尤其民营企业为主转变。
目前，加工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占80％，民营企业仅占5％；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贸易，基本是外商投资企业。这反映了国内企业目前参与全球化的能力仍很薄弱。但从长远来看，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主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在资源配置、供给链治理以及市场控制等方面的优势。因此，下一阶段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重点，应是培育、鼓励、扶持国内企业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研究制定有关政策，鼓励国内企业通过国际合作以及政产学研联合，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搞进料加工出口。由于多数国内企业缺少全球化人才和国际资讯网络，应考虑建立开放共享互利的公共服务平台和合作机制。
4、对加工贸易要从严密监管向风险治理、贸易投资便利与规范高效科学的监管方式转型。
对此，一是建立企业守法自律机制和随机检查监督制度相结合。对加工贸易的监管，最大的难度是遍地开花，监管执行的成本太高。因此，首先应建立企业守法自律机制，包括合同、票据、凭证以及财务帐目等原始资料。数据的完备性，企业诚信状况的评级及违法记录，企业法人代表和当事人的责任和义务等明确的规定；建立监管部门与企业的良好伙伴关系，把责任重点转移到企业自身而不是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在确保加工贸易企业贸易便利和诚信的前提下，实施随机的检查监督，一旦发现有违法行为，则严惩不贷。作为企业守法自律机制的保证，对企业诚信状况要有一套相对完备的评价体系。这套体系应与企业其他诚信认证系统相兼容，以全面获得企业是否讲求诚信的资料和数据。只有处理好企业自律和高效执法之间的关系，才能够真正提高监管效能。
行程序，公开透明，依法行政；再次是有合理的组织架构，这种架构应是由海关、边检、工商、税务、口岸治理等纵向一体化组织分别治理向扁平化的'综合协调监管的组织架构过渡；最后，监管应当是简明有效。虽然加工贸易星罗棋布、遍地开花是中国特色，但监管体系建设仍应逐步向国际规则接轨。在这方面，政府职能要真正实现转换，明确监管部门的第一要义是提供“服务”，然后才是有效“监管”。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求加快监管体制的改革，包括调整监管职能，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建立人才激励机制，使监管有利于加工贸易的发展而不是增加发展的障碍。
三是大力发展电子化监管体系。在简化程序的同时又要保证有效监管，就应加强监管手段和工具的现代化，包括监管的电子和网络化改造。目前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技术和网络投资过度，投入了巨额资金改造技术和设备，使监管的技术基础设施达到了国际水准，但这些技术设备的应用效能很低，出现了硬件过度发展，软件严重滞后，资源严重浪费的现象。改变这种情况的一个办法，就是从监管对象的实际需求出发，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电子基础设施的软硬件投资和改造，并提高监管部门的应用水平和能力，从而形成有形和无形监管相结合的新监管体系。
四是对不同监管机构的职能进行横向整合。目前从加工贸易的发展来看，一是加工制造技术的不断升级，如从装配到简单技术零部件生产，再到较复杂零部件的生产等；二是从加工制造环节向下游延伸，如发展出采购、分销、配送网络；三是向上游延伸，如进入到新产品开发和新技术研发。在这种情况下，按条块职能分工的监管组织形式很难适应发展的要求。因此，应建立各种职能交叉的复合人才汇集的监管组织，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加以调整和重组。在这种情况下，监管机构往往需要跨部门、跨地区、跨职能作业，这就需要更大范围内的监管体制和组织的改革。
5、加工贸易应有一个长期战略。
首先，应把引进来、扎下根、本地化作为不同阶段的目标和任务，创造产业、产品、工序的转型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良性机制。其次，加工贸易应由加工制造为主逐步向采购、加工制造、分销服务、售后服务以及研发、信息资讯等方向转型升级，沿着价值链逐步由低向高、由简单向复杂、由生产向综合服务和全球运营方向转型升级，其中全球化综合人才的培养和选择机制至关重要。再次，加工贸易的未来转型升级应与新发展观相一致，向经济、社会和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型，尤其要果断抵制对经济、社会和自然有长期负面影响的投资、生产和服务性活动。目前，即使在实际使用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广东、江苏，不少市县政府依然存在着眼于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的行为，对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基本上是来者不拒，很少加以合理选择。最后，为了保障加工贸易的顺利发展，要针对不同产品、产业和地区进行分类治理。
数字贸易发展论文篇四
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得到非常迅速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形式。论文主要从加工贸易对我国贸易方式带来的正面影响、发展加工贸易是顺应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形势的需要、加工贸易得以迅速发展的基础以及国家对加工贸易的开放式的管理模式和中国对发展加工贸易所给予的政府扶植等角度分析了我国发展加工贸易的动因。
加工贸易发展动因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生产国际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加工贸易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成为当代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一种主要形式。为进一步推进加工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以适应我国对加工贸易政策上的调整，分析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强势动因，对维持加工贸易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1、开展加工贸易，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目前，加工贸易直接从业人员3000万~4000万，约占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20%。据估测，加工贸易相关配套产业就业人数5000万~6000万。据有关部门统计，加工贸易至少可以提供3500万的就业机会。自从珠海的第一家加工贸易企业成立开始，至今20几年的时间内，在我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几十万家，加工贸易在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中都占很高的比例，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了一条新的就业渠道，并向社会提供可客观的就业机会。
2、开展加工贸易，大力推动国内配套产业结构调整
在我国加工贸易快速发展的20多年中，不仅数量上急剧膨胀，而且在结构上也不断提升。从加工贸易起步开始，我国加工贸易结构从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逐步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拓展，并且进入到一些高新技术产业的部分生产环节。我国发展加工贸易最初是从以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开始的，这适应了我国劳动力丰富的、就业压力大的状况。特别是随着我国制造业、加工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已从纺织、轻工制成品为主转变为以机电出口为主。加工贸易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如计算机、通信等行业，正是在加工贸易的带动下，在短期内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3、开展加工贸易，能够充分利用外资，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当前，国际经济贸易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贸易和投资是连成一体、不可分割的。应当看到，我国加工贸易已不仅仅是一种贸易行为，更重要的是它与利用外资相联系，是我国参与国际化生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据统计分析，从事加工贸易的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我国加工贸易的主力军。从总体上看，外资经营的加工贸易分别约占全国加工贸易出口和进口的90%，加工贸易的发展既是我国吸收外资取得重大成就的体现，也是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内容。
4、开展加工贸易，有利于提高我国的技术发展
我国一半以上的加工贸易出口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完成的。从事机电产品出口的外商投资企业，大多采用加工贸易方式，据北京市的一项调查，北京工业系统的外商投资项目中，80%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使这些企业技术水平提高了15年左右，正是由于首钢与日本nec合资的生产大规模集成电路，才填补了我国集成电路1微米以下的产品空白。因此可以说加工贸易对我国先进技术的引进，起到了带头作用，如加工贸易带动高新技术产品的发展，加工贸易引领企业加入国际高新技术产品产业链条，加工贸易推动企业由单一制造向研发制造型转变等。
1、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方面和手段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在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对各国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严峻挑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工业化道路面临严峻挑战。近年来，加工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迅速发展，其背景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重组和产业转移，导致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不断深化，产业内、产品内分工程度不断加深。确保加工贸易的稳定发展和持续提高，是做强做大外源性经济的战略选择，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方面和手段。
2、加工贸易是推进工业化的捷径
随着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不断发展，加工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由于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分工为主转变为以产业内生产环节分工为主，只有采取加工贸易的方式，发展中国家才能抓住国际分工深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在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形成组装与制造能力，参与国际分工。加工贸易是发展中国家接受跨国产业转移的重要方式和进入全球化市场的基础手段。创造适合加工贸易发展的体制环境，促进加工贸易发展，是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的一条捷径。
数字贸易发展论文篇五
一、五个案例
(一)吉利与锰铜公司合作经营
2006年12月20日，吉利与锰铜公司签订协议，成为吉利海外之路的偿试。合作4年之后，其合作品牌伦敦出租车在中国的的销售却不尽如人意，在上海每月仅生产400台，一半以上出口英国，上海每月销售40到50辆。根据锰铜控股2009年财报，该公司全年亏损730万英镑，而2008年财年亏损1420万英镑。
(二)上汽并购韩国双龙
2004年10月28日，上汽集团收购韩国又龙汽车48.9%的股权，总收购金额为5亿美元。根据上汽原有计划，上汽可以借双龙技术和研发优势加强自主品牌的研发，双龙汽车可以借上汽在中国的资金、渠道优势进入中国，双方实现共盈。但以后的经营并没有按照初衷进行。并购双龙汽车后，一些深层次的因素，诸如人员整合、与双龙工会的关系等方面出现了问题，加上上汽在整合国际资源等方面人才、经验的短缺，一度陷入危机，后聘有国际运作经验人士化解了危机，在2006年、2007年一度实现赢利。2008年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加上韩国国内市场受政府政策影响等原因萎缩，欧美市场也受到严重冲击，韩国双龙现金流陷入严重危机，至2010年双龙进入破产程序，上汽并购双龙案以失败而告终。
(三)北汽收购萨博核心技术
北汽以2亿美元价格购买了萨博3个整车平台、2款发动机技术和2款变速箱技术等核心技术，可用于中高级轿车和suv等车型。北汽的'自主研发体系的建立时间将因此而大大缩短，整体研发技术管理体系也会更快更好的发展。
(四)吉利收购沃尔沃轿车
2010年3月28日，吉利与福特签订协议，以18亿美元价格收购沃尔沃，成为中国目前最大的海外汽车并购案。吉利完成收购，总资金需要在180亿元左右，如此庞大的资金，对吉利是个巨大的挑战。目前吉利的年营业收入是140亿元，赢利为12亿元，积累如此大的资金，需要15年的时间。如此之大的资金流出，一旦吉利的资金链出现问题，后果将无法估量。横亘在吉利面前的，还有4大挑战：人才关、技术关、经营关和品牌关。
(五)腾中收购悍马案
2009年10月9日，通用汽车与中国民企四川腾中重工宣布，双方就通用旗下悍马车业务的出售签署最终协议。腾中重工将收购通用悍马，腾中重工将为此次收购付出10亿美元，其中收购悍马品牌付出5.5亿美元，其余4.5亿美元用于在成都龙泉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建悍马生产线。2010年2月24日，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底特律宣布腾中重工无法完成对其旗下悍马品牌汽车的收购，此项交易失败。
二、案例分析
(一)出发点都是为了加强自主品牌开发，通过并购来提高自身技术、品牌优势。
(二)对国外品牌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热衷，有的相当程度上达到了迷信的程度。
悍马是个高能耗产品，不符合中国目前发展战略，而国内企业却还热衷于收购，说明国内企业对海外品牌盲目追求。
(三)国内企业在进行海外汽车并购时，对社会环境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分析，或者说是对当前困难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存在一并就灵的思想。
吉利参股经营伦敦出租车，由于对市场缺乏有效分析，在理想化的状态完成了参股经营，致使未取得预想成果。双龙并购后，一度经营良好，由于和工会的冲突和金融危机等因素而失败。
(四)国际化人才大量短缺，国际化管理经验较少，整合国际资源能力较差，没有管理国际化公司的基础。
吉利进军汽车产业才十年之久，无论在资金、人才、管理经验等与跨国公司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个并购案中方过于理想化，还有些急于求成。
数字贸易发展论文篇六
在发展的过程中，威海市的对外加工贸易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瓶颈问题，具体来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2.1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中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虽然近年来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出口商品结构有了较大程度的改观，但与沿海发达省份的地级市，如温州、无锡、苏州、泉州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纵观威海地区加工贸易，农副产品、纺织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重较大，影响了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的整体结构水平。
2.2加工贸易产业链短，对经济增长和产业拉动作用有限尽管加工贸易对威海市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但由于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中很大一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相对较低，且仍处于简单装配加工阶段，国内生产主要集中在产业链下游，因而利润较低，加工贸易的示范带动效应相对偏弱。外商投资企业往往对所在企业先进技术实行严格垄断，引进外资所期盼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明显。
2.3.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企业大多缺乏所有权优势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企业很少有当地特色品牌，缺乏所有权优势。大多数企业只能进行微利的贴牌生产，成为制约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发展的瓶颈之一。
数字贸易发展论文篇七
面对以上问题，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亟须转型升级，具体来说，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3.1政府要完善引资政策，推进对外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稳定的加工贸易扶持政策体系是稳步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这就要求威海市除了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进出口设备政策、园区配套设施等相关转入产业的优惠政策之外，还要制定相应的财政优惠政策，以改善产业成长与发展的软环境，简化有关投资项目审批办事程序，为客商主动搞好各项服务。同时扶持并引导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企业走出一条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转型升级之路。
3.2对外加工企业需提高产业品牌，增加高科技附加值，延长国内价值链产业链条较短、科技含量不高，是制约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发展的根本原因。威海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要在提高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上下功夫，从提高加工贸易附加值入手，大力发展国内配套产业，同时大力吸引国外技术。近年来，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在我国的布局日益系统化，跨国公司近年在华投资加大了在价值链上游研发环节的投资。威海市应抓住价值链模块化的机遇，利用跨国公司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鼓励企业加强国际间的科研交流与合作，把对外加工贸易作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有效平台。要采取加大对大型跨国企业的吸引力度、鼓励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研发中心等措施提升加工贸易水平档次，充分利用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将劳动力优势转换成产业技术优势。
3.3结合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相关规划，因地制宜发展海洋产业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本质是培育海洋优势产业、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并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因此，山东省威海市要审时度势，乘势而上，在选择承接相关产业时，应注重充分发挥临海产业优势，充分发展船舶产业、海洋开发与保护产业、现代渔业、电子信息产业、医药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等产业。
3.4形成产业集群，提升三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和十个省级旅游经济开发区的承载能力产业园区被公认为区域品牌建设的最佳载体。威海市产业园区现在做得比较好，威海市现有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威海出口加工区、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另有乳山经济开发区、文登经济开发区、荣成经济开发区、荣成工业园区等十个省级旅游经济开发区。威海市应充分发挥所辖的三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和十个省级旅游经济开发区的投资洼地效应，引进有可能形成产业链的企业集群。在园区建设中，威海市及所辖乳山、荣成等区县应注重高起点规划园区，多层次建设产业园区，设置合理的企业准入机制，把威海市打造成不断扩大园区的产业生态空间，加强产业链的密集程度的极具吸引力的国外先进产业转移的目的地。
总之，要实现对外加工贸易成功转型升级，威海市任重而道远。所辖区要完善引资政策，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外加工贸易企业上面，引导和扶持企业走出一条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转型升级之路；创新提高产业品牌建设水平，形成在当地甚至是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增加产品高科技成分，提高进出口技术含量，延长国内产业价值链；同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形成产业集群，提升三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和十个省级旅游经济开发区的承载能力，使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更快更好更可持续地发展。
数字贸易发展论文篇八
日本是亚洲地区加工贸易开展的早期国家之一，通过建立政府领导下的贸易激励机制，其加工贸易产品质量和服务誉满全球，已不再局限于早期的劳动密集型纺织产品加工，而是转向高经济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加工产业领域，积极投身海外分公司建设，对于波音飞机的配套加工就是其加工贸易成功转型的最好例证。20世纪80年代，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日本政府瞄准国际贸易发展趋势，积极引导建设加工贸易步入“引进来”和“走出去”阶段，在有力适应亚洲国家产业经济政策的同时，强化其对于亚洲地区的加工生产主导地位，产品逐渐走向中高档，音响、彩电、录音机、民用电器、复印机、传真机等产品均获得市场美誉。同时，日本还建立了联合新加坡、泰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在内的集合组装工厂、零部件供应等功能于一体的“亚洲加工网络”，对后来亚洲其他国家的加工贸易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韩国
韩国加工贸易的'起始发展时间为20世纪60年代，劳动密集型的服装、纺织、木材加工以及制鞋等行业为主要发展领域，经过十余年的沉淀和积累，至70年代末，韩国造船、钢铁、电子、汽车、橡胶、石油化工以及特种金属加工贸易等均呈现出较强的发展态势，然而，自90年代以来，韩国地区由于地缘政治格局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而逐渐失去加工贸易竞争优势，韩国企业开始寻求将加工贸易委托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以半成品或成品的形式返销国内或者到第三国出口。
（三）新加坡
1967年，新加坡政府为鼓励对外贸易发展，颁布了《豁免所得税（经济扩展奖励）法案》，其中提出“大力发展加工出口贸易”等政策法令。当时的新加坡加工贸易发展格局主要集中在食品、塑料、服装、皮革以及纺织品等方面，劳动密集型色彩浓厚，并且主要依靠外部直接投资。此后，新加坡对外贸易逐渐摆脱密集劳动加工局限，自1980年开始便全面转入电子器材、机械配件、飞机零部件、自动化设备以及医疗和通讯仪器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加工生产领域。时至今日，新加坡对外贸易始终坚持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开展合作研发，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品作为加工贸易出口主要类型的外贸发展格局。
（四）中国台湾
几乎是与韩国、新加坡同时，中国台湾地区开展起以纺织工业为主导的对外加工贸易，并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步引入技术密集型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科技生产加工产业成为台湾地区领先世界的经济贸易优势，半导体和信息产业经济增加值分别位居世界第四位和第三位，集成电路加工生产技术更是达到世界领先地位，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均选择将加工生产基地建在台湾地区，足以显现其相关行业的加工贸易的发展优势。以上提及的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加工贸易均呈现出发展的共同点，即均经历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简单装配加工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重工业和信息技术产业加工过渡阶段，加工企业的产品生产职能都趋于下滑，而设计、研发以及物流等服务性职能比例则趋于增长，总部经济在各国家和地区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我国本土加工贸易的现实挑战和发展趋势
（一）我国本土加工贸易的现实挑战
加工贸易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下需求贸易突破口的优先选择，多年来为我国贸易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其先天存在的发展弊端也在近年来逐渐显现，金融危机则使得积累问题得到了集中爆发。从图1中国海关总署提供的我国最近二十年月度加工贸易发展数据变化情况可知，1995-20以来，进口来料加工贸易经历了（0，1000）开区间的相对平稳增长，2008-呈现出较低增长水平，以来在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刺激下，进口来料加工相对于出口来料加工发生了井喷式的增长波动，加工贸易行业发展不确定性得到显现。在现阶段，我国拥有自主经营权的企业多以贴牌生产方式参与加工贸易，产品附加值、技术含量都较低，处于产业价值链下游，部分外资企业依靠品牌和专利而垄断高级加工贸易。在劳动力成本和人口结构发生迁移的背景下，我国加工贸易劳动力优势逐渐丧失，加工订单大量流向东南亚国家，并且在原材料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加工贸易产业中的中小企业用工荒、融资难、利润薄、竞争力低下等问题也得到集中体现，本土加工贸易发展步履维艰。金融危机过后，世界经济在徘徊中复苏，然而内生增长动能缺少，新兴经济体全球化意识不足，世界范围内的外部直接投资额锐减。在各国寻找新经济增长点和探索新经济发展模式的进程中，震荡徘徊依然会是未来一段时期的总体发展形势。
（二）我国本土加工贸易的发展趋势
由图2海关总署统计数据可知，代表我国自主加工贸易核心技术能力的出料加工贸易数值与进料加工数值相比几乎可以忽略，这在显示我国发展委托加工贸易能力低下的同时，也反映了进料加工贸易这种风险相对较大、利润较低的加工贸易模式依旧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的现状。针对我国加工贸易呈现出的这种“风险-利润-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特性”倒挂的发展局面，海关总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商务部于20共同发文《关于建设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的指导意见》，一系列优化产业布局、延长贸易价值链以及增加金融支持加工贸易等政策纷纷出台，对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了指导。广东地区作为沿海经济大省最先提出了加工贸易“腾笼换鸟”的设想，前任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则针对性的提出将广东省来料加工贸易向研发和营销延伸的发展策略，以经济软环境的改善为基础，将大量贴牌生产加工贸易企业由中外合资转为中方独资企业，走自主发展道路。由于长期以来外商企业掌握着加工贸易指定生产和价值链控制等优势，我国难以实现契约背景下的要素禀赋主导型加工贸易升级。然而，在我国环境意识日益增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外商重新布局低端加工制造业为我们创造了贸易转型的机会，我国民营企业将成为参与新型加工贸易的主力军。目前，福建省部分民营企业已经开始了包括品牌建设、设计研发以及内外贸一体化的自主加工贸易探索，改贴牌生产为自主品牌生产，整合设计、生产和销售等产业价值链，派出高级专业人才前往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较为成功的日本和韩国等地取经，集合人力、物力和财力探索发展本土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加工贸易，改革“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可以想象，伴随我国“十二五”经济发展期间自由贸易区、保税物流港口以及加工贸易园区政策的逐渐完善，新型加工贸易将继续推动我国经济走向进步。
数字贸易发展论文篇九
摘要：为了确保城市可以高速有序的发展,测绘工程在城市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测绘工程在城市规划中的作用进行重点研究。
关键词：城市规划;测绘工程;工程施工;
1测绘学与测绘工程
测绘学是运用系统的方法,对地理信息进行研究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主要包括采样、信息处理和具体应用等过程。测绘学还可以对地理位置信息进行具体的描述,主要包括空间大小、状态、湿度、空气成分等。
测绘工程,具体指的是对空间、大地的各种信息进行精密的测量并绘制各种地形图。在进行工程建设前,首先应该由工程师绘制地形图,并且其他人员根据地形图分析得出其他的信息资料,然后才能进行决策、规划和设计等工作。测绘工程的主要过程是测量、绘制、放样、数据处理等。
测量就是使用专业的测量仪器,对实际地形进行分析和数据采集。绘制值得是将测量得到的数据利用计算机软件进行图像的绘制,同时按照一定的比例制作缩略图。放样指的是将设计图纸按照坐标在实际中标注出来,从而判断设计的合理性,从而决定是否进行工程的建设。数据分析指的是经过科学正确的计算各种需要的数据。然后将得到的数据进行储存分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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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发展论文篇十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在人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它主要是将人们可以听到看到的信息通过一系列的处理转换为数字信号。随着各个行业之间不断的朝着现代化发展，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到了多个领域之中，为了能够促进其今后的发展，对于数字信号处理技术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研究非常有必要。
1对于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概述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目前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在说生活中经常见到的将图片或者视频转换为数字信息，这就叫做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可以不受到外界的干扰，并且能够在干扰中准确的提取分析出人们需要的信息，并利用技术将信息进行转换，最后转换为能够被识别的信息。从上面可以看出，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就是一个提取信息，然后转换信息处理信息的一个过程。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中dps非常的重要。dps是整个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核心，它是提取信息的处理器，也成为芯片。dps可以将提取的信息进行处理，然后在通过模拟的形式来讲信息传输出去。传统的信号处理技术，在处理信息的过程是采用模拟的方式，不能够对于参数进行优化，因此很容易出现问题。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则是融合了各种高新技术组成的，对于信号能够有效的.提取和转换处理。此外，数字信号处理技术非常的灵活，它可以通过对于信息中的符号和数字进行灵活的重组，然后分析处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在实际的应用之中，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处理性能。
2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实际应用分析
2.1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在短波。通信中的应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在短波通信中主要应用在信道扫描、信道探测上。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可以有效的几首其前端射频的信号，然后经过数字信号模块，对于其信号进行处理，然后在对其转换为音频信号，并输出，同时能够保证agc控制信号以及基带信号实现数字量化。控制信号会将收入到的信号进行反应出来，并以波形的形式来继续进行分析。2.2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在测量仪器中的应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由于其性能，在多个领域之中被广泛的使用。它还被运用到了在测量设备之中，因为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性能能够将测量设备等功能有效的提高。将信号处理技术应用在仪表之中，可以有效的优化仪表结构，使测量结果更加的精准。2.3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在图形中的应用。除了上述意外，数字信号处理技术还被应用在图形的处理之中。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可以通过对图像的识别，根据不同图像的特点，对其进行压缩等等。此外，通过对于图像的压缩，可以对于气象云图等进行详细的分析。2.4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在电子系统中的应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信号处理技术还应用在了汽车电子系统之中。主要是应用在红外线以及雷达装备上，主要是利用信号处理器来对于图形和数据进行处理，然后进行安全检测，游客有效的保证安全驾驶。2.5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在其它领域中的应用。此外，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在其它领域之中也被广泛的应用。例如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可以有效的对于语言信息进行设别，能够对于语言进行处理，从而为今后智能计算机的发展奠定基础。此外，数字信号处理技术还可以应用于电脑之中。它主要是可以吧mpec和高速通信技术有效的连接起来，从而能够将视频和音频进行；灵活的转换和处理。还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研发出多种功能的dsp机。此外，因为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性能非常的稳定，可以利用其来开发新型的助听器。
数字贸易发展论文篇十一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为社会各领域中信号的处理带来了变革，影响到了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给人类的生活与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更为数字及电子领域中许多产品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下面文章将主要介绍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
2.1数字化音响设备
在数字化音响设备问世以前，人们主要采用唱片和磁带的方式进行音乐方面的娱乐活动。
唱片主要是通过对声音进行模拟震动并在唱片上相应的刻成声音的槽纹路径，最终实现对声音的记录[2]。
录音机的磁带主要是通过利用磁头在磁带上对声音进行模拟信号记录来实现对声音的刻录。
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于美国诞生的第一张cd硬盘，取代了以往对声音进行模拟录制的传统做法，通过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将数字信息刻录到了cd光盘上，从而完美实现了对声音的重现过程。
2.2全数字电视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几乎是与数字化音响设备问世的同时，德国一家电视制造公司推出了一款新型电视机，这种电视机主要通过对传统的模拟电视和电视的视频信号进行数字化处理的方式来进行视频成像，是世界上第一台数字电视机。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一家公司研制出了清晰度更高的电视机，这种电视机主要采用对视频信号和声音信号进行数字信号处理的方式对传统数字电视机进行改良，世界上的第一台全数字电视机出现了。
全数字电视机的出现为世界的数字电视市场带来了变革，并逐步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同。
全数字电视主要包括三大部分：
2.2.1数字化演播室
这主要是指电视台中所有的内部信号变换都是由全数字化的“比特”数据流来完成的，如电视台内的数字字幕机、数字视频放录机、数字录音设备、数字化编辑设备等。
2.2.2数字化传输
数字化传输主要是指电视台的地面电视发射设备以编码正交频分多路和残留边带为主要的调制方式，而有线电视广播主要以正交调幅为主要的调制方式，卫星电视广播主要以四相相移键控为其调制方式[3]。
2.2.3数字电视接收机
作为数字化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数字电视技术在发展中已经逐渐趋向于成熟，开始致力于为电视观众提供品质更高端、功能更强大、更加丰富和个性化的数字电视服务。
因此，数字电视接收机被研发出来，而数字电视接收机的工作原理主要是，电视台发出视频的数字信号，而用户通过为家中的电视机安装机顶盒的方式，接受数字电视信号。
数字电视机顶盒通过对传输过来的视频信号进行调节、解码、视频重新编码等手段重新在用户家的数字电视机上进行播出。
这种数字信号传输与处理的.方式，不仅能够使电视用户享受到更加安全的、便捷、舒适的数字电视服务，而且数字电视的画面、声音、视频的清晰度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数字信号的抗干扰能力也更为强大，能够让数字电视用户享受到更加完美优质的光影体验。
2.3数字化照相机
传统的照相机都是采用胶卷来完成对画面进行记录和保存的，而数字照相机则不然，它主要采用的是利用光敏半导体零件对画面中的观看信号进行数字化信号处理，最终实现对图像文件的保存。
数字照相机保存好的图片信息，不仅可以利用电子计算机实现对其的显示、修改、美化或者添加信息，还可以通过彩色打印机实现对图片的输出，既简便又省时间，为摄影爱好者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服务。
3对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未来展望
鉴于数字信息处理技术具有操作灵活、精确度高、超强的抗干扰性与体积较小容易携带等特点，这一技术有望在未来的各个领域进行应用。
无论是通信业、电子制造业、广播电视业还是家庭电器用品等行业，一定都会迎来信号处理的数字化时代[4]。
随着单片微型计算机在现代商务会议中的大规模应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在未来将向着与单片微型计算机结合发展的趋势方向迈进。
随着智能化的迅速发展，数字信号处理技术也会不断提高其自身的运算速度、努力降低其自身的能源消耗、体积更加微型化等方面发展，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快速的服务。
而数字信号处理装备中的编译系统和高级书写代码系统也会逐渐成为数字信号处理的未来发展趋向。
4结束语
随着世界经济和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果，从最初的只在单一的几个领域应用和发展，到如今的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进行应用，为人们的生活和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随着世界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数字信号处理技术也会不断发展，实现在更多更广的领域和范围内应用的目标。
参考文献
数字贸易发展论文篇十二
文章尝试把文化和当代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论述了华人企业的经理激励与约束机制。作者认为华人企业对经理的激励与约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关系”和“情”起了非常重要的激励作用，这不仅表现在精神层面，而且还表现在物质层面。无论是家族经理还是非家族经理，他们对家族利益都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和“忠诚度”，能够较好地实行自我激励与约束，从而有效降低代理成本。但是，“关系”和“情”的潜在激励作用是有限的，不利于华人企业规模的大型化。
二战后，以港台和东盟五国为主体的海外华人企业在世界经济中迅速崛起，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广泛的关注，已有不少文献对此做了描述和探索。这些对华人企业管理特点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文化角度进行的，这也是当前中外学者较为普遍接受的看法。文化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它决定了人们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从而决定不同民族企业的管理模式。例如，“人际关系”在美国只是保健因素，但在东亚却成为激励因素，而且与日本人相比，对中国人具有更大的激励性。但是，笔者认为单纯从文化角度研究华人企业是不够的，还应把文化和当代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从而推进对华人企业管理模式的研究。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对华人企业的经理激励与约束机制展开研究的。
一、华人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
因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所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最早是由伯利和米恩斯(1932)明确提出来的。委托—代理关系其实在古典企业中就已经存在，但成为“问题”却是随着现代股份公司的产生而出现的，并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而严重起来。现代企业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如何对经理实施监控，设计良好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降低经理的代理成本，从而确保企业管理的效率。关于欧美日企业对经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已有不少论文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比较，但是对华人企业的经理激励与约束机制进行具体研究的文献却很少，也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很多学者认为华人企业家族色彩浓厚，经营权与所有权仍未分离，基本上不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华人企业固然具有浓厚的家族色彩，但对于大多数大型华人企业来说，经营权与所有权并非完全合一的，在高层经理中不仅启用了一些专业经理人，而且即使在家族经理人员中，也并非都是主要所有者，所以华人企业无疑是存在委托—代理问题的。
在当代欧美日发达国家，家族企业并没有占据优势地位，而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华人大型企业之所以家族色彩浓厚，无疑是中国家族主义文化的反映，但这不仅仅是因为华人企业对家族经营有特殊的偏好，而是因为在华人社会聘请专业经理人的代理成本太高，过高的代理成本使有益的合作化为泡影。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只是经理产生代理问题的前提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完全一致，但是如果信息是对称的，委托—代理也不会成为问题，因为这时委托人与代理人签订的将是完全契约，由此委托人可以“迫使”代理人选择委托人希望的行动。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代理人拥有委托人不可知的“私有信息”，双方签订的契约是不完全的，代理人往往可以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增进个人效用，从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为解决代理问题，委托人可以激励和监督代理人，以使其为自己的利益尽力；同时代理人可以用一定的财产担保不侵害委托人的利益，否则以此给予补偿。即使如此，代理人的行动与使委托人效益最大化的行动仍会有差异，由此造成的委托人利益的损失被称为“剩余损失”。所以，詹森和麦克林认为代理成本包括以下三个部分：(1)委托人的监督成本；(2)代理人的担保成本；(3)剩余损失[1](p6)。由于一般信任较低以及法制极其薄弱，华人社会的契约具有更大的不完全性，从而导致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很高的代理成本，而且所需的担保成本尤其大。尽管依据大数定律，家族成员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一般要低于专业经理人，但是为了防范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华人企业的最优选择只能是启用强有力的家庭信任，形成以家族成员为主的管理核心。相反，如果完全推行专业化管理，其结果由于代理成本过高，只能“望才兴叹”。某香港老板甚至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许多华人公司把自己的亲属放在非常关键的位置上，因为如果你是我的兄弟，你不可能带了我的钱逃走。”[2](p132)
尽管华人社会的代理成本很高，但并不意味所有的专业经理人都缺乏道德操守。其实，很多华人企业懂得聘请专业经理人的重要性，并寻求家族经营与专业化管理的平衡。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知名的华人企业家都非常重视启用专业经理人，帮助自己创建和发展家族事业。例如，担任过台塑总经理的王金树、新光人寿总经理的吴家禄和盘谷银行总裁的黄闻波等，他们都曾经是知名的专业经理人。如果没有专业经理人的辛勤工作，华人企业也不可能得到发展壮大。但需要指出的是，能够升任高层经理的外来人员通常与主要所有者有业缘或地缘关系，他们是忠于企业的“资深职员”或“亲信”。尽管华人企业对外来专业经理人和家族经理人员的管理有相同的方面，比如说都重视“关系”和“情”的激励作用，但是在激励方法和措施上又有明显的差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华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奉行差别对待的原则。所以，我们将分别论述华人企业对家族经理人员和非家族经理人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二、对家族经理人员的激励与约束
对家族色彩浓厚的华人企业来说，我们首先要明确，需要激励的家族经理人员不是主要所有者，而是主要所有者的子女、女婿和兄弟等家族成员，他们还没有成为企业的重要股东。即使在子女任总经理的情况下，有时也不持有任何股份，因为按照中国的财产继承制度，父母家长一般是在年迈时或临终前把家庭财产平分给诸位儿子。总体上说，如下几个方面对家族经理人员能起到较好的激励与约束作用：
1．父家长权威有利于消除家族成员的意见分歧，约束机会主义行为，从而节约监督成本。在一般信任较低的华人社会，非家族成员普遍存有伺机跳槽的心态，企业所有者的监管虽然能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很容易招致他们的反感。相反，企业所有者对家族成员享有甚高的权威，子女一般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父亲的意志。当家族内部存在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的时候，家族成员因慑于家长权威往往会自觉压制自利动机，维持团结。即使父亲退出总经理宝座，甚至不担任董事长，他还是最高精神领袖，而且往往还是最高权力统领，对家族事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
2．家族内互通有无的氛围可以大量节约信息搜寻费用，提高决策效率。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搜寻信息是要花费成本的，而中国人“看人说话”的习惯更加重了信息搜集的难度。然而，在家族内，中国人有互通有无的传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家族成员之间能够做到倾心交谈，一般不容许有私人秘密，这无疑大大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3．家庭利益至上的共同信念可以自觉抑制搭便车行为，提高政策的执行力度，减少监督和激励成本。企业管理是一种“团队工作”，管理绩效是经理层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管理活动是最难测度的，即使加强监督和报酬激励，也很难抑制搭便车行为。华人的行为取向是集体主义的，且更偏向于强烈的家庭集体主义，他们为家庭利益能够无私奉献和采取集体一致行动，从而有效克服个体理性的偏差，使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执行。
4．家族内的声誉机制是一种无形资本，几乎大得可以超过担保成本，并可以激励家族成员努力工作。血缘关系是中国人际交往关系中的硬核，是剪不断的，可以说家族成员之间的交往耐心是足够大的。所以，不管在家庭中扮演何种角色，华人都非常注重个人在家族内的声誉，即使是盗窃犯也不太会在家族内进行偷盗和行骗。因此，家族内的声誉机制是一种无形资本，完全可以充当担保成本，从而减少代理成本。而且，华人做人的基本意义就在于通过干出成绩、振兴家业以提高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和声誉，所以“光宗耀祖”也就成为激励他们努力工作的动力。
5．家产继承的均分制犹如股票期权，是对子女最为强大的长期激励，可以大大减少剩余损失。与欧洲和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不同，中国实行家庭财产的诸子均分制。尽管均分制会导致家族分裂，但不失为一个非常有用的激励工具。华人企业对经理的报酬激励是比较保守的，报酬结构一般由基本薪资、奖金和福利三部分组成，很少有长期性的股权激励。然而，这种报酬结构并不影响对子女的长期激励，因为家产均分制有如股票期权，而且它设置的期限更长，10年、20年或者更多，这使公司的未来发展与他们的长期利益更加紧密相连。所以，作为准所有者，他们能够像主要所有者那样实行自我激励与约束。
6．华人家族内尤为看重的亲情关系也是一大激励。重情尤其是重血缘之情是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珍视的父子之情、母子之情以及兄弟之情都是血缘之情。所谓“血浓于水”，可见华人对亲情的重视程度。虽然家族成员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甚至是争吵，但是亲情总是无法割舍的。所以，厚重的亲情使华人能够突破短期的成本—收益计算，面向长期的互惠，有时甚至是不计报酬的帮助和奉献。
7．职位的优先升迁对家族成员的激励也是不可忽视的。权力欲乃人的本性之一，而管理人员往往是权力欲望更强的人，职位对他们具有较大的激励作用。无论是企业所有者子女还是其他家族成员，到华人家族企业工作，一般都能获得一官半职。对那些能力强的家族成员，通常委以重任，升迁快；对能力较差的家族成员，通常也会给予适当的照顾。特别是那些非子女家族成员，职务对他们的激励作用要更大一些，不仅有权力欲望的满足，而且还可以得到高报酬和能力的锻炼，为他们今后的创业打好基础。
华人企业虽然不能很好地获得专业经理人带来的专业管理收益，但家族经理人员的尽心尽力足以弥补这一损失，使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灿坤集团负责人吴灿坤曾表示，当年他两度发生危机时，若主要干部不是家族成员，企业早就解体了。“经营之神”王永庆甚至指出，如果没有致力追求管理，那么越大众化，后果越可怕[3](p25)。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有能力但不努力的经理比没有能力但努力的经理更糟糕[4](p24)。当然，华人企业已普遍认识到，在未来的商业竞争中，企业必须由受过专业训练的管理人才来领导，因此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欧美各国的名牌大学去深造。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华人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不少新一代接班人做得非常出色，例如泰国正大集团、马来西亚丰隆集团、香港新鸿基以及远东集团等。
三、对非家族经理人员的激励与约束
虽然专业经理人在华人企业未能占主导地位，但华人企业仍然重视对高级专业经理人的激励。华人企业对非家族经理人员的激励与约束主要呈现如下四个特点：
1．比较重视能力和业绩表现。美国企业是重视能力和业绩的典型代表，这归因于美国以唯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相比美国企业来说，华人企业的用人制度显然有重关系而轻能力之倾向，因为要保持家族控制就不可能很好地做到以能力为标准。但是，相比日本和韩国企业来说，华人企业更加重视管理人员的能力和业绩表现，在干部中推崇美式的能力主义[5](p129～131)，特别是对外来管理人员更是如此。华人企业虽然也重视管理人员的忠诚意识，但并不像日本那样对他们有终身服务之要求。至于华人企业为什么更能引进美国业绩主义，这要从文化上探讨。华人的集体主义是偏向家庭集体主义的，但在家庭之外则表现出较强的个人主义，这一点接近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因此，华人企业在尽量留住本企业关键管理者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能欣赏美式人才市场机制，认为只有不断到人才市场上去“买”最合适的管理者才是企业发展的最佳选择。无论是从内部提拔，还是从外部寻觅空降部队，华人企业一般都能做到以能力和业绩为主要标准，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知人善任”。“知人善任”不仅是对专业经理人的莫大激励，而且还可以在企业内部形成经理市场，这对高层经理行为能起到约束作用。
2．权力距离大，授权有限。华人企业仍不习惯授权，董事长作为公司的领导人，通常由主要所有者担任。即使主要所有者不担任董事长，也会担任“名誉董事长”或“终身董事长”，成为幕后的掌门人。而且，主要所有者采取多重任职的方式，在集团内兼任多个公司的董事长，对整个集团实行层层控制。例如，李嘉诚不仅是长江实业的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而且还兼任和记黄埔和香港电灯等公司之主席。虽然很多人反感用人疑人的做法，但是到他们自己开设公司时，却又效法旧上司的家长式管理方法，忘却了自己正是为了摆脱这种诸多规限的企业文化而创业的[6]。何以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在法制不健全和充满机会主义行为的华人社会，担保成本太大，也就是说人们的可信度比较低。如果授权太多或监督不力，显然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损失。所以，只有适当授权和加大监督才能减少代理成本，也只有把资产交给家人和亲信管理才是可信的。其次，华人重“权”的性格也决定了上司对下属的有限授权，而且授权模糊。因为一旦管理契约制度化，剩余控制权就会减少，这显然违背了华人习惯于自由使用权力的意志，构成对“家长权威”的挑战。有限授权虽然不利于经理能力的发挥，造成剩余损失，但是在约束经理机会主义行为方面却是有效的。
3．以“情”加固私人关系。监督虽然可以减少代理人的担保成本，但同时也会带来可观的监督费用，比如建立庞大的保安、验货、审计、出纳、会计等制约和监督体系。我国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刘永行对此有深刻的体认，他在参观美国一家饲料企业后发现，他们凭着契约信誉省去了许多监督环节的成本[7]。而且，有限授权和过度监督也会降低代理人的积极性。如何做到既授权又减少代理成本，同时维护所有者的权威，可以说是华人家族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华人企业特别重视以“情”加固私人关系的方式，达到提高外来经理的忠诚度，以及激励他们努力工作。华人企业强调管理人员的能力并不意味轻视忠诚，甚至把忠诚作为第一考量，只是华人相信通过给予好处和用“情”感化的手段能够达到使他们忠诚的目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感恩文化。对于中国人来说，“关系”不是简单的业务关系，关系中包含“情”的成分，情可以促进关系的加深。有了情作为基础，关系之人便会着重于长期的互惠，而不太会因一时的得失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所以用“情”作为激励手段是华人企业的一大特色。连号称“铁锤”管理的王永庆也认为，“做任何事情都是经营，经营要懂管理，管理不外人情，人情便是管理”。王永庆曾创造过“五顾茅庐”的佳话，他的五次登门最终打动了丁瑞央的心，同意出任副总经理，为台塑此后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这种以情收买人心的做法在华人社会是十分有效的，它减少了许多监督成本和担保成本，同时也维护了所有者的权威。
华人虽然把家族成员作为“家人”的硬核，但根据对家庭有利之需要常把一些“外人”拉进来当作“家人”看待，即以“荣誉家庭成员”[2](p290)的身份出现。在华人企业，被拉进来的“荣誉家庭成员”通常是那些对家族事业能起重要作用的高层经理人员。不管是通过何种关系进入“家人”圈，华人企业对他们都做到关怀备至、厚爱有加。比如说，每遇不景气必须裁员之时，华人企业先裁遣低层人员，而把资深之高级经理人留下来共渡难关，体现以道义情份为重。与此相反，欧美国家企业在不景气时多数先裁遣高级职员，体现以效率与成本为重。在华人企业界，此般关系深厚正是专业经理人做事环境的最高境界，对他们不能不说是一种有效的激励。但值得指出的是，对于一般的经理人，即使他们能力强，华人企业通常会把他们当外人看待，以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对待他们。这种做法使中层管理人员难有上升的通道，故而他们离职他就或自行创业，导致企业经常处于中层干部的匮乏状态中[8]。
4．实行高薪报酬制度。薪酬虽然不是唯一的激励手段，但无论何时都是最重要的激励形式之一，因为它不仅是个人工作的回报，也代表对个人的能力和成就的肯定。美国崇尚个人英雄主义，注重经理能力和业绩表现，习惯以高薪进行激励。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对全球ceo收入情况统计表明，美国ceo的薪酬是普通工人的34倍，欧洲大陆的ceo薪酬是普通工人的约20倍[9]。但在日本，大企业高级经理人的平均收入大约是普通职工的17倍。华人虽不像美国人那样崇尚个人主义，但相比日本表现出更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华人企业因此更加注重外来经理人的能力和业绩表现，通常以高薪激励高级经理人，从同行企业以高薪挖人也是华人企业惯用的手段。据1997年的调查显示，香港经理人的薪酬已超过东京的经理人，成为亚洲受薪最高的经理，甚至与美国公司ceo的年薪相差不多。对于那些忠心耿耿的高层经理，华人企业除给予优厚的薪金外，还会对他们进行额外的补偿，通常以年终派发“红包”的方式给予私下奖赏。另外，在福利方面，高层经理也能够享受优厚的汽车、住房、退休金和俱乐部会员资格等待遇。
从1980年代以来，欧美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开始注重经理的长期激励，基本薪资在整个收入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而股票期权的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逐渐实现高级管理层向所有者转化。据统计，目前世界500大企业中至少有89％实行了股票期权，日本企业也在积极推行股票期权制度，如索尼、日本电气等上市公司实行了股票期权。但是，华人企业由于要保持家族控股地位，对实行股权激励仍相当保守。所以，专业经理人尤其是中下层经理在华人企业中难以成为有归属的所有者，除非“跳槽”另立门户。日本学者原口俊道在台调查发现，尽管企业的管理干部具有较强的晋升和成功意识，但是他们的归属意识比一般员工差，很少有人愿意长期在同一个岗位上工作，大多倾向于去高工资的岗位[5](p160～162)。
四、结论
华人大型企业之所以家族色彩浓厚，不仅仅是因为华人企业对家族经营有特殊的偏好，这只是现象的表层；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在一般信任较低和法制很不完善的环境下，聘请专业经理人的代理成本太大，相反启用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能够有效防范机会主义行为和降低代理成本。当然，华人企业家也非常重视启用专业经理人来帮助发展家族事业，不过那些能被委以管理重任的非家族成员通常是一些与主要所有者关系密切和可信任的人，而且华人企业善于用“情”来加固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对华人企业的经理激励机制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响不仅涉及到精神层面的激励，而且还涉及到物质层面的激励。例如，对于担任经理职务的子女来说，不仅有来自家庭责任和情义的激励，还有来自对家庭财产继承的强大激励。在华人企业，往往是“关系”越密切、“感情”越深厚，物质激励的程度也越强烈。所以，无论是家族经理还是非家族经理，他们对家族利益都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和“忠诚度”，能够较好地实行自我激励与约束，从而达到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
然而，重视“关系”和“情”的激励作用，就难免不产生差别对待了，从而使外来经理人尤其中下层经理人员缺乏归属感和长期激励；同时，对“关系”和“情”的重视很容易导致“人治”现象，使管理制度难以规范化。尽管以血缘为基础的关系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代理成本，但它难以获得专业化管理收益，而且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利用关系进行激励的作用就变得越来越有限，相反，关系的组织费用呈急剧递增趋势，因而不能支撑庞大的企业规模。所以，在竞争日益全球化的环境里，如果华人企业不甘愿当配角的话，就应该对经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有所调整，不能过分依赖“关系”和“情”的激励作用，而要注重推进包括股权等制度化的激励措施。当然，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还需要整个社会的诚信建设和法制水平的提高。笔者认为，以上论述同样适合于我国民营企业，因为我国民营企业与海外华人企业具有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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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发展论文篇十三
摘要：
对地基处理技术及其发展的研究，其主要目的在于对地基处理技术进行深入剖析，并分析其发展趋势，从而有效的提高地基处理技术在建房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促进住房质量的提高。近些年来国内外在地基处理技术的发展过程中，都体现出将各种地基处理技术进行交叉和综合性的应用，我国也正在对地基处理技术进行相应的研究。本篇文章简要概括了我国地基处理技术，通过对地基处理技术的了解以及对其发展特点的掌握，从而对地基处理技术的发展趋势进行研究，有效提高我国地基处理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关键词：
数字贸易发展论文篇十四
文章尝试把文化和当代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论述了华人企业的经理激励与约束机制。作者认为华人企业对经理的激励与约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关系”和“情”起了非常重要的激励作用，这不仅表现在精神层面，而且还表现在物质层面。无论是家族经理还是非家族经理，他们对家族利益都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和“忠诚度”，能够较好地实行自我激励与约束，从而有效降低代理成本。但是，“关系”和“情”的潜在激励作用是有限的，不利于华人企业规模的大型化。
二战后，以港台和东盟五国为主体的海外华人企业在世界经济中迅速崛起，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广泛的关注，已有不少文献对此做了描述和探索。这些对华人企业管理特点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文化角度进行的，这也是当前中外学者较为普遍接受的看法。文化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它决定了人们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从而决定不同民族企业的管理模式。例如，“人际关系”在美国只是保健因素，但在东亚却成为激励因素，而且与日本人相比，对中国人具有更大的激励性。但是，笔者认为单纯从文化角度研究华人企业是不够的，还应把文化和当代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从而推进对华人企业管理模式的研究。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对华人企业的经理激励与约束机制展开研究的。
一、华人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
因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所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最早是由伯利和米恩斯(1932)明确提出来的。委托—代理关系其实在古典企业中就已经存在，但成为“问题”却是随着现代股份公司的产生而出现的，并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而严重起来。现代企业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如何对经理实施监控，设计良好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降低经理的代理成本，从而确保企业管理的效率。关于欧美日企业对经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已有不少论文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比较，但是对华人企业的经理激励与约束机制进行具体研究的文献却很少，也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很多学者认为华人企业家族色彩浓厚，经营权与所有权仍未分离，基本上不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华人企业固然具有浓厚的家族色彩，但对于大多数大型华人企业来说，经营权与所有权并非完全合一的，在高层经理中不仅启用了一些专业经理人，而且即使在家族经理人员中，也并非都是主要所有者，所以华人企业无疑是存在委托—代理问题的。
在当代欧美日发达国家，家族企业并没有占据优势地位，而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华人大型企业之所以家族色彩浓厚，无疑是中国家族主义文化的反映，但这不仅仅是因为华人企业对家族经营有特殊的偏好，而是因为在华人社会聘请专业经理人的代理成本太高，过高的代理成本使有益的合作化为泡影。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只是经理产生代理问题的前提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完全一致，但是如果信息是对称的，委托—代理也不会成为问题，因为这时委托人与代理人签订的将是完全契约，由此委托人可以“迫使”代理人选择委托人希望的行动。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代理人拥有委托人不可知的“私有信息”，双方签订的契约是不完全的，代理人往往可以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增进个人效用，从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为解决代理问题，委托人可以激励和监督代理人，以使其为自己的利益尽力；同时代理人可以用一定的财产担保不侵害委托人的利益，否则以此给予补偿。即使如此，代理人的行动与使委托人效益最大化的行动仍会有差异，由此造成的委托人利益的损失被称为“剩余损失”。所以，詹森和麦克林认为代理成本包括以下三个部分：(1)委托人的监督成本；(2)代理人的担保成本；(3)剩余损失[1](p6)。由于一般信任较低以及法制极其薄弱，华人社会的契约具有更大的不完全性，从而导致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很高的代理成本，而且所需的担保成本尤其大。尽管依据大数定律，家族成员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一般要低于专业经理人，但是为了防范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华人企业的最优选择只能是启用强有力的家庭信任，形成以家族成员为主的管理核心。相反，如果完全推行专业化管理，其结果由于代理成本过高，只能“望才兴叹”。某香港老板甚至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许多华人公司把自己的亲属放在非常关键的位置上，因为如果你是我的兄弟，你不可能带了我的钱逃走。”[2](p132)
尽管华人社会的代理成本很高，但并不意味所有的专业经理人都缺乏道德操守。其实，很多华人企业懂得聘请专业经理人的重要性，并寻求家族经营与专业化管理的平衡。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知名的华人企业家都非常重视启用专业经理人，帮助自己创建和发展家族事业。例如，担任过台塑总经理的王金树、新光人寿总经理的吴家禄和盘谷银行总裁的黄闻波等，他们都曾经是知名的专业经理人。如果没有专业经理人的辛勤工作，华人企业也不可能得到发展壮大。但需要指出的是，能够升任高层经理的外来人员通常与主要所有者有业缘或地缘关系，他们是忠于企业的“资深职员”或“亲信”。尽管华人企业对外来专业经理人和家族经理人员的管理有相同的方面，比如说都重视“关系”和“情”的激励作用，但是在激励方法和措施上又有明显的差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华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奉行差别对待的原则。所以，我们将分别论述华人企业对家族经理人员和非家族经理人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二、对家族经理人员的激励与约束
对家族色彩浓厚的华人企业来说，我们首先要明确，需要激励的家族经理人员不是主要所有者，而是主要所有者的子女、女婿和兄弟等家族成员，他们还没有成为企业的重要股东。即使在子女任总经理的情况下，有时也不持有任何股份，因为按照中国的财产继承制度，父母家长一般是在年迈时或临终前把家庭财产平分给诸位儿子。总体上说，如下几个方面对家族经理人员能起到较好的激励与约束作用：
1．父家长权威有利于消除家族成员的意见分歧，约束机会主义行为，从而节约监督成本。在一般信任较低的华人社会，非家族成员普遍存有伺机跳槽的心态，企业所有者的监管虽然能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很容易招致他们的反感。相反，企业所有者对家族成员享有甚高的权威，子女一般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父亲的意志。当家族内部存在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的时候，家族成员因慑于家长权威往往会自觉压制自利动机，维持团结。即使父亲退出总经理宝座，甚至不担任董事长，他还是最高精神领袖，而且往往还是最高权力统领，对家族事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
2．家族内互通有无的氛围可以大量节约信息搜寻费用，提高决策效率。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搜寻信息是要花费成本的，而中国人“看人说话”的习惯更加重了信息搜集的难度。然而，在家族内，中国人有互通有无的传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家族成员之间能够做到倾心交谈，一般不容许有私人秘密，这无疑大大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3．家庭利益至上的共同信念可以自觉抑制搭便车行为，提高政策的执行力度，减少监督和激励成本。企业管理是一种“团队工作”，管理绩效是经理层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管理活动是最难测度的，即使加强监督和报酬激励，也很难抑制搭便车行为。华人的行为取向是集体主义的，且更偏向于强烈的家庭集体主义，他们为家庭利益能够无私奉献和采取集体一致行动，从而有效克服个体理性的偏差，使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执行。
4．家族内的声誉机制是一种无形资本，几乎大得可以超过担保成本，并可以激励家族成员努力工作。血缘关系是中国人际交往关系中的硬核，是剪不断的，可以说家族成员之间的交往耐心是足够大的。所以，不管在家庭中扮演何种角色，华人都非常注重个人在家族内的声誉，即使是盗窃犯也不太会在家族内进行偷盗和行骗。因此，家族内的声誉机制是一种无形资本，完全可以充当担保成本，从而减少代理成本。而且，华人做人的基本意义就在于通过干出成绩、振兴家业以提高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和声誉，所以“光宗耀祖”也就成为激励他们努力工作的动力。
5．家产继承的均分制犹如股票期权，是对子女最为强大的长期激励，可以大大减少剩余损失。与欧洲和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不同，中国实行家庭财产的诸子均分制。尽管均分制会导致家族分裂，但不失为一个非常有用的激励工具。华人企业对经理的报酬激励是比较保守的，报酬结构一般由基本薪资、奖金和福利三部分组成，很少有长期性的股权激励。然而，这种报酬结构并不影响对子女的长期激励，因为家产均分制有如股票期权，而且它设置的期限更长，10年、20年或者更多，这使公司的未来发展与他们的长期利益更加紧密相连。所以，作为准所有者，他们能够像主要所有者那样实行自我激励与约束。
6．华人家族内尤为看重的亲情关系也是一大激励。重情尤其是重血缘之情是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珍视的父子之情、母子之情以及兄弟之情都是血缘之情。所谓“血浓于水”，可见华人对亲情的重视程度。虽然家族成员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甚至是争吵，但是亲情总是无法割舍的。所以，厚重的亲情使华人能够突破短期的成本—收益计算，面向长期的互惠，有时甚至是不计报酬的帮助和奉献。
7．职位的优先升迁对家族成员的激励也是不可忽视的。权力欲乃人的本性之一，而管理人员往往是权力欲望更强的人，职位对他们具有较大的激励作用。无论是企业所有者子女还是其他家族成员，到华人家族企业工作，一般都能获得一官半职。对那些能力强的家族成员，通常委以重任，升迁快；对能力较差的家族成员，通常也会给予适当的照顾。特别是那些非子女家族成员，职务对他们的激励作用要更大一些，不仅有权力欲望的满足，而且还可以得到高报酬和能力的锻炼，为他们今后的创业打好基础。
华人企业虽然不能很好地获得专业经理人带来的专业管理收益，但家族经理人员的尽心尽力足以弥补这一损失，使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灿坤集团负责人吴灿坤曾表示，当年他两度发生危机时，若主要干部不是家族成员，企业早就解体了。“经营之神”王永庆甚至指出，如果没有致力追求管理，那么越大众化，后果越可怕[3](p25)。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有能力但不努力的经理比没有能力但努力的经理更糟糕[4](p24)。当然，华人企业已普遍认识到，在未来的商业竞争中，企业必须由受过专业训练的管理人才来领导，因此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欧美各国的名牌大学去深造。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华人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不少新一代接班人做得非常出色，例如泰国正大集团、马来西亚丰隆集团、香港新鸿基以及远东集团等。
三、对非家族经理人员的激励与约束
虽然专业经理人在华人企业未能占主导地位，但华人企业仍然重视对高级专业经理人的激励。华人企业对非家族经理人员的激励与约束主要呈现如下四个特点：
1．比较重视能力和业绩表现。美国企业是重视能力和业绩的典型代表，这归因于美国以唯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相比美国企业来说，华人企业的用人制度显然有重关系而轻能力之倾向，因为要保持家族控制就不可能很好地做到以能力为标准。但是，相比日本和韩国企业来说，华人企业更加重视管理人员的能力和业绩表现，在干部中推崇美式的能力主义[5](p129～131)，特别是对外来管理人员更是如此。华人企业虽然也重视管理人员的忠诚意识，但并不像日本那样对他们有终身服务之要求。至于华人企业为什么更能引进美国业绩主义，这要从文化上探讨。华人的集体主义是偏向家庭集体主义的，但在家庭之外则表现出较强的个人主义，这一点接近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因此，华人企业在尽量留住本企业关键管理者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能欣赏美式人才市场机制，认为只有不断到人才市场上去“买”最合适的管理者才是企业发展的最佳选择。无论是从内部提拔，还是从外部寻觅空降部队，华人企业一般都能做到以能力和业绩为主要标准，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知人善任”。“知人善任”不仅是对专业经理人的莫大激励，而且还可以在企业内部形成经理市场，这对高层经理行为能起到约束作用。
2．权力距离大，授权有限。华人企业仍不习惯授权，董事长作为公司的领导人，通常由主要所有者担任。即使主要所有者不担任董事长，也会担任“名誉董事长”或“终身董事长”，成为幕后的掌门人。而且，主要所有者采取多重任职的方式，在集团内兼任多个公司的董事长，对整个集团实行层层控制。例如，李嘉诚不仅是长江实业的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而且还兼任和记黄埔和香港电灯等公司之主席。虽然很多人反感用人疑人的做法，但是到他们自己开设公司时，却又效法旧上司的家长式管理方法，忘却了自己正是为了摆脱这种诸多规限的企业文化而创业的[6]。何以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在法制不健全和充满机会主义行为的华人社会，担保成本太大，也就是说人们的可信度比较低。如果授权太多或监督不力，显然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损失。所以，只有适当授权和加大监督才能减少代理成本，也只有把资产交给家人和亲信管理才是可信的。其次，华人重“权”的性格也决定了上司对下属的有限授权，而且授权模糊。因为一旦管理契约制度化，剩余控制权就会减少，这显然违背了华人习惯于自由使用权力的意志，构成对“家长权威”的挑战。有限授权虽然不利于经理能力的发挥，造成剩余损失，但是在约束经理机会主义行为方面却是有效的。
3．以“情”加固私人关系。监督虽然可以减少代理人的担保成本，但同时也会带来可观的监督费用，比如建立庞大的保安、验货、审计、出纳、会计等制约和监督体系。我国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刘永行对此有深刻的体认，他在参观美国一家饲料企业后发现，他们凭着契约信誉省去了许多监督环节的成本[7]。而且，有限授权和过度监督也会降低代理人的积极性。如何做到既授权又减少代理成本，同时维护所有者的权威，可以说是华人家族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华人企业特别重视以“情”加固私人关系的方式，达到提高外来经理的忠诚度，以及激励他们努力工作。华人企业强调管理人员的能力并不意味轻视忠诚，甚至把忠诚作为第一考量，只是华人相信通过给予好处和用“情”感化的手段能够达到使他们忠诚的目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感恩文化。对于中国人来说，“关系”不是简单的业务关系，关系中包含“情”的成分，情可以促进关系的加深。有了情作为基础，关系之人便会着重于长期的互惠，而不太会因一时的得失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所以用“情”作为激励手段是华人企业的一大特色。连号称“铁锤”管理的王永庆也认为，“做任何事情都是经营，经营要懂管理，管理不外人情，人情便是管理”。王永庆曾创造过“五顾茅庐”的佳话，他的五次登门最终打动了丁瑞央的心，同意出任副总经理，为台塑此后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这种以情收买人心的做法在华人社会是十分有效的，它减少了许多监督成本和担保成本，同时也维护了所有者的权威。
华人虽然把家族成员作为“家人”的硬核，但根据对家庭有利之需要常把一些“外人”拉进来当作“家人”看待，即以“荣誉家庭成员”[2](p290)的身份出现。在华人企业，被拉进来的“荣誉家庭成员”通常是那些对家族事业能起重要作用的高层经理人员。不管是通过何种关系进入“家人”圈，华人企业对他们都做到关怀备至、厚爱有加。比如说，每遇不景气必须裁员之时，华人企业先裁遣低层人员，而把资深之高级经理人留下来共渡难关，体现以道义情份为重。与此相反，欧美国家企业在不景气时多数先裁遣高级职员，体现以效率与成本为重。在华人企业界，此般关系深厚正是专业经理人做事环境的最高境界，对他们不能不说是一种有效的激励。但值得指出的是，对于一般的经理人，即使他们能力强，华人企业通常会把他们当外人看待，以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对待他们。这种做法使中层管理人员难有上升的通道，故而他们离职他就或自行创业，导致企业经常处于中层干部的匮乏状态中[8]。
4．实行高薪报酬制度。薪酬虽然不是唯一的激励手段，但无论何时都是最重要的激励形式之一，因为它不仅是个人工作的回报，也代表对个人的能力和成就的肯定。美国崇尚个人英雄主义，注重经理能力和业绩表现，习惯以高薪进行激励。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对全球ceo收入情况统计表明，美国ceo的薪酬是普通工人的34倍，欧洲大陆的ceo薪酬是普通工人的约20倍[9]。但在日本，大企业高级经理人的平均收入大约是普通职工的17倍。华人虽不像美国人那样崇尚个人主义，但相比日本表现出更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华人企业因此更加注重外来经理人的能力和业绩表现，通常以高薪激励高级经理人，从同行企业以高薪挖人也是华人企业惯用的手段。据1997年的调查显示，香港经理人的薪酬已超过东京的经理人，成为亚洲受薪最高的经理，甚至与美国公司ceo的年薪相差不多。对于那些忠心耿耿的高层经理，华人企业除给予优厚的薪金外，还会对他们进行额外的补偿，通常以年终派发“红包”的方式给予私下奖赏。另外，在福利方面，高层经理也能够享受优厚的汽车、住房、退休金和俱乐部会员资格等待遇。
从1980年代以来，欧美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开始注重经理的长期激励，基本薪资在整个收入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而股票期权的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逐渐实现高级管理层向所有者转化。据统计，目前世界500大企业中至少有89％实行了股票期权，日本企业也在积极推行股票期权制度，如索尼、日本电气等上市公司实行了股票期权。但是，华人企业由于要保持家族控股地位，对实行股权激励仍相当保守。所以，专业经理人尤其是中下层经理在华人企业中难以成为有归属的所有者，除非“跳槽”另立门户。日本学者原口俊道在台调查发现，尽管企业的管理干部具有较强的晋升和成功意识，但是他们的归属意识比一般员工差，很少有人愿意长期在同一个岗位上工作，大多倾向于去高工资的岗位[5](p160～162)。
四、结论
华人大型企业之所以家族色彩浓厚，不仅仅是因为华人企业对家族经营有特殊的偏好，这只是现象的表层；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在一般信任较低和法制很不完善的环境下，聘请专业经理人的代理成本太大，相反启用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能够有效防范机会主义行为和降低代理成本。当然，华人企业家也非常重视启用专业经理人来帮助发展家族事业，不过那些能被委以管理重任的非家族成员通常是一些与主要所有者关系密切和可信任的人，而且华人企业善于用“情”来加固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对华人企业的经理激励机制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响不仅涉及到精神层面的激励，而且还涉及到物质层面的激励。例如，对于担任经理职务的子女来说，不仅有来自家庭责任和情义的激励，还有来自对家庭财产继承的强大激励。在华人企业，往往是“关系”越密切、“感情”越深厚，物质激励的程度也越强烈。所以，无论是家族经理还是非家族经理，他们对家族利益都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和“忠诚度”，能够较好地实行自我激励与约束，从而达到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
然而，重视“关系”和“情”的激励作用，就难免不产生差别对待了，从而使外来经理人尤其中下层经理人员缺乏归属感和长期激励；同时，对“关系”和“情”的重视很容易导致“人治”现象，使管理制度难以规范化。尽管以血缘为基础的关系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代理成本，但它难以获得专业化管理收益，而且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利用关系进行激励的作用就变得越来越有限，相反，关系的组织费用呈急剧递增趋势，因而不能支撑庞大的企业规模。所以，在竞争日益全球化的环境里，如果华人企业不甘愿当配角的话，就应该对经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有所调整，不能过分依赖“关系”和“情”的激励作用，而要注重推进包括股权等制度化的激励措施。当然，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还需要整个社会的诚信建设和法制水平的提高。笔者认为，以上论述同样适合于我国民营企业，因为我国民营企业与海外华人企业具有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
数字贸易发展论文篇十五
一、中国开征遗产税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民经济一片萧条，所以遗产税仅仅是作为一个税种而存在，并没有开征。在后来的三次重大税制改革中，遗产税都没有被列入计划，时至今日，是否开征遗产税仍是我国社会各界争辩的焦点。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相应家庭资产的增加，中国在是否开征遗产税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首先是主流派认为中国开征遗产税的有利条件是：由于国民经济的持快速增长，个人拥有的资产也随之大量增加；有比较丰富的国际国内经验可供借鉴；公民的税法观念意识在不断的增强，依法纳税的人群也在不断地壮大；中国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能力不断的提高；中国法制的逐步完善有助于遗产税的开征；国家对于开征遗产税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和支持。
也有人认为我国开征遗产税有着很多不利的条件：中国经济不很发达，可以征收的财产和纳税人十分有限；中国拥有；k!il财产的人和他们的财产都很分散，谈及遗产税为时尚早；许多公民的依法纳税意识不强；中国目前没有健全的财产登记制度、财产评估制度和个人收入财产监控体系；税务机关对税源的控制能力十分有限，由此会导致收入很低成本很高；担心开征遗产税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并导致居民的投资积极性下降、畸形消费和资本外流；中国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有限；担心开征遗产税的税收成本高，税收收入少；担心财产税制的不健全会影响遗产税的开征。
由此可见，虽然中国目前开征遗产税是有很大阻力的，但是我们目前正在将不利的条件逐个突破，遗产税的开征还是指日可待的。
二、中国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对于开征遗产税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从遗产税的性质上分析可行陛和必要性，而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居民个人收入水平，税制建设的需要和税收征管水平等因素，才能确定我国是否有开征遗产税的基础和必要性。
i．中国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
(1)开征遗产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居民的个人收入水平大大提高，而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大幅增长及个^财产的增加是开征遗产税的前提条件。只有个人的资产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后才会有遗产税存在的基础。
(2)开征遗产税可以对个人收入再分配起到调节作用。遗产税是调节个人收入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开征遗产税，不但可以对个人收入再分配起到调节作用，而且可以和其他调节收入的税种相互配合，互为补充。
(3)开征遗产税是完善中国税制的客观要求，也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遗产税作为国际上一种通行的税种，用实践证明了遗产税在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缓减贫富悬殊的矛盾，平衡社会公众心理等方面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国税制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与国际税收惯例接轨，其中包括建立健全遗产税制。
2．中国开征遗产税的可行性分析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开征遗产税的条件已经具备，在我国开征遗产税是可行的。
(1)中国开征遗产税的条件已经具备。一般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条件开征遗产税，按照世界各国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的标准，应有三个条件：首先，人均gdp的水平；其次，居民储蓄水平的发展程度，若储蓄发展水平很低，那么遗产税与赠与税的开征实际是没有价值的；第三，高收入阶层在储蓄水平里所占的比重是多少，其衡量之一是银行指标，另一个就是基尼系数。对照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态势，开征遗产税的条件方面来看可行性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居民个人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储蓄水平稳定增长，高收入阶层迅速形成，收入分化加大。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32，已经超越了国际警戒线，调节收入是迫切问题。
三、中国开征遗产税的税制建构
结合中外遗产税制的各方面经验，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现在从以下方面简要建议我国遗产税制。
1．遗产税与赠与税的相互配合使用
从国外遗产税的实践来看，通常采取遗产税与赠与税配合使用的方式，以弥补遗产税征收过程中的漏洞。从我国的情况看，出于征收管理上的需要，在考虑到还有很多公民的纳税意识不强，也有必要在开征遗产税的同时开征赠与税。只有同时设立遗产税与赠与税，才能保持税收制度的完整性和管理的严格性。
2．税制模式的选择
借鉴各国(地区)实行的遗产税制度，可以选择的遗产税制模式有三种：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和混合遗产税制。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为了便于征收管理，并考虑到我国家庭财产共有性比较强，遗产分配多在家庭内部进行，税源稳定，但是隐蔽，税务机关控管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中国的遗产税制应当从简，这样有利于加强税源控制，降低税收成本，提高征管效率。因此，可以考虑参照美国、英国等地的作法实行总遗产税制，以财产的继承人受遗赠人为纳税人，以遗嘱执行人或者遗产管理人为扣缴义务人，如果没有遗嘱执行人或者管理人，则由遗产的继承人、受遗赠人直接缴纳遗产税。
数字贸易发展论文篇十六
提要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地位突出、影响广泛，对我国加工贸易的贸易利益的研究有助于充分发挥加工贸易的作用，从而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本文主要结合各种数据，得出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体制转变、贸易发展以及对增加就业和促进技术进步等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加工贸易;贸易利益;影响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沃顿(verdoorn，p.j.)在考察比、荷、卢经济联盟内部的贸易形式时，第一次注意到产业内贸易的存在。ge通过构建动态模型，指出加工贸易带来的技术学习和适应效应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将产生深刻影响。worldbank(madani，d.1999)对加工贸易的政策角色和影响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开展加工贸易最核心的三个目标是：增加外汇收入;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工资收入;吸引fdi、鼓励技术外溢、促进示范效应以使本国企业涉足本国非贸易品的生产。madani结合各国开展加工贸易的实践总结出开展加工贸易的经验。
(二)国内相关研究。金碚(1994)认为，加工贸易首先是一种政策现象，应从进出口政策和管理方式的角度来定义加工贸易，即加工贸易在税收和海关监管上享有一定优惠待遇的一种特殊贸易方式，是一国未实现贸易自由化，特别是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比较高的情况下，所实行的一种变通的、含有政策优惠因素的贸易方式。潘永源(1999)认为，目前我国海关将所有采用海关保税监管的来料、进料加工统称为加工贸易。其特点是两头在外，不挤占国内原料和市场。汪五一()认为，加工贸易通常是指两头在外、中间在内的贸易方式，即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在国内进行加工装配，制成品出口到国外市场。邵祥林()认为，从广义上讲，加工贸易是外国企业(通常是工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以投资的方式把某些生产能力转移到东道国或者利用东道国已有的生产能力为自己加工装配产品，然后运出东道国境外销售。这种跨越国界的生产加工和销售，成为加工贸易的显著特征。从中国加工贸易增值问题研究――以价值链为视角，狭义上讲，加工贸易是部分国家对来料或进料加工采用海关保税监管的贸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生产国际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加工贸易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成为当代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一种主要形式。加工贸易本质上是根据各国的生产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情况，在不同的国家完成不同性质的生产工序，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其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工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加工贸易已成为我国第一大对外贸易方式，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加工贸易概述
我国自1979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加工贸易作为我国主要的对外贸易方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78年7月和1979年9月，国家先后颁布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和《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的办法》，加工贸易由此开始迅速发展起来。
根据我国《加工贸易审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加工贸易指从境外保税进口全部或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统称进口料件)，经境内企业加工或装配后，制成品复出口的经营活动。在我国，加工贸易包括来料加工装配业务(简称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业务(简称进料加工)。来料加工是指由外商提供原辅材料、元器件、零部件，由境内企业按照外商提出的规格、质量和技术标准加工为成品或半成品，由外商自行在海外市场销售，并按双方议定的费用标准，向外商收取加工费(即工缴费)。进料加工是指外贸公司或企业自行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或自己的销售意图，加工或制造商品销往国外市场，赚取销售成品与进口原料之间的差价。进料加工是伴随着来料加工的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而产生的。1986年10月，国家《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和1992年7月海关总署《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货物监管和征免税办法》，具体规定了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要目的的加工贸易政策。
自1978年8月广东省珠海市签订了中国第一份加工贸易协议开始，中国的加工贸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显著。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在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中的比例达到50.53%，首次过半，近十年里一直保持增长势头。总体来说，加工贸易的增长速度要远高于中国整体对外贸易的速度，对拉动中国外贸的增长和带动经济发展功不可没。
三、中国加工贸易的贸易利益
加工贸易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产品直接面对市场;二是具有较高的外向性。加工贸易的发展改变了我国的贸易结构，影响着我国的对外贸易;加工贸易与外资企业的紧密联系也使得加工贸易成为我国吸引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重要手段。
(一)加工贸易促进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加工贸易发展之初正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开始之时。较早发展加工贸易的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乡镇企业正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第一批受益者。它们的业务模式、管理经验、市场意识及其发展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其他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
(二)加工贸易带动了中国贸易增长。我国对外贸易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事实上得益于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对外贸易继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后，达到25，616.3亿美元，而其中，加工贸易进出口占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41.1%。相应于此，我国在全球贸易中成为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具有影响力的贸易大国。
我国对外贸易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究其原因，主要得益于加工贸易的蓬勃发展。自1981年到20加工贸易对出口的贡献都一直处于很高水平(加工贸易对出口贡献率=加工贸易出口增量/总出口增量)。1981～2008年间，加工贸易出口对全部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53.8%，加工贸易进口对全部进口增长的贡献率为41.6%，如果考虑到外商投资企业设备进口中有相当多的也与加工贸易有关，则加工贸易进口对全部进口的贡献率会更高。在1981～2008的28年间，加工贸易出口额年均增长率达到27.7%，加工贸易进口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3.9%，其他贸易方式出口年均增长率为13.2%，其他贸易方式进口增长率为13.3%。加工贸易年均出口增长率与进口增长率分别比其他贸易方式高出14.5和10.6个百分点。
(三)加工贸易促进中国的就业。凯恩斯认为，新增加的投资会引起对生产资料的增加。生产资料部门由于需求增加，就业人数以及人们的收入也随着增加。随着收入提高，生产资料部门的消费也增加。消费的生产部门的就业和国民收入也随着增加。
加工贸易能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外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来带动我国就业的增长，其出口带动就业增加的效果比较显著。加工贸易特别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能够带来更多就业机会。我国的加工贸易项目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据有关部门的估计，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14万多家，加工贸易提供了至少3，500万个就业机会。根据张华初等学者对加工贸易人数的估算，近年来，我国加工贸易就业人数一直呈上升态势。1992年加工贸易就业人数有2，804万，1994年突破3，000万，已达到了4，000万，20加工贸易就业人数达5，482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通过开展加工贸易，不仅使当地的大量劳动力得到安排，而且还从内地接收了许多劳动力，为增加就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广东是我国加工贸易最发达的省份，20全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2，921亿美元，占全国加工贸易总额的49.2%。目前，广东省已有11.2万家加工贸易企业，为本省和其他省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吸收的就业人员超过1，300万人。这些就业人员中外省占了大多数，主要来自广西、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可见，在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的局面下，加工贸易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是极富意义的。
(四)加工贸易促进我国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一半以上的加工贸易出口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完成的.，随着国际市场竞争压力的加大，国内制造基础的不断完善，加工贸易企业通过不断引进新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着变化，越来越多的加工贸易企业开始将其技术开发活动转移到中国，带动中国的技术进步。加工贸易企业需要不断更新技术，以保持国际竞争力。
四、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前景
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必然产物。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加工贸易已占据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之一。实践证明，加工贸易在促进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解决就业、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引进外资和技术、减少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差距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和运营方式已经不再满足中国当今经济发展的需要，可以看出加工贸易沿着老路不能走得太远了。从加工贸易起家，但不能永远依靠加工贸易这种形式，停滞在价值链增值率最低的环节，我国加工贸易的增值水平亟待提高。
未来加工贸易发展应注重自主研发，要开发出自己的技术和专利，拥有独立发展的空间;推进加工贸易国内配套产业的发展，推进加工贸易本地化，提高国内采购率;完善加工贸易物流配送，提高加工贸易企业的竞争力;要提高产品质量，创立自己的品牌，以延长国内价值链，创造出更大的增值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制定长远规划，完善税收政策，为加工贸易增值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同时，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加工贸易，提高加工贸易的技术含量。并且，企业要积极实现主体升级，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从而实现加工贸易在更高层次的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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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韩可卫.对我国加工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工业技术经济，2006.1.
[9]沈玉良，孙楚仁，凌学岭.中国国际加工贸易模式研究.人民出版社，.9.
数字贸易发展论文篇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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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敬礼
数字贸易发展论文篇十八
开展水利工程建设的主要目的就是保障水资源调节运用顺利展开，因此促进高质量的水利工程建设必须对水资源进行合理的控制，保障其应用效果达到最佳，减少洪涝灾害发生。开展水利工程建设，有针对性的选择防渗技术，对促进工程建设质量提升有极强的推动作用。水利工程防渗施工的系统性和专业性很强，再加上施工条件不仅特殊，受到外界干扰因素的影响较大，所以施工人员必须具备专业的防渗施工专业技术水平，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制定科学规范的防渗施工方案，促进工程建设质量得以有效的保障。
2导致水利工程出现渗漏的原因分析
（1）施工缝导致的渗漏。由于施工缝导致的渗漏，水利工程建设一般都属于规模较大的工程，所以在施工过程中难度系数比较大，为了将施工难度系数进一步降低，往往混凝土施工不集中，被分配到几个小的区域，这样就导致区域之间裂缝很容易出现，导致渗漏现象发生。此外，工程施工中支撑模板牢固性无法保障，也容易出现浆体跑出的现象，导致裂缝出现。
（2）穿墙管导致的渗漏。由于穿墙管导致的渗漏现象。穿墙管是水利工程建设施工中必须要使用到的设备，但是必须保证这些穿墙管焊接紧密，如果焊接不够紧密就会出现渗漏现象。
（3）变形缝导致的渗漏。由于变形缝导致的渗漏。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必须将止水位置固定妥当，如果固定工作做得不到位，出现中心偏离现象，那么在进行混凝土灌注工作的时候振捣会不严实，进而出现工程渗漏情况。
（4）大面积渗漏发生的原因。此外，大面积渗漏也是水利工程建设中常常出现的问题，造成大面积渗漏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基面附近的基坑不符合要求，那么排水能力就会大大下降，一旦有强降水情况出现，基坑内储存的大量的水不能被及时排出，水位会一直上涨，垫层被淹没，就会出现大面积渗漏情况。此外混凝土浇灌之前必须保障均匀，如果不均匀那么也会导致工程出现较大裂缝，出现严重渗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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