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毛概论文写好（案例18篇）

环境保护是我们时代一个重要的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守护地球家园而努力。写总结时，要注意语言的简洁明了，让读者能够一目了然。以下是一些常见任务的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学习。

毛概论文写好篇一

1、成立五个残疾人专门协会

xx年10月18日，县残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县盲人协会、聋人协会、肢残人协会、智力残疾人及亲友会、精神残疾人及亲友会。

xx年5月，县残联为每个专门协会了安排了一个办公室，配置了办公桌椅和文件柜等办公设施。

各类协会组每年不定期举办一些助残和文体活动，并在残疾人康复、就业、培训、推进无障碍建设和残疾人文体活动等工作中，各协会依靠自身优势，广泛动员残疾人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

2、成立县残疾人维权中心

今年3月，县残联与县民政局、县公安局、县司法局和县法院共同建立残疾人维权中心，该中心设在县残联内，主要职责是：宣传教育、咨询调解、代理诉讼、建立档案等。

我们制定了工作制度和服务承诺，免费为残疾人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并充分发挥县残疾人维权中心优势，做到人人是服务的窗口，人人是调解员形象，人人是联系的纽带，人人是残疾人的希望。

今年上半年，为残疾人维权12起。

如乡残疾人被人打伤一案，给受害人及家庭带来生活上的困难，县残疾人维权中心在接到残疾人维权要求后，立即开展工作，找相关部门协调，并联系律师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让残疾人切实感受到县残联工作人员是他们的亲人。

二、存在的问题

1、由于工作经费缺乏，平时开展活动较少。

2、人才资源缺乏。

一些优秀人才，尤其是年轻优秀人才，很少选择从事残疾人社会组织职业。

3、残疾人社会组织与外界交流很少，社会公众了解度和参与度很低。

三、推进残疾人社会组织建设的构想

县残疾人社会组织建设的现状，在很多地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种现状与党和国家“健全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功能”，“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的新要求不相适应。

1、改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按照残疾人社会组织分类，从法律制度上予以确定其职责，扩大自主权，充分发挥残疾人社会组织广泛联系残疾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明确组织宗旨、任务、使命，根据环境的变化，确定长期、中期、短期目标，并把目标转化为具体的操作和考核标准，真正落实到行动中。

2、要改变现在残疾人社会组织单打独斗现状，加强与政府、企业和社会的交流和合作，争取政府的政策支持、企业的财力支持和社会的道义支持，面向残疾人、面向行业、面向社会提供更多、更新的公共服务和公益支持，促进残疾人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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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论文写好篇二

今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教育的提高，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生群体不断扩张膨胀，大学生就业难等一系列社会性间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近年来深圳富士康公司发生的连续跳楼事件，在人们为那些年轻的生命感到惋惜的时候，也更加关注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间题。解决大学生这个弱势群体的就业难间题、生活难等间题，已经迫在眉睫，只有真正的解决这个间题，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安定，才能能真正把知识变成生产力，从而推动一个国家的实力发展。

首先，“弱势群体”这一概念，在以前虽然不同程度上也划分过一定阶级、一定人群，但还没有把大学生纳入其列，随着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生活难等间题的日益加剧、形式的更加严峻，无形中把大学生划分到了实实在在的弱势群体之列，“毕业即失业”的言论已经不再是危言耸听、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况下，社会上存在的许许多多、或明或暗的漠视态度和歧视行为，使大学生弱视群体无法获得平等的就业权，被无情地剥夺了公平竞争的资格，也引发了种种社会冲突和矛盾。

据国家人力资源部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就连续八年来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统计:212万、280万、333万、413万、495万、559万、20610万、631万，从详细数据观察，可见毕业生的人数程猛增趋势，八年累计3533万，而据教育权威部门统计显示:到目前为止毕业生就业率仅为35%，加之以往毕业还役有就业的学生，并且不考虑虚假就业信息的存在，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就业形势是多么严峻，如此庞大的基数已形成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以往的毕业生还没有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之下，又一拨的人群又加之到来，紧缺的、理想的就业岗位上更显得前什后继。虽然许多的企业面临用工荒，但所提供的岗位都是普工岗位，整个社会都在鼓励大学生下基层，从基础干起，但这又与上学最终的初衷相违背，从而甚至形成了教育无用论的局面。以至于他们高不成低不就，从而走向社会的弱势群体、边缘人群。

其次，之所以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间题，大学生自身也存在着不少间题。一方面许多的大学生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不高，缺乏实际经验，动手能力极差。在具体的工作中胜任不了领导交给的任务，且怨天尤人;另一方面，大学生中也存在错误的就业观念许多大学生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对工作的期望值过高。他们始终以“天之骄子”身份自居，姿态过高，对自身和现实缺乏准确的评估，缺乏正确的就业心态。这些都要求加强大学生自身素质修炼与转变就业观念，调整就业心态，树立“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的职业发展理念，要认清自身的现状，不能太急功近利，合理地降低就业期望值，要注重自身经验的积累和技能的培养。要加强社会实践锻炼，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通过多形式、多渠道的方式主动寻找就业之路。

另外，出现这样现状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一一企业。自20下半年金融危机的余波逐渐隐退，就业形式大大回暖。许多的企业虽面临用工荒的窘态，但一些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经验歧视和性别等歧视甚是严重，不能提供合理的平台。另外还有一些企业对劳动法的实施力度不够，缺乏培养人才、留用人才的经营理念，以至于眼睁睁的看着人才流失。这主要表现在企业的薪酬不合理、所提供的岗位不匹配、对劳动法的实施力度不够。许多企业对毕业生ja是挑三拣四，提出一些十分苛刻的就业协议条款，擅自延长试用期，无偿地占有毕业生的劳动成果。国家虽在这一方面加大力度规范、调整，但企业配合不积极。如果说每个企业的薪资都和公务员、事业性单位员工基本工资相持平，并为每位员工依法办理象公务员所享有的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切实做好保证劳动者合法权益，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再与公务员做对比、追求公务员之路现象就会隐退，从而脚踏实地的为企业服务。

除此之外，大学生最低生活得不到保障，政府机制不够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和生活难的间题。现在无论是对农民还是到国家干部、公务员等不同群体都制定落实了相关保障措施:像公务员他们拥有相对较高的待遇、完善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农民也逐步推行养老保险，实施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并给生活困难户发有低保补贴。而未就业大学生呢?什么都役有，成为一个被忽视的弱势群体、边缘人群。对此国家在以人为本的情况下也应当制定未就业学生相关保障体系，以促进社会均衡、和谐发展、推进社会注意建设。

另据调查，有很大一部分高校毕业生虽然都有着自行创业的激情，但绝大部分都被这样那样的困难所限制。国家、政府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优抚。但对于大学生自主创业机制还不够完善，在政策上还存在程序复杂化等多方面问题。在大学生创业方面，国家、政府应当加大创业资金投放，政策优抚等。应从政策上支持引导大学生自主创业，为有志创业的青年学生搭建创业平台，提供创业培训、帮助其融资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做到“扶上马、送一程”。切实解决创业资金、技术等问题。

最后，我认为，要切实解决好这些毕业生，这就要求无论是那个行业、那个部门都要形成一定的就业比例。政府应一方面规范、提高企业各项劳动保障制度，吸取一部分人群;另一方面政府诸多职能部门也要有计划、有需要地解决一部分学生的就业。企业要有长远的眼光，努力将大学生培养成一个可以为企业带来活力与生产力的团体，而不是只把大学生当做劳动力。而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我们不能在心里把自己看做是需要社会照顾的弱势群体，我们要认清当前就业形势，牢记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努力学习和培养自己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技能，要相信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只有我们拥有真正的能力和实力，才能被社会和企业所接受，才能创造我们自己人生的辉煌!

实践调查结果：

1.1.1.毕业后工作期望

目前大学生选择工作日渐趋于理性，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例如:对工作方向的选择、对工作岗位的选择等。现在已经逐渐渐形成了为自己选工作的良好态势，而不是以前的为专业选工作。至目前我们统计所得出的结果显示，约有34%的`毕业生现在从事的工作与自己所学专业没有什么联系，只有38%的毕业生现在从事的工作与自己所学专业联系比较密切。而且从现在的社会发展观察，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在毕业后选择先找一份工作，找到自己立足社会的经济来源，再找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据我们从300份调查统计得出:没换过工作的毕业生大约只占38%，而大约有42%的在职大学毕业生想换2份以上工作。

毛概论文写好篇三

毛概论文致谢一：

当我郑重地敲下致谢二字的时候，才发现内心早已被各种纷乱的情绪占据了。转眼间，我的研究生生活就匆匆走向了尾声。曾经以为这辈子都难以成就的一切竟然这么真实地摆在眼前。回首这3年的经历，心中有苦涩、有艰辛，但更多的还是成长和收获。

nopainnogain。可能我的一生中也不会再有任何一个时刻比现在更能体谅这句话的深意了。勇敢地走出第一步，并且勇敢地坚持走下去，这就是付出。我用3年的时间去证明，而现在我很高兴———我做到了。不敢说自己为了完成学业吃了多少苦，只是至今都无法忘记那一路走来陪伴我的泪水，每当我实在觉得累，觉得辛苦的时候，我都在心中默默告诫自己：你要知道，你在创造一个奇迹，而这生命的奇迹就在于面对艰难的旅途，你选择勇敢还是怯懦。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么幸运，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突出重围实现理想，阻碍固然很多，关键是如何做到坚信自己会成功。在一次次否定中成长远比在顺境中前行来的不易。亲身经历了这样一场持久地追逐，我想我更有资格写下这样一句话：nevergiveup。soonerorlateryourpaymentwillberewarded。

有些事呼啸而来，有些事随风而去，回顾自学生涯的点点滴滴，我不得不承认，有太多的人需要感谢，需要记录。

在我的生活和学习上给予无微不至关怀的父母，以及那些就像亲人一样在身边为我遮风挡雨的朋友们，还有为了指导我的论文，鼓励我帮助我的老师。我要一一为他们送去感谢，送去祝福……我要感谢张建国老师，在我开题时给予我宝贵的意见和指导，那么的辛劳，面对一个经验不足的学生，表现出无穷的耐心和热情。不厌其烦地为我修改提纲和论文，带我走出迷茫，无论工作多么繁忙都没有一句怨言，从开题到初稿再到定稿，占用了他大量宝贵的时间与精力。他治学严谨的态度也深深地感染着我，能遇上这样的老师是我的荣幸。借此机会忠心地说一声：张老师，您辛苦啦！谢谢您！

我还要感谢陪我一路走来的学友们，正是因为她们，我才有机会走到今天这一步，3年的时间不算长，但也不算短，很欣慰始终有她们的地陪伴。困难的时候，互相鼓励、互相帮助。荣耀的时候，一同前进、一同欢笑。她们永远都会是我人生的财富，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这份特殊的情意。

我尤其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为我选择了一条需要付出勤奋才能直抵光明的道路。是他们坚持不懈地鼓励与支持，支撑着我。是他们对我充分的信任和给予，才成就了今天的我。直到这篇致谢，我才深切的感悟到了自己多年来的成长，原来一直都离不开父母的关注。他们让我学会了———生活就是要经历！

同时，我还要感谢罗建平教授、高中建教授、刘怀光教授、聂立清教授、路琳教授、蒋占峰教授、张泽民教授、吴成教授等导师组成员在研究学习中给予我的谆谆教诲。在此，衷心地说一声谢谢了！

毛概论文致谢二：

在即将告别三年硕士研究生生活的时刻，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回忆起这期间与同学和老师们相处的点点滴滴，想到同学们将各奔东西，想到老师因辅导我们的学习又添了几根白发，我的眼泪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感谢“在呜咽声中倾泻而出：

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导师李佑新教授。是他的循循善诱启发了我，是他工作的勤勉激励了我。从论文的选题到完稿，从资料收集到整体架构无不凝聚着老师的心血。只是本人智质差，工夫也下得不深，所以文章仍显粗糙。

我要感谢我的其他几位导师，他们是张建民教授、范贤超教授、王向清教授、陈纯仁教授等。从这些导师那里不仅仅是获得了多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从他们的授课中得到了启迪，开阔了思路，转变了思维方式。

我要感谢我的.同窗学友王华生、李雨燕、刘河元、刘自学、刘海江等，是他们给我的学习很多的帮助。

我要感谢我的丈夫，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我不会有今天的成绩。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我身边的朋友。

新的征程又将开始，我只有加倍努力地工作才能报答所有关心和爱护我的人。

毛概论文致谢三：

光阴似箭，三年硕士生活即将划上句号。三年来，虽不能说自己己学有所成，但于人生真谛却有了更深刻的领悟。这篇论文虽算不上佳作，但也是三年”磨剑生涯“的一个结果。无论如何，湘大三年将是我一生难忘的岁月。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刘松茂教授。在三年学习期间，他给予了我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学业上不倦的教诲。本文从选题、构思到修改、定稿都得到了他的精心的指导。论文的顺利完成，凝聚着他的心血。

其次，在三年的学习、生活以及本文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我还得到了肖铁肩教授、戴柏汉教授、邹华斌副教授、彭秀珍副教授、赵彤副教授和肖芳林书记的热心帮助和指导，谨在此向所有这些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在读书和写作期间，图书馆学专业的刘文青友和我的同学彭洪升、赵奇伟、陈洪勋、阂帅、刘立丰、胡国庆及师兄周锦涛博士在各方面都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谨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尹芳芳。几年来，她一人承担家务，无怨无悔，使我得以安心完成学业。

毛概论文写好篇四

总之，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又面对世界范围内日趋激烈的竞争，能不能解决好发展的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国富民强都无从谈起。

毛概论文写好篇五

例如，如何认识当前我国阶级、阶层的变化，如何认识多种经济的发展对党的建设提出的要求，如何认识党在新时期的先进性等，都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解释。同时，加入wto后的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拓展全球经济发展空间，共产党要站在时代的前头，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以创造性的思维，发挥自己的优势去进行各个领域的创新与开拓。

其次，要按照发展的要求，提高执政水平。执政党的执政水平，直接关系到执政的地位。

第三，要按照发展的要求，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有十分注重领导方式和方法的光荣传统。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江泽民同志强调：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备的能力。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同时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改革创新，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

毛概论文写好篇六

时间不留人，转眼之间，改革开放39年在繁华富强中度过。这39年来，中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街上热闹非常，马路上车水马龙，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人民的生活奔小康，国家的人才数不清;科技水平大大提高，经济繁荣惊叹世界;护卫和平永不打战，旅游景点游客拥挤……中国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上了千年繁华、世界闻名之路!

回想从前的农村，孩子们除了课本，其它什么书也没有。不仅如此。人们的日子过的苦不堪言。以前中国穷，人们更是穷困潦倒。再加上赚了钱还要交税，只靠那剩下一点钱养家糊口。农村处境最不好，本来收入就最少，还要上缴农业税。孩子们上学要走很远的山路;各家各户的农民们每天要起早贪黑地工作才能挣到一口饭吃;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农村家家户户，全都穷得不像样!单说农村还不行，就是城市里也没几家能过好日子的。

改革开放的时候，母亲是8岁的年龄。回顾以前的生活，母亲很有感触。而我的感触是以前的生活无非就是两个字：穷苦。母亲给我说的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列举出件事，更能让人悟到以前的穷苦。

“我小时侯，很久才来一次卖糖吃的糖贩子。我那时唯一的零食就是地里的番薯，所以糖贩子一来，我很多时候都要买来吃。家里当然不舍得给我那么多钱买糖吃，常常都没得吃或只有一颗吃。有一次，糖贩子来了，我向爷爷要钱买糖，爷爷没给我钱，不知道是舍不得还是没有那么多钱。那时我还幼小，不懂得太多事，爷爷便拿一张纸给我，糊弄我，我还以为是钱呢，拿着纸兴冲冲地去买糖吃。结果糖贩子说这不是钱，糖就又没吃成了。”

我听了，暗暗想，再穷，不会连糖也买不起!再想想现在，有的孩子每天都要吃糖，还不是一颗，要吃一大包。还有些孩子，每天都要吃一大堆的零食，何止一包糖啊!想想，之所以有这天壤之别，是因为——想必大家都明白，那是传奇千古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无限的幸福!我们要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这是中国的顶梁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这是邓小平爷爷的心血，这是中国的心血!改革开放拯救了中国!如今已过去30年了，以前的日子，我们渐渐忘了。看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处境，是多么悲惨吧：

“从前的年代，我们不奢求温饱，无论谁都不是最担心温饱问题，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是担心学业问题啊!不是交不起学费——(这时我插嘴问了一句，我看那些书什么的都是写交不起学费的啊。糖买不起，学费怎么就教得起了?)哦，你说学费啊!你猜，多少钱?(我歪着头，起码几十块吧)要真那么贵，就真的交不起了。只要2块。我们姐妹和我一个哥哥一共大约就是一个月的钱吧!2块钱可是我2个月的零花钱啊!也算不上零花钱，我们还没那么富给孩子零花钱用。学校一般都很远，所以我们就住在学校。去的时候，要背一袋子米和咸菜去学校吃。若在学校吃呢，要7分钱一顿饭。这些都不用说了，学校也穷啊!学校没钱造那么多屋子，就只盖了一间弱不禁风的小屋子，好象是毛草屋吧!几个年级的学生全挤在里面，冬天还行，其它季节就不行了，教室里拥挤又闷热。没钱聘请高学历的老师，普通老师也聘请不了，只有一个老师教我们。老师这里教完教那里，环境不好，教室非常吵闹，那声音震天响!也就是因为师资不好，环境不好，当时村子里还没几个能读上高中，起码初中也不多。农村文化低，现在高多了。”

很难想象，以前的学生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他们没钱买书，没钱吃肉，没钱买糖……而现在呢，我们满柜子的书，几个菜盘的肉，一大包的糖……不仅城市变得这样好，农村也是如此。现在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先说交通。以前人们大多都走路，城市里才有摩托车啊，自行车啊等等。走路是个艰苦的活动，腿会瘫软，脚会酸痛。城市里那些骑摩托车自行车的，速度也没有多快，也累，特别是自行车。所以，以前如果要“跋山涉水”，起码也得好几个钟头。可是现在不同了。先谈农村，有了以前没有的摩托车，自行车，甚至还有三轮车。有些富一些的农家，竟也有了汽车。而城市里更不用说了，处处是车。汽车、自行车、货车、面包车、小轿车……这些都是私家车，看一下公家车：客车，火车，巴士……还有水里的船，天上的飞机，地下的地铁……特别是地铁，是近几年才有的。

除了车的方面，别忘了更重要的是路。城市里的路没什么太大变化，主要是农村的路。农村以前的路，根本称不上是路。路是自然形成的，坑坑洼洼全是石头和粘粘的泥巴。如今已修了水泥路，也渐渐有一些板砖路了。

第二个是饱。在说之前，不妨先看看如今中国人的身材。只要你长期注意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似乎人人都在减肥。这不就说明当今社会的'中国人都在日渐长肥吗?为什么会长肥?相信大家都知道，那是饱的问题。是啊，现在的社会，即使是一个打工妹，也免不了要肥的。她们都是吃快餐什么的，可是你想得到吗，以前连快餐都吃不起。以前，他们很少吃白米饭，而现在我们每餐都要吃。以前的人总是瘦瘦的，是因为他们总是吃不饱。他们的主食只是自家种的一些菜和番薯。以前想找个胖子都难，而现在想找个骨瘦如柴的人都难。

第三个是温。冬天从没有热的时候，向来都是冷飕飕的。从前，买不起鞋子，脚钻心得冷。而床上用来御寒的也只有一张不厚不棉薄薄的被子。实在冷得不行，只能再加一层被子。不管多么冷，顶多有两层薄薄的被子。而衣服也是一样，当时哪来的钱买衣服呀，所以到了冬天，就是再冷，身上顶多两件衣服。房子也漏风。

转眼看看现在。我们再也不怕冷了。我们有厚厚的棉裤，有温暖的毛衣，有长长的外套，棉制的袜子，漂亮的围巾，密不透风的房子;到了床上我们有毛毯，羽绒被，棉被……我们穿好几层衣服，再也不用担心今年会冷了。

最后一个是“资”。“资”的意思就是钱。钱是人们存活的资本，没有钱，等于要过苦日子。而人们得到钱的途径只有工作。干工作，才有工资。有工资，才有钱。我们来谈谈工资的问题。

以前人们无论如何去辛苦劳作，工资始终就是几十块，最多也不超600。再比比现在，一个清洁工一个月起码七八百的工资。以前的话，恐怕只有几十。几十和七百谁都愿意干七百的。中间搁了600多块，再改革开放前的社会，600就差不多是个富翁了。不说七百的工作，很多人自己创业，一个月便是以万为单位的收入。还有的是在家创业，方式各种各样，收入逐渐日益增多。中国的经济由这样的趋势逐渐发展，到了，早已繁荣得惊叹世界。

记得有一次看改革开放的范文，看到邓小平爷爷南巡，搜查经济状况，竟查到渔民村(以前未建设的深圳)的平均收入竟然比他这个国家主席还要高!邓小平爷爷心里比蜜还要甜，改革开放还没多久，就见效了，效果还很显着!

改革开放，为中国立下了大功。是改革开放，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是改革开放，让中国过上了好日子!我们要感谢邓小平爷爷，是他，让我们中国没有了战争，没有了闹革命，和平一片，幸福一片!

改革开放，一定会让中国的日子更加美好!

毛概论文写好篇七

就业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i司题，从教育内部分析，就业难问题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变化与高校专业设置调整相对滞后、币场需求与人才培养结构失衡等诸多方面。详细内容请看下文毛概社会实践论文。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大学生就业状况已经成为衡量高等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如何解决好大学生就业难间题，是推进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课题。

调查时间及地点：x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我们的间卷主要4及了以下几个方面：

1.针对以后工作情况设间

2.针对自我期许和对企业的期许设问

3.针对就业信息和就业途径设间

4.在校的职业生涯规划对就业具有多少程度的影响

今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教育的提高，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生群体不断扩张膨胀，大学生就业难等一系列社会性间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近年来深圳富士康公司发生的连续跳楼事件，在人们为那些年轻的生命感到惋惜的时候，也更加关注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间题。解决大学生这个弱势群体的就业难间题、生活难等间题，已经迫在眉睫，只有真正的解决这个间题，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安定，才能能真正把知识变成生产力，从而推动一个国家的实力发展。

毛概论文写好篇八

摘要：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认同途径、认同程度和认同效果三方面受到了很大挑战。造成这种现象包括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原因，主要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加之多元思潮涌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不足以及理论与实践和利益结合不够等因素，对此，可以通过增强理论魅力、提高宣传教育工作能力、完善利益机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等途径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深刻的时代特征，严谨的理论逻辑和鲜明的价值取向，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理论指向。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到了这一精神力量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在：首先，在认同途径方面，当前网络和全球化时代各种信息汹涌而来，鱼龙混杂，要把党的核心价值上升为国家的核心价值，不仅要对党员进行教育，还需要在全民中进行宣传，而目前很多普通群众对于核心价值体系缺少认识的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众文化结合的程度还很有限，另外价值观的东西也难以进行法律规范的界定，法律对其约束十分有限。其次，从认同程度上来看，不同的阶层、职业，不同信仰的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程度不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部分的认同感也有很大差异。最后，从认同效果方面来看，当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指导人们的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很大挑战，很多党员干部虽然对核心价值表示认同，接受了核心价值观规范和准则，但在实际中却没有付诸行动，知行脱节现象比较严重，知而不行、言行不一的现象还较为普遍，缺少将认知转为行动的动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认同感方面存在的不接受，不行为等问题，有着深刻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从主观方面来看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不强的原因，主要是宣传教育的不到位，宣传形式化，致使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的效果不明显。

一种核心价值体系能否深入人心与对他的宣传教育形式和成效密切相关。良好的宣传可以使之在大众中间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全社会形成一致的认同，不良的宣传则可能走向反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宣传的过程中就存在形式化的问题，形式化的宣传则只会过分关注表面的东西，从而忽视了对问题本身的认识和解决，影响到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践行。比如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宣传教育中，很多内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针对性，宣传过程中树立的一些先进典型往往与普通群众的距离较大，这样就打击了一部分人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荣辱观教育很多地区都停留在常规的会议或者教育基地的数量等可以量化的数字等形式上面，对深层次的内涵则缺少判断的标准，从而不能达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一个价值体系只有内化为人们心中的信念才能发挥作用，而要实现内化首先需要大家对它了解、认识和深入挖掘，宣传教育工作就摆在了首要位置。可见，宣传教育的成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起着重要作用。

(二)从客观方面来说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不认同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包括西方思潮的涌入、当前凸显的社会问题还难以体现核心价值观的优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等。

首先，西方思潮的涌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造成了阻碍。当今时代已是一个全球化时代，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思想观念和精神领域的深刻变革，意识形态领域异常活跃，人们在多信息的选择中，会无意地消解从而淡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定信念，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当前存在的影响较大的思潮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实用主义、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等，还有一些封建思想沉渣泛起，这些思想不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造成威胁，甚至有的严重破坏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局面。其次，当前凸显的社会问题以及利益机制的不完善，造成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淡漠。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是改革过程中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存在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趋势仍旧没能得以扭转、党内干部的腐败行为、日益突出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压力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动摇，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信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绝不是仅仅是理论务虚，还需要与人们真实的价值需求结合起来。再次，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的一些价值观念指导下，自身进行了一些新调整和新变化，其统治似乎比以往更加稳定，这些表象使很多人认为现在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没有前途，反而是西方的那一套市场经济和利己主义的理论更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对其前途感到困惑和忧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也遭到挑战。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淡化、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缺少信心和决心，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受到削弱，荣辱观的标准受到挑战。在这一阶段，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显得就愈加宝贵。

(一)加强理论研究，优化理论语言体系，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魅力

一个理论要想获得普遍的认同，既要符合价值性要求，又要符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张扬以人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根本体现。以人为本就是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来源于生活，能够服务于现实，要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就需要在不断追求人的发展这个理论内核的基础上，把握不同个体的需求，使核心价值体系更具有科学性和实效性。同时，也应该对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语言加以优化。传统的价值观教育话语体系的特点体现为语境的严肃性、话语的规范性、语辞的固定性、叙事的宏大性等。如今，网络文化日益成为重要的文化传播方式，传统价值观的认同感也因为话语体系的不同而遭到了挑战。这就需要加强对核心价值观的言说方式的研究，这样才能使公众自身积极的参与到意识形态的建设上来。

(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能力

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很大一部分在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效果。目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但是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宣传形式化的问题，因此宣传部门在宣传的时候就要认真落实，使每一项活动都能成为一次灵魂的教育，避免成为形式化的说教和清谈。其次还要树立一个整体的概念，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价值观的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情，更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相互作用、共同努力，形成一股合力，使核心价值观得到更广的传播和认同。再次，价值观教育更是执政党的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党的价值观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才能长久执政。总体上，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干部还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言行一致，但也存在一些党员和干部违背这一要求，走上腐败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所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提高对党员干部的标准，他们的身体力行将对社会、国家产生重大的积极作用。

(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面对多元的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态度，积极吸收其他思想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和外延。社会越是多样化，意识形态越是纷纭复杂，就越需要主心骨，就越需要强调和坚持指导思想和主导价值的一元化，牢固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可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对一个社会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要引领好多元的社会思潮，又要有力抵制腐朽的、错误的社会思潮，坚持“二为”方针和“双百”方针，积极运用多种传播手段和媒介，增强理论宣传的通俗性和生动性，增强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走进群众的心灵，外部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从根子上解决思想问题，让群众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更为根本，面对多元的思潮，能够以“火眼金睛”看清楚事物本质，从认知上的认同深化为情感上的认同，更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前的生产力状况和基本经济制度在人们道德观念和理想信念上的集中表现和反映，古语有云：仓廪实而知荣辱。物质条件是人们思想观念形成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想有说服力，得到普遍的认同，还有赖于其能够满足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机制和广大群众认同的实践效应。价值认同，说到底是一种利益认同。因此，在加强信仰建设的同时，还需要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合理的利益关系，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当前贫富分化扩大趋势以及党内的腐败问题等矛盾严重影响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践行，因此着力解决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加大对社会矛盾的解决力度，创造正确的舆论导向和社会环境，是增强对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的重要途径。

注释：

汤志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5).第75页.

王贤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路径探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2).第15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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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聂运麟.低潮中的奋进.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8).

毛概论文写好篇九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文化大革命”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文革”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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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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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论文写好篇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带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建设生态文明，是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标志着我们党对坚持文明发展道路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于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战略路径，建设体现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带来的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延续人类的生存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这就是生态文明。

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挑战

首先，我国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一方面，我国是世界人口大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并且我国人口每年仍在急剧增长。另一方面，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健康素质和道德素质亟待提高。

其次，资源能源短缺问题突出。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资源能源。由于长期粗放增长，导致我国资源的保障能力快速降低，资源的利用率不高，浪费现象严重，国人均资源拥有量相对不足，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资源短缺的压力将长期存在。

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少，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下降。环境污染形势严峻。危害了人民的健康，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和主要内容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时，不仅提出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而且指出要“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思想。这充分表明并确定了生态环境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性地位，也表明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注重环境保护和建设，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努力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

三、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一)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

加强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是我国现阶段建设生态文明必须着力抓好的两项战略任务，是一项关系人民群众福祉和根本利益、关系民族振兴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庞大系统工程，需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倡导生态文明观念，使之广泛深入人心，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以及每一个家庭和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共同关心并积极参与这项事业。

(二)完善环境保护法规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巨大的历史工程。在这一过程中，仅凭道德约束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健全的法制保证。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环保的法律法规。但还存在许多问题。

3、要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效果，实行重大环境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坚决改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

要抓紧有关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工作，制定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健全、完善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和监管制度，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执法机制。所以说，加强环境战略和政策研究、完善环境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加大执法力度、强化执法监督，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三)以“绿色科技”为依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生态文明并不是消极地向自然回归，而是积极的建立人、自然、社会相和谐的关系。生态问题也应该在发展中解决，关键是实现两者的和谐。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必然的选择。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循环利用为核心，以环境保护为前提，以自然资源、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目的的新型经济增长模式。”[7]改变了以往高消耗、低利用、高污染的“资源-产品-废物”的线性发展模式，建立了一种“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式发展，是一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经济模式，是强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从根本上缓解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2]张志越。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径选择[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xx(4)：33.

[3]1、《生态伦理学》，雷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xx.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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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论生态文明观》，烟台大学学报，张琳(哲学社会科学版)，20xx(2)

[6]5、胡锦涛，十七大报告

毛概论文写好篇十一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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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浅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坚持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立了举世闻名的灿烂文化。但是，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和历史局限性，到清代的康、雍、乾时期，虽冠以帝国之称，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加之统治者盲目乐观，其实已到历史发展的尽头，光彩夺目的“盛世繁华”背后映衬着的只是落日余晖。终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的坚船利炮首先撕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军队不堪一击，中国自此开始逐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此后的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华民族蒙受着空前的屈辱和灾难。

面对着“亡国灭种”的严峻局面，多少仁人志士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为了寻求救国真理，历经千辛万苦，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民族赞歌。但无论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运动领袖，还是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亦是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戊戌维新派，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究竟路在何方?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

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但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已有160多年的历史，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预想。要将理论变为现实，实现伟大理想，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不断以新的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以使自己始终充满活力，不断与时俱进，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在。

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时面临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必须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并把它改造融合为自身成分;必须适应中国实际情况，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出相应的调适;必须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不同阶段的条件、特点、任务而发展自身。同样，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全面认识，从而真正把其精髓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中。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始就信奉马克思主义，把其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史。中国共产党94年的发展史表明：解决中国的时代课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行，但是忽视中国实际，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行。

土地革命后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内盛行，他们不顾中国国情，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将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在关乎存亡的危机时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主张，从而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型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经验不足，照搬他国模式，在此过程中我们走了弯路，付出了巨大代价。“文革”结束后，中国何去何从，历史又一次将中国推到了十字路口。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正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初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深刻变化，我们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在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中国化取得全新进展，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等时代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针，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它们既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以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显而易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从失败走向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大胆地倡导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独立思考，大胆创新，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的实际，并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同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曾一度遭受严重挫折，也是因为党在那个特殊时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教条化、公式化，背离了中国实际，背离了时代特征。

当下，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一项极其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它的建成和实现标志着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新阶段，意味着我国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唯有在认真分析国情、民情，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脉搏的基础上，紧紧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发展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唯有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以理论创新为先导，以发展的理论推动和指导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各方面的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难题。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正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特色，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代课题。历史上它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新时期仍将可能经历新的艰难曲折，出现各种争论和斗争。但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和挑战，我们都应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勇于实践，大胆创新，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出路，民族才有希望。

参考文献：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2]郭建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3]刘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m].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4.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覃梦早对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进行了讨论，作者着重论述了毛泽东民主行政思想的提出、民主

毛概论文写好篇十二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存在，具备三种相互关联的结构形态:具体结构、分析结构、描述结构。任何一种结构的塑成与稳定，都与该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研究起点息息相关。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将其三种结构根植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空联系中。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体结构；分析结构；描述结构；辩证统一

在大量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研究对象的教科书或者学术专著中，其逻辑体系几乎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一国两制与和平发展等板块形式来建构的。这种安排的好处在于，能够将这一理论体系具体结构的实体性内容以感性的直观突显出来，但同时也存在着没能将感性的直观升华至理性的思维、过多地囿于具体结构而较少关注分析结构、缺少对描述结构的科学运用等缺陷。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存在，具备三种相互关联的结构形态，即:具体结构、分析结构、描述结构，每种结构的塑成与稳定，都与该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研究起点息息相关。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将这三种结构根植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空联系中。

一、具体结构

任何客观存在的事物，大都具有直观上的具体结构特征。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思想、观点，同样可以从梳理外部特征入手找出其具体结构。从直观思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进入理论视域的不是它那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和环环相扣的推理，而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构成性因素。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它们从最原始的意义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结构，同时也塑成了该理论体系的骨架性内容。

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该理论体系本身的实体性内容，而是基于理论是对现实的反映这一基本的道理。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的结构形态都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涵盖了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等基本要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大理论成果，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又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现实。因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要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掌握其具体结构的内容，否则就谈不上“研究”或者“分析”。但是，认识事物的目的是从规律和本质的高度来把握其发展的客观趋势，以实现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愿望。显然，具体结构是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不可或缺的奠基性工程。但是，具体结构又不可避免地内生出直观、感性、肤浅的缺陷。现有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书籍之所以有“众口一味”的感觉，其原因正在于此。所以，我们需要从感性的直观进一步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机理，梳理出该理论体系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从理性深度进一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形态。

二、分析结构

从具体结构出发，经过分析、综合、判断等逻辑过程，就可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分析领域和分析结构。相对于具体结构，分析结构是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把握。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言，其分析结构的历史使命是暂时抛开具体结构的外在形式而找出其深层次的、本质的东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分析结构，可以分成以下三层相互关联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

第一层，核心结构圈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由于这一层级地位的特殊性和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就需要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核心的概念，该概念既是整个理论体系最基本的范畴，又可以合乎逻辑地导出理论体系的其他范畴、命题、结论。换言之，从这个概念的简单规定性开始而递次塑成的一系列后概念的规定性，则从简单发展为复杂、丰富、具体和感性。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演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应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改革开放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围绕上述两大矛盾而展开的。其后所有的范畴、命题和结论，都基于这两大矛盾的辩证运动及其解决，并遵循一定的方式而有系统、有层级、有结构地展开为一个有机的理论整体，从而确证和支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矛盾”这一概念的统领性和建构力，也恰恰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要求。

第二层，亚核心结构圈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亚核心结构圈虽然不具有核心结构圈的统领功能，但它却是连接核心结构圈和第三层的结构外围圈的中介，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它将核心结构圈的功能继续向外辐射、传送，输入结构外围圈；另一方面，它又将结构外围圈的信息反馈至核心结构圈。在核心信息流和外围信息流的不断交换中，亚核心结构圈同时吸取双方的优点，并剔除异于自己的概念和范畴，从而既强化了自身的功能，又弱化了侵蚀自己的信息。这一层级的功能，主要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哲学奠基，夯实理论体系质的规定性，把握理论体系正确的发展方向，正视理论体系面临的最基本问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本质、发展战略、发展阶段、发展动力等，成为亚核心结构圈的主要内容；而道路、主题、主线、旗帜、方向、理想等重要概念，也成为这一层级不可或缺的探讨对象。

第三层，结构外围圈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为了保障核心结构圈和亚核心结构圈功能的顺利实现，结构外围圈的内容必须基于社会稳定和政局安全的基本考虑，以如何和怎样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己任。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国防、军队、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政党建设、祖国统一等，便成为这一层级的主要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联结核心结构圈、亚核心结构圈和结构外围圈的生命线，是“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观形态就是“人民性”。群众利益无小事，人民冷暖系生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主线，必须彻底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分析结构的体例安排上，将“全民共享”的价值取向作为理论红线贯穿其中，将民生、共享、共富、人民利益等充分展现在理论体系的描述结构中。与“以人为本”紧密联系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起点，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体中，生产力又成为重点研究对象。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其本身就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重点关注。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出发，衍生出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渴求，进而推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政党建设等上层建筑的发展。

三、描述结构

描述结构的历史使命，不是深化对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研究，而是运用自己的思维、采用恰当的形式来表现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内在机理。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有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在构建这种理论体系时，既要根据事物本身的内在要求，科学地安排其概念群和范式谱系的排列次序，又要考虑人们主观因素的影响，比如认知度和接受度的超前性或滞后性。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范畴、命题、逻辑起点等并非绝对服从其形成和发展的时间序列；它们之间的联系方式和前后位置，允许在描述结构中出现符合历史的差异。

马克思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曾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18这两条道路分别论述的是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别和联系。第一条道路指研究方法，从感性的具体和客观现象（包括研究起点）进入理性思维，进而揭示事物的本质及规律；第二条道路指叙述方法和逻辑方法，它是以逻辑起点为基础来说明具体的、感性的现象，采用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过程。研究起点虽然不完全等同于逻辑起点，但是两者并非风马牛不相及。研究起点必须能够从逻辑起点得到合乎理性的解释，逻辑起点也应当得到研究起点的现实支撑，两者的异同性在描述结构的运用中更为突出。马克思明确提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1]111描述结构的科学运用，可以使玄奥的分析充满理性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例如，即便是当年与马克思的观点完全对立的《星期六评论》，也不得不承认《资本论》的叙述方法“使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1]108。可见，科学的描述结构决不是流水账式的线性记录，而是力图将研究的焦点和中心要旨汇集于简约和凝练的逻辑安排中。这样，描述结构必须在实现逻辑起点和研究起点辩证统一的同时，努力实现叙述方式上的科学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演进，与构建该理论体系的逻辑过程应当是辩证的统一，而不是简单的、机械的重合，即两者是“经过修正”的一致。因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是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其中，既充满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真相，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主流和前进方向，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掺杂着非本质的、偶然的假相，扰乱甚至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用描述结构来安排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就必须适当“修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自发形态，屏蔽大量次要的和非本质的现象，从而将逻辑重点和研究重点在描述结构中前后一贯地联系起来。因此，描述结构的科学运用，决不等同于它对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如影随行的反映，而是经过选择、筛选、过滤等逻辑过程，力求揭示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规定性。因此，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在描述结构中出现的差异，不仅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背离，恰恰反映了该理论体系内在的规律性，是更深层次的科学把握。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科学研究方法时曾说:“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43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充分体现了逻辑和历史的辩证统一和有机联系，充满了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若以此为据，则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用纵向历史和横向比较的方式较为理想。原因有二:

一是从时间序列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第二大理论成果，而作为其构成内容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无一不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速度和质量，各个理论成果之间的代际传承，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必须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也符合“论从史出”的基本要求。

二是从空间比较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形成的，其概念、问题、论域等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借鉴了其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益成果，还大胆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描述结构就不能不采用空间比较的方式，将自身与他者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对比，在甄别比较中真实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面貌。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描述结构，既要体现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也要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同时还应当具有理论的前瞻性，科学地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在建构理论体系整体性的同时，合理安排其阶段性的理论成果，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民族性价值和世界性意义。

四、三种结构的辩证关系

当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往往较多地关注其具体结构的实体性内容，而缺少对分析结构和描述结构理性的条分缕析。有论者甚至认为，掌握了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就可以科学地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这是明显的误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成内容丰富而完备，其问题范式鲜明而独特，各阶段性成果都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政党等内容。因此，若不用恰当的描述结构梳理出同质内容的关系，就难以说明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实际上，在三种结构中，具体结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骨架性内容，它支撑着整个理论体系的框架和发展方向。没有具体结构的实体性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分析结构就缺少研究的对象，而描述结构也将因缺少基础性质料的支撑而丧失科学方法的运用。

分析结构是在具体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规律性和本质性的东西。通过对具体结构的科学分析，可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些重要的范式谱系，如矛盾、规律、动力、政党、人民等。科学地研究这些范式的涵义、内容、表现形式等，既可深度拓展分析结构的功能，又为描述结构的科学建构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前提。同时，在正确理解诸多概念群的基础上，还可以厘清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合理安排它们的理论位置和逻辑次序，避免因过多地关注具体结构而产生对分析结构认识上的断裂。

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维反映，而采用恰当的方式将之具体地展现出来，则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描述结构。描述结构好似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背后的影子，是内化于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之中的。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安排配置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其结果都是论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某种描述结构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描述结构的方法运用得是否科学，不是由论者的“名气”决定的，而是看描述结构是否遵从了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因而，描述结构是以另外两种结构为基础的。对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掌握的程度和理解的深度，会直接影响描述结构的质量和效率。不能正确掌握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内容，就无法形成科学的描述结构。但是，正确掌握了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内容，并不等于就一定能用恰当的形式将它们的逻辑关系和概念体系科学合理地描述出来。实际上，科学的描述结构是依据自身的属性，采用独特的方法，将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以合乎历史和逻辑的原则表现出来。它既不因具体结构先入为主的感性作用而缺少适当的逻辑安排，也不因分析结构深邃严谨的理性影响而丧失理论的历史感，这也正是描述结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毛概论文写好篇十三

摘要：对于《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课堂教学情况的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教师只是一味的讲解理论知识，缺乏师生之间的互动，使得整个课堂比较枯燥，这样的教学方式是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的。巧妙地运用课堂情景化教学方式，将理论知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学生的思维特征以灵活的安排课堂内容，能增强《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这门课程的实效性。

关键词：情景 毛概 互动 素质

1 前言

《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这门课属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高度的理论性，是对高校大学生进行政治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基础，是大学课程的必修课。该课程的主要理念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武装学生的思想，将党的基本路线、理论、纲领以及经验教育相互联系，使学生能够更好的了解社会发展规律，深入了解国情，正确认识自身的社会责任，将对科学理论的认识深切的应用到实际行动中。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教学目标不断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在降低。现在，怎么样提高这门课的教学目标成为了目前各大高校的重要问题，要让学生逐渐的接受这门课，从而对其产生兴趣，才能够让学生获得宝贵的知识，提高自身的素质能力，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打下坚实的基础。深入开展情景化教学模式，是提高学生对《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这门课的学习兴趣的重要举措。

2 课堂教学缺乏吸引力的原因

2.1 教材较枯燥，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这门教材的内容具有广泛性，全面把握这门课对于教师来说也是具有一定的难度的。不仅要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成果，还要全面讲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近年来党所取得的创新理论，这样丰富的课程内容，从古到今，从理论到现实，从政治文化到经济发展，社会上的一切问题都在这一课程有所涉及。一般而言，具有自己专业特长的教师都很难全面且深入的掌握这门课的全部内容，提高教学质量也是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而且，这门课程的教材内容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学生在对知识的理解上具有难度，对书本的内容很容易产生枯燥感，很难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使学生产生了很大的挫败感，进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特别是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所了解到的社会问题都很难与课本理论知识相吻合，例如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腐败现象及就业问题等等，这些与教材上所讲述的问题存在很大的偏差。在开始学习这方面的课程的时候，学生就对这门课程的理论内容有了初步的了解，从电视、报纸或网络上也有了一定的接触与了解，这样不断重复的学习，使得学生对学习这门课产生了厌烦感，这样会大大的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

2.2 学生缺乏对政治的认识与兴趣

一方面，在当今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很多学生在对待学习上过于急功近利，对于那些专业课或是对自身未来事业前途有用处的课程，他们就会非常认真的去学习，而认为对自己没有用的课程就不去学。在很多学生的意识里，专业课和思想政治课是有很大差距的，专业课对于他们来说是未来事业的基础，对他们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需要重点学习的科目;相对而言，《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这门政治课只是一门政治的说教课，学生对其学习缺乏动力，因为很多知识都是显而易见或是重复的，对其提不起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学生都对这门课程内容存在认识偏差及情感障碍，他们认为所谓的意识形态、政治方针等都是当官者的义务与责任，特别是理工科的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缺乏基本的认识。

2.3 教师对学生的不负责

教师对于学生而言，是一个引导者，在教学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对课堂的教学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经过调查研究，很多学生都一致认为对于他们学习兴趣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教师，对教师的喜爱程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实际上，确实是有些老师的上课方式比较能够吸引学习的注意力，有的老师上课就比较枯燥。每个教师的上课方式是不相同的，从而他们身上存在的问题也是不相同的。有的老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整体结构缺乏专业的认识，所以在讲课的过程中很难抓住教材的内在逻辑以及精神实质，讲课内容不连贯，使得学生对知识更加模糊，很难对其有一个全面深刻的领会，这也会大大的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有些政治老师思想比较保守落后，因此对这门课程的理解也存在偏差，只一味的按照自己的习惯与心情去教学，面面俱到，没有重点，不能很好的联系实际，只管自己在讲台上讲解，却不管学生是否理解，甚至有的老师还会传达一些错误的观念给学生，造成学生的理解出现错误，这都是教师对学生不负责任的结果。

3 实施课堂情景化教学的重要性

《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是教育部确定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中最核心的课程，综合着历史、哲学、思想教育、法律教育等学科，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学生对这门课有着很大的偏见，觉得其实用性弱，跟就业没有关系，因此缺乏学习兴趣，大多数都只是持着考试合格的心态在学习而已。为此，教育部与中宣部对各大高校提出了要求，全面改革教学方式，提高教师队伍的教学水平将教材建设与课程建设相结合。教师应该怎么讲好这门课，为学生构建一个美丽的精神家园，是大多数教师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合理的实施课堂情境化教学，不仅将这门枯燥的课程理论知识变得容易让学生接受，同时增强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亲和力，为构建和谐的课堂教学提供了保证。

4 实施情景化教学的具体措施

4.1 将图、文、音三者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为了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创新水平，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学，对其发展有着很大的空间，不仅可以将纵贯古今与横跨中外的知识相联系，还可以将动态的大量知识运用超文本技术进行联系，不断刺激学生的视野。例如讲授某一历史事件，教师在上课之前可以将相关的资料做成课件，从而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与总结，从而亲身体验与领悟这些知识。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但符合大学生独立学习的个性，而且还能激发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勇于表现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培养他们的政治识别能力，提高他们的素质。此外，现代教育技术还改变了以往的课堂教学模式，不仅仅局限在知识线性输出，还发展了开放性空间输出模式，教师可以根据设计情景与悬念，让学生有所意外收获，同时在获得知识的时候，陶冶自身的情操，提高其思想政治理论素养。

4.3 鼓励学生利用情景参与学习活动

这门课的另一教学理念就是鼓励学生对政治理论的感知与记忆意识，培养其发散性思维。有关研究显示，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里，从听觉能够记忆20%，从视觉能够记忆30%，而从视听二者结合能够记忆 75%。现代化教学技术注重对感官的激发，在课堂上多多开展学习活动，增加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记忆，训练学生的思维，情景化教学对于增加学生的记忆是很有帮助的。多媒体教学的主要特点就是利用情景化教学，让学生亲身体会知识的魅力，充分利用丰富的信息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展学习活动的最大好处就是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及记忆能力，文字、图片与声音相结合的方式来发散学生的意识，激发他们的逻辑能力。

5 结语

近年来，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这门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键，将会得到不断的发展与进步，教学的方式方法也会得到不断提高，但是这门课始终坚持的理念就是提高自身的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努力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为祖国的发展与进步而奉献自己的力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追求的目标就是在探索和总结中，提升这门课的实效性。教师应该热爱学生，为学生的学习而负责任，热爱教育事业，根据教学规律来开展课程活动，努力增强教学气氛，提高课堂的氛围，使《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这门课成为受学生欢迎的课程。这门课具有最大的特性就是理论性与实践性，这种理论有着其自身的魅力，具有丰富的社会实践性，对于学生的社会生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影响。在以后的发展中，努力发展这门课的情景化教学，丰富学生的课堂学习方式，为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参考文献：

[1]陈燕琼.正确处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若干关系――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为例[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1，(6).

[2]曲澎.高校“概论”课教学方法的多样化探索[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6).

[3]楚凤梅.构建和谐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以“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为例[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0，(4).

[4]赵建建，黄冰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吸引力不足的原因及对策探究――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为例[j].黄石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

毛概论文写好篇十四

摘要：本文概述了和分析了毛泽东思想对世界的国际影响，高度赞扬了毛泽东思想的世界价值。

关键词：世界 影响

1 概要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并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概括，从而形成了一个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2 对世界的影响

国外对于的研究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至今为止仍在升温。苏联是最早将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之一。早在1950年12月苏共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就先于中国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实践论》;50年代美国学者本杰明·施瓦兹出版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可谓是西方研究的开山之作。

2.1 毛泽东外交思想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影响

在毛泽东国际战略中，“三个世界”理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毛泽东晚年在国际战略层面上对世界的研究，其精华部分主要包括在这一理论中。

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是依据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发展而得出的结论。他希望以第三世界为主体，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可以这样说，毛泽东“三个世界”的战略观点反映了毛泽东对世界新结构的认识和力图建立对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思想。

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等悲观主义大肆横行。在这种大环境之下，毛泽东力排众议，于1946年4月写下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他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美、英、法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说明，和平不会从天而降，只有经过世界人民的不懈斗争，才能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冷静观察，正确地得出了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将压倒战争力量的重要结论。大胆预测出，对峙的美苏迟早会达成某种妥协，从而避免爆发战争。

2.2 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世界人民解放战争的影响

军事领域，是毛泽东一生最辉煌、最精彩的一个活动领域，是中最具魅力的组成部分，对世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2.1 对尼泊尔的影响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殖民地国家反对外来侵略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仅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巨大，在西方的一些国家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英、美、法、日。

2.2.2 对英国的影响

英国巴特曼说：“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但研究游击战运动问题，事实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很多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地被西方国家的军事理论所吸收。如：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重视人的因素，注重群众战线，研究游击战，强调群众纪律等有关内容，都被吸收到美国作战条例当中去了。当然他们战争的非正义性质决定了他们对这些原则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逐渐被各国所接受，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世界军事学术还将进一步产生重大影响。

2.2.3 对美国的影响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雷霆万钧式的胜利大进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震撼了世界，当然也震撼了美国朝野上下。1961年，肯尼迪下令美国陆军要研究毛泽东游击战争的理论，据说美国的西点军校还专门开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课。1989年上海一家报纸介绍，美国海军陆战队，至今还要求把毛泽东军事著作作为必读书。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菲利普·戴维逊在他的《毛泽东的战略》一书中，公正而客观地说：“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弄得苦恼不堪。10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的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2.2.4 对日本的影响

60年代至70年代，在国外研究领域，日本仅次于美国。日本学者新岛淳良作为对研究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编写了许多关于的论著。他认为作为中国革命的思想，是在战场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日本共产党也创办了很多宣传的进步报刊，呼吁广大日本人民要深深体会到“只有，才能救日本。”在指引下，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深入发展。群众高举毛主席画像，高喊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向日本官僚主义展开进攻。

3 结语

不仅谱写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同时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史有着深远影响。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也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更是唤起世界受压迫民族和人民反抗精神的缔造者，同时还是推进世界哲学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缔造者。不仅是推动中国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力量，更是影响世界的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600.

【2】姚有志,陈宇.毛泽东大战略[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426.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85.

【4】杨凤城.研究述评[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88.

毛概论文写好篇十五

揭示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国际、国内环境及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理想，勾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艰辛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以及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精髓——新民主主义论，论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实践所进行的初步探索。

如何与时俱进地使毛泽东思想这一跨时代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更为突出？如何一脉相承地从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中理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如何从历史考验和现实验证的结合上进一步阐明毛泽东思想永恒的历史地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而为澄清理论是非、坚持为两个历史问题决议的科学精神扫清道路？归根结底，就是要把十七大报告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具体化为贯穿这本教材的精髓，即“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毛概论文写好篇十六

摘要：在高校开设思想概论课程是理治理论课程教学的一项重大改革。适应这项改革，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教师应在提高认识、转换角色，学习原著、提高理论水平，改进教学方法上多下功夫。

关键词：思想课程教学改革

按教育部关于“两课”教改的精神，我校于1999年秋季开设思想概论课程。为使其很好地与原中国革命史课程衔接，我们在教学内容及教师角色转换上做了大量工作。

课程由中国革命史改为思想概论，既有教材、教学体系的不适应，又有教师角色转换上的不适应。为克服这些不适应，只有对教育部这一改革的必要性有深刻的认识，才能自觉地、主动地实现角色的转换，由不适应到适应。

(一)开设思想概论课程是对中国革命史教学内容的根本性变革

当代大学生通过中学阶段比较系统的历史课程学习，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有了大体的了解。原中国革命史课程虽然与中学教学侧重点不同、层次不同，但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重复，且理论系统性不强，给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带来许多不便。我们在1994年为解决这一问题，进行大胆的探索，形成了“以课程改革为中心，全面实施专题化教学方案”的专题化教学新体系，增加了中国革命史教学的针对性、启发性、说服力和战斗力。此项教改曾获得原冶金部教改三等奖，受到历届学生的好评。但是，由于中国革命史教学内容框架的限制，一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与中学教学内容的重复问题，二则不能充分发挥该课程的理论功能。学生对中国革命史尤其是思想理论仍缺乏深刻的认识，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不甚了解，更不能很好地应用这些立场、观点、方法独立地解决问题，限制了“两课”教育的政治功效。思想概论课从目标、内容及结构上与中学的中国近现代史区分开来，系统地讲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理论和规律，以及思想的精髓，能培养学生应用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真正做到“小学讲故事，中学讲史实，大学讲理论”的思想教育模式。

自邓小平理论课程开设以来，高校理论课的教学理论体系已经发生变化，如不开设思想概论课，从理论体系上看，缺乏理论的延续性、系统性，也无法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课程的协调统一及渊源衔接关系，使学生思想政治课教学处于断线状态。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坚持邓小平理论，便是坚持了马列主义、思想。”什么是思想，如何理解十五大的报告，如何坚定不移地坚持邓小平理论，当代大学生对思想知之甚少，甚至由于阅读书籍的偏颇性，大学生中还存在着对以及思想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渊源，.只有正确地理解和掌握思想，才能很好地理解邓小平理论，坚持和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三)开设忍想概论课是素质教育的必备内容

总书记提出，素质教育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思想教育，一个是科学文化教育。看待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国家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国际实力、民族凝聚力)的角度去理解。在知识经济时代，增加经济实力，国际实力需要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应用能力。增强民族凝聚力需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灵魂。以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并不缺乏这些内容的教育，但由于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滞后等原因，学生在通过小学、中学的教育之后，普遍存在着对自我思想政治教育忽视的状况，说明当代一些大学生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并没有牢固地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思想概论课代替中国革命史课正是为了弥补上述缺陷。思想的产生是等老一辈革命家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这本身就体现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学习能力、应用能力、创造能力。学生在沿着思想理论形成的学习过程中能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同时思想的精髓便是贯穿思想主要内容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无疑给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武器，加上有关方法论等方面通俗易懂的阐述，必将对学生掌握理论，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有所提高，从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提高辨别能力，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把握素质教育的灵魂。

思想概论和中国革命史相比，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课程，没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很难在教学中“深人浅出”。在我校从事中国革命史教学的教师中，有来自历史系毕业的教师，由于学科的限制，很难脱离历史思维的模式;在加上中国革命史教学为了避免与中学教学的重复，引发学生的兴趣，增加趣味性，在教学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偏重历史知识的阐述，忽略理论分析。此外，由于青年教师本身缺乏理论功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缺乏学习理论的动力，不乐于理论钻研，存在理论修养不足的状况。针对这些不足，我们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一)通读体现思想主要内容的代表作

要求教师认真阅读《选集》、《邓小平文集》，以及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原著。讲述中国革命史课程虽然涉及思想的主要内容，但毕竟不系统，理解也比较肤浅，通过对思想代表作的阅读、钻研，熟练地掌握思想主要内容，从而把握思想理论发展的逻辑性，提高自我的理论水平。

(二)认真研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邓小平理论的有关论述

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要上好思想概论课需要深厚的理论功底。这不仅需要透彻地理解思想的主要内容，更需要从一脉相承的角度去把握思想的理论来源及思想的新发展。只有在认真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有关内容进行比较，才能更好地把握思想的承前启后性，才能在教学中讲透三者是一脉相承的，从而使学生真正认识到思想的现实意义。

(三)认真研究党的有关历史文件

包括自党建立以来党的历届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尤其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在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等。

(四)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研究

思想概论课教研室青年教师较多，由于青年教师理论水平的薄弱以及科研能力、教学能力的不足，需要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老教师历经“”、改革开放时期，由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经历丰富，理论功底较深，科研教学能力较强。只有发挥集体的力量，才能在短期内提高青年教师的理论认识，提高教学的整体水平。我们采取集体备课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对每一章的内容进行理论分析、探讨，优化教学思路，从而保证了课程的教学质量。

(一)理论联系实际，引发学生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些大学生一方面对政治理论课兴趣不浓，另一方面从内心深处渴望理论的指导。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使喜欢思考的大学生充满疑惑，渴望寻找令人信服的答案，却苦于不得方法。因而抓住学生的思想实际，了解他们思想中的难点、热点，理论联系实际，能用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困扰他们的思想问题，必将引起学生的兴趣，有了兴趣，才有学习理论的动力，有动力才能引导学生对理论的深人学习。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很多，最直接的方法是理论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在谈到教学方法时曾指出: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在这里提出要用大量的精力去了解学生，其中要了解学生需要什么，政治理论课不是行政命令，而是说服教育，更需要有的放矢，合情合理。为此，我们在教学前开展问卷调查，了解学生思想中的热点、难点，并把具有代表性的想法归纳出来，使教学具有针对性，发挥理论联系实际的功能。由于课堂内容的讲授能涉及学生关心的热点，自然就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以理论逻辑结构为经，史实为纬，精心组织教学

理论来自于实践。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是思想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是思想得以中国化的土壤。这决定了思想概论课与中国革命史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教学中，思想概论偏重理论，中国革命史偏重史实，如何处理两者关系，为了真实反映思想的实践性，我们认为应以理论内容本身的要求为主，史实为辅。如讲授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的基本原理、活的灵魂，都要以理论发展的逻辑结构为经，以若干史实为纬，既突出理论结构的逻辑性，又突出思想理论的实践性，但要注意史实材料的引用是为了服从理论的讲述而不能冲淡理论的主题。

(三)突出理论的一脉相承性，注重与邓小平理论课的街接

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对思想的继承、发展，思想、邓小平理论同源于马列主义。这是“两课”体系设置的一条主线，也是思想概论课应该突出的内容口.如何突出，必须在有关章节中阐明它的一脉相承，如讲统一战线，既要讲马列主义的有关论述，又要讲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如何发展这一理论。为此，我们在备课中特别注意马列主义的有关论述以及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相同点、不同点，尤其是邓小平理论对思想的新发展。这样做一则体现两个理论体系的一脉相承，二则为邓小平理论课的开设打好基础。

(四)认真组织学生学原著，精心组织课堂讨论

曾经说过，大学的教学要师生一起研究，一起商量，主张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课堂讨论是学生参与教学的极好方式。要让学生对讨论的主题感兴趣，一定要通过调查把握学生的思想状况，提出有针对性的命题，或者由学生自主选题。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选编一部分思想的代表著作让学生自学，并要求学生结合讨论的主题写小论文，作为平时的成绩进行考核。讨论课要求学生脱稿上台发言，凡上台发言的学生都以一次成绩优秀进人平时考核。这种作法既不增加大学生的工作量又不占用学生过多的学习时间。学生在阅读思想原著的同时，对思想有了更感性的认识，通过与伟人的直接对话，能更好地把握思想的内涵，加深对思想的认识。要求学生脱稿发言，对大一的学生确实是一次考验，既锻炼了学生的勇气，又体现学生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对学生成绩的评定提供较为客观的依据。讨论课的成功与教师的精心组织分不开，教师要积极引导，及时解答，对不能解答的如实承认，这种实事求是的教学作风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经过一轮的思想概论课程的教学，由于我们主观上重视中国革命史向思想概论课程的转换，精心准备，群策群力，从总体上看，教学效果是好的，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思想认识等方面都有所提高。正如学生所说:“没有实事求是，没有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没有思想的指导，就不会有新中国，也不会有邓小平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完了思想概论，我的思想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不仅为更好地学习邓小平理论打好了基础，还将势必影响到我的一全。”

毛概论文写好篇十七

调查数据显示：28%选a,33%选b，20%选c，9%选d，10%选e

调查分析：我们不能否定别人的选择，在利益面前我们还是失败者。

成因分析：从调查资料的分析中可见，当代大学生自我意识积极方面突出表现为：有明确的自我观念，独立意识性及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已有了较高程度的发展，他们表现用自己的眼光去看社会并解释问题，不愿受他人的干涉;自我评价趋于成熟，并意识到自己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应将所学的知识贡献给社会的发展。

三、存在的基本问题

本次调查围绕当代大学生的共同追求的问题，针对当代在校大学生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与分析。

结果表明，当代在校大学生的追求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并且出现了总体性的和根本性的危机。在这场追求危机中，追求呈现混乱和无目标无计划的状态。大多数的学生知道要树立目标，但是还没有很多人没有明确的打算。

当前，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的大学生，在学业、工作、生活上遇到的困惑与困难已经超过了从前传统意义上的学习观、爱情观等。面对日益复杂多元化的社会，大学生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如何应对人生的抉择。

人们面对现实生活中“人究竟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选择的困惑。原因是社会中多元化文化的存在，给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同时树立多种价值标准，造成人们无法判断现象的对错。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律领域内的唯一标准，然而，由于权利关系和亲情关系，甚至金钱关系的干扰，这一价值标准却失去规范力，遭到扭曲，以至于权、情、法关系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热点问题，大学生对这种诱惑的选择导致大学生追求出现危机。

大学生的就业其实是关系到世界上最大的大学生群体和他们背后的家庭的重要问题，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具有高度的意义。它不仅仅牵涉大学生自身的生活状态，而且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中国的平稳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也会影响到全球经济的供应链。中国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既和全球所面临的经济的挑战和问题息息相关，有和世界各国现在面临的就业问题相一致的特点，也有中国社会和大学生的自身的独特的问题。

既要让社会关心每一个大学生的未来，也应该听到社会对于今天大学生能力和水准的抱怨;既要让大学生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期望，也要让他们现实地看到就业市场和经济环境的变化;既要让他们有必要的保障，也要让他们在全球的竞争之中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

四、今后应该采取的措施

我们就在身边的同龄人身上深深地感受到来自社会的种种气息：有清新的，有偏激的，也有其他的……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认为不应悲观地看待当代大学生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的状况。毕竟，他们是渴求发展渴求进步并努力迎合社会的一群，在这一次的调查当中，大部分大学生的共同追求是科学的合理的，他们以一种积极健康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世界，来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几乎全部的大学生都将“一种有活力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作为最重要的价值观，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朝阳般的气息和生命力，的确社会需要这种生机勃勃的干劲和理想才得以不停的往前发展。这种不甘平庸，积极创造的精神特质也是现代大学生身上非常可贵的品质。但不容忽视的是，有近30%的人追求上存在问题，需要特别的关注和加以正确的引导。

针对高校大学生的共同追求，高校应不断加强对大学生理想信念的教育，使学生们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1.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无神论和科学精神的教育。

2.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在校园文化活动中贯穿理想信念教育。

3.加强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不断提升理想信念教育的整体水平。

4.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增强抵御挫折和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

大学生毛概社会实践调查报告范文3000字

毛概论文写好篇十八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许经勇.论我国的渐进式改革[j].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1995（6）：1-8.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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