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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书籍篇一
修昔底德目睹了雅典帝国由盛而衰的过程，自然，他的笔底下就隐含着关乎人类命运的巨大忧伤，这让我想起《红楼梦》，在东方，通过对一个家族由盛而衰的真是记述，曹雪芹的笔下依旧隐含着关乎人类命运的巨大忧伤，两个伟大的灵魂不约而同社会体制对人类命运的亵渎。让我的思绪还是回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历史情境中，修昔底德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是爱恨交加，虽然经历2500年的历史沧桑，我们也会同修昔底德一样，面对雅典人对民主政治所表现出追求正义的勇气和卓越的政治智慧，而砰砰然心跳不止，什么商定城邦大事的公民大会，什么五百人议事会，什么陪审法庭，这简直就是古代版的“三权鼎立，”什么差额选举制、任期制、比例代表制，2500年后的今天，依旧是民主政治的常规形态，雅典民主政治诞生于公元前五世纪，置身于其中的修昔底德理所当然心存赞叹和陶醉，也许雅典公民大会的首席将军、伟大的政治家伯利克里的话代表着修昔底德的心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称之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里，而非被少数人掌握。”两千五年后的我们，如果不怀有偏见，也会赞佩伯利克里们对人类民主事业的贡献，也会惊叹雅典对公权管理而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
不过，拨开重重迷雾，我们无不遗憾地说，命运就这样捉弄人，黄金时代的雅典，竟是盛也民主，衰也民主。在古希腊公元前4—5世纪，雅典帝国的兴盛源于两个关键因素：一是第一次希波战争后，雅典以对爱琴海的海上控制权实现对其他城邦贸易上的优先分配权，赢得了在同盟中绝对的领导权威;一个是雅典以严谨而优雅的民主体制，焕发了国家的活力和对城邦稳定的控制力。不过，我的注意力始终在关注雅典帝国的民主建设，雅典的民主建设经历了梭伦改革、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克利斯提尼改革和伯里克利时代四个阶段，不过，雅典的民主政治不断从少数贵族向新兴工商业者的“主权在民”的方向延伸，生而平等，主权在民，作为人类社会宝贵的政治经验和思想智慧固定下来，成为一种雅典的模式，于是雅典也就有了雅典是希腊的学校、雅典也是人类的学校的美誉。
表面上看，雅典的民主政治是温情脉脉的，体现了“人是万物的尺度”，不过，我们应当清醒看到，雅典的民主政治本质上是奴隶制体制下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民主政治，在民主的华丽的外衣，隐藏着种种社会不公和体制上的罪恶。首先，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少数贵族的统治工具，雅典的公民只能是城邦里成年男性贵族，妇女、奴隶和外邦人被排除在公民之外，刚刚发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公元前431年，雅典的人口总数大约40万人，其中享有公民权仅有4.2万人，而妇女、奴隶和外邦人多达35.8万人，有投票权的公民和无投票权的妇女、奴隶和外邦人的比例为4.2:35.8，加上受经济等条件限制，能够参与民主管理国家事务的人少之又少，将妇女、奴隶和外邦人等大多数人排斥在外，可见雅典式民主奴隶制的本性和“人的尺度”上的荒谬性，离“生而平等”的人的尺度相距甚远，因而，说到底，雅典式民主不过是奴隶主享有特权的有限民主。
雅典式的民主政治还有一个让人诟病的地方，就是在雅典民主政治发育的过程中，其经济来源是靠对其他城邦实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人生而平等，种族更应该生而平等，而雅典对其他城邦却是生而不平等。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前20-30年，雅典利用其强大的海上势力控制了东地中海地区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雅典依靠执掌提洛同盟的领导大权的强权，规定各同盟国的年贡金为460塔兰特，公元前454年，同盟金库由提洛岛迁移至雅典，单是库存备用金达8000塔兰特之多，而且每隔四年，就调高各同盟国的贡金，而同盟国的贡金实际上成为雅典城邦扩建海军、重建雅典城市、负担公职津贴等的巨大财源。此时雅典人老牛了，一方面吹嘘自己的民主政治，并强制向其他城邦输出;一方面用向上百个提洛同盟城邦的贡金，推进和维持雅典帝国的繁荣和霸权，一个阿提卡半岛的蕞尔小邦，竟一跃成为地跨欧亚、囊括爱琴海的泱泱大国，雅典城成了东地中海地区政治、经济、海陆交通和文化中心。我们试想一下，雅典的强大和繁荣，不正是对生活在雅典土地上努力的剥削和提洛同盟诸邦人民的压迫和掠夺而获取的吗?所谓的市政广场、议事会厅、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赫维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大剧场、音乐厅、街道和大型雕塑像等一大批公共工程，哪一个不是对提洛同盟人民血汗的压榨呢?按照人性的尺度，伯里克利时代所谓的雅典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兵源充足是不是具有反人类的性质，而交付贡金的同盟国的人民苦不堪言，不断积累对雅典的不满和仇恨，这倒让我们很容易想到今天的美国，同古雅典一样靠剥削和强权造就的强大和繁荣是我们人类的福祉吗?
雅典帝国在恶性扩张中，处处埋下仇恨的种子，他们的统治者陶醉在贵族的民主政治的有限公平里，陶醉在靠剥削和掠夺造就雅典4.2万公民的富庶和幸福里，陶醉在思想艺术空前繁荣的愉悦和自豪里，公元前431年，对雅典来说，是一个由盛而衰的历史分水岭，也是雅典神话因膨胀而破碎的临界点，古希腊，另一个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向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说不，一个陆上强国，一个海上帝国，双方都有冠冕堂皇的开战理由，不过其本质无非是争夺对希腊的统治权，开战前，这两个同盟集团相比较而言，以希腊为首的提洛同盟实力上远远高于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斯巴达却制定一个颇有感染力的口号，叫做“自由和解放”，当然雅典最终失败诸如坚壁清野固守城邦的战略错误，不过，在战争博弈中，雅典民主政治伪装下的暴政，是失败的根本原因。战争发生后，对城邦内的奴隶剥削，对同盟中那些城邦的压迫更残酷了，城邦内，奴隶以起义的方式进行反抗，同盟中只要有机会就会脱离雅典同盟，而倒向斯巴达。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雅典民主政治伪装下的现实是，就国与国而言，是强国对弱国的暴政，就社会结构而言，是少数的贵族对对多数的人民的暴政，就其权力决策方式，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一审终身制，雅典著名科学家阿那萨格拉因提出月食理论被迫害，雅典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因对雅典民主存有异议被判死刑，就连《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者、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也被错误流放20年，难道雅典帝国的没落不属于历史的必然吗?
雅典是用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名字来命名的，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寻找雅典娜。让我们陷入绵绵不绝的忧伤的是，2500年后，人类依旧不醒呀，在民主的旗号下，那些弱肉强食的当代“雅典帝国”，让活不下去的人民去占领华尔街，在经济危机的困境中，一国印制钞票，全世界埋单，民主如果是少数资本家或某个帝国的民主，对其人民和其他国家而言，就是暴政。人类不需要海神赐给一匹象征战争的壮马，而需要智慧女神雅典娜献给一棵枝叶繁茂、果实累累、象征和平的油橄榄树。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书籍篇二
公元前7世纪，勇猛尚武的阿卡亚人征服了拉哥尼亚人和临近的美塞尼亚人，占领其土地成立了斯巴达城邦。斯巴达位于拉哥尼亚平原，三面临山，农业发达工，工商业极为落后，对外相对封闭。斯巴达实行贵族寡头专政。崇尚军事，公民以战争为职业。
雅典是在自提秀斯至梭伦一步步的改革中逐渐形成的，是氏族内部平民与贵族斗争的产物。雅典三面环海，多良港，工商业发达，贸易便利。雅典实行的是有贵族政治逐步建立起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注重文化教育。
作为古希腊最为强大的城邦，斯巴达与希腊有着诸多不同甚至说截然对立之处。斯巴达落后，保守，停滞，近乎野蛮;而雅典自由，开放，进步，相当文明。这二者所分别代领的波罗奔尼撒同盟与提洛同盟的对抗，牵动着整个希腊半岛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波罗奔尼撒战争。
斯巴达代表的是人类新生之初对外界强烈的好奇以及探索欲，是不受限制的自由意志。因而斯巴达人崇尚的是征服，采取的是武力。然而充满激情与活力的自由所去面对的是岿然不动的大自然。斯巴达人毫无胜算，他们反而被大自然所征服，被束缚在大自然的法则之下，因而斯巴达一直是一个农业国，而不能越过自然的法则去发展工商业。然而失败被不能完全消灭斯巴达人的激情，而是将之转化为狂热与憎恨。因此他们征服了当地的土著居民，嘲笑他们的懦弱，在不断的奴役与镇压希波人的过程中，他们逐渐迷失了自我，忘记了自由意志，建立专政制度，变成了只会战争的机器——为了不再记起曾经的伤痛和自身的渺小。
雅典在内乱中产生，代表的是人类意识的自我冲突与斗争，是人生来就有的束缚。如果说自然给斯巴达人的束缚是巨石压身，近乎窒息;而雅典人自身的束缚则是一时疾病，需要的只是探寻病因，精心调理。因而雅典人注重的是文化教育，采取的是制度变革。雅典人建立了民主制度，通过交流与投票的方式来管理国家，来防止雅典再次被自己所束缚。由此而产生的则是雅典人在面对外界束缚之时习惯以理性来解决问题的心态，因而他们的手工业、贸易发达。
波罗奔尼撒战争，是这两种截然不同文明的直接碰撞，虽然斯巴达人被束缚的喘不过气来，但是狂热的他们拥有强大的力量，而对外界的仇恨使他们坚定团结。雅典人虽然在民主与理性中摆脱了束缚，但是他们在本质上还是分裂的，这是他们内部潜在的威胁。
斯巴达人是悲观的，就像角斗场中的野兽，虽然战胜了对手，却不能摆脱被围困的命运。因而虽然在波罗奔尼撒战争中，他们击败了雅典人，但是这次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这反而揭开了斯巴达人的伤疤。他们不可能赢，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输了。
雅典人是乐观的，他们能够以自己的力量解决所面临的挑战，他们充满信心。然而信心来自于过去，而未来却是未知的，疯狂的斯巴达人，无情的自然灾祸，让他们损失惨重，失败的滋味一如当年的斯巴达人一样。
斯巴达人终于失去了斗志，他们的仇恨和狂热被熄灭了，因为他们终于明白他们的仇恨和狂热在自然面前也是一文不值，绝望笼罩着斯巴达城邦，很快就被外来的蛮族征服了——这让他们想起了曾经的自己。而雅典人的自信也逐渐瓦解了，他们不再相信被他们所称作理性的力量是万能的了，他们甚至不再交流，专注于自我，雅典的辉煌也走到了尽头，最终也以悲剧收场。
纵观整个希腊半岛，斯巴达的自由与狂放之魂被扼杀，雅典的民主与理性之火被熄灭。这究竟是天神创世之时人类就已经背负了这样的惨淡命运?还是是初生的文明犯下的绝对自由或无限理性的错误?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书籍篇三
国庆节读完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最后几章。这是西方史学公认的的第一部著述严谨的信史，讲述了在希腊对波斯战争胜利之后，希腊城邦之间发生的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即雅典帝国(阿提卡联盟)对抗斯巴达城邦(拉栖代梦联盟)及其他希腊城邦的近三十年的战争历史。
1， 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400年的约一百余年是雅典的黄金时期。经历波斯战争，雅典城邦从希腊的一个二流城邦崛起为希腊土地上与斯巴达并肩称雄的雅典帝国。在伯利克里时期雅典达到了国家荣耀的顶峰，也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高峰。而于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爆发的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则以雅典的最终失利并沦为斯巴达的附属国而告终。
2， 雅典民族是一个海洋民族，勇敢，有谋略，雄心勃勃，富于冒险精神。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斯巴达联盟在陆地上侵略雅典及其同盟国(阿提卡地区)，而雅典则以其优势的海军侵扰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海岸沿线，并建立了据点。在一场双方主战将领都阵亡的战斗之后，雅典以整体略占优势的地位和斯巴达缔结了和平条约，战争告一段落。第二阶段，在休战五年后，雅典重启战端，大军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从海上远侵西西里岛。这场战争起缘于雅典人的野心，妄想征服西西里岛，进而征服整个希腊及意大利地区，最终取代斯巴达而成为希腊语世界的超级盟主，并获取更多的利益。在西西里叙拉古城邦的坚决抵抗下以及斯巴达人的援助下，集中了雅典主要战力的西西里远征军全军覆灭。雅典的同盟国纷纷背叛，庞大的雅典帝国很快分崩离析。在外部巨大的压力之下，雅典内部也爆发了寡头派和民主派的内乱和政制的往复更迭，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雅典城邦在战争中彻底失利并最终向斯巴达投降。
3， “修昔底德陷阱”即是讲的在同一个地域内，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定会挑战老牌的占统治地位的大国，双方不可避免的会陷入争夺霸主地位的战争。成长中的新兴大国，总是试图突破现有格局，在冲突中寻找到自己的成长边界。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改变固有形势，定义出帝国的新边界。一场关键的战役，会决定到新帝国是扩张，稳固抑或覆灭。
4， 雅典对内是一个民主国家，而在国际关系上，则是信奉赤裸裸的实力主义。在雅典人在侵略米洛斯岛时，跟米洛斯人毫不留情地说道： “当今世界通行的规则是，公正的基础是双方实力均衡，强者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一切” “自然界的必然法则就是将其统治扩展到任何可能的地方。” 在征服了米洛斯岛后，雅典人残酷地处死了岛上所有的男人，而把女人和儿童卖为奴隶。 实力和强权的原则是西方世界基本的运行规则，整个的西方文明史，从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总教文明的扩张，大航海殖民到近现代国际秩序的建立，无不贯穿这一原则。而这种观念则源自于希腊乃至更久远的过去。东方政治哲学中包含的“仁政，大同，天下”的思想，在西方似乎是没有的。
5， 民主的雅典，对于其公民来说，拥有最大的自由和权利，在国家强盛之时，其公民都对民主制度非常自豪。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说就是西方非常著名的宣扬民主制度的演说。两个问题：其一，民主制度在财政上是否依赖于对内和对外的经济掠夺?比如雅典依赖于奴隶以及附属国的进贡，美国依赖其庞大的铸币税收入，现代西方世界依赖于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力。如果没有对外界的掠夺，民主制度能否生存?不过，就希腊而言，寡头政府和民主政府的财政基础并没有很大的不同。其二，在群雄混战的时代，民主制度的决策效率较低，在城邦竞争中是不是不具备优势?读完书的感受是，城邦之间的竞争力强弱并不取决于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和寡头制乃至当时希腊的其他政治制度，都可以具有相当强的组织性，而对历史走向最重要的影响似乎还是关键时点的关键人物所做的选择。
6， 雅典的失败有三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入侵西西里的失败。西西里战争是一场野心勃勃的侵略战争，雅典劳师远征，补给困难，而当地人民同仇敌忾，如果不能一举成功，时间对雅典不利。两年的战争，主将尼基阿斯关键时间的犹豫不决，以致雅典军队被全歼，雅典帝国损失了其主要的军事力量，雅典极盛而衰。二个是雅典远征西西里的一位主要将军阿尔基比阿德斯，临战之前因其被政敌起诉不敬神灵而要被召回国受审，因而背叛雅典出逃斯巴达，他给斯巴达提供的战略建议对雅典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三个是雅典长期以来一直以其实力压迫盟邦，雅典失利后盟邦纷纷造反，帝国分崩离析，资源人力越来越枯竭，雅典走上穷途末路。
7， 大体上，雅典会支持和扶植其盟国采用民主政体，而斯巴达则扶植其盟国采用寡头政体。不过，城邦之间的争执，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政体之争远在其次。比如西西里的叙拉古是一个民主政体城邦，而其对抗雅典则最为坚决。对政治人物也是如此，比如阿尔基比阿尔德本来希望依靠寡头派的力量重回雅典，最后却是被民主派迎回国，而反对阿氏的一名民主派将军则在权斗中变成了寡头派的主力。在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中，没有什么政治原则是必须坚守的。
8， 书中摘录了140余篇精彩的演讲稿。希腊城邦的政策制定或者相互之间的外交活动，不论寡头制还是民主制城邦，常常会通过演讲来辩理，而且感觉即便国家之间的交往也是比较讲理的。城邦之间也经常会订立休战或同盟条约，这些条约也经常是有约束力的。理性和契约精神是古希腊不同于东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希腊已经具备了现代社会的因素。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书籍篇四
《伯罗奔尼亚战争史》是修昔底德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著的一本--就是想成为历史记录范本--的书籍。修昔底德写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通过自己真实记录、哲学分析这段战争史，为怎样记录历史、怎样分析战争乃至人类发展提供范本。希望这本书不要成为文学著作--虽然里面的演讲文学价值也很高--而希望这就是一本可供后人借鉴的历史书。书中说到，只要人类存在，战争就不会消失。而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让人们大致真实了解这段战争史，也想通过这本书为后人怎样记录历史提供借鉴。
思想的发展，刚好让修昔底德的历史记录成为了可供借鉴的节点。古希腊思想发展到修昔底德时期，已经开始有了自然唯物主义思想，尤其是修昔底德，不再将神话、神祗作为战争胜负的最终解释，正是因为这个哲学出发点的改变，让修昔底德的战争史确确实实更加关注战争双方物质、人力、战术等方面的分析，应该说是辩证主义和现实主义成为了这本书的主要思想，有了这个基础，书籍就具有了相当的可看性。从这一点来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诚不欺人，修昔底德的思想，应该说是当时希腊哲学发展的成就。同一时代的希腊三贤、色诺芬、希罗多德等，希腊哲学思想在当时是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因此是在一定程度可以说是时代成就人。
横向对比，同样在公元前700-前200年左右，也是中国哲学、思想、文学发展的高峰期，诸子百家、稷下学宫，同样是在这一时间段交相争鸣。希腊的哲学思想至今影响着世界，中国的哲学思想同样深刻的影响着世界。不仅我们在中国思想中为世界发展寻求答案，世界也在中国思想中寻求发展的答案。几千年前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仍旧是当今世界保持和平的基本思想。尤瓦尔的《三部曲》中也提到，人类花一美分去研究新科学，就要准备十美元去防范危害，要到儒家、孔孟去需求思想答案。
《伯罗奔尼亚战争史》对于战争的理解，接近自然科学。修昔底德本身就是战争的参与者，所以对战争的记录真实，最为重要的是对战争局势的理解接近真实，不是出于理想化。书中多次提到，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最为重要因素是经济，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投入的人力、物力大体上决定着某次战争的胜负。以少胜多固然是有，但大多数局部战争，还是物质装备优势决定了战争胜负。当然现在看来这样的理解还是具有局限性，但放在当时，这样的分析已经难能可贵。
书中的演讲充满了思辨思维。书中最为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对于战争的描写，相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中对于战争场面、场景的描写可以说是乏善可陈，真实的记录，属于白描。但书中出现了很多演讲记录，也是最为吸引人的地方，每一个演讲都是一篇精彩的议论文，而且是思路相当清晰、旁征博引又能够触动受众思维的演讲。西方的逻辑思维在这个阶段就已经水平相当了得，真的是用理打动为主，用情感动为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直强调说学生不会辩论，在辩论中没有边界成为争吵，而当时的希腊演讲，为如何辩论提供了样本。很少拔高、设身处地、利弊分析、以理为主、言简意赅……值得反复研读，就事论事不泛化不偏移，这可能也是和每次演讲都有时间限制有关，读起来精彩纷呈。
演讲往往决定了决策和情绪的调动。无论是当时的希腊民主政治还是伯罗奔尼撒的寡头政治，决策都是通过议事会议，允许第三方或是敌方在议事会议上演讲，演讲后议事会议进行投票决定是战还是和等等，有点类似于现在的面试。所以修昔底德对演多加记录，实际上就是在记录战争的决策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方面对战争时的思考。还有一些演讲类似于站前动员，例如雅典人，在决定战争前阐述了光荣的历史、本国的勇敢和海战的优势等等，调动战前的信心和情绪等等。前段时间提倡培养学生的领导力，而能够客观深入分析现象的本质，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让他人认可，这就是领导力。
当然修昔底德对于战争的认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说战争会不断的存在，在人类科技发展低下，仅能依赖自然资源时可能有一定道理，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发现了更多的资源，和平与共赢就具备了天然基础。还有决定战争的最核心因素也并非是经济，而更是战争的正义，非正义的战争可能依靠经济在一段时间内获得局部优势，但长久的、最终的胜利肯定是属于正义一方。
瑕不掩瑜，毋庸置疑，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希腊哲学应用于历史的巨作。也第一次对希腊哲学有了一点窥见门道的感觉--可能还没有窥见。有机会再重新读一遍《理想国》，感觉之前还是囫囵吞枣了，经典是常读常新。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书籍篇五
战争从本土，打到西西里，又打到伊奥尼亚。十年战争是消耗战，小打小闹的多。西西里是雅典的战略豪赌，从此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伊奥尼亚之战则方寸大乱，导致内部动荡。
雅典没有陆地纵深，无法防御;土地贫瘠，经济上不能自给。能在持久战中坚持下来，靠的就是海外压迫和掠夺。西西里豪赌一旦成功，不仅可以扩大财源，又能削弱斯巴达的势力，还能对其形成战略包围，不失为一步好棋。可惜尼基阿斯持重有余，但军事上进退失据，最终兵败身死。
德摩斯梯尼打仗可是个高手。
伯拉西达我不好评价，他更像是个外交家。幸运的是在最辉煌的时候战死了。
阿尔基比阿德斯真神人也，停战期内主张与斯巴达家门口的劲敌阿尔哥斯结盟的是他，力主雅典远征西西里的是他，将雅典西西里战略意图告诉斯巴达并力劝斯巴达救援叙拉古的是他，建议斯巴达在雅典的后花园伊奥尼亚煽动反叛的是他，挑动雅典变更政体的还是他!是他牵着十年战争之后的历史走向。
不过也不能夸大他的历史作用。就取消雅典的民主制一点，更有可能的是，阿氏只不过说出了一批人的心声，并成了这些人政变的理由而已。因为尤其到了战争的后期，很多将军们都担心受到国内的惩罚，比如尼基阿斯在西西里，弗利尼斯库在萨摩斯。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读后感(五)：繁华散去的雅典城邦
雅典人啊，你那样的热情洋溢的挚爱你高贵典雅的自由城邦，那样爱护你那引以为豪的公平和正义的民主政体。可是，你又那样残酷无情的统治你臣服的城邦，毫无保留的欲望和私利毁灭了全世界曾经最好的城邦和那样独立自主、温文尔雅而又多才多艺的公民。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史家之绝唱，优美的文字，栩栩如生的叙述，充满严密逻辑和智慧辩词。当你随着修昔底德的笔触心情此起彼伏时，当你热爱的民主城邦不可遏制的衰败后，除了掩卷沉思你只有心如刀绞。特别是当你阅读雅典西西里远征惨败时如电影全画卷呈现叙述时，你知道雅典的辉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我们为伯利克里那样催人奋进又让人泪如滂沱的葬礼的演讲辞击节叹赏时，当我们为所有的希腊城邦包括寡头制的斯巴达坦诚和机智的辩词所叹服时，我能理解拜伦在异邦为希腊独立浴血奋战抗击奥斯曼了。是啊，希腊的文化就如地中海那样的还那样的迷人，充满了浪漫主义和哲理思辨。
但正如前段时间阅读木心的《文学回忆录》，在讲到唐朝璀璨激昂的诗歌时，其实“中国的诗的衰亡是正常的、命该的、必然的。盛过了，不可能盛之又盛。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同样的，雅典的民主制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击败波斯后崛起成海上霸主以帝国的姿态统治地中海的城邦后，她的衰亡也是命该的，放尽了光芒，享尽了繁华。
style="color:#125b86"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书籍篇六
公元前431年，希腊世界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战争在两大军事同盟之间展开，一边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另一边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这两大军事同盟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约半个世纪以前乃至更早。伯罗奔尼撒同盟是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建立起来的传统军事同盟，其领导机构是同盟大会，但同盟大会的决议需经斯巴达公民大会批准方能生效，因此实际的领导者是斯巴达。斯巴达拥有希腊世界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至迟从公元前700年起就主导了希腊世界的战争。公元前479年，希腊盟军成功击退入侵的波斯大军，取得了希波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但波斯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而且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仍未获得解放。然而希波大战中的希腊盟军统帅国斯巴达出于地缘考虑(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远离波斯威胁)，不愿继续同波斯人作战。在战争中崛起的雅典遂接过领导权，于公元前478年组织希腊东部即爱琴海上岛国及周围城邦，建立了继续抗击波斯的提洛同盟，其成员国达到近200个。同盟在对波斯战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不久波斯的威胁逐渐消除，但雅典仍然牢牢控制了同盟诸邦，使它们成为自己建立霸权的工具。
这两大军事同盟之间时有摩擦。公元前446年，为避免大规模冲突，双方签订了“三十年和约”。但和约终究没能维持下去，双方的摩擦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围绕埃皮达姆努斯(epidamnus)和波提得亚(potidaea)的冲突成为战争的导火线。埃皮达姆努斯是科居拉(corcyra)在希腊西北部亚得里亚海东海岸建立的殖民地城邦，科居拉又是科林斯在希腊西北部埃皮鲁斯沿海建立的殖民地城邦，扼守着希腊通往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交通要道。公元前435年，埃皮达姆努斯的民主派驱逐了贵族派，建立起民主政体。被逐的贵族派联合近敌攻打城邦。民主派遂遣使向科居拉求援，遭到拒绝。无奈之下，转而向科林斯求援。科林斯派遣一支军队从陆上增援。科居拉得知消息，立即派遣一支25艘战舰的舰队开赴埃皮达姆努斯，旋即又派一支舰队增援，战舰一共达到40艘之多。她要求埃皮达姆努斯驱逐科林斯的援军，并让贵族派重掌政权。在遭到拒绝后，即以舰队围困埃皮达姆努斯。对此，科林斯迅速作出反应，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动员。科居拉又遣使科林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遭到科林斯拒绝。后者和其盟邦组织起一支75艘战舰和2000名重装步兵的军队增援埃皮达姆努斯，科居拉的舰队也增加到80艘战舰。两军交战，结果科居拉舰队大胜，击沉敌舰15艘。兵败后的两年，科林斯积极扩充舰队，进一步备战。科居拉并未加入两大军事同盟，此时面对属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科林斯，自感孤立无援，乃遣使雅典寻求结盟。科林斯闻讯亦遣使雅典，力劝雅典不与科居拉结盟，宣称此举将打破双方之间的“三十年和约”。
雅典先后召开两次公民大会讨论此事，考虑到科居拉及其舰队的战略重要性，最终决定和她结成防卫同盟，派遣10艘战舰协助防卫。公元前433年，科林斯在盟邦支持下，派遣一支150艘战舰的舰队出征科居拉，后者尽出110艘战舰迎敌。战斗进入关键时刻，科林斯舰队将要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前来增援的20艘雅典战舰及时出现，科林斯舰队见形势不明，收兵回师。双方都宣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接着，雅典和伯罗奔尼撒同盟又围绕希腊北部的波提得亚发生了摩擦。波提得亚是科林斯建立的殖民地城邦，因此同科林斯保持着密切联系，但却是提洛同盟成员国。科居拉之战后(公元前432年)，雅典为防波提得亚在科林斯策动下反叛，要求她摧毁防御堡垒，向雅典派遣人质，并驱逐科林斯官员，为此派遣一支30艘战舰和1000名重装步兵的军队前往波提得亚强制执行。波提得亚一面派遣使节到雅典申诉，一面寻求斯巴达的支持。斯巴达承诺如若雅典攻打波提得亚，即派军进攻雅典。波提得亚得此承诺，即联合邻近城邦反叛雅典，科林斯则派遣1600名重装步兵和400名轻装兵予以支援。闻此消息，雅典又遣2000重装步兵和40艘战舰增援先头部队，在击败伯罗奔尼撒援军后围困了波提得亚。
科林斯立即作出反应，派遣使节到斯巴达陈情，并吁请伯罗奔尼撒同盟各邦派遣使节到斯巴达商讨对策。斯巴达公民大会经过辩论，多数意见认为和约已被雅典人打破，遂将此决定通告同盟诸邦使节，这意味着向雅典宣战。次年战争爆发。这场大战延续了27年，其间经历了战与和、背叛与镇压、城邦内部的政治革命等各种戏剧，直至公元前404年雅典无条件投降。
若非一部历史书，我们对这场大战的情况几近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如此细致和准确的了解了。这部书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它的作者雅典人修昔底德曾亲历过这场战争，甚至还参与了其中的战事。公元前424年，修昔底德当选雅典的十将军之一，和另外九名将军一道指挥作战。是年冬，斯巴达将军布拉希达斯(brasidas)率军围攻雅典建立的殖民城邦、位于爱琴海以北色雷斯沿海的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守城的雅典将军欧克勒斯(eucles)请求在色雷斯率军作战的修昔底德驰援，但他未能及时赶到，致使安菲波利斯陷落，因此而获流放20年之刑。流放使得他有机会成为这场战争的记载者。他写道：
我在懂事的年龄亲历了整个战争，乃专注于了解它，弄清楚战事是如何确切展开的。恰巧我在指挥安菲波利斯战事后遭流放20年，能了解到双方的行动，因我的流放者身份，尤其能了解到伯罗奔尼撒方面的行动，而且我有闲暇认真考察它们。
在修昔底德看来，这场战争是希腊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战争。他在开篇即写道：
雅典人修昔底德在此记叙了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之间的战争，从战争爆发之初开始写起。他相信这将是一场伟大的战争，比之过去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值得叙说。证据是双方都处于力量的最高峰，作好了充分准备，而且他看到其他希腊人都站到了其中一方，一些是立即站到了一方，另一些则也打算如此。这是希腊世界和部分蛮族世界发生的最大变局，也可以说几乎是全人类的最大变局。
当然，他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在他看来，只有当代的事件才有可能进行比较确切的了解和记载。而“我们之前的和更为古老的事件，则因年代久远，并不能准确地求得”。即便是当代的事件，也不易准确把握，因此需要求实的态度和严密的方法。对于自己的记载，他这样说道：
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即便如此，还是难以发现真实情况，因为见证同样事件的人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具有各自的偏好且记忆不同。
这是令人惊叹的史学方法宣言，即使到了今天，这种求真的精神仍然值得历史学家们学习。这也是令人惊叹的人类思想成就，因为2400多年以前的古人，就已对于人类认知和历史真实之间的差距有了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应忘记，在修昔底德写作之时，西方的历史学才刚刚诞生。他之前的希罗多德被誉为西方的“历史学之父”，其撰写的《历史》完成于公元前420年代，不过早了约20年。希罗多德是个伟大的叙述者，对于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文化充满好奇之心，因而在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尤其受到读者青睐。但他并未提出如修昔底德这样严谨的史学方法。他的记叙充满奇闻轶事，而且在他的笔下神谕和预兆在很多时候也还是历史事件的决定因素。到了修昔底德笔下，神谕和预兆以及其他超自然的因素都已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对事件的因果关系、人类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人类活动的动机和理性以及心理因素的记叙与深刻分析。对于希罗多德的不严谨，修昔底德本人已提出了批评(尽管是不指名的)，并称自己的写作目的不同，不是为了迎合当下的口味，而是为了垂范后世：
也许我的记叙因缺乏神话传说而不那么动听，但如果那些想要清楚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并以此理解将要发生的类似事情(因人性如此)的人判断它有所帮助，我就满足了。我的著作不是为了竞相取悦于眼下的听众，而是要垂诸永远的。
这种自信并非盲目自大，而是新近建立起来的对人自身的理性的充分自信。要理解这一点以及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的差异，我们需要回到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发生了希腊历史上最为深刻的思想大变革，通常被称为智者运动。智者派的思想家们质疑神明的权威，挑战传统的思想与信仰，提出从人出发、用人的思维和认知能力理解万事万物。普罗泰戈拉所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是新思想的宣言。但新思想并不仅仅限于智者派，也不仅仅限于哲学领域，而是广泛地体现在希腊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哲学领域，苏格拉底无疑是最为杰出的代表。在文学领域，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用悲剧探讨一系列社会和人性的问题，阿里斯托芬则用嬉笑怒骂对雅典城邦政治提出质疑与批评，无疑激发了普通公民的思考与讨论。在政治生活领域，伯里克利领导下的雅典建立起完善的民主制，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与决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历史学从之前的神话叙史传统中脱胎而出，转而从人和人类社会的角度把握历史。如果说希罗多德的记叙仍带有传统神话思维的痕迹的话，那么修昔底德则彻底地告别了神话思维，用新思想所确立起来的理性方式记叙和分析历史，可以说他的著作是这场思想大变革的产物。如果要深刻理解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希腊思想史，我们能够阅读到的当时的文本除了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作品，就只有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了。
因其严谨的史学方法和理性的历史书写，也因其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段历史细致而丝丝入扣的“还原”，修昔底德成为西方文明传统中最为伟大的历史学家。19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麦考利勋爵写道：“我毫不迟疑地宣称修昔底德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由于现代人的理性源自古代希腊，修昔底德的著作读来也非常具有“现代”感。在论及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时，修昔底德写道：
至于他们打破和约的原因，我将先记叙他们相互抱怨的事由及其利益相冲突的具体事例。这是为了使所有人清楚地知晓何以导致这场降临于希腊人身上的战争。但是在我看来，战争的真正原因很可能被这样的记叙所掩盖。致使战争不可避免的是雅典人力量的增强以及斯巴达人的担忧。
这一经典的分析成为后世众多历史事件分析的榜样。修昔底德所描述的两大势力的对立于我们而言也并不陌生，中国实力的日益增强所引起的美国人的担忧充斥着国内外的媒体。实际上，美国人(以及其他西方人)的这种思维在不小的程度上直接受到修昔底德的影响。在冷战形势初见端倪的1947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
如果一个人至少在他心里没有思考过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时期以及雅典的失败，我真的怀疑他是否能够用完全的智慧和深刻的洞见思考当今基本国际事务中的某些东西。
换言之，马歇尔所代表的西方人是拿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和斯巴达的对立来类比和理解冷战中西方阵营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的。这种思维实际上十分普遍，也许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著名古典学家、普林斯顿大学荣退古典学讲席教授w. 罗伯特•康纳尔(w. robert connor)在谈到他对修昔底德的兴趣时说：
我最早阅读修昔底德是在20世纪50年代。那是一个奇怪的年代，我们美国人享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和稳定，但却认定这样的灾难近在眼前。在第一次冷战时期世界划分成两大阵营似乎不言自明。巨大的反民主大陆强国……都拥有自己的“卫星国”以及协调一致的征服世界的计划，它们似乎正驶向同“自由世界”的冲突，后者的力量来自于对大海和空域的控制。在此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民主的、主要基于海军力量的雅典和极权的、基于陆地的斯巴达之间的斗争，为我们自己的时代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但却是令人惊惧的寓言。修昔底德的著作为我们自己的两极对立世界提供了一个先例，我们希望，它可以指导我们处置险象环生的当代国际事务。
当然，把雅典看作民主国家的象征，而把斯巴达看成是“极权”国家的代表，实际上是对希腊历史的歪曲。斯巴达的城邦政治事实上也具有一定的民主特征，城邦大事都要交公民大会讨论和决定，虽然这决定不一定是最终的，还可能为贵族议事会所推翻。在距马歇尔的演讲36年之后的1983年，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州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教授、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在谈到20世纪“迅速而暴力的变化”时说，“惟一可能的类比是修昔底德记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代”。即便冷战时代结束之后，以修昔底德为指导的两极对立思维仍未改变。2000年，笔者应邀在美国一所有名的文理学院和该院古典学教师共同上一堂希腊史课。在讨论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该院老师立即提出了20世纪世界局势的类比，并向学生提问道：“谁是今天的斯巴达?”一名学生回答说：“是中国吗?”老师立即斩钉截铁地说：“完全正确!”
因此，对于理解当今的世界局势而言，修昔底德仍然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当然，这意义并不在于我们要先入为主地将我们的世界和美国人(或西方人)的世界看成是必然对立的，而在于修昔底德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美国人为代表的西方思维，从而理解我们的处境。修昔底德传输给西方人的并不仅仅是两极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而是一整套国际关系的思维。事实上，对于西方人来说，修昔底德正是国际关系中所谓现实主义或者说强权政治学说的奠基者。这一学说认为，在国际关系体系中，不同国家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因此它们总是处在对立和斗争之中。国家以自我为中心，以强权维护其利益。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是大国，其相对稳定在于保持大国间力量的均衡。修昔底德对雅典和斯巴达两大阵营的记叙明确阐明了这些原则。在斯巴达人讨论是否向雅典宣战时，雅典使节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如此辩护：
如果我们接受了一个被给予我们的帝国，而不愿意放弃它，我们的行为并无特别之处，也未违反人性。三个有力的动机阻止我们放弃它，那就是荣誉、恐惧和利益。我们并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相反，弱者总是为强者所统治，而且我们认为自己值得拥有如此权力。
同样，修昔底德也阐明了强权政治的原则。在记叙雅典人和米洛斯人的谈判时，他让雅典使节说：“有力量者主导，弱者只能屈从。”
对于修昔底德而言，历史书写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记录过去事件，更重要的是发现和阐明那些事件背后的一般性规律，以使历史能够成为现实生活的指导。过去的历史事件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可以通过对人性的把握来理解和解释的，因而不必依靠超自然的因素进行解释。详述具体历史事件的意义即在于通过个别事件的叙述来把握在事件背后起作用的人性以及人类社会群体的一般性行为模式。因为人性是不变的，人类群体的行为模式是循环反复的，所以历史事件也可能在将来重复。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每个时代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也许是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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