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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的论文篇一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
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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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毛概的论文篇二
冲着秀智一部电影变成韩国“国民初恋”的名头去看的这部电影。无数人说这是一部可以唤起初恋记忆的电影，说实话看到初恋的美好固然有，但少之又少，更多的是失望。不为重逢的'人儿不能相守，而在为什么所有美好的感觉都需要重温？时光逝去不可追的道理终究没有几人能懂。
我感动于男主角一直记得女主角梦想中的房子，最终也替她完成了这一切。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分开，至少他在那段时光里真的用心了。但是，我实在想不通，初恋的时光过去了那么久，美其名曰寻找当初的感觉，怎么更像是检验当初的那个傻小子有没有一直等在原地。傻小子已经找到了那个可以未来相伴一生的人，那么女主角的这种寻找不像是试图寻找当初的感觉，更像是破坏。初恋固然美好，当初的误会也着实可惜，幸好编剧及时打住，久别重逢男女并没有真的不顾一切，选择在一起。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何必执着。年少时光里，一副耳机，一张cd，两个人；成熟后，那张cd终究也该回到原来主人的手里。
其实，我感谢编剧没有让男女主角在一起。有些人，只想念，不联系。何必追。
毛概的论文篇三
摘要：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认同途径、认同程度和认同效果三方面受到了很大挑战。造成这种现象包括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原因，主要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加之多元思潮涌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不足以及理论与实践和利益结合不够等因素，对此，可以通过增强理论魅力、提高宣传教育工作能力、完善利益机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等途径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深刻的时代特征，严谨的理论逻辑和鲜明的价值取向，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理论指向。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到了这一精神力量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在：首先，在认同途径方面，当前网络和全球化时代各种信息汹涌而来，鱼龙混杂，要把党的核心价值上升为国家的核心价值，不仅要对党员进行教育，还需要在全民中进行宣传，而目前很多普通群众对于核心价值体系缺少认识的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众文化结合的程度还很有限，另外价值观的东西也难以进行法律规范的界定，法律对其约束十分有限。其次，从认同程度上来看，不同的阶层、职业，不同信仰的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程度不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部分的认同感也有很大差异。最后，从认同效果方面来看，当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指导人们的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很大挑战，很多党员干部虽然对核心价值表示认同，接受了核心价值观规范和准则，但在实际中却没有付诸行动，知行脱节现象比较严重，知而不行、言行不一的现象还较为普遍，缺少将认知转为行动的动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认同感方面存在的不接受，不行为等问题，有着深刻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从主观方面来看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不强的原因，主要是宣传教育的不到位，宣传形式化，致使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的效果不明显。
一种核心价值体系能否深入人心与对他的宣传教育形式和成效密切相关。良好的宣传可以使之在大众中间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全社会形成一致的认同，不良的宣传则可能走向反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宣传的过程中就存在形式化的问题，形式化的宣传则只会过分关注表面的东西，从而忽视了对问题本身的认识和解决，影响到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践行。比如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宣传教育中，很多内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针对性，宣传过程中树立的一些先进典型往往与普通群众的距离较大，这样就打击了一部分人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荣辱观教育很多地区都停留在常规的会议或者教育基地的数量等可以量化的数字等形式上面，对深层次的内涵则缺少判断的标准，从而不能达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一个价值体系只有内化为人们心中的信念才能发挥作用，而要实现内化首先需要大家对它了解、认识和深入挖掘，宣传教育工作就摆在了首要位置。可见，宣传教育的成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起着重要作用。
(二)从客观方面来说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不认同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包括西方思潮的涌入、当前凸显的社会问题还难以体现核心价值观的优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等。
首先，西方思潮的涌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造成了阻碍。当今时代已是一个全球化时代，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思想观念和精神领域的深刻变革，意识形态领域异常活跃，人们在多信息的选择中，会无意地消解从而淡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定信念，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当前存在的影响较大的思潮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实用主义、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等，还有一些封建思想沉渣泛起，这些思想不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造成威胁，甚至有的严重破坏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局面。其次，当前凸显的社会问题以及利益机制的不完善，造成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淡漠。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是改革过程中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存在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趋势仍旧没能得以扭转、党内干部的腐败行为、日益突出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压力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动摇，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信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绝不是仅仅是理论务虚，还需要与人们真实的价值需求结合起来。再次，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的一些价值观念指导下，自身进行了一些新调整和新变化，其统治似乎比以往更加稳定，这些表象使很多人认为现在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没有前途，反而是西方的那一套市场经济和利己主义的理论更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对其前途感到困惑和忧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也遭到挑战。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淡化、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缺少信心和决心，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受到削弱，荣辱观的标准受到挑战。在这一阶段，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显得就愈加宝贵。
(一)加强理论研究，优化理论语言体系，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魅力
一个理论要想获得普遍的认同，既要符合价值性要求，又要符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张扬以人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根本体现。以人为本就是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来源于生活，能够服务于现实，要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就需要在不断追求人的发展这个理论内核的基础上，把握不同个体的需求，使核心价值体系更具有科学性和实效性。同时，也应该对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语言加以优化。传统的价值观教育话语体系的特点体现为语境的严肃性、话语的规范性、语辞的固定性、叙事的宏大性等。如今，网络文化日益成为重要的文化传播方式，传统价值观的认同感也因为话语体系的不同而遭到了挑战。这就需要加强对核心价值观的言说方式的研究，这样才能使公众自身积极的参与到意识形态的建设上来。
(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能力
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很大一部分在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效果。目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但是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宣传形式化的问题，因此宣传部门在宣传的时候就要认真落实，使每一项活动都能成为一次灵魂的教育，避免成为形式化的说教和清谈。其次还要树立一个整体的概念，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价值观的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情，更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相互作用、共同努力，形成一股合力，使核心价值观得到更广的传播和认同。再次，价值观教育更是执政党的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党的价值观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才能长久执政。总体上，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干部还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言行一致，但也存在一些党员和干部违背这一要求，走上腐败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所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提高对党员干部的标准，他们的身体力行将对社会、国家产生重大的积极作用。
(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面对多元的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态度，积极吸收其他思想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和外延。社会越是多样化，意识形态越是纷纭复杂，就越需要主心骨，就越需要强调和坚持指导思想和主导价值的一元化，牢固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可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对一个社会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要引领好多元的社会思潮，又要有力抵制腐朽的、错误的社会思潮，坚持“二为”方针和“双百”方针，积极运用多种传播手段和媒介，增强理论宣传的通俗性和生动性，增强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走进群众的心灵，外部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从根子上解决思想问题，让群众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更为根本，面对多元的思潮，能够以“火眼金睛”看清楚事物本质，从认知上的认同深化为情感上的认同，更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前的生产力状况和基本经济制度在人们道德观念和理想信念上的集中表现和反映，古语有云：仓廪实而知荣辱。物质条件是人们思想观念形成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想有说服力，得到普遍的认同，还有赖于其能够满足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机制和广大群众认同的实践效应。价值认同，说到底是一种利益认同。因此，在加强信仰建设的同时，还需要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合理的利益关系，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当前贫富分化扩大趋势以及党内的腐败问题等矛盾严重影响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践行，因此着力解决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加大对社会矛盾的解决力度，创造正确的舆论导向和社会环境，是增强对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的重要途径。
注释：
汤志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5).第75页.
王贤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路径探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2).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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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恩富，等.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情况的调查研究报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2).
[5]聂运麟.低潮中的奋进.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8).
毛概的论文篇四
摘要：在高校开设思想概论课程是理治理论课程教学的一项重大改革。适应这项改革，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教师应在提高认识、转换角色，学习原著、提高理论水平，改进教学方法上多下功夫。
关键词：思想课程教学改革
按教育部关于“两课”教改的精神，我校于1999年秋季开设思想概论课程。为使其很好地与原中国革命史课程衔接，我们在教学内容及教师角色转换上做了大量工作。
课程由中国革命史改为思想概论，既有教材、教学体系的不适应，又有教师角色转换上的不适应。为克服这些不适应，只有对教育部这一改革的必要性有深刻的认识，才能自觉地、主动地实现角色的转换，由不适应到适应。
(一)开设思想概论课程是对中国革命史教学内容的根本性变革
当代大学生通过中学阶段比较系统的历史课程学习，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有了大体的了解。原中国革命史课程虽然与中学教学侧重点不同、层次不同，但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重复，且理论系统性不强，给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带来许多不便。我们在1994年为解决这一问题，进行大胆的探索，形成了“以课程改革为中心，全面实施专题化教学方案”的专题化教学新体系，增加了中国革命史教学的针对性、启发性、说服力和战斗力。此项教改曾获得原冶金部教改三等奖，受到历届学生的好评。但是，由于中国革命史教学内容框架的限制，一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与中学教学内容的重复问题，二则不能充分发挥该课程的理论功能。学生对中国革命史尤其是思想理论仍缺乏深刻的认识，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不甚了解，更不能很好地应用这些立场、观点、方法独立地解决问题，限制了“两课”教育的政治功效。思想概论课从目标、内容及结构上与中学的中国近现代史区分开来，系统地讲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理论和规律，以及思想的精髓，能培养学生应用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真正做到“小学讲故事，中学讲史实，大学讲理论”的思想教育模式。
自邓小平理论课程开设以来，高校理论课的教学理论体系已经发生变化，如不开设思想概论课，从理论体系上看，缺乏理论的延续性、系统性，也无法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课程的协调统一及渊源衔接关系，使学生思想政治课教学处于断线状态。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坚持邓小平理论，便是坚持了马列主义、思想。”什么是思想，如何理解十五大的报告，如何坚定不移地坚持邓小平理论，当代大学生对思想知之甚少，甚至由于阅读书籍的偏颇性，大学生中还存在着对以及思想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渊源，.只有正确地理解和掌握思想，才能很好地理解邓小平理论，坚持和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三)开设忍想概论课是素质教育的必备内容
总书记提出，素质教育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思想教育，一个是科学文化教育。看待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国家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国际实力、民族凝聚力)的角度去理解。在知识经济时代，增加经济实力，国际实力需要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应用能力。增强民族凝聚力需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灵魂。以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并不缺乏这些内容的教育，但由于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滞后等原因，学生在通过小学、中学的教育之后，普遍存在着对自我思想政治教育忽视的状况，说明当代一些大学生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并没有牢固地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思想概论课代替中国革命史课正是为了弥补上述缺陷。思想的产生是等老一辈革命家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这本身就体现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学习能力、应用能力、创造能力。学生在沿着思想理论形成的学习过程中能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同时思想的精髓便是贯穿思想主要内容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无疑给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武器，加上有关方法论等方面通俗易懂的阐述，必将对学生掌握理论，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有所提高，从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提高辨别能力，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把握素质教育的灵魂。
思想概论和中国革命史相比，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课程，没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很难在教学中“深人浅出”。在我校从事中国革命史教学的教师中，有来自历史系毕业的教师，由于学科的限制，很难脱离历史思维的模式;在加上中国革命史教学为了避免与中学教学的重复，引发学生的兴趣，增加趣味性，在教学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偏重历史知识的阐述，忽略理论分析。此外，由于青年教师本身缺乏理论功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缺乏学习理论的动力，不乐于理论钻研，存在理论修养不足的状况。针对这些不足，我们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一)通读体现思想主要内容的代表作
要求教师认真阅读《选集》、《邓小平文集》，以及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原著。讲述中国革命史课程虽然涉及思想的主要内容，但毕竟不系统，理解也比较肤浅，通过对思想代表作的阅读、钻研，熟练地掌握思想主要内容，从而把握思想理论发展的逻辑性，提高自我的理论水平。
(二)认真研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邓小平理论的有关论述
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要上好思想概论课需要深厚的理论功底。这不仅需要透彻地理解思想的主要内容，更需要从一脉相承的角度去把握思想的理论来源及思想的新发展。只有在认真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有关内容进行比较，才能更好地把握思想的承前启后性，才能在教学中讲透三者是一脉相承的，从而使学生真正认识到思想的现实意义。
(三)认真研究党的有关历史文件
包括自党建立以来党的历届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尤其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在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等。
(四)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研究
思想概论课教研室青年教师较多，由于青年教师理论水平的薄弱以及科研能力、教学能力的不足，需要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老教师历经“”、改革开放时期，由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经历丰富，理论功底较深，科研教学能力较强。只有发挥集体的力量，才能在短期内提高青年教师的理论认识，提高教学的整体水平。我们采取集体备课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对每一章的内容进行理论分析、探讨，优化教学思路，从而保证了课程的教学质量。
(一)理论联系实际，引发学生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些大学生一方面对政治理论课兴趣不浓，另一方面从内心深处渴望理论的指导。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使喜欢思考的大学生充满疑惑，渴望寻找令人信服的答案，却苦于不得方法。因而抓住学生的思想实际，了解他们思想中的难点、热点，理论联系实际，能用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困扰他们的思想问题，必将引起学生的兴趣，有了兴趣，才有学习理论的动力，有动力才能引导学生对理论的深人学习。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很多，最直接的方法是理论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在谈到教学方法时曾指出: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在这里提出要用大量的精力去了解学生，其中要了解学生需要什么，政治理论课不是行政命令，而是说服教育，更需要有的放矢，合情合理。为此，我们在教学前开展问卷调查，了解学生思想中的热点、难点，并把具有代表性的想法归纳出来，使教学具有针对性，发挥理论联系实际的功能。由于课堂内容的讲授能涉及学生关心的热点，自然就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以理论逻辑结构为经，史实为纬，精心组织教学
理论来自于实践。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是思想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是思想得以中国化的土壤。这决定了思想概论课与中国革命史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教学中，思想概论偏重理论，中国革命史偏重史实，如何处理两者关系，为了真实反映思想的实践性，我们认为应以理论内容本身的要求为主，史实为辅。如讲授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的基本原理、活的灵魂，都要以理论发展的逻辑结构为经，以若干史实为纬，既突出理论结构的逻辑性，又突出思想理论的实践性，但要注意史实材料的引用是为了服从理论的讲述而不能冲淡理论的主题。
(三)突出理论的一脉相承性，注重与邓小平理论课的街接
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对思想的继承、发展，思想、邓小平理论同源于马列主义。这是“两课”体系设置的一条主线，也是思想概论课应该突出的内容口.如何突出，必须在有关章节中阐明它的一脉相承，如讲统一战线，既要讲马列主义的有关论述，又要讲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如何发展这一理论。为此，我们在备课中特别注意马列主义的有关论述以及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相同点、不同点，尤其是邓小平理论对思想的新发展。这样做一则体现两个理论体系的一脉相承，二则为邓小平理论课的开设打好基础。
(四)认真组织学生学原著，精心组织课堂讨论
曾经说过，大学的教学要师生一起研究，一起商量，主张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课堂讨论是学生参与教学的极好方式。要让学生对讨论的主题感兴趣，一定要通过调查把握学生的思想状况，提出有针对性的命题，或者由学生自主选题。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选编一部分思想的代表著作让学生自学，并要求学生结合讨论的主题写小论文，作为平时的成绩进行考核。讨论课要求学生脱稿上台发言，凡上台发言的学生都以一次成绩优秀进人平时考核。这种作法既不增加大学生的工作量又不占用学生过多的学习时间。学生在阅读思想原著的同时，对思想有了更感性的认识，通过与伟人的直接对话，能更好地把握思想的内涵，加深对思想的认识。要求学生脱稿发言，对大一的学生确实是一次考验，既锻炼了学生的勇气，又体现学生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对学生成绩的评定提供较为客观的依据。讨论课的成功与教师的精心组织分不开，教师要积极引导，及时解答，对不能解答的如实承认，这种实事求是的教学作风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经过一轮的思想概论课程的教学，由于我们主观上重视中国革命史向思想概论课程的转换，精心准备，群策群力，从总体上看，教学效果是好的，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思想认识等方面都有所提高。正如学生所说:“没有实事求是，没有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没有思想的指导，就不会有新中国，也不会有邓小平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完了思想概论，我的思想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不仅为更好地学习邓小平理论打好了基础，还将势必影响到我的一全。”
毛概的论文篇五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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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浅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坚持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立了举世闻名的灿烂文化。但是，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和历史局限性，到清代的康、雍、乾时期，虽冠以帝国之称，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加之统治者盲目乐观，其实已到历史发展的尽头，光彩夺目的“盛世繁华”背后映衬着的只是落日余晖。终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的坚船利炮首先撕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军队不堪一击，中国自此开始逐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此后的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华民族蒙受着空前的屈辱和灾难。
面对着“亡国灭种”的严峻局面，多少仁人志士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为了寻求救国真理，历经千辛万苦，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民族赞歌。但无论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运动领袖，还是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亦是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戊戌维新派，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究竟路在何方?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
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但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已有160多年的历史，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预想。要将理论变为现实，实现伟大理想，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不断以新的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以使自己始终充满活力，不断与时俱进，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在。
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时面临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必须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并把它改造融合为自身成分;必须适应中国实际情况，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出相应的调适;必须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不同阶段的条件、特点、任务而发展自身。同样，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全面认识，从而真正把其精髓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中。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始就信奉马克思主义，把其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史。中国共产党94年的发展史表明：解决中国的时代课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行，但是忽视中国实际，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行。
土地革命后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内盛行，他们不顾中国国情，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将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在关乎存亡的危机时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主张，从而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型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经验不足，照搬他国模式，在此过程中我们走了弯路，付出了巨大代价。“文革”结束后，中国何去何从，历史又一次将中国推到了十字路口。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正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初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深刻变化，我们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在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中国化取得全新进展，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等时代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针，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它们既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以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显而易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从失败走向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大胆地倡导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独立思考，大胆创新，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的实际，并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同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曾一度遭受严重挫折，也是因为党在那个特殊时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教条化、公式化，背离了中国实际，背离了时代特征。
当下，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一项极其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它的建成和实现标志着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新阶段，意味着我国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唯有在认真分析国情、民情，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脉搏的基础上，紧紧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发展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唯有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以理论创新为先导，以发展的理论推动和指导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各方面的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难题。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正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特色，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代课题。历史上它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新时期仍将可能经历新的艰难曲折，出现各种争论和斗争。但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和挑战，我们都应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勇于实践，大胆创新，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出路，民族才有希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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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覃梦早对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进行了讨论，作者着重论述了毛泽东民主行政思想的提出、民主
毛概的论文篇六
就业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i司题，从教育内部分析，就业难问题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变化与高校专业设置调整相对滞后、币场需求与人才培养结构失衡等诸多方面。详细内容请看下文毛概社会实践论文。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大学生就业状况已经成为衡量高等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如何解决好大学生就业难间题，是推进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课题。
调查时间及地点：x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我们的间卷主要4及了以下几个方面：
1.针对以后工作情况设间
2.针对自我期许和对企业的期许设问
3.针对就业信息和就业途径设间
4.在校的职业生涯规划对就业具有多少程度的影响
今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教育的提高，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生群体不断扩张膨胀，大学生就业难等一系列社会性间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近年来深圳富士康公司发生的连续跳楼事件，在人们为那些年轻的生命感到惋惜的时候，也更加关注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间题。解决大学生这个弱势群体的就业难间题、生活难等间题，已经迫在眉睫，只有真正的解决这个间题，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安定，才能能真正把知识变成生产力，从而推动一个国家的实力发展。
毛概的论文篇七
例如，如何认识当前我国阶级、阶层的变化，如何认识多种经济的发展对党的建设提出的要求，如何认识党在新时期的先进性等，都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解释。同时，加入wto后的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拓展全球经济发展空间，共产党要站在时代的前头，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以创造性的思维，发挥自己的优势去进行各个领域的创新与开拓。
其次，要按照发展的要求，提高执政水平。执政党的执政水平，直接关系到执政的地位。
第三，要按照发展的要求，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有十分注重领导方式和方法的光荣传统。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江泽民同志强调：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备的能力。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同时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改革创新，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
毛概的论文篇八
总之，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又面对世界范围内日趋激烈的竞争，能不能解决好发展的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国富民强都无从谈起。
毛概的论文篇九
引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所以作为祖国未来的当代青年人更应当紧密地团结在以胡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青年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奋斗进取的实际行动，自觉投身到“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去，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社会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大学生在这其中显示出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大学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角色扮演
功扮演的前提，正确定位有利于大学生清楚所处的社会地位、明确社会角色，有利于增强在社会角色扮演过程中行为的目的.性。
作为大学生应明确其基本角色是“学生”，是国家建设的后备力量，是这种“人才”的主力军。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是构建和谐校园的主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后继力量。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大学生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
作为社会知识群体的大学生，承担着祖国未来建设与发展的历史使命。大学生个体，作为一个特定社会成员的人格，总是受着这个社会的群体人格的影响。反之，大学生作为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个体也会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社会精神风貌的形成。因为在我国，大学生个体所组成的群体，每年都以数百万计而加入到社会群体之中，这是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作为青年中特殊的社会群体，当代大学生是青年中的优秀分子，是国家极为宝贵的人才智力资源。由于他们的年龄优势，并且都将掌握着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处于人生发展和创造的黄金时期，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财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能够发挥着突击队和主力军的作用，成为创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要物质基础的骨干力量。
另外，当代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既是实施者，也是创造者，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较高素质的建设者之一。我们就因该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好好的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勇气，在建设中发展自己，在发展中建设社会。
当代大学生应在学习的过程中参与和谐社会建设实践，在实践中继续学习，培养自己所应有的和谐社会意识。通过一切可进行的途径，参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促进建设，并在建设中发展自己。在学习中注意各种有益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活动，并积极参与其中。为此，大学生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逐步优化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
二、大学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大学生作为当今社会的一大群体，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是一个全国乃至全球性的问题。作为中国当代大学生，更有义务为构建和谐社会出一份力。
首先，我们要培养正确的思想意识，用科学的思想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应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以爱国主义为重点，增强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树立民族意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同时，我们大学生要树立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理念，构筑团结互助、平等友好、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其次，大学生就业问题对构建和谐社会也有很大影响，大学生充分就业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大学生自身和谐发展和充分就业，是整个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对高校毕业生而言，在他们毕业之际，能有一份让他们学有所用的满意工作，使他们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消除躁动情绪，就会为全社会的和谐创造气氛和条件，也就是说大学生充分就业会有效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另外，大学生青年志愿者自愿主动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与劳动保障事业，从一开始就发挥着先进文化的作用。大学生青年志愿者行动致力于帮助有困难的社会成员，努力消除贫困和落后，减少社会公害和环境污染，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促进社会协调和全面进步，致力于建立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公德，倡导团结友爱、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的良好风尚，净化了社会风气。大学生志愿者活动作为一个载体，把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社会和谐，融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同时，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创新活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学生作为先进知识的掌握者，民族创新精神的养成有赖于大学生的拉动。从大学生群体中流溢出的科学文化精神，从大学生群体中走出的富有创造能力的人群，其自身所带有创新的活力，播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
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要想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力军，最重要的就是要努力学习。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我们才能拥有扎实的基础、广博的文化知识和实用的专业技术，从而完善和发展自我，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结束语】在社会历史的进程当中，作为社会的主力军，我们应当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共同促进祖国发展。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之中，大学生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的，只要我们肯于投入其中，就一定会在社会的发展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上起到巨大而关键的作用。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肩负历史使命，实现人生价值。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力军！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响应祖国的号召，自觉投身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当中，将自己青春灿烂的年华献给祖国，投身到为人民服务中去。
毛概的论文篇十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存在，具备三种相互关联的结构形态:具体结构、分析结构、描述结构。任何一种结构的塑成与稳定，都与该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研究起点息息相关。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将其三种结构根植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空联系中。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体结构；分析结构；描述结构；辩证统一
在大量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研究对象的教科书或者学术专著中，其逻辑体系几乎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一国两制与和平发展等板块形式来建构的。这种安排的好处在于，能够将这一理论体系具体结构的实体性内容以感性的直观突显出来，但同时也存在着没能将感性的直观升华至理性的思维、过多地囿于具体结构而较少关注分析结构、缺少对描述结构的科学运用等缺陷。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存在，具备三种相互关联的结构形态，即:具体结构、分析结构、描述结构，每种结构的塑成与稳定，都与该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研究起点息息相关。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将这三种结构根植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空联系中。
一、具体结构
任何客观存在的事物，大都具有直观上的具体结构特征。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思想、观点，同样可以从梳理外部特征入手找出其具体结构。从直观思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进入理论视域的不是它那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和环环相扣的推理，而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构成性因素。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它们从最原始的意义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结构，同时也塑成了该理论体系的骨架性内容。
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该理论体系本身的实体性内容，而是基于理论是对现实的反映这一基本的道理。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的结构形态都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涵盖了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等基本要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大理论成果，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又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现实。因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要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掌握其具体结构的内容，否则就谈不上“研究”或者“分析”。但是，认识事物的目的是从规律和本质的高度来把握其发展的客观趋势，以实现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愿望。显然，具体结构是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不可或缺的奠基性工程。但是，具体结构又不可避免地内生出直观、感性、肤浅的缺陷。现有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书籍之所以有“众口一味”的感觉，其原因正在于此。所以，我们需要从感性的直观进一步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机理，梳理出该理论体系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从理性深度进一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形态。
二、分析结构
从具体结构出发，经过分析、综合、判断等逻辑过程，就可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分析领域和分析结构。相对于具体结构，分析结构是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把握。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言，其分析结构的历史使命是暂时抛开具体结构的外在形式而找出其深层次的、本质的东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分析结构，可以分成以下三层相互关联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
第一层，核心结构圈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由于这一层级地位的特殊性和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就需要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核心的概念，该概念既是整个理论体系最基本的范畴，又可以合乎逻辑地导出理论体系的其他范畴、命题、结论。换言之，从这个概念的简单规定性开始而递次塑成的一系列后概念的规定性，则从简单发展为复杂、丰富、具体和感性。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演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应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改革开放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围绕上述两大矛盾而展开的。其后所有的范畴、命题和结论，都基于这两大矛盾的辩证运动及其解决，并遵循一定的方式而有系统、有层级、有结构地展开为一个有机的理论整体，从而确证和支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矛盾”这一概念的统领性和建构力，也恰恰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要求。
第二层，亚核心结构圈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亚核心结构圈虽然不具有核心结构圈的统领功能，但它却是连接核心结构圈和第三层的结构外围圈的中介，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它将核心结构圈的功能继续向外辐射、传送，输入结构外围圈；另一方面，它又将结构外围圈的信息反馈至核心结构圈。在核心信息流和外围信息流的不断交换中，亚核心结构圈同时吸取双方的优点，并剔除异于自己的概念和范畴，从而既强化了自身的功能，又弱化了侵蚀自己的信息。这一层级的功能，主要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哲学奠基，夯实理论体系质的规定性，把握理论体系正确的发展方向，正视理论体系面临的最基本问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本质、发展战略、发展阶段、发展动力等，成为亚核心结构圈的主要内容；而道路、主题、主线、旗帜、方向、理想等重要概念，也成为这一层级不可或缺的探讨对象。
第三层，结构外围圈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为了保障核心结构圈和亚核心结构圈功能的顺利实现，结构外围圈的内容必须基于社会稳定和政局安全的基本考虑，以如何和怎样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己任。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国防、军队、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政党建设、祖国统一等，便成为这一层级的主要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联结核心结构圈、亚核心结构圈和结构外围圈的生命线，是“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观形态就是“人民性”。群众利益无小事，人民冷暖系生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主线，必须彻底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分析结构的体例安排上，将“全民共享”的价值取向作为理论红线贯穿其中，将民生、共享、共富、人民利益等充分展现在理论体系的描述结构中。与“以人为本”紧密联系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起点，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体中，生产力又成为重点研究对象。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其本身就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重点关注。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出发，衍生出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渴求，进而推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政党建设等上层建筑的发展。
三、描述结构
描述结构的历史使命，不是深化对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研究，而是运用自己的思维、采用恰当的形式来表现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内在机理。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有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在构建这种理论体系时，既要根据事物本身的内在要求，科学地安排其概念群和范式谱系的排列次序，又要考虑人们主观因素的影响，比如认知度和接受度的超前性或滞后性。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范畴、命题、逻辑起点等并非绝对服从其形成和发展的时间序列；它们之间的联系方式和前后位置，允许在描述结构中出现符合历史的差异。
马克思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曾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18这两条道路分别论述的是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别和联系。第一条道路指研究方法，从感性的具体和客观现象（包括研究起点）进入理性思维，进而揭示事物的本质及规律；第二条道路指叙述方法和逻辑方法，它是以逻辑起点为基础来说明具体的、感性的现象，采用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过程。研究起点虽然不完全等同于逻辑起点，但是两者并非风马牛不相及。研究起点必须能够从逻辑起点得到合乎理性的解释，逻辑起点也应当得到研究起点的现实支撑，两者的异同性在描述结构的运用中更为突出。马克思明确提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1]111描述结构的科学运用，可以使玄奥的分析充满理性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例如，即便是当年与马克思的观点完全对立的《星期六评论》，也不得不承认《资本论》的叙述方法“使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1]108。可见，科学的描述结构决不是流水账式的线性记录，而是力图将研究的焦点和中心要旨汇集于简约和凝练的逻辑安排中。这样，描述结构必须在实现逻辑起点和研究起点辩证统一的同时，努力实现叙述方式上的科学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演进，与构建该理论体系的逻辑过程应当是辩证的统一，而不是简单的、机械的重合，即两者是“经过修正”的一致。因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是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其中，既充满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真相，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主流和前进方向，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掺杂着非本质的、偶然的假相，扰乱甚至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用描述结构来安排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就必须适当“修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自发形态，屏蔽大量次要的和非本质的现象，从而将逻辑重点和研究重点在描述结构中前后一贯地联系起来。因此，描述结构的科学运用，决不等同于它对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如影随行的反映，而是经过选择、筛选、过滤等逻辑过程，力求揭示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规定性。因此，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在描述结构中出现的差异，不仅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背离，恰恰反映了该理论体系内在的规律性，是更深层次的科学把握。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科学研究方法时曾说:“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43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充分体现了逻辑和历史的辩证统一和有机联系，充满了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若以此为据，则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用纵向历史和横向比较的方式较为理想。原因有二:
一是从时间序列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第二大理论成果，而作为其构成内容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无一不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速度和质量，各个理论成果之间的代际传承，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必须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也符合“论从史出”的基本要求。
二是从空间比较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形成的，其概念、问题、论域等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借鉴了其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益成果，还大胆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描述结构就不能不采用空间比较的方式，将自身与他者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对比，在甄别比较中真实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面貌。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描述结构，既要体现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也要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同时还应当具有理论的前瞻性，科学地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在建构理论体系整体性的同时，合理安排其阶段性的理论成果，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民族性价值和世界性意义。
四、三种结构的辩证关系
当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往往较多地关注其具体结构的实体性内容，而缺少对分析结构和描述结构理性的条分缕析。有论者甚至认为，掌握了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就可以科学地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这是明显的误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成内容丰富而完备，其问题范式鲜明而独特，各阶段性成果都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政党等内容。因此，若不用恰当的描述结构梳理出同质内容的关系，就难以说明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实际上，在三种结构中，具体结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骨架性内容，它支撑着整个理论体系的框架和发展方向。没有具体结构的实体性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分析结构就缺少研究的对象，而描述结构也将因缺少基础性质料的支撑而丧失科学方法的运用。
分析结构是在具体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规律性和本质性的东西。通过对具体结构的科学分析，可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些重要的范式谱系，如矛盾、规律、动力、政党、人民等。科学地研究这些范式的涵义、内容、表现形式等，既可深度拓展分析结构的功能，又为描述结构的科学建构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前提。同时，在正确理解诸多概念群的基础上，还可以厘清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合理安排它们的理论位置和逻辑次序，避免因过多地关注具体结构而产生对分析结构认识上的断裂。
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维反映，而采用恰当的方式将之具体地展现出来，则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描述结构。描述结构好似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背后的影子，是内化于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之中的。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安排配置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其结果都是论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某种描述结构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描述结构的方法运用得是否科学，不是由论者的“名气”决定的，而是看描述结构是否遵从了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因而，描述结构是以另外两种结构为基础的。对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掌握的程度和理解的深度，会直接影响描述结构的质量和效率。不能正确掌握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内容，就无法形成科学的描述结构。但是，正确掌握了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内容，并不等于就一定能用恰当的形式将它们的逻辑关系和概念体系科学合理地描述出来。实际上，科学的描述结构是依据自身的属性，采用独特的方法，将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以合乎历史和逻辑的原则表现出来。它既不因具体结构先入为主的感性作用而缺少适当的逻辑安排，也不因分析结构深邃严谨的理性影响而丧失理论的历史感，这也正是描述结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毛概的论文篇十一
1、成立五个残疾人专门协会
xx年10月18日，县残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县盲人协会、聋人协会、肢残人协会、智力残疾人及亲友会、精神残疾人及亲友会。
xx年5月，县残联为每个专门协会了安排了一个办公室，配置了办公桌椅和文件柜等办公设施。
各类协会组每年不定期举办一些助残和文体活动，并在残疾人康复、就业、培训、推进无障碍建设和残疾人文体活动等工作中，各协会依靠自身优势，广泛动员残疾人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
2、成立县残疾人维权中心
今年3月，县残联与县民政局、县公安局、县司法局和县法院共同建立残疾人维权中心，该中心设在县残联内，主要职责是：宣传教育、咨询调解、代理诉讼、建立档案等。
我们制定了工作制度和服务承诺，免费为残疾人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并充分发挥县残疾人维权中心优势，做到人人是服务的窗口，人人是调解员形象，人人是联系的纽带，人人是残疾人的希望。
今年上半年，为残疾人维权12起。
如乡残疾人被人打伤一案，给受害人及家庭带来生活上的困难，县残疾人维权中心在接到残疾人维权要求后，立即开展工作，找相关部门协调，并联系律师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让残疾人切实感受到县残联工作人员是他们的亲人。
二、存在的问题
1、由于工作经费缺乏，平时开展活动较少。
2、人才资源缺乏。
一些优秀人才，尤其是年轻优秀人才，很少选择从事残疾人社会组织职业。
3、残疾人社会组织与外界交流很少，社会公众了解度和参与度很低。
三、推进残疾人社会组织建设的构想
县残疾人社会组织建设的现状，在很多地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种现状与党和国家“健全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功能”，“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的新要求不相适应。
1、改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按照残疾人社会组织分类，从法律制度上予以确定其职责，扩大自主权，充分发挥残疾人社会组织广泛联系残疾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明确组织宗旨、任务、使命，根据环境的变化，确定长期、中期、短期目标，并把目标转化为具体的操作和考核标准，真正落实到行动中。
2、要改变现在残疾人社会组织单打独斗现状，加强与政府、企业和社会的交流和合作，争取政府的政策支持、企业的财力支持和社会的道义支持，面向残疾人、面向行业、面向社会提供更多、更新的公共服务和公益支持，促进残疾人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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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的论文篇十二
一.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党和国家更加重视“三农”问题。为减小城乡差，达到共同富裕，国家加大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暑期实践过程中，根据自己对农村生活、环境的了解与认识，对农村现在的面貌做了以下总结。
二.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面貌发展问题
三.正文
一、实践背景
暑假期间，我在学校呆了半个月，打算找一份暑期工作锻炼自己。同时，在大二下学期中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在学习过程中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了一定的认识，了解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这次的调查活动我调查的范围则也着重于农村，这也是了解农村目前面貌的一个好机会，加之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因此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暑假实践的选题中，我选择了“新农村建设问题”。
二、实践感悟
7月14日到7月19日，我调查了进贤县、修水县、永修县这三个县。调差的主要地点有集中在这三个县城中的一些乡镇地方。这里的农村和我想象中的大不一样。在这里，楼房整齐集中，规划得当，房屋周围的花台，树木将整个房子看起来也更加整齐美观。大家居住集中，方便大家相互之间大的照顾。再者，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这里的柏油马路通向每一个村落。这里的交通都很方便，买车较多，只要长期居住在家里的至少都有摩托车，村民出入方便。而且道路两旁树木整齐、美观，花香四溢，给人以温馨的感觉。垃圾处理也很得当，到处修有垃圾房，方便垃圾集中处理。这里的农产品也规划得特别好，一大片的莲藕，一大片的柚子，一大片的梨，一大片的……规划有序，一片新农村的面貌。
家乡里里外外已经变了一个模样，虽不及成都边上的新农村，但是也是在不断地改造，不断地进步。正从以往的旧农村像现在的新农村迈步而来……这也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
其次是国家对我们农民的优惠与补贴，有些地区为了鼓励妇女创业还设有无息贷款，最多还能贷4万呢，这大大鼓励了农村妇女在家的.创业就业。小时候，家里每年还要交农业费、水费、而如今在家乡务农，不仅不交任何费用，国家每年还有相应的补贴，如每年我们每年的粮食直补500元。以前我们家乡人出门工作也很不易，但是现在却很方便。很多年轻人在外面发展，这也开拓了我们乡里人的视野，促进了农村的发展。
再者则是我们农村的教育与卫生事业。小时候，我们乡有很多村小，学校分散，既不好管理教学质量也远远落后于城里的学校，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我们村里为数不多的一个大学生。但是现在各村小已经统一为中心小学，既方便了管理也更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校从小学三年级也都开开设英语课，甚至还有了多媒体教学很多人虽没有上高中，但是也会在各种技校学习技能，大大减少了有以前初中毕业便出门打工的现象，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程度。对于医疗卫生事业，各乡镇的医疗设备也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记得初二是在乡医院做的阑尾炎手术，切口至少有5cm，但是现在乡医院阑尾手术切口最多有3cm。同时，乡里也都鼓励大家买医疗保险卡，减少了看病贵看病难的现象。
这些年的农村的变化让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大的提高。党的十六大一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要求，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生。着五个字内涵丰富，不仅勾画出了现代化农村的美好图景，而且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系统思路。党的xx大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准确判断了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地位，指出“我国中提示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主要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系统工程，又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重大历史任务。在我这次的暑期实践过程中已经显现出了，我们党中央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视，农村的面貌也焕然一新。但是现下农村仍存在很多的问题。
首先，在农村青年人在家种务农者少之又少，除在家做生意和身有疾患的轻年人，其他大多数都在外打工，又以青年男性更为明显。在那些调查的地方，越是落后，在家的青年人就越少，家中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在我家乡亦是如此，形成了“空巢”现象。家里能担事者很少。虽然现在国家的政策很好但因只有老人小孩在家，尤其如我家乡那种丘陵地带，务农者就更少了，荒地大片大片的。
毛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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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的论文篇十三
xx暑假已经到来，许多的学生放假在家。他们每天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可以进行体育锻炼，参加各种补习班，或外出旅游等等。假期本就是一个放松的时间，可以随性所欲。
二、问题的提出
轻松愉快的暑假是每一个中小学生所向往的。那么，在暑假期间学生们又在做些什么呢?他们是在家复习功课，和父母出门旅游，还是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培养自己的特长等等。中小学生的暑假还存在哪些问题?学生们的暑假究竟该怎样度过?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对当地的中小学生的暑假生活进行了调查。
三、正文
现在多数的家庭父母都有自己的工作，平时父母上班，孩子上学。可到了暑假，学生常常是自己在家。没有了父母和老师的看管，这些未成年人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吗?处在这样一种无组织、无规律的生活之中，学生的人身安全是最大的隐患。
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超过6成的学生在暑假期间是独自在家，没有父母或其他大人的照看。他们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看电视，什么时候出去玩，什么时候参加课外的补习班……尽管每个学生的暑假生活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内容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网吧是多数学生打发假期时间最常去的地方，另外，暑假天气炎热，很多学生为了避暑去野浴，这都是很危险的行为。据调查，本市有一半以上的中小学生，整天泡在网吧或是游戏厅里，给孩子们生命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也给家长的工作和学习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如家住本市湘北市场姓王的同学，今年14岁，暑假的第一天进游戏厅玩耍，另一个姓杨的同学上前找王要游戏币，王不肯，杨便操起椅子向王猛砸，尔后又用木棒打其后背，将王打得鲜血直流，晕倒在地，终因抢救不及时，流血过多而死亡。又如一姓胡的孩子暑假在家无所事事，便和几个同学去附近农村的坝里游泳，胡本来还会游几下，但由于水草缠身，一时慌张，弄不清方向，他拼命地往深水处挣扎，终因体力不济而活活淹死。其年近七十的奶奶突闻噩耗，一时支持不住，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而死亡。
如果这些学生有大人的照看，有人来管理他们的生活，这些惨剧或许就不会发生……但既然已经发生，我么就要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时间的再次发生。
暑假的时间很长，很多家长并不放心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于是，家长为孩子报学习班，既希望能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又能让学生的生活有些规律，毕竟学习班里有老师看着学生，情况会好些。
根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32%的中小学生在暑期中参加了课外辅导班，但喜欢参加课外辅导班的孩子数只占6%。数据显示，家长在孩子学费上的支出占所有支出的65%，学习科目主要集中在英语、计算机、数学、文艺等方面。其中，28%的家长希望孩子通过参加暑期活动来提高学习成绩，26%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提高学习兴趣。
所以在暑假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学生背着书包坐公交车到各各学习班上课。商家也看准这个时机，开设各类的补习班招揽生意。
作为“假日经济”的一种延伸，长达两个月的暑期成为不少商家获得经济效益的“黄金时期”。这对有些孩子而言，假期却十分难过，他们那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又会给他们报上各种各样的学习班、特长班，对此，家长们也有自己的难处。
通过对所的数据的频数分析可以看出，大一学生的课外时间最多，平均达到每天六小时，而大三学生的课外时间相对较少，平均每天两小时。如图课外时间柱状分析图。
在调查中显示大学生对课外生活自我安排的态度可以看出，50%同学都是稍微安排自己的课外生活，余下的部分，约有10%是仔细安排，而大多数都是无所谓或者不安排，由此可见大学生对自己的课外生活都是没有自主安排得，由此窥视出大学生的课外生活质量出于一个不理想的水平之上，亟待解决。
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类型以娱乐主导为主。
根据某种活动在课余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为标准，可简单地将大学生课余生活分为学习主导型、活动主导型、运动主导型、娱乐主导型等类型。在学生课余活动中选择率最高的是上网，占89%，而睡觉、玩手机、体育运动等也分别占55%、445和35%，这说明大学生课余生活类型是以娱乐主导为主。
对课余生活的利用情况
大学生课余生活脱离了社会，不利于技能和经验的提高在大学生的课余生活中，做兼职、义工，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人很少，体现了大学生的课余活动脱离了社会，不利于大学生在个方面能力与技能的提高，也不利于大学生为走向社会做准备。
以上的种种数据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目前当代大学生的总体课余生活的状况，对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二)对比比分析
1、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课余生活的对比分析其中在购物和健身方面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在购物这一项上女生占36%，而男生只有16%;相反，在健身一项上男生占22%，而女生则7%。通过性别之间的对比我们不难得出，男女生之间的课外生活所存在的差异极大程度上是受各自性别因素上的影响。
2上网的学生多，使用时间长，上网目的不一。
从调查结果看，约40%的学生每天花2-3小时上网，占其所有课余时间50%左右，且12%的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68.6%的时间用于聊天，上校内及论坛，看影视剧。这表明，网络在大学生课余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大学生也越来越钟情于这种新兴的娱乐学习方式。但仅有12%的上网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其余大部分用于聊天，冲浪，游戏和看影视剧。可见，大学生的网络的学习价值和功能有待开发和提高。
3、上网的主要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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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的论文篇十四
[摘要]企业文化理论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它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科学发展观应该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理论基石，现代企业文化应体现“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协调发展。
[关键词]现代企业文化；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全面协调发展
任何企业都有企业文化，它以自发或自觉的态式存在着。中国的老字号同仁堂和瑞福祥正因为有自己的独特的企业文化才能传承至今。但是，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企业文化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西方国家传入我国的，作为一种现代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它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时尚和热潮。而且随着我国加入wto，融入经济全球化，企业文化已经成为企业继人才、物质、资金、知识之后的第五大经营资源而备受企业重视。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世界知名的管理科学权威和领导科学权威科特教授预言：未来十年企业文化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财富》杂志也曾指出：世界500强企业之所以胜出其他企业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善于不断给企业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凭借企业文化，使它们保持百年不衰。
企业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企业文化理论初始阶段代表作，被称为“美国工商管理圣经”的《追求卓越》的作者汤姆・比德斯就坦言，绝不再版这本书，因为“现在的境况和当时已经完全不同了”。在中国，企业文化理论虽然起步较晚，也是在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初期，因为实行计划经济，所以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都共同宣扬“以厂为家”，而职工则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很少有个性的企业文化，而且这个时期的企业文化均处于自发阶段。直到党的十四大召开，明确了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觉地企业文化建设才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但由于思想的局限，这一时期的企业文化更侧重管理，例如“以职工为本”、“管理出效益”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越来越呈现出自己的特色，涌现出海尔、联想、宝钢等一批被世界认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企业文化。现在，中国企业要想融入世界经济的浪潮，必须立足实际，放眼未来，创建更加符合时代潮流，更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现代企业文化，这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基石，创建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企业文化。
首先、现代企业文化要体现“以人为本”
温家宝说：“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曾庆红说：“以人为本是发展的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所谓以人为本，首先强调人的主体性，也就是说人是世界上惟一具有主体性的动物，人可以根据需要自我创造、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创造条件千方百计激发人的能动性。其次就是对人的尊重，人不是机器，而是有独立情感和个性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被尊重、被理解、被重视的需要。以人为本就是关心、爱护、尊重每个个体，让人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有完整的人格和尊严。再次，强调个体的价值意义，每个人通过后天的学习和训练都会形成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通过劳动表现出来，以人为本就是创造机会使每个人的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并提供条件满足个人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价值。
西方经济学者主张经济增长的模式靠4个因素：资本积累、资源禀赋、技术进步、劳动力投入。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凡是优秀企业的经营都要建立在这4个轮子之上，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主张是有缺陷的，因为他缺少了人，知识经济也就是现代经济和传统经济的不同在于对人的态度，没有了人才，一切将无从谈起。传统经济重资源，轻视人，而现代经济则重视人，以人为本。这里的以人为本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企业内部，以人为本就是以员工为本。以人为本的现代企业文化对员工的管理更加人性化，“泰勒制”的管理方式已不适应现代的管理，由于“自我实现的人”、“复杂人”理论的出现，现代的管理更强调尊重，激励，发掘人的潜能，调动人的积极性。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也不是上级和下级服从和被服从的关系，而是团结、合作，相互影响、相互带动、相互尊重的关系。对人才的态度更加宽容，只要你有聪明才智，就给你最大的自由空间。二是在企业外部，以人为本就是以顾客为本，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要充分满足顾客的需要，体现人性化、个性化，使顾客的自我尊重得到满足。“顾客就是上帝”的观念传入中国后，引起了企业界的广泛重视，但是真正将这种观念内化提升为企业文化，要走的路还很长。
其次、现代企业文化要体现“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人类对社会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入，它是人类以沉痛的代价换来的认识成果，而且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同。根据联合国组织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原则：第一、持续性原则即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维持在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范围之内，以保证发展的持续性。第二、共同性原则，即由于人口、资源、环境的问题的全球性要求全人类通力合作，共同保护地球环境和自然资源。第三、公正性原则即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即要求代内公正也要求代际公正。针对目前我国高能耗、高投入、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资源利用现状，现代企业文化应高瞻远瞩，立足人类整体利益，创建绿色生态型企业文化，使企业在谋划全局，制定发展战略、确定新产品开发方向时，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环境，增强企业的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参与意识，树立企业的绿色文明观、道德观、价值观，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融为一体。而且防治污染、回收资源、节约能源的绿色技术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如果企业文化不能与之保持一致，最终只会走下坡路，被时代抛弃，不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欧美许多大企业都带头生产绿色产品，中国也越来越重视绿色科技，绿色科技要求绿色管理，绿色管理要求绿色文化，但我国的绿色文化远没有上升到企业价值观的高度，可持续发展也没有内化为企业的约束力，更没有成为企业职工的自发约束力。
再次、现代企业文化要体现“全面、协调发展”
全面、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另一重要原则，全面发展是指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整体推进，社会全面进步。任何社会的进步，经济是基础，但是仅仅经济增长并不代表社会的真正进步，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民幸福感的提升。协调发展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使经济和政治、人与自然、国际和国内、城市和乡村、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相互配合、协调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结构比较合理、速度和效益比较契合的良性运行状态。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必须体现全面协调发展，不能将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作为惟一的目的，社会效益也是企业效益的一个重要砝码，体现社会效益的企业文化成为提高企业经营业绩和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和精神动力。这就要求企业文化重视利润目标又超越利润目标，注重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文精神和人文环境建设，把企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企业的终极价值追求。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社会效益的注重并不是相矛盾的，如诚信经营，反对欺诈、恶意重伤、诽谤等恶性竞争手段既是现代企业安身立命之本，又可以产生社会效益，在全社会倡导诚实、信用的良好的社会风气。对公益事业和弱势群体的资助不但体现了企业的爱心和情操，更凸现出企业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用这样的企业文化熏陶的员工自然会团结一心，努力向上，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总之，现代企业文化在21世纪的企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系到企业的可持续增长力，这是取得共识，毋庸置疑的。所以用正确的理论指导企业文化的建设方向就显得至关重要，否则就是方向性的错误。科学发展观是适应时代潮流，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理念，它应该是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石。企业文化虽然是“舶来品”，但并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利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文化，创建世界一流的企业是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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