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的撰写需要注意语言简练、层次清晰、逻辑严密。在写报告之前，要明确报告的目的、受众和主要内容。这些范文涵盖了不同领域的报告，可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一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报告，通常情况下，报告的内容含量大、篇幅较长。你知道怎样写报告才能写的好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北京青年大型调查报告，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王英姿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这类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即使她不知道也会掏出手机打开导航。她刚来北京读大学时就成为了一名志愿者，最难忘的是本科毕业后去四川支教一年的经历。平日里会留意志愿者的招募信息，时间合适就和小伙伴走起。
她爱公益、爱行动、不爱冷漠，爱挑战、爱拼搏。在朋友圈里她会晒支教日记和孩子们的笑脸，最重要的是，从不晒包包。
团北京市委进行的“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就关注到了像王英姿这样的青年志愿者。截至xx年3月，在“志愿北京”信息平台实名注册的青年志愿者有近130万人，占据北京志愿者总数的半壁江山。
“被质疑志愿服务动机?肯定遇到过!”曾任校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的元方告诉记者，上大学时就有人质疑她是为了加学分，工作后参与志愿服务被人说是好出风头，“但真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听到我的经历都会说，好赞!”
对于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课题组的调查揭示，59.1%的受访者选择了“奉献爱心”，37.2%的受访者选择了“积累实践经验的需要”。同时，在志愿者应具备的素质方面，66.5%的受访者认为最重要的是有“乐于奉献的志愿精神”。课题组认为，“奉献”成为北京青年志愿者的关键词。近四成受访者选择积累实践经验，跟青年的角色十分相容，表明志愿服务是认识社会、了解社会的窗口，通过志愿服务经历来获得成长也是青年内在的发展需求。
让元方感到骄傲的时刻通常出现在假期回老家，留在家乡的同学听她说起志愿服务经历时会“点赞”，但觉得“不是一路人”。甚至有同学在听她说喜欢“做公益”时回了句“你手真巧”。“他以为是做工艺品啊，这在北京绝不会发生，感觉‘志愿服务’挺普及的，因为它代表着北京范儿!”
元方周围的朋友基本上都参与过志愿服务，她曾和大学宿舍同学利用寒暑假去西部支教，也在xx年北京奥运会时成为“鸟巢”的一名志愿者，用微笑共同打造了北京名片。根据团北京市委对3.5万多名在京青年调研数据显示，在问及“你最希望参加哪些活动”时，选择“志愿公益活动”位于前列;在问及“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方面，选择同意的占79.8%;在问到是否认同“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会主动伸出援助之手”时，选择同意的占76.7%。
调研分析认为，首都青年高度认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高度接受和认可志愿服务活动。这大概就是让黎肖乐觉得“骄傲”的“北京范儿”吧。
在很多对志愿服务持观望态度的人看来，向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并非易事。究其原因，有人认为做志愿者是“有钱有权的人才做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针对北京青年志愿者的调研恰恰与以上结论相反。
真的是有钱人才能做志愿者吗?数据显示，在收入方面，剔除在校学生数据，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24.5%;收入在1000元到3000元之间的占36.8%;收入在3000元到5000元之间的占20.6%;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占18.1%。而xx年北京市职工月均工资是5793元。
非得是有权的人才能参与志愿服务吗?数据表明，工作职务方面，剔除在校学生数据，其中“办事人员”占26.9%，“专业技术人员”占22.3%，“一线工作人员”占18.8%，“单位负责人”仅有3.7%。
调查显示，大多数青年志愿者是基层一线工作人员，收入和职位不高。这与西方国家志愿者普遍“有闲、有钱”的情况有明显差异。
对于青年志愿者的非京籍青年所占比例，调研发现非京籍青年占34.1%。调研分析认为，志愿服务是外地青年融入北京、认知社会、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途径。加强青年志愿者工作是推动社会融入、组织重构的有效途径。推动不同青年群体之间的融合，对于构建新型的青年社会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志愿者王英姿细细梳理了一下自己青春里的那些事儿：“怀念青春时，绝对不能不提志愿服务。”
真正参与志愿服务是在王英姿读大学时。去四川达州宣汉县支教，还成功举办了一台关爱留守儿童的晚会。大学里连续3年都是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志愿者。本科毕业后加入研究生支教团，重返宣汉支教。这些志愿服务经历被她形容为“到了80岁想起依然会微笑的事”。
“不管你来这个学校之前是否了解志愿服务，一进大学，最大的社团就是青年志愿者协会，周围会有一批参与志愿服务的小伙伴，你也会受到感染啊。”王英姿告诉记者，在她的母校中国传媒大学，志愿服务经历是每个同学的必修课。
这一点和调研情况相符。数据显示，在第一次参加志愿服务年龄方面，选择在18~24岁之间的占46.7%;其次是15~17周岁，占27.7%;14周岁以下的占16.3%。在25岁之后首次参加志愿服务的仅占10.1%。
志愿者的参与经历大多是从中学和大学本科阶段开始，课题组分析认为，学校阶段是培养志愿服务意识、发展注册志愿者队伍的关键时期。从另一角度也说明，针对已经走上工作岗位、走向社会的青年，志愿工作的力度和覆盖面还有待加强。
像王英姿这样读了研究生依然对志愿服务抱有热情的青年群体不在少数。在调研中发现，拥有本科(含双学位)学历的占56.1%，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14.4%，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84.7%，青年志愿者学历层次普遍较高。
调研组在问到“参与的志愿服务涉及哪些领域”时，全体受访者中有47%选择“社区服务”，有41%选择“环境保护”，39.1%选择“大型赛会”。调研组分析认为，北京青年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领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多元化特点。社区、环保、大型赛会等三类志愿服务参与率较高，这与北京的城市发展水平和功能定位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调研组进一步揭示，虽然服务领域多元可喜，但相应的培训却不足够。在一对一探访中发现，志愿者十分关注岗前培训，很多受访对象认为这是志愿者应该享有的权利和保障之一。但在培训时长方面，有18.1%的受访者表示从未参加过培训。大多数针对志愿者的培训集中在“30分钟到1小时”，占30.1%，选择“1个半小时以上”的仅有29.4%。
在志愿服务培训形式方面，选择“为所有岗位的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理念为主的通用培训”的占32.9%，选择“针对具体志愿服务岗位进行岗位培训”的占30.8%。调研发现，由于培训力度直接影响志愿者服务效果，广大青年志愿者对培训的需求反映强烈，亟须掌握助老、助残等方面专业技能，进而更好地为服务对象提供专业服务。
作为曾经的志愿者、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指导老师，于群也有自己的担忧：“大多数孩子热情有余，但没有坚持。我不希望我的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只是一时冲动，是一次性的，体验一下就完事。”
调研数据显示，在参与志愿服务的频率方面，“不定期参与”的是常态，占48.2%。在每年参与志愿服务时间方面，选择“在50小时以下”的占56.4%;选择“50~100小时”的占31.6%;选择“在100小时以上”的比例较低。课题组认为，北京青年志愿者平均服务时间整体偏低，志愿服务频次不高、时间不长，常态化程度偏低。
“都说志愿者是北京的名片，名片是需要随时揣在兜里、常常拿出来的，是必备。”于群希望他的学生能把参与志愿服务当成一种常态、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秀在朋友圈里、为吸引点赞的一张照片。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二
不少年长的人在说到90后时，常常夹杂着怀疑：缺少理想和信仰、功利欲望心强、过分自我和追求个性……社会舆论给90后贴上了许多“问题”标签。
如今，95后已逐步成为大学校园的新主人，他们对于个性的追求愈加强烈。在教育资源集中的北京，这座国际化城市的开放与多元给他们个性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充足的条件。
一项调查结果这样勾勒北京大学生的“标准”面貌：他每天的上网时间有7成的可能超过两个小时，上网、睡觉和社交是他最主要的课外活动;他最大的压力是学习和就业，他有近四分之一的可能会面临学习困难;他的月消费水平较大可能在800～1600元之间，其中，社交、娱乐、购物等占有较大比例。对于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他的预期薪酬为6668元，留京工作是最普遍的期望;他有极大的可能认为个人能力与自我奋斗、诚信等良好品质是一个人在社会生存和发展最主要的依靠，人生价值在于奉献是他较为认同的观点。
这些对北京大学生特征性的细节描写来自共青团北京市委联合课题组。针对北京大学生群体，课题组按照学校在校生人数的1%比例进行抽样，样本数为8143个。其中，普通高校7466个，民办高校677个。同时，通过面谈、深度访谈等发放问卷88份，总样本数为8231个。
北京市现有普通高校91所。其中，211高校共26所，占全国23%;985高校共8所，占全国21%。除留学生以外，在校生总人数为81.43万人，王可(化名)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就读于北京某985高校的大三学生，最近有些“压力山大”。用她的话来说，大三就快结束了，可专业课学得“半生半熟”，大学英语六级还没搞掂。不仅如此，刚刚开始进行的社会实践让她对自己的社交能力感到怀疑，“总被领导批评不会说话”。
“上大学前，老师都说熬过了最艰苦的高中就会迎来‘幸福生活’。可没想到，这3年过得并不轻松。”王可在qq空间里写下的这段话，不到一小时就得到了近60个同学“点赞”，有同学评论：“人艰不拆”。
感到“压力”的大学生不止王可一个。
如今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大学生面临着学习、经济、人际交往、情感等方面的压力且相互交织。根据团市委有关北京大学生群体的调研结果，32.5%的大学生感觉压力较大，37.2%的大学生感觉压力适中，有3.3%的学生觉得压力已经承受不了。
而这些压力所反映出的是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面临的各种困难。调研数据显示，20.8%的大学生感到就业困难，26.6%的大学生面临着学习困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学习困难相矛盾的，是大学生用于参加学习培训的课余时间仅为10.7%。
调研分析认为，由于大学学习和信息传递方式的改变、校园生活更加开放和丰富多彩，现在的大学生活不再是传统的“三点一线”模式，大学生的课余时间相对宽裕和自由。但是，大学生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了上网或其他娱乐上，他们“不能合理做好业余时间安排”。
王可就是不能合理安排业余时间的那部分大学生。
尽管学习和人际交往给她带来较大压力，但这些并不影响她的娱乐活动。看美剧、逛淘宝成为她每天睡前的必修“功课”。她说，“其实，有时候也会自责放在学业上的时间太少，‘宅’寝室的时间太多了。可如果不这样，我一定会崩溃的。毕竟这些‘功课’的诱惑太大了。”
根据调研结果，上网、睡觉和社交成为大学生课余活动取向的前三位，分别占74.14%、34.49%和28.55%。
一个需要警惕的现象是，只有27.71%的大学生在课余时间锻炼身体。
调研报告。
称，大学生缺乏体育锻炼，且知道锻炼身体很重要，但就是不喜欢参加体育锻炼。
令人欣慰的是，调研还发现，96.67%的大学生能够承受现实的压力，并且能够找到各自合适的减压方式，运动健身和读书听歌、看电影等成为最常使用的减压方式，分别占33.04%和25.14%。
近75%的大学生闲暇时间用于上网，19.3%的人把网络自媒体作为最可靠的信息来源。
和王可相比，就读于北京一所非985、211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大四学生郑力(化名)对网络的依赖性更强。用他的话来形容：“没了网络，生活都会错乱。”
郑力给自己的“上网时间”算了笔账：首先，除了睡觉和体育课外，手机几乎不离手。他每天使用时间最长的软件是传说中的手机三件宝——微信、qq和淘宝;其次，郑力每天至少有3个小时沉浸在网络游戏世界中，“打dota、踢实况”成为每天最放松的项目;此外，睡前看一集美剧也花费他至少1小时，这其中还不包括和女朋友微信交流的时间。
这一算，郑力每天“全情投入”网络的时间超过5小时，最多时甚至达到8到10个小时。
联合课题组的调研数据显示，有74.67%的大学生的闲暇时间主要用来上网，70.3%的大学生平均每天用来上网的时间超过两个小时。
其中，和郑力一样上网时间超过5小时的大学生占了13.1%。其次，上网3小时左右的占17.9%，上网4小时左右的占10.7%。
从学历分布上看，调研报告分析，专科生和本科生主要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和进行娱乐，而硕士和博士生主要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和进行学习。
课题组认为，新技术和新媒体在改变社会结构和生活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改变了社会化过程中的大学生，微信、微博、数字音乐、在线视频、电子商务等已成为当代大学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因此，课题组把如今的北京大学生定义为“与网络深度融合的新一代”。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网络能给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但其随之带来的隐患不可忽视。
调研数据显示，58.5%的大学生会不同程度地将个人情绪带到网络世界中，19.3%的大学生认为网络自媒体是最可信的信息来源，网络自媒体成为在父母及亲戚提供信息之后的第二大最可信的信息来源。
对于网络世界的影响，王可自认为是“有控制力的”。这一点，是相对于她身边众多的“愤青”而言。
王可说，现在的大学生几乎都有微博、微信、人人网和qq空间，来自各个平台的信息也让人目不暇接。她发现，身边总有那么一群同学的朋友圈和微博里，不仅晒有各种自拍、美食，也经常出现对身边事和新闻“打嘴仗”和吐槽。
“我很佩服他们的语言能力，每天总有许多‘大快人心’的评论。但我也只是看看，几乎不愿意加入讨论，总觉得自己了解到的信息不准确，不敢随便议论。”王可说。
郑力也是如此。作为新闻学院的学生，他经常看到许多同学会因网络上的一些负面消息而愤怒，甚至情绪十分激动。但他认为，很多同学在评论转发时并未确认消息的真实性，一时的过激情绪会让人失控，而辟谣信息却往往得不到关注。
团北京市委的调研报告用具体的数字作了回答：一个北京大学生平均每月的消费支出是1481元。具体来看，消费800～1600元的占56.05%，800元及以下的占21.69%，1600～2400元的占14.48%。
报告称，除了吃饭等日常硬性支出外，社交、娱乐、购物等非必要支出占有较大比例并呈上升趋势。课题组综合分析认为，与其他青年群体相比，北京大学生的月均消费水平普遍较高。
大学3年来，王可每周都要用手机app记录自己的消费情况。尽管没有详细到“一瓶水”，但几乎所有超过20元以上的开支都有记录。app数据显示，王可平均每月的生活费在2100元左右。
和不少女同学一样，购物是王可最主要的支出。“其实，女生平常吃饭、零食等消费都不高，钱主要还是花在买衣服和化妆品上。”王可并不喜欢在淘宝上买衣服，一方面质量不好，另一方面也怕有“二手货”。因此，她喜欢在商场里选择一些普通牌子，“但北京物价确实稍高，所以这方面花费会多一些”。
此外，社交聚会是王可第二大支出项目。对于身为“社团活动积极分子”的她说来，避免不了要和社团里的伙伴们外出聚会。虽然聚会都是aa制，但根据她们平日的选择来看，每人50元是比较适中的聚会标准。
谈到经济来源，王可说，自己大部分的生活费都是父母给的。但令她自豪的是，她每周会有一天在校外一家广告公司做行政助理兼职，一个月大约有600元的报酬。
这一点也符合调研情况。调研数据显示，在校大学生一般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家庭往往是其主要经济来源。83.33%的大学生靠家庭支持，5.45%的大学生靠奖学金和助学金，4.47%的大学生靠校内勤工俭学。此外，33.96%的大学生校外兼职收入占了经济来源的90%以上，校外兼职收入是大学生第二大经济来源。
然而，课题组发现，高昂的生活成本带来的问题是：它作为一大因素推高了大学生的预期薪酬。根据调研结果，大学生对于第一份工作的预期薪酬平均为6668元/月，而2019届高校毕业生的初始平均月薪为4746元(引用数据)，相差近两千元。
课题组分析判断，过高的预期薪酬使得很多单位对录用大学生望而却步，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
调研报告显示，对于就业，大学生普遍希望留京工作。他们倾向于收入高、工作环境好的外企或国有性质单位，近半数人不愿意去西部和基层工作。
与就业期望值高相对应的是，大学生对于自身知识和能力储备相对不足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在造成就业困难原因的调查中，选择比例较高的为“期望值太高”和“知识能力储备不够”，分别占22.73%和21.47%。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当下最热门的创业，大学生总体持肯定态度。具体来看，62.32%的大学生认为创业是一种积极的职业观，但也有27.69%的大学生认为只有少部分的人能够成功，表现出了他们对创业失败的担忧。
追求个性无疑是当今大学生最主要的特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集体。一个乐观的现象是：他们非常注重“同辈圈”。
前段时间，微博一个很火的话题“感谢室友不杀之恩”，用于调侃由于个性问题带来的宿舍矛盾。郑力发现，虽然每一次“惨案”发生总能在微博上激起讨论和关注，但他依然认为，这是再极端不过的案例。
在郑力眼里，“舍友之间避免不了一些摩擦和矛盾，但大家基本睡一觉起来又继续打游戏，丝毫不受影响。尽管现在每个人都特‘个性’、‘另类’，但当处于宿舍、班级这样的集体时，我看到的，多数同学都能适应其中。”
郑力的想法得到了调研数据的支持。调研报告称，大学生交往人群相对较为固定，且交往密切的群体主要是同学和舍友。其中，在交往比较密切和非常密切的人中，同学占88.3%，舍友占93.5%。可见，大学生具有良好的宿舍关系，逐渐形成拟亲人的同学关系，对于大学生的学习和成长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在对于“您的朋友中最多的是哪一个类别”的问题上，回答同学的占87.9%。对比其他青年群体回答同学的比例，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青年为83.5%，市属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为77%，高校青年教师为77.2%。课题组由此发现，大学生群体和与之对比的几类青年群体，大学同学和室友已经成为他们结交朋友的第一选择，而大学阶段更成为其未来形成稳定的朋友圈的重要时期。
王可认为，90后乃至95后，虽然有着时代带来的个性化特征，但是，“大家都是成年人，不会像高中时那样不懂事，因为一些小的观点分歧去孤立某个同学。相反，如果有同学‘游离’在集体之外，反而班干部会主动去了解和帮助他。”
她还说，现在社会上给90后贴上“问题”标签其实很不公平，其实90后不仅“玩得好”也“靠得住”。他们对于许多重要问题会理性、客观地解读;他们追求个性却并不盲目。对此，调研报告也提到，大学生关注社会公平问题。有48%的大学生认为收入高的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调研组认为，这反映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对于社会公平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不盲目。
此外，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大学生对于xx大以来党的领导集体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关注治国理政思想、党的政策方针，有近60%的大学生“非常想加入”或“想加入”共产党，超过85%的大学生以身为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对国外文化产品和国际局势保持清醒认识和判断。
关于中国梦，超过半数的学生表示“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近75%的大学生认为中国梦一定能实现。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三
在北京市自来水集团第九水厂工作的佟洁，是个1986年出生的北京大男孩，出生在西城，目前住在东城亲戚的房子里。那是个10平方米的平房，住在那里是因为班车能路过。他报名参加了自住房摇号，但不知道摇号能否摇到自己头上，最大的压力就是在房子上。
收入行业差异大，住房压力大。
团北京市委选调75名企业团干部和10名专家团队组成调研组，从北京市人保局社保中心提供的养老保险缴费人员数据库中进行抽样，完成了此次调研。
但是，刘水目前最大的苦恼是缺乏私人空间，毕业3年了还住在单身宿舍，感觉不太好，毕竟不同于学生时代。她觉得自己应该有更多的个人空间，但收入还不足以支持她去租更大的房子或者买房，现在的年龄不到30岁，又不够资格申请公租房。
工作稳定是最大吸引力。
北京自来水集团第九水厂团总支书记陈佳丽的想法也印证了这一调研结果。
1984年出生的陈佳丽是北京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第九水厂上班。陈佳丽两年前结婚，她说自己和老公一直持续啃老的状态：平时跟双方父母住在一起，因为跟父母一起住方便照顾孩子，小两口也负担不起房价，所以也没有单独买房的打算。
陈佳丽每月收入3500元左右，习惯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未来10年内都没有换工作的打算。她认为稳定性对于女性更加重要。
调研报告同时显示，如果有机会再次择业，中央机关企事业单位仍是北京市属国企青年的第一选择。
一直以来，国企青年背负着高收入等光环，但从调研看，当前北京市国企青年收入较中央企业青年收入低，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也低于非公青年，导致职业前景、职业声望、社会地位得分较低，职业满意度不高。
但是，市属国企青年由于北京户籍比例高，无需买房或可以更多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和充分利用住房政策，自购房的比例为40%，高于非公企业青年20.9%的自购房比例。市属国企青年合租比例20.3%，也远低于非公企业青年34.2%的比例。53%的市属国企青年近3年来没有搬过家，平均搬家次数0.97次远低于非公的1.3次。
调研组织者认为，综合来看，市属国企青年在住房开支、居住稳定性和环境上稍优于非公企业青年。
发展的.困惑。
刘铭涛是北京地铁运营四分公司南邵战区值班站长，最初到站区工作的时候是一名中控员，刚刚工作时的一次经历让他记忆犹新。
那天我们是夜班，当天晚上7点多，高峰刚过，发生了一个倒叉故障。当控制台显示倒叉故障后，刘铭涛感觉大脑一片空白，加上自己紧张，心里素质那时候不是特别好，处理的过程中有些小瑕疵，致使列车有几趟晚点。
这次经历，让刘铭涛开始钻研学习业务，并取得北京市地铁技能大赛的第一名。随着不断努力，刘铭涛从技术主管升职为值班站长，工资也在原来3000多元的基础上有所增加。
刘铭涛的工作时间长，尤其是在冬天气温下降，客流量增加的时候，他每天站立的时间超过了十几个小时。
根据团北京市委的调研报告，北京市属国企青年群体中，92.7%是工作在一线的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在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安全运行保障和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各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青年平均每天工作8.7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43.9小时,但平均每天用于通勤的时间为2.16小时，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仅为3.05小时。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互联网技术融合应用、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都给国企带来了更大的机遇和挑战，对国企青年的成长成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此，团北京市委建议，建立京津冀三地青年技能人才交流成长机制，构筑国企青年人才培养工作体系，联合北京、河北、天津共青团，协同推进活动开展，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四
20xx年x月3日开始，历时一周。主题为全国城市青年人婚·房观念调查，本次调查采用互联网线上调查的方式收集，准确反映城市青年婚房观。截止到x月9日调查结束，共计22407份有效问卷，全面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被调查者具体特征如下：
1、性别构成参与调查的男性有15873人，占总人数的72.3%，女性有6069人，占总人数的27.7%，参与本次调查的男性人数比女性多9804人。
2、年龄构成调查对象范围从20岁以下到40岁以上。20-28岁之间每三岁归为一类年龄层，29-40之间每5岁一个年龄层，一共有8个年龄层。其中26-28岁有7381人，占总数的32.9%，是参与人数最多的年龄层。23-25岁的人占总数的20.4%，20-22岁的人占总数的3.2%，20岁以下的最少，只有xx1人，仅占0.5%。29-30岁的人占总数的18.3%，31-35岁的人占总数的15.5%，36-40岁的人占总数的4.5%，40岁以上的占调查总数的4.6%。调查对象涵盖了整个80后，以及部分70后和90后。年龄层相对集中，能够反映当代城市拼搏年轻人的年龄分布特征。
3、月支配收入范围月可支配收入共6个阶梯范围。月可支配在3000元以下的占总数的35.1%，3000-4999元占总数的32.2%，5000-7999元占总数的17.9%，8000-9999元月可支配收入占总数的6.3%，10000-19999元占总数的5.8%，20000以上的占2.7%。也就是说，月可支配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占到总数的六成以上。
4、所在城市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成都等国内一线城市工作的人占此次调查总人数的34.8%，在省会城市的占28.7%，其他城市的占36.5%。三者基本持衡，北上广深渝和其他城市人数稍多。
(一)关于婚。
1、你的婚姻状态是?本次调查中，未婚人数有16602人，占总数的75.3%，是结婚买房的生力军;而已婚的占24.7%，不排除无房即结婚或者预备换房。
2、如未婚，你是否有意愿结婚?在未婚人群中，有意愿结婚的占大多数，有16590人，占总数的85.2%，不愿意结婚的只有14.8%。由此可见，未婚者对婚姻还是有所期待的。
3、你目前未婚的原因是?在未婚的四个原因中，“没房没经济基础”占了一半，占51.5%。其次有33.7%的人是因为“未找到真爱”，还有xx.7%的人是因为“心态不成熟”，只有2.1%的人是出于“父母亲戚的干涉”而未结婚。
4、目前你每月的恋爱花费是多少?每月由于恋爱的花费在1000元以下的占多数，67.4%。在1000-1999元之间的占调查总人数的23.3%，20xx-3999元的占6.9%，4000元以上的仅2.4%。从调查对象背景的月可支配收入情况来看，在恋爱方面的花销在千元以下是合理的。
5、你是否曾被父母亲人催婚?在本次调查中，有近七成的人表示曾被父母催婚，30.8%的人则没有此种经历。
6、你是否会因父母压力选择结婚?有64.3%的人表示，就算是父母逼婚，也不会屈服于压力而勉强结婚。只有35.7%的人表示会。可见，年轻人对于结婚越来越理性了。
7、20xx，你会结婚吗?而在是否会在20xx年结婚的问题上，想婚与不想婚的人基本持平，都在39%左右，而会结婚的.人占20.7%。
结论：城市年轻人正值适婚年龄，有结婚意愿的人但因没房没经济基础而未婚的大有人在。其中多数人遭遇家里催婚、逼婚等，但并不会迫于长辈压力而结婚。花费在恋爱方面的费用并不是很多，关于婚姻的态度谨慎而理性。
(二)关于房。
1、你认为自己合适的结婚年龄是?调查中，认为自己合适的结婚年龄最多的是26-28岁，站总数的45.4%，其次是29-30岁，占总数的26.7%，31-35岁占13.0%，23-25岁的刚大学毕业的年龄层占总数的8.5%。处于两个端点的选择36-40岁和20-22岁结婚的人数均比较少，分别为1.4%和0.7%。
2、你认为双方收入达到多少才适合结婚?在这一项调查中，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双方收入超过5000”和“过8000”这两个选项分别为37.9%和37.1%，合占总数的75%，表明大多数人在适婚时没有对收入有过分的期待。“过1万5”的有19.3%，觉得“过3万”才适合结婚的只占总数的5.7%。
3、你能接受闪婚么?有高达68.9%，将近七成的人不能接受闪婚，31.1%的人表示接受。
4、你认为成功的人生必需有婚姻么?接近85%的人认为婚姻是成功人生的必备条件。而15.1%的人认为成功人生也可以不必拥有婚姻。
5、你认为什么时候能圆自己的买房梦?在调查中，认为自己能在三五年内圆买房梦的占55.5%，超过总数的一半，可见现如今年轻人对买房有自己的步骤与规划。认为需要十年甚至更久的占25.0%，而认为一年以内就能买房的仅占19.6%。
6、根据你现在的收入和经济状况，你最高能承受的房价单价是?能够承受4000元/平米内房价的占总人数的37.6%，能够承受6000元/平米以内的占29.5%，10000元/平米内的占19.1%。房价再往上能承受的人就越来越少了，15000、20000、30000元/平米的房价能承受的人数百分比分别为：7.5%、4.0%、2.4%。
7、20xx，你会买房吗?基于对婚姻的期待、收入、房价等方面，表示在20xx会不买房的近一半，占总数的47.7%，持观望态度的占28.6%，明确表示会买房的占总数的23.7%。
结论：多数年轻人不会选择欠缺情感基础的裸婚，认为家庭与婚姻是成功定义中的必备要素。在城市中的他们认为，只有双方收入到达中等以上水平才适合结婚。希望房价在4000/平的是主流，而一半以上的人对在三五年内实现买房梦期望很高。但20xx，大多数人对买房持观望态度。
(三)关于婚房。
1、你认为拥有人生第一套房的时间应该在什么年龄?在本次调查中，有44.8%的人认为在27-30岁应该拥有人生第一套房。27-30岁也是认为自己适合结婚的年龄。认为在30-35岁有房的占33.8%，认为是24-26岁的占11.9%。而24-26是多数大学生毕业两三年后的年龄。只有9.5%的人认为35岁以后拥有人生第一套房才是合理的。
2、你能接受长期租房生活么?高达71%的人都表示无法接受长期的租房生活，只有29.0%的人表示可以接受。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五
青年时期是人生的起步阶段，是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阶段。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第一步经历将会对一个人一生的劳动力市场经历产生重要影响。而这重要的第一步受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教育经历、培训经历、个人能力、家庭背景、劳动力市场形势、经济和社会环境、雇主偏好、创业环境等。因此，把从学校向稳定正规工作过渡这一阶段作为切入点，既可以掌握青年就业的环境、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又可以掌握影响青年就业的背后因素，如教育培训能力、家庭环境等等，从而做到准确把脉，进而对症下药，以制定准确的、有针对性的政策思路和对策措施。
关注青年就业问题越来越重要。首先，从长远考虑，在持续2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下，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速逐步减缓，人口老龄化加速，未来青年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从近期着想，劳动力市场长期供求紧张，各类青年的就业问题都很突出，表现为青年失业率高、失业周期长、临时就业和不充分就业比重高、非经济活动人口增加等。在体制转型和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下岗失业再就业问题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后，青年就业问题将越来越成为中国应着力解决的就业重点和难点问题。第三，教育和培训体系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联系不紧，青年劳动力素质结构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需要，如何破解教育培训与劳动力市场结合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面对的难题之一。第四，中国正处于一个重大的社会变迁时代，如果青年既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培训，又不能顺利地过渡进入职业生涯发展，不但导致整个社会人力资源的浪费，还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总体讲，中国青年人口数量大、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高、还处于不断增长阶段。
按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到20xx年底，全国人口总数为12.59亿，其中，15－29岁的青年人口2.83亿，占总人口的23.3％。在青年人口中，15－19、20－24、25－29岁三个年龄段人口比重分别为35.2%、30.1％、34.7%。
到20xx年底，中国城乡人口比重分别为38.7％和61.3％。15－29岁青年人口中农村人口的比重为60.5％，其中，15－19、20－24、25－29三个年龄段人口中农村人口的比重分别为64.6%、59.8％、57％。城镇青年中，三个年龄段人口的比重分别为32％、29.8％、38.2％。农村青年中，三个年龄段人口的比重分别为37.4%、29.7%、32.9％。
20xx年，初中以上在校生人数约为3714.5万人，占15－29岁青年人口的13％；如果估计初中生中15岁以上人数占1/3，则这一比例达到20.6％。青年就业人数20057.4万人，占青年总人数70.8％。失业人数542.7万人，占1.9％。
综合考虑在校生教育水平以及就业人员教育水平，估计20xx年青年人口中，不识字的占1％，小学文化水平的占12％，初中文化水平的占63％，高级中等文化水平占17％，高等教育文化水平占7％。
中国青年的初婚年龄一般在25岁左右。20－24岁青年的70％未婚，而25－29岁青年中80％以上已婚。总体上，婚姻状况比较稳定。
中国的教育体系完备、教育制度严格、形式多样、门类齐全。
中国实行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在现阶段，基础教育以地方政府办学为主；高等教育以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办学的体制；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实行在政府统筹管理下，主要依靠行业、企业、事业单位办学和社会各方面联合办学。
实行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目前，属中央直接管理的学校，所需经费在中央财政拨款中安排解决；属地方管理的学校，所需经费从地方财政中安排解决；农村乡、村和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学校，所需经费主要由主办单位安排解决，国家给予适当补助；社会团体和贤达人士举办的'学校，所需经费由主办者自行筹措（包括向学生收费，向社会募捐等）。除上述经费来源外，国家提倡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勤工俭学，通过向社会提供服务增加一些经费收入，以改善办学条件。
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有以下特点：一是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正在有计划、分阶段地实施，全国已有91％人口的地区普及了小学教育，大城市和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正在普及初级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形式多样的成人教育和民族教育也得到很大发展，初步形成了多种层次、多种形式、学科门类基本齐全的体系。
中国劳动者劳动技能的获得包括就业前、就业中和就业转换过程中三种途径。就业前培训是通过专门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对劳动者进行就业上岗前的长期或短期培训，使他们具有一技之长，成为合格的劳动者。包括劳动预备制培训、学徒培训。在职培训是劳动者在就业后为了提高就业能力而进行的技能提高型培训。转业培训是对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开展的转换职业技能、促进其再就业的培训。
中国职业技能培训提供者包括正规职业技能教育机构、政府部门培训机构、社会培训机构等。除了技工学校、职业中学、中专等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主要基地外，其他的技能培训机构主要是劳动保障部门举办的就业培训中心以及各种社会培训机构。就业培训中心是培训失业人员的重要基地，其培训对象主要是失业青年和失业职工，就业训练中心组织就业前训练和转业训练，多以实用技术和适应性培训为主。社会培训机构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是职业培训的重要补充。到20xx年年底，全国共有社会力量办培训机构1.7万余所,社会力量举办的培训机构在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提高我国劳动者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已建立了自己的职业技能鉴定体系和职业资格制度，要求普通劳动者必须持证上岗。中国的职业资格体系分5级，由低到高依次是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目前，中国的技能劳动者有7000多万人。其中，初级技工约占60％；中级技工约占36%；高级以上技工，包括技师、高级技师280多万人，约占4％。青年以初级和中级技工为主。为此，20xx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启动了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工程；20xx实施“三年五十万”新技师培养计划，目标是从20xx--20xx年的3年内，在制造业、服务业及有关行业技能含量较高的职业中，培训50万技师、高级技师和其他高等级职业资格人才，带动各类高、中、初级技能人员的梯次发展。
通过此次四省市青年调查，我们对中国青年的生存环境、生存状况作出以下几点基本判断：
（一）在制度背景一定的情况下，青年个体的机会。
青年的就业机会平等。就业完全市场化，劳动力充分流动，青年基本凭借自身能力实现自己的职业生涯，以文化水平为代表的能力基本决定了青年的职业、行业、单位和就业的正规化程度。
（二）由于历史、经济发展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客观上青年的教育、培训和就业机会还存在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
首先，农村青年受教育的机会少于城市青年。一个表现是，50％的农村青年只接受了初级中等以下的教育，而绝大部分城市青年都接受了高级中等水平以上的教育。
第二，农村青年接受培训的机会少于城市青年。
第三，城市青年比农村青年有更多接受就业服务的机会和就业的机会。
（三）中国青年整体上积极、务实、向上。
首先，大部分青年都希望通过工作实现美好的生活、对社会有所贡献。同时，他们又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和判断积极地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采取务实的态度选择自己的工作，一步步朝着自己的理想迈进。
（四）总体上中国青年的文化水平处于中等水平，但城乡差别较大；技能水平偏低。
表现为接受职业教育的青年比重低，普通初中文化水平的青年比重高。
文化水平和技能水平不但决定青年自身的劳动力市场状况，还决定其家庭及子女的生活状况。
针对此次调查反映的中国青年的现状、问题及成因分析，本文总结一下结论：
青年是社会的未来和希望，是最宝贵的资源。青年的素质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平，特别是对于中国。随着人口的逐步老龄化，青年劳动力将越来越宝贵。在现有的人口政策下，在未来的十多年后，青年劳动力的数量将不再增加。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出现城乡青年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情况，未来青年劳动力将更加稀缺。为此，需要从历史和发展的高度重视青年问题。
教育决定青年的一生，也决定一个国家未来人力资源的实力。因此，无论从青年个体还是从国家的角度，都应该从抓教育入手来处理青年问题。中国的教育应着力解决以下问题：
（1）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首先，真正普及9年义务教育；第二，大力推广高级中等教育；第三，加大对农村青年的培训力度，普遍提高农村青年文化水平，推迟其进入劳动力市场年龄，提高就业质量。
（2）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在扩展高中阶段容量的同时，提高青年的职业素养，促进他们更好更快地向劳动力市场过渡。
对于这次社会实践报告的撰写，最需要感谢的是杨伶俐老师。她在整个过程中都给予了我充分的帮助与支持。杨老师不仅耐心地为我指出报告中的不足之处，对于报告的改进提出宝贵的建议，而且还在我遇到困难时尽心地进行指点与解答。在此借报告完成之际，表示由衷的感谢与敬意。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六
每晚回到租住的房子，枕着窗外的嘈杂，邱国远总是难以入眠。他想念从小到大生活的农村，想念“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的静夜。
在顺义区工作那几年，邱国远换过很多工作。他每天穿着体面，朝九晚五地上下班，却总觉得自己“和城市格格不入”。他喜欢夏天在自家院子里支起桌子吃饭，习惯走在街上遇到的都是看着自己从小长大的熟人。可是在城里，他甚至不知道隔壁的邻居是谁。
“我就是一个农民。”邱国远还是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回到顺义区北务镇北务村，和哥哥一起“将养猪进行到底”。
团北京市委“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将邱国远归类为“农业青年”。他们的年龄在16~35岁之间，生活、居住、工作在北京乡村超过半年，直接从事第一产业。在北京，农业青年共有9。11万人，占北京市农业人口总数的16。17%。
白天，邱国远在村子里几乎见不到同龄人。太阳下山之后，各家各户的小车才陆陆续续开进村子，载着从城市里放学、下班归来的年轻人。
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加快，部分近郊农村变为城镇，大量农民上楼，大量农村户籍青年不再从事农业生产，选择在外就业或上学。农村青年外流趋势明显，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并呈现多重经济身份集于一身的特点，收入来源也越发多样化。
有些农业青年通过将土地的经营权进行流转，获得租金，成为“土地出租者”，有些青年参加村集体产业并获得股份分红，成为“股东”，有些青年将自有住房出租，成为“房东”，还有些青年开展农家乐等个体经营，成为“私营企业主”。
河北保定姑娘赵红敏是北京农业青年中少见的外地农业户籍。因为“到北上广的年轻人都在城市里，没有人来农村”。在北京市农业青年中，北京农村户籍占54。0%，北京非农户籍占38。4%，外地农业户籍占3。3%，外地非农户籍占4。3%。
大学毕业后，赵红敏被一纸“工作在北京，管吃又管住”的offer吸引到了延庆县北京四海种植专业合作社。当时，这片距县城46公里的“纯山区”让赵红敏很失望。6年过去，四海种植专业合作社投资成立了北京四季花海农副产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赵红敏担任经理。“农村还是有发展空间的，关键要看个人努力。”她说。
李佳雪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到房山区经营一家以生态教育、农工文化教育等为主旨的亲子生态农场。她介绍，房山区拥有十渡景区等丰富的旅游资源，青年人大多选择从事旅游行业的相关工作，很少有人选择传统种植、养殖行业。
在农业青年致富途径中，农家乐排在首位（15。9%），传统粮食种植收入最低。
每个月没有了房租开销，回到村子里的邱国远生活压力骤降。“自己院子里种点菜随便吃。”他说，“除了吃饭和孩子读书的开销，基本花不了什么钱。”
调查显示，农业青年生活压力较小，月平均收入为2837。89元，支出为1826。48元，月结余1011。41元，超过月收入1/3。他们的日常支出中，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吃饭（72。2%）、水电气及日用品（42。6%）、抚养子女（32。7%）。农业青年拥有住房的比例达到56。1%，住房支出压力较小。随着农村基础设施日益完备，生活条件日益便利，92。6%的农业青年对目前生活状况感到满意。
不过，由于生活和劳动都在村里，农业青年的社会交往相对局限，他们最常交往的对象是“本村村民”（77。3%）。
农业青年在业余生活上也较为传统，每天上网时间为一小时及以下的占47。5%，从不上网的占6。8%，闲暇时间首选上网比例明显低于其他各类青年。而他们最常用的联系方式，是电话（38。7%）和面对面交流（26%），通过qq、飞信、微信等网络工具的比例相对较低。
邱国远也用微信，但只是“打发无聊”，从不用来“谈正事”。更多时候，他会选择打电话，或者更直接地把朋友叫到一起当面聊。
农业青年业余生活比较单调，闲暇时间的安排中，47。9%的被访青年选择上网，45。3%选择看电视，8%选择打牌打麻将等娱乐。
此外，农业青年群体的择偶观念也较为传统。择偶观念中排位前三的是品行（44。7%）、感情（25。3%）和能力（16。8%），选择金钱（4。2%）、房子（2。6%）、家庭背景（2。4%）、外貌（2。1%）和学历（1。6%）的比例相对较低。
大学毕业后，张庆回到房山区大石窝镇南河村，成为一名农业种植技术指导员。经过两年的摸索努力，张庆管理的大棚蔬菜实现年25%增产。“现在青年人不管有没有学历，留在农村的都很少，即使没有学历也会出去打工。”张庆说，“但有些人的思想意识也开始转变，我身边也有一些人回到农村来创业。”
不过，虽然42。8%的农业青年有强烈的创业意愿，对于未来3~5年的职业发展中，选择自己创业（21。4%）排在第一位，但只有4%的人有过实际的创业经历。缺乏资金、缺乏创业指导和缺乏技术支持是阻碍他们创业的三大门槛。
李佳雪在城市长大，选择从事农业相关工作，完全是出于“喜欢”。像李佳雪一样出于兴趣选择从事农业工作的，只有6。1%。近一半农业青年由于家庭需要、个人能力不足等不得不从事农业。“家里劳动力少”所占比例最高21。5%，“父母要求”占到10。3%，“只会种地不会干别的”占到6。9%，“外地打工挣不到多少钱”占到5。8%。
韩森就是“为了父母”，放弃了单位的出国机会，回到大兴区长营镇小黑房村，帮父母搞肉鸽养殖。起初他也十分排斥，每天“在家睡觉不想起床，起来也不知道干嘛”。但后来，他选择“接受现实”。
前几年禽流感暴发，韩森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最困难的时候，是村里的老百姓伸出援手。2019年前后，肉鸽产业发展的好了，韩森告诉自己“不能忘本”，开始带领村民发展林下经济，共同致富，韩森因此被选为村委委员。在被访农业青年当中，有38%的人像韩森一样，选择通过村两委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调查发现，户籍、土地、社保政策在农业青年中备受关注。被访的北京农业户籍青年中，近七成希望保留农村户口。不过，农业青年对关系切身利益的涉农政策高度关注，而实际了解程度并不高。
邱国远的妹妹本科毕业后留在北京城区，拥有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可是5年后，她和哥哥一样选择回到顺义。“她回顺义区找工作，每天晚上回家住”。
邱国远9岁的女儿在农村上学，可所有补习班都在区里。每个周末，邱国远都要带着女儿往返三十几公里，接送她上各种补习班。
农业青年羡慕城市里的资源丰富，希望成为“城市人”。可现实是，在受访农业青年中，高中及以下学历占到49。8%，止步于职高、中专、技校等，他们在城里就业较难，生活习惯、交往习惯还保留着传统农村色彩。
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青年面临向都市型现代农业转型和进入城市就业的新形势。一方面，农业青年从事农业缺乏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呈现“农盲”或技能缺失，需要提高技能适应农业现代化趋势。另一方面，农业青年缺少学历职业技能，在城市就业中缺乏竞争力，绝大多数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服务业和简单制造业。由于学历层次较低，再学习再深造的机会较少，平台较窄，后劲发展不足。
农业青年对于自己未来3~5年的职业发展方向，选择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仅有18。1%，四分之一的农业青年对未来发展比较茫然。“靠土地去养活一家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必须去工作。可他又无法融入城市，那他能不迷茫么？”邱国远说，“怎么办呢，这就是现实。”他觉得，农村已经不是2019年前“脏乱差”的样子了，年轻人应该更加努力学习掌握现代化技能，把“乡愁”转化成为生产力，让家乡更美。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七
4月20日，在2015北京房车露营产业峰会上获悉，国内首部针对汽车房车露营地产业的区域性调查报告《北京汽车房车露营地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报告》以实地走访的方式对北京现有汽车房车露营地进行了深入调查，为汽车房车露营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和样本。
2015北京房车露营产业峰会于4月21日上午10时在北京西苑饭店举行。此次峰会由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指导，北京商报社和北京市旅游行业协会汽车露营分会主办。
大会以新产业?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共论汽车房车露营旅游发展现状和未来。峰会摒弃了以往传统形式，力求创新、务实的服务产业发展，不仅有对汽车房车露营产业的宣讲，更有精彩观点的面对面碰撞。来自政府、企业和学界共计100余位业内外人士出席了本次峰会。
峰会发布的《北京汽车房车露营地调查报告》，是国内首部区域性汽车房车露营地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北京共有房车汽车露营地122家，其中已建成开营的有23家，建设中的有21家，规划中的有78家。
为了能够真实掌握北京汽车房车露营地的发展现状，记者对现有露营地以实地走访的方式全面梳理调查后发现，目前北京能够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并联系到的汽车房车露营地有14家。
随后，《报告》对现有14家露营地进行了大数据解读，内容包括区域位置布局、星级指数评定、案例解析等。在最为核心的星级指数评定方面，《报告》从交通、占地面积、露营地类型、基础设施、内部配置设施、市场活跃度、周边配套和经营测试八个方面逐一分析。
调查发现，北京现有露营地大多依托景区建设，例如北京龙湾国际露营公园就紧挨着4a级龙庆峡景区;蟹岛国际汽车露营港所在的蟹岛度假村也是国家4a景区。不过，北京汽车房车露营地现在还处于发展初期，配套设施不足、周边服务参差不齐、多数露营地知名度低是存在的主要问题。在配套方面，通过星级指数评定可以发现，50%的露营地存在至少一个方面的配套不足问题。在知名度方面，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港中旅南山房车小镇和祥发国际汽车露营伊甸园较为知名，但是依然需要继续做大做强品牌。
产业迎来发展风口。
事实上，去年以来，国家政策层面不断传出汽车房车露营产业发展的利好消息。2014年10，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提出了升级旅游休闲消费，建设自驾车、房车营地。在政策利好前提下，我国汽车房车露营产业实现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数据统计显示，去年国内房车市场保有量约2.1万辆，其中2014年全年销售量约5850辆。按照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的区域划分，去年国内正在建设、准备开工及规划中的汽车房车露营地共83个。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近日也在2015年产业促进及相关工作部署会上提出，未来北京要打造乡村旅游新业态，其中汽车房车营地就是重点鼓励的新型业态之一。亦有业内人士分析，未来3-5年将是汽车房车露营地的快速发展期，在市场作用下，露营地自主品牌的发展发展方式和内生应变的能力逐步增强，行业的井喷式效应正在推进，亮点将逐一展现。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八
每晚回到租住的房子，枕着窗外的嘈杂，邱国远总是难以入眠。他想念从小到大生活的农村，想念“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的静夜。
在顺义区工作那几年，邱国远换过很多工作。他每天穿着体面，朝九晚五地上下班，却总觉得自己“和城市格格不入”。他喜欢夏天在自家院子里支起桌子吃饭，习惯走在街上遇到的都是看着自己从小长大的熟人。可是在城里，他甚至不知道隔壁的邻居是谁。
“我就是一个农民。”邱国远还是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回到顺义区北务镇北务村，和哥哥一起“将养猪进行到底”。
团北京市委“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将邱国远归类为“农业青年”。他们的年龄在16~35岁之间，生活、居住、工作在北京乡村超过半年，直接从事第一产业。在北京，农业青年共有9。11万人，占北京市农业人口总数的16。17%。
收入不再靠种粮。
白天，邱国远在村子里几乎见不到同龄人。太阳下山之后，各家各户的小车才陆陆续续开进村子，载着从城市里放学、下班归来的年轻人。
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加快，部分近郊农村变为城镇，大量农民上楼，大量农村户籍青年不再从事农业生产，选择在外就业或上学。农村青年外流趋势明显，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并呈现多重经济身份集于一身的特点，收入来源也越发多样化。
有些农业青年通过将土地的经营权进行流转，获得租金，成为“土地出租者”，有些青年参加村集体产业并获得股份分红，成为“股东”，有些青年将自有住房出租，成为“房东”，还有些青年开展农家乐等个体经营，成为“私营企业主”。
河北保定姑娘赵红敏是北京农业青年中少见的外地农业户籍。因为“到北上广的年轻人都在城市里，没有人来农村”。在北京市农业青年中，北京农村户籍占54。0%，北京非农户籍占38。4%，外地农业户籍占3。3%，外地非农户籍占4。3%。
大学毕业后，赵红敏被一纸“工作在北京，管吃又管住”的offer吸引到了延庆县北京四海种植专业合作社。当时，这片距县城46公里的“纯山区”让赵红敏很失望。6年过去，四海种植专业合作社投资成立了北京四季花海农副产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赵红敏担任经理。“农村还是有发展空间的，关键要看个人努力。”她说。
李佳雪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到房山区经营一家以生态教育、农工文化教育等为主旨的亲子生态农场。她介绍，房山区拥有十渡景区等丰富的旅游资源，青年人大多选择从事旅游行业的相关工作，很少有人选择传统种植、养殖行业。
在农业青年致富途径中，农家乐排在首位（15。9%），传统粮食种植收入最低。
保留传统的生活方式。
每个月没有了房租开销，回到村子里的邱国远生活压力骤降。“自己院子里种点菜随便吃。”他说，“除了吃饭和孩子读书的开销，基本花不了什么钱。”
调查显示，农业青年生活压力较小，月平均收入为2837。89元，支出为1826。48元，月结余1011。41元，超过月收入1/3。他们的日常支出中，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吃饭（72。2%）、水电气及日用品（42。6%）、抚养子女（32。7%）。农业青年拥有住房的比例达到56。1%，住房支出压力较小。随着农村基础设施日益完备，生活条件日益便利，92。6%的农业青年对目前生活状况感到满意。
不过，由于生活和劳动都在村里，农业青年的社会交往相对局限，他们最常交往的对象是“本村村民”（77。3%）。
农业青年在业余生活上也较为传统，每天上网时间为一小时及以下的占47。5%，从不上网的占6。8%，闲暇时间首选上网比例明显低于其他各类青年。而他们最常用的联系方式，是电话（38。7%）和面对面交流（26%），通过qq、飞信、微信等网络工具的比例相对较低。
邱国远也用微信，但只是“打发无聊”，从不用来“谈正事”。更多时候，他会选择打电话，或者更直接地把朋友叫到一起当面聊。
农业青年业余生活比较单调，闲暇时间的安排中，47。9%的被访青年选择上网，45。3%选择看电视，8%选择打牌打麻将等娱乐。
此外，农业青年群体的择偶观念也较为传统。择偶观念中排位前三的是品行（44。7%）、感情（25。3%）和能力（16。8%），选择金钱（4。2%）、房子（2。6%）、家庭背景（2。4%）、外貌（2。1%）和学历（1。6%）的比例相对较低。
在“乡愁”中创业。
大学毕业后，张庆回到房山区大石窝镇南河村，成为一名农业种植技术指导员。经过两年的摸索努力，张庆管理的大棚蔬菜实现年25%增产。“现在青年人不管有没有学历，留在农村的都很少，即使没有学历也会出去打工。”张庆说，“但有些人的思想意识也开始转变，我身边也有一些人回到农村来创业。”
不过，虽然42。8%的农业青年有强烈的创业意愿，对于未来3~5年的职业发展中，选择自己创业（21。4%）排在第一位，但只有4%的人有过实际的创业经历。缺乏资金、缺乏创业指导和缺乏技术支持是阻碍他们创业的三大门槛。
李佳雪在城市长大，选择从事农业相关工作，完全是出于“喜欢”。像李佳雪一样出于兴趣选择从事农业工作的，只有6。1%。近一半农业青年由于家庭需要、个人能力不足等不得不从事农业。“家里劳动力少”所占比例最高21。5%，“父母要求”占到10。3%，“只会种地不会干别的”占到6。9%，“外地打工挣不到多少钱”占到5。8%。
韩森就是“为了父母”，放弃了单位的出国机会，回到大兴区长营镇小黑房村，帮父母搞肉鸽养殖。起初他也十分排斥，每天“在家睡觉不想起床，起来也不知道干嘛”。但后来，他选择“接受现实”。
前几年禽流感暴发，韩森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最困难的时候，是村里的老百姓伸出援手。前后，肉鸽产业发展的好了，韩森告诉自己“不能忘本”，开始带领村民发展林下经济，共同致富，韩森因此被选为村委委员。在被访农业青年当中，有38%的人像韩森一样，选择通过村两委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调查发现，户籍、土地、社保政策在农业青年中备受关注。被访的北京农业户籍青年中，近七成希望保留农村户口。不过，农业青年对关系切身利益的涉农政策高度关注，而实际了解程度并不高。
在城市和乡村之间。
邱国远的妹妹本科毕业后留在北京城区，拥有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可是5年后，她和哥哥一样选择回到顺义。“她回顺义区找工作，每天晚上回家住”。
邱国远9岁的女儿在农村上学，可所有补习班都在区里。每个周末，邱国远都要带着女儿往返三十几公里，接送她上各种补习班。
农业青年羡慕城市里的资源丰富，希望成为“城市人”。可现实是，在受访农业青年中，高中及以下学历占到49。8%，止步于职高、中专、技校等，他们在城里就业较难，生活习惯、交往习惯还保留着传统农村色彩。
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青年面临向都市型现代农业转型和进入城市就业的新形势。一方面，农业青年从事农业缺乏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呈现“农盲”或技能缺失，需要提高技能适应农业现代化趋势。另一方面，农业青年缺少学历职业技能，在城市就业中缺乏竞争力，绝大多数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服务业和简单制造业。由于学历层次较低，再学习再深造的机会较少，平台较窄，后劲发展不足。
农业青年对于自己未来3~5年的职业发展方向，选择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仅有18。1%，四分之一的农业青年对未来发展比较茫然。“靠土地去养活一家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必须去工作。可他又无法融入城市，那他能不迷茫么？”邱国远说，“怎么办呢，这就是现实。”他觉得，农村已经不是20前“脏乱差”的样子了，年轻人应该更加努力学习掌握现代化技能，把“乡愁”转化成为生产力，让家乡更美。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九
此次此次调查共涉及样本5万多人，本次调查的主体年龄层为85后和80后，有2000多名上海市民参与调查，请看相关的调查报告：
年龄：30岁是降低择偶要求的节点。
三十而恋、三十而婚30岁确实是一个转折点。你会在几岁降低择偶标准?
调查显示，30岁是单身人士降低择偶要求的年龄节点。到了30岁，会出现单身人士降低自己择偶标准的小高峰。
职业：稳定压倒一切，娱乐圈人最不受待见。
收入：近8成女性要求男性收入比自己至少多1倍。
除了职业外，男性收入稳定比有房更易获得女性青睐。不知从何时起，房子压上了男人的肩，刺痛了女人的心。不过，这份调查报告给单身青年一些喜悦81.8%的人认为男人有稳定收入就可以结婚，其中女性更高居89.0%。相比之下，近六成的人希望另一半有房，近半数的人希望另一半有一定积蓄。
家庭cfo(首席财务官)暗战从结婚后开始。调查发现，男性上不上交工资卡是新婚夫妻婚后需要面临的重大分歧之一。53.2%的女性认为男人婚后应该上交工资卡，但仅有17.9%的男性持此看法。与此相比，近三成男性不想上交财政。
压力：8成80后家人最着急张罗婚事。
是不是年龄越大，单身男女面临的择偶压力越大?
对于单身人群的个人问题，家人表现出着急甚至帮忙到处寻找的年龄段多在处于适婚年龄的80后-85后，64.6%的80后-85后个人问题受到家人的关注和协助。
社交：近五成单身男女有异性知己。
比朋友近一点，比恋人远一点――单身男女有没有异性知己?
调查显示，近五成单身男女有知己。其中有异性知己的女性占47.4%，男性占45.7%。年龄越大，有异性知己的就越少。有异性知己的90后(55.7%)比70前(33.8%)多21.9%。
男性与红颜知己分享感情;女性与蓝颜知己分享工作。单身人士与自己的异性知己主要分享生活点滴，就男女对比来看，男性更多与异性知己分享自己遇到的感情困惑，而女性更多的与异性知己分享工作问题。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十
商事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年多来效果显著：商事制度改革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但地区间存在一定差异。
3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xx年会分论坛“政商关系新生态”在海南博鳌召开。
新一届政府将高压反腐推向常态化，与之相伴的是政府大力推进简政放权、转化政府职能。政商关系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下称“北大社调中心”)新近完成了《商事制度改革与小微企业发展评估报告》(下称“报告”)，报告称：“已经实施一年整的商事制度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优化产业结构，简化注册程序，政府职能向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转化，这一改革正在重塑政商关系。”
显而易见的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不仅成为“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新引擎的助推器，更站在了推动政府配套改革的“风口”上。
长期关注政府职能转变的北大社调中心主任李强教授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如果能够在商事制度改革现有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配套改革，深化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变，实现各职能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将可能实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政府职能转变改革以来最具制度建设意义的突破，从根本上促进法治化、服务型现代政府的建设。
商改成果是否经得起检验?
3月20日，国务院总理xx在国家工商总局考察时强调，工商部门站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第一线，当前商事制度改革还在进行时，创业创新还有许多束缚，要持续发力，让市场活力和改革红利更加充分释放。
xx年3月1日，作为推动“双创”的“先手棋”和“突破口”，商事制度改革在我国全面实施，新版营业执照正式启用，工商登记制度其他改革也将逐步展开。被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正式上线。
注册资本由实缴改为认缴、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企业年检改年报公示等多项措施全面铺开。从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数据看，这一改革成效明显。
商事制度改革一年来，成果是否经得起检验?北大社调中心历时4月交出了长达五万字的第三方评估报告。
调查组在全国范围内抽取100个区县，在这些区县xx年3月~xx年11月期间注册的xx万资本以内的企业和个体户中，随机抽取7026个样本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组向《第一财经日报》提供的调查数据和资料显示，商事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年多来效果显著：商事制度改革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但地区间存在一定差异。从去年3月1日到年底，东部地区月均新增注册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数量52%;西部地区月均增加21%，中部地区月均增加9%。
同时，商事制度改革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简化企业注册程序，降低注册资本;有效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服务型政府和廉政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切实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xx年3月商事制度改革后，注册资本规模在10万元以上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与xx年同期相较，同比增长61%。可以看出，改革受益最大的是注册资本规模在10万元以上的小微企业，这类企业改革后大量涌入市场，其增长幅度远远超出其他注册资本规模的市场主体。
与此同时，报告给出建议：要继续深化推进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经营许可审批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商事制度改革涉及到进一步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和综合改革的问题;继续深化推进企业信息平台建设和信用公示监管制度;加大对小微企业扶持政策的宣传，切实推进相关政策落实;探索建立第三方评估的长效机制。
未来配套改革是关键。
李强向本报记者介绍，调查中发现目前商事制度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实现配套改革，形成统一的机制，统筹政府相关部门，协同落实商事制度改革，真正让企业享受改革红利。
举例而言，“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是商改一项重要内容。
这项改革的作用在于：创业者只要到工商部门领取一个营业执照，就可以从事一般性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果要从事需要许可的生产经营活动，再向主管部门申请。在等待许可期间，创业者可以着手开展一些筹备工作，这就为企业先期发展争取了时间。
但要进一步深化推进改革，不仅需要工商管理部门全面落实已出台的改革举措，也需要各种许可证的办理程序更为简捷透明。
“尽管工商管理部门在商事制度改革方面的进展比较平衡，但调查显示，企业办理各种许可证的难易程度在各地的状况并不平衡。如何能以制度化方式保障各种许可的审批和注册制度改革同步进行，是下一步改革需要综合设计和考虑的重点。”报告称。
商事制度改革已经一年，xx年要深化这项改革，实现“三证合一”是任务清单上重要的一项。被视为“硬骨头”的“三证合一”改革更将直接考验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的协作。
辽宁省沈阳市是“三证合一”改革的试点地区之一。其试点的办法是建设全省统一的“三证合一”综合登记业务平台，由工商部门统一受理申请材料，内部流转到国税、地税、质监等部门。
辽宁省工商行政局注册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冰向《第一财经日报》介绍，过去工商、国税、地税的登记业务分别通过各自的信息化平台办理，而质监部门组织机构代码登记则通过质监总局业务系统办理。
因此，如何实现“三证合一”综合登记业务系统与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业务系统、税务登记业务系统的无缝对接和数据自动转换，需要横向和纵向各层面的支持。
“目前，在辽宁试点地区几家单位已经达成一致意见，进入操作阶段。工商通过综合业务平台自动将数据发送至国、地税和质监部门，避免各部门再手动录入数据，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保障数据的准确性。”李冰介绍。
形成统一的机制，统筹政府相关部门是多地试点的共同选择。一些较早进行商事制度改革的地区通过成立“商改办”或“领导小组”等机制统筹商事制度诸方面的改革和监管制度的改革，探索出一些基层政府职能综合改革的经验。
比如在率先试点的广东东莞市设立了市属“商改办”，将政府30余个部门统筹在一起进行配套系统改革，对政府综合职能转变形成倒逼机制。
李强向本报记者坦言，商事制度改革效果与政府其他部门的改革配套措施息息相关。商事制度改革绝非孤立的工商部门改革，如果想切实收到改革成效，最大限度地发挥改革红利，需要政府其他部门进行配套改革，特别是后置审批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十一
近日，某大学生消费分期服务平台发布了全国首份《2016大学生暑期“宅”情调查报告》，报告称，调研数据显示59.83%的大学生在暑期很少外出或是从不外出，依靠网络、手机等打发时间。镇江市的大学生也是这样过暑假的吗?近日，记者对一些大学生及家长进行了采访，发现“以宅度日”的大学生确有不少。
为什么选择“宅”?
没有计划、天气太热成为主要原因。
“前段时间老下雨，后来又太晒，实在不想出门。”整个暑假出门次数一个巴掌数得过来的大二学生杨同学表示，天气太热是导致她不想出门的最大“拦路虎”，这位“95后”表示，刚上大学那年的军训让她黑了两个度，此后每到热天，都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对于女儿的做法，母亲张女士很无奈，她表示原本想让女儿趁着暑假赶紧把车学完，但是女儿坚决不肯，非要等到天凉了才肯学，“整个暑假就抱着手机和平板电脑过日子。”张女士摇着头说，“现在的孩子太娇气了。”张女士还表示，和她女儿有同样情况的大学生不在少数，“女儿高中的家长群还没散，跟她一样的好几个，我们做家长的也着急上火，但又拗不过他们。”
除了天太热，没计划也是困住“宅大学生”脚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据《“宅”情调查报告》数据显示，能够在暑期制定详细计划并能坚持执行的大学生仅为12.95%，超过56%的大学生选择视情况而定或是完全没有想法，暑期多在无所事事或者没有清晰的规划中虚度。对此，记者调查中的十多位大学生中有近一半表示，对暑假的计划就是“玩”，但是怎么玩心里却没有明确的概念，最后稀里糊涂地过了暑假。报告数据显示，47.08%的大学生每天上网5个小时以上，每天上网时长8小时以上的约20%，其中，在社交软件、看视频、听音乐这三个方面花费时间最多。有趣的是，记者采访的一位大学生抗议道：“我的计划就是趁着暑假补剧，这个到底算不算计划呢?”
怎样才能充实暑假?
或可尝试打工赚费去旅游，给自己充充电。
“这已经是我知道的第6个为了去旅游而进行暑期打工的学生了，前面那个挣了六七百元的已经去穷游云南了。”丁卯桥路上某家广告公司经常需要招聘大学生做兼职推销，负责此事的叶小姐告诉记者，暑假开始前，来应聘的大学生就明显增多了，“都想趁着暑假赚点兼职费。”叶小姐说，来兼职的大学生除了家庭困难的'，还有一些是为了攒旅游钱的，“都挺能吃苦的，大热天的饮料摊前站一天不到100元，也不喊苦。”对于大学生赚钱去玩的这种行为，叶小姐很支持：“用自己的劳动所得去玩，既能为家里省钱，又能锻炼自己，一举两得。”除了打工赚钱，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不少大学生也在积极利用暑假通过学车、上培训班等方式给自己充电。
值得一提的是，在调查中，忙碌的大学生对自己的暑假多评价为“挺好的，挺满足的”;而“以宅度日”的大学生对自己的状态并不是太满意，认为自己“混过了一个假期”。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十二
期待年薪10万起。
北京白领的“心”最高。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竞争力城市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的标识，四地职场人士的生活和趋向也成为全国发展人群的风向标。近日，可锐职业顾问事业集团正式公布了在京、沪、穗、深进行的职场系列调查。
结果显示，北京白领对薪水的期望值最高，最高为60万，最低为10万元人民币。而且北京大龄白领的生活压力要远远大于沪、穗两地。职业专家更认为，不同的统计细节，折射了四地白领各异的生活工作情况和环境。
年薪最高60万。
北京白领“薪望”最高。
主要涉及四地年龄在24至38岁、不同行业的250名白领年薪期待值调查结果显示，北京白领的'年薪期望值最高，其中最高为60万元人民币，这位被调查者是一位自由职业者；最低为10万元，这位被调查者是一位普通职员。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白领期望值最高的为50万元，被调查者为广告客户总监；最低为8万元，被调查者是做市场调研工作的。深圳最高的为30万元，被调查者是一名会计总监。广州白领期望值最高的为18万元，被调查者是一位物流经理；最低的为5万元，被调查者是一名大学教师。
解读：四地白领对年薪期待值的不同，更多地折射出了当地经济、生活、文化对白领的影响不同。广州白领的务实态度，也反映在他们对现状的满足，抓住现有收入并每年有所提高，是他们的目标。
“哈韩”再起热潮。
深圳白领最“冷漠”
近日，韩剧《大长今》和《加油，金顺》的热播，在全国各地又掀起了一股“哈韩”热潮。可锐职业顾问在对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地白领观看韩剧的调查中发现：北京观众的白领受众群年龄在20至27岁，而上海、广州白领受众27岁以上者居多，深圳白领整体来说对此关注的人群很少。
解读：北京韩剧受众年龄比上海、广州要低，说明27岁以上的北京白领面临压力较大。深圳白领对韩剧的关注度极低，说明深圳白领整体面临的生活压力巨大，高效率、快节奏的工作生活，使他们平时无暇顾及关注电视节目。相比之下，沪、穗两地相对宽松与成熟的商业环境、完善的薪资待遇，使他们在日常工作之余有时间来享受个人的休闲时光。
明星广告谁认可。
上海白领最“追星”
解读：可锐职业顾问分析：上海白领对明星广告的认可度高于其他城市，一方面说明了上海白领对时尚消费的追求高于其他三地城市，当然，白领对生活的高品位追求背后也面临着巨大压力。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篇十三
每晚回到租住的房子，枕着窗外的嘈杂，邱国远总是难以入眠。他想念从小到大生活的农村，想念“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的静夜。
在顺义区工作那几年，邱国远换过很多工作。他每天穿着体面，朝九晚五地上下班，却总觉得自己“和城市格格不入”。他喜欢夏天在自家院子里支起桌子吃饭，习惯走在街上遇到的都是看着自己从小长大的熟人。可是在城里，他甚至不知道隔壁的邻居是谁。
“我就是一个农民。”邱国远还是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回到顺义区北务镇北务村，和哥哥一起“将养猪进行到底”。
团北京市委“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将邱国远归类为“农业青年”。他们的年龄在16~35岁之间，生活、居住、工作在北京乡村超过半年，直接从事第一产业。在北京，农业青年共有9.11万人，占北京市农业人口总数的16.17%。
收入不再靠种粮。
白天，邱国远在村子里几乎见不到同龄人。太阳下山之后，各家各户的小车才陆陆续续开进村子，载着从城市里放学、下班归来的年轻人。
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加快，部分近郊农村变为城镇，大量农民上楼，大量农村户籍青年不再从事农业生产，选择在外就业或上学。农村青年外流趋势明显，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并呈现多重经济身份集于一身的特点，收入来源也越发多样化。
有些农业青年通过将土地的经营权进行流转，获得租金，成为“土地出租者”，有些青年参加村集体产业并获得股份分红，成为“股东”，有些青年将自有住房出租，成为“房东”，还有些青年开展农家乐等个体经营，成为“私营企业主”。
河北保定姑娘赵红敏是北京农业青年中少见的外地农业户籍。因为“到北上广的年轻人都在城市里，没有人来农村”。在北京市农业青年中，北京农村户籍占54.0%，北京非农户籍占38.4%，外地农业户籍占3.3%，外地非农户籍占4.3%。
大学毕业后，赵红敏被一纸“工作在北京，管吃又管住”的offer吸引到了延庆县北京四海种植专业合作社。当时，这片距县城46公里的“纯山区”让赵红敏很失望。6年过去，四海种植专业合作社投资成立了北京四季花海农副产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赵红敏担任经理。“农村还是有发展空间的，关键要看个人努力。”她说。
李佳雪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到房山区经营一家以生态教育、农工文化教育等为主旨的亲子生态农场。她介绍，房山区拥有十渡景区等丰富的旅游资源，青年人大多选择从事旅游行业的相关工作，很少有人选择传统种植、养殖行业。
在农业青年致富途径中，农家乐排在首位(15.9%)，传统粮食种植收入最低。
保留传统的生活方式。
每个月没有了房租开销，回到村子里的邱国远生活压力骤降。“自己院子里种点菜随便吃。”他说，“除了吃饭和孩子读书的开销，基本花不了什么钱。”
调查显示，农业青年生活压力较小，月平均收入为2837.89元，支出为1826.48元，月结余1011.41元，超过月收入1/3。他们的日常支出中，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吃饭(72.2%)、水电气及日用品(42.6%)、抚养子女(32.7%)。农业青年拥有住房的比例达到56.1%，住房支出压力较小。随着农村基础设施日益完备，生活条件日益便利，92.6%的农业青年对目前生活状况感到满意。
不过，由于生活和劳动都在村里，农业青年的社会交往相对局限，他们最常交往的对象是“本村村民”(77.3%)。
农业青年在业余生活上也较为传统，每天上网时间为一小时及以下的占47.5%，从不上网的占6.8%，闲暇时间首选上网比例明显低于其他各类青年。而他们最常用的联系方式，是电话(38.7%)和面对面交流(26%)，通过qq、飞信、微信等网络工具的比例相对较低。
邱国远也用微信，但只是“打发无聊”，从不用来“谈正事”。更多时候，他会选择打电话，或者更直接地把朋友叫到一起当面聊。
农业青年业余生活比较单调，闲暇时间的安排中，47.9%的被访青年选择上网，45.3%选择看电视，8%选择打牌打麻将等娱乐。
此外，农业青年群体的择偶观念也较为传统。择偶观念中排位前三的是品行(44.7%)、感情(25.3%)和能力(16.8%)，选择金钱(4.2%)、房子(2.6%)、家庭背景(2.4%)、外貌(2.1%)和学历(1.6%)的比例相对较低。
在“乡愁”中创业。
大学毕业后，张庆回到房山区大石窝镇南河村，成为一名农业种植技术指导员。经过两年的摸索努力，张庆管理的大棚蔬菜实现年25%增产。“现在青年人不管有没有学历，留在农村的都很少，即使没有学历也会出去打工。”张庆说，“但有些人的思想意识也开始转变，我身边也有一些人回到农村来创业。”
不过，虽然42.8%的农业青年有强烈的创业意愿，对于未来3~5年的职业发展中，选择自己创业(21.4%)排在第一位，但只有4%的人有过实际的创业经历。缺乏资金、缺乏创业指导和缺乏技术支持是阻碍他们创业的三大门槛。
李佳雪在城市长大，选择从事农业相关工作，完全是出于“喜欢”。像李佳雪一样出于兴趣选择从事农业工作的，只有6.1%。近一半农业青年由于家庭需要、个人能力不足等不得不从事农业。“家里劳动力少”所占比例最高21.5%，“父母要求”占到10.3%，“只会种地不会干别的”占到6.9%，“外地打工挣不到多少钱”占到5.8%。
韩森就是“为了父母”，放弃了单位的出国机会，回到大兴区长营镇小黑房村，帮父母搞肉鸽养殖。起初他也十分排斥，每天“在家睡觉不想起床，起来也不知道干嘛”。但后来，他选择“接受现实”。
前几年禽流感暴发，韩森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最困难的时候，是村里的老百姓伸出援手。前后，肉鸽产业发展的好了，韩森告诉自己“不能忘本”，开始带领村民发展林下经济，共同致富，韩森因此被选为村委委员。在被访农业青年当中，有38%的人像韩森一样，选择通过村两委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调查发现，户籍、土地、社保政策在农业青年中备受关注。被访的北京农业户籍青年中，近七成希望保留农村户口。不过，农业青年对关系切身利益的涉农政策高度关注，而实际了解程度并不高。
在城市和乡村之间。
邱国远的妹妹本科毕业后留在北京城区，拥有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可是5年后，她和哥哥一样选择回到顺义。“她回顺义区找工作，每天晚上回家住”。
邱国远9岁的女儿在农村上学，可所有补习班都在区里。每个周末，邱国远都要带着女儿往返三十几公里，接送她上各种补习班。
农业青年羡慕城市里的资源丰富，希望成为“城市人”。可现实是，在受访农业青年中，高中及以下学历占到49.8%，止步于职高、中专、技校等，他们在城里就业较难，生活习惯、交往习惯还保留着传统农村色彩。
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青年面临向都市型现代农业转型和进入城市就业的新形势。一方面，农业青年从事农业缺乏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呈现“农盲”或技能缺失，需要提高技能适应农业现代化趋势。另一方面，农业青年缺少学历职业技能，在城市就业中缺乏竞争力，绝大多数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服务业和简单制造业。由于学历层次较低，再学习再深造的机会较少，平台较窄，后劲发展不足。
农业青年对于自己未来3~5年的职业发展方向，选择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仅有18.1%，四分之一的农业青年对未来发展比较茫然。“靠土地去养活一家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必须去工作。可他又无法融入城市，那他能不迷茫么?”邱国远说，“怎么办呢，这就是现实。”他觉得，农村已经不是前“脏乱差”的样子了，年轻人应该更加努力学习掌握现代化技能，把“乡愁”转化成为生产力，让家乡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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