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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一
摘要：农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关乎着国家发展与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基于此，保障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无疑对我国的国民经济起着促进作用。本文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相关问题着手，进行如下分析与阐述，并提出相关解决对策，以供参考。
关键词：农业经济；存在问题；发展对策。
农业现代化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同时也是我国农业经济今后发展的势趋，为实现农民富裕、缩小工农差别与城乡差别，就要以科学技术为支柱，以农业产业化为中心内容，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逐渐缩小工农、城乡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以及城乡一体化。
1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的相关问题。
1.1农业经济基础薄弱，生产技术含量不高当下，我国科技发展，以及农业经济基础设施仍相对比较落后，农产品的生产率也较低，科技含量不高。我国的农业技术人才不足等，无法适应与满足我国农业生产的需求，无疑对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产生较大影响与制约，阻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1.2农业劳动力过剩且素质较低。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但当下农业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依然严峻。剩余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以及劳动素质的提升问题，都会对城乡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的稳定产生较大影响。
1.3结构调整规模不大，产业机构调整缓慢尽管农业结构已逐步优化，但总体上产业规模偏小，加之受传统农业影响，农民思想观念仍然较落后，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更缺乏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应有的超前意识、竞争意识、品牌意识，以及市场经济意识。除了少量的农场外，大都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这种情况的存在，无法带动我国农业的规模经济向前发展，同时也降低了劳动生产效率。
1.4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不足，发展缓慢缺少资金引进新技术、新品种；缺少经费搞示范、做推广；缺少经费对病虫害进行防控，以及农民技术、技能的培训等方面，也是由于经费的不足，影响了现代农业发展的进程。
1.5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机械化水平不高。生产技术的整体水平较低，机械化水平也不高，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我国科技对农业贡献率也远不及发达国家。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我国农业更加面临国际规模农业的巨大竞争压力。加之我国农业发展粗放式的经营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破坏，使大量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以及旱涝等自然灾害加剧恶化，大大降低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二
公共秩序保留是指当一国法院在处理某国际民商事案件时，根据国内冲突规范的援引，本应适用被援引的外国法，但以被援引的外国法违背了法院地国家(内国)的公共秩序，因而该国法院排除或拒绝适用被援引的外国法。
法院在考察援引外国法是否违反国内公共秩序时，如适用外国法会损害国家利益和共同利益，可予以排除适用。
1、共同利益。一般在国际条约和习惯法中有所体现，也会规定在国内法中“直接适用的法”里，即国际法上的社会公共利益，包括环境、公共卫生、外交、军事等等，既包容了私法方面的社会公共利益，也含有公法方面的社会公共利益，只有私法意义上的社会公共利益才是法院在适用国际私法时所要考虑的内容，因其作为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的内容，为各国国家所接受或认可，从而也能够被各国法院接受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
2、国家利益。各种学说以及各国的司法实践都认为，依内国的冲突规则指引本应适用的外国实体法时，还有各种各样可以排除外国实体法适用的根据，如：(1)其适用与所涉国家的公共秩序相抵触，或正符合另一国家或国际法律共同体排除其适用的情况;(2)与所涉国家的基本政治利益或政治纲领相违背，或正符合所涉及的友好国家排除其适用的情况;(3)当事人通过虚构连结因素而试图规避通常本应适用的法律;(4)在特定情况下不存在互惠或不能确认有互惠的存在;(5)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如外国法有关制度不为内国法律制度所了解;缺乏连结因素;外国法的内容不能被认定);(6)当事人宣告放弃适用外国法或不再要求适用外国法;(7)所涉国家未承认该外国国家或其政府;(8)出于对在第三国领域内造成的法律地位的尊重，为符合它的法律制度，不适用另一个本可适用的外国法;(9)法院负有考虑必须绝对适用的第三国法律的义务等。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三
初级会计《经济法基础》第二章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在历年初级会计职称考试每套考卷中的分值约为16分，个别知识点有的时候会与医疗期、工伤保险内容结合出大题，考生需要予以重视。
初级经济法基础第二章内容共包括2个单元，第一单元是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第二单元是法律保险法律制度。根据初级会计考试经验中考生回忆真题统计，其中第一单元内容可能出题的分值为12分，涉及单项选择3-4题、多项选择4-6题、判断题约1分三种题型;第二单元占有分值比例约为4分，可能出现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三种题型。虽然本章节内容单独出题不涉及大题，但个别知识点会与其他章节结合出题，考试要着重学习，判断题目一定要自己看好书中的原话，不要因为一字之差导致误判。
初级经济法基础第二章内容中劳动关系的建立与书面劳动合同的签订、带薪年休假、劳动报酬、试用期、劳务派遣、工伤保险、职工基本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机制总述为重点内容，考生要着重学习，小编建议大家直接拿出教材在上述知识部分做好重点标记，方便以后有针对性的复习。学习这一章内容时，建议大家学会一个知识点就做一个知识点的配套习题，以免知识点多而零散，缺乏及时巩固而降低备考效果，最后一定要从头至尾梳理一遍，因为有结合其他章节出大题的可能，所以梳理的.过程必不可少。
【多项选择题】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对试用期所作的下列约定中，符合法律规定的有( )。
a.乙公司与赵某订立1年期劳动合同，约定其试用期2个月
b.丁公司聘请李某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约定其试用期半个月
c.丙公司与白某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其试用期4个月
d.甲公司与陆某订立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约定其试用期1个月
【正确答案】ac
【答案解析】(1)选项a：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2)选项b：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不得约定试用期;(3)选项c：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4)选项d：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不得约定试用期。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四
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就需要政府给予资金与技术方面的扶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技术及资金投入，以提高农业基础设施的技术含量，特别是倾斜与带动落后地区的技术进步。从最基本的生产工具，再到水利灌溉及信息化宣传一整套流程等，均需要高新技术的支持。同时，还要针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需要，着眼于对农作物品种的培育，以及低碳农业的发展与防污治污技术的研发，以提高农作物的安全水平。加大与提高农业科技投入的比重，尽可能借鉴与学习国外先进农业技术，实现以科学技术带动农业经济发展，并扩大农作物经营规模，切实增加与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及市场竞争力。
2.2开展农民科技教育，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
现代化的种植主体和创造主体是广大农民，那么农民首先就得现代化，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为农业工业化提供稳定的人才基础，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进一步促进科研成果应用，调整与推动农业结构，提高农业后续经济效益，努力推动农业高新科技产业化，为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2.3强化农民素质建设，激发与调动农民积极性。
农民是农业经济主体，尽管我国总体教育水平有所提高，但农民自身素质改变并不大，与其生活条件、教育水平落后有直接关系。那么培育现代化的新型农民，就显得特别重要。因此加强农村义务教育，以及增加对农民的专业培训，提升其综合素质。另外，相关政府要给予农民更多的自主权，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与热情。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多地融入其中，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
3结束语。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同时对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保持社会安定，以及实现社会公平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们要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与繁荣农村经济作为一项长期重要任务来对待，并解决好存在的相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玲俏.农业经济发展存在问题及对策[j].中国城市经济,(30).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五
摘要：从近年来人民普遍关心的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入手，阐述我国现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现状及分析存在的问题及根源；从完善我国现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角度，提出了整合现有法律资源，制定食品安全基本法；参照国际食品法典等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大力推行等同等效采用国际标准和技术法规，消除绿色技术壁垒；建立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化体系是确保食品安全技术保障的重要依据；更加强化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赋予食品监管部门更充分的权力；整合执法力量，解决多头执法问题等六个方面提出了解决现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对策和措施，促使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1前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以往对食品短缺的担忧逐渐变化为如今对食品安全的恐慌。正面因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有能力满足社会对食品及原料的需求，消费者对自身健康关注的加强，对食品安全的要求更严了；负面的因素相对更为复杂，原创：有环境导致的食品原料污染问题，有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由于环境、设备、操作、包装、添加剂等环节导致的不安全因素。食品安全问题日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外一桩桩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不胜枚举，有人甚至已将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列为继人口、资源、环境之后的第四大社会问题。当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远未完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迫切地需要与国际接轨，逐步加以完善，以保护我国人民地身体健康和促进对外贸易地发展。
与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地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相比，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2.1食品法律法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较差：
我国现已颁布的涉及食品监管的法律法规数量多达十几部，总体性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这些法律仅对食品质量作了一些概要性规定，由于出台时间早，标准要求低，覆盖面窄，没有充分显示新形势下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另外，有些法律法规在制定时,并没有充分考虑食品安全问题。当食品安全问题成为突出问题时，就显得很不适应。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就是如此，该法在总体上偏重于工业产品标准和强制性标准，而农产品的产品质量标准多为推荐性标准，而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制定强制性标准。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对食品安全体系内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指导作用大大降低。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等法律法规所调整的范围过于狭窄，仅对食品生产、经营阶段发生的食品安全进行规定，没有包括种植、养殖、储存等环节中的食品以及食品相关的食品添加剂，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生产、经营或使用。而食品安全问题涵盖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滤布法律应该反映出整个食品链条，这就使法律出现了较大的法律监管盲区，以致造成对饲料中加入瘦肉精、农药大量残留、滥用抗生素、食品储存污染等诸多问题的监管滞后和监管不力。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确定的执法主体职责与现实情况有所脱节。该法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食品卫生工作”，而机构改革之后，我国已形成了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总局等多个部委共同按职能分段监管的体系，9月，国务院再次对有关部委的职责分工加以调整和明确。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应对执法主体职责做出相应的调整。
2.2食品法律法规的条款笼统，操作性差：
一些法律法规规定的比较原则和宽泛，缺乏清晰准确的定义和限制。如《刑法》对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金额5万元以上有相对明确的处罚措施，而对于销售金额5万元以下算不算犯罪就没有明确界定；有些法律条款只定性不定量，或者法律概念有歧义；有的条款多年不修订；有些条款已经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甚至完全过时，对当前复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际问题约束力较低，操作性不强。
2.3食品法律法规的罚则较轻，法律效力不够：
一是执法力度不够，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忽视了制假售假行为本身的危害，对制假售假行为处罚较轻；二是由于配套法律法规未出台，一部分法律法规难以执行。虽然我国近年来加大了技术法规的制定，如无公害农产品的出台等，但其立法层次较低，大多数属于推荐性标准，作用有限。三是技术支撑体系还未建立起来，有些法律法规难以实现。如检验检测方面的法规就是如此。
2.4执法体系存在权限不清、职能不清：
一是多头执法，影响监管效果。由于食品监督管理部门多，部门之间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部门之间不能形成合力，监管责任就难以落到实处；二是执法部门以罚代管、以罚代刑，影响法律的严肃性；三是执法部门立法、执法、判罚三位一体，影响公正性。有些法律法规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制定的，或者受立法环境、立法技术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执法部门既是法律法规的起草者，又是执法和判罚者，因此会不可避免的渗入执法部门的利益，影响公正性。
2.5法律执行过程缺乏规范化和持续性;。
我国目前在打击假冒伪劣食品，保证食品安全的执行过程中缺乏规范化和持续性，往往在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后，有上级行政机关发布命令，进行一阵风式的检查、处理，当这阵风过后，假冒伪劣商品又重新泛滥起来。这种缺乏规范和持续性打假过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六
从法律史的角度看陪审制度，我们不难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个西方文明的源头看到其形态的踪影。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顾准先生在他的《希腊城邦制度》一文中写道：“古希腊的梭伦首创了陪审法庭的新制度。原意当是‘作为法庭的公民大公’其实际状况，不外行政官员于市集日在市场上审理讼案，而由有空暇时间的若干公民参加，但是把这种办法制度化起来，则是司法上民主化的重要措施。”〔1〕在梭伦改革之后，公元前52017年“克利斯提尼改革”中，规定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和参政权可当选陪审员、“五百人大会”议员和行政官员，并建立陪审制度，为了使犯罪者得到公平审判，由每个部落从年满30岁以上的雅典公民中选举陪审员若干名，组成“陪审法庭”。凡遇重大案件，陪审员参与调查，后由陪审法院下设的委员会进行公平审判。〔2〕在“伯里克利立法”中，创设有5000人陪审员的法院，每50名陪审员设立一个分院，在审判中采取多数票表决制。
现以一个实例来看，古雅典陪审法庭的审理活动。公元前399年，年已七旬的哲人苏格拉底被雅典陪审法庭判处死刑，在众位弟子面前饮下毒鸩，从容就死，整个案件完全是依照雅典城邦公律来审判的。起诉人是三位雅典公民，以美莱特斯为首，他们依法指控苏格拉底不敬神和敬事新神，受到专门负责有关敬神审判的程序很复杂但又很民主。不同于现代，雅典的法庭不设法官，只设主持官，负责审判并维持法庭的秩序，判决的权力则在陪审团。陪审团成员从公民群体中抽签产生，挑选5000人。法庭开庭之日，城邦官员事先根据案件大小确定审判每件案件所需陪审团规模，从5000名陪审成员中抽签选出从5人至2017人不等，开庭之日，再以抽签将这些陪审员分配到不同的法庭，审理不同的案件。开庭前每个陪审员都分得两块小金属牌，一个铸着“有罪”，一个铸着“无罪”。当双方提出证据后，陪审员把一块牌放入一个罐里，最后点数。审判苏格拉底一案的陪审团由500人组成。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七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命安全问题逐渐被国家重点考虑，而加强食品安全是民生的大事，因此加强食品的安全管理成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尤其是最近几年的时间，国内的食品安全事故不断发生，这就引发了相关部门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思考。实际上，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是单一因素导致而成，它是涉及到食品相关领域的问题综合体，即使在是原材料的供应环节出了些许问题，也会严重导致食品事故，危害广大消费者的身心健康，从而无法有效保障消费安全。由此可见，制定严格的监管措施和监测机制，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加大对食品安全的管制管理，至关重要。
一、我国食品供应现状。
通常情况下，食品的供应并不是单一的过程，它涉及到各个方面，包括种植、加工等各个环节，这就会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供应方面的问题。食品供应的主要源头是农产品的种植和养殖方面，这对产品的安全有着直接的影响。目前，我国农产品的种植和养殖经常受到农药和化肥的污染，还有的农业用水也已经受到工业方面的污染，因此，消费者在食用的过程中，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建立相应的监管制度应该是我国目前食品问题的主要问题。据不完全统计，48.4%的种植地和养殖场周边环境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源，35%农民在生产中使用农药和兽药时没有经过农业技术人员指导，64%蔬菜上市前没有进行产地检验。食品供应链的生产环节。从这一环节上来看，我国的食品生产环节基本处于食品供应链的前端，所以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食品供应链的规模小、管理差、技术性不强等问题。大部分的企业在生产食品的过程中都没有统一的合格标准，没有一定的安全控制意识，还有些企业一味的追求自身的利益使用过期或者是变质的原料。这些都是影响食品安全的隐患，消费者长期使用影响生命安全。食品供应链的流通环节。对这一部分的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因为物流体系所需要的难度高、技术复杂，这些都严重的影响着我国的物流设施建设，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我国的运输设备不先进，很多的运输设备都很落后，这些冷藏运输的主要是干线运输，这样在运输的过程中就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食物变质；其次，运输的成本高，这就迫使企业寻找各种方法降低运输成本，很有可能在运输过程中出现不规范的现象。而且有些企业没有专门的运输工具、存储地点和实际的操作经验。综上所述，随着经济的发展，食品安全的供应链逐渐变长，安全环节逐渐增多，所以，应该建立安全供应链管理机制，加强创新管理。
二、我国食品质量安全供应链的构建。
一般情况下，我国的食品供应链往往最大限度的减少成本，缩短供应周期，保证物流的质量，食品的安全供应与其它产品的供应有着很大的区别，它是以保障产品安全为主要的目标，采用全新的管理模式、协调监管信息等方式保证食品供应链的安全。包括很多的内容，例如农产品的供应、日常用品的加工生产，加工完成之后的包装过程。还有成品的运输等。这些过程都是需要全程监控的，建立多重的'监测体系，这样才能够保证食品的供应安全。
努力的创建食品安全供应的平台。每个过程中都有各自的特点，每个环节都要加强监管，再搭建一个基于供应链的食品品质安全供应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实现全程的信息交流和监督，实现食品供应链全过程的有效监管，以及各个部门的信息流和货物流的信息共享，这样可以提高食品安全。此外，通过这种监管方式还能够降低人员的工作任务量，减少企业的人力成本，提高了食品安全管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能够保证企业产品的可追溯性，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安全，提升企业的科技含量和品牌价值；此外，还可以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大量的减少行政成本，保证食品的卫生安全，具有很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推动现代化的食品物流配送中心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上如果加强监管，能够有效的保证食品免受污染。食品的配送能够实现食品的采购等功能，另外还附带着配送和管理等，还可以对食品进行再加工处理。另外，专业的食品物流配送中心能够可以免去传统的运送中的各种漏洞，提高食品的质量，还可以防止食品变质或者是污染。食品物流配送中心有利于充分的收集食品质量的信息，利用这些有效的信息来促使生产者不断提高生产经营水平。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八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是管理和监督食品安全的基础和依据，良好完善的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将在食品安全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因此，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应当涵盖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应当按照社会分工和社会协作的辨证统一来设计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保障体系。根据国家质检总局“从源头抓质量”、重在防范的精神，提出了建立和完善中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如下建议：
3.1制定食品安全基本法，整合现有法律资源：
制定我国食品安全最高效力的食品安全基本法，规定食品安全的基本问题，对现有的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条例、标准、规范等进行认真清理、补充和完善，将散存于各法律法规中有关食品监管的内容整合，尽可能减少和避免立法和执法上的相互冲突，解决法律体系的混乱，保持法律的同一性；同时，食品安全立法还应当覆盖“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链的所有环节，确保食品安全的完整性。
3.2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参照国际食品安全法典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以国际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典为依据或参考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规体系，建立与时俱进、重在防范，科学、全面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以食品安全基本法为龙头，其他具体法律相配合的多种层次的立体框架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其中食品安全基本法规定食品安全的基本问题，各种部门法、单行法对基本法的某一方面进行更加明确全面的规定。这些方面应该包括：标准化、产地环境认证、质量体系认证、产品认证、标签管理、投入品（农药、兽药、饲料、肥料、激素、添加剂等）使用，质量监督检查、食品安全信用、食品安全评价和质量召回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3.3大力推行等同等效采用国际标准和技术法规，消除绿色技术壁垒。
在整个与食品质量安全有关的领域，首先，大力推行目前cac(食品法典委员会)、iso（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已经开始使用的食品安全法规、标准、技术规范、指南和准则，加快在标准体系上与国际接轨；其次，在整个食品产业（从农田到餐桌）推行haccp,iso9000,iso14000及有机食品标准认证认可工作，从食品安全的全程监控着眼，把标准和规程落实到食品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消除绿色技术壁垒。
3.4建立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化体系是确保食品质量安全技术保障的重要依据。
加强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标准化委员会的合作，以统一协调管理，推进我国食品安全控制技术规范与标准的制订和修订工作。压滤机滤布从整个食品产业链的全过程对我国现有的非强制性标准、行业标准、原创：地方标准等进行重新制定或修订，从保障人体健康安全的角度，统一各类食品强制性标准条款内容，消除现有标准互相矛盾和抵触或者有些食品生产环节根本就无标可依的现象，为检验检测部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依据，从根本上杜绝不法厂商利用国家标准的漏洞牟取不正当利益，切实把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食品拒之于流通领域之外，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3.5强化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赋予食品监管部门更充分的权力。
坚持贯彻“从源头抓质量”的方针，对食品生产加工及相关企业（包括食品添加剂、食品包装材料等）实行强制性管理是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基础。为此，要扩大执法部门的检查权，加大对违反食品质量安全法律法律制定的惩处力度，强化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日常监督管理，确保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和可操作性，做到令行禁止、政令畅通。目前，在我国实行对米、面、油、酱油、醋等二十八类食品实行食品安全市场准入制度，从运行情况来看，普遍存在着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处罚较轻等问题，对食品安全获证企业未能实行连续持久的监管，许多中小食品生产质量管理制度名存实亡，产品出厂基本上不检验，检验设备常年不使用。因此食品安全是比其他任何一种与健康相关的政府活动更需要连续的和强制性的管理，对于那些生产、制造、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的企业获经销商，无论其生产或销售数量的大小，都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并罚其倾家荡产，使其永无东山再起的基础和条件；财产刑和人身刑同时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
3.6整合执法力量，解决多头执法现象。
整合执法力量，就是要合并现有食品监管的相关部门，对设置不合理或人员严重超编的机构，或撤销、或合并、或精简，将商检、质检、卫生、工商、农业等执法部门承担的食品卫生监督管理部门合并，克服政出多门、各自为战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建立统一的中国食品(包括农产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由这一部门对食品生产全过程进行监管，并赋予更高的权威。
4结束语。
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在世界各国都被当作一件战略性任务、基础性工作给予高度重视。我国加入wto后，贸易伙伴的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国内国际形势迫使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必须尽快地和国际接轨，努力缩短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标准的差距，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必将在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韩运镇.食品安全体系的法律思考.人民代表报,206月,第三版.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九
摘要：目的从食品消费者角度了解兰州市五区居民食品安全意识和食品消费行为等问题，探索有效改善该市居民食品安全现状的对策与建议。方法采取随机抽样方式，对兰州市五区470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结果兰州市居民主要通过传统媒体获取食品安全信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知晓率低；认为安全隐患主要出现在生产加工和餐饮消费环节；消费习惯有待改善；维权意识不强。结论监管部门应采取广泛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严格管理与监管，多管齐下，共同保障居民饮食安全。
关键词：食品安全；认知现状；调查；对。
食品安全是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1]。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更高，食品的安全性已成为国民健康、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贸易繁荣的重要因素[2]。为了解居民的食品安全认知程度、消费状况以及生活方式，我们在兰州市五区进行了食品安全知识宣传和抽样调查的实践活动。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采取随机抽样法，抽取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区、红古区的70个社区的居民700人作为调查对象。
1.2方法。
对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并对收回的问卷进行严格的有效筛选，调查兰州市五区居民食品安全认知的现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基本资料。
在本次调查中，共发放调查问卷700份，收回571份，回收率81.57%；有效470份，有效率82.31%。调查470名居民中，其中30岁以下156人（占33.19%），30~50岁176人（37.45%），50岁以上128人（27.23%），年龄不详10人（2.13%）。学历状况：硕士以上（含硕士）13人（占2.76%），大专及以上130人（27.66%），中学257人（54.68%），小学47人（10.00%）。目前从事的职业：学生99人（占21.06%），工人92人（19.57%），个体户31人（6.61%），教师18人（3.83%），自由职业90人（19.15%），其他职业140人（29.78%）。
居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2009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了解程度，调查结果如下：完全了解66人，占14.04%；基本了解94人，占20.00%；知道一点124人，占26.38%；不知道186人，占39.58%。
2.3居民获取食品安全知识的途径。
调查显示，居民获取食品安全知识途径依次为：电视广播189人，占40.21%；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155人，占32.98%；靠购买经验88人，占18.72%；网络36人，占7.66%；相关知识讲座20人，占4.26%。
2.4食品添加剂的认同情况。
居民对食品添加剂有不同看法，一半人认为“无所谓”，超过1/3的人认为食品中“根本就不应该加添加剂”。见表1。
2.5居民担心的食品安全问题。
这次调查显示，居民在食品安全方面最担心的问题为有毒有害物质高残留问题（占38.73%），担心相对较少的`是生产商用了转基因食材却在标签上不予说明（占7.45%）。见表2。调查同时显示，有159名（33.83%）被访者遇到的最主要问题是“过期食品仍在销售”，有114名（24.26%）被访者选择的是“没有达到国家卫生标准的假冒知名品牌”。
2.6对食品出现安全问题原因的认识。
调查显示，居民认为食品安全会出问题的环节依次为：生产加工（227人，占48.30%）；餐饮消费（135人，占28.72%）；种植养殖（69人，占14.68%）；批发零售（39人，占8.30%）。对食品安全隐患原因的认知为：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和个人利益熏心（152人，占32.34%）；执法部门对违规企业和个人的惩罚力度不够（147人，占31.27%）；主管部门职责不明，监管不力（78人，占16.60%）；消费者假冒伪劣鉴别能力不高（65人，占13.83%）；相关法律不健全（16人，占3.40%）；事情没那么严重，是媒体炒作出来的（12人，占2.55%）。
2.7遭遇食品安全问题时可能采取的措施。
遭遇食品安全问题时，民众拟采取的措施依次为：没什么大的影响就算（136人，占28.94%）；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占95人，占20.21%）；法律途径解决（72人，占15.32%）；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71人，占15.11%）；与生产经营者协商（66人，占14.04%）；没能解决（30人，占6.38%）。
2.8居民最常去购买食品的场所。
调查结果显示，该市居民常去购买食品的场所居第一的是超市，有224人（占47.65%），其次为商场（19.85%）。另有约40%的居民一般选择集贸市场、食杂店、小摊点、食品连锁店等进行消费，而食杂店、小摊点的饮食卫生缺乏安全保障。
3讨论。
本次被调查的居民中，仅有45.32%（213/470）的居民比较重视食品卫生。这可能与本次调查人群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仅有30.42%，大约70%的人群文化程度属中低下水平有关。相对来说，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居民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亦较高，而文化程度较低的居民对食品卫生重要性认识较为薄弱，且遭遇食品安全事故时的维权意识也不是很强烈。因此，应加强居民的食品安全认知能力，从根本上提高该市居民的食品安全认知水平。在调查中，发现居民有73.19%（344/470）主要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主流媒体获取食品安全知识。这为今后食品安全提供了有利条件。高校、食品监管部门、社区三者可结合起来，同时通过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对一些饮食安全知识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定期安排相关工作人员赴社区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宣传[3]。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相关技术标准大多标龄长、更新慢，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大[4]。由调查结果可得出，居民最为担心的问题是有毒有害物质的高残留问题、食品添加剂超量使用问题。所以，监督管理部门食品监管中应着重加强对这两种物质的监管力度。调查对象认为食品安全最大的隐患是生产加工环节和餐饮消费环节，提示政府部门需加大对食品加工和餐饮消费这两个环节的整治力度。综合具体实际，监管部门应加强对超市、农贸市场、食品店、食品摊贩的整治，突出抓好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粮肉蔬菜水果等日常食品的安全，严把食品进货关、贮藏关、销售关，依法经营合格食品[5]。不断改善基础条件设施，着力解决居民担忧的以次充好、食品过期变质等食品安全问题。从调查结果中可得出，当遭遇食品安全事故时，仍有25.74%（121/470）的人自认倒霉，不采取任何维权措施，其他居民表示视具体情况而定。由此可见，居民的维权意识薄弱，这除了缺乏一定的食品安全知识外，还与投诉得不到及时处理等因素有关。所以食品监管部门及消费者协会应加强居民维权意识，努力引导居民做好维权工作。调查显示，居民遭遇的食品问题主要是过期食品仍在销售等问题。过期食品的危害不容小觑，它对人体健康具有极大的损害，我们希望通过一些措施提高居民的食品安全意识和生产企业、销售企业的食品质量安全意识，从而提高公众的生活质量。消费习惯是指消费者经常性的消费方式、消费行为和消费倾向[6]。从调查结果可分析出，居民的消费习惯仍有待加强，仅有61.79%（290/470）的被调查者选择较为正规的场所进行食品消费。食杂店、小摊点的饮食卫生缺乏安全保障，有些摊点甚至连相关的营业执照、食品卫生许可证都未办理齐全，这些问题是食品安全事故的隐患。政府监管部门应积极做好居民的食品消费观念引导工作，加强对超市、商场等主要消费场所的查处强度。
综上所述，兰州市居民的食品安全认知水平较低，在遭遇食品安全事故时的维权意识较为淡薄。只有努力完善监督管理体制，加强食品安全队伍建设，加大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力度，提升居民食品安全认知，才能有效地预防和减少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参考文献:。
[3]史根生，张卫民，刘亦表，等.广东、吉林、四川、湖北四省居民食品安全教育前后知信的比较[j].中国健康教育，2004，20（6）：53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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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汤天曙，薛毅.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和对策[j].中国食物与营养，2002（4）：8-10.
[6]董福荣.中国家庭消费结构透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十
「摘要」为了使国债的运行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于国债的监管必不可少。而我国目前在国债的法律监管领域面临的诸多问题，更使加强国债监管在国债制度的完善中具有特殊的含义。本文通过逐步论述，说明如果能在《国债法》的总体框架下建立统一的监管体制，加强监管的力度，将为国债监管的完善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国债国债监管「正文」。
随着现代国家逐步由税收国家向债务国家转化，国债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认识。国债不仅是政府筹集资金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更是个人投资者进行投资的较为安全、可靠的一种投资方式。但是，国债本身的一些弊端同样不可忽视：财政僵化与支出的排挤效应；公债的工具性格；公债隐蔽的权力性格。[1]由此，为了使国债的运行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于国债的监管必不可少。而我国目前在国债的法律监管领域面临的诸多问题，更使加强国债监管在国债制度的完善中具有特殊的含义。
一、呼唤《国债法》。
导致国债市场监管机制缺乏统一规范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国债市场上缺乏一部专门的《国债法》加以调整。由此，发育中的国债市场呼唤一部专门的《国债法》，以作为财政监管的基本法之一。目前国债已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作为财政信用，它以国家为后盾，其来源具有可靠性，这决定了国债与其它债券的不同。而专门的《国债法》的出现将可以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在国债方面形成一个完整、配套的国家信用法律制度，从而对规范国债管理，加强国债的监管起到巨大作用。
二、呼唤统一的监管机制。
缺乏明确、统一、独立的政府管理部门，导致多头管理、多重管理以及规则不统一一直是国债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管理金融机构，证监会是对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进行监管的国务院直属单位，而财政部则是国债的发行机关，对于国债的发行和交易问题都要监管。[4]监管的职权不清使得国债发行流通中的许多方面出现重复监管，浪费了监管资源；另一方面，又在一些领域产生了监管真空，使得违法者有机可乘。更为重要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监管体制导致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5]干扰了国债市场的正常发展。
由此，对一个统一的监管机制需要及其迫切的表现了出来。应建立一个专门的国债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国债市场的参与人，无论是政府、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机构投资人、个人投资者以及证券中介机构进行执法检查和监督。同时，剥离原属于中央人民银行、证监会的监管事务，取消中央和地方两级主管部门构成的双重监管体系，赋予国债监督管理委员会独立、完全的监管职权。如此，就可以通过地方政府退出国债市场的监管体系，来淡化地方保护主义影响，真正实现国债监督管理体制的全国性的统一。
三、呼唤有力度的国债监管。
政府监管和行业自身监管的力度都不足，使得市场的协调发展必然需要更为强大的力量补充。
政府监管的加强可以通过建立统一的监管体制来得以加强。而行业自身监管力度的加强则是更为急迫的任务。由于我国实行的国债监管仍然是政府监管为主，因此，只有加强行业的自律性监管，建立自己的监管部门，独立于业务部门，这样才能更直接地行使国债监管职责，对国债市场上发生的问题及时予以解决。不妨借鉴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关于依靠证券行业自律性监管的方法，这对中国国债市场以及整个证券市场都将有很大作用。当然，作为政府的证券监督机构还需要对自律性组织的设立严格审批，对其活动也要进行监督。
国债的监管问题涉及到了整个国债的运行过程，其监管机制可以说是一个极为广泛的体系。而能够在《国债法》的总体法律制度的规范下建立统一的监管体制，加强监管的力度，将为监管的完善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在财政、监察、司法及社会力量等多方面的配合下，将为国债市场的监管创造出良好的环境，促进国债的健康发展。
「注释」。
1刘建文：《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2见前注1，第40页。
3蔺翠牌：《中国财政监督的法律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4陈丕：“市场经济呼唤〈国债法〉”
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报》2004年第10期。
5见前注4.6见前注4.7张琪：“国债监督方面的法律问题及对策”，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林琼华。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十一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十二讲。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应松年。
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已由第九届全国人。
大第二次会议写入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立。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很大程度上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行具有决定性意义。”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
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
行政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宪法又规。
定，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权力机关的意志主要是通。
过制定法律表达出来的，因此，从根本上说，行政机关是执法机。
关。依法行政，是对行政机关提出的要求，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行。
政权力，必须有法律授权，权力来源于人民，来源于法律，并依。
据法律。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事，法律是行政机关据以活动的根。
据，也是人们对这种活动进行评判和监督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加强了行政法制建设从总体上看是按照依法治国、依。
法行政的要求展开的。依法行政，首先要为行政执法提供完善的。
行政法律制度，授权明确，制度民主、公正，便于操作，符合市。
场经济要求。其次是要政府依据法律的授权和规定，严格执法。
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执行法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制定。
规范，又称抽象行政行为，即国务院根据宪法、法律，制定行政。
法规，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制定规章，地方政府还。
要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二是依法作出。
具体行政行为。这两者都要按照党的十五大的要求：“一切政府。
机关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
规定行政法律制度的，统称为行政法。从性质上说，行政法。
是关于行政权的法，是关于行政权的授予、行政权的行使和运作。
以及对行政权的授予、运作和行使进行监督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这里所说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指行政法是由众多法律规范组成。
的。这与民法、刑法一般都有法典不同。因此，行政法就有一个。
调整范围的问题。行政法大致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关于行政权的授予和组织行政机关的法律。大致。
由行政组织法、行政编制法和公务员法等法律组成。?
第二部分，关于行政权的行使和运作的法律。这部分法律数。
量最多，内容最为庞杂,称为行政行为法。?
行政权的运作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按行政管理事项。
划分的行政权具体运作的法律。行政机关管理的事项有多少种类。
这部分法律就可分为多少种类。其中有些部门还可自成体系。
诸如公安、环保、税务等等。这种法律为数众多，范围极广，一。
般称为部门行政法。另一种情况是与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都有关。
的法律和规则，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都必须遵循。如行政立法的。
规则；关于行政执法的法律，包括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
制、行政征收、行政程序等法律。这里介绍的主要是和各级政府。
第三部分，对行政机关的组织、行政权的行使和运作进行监。
督的法律，统称为行政监督法。如行政监察法、审计法、行政复。
议法、行政诉讼法、行政赔偿法等。?
以上三个部分，就是行政法的范围。?
[1][2][3][4][5]。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十二
摘要：马克斯韦伯认为法律只是一套“秩序”，一套具有某种特定保障措施从而有可能在经验上有效实施的“秩序”。他把法律分为形式合理性法律、实质合理性法律、形式不合理性法律和实质不合理性法律，并认为只有形式合理性法律才能给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最大的空间和自由。同时，他还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是形式合理性的，而非西方世界国家的法律都是实质不理性的。韦伯的法律思想是一种理想类型，脱离了社会背景，忽视了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彰显的只是西方社会的独特性和优越性。
关键词：法律;社会;形式合理性;实质非理性。
一、韦伯法律社会学的思想背景。
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也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
韦伯的学术生涯以法律研究为开端，虽然其后的学术重心日渐转向其他更加广泛的领域，但对法律的关注和研究却一直贯穿于其思想的始终。由于韦伯是德国人且一直生活在德国，德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也一直贯穿在他的学术思想当中。
由于德国主张容克地主专制，主张走农业资本主义道路，成为德国工业发展的严重障碍，而德国中产阶级是经济上升的力量，但是领导和治理国家方面又缺乏政治上的成熟，韦伯基于审慎的观察和思考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出于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使命感和对历史的责任感，他自称在国家利益上是“经济的民族主义者”;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自我期许“以政治为志业”[1](p3)。韦伯很清醒地认识到，现时代是一个理智化、理性化和“脱魅”的时代，已没有任何宗教先知立足的余地，他作为一个以政治为志业的人，只能依照责任伦理，即理性化的、充满意义的秩序去行动。
另外，卡尔马克思，作为19世纪中叶的德国思想家，其独特的智慧和思想体系对韦伯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马克思生于18，先于韦伯近半个世纪。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进入德国，并逐渐产生巨大影响。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当时韦伯30岁，正值他的学术兴趣从历史学转向经济学，受到了马克思《资本论》出版而引发的种种大讨论的影响。韦伯的主要思想观点和世界观是在19世纪后期形成的。作为一名社会学者，韦伯受到了几种思想体系的影响，他要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不可回避地要与马克思进行“对话”，通过与马克思社会学思想的争论来明确自己的立场，确立自己的合理性。
韦伯关注合理化所带来的悖论，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不可避免的冲突，而两者的共同点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人性的关怀。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形式上的合理性，而不是一种实质上的合理性;是一种目的意义上的合理性，而不是一种价值意义的合理性，西方世界对意义的追求将会产生出一种理性化的、充满意义的秩序[2]。
二、韦伯形式合理性法律的基本内容。
(一)形式合理性法律。
对于法律，韦伯在《经济与社会》的第二部分《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中开篇就写道：“当我们谈及‘法律’、‘法律秩序’或‘法律陈述’时，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法学着眼点和社会学着眼点之间的区别。”[2]他认为法理学家的着眼点在于法律构成的正确性，而社会学家则是从社会经济学角度来界定的，即法律指称对各种产品和设施的实际支配权的分配状况……这些支配的权力是以事实上的承认为基础的[3]。在韦伯看来，法律只是一套秩序，一套具有某种特定保障措施从而有可能在经验上实施的秩序。所谓“有保障的法律”指存在着一套强制性机构，存在着一个或更多的人，他们的特别任务就是为了实施规范的目的而时刻准备使用特别提供的强制手段(法律强制)[3]。
另外，在韦伯的法律研究中，法律是一个名为合法性秩序的代名词。法律与其他形式的规范秩序的区别在于它的强制性。
在给法律下定义时，韦伯很强调法律的强制性，但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强制性，道德箴言和原理可能是由特定的法律秩序加以陈述的，人们之所以将它们作为一种义务而加以接受，并不是因为它们有事实上的强制。韦伯认为，法律应该是一个社会中的合法性权威的来源[3]。在韦伯的研究框架中，法律的最后一个维度就是“合理性”。
合理性一词是韦伯法律社会学的一个关键概念。实际上，韦伯对西方社会理性化状况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合理性的法律的考察进行的。
韦伯将合理性分为实质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两类。形式合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是用于表达不同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概念。他把形式合理性主要界定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归结为一种客观的合理性。如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现代法律、官僚体制等都体现了这种纯粹形式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具有价值的性质，是从某种目的上看的意义合理性、价值、信仰等[4]。
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完全不同于实质合理性的法律。所谓合理的法律就是立法、执法、司法都是在一般的法律原则和规则指导下的活动;不合理则是相反情况。实质合理性的法律表现在有关法律的决定是依据一般的规则，而不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中的道德、宗教、伦理等法律之外的因素判断，体现了法律原则本身的道德、伦理和政治等因素。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则与上述情况不同，它主要指的是法律活动的形式符合理性或理智的一般要求，其形式合理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秩序本身是由法律、法规支配的，法律、法规与道德伦理分离，这样，事物的实质内容和程序状态就都是合理性的。形式合理性的“形式”首先就是具有一般性普遍性内容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基础。同时，一切法律行为，包括立法、执法、司法，也都是由法律法规支配和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被明确的、普遍的并能够被证实的原则确定下来。
第二，法律的高度体系化。体系化就是法律思想发展的成熟阶段才能够出现的情况。它意味着通过人的理性活动和逻辑思维，把经过分析的法律判断统合为一个逻辑清晰、内在一致的严密的法律体系，使法的原则表现为一个完美无缺的系统。
法与实体法、法律现象与一般事实分离。总之，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是完全由人的理智控制的制度模式[4]。
借助于法律是如何制定以及如何产生的，韦伯将不同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泾渭分明的划分，即法律是既可以非理性地发现和制定，也可以是理性地发现和制定。他将法律划分为：形式非理性的、实质非理性的、形式合理性的、实质合理性的四种类型。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可能在“外在”的意义上或“逻辑的”意义上都是“形式的”[4]。韦伯对法律形态的分类采用的是他的理想类型的方式。
实质非理性法的典型例子是韦伯的称为“卡迪司法”的法律运作方式。这是一种通过对与案件相关的法律、伦理、情感以及政治因素的综合考量来特别地对每个案件作出判决的法律运作方式，其实质性在于它并不在原则上区分裁决的法律与非法律依据，其非理性的方面在于裁决过程并不依赖任何规划或者普遍性原则。实质理性法的典型例子是韦伯所谓的“宗法制司法系统”，这种系统经常在与神学相关的法律教育中出现，它的特点在于通过统治者的立法来实施，具有伦理基础的政策。其实质性在于它的目的并非创设一个理性法律系统，而是体现了宗教或者伦理对个体与法律秩序的要求;其理性的方面在于它建构了一种纯粹理性的决疑法，更多地倾向于学者不受限制的理智主义需要，而非群体关心的实际需要。形式非理性法的典型例子是根据神喻宣判处理纠纷的程序。这种程序一般存在于早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中，其形式在于任何微小的对程序性规则的违背都会造成整个程序的无效，而其非理性的方面在于其神明宣判的特征。形式理性法的典型例子是由罗马法衍生的现代民法。韦伯认为，这类法律具有以下五个特征：(1)每个具体的法律判决都是抽象的法律命题在具体的事实情境的应用;(2)在每个具体案件中都可以通过法律逻辑由抽象的法律命题推演出判决;(3)法律必须在事实上或者形式上构成一个“无缝的”法律命题系统，或者至少被视为一个这样的系统;(4)任何不能用法律术语理性地解释的东西都是在法律上无关的;(5)人类的一切社会行为都必须被视为对法律命题的应用或者违背，因为“无缝的”法律系统的结果必然是对社会行为的无缝的法律秩序化。显而易见，形式理性使法律能够像一台具有理性技术的机器一样运作，这与其他三种法律类型的运作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5](p381-403)。
同时，在韦伯的社会理论中，形式合理性法律还是一定的法律发展在历史过程的一个链条。从理论上法律的发展阶段看，法律经历了：第一，由法律先知们向大众进行魅力型的“默示”阶段;这个阶段.由先知宣告法律的内容。第二，法律由一些“法律贵族”制定和发现阶段。第三，法律由世俗和神圣的权力强加于公众阶段。第四，由受过系统的专业法律教育的专家制定法律并依靠严密的逻辑分析适用法律阶段。所以，法律经历的这四个阶段，是法律的形式的品质从受魔法制约的形式主义和受默式制约的非理性的结合体中发展起来，经神权政治和世袭制度制约的实质理性和无形式的目的理性的道路，发展为法的专业化的系统性和形式理性[4]。
(二)形式合理性法律的意义和一般条件。
形式合理性法律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有很大的意义。韦伯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了这个问题：一方面，形式的理性的法律具有相当高的可预计性与在内容上的预防能力。其中，可预计性最为重要，因为工业的资本主义必须指望法律秩序功能的稳定性、安全性与求实性，即法律辨认与行政理性的、原则上可预计的特性。否则，便会缺乏那些对大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不可或缺的可预计性的保证。换句话说，现代西方法律运作像技术性的手段，具有高度的可预计性，是现代西方工业的、企业的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支柱。它提供了每个参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理性的行动者一个明确的游戏规则，让他可以计算自己的运作空间、法律后果与行动机会。而这种可预计性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特征，它体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将整个世界除魅化[5]。
另一方面，因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因此，法律的运作难免会与政治的支配形态产生关联，即政治的支配形态能给法律提供一个怎样的活动空间，这决定着法律的形式特征[6]。在韦伯的分析中，他认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形式的、理性的，这刚好符合形式的理性的法律的需要。
韦伯认为西方国家是一个理性化国家，因为它是透过官僚制来行使支配的。而官僚制是专家化、技术化的组织，立基在形式的理性的实定法的基础上。也即是说，西方国家具有明显的形式理性化的特征，拥有高度的可预计性。
在韦伯的研究中，官僚制度与合乎理性的法律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两大基石。官僚制被用来指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机构的理想类型。在政治上，官僚组织是行政机构;在经济上，官僚组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企业制度。同时，韦伯还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官僚组织还是一个具有技术专长的官吏阶级，具有形式合理性法律所需要的特征：
(1)保持个人自由，仅仅在职务范围内服从命令;。
(2)处于一个等级化的职务体系中;。
(3)有明确的权力及其范围;。
(4)根据契约任职，担任官职是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5)任人唯贤……总之，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制度具有高度的形式主义特征，符合工具理性的基本需要，而且，非常注重行政技术效率，行政管理人员具有高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行政管理人员都是依据法律法规办事，不会在公务活动中夹杂个人好恶，排除了个人的感情因素，使一切事物都成为可计算、可预测、可控制的，形成了一个非个人性的具有高度形式合理性特征的官僚机制[4]。而且，这样一来，也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而民主政治的要求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为形式合理性法律提供了一个可发展的空问。
按照韦伯的分析，也就是说形式合理性法律可以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绝对的保证和最大限度的自由，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状况也刚好满足了形式合理性法律生存的要求，能给形式合理性法律提供一个可发展的空间。
相反，在西方国家以外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社会状况就不符合形式合理性法律的发展条件，这些国家的法律都是实质的非理性的法律。为此，韦伯还举例分析了许多非西方世界的国家的法律来证明他的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社会的法律。
财产权的规定，行政与司法定位分离，家长制的法律与司法，停留在“卡迪审判”的阶段，追求的总是实质的公道，而不是形式的法律，没有专业的法律阶层，没有系统的法学思想(如自然法思想)，法律外的道德与政治的考量，始终超越法律内部的思考。从秦汉一直到明清，中国传统法律一直都没有多少改变，民间的'调解与长老的审判、伦理的考量重于法律的考量;在官方的家产制审判，重视的同样是实质的正义而不是形式的法律，为官者应视百姓为赤子，做个人民的父母官。所谓的“卡迪审判”，说明了父母官主导的中国法律与司法的运作，恰恰是建立在“考虑个案牵涉的人是谁”的原则之上，像所罗门王的审判一样，重视的是法律外伦理道德的智慧与公道，考虑当事人具体的个人状况与社会关系，而不是根据概括的、形式的法律来审判，法律与道德难分之外，法律与政治、行政也难分，中国传统法律司法始终没有独立运作的空间，具有实质的不理性的特征，充满自由裁量与不可预计性。中国的法律一直停留在西方中古社会的法律发展阶段[7](p7-8)。
三、分析。
从韦伯对法律和形式合理性法律概念的界定中可以看出，韦伯的法律思想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价值中立。韦伯比较强调法律的可操作性和预期性，认为执法者在执法时不应带有任何的伦理判断或其他的价值判断。这在法律实践中无疑是不可能的，只能属于一种理想的追求。因为任何制度或法律都是一定意识形态下的产物，研究任何制度或任何法律，都不可忽视其结构背后的概念。
韦伯的形式合理性法律还有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将法律等同于一整套规则。在韦伯看来，法律是一种秩序性的制度，即一定共同体成员主观上认可的整套观念，人们的行为符合这些规则就是守法，否则就会受到强制性措施。这一点与他的价值无涉似乎有点矛盾。因为既然是规则，就不可避免带有感情色彩，因为规则就是一定意识形态下的反映，是社会某种发展阶段的产物。
虽然韦伯非常标榜形式合理性法律，认为只有它才能给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最大的空间和自由，但实际上，形式合理性法律应该只能算是一个理想类型。在西方国家，尽管按照韦伯所说的是实行官僚制度，拥有专业的、技术的组织，具有明显的形式的理性的法律的基础，但是毕竟法律的实际运作是由其承担者来执行的。而且，在西方，完全的形式合理性法律也很有局限，它忽略了社会文化和传统的因素，诚如韦伯自己所说，形式合理性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理论家的内在学术需要的产物，并不真正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发展的直接后果和条件。
对于中国的法律，韦伯的评价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传统中国是一个注重礼的国家，所谓“乡土中国”，很多时候法律和政治处于无为的状态[8](p60-70);而且，长老统治在传统社会中确实是主要的，只要是个人不能解决的问题，基本上都是由长老们来裁决，很少交由司法部门(衙门)来管理的，除非是很严重的长老们也不能擅自做主的案件才上交到司法部门(衙门)，这在当时也是社会发展阶段的需要所然。一个社会的法律文化是不可能突然出现，也不可能跳跃着前进，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但是，即便如此，也不像韦伯所说的完全凭一个人的好恶来解决纷争，长老们也是要依当地的习俗和惯例来判断是非，因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就是依靠当地的习俗和惯例来进行维护的。到了现代，中国的法律与韦伯所评价的状况相比就相差甚远了，已经拥有了很完备的法律体系和组织，执法人员也都拥有专业的法律知识，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像西方那样实行完全的形式的合理性法律。
四、小结。
就如前文所说，韦伯的学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德国社会状况的影响，也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因此，他的思想在今天虽然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也为我们研究法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和模式。但是，毕竟韦伯所处的时代与我们很遥远了，他的思想与我们所处的社会也是有差距的。而且，韦伯在分析西方社会法律和非西方社会法律时，在方法上存在着文化内和文化间的比较的混淆。对于西方社会法律的发展，韦伯采用的是文化内的比较，突出了西方社会发展的独特性和先进性，而在分析中国社会法律的发展时，却是将中国传统法律与西方现在的法律相比，采取的是文化间的比较方法，这样做只能更加凸显西方国家的优越性和独特性，对于法律研究是没多大用处的。韦伯只是强调他的形式合理性法律的优越性，却忽略了法律是社会的产物，任何时候研究法律都不能脱离社会结构和状况，否则是无意义的。
实际上，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带有很强烈的彰显西方现代社会的法律类型的独特性和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先进性的色彩，尤其是他分析中国的法律时，把西方文化里长久以来的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却忽视了法律是一定社会的法律，离开了社会基础，法律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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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6.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十三
法律霸权主义社会，是从社会权威分配的角度对法治社会作出的别称。遥望法律霸权主义社会，那是一个法律职业的社会信任已充分建立的社会，是法律人依附于法律规则制作、解释、运用、学术思考的合理分工体系的时代。法律霸权主义社会对法律职业的社会信任，既是对法律人从事专业活动能力的社会认可，也是对法律人职业道德素质的肯定。
从专业活动能力的角度讲，在法律霸权主义社会，立法者、司法人员、行政裁判官员、法学家，已经结束旧社会的社会分工混乱现象，专业精英各就其位，不具资质的社会人士从法律职业机构退场完毕。没有法律专业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背景、法律从业资格的人员，不再寻求法律职场中的工作机会dd因为非专业人员去从事法律职业，已经成为社会哄笑事件；任何杜撰、伪造法律专业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背景、法律从业资格，企图鹊巢鸠占的行为，成为了社会丑闻。法律霸权主义社会的社会群体，已经建立起关于社会职业的基本伦理。
从法律职业道德的角度讲，在法律霸权主义社会，无论是法律机构，还是社会公众，对聘任和委托从事法律劳务的法律职业者的履约诚信不再怀疑，法学家也基本上不以故意言说学术伪词为业。虽然法律人在解决社会纠纷方面的工作效率仍然参差不齐，但是，已经基本上排除了故意损害服务对象利益的现象。坚守法律人的社会信用，不仅仅是一种法律人的外在要求，而是一种内在信仰，成为主观上的义务。
法律职业社会信任的建立，厘清了政治和法律之间的关系dd政治归政治，法律归法律，它们有了不同的活动场域。调节公众利益的政治，已经不再强行涉足法律规范场域；政治理性、法律理性和社会理性三者并行不悖，共同完成对社会有效治理。在新社会的场景下，独立的法律机构发挥社会纠纷处理器的作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机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社会清道夫效用。旧社会用政治权力解决的社会纠纷与冲突，进入了法律处理机制，遍布于世的“社会纠纷法律处理器”的有机、高效的运转，克服了社会公理短缺、侵权发酵和治术瘟疫蔓延的旧社会弊端。严复先生曾痴迷的.西洋法庭公正，出现在神州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为华人社会的和平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社会整合效益。法律制度如同资本生息一样，开始自为地产出制度的正面效益。
在法律霸权主义社会，官僚政治型法，被替代为专业自治型法。行政管制社会权利的治理模型下，着力于社会强制的官僚政治型法，由于社会分工的重构，淡出历史；行政官和法律裁判同一的角色被拆解，社会维权救济的诉求对象，从政府转移至国家法庭；行政官的角色职能发生深度变化，他们不再是单纯的社会支配者，不再是“中国式的青天老爷”，而是控制社会安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新式角色，某种意义上讲，是社会的服务人员。在法律霸权主义社会，行政官也不再从事涉及公民私权利管制的立法活动，立法由社会合意机构即议会操作dd因为法律规则具备了社会公共合意品质，法律成为公认的生活规则，有了普遍承认的法律内在效力。
法律霸权主义社会，也厘清了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法律霸权主义社会的法律，是体现具体法律规范作用的具体规则，“道德”也不再是一个大词，而是具体社会主体具体行为的评鉴标准；公德、私德、职业道德互相分立，不再是旧社会的那锅无法享用的、发馊的道德八宝粥。自由成为善的标准，强迫成为恶的象征，合意交往成为社会美德。儒家“克己复礼”的重要思想在人们修身养性方面，对自由主义和合意主义道德观发挥些微补充调节作用；没有人再相信“君君臣臣”、“三从四德”那些旧社会的秩序规范理论。涉及秩序关系的传统伦理遗产，和汉墓考古发现的古狗粪迹，放在了一起。特权阶层迷惑下层人民的虚伪的道德高调，被公权力的最低道德标准，即约束公权的宪法和法律规范替代，宪政成为政治美德。法律保障个体自由和群体合意，社会强迫和暴力支付法律代价，自由、合意的的交往行为，不仅是法律上正义的行为，在道德上也逐渐得以解放。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十四
摘要：社会募捐是社会成员之间互相救济互相帮助的一种方式，是我国慈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其他组织严密、程序复杂的公益组织，社会募捐的发起更加灵活，救济也更为及时。
关键词：社会募捐;法律性质;利他合同;赠与合同。
对社会募捐法律性质、当事人法律地位，理论界存在较大争议，本文主要分析以下两种观点：
(一)附条件赠与合同说。
该学说认为，募集人发起的募捐公告应该视为一个要约，而捐赠人将钱物给予募集人的行为可以视为一个承诺，这个承诺正是基于捐赠人对募集人的人身依赖关系作出的，二者之间建立的是委托合同关系。作为捐赠人的委托人，募集人与受益人之间产生的是赠与合同关系。捐赠人委托募集人作为其代理人对受益人进行捐赠，而捐赠人与受益人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的赠与关系。而所附条件为附解除条件，捐赠人就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给受赠人附加了解除条件，即捐赠目的成就或募捐事由不存在时，合同失效，无须捐赠人的撤销。
此学说不合理之处有二：其一，委托合同是由双方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物的合同，是建立在委托人与受托人相互信赖的基础上。但是社会募捐是募集人以自己的名义自觉发起的，自始至终并未与捐赠人达成委托代理关系，因此并不是捐赠人的代理人;其二，对于赠与合同所附的解除条件是否是募集人与受益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这一理由也不明确。笔者认为，社会募捐是募集人自觉发起的，并非经受益人授意发起，因此，该解除条件并非是募集人与受益人之间合意的产物。
(二)附义务赠与合同说。
社会募捐中，捐赠人为受益人进行捐赠，其所附义务就是捐款用于特定救助事项。募集人在社会募捐发起阶段的地位可以认定为是受益人的代理人，代理受益人发布捐赠的要约邀请，代理受益人作出同意捐赠的承诺，代理受益人接受捐赠的财物等，同时捐赠人对募集人也具有人身信赖关系，信任其发起目的是可靠的，意图是善意的，所以才愿意将财物交由其管理，因此，募集人既是捐赠人的代理人，又是受益人的代理人，此为该学说主要观点。
我国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社会募捐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赠与合同，但关于其特殊形式的定性并未形成一致观点。笔者认为社会募捐是一种附解除条件的利他赠与合同。
首先，在社会募捐活动中，募集人向社会公众公开发出募集捐款的倡议，是一种典型的对世要约。捐赠人通过了解要约的具体内容，如受益人的特殊情况等，从而作出相应的承诺，为一定捐赠行为或捐赠承诺，合同便成立了。“就社会募捐的赠与性而言，应属于赠与合同，但又具有不同于一般赠与合同的特性，还具有无偿性，因此应认定为赠与合同的一种特殊形式。”
其次，募集人和捐赠人不是为各自的利益而订立募捐合同，而是使处于困境中的第三人也就是受益人获得合同利益，因此，社会募捐是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但“利他合同在结构上实际上是一种普通合同并附有一项第三人利益的约款，此项第三人利益的约款转变了契约给付之方向，”因此，社会募捐是为第三人设定利益的赠与合同，即利他赠与合同。
再次，社会募捐是将捐款用于特定救助人的特定救助事项，是附有特定使用用途的一种赠与。当目的已达成或目的无法达成时，合同解除。因此社会募捐是附有解除条件的利他赠与合同，解除条件成就，合同失效，但效力不溯及既往。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框架下，将社会募捐定性为附解除条件的利他赠与合同已较为完整准确的说明了社会募捐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
此外，社会募捐还具有以下自身特有的特征：
首先，捐赠人具有不特定性。社会募捐是面向整个社会或某个特定范围内的群体发起的倡议捐款，在此范围内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捐赠人，不论有无民事行为能力，每个人都可以尽自己绵薄之力来帮助他人。一般来说，捐赠人人数众多，比较分散，且多数并未署名，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
其次，募集人具有任意性。社会募捐中募集人的资格条件并没有任何限制，一般都是不特定的，任何自然人、法人、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都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募捐，一般是被救助人或其近亲属所在的单位、社区、政府相关部门或机构。
再次，当事人之间具有高度信任性。社会募捐中，捐赠人所为的捐赠是基于对募捐人的高度信任才进行的，确信募捐倡议中被救助人或被救助事项是真实存在的，信任募集人会谨慎管理、如实转交善款，并将善款用于特定被救助对象的特定事项。而受益人信任募集人所交付的善款是合法募捐的，并且该赠与是无偿进行的。
另外，受益人的特定性，募捐目的的明确性和公益性，捐赠行为的人身属性等，也是社会募捐不同于其他一般赠与的特征。
参考文献：
[1]何卿源.关于社会募捐的法律理由探讨[j].法制与社会，2007(3)：661.
[2]宋海洋.社会捐赠剩余的法律评析[j].法学，2003(3)：128.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十五
三、企业文件与合同的审核、起草，指导企业建立相关规章制度；
四、指导企业建立信用管理系统与日常客户资信管理；
五、指导企业建立知识产权管理系统与日常维护管理；
六、到期应收帐款的法律措施追讨；
七、重大投资决策及相关经营活动的法律意见出具；
八、参与或协助相关商务谈判；
九、诉讼与非诉讼事务的处理；
十、提供相关证照的办理程序及与政府、新闻机构的沟通、联络。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十六
近年来发生多起校园血案，举国震惊。公众在悲伤、愤懑之余，恐怕都在追问：为什么此类案件会如此密集地发生，社会到底该怎样来保障孩子们的安全?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我
国学。
校安全相关立法处于何种水准?校园警察的设立堪称解决该问题的破题之举，有必要就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予以完善。
我国相关制度现状我国至今没有专门的《校园安全法》，相关规定见于一系列的部门规章中。在2017年l2月，基于校园治安状况恶化的态势，导致了《教育部、公安部关于加强高校安全保卫工作的通知》的出台，基本上确立了在重点高校派驻公安机构的制度。但该通知效力级别低，内容粗糙，线条简单诸多弊病，同时由于经费支出、体制调整、管理安排的诸多因素，使派驻高校警察的计划流产。
一般而言，基于人员流动的相对单一，社会关系的相对简单，以及行为内容的相对纯粹，学校的治安管理状况相对比较而言基本上处于较高水准。但也存在着诸多隐忧，除了法律规定的缺位外，安全意思的淡漠，应急机制的缺乏也成了学校安全的一大弊症。这也是学校安全成为社会治安管理软肋的重要原因。校园血案的密集发生，当然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随着社会多元化的进程，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加速，中国已进入一个全面社会分化期，社会系统的各方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变迁，在此变革过程中，权力和利益都将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形成诸多的不稳定，也就存在形成不同危机的可能。我国正进入一个社会危机的高发期。
经济社会发展比以往更容易受到社会冲突、恐怖主义、技术型灾难事件、金融危机的打击、人口膨胀、流动增加、技术发展、环境污染、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等因素正在将我国带入一个突发事件频率增大的风险社会。而现行法制对校园安全保障不力是造成校园安全严峻形势的重要原因，所以完善校园安全立法，构建完备的校园警察制度极其重要且迫在眉睫。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十七
【论文摘要】贷款损失是指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发放的贷款收不回来而遭受的损失,贷款损失风险是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贷款损失作为银行经营成本的一部分,理应在计算所得税应纳税额时予以扣除,但是我国现行的贷款损失税收制度还不完善,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银行及时足额的计提准备金,不利于防范风险与维护金融稳定。
【论文关键词】贷款损失;税收;制度完善。
为了适应国内和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的贷款损失税收制度一直以来也在不断的进行调整,目前我国贷款损失税收制度的规定主要散见于一些规范性文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贷款损失的认定。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57号)首次将贷款损失从以往的坏账损失中分列出来单独明确,同时还明确将应收账款和预付款分为贷款类和非贷款类,同时,该通知还明确列举了十一种具体确认贷款损失的条件,并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作为兜底条款写入,这也为以后财政税务部门应对经济生活中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做好政策上的准备。
(二)我国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的具体方法。
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实行的都是与贷款分类相适应的五级分类计提法,近年来,随着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我国少数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开始与国际接轨,采取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下面对两种计提方法进行具体分析:。
1、五级分类计提法。
五级分类计提法是以对贷款资产进行分类为基础的。它是由银行内部人员根据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与财务状况来判断贷款质量,将贷款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类。然后根据贷款的不同类别对应的比例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现行的规定是除正常贷款外,后四类贷款依次按照2%、25%、50%和100%的比例计提,其中次级类和可疑类贷款的计提比例可以上下浮动20%。
2、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
新会计准则规定了与国际接轨的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目前已有部分上市银行采取该种方法进行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计提。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是将贷款的账面价值减记至根据未来现金流量预计的现值,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贷款损失拨备,计入当期损益。根据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在对贷款质量进行评估时,应考虑借款人的获利能力,根据借款人以及经济环境等未来变化因素,以及借款人偿还贷款本息的情况,对贷款的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计算出贷款现值。
(三)贷款损失税前扣除的审批。
根据《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的规定,贷款损失的税前扣除需要经过税务机关的审批。该办法还对各级税务机关的审批权限作了规定,反映到贷款损失的扣除方面,主要内容为:因国务院相关决定事项而导致的贷款损失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具体的审批事项后,由各省省级税务机关负责审批;其他原因导致的贷款损失则由银行所在地的省级税务机关按损失金额、证据涉及地区等因素划分审批权限。
(四)贷款损失的.税前扣除比例。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当期允许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度为期末允许计提准备金资产余额的1%与上期末已在税前扣除的准备金余额之差。
另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中规定金融机构对农业和中小企业发放的贷款按风险程度划分后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可以在税前扣除,上述贷款按风险程度分为关注类贷款、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和损失类贷款这四类,相应的准备金计提比例分别为2%、25%、50%和100%,同时贷款损失不足冲减准备金的部分经审批后可以在税前扣除。
(五)对收回已扣除贷款损失的处理。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第十一条规定,“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已经扣除的资产损失,在以后纳税年度全部或者部分收回时,其收回部分应当作为收入计入收回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故银行在以后年度收回己在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时,必须将其纳入收回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我国贷款损失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从总体上看,制度设计偏离税收中性原则。
审计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在实践中,核销法也偏离了税收中性原则。
(二)从法制方面看,相关法律规范不完善。
一方面,我国目前的关于商业银行贷款损失税收制度的规定分散于企业所得税法统领下的各种国家财政税务部门发布的通知和办法之中,显得比较混乱。另一方面,这些规范性文件层级较低、统计和规范口径存在差异,相互之间缺乏沟通协调、具体运用混乱。大部分相关的规定都是以“通知”的形式发布的,而且每一个通知就会有一个新的规定,而且,部分政策的有效时间还有限定,往往旧政策的执行期限已经结束,新的相关规定还没有及时出台,政策缺乏稳定性与连贯性。同时,金融法规与会计法规、税务法规统计与规范的口径不同,银行需为应对不同的管理部门做不同的安排,使商业银行在实际操作中成本加大。
(三)从具体制度上看,相关制度设计有待完善。
1.贷款损失准备金的税前扣除比例过低。
根据财税〔2009〕64号文件,允许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度不得超过允许计提准备金贷款资产的l%,而银行根据贷款风险分类指引,将贷款资产划分为五大类,并对应这五大类贷款资产计提相应的损失准备金,具体比例为:正常类贷款为l%、关注类贷款为2%、次级类贷款为25%、可疑类贷款为50%、损失类贷款为100%,其中次级类贷款和可疑类贷款资产的准备金计提比率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再上下浮动20%。这部分准备金可以作为费用列支。由此看出,税法规定的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扣除比例明显低于银行根据风险程度划分计提的准备金的比例。
2.贷款损失的认定与核销标准过于严格。
我国贷款损失的认定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际。财税[2009]57号文件中列举了十二种可以确认贷款损失发生的情况,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确认贷款损失时银行往往必须提供很多法律方面的证据和证明,由于法律的程序性,银行在获得这些证明时,往往需要巨大的时间和成本,导致贷款损失不能及时在税前扣除。另一方面,《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国税发[2009]88号)规定了企业实际发生的贷款损失应该经税务机关审批后才能扣除,这样一来也加大了银行的成本。
3.贷款损失的确认与核销不及时。
其实这正是由于贷款损失的认定与核销标准过于严格导致的。贷款损失的确认与核销不及时,导致会计和税收在将贷款损失作为费用处理时存在时间上的差异,直接造成银行因而被提早征税;但是又由于递延税资产(主要由上述贷款损失准备引起)转回的不充分,这种时间性的差异变成了永久性差异,使得提早征税变成了过度征税。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国现行的贷款损失税收制度还存在着不足,一定程度上侵占了银行的利益,阻碍了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完善。
(一)完善贷款损失税收法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专门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损失税收处理办法》,在该办法中规定贷款资产的范围、贷款损失的认定条件、贷款损失的税前扣除审批程序、准予计提准备金的贷款资产的范围、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额度及其计算方法,收回已扣除贷款损失的处理等相关问题。同时,取消对上述政策执行期限的限制,使政策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减少纳税人的不确定性预期。
1.完善贷款损失认定制度。
首先,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损失税收处理办法》的基础上简化贷款损失的认定标准,赋予银行一定的自主权。其次,明确贷款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的认定口径。目前的各个政策文件对贷款损失的认定标准不一,有必要进行统一和规范。
首先,维持现行的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扣除方式,但要对扣除比例进行改革。在扣除比例的确定上,体现差异化原则,具体制度安排为: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具有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优势,贷款资产的质量均较高,而且化解不良贷款的能力很强,故可以规定其贷款损失税前扣除的比例仍然为l%;考虑到股份制商业银行对繁荣我国金融市场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贡献,以及他们自身承担风险的能力,可以提高这些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的比例,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损失准备金的税前扣除比例则应该高于上述两类银行,以鼓励这些金融机构为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服务。
其次,对部分特定性质和用途的贷款损失施行特定准备金法,为将来我国银行贷款损失税收制度施行特定准备金法提供可供参考的经验。这些“特殊贷款”的范围可以扩大到包括“三农”贷款、中小企业贷款、个人助学贷款、扶贫贷款、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等在内所有关乎国计民生的贷款。这种制度安排既能引导信贷资金的合理流动,还能提高财政支出(税收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好地发挥公共财政的职能。
再次,最终建立特定准备金制度。由于中国人民银行早在就发布了《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所以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己经全部实行五级分类制度,这就为特定准备金制度的建立在财务会计制度上打下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一旦条件成熟我国的银行贷款损失制度就可以施行特定准备金法。
最后,在制定贷款损失政策时主要应该本着缩小税法与会计制度差异,调和不同利益相关者矛盾的原则,对贷款资产的范围进行科学、合理、实际的界定,对贷款损失的认定条件和扣除的审批程序做到细致而又不繁琐,精确而又不苛刻,实现既矫正了市场失灵而有不伤及资源配置效率的目标。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十八
除婚姻法以外，包括继承法、收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母婴保健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刑法等。
拓展阅读：婚姻家庭制度属性。
婚姻家庭关系是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以男女两性和亲属间的血缘联系为其自然条件的社会关系。婚姻家庭关系具有双重属性,即社会性和自然性。
自然属性。
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是指婚姻家庭赖以形成的自然条件和婚姻家庭所包含的自然规律。它体现了生物学、生理学规律在人类婚姻家庭方面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别和人类的性本能,构成婚姻中男女结合的生理学基础。
2、通过生育而实现种的繁衍，家庭中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亲属网络的血缘关系和基因遗传，构成家庭的生物学上的特征。
社会属性。
婚姻家庭中的物质社会关系和思想社会关系,是同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相适应的。
具体表现。
1、婚姻家庭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变化,取决于社会生产关系。人类自从脱离动物界以来,就以社会一员的身份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的再生产,并且在这两种生产的过程中,发生了包括婚姻家庭在内的社会关系。同时,社会生产关系又决定着婚姻家庭形态。伴随生产力的发展,人类从社会之初的杂乱性关系逐步递进至高级形态,最终产生了一夫一妻制家庭。
2、婚姻家庭关系受到上层建筑诸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婚姻家庭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和社会的上层建筑,如政治、法律、道德、文艺、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有密切联系。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制度最集中地反映了经济基础的性质和要求,统治者必然通过法律来维护符合其阶级利益的婚姻家庭制度。道德、宗教和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也通过不同的途径对婚姻家庭起着重要作用。它们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信仰、传统或教育等力量,去判断是非、善恶,从而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婚姻家庭关系。
本质。
只能决定于它的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只是婚姻家庭的特点和前提条件。我们不能夸大自然属性对婚姻家庭的作用,也不能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列为同等地位。两性结合和血缘联系是普遍存在于一切高等或较高等的动物之中的,而婚姻家庭却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社会属性是人类的根本属性,婚姻家庭关系依存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具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婚姻家庭的起源、性质及其发展变化,只能从社会制度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找到正确的答案。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十九
摘要：土地储备制度作为近些年从香港引进、当前大部分省市相继采用的土地资源运作制度，其相关法律机理的研究尚嫌薄弱。本文从土地储备制度产生和发展的法律动因、土地储备制度运作应遵循的法律原则及土地收购、储备行为的法律性质等几个方面进行探析，以期对土地储备制度的基本法律机理有所揭示。
土地是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载体，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1]然而，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土地具有稀缺性。所谓稀缺性，是指土地因其位置的固定性、面积的有限性而不可再生，不能为人类所无限度的利用的一种自然属性。土地的稀缺性是相对于人类无限之需求而言的。依西方经济学观点，一种资源的稀缺性乃是源于其不可再生性，如土地、淡水、矿物、石油、天然气等；而人类由于自身的发展需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并且这种消耗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而呈上升之势。以我国为例，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长，耕地则以每年2.%的速度递减。[2]这样，土地资源自身的稀缺性与人类日益增长的经济需求之间就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为了缓解这种矛盾，客观上要求在土地上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秩序性规范――法律规范，一方面以之确定土地权利之归属和流转，另一方面，据以规制各种对土地资源进行破坏与浪费的非理性行为，以期实现土地资源的最优化开发与利用。土地储备法律规范正是这种社会客观需要催生之必然结果。
（二）国家对土地资源的宏观调控是土地储备法律制度产生的制度动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亚当.斯密语），为实现其自身利益之最大化倾力而为。同样地，由于市场主体利益的非一致性，不同利益主体的行为难以形成对整个社会有益的规模经济效应，相反，通常情况下都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的不良后果。为了矫正私利主体的各种非理性行为，国家（作为拥有至高无上权力之统治体）必须运用其认为可行的统治方法予以规制。在长期的实践当中，世界各国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制度。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如价格、利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的调节，一方面使社会需求总量与供给总量趋于平衡，另一方面则使社会的供给与需求结构达到平衡，从而令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土地储备制度产生极为重要的一个法律制度动因即是：顺应国家对土地资源进行宏观调控的需要，用制度的.法律化规制土地市场，使土地资源发挥尽可能大的效用。
（三）土地价值的可估算性及市场主体的逐利性是土地储备法律制度诞生的现实动因。
土地作为一种典型地不动产，总是固定在地球表面某一确定的经纬度上。与地理学上的土地概念不同，[3]法学上的土地是指能为人类所控制、利用并借以创造财富的陆地地表。随之科技的进步，现代人对土地的利用越来越走向集约化，土地的价值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相应的，人们对土地价值的评估和测算也日趋精密与完善。正是土地价值的这种可估算性及人们利用土地创造财富的逐利心理，推动着土地储备法律制度这一调整市场主体合理、有序利用土地的规范的产生。
二、土地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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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二十
随着我国经济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曾经承载了中国9亿人口的农村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何让农村强起来，农民富起来不仅仅是每一个农民内心的真切盼望，更是领导长期以来重视的问题。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空巢老人，农村空心化等现象日益突出，为了保障农民老年生活，研究我国农村的养老问题，也成为时代发展的迫切需求。
1.概念的沿革及其重要意义。
1.1概念的沿革。
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养老保险法律制度作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征收保险费并形成养老基金，当劳动者退休后，可以获得退休金，以此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我国最早的养老保险制度起于1951年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旨在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保障体系。而农村的养老问题研究则明显相对落后，经过40年时间，原民政部农村养老办公室在1991年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在方案中对养老保险的指导思想、投保对象、保险资金的筹集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然而，历史的发展总不是一蹴而就的。由于实施过程中的诸多问题，该方案停止接受新业务，并按要求整顿规范。经过几年的摸索，汇聚了众多领导和学者智慧的《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于出台，标志着中国开启了农村养老保险的新篇章。
1.2必要性及意义。
我们搜索国内外信息发现，最早在1951年德国就颁布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养老保险的法律――《农民养老保障法》。次年，法国专门为农民建立了相应制度。美国在1954年通过的《社会保障法修正案》把老年保险扩大到农场主、农场雇员等，日本也在五年后，采取类似的做法，把广大农民、个体经营者依法强制纳入社保体系。由此可见，经济越是发展，农民生活问题越得到关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起步越早。截止末，我们人口数达到13.6亿人，其中老年人口占10%，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而随着青壮年人口流出，空巢老人、失独老人不断增加，老无所养的现象比比皆是。为了营造和谐社会，为了保障农民基本权利，为了实现公平，为了完善健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惠及一半农民认可的养老保险法律制度具有十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2.我国农保的现实情况。
自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法律制度在20公布以后，越来越多的社会各界学者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我国农民的养老保险。
查阅国统局统计数据可知，从最新的数据来看，新农保险试点参保人数达到了3.26亿人，比去年同期翻了两倍多，农民的投保意愿有所增加；达到领取待遇年龄参保人数8921.8万人，同比增长211.6%，说明享受到养老保险福利的农民较大范围地扩大；基金收入大幅增加，超过了一千亿元，但仍落后于投保人数的增加；基金支出587.7亿元，占基金收入的54.9%，资金的使用率比去年高了10.7个百分点，基金累计结余近1200亿元，和去年相比增长183.8%，可支配的空间增长近两倍。总体来说，农村养老保险朝着覆盖面更广，投入资金更多，基金使用率更高的方向发展。
二、我国农村制度推进中的阻碍。
1.我国特有的国情。
长期以来，我国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也相对较多，统一协调如此大规模的人口保险难度较大，还没有建立起农村养老保险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还不能满足农民的养老保险需求。并且，地区间发展不均衡的矛盾在我国农保工作中比较突出，相对来说，经济较发达地区推行农村养老保险制比较顺利，而处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并没有从中获益。此外，由于长期以来人们传统价值理念的限制，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养儿防老，缺乏养老保险意识，对于农保的投入意愿不强。
2.资金来源。
目前个人缴费和政府补贴是我国农保基金的主要来源。农民的纯收入以及财政资金很大程度决定养老保险基金的多少。受天气、作物收成、经济等影响，农民收入差强人意。家庭收入情况决定了支出结构，在有限的收入中农民不愿为养老保险买单；而政府的'财政支持毕竟有限，尤其是具体到农村，这就使得当前农保的投保率相对不高。
3.城镇化发展。
新型工业化的推进，城镇化趋势的发展。在城市蒸蒸日上的同时，农村却逐渐空心化，从下图的人口数可以看出，中国的总人口在逐年增加，而农村人口在不断减少，更多的人将目光投向了城市。农民工大量流出、留守儿童、耕地的荒废等等问题尚未解决，更遑论农村的养老保险问题。
1.健全立法。
现实的情况是我国农保制度的建立明显晚于欧美其他发达国家。而一个健全的农保法律制度，是推进我国农保工作的基石。从法律制定来说，应当明确立法基本原则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以维护农民的基本权利为重；立法总体思路应围绕着农村养老保险，对缴费对象、缴费原则、资金筹措等提出明确要求；此外相关法律的制定也应当配备，努力构建一个完整的农保体系。
2.设计合理执法方式。
当理论依据形成坚固的后盾，下一步就是重在执行。建国以来我国人口较多，地区发展不均衡，完全忽视地域差异的“一刀切”是行不通的。根据中国特有国情，“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采取合适的执法方式，更有利于农村养老保险的推进。
3.充分吸引社会各界资金流入。
目前我国的缴费方式仍是以个人为主。增强我国综合实力，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重点关注欠发达的地区，更大程度地保障农民的福利。多方面筹集国内外流动资金，使养老账户中的基金尽可能增加。
4.大力宣传农保的益处。
由于农民群体的特殊性，缺乏对未来的规划以及当前消费的理念比较强烈。并且，在当今社会，养儿防老的现象还是占一定比例。大力宣传养老保险的益处，并让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充分享受到国家社会保险的福利，鼓动更多农民加入到养老的行列中。
5.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目前，受限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个人承担了主要的养老保险费用。在激发农民的投保意愿之后，增强农民的投保能力就显得更具有实际意义。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让农民富起来，需要政府提供更多惠农政策，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以高科技和互联网带动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让农民享受更加自由的收入支配权。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二十一
近些年来，青少年犯罪问题一直是国内外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美国于18第一个少年法庭在伊利诺伊州成立后,青少年学者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对青少年的失范行为进行研究，以下就是浅析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同时社会控制理论、心理分析理论(psychoanalysis)、以及差异交往理论(differentialassociationtheory)在犯罪行为的研究方面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的《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对青少年犯罪情况进行了规定、阐释和研究。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指出：预防未成年犯罪应结合未成年人不同年龄的生理、心理特点，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心理矫治以预防犯罪的对策。
青少年犯罪动机的分析。
中国的青少年犯罪主要是指已年满十四周岁至未满二十五周岁的人触犯了刑事法律而应受到法律规定处罚的行为。按照中国法律规定，未满十八周岁的人为未成年人，已满十八周岁的人为成年人。所以青少年犯罪既包括未成年人中的少年犯罪(已满十四周岁至未满十八周岁)，也包括成年人的青年犯罪(已满十八周岁至未满二十五周岁)。但中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主要是办理已满十四周岁至不满十八周岁的少年刑事案件的法律和制度，其中包括立案、侦探、强制措施、检控、审理、判处刑罚、矫正与康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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