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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一
摘要：目的从食品消费者角度了解兰州市五区居民食品安全意识和食品消费行为等问题，探索有效改善该市居民食品安全现状的对策与建议。方法采取随机抽样方式，对兰州市五区470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结果兰州市居民主要通过传统媒体获取食品安全信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知晓率低；认为安全隐患主要出现在生产加工和餐饮消费环节；消费习惯有待改善；维权意识不强。结论监管部门应采取广泛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严格管理与监管，多管齐下，共同保障居民饮食安全。
关键词：食品安全；认知现状；调查；对。
食品安全是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1]。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更高，食品的安全性已成为国民健康、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贸易繁荣的重要因素[2]。为了解居民的食品安全认知程度、消费状况以及生活方式，我们在兰州市五区进行了食品安全知识宣传和抽样调查的实践活动。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采取随机抽样法，抽取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区、红古区的70个社区的居民700人作为调查对象。
1.2方法。
对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并对收回的问卷进行严格的有效筛选，调查兰州市五区居民食品安全认知的现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基本资料。
在本次调查中，共发放调查问卷700份，收回571份，回收率81.57%；有效470份，有效率82.31%。调查470名居民中，其中30岁以下156人（占33.19%），30~50岁176人（37.45%），50岁以上128人（27.23%），年龄不详10人（2.13%）。学历状况：硕士以上（含硕士）13人（占2.76%），大专及以上130人（27.66%），中学257人（54.68%），小学47人（10.00%）。目前从事的职业：学生99人（占21.06%），工人92人（19.57%），个体户31人（6.61%），教师18人（3.83%），自由职业90人（19.15%），其他职业140人（29.78%）。
居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2009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了解程度，调查结果如下：完全了解66人，占14.04%；基本了解94人，占20.00%；知道一点124人，占26.38%；不知道186人，占39.58%。
2.3居民获取食品安全知识的途径。
调查显示，居民获取食品安全知识途径依次为：电视广播189人，占40.21%；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155人，占32.98%；靠购买经验88人，占18.72%；网络36人，占7.66%；相关知识讲座20人，占4.26%。
2.4食品添加剂的认同情况。
居民对食品添加剂有不同看法，一半人认为“无所谓”，超过1/3的人认为食品中“根本就不应该加添加剂”。见表1。
2.5居民担心的食品安全问题。
这次调查显示，居民在食品安全方面最担心的问题为有毒有害物质高残留问题（占38.73%），担心相对较少的`是生产商用了转基因食材却在标签上不予说明（占7.45%）。见表2。调查同时显示，有159名（33.83%）被访者遇到的最主要问题是“过期食品仍在销售”，有114名（24.26%）被访者选择的是“没有达到国家卫生标准的假冒知名品牌”。
2.6对食品出现安全问题原因的认识。
调查显示，居民认为食品安全会出问题的环节依次为：生产加工（227人，占48.30%）；餐饮消费（135人，占28.72%）；种植养殖（69人，占14.68%）；批发零售（39人，占8.30%）。对食品安全隐患原因的认知为：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和个人利益熏心（152人，占32.34%）；执法部门对违规企业和个人的惩罚力度不够（147人，占31.27%）；主管部门职责不明，监管不力（78人，占16.60%）；消费者假冒伪劣鉴别能力不高（65人，占13.83%）；相关法律不健全（16人，占3.40%）；事情没那么严重，是媒体炒作出来的（12人，占2.55%）。
2.7遭遇食品安全问题时可能采取的措施。
遭遇食品安全问题时，民众拟采取的措施依次为：没什么大的影响就算（136人，占28.94%）；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占95人，占20.21%）；法律途径解决（72人，占15.32%）；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71人，占15.11%）；与生产经营者协商（66人，占14.04%）；没能解决（30人，占6.38%）。
2.8居民最常去购买食品的场所。
调查结果显示，该市居民常去购买食品的场所居第一的是超市，有224人（占47.65%），其次为商场（19.85%）。另有约40%的居民一般选择集贸市场、食杂店、小摊点、食品连锁店等进行消费，而食杂店、小摊点的饮食卫生缺乏安全保障。
3讨论。
本次被调查的居民中，仅有45.32%（213/470）的居民比较重视食品卫生。这可能与本次调查人群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仅有30.42%，大约70%的人群文化程度属中低下水平有关。相对来说，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居民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亦较高，而文化程度较低的居民对食品卫生重要性认识较为薄弱，且遭遇食品安全事故时的维权意识也不是很强烈。因此，应加强居民的食品安全认知能力，从根本上提高该市居民的食品安全认知水平。在调查中，发现居民有73.19%（344/470）主要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主流媒体获取食品安全知识。这为今后食品安全提供了有利条件。高校、食品监管部门、社区三者可结合起来，同时通过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对一些饮食安全知识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定期安排相关工作人员赴社区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宣传[3]。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相关技术标准大多标龄长、更新慢，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大[4]。由调查结果可得出，居民最为担心的问题是有毒有害物质的高残留问题、食品添加剂超量使用问题。所以，监督管理部门食品监管中应着重加强对这两种物质的监管力度。调查对象认为食品安全最大的隐患是生产加工环节和餐饮消费环节，提示政府部门需加大对食品加工和餐饮消费这两个环节的整治力度。综合具体实际，监管部门应加强对超市、农贸市场、食品店、食品摊贩的整治，突出抓好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粮肉蔬菜水果等日常食品的安全，严把食品进货关、贮藏关、销售关，依法经营合格食品[5]。不断改善基础条件设施，着力解决居民担忧的以次充好、食品过期变质等食品安全问题。从调查结果中可得出，当遭遇食品安全事故时，仍有25.74%（121/470）的人自认倒霉，不采取任何维权措施，其他居民表示视具体情况而定。由此可见，居民的维权意识薄弱，这除了缺乏一定的食品安全知识外，还与投诉得不到及时处理等因素有关。所以食品监管部门及消费者协会应加强居民维权意识，努力引导居民做好维权工作。调查显示，居民遭遇的食品问题主要是过期食品仍在销售等问题。过期食品的危害不容小觑，它对人体健康具有极大的损害，我们希望通过一些措施提高居民的食品安全意识和生产企业、销售企业的食品质量安全意识，从而提高公众的生活质量。消费习惯是指消费者经常性的消费方式、消费行为和消费倾向[6]。从调查结果可分析出，居民的消费习惯仍有待加强，仅有61.79%（290/470）的被调查者选择较为正规的场所进行食品消费。食杂店、小摊点的饮食卫生缺乏安全保障，有些摊点甚至连相关的营业执照、食品卫生许可证都未办理齐全，这些问题是食品安全事故的隐患。政府监管部门应积极做好居民的食品消费观念引导工作，加强对超市、商场等主要消费场所的查处强度。
综上所述，兰州市居民的食品安全认知水平较低，在遭遇食品安全事故时的维权意识较为淡薄。只有努力完善监督管理体制，加强食品安全队伍建设，加大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力度，提升居民食品安全认知，才能有效地预防和减少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参考文献:。
[3]史根生，张卫民，刘亦表，等.广东、吉林、四川、湖北四省居民食品安全教育前后知信的比较[j].中国健康教育，2004，20（6）：532-534.
[4]高敏.食品药品安全地方政府负总责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食品药品监管，2010（4）：9-10.
[5]汤天曙，薛毅.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和对策[j].中国食物与营养，2002（4）：8-10.
[6]董福荣.中国家庭消费结构透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二
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就需要政府给予资金与技术方面的扶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技术及资金投入，以提高农业基础设施的技术含量，特别是倾斜与带动落后地区的技术进步。从最基本的生产工具，再到水利灌溉及信息化宣传一整套流程等，均需要高新技术的支持。同时，还要针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需要，着眼于对农作物品种的培育，以及低碳农业的发展与防污治污技术的研发，以提高农作物的安全水平。加大与提高农业科技投入的比重，尽可能借鉴与学习国外先进农业技术，实现以科学技术带动农业经济发展，并扩大农作物经营规模，切实增加与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及市场竞争力。
2.2开展农民科技教育，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
现代化的种植主体和创造主体是广大农民，那么农民首先就得现代化，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为农业工业化提供稳定的人才基础，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进一步促进科研成果应用，调整与推动农业结构，提高农业后续经济效益，努力推动农业高新科技产业化，为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2.3强化农民素质建设，激发与调动农民积极性。
农民是农业经济主体，尽管我国总体教育水平有所提高，但农民自身素质改变并不大，与其生活条件、教育水平落后有直接关系。那么培育现代化的新型农民，就显得特别重要。因此加强农村义务教育，以及增加对农民的专业培训，提升其综合素质。另外，相关政府要给予农民更多的自主权，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与热情。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多地融入其中，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
3结束语。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同时对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保持社会安定，以及实现社会公平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们要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与繁荣农村经济作为一项长期重要任务来对待，并解决好存在的相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玲俏.农业经济发展存在问题及对策[j].中国城市经济,(30).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三
2、现有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立法层次低，缺乏较高的法律效力和必要的法律责任制度。
社会保障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制定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但是，我国自1979年以来，却没有制定和颁布实施专门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基本法律；有关社会保障的制度被分散规定在不同的法律规范文件中。这种状况与社会保障法所应处的地位是不相符的。完整的法律规范应当由假定、处理和制裁构成，无法律责任、无制裁措施的法律规范，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系统，无法发挥法律规范的强制功能。在我国已经制定出来的社会保障法规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缺乏法律责任的现象，无法确保社会保障措施的有效实施。
3、社会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较为薄弱。合法的筹资机制、稳定的保障机制、严格的管理机制、有效的运行机制，有力的监督机制都不够健全。社会保障监督机构没有与管理机构严格划分开来，缺乏对欠缴社会保险费的行为和拖欠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保险金行为的法律制裁措施；对非法挪用、挤占保险金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得不到及时惩处，保险基金的运营处于不安全状态。
4、欠缺与wto的社会保险规则相适应的法律规范。中国加入wto的进程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加入wto，必定会对中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险法律制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中国目前尚未做好适应这一变化所应当进行的法制建设的准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要在这样一个具有12亿人口的大国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所遇到的情况和问题与经济发达国家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使社会保障水平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坚持法律调整与特殊政策调整相结合，对社会发展中某一特殊时期出现的急迫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采取一些特殊性的政策加以调整，如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就是特殊阶段采取的特殊政策；借鉴和吸取国际社会带有共性的经验，适当参照国际标准但不能照搬；总结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经验，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涉及的问题很多。我们建议，当前应当着重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1、应当把社会保障立法作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抓紧制定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目前，通过立法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
社会保障的核心法律制度是社会保险制度，因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尽快制定和颁布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草案已经起草了多稿，其内容已经比较成熟。因此，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适当时候，及时地审议该项法律草案。同时，由国务院尽快制定和颁布与该法相配套的一系列条例，以保证社会保险工作有法可依。
2、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内容应当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相衔接，以保证社会保障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例如，社会保险基金被违法挪用、挤占现象较为严重，使一些地方离退休人员不能及时足额领取到离退休金，造成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
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制裁违法挪用、挤占社会保险金的行为，所以，至今无法追究挪用、挤占保险基金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并没有相应的罪名对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加以制裁。为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制裁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行为，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通过关于制裁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犯罪行为的补充规定。
3、以法律手段解决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导致社会保险金支付风险的主要原因是保险基金收支不平衡，特别是保险费不能及时足额征缴。我们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已经出现了支付风险的前兆。近两年来，国家为了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和养老金的发放，从中央财政拿出几百亿元借给地方政府，地方财政也相应拿出一定数额的资金，但这笔钱仅仅能管当年的社会保障金发放。这种状况长期下去，国家和地方财政是很难支撑的。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其潜在的危险并不亚于金融风险。银行对个人储蓄的支付风险，所涉及的是百姓的闲钱；而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所涉及的却是百姓的保命钱，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我们建议，必须通过立法解决社会保险费的收缴问题，加大强制收缴社会保险费的力度，对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的，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强化社会保险费的收缴功能、达到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防范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的重要法律对策。
4、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和增值是社会保险基金运营管理的重要目标。根据过去的规定，社会保险基金只能用于购买国债，这样做虽然能够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无风险，但却难以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增值。如果社会保险基金不能有效地增值，长期下去，会加重政府在社会保险方面的财政负担，也会对被保险人未来能够获得的实际社会保障水平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建议，应当通过立法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投资机制，如在规范金融秩序的条件下，严格规定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方向和各项投资比例的上限，强化投资监管措施，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与增值。目前，我们国家已经批准保险资金可以通过购买证券基金的方式进入证券市场，这是中国社会保险资金投资方式改革的创新措施。
5、适应wto的规则调整中国社会保险业的相关制度。第一，中国加入wto之后，有关社会保险业的市场开放应当按照循序渐进的策略进行。第二，开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经营业务。第三，鼓励中外保险公司扩大社会保险延伸服务。
6、健全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建议在人民法院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庭，专门从事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争议案件，使当事人在其社会保障权益受不法侵害时获得有力的司法保护。在条件成熟后，可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在审判中充分体现出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对社会保障领域里发生的违法、犯罪案件，应当依法及时审理；对拒不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险费、拒不履行支付保险金义务、不正当使用保险基金、贪污、挪用、侵占保险基金的行为人，应当依法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现在，有些地方在人民法院已设立了社会保障法庭，对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企业采取强制的司法措施以追缴社会保险费，对侵害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益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充分运用司法机制在保证社会保障法律实施方面具有的强制性和震慑作用。
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社会文明进步提供有效的保障，必将为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增添光辉。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四
摘要：从近年来人民普遍关心的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入手，阐述我国现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现状及分析存在的问题及根源；从完善我国现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角度，提出了整合现有法律资源，制定食品安全基本法；参照国际食品法典等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大力推行等同等效采用国际标准和技术法规，消除绿色技术壁垒；建立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化体系是确保食品安全技术保障的重要依据；更加强化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赋予食品监管部门更充分的权力；整合执法力量，解决多头执法问题等六个方面提出了解决现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对策和措施，促使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1前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以往对食品短缺的担忧逐渐变化为如今对食品安全的恐慌。正面因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有能力满足社会对食品及原料的需求，消费者对自身健康关注的加强，对食品安全的要求更严了；负面的因素相对更为复杂，原创：有环境导致的食品原料污染问题，有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由于环境、设备、操作、包装、添加剂等环节导致的不安全因素。食品安全问题日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外一桩桩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不胜枚举，有人甚至已将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列为继人口、资源、环境之后的第四大社会问题。当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远未完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迫切地需要与国际接轨，逐步加以完善，以保护我国人民地身体健康和促进对外贸易地发展。
与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地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相比，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2.1食品法律法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较差：
我国现已颁布的涉及食品监管的法律法规数量多达十几部，总体性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这些法律仅对食品质量作了一些概要性规定，由于出台时间早，标准要求低，覆盖面窄，没有充分显示新形势下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另外，有些法律法规在制定时,并没有充分考虑食品安全问题。当食品安全问题成为突出问题时，就显得很不适应。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就是如此，该法在总体上偏重于工业产品标准和强制性标准，而农产品的产品质量标准多为推荐性标准，而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制定强制性标准。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对食品安全体系内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指导作用大大降低。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等法律法规所调整的范围过于狭窄，仅对食品生产、经营阶段发生的食品安全进行规定，没有包括种植、养殖、储存等环节中的食品以及食品相关的食品添加剂，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生产、经营或使用。而食品安全问题涵盖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滤布法律应该反映出整个食品链条，这就使法律出现了较大的法律监管盲区，以致造成对饲料中加入瘦肉精、农药大量残留、滥用抗生素、食品储存污染等诸多问题的监管滞后和监管不力。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确定的执法主体职责与现实情况有所脱节。该法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食品卫生工作”，而机构改革之后，我国已形成了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总局等多个部委共同按职能分段监管的体系，9月，国务院再次对有关部委的职责分工加以调整和明确。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应对执法主体职责做出相应的调整。
2.2食品法律法规的条款笼统，操作性差：
一些法律法规规定的比较原则和宽泛，缺乏清晰准确的定义和限制。如《刑法》对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金额5万元以上有相对明确的处罚措施，而对于销售金额5万元以下算不算犯罪就没有明确界定；有些法律条款只定性不定量，或者法律概念有歧义；有的条款多年不修订；有些条款已经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甚至完全过时，对当前复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际问题约束力较低，操作性不强。
2.3食品法律法规的罚则较轻，法律效力不够：
一是执法力度不够，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忽视了制假售假行为本身的危害，对制假售假行为处罚较轻；二是由于配套法律法规未出台，一部分法律法规难以执行。虽然我国近年来加大了技术法规的制定，如无公害农产品的出台等，但其立法层次较低，大多数属于推荐性标准，作用有限。三是技术支撑体系还未建立起来，有些法律法规难以实现。如检验检测方面的法规就是如此。
2.4执法体系存在权限不清、职能不清：
一是多头执法，影响监管效果。由于食品监督管理部门多，部门之间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部门之间不能形成合力，监管责任就难以落到实处；二是执法部门以罚代管、以罚代刑，影响法律的严肃性；三是执法部门立法、执法、判罚三位一体，影响公正性。有些法律法规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制定的，或者受立法环境、立法技术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执法部门既是法律法规的起草者，又是执法和判罚者，因此会不可避免的渗入执法部门的利益，影响公正性。
2.5法律执行过程缺乏规范化和持续性;。
我国目前在打击假冒伪劣食品，保证食品安全的执行过程中缺乏规范化和持续性，往往在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后，有上级行政机关发布命令，进行一阵风式的检查、处理，当这阵风过后，假冒伪劣商品又重新泛滥起来。这种缺乏规范和持续性打假过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五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是管理和监督食品安全的基础和依据，良好完善的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将在食品安全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因此，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应当涵盖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应当按照社会分工和社会协作的辨证统一来设计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保障体系。根据国家质检总局“从源头抓质量”、重在防范的精神，提出了建立和完善中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如下建议：
3.1制定食品安全基本法，整合现有法律资源：
制定我国食品安全最高效力的食品安全基本法，规定食品安全的基本问题，对现有的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条例、标准、规范等进行认真清理、补充和完善，将散存于各法律法规中有关食品监管的内容整合，尽可能减少和避免立法和执法上的相互冲突，解决法律体系的混乱，保持法律的同一性；同时，食品安全立法还应当覆盖“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链的所有环节，确保食品安全的完整性。
3.2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参照国际食品安全法典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以国际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典为依据或参考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规体系，建立与时俱进、重在防范，科学、全面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以食品安全基本法为龙头，其他具体法律相配合的多种层次的立体框架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其中食品安全基本法规定食品安全的基本问题，各种部门法、单行法对基本法的某一方面进行更加明确全面的规定。这些方面应该包括：标准化、产地环境认证、质量体系认证、产品认证、标签管理、投入品（农药、兽药、饲料、肥料、激素、添加剂等）使用，质量监督检查、食品安全信用、食品安全评价和质量召回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3.3大力推行等同等效采用国际标准和技术法规，消除绿色技术壁垒。
在整个与食品质量安全有关的领域，首先，大力推行目前cac(食品法典委员会)、iso（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已经开始使用的食品安全法规、标准、技术规范、指南和准则，加快在标准体系上与国际接轨；其次，在整个食品产业（从农田到餐桌）推行haccp,iso9000,iso14000及有机食品标准认证认可工作，从食品安全的全程监控着眼，把标准和规程落实到食品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消除绿色技术壁垒。
3.4建立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化体系是确保食品质量安全技术保障的重要依据。
加强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标准化委员会的合作，以统一协调管理，推进我国食品安全控制技术规范与标准的制订和修订工作。压滤机滤布从整个食品产业链的全过程对我国现有的非强制性标准、行业标准、原创：地方标准等进行重新制定或修订，从保障人体健康安全的角度，统一各类食品强制性标准条款内容，消除现有标准互相矛盾和抵触或者有些食品生产环节根本就无标可依的现象，为检验检测部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依据，从根本上杜绝不法厂商利用国家标准的漏洞牟取不正当利益，切实把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食品拒之于流通领域之外，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3.5强化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赋予食品监管部门更充分的权力。
坚持贯彻“从源头抓质量”的方针，对食品生产加工及相关企业（包括食品添加剂、食品包装材料等）实行强制性管理是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基础。为此，要扩大执法部门的检查权，加大对违反食品质量安全法律法律制定的惩处力度，强化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日常监督管理，确保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和可操作性，做到令行禁止、政令畅通。目前，在我国实行对米、面、油、酱油、醋等二十八类食品实行食品安全市场准入制度，从运行情况来看，普遍存在着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处罚较轻等问题，对食品安全获证企业未能实行连续持久的监管，许多中小食品生产质量管理制度名存实亡，产品出厂基本上不检验，检验设备常年不使用。因此食品安全是比其他任何一种与健康相关的政府活动更需要连续的和强制性的管理，对于那些生产、制造、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的企业获经销商，无论其生产或销售数量的大小，都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并罚其倾家荡产，使其永无东山再起的基础和条件；财产刑和人身刑同时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
3.6整合执法力量，解决多头执法现象。
整合执法力量，就是要合并现有食品监管的相关部门，对设置不合理或人员严重超编的机构，或撤销、或合并、或精简，将商检、质检、卫生、工商、农业等执法部门承担的食品卫生监督管理部门合并，克服政出多门、各自为战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建立统一的中国食品(包括农产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由这一部门对食品生产全过程进行监管，并赋予更高的权威。
4结束语。
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在世界各国都被当作一件战略性任务、基础性工作给予高度重视。我国加入wto后，贸易伙伴的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国内国际形势迫使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必须尽快地和国际接轨，努力缩短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标准的差距，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必将在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韩运镇.食品安全体系的法律思考.人民代表报,206月,第三版.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六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命安全问题逐渐被国家重点考虑，而加强食品安全是民生的大事，因此加强食品的安全管理成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尤其是最近几年的时间，国内的食品安全事故不断发生，这就引发了相关部门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思考。实际上，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是单一因素导致而成，它是涉及到食品相关领域的问题综合体，即使在是原材料的供应环节出了些许问题，也会严重导致食品事故，危害广大消费者的身心健康，从而无法有效保障消费安全。由此可见，制定严格的监管措施和监测机制，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加大对食品安全的管制管理，至关重要。
一、我国食品供应现状。
通常情况下，食品的供应并不是单一的过程，它涉及到各个方面，包括种植、加工等各个环节，这就会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供应方面的问题。食品供应的主要源头是农产品的种植和养殖方面，这对产品的安全有着直接的影响。目前，我国农产品的种植和养殖经常受到农药和化肥的污染，还有的农业用水也已经受到工业方面的污染，因此，消费者在食用的过程中，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建立相应的监管制度应该是我国目前食品问题的主要问题。据不完全统计，48.4%的种植地和养殖场周边环境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源，35%农民在生产中使用农药和兽药时没有经过农业技术人员指导，64%蔬菜上市前没有进行产地检验。食品供应链的生产环节。从这一环节上来看，我国的食品生产环节基本处于食品供应链的前端，所以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食品供应链的规模小、管理差、技术性不强等问题。大部分的企业在生产食品的过程中都没有统一的合格标准，没有一定的安全控制意识，还有些企业一味的追求自身的利益使用过期或者是变质的原料。这些都是影响食品安全的隐患，消费者长期使用影响生命安全。食品供应链的流通环节。对这一部分的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因为物流体系所需要的难度高、技术复杂，这些都严重的影响着我国的物流设施建设，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我国的运输设备不先进，很多的运输设备都很落后，这些冷藏运输的主要是干线运输，这样在运输的过程中就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食物变质；其次，运输的成本高，这就迫使企业寻找各种方法降低运输成本，很有可能在运输过程中出现不规范的现象。而且有些企业没有专门的运输工具、存储地点和实际的操作经验。综上所述，随着经济的发展，食品安全的供应链逐渐变长，安全环节逐渐增多，所以，应该建立安全供应链管理机制，加强创新管理。
二、我国食品质量安全供应链的构建。
一般情况下，我国的食品供应链往往最大限度的减少成本，缩短供应周期，保证物流的质量，食品的安全供应与其它产品的供应有着很大的区别，它是以保障产品安全为主要的目标，采用全新的管理模式、协调监管信息等方式保证食品供应链的安全。包括很多的内容，例如农产品的供应、日常用品的加工生产，加工完成之后的包装过程。还有成品的运输等。这些过程都是需要全程监控的，建立多重的'监测体系，这样才能够保证食品的供应安全。
努力的创建食品安全供应的平台。每个过程中都有各自的特点，每个环节都要加强监管，再搭建一个基于供应链的食品品质安全供应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实现全程的信息交流和监督，实现食品供应链全过程的有效监管，以及各个部门的信息流和货物流的信息共享，这样可以提高食品安全。此外，通过这种监管方式还能够降低人员的工作任务量，减少企业的人力成本，提高了食品安全管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能够保证企业产品的可追溯性，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安全，提升企业的科技含量和品牌价值；此外，还可以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大量的减少行政成本，保证食品的卫生安全，具有很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推动现代化的食品物流配送中心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上如果加强监管，能够有效的保证食品免受污染。食品的配送能够实现食品的采购等功能，另外还附带着配送和管理等，还可以对食品进行再加工处理。另外，专业的食品物流配送中心能够可以免去传统的运送中的各种漏洞，提高食品的质量，还可以防止食品变质或者是污染。食品物流配送中心有利于充分的收集食品质量的信息，利用这些有效的信息来促使生产者不断提高生产经营水平。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七
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准备在最后一个季度向市场提供1360亩房产用地，以稳定房地产市场价格。这是在全国普遍建立土地储备制度后，第一次引起广泛关注的政策动向。杭州是我国最早进行土地储备制度试点的几个城市之一，制度比较完善，特点比较鲜明。当前，在全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一再攀升、个别区域出现过热现象之时，这一政策动向可能产生强烈示范效应。
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形成原因，不外乎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深化住房制度改革，保持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是改革的大方向，需求控制政策暂时很难成为政府的调控手段。政策重点落在成本控制上：扩大土地供应量、通过招标拍卖竞价，降低土地取得费用，从而使房地产市场价格自然回落。政府控制土地一级市场、“一个口子供地”，以此实现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是土地储备制度成立的主要目的。因此，利用土地储备制度，扩大土地供应量，主动介入房地产市场，降低房地产成本，控制市场价格，就成了看似理所当然的选择。
但是，由于政策机制的不健全和当前推动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特殊因素的影响，利用土地储备制度，扩大土地供应、平抑房地产市场价格存在六大问题，对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很难收到政策实效，反而有可能引发更大的市场风险。
一、政策手段针对性不强。
虽然房地产价格总体上是一路上涨，但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方面是高档商品房建销两旺，成为开发商投资热点。以住宅业为例，和，别墅、高档公寓与经济适用房建设相比，实际销售面积增长率分别高出8％和3％；新开工面积增长率分别高出63％和16％；投资完成额增长率分别高出27％和26％。另一方面是投资增长率超过销售增长率，房子空置日渐增多。由此可以推断出，滞销房或空置房主要是低档商品房，高档商品房持续走俏，支撑着房地产业不断向前发展，房地产市场过热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资本市场风险不断增加，高收入者将房地产作为投资热点，促使了房地产业的繁荣；低收入者房屋需求强烈，但在住房制度改革没有实现重大突破之时，购买力弱，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大量低档商品房空置。因此，以一致性的成本控制政策去解决结构性的需求问题，政策的针对性不强。
二、政策实施条件不健全。
虽然土地储备制度要求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但实际上土地储备机构并未完全控制土地供应量。存量土地大部分被现在的使用者所控制。一般是，开发区已把持大量新征土地，土地开发商和区政府已掌握着危旧房改造用地，各委办局实际控制企业划拨用地，土地开发商经多年运作已圈下很大一部分商品房用地。对于新增商品房用地，虽然去年7月1日国土资源部下发了《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一些地方政府也相应下达了法规，为土地储备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由于配套政策的滞后、具体规定的.含混，仍为协议出让留有余地。如北京出台了《关于停止经营性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有关规定的通知》，但留下了绿化隔离项目、危旧房改造、小城镇建设、其他重大项目、高科技和工业用地等经营性项目几大口子。由于多源头、多渠道供应土地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开发商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开发土地，也可以开发自己储备的土地。另外，土地储备制度约束力弱，存在土地储备的“道德风险”，地段好、升值潜力大的土地不愿进土地储备中心，尽量协议转让，地段差、升值潜力小的土地愿进土地储备中心，希望得到政府的补贴，政府提供的土地可能并不是开发商所需要的土地。因此，由于土地储备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不具备，政府扩大土地供应量，开发商是否有必要相应跟进，值得怀疑。
三、政策支持力度不强大。
当前的房地产成本降低会影响到开发商以前开发尚未出售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它们是第一价格坚守者。但问题不仅于此，重要的是价格坚守者还有政府和银行。据测算，20房地产开发投资对中国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为1.3个百分点，间接贡献率为0.6到1.2个百分点，两者相加共计1.9到2.5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就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也是地方支柱产业，使政府很难真正容忍房地产价格的下降。银行是房地产开发的主要资金来源，接近60％，占银行贷款余额的10％。根据国家公布的数据，到207月，全国商品房空置占压资金超过2500亿元，居各行业不良资产之首。在这种情况下平抑房地产市场价格，金融业会首当其冲，银行有多大承受力，值得政策制定者担心。因此，以土地储备制度扩大土地供应量实现房地产价格下降的政策取向，与政府经济发展目标存在矛盾，在内有政府和银行的制掣、外有开发商的规避，土地储备制度难以与房地产价格坚守者相抗衡，政策出台动机、出台时机和执行力度都值得反思。
四、政策调整空间比较小。
商品房成本主要由征地拆迁费、土地出让金、建安工程费、大市政费四源费及其他税费等几个部分组成。一般说来，建安工程费、大市政费及四源费、其他税费是可变成本，不可能受土地储备制度影响。土地储备制度可以影响的土地征地拆迁费和土地出让金。征地拆迁费是土地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占房地产总成本为40％左右（新区开发要低，占20％左右），用于补偿房屋权益和为国有企业盘活土地资产实现脱困的权益。土地储备制度应当保证这部分资金完全落实，而不是减少。土地出让金是政府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益和一系列土地储备工作的回报，约占房地产总成本的10％左右。如果土地储备成本和土地储备中心自身发展的资金积累量一定，土地储备制度真正影响空间就是土地储备中心上缴国家财政部分，空间十分有限，一般为房地产总成本的5％左右。因此，商品房的成本价格刚性使土地储备制度平抑房价空间狭小，即使政策效果如决策者所愿全部发挥，影响程度也很有限。
五、政策路径不直接。
如果房地产市场价格一路飙升，通过市场竞价，土地出让金也会随之上升，所实现的土地所有者权益就会多，扩大了土地储备制度的作用范围。例如，杭州由于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市土地储备中心上缴的财政资金每年以56％的比例递增，到年，已达40亿。但是，土地需求是派生的，是先有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才有房地产用地的需求。如果土地供需双方力量不变，政府主动降低土地出让金，按照市场招标拍买的方式出让土地，只能使国家的土地所有者权益转移到开发商手中，不可能影响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如果政府扩大土地供应量，仅是为了减少土地出让金，又可能刺激开发商开展新一轮的圈地运动。其通常做法是，开发商对所获取的开发项目，并不一次付清地价款，而是分期分批来做，长则、，等同于又一次购得看涨期权。因此，土地出让金的降低对当前房地产价格影响小，反而可能导致社会财富不合理的转移。因此，土地需求的派生性使土地储备制度控制土地出让金失去意义，政策的负面影响制约了政策的实施。
六、政策效果时滞比较长。
一项长期投资，在房地产市场已经过热的情况下，投资者要么对新政策置之不理，要么是转移投资方向，使市场出现大幅振荡，甚至导致市场“崩盘”。因此，政策的时滞效应严重影响土地储备制度平抑价格的政策效果，政策风险大，实施时不能不慎重。
七、可供借鉴的经验总结。
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为了公共利益和城市再开发，都建立了土地征购集中、储备、出让的制度，其中香港所采取的土地储备制度与我国各城市所采用的土地储备制度比较接近。从它们运作的经验来看，有四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土地储备制度要真正能发挥作用。政府要真正完全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这是关键性条件，否则，它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很难收到实效。二是土地储备制度代表政府参与土地收益，有着“政府利益第一”的明显要求。如果土地国有，可以将其利益看成是土地所有权的收益；如果土地私有，可以将其利益视为土地管理、城市管理的收益。因此，它不是一名“守夜人”，在实际操作中，很难让它为了长期利益和整体利益而牺牲短期利益。因此，土地储备制度的直接受益者是政府，间接受益者可能是公众。三是政策实施手段是选择适宜的时机公布土地供给计划，进行微调，造成充分的心理预期，使房地产市场朝着理性方向发展，而不是在房地产市场风险充分放大后，在短期内大幅度增减土地的供给量。最后是政策的实施要密切关注金融市场的变化。在金融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严重冲击房地产市场时，因土地储备制度只是一种土地供给管理而无能为力。如香港回归时，特区政府增加批地数量以造福于民，但面对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反而增加了房地产市场的受害程度。因此，土地储备制度在很多时候，只是一项锦上添花的政策。
因此，在市场已出现过热的情况下，希望通过目前的土地储备制度，扩大土地供应量，实现房地产价格的平稳回归是不现实的。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八
三、企业文件与合同的审核、起草，指导企业建立相关规章制度；
四、指导企业建立信用管理系统与日常客户资信管理；
五、指导企业建立知识产权管理系统与日常维护管理；
六、到期应收帐款的法律措施追讨；
七、重大投资决策及相关经营活动的法律意见出具；
八、参与或协助相关商务谈判；
九、诉讼与非诉讼事务的处理；
十、提供相关证照的办理程序及与政府、新闻机构的沟通、联络。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九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十二讲。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应松年。
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已由第九届全国人。
大第二次会议写入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立。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很大程度上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行具有决定性意义。”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
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
行政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宪法又规。
定，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权力机关的意志主要是通。
过制定法律表达出来的，因此，从根本上说，行政机关是执法机。
关。依法行政，是对行政机关提出的要求，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行。
政权力，必须有法律授权，权力来源于人民，来源于法律，并依。
据法律。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事，法律是行政机关据以活动的根。
据，也是人们对这种活动进行评判和监督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加强了行政法制建设从总体上看是按照依法治国、依。
法行政的要求展开的。依法行政，首先要为行政执法提供完善的。
行政法律制度，授权明确，制度民主、公正，便于操作，符合市。
场经济要求。其次是要政府依据法律的授权和规定，严格执法。
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执行法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制定。
规范，又称抽象行政行为，即国务院根据宪法、法律，制定行政。
法规，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制定规章，地方政府还。
要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二是依法作出。
具体行政行为。这两者都要按照党的十五大的要求：“一切政府。
机关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
规定行政法律制度的，统称为行政法。从性质上说，行政法。
是关于行政权的法，是关于行政权的授予、行政权的行使和运作。
以及对行政权的授予、运作和行使进行监督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这里所说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指行政法是由众多法律规范组成。
的。这与民法、刑法一般都有法典不同。因此，行政法就有一个。
调整范围的问题。行政法大致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关于行政权的授予和组织行政机关的法律。大致。
由行政组织法、行政编制法和公务员法等法律组成。?
第二部分，关于行政权的行使和运作的法律。这部分法律数。
量最多，内容最为庞杂,称为行政行为法。?
行政权的运作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按行政管理事项。
划分的行政权具体运作的法律。行政机关管理的事项有多少种类。
这部分法律就可分为多少种类。其中有些部门还可自成体系。
诸如公安、环保、税务等等。这种法律为数众多，范围极广，一。
般称为部门行政法。另一种情况是与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都有关。
的法律和规则，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都必须遵循。如行政立法的。
规则；关于行政执法的法律，包括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
制、行政征收、行政程序等法律。这里介绍的主要是和各级政府。
第三部分，对行政机关的组织、行政权的行使和运作进行监。
督的法律，统称为行政监督法。如行政监察法、审计法、行政复。
议法、行政诉讼法、行政赔偿法等。?
以上三个部分，就是行政法的范围。?
[1][2][3][4][5]。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十
目前，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施行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双重制度。当事人之间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既可以通过国家知识产权部门对权属进行认定，也可以通过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的权属争一议进行审判裁决。美术作品属于知识产权的一种，目前关于美术作品知识产权即相关的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纠纷逐渐增多，但是限于美术作品知识产权本身具有分离化的特点以及越来越重要的经济价值，使得当事人之间通过诉讼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会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不利于美术作品知识产权及其权利人自身权益的及时保护。因此，充分构建我国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美术作品纠纷的体系显得十分重要。
1、美术作品可仲裁性问题概述。
美术作品可仲裁性问题，基于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美术作品知识产权争一议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主要包含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能否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美术作品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争一议。第二个问题是美术作品知识产权中何种相关财产权与人身权可以用诉讼仲裁的方式予以保护。川从我国目前的主流学术观点来看，包括美术作品在内的知识产权等知识产权纠纷可以用仲裁的方式予以解决，并且现在司法实践当中，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已经在技术转让合同领域，创立了利用仲裁方式解决知识产权争一议的先河。而对于美术作品在内的知识产权纠纷，并无先例。因此，其可仲裁性讨论的着眼点应当落在美术作品知识产权的归属、美术作品相关经济权利的纠纷以及美术作品署名权等相关人身权的侵权纠纷。
2、美术作品在我国可仲裁性的困惑。
虽然美术作品知识产权纠纷的可仲裁性在我国已经没有法律上的障碍，但是在我国美术作品知识产权争一议真正地采取仲裁方式予以调整上，还存在着许多障碍。
首先，美术作品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双方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意愿普遍不强。美术作品知识本身具有可分离性的特点，即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与美术作品的原件所有权的分离，这与当今美术作品逐渐走向市场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美术作品一旦发生知识产权纠纷，或是因为美术作品所有人与著作权人之间关于发表权与作品修改权等争议矛盾较深，或是由于美术作品市场化所带来的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使得当事人双方更愿意选择诉讼这一更为“强硬”的方式解决争一议。
其次，我国仲裁本身的“一裁终局”性的特点为美术作品知识产权纠纷背后本身较为复杂的法律关系带来了风险。实践中，美术作品的法律关系一般分为三种。第一种关系为因美术作品创作者因自我创作而对于美术作品本身享有的著作权。第二种关系为因委托关系发生的美术作品创作人与美术作品委托人之间的著作权关系，该关系又由于双方是否有约定而不同。第三种关系为因单位职务创作而发生的著作权关系。在三种著作权关系当中，除第一种美术作品著作权关系之外，后两种美术作品著作权又存在著作权，发表权，出版权，展览权等各种权利。如果采取仲裁的方式，在仲裁的过程当中或者仲裁结束之后，随着证据的不断变化或者新的客观情况变化，对于案件的结果可能会发生决定性影响，而目前我国所采用的“一裁终局”的仲裁方式，使得实际纠纷过程中当事人承担着较大的`法律风险。
最后，美术作品知识产权纠纷本身的专业性较强，目前仲裁机构缺乏可以有充分能力承办案件的仲裁员。对于美术作品的仲裁需要较强的专业知识背景，但是，根据我国的《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法律、经济贸易专家不得少于三分之二”，对于包括美术作品在内的知识产权仲裁纠纷并未规定需要专业人士参与。对于美术作品而言，其市场价值评估，真伪鉴定等都需要较强的专业知识。因此，我国目前对美术作品实现仲裁纠纷解决，在仲裁人员专业性上还存在较大的障碍。
3、我国构建美术作品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仲裁制度的思路。
关于包括美术作品在内的知识产权案件的可仲裁性，西方部分国家已经构建了自己的制度，尤其是在美国，在其1993年所制定的《美国法典》第35章294节在承认专利权的可仲裁性的同时也促进了法院对于著作权，版权纠纷仲裁决定的承认。而在《纽约公约》当中也明确规定了包括著作权侵权纠纷在内的知识产权纠纷可以纳入到仲裁案件受理的范畴。当然，我国的仲裁法律制度的成熟性与美国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为我国的美术作品仲裁制度构建寻找出路，仍然需要结合我国目前仲裁制度的现状与发展，寻找自身的出路。
首先，在我国的《知识产权法》《仲裁法》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上而言，应当为美术作品的知识产权仲裁解决提供充分的法律支持。目前，包括美术作品在内的整个知识产权仲裁缺乏专门的法律体系，国家应当着手制定专门知识产权仲裁规则，包括管辖、仲裁程序以及仲裁的证据规则，并且针对美术作品的特点，分章制定关于美术作品知识产权纠纷的举证规则。
其次，我国的《仲裁法》针对美术作品仲裁的专业性，应当进行较为细化的规定。包括美术作品在内的著作权仲裁，应当构建一支专业化与专职化的仲裁人员的队伍。其中应当将美术作品领域内的权威人员纳入到仲裁人员的专业队伍当中。
最后，应当充分发展我国知识产权仲裁制度与行政机关在美术作品商业化中相关纠纷解决的合作机制。美术作品的商业化运作有很多种。例如，将美术作品作为商品的装饰物或者作为商标的一部分。当遇到类似纠纷时，知识产权局、工商局等行政管理机关可以鼓励当事人采取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并且在双方采取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举证来源上提供便利。
美术作品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解决将在米来为美术作品纠纷解决提供新思路及新方向，针对我国知识产权的仲裁解决机制尚不成熟的情况，除了法律体系的完善之外，在专业仲裁队伍的建设上及其与行政机关的联动上仍然具有完善的空间。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十一
摘要：马克斯韦伯认为法律只是一套“秩序”，一套具有某种特定保障措施从而有可能在经验上有效实施的“秩序”。他把法律分为形式合理性法律、实质合理性法律、形式不合理性法律和实质不合理性法律，并认为只有形式合理性法律才能给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最大的空间和自由。同时，他还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是形式合理性的，而非西方世界国家的法律都是实质不理性的。韦伯的法律思想是一种理想类型，脱离了社会背景，忽视了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彰显的只是西方社会的独特性和优越性。
关键词：法律;社会;形式合理性;实质非理性。
一、韦伯法律社会学的思想背景。
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也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
韦伯的学术生涯以法律研究为开端，虽然其后的学术重心日渐转向其他更加广泛的领域，但对法律的关注和研究却一直贯穿于其思想的始终。由于韦伯是德国人且一直生活在德国，德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也一直贯穿在他的学术思想当中。
由于德国主张容克地主专制，主张走农业资本主义道路，成为德国工业发展的严重障碍，而德国中产阶级是经济上升的力量，但是领导和治理国家方面又缺乏政治上的成熟，韦伯基于审慎的观察和思考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出于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使命感和对历史的责任感，他自称在国家利益上是“经济的民族主义者”;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自我期许“以政治为志业”[1](p3)。韦伯很清醒地认识到，现时代是一个理智化、理性化和“脱魅”的时代，已没有任何宗教先知立足的余地，他作为一个以政治为志业的人，只能依照责任伦理，即理性化的、充满意义的秩序去行动。
另外，卡尔马克思，作为19世纪中叶的德国思想家，其独特的智慧和思想体系对韦伯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马克思生于18，先于韦伯近半个世纪。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进入德国，并逐渐产生巨大影响。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当时韦伯30岁，正值他的学术兴趣从历史学转向经济学，受到了马克思《资本论》出版而引发的种种大讨论的影响。韦伯的主要思想观点和世界观是在19世纪后期形成的。作为一名社会学者，韦伯受到了几种思想体系的影响，他要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不可回避地要与马克思进行“对话”，通过与马克思社会学思想的争论来明确自己的立场，确立自己的合理性。
韦伯关注合理化所带来的悖论，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不可避免的冲突，而两者的共同点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人性的关怀。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形式上的合理性，而不是一种实质上的合理性;是一种目的意义上的合理性，而不是一种价值意义的合理性，西方世界对意义的追求将会产生出一种理性化的、充满意义的秩序[2]。
二、韦伯形式合理性法律的基本内容。
(一)形式合理性法律。
对于法律，韦伯在《经济与社会》的第二部分《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中开篇就写道：“当我们谈及‘法律’、‘法律秩序’或‘法律陈述’时，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法学着眼点和社会学着眼点之间的区别。”[2]他认为法理学家的着眼点在于法律构成的正确性，而社会学家则是从社会经济学角度来界定的，即法律指称对各种产品和设施的实际支配权的分配状况……这些支配的权力是以事实上的承认为基础的[3]。在韦伯看来，法律只是一套秩序，一套具有某种特定保障措施从而有可能在经验上实施的秩序。所谓“有保障的法律”指存在着一套强制性机构，存在着一个或更多的人，他们的特别任务就是为了实施规范的目的而时刻准备使用特别提供的强制手段(法律强制)[3]。
另外，在韦伯的法律研究中，法律是一个名为合法性秩序的代名词。法律与其他形式的规范秩序的区别在于它的强制性。
在给法律下定义时，韦伯很强调法律的强制性，但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强制性，道德箴言和原理可能是由特定的法律秩序加以陈述的，人们之所以将它们作为一种义务而加以接受，并不是因为它们有事实上的强制。韦伯认为，法律应该是一个社会中的合法性权威的来源[3]。在韦伯的研究框架中，法律的最后一个维度就是“合理性”。
合理性一词是韦伯法律社会学的一个关键概念。实际上，韦伯对西方社会理性化状况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合理性的法律的考察进行的。
韦伯将合理性分为实质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两类。形式合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是用于表达不同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概念。他把形式合理性主要界定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归结为一种客观的合理性。如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现代法律、官僚体制等都体现了这种纯粹形式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具有价值的性质，是从某种目的上看的意义合理性、价值、信仰等[4]。
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完全不同于实质合理性的法律。所谓合理的法律就是立法、执法、司法都是在一般的法律原则和规则指导下的活动;不合理则是相反情况。实质合理性的法律表现在有关法律的决定是依据一般的规则，而不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中的道德、宗教、伦理等法律之外的因素判断，体现了法律原则本身的道德、伦理和政治等因素。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则与上述情况不同，它主要指的是法律活动的形式符合理性或理智的一般要求，其形式合理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秩序本身是由法律、法规支配的，法律、法规与道德伦理分离，这样，事物的实质内容和程序状态就都是合理性的。形式合理性的“形式”首先就是具有一般性普遍性内容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基础。同时，一切法律行为，包括立法、执法、司法，也都是由法律法规支配和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被明确的、普遍的并能够被证实的原则确定下来。
第二，法律的高度体系化。体系化就是法律思想发展的成熟阶段才能够出现的情况。它意味着通过人的理性活动和逻辑思维，把经过分析的法律判断统合为一个逻辑清晰、内在一致的严密的法律体系，使法的原则表现为一个完美无缺的系统。
法与实体法、法律现象与一般事实分离。总之，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是完全由人的理智控制的制度模式[4]。
借助于法律是如何制定以及如何产生的，韦伯将不同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泾渭分明的划分，即法律是既可以非理性地发现和制定，也可以是理性地发现和制定。他将法律划分为：形式非理性的、实质非理性的、形式合理性的、实质合理性的四种类型。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可能在“外在”的意义上或“逻辑的”意义上都是“形式的”[4]。韦伯对法律形态的分类采用的是他的理想类型的方式。
实质非理性法的典型例子是韦伯的称为“卡迪司法”的法律运作方式。这是一种通过对与案件相关的法律、伦理、情感以及政治因素的综合考量来特别地对每个案件作出判决的法律运作方式，其实质性在于它并不在原则上区分裁决的法律与非法律依据，其非理性的方面在于裁决过程并不依赖任何规划或者普遍性原则。实质理性法的典型例子是韦伯所谓的“宗法制司法系统”，这种系统经常在与神学相关的法律教育中出现，它的特点在于通过统治者的立法来实施，具有伦理基础的政策。其实质性在于它的目的并非创设一个理性法律系统，而是体现了宗教或者伦理对个体与法律秩序的要求;其理性的方面在于它建构了一种纯粹理性的决疑法，更多地倾向于学者不受限制的理智主义需要，而非群体关心的实际需要。形式非理性法的典型例子是根据神喻宣判处理纠纷的程序。这种程序一般存在于早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中，其形式在于任何微小的对程序性规则的违背都会造成整个程序的无效，而其非理性的方面在于其神明宣判的特征。形式理性法的典型例子是由罗马法衍生的现代民法。韦伯认为，这类法律具有以下五个特征：(1)每个具体的法律判决都是抽象的法律命题在具体的事实情境的应用;(2)在每个具体案件中都可以通过法律逻辑由抽象的法律命题推演出判决;(3)法律必须在事实上或者形式上构成一个“无缝的”法律命题系统，或者至少被视为一个这样的系统;(4)任何不能用法律术语理性地解释的东西都是在法律上无关的;(5)人类的一切社会行为都必须被视为对法律命题的应用或者违背，因为“无缝的”法律系统的结果必然是对社会行为的无缝的法律秩序化。显而易见，形式理性使法律能够像一台具有理性技术的机器一样运作，这与其他三种法律类型的运作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5](p381-403)。
同时，在韦伯的社会理论中，形式合理性法律还是一定的法律发展在历史过程的一个链条。从理论上法律的发展阶段看，法律经历了：第一，由法律先知们向大众进行魅力型的“默示”阶段;这个阶段.由先知宣告法律的内容。第二，法律由一些“法律贵族”制定和发现阶段。第三，法律由世俗和神圣的权力强加于公众阶段。第四，由受过系统的专业法律教育的专家制定法律并依靠严密的逻辑分析适用法律阶段。所以，法律经历的这四个阶段，是法律的形式的品质从受魔法制约的形式主义和受默式制约的非理性的结合体中发展起来，经神权政治和世袭制度制约的实质理性和无形式的目的理性的道路，发展为法的专业化的系统性和形式理性[4]。
(二)形式合理性法律的意义和一般条件。
形式合理性法律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有很大的意义。韦伯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了这个问题：一方面，形式的理性的法律具有相当高的可预计性与在内容上的预防能力。其中，可预计性最为重要，因为工业的资本主义必须指望法律秩序功能的稳定性、安全性与求实性，即法律辨认与行政理性的、原则上可预计的特性。否则，便会缺乏那些对大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不可或缺的可预计性的保证。换句话说，现代西方法律运作像技术性的手段，具有高度的可预计性，是现代西方工业的、企业的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支柱。它提供了每个参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理性的行动者一个明确的游戏规则，让他可以计算自己的运作空间、法律后果与行动机会。而这种可预计性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特征，它体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将整个世界除魅化[5]。
另一方面，因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因此，法律的运作难免会与政治的支配形态产生关联，即政治的支配形态能给法律提供一个怎样的活动空间，这决定着法律的形式特征[6]。在韦伯的分析中，他认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形式的、理性的，这刚好符合形式的理性的法律的需要。
韦伯认为西方国家是一个理性化国家，因为它是透过官僚制来行使支配的。而官僚制是专家化、技术化的组织，立基在形式的理性的实定法的基础上。也即是说，西方国家具有明显的形式理性化的特征，拥有高度的可预计性。
在韦伯的研究中，官僚制度与合乎理性的法律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两大基石。官僚制被用来指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机构的理想类型。在政治上，官僚组织是行政机构;在经济上，官僚组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企业制度。同时，韦伯还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官僚组织还是一个具有技术专长的官吏阶级，具有形式合理性法律所需要的特征：
(1)保持个人自由，仅仅在职务范围内服从命令;。
(2)处于一个等级化的职务体系中;。
(3)有明确的权力及其范围;。
(4)根据契约任职，担任官职是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5)任人唯贤……总之，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制度具有高度的形式主义特征，符合工具理性的基本需要，而且，非常注重行政技术效率，行政管理人员具有高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行政管理人员都是依据法律法规办事，不会在公务活动中夹杂个人好恶，排除了个人的感情因素，使一切事物都成为可计算、可预测、可控制的，形成了一个非个人性的具有高度形式合理性特征的官僚机制[4]。而且，这样一来，也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而民主政治的要求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为形式合理性法律提供了一个可发展的空问。
按照韦伯的分析，也就是说形式合理性法律可以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绝对的保证和最大限度的自由，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状况也刚好满足了形式合理性法律生存的要求，能给形式合理性法律提供一个可发展的空间。
相反，在西方国家以外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社会状况就不符合形式合理性法律的发展条件，这些国家的法律都是实质的非理性的法律。为此，韦伯还举例分析了许多非西方世界的国家的法律来证明他的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社会的法律。
财产权的规定，行政与司法定位分离，家长制的法律与司法，停留在“卡迪审判”的阶段，追求的总是实质的公道，而不是形式的法律，没有专业的法律阶层，没有系统的法学思想(如自然法思想)，法律外的道德与政治的考量，始终超越法律内部的思考。从秦汉一直到明清，中国传统法律一直都没有多少改变，民间的'调解与长老的审判、伦理的考量重于法律的考量;在官方的家产制审判，重视的同样是实质的正义而不是形式的法律，为官者应视百姓为赤子，做个人民的父母官。所谓的“卡迪审判”，说明了父母官主导的中国法律与司法的运作，恰恰是建立在“考虑个案牵涉的人是谁”的原则之上，像所罗门王的审判一样，重视的是法律外伦理道德的智慧与公道，考虑当事人具体的个人状况与社会关系，而不是根据概括的、形式的法律来审判，法律与道德难分之外，法律与政治、行政也难分，中国传统法律司法始终没有独立运作的空间，具有实质的不理性的特征，充满自由裁量与不可预计性。中国的法律一直停留在西方中古社会的法律发展阶段[7](p7-8)。
三、分析。
从韦伯对法律和形式合理性法律概念的界定中可以看出，韦伯的法律思想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价值中立。韦伯比较强调法律的可操作性和预期性，认为执法者在执法时不应带有任何的伦理判断或其他的价值判断。这在法律实践中无疑是不可能的，只能属于一种理想的追求。因为任何制度或法律都是一定意识形态下的产物，研究任何制度或任何法律，都不可忽视其结构背后的概念。
韦伯的形式合理性法律还有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将法律等同于一整套规则。在韦伯看来，法律是一种秩序性的制度，即一定共同体成员主观上认可的整套观念，人们的行为符合这些规则就是守法，否则就会受到强制性措施。这一点与他的价值无涉似乎有点矛盾。因为既然是规则，就不可避免带有感情色彩，因为规则就是一定意识形态下的反映，是社会某种发展阶段的产物。
虽然韦伯非常标榜形式合理性法律，认为只有它才能给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最大的空间和自由，但实际上，形式合理性法律应该只能算是一个理想类型。在西方国家，尽管按照韦伯所说的是实行官僚制度，拥有专业的、技术的组织，具有明显的形式的理性的法律的基础，但是毕竟法律的实际运作是由其承担者来执行的。而且，在西方，完全的形式合理性法律也很有局限，它忽略了社会文化和传统的因素，诚如韦伯自己所说，形式合理性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理论家的内在学术需要的产物，并不真正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发展的直接后果和条件。
对于中国的法律，韦伯的评价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传统中国是一个注重礼的国家，所谓“乡土中国”，很多时候法律和政治处于无为的状态[8](p60-70);而且，长老统治在传统社会中确实是主要的，只要是个人不能解决的问题，基本上都是由长老们来裁决，很少交由司法部门(衙门)来管理的，除非是很严重的长老们也不能擅自做主的案件才上交到司法部门(衙门)，这在当时也是社会发展阶段的需要所然。一个社会的法律文化是不可能突然出现，也不可能跳跃着前进，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但是，即便如此，也不像韦伯所说的完全凭一个人的好恶来解决纷争，长老们也是要依当地的习俗和惯例来判断是非，因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就是依靠当地的习俗和惯例来进行维护的。到了现代，中国的法律与韦伯所评价的状况相比就相差甚远了，已经拥有了很完备的法律体系和组织，执法人员也都拥有专业的法律知识，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像西方那样实行完全的形式的合理性法律。
四、小结。
就如前文所说，韦伯的学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德国社会状况的影响，也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因此，他的思想在今天虽然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也为我们研究法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和模式。但是，毕竟韦伯所处的时代与我们很遥远了，他的思想与我们所处的社会也是有差距的。而且，韦伯在分析西方社会法律和非西方社会法律时，在方法上存在着文化内和文化间的比较的混淆。对于西方社会法律的发展，韦伯采用的是文化内的比较，突出了西方社会发展的独特性和先进性，而在分析中国社会法律的发展时，却是将中国传统法律与西方现在的法律相比，采取的是文化间的比较方法，这样做只能更加凸显西方国家的优越性和独特性，对于法律研究是没多大用处的。韦伯只是强调他的形式合理性法律的优越性，却忽略了法律是社会的产物，任何时候研究法律都不能脱离社会结构和状况，否则是无意义的。
实际上，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带有很强烈的彰显西方现代社会的法律类型的独特性和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先进性的色彩，尤其是他分析中国的法律时，把西方文化里长久以来的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却忽视了法律是一定社会的法律，离开了社会基础，法律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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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翔薇.论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基础[j].学术研究，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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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6.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十二
摘要：土地储备制度作为近些年从香港引进、当前大部分省市相继采用的土地资源运作制度，其相关法律机理的研究尚嫌薄弱。本文从土地储备制度产生和发展的法律动因、土地储备制度运作应遵循的法律原则及土地收购、储备行为的法律性质等几个方面进行探析，以期对土地储备制度的基本法律机理有所揭示。
土地是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载体，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1]然而，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土地具有稀缺性。所谓稀缺性，是指土地因其位置的固定性、面积的有限性而不可再生，不能为人类所无限度的利用的一种自然属性。土地的稀缺性是相对于人类无限之需求而言的。依西方经济学观点，一种资源的稀缺性乃是源于其不可再生性，如土地、淡水、矿物、石油、天然气等；而人类由于自身的发展需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并且这种消耗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而呈上升之势。以我国为例，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长，耕地则以每年2.%的速度递减。[2]这样，土地资源自身的稀缺性与人类日益增长的经济需求之间就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为了缓解这种矛盾，客观上要求在土地上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秩序性规范――法律规范，一方面以之确定土地权利之归属和流转，另一方面，据以规制各种对土地资源进行破坏与浪费的非理性行为，以期实现土地资源的最优化开发与利用。土地储备法律规范正是这种社会客观需要催生之必然结果。
（二）国家对土地资源的宏观调控是土地储备法律制度产生的制度动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亚当.斯密语），为实现其自身利益之最大化倾力而为。同样地，由于市场主体利益的非一致性，不同利益主体的行为难以形成对整个社会有益的规模经济效应，相反，通常情况下都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的不良后果。为了矫正私利主体的各种非理性行为，国家（作为拥有至高无上权力之统治体）必须运用其认为可行的统治方法予以规制。在长期的实践当中，世界各国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制度。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如价格、利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的调节，一方面使社会需求总量与供给总量趋于平衡，另一方面则使社会的供给与需求结构达到平衡，从而令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土地储备制度产生极为重要的一个法律制度动因即是：顺应国家对土地资源进行宏观调控的需要，用制度的.法律化规制土地市场，使土地资源发挥尽可能大的效用。
（三）土地价值的可估算性及市场主体的逐利性是土地储备法律制度诞生的现实动因。
土地作为一种典型地不动产，总是固定在地球表面某一确定的经纬度上。与地理学上的土地概念不同，[3]法学上的土地是指能为人类所控制、利用并借以创造财富的陆地地表。随之科技的进步，现代人对土地的利用越来越走向集约化，土地的价值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相应的，人们对土地价值的评估和测算也日趋精密与完善。正是土地价值的这种可估算性及人们利用土地创造财富的逐利心理，推动着土地储备法律制度这一调整市场主体合理、有序利用土地的规范的产生。
二、土地储。
[1][2][3][4]。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篇十三
近年来发生多起校园血案，举国震惊。公众在悲伤、愤懑之余，恐怕都在追问：为什么此类案件会如此密集地发生，社会到底该怎样来保障孩子们的安全?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我
国学。
校安全相关立法处于何种水准?校园警察的设立堪称解决该问题的破题之举，有必要就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予以完善。
我国相关制度现状我国至今没有专门的《校园安全法》，相关规定见于一系列的部门规章中。在2017年l2月，基于校园治安状况恶化的态势，导致了《教育部、公安部关于加强高校安全保卫工作的通知》的出台，基本上确立了在重点高校派驻公安机构的制度。但该通知效力级别低，内容粗糙，线条简单诸多弊病，同时由于经费支出、体制调整、管理安排的诸多因素，使派驻高校警察的计划流产。
一般而言，基于人员流动的相对单一，社会关系的相对简单，以及行为内容的相对纯粹，学校的治安管理状况相对比较而言基本上处于较高水准。但也存在着诸多隐忧，除了法律规定的缺位外，安全意思的淡漠，应急机制的缺乏也成了学校安全的一大弊症。这也是学校安全成为社会治安管理软肋的重要原因。校园血案的密集发生，当然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随着社会多元化的进程，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加速，中国已进入一个全面社会分化期，社会系统的各方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变迁，在此变革过程中，权力和利益都将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形成诸多的不稳定，也就存在形成不同危机的可能。我国正进入一个社会危机的高发期。
经济社会发展比以往更容易受到社会冲突、恐怖主义、技术型灾难事件、金融危机的打击、人口膨胀、流动增加、技术发展、环境污染、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等因素正在将我国带入一个突发事件频率增大的风险社会。而现行法制对校园安全保障不力是造成校园安全严峻形势的重要原因，所以完善校园安全立法，构建完备的校园警察制度极其重要且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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