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是指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对学习、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的表现进行总结和归纳。较为完美的总结需要我们清晰明了地梳理思路，准确地表达出我们的观点和见解。培养积极的心态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和挑战。
国际法论文篇一
摘要：网络战的特征与传统站的特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网络战对当代的国际法存在着一定的挑战，因此需提出相应的措施，以此来完善国际法与国内法相关的信息，完善相应的信息能够有效的保障我国的利益，使其不受到攻击。
关键词：国际法；网络战；我国；应对策略。
在所有领域中，军事领域的高科技是最为集中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均得到了有效的应用，其中也包括了军事领域，进而诞生了网络战，不仅使得军事理论得到了改革，也引发了国际法当中的诸多问题，突显出了发来的滞后性。武装冲突法主要是对战争进行规范的一种手段，运用法律的方式来保护受难者，该法反映出了人们对战争的反省，并且该法在解决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平衡军事需要以及遵守国际法。因此，如何完善国内法与国际法成为了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网络战的国际法概述。
（一）网络战在国际法上的形式及定义网络战属于一种新型的作战方式，目前，国际法还未对网络战的定义进行统一，由于网络战类型的发展较为迅速，其定义也在不断变化。
1、国际法上网络战的定义网络战属于一种网络的攻防军事行动，主要是指利用相关技术来对敌方的网络信息系统进行打击及摧毁，但又不会影响自身的信息系统运行。社会在高速的发展，网络战当然也在不断的得到更新，其已经成为了杀伤力最大的一种作战形式，若网络战与火力战进行结合，能够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点，世界各国都在组建自己国家的网络战不低，增强自己国家的作战能力。在20世纪九十年代时，美国率先提出了以网络为中心的战争，并在一些军事行动中动用了此种技术，例如在对阿富汗进行打击时以及伊拉克战争中。目前，网络战在世界各国中均得到了较为有效的应用。
2、国际法上网络战的形式当今，全面的网络战中还没有在整个世界发生过，依照现有的理论和形式对网络作战进行分析，可将网络战划分为三种形式：
（2）小范围的网络战争。对敌方使用公开性的手段对其进行网络攻击，摧毁其网络信息系统，攻击的方面有很多，例如商业金融等，此种形式的破坏力相当于实际的活力战争所产生的经济破坏。
（3）运用网络和实际结合的打击方式。如今，战争的手段不断像计算机和数据方面发展，并且在通常会议网络为作战基础，这也使得活力站进去了一个新的阶段。利用网络和火力的相结合，使得杀伤力最大化，从而摧毁敌方。网络战所攻击的目前涵盖了计算机、防空网以及雷达网等方面。在美国对伊拉克进行军事行动前，美军就利用网络攻击将伊拉克军队的防空系统摧毁，使其防空系统属于瘫痪状态，进而为美军的军事行动创造机会。同样，在美国对北约进行军事行动中，也是利用了网络作战的优势，利用计算机病毒对北约的计算机网络进行攻击，使得北约的信息系统无法正确操作，进而为美国军事行动提供机会，以达到摧毁敌军的目的。
（二）国际法上网络战的主要特点网络战与传统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者的特点上，如下：
1、即时性与非接触性存在差别在传统的战争中，如若要开战，则能很明显的发现诸多迹象，例如军队调动以及火力集结等，而网络战就很难发现其开战前的相关准备，世界各国在各个时间内均有可能会受到其他国家的网络攻击，并且攻击者在发动进宫后会迅速的撤离，抹掉痕迹，很难被发现，网络作战的即时性在这点上得到了体现。传统的战争地点可能是在某个国家，也可能是在某个地区，但网络战的战争场地是在网络空间内，网络战不会受到地域或时间的影响，因此跨国性是网络战具有的特性，双方即便是在激烈的交战中，也没有交集点的存在，充分体现出了网络战的非接触性。
2、难以锁定网络攻击者被攻击方因遭到攻击而产生损失在网络战中经常发生，如若被攻击方想发动反击时，就必须对攻击方的身份进行确认，但是在网络的空间内，很难对攻击者的确切位置进行确认，无法确认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如若单单只通关ip地址的显示来确认攻击者的身份则显得缺乏技术。跨国攻击者不单单只跨越一个国家来进行攻击，有时甚至会跨越多个国家，只需在一个国家内租用一个服务器即可实行攻击，甚至利用这台服务器进行转国攻击，这就使得被攻击者很难发现攻击者的来源，不能对其位置进行确定。
3、作战双方的网络战能力具有非对称性在国际网络战争中，每个国家的军事力量都不同，存在着差距，但网络战的能力很有可能是相同的。拥有一定网络战争能力的国家很可能对信息大国进行攻击。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进步，很多黑客已经接近正规部队的作战能力，因此，网络作战能力在不同国家中具有非对称性。如北约对南联盟进行空袭时，南联盟军队就利用网络攻击对北约的信息网络进行了攻击，使得北约的信息网络处于瘫痪状态，拖延了北约的空袭。
二、基于国际法视角我国应对网络战的对策。
（一）遵守国际法规，避免陷入被动“条约必须遵守”是国际法的一条基本原则。目前，我国已经批准加入了国际法战争法公约，但少数对我国主权有危害的国际法公约和条款予以保留和抵制。同时我国秉着严格遵守国籍法规条约的原则，以免自己在战争中陷入被动。中国应对现代网络战对国际法的遵守主要表现如下：
1、战争权运用只有几种特殊情况才能动用武力，这是国际法的规定。我国坚持非特殊情况绝不先发动网络攻击。
2、区分打击目标我国严格遵守“军事必要”原则，面对更具挑战的未来的网络战争，我军一定要正确并且严格的区分网络用途，军用网络、民用网络一定要区分好。民用的网络是民用设备，要受到国际法的保护，要避免遭到攻击。无论用任何形式对民用网络进行破坏，其行为都是违法的，必须受到相关国际法制裁。
3、保护中立国在网络战中，我国绝不会肆意扩大网络战争范围，谨慎选择作战目标，不会对中立国家的网络进行主动攻击，也不通过利用中立国家来攻击其他敌方。
4、使用正确作战手段国际社会最为深恶痛绝的作战手段就是背信弃义，隐蔽性是网络作战固有的特性，欺骗性较强是网络作战具有的特点，所以，网络作战手段需要不断的规范。在网络作战中，迷惑对方，诱使对方轻率行动的手段和作战方法是可行的。比如，设置虚假情报、虚假目标、虚假伪装等等。但是绝对不可以用联合国际组织做掩护，将自己的攻击行为伪装成联合国组织或费交战国的行为。
（二）参与制定适用于网络战的国际法条约在现代战争的发展十分迅猛的当下，国际法和战争法已经严重滞后，网络战就更加无法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所以，立法问题在针对于网络战方面迫在眉睫。因为极少数发达国家掌握了网络互联网的核心技术，所以，他们很有可能对国际社会网络法的立权进行操控和干涉，从而谋得了独自掌握未来战场的便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从自身角度出发积极参与制定适用于自身的网络战国际法的法规条约，才能维护自身权益，避免网络霸权的情况发生，为争取网络世界的和平发挥自身的作用。
(三)争取国际社会舆论支持当自身受到攻击时，不能将报复作为首选，报复只会让战争继续升级。我们应该对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网络攻击行为进行严厉的谴责，同时获得国际社会舆论支持，利用国际社会的大环境和平解决网络争端。
（四）培养我国的网络人才想要适应高速发展的网络时代，为了更好的适应网络战的形势，我军必须建立一支能够担当使命的网络特种部队，捍卫我军信息安全，做好充足的准备进行有组织和规模的网络战争。同时，信息基础建设同样要加强，信息网络技术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更新进步，不违反国际法的原则下不断与敌方展开网络空间的对抗，最终实现我方作战目的。
（五）在网络战争中灵活的运用国际法在政治手段无法解决问题时，军事手段就会发挥作用，军事服务政治。作战实践证明，军事斗争需要有效的法律战进行配合，打赢战争的有效途径就是灵活运用国际法。遵守灵活运用军事需要的原则，履行国际义务的前提下，运用大胆的作战形式，当战争需要冲突于国际法时，要灵活运用国际法进行解释，采取的军事行动要有利于己方，从而摆脱某一国际法条约的束缚。同时，还要灵活的运用国际法来平衡军事需求和战争的成本。达到军事效能的最大化，最大限度维护国家的利益。必要时候，在国际法没有明确的规定的情况下，采取有效措施，在战争中取得优势。
三、结语。
“网络战”成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学界持续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我国要本着长期遵守国际法规条约的原则，积极参与制定有适用于网络战的国际法规，反对利用中立国，严厉谴责违反国际法规的行为，不断建设能够捍卫我国信息安全的新型网络部队，才能让我过在严峻的网络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宋鲡.网络战中的国家自卫权研究[d].吉林大学,.
[3]朱雁新.计算机网络攻击之国际法问题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
国际法论文篇二
对于国际法渊源的内涵，即什么是国际法的渊源，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派别。
(一)单一内涵学派。
大部分学者认为，国际法渊源的内涵是单一的，其中主要流派有三个。其一，起源说，即认为国际法渊源是现行国际法律规范的起源地。例如王铁崖教授认为:“法律渊源是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劳特派特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其二，形式说，即认为国际法渊源就是现行国际法律规范得以显现的表现形式。例如苏联学者伊格纳钦科和奥斯塔频科认为:“国际法的渊源乃是协调国家意志的形式，是在互相接受的基础上把国家(以及其他主体)达成的协议固定下来的形式。”其三，程序说，即认为国际法渊源是现行国际法律规范的造法程序。例如周鲠生教授认为:国际法渊源是指国际法作为有效的法律规范所以形成的方式或程序。
(二)复合内涵学派。
另一部分学者主张国际法渊源可以有多重内涵，其中最主要的流派是主张国际法渊源为“实质渊源+形式渊源”。例如李浩培教授认为:“国际法渊源，正如国内法渊源一样，主要区分为实质渊源和形式渊源两类。国际法的实质渊源指国际法规则产生过程中影响这种规则的内容的一些因素，如法律意识、正义观念、连带关系、国际互赖、社会舆论、阶级关系，等。国际法的形式渊源是指国际法规则由以产生或出现的一些外部形式或程序，如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詹宁斯、瓦茨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也持类似观点。除上述观点外，复合内涵学派中还有一些其他意见。例如梁西教授认为:对国际法渊源的多种解释中，一种是指国际法作为有效法律规范所由形成的方式，另一种是指国际法渊源第一次出现的地方。两者各有侧重，可以兼采其长。
二、国际法的形式独立于国际法的渊源。
国际法学作为法学的具体分支，其许多概念和理论植根于法理学，渊源问题也是如此。对国际法渊源的内涵之所以众说纷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理学作为法学基础学科，自己也没有在“法的渊源”问题上达成一致。翻阅中外法理学著作，对“法的渊源”的解释同样是五花八门。由此，凯尔森不禁感慨:法的渊源是个被学界搞得“极端模糊不明”且赋予其种种涵义的概念。博登海默也说:“法的渊源这个术语迄今尚未在英美法理学中获得一致的涵义。法理学的研究滞后拖累了国际法对自身部门法渊源的探究。从法理学角度考察，笔者认为，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很多学者要么把法的渊源和法的形式等同起来，要么认为法的渊源已经包含法的形式，可事实上两者不但互不等同，而且相互独立。
(一)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法的渊源不等同于法的形式。
在法理学上提出需要对法的渊源和法的形式进行区分的观点，最早可追溯至克拉克在1883年出版的《实用法理学》一书。一些国外学者的著作，如高柳贤三的《英美法源理论》、庞德的《法学肄言》等，也都有某些类似的意思。在我国，明确提出需要对法的渊源和法的形式进行区分的代表人物是周旺生教授。他认为:“法的渊源与法的形式有密切关联，但它不是法的形式。法的渊源有可能被选择和提炼为法，或有可能形成为法，对法而言，它是一个可能性的概念;而法的形式则是已然的法所采取的表现形式，它表明不同的法具有各自不同的效力等级，对法的渊源而言，法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法的渊源发展的结果。”国内其他学者也有类似观点。例如王勇飞先生也认为:“法的.渊源与法的形式，是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不能混淆。”形式说将法的形式和法的渊源人为地画上等号，显然是一厢情愿的。
三、国际法形式的内涵界定。
既然法的形式独立于法的渊源，那么在界定国际法渊源的内涵时，就必须首先剥离国际法的形式。那么国际法的形式又如何界定呢?首先，按照法理学的一般观点，法是由三大要素组成的，即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这三大要素的组合就构成了法的形式。国际法也不例外。其次，国内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保证实施的。但由于世界上不存在“超国家”机构，因此，国际法只能由国际社会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单独或集体的强制措施保证实施”。再次，国际法的形式具有一定约束力。法的本质特征之一无疑是具有约束力，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法。国际法也是如此。但笔者想强调的是，国际法形式所具备的只是“一定”的约束力，也就是说:。
(1)并非只有全部国际法主体都遵守的法律规范才是国际法的形式。例如国际条约分为造法性条约和契约性条约两种。有人认为只有造法性条约才是国际法的形式，契约性条约由于约束不了第三国，所以不是国际法的形式。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对的。因为特定的法的形式所约束的对象是有限的，但是这种有限性并不妨碍它作为法的形式的根本属性。例如上海的地方立法一般无法约束北京市民，但这并不影响它是法的形式这一属性。国内法况且如此，我们就没有理由去苛求国际法的所有形式都必须具有普遍的、绝对的约束力。
(2)国际法的形式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并不意味着国际法主体在违反国际法后必须实际得到惩罚。“约束力”是一个“应然”概念，“制裁”是一个“实然”概念，“有约束力”不等于“制裁”，“不制裁”并不等于“没有约束力”，更不能说“不是法”。而且正如李浩培先生所说:“各国遵守国际法的事例，较之违反国际法的事例，在数量上要大得多。实际上，遵守国际法是原则，违反国际法是例外。”即使是国内法也很难做到完全的“违法必究”。综上分析，国际法的形式是指由国际社会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单独或集体的强制措施保证实施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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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论文篇三
摘要：国际法,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律原则和规则，涉及国家间政治、经济、法律各个领域，是国家间进行交往的行为规范和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标准。只有做好国际法的研究工作才能保证国家交往与合作的正常进行，更好地保护各国的自身权益和维护与发展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关键词：国际法国内法发展。
1.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国内外的学者们认为,国家主权作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石是毋庸置疑的,但不能绝对化,主权的行使也要受到某些限制,这是为了解决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所必需的。但如何限制,限制多少,学者们见解各不相同。有学者指出,国家主权包括经济主权。对主权的限制是基于国家的认可,是主权权力行使的表现而不是剥夺。尽管主权在经济全球化中不会消亡,但主权的行使必定受到来自国际社会和国家内部的限制。有学者认为,主权与全球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矛盾,这也决定了主权行使的限制。还有的学者提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应把主权的功能界定为一种对话的实践,使国际法律体制由强制性模式向管理性模式转化。多数学者赞同从现实来看,主权不会消亡,将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但全球化带来的许多重大影响值得细化研究。
2.国际法与国内法。
法的内在特质的'普遍性与形式特征的共同性以及法治社会对法律体系融合协调的基本要求,决定了国际法与国内法必须且只能在法律规范的统领下和谐共生、协调一致。从规范上看,既可以是单个规范之间的一致,也可以是由个体规范组成的规范群的调适,还可以是规范性法律文件间的妥协。从方式上讲,国际法律规范与国内法律的协调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不在于国内法与国际法孰先孰后或平行对待,关键在于法的本身是否为良法,而正义与秩序才是衡量法律之善的尺度。
有学者提出,传统法理以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为核心,因而国际法不能以限制缔约国的主权来对缔约国产生法律效力,而只能在缔约国主权限制下对缔约国产生一定程度的义务约束。但二战后及联合国成立以来,缔约国在履行国际法的义务时,其本国的主权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国家主权学说不得不面对国际法领域出现的新问题作适应性的调整。影响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新问题有许多,独立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欧盟法院、世界贸易组织等在监督国际法实施中的影响、国际人权公约给传统法理带来的影响等。研究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不能抽象地、无针对性地议论,而要就国际法与国内法发生联系的具体情况和条件区别论证。
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在国内如何适用的问题,由于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学者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修改宪法或在宪法性法律如立法法、缔结条约程序法等中加入有关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的规定,使国际条约具有高于一般国内法的地位,二者并用,在二者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前者。因为在我国批准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制定法律的两种议案要经过同样的审批程序,并且经同一立法机关审议进行,二者不会发生矛盾。
有学者认为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领域,国内法院直接适用国际条约不仅将导致国家主权对内职能的削弱,而且也不利于国家履行条约的国际义务。我国应修改原有的国内立法或者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使其符合我国所缔结的国际条约的要求,即要以执行国内法的方式适用国际条约。
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不同的法律体系，但由于国内法的制定者和国际法的制定者都是国家，这两个体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彼此不得互相对立而是互相紧密联系的，互相渗透和互相补充的，国家在制定国内法时，应考虑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不应违背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国家在参与制定国际法时应考虑到国内法的立场不能干预国内法，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可以从各国的国内法得到补充和具体化，国内法可以从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得到充实和发展。两者互相补充、互相渗透、但不是互相干扰和排斥的：国际法不得干预国内法，国内法不得改变国际法，两者的关系应该是协调一致的。
3.国际法的未来发展与制约因素。
首先，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为人类活动开辟新领域。世界的范围相对地缩小了，人类的关系空前地密切了。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也必然会反映在国际法的发展上，从而使国际法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变化。近现代国际法是如此，当代国际法亦然。今天，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和社会的深远影响尤为明显，它也深刻地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推动了国际法各个分支的演进。
回顾国际法的演进，我们能够找到许多反映科学技术对国际法规则的产生和发展有影响的例证。然而，国际法的发展经常滞后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很好地适应国际社会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展所带来的严重的利益冲突所导致的。这几乎体现在国际法的各个领域。例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外层空间的探索和利用、国际海底开发制度、知识产权以及如何弥补南北经济发展的鸿沟等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科学技术本身当然不能为自己制定规则，人类也同样不能成为科学技术的奴隶。唯一的选择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制定新的国际法规范以适应国际社会的需要。
其次，国际法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深受国际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国际政治的制约。事实证明，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有助于国际法的发展，而国际强权政治会窒息国际法的生机，因为它为国际法划定了一个非常狭窄的天地。人们从国际法的历史演进中可以发现，国际法对国际政治有一种畸形的从属性。中世纪和近、现代国际法，都是如此。
参考文献:。
[1]梁西.国际组织法(修订第五版)[j].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2]余敏友.以新主权观迎接新世纪的国际法学[j].法学评论,2000年第二期.
[3]黄世席.全球化对国际法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1期.
[4]潘抱存.论国际法的发展趋势[j].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国际法论文篇四
摘要：灾害发生过程中的人道主义援助活动普遍存在，却尚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一般性国际条约或习惯使之规范。为此，国际法委员会正在研究基础上集中编纂一些规则，以期在不远的将来用国际法促进相关权利与义务的实现。本文将从国际法渊源的角度出发，试论灾害中人道主义援助的合法性。
关键词：人道主义援助；灾害；直接渊源；辅助性渊源。
第一文库网辅助性渊源。
1981年，约旦常驻联合国大使向秘书长提交了一份建议，批评现有的'人道法只适用于武装冲突而不适用于灾害（包括自然灾害和技术灾害）。1988年，联大通过第43/131号决议，旨在推动灾害领域内对受害者的援助。，联大第67次会议通过的决议确认目前有大批民众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包括境内流离失所者，因此需要满足世界各地因自然灾害造成境内流离失所而引发的人道主义需求。因此，联大吁请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和其他相关的人道主义和行为体加快履行承诺，向经常发生自然灾害的发展中国家和处于物质、社会和经济持续恢复过渡阶段的受灾国家提供援助，并为灾后复原工作提供援助；强调指出为进一步提高人道主义援助效力，应努力开展国际合作，鼓励所有会员国充分依照第46/182号决议及其附件的规定，在充分遵守人道、中立、公正和独立的人道主义原则以及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在内的国际法规定的义务的情况下，尽可能协助转运在国际救灾工作中包括从救济到发展的各个阶段所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援助。
国际法论文篇五
选题最好能建立在平日比较注意探索的问题的基础上，写论文主要是反映学生对问题的思考，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有关钓鱼岛问题的国际法思考。
·谈国际私法领域的法律规避问题。
·谈美国有限合伙法中合伙人之信义义务。
·浅谈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初探。
·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程序和法律问题概述(一)。
·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程序和法律问题概述(三)。
·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特点。
·论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期间。
国际法论文篇六
[摘要]随着我国金融机构的地位日趋强势，金融消费者利益受损的情况层出不穷，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成为了金融危机后我国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评析了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并从立法完善、金融机构的自律监管和金融消费者的外部救济三个方面对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的构建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消费者；投资者。
此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各发达国家利用本身较为成熟的消费者保护制度，提出并强化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理念，将金融消费者保护列为金融改革’的核心措施之一，将金融市场的监管上升到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高度。同时，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使得金融服务纠纷日益增多，消费者利益保护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鉴于此，我国也要从理念上和立法体系上明确金融消费者保护这一目标，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涵义。
1、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界定。
近年来我国对于金融消费者的提法逐步增加，但是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的界定并不统一。2006年正式施行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首次使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指出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应“满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充分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银监会已将购买银行产品、接受银行服务的顾客均视作“金融服务消费者”；保监会也将投保者视为“保险消费者”，但《保险法》并没有采用“消费者”说法；证监部门认为证券投资者具有投资性质，采用了“金融投资者”概念，提出“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口号。
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二条的规定，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由此可见，构成消费者的三个基本特征是：第一，主体是自然人；第二，行为是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第三，目的是为了生活需要。
从我国现实出发，可以看到，金融消费者具备了消费者的基本特点：首先，金融消费者是自然人，即单个消费者构成了消费者群体，消费功能由个人行为的集合体及个人行为集合体的再现而构成；其次，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行为实质上就是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行为；再次，在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这些行为已经成为自然人生活的一部分，金融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
金融技术不断发展、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不断加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理财产品、结构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证券化的保险产品，使得金融消费者与其他领域的消费者相比有其特性：一是盈利性的需求，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二是安全性的需求，对风险比较敏感，渴望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佳、安全性好的产品与透明可靠、方便灵活的服务；三是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收入层次不同、消费动机不同，还有不少金融消费者希望金融机构提供一揽子理财服务。
同时，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就提到，“金融消费者是指为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个人”；日本2001年《金融商品销售法》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
由此可见，金融消费者应指的是出于非贸易、非职业或非商业经营的目的，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它可以看作是消费者的一种类型，是消费者在金融领域的延伸。
2、金融消费者的范围确定——兼议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实践中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管部门都基本认同消费者概念，而证券业则倾向于认同投资者概念。对于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之间的关系，我国并未明确，界定也比较模糊。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社会各界在对境外各国，特别是美国的金融改革进行报道、分析、研究的过程中，也往往将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混淆，也产生了金融消费者范围确定的误区，认为购买股票、基金的行为属于投资行为，不受《消法》的保护范围，即金融投资者不包括在金融消费者领域。
根据《cats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中的规定，所谓金融服务，指的是一成员金融服务提供者提供的任何金融性质的服务。其范围除了保险、银行业务以外，还包括了证券市场的业务，例如交易市场、公开市场或场外交易市场的自行交易或代客交易，各类证券的发行及与该发行有关的服务等等。
而且，投资者虽然也有投机的行为，但更多是接受金融消费的服务，包括证券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基金公司、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服务。因此，个人作为投资者在金融服务中购入金融工具，融出资金。这里的个人不仅是投资者更是消费者。绝大多数金融投资商品的购买者都可以纳入金融消费者范畴。
同时也要注意的是，在金融市场上，投资者与消费者的角色尽管有重合，却从未达到相提并论的程度。即使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国家，整个社会在实体经济的消费者保护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周密详尽的法律体系和归责原则，也不乏对抗垄断性大企业的传统，在此次金融监管改革中也仍然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与投资者保护进行了区分，并没有将投资者完全包括在金融消费者中，用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取代投资者的概念。
笔者认为，对于那些高风险的投资商品，特别是那些需要设置市场准入门槛，需要由专业投资人进行投资的商品，如累计期权商品等金融衍生品的购买者，一般不将其纳入金融消费者的范畴，而仍将其视为普通的投资者。因为他们往往是专业水平很高的投资主体，与金融商品提供者之间是平等的市场主体。遵循高风险、高收益，风险自负的原则，不应倾斜保护。从美国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美国金融改革法案对于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主要强调的是在信用卡、储蓄、房贷等金融领域，并未将那些投资于高风险金融商品的个人投资者纳入金融消费者保护领域，而是仍然单独列为投资者保护领域。
因此，此次金融危机后，我国应该培养金融消费者保护与金融投资者保护并重的监管理念。
一方面，金融企业实力强大，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甚至处于垄断地位；另一方面，消费者金融知识欠缺，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产品知之甚少，缺乏准确判断风险理性消费的能力，其弱势地位很明显，金融消费纠纷也已经成为了消费者保护的新热点。
所以，对于银行、保险等市场，应当突出金融消费者保护，将金融市场的监管上升到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高度，从而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个体利益，从长远实现金融机构和社会的更大利益，提升金融业竞争力。
对于证券市场，首先就是要在监管构建中充分考虑人的因素，坚持投资者保护，继续将其作为工作重心，完善相关制度。并且，在投资者保护的基础上纳入消费者保护的理念和监管做法。把投资者保护提升为金融消费者保护，可以强化我国金融服务提供者的义务，进一步明确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核心地位，突出国家对金融命脉行业的绝对控制，这也是当前国际立法的潮流和趋势。
二、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
1、修改现行立法，明确保护目标。
我国现行的专门性金融法律法规多强调金融机构正常稳定的运行秩序，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鲜有直接涉及，或只作原则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目标不明确，操作性不强。如《商业银行法》第11条提到“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利益”，但它和“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保护商业银行的合法权益”并列一起，没有对金融消费者进行倾斜保护；《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3章对银行业监管机构的职责作了系统规定，却没有明确“为消费者提供适当保护”，更没有一个条文涉及到金融消费者保护。
因此，修改时除需明确保护消费者的目标外，在具体规则的修改完善中还要借鉴国际惯例，注意贯彻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精神，细化金融机构诚信、告知提示、保密等义务，通过明确的规则指引，防止金融机构利用垄断地位侵犯消费者的权益。
再者，从目前我国《消法》的规定来看，对于消费者的定义过于狭隘，只是将“生活消费”列入了保护范围，而由于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使得金融消费者很难被当前《消法》所保护。因此，应当对《消法》进行修改，在具体修改时，可以考虑在该法中专设章节或增加新条款，突出对金融服务关系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调整，包括金融消费者的含义、保护原则、范围、金融消费者的权利、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设立与职责、救济手段等内容。
2、协调各行业法律法规冲突。
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下，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基础除了专门性金融法律之外，就是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制定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在实际运用中数量众多，内容相对具体，均是针对着特定领域的特定问题。然而，当前我国金融服务者不仅基于分业经营而向消费者提供证券、保险及信托等金融商品和服务，还基于混业经营的特质而向消费者提供各种非典型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无论金融服务的内容如何，金融从业者都遵守着相同或相似的服务规则，如诚信义务、禁止欺诈义务、合理销售义务以及保密义务等。
各领域采用的分别立法模式却使得各自的金融服务规则容易引起冲突。比如，目前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的理财业务由银监会根据《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进行监管；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则归属证监会，适用《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和《信托投资公司信托管理暂行办法》；保险公司的理财产品又必须遵循保监会制定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这不仅在客观上造成制定法之间的重复与矛盾，还容易影响到人们对金融消费者概念和范围的正确认识，从而阻碍了金融消费者保护之立法宗旨的实现。
因此，应当提高立法的层次，在现有法律法规中去除矛盾重复的规定，协调各行业法律法规的冲突。
3、制定专门法律法规。
从整体上讲，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机构的服务意识不断增强，服务水平不断提高，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障程度有了一定的提高，但金融消费的形式、内容、价格等主要由金融机构决定，消费者基本上处于被动消费状态。金融服务中金融机构的明显强势地位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这一现实并没有改变，消费者权利受侵犯在不同形式的金融消费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要改变消费者在金融服务中的弱势地位，保护其利益，不能仅仅从宏观上进行立法的改变，还要深入到各个具体领域，制定专门性法律法规，增加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深度和广度。因此，我国应当尽快制定和颁布有关专门的法律法规，如加快制定《个人信息保密法》和《征信法》，明确个人信息特别是金融信息的收集和使用范围，加大对违法使用个人信息的惩罚力度，禁止个人金融信息被用于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目的；颁布《金融机构破产条例》或《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条例》、《存款保险法》或《存款保险条例》，明确对金融消费者财产权的保护和限制范围，“实现对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又要防范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
三、加强金融机构的自律监管。
1、信息披露机制。
信息披露规则是解决金融市场上交易双方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有效途径。任何消费者在众多金融产品中作出最优选择时始终需要依赖于充分和良好的信息披露。
应该说，目前我国关于信息披露的法律规范体系相对来说已比较健全，已初步形成了以法律为主体，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框架体系。在信息披露监管体制上也基本上形成了以一套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监管，自律与他律结合的新型信息披露监管体制。
然而，从实际操作来看，我国的信息披露机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首先，信息披露的质量较低，信息失真、滞后较为严重，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充分性与及时性仍然不尽人意，往往给消费者的决策造成很大的误导，甚至严重损害其利益；再次，复杂的金融产品并没有得到金融机构充分的信息披露，一些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向消费者推荐产品时往往片面鼓吹其收益，对产品风险等或是没有披露或只是口头模糊地披露，误导消费者盲目购买，而由于缺乏民事责任的规定，金融机构即便存在虚假陈述也不需向消费者承担任何法定的民事责任，也就无法成为消费者直接援引并据以主张权利的法律依据，无法有效防止金融机构诸如掠夺性贷款的欺骗性交易行为。
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先进的信息披露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现有的信息披露制度，同时要强化对信息披露监管与执法力度，对金融机构课加信息披露义务，要求所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以满足消费者对信息的需求，将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真正落到实处。
2、金融机构内部设立金融投资者纠纷解决部门。
目前，在金融监管机构内部缺少一个部门专门负责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事务。在证监会，目前仅有一套具有政治色彩的非透明信访制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处理投诉、调查和纠纷的应对机制；银监会则侧重于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规范性、风险性进行监管，而对银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还存在很大的不足；保监会则缺乏有效的消费者保护机制。许多金融消费纠纷消费者往往不选择金融行业协会和监管部门进行投诉，而诉诸司法部门或媒体，这种做法激化了消费者与金融机构的对抗情绪，也容易导致金融机构的声誉损害。
在金融消费者投诉程序设置方面，可参照美国的做法，遵循先内部解决，不能达到满意结果时才诉诸外部程序处理的原则。在各级监管机构信访工作的基础上，在金融行业协会内部设立专门的处理金融消费者投诉会员的机构，高度重视金融消费者投诉管理的制度建设，制定相应的处理程序规则，明确处理投诉的部门及其职责，优化投诉处理的资源配置，明确投诉处理的时效性要求，保证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信息的公开透明，注意金融消费者投诉的工作。
3、建立长效监管部门间协调监管机制。
在此次金融危机后的改革中，各国都对跨行业的协调监管进行了重新的制度设计和机构设立，相对于以往各自为政的消费者保护机制，无疑是一种进步。鉴于金融领域消费者保护的跨产品和跨市场特性，必须通过联合监管与相互协作才能避免出现监管漏洞与缝隙，实现对金融消费者的有效保护。
首先，我国监管部门可以考虑从金融产品推销、销售环节，包括咨询服务等相关环节进行各行业的协调合作，实现由对行业的狭义保护向对消费者的广义保护转变。比如，设立金融消费者服务预警机制和联动处理机制。对消费者的各类服务投诉，各行业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和监管部门要准确记录，通过信息收集与交流，建立消费者投诉信息数据库，根据金融消费者投诉的次数和涉及金额进行调查和分析，统一汇总、编制各类数据和报表，通过定期的监测，梳理和化解金融消费者反映强烈的难点和热点问题，识别潜在的消费者保护问题，为金融业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翔实数据和参考依据。
其次，进行机构创新，设立新的协调监管机构。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共同建立了“一行三会”联席会议机制，至今并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构。在《中国人民银行法》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改后，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其职能更多在宏观调控方面，包括更加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履行对金融业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系统性风险的职能。职能的变化使得中国人民银行并不能在联席会议中发挥强有力的协调作用，导致联席会议的工作力度不够，决策效力不强，联合办公容易流于形式。
结合此次金融危机后各国监管改革，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当对中国人民银行进行再定位，并对金融协调机制进行重新设计。一方面，应当要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金融稳定中的法定职责和所处的核心地位，进一步赋予中央银行以系统性风险和危机处理的管理权，从而将其从一般监管事务的牵头地位提升到负责应对系统性风险和强化金融稳定的地位。另一方面，修改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增加了第9条的规定，即“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因此，国务院应利用此次金融危机后的改革为契机，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之上设立更高级别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委员会。该机构应直接归属国务院，下设三个专业委员会，即保留现有的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会长由主管金融工作的国务院领导担任，而副会长则从三个专业委员会中选拔任命。与之前的金融业监管联席会议不同，金融监管委员会应是一个实质性监管机构。其在监管过程中要获得更高的级别和行使与相关监管部门的协调权力，发挥实质性作用，三个专业委员会予以配合，一季度至少会晤一次，针对不同金融产品的投资者保护问题进行商讨并进行跨部门协作。
四、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外部救济机制。
1、加强对于金融消费者的教育。
第一，政策制定时需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在有利于改善产品选择和扩展可持续信贷创新的前提下，加强消费者保护。监管机构要有一个长期的金融知识普及计划，投入大量资源以帮助消费者来提升自己以作出最优金融选择。
第二，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当前金融消费者亟需了解的问题，比如消费者权益的自我保护认识和适用环境以及消费者权益欺诈性侵害的事前自我识别、事中自我控制和事后处理等，围绕着这些内容进行教育。
第三，目前监管部门、自律性组织、金融经营机构都在开展投资者教育工作，但缺乏系统性和统一性，协调配合不够紧密。因此，需要厘清各方的职责，明确分工，加强协调。建立“金融监管机构及各派出机构总体协调、协会全程协助、服务机构直接负责”的三位一体机制。
第四，动员社会力量，利用多种媒体作为载体，编制消费者教育资料、定期发布资讯、接受消费者的信息咨询等，开展长效的金融知识教育和信息支援，从而引导不同层次的金融消费者寻找到适合自身的市场与产品。
2、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委员会。
就消费者协会而言，虽然各级消费者协会也受理金融类消费者投诉，但金融理财产品和金融服务情况相对复杂，具有很强专业性和风险性，各级消费者协会往往更侧重于消费者非金融性商品消费和劳务消费的保护，而对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往往有心无力。同时，与一般消费者保护相比，金融消费者保护更加复杂，还涉及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这也明显超出了中消协职能范围。
我国于2008年6月修改了《中国消费者协会章程》，规定消费者协会可以根据工作的需要设立若干消费者保护委员会，汽车、珠宝、家具等各种专业委员会在各地纷纷成立。针对金融市场上出现的消费者权益受损的现象，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委员会。
金融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可在吸收国外经验、继承消费者组织自身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协助各金融业协会承担起对金融消费者教育的主要职能；监督各金融机构，将消费者意见较大、纠纷较多的某些金融机构的服务或产品，向金融监管机构反映，提请监管机构重视，维护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益平衡；处理金融市场消费者投诉，就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问题向有关行政部门反映或提出建议，从而为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提供一个缓冲和解决的平台。
3、加强金融纠纷仲裁机构的建设。
金融仲裁是化解商事金融纠纷的有效方式，在解决金融争端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与世界的交融，我国金融业中涉外因素成分的比例将不断攀升，我国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通过仲裁方式解决金融纠纷的案例越来越多，金融仲裁对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救济的意义日益显现。
因此，一方面需要加紧完善《仲裁法》、地方金融仲裁立法、仲裁组织的仲裁规则；另一方面要推动行金融争议仲裁机构在各地的建立。
4、加快金融法院的试点。
金融行业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创新最为频繁的领域，因此，金融法也成为现代法律中创新最为丰富的部门之一。如果法院民商审判动辄以缺乏现成法律规定为由拒绝受理相关纠纷，那么这些新型金融交易行为和金融产品便得不到司法应有的保护。一旦这些新型金融交易和衍生品不能得到有力的司法保护，对于购买这些产品的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则构成了巨大的损害。
由人民法院依法及时、准确地审理纠纷案件，不仅是规范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公正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秩序，规范市场行为的需要，也是创造公平公正、有序竞争、规范开放、追求效益的金融软环境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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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论文篇七
摘要：
时效是国际法中有争议的理论问题之一。对公法学家的主张、国家实践以及司法裁决的研究表明：国际法上存在着时效，其构成要件有两个：援引时效的国家以主权者所有意思表示对所涉领土连续、平稳地行使国家主权;其他国家的默认。
关键词：
一、关于时效在国际法中地位和含义的争论。
时效原是国内法的概念，是各主要法系共有的一项法律制度。在国内法中，时效的目的在于保护现存的持续状态，以免法律关系处于不确定、不稳定的状态，从而起到保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它的实质是“事实胜于权利”，与法律上奉行的“权利胜于事实”原则恰恰相反。与国内法相比，国际法律秩序尚不发达，以有效性为基础的事实状态常常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大多数国际法学家认为，国际法上也应该有时效制度。
被尊称为国际法鼻祖的格老秀斯最早提出了时效在国际法中的地位问题。最初，他否认国际法上存在着时效，后来又限定了他先前做出的论断，认为国际法中不存在类似于罗马法中的物权取得时效，但采用了远古占有概念。应该说，格老秀斯在国际时效问题上的观点并不十分明确。一方面，他否认国际法上存在着类似于罗马法中的物权取得时效，另一方面，又将罗马法时效制度中的远古占有概念引入到国际法，而且，在适用远古占有时，他又建议了1的时间期间。格氏在国际时效问题上的模棱两可态度，给国际法学界埋下了纷争的因子。
围绕国际法上是否存在着时效，形成了格老秀斯学派和法泰尔学派。而且，来自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基本上属于格老秀斯学派，来自普通法法系国家的公法学家基本上属于法泰尔学派。
格老秀斯否认物权取得时效，引入了远古占有。但后来的格老秀斯学派并不总是遵循这种区分，他们否认国际法上存在着时效。理由是，国际法没有规定时效期间，而且不要求善意占有。另一方面，该学派承认国际法上存在着远古占有，并且认为，远古占有不是作为时效存在的，而是国际法的一项独立制度。
法泰尔学派认为，国际法上存在着时效，有两种形式，即远古占有时效和类似于罗马法中的物权取得时效（称为国际物权取得时效）。例如，法泰尔认为，“远古占有时效…是建立在远古占有基础之上的”，取得时效是“建立在既没有间断也没有被提出异议的长期占有之上的领土取得”，时效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因此是国际法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国际物权取得时效与远古占有时效的理论根据是不同的。在远古占有时效中，假定存在着最初不确定的状态，不可能证明这种最初状态是合法或非法，就推定它是合法的。国际法庭将它界定为一种持续如此长的时间以至于“不可能提供证明存在着不同情势的占有……”因此，一直有人争辩说，远古占有不创设或产生新的权利，仅限于认可其最初状态不可能查明并且因此被视为是按照法律要求产生的某种事实状态。换句话说，它不赋予一个新的所有权，只是使事实上已经存在的所有权成为神圣。国际物权取得时效的理论根据是，所有权最初是有瑕疵的，但据说占有治愈了这一缺陷，即通过时效取得了先前根本不享有的所有权。与罗马法中的物权取得时效不同的是，国际物权取得时效不是根据法定期间的经过，而是根据并非时间因素的某种标准取得所有权，但理论根据是一样的，即这种时效源于不当占有。因此，有的学者干脆将国际物权取得时效称为“不当占有”。
尽管格老秀斯学派和法泰尔学派在国际时效问题上的观点针锋相对，但它们都承认远古占有，当然，他们在远古占有的性质上存在分歧。更为有趣的是，由于不可能严格按照字面意义适用远古占有，两派在具体适用远古占有制度时均根据个案具体情况确定是否满足了远古占有的要件。正如维荷格斯指出的，远古时效与严格意义上时效的唯一的真正差别在于前者比后者要求更长的时间期间，但这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性质上的不同。换句话说，国际法上只有一种时效（如果存在的.话），该制度在适用时因不同情况而发生变化。因此，对视远古占有为时效的学者来说，远古占有只是要求更长时间期间的取得时效;对否认国际时效的学者来说，在具体适用远古占有时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国际物权取得时效。而且，应该看到的是，远古占有制度的适用范围太窄，不足以满足稳定国际秩序的需要。因为“可以说，所有权已经持续如此长时间的情况非常少见;同时，远古占有的前提条件也很难满足。”因此，远古占有在国际法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正如约翰逊教授所说，从国际法上看，关键问题不在于远古占有是否是一种取得时效，而在于类似国内法中的物权取得时效是否被承认为国际法的一项制度。因此，两派分歧的关键是时效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和含义。
关于时效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基本上表现为格老修斯学派和法泰尔学派之间的持久论争。按照布卢姆教授的分析，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一般性质的，另一个尤其与时效制度有关。
关于国际时效的争论，从大的方面看，是与私法概念在国际法中地位这一更基本的争论有关。正如劳特派特指出的，起源于几个世纪前的争论，本质上是国际法中的实在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之间的冲突。“实在法学派的基本要求用一个字表述就是：自给自足。它拒绝从除国际习惯或条约之外的任何渊源吸收规则和格言。”因此，它对任何求助于私法类比最不信任。另一方面，实在法学派的反对者——自然法学派——则将罗马法视为活的渊源，以填充它的无数空隙。总的来说，来自大陆法系国家的国际法学者大都是实在法学派，而来自英美法系国家的国际法学家一般属于自然法学派。因此，实在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各自对私法概念在国际法领域中的适用和类比问题上的一般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国际时效问题上的态度。
更具体地说，源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时效的不同界定。在大陆法系中，时间因素是时效的一个构成性因素，适用时效主要是根据时间标准，因此，时间因素在大陆法系中具有根本重要性。在英美法系中，适用时效本质上是推定原所有者已经放弃了所有权，时间因素也只是有助于这种推定的因素之一，或者说是这种推定的简化而已，因此，时间因素在普通法中不具有重要性。既然不同法系对时效制度有不同界定，那么，具有不同法系背景的国际法学家在谈到时效时，实际上是以国内法的时效概念为标准的。这毫无疑问会加剧他们在国际时效问题上的分歧。
总之，时效制度本身具有的政策合理性以及国际社会的特点，是国际法上存在时效有说服力的理由，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国际法学家都赞同国际法上存在着时效，没有几个学者反对国际时效，甚至在反对国际时效的少数学者中，如马藤斯、里维埃表面上否认国际法上存在着时效，但实际上也承认国际法上存在时效制度。
二、时效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和含义。
下面着重从司法裁决和少数国家的国内实践来考察与时效有关的国际实践。
（一）司法裁决。
在白令海仲裁案中，虽然当事方的书面和口头辩论以及法庭的正式判决中都没有提到时效术语和理论，但英国籍的仲裁员汉农勋爵曾不经意提到过时效，并且否认国际法上存在着时效。劳特派特通过对该案的研究发现：“从美国籍仲裁员以及口头辩论中，似乎清楚地表明，美国的一个主要论点正是以时效为根据的……美国代理人在其最后报告中也承认，在准备该案的早期，曾得出结论：援引时效将是困难的。”从该案得出如下结论：组成仲裁庭的法官对时效在国际法中的地位是有争议的;美国曾设想援引时效理论，但最后没有援引，美国没有援引时效，并不意味着它否认国际时效，而是因为“援引时效将是困难的”的顾虑，因此，似乎可以推断，美国是承认国际时效的。
在格里斯巴丹那仲裁案中，当事方在诉状中均援引了时效，然而，裁决却没有提到时效。关于该裁决，学者们有不同观点。劳特派特认为：“在格里斯巴丹那案中，该裁决的理由实际上等于承认国际法中存在着时效，尽管该裁决没有提到时效这一术语。”布卢姆认为该裁决是以远古占有为根据的。实际上，如果将远古占有视为时效，那么可以认为裁决承认了时效。
在查米扎勒仲裁案中，美国以时效为根据，即不受干扰、没有间断地占有，并且自规定里奥格兰德河作为两国边界的1848年条约以来墨西哥从来没有对其占有该领土提出异议为由，主张它对旧河床和现在河床之间查米扎勒地区享有所有权。仲裁庭指出：“用作时效根据的占有的另一个特征是，它应该是平稳的。”而美国的占有并非平稳，因为墨西哥除了不时地提出外交抗议外，还曾计划在本案争议地区设立海关门拄。尽管没有实际设立，但在仲裁庭看来，由于该行为可能导致武力冲突，因此，不能指责墨西哥只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抗议行为。而且，外交抗议在那时是能够阻止一个时效所有权产生的通常措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认为美国的占有是平稳的。仲裁庭最后得出结论说：“没有必要探讨美国援引的时效权利这一有争议的问题，是否已被接受为国际法原则，在没有任何公约规定完成时效期间的情况下，仲裁员们得出如下结论：美国的占有不具有确立一个时效所有权的特征。”一致认为，美国的占有并不是“不受干扰、没有间断和没有异议的”，因此，其权利要求不予支持。关于该裁决，学者们有不同看法，布卢姆认为，该裁决与时效无关，而不是赞同国际法中存在着时效。其他学者如劳特派特、约翰逊以及维荷格斯则认为，该裁决承认国际法中存在着时效。笔者认为，仲裁庭虽然意识到时效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存在争议，但它实际上赞同国际法上存在着时效，并以美国的占有不能满足时效要件为根据驳回了美国的权利要求。
在帕尔玛斯岛案中，荷兰主张国际法中存在着时效原则，而美国则反对荷兰援引时效。胡伯法官拒绝接受美国的权利要求，并以荷兰对该岛连续、平稳地行使主权以及得到了其他国家的默认为根据，做出了对荷兰有利的裁决。虽然仲裁员没有明确提到时效理论，但该案被视为所有与时效有关的案件中最著名的。胡伯阐述了适用于本案的实体法规则，即“连续、平稳地行使领土主权（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是平稳的）实际上就是所有权”。同时指出：“尽管国内法，由于其完备的司法制度，在没有实际行使权利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承认抽象财产权利的存在，但决不限制时效和保护占有原则的效果。国际法，其结构不是建立在超国家组织的基础之上，不能认可国际法将如几乎与所有国际关系有关的领土主权那样的权利，降低到没有实际行使主权的抽象权利。”言下之意是，国际法中更不应该限制时效等原则的效果。另外，胡伯法官暗示，连续、平稳地行使国家权力就是时效。并且认为，该原则一直在不只一个联邦国家中得到承认，指出：“从美国最高法院几个类似裁决中只需援引印地安那州诉肯塔基州裁决就足够了，在该案中，罗德岛州诉马萨诸塞州这一判例是以援引法泰尔和惠顿的著作得到支持的，这两位学者都承认以长时间占有为根据的时效就是有效、不可反驳的所有权。”总之，胡伯法官在本案中虽然没有明确援引时效，但分析裁决上下文可以得出结论，即该裁决不仅承认国际时效，而且阐述了国际时效的含义和要件。正如索伦森所说：“在帕尔马斯岛案中，时效已经得到承认。”当然，也有学者不无遗憾地指出：“遗憾的是，胡伯法官没有充分地阐述时效问题，只是满足于宣称，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将该理论适用于联邦成员国，并且以法泰尔和惠顿的学说为根据。”
在渔业案中，当事方在口头和书面辩论中都曾提到时效理论，并详细探讨了这一问题。英国在答辩中指出，以背离普遍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的方式取得对海域领土的权利，只能是以时效的方式完成的。挪威在反驳中对时效在国际法中的地位提出异议。法院没有就双方的观点发表意见，而是以下述理由做出了有利于挪威的判决，即“外国对挪威实践的普遍默认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英国没有以任何方式对此提出异议。”学者们对该案有不同看法。布卢姆认为，在当事方明确提到时效理论的情况下，法院却没有提到这一问题，只能解释为法院对该理论在国际法中的适用持怀疑态度。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未免过于武断。仔细分析可以看出，法院判决理由有两点：挪威一贯划定领海方法的国家实践;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的默认，这两个理由正是适用国际时效的两个要件。因此，本案暗含地承认了国际时效。实际上，阿拉法兹法官在个别意见中明确提到了时效，而且在这位智利法学家看来，时效理论与历史性权利是同一的。
在敏基埃群岛和埃克里荷斯群岛案中，当事方都主张各自已经长期占有了有争议的群岛，并已经取得了对它们的最初所有权，并且倾向于认为，只有在其最初所有权不能成立时、因而他们援引的占有是不当占有的情况下才援引时效，因此，双方纯粹将时效作为其权利要求的替代性理由。在约翰逊教授看来，当事方不愿意明确援引时效，是由于“存在着纯粹将时效视为通过不当占有取得所有权的手段的倾向。”法院依据当事方提出的第一个理由做出了有利于英国的判决，即英国对有争议的群岛已经确立了最初所有权，从来没有放弃。因此，法院没有对当事方提出的替代性理由发表意见。从约翰逊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事方没有明确援引时效，是处于诉讼策略的考虑，即时效有“不当占有”的恶名。
在某些边界领土主权案中，比利时以划界条约和其他文件根据，认为争议中的领土属于它。荷兰争辩说，即使根据1843年的边界专约，可以认为争议领土的主权授予了比利时，但荷兰自那时起对这些地区行使的主权行为，已经牢固地确立了荷兰主权。法院没有援引时效理论，而是查明比利时的默认是否成立，即“比利时是否由于没有主张其权利并且对荷兰行使主权行为的默认而失掉了主权。”在查明比利时的态度不能解释为默认后，法院做出了有利于比利时的判决。阿曼德一乌戈法官的异议意见和少数法官意见均认为本案可以适用时效原则。
通过对国际司法裁决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早期的司法裁决中，法庭不承认时效在国际法中的地位，或者组成法庭的法官们对时效在国际法中的地位是有争议的。在后来的案件中，尤其是在查米扎勒仲裁案、帕尔玛斯岛案和渔业案中，当事方明确提到或援引时效理论，但法庭仍尽量避免提到或援引时效，但裁决一般是同时强调两个方面：一是权利主张国行使领土主权的事实，另一方面则是对方的默认，尤其是强调后者，而这两个方面正是适用国际时效的要件。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虽然法庭没有明确援引时效理论，但它们实际上适用的正是时效理论;法庭没有明确提到或援引时效，或许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
2少数国家的国内法院裁决。
按照《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国内法院判决，不仅能够表达该国的国际法观点，而且可以作为确定国际法的辅助性资料。
总的来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尤其是早期判决，的确承认国际法上存在着时效。后来的判决似乎提到默认理论，或者交替性地提到它们。在印第安那州诉肯塔基州案中，最高法院援引了法泰尔和惠顿关于国际时效的论述。而且法院在阐述时效时特别强调默认的作用。在后来对路易斯安那州诉密西西比州案、阿肯色州诉密西西比州案、密西根州诉威斯康星州案等一系列案件的判决中，法院遵循了同样思路。
在美国直接电报有限公司诉英美电报有限公司案中，当事方请求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从国际法的观点说明康塞普湾（coneeptionbay）的法律地位。法院援引时效，并且在援引时效理论时，非常强调其他国家默认的作用，而不是关注时效期间。
总之，英美等国的司法机构不仅明确承认国际时效，并且在援引时效理论时特别强调原所有者的默认。
（二）少数国家的国内实践。
与国际时效有关的国家实践，表现为有权代表国家的机关和代表所做出的行为以及口头和书面声明。这些实践表明了这些国家对国际时效的态度。
虽然意识到不存在时效期间，但美国国务卿奥尔尼186月22在致英国驻美大使的信件中明确提到了国际时效。规定将英属圭亚那一委内瑞拉之间的边界争端提交仲裁的18《英美条约》，明确承认取得时效是国际法的一部分。该条约第4条（a）规定：“在50年期间的不当占有或时效应该产生所有权。仲裁员可以将对一个地区的专属政治控制及实际定居视为足以构成不当占有或根据时效取得所有权。”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唯一承认国际时效的国际条约。如上所述，一些国家在具体案件中也曾提到或援引时效。例如，荷兰在帕尔玛斯岛案的答辩状中坚定主张国际法中存在着时效原则，并援引了该理论，但美国却强烈地反对荷兰援引该原则。挪威和瑞典在格里斯巴丹那案中均援引了时效。在查米扎勒仲裁案中，美国援引了时效理论，但没有成功。挪威在东格陵兰法律地位案中提到了时效理论，指出丹麦对有争议领土的权利是以时效原则为根据的。在渔业案中，英国认为挪威的权利主张是以时效为根据的。
可以看出，这方面的国家实践比较少，而且某些国家在国际时效问题上的立场不一致，如挪威;一些国家（如美、英）在国际时效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即认为国际法上存在着时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一方指出另一方的权利主张是以时效为根据时，总是遭到对方的反对，并强烈地否认国际法上存在着时效。有些学者因此得出结论说：“如此稀少的这种国家实践几乎不能得出国际社会或者某一特定国家已经最后地使自己承担赞同一个观点或另一个观点的结论。不同国家在这方面的实践的确不具有确定的一贯性，并且显然取决于——如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所涉国家真正或想象的利益。”诚然，国家实践都是某种动机下完成的，但其法律性质并不取决于这种动机。同样，也不应根据这方面国家实践的多少断定时效在国际法上的地位，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际上，正如持上述观点的学者自己分析的，“这方面的国家实践相对稀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下述事实，即国家援引时效理论，意味着承认了对方最初曾享有所有权，它对争议中领土的权利是不当权利。显而易见，各国并不倾向于做出这种认可。因此，它们尽可能地不主张时效权利。同样，各国也不愿意援引远古占有理论，因为援引该理论可能被解释为，它们承认其对该领土的最初所有权是不确定的。因此，为了避免任何可能误解，各国总是尽可能地避免援引国际时效和远古占有。”其实，除了因时效具有“不当占有”恶名的疑虑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即各国不援引时效理论是出于诉讼策略上的考虑：如果时效国不援引时效理论，那么，原主权者不仅要证明其最初就享有所有权，而且必须证明它从来没有放弃所有权或默认时效国的所有权;反之，时效国明确援引时，则对方只须证明，它没有放弃所有权或默认时效国的所有权，因此，在时效国看来，它没有必要减轻对方的举证责任。
总之，关于时效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时效没有得到普遍性国际条约的承认，即使明确承认国际时效的双边条约也相当少。在国家实践方面，只有英、美等少数国家的国家实践可以说已经形成了承认国际时效的习惯，而其他国家出于时效“不当占有”的恶名或诉讼策略的考虑不愿意援引时效理论。然而，应该看到的是，时效作为“文明各国公认的一般法律原则”无论如何是没有问题的，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规定，时效因而是国际法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时效是国际法的一部分。这一结论能否成立，取决于“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者”的“司法裁决和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
就公法学家学说而言，绝大多数公法学家都承认国际时效，只有少数学者否认国际时效，甚至在反对国际时效的少数学者中，如马藤斯、里维埃等表面上否认国际法上存在着时效，但他们阐述的理论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国际时效。因此，总的看来，公法学家是承认国际时效的。就司法裁决而言，存在着相当多的与国际时效有关的司法裁决。早期的国际裁决明确否认国际时效，或者组成国际法庭的法官在时效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在后来的国际裁决中，即使在当事方明确援引时效理论的情况下，这些司法裁决也是竭力避免提到或援引时效，相反，它们不明确指明理由，而是同时强调两个要素，权利主张国的国家实践以及对方的默认，而这两个要件也正是公法学家在引入时效概念时特别强调的与国内法时效相区别的本质特征。因此，国际司法裁决实际上暗含地承认了国际时效。总之，时效作为“文明各国公认的一般法律原则”，因而是国际法的一部分，这一论断得到了公法学家和司法裁决的证明。
三、结论。
由上所述，可得出以下结论：
1国际法上存在着时效，称为国际时效，包括远古占有时效和国际物权取得时效两种形式。
2国际时效不同于大陆法系中的时效概念，更类似于英国法上的普通法时效，其作用的效果是有助于推定占有者享有所有权即各国对这种情势的一般承认，正因为如此，适用国际时效特别强调对方的默认，而不是取决于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
3可以将国际时效界定为：国家事实上在足够长的时间里以连续、没有间断的平稳方式对所涉区域行使国家主权，并且得到所有其他受到影响的国家的默认的情况下，根据国际法就该国对所涉领土行使主权的法律承认。
国际法论文篇八
不过，从国际法的历史发展来看，古代国际法(或国际法的遗迹)为近现代国际法提供了早期的实践、理念、术语及其概念等。在国际法的历史发展中，基督教因素动态地影响了其发展。从起初《圣经》有关人权、战争的经文、教父神学对战争观的阐释，中世纪教廷有关战争、使节、仲裁等的实践，到近现代社会教廷参与国际条约、参加国际组织、基督教非政府组织参与和影响国际法的实践。可以看出，基督教历史发展起伏对国际法产生了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历史特征的影响。
基督教对国际法的影响是以《圣经》为基础和核心，以神学为纽带和动力推动国家法发展，进而在国家法的实践和发展中影响国际法发展的。与国家法发展的同时，浸透着基督教因素的国际关系现实也需要相应的国际法。面对不同历史时代的世俗问题，实践中需要信仰通过神学予以有力回应。道德神学全面、系统阐述基督教对于国际关系、国际法的信仰主张，是影响国际法的基础性神学因素。基于神学基调，神学家建构并发展了神学主义法学律，其中有关国际关系、国际法的思想主张丰富了国际法的思想宝库。教廷和基督教非政府组织立足其信仰主张，作为非国家行为体，一方面增加了国际法主体的多元性，另一方面显出传统国际法的内部缺陷并为国际法的发展提供了场域和新资源。
国际法在历史演进中主要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产物。不过，从基督教的历史发展看，基督教在初期延续并发展了犹太教对国际法的影响。犹太教对国际法的影响是持续性的。
早期的国际法学者有很多受益于犹太教及其法律理念、制度。国际法形成之后，基督教因世俗性的广泛进取对其的影响日渐式微，但延续了此前的基本范畴，并在全球宗教复兴的大背景下对国际法的影响呈现新景象。
从国际法史可以看出，最先有意识、系统化地阐释国际法理论的尝试由15-16世纪西班牙学派的天主教学者和神学家开启，这项工作接着被许多新教的学者，尤其是由荷兰、英国和德国的新教学者接续。法国大革命及其民族国家巩固后，在民族国家与世俗基础上对国际法的系统阐述才变得常见。自然而然地，欧洲基督教文明施与法律的印记使其发展为一般国际法——基于此可以认为，美洲是构成整体的欧洲文明之一部分。而这种智识的领导权现在正处在混乱和被瓦解的过程中。总体来看，这种影响表现为全面广泛、日渐衰减、宗教回归三种形态。从国际法史的角度看，基督教对于国际法的影响可分为1648年之前、1648-1945年、1945年至今三个阶段。
1648年之前，欧洲历经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历史时期。基督教进入法律领域是从罗马帝国定其为国教开始的。基督教对国际法的影响，起先是从罗马帝国的国内法开始的，最初表现为对当时国家政治、法律的影响，在法律观念和国家关系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因素，包括在罗马法中的对外法律规范，是国际法发展的最初渊源之一。
国际法论文篇九
前言。
第一章儿童权利保护概述。
第一节：儿童的界定及与相关用语的辨析。
第二节：儿童权利的概念及其特征。
第三节：儿童权利法律保护的历史变迁与发展。
第二章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法架构与特征研究。
第一节：儿童权利保护的全球性公约及其特征。
第二节：儿童权利保护的区域性公约及其特征。
第三节：儿童权利保护的其他相关国际文件。
第四节：儿童权利国际法保护的小结和展望。
第三章儿童权利保护的基本原则研究。
第一节：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法律问题。
第二节：平等保护原则的法律问题。
第三节：尊重儿童原则的法律问题。
第四节：多重责任原则的法律问题。
第四章国际法框架下的儿童基本权利研究。
第一节：儿童生存权的法律问题。
第二节：儿童发展权的法律问题。
第三节：特殊状态下的儿童权利问题。
第五章儿童权利保护国际条约的国内实施研究。
第一节：国际条约国内实施概述。
第二节：儿童权利保护条约的国内实施。
第三节：儿童权利保护条约自身的实施机制。
第六章我国儿童权利保护法律制度完善研究。
第一节：我国儿童权利保护的法律框架及其问题。
第二节：司法程序中儿童权利保护及其问题。
第三节：儿童权利的行政保护问题。
第四节：完善我国儿童权利保护的建议。
尾论。
参考文献。
国际法论文篇十
丰富、系统、综合为基本原则“国际法的各项研究首重资料”，不论是价值评判、实证分析，还是批判解构、政策定向，国际法的学术研究必建立在对国际法渊源的研究之上。国际法渊源的研究也需要确立一定的研究方法，因为研究方法不仅是研究的必要工具，也是研究的评价标准。国际法渊源的研究方法的研究，并不解决具体的国际法问题;它是对学者研究国际法渊源的方法进行总结、归纳、甄别，目的是为后续的研究、学术的发展提供轨道与评价标准。国际法的渊源通常被理解为寻找国际法的确定方法，是国际法法律体系在技术层面运作的规定。
虽然没有“渊源”的字样，但毫无疑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规定就是国际法渊源内容的权威表述。虽然条约、国际习惯还有一般法律原则都可以单独的作为确立国际法规则的渊源;但是不论是学者论著还是国际法院的判决，在确定一项法律规则的具体内容时都会全面地分析《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所列举的渊源，包括补充资料。国际法研究总是在广泛搜集相关的渊源之后，将诸按照相互的关系进行系统化处理以得出结论。法律渊源的内容是否丰富，逻辑是否自洽，种类是否多样决定着结论是否具有说服力。可以说，国际法渊源的研究从来不是片面的：丰富、系统、综合是国际法渊源研究方法的大原则，不同类别的渊源的研究也有不同的要求。
二、不同类别国际法渊源的研究方法各有侧重。
(一)条约的研究。
须结合判例条约的解释是指对一个条约的具体规定的正确意义的剖析明白。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2条，条约的解释需要将相关术语的通常含义结合上下文与条约的目的宗旨进行善意的解释即可，如意义难解或解释结果荒谬不合理，还可以使用补充资料。可见条约的解释与案例没有必然关系。但是作为研究的方法，结合案例解释条约是一条捷径。案例不是条约解释的依据，但是案例材料会涉及到几乎全部的相关依据，包括术语的通常含义确定、对条约上下文的界定、条约的目的与宗旨。具体而言，如果某一条约曾经为某一案件的争议焦点，那么该案件的当事各方势必围绕该条款进行大量的论证工作，以试图将条约的含义解释的对己有利，审判机构要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会对争议条款进行详细的阐述：该案件的相关书面材料就是研究这一条文的必读资料与重要索引。比如，在研究“原材料出口限制案”时，涉及到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0条(g)款“可用尽的自然资源”。那么有关这一款的“美国汽油标准案”与“虾龟案”就可以说是必读材料了。从学者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凡是讨论到如何解释“可用尽自然资源”的文章，无不援引“美国汽油标准案”与“虾龟案”。
(二)关注国家实践的相关度，慎重评价。
法律确信国际习惯无疑是国际法的重要渊源，但是国际习惯内容确总是十分模糊。国际习惯如何确定，以及什么时候新的习惯代替旧的习惯都是令人头疼的问题。本文无异于纠缠国际习惯涉及到的诸多法律问题，本文的.目的是分析归纳国际习惯的研究方法。在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国际习惯的研究总是要落到国际习惯要素的研究上，也即法律确信的研究与国家实践的研究，正所谓习惯法的实质内容必须“在国家的实际行为和法律确信中寻找”。在研究中，国家实践的选择要注意实践是否依然存在、实践国在相关领域是否具有代表性。正如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中所言，“所论及的国家实践必须包括了那些相关利益受到特别影响的国家”。法律确信的标准一般来说很高，在实践中也难于证明法律确信是否存在，目前研究的关注点在于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以及决议通过时的情况。
故此，对与法律确信还是应当谨慎处理。以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为例，国际红十委员会列举习惯国际人道法的不同规则，在每一条习惯规则下列举国家实践，然后结合司法判例对国家实践做简要总结。通过丰富的国家实践材料与细致的论述，“习惯国际人道法”的研究结论颇具权威。
三、国际法渊源研究的发展趋势。
詹宁斯和瓦茨在第九版《奥本海国际法》的序言中说道，自1950年以来，国家行为的范围扩大，国际法发生了实质的变化。现在的国际法正处在一个“资料爆炸”的时代。国际法的发展呈现多元化，学者可研究的素材也相应增加。从数量上来看，习惯法的发展并未突飞猛进，但是条约和判例显著增加;遑论各国际组织的文件，各国国际法学者的论述。从类别来讲，诸多国际法的新领域出现，诸如国际水道法等，而旧有的领域内又因国家实践的丰富伴生新的素材。
以国际刑法为例，在40年代，因没有足够的材料，学者只能研究国际刑法的地位、性质，甚至质疑国际刑法的存在;时至今日，随着前南刑庭、卢旺达刑庭、国际刑事法庭、各个混合法庭的实践，国际刑法的法律问题也不断出现，学术研究也相对言之有物。在反复解读实证材料的过程中，国际刑法渊源的研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方法。不难预测，国际法渊源的研究将走上更为具体、实证的道路;不同领域的国际法渊源的研究方法也会随着国际法实践的发展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模式。
国际法论文篇十一
摘要：
本文从国际法专业研究生的双语教学实践现状出发，阐述了双语教学在研究生教育中的必要性，指出为顺应时代的发展以及考虑到国际法课堂教育的特殊性，应当提倡双语教学，并针对改革面临的问题从选用教材、师资力量、水生英语水平、课堂教学模式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关键字：
双语教学；国际法教学；师资力量；课堂教学模式。
1.什么是双语教学。
双语教学在英语中称为“bilingualeducation”，世界语言学专家m.f.麦凯指出，“双语教学这个术语指的是：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的教育系统，其中一种语言常常是但并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语言。”目前国内外关于双语教学的定义林林总总，没有定论。鉴于我国双语教学实际情况，本文所探讨的国际法双语教学是指采用英语和汉语进行的法学学科教学。
2.国际法专业研究生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2.1顺应时代的发展。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我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长，对外经济交往和国际贸易发展迅猛，这就需要大量既有扎实法律专业基础又熟练掌握英语的复合型人才。在此时代背景下，教育部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要求提高双语教学课程的质量，并继续扩大双语教学课程的数量。这就明确要求各高校将双语教学纳入教学实践，使得双语教学成为必要。
首先，国际法作为法学的分支不同于自然学科的客观性与确定性，法学是一门具有浓厚主观色彩的学科，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法律制度，如美国属于英美法系而德国则属于大陆法系。再加上各国的文化差异、风俗习惯不同而形成的法律制度、规则等更是大相径庭。
其次，国际法是指调整国际法主体之间、主要是国家之间关系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国际法不同于国内的民法、刑法等处理的是一国内部的法律关系，国际法更多涉及的是各国签订的条约、国际惯例等。又由于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法律制度、风俗习惯等，尤其法律本身的专业性，术语众多，所以仅掌握一门语言是不够的。鉴于国际法本身的特点，运用双语教学方法进行国际法的教学显得尤为重要。
3.国际法专业研究生双语教学改革面临的问题以及改善方法。
国际法专业的研究生，要想提高科研能力，写出一流的文章，必须对国外最新的专业资料进行研读，若不全面强化自身英语语言能力,就无法形成相对于其他专业的优势,也不能胜任相关实务工作,其专业实践能力就难以得到提升。因而,无论是从培养目标还是专业特点的角度看,都应引入双语教学,目的是在提高学生英语能力的基础上来全面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
3.1选用教材。
选择什么样的教材是进行双语教学非常关键的问题。目前，关于法学双语教材的选用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关于法学双语教学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教材，国内存在有三种观点：一是引进原版教材，二是使用现有的统编法学教材，三是编写适合国内法学双语教程的教材。笔者认为，直接引进原版教材，容易产生理解上的偏差，不利于教学的进行。外文原版教材多晦涩难懂，尽管原汁原味，但学生理解困难。笔者更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即由中国学者编写适合国内使用的双语课程教材。世界上首本用英文写作的中国国际私法专著是霍政欣的《privateinternationallawinchina》。应当注意的是编写双语教材应符合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的要求、严把质量关，且应当正确处理双语教材与统编教材的关系，两者应形成互补的关系，教材难度应当适中。
3.2师资力量。
双语教学最核心的影响因素当然是教授课程的教师们英语水平的优劣。这不仅要求教师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求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以及一定程度的英语水平。但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具备扎实专业知识的老师大有人在，口语流利、通过专业八级的英语高级人才也不在少数，但真正能将两者结合，在教学实践中达到预期效果的人却少之又少。而高英语水平的人才，法学专业基础一般较薄弱，知识理论深度不够。
双语教学要求的教师应该是外语水平高，学科知识强的复合型教师，但是我们应当意识到要培养出数量相当可观的此类教师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当有一个长远的培养计划。首先国家相关部门应当对此类项目投入更多的资源，以刺激各高校有动力开展这样的工作，高校也应当创造条件对现有专业教师进行英语能力的培训。有条件的可以选派优秀教师去国外学习，利用国外丰富的教学资源;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国内外学者的合作，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3.3学生英语水平。
双语教学的开展，也与学生的学习能力密切相关。但是与我国教学的投入相比，我国的外语教学效率并不高。缺乏语言环境、教材脱离实际生活等原因导致我国“哑巴英语”、“聋子英语”的现象比比皆是。
具有扎实的英语功底以及法学基础是学生参与国际法双语教学的前提条件。针对不同水平的学生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一部分研究生已经具备相当的英语水平，使其法律英语水平更快提高的有效的方法之一是，教师布置一定量的国际法相关的翻译作业。学校也应当为推进双语教学设计校园环境，如开设“英语角”，鼓励学生加强英语学习，开展模拟法庭等活动，也可邀请外国法律专家开设讲座，形成良好的学习法律英语的氛围等。只有这样从校园环境出发，才能为双语教学的实施和推广铺平道路。
3.4课堂教学模式。
研究生课堂不同于本科。本科大多进行的是基础的普及性教育，班级人数一般较多，以大课为主。一般采用灌输式教育，而研究生教育由于人数较少，多以小课为主专业性强，更注重开发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但由于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大部分研究生的课堂仍旧多以老师讲学生听为主，缺乏必要的沟通，尤其法律专业知识本身具有不小的难度，再用全英文的教材上课，学生本身也容易丧失兴趣，事先不预习功课更加大了授课的难度。
要使双语教学事半功倍的顺利开展，必须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研究生课堂由于人数较少的缘故，课程设置可更加灵活。课堂除了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可以采用学生分组讨论、老师最后总结的方式，这样学生掌握课堂的主动权，在上课前查找文献资料，形成自己的观点，围绕一个或若干个主题进行讨论，这样采用英语对话的形式，创造了说英文的环境同时又加强了师生之间的学术沟通。在这样的课堂上，应当尽量少纠结于英语句子本身如何翻译、语句结构、语法问题等，重点应当放在法律语言的语言特点分析上，以及采用法律专业课堂所用的教学方法，如法律条文的理解、司法实践操作以及法学著作的研读等。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双语教学仍旧处在摸索阶段，且存在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教师、学生和整个教育大环境的配合。但是更多人越来越意识到双语教学的重要性，随着大家更多的关注双语教学领域，相信双语教学的普及以及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也为日益国际化的中国培养更多的外语水平高、专业知识强的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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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论文篇十二
随着全球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敏感而密切，整个国际社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国际法的作用也日益得成熟、重要。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国际法课程教学内容的设置和学时的安排只能完成国际法的启蒙教育，这种初级教育对于培养法学专门人才的要求来说差得很远。国际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国际条约、国际惯例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条约、国际惯例是兼顾到不同法系、不同国家法律制度的特点而形成的。但现阶段我国学生普遍缺乏锻炼和实践的机会，接触国际实例很难，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影响了国际法的教学效果和本专业的发展。因此国际法教学的改革势在必行。本人主要从国际法的实践教学改革方面谈一下自己的思路和想法，希望能为培养国际法专门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在实践教学过程中重视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的培养和教育。
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教育学论文教育教学论文，道德品质也是衡量人才的一个重要指标。现今世界几乎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公民教育，并同时把它作为学校教育与教学工作的重要任务和目的之一。因此无论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环节德育教育都不应当被忽视。
在欧洲一些崇尚绅士风度的国家，民族的文明素养很高，但是在他们的学校教育课程中却很难找到专门的德育科目，德育一般就渗透在各门教学工作中并同步进行，也就是任何一门学科都兼有道德教育的任务。目前我国大学的课程，在各门科目上一般都设置有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两个部分。就实践教学环节来说，我认为应当设置专门的德育教育部分。在对学生的实践学习环节进行考核打分时应增加具体的道德品质的考核成绩。比如在实践学习中是否注意环境保护、是否体现了人文关怀、是否从事了义工或志愿者的服务等等。总之，凡是能体现公平、正直、诚实、勇敢、仁爱、热爱劳动、艰苦朴素、追求民主、乐观向上、宽容团结的精神品质和行为都可以成为学生实践成绩中的一部分。
（二)案例教学是国际法教学实践改革的重要手段。
案例教学是实践教学的主要形式之一。案例教学法有助于学生理解掌握所学。
摘要内容。但案例教学模式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
1、案例教学教材的选择要注意与当代的国际实践相联系。
在案例的选择上,应根据教学目标进行。既要选择一些典型性、代表性、综合性的案例。将案例与与所讲授的重点内容有机结合,尽量涉及多个知识点或多个章节的内容。同时也要注意调整，随时加入一些具体生动,较受社会关注的案例。以保证教学内容的前瞻性和与时俱进。
目前各个高校教学用的案例教材虽然多，但观其内容，其中所编的案例却大多相同。其中案例也大部分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上世纪90年代的案例都属于年轻案例。当然这其中不乏一些十分典型的案例，所以经常被采用。另一方面也由于国际社会、国际法的特点所决定的。案例材料陈旧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不利于学生了解本学科的前沿知识论文开题报告中国。因此案例教学教材的选择既要注重科学系统性，也要注意与当代的国际实践相联系。在此一方面呼吁广大专家学者能够，即时对当前的教材进行修订与增补。或者多编纂一些新的、与国际法的发展、与当今社会的现状联系紧密的案例教材。一方面也要求广大教师在实践教学中对案例的选择进行甄别、更新。随时关注本领域的最新动态，及时采集新案例。过时的案例被淘汰，新的案例补充进来。在完成某一课程内容的学习后,就可以选取一些时事性、较有深度及广度的案例讨论。甚至直接制作、改编一些案例。以便及时提高教材、教法水平，增强教学效果。因此改编、更新国际法教材，把案例教学法贯穿其中，是我们当前国际法实践教学改革所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2、案例教学的过程要把教师创新教学与学生主动学习结合在一起。
案例教学应该以学生为主体教育学论文教育教学论文，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导作用。教师加以适当的组织引导。具体操作中教师,可以先布置学生课前阅读相关资料,并设计几个有针对性的问题,让学生提前进行思考寻求解答。但注意不要给予过多的提示，以免限制了学生的思路。预习案例有助于学生将所学内容融会贯通,多角度解决问题。
具体由学生完成的部分主要应该有三个环节。首先案情介绍阶段，这部分比较简单，但需要学生事先预习。主要是学生对案例背景介绍，也可以对案例中的要点进行总结，为理解案例提供一个分析框架。第二部分是重点部分，由同学们对案例中所涉及的问题提出行动方案。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们可以相互批评、反驳、辩论。这个过程要求学生们充分参与、发言。同学们可以反驳其他同学的发言，也可以阐述自己的观点。但不能重复其他同学的论点。随着辩论的进行，对案例的分析也会愈加深入，学生对理论的理解也会愈加的透彻并且和有关法律事实密切的结合起来。此时老师只要对同学们遗漏的问题进行提示引导就可以。最后一个环节是学生点评。点评中强调学生对相关案例的点评，这样能够调动学生的思维，促进其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把握，坚持学生自主学习为主，在学生点评的基础上，教师结合本次讨论内容作总结性的点评，指出学生的不足同时肯定其成绩。最后由教师对同学们之前的讨论进行评价打分。不论观点是否正确客观，充分参与就是得分标准的重要参考指标。
在整个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给学生充分空间，真正让学生自主的去分析思考、并提出解决方案。达到培养学生概括、归纳、分析推理能力；口头表达、辩论能力；提出方案、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目的。也有利于养成学生关心、了解我国国情和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动态的习惯。
案例是教学法中的最优资源，也是实践教学的最常用手段。它为师生提供了一个从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从具体到抽象的自然有序的教学认识过程。通过课前预习和课堂讨论为学生营造了一个生动、灵活、深刻的学习氛围。避免传统教学中只讲授空泛冗长的理论，却不能就相关法律事实进行立论分析，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案例教学的重点不是寻找某一确定的答案，而更加注重认识问题和解答问题的过程。面对有挑战的问题和各种可能性教育学论文教育教学论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将得到激发，为寻求答案，学生将会主动分析法律上的争议点，搜寻相关法规和类似案例，得出自己的判断，从而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三)将国外的一些实践课程模式引入我国的国际法课堂。
作为实践教学的一种创新，各院校都在探讨如何将国外的实践课程模式“诊所式法律课程”(clinicallegaleducation)和“法庭辩论课”(trialadvoca2cy)引入各自的法学课堂教学。在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它包括两种形式:“模拟法庭”(mooting)和“辩论技巧”(advocacy)。模拟法庭一般是低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即所有法学院学生都要参加模拟法庭的训练。辩论技巧课,则是为那些有意成为出庭律师的法学院学生开设高级训练课程。
目前我国的大多数法学高校都建立了专门的模拟法庭。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可以把一些经典的案例依照严格的法庭程序进行重现和模拟。通过学生扮演具体的角色，即原告、被告、法官/仲裁员、双方当事人的代理人和有关证人，对案情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实际处理问题的能力，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角。对学生增强学习兴趣、加深理解、学以致用是十分有效的。很好地提高了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基本素质。
但现在大多数的法学院校的“模拟法庭”还只是一种形式。利用效率低，有的学校甚至一学期都不能开展一次模拟法庭活动。案例的选择也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民法、刑法领域。国际法的相关案例十分少见。另外一些学校的模拟法庭的配套设施还不完善，一些学校开展的“模拟法庭”过于注重形式，没有相关法学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这些都是急需改进的地方。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开展“模拟法庭”，尤其是“模拟国际法庭”和“模拟国际仲裁法庭”活动对我们培养学生能力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可能是隐性的，但却是长远的和巨大的。
另外,各法学院校对“辩论技巧”等专业素质的培养形式还在初级阶段。这也是我们应充分重视和积极探索的。
(四)通过分层教学法实现实践教学中对学生主体性和差异性的关注。
这一改革措施主要是在实践教学中更好地根据学生的个体能力、已有基础及学习偏好等来进行有效的教学。“分层教学”的具体做法是，针对班级授课制下不同学生的学习风格和多样性的学习差异，如根据学生在学习时对视觉、听觉和动手操作等不同学习类型的偏好和实际能力，而将学生的课程划分为不同的层次。某一层次既和某一级的学习水平和深度有关，也和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有关论文开题报告中国。在这里我们要十分注意的是学生层次的划分不是由教师主观决定的教育学论文教育教学论文，而是由教师提出划分方案，而由学生自己选择。
比如第一层的学生，在这一层的学生要培养他们对某一话题的基本理解能力。这一层的学生可能是兴趣广泛，动手能力强的学生，即操作型的学生。这一类的学生擅长通过操作实践的方法来学习。那么教师就可以分配这一组的学生就某一国际法案件进行调查研究，提供各种报告资料；为国际法的案例教学提供音像资料、制作多媒体课件；或者进行“模拟国际法庭”“模拟冲裁法庭”活动的准备工作。
第二层的学生主要是培养他们比较复杂的思维能力，其首先要求学生熟练运用他们曾在第一层水平阶段已经学过的东西，懂得如何运用选择、引起或发现更多的体验、认识和结论，同时要求学生自己设计方案并找出答案。这一层次的学生往往是学习比较认真，理论基础扎实的学生。教师要注意拓展这部分学生的思路、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以“模拟国际法庭”为例，教师可以分配这部分学生在“模拟国际法庭”中充当当事人的角色，通过法庭辩论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在这里教师要注意给学生一个完全自由思考和创造的空间，不要过多的限制和说教。
第三层次主要是一些善于思考、见解独立的学生。对这一层次的学生应该着重培养他们更复杂和更具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在这一层级中，学生要学习并运用所学知识，围绕一个现实世界中有争论的主题进行评议和分析。与此同时还要求学生进行批判性地思考并把研究与个人的审美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结合起来。以“模拟国际法庭”为例，教师可以分配这部分学生在“模拟国际法庭”中充当大法官的角色，分层教学法主要适用在实践教学模式中，在课堂教学和期末理论考试当中则不适用。国外教育界的一些专家和实验教师对上述模式的总体评价一般都很高。通过学生的个性化指导，充分发挥每名学生的特长，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树立了学生的信心，帮助每一位学生达到他们的理想目标教育学论文教育教学论文，无疑，这对学生的发展和师生关系的融洽都是十分有益的。
(五)在实践教学中采用小组学习的方法。
小组学习法就是让学生自主组成若干个学习小组。学生们在课余时间可以进行集中学习。包括讨论、讲座和进行调研。
国际法的案例教学过程是一个充分锻炼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贯穿小组学习的方法。通过小组学习，学生们可以互相启发，弥补不足。一方面有利于在课堂讨论中更加有针对性，不遗漏要点；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在比较轻松的环境中提出自己的观点。既有利于学生表达能力的提高，也有助于学生进行不受约束的思考。
对国际法的相关事件进行调查研究也是实践教学的一个有效途径。通过调研能使学生掌握更加详实资料，培养学生严谨求真的学习态度，使学生更加深入的了解社会，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与人交往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快速反应的能力等多种能力。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通过组成学习小组，学生们分工合作也可以促进实践活动的顺利完成。
总之，学习小组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发散思维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的培养都有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国际法的实践教学改革是一个长远的工作，学校在教学过程中要紧紧把握知识、素质和能力三要素，突出培养学生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通过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动手能力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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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论文篇十三
论文最好能建立在平日比较注意探索的问题的基础上，写论文主要是反映学生对问题的思考，详细内容请看下文国际法论文6000字。
仲裁协议作为当事人之间约定争议解决方式的一项协议,一经有效订立,即产生相应的法律拘束力。对于当事人和法院而言,一项有效的仲裁协议具有阻止当事人就协议范围内的争议提起诉讼和排除法院对该争议行使管辖权的效力。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在签订仲裁协议后都能严格遵守,依约将协议范围内的争议交付仲裁解决。但在实践中,也常有一些当事人签订仲裁协议后反悔,无视或违反仲裁协议中的约定,在对方当事人提起仲裁之前,甚至在仲裁程序进行中,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一般会应对方当事人的请求中止诉讼程序,甚至命令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以强制执行仲裁协议,为仲裁协议的有效实现提供支持。本文拟从法院支持仲裁协议的角度,就诉讼程序的中止和法院强制执行仲裁协议等问题作一些研究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和剖析我国现行法律中的相关规定,希望能对促进我国相关立法及实践的发展和完善有所启发和助益。
当事人违反约定将仲裁协议范围内的争议提起诉讼,法院应拒绝受理或中止诉讼程序,以支持仲裁。但是,法院是应主动中止诉讼程序,还是只能应对方当事人的请求中止诉讼程序,以及法院基于何种理由中止或拒绝中止诉讼程序,都是需要加以研究和明确的问题。
根据仲裁国际立法、国内立法以及实践,一方当事人就仲裁协议范围内的争议提起诉讼,只有在另一方当事人提出执行该仲裁协议的请求时,法院才能中止诉讼程序。换言之,法院一般只依据当事人的申请中止诉讼程序,而不主动依职权中止诉讼程序。在起草1958年《关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的过程中,英国代表曾经建议,法院不仅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而且可以自行决定将争议交付仲裁。英国的建议遭到了以土耳其、以色列为代表的多数国家的反对,他们认为,仲裁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愿意将争议交给法院审理时,法院不应享有强制仲裁的权力。最后,《纽约公约》采纳了当前的条文,不允许法院自行中止诉讼程序。
不允许法院主动依职权或自行中止诉讼程序,无疑是有其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的。因为根据意思自治原则,既然当事人有协商订立仲裁协议,选择以仲裁方式解决其争议的自由,那么当事人也应有通过明示或默示方式放弃仲裁的自由,只要他们彼此之间能就此达成一致。一方当事人不顾仲裁协议的存在而提起诉讼,已表明该方当事人放弃仲裁协议的意愿,另一方当事人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援引仲裁协议就法院的管辖权提出抗辩,而是实质性地参与诉讼,进行答辩甚至提出反诉,则亦表明其对仲裁协议的放弃。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已通过其提起诉讼和参与诉讼的行为,默示地达成了放弃仲裁协议的一致。对此,法院理应予以尊重,并及时行使其已经合法取得的管辖权,为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否则,将可能陷当事人于打仲裁不愿、打诉讼不能的尴尬境地。
当事人以仲裁协议的存在请求法院中止诉讼程序,法院是否准许,往往还需视仲裁协议及当事人的有关情况而定。例如,在仲裁国际立法、国内立法以及实践中,通常会有关于仲裁协议不是无效的.、失效的、不可执行的,或申请方当事人未实质性地参与诉讼程序等方面的要求,否则法院可以拒绝当事人的请求,而继续诉讼程序。在有的国家,还曾有过区分国内仲裁协议和国际仲裁协议,适用宽、严不同的标准来决定是否中止诉讼程序的做法。这一方面,英国在以前的做法十分具有代表性,以下将重点进行论述。
(一)依国内仲裁协议裁量中止诉讼程序。
英国传统的仲裁法中曾有所谓法院管辖权无处不在、无所不及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当事人不得借助于意思自治原则,以仲裁协议的形式剥夺法院的管辖权。凡仲裁协议中规定双方当事人不得向法院起诉、仲裁员是双方唯一的和最终的裁判者等条款,在英国法上都被认为是无效的。以后,英国在司法实践中虽一般不主动干预仲裁,但在法律上仍不愿意承认仲裁协议具有排除诉讼的作用。
英国《1950年仲裁法》颁布后,英国在限制仲裁协议的效力方面虽然有明显放松,但仍然很不彻底。主要表现在区分国内仲裁协议和国际仲裁协议,适用不同的标准决定是否中止诉讼程序。这种区分在其后的《1975年仲裁法》中进一步得到了强调,并一直延续至《19仲裁法》生效实施前。
根据《1950年仲裁法》,如果当事人援引一项国内仲裁协议请求法院中止诉讼程序,是否准许,法院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通常须具备以下几项条件,当事人的请求才可能得到满足:(1)争议事项是属于仲裁协议范围内的;(2)被告除出庭外,没有提出(实质性)答辩,也未采取其他步骤;(3)争议的问题不依仲裁协议提交仲裁无充分的理由;(4)请求中止诉讼程序的当事人已准备并且愿意进行仲裁。其中,争议的问题不依仲裁协议提交仲裁无充分的理由这一条件中的弹性措词,为法院认定是否存在拒绝中止诉讼程序的充分理由,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从而使得诉讼程序的中止充满了不确定性。
(二)依国际仲裁协议强制中止诉讼程序。
如果当事人援引一项国际仲裁协议请求法院中止诉讼程序,法院一般须予强制中止,而不拥有任何的自由裁量权。这既是英国所强调的尊重国际商业合同中的仲裁协议的政策的体现,也是英国依《纽约公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要求。根据《1950年仲裁法》及主要体现《纽约公约》内容的《1975年仲裁法》,除非仲裁协议无效(null)、失效(void)、无法执行(inoperative)或不能履行(incapableofbeingperformed),或者当事人之间实际上没有应依该协议提交仲裁的争议,法院不得拒绝中止诉讼程序。
对于仲裁协议无效、失效、无法执行一般比较容易认定,但是对于何谓不能履行,则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雅诺什?帕克齐诉亨德勒与纳特曼股份有限公司一案中,原告由于贫穷,需要司法救助,因而请求法院同意继续诉讼,因为这种救助是仲裁所无法提供的。此外,他也不具备依有关仲裁规则支付必需的保证金的能力。因此,他提出仲裁协议是不能履行的。但法院裁定,这属于一方当事人的实际困难,不属于仲裁协议不能履行。对于国内仲裁协议,原告的贫穷和他对司法救济的依赖,是可能说服法院拒绝中止诉讼程序的,尤其是在所称的贫穷是由于被告违约造成的时候,否则原告就不会有挽回局面的机会。但是对于国际仲裁协议,这却不是一项有效的理由。
国际法论文篇十四
摘要：
本文从国际法专业研究生的双语教学实践现状出发，阐述了双语教学在研究生教育中的必要性，指出为顺应时代的发展以及考虑到国际法课堂教育的特殊性，应当提倡双语教学，并针对改革面临的问题从选用教材、师资力量、水生英语水平、课堂教学模式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关键字：
双语教学；国际法教学；师资力量；课堂教学模式。
1.什么是双语教学。
双语教学在英语中称为“bilingualeducation”，世界语言学专家m.f.麦凯指出，“双语教学这个术语指的是：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的教育系统，其中一种语言常常是但并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语言。”目前国内外关于双语教学的定义林林总总，没有定论。鉴于我国双语教学实际情况，本文所探讨的国际法双语教学是指采用英语和汉语进行的法学学科教学。
2.国际法专业研究生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2.1顺应时代的发展。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我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长，对外经济交往和国际贸易发展迅猛，这就需要大量既有扎实法律专业基础又熟练掌握英语的复合型人才。在此时代背景下，教育部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要求提高双语教学课程的质量，并继续扩大双语教学课程的数量。这就明确要求各高校将双语教学纳入教学实践，使得双语教学成为必要。
首先，国际法作为法学的分支不同于自然学科的客观性与确定性，法学是一门具有浓厚主观色彩的学科，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法律制度，如美国属于英美法系而德国则属于大陆法系。再加上各国的文化差异、风俗习惯不同而形成的法律制度、规则等更是大相径庭。
其次，国际法是指调整国际法主体之间、主要是国家之间关系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国际法不同于国内的民法、刑法等处理的是一国内部的法律关系，国际法更多涉及的是各国签订的条约、国际惯例等。又由于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法律制度、风俗习惯等，尤其法律本身的专业性，术语众多，所以仅掌握一门语言是不够的。鉴于国际法本身的特点，运用双语教学方法进行国际法的教学显得尤为重要。
3.国际法专业研究生双语教学改革面临的问题以及改善方法。
国际法专业的研究生，要想提高科研能力，写出一流的文章，必须对国外最新的专业资料进行研读，若不全面强化自身英语语言能力,就无法形成相对于其他专业的优势,也不能胜任相关实务工作,其专业实践能力就难以得到提升。因而,无论是从培养目标还是专业特点的角度看,都应引入双语教学,目的是在提高学生英语能力的基础上来全面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
3.1选用教材。
选择什么样的教材是进行双语教学非常关键的问题。目前，关于法学双语教材的选用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关于法学双语教学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教材，国内存在有三种观点：一是引进原版教材，二是使用现有的统编法学教材，三是编写适合国内法学双语教程的教材。笔者认为，直接引进原版教材，容易产生理解上的偏差，不利于教学的进行。外文原版教材多晦涩难懂，尽管原汁原味，但学生理解困难。笔者更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即由中国学者编写适合国内使用的双语课程教材。世界上首本用英文写作的中国国际私法专著是霍政欣的《privateinternationallawinchina》。应当注意的是编写双语教材应符合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的要求、严把质量关，且应当正确处理双语教材与统编教材的关系，两者应形成互补的关系，教材难度应当适中。
3.2师资力量。
双语教学最核心的'影响因素当然是教授课程的教师们英语水平的优劣。这不仅要求教师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求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以及一定程度的英语水平。但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具备扎实专业知识的老师大有人在，口语流利、通过专业八级的英语高级人才也不在少数，但真正能将两者结合，在教学实践中达到预期效果的人却少之又少。而高英语水平的人才，法学专业基础一般较薄弱，知识理论深度不够。
双语教学要求的教师应该是外语水平高，学科知识强的复合型教师，但是我们应当意识到要培养出数量相当可观的此类教师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当有一个长远的培养计划。首先国家相关部门应当对此类项目投入更多的资源，以刺激各高校有动力开展这样的工作，高校也应当创造条件对现有专业教师进行英语能力的培训。有条件的可以选派优秀教师去国外学习，利用国外丰富的教学资源;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国内外学者的合作，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3.3学生英语水平。
双语教学的开展，也与学生的学习能力密切相关。但是与我国教学的投入相比，我国的外语教学效率并不高。缺乏语言环境、教材脱离实际生活等原因导致我国“哑巴英语”、“聋子英语”的现象比比皆是。
具有扎实的英语功底以及法学基础是学生参与国际法双语教学的前提条件。针对不同水平的学生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一部分研究生已经具备相当的英语水平，使其法律英语水平更快提高的有效的方法之一是，教师布置一定量的国际法相关的翻译作业。学校也应当为推进双语教学设计校园环境，如开设“英语角”，鼓励学生加强英语学习，开展模拟法庭等活动，也可邀请外国法律专家开设讲座，形成良好的学习法律英语的氛围等。只有这样从校园环境出发，才能为双语教学的实施和推广铺平道路。
3.4课堂教学模式。
研究生课堂不同于本科。本科大多进行的是基础的普及性教育，班级人数一般较多，以大课为主。一般采用灌输式教育，而研究生教育由于人数较少，多以小课为主专业性强，更注重开发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但由于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大部分研究生的课堂仍旧多以老师讲学生听为主，缺乏必要的沟通，尤其法律专业知识本身具有不小的难度，再用全英文的教材上课，学生本身也容易丧失兴趣，事先不预习功课更加大了授课的难度。
要使双语教学事半功倍的顺利开展，必须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研究生课堂由于人数较少的缘故，课程设置可更加灵活。课堂除了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可以采用学生分组讨论、老师最后总结的方式，这样学生掌握课堂的主动权，在上课前查找文献资料，形成自己的观点，围绕一个或若干个主题进行讨论，这样采用英语对话的形式，创造了说英文的环境同时又加强了师生之间的学术沟通。在这样的课堂上，应当尽量少纠结于英语句子本身如何翻译、语句结构、语法问题等，重点应当放在法律语言的语言特点分析上，以及采用法律专业课堂所用的教学方法，如法律条文的理解、司法实践操作以及法学著作的研读等。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双语教学仍旧处在摸索阶段，且存在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教师、学生和整个教育大环境的配合。但是更多人越来越意识到双语教学的重要性，随着大家更多的关注双语教学领域，相信双语教学的普及以及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也为日益国际化的中国培养更多的外语水平高、专业知识强的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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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论文篇十五
摘要：国际法,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律原则和规则，涉及国家间政治、经济、法律各个领域，是国家间进行交往的行为规范和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标准。只有做好国际法的研究工作才能保证国家交往与合作的正常进行，更好地保护各国的自身权益和维护与发展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关键词：国际法国内法发展。
1.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国内外的学者们认为,国家主权作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石是毋庸置疑的,但不能绝对化,主权的行使也要受到某些限制,这是为了解决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所必需的。但如何限制,限制多少,学者们见解各不相同。有学者指出,国家主权包括经济主权。对主权的限制是基于国家的认可,是主权权力行使的表现而不是剥夺。尽管主权在经济全球化中不会消亡,但主权的行使必定受到来自国际社会和国家内部的限制。有学者认为,主权与全球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矛盾,这也决定了主权行使的限制。还有的学者提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应把主权的功能界定为一种对话的实践,使国际法律体制由强制性模式向管理性模式转化。多数学者赞同从现实来看,主权不会消亡,将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但全球化带来的许多重大影响值得细化研究。
法的内在特质的普遍性与形式特征的共同性以及法治社会对法律体系融合协调的基本要求,决定了国际法与国内法必须且只能在法律规范的统领下和谐共生、协调一致。从规范上看,既可以是单个规范之间的一致,也可以是由个体规范组成的规范群的调适,还可以是规范性法律文件间的妥协。从方式上讲,国际法律规范与国内法律的协调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不在于国内法与国际法孰先孰后或平行对待,关键在于法的本身是否为良法,而正义与秩序才是衡量法律之善的尺度。
有学者提出,传统法理以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为核心,因而国际法不能以限制缔约国的主权来对缔约国产生法律效力,而只能在缔约国主权限制下对缔约国产生一定程度的义务约束。但二战后及联合国成立以来,缔约国在履行国际法的义务时,其本国的主权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国家主权学说不得不面对国际法领域出现的新问题作适应性的调整。影响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新问题有许多,独立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欧盟法院、世界贸易组织等在监督国际法实施中的影响、国际人权公约给传统法理带来的影响等。研究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不能抽象地、无针对性地议论,而要就国际法与国内法发生联系的具体情况和条件区别论证。
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在国内如何适用的问题,由于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学者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修改宪法或在宪法性法律如立法法、缔结条约程序法等中加入有关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的规定,使国际条约具有高于一般国内法的地位,二者并用,在二者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前者。因为在我国批准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制定法律的两种议案要经过同样的审批程序,并且经同一立法机关审议进行,二者不会发生矛盾。
有学者认为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领域,国内法院直接适用国际条约不仅将导致国家主权对内职能的削弱,而且也不利于国家履行条约的国际义务。我国应修改原有的国内立法或者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使其符合我国所缔结的国际条约的要求,即要以执行国内法的方式适用国际条约。
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不同的法律体系，但由于国内法的制定者和国际法的制定者都是国家，这两个体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彼此不得互相对立而是互相紧密联系的，互相渗透和互相补充的，国家在制定国内法时，应考虑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不应违背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国家在参与制定国际法时应考虑到国内法的立场不能干预国内法，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可以从各国的国内法得到补充和具体化，国内法可以从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得到充实和发展。两者互相补充、互相渗透、但不是互相干扰和排斥的：国际法不得干预国内法，国内法不得改变国际法，两者的关系应该是协调一致的。
3.国际法的未来发展与制约因素。
首先，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为人类活动开辟新领域。世界的范围相对地缩小了，人类的关系空前地密切了。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也必然会反映在国际法的发展上，从而使国际法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变化。近现代国际法是如此，当代国际法亦然。今天，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和社会的深远影响尤为明显，它也深刻地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推动了国际法各个分支的演进。
回顾国际法的演进，我们能够找到许多反映科学技术对国际法规则的产生和发展有影响的例证。然而，国际法的发展经常滞后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很好地适应国际社会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展所带来的严重的利益冲突所导致的。这几乎体现在国际法的各个领域。例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外层空间的探索和利用、国际海底开发制度、知识产权以及如何弥补南北经济发展的鸿沟等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科学技术本身当然不能为自己制定规则，人类也同样不能成为科学技术的奴隶。唯一的选择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制定新的国际法规范以适应国际社会的需要。
其次，国际法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深受国际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国际政治的制约。事实证明，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有助于国际法的发展，而国际强权政治会窒息国际法的生机，因为它为国际法划定了一个非常狭窄的天地。人们从国际法的历史演进中可以发现，国际法对国际政治有一种畸形的从属性。中世纪和近、现代国际法，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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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论文篇十六
20世纪80年代以前，公益性是大学的唯一属性。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使大学的经济功能日渐凸现，《服务贸易总协定》主张的教育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公益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要解决中外合作办学中凸显的规模与质量、成本与机会、学术与利益等诸多矛盾，就必须坚守教育公益性原则，这样才能促进中外合作办学的良性发展。
当今的国际法范围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而日益扩大。国际法所涉及的领域已经从最初对维持和平的关注扩展到包括关注现代国际生活的所有利益，教育也成为国际法发展进程中得到关注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服务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gats”)的签署，使得教育服务贸易被纳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体系，教育的产业属性和经济功能愈发明显，这对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公益性形成巨大冲击。中外合作办学作为经济全球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催生的必然产物，如何适应gats的规则约束，如何把握教育的公益性原则，一直以来备受关注与争议。
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拓展与规制。
我国中外合作办学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颁布以来，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中外合作办学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发展，更为主要的是其办学主体对教育服务贸易利益的.追求。
中外合作办学在教育服务贸易内属于“商业存在”的服务提供形式，gats要求全体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兑现承诺，逐步实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
而事实上，在中外合作办学实践过程中，教育公益性与营利性的冲突日益加剧。我国政府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公益性原则一贯持肯定态度，且始终强调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
然而，根据“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参照gats关于服务贸易的定义及规则(第1条第3款)，从中可以看出，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教育服务是一种具有商业性质的教育，不属于政府职能且不是公益性的服务，只属于私人消费而不属于公共消费。因此，我国政府必须将在gats框架下对教育服务贸易领域做出的承诺转化为国内法，赋予中外合作办学作为教育服务贸易领域，以“商业存在”的形式存在，而应具有的营利性的合法效力。
2.中外合作办学公益性与营利性的冲突与融合。
现实是中方教育合作机构在合作办学中体现出明显的营利性和产业性价值取向，导致政府与高校在合作办学的主要价值取向上出现错位。外国高校进入中国市场从事合作办学的主要价值取向也是在于获取经济价值，看重其营利性和产业性。
近年来，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发展的情况看，许多学校在办学过程中都存在着营利行为。营利性教育服务贸易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程度之后的必然产物，但是其自身仍然在固守和坚持着教育的公益性原则，没有因为营利而受到改变。公益性是教育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属性，教育服务并不因为其具有可交易性而改变其公益性。
对教育服务公益性的倡导和坚持，既有利于教育服务本身的发展，又能够为营利性创造更加优质宽松的外界条件。而教育服务在获取收益回报的同时，能够更有基础和实力来维护教育服务的公益属性。
教育服务贸易符合国际化趋势的现实发展，将以往的以公益为单一属性的教育服务转化为以公益与营利为双重属性的存在。
3.中外合作办学公益性的坚守与发展。
中外合作办学近十年来发展迅速，成效显著，但也存在办学层次不高、办学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中外合作办学有公办性质的，也有民办性质的。对于公办性质的中外合作办学形式，其中不应该存在合理回报问题;对于民办性质的中外合作办学，相关合理回报的问题可以遵照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所有中外合作办学的学历教育性质上都是在中国的办学，都应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大框架下进行调整，都应遵循公益性原则。
国际法论文篇十七
不过，从国际法的历史发展来看，古代国际法(或国际法的遗迹)为近现代国际法提供了早期的实践、理念、术语及其概念等。在国际法的历史发展中，基督教因素动态地影响了其发展。从起初《圣经》有关人权、战争的经文、教父神学对战争观的阐释，中世纪教廷有关战争、使节、仲裁等的实践，到近现代社会教廷参与国际条约、参加国际组织、基督教非政府组织参与和影响国际法的实践。可以看出，基督教历史发展起伏对国际法产生了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历史特征的影响。
基督教对国际法的影响是以《圣经》为基础和核心，以神学为纽带和动力推动国家法发展，进而在国家法的实践和发展中影响国际法发展的。与国家法发展的同时，浸透着基督教因素的国际关系现实也需要相应的国际法。面对不同历史时代的世俗问题，实践中需要信仰通过神学予以有力回应。道德神学全面、系统阐述基督教对于国际关系、国际法的信仰主张，是影响国际法的基础性神学因素。基于神学基调，神学家建构并发展了神学主义法学律，其中有关国际关系、国际法的思想主张丰富了国际法的思想宝库。教廷和基督教非政府组织立足其信仰主张，作为非国家行为体，一方面增加了国际法主体的多元性，另一方面显出传统国际法的内部缺陷并为国际法的发展提供了场域和新资源。
国际法在历史演进中主要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产物。不过，从基督教的历史发展看，基督教在初期延续并发展了犹太教对国际法的影响。犹太教对国际法的影响是持续性的。
早期的国际法学者有很多受益于犹太教及其法律理念、制度。国际法形成之后，基督教因世俗性的广泛进取对其的影响日渐式微，但延续了此前的基本范畴，并在全球宗教复兴的大背景下对国际法的影响呈现新景象。
从国际法史可以看出，最先有意识、系统化地阐释国际法理论的尝试由15-16世纪西班牙学派的天主教学者和神学家开启，这项工作接着被许多新教的学者，尤其是由荷兰、英国和德国的新教学者接续。法国大革命及其民族国家巩固后，在民族国家与世俗基础上对国际法的系统阐述才变得常见。自然而然地，欧洲基督教文明施与法律的印记使其发展为一般国际法——基于此可以认为，美洲是构成整体的欧洲文明之一部分。而这种智识的领导权现在正处在混乱和被瓦解的过程中。总体来看，这种影响表现为全面广泛、日渐衰减、宗教回归三种形态。从国际法史的角度看，基督教对于国际法的影响可分为1648年之前、1648-1945年、1945年至今三个阶段。
国际法论文篇十八
在前文,我们已提到国际法渊源的外延非常广泛,至少包括:道德规范、正义观念、法理或国际法学家的学说著作、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准条约(软法)、法律解释、司法判例、国际习惯等。这里将其中争议较大、易混淆的三种(司法判例、权威国际法学家的学说、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国际法渊源挑选出来,做一简单说明。对于司法判例,《国际法院规约》第59条已明确规定:“法院裁判除对当事国及本案外无拘束力”;这样的规定就排除了英美普通法的“依循判例”,法院判决只对案件当事国和本案有拘束力,而对于后来发生的案件没有拘束力,从而使法院没有在英美普通法中创设法律的功能,所以判例不是国际法的表现形式。但国际法院或国际仲裁庭在审理案件中适用国际法时,总会对国际法律原则、规则、原理进行论述,这些论述常常会被援引,并且在一般国际实践中也得到尊重,也有可能发展为一般法律原则、规则,因此判例是国际法的重要渊源。
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也应为国际法渊源,但很多人持不同看法。《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没有提到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可以作为确立法律原则之补充资料,这可能与当时国际组织的作用还没有现在重要有关。但是,国际组织本身是独立的国际人格者,其做出的决议属于单方面的行为,一般无法律约束力,不是国际法的表现形式。虽然它们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它们对国际法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不仅对国际习惯法的形成有贡献,有的还成为缔结条约的基础。因此,它们是重要的国际法渊源。
国际法因素是指不能单独成为国际法渊源，但却对国际法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直接或间接作用的成分或因素。它的特点在于:。
(1)片面性和必要性。像公法家学说，法官内心确信等，它们虽然不能单独成为国际法渊源，但如果能与其它因素相结合就有可能转化为上述的国际法渊源。
(2)直接或间接影响国际法的产生和发展。国际法因素的最大贡献是它对国际法的推动作用。格老秀斯的(海洋自由论》于16出版，在当时便提出海洋自由或称为公海自由原则对推动海洋法公约等海洋法规范的产生和发展;纽伦堡和远东军事法庭通过对二战的主要战犯进行审判为之后的卢旺达军事法庭的审判、前南军事法庭审判，以及现在将要对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军事审判提供了相应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规范、原则、制度。
国际法论文篇十九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__年前，我们朝气蓬勃，热情奔放，满怀着闯荡世界的豪迈志向；一转眼，跨过世纪年轮，进入不惑，都已成为孩他爹，娃__。
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隆重举行__班同学毕业__周年聚会。这次聚会由丁__、刘__、杨__、张__等几位同学的热心发起，得到了全班广大同学的积极响应。经过近一个月的联系筹备，今天，同学们如愿以偿，相聚在一起，重温旧情，共叙友情。在此，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本次聚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对因故未能参加的个别同学，送去我们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弹指一挥间，须臾__年，__年的分别，__年的牵挂，给了我们足够的相约相聚的理由。忆往昔，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青春飞扬。初到母校时的那份惊喜、那份纯情、还有那一丝不安，如今历历在目，恍若昨天。曾记否，田间小径，课外漫步，夕阳下聆听鸟儿欢唱；曾记否，元旦晚会，载歌载舞，共同迎接新年的曙光。春去秋来，流转时光，梦境依旧，温馨如昨，悲欢岁月，往事茫茫。回首__余年的风风雨雨，回望我们曾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冲淡的是我们所经历的人生坎坷、悲欢离合，浓郁的却是我们从容平淡、不拘于功名利禄的同窗情谊。__年思念和盼望，酿成了一坛浓香的美酒，今天，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分享！
__年前我们有缘走到一起、坐到一处、玩到一块，一日同学，百日朋友，割不断的情，分不开的缘，但愿相识能相知，相遇能相爱，相识不易，相处更难，同窗三载，因为有缘！今生无缘，今日有缘，天祝一聚，三生有缘！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共同祝愿：友谊长存，激情永在！我提议，为同窗之谊，为今日重逢，干杯。最后提醒同学们，“情未了”篝火晚会等着你。
谢谢。
国际法论文篇二十
国际法是各国公认的调整国家关系的有约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简单地说，国际法就是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它是随着国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1)国际法的主体主要是国家，调整的主要是国家之间的关系。
(2)国际法是国家之间以协议的方式制定的。
(3)国际法的强制实施，主要依靠国家本身的行动。
国际法的渊源是指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第一次出现、确立并获得法律效力的地方或事实。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
国际条约是国家之间的协议，是现代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国际条约一般应以书面形式存在，从内容讲可分为造法性条约和契约性条约。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际条约都是一般国际法的渊源。造法性条约的主体涉及到世界性的内容，它的缔约者是开放性的，各国都可以参与批准、制定，这样的条约可以长久性地存在，它有普遍的意义，是直接的国际法渊源。契约性条约一般指两个或少数几个国家只为他们之间特定的事项达成协议，没有世界性的意义，不直接产生一般国际法规范，并不直接成为国际法渊源。只有经过发展，该条约所载规则被反复采用并得到公认，或构成国际习惯后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
国际习惯是各国在反复实践中形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不成文的行为规则。它是指被各国接受为法律的国际实践或通例，也就是在国际实践中形成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如外交特权与豁免、国家责任等。
构成国际习惯必须具备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有通例存在，即国家间长期的、反复的、广泛的、一致的作为或不作为，就是所谓的“物质因素”;二是通例被各国确认具有法律约束力，即国家把通例认为是法律规范，就是所谓的“心理因素”。
三、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但彼此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1)立法方式不同。
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在它们之上没有一个超越国家统一的最高立法机关，因此，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主要由各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以协议的方式制定(国际条约)，或由主权国家明示或默示承认而确立(国际习惯)。而国内法则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
(2)生效条件不同。
国际法必须得到国家的承认方能生效，得到国家的承认就意味着得到该国国内法的承认，它是体现各国家的集体意志的.。而国内法则是由该国家的立法机关制定，经过该国一定人数的公民通过即发生效力，它体现的是该国的国家意志。
(3)适用范围不同。
国际法一旦生效，其适用范围是世界上明确承认国际法的所有国家;而国内法则只适用于该国国内的法人和自然人。国际法是国际社会的法，它只调整国际关系，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之间，或者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国内法是调整一国权力下的国内成员之间关系即自然人之间、法人间、自然人与法人或其他实体间的关系。
(4)强制方式不同。
国际法的强制执行只能依靠国家采取单独的强制措施来保证。一旦有人破坏国际法，某个或者几个国家，甚至也可能是整个国际社会就会遭到非法侵害，这时就需要整个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制止打击违法行为，使国际法得到维护和执行，使违法者回到国际法的立场上来。国际上虽然有国际法院，但它没有强制管辖权，因此国际法的实施除依靠各国自觉遵守外，主要依靠国家本身的力量。国内法依靠国家权力之下的司法机关、其他行政执法机关和国内的军队来保证遵守和执行。
国内法有时也可以变成国际法，其成立的条件是该国内法要得到多数国家的承认;同时，国际法可以根据自身的性能渗透到国内法当中，成为该国内法的一部分。根据我国宪法和一般法律的规定，国际条约是我国法律的组成部分，它们低于宪法，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但与一般法律冲突时，优先执行国际法。如果不遵守、执行国际法，就要承担国际法律责任。
1.确立辨明国际问题是非曲直的标准和法律依据。一方面，国际法作为行为规范，为各国间互相交往提供了行为标准，各国应该以国际法为依据规范和约束自身的行为，以国际法为标准评判自身行为的对与错。另一方面，国际法作为审判规范，是裁决是否脱离和违反国际法的审判标准。国际法要求各国予以遵守，但违反甚至破坏国际法的行为并非就是否定了国际法存在的价值;相反，国际法的作用之一，就是对这种违法行为进行制裁，使有关的国家承担法律责任，从而更好地保证国际法的实施。
2.规定国际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减少国际纠纷。国际法是主权国家通过一致协商制定的法律，任何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发达程度如何，都必须遵守国际法，不允许有超越国际法的特权国家存在。一方面，国际法是各国家参与制定的，遵守国际法意味着国家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法律，从维护国家自身的意志和利益出发，国家愿意自觉地用国际法对其行为进行自我约束。另一方面，单个的国家不可能制定国际法，国际法是世界各国协商一致的结果，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破坏了这种由各国协商制定的国际法，其他国家为维护自身或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就要单独或集体采取行动制裁违法者，以相互约束的方式确保国际法的实施。
3.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建立各种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以便明确国际责任。国际法是国际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确立世界各国在国际交往过程中的行为规则。在国际法中，特别是在一些造法性的国际条约中，直接为国家规定了权利与义务，国家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国际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国家内政等，既是国家的权利，同时又是国家的义务。享受国际权利和承担国际义务是国家的重要属性，国际法将国家间的具体权利与义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赋予法律上的约束力，由各国予以遵守，有利于防止战争与冲突，保障和平与发展，有利于建立正常的国际秩序，促进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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