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总结，我们可以发现潜在的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如何有效策划和组织活动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总结案例，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篇一
罗马风格欧洲教堂的装饰艺术设计是指12世纪以前欧洲教堂的整体装饰风格。
1.以黑白色调的搭配为主罗马风格时期欧洲教堂的装饰艺术最具代表性的当然就是意大利的教堂，这一时期欧洲正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的建筑体现了鲜明的古罗马特色。同时，这一时期战乱频繁，古罗马文化对当时文化的影响依然比较明显，xxx依然是最高的宗教统治者。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并不繁荣，受到战乱和统治者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教堂在装饰风格上主要是以黑白色调为主，其目的就是为了体现出罗马教皇的高高在上和主的意志神圣不可侵犯。由于当时战乱，主的仁爱思想受到很大的压制，而这也体现在教堂的装饰风格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意大利的比萨大教堂，这座教堂建于1063年，教堂的外部与古罗马时期的建筑风格十分相似，采用的都是乳白色的大理石，在内部上与古希腊神殿的建筑风格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内部有很多乳白色的柱子，既能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又能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走进大堂一眼就能看到高高耸立的柱子，以及两侧黑白条纹装饰图案，中央是一副正襟危坐的圣母装饰画，中间是著名的伽利略吊灯。整个装饰风格显得庄重、简约，又不失肃穆，很好地反映出了当时的欧洲文化。
2.多用精美的雕刻作为装饰众所周知，雕塑是欧洲艺术的杰出代表，在长期的发展历史当中，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雕塑家，如乌东、吕德、罗丹等，都是欧洲雕塑的杰出代表。雕塑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古希腊时期有关希腊神话的雕塑是其优秀的代表，而在古罗马时期，文化的繁荣让雕塑出现了第一个高潮。欧洲最重要的宗教文化当中，当然也不可避免会涉及到雕塑艺术的应用。除了比萨大教堂大量地应用了一些雕塑艺术之外，其它的一些教堂也有很多著名的雕塑艺术作品。圣彼得大教堂建于326-333年，随后虽然经过了重建、修正，但是依然保留了很多带有古罗马风格的雕塑，其中就有雕塑艺术史上的无价之作——xxx雕塑作品《圣殇》，当然作品的风格与罗马时期的雕塑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依然能够看到那种传神的风格，这也是整个教堂最重要的装饰作品。当然该教堂还保留了公元3世纪的一些浮雕作品，虽然有的雕塑作品时间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是依然能够看到鲜明的罗马时期的艺术风格。
二、哥特风格欧洲教堂的装饰艺术。
哥特风格欧洲教堂的装饰艺术指的是12世纪到15世纪哥特文化流行期间，欧洲教堂在内外部的装饰情况。
1.装饰的色调丰富多彩从12世纪开始，欧洲社会逐渐步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繁荣的文化开始从希腊、罗马传递到欧洲各地，同时哥特文化开始兴起，这对欧洲教堂的装饰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在装饰的色调上。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出，在12世纪之前，欧洲教堂在装饰中主要使用了黑白相间的色调，虽然在一些绘画当中有别的颜色的使用，但是整体上呈现出黑白相间的特点。而到了哥特文化时期，欧洲教堂的装饰开始变得丰富多彩，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金色的应用，当时教堂装饰中一般都是采用的纯金装，金色代表的是高贵和财富，正是因为金色的应用，让教堂变得金碧辉煌。其中作为梵蒂冈罗马教皇的驻地，圣彼得大教堂在改建以后，随处可见金色的应用，而多彩绚丽的绘画艺术让整个装饰色调显得更加丰富。比如说始建于12世纪末的丹麦奥尔胡斯大教堂，其主祭台上的神像几乎都是金色装饰的，然后用红色、绿色等其它颜色点缀，增强了一种神秘感，显得高高在上，不可侵犯。
2.多彩的绘画艺术大量出现在教堂装饰当中，除了雕塑之外，最重要的装饰作品就是绘画。12世纪到15世纪之间，欧洲的绘画艺术开始从黑暗向黎明迈进。在这一时期，绘画开始大量用于教堂的装饰，并且与雕塑艺术相互融合，主要用于教堂内部墙壁、屋顶的装饰。奥尔胡斯大教堂的边门中就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带有神秘色彩的绘画，这组绘画虽然以宗教为内容，但是表现的并不是耶稣、圣母等传统的题材，而是一种神魔鬼怪的装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西斯庭教堂天顶画》，这是15世纪最著名的画家xxx的作品，位于意大利西斯廷教堂。作品在教堂短廊式的500多平方米的天顶上，以圣经《创世纪》为主线，先后描绘了九个基督教神话场景，包括《神分光暗》《创造日月与动植物》《创造水和大地》《创造亚当》《创造夏娃》《原罪•逐出乐园》《挪亚祭献》《洪水》《挪亚醉酒》，全部作品总面积达到600平方米，天顶画的装饰图案全部绘以建筑结构的样式，这与教堂实际的建筑结构取得谐和，因而当人们仰观整个天顶画时，它更显得庄严华丽。在主题思想上，xxx确定所绘人物的内容时，不拘泥于情节的宗教依据，只着重于表现人的本质力量，蕴含着基督教深刻的精神与历史价值，可以说达到了宗教绘画的一个顶峰，与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一起被称为15世纪绘画中的不朽之作和无价之宝。
三、巴洛克风格欧洲教堂的装饰艺术。
巴洛克风格起源于16世纪，从17世纪开始流行于欧洲，这种艺术风格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艺术风格，如错觉的再现传统等，但是却追求一种繁复夸饰、富丽堂皇、气势宏大、富于动感的艺术境界，可以说是一种艺术的“浮夸”效果。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篇二
始终无法忘记初中时刚接触绘画，听老师讲起梵高，在美术书上看到他的向日葵，我说不出他的画那里好，但他的画就是让我着迷，如痴如醉。我看了一遍又一遍，也许是他的热情感染了我，我希望我就是那朵向日葵，永远向着太阳。
后来慢慢的对梵高有了深入的了解，他生性善良，热爱生活，但在生活中屡遭挫折，艰辛倍尝。他献身艺术，大胆创新，在广泛学习前辈画家伦勃朗等人的基础上，吸收印象派画家在色彩方面的经验，并受到东方艺术，特别是日本版画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出许多洋溢着生活激情、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向日葵》、《星夜》、《麦田群鸦》等代表作，大都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六年中完成的，表现了他心中的苦闷、哀伤、同情和希望，透过这些作品，我可以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梵高，更加理解画家的精神和思想。
文森特•威廉•梵高，出生于荷兰赞德特镇一个新教牧师家庭。24岁之前曾在海牙、伦敦、巴黎等地的古匹尔画店当店员，后来成为传教士，在比利时西南部的博里纳日矿区传教，由于同情和支持穷苦矿工的要求而被解职。在度过了一段极度失望和贫困的生活后，他决定在艺术的探求中完成自我的解脱。1880年以后，他到处求学，向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求教，向荷兰风景画家安东•莫夫学画，但最后还是决定自学。在1886年以前，他的作品还都处于探索的时期，代表作有《吃土豆的人》、《纺织工》等。1886年梵高随他担任古匹尔画店高级职员的弟弟来到巴黎，结识了图鲁兹一劳特累克、高更、毕沙罗、修拉和塞尚，并参加印象主义画家们的集会，在色彩方面受到启发和熏陶。1888年2月，他同高更结伴同行，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写生作画，长达一年之久。这是他艺术风格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南国的强烈阳光和阳光照耀下的市镇、田野、花朵、河流、农舍和教堂，使他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明亮一些，再明亮一些!”但后因两人意见不合，高更离去，梵高的精神也开始逐渐分裂。梵高于1888年12月23日发病后，病情时好时坏，时重时轻，一次次住进医院。1889年5月他被送进离阿尔一公里的圣雷米神经病院，成了彻头彻尾的精神病人。但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梵高的绘画竟然突飞猛进，风格迅速形成。然而这奇迹的代价却是一个灵魂的自焚。1890年，经过圣雷米的德莫索尔精神病院的长期住院治疗，病势稍有好转后，梵高回到巴黎，住在瓦兹河畔的奥韦尔，接受伽塞医生的专门治疗，并勤奋作画，作有《伽塞医生肖象》、《奥韦尔的教堂》等。但是，在1890年10月27日，在同伽塞医生发生争吵之后，梵高在麦田里开枪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梵高一生留下了丰富的作品，直到去世之后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这些作品中作者突出地追求自我精神的表现，一切形式都在激烈的精神支配下跳跃和扭动。这样的艺术对20世纪表现主义影响甚深，特别是苏丁和德国表现派画家，从梵高的作品中吸取了不少重要的原则。他是继伦勃朗之后荷兰最伟大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画家。但是，当他还活着的时候，一共只卖出过1幅画。
提起梵高的经典作品，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往往是《向日葵》。它是梵高在阳光明媚灿烂的法国南部所作的，现藏于伦敦国家画廊。画面上那种仿佛是从作者内心里流淌出来的金黄色肆意渲染，单纯的陶罐花瓶，粗糙的台布，层层叠叠的阳光交织成的背景，在台布上泛动着光晕；充满朝气的9朵向日葵正值盛开时节，花盘未尽显露出来，甚至带着娇嫩的绿色，而另外几朵向日葵则是苍老的、成熟甚至是行将颓败的，花瓣残缺不齐，枝桠僵硬并扭曲倾斜。这似乎暗示着某种宿命，虽然在强烈阳光的沐浴底下，向日葵还是逃脱不了苍老颓败的结局，仿佛一切都那么短暂地辉煌，世间万物都不可能像太阳一样永恒放光，短暂似乎是一切万物的宿命。然而，梵高将阳光的金黄色强加给了所有的背景物，空气、花瓶和台布等等。当他一笔笔仔细地完成从调色板到画布的颜料转移时，他应该看到，整个画室里已经被那种耀眼的金黄色所照亮了，包括他的脸，他那严肃的表情，他的精神世界。在梵高的笔下，那一团团如火焰般的向日葵，不仅仅是植物，而是带有原始冲动和热情的生命体，他们更狂放地表现出画家对生活的热烈渴望与顽强追求，宣泄着画家对生命的尽情体验与永久激动。
梵高的另一幅代表作品《星夜》，画于1890年6月，现藏于纽约现代美术馆。《星夜》呈现两种线条风格，一是弯曲的长线，一是破碎的短线。二者交互运用，使画面呈现出眩目的奇幻景象。这显然已经脱离现实，纯为梵高自己的想象。在构图上，骚动的天空与平静的村落形成对比。柏树则与横向的山脉、天空达成视觉上的平衡。暗黑的龙柏树巫一样飘舞着，涡旋般的星云、旋转的大小星体、甚至是新月都在快速旋转中。那种狞厉的流纹仿佛是宿命的流向，一切都是动荡不安的，摇摇欲坠的。而教堂的尖顶显得那么渺茫无助，它的尖顶几乎被夜空的涡漩所淹没。梵高的世界其实就是如此脆弱无助，而他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涡漩中。全画的色调呈蓝绿色，画家用充满运动感的、连续不断的、波浪般急速流动的笔触表现星云和树木；在他的笔下，星云和树木象一团正在炽热燃烧的火球，正在奋发向上，具有极强的表现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梵高曾在给弟弟迪奥的信中写道“凝望着璀璨的星空，我总是不由得浮想联翩……我不禁问自己，为什么夜空中闪烁的亮点不能像法国地图上的黑色标志那样容易到达呢？我们只需坐上火车就可以到达特鲁斯肯或卢昂，而到达星星那里却要经历一次死亡之旅”。梵高所描绘的那些搅动着的漩涡似的星辰，在我们看来也许只是新奇创意的景色，但事实上那是作者心中的暗涌，以及对死亡的诠释。或许对于梵高来说，死亡并不是灾祸，而是通向天堂的隧道，是种精神的解脱。
梵高的最后一幅油画是《麦田群鸦》，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幅逼真而可怕的写照，也是他留给世人一份刺目的图像的遗书。那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画面：一块被三条岔道切割成两等分的麦田，最左边的道路几乎呈现出一种边界的状态，中间一条道路以令人无限遐想的s形向远方延伸，道路的尽头全是一片迷茫与阴森，道路旁边是充满敬意的绿草，另一条道路向右边遽然偏离并消失。它仿佛一个举着双臂的人，平躺着，双肩上举着丰收的麦田。那种令人激动并慰藉的金黄色，仿佛太阳照耀的圣域，它点燃了一个人的内心的喜悦。而却在此时，天空令人不安地被乌云遮住了，准确地说，那是一群会飞动的阴影，它是一群乌鸦，纯黑色的乌鸦以及远处天空中出现的阴霾仿佛是女巫的黑色大氅一样遮住越来越少的阳光和麦田的光芒。它是一种矛盾的心情，是一种内心深处隐约的恐惧。这就是濒临死亡之前的梵高的世界，他眼里的世界分为两种颜色，一种是令人激动的金黄色，它是属于他那执著的精神的阳光色彩，另一种是令他恐惧的阴影和失望，他对那个世界失去了最后的信心，他的心情因此被切割瓦解，一块麦田因此陷落，一片阳光因此而支离破碎。
梵高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作画，像荆棘鸟般用灵魂与鲜血谱写生命的最后华章。在这幅绝笔画中表达出梵高的“悲伤与极度的寂寞”，他的结局似乎早就注定了。于是在奥维尔，七月灿烂的夏天，他朝自己的胸膛扣动了扳机，倒下的一刹那他的灵魂归于永恒的金黄色大地，这位癫狂的天才画家终于得到了解脱。
我要向我灵魂深处最爱的艺术家致敬，梵高一生坎坷，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精神世界已经完全破碎。一如大海，风暴时起，颠簸倾覆，没有多少平稳的陆地了。然而与之相对的，却是他对艺术的爱。在面对不可遏止的疾病的焦灼中，他说：“绘画到底有没有美，有没有用处，这实在令人怀疑。但是怎么办呢?有些人即使精神失常了，却仍然热爱着自然与生活，因为他是画家!”“面对一种把我毁掉的、使我害怕的病。我的信仰仍然不会动摇!”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绘画有着偏执信仰的“疯子”，用其短暂的一生向我们描绘了他对生命的热爱与追求，诉说着他的激情与理想，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永恒的色彩。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篇三
摘要：作为两种意识形态范畴，宗教与艺术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且互为不可或缺的形成条件。就如同早期异教偶像崇拜时期，欧洲的基督教圣像画就深受其影响。而西欧中世纪的圣像画则受到了拜占庭艺术的影响从而得以繁荣发展，而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国家是意大利。意大利的地理环境，人文主义革命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及科学理性主义精神的影响，促使意大利绘画艺术发生重大转变。意大利时期的圣像画无论是在功能上，还是形式上及其他各个方面，都将圣像画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本篇文章将从政治历史文化角度以各种绘画因素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像画艺术进行相对系统的总结和归纳，希望通过这些总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圣像画艺术的进一步理解和认识。
1.绪论。
文艺复兴是一场“复兴”的运动，即对古希腊、古罗马科学和艺术的再生。
从审美角度看，宗教和艺术都具有审美价值，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繁荣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绘画艺术的空前发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宗教绘画具有其他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双重涵义——不但具备了一定的宗教意义，而且富有审美价值，并将这二种绘画因素进行完美结合。
在文艺复兴时期，理性化的宗教信仰和世俗化的社会趣味在这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结合在一起，这个阶段的艺术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既隐藏着信仰的危机又充满着现实的回归，既是古代宗教艺术的总结，也是人文主义文化的起点。而圣像画艺术是基督教美术中最为典型的艺术图式之一，对这一艺术形式的起源，形成与演变过程进行深入比较分析，将会更有助于理解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发展的全貌，可以促使我们发现绘画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2.圣像画基督美术的概述。
2.1基督教文化的历史背景。
基督教诞生于1世纪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东地中海地区。它的前身是犹太教，当时在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地等地的犹太人不堪忍受罗马统治者的残酷奴役，又无法挣脱苦难，于是在城市贫民中滋生出悲观情绪，期望出现一位救世主，基督教便应运而生了。基督教吸收了犹太教的教义，并且不断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教义。基督教徒笃信耶稣基督，认为耶稣基督是本教的创始人，也是人们所期待的救世主。他们把犹太教的《圣经》称为《旧约》，并且编纂了自己的《新约》，而《新约》与《旧约》合在一起便成为基督教的《圣经》。
并提供了一种人类需要的重要信仰。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再度颁布赦令，禁止基督教以外的所有原有宗教，基督教也自此上升到精神统治的特权地位。西欧各国的中世纪美术作为基督教信仰和神学的表达形式，也随之不断地发展与演化。
2.2基督教美术的发展。
基督教在开始时秘密流行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疆域，由于处于非法的地位，基督徒们只能在普通的房子里举行他们的聚会和宗教仪式，与此同时，也诞生了一种比语言更能体现其教义的美术形式。为了躲避官方的搜捕，基督徒们的这种宗教仪式后来转移到地下墓窟中，墓窟的天花板和墙壁上装饰着各种《圣经》图案。因此这些墓窟艺术可以看做是早期基督教美术的宝藏和起源。
基督教合法化后，教徒们的聚会和宗教仪式便回到地面上，基督徒神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为了更好地传播宗教教义，让教徒们聚在一起做礼拜，正式的基督教堂开始兴建，同时也导致了与教堂相关的雕刻与装饰等其它美术形式的空前发展。在早期基督教美术的发展中，手抄本插图、浮雕、骨刻、织物等实用装饰工艺品也都各具特色，并为欧洲以后上千年工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初始的范例。
3.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作品中出现基督像及其他圣像画的影响原因。
3.1社会历史原因。
3.2哲学思想原因。
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在中世纪神学长期统治之后，开始恢复它的世俗性和科学性。唯物主义日渐占优势，无神论也开始在酝酿。对自然的观察与实验代替了经院派的繁琐思辨；感性认识得到了空前的重视；理性代替了对权威的盲目崇拜，精神解放了，人的地位提高了。人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尊严与无限发展的潜能。文艺复兴时期，市民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最早提出反对封建“神学”的思潮就是“人文主义”，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世俗文化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人文主义肯定人是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他们要求文学艺术表现人的思想和感情，科学为人生谋福利，教育发展人的个性，把思想感情、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人性自由反对人身依附，从而丰富了这个时期的绘画。
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像画作品仍然大量存在。但是在新的科学技术和理性主义的辅助下，艺术家的作画技巧显得更加的娴熟，这时期的宗教人物形象已经比中世纪时生动鲜明了很多，少了高高在上、冰冷不可侵犯的畏惧感，多了一丝尘世的生命气息和亲近感。
4.1意大利的地理环境优势。
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与意大利国家的社会改革是分不开的。意大利地处地中海，如佛罗伦萨、威尼斯之所以经济比较发达，其原因在于他们优越的地理位置，古罗马文化是古希腊文化的延续，处在这样的地理位置。文艺复兴必然发生在意大利了。
4.2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
“文艺复兴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在中世纪内部生成的文化运动。”就绘画艺术而言，在中世纪的后期，对人的肯定和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已见人文主义的端倪。由于千年来中世纪教会权威的压迫与束缚，人们反抗的意识逐渐强烈，开始与传统的思想观念进行对抗，开始向往世俗美好自由的生活。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摆脱不了基督教题材，但画家们并不是描绘传统的圣经故事情节，而是以宗教题材，展现现实人性的价值，探索人的灵魂深处的奥秘。由于形象来自于现实生活，画家笔下的神灵形象也随之人性化了，彻底改变课中世纪宗教画呆板、程式化的传统。这一时期的宗教绘画，还出现了以大自然或建筑物为背景，借助神灵表现人的情感和个性的作品，充满了现实色彩和人情味，从而把虚幻的宗教，从天上拉到了人间。
4.3科学理性主义精神的影响。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在科学理性主义的影响下，对探索自然充满了激情。这一时期的艺术家注重对自然和科学的探索，新的艺术与科学密切联系，后者为前者的发展提供了飞速发展的机会。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学者兼建筑家阿尔伯，他倡导将透视法运用到艺术创作过程中去。他在书中给绘画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所谓绘画，无非是一个视觉角锥体在一定距离上的横断面，有一定得中心和适当的光照，并以线条和色彩在一定平面上表现出来；这种基于科学、理性、客观角度观察世界的方法，迅速成为观察世界的一个新的途径。”
文艺复兴盛期的画家达·芬奇认为，画家必须以博大的理论知识作为艺术创作的坚强支撑。以科学、理性、严谨的态度去研究探索一切物象的基本特征。
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圣像画艺术的艺术成就——以达芬奇及其作品为例。
机综合，从而在形式和内容上达到完美的统一。
达·芬奇是一位全面发展的伟大艺术家。其涉及的领域之广泛，在文艺复兴时期是绝无仅有的。他在进行创作时，追求一种真实的立体感，且善于运用透视法、明暗对比法、晕涂法来营造出一种柔美、和谐的氛围。15世纪后半叶，意大利的圣像画开始发生巨大转变。尤其是在之前的伟大艺术家马萨乔的透视法则的影响下，圣像画已经变得与世俗化没有太大差别了。而圣母子像，这一经典的宗教图式形象也变得不再如以往那般神秘而不可捉摸。达·芬奇是这一时期绘画艺术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圣母子像作品基本分为两种类型：室内的母子半身像以及室外的圣家族群像。前者更重视表现细腻的生活细节，也更着意对画中人物情感的表达；如《喂奶的圣母》、《拈花的圣母》等等；而后者所涉及的作品包括《岩间圣母》与《圣安娜与圣母子》。
5.1达芬奇作品《拈花的圣母》的赏析。
达芬奇拈花的圣母。
著名的《拈花圣母》画于1478年。它表现的是年轻的玛利亚和儿子耶稣在一起的情景。这幅画虽然也是采用宗教题材，但却完全排除了宗教画的气息，充满着浓厚的人情味。这里的圣母已不再是传统宗教画中的那种超脱人世的冷漠的面孔。
达·芬奇将圣母与圣子绘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之中，圣母玛利亚将耶稣放在自己的腿上，左手扶着耶稣的后背，表现出母亲对孩子的一种自然的关爱，右手则拿着一朵花放在耶稣的前面。耶稣正试图从母亲手中拿走那朵小花，脸上显示出极为认真的表情，而玛利亚注视着儿子，脸上浮现出幸福、愉悦的笑容。玛利亚的头发向后梳起，露出了宽宽的额头，她身上所穿衣服的褶子被画家绘制得十分自然。而衣料在灯光下反射出的光彩也被达·芬奇细致地加以描绘和表现。达·芬奇将《拈花圣母》中的圣母玛利亚与耶稣的形象都刻画得非常圆润，耶稣是以裸体的形象出现。顽皮的蹬腿的动作提升婴孩耶稣活泼、可爱的特质。圣母及耶稣头上依然顶着象征神灵的光环。达·芬奇的绘画大多都对圣像画做了改动。这幅画更具有达芬奇成熟时期的特征，特别是达芬奇逐渐舍弃坚硬的轮廓线，使人物的外形逐渐溶入背景，纯粹以明暗来定义物体与空间的关系，同时明暗的渐层过渡十分细腻，可见此时达芬奇已能善用“晕涂法”的效果。对于人物以外的其它描写也简化许多，省略了不必要的细节，以强化人物主题的重要性。
5.2达芬奇作品《岩间圣母》的赏析。
达芬奇岩间圣母。
悄然兴起的世俗性作品，画面上的一切无不体现着新意：情节的艺术化处理；不寻常的难以捉摸的风景；人物与环境的有机融合；光的巧妙利用；高尚的美所辉照出的人物形象。这幅画的主题是小施洗者约翰在圣母玛利亚与天使面前参拜基督，达芬奇将他们安顿在幽美神秘的岩石风景间，圣母、孩子和天使直接坐在山岩地上，渐浓渐淡的轻烟薄雾呈现出佛兰德斯或威尼斯画派所少有的朦胧画意，整个景象如幽远的梦境。充满了诗一样的温情，祥和而且典雅。
在《岩间圣母》中，他不仅将施洗者约翰和耶稣都画成儿童形象，还加入了年轻的圣母和天使。画面中，圣母玛利亚位于中间爱你的位置，正在用她的手扶着小约翰的肩部。达·芬奇又利用短缩法在了她的儿子小耶稣的将圣母玛利亚的另一只手放在她的儿子小耶稣的头上。而画面一侧的天使则一手扶住耶稣的背后，另一只手若有所指的伸向小约翰。整个画面呈金字塔字构图，各个人物之间也形成紧密的联系。在绘制《岩间圣母》时，达·芬奇改变了以往的传统绘画形式。画面显示出他对于凝重色彩的偏好以及独特的用光原则。在背景的刻画当中更是采用了透视法，增加了画面的立体感。
达·芬奇在艺术和科学两个领域的成就一同被《岩间圣母》这幅作品表现出来。画面上每一块岩石，每一棵草，每一朵花，都足以证明达·芬奇在地质学与植物学方面的渊博知识。画中采用重叠的岩壁多方面反射过来的柔和的光线，不仅造成人物脸部与身体细致入微的质感，同时还赋予形象以独创的富有诗意的光晕。还有人体的组织构造，身上皱纹和女人鬈发的机械学法则，这些被科学家达·芬奇用精确的实验证明的科学知识，现在又被艺术家达·芬奇结合成一个富有诗意的画面整体，转变为一支生动的、无声的音乐，一曲美丽的，自然的赞歌。达·芬奇在自己的作品中，把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及的“神”拉到凡间，成了亲切、生动的人，人与自然景物浑然一体，安详和谐的气氛与和谐静谧的自然景色令人神往，很自然地使人们想到温馨、甜美的家庭生活，圣母和耶稣就是这家庭中的一员。
5.3达芬奇圣像画的绘画艺术特征。
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圣像画美学特征与艺术成就。
在14至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圣像画的功能和形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变革。尤其是在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新时期，由于科学理性主义、人文主义、自然主义等文化思潮的影响，在各个时期不同个性的画家引导发展下，宗教题材绘画中的世俗化因素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像画，从总体上来讲，已经成为神的人性化肖像，以往威严刻板的形象已经逐渐消失。而基督教圣像画艺术发展至文艺复兴盛期的拉斐尔时期时，对于由乔托和杜乔发扬光大的中世纪圣像画传统进行重新诠释，赋予了圣画像以新的神圣和崇高。16世纪的威尼斯画派将宗教圣像画彻底向世俗化转变，同时风景画、人体画开始大量出现，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圣像画传统，在文艺复兴盛期拉斐尔的圣母像作品里短暂回归后，至此已彻底成为历史，或者说，圣像画和肖像画已经没有什么明显区分了。
7.结语。
基督教圣像画艺术，作为宗教和艺术结合的典范，从中世纪的纯粹象征主义绘画发展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带有世俗化倾向的宗教肖像画，期间经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的艺术形式上的改革，既有对传统宗教艺术的借鉴，又同时融合了自己时代的科学理论成果，最终将理性主义的写实技巧与神秘主义的象征隐喻内容完美结合，在文艺复兴盛期达至艺术的巅峰。
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的绘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摆脱不了基督教题材，但画家们并不是描绘传统的圣经故事情节，而是以宗教题材展现现实人性的价值，探索人的灵魂深处的奥秘。在思想内容上，画家们还将人文主义思想和美学价值，纳入了宗教题材之中，通过神来表现人，反应现实人生。由于形象来自于现实生活，画家笔下的神灵形象也随之人性化了，彻底改变课中世纪宗教画呆板、程式化的传统。这一时期的宗教绘画，还出现了以大自然或建筑物为背景，借助神灵表现人的情感和个性的作品，充满了现实色彩和人情味，从而把虚幻的宗教，从天上拉到了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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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美术作品论文篇四
导言：
西方绘画作为世界美术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我曾有幸在大学期间学习了西方绘画史，并亲自尝试了西方绘画的创作。通过这段学习和实践的经历，我深刻体会到西方绘画的特点和艺术价值，对此我愿意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西方绘画的形式和技法。
西方绘画的形式和技法极为丰富多样，从传统的油画到当代的水彩、素描等各种绘画媒介都有所涉及。对我而言，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油画的细腻表现力和立体感。油画能够通过层层上色和明暗对比，创造出更加绚丽的效果。我在创作过程中掌握了浓淡的运用、线条的运动感表现以及色彩的配合等技法，使我的作品更加生动有力。此外，西方绘画还注重透视和构图，能够巧妙地运用透视原理和构图技巧，使画面更加有深度和层次感。
第二段：西方绘画的题材和主题。
西方绘画的题材和主题丰富多样，涵盖了宗教、历史、风景、肖像等各个领域。不同的时代和地域产生出截然不同的绘画风格和题材特点。在学习西方绘画史上，我深入研究了一些著名画家和经典作品。例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展现了一种神秘和深邃的面孔，使人无限遐想；而毕加索的作品则以他独特的艺术语言表现了社会现实和情感世界。从这些作品中，我领悟到西方绘画情感表达的力量和多样性，也激发了我在创作中对不同题材和主题的探索。
西方绘画的审美观念深深熏陶了我对艺术的理解。其中之一是西方绘画强调对自然的观察和再现。通过对光影、色彩和线条的细致描绘，西方画家能够还原自然界的细节和美感。同时，西方绘画也注重艺术家主观感情的表达。西方绘画家们在创作中注重个人对题材的理解和情感的投入，使作品更加个性化和富于情感共鸣。这种审美观念的影响，使我在创作中注重观察现实，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体验。
学习西方绘画史和实践西方绘画创作给予了我许多启发。首先，西方绘画教会了我如何更好地运用颜色和光影效果，使我的作品更加生动。其次，西方绘画的透视和构图技巧让我更加关注画面的整体效果和平衡感。此外，通过学习西方绘画的各个时期和流派，我了解了不同艺术家和风格的特点和发展脉络，提供了对各个时代的艺术发展的宏观理解。所有这些启发都让我在绘画创作中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和实践。
第五段：未来对西方绘画的思考。
西方绘画作为世界文化的瑰宝，无论是在艺术史上还是在绘画创作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随着对西方绘画的研究和实践越来越深入，我对西方绘画的兴趣和热爱也日益加深。未来，我希望能够进一步学习和探索西方绘画，继续提升自己的绘画技巧和艺术修养，为艺术创作做出更多有意义的贡献。
结束语：
通过学习西方绘画史并亲身实践，我对西方绘画的形式、技法、题材和主题，以及审美观念有了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西方绘画的多样性和艺术表现力给予了我许多启发和思考。相信在未来的创作中，我将继续秉持对西方绘画的热爱和追求，为艺术事业贡献力量。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篇五
在文艺复兴时期当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成就最高。他们的艺术成就达到了西方造型艺术继古希腊之后的第二次高峰，仅绘画而言，则达到了欧洲的第一次高峰。其中尤以达·芬奇最为突出，恩格斯称他是巨人中的巨人。在艺术创作方面，达·芬奇解决了造型艺术三个领域——建筑、雕刻、绘画中的重大课题：
1、解决了纪念性中央圆屋顶建筑物设计和理想城市的规划问题；
2、完成了15世纪以来雕刻家深感棘手的骑马纪念碑雕像的课题；
3、解决了当时绘画中两个重要领域——纪念性壁画和祭坛画的问题。
达·芬奇的艺术作品不仅象镜子似的反映事物，而且还以思考指导创作，从自然界中观察和选择美的部分加以表现。壁画《最后的晚餐》、祭坛画《岩间圣母》和肖像画《蒙娜丽莎》是他一生的三大杰作。这三幅作品是达·芬奇为世界艺术宝库留下的珍品中的珍品，是欧洲艺术的拱顶之石。
达芬奇最为世人所熟悉的就是他绝高的绘画艺术，其最著名的作品有：《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等。
《蒙娜丽莎》的绘制前后历时四年。据说模特是佛罗伦萨人，刚刚丧婴，为解除她的痛苦并露出自然的微笑，莱奥纳多便请人来为她奏乐。她的微笑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有时似乎是很严肃有时又象很温柔；有时略含忧伤有时又显讥讽。蒙娜丽莎的右手更被称为“美术史上最美的一只手”。
《最后的晚餐》绘制在格拉齐教堂圣餐厅的墙壁上。达芬奇一改前人绘制“最后晚餐”围桌而座的布局，让所有人物座成一排面向外，而耶稣基督座在最中间。
中国动画史。
漫画在中国，不足百年历史。最早推至清朝末年，陈师曾氏在上海刊行的《太平洋报》上有即兴随意之作，小形、着墨俭省而意趣颇浓。惜其战火频仍，尘封烟袭，刊物散失，难窥全貌，只是鲁迅、郑振铎氏所辑《北京笺谱》内，搜集陈氏类似漫画之作，尚能一睹初期漫画之余韵。到了二十年代中期，更准确地说到了1925年，丰子恺有画刊载于《文学周报》，编者特称之为“漫画”，漫画之名始见于大众。自此及今七十年间，中国漫画后来居上，备极绚料，如奇花异葩，毕呈瑶苑，蔚为大观。漫画家们以创造性的精神、丰富的生活体验和艺术造诣，发展光大了漫画这门绘画艺术，尤其是漫画更多地贴近和反映现实，使得七十年间的漫画作品显示出七十余年的人间相和世间相，从不同的层次和侧面揭露和讽刺了旧中国的腐败和黑暗，反映了民族争取解放的画卷，宣传了民主思想和时代风貌，抒发了个性的艺术品位，这样使得漫画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的瑰宝，在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1976-1990经历了文革之后，动画行业自然也受到了很大冲击，而且上美影在1972-1976年间拍摄的17部动画片如《小号手》《小八路》《东海小哨兵》等给后来的动画创作理念投下了一个严重的阴影：写实主义和教育目的，这使动画片被定位为给小孩子看的充满教育意义的课外教材，这种思想不仅延续下来而且还在大部分人心里深深的扎根，也就是这个观念才造成了后来动画片的尴尬地位。
1990年——2002年首先是九十年代各大动画制作厂家开始与国际动画业展开交流与合作数字生产手段取代了以往的手工绘制方式，大大提高了制作效率；各种体制制作单位的多元化发展，使制作数量有所增加；各种专业和多能人才进入这个行业，使制作质量比以往有较大提高；但是即使数量和质量都增加了，由于制作动画片是给孩子看的这个理念问题，在题材内容上并没有太大突破。
通过学习这门课，我了解了许多，但仍然许多方面不了解。但在未来闲暇时间，一定更深入了解西方艺术。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篇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批苏联双簧管专家的到来，让国人第一次见到了来自西方的双簧管演奏和教学方法。当时苏联专家的教学风格是注重手指技巧，轻视对音色的控制和基本功训练，哨片偏薄，音色也薄而亮。当时国内乐团因急需双簧管演奏员，多从唢呐演奏员里挑选人员转学双簧管演奏。到了上世纪50年代，我国聘请了德国演奏家魏切西和捷克演奏家亨邓塔在北京开办大师班，经他们培训出的双簧管学员，首次接触到了有别于苏联的教学方法和演奏技巧，使我国双簧管演奏和教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我国文艺事业翻开了新篇章，大量西方古典音乐唱片、磁带以及cd出现在市场上，音乐爱好者们见到了不同演奏家、不同演奏风格的音乐作品。双簧管作品录音在当时的市场上虽数量极少，但以霍利格尔、谢林博格为代表的德国体系演奏家录音资料的出现，仍然极大地开拓了国内双簧管爱好者的眼界。能够赴欧洲特别是西欧学习，成为了当时国内双簧管学者的梦想。有个别学者通过罕有的机会得以赴欧美留学，如今这些学者除个别留在欧美工作外，大部分都已归国任教，并成为第一批将西方双簧管教学体系带回国内的教师。他们经过近二十年的教学积累，已总结出一套适合中国学生的科学方法，他们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双簧管教学领域的顶梁柱。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大批国内音乐学院学生得以赴欧美学习双簧管，这其中又以赴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的居多。他们大多在国外学习多年，能够全方位地接触到西方音乐和教学方法的精髓，这些学者归国后大多成为了当今各大音乐院校和乐团的青年教师与演奏员，为中国双簧管事业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机。更有甚者，通过自身努力已与欧美著名演奏家、教育家比肩而立，例如现担任纽约爱乐乐团首席双簧管演奏家的王亮，以及年纪轻轻就已获得德国著名音乐学府莱比锡音乐学院双簧管教授职位的林卿。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开放，当代国内各大音乐院校的双簧管学习者既能通过互联网接触到大量音乐资料，也有机会在学习期间参加国内外各类双簧管专家的大师课，学习到更多先进的演奏技巧和方法，最终通过科学的练习达到更高的演奏水平。经过几代双簧管教育者的努力，中国双簧管学者正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二、哨片和基本功训练。
哨片对于双簧管演奏者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发声载体，它就好比人体声带对于歌唱者一样重要。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双簧管教学体系非常重视学生对哨片的控制以及基本功训练。通常学生在初学阶段，必须掌握单独吹奏哨片的技能。一般的教学方法是:让学生在哨片上练习从低音到高音，再由高音返回低音的长音、音阶以及滑音，学生需要通过哨片尽可能吹奏出最低音(通常是低至小字一组的so或升fa)至最高音(通常为小字二组的re或升re)的每个半音，直到能够将音阶节奏吹奏得平稳均匀且音准准确，然后再练习由最低音到最高音的上下行滑音，有的教师还要求学生能够在哨片上吹奏出部分乐曲的旋律。这一练习旨在提高学生对哨片的掌控能力，体会如何使用嘴型和气息的变化去控制音高和音量，因为在单独吹奏哨片时，嘴和气息的压力要远大于在乐器上吹奏，所以当学生能够很好地掌握吹奏哨片的方法时，也就能在吹奏乐器时更加轻松。近年来，此种哨片练习法已逐渐被国内双簧管教育者熟知并加以运用，对于快速提升我国双簧管初学者演奏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哨片制作方面，西方双簧管教师一直主张学生自己动手制作哨片，并在课堂上为学生讲解哨片制作的全过程，有些音乐院校还会定期举办哨片制作研讨会。反观国内在此方面的现状，虽然教师们特别是有留学经历的教师大都具备教授学生制作哨片的能力，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学生们更多地选择直接购买成品哨片，很多学生甚至不具备对哨片做细微修整的技能，这不得不说是极其遗憾的。哨片制作虽然工序繁琐，耗时费力且成品优质率较低，但通过制作哨片，学生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哨片的发声原理，并明白在吹奏时哪些问题出自哨片，又应该如何调整而使吹奏变得更容易。笔者认为，只有通过亲手实践，才能充分了解哨片乃至乐器的工作原理，从而提升自己的演奏水平。值得庆幸的是，近两年来，国内出现了以葛克迅先生为代表的具备工匠精神的发明人才，研发出了具有世界领先技术的做哨机。他研发的做哨机可在法式和德式哨片模具中切换，且体积小巧，容易操作，在哨片精修步骤中为双簧管学习者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使哨片制作变得更轻松、灵活且具有很高的成功率。这一研发成果得到了中西方双簧管演奏者和教育家们的广泛认可，成为中国双簧管人对全球双簧管爱好者的一大贡献。基本功训练主要指强化学生在气息、音色、音准、节奏等方面的训练，此类训练对学生掌握优美的音色、正确的音准和稳定准确的节奏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的训练尤其以德国教学体系最为系统和科学，德国拥有世界公认的最优秀的交响乐团和双簧管演奏家，这和他们历来在教学中注重学生基本功训练密不可分。近些年来，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强化基本功训练已成为国内双簧管教育者的共识，并着力在提升学生气息、音色、音准等专业素养上创造出更多的科学方法。首先，在强化学生气息运用上，中西方双簧管教育者有着一致的方法和见解，即通过有节奏的吐气、吸气练习，以及运用吹吸管、吹纸巾、变换站姿和坐姿等方法，让学生充分了解到吹奏双簧管的呼吸原理和控制气息的能力，然后将这种呼吸法逐渐运用到长音、音阶和乐曲的练习中去。其次，在熟练掌握气息运用的前提下，通过嘴型的配合让学生吹奏出圆润而优美的音色，同时加强训练学生的听力，让其逐步摆脱对校音器的依赖，最终靠听力分辨所奏音符的音准。在节奏训练方面，由浅入深地使学生掌握好每一种节奏型，从最简单的四分音符开始，运用各类教材上的节奏练习，强化学生对每种节奏型的记忆。在练习乐曲时，应让学生分段、慢速练习，当学生在慢奏时既能做到节奏准确，又能做到运指清晰，接下来便可提升到下一个更快的速度，如此反复练习。最后的目标是让学生在演奏中既拥有优美松驰的音色，又让听众在音准、节奏上找不出问题，从而达到具备一定专业素养的演奏水准。
三、乐感的培养。
双簧管的演奏既要有“器”，更要有“乐”，要使二者融为一体。[2]如何培养学生在演奏时的音乐感觉和处理方式，一直是音乐教育者的重要课题。在此方面，中西方具有各自的教学特点。在西方，以德国、法国为例，德国的双簧管教师往往要求学生熟知所吹奏乐曲的时代背景、作曲家和作品特点以及当时的音乐风格，并在遵循乐曲时代风格的前提下进一步分析和声变化，从而确定乐句的走向。学生对乐句的处理和衔接，以及对音准、节奏的准确把握，是他们所看重的。而在法国乐派，教师们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更偏好启发学生的想象力，着力培养学生在音乐处理上的个性化，在遵循乐句基本走向的同时强调突出重音、强弱对比以及音头音尾的细节处理。由此可见，在乐感的培养方法上，中国的教学模式与法国体系相近，擅长采用启发式教育，注重学生的个性培养，更多的是通过给学生讲故事或营造画面感的方式，调动学生想象力。当然，这种教学方法的缺点也很明显，由于缺乏对乐曲和声、旋律的分析，音乐处理过于自由，容易出现学生每次演奏同一首乐曲时都有不一致的处理，并且音乐线条不够连贯，乐句走向不够清晰，学生受自身情绪和心理状态的影响很大，容易造成音乐处理时好时坏的结果。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该结合学生实际来确定教学方法。如果学生具备较好的基本功，即拥有优美圆润的音色，能很好地控制节奏和音准，则应对其在音乐处理上着重进行启发式教学，在学生分析完作品背景和乐句走向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和画面感，增加学生在演奏时的肢体动作。应针对不同风格的乐曲段落，营造不同的场景和故事。如果要演奏一段忧伤的旋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想象出一个忧伤的故事情节或回忆一段忧伤往事。而如果要演奏一段节奏明快的舞曲，则可以在演奏前先带领学生编排一段相同节奏和速度的简单舞蹈，用脚步或手掌击打出重音的位置，帮助学生找到所演奏舞曲的`韵律和节奏特点，在吹奏时也可以加上之前编排的肢体动作，从而演奏出作曲家想要传达的效果。反之，如果学生基本功较差，在演奏时需要顾及诸如呼吸、音色、音准、节奏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演奏负担较重，则应在加强学生基本功训练的同时，引导学生从作曲家、乐曲时代、乐句走向入手分析，在乐谱上为学生明确规划好音乐处理的细节并加以标注，尽力让学生在演奏时有一个清晰的线索和轻松的状态。
四、重奏、合奏课程及舞台艺术实践。
重奏、合奏课是音乐演奏专业不可或缺的课程，它能够帮助学生增强对音准、节奏、音乐处理等全方位的控制能力，训练学生在与其他乐器一同演奏时协调音量平衡、强弱对比等方面的合作技能，为学生毕业后加入职业演奏团体打下基础。现今中西方的音乐院校普遍都开设了重奏、合奏课，中西方在课程开展方式上也基本相同。重奏课多是由指导教师布置乐曲，牵头组织不同专业学生搭建重奏组，也可由同一专业的多名学生组建重奏组或室内乐团。西方音乐院校极其重视学生的重奏课程，除要求学生每学期必修此门课程并完成学分外，还鼓励学生登台演出。不管是在校内免费音乐会，还是在校外的商业演出，抑或在教堂里的公益性演出中，经常可以见到学生重奏组或室内乐团的表演。在国内，近些年来重奏课程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学生们登台演出的机会，特别是在校外舞台展示的机会仍然不多，社会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偏爱室内乐重奏的观众群体，学生们的重奏技能和曲目难度也与西方院校有较大差距。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与国内院校较少邀请国外重奏专家来做有关重奏技巧的专题讲座有一定关系。在合奏课程的设置方面，中西方均是以学生乐团的形式来开展这一课程的，不同的是，国内院校的学生乐团多采用标准的乐团编制并只选拔优秀学生参加乐团，虽有个别院校设立了不只一支学生乐团，但仍然会出现一部分学生难有机会加入乐团排练和演出的情况，特别是像双簧管这样在乐团里只需两到三人编制的声部。针对此问题，西方大型音乐院校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方式，比如将乐团双簧管声部由双管编制扩大到四管甚至更大编制，或者每学期轮换不同的学生加入乐团，通过这种灵活的方式尽可能让每一位学生都有参加乐团排练和演出的机会，增强他们的舞台实践经验。除此之外，西方音乐院校还普遍开设有乐队片段课程，由具有丰富乐团工作经验的教授为学生授课，指导学生演奏交响乐中的困难独奏片段，这一课程不仅是为学生加入学生乐团作准备，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提前学习职业交响乐团招聘考试必吹的乐队片段，为学生顺利就业打下基础。近几年，一些国内音乐院校也开设了此类课程，以期达到同样的教学目的。在舞台艺术实践方面，除了中西方共有的重奏、合奏演出形式，更重要的是还举办学生独奏音乐会。在西方院校，每一位双簧管教师在每个学期都会组织一至两场教学班音乐会，音乐会多以免票入场的形式在校内音乐厅举办，目的是吸引社会群众和学生的亲朋校友前来欣赏教学班的教学成果，同时也见证学生们的专业进步。学生需演奏一至两首完整的或节选的乐曲，积累舞台经验，也为未来登上更大的舞台或其职业生涯做准备。国内院校也常常举办双簧管教学班音乐会，但举办频率不及欧美院校，且国内部分教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认识:学生登台演出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所以在曲目选择上往往要求学生演奏难度较高的曲目，或必须完整演奏整首乐曲。在笔者看来，大可不必对学生登台演奏设置过高的门槛。此类教学班音乐会的主要目的应为展示学生在一段时间内的学习成果，如果学生在演奏中有较多失误等不理想的状况发生，或者通过演出发现与其他同学存在较大差距，也许他们会因此自责或产生一定的挫折感，但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在心底暗自与自己较劲，从而增强与同学的竞争意识，也找到了在下一次演出时应注意的问题，从而带给他们长远的专业进步和舞台经验。
中西方在传统的双簧管演奏和练习曲目上并无太大差异，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兴起，双簧管乐谱和教材都更容易分享与获得，但中西方在曲目选择上仍然具有鲜明的特点和区别。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在选择双簧管独奏曲目时，除选择传统的从巴洛克到古典再到浪漫主义时期曲目外，越来越多的现代新音乐曲目被演奏家演奏或被国际双簧管比赛选作规定曲目。这些新音乐乐曲多由当代作曲家(大多是西方音乐院校的作曲系教授们)创作，乐曲往往并不悦耳，所表达的意境多与当代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如表现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内心的挣扎、现实生活的压力与焦虑、战争与饥荒、环境保护等，甚至有模仿现实生活中各种噪音的作品。这些作品虽不被当今大众所接受，但仍然是西方严肃音乐未来发展的趋势。许多西方作曲家认为，这类新音乐实质上并非为讨好现代人而作，而是面向未来的人类听众，相信它们终有被理解并接受的一天。这类作品对双簧管演奏来说极其困难，需要用到多种新指法、新技巧，作曲者大多要求演奏者通过夸张的形式吹奏诸如颤音、顿音、重音、弱音、滑音、范音、多音以及二分之一音、四分之一音等音型，以期达到作曲家所想表达的意境或诉求。在中国，音乐院校的严肃音乐作曲家们也在创作新音乐作品，但他们通常会在作品中加入中华民族音乐元素，并且不会过多使用西方新音乐式的极端技巧。可惜的是，在这类新音乐作品中，为双簧管而作的曲目极其稀少。当今可供双簧管演奏的中国曲目大多改编自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民族音乐作品，其中有反映民族生活题材的作品，如辛沪光的《黄昏牧归》、黎国荃的《牧羊姑娘》《小放牛》、祝盾编曲的《蓝花花》、赵季平的《陕南素描三首》等，还有自然风格主题的作品，诸如朱践耳的《春天的歌》、何占豪的《草原上》、钱恺的《伊犁之歌》等，此外还有孙亦林的《喜讯传到瑶山寨》等社会题材的乐曲。[3]笔者经过多年教学观察发现，当国内学生演奏这类民族作品时，往往能较好地把握乐曲的曲风、节奏和韵律，吹奏起来也比吹奏西方乐曲时更加从容自信，这当然是因为他们生长在这片文化土壤上，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更加了解，但也从侧面证明，若想演奏好西方音乐，也必须从学习西方文化和历史入手，充分了解西方音乐产生的背景和乐曲所要表达的思想。结语综合以上几方面来看，近些年随着我国音乐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与西方学术交流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在双簧管教学方法上大都与西方主流教学方法接轨，并且在某些方面保留了中国特色。虽然在针对学生的基本功训练和艺术实践等方面还需努力，但总体上我们的教学水平正在快速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双簧管这一来源于西方的乐器一定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让更多中国人享受到它纯美的韵味。
参考文献:。
[1]杨光.双簧管教学及演奏在中国的发展[j].艺术教育，(9).
[2]杨华玉.近十年双簧管教学之得[j].艺术教育，(6).
[3]王向东.试论中国双簧管音乐中民族风格的体现[j].文艺生活文海艺苑，(5).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篇七
《西方的智慧》是由伟大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所著作的，是继《西方哲学史》后罗素的又一部哲学著作。写作《西方的智慧》时，罗素已年逾八旬，可以说，这是一个智慧老人一生研读西方文明的结晶，因而，将此书视为学习西方文化的入门书也不为过。
罗素说，只凭阅读本身并不能提高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理解能力。如果一生中能读到一本好书，在阅读中又感到乐趣，这种乐趣又把我们引深到思考中去，在思辨中再得到更大的乐趣，这才是一本好书应有的介值，也是它真正存在的意义。而《西方的智慧》正是一部能够把人引向真正的思考，而阅读起来又倍感轻松的智慧书。
“哲学家们工作的时候都在干些什么？”
开篇第一句，罗素的设问。他没有直接地、明确地回答，而是用了四十多万字细数了从泰勒斯到维特根斯坦、大部分为“兼职”的哲学家们所做的工作、研究的内容。兴许罗素写作此书时情况还不像现在这样复杂，兴许他通过这本书想要传递下去的思想也远不止这个问题的答案，抑或他只是希望能抛砖引玉地引起读者的思索、而不在乎具体思索的内容，但处于21世纪的我读完全书后却不得不产生这样的疑问：
个人认为，哲学更像是把其他所有“专业”整合起来、从中提炼出一些本质东西的工作。“专业”发展到后来便是“职业”，而哲学是并不那么容易成为“职业”的。现实情况的复杂可能并不允许每一位哲学家都对所有科学理论的最新进展了如指掌；但或许，只要依然记得古典哲学的精神、尽可能去看一看“全景”、对这个世界的老问题以及不断被人类制造出来的新问题有个大体上的了解，就能“有所长进”，至少能避免许多主观性错误。
当然，这些思考并不妨碍我在阅读《西方的智慧》的过程中同时发现许多快乐——自由思考的快乐，理性的快乐。“通过非我之伟大，自我的界限便扩大了；通过宇宙的无限，那个冥想宇宙的心灵便分享了无限。”于是我终于理解了封底上爱因斯坦那句话：
“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篇八
文艺复兴时期油画诞生，早期的油画有着壁画、蛋彩画的痕迹。尼德兰的扬•凡•艾克兄弟的油画改变了西方艺术界一直使用蛋彩的历史。早期绘画主要以树胶和蛋黄为主要的结合剂，在经过了无数画家反复实验后，油画的结合剂转变为以油为主。早期油画的主要特征是鲜明的人物形象、强烈的明暗对比以及逼真的质感。文艺复兴前后的油画作品，颜色仅有黑、白、灰，色彩语言并不丰富，不会刻意追求色彩冷暖的对比，只是些许点缀其他色相的颜色，色彩的生动性十分欠缺。但是油画色彩不断地发展、变革，并由客观表现逐渐发展到主观表现，极大地提高了表现力，绘画语言逐渐完善。油画色彩在19世纪有了新的变革。画家康斯特布尔从室内绘画转向室外写生，在写生中获得更加丰富的色彩并将其表现在画面中。康斯特布尔凭着对大自然的仔细观察，感性地认识了补色原理。而德拉克洛瓦在其启发下将补色关系更多地运用到绘画中，在画面中采用了更多的色彩对比关系，提升了色彩的明亮度。景物的环境色、光源色、固有色是法国巴比松画派画家在不同天气条件下多次写生后认识到的，这对油画创作中准确地描绘时间、烘托画面气氛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油画史中色彩方面最重要的一次变革无疑是19世纪法国印象派的创新。印象派画家将油画色彩从之前固有色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他们努力捕捉外光景物瞬间的色彩印象，画面中淡化了景物的素描造型，更多的是强调用色彩造型及光色的表现，注重运用色彩的冷暖对比，并尝试采用多种绘画技法。后印象主义画家在发展印象派丰富的色彩表现力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画面中个人情感的表达。这次色彩的转变使艺术家更加确立了绘画中主观色彩在油画中的地位，色彩的主观表现逐步增强。凡•高的油画造型和色彩语言就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他通过独特的色彩表现炽热的情感。
二、西方油画艺术中色彩的主要体现。
1.色彩的主观性。
艺术家在创作中并不是完全地将景物照抄在作品中，不会完全地再现物象的色彩，而是以个人情感为依托根据画面需要去创造，形成富有个性特点的绘画语言。色彩在油画作品中的主观性也是相对的，是对于景物所呈现的色彩本身而言的。
2.色彩的装饰性。
色彩一直以来都是进行装饰的主要手段之一。从远古时代开始，人类为了装饰自己开始往身体上涂抹颜色。随着时代的演变，色彩在更多的装饰途径中发挥了作用，如陶罐上的花纹、布料上的各种色彩和图案。而色彩的装饰性在油画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幅画中都有画家独特的情感表达，各种情感状态都可以表现在作品中。在视觉的作用下，各种颜色都可以带给人们特殊的感受。著名画家克里姆特的作品《接吻》采用金色调，除了部分花纹外全部采用金色作为装饰，是一幅极富装饰性的油画。凡•高在《向日葵》中较多地采用了暖色调，黄色布满了画面，色彩不受拘束，大胆、奔放，极富表现力。
3.色彩的表现性。
三、结语。
在中西方文化长期的交流与融合下，西方油画在中国发展传播，油画色彩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油画艺术趋向多元化。在这样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艺术家应该不断创造，不能简单重复前人的绘画理念、色彩经验，在吸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拓展出属于有中国特色的色彩语言，丰富我国的油画艺术。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篇九
［摘要］近代以来，在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化的认知史上，贺麟是一位“另类”学者。他的西方文化观不仅代表着1930—19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对西方文化认识问题上的重大突破，而且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西学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他的见解既体现出哲学家的深邃与敏锐，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哲学思想的拘囿。客观评价贺麟在这一问题上的得与失，对于我们当下认识西方文化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贺麟的西方文化观研究》(hb15wx026)，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文化运动早期文学观研究》(gh151110);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学衡派文化观研究》(020501)。
1930年代，新文化运动时期那种抑中扬西的文化热浪在中国思想界已然降温，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肯定与认同则再次在中国思想界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声音。与此同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更趋于理性;一些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与此前相比更加客观和深刻，也更具学术意蕴。贺麟的文化理论及其对于西方文化的独特认识，就是这一思想背景下的产物。
贺麟(1902—1992)，中国现代哲学家，新儒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以其所提出的“新心学”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中，他所提出的以“新心学”为哲学基础的文化理论，不仅是其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整个哲学体系的精华。因此，贺麟的文化观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他的西方文化观，首先须对其哲学思想和文化理论体系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贺麟认为，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须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哲学的基础之上，否则，仅仅局限于文化现象层面的争论，就只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混乱局面，而这种无指针、无原则的讨论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他对新文化时期曾热闹一时的文化论争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时期人们对文化问题的讨论仍停留在文化现象层面，主要限于对中西文化之异同与优劣的比较，且讨论者多以实用为目的，过于主观或武断，而缺少学术研究的冷静和逻辑批评的功夫，缺乏文化哲学的基础和根据。他强调:“我们现在对于文化问题的要求，已由文化迹象异同的观察辨别，进而要求一深澈系统的文化哲学。无文化哲学作指针，而漫作无穷的异同之辩，殊属劳而无功。”［1］(p419)因此，他以“新心学”思想为基础，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文化理论体系。
具体来说，就是以“体”与“用”作为两个基本范畴，先建立起一个一般性的文化研究框架，然后在这一框架下去考察西方文化，从而得出自己对西方文化的独特认识。“体”与“用”，是贺麟文化理论的两个基本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体”与“用”这对范畴并不新鲜，但作为学贯中西的哲学家，贺麟却“旧瓶装新酒”，在融合中西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赋予这两个范畴以独特的新内涵。他深刻指出，哲学意义上的体用观有两种:一是绝对的体用观，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在西方以柏拉图为代表，在中国则以朱熹为代表。“体是指形而上的本体或本质(essence)，用指形而下的现象(appearance)。体为形而上之理则，用为形而下之事物。体一用多。用有动静变化，体则超动静变化”［1］(p344—245)。简言之，这里的体与用代表了本体界与现象界的对立。另一种体用观可称为相对性或等级性的体用观，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在西方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在中国则以周敦颐为代表。按照贺麟的理解，“这种体用观一方面包括柏拉图式的体用说，认纯理念或纯范型为体，认现象界的个别事物为用，一方面又要以纯范型作为判别现象界个体事物价值的标准，而将现象界事物排列成层级而指出其体用关系”［1］(p345)。因此，按照相对体用观，现象界的事物可根据其所包蕴或表现出的纯范型的多寡，进一步进行层次上的细化与逻辑上的排序，从而表现出由上而下、层层推进的相对体用关系。以上述两种体用观为基础，贺麟对文化的“体”与“用”进行了系统考察，建立了自己的文化哲学体系。他首先选择朱熹“道之显者谓之文”的观点作为考察文化体用关系的切入点，并依此对朱熹的思想作了必要补充和修正。在他看来，朱熹在这句话中所提到的“文”即是指文化，故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文化是道的显现，道与文化是体与用的关系。所谓“道”，是指宇宙人生的真理，万事万物的准则，亦即真、善、美等永恒价值。他进而指出，实际上，道不仅显现为人类所创造的文化，而且蕴含在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之中。自然与文化都是道的载体，但二者又有显著的不同，其区别就在于，文化是人的心灵在“道”的指引下以自然为用的产物，是对道的自觉显现，而自然则是对道的昧觉显现。因此，同样一个“道”，在文化与自然中的表现有深浅、高下、多少、自觉与否等不同。据此，贺麟从体用关系的角度大致勾勒出了一个囊括世界万物而又层次分明的价值体系。他说:“若从柏拉图式的绝对的体用观说来，则道或价值理念是体，而精神生活，文化，自然，皆道之显现，皆道之用。若从亚里士多德式的相对的体用观说来，则精神生活，文化与自然皆道之等差的表现。低级者为较高级者之用或材料，较高级者为较低级者之体或范型。如是，则自然为文化之用，文化为自然之体。文化为精神之用，精神为文化之体。精神为道之用，道为精神之体。”［1］(p347)根据贺麟的观点，道、精神、文化、自然构成了一个互为体用的价值体系框架:首先层次最高者为道，即价值理念;其次，是被价值理念所鼓舞着的人的心灵，即人的精神生活，或者说价值体验;再者是文化，即价值理念通过人的自觉的精神活动的创造物;最后是昧觉地载道的自然。
在这个大框架下，贺麟进一步聚焦于文化，对文化之体及文化内部的层级体用关系作了更加微观的分析。首先讨论了文化之“体”的问题。贺麟认为，从广义上看，朱熹的说法并没有错，即文化的确是道的显现。但他又进一步提出，从严格意义上说，真正的文化之体实际上应该是人的“精神”，而不是“道”，因为“所谓理或道也不过是蕴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法则……假使道或理不透过精神的活动，便不能实现或显现成为文化，而只是潜伏的，飘渺的，有体而无用的道或理罢了”［1］(p348)。而“精神”则是道与人类心灵的契合，人类文化正是这种为“道”或者说真理所鼓舞着的自觉的精神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因此，“精神”才是真正的文化之体，在一种文化中处于主要、主动、主宰的关键地位。在厘清文化之体之后，贺麟进一步分析了文化内部更为具体的层级体用关系。他认为，作为文化之体的“精神”可根据价值追求的不同分为真、善、美等不同类别，相应地，对文化也可以作出相应的类别划分，并且在同一类别中，还可以根据不同文化因素所包孕的`精神价值的差别而对它们之间的相对体用关系作出进一步的划分。就“求真”精神而言，哲学与科学都是这种精神的表现，“但哲学追求价值的真理，科学追求自然的真理。哲学阐发关于宇宙人生之全体的真理，科学研究部分的真理。哲学寻求形而上的理则方面的真理，科学寻求形而下的事物方面的真理”［1］(p349)。因此，就相对体用观来说，哲学乃科学之体，科学为哲学之用。同样，就“求善”精神而言，宗教和道德虽然都是这种精神的表现，“但宗教所追求者为神圣之善，道德所追求者为人本之善，宗教以调整人与天的关系为目的，道德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为目的”［1］(p349)。
因此，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就“求美”精神而言，虽然艺术与技术都体现着这种价值追求，“但艺术是超实用的美的价值，而技术代表实用的美的价值。艺术是美的精神生活的直接产物，而技术只是实用智慧的产物”［1］(p349)。因此，艺术乃技术之体，技术是艺术之用。而“至于政治法律实业经济军事等，距真善美之纯精神价值更远，乃科学道德技术之用，以科学道德技术为体，而直接以自然物质为用”［1］(p349)。可见，通过对文化内部相对体用关系的辨析，贺麟对西方文化中的各种因素作了明晰的层次划分。这种划分，正是我们科学、客观、理性、系统地把握其西方文化观的关键之所在。综上所述，贺麟将人类追求真、善、美的精神作为最高的抽象的文化之体，然后依次将哲学、宗教、艺术作为文化的第一个层次，将科学、道德、技术作为第二层次，将政治、法律、实业、经济、军事等作为更低的一个“直接以自然物质为用”的层次，由此得出了他考察文化问题的一个一般性理论框架。在他看来，这一框架适用于对各种人类文化(当然包括西方文化)的考察。
从上述普适性的理论框架出发，贺麟对西方文化中的各种文化因素作了价值重估，并对它们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位置进行了重新排列。在他那里，西方文化中的经典哲学、宗教及艺术(包括文学)首次在理论层面被提高到其文化之体的重要地位上，这一结论彻底颠覆了此前中国学者在西学观方面的主流认识及导向。
除了将经典哲学、基督教和文学艺术三者共同置于西方文化之体的重要地位之外，贺麟还对基督教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他对基督教的格外推重，而这也成为贺麟西方文化观的最大“亮点”。在这一认知价值层面，他提出，基督教精神实际上一直蕴含在科学、民主、工业化等西方近代显性文化现象背后，并在整个西方文化中一直发挥着基础性和根本性作用。在《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2］(p304—311)一文中，他回顾了中西文化接触以来，中国人在认识西方文化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认为对基督教的忽视造成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的肤浅、片面，也对中国文化的复兴造成了不利影响。他认为，西方文化的传入，从近代起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如果推至明末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来华，则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却始终没有真正清楚的认识，更未以正确的态度加以接受。近代以来，中国人从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到学习西方的法律、政治，都不过是对其文化的表层现象的照抄照搬，而忽视了其深厚的文化精神和文化背景。
五四时期，虽然一些知识精英对西方的认识已触及西方文化的精神层面，但他们对于民主与科学的提倡仍属于实用层面，而对于西方文化之体，即西方的古典哲学、宗教、艺术等，仍未能加以关注和重视。所以，从近代以来乃至五四时期以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识，仍只是从“用”着手，仍未了解到西方文化之体，只注重其外表，从外部去了解，而未把握住西方文化的精神与核心，尤其是对于基督教的认识还是远远不够的。贺麟认为，研究和介绍西方文化，须体用兼顾，单重视其“用”而忽略其“体”，是不会有良好效果的，尤其是对于基督教，中国人更应给予特别的关注。他指出，基督教是西方文化之体最重要的部分，其中包孕着西方近代文明的一切特点，是西方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也是西方科学、民主、工业化的深刻的精神基础。正如中国旧有文化的一切特点在儒家思想中均有所体现一样，“近代基督教是整个近代西洋文化的缩影与反映。可以说西洋近代精神的一切特点，基督教中皆应有尽有”［1］(p350)。因此，要深入西方文化的堂奥，把握西方文化的根本，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就不能忽视对基督教的了解，就要对基督教精神有深刻的认识，看到其作为西方文化之体而贯通渗透于整个西方文化之中所具有的普遍和根本意义，及其与其他文化因素在文化深层次上的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
基于对基督教之重要性的理解，在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贺麟指出，人们通常倾向于将二者对立起来，认为基督教是反科学的，要提倡科学就要反对基督教，但实际上基督教对于科学是有保护促进之功的，二者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首先，从历史上看，当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之时，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在蛮族入侵中遭到严重破坏，正是由于修道院对部分古代文化科学典籍的保护，才使得科学在日后的发展中有所凭借。同时，基督教并非完全排斥科学，相反，一些传教士恰恰需要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以利用科学中的某些理论为宗教辩护。虽然在历史上曾出现基督教阻碍科学发展、教会压迫和杀戮科学家的事实，但贺麟认为，基督教对科学的压制反倒激发了科学家的献身精神，刺激了科学的发展。“科学家因受教会的压迫，而愈觉得真理之可宝贵，其本身使命之伟大，从而更锲而不舍，作科学的高深探求。科学因与宗教对立竞争而愈昌明，科学家因受教会压迫而反成为最有牺牲的宗教精神者。如此亦何不可谓宗教反科学而反促进科学呢?”［2］(p309)其次，贺麟指出了科学精神与基督教精神的互通性，论证了基督教精神实际上是有助于科学之发展的。他指出:“凡实验室中作高深研究的科学家，其生活正与修道士一样的纯洁高尚，其追求真理，不计利害，勇往直前的精神，正如基督徒之追求上帝，因此才可发现真正崇高的真理，这里面正是一种基督教精神的表现。且科学家一面固然追求纯理智的真理，一面在情感上亦仍旧须求得宗教的安慰，两者可并行不悖，并无不相容之处。尤其有许多西洋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常自认他们之从事科学研究，其目的并不是实用的功利的，而乃以知天或认识上帝为其目的。其超功利的宗教襟怀，大值得敬佩。”［2］(p309)总之，贺麟固然承认在历史上基督教与科学之间曾出现抵触及摩擦，但他认为从总体上看，基督教对科学仍有保护之功，而且基督教精神从一个侧面而言还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在基督教精神与近代西方民主精神的关系问题上，贺麟认为，首先，基督教中蕴含着一种普遍的平等精神，因为基督教打破了国家、家庭和阶层之间的分界，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任何人都可以入教受洗，获得上帝的恩宠与拯救。其次，基督教非常关注平民的生存与疾苦问题。基督教主张到民间去，办学校，开医院，为平民服务，这些举动也是真正的民主精神的一种表现。此外，他还指出，基督教所提倡的博爱和宽容精神，如爱仇敌的观念，也有助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实施，因为政治家要进行公平竞争，就需要具备这种公正、宽容和博大的胸襟。西方在中世纪虽然出现过教会过分干预政治、独断专制的局面，但这恰恰是基督教的异化，是对基督教本真精神的背离，而并非基督教精神的真正体现。因此，基督教精神实际上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提供了精神方面的深层支持。最后，贺麟对基督教与工业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近代以前，基督教的确表现出一种过分重视精神生活而贬抑物质生活的倾向，但在宗教改革以后，新教却表现出一种将纯洁的信仰与世俗物质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努力。按照新教教义，人在现实生活中通过诚实勤奋的劳动获取成功与财富，这是上帝所嘉许的，不仅不违背上帝的意志，而且恰恰彰显了上帝的荣耀。贺麟指出，新教对人的世俗追求的开放与赞许及其所提倡的勤劳、忠实、守信等道德观念，实际上是有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并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提供了精神基础。除此之外，贺麟还从具体的方面指出，基督教会所办的大量职业学校也为西方的工业化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助力。因此，他的结论是，“基督教不是反工业化，而是最适宜于工商业社会，并有助于工业化的”［2］(p310)。贺麟通过其文化哲学理论以及对基督教与科学、民主、工业化的关系的系统论述，将基督教与中国的儒家、道家思想相提并论，凸显了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之体在西方文化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强调，中国人在认识、把握和吸收西方文化时，对基督教是决不可忽视的，“故欲了解西洋文化，如果只从外去了解其用，而不进入其堂奥去了解其体，或只片段地灌输西洋的科学、民主、或工业化，而忽略了基督教恐怕是不可能的。西洋人之欲了解中国，一开头就研究我们的儒家道家等，从根本方面着手，而我们之了解西洋，却忽略了基督教，实在是一种无识”［2］(p310)。综上所述，贺麟以“新心学”为哲学基础，以“体”与“用”为基本范畴，首先建立了一个考察文化问题的一般性理论框架，然后利用这一框架推演出了他的西方文化观，即一个有体有用、成分多元、各部分之间具有互通性和复杂联系的文化统一体。这是关于西方文化的一种系统而深刻的新认识。
贺麟的文化理论具有丰厚坚实的学理基础，他对西方文化的洞见可谓深刻而清晰。从中国人西学观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贺麟西方文化观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对西方文化作出了一种异于前人的阐释，而是标志着中国学者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已逐渐超越了粗浅线条式的认知方式，开始了对西方文化更为深层次的学术研究。
由于受到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新黑格尔哲学及陆王心学的深刻影响，贺麟非常重视文化精神在一种文化中所具有的根本性和决定性意义。在他看来，作为文化之体的文化精神全面贯通于一种文化之中，并为这种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最为深刻和持久的精神资源与精神动力。因此，他力图进入西方文化更深的精神层面，指出其宗教、艺术、古典哲学等这些向来被中国人所忽视的文化因素在西方文化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尤其强调了基督教作为最深厚的西方文化之体在近代西方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贺麟的独特见解，为我们打通了实用层面的文化现象与深层文化精神之间的隔阂，在信仰与理性之间架起了桥梁，可谓使得西方文化首次在中国人的认识体系中呈现为一个多种因素相互关联的复杂有机体。应该承认，贺麟对于基督教精神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的肯定，具有一定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西方文化的实际情况，是一种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但同时也应看到，科学、民主与工业化等文化现象主要根植于西方的理性精神，是理性精神的具体展现，从性质上看，这是一种不同于基督教信仰的文化精神。
民主、科学、工业化与基督教精神之间既有互通互促的一面，也有彼此冲突、相互制约的一面，过分和单纯地强调基督教精神对于科学、民主、工业化的正面积极意义，而混淆二者在根本性质上的不同，不免有人为放大基督教的作用之嫌。其实，在贺麟的文化哲学框架中，作为文化之体的除基督教之外还有哲学和艺术，而且他也明确承认哲学与科学都以求真为主，二者更具本质上的相通性，这实际上是承认以哲学为代表的理性精神也是西方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可能是为了纠正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过分强调西方理性精神之偏，贺麟对于理性精神在西方文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未展开讨论，而是过分突出了基督教精神在西方文化中的精神根基作用，从而使其本来有可能秉持中道的理论架构走向了偏颇。此外，就研究方法而言，贺麟是在其哲学观念的基础上首先建立起一个一般性的文化理论框架，然后再从这个理论框架出发去考察西方文化，并由此得出结论，这基本上属于一种演绎式的推导过程。这种研究方法所带有的哲学锋芒及其所具有的“普适性”优势可谓非常明显，但同时这种方法也存在着一定问题。因为贺麟首先是将各种不同文化在结构上具有“同构性”当作一个默认的基本前提，而这一前提的有效性，则要依赖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一先验信念的成立。正如余英时所言，“哲学家论文化，其独到见解与其偏见是成比例的，故未必能使一般人都信服其论断”，而“史学家论文化其取径与哲学家不同。他注重客观的分析，从客观史实中推出结论。也许是因为我自己的兴趣偏重历史方面，我总觉得唯有处处以无可争辩的客观史实为根据，才能建立起我们对文化的正确认识”［3］(p24)。
因而，对于当今的文化研究而言，从对西方文化发展史的具体研究着手，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哲学理论出发，或许才有可能得出更为科学、全面的关于西方文化的认识。总之，贺麟凭借其深厚的哲学素养及对西方文化的深刻体察，努力探求西方文化深层的精神底蕴，提出了其对于西方文化的独特认识。他的西学观是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国人单纯强调民主、科学等西方理性精神的补充与纠偏，不仅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在认识西方问题上的重大突破，也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西学观发展史的重要一环。但可惜的是，贺麟的见解在中国学术界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关注，也远未能对中国的主流西方文化观产生根本性影响，以西方文化为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文化至今仍是中国学者所普遍持有的观点。这一现象，颇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1］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篇十
想看《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的想法存在很久了。近期上行政法课程的时候老师经常把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自然法和社会法学进行对比分析。由于才疏学浅，一直对各个学派为何而争，各学派的核心观点和代表人物不明就里。关于斯多葛派、托马斯、格劳秀斯、普芬道夫、霍布斯、斯宾若莎、萨维尼、奥斯丁等一系列历史人物实在不了解。听老师在讲堂上侃侃而谈在下面听得实在憋屈，索性把博登海默的《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花了一周左右时间啃下来。终于可以理清老师上课的思路和脉络，不失为一种收获。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全书大抵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第一部分的法律哲学的历史导读；第二部分法律的性质和作用；第三部分的法律的渊源和技术。
第一部分作者从古到今梳理影响法学历史进程的法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作者从古希腊说起，他认为古希腊时期法律和宗教合一，后期诡辩派的出现，他们主张的强权即公理使得自然法和社会法逐渐产生分离。这时期的柏拉图所倡导的社会蓝图是人生而不平等，在《理想国》中，他声称最理想的国度应该要区分清楚统治者、辅助者、农民和手工艺者，让他们各司其职，整个社会才能够运行有序，柏拉图并不特别虔诚相信法律的作用；而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亚里士多德虽然认同柏拉图的主张，但他较为敏锐地意识到权力会导致人性的丧失，提出了要法治不要人治的主张。他认为以正当方式制定出来的法律具有最终的权威性；在此之后出现了斯多葛派，该流派认为世界上有一种遍及宇宙的普世力量，那就是理性，这是正义和法律的基础。西塞罗更是进一步把自然等同于理性，并把理性等同于宇宙中的主宰力量。
到了中世纪时期，政教不分。在此期间诞生了很多为宗教至上提供理论来源和法理支撑的学说，最早期的宗教教义以奥古斯丁的学说最为流传盛行，他认为国家制度起源于人性的腐败，教会对国家拥有绝对的权威。国家只是作为人间和平的工具才是正当的。国家必须捍卫教会，执行教会的命令，并经由实施世俗的法律来维护人与人之间的秩序。而后托马斯认为世上有四法存在，分别是永恒法、自然法、神法、人法。其中永恒法最为主要，自然法是从永恒法中抽出一些规则所组成，神法是上帝发布的一些具体的命令和制定，人法则是人世间订立的法律。其后出现了中世纪唯名论与唯实论的论证。唯名论认为自然界中唯一实在的物质就是人们通过观察而认识的那些单个的事物和对人之感觉的认知。而唯实论则认为外在世界存在与主观意象一一对应的实物。
等到了古典时代，政教开始出现分离，具体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从中世纪神学和封建主义中求解放的过程。代表人物格劳秀斯、霍布斯、斯宾若莎、普芬道夫和沃尔夫。第二阶段权力分立保护个人天赋权利，代表人物洛克和孟德斯鸠。第三阶段人民的“公意”,代表人物卢梭。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认为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能对他人施加压力，从而使他人能在其诉求中适当地控诉侵犯其平等权利的行为；霍布斯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自利的，利益是唯一合法的尺度。法律不可能是不正义的，但却可能是邪恶的。要成立君主专制的政府形式。斯宾若莎认为只要人生活在自然统治之下，就会导向争斗和失序；洛克反对霍布斯的专制形式，倡导有限权力政府。分权主要为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最后人民说了算。孟德斯鸠则主张三权分立；到了卢梭时期，卢梭的思想更为激进和浪漫，他认为每个人向全体奉献自己，实际上就是没有向任何人奉献自己。在市民社会，个人不服从个人，只服从“公意”.卢梭的理论很容易导致专制民主制。
在古典时代之后，德国出现了先验的唯心主义思潮。以康德为首的学者认为人是经验现象世界的一部分。他认为存在着两个世界，其中自由与人之理性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物质和因果关系的经验世界是虚幻世界。康德更加倾向于认为外在物质的世界是虚构和无妄的。在康德的基础上，费希特则主张纯粹的唯心主义，他认为所有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和核心都是而且必须是智性人的自我。而黑格尔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了唯心主义，他将唯心论由主管唯心主义拓展到客观唯心主义。黑格尔提出进化的新观念，他认为社会生活的种种表现形式，都是一个能动的，进化的过程的产物。历史运动的背后存在一个伟大的理想，即实现自由。黑格尔的这种进化的新观点为历史学派的出现提供了契机。
历史学派在德国的代表人物当属萨维尼，萨维尼认为法律是那些内在地、默默起作用的力量，深深植根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之中，而且其真正的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而美国的梅因则认为各民族的法律发展史表明一些进化模式会在不同的社会秩序中和相似的历史情势下不断重复地展现。迄今为止的进步社会运动，乃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斯宾塞则提出了法理进化理论，他认为文明和法律乃是生物的和有机的进化的结果。而生存竞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则是这一进化过程中主要决定因素。文明发展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的或军事的社会形态。第二阶段是增加对政府职能的限制，以增进个人自由。马克思集前人思想之大成，开创新的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他认为法律是不断发展的经济力量的工具。法律是通知阶级用以维护其统治较低阶层的权力的工具。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社会控制之工具的法律将会逐渐减少其作用并最终消亡。
除了唯心主义、历史学派、自然法学派外，还有以边沁、穆勒和耶林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法学派。边沁认为政府得职责就是通过避苦求乐来增进社会的幸福。穆勒认为人具有比动物的欲望更高级的官能。耶林认为法律的目的是在个人原则和社会原则之间形成一种平衡。法律是一种实现功利目的的工具，被称为社会功利主义者。
在此之外，奥斯丁、凯尔森则提出了分析实证主义学说。该学说试图将价值考虑排除在法理学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外，并把法理学的任务限定在分析和剖析实在法律制度的范围之内。认为只有实在法才是法律。奥斯丁试图将法理学同伦理学相分离，凯尔森更加激进，他提出纯粹的分析实证主义学说，他希望消除法律科学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还希望使法律理论摆脱一切外部因素和非法律的价值判断。认为法律是由不同层次的法律规范组成的等级体系。之后还出现以庞德为首的社会学法学，卡多佐霍姆斯等人的法律现实主义。还出现自然法的复兴和价值取向法理学。
第二部分作者对法律的性质和作用进行深入的探析。他首先先从秩序入手，从自然界有序模式普遍性的角度、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角度、对秩序的内心需求角度、对比了无政府状态和专制政体的缺点，从而认为法律的普遍性要求之一就是必须维护世界的秩序。秩序成为法律形式上必须落实到位的关键要素；紧接着作者又将视角投射到正义的内涵之中。作者首先界定了正义的目标，即满足个人的合理需求和主张，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提高社会内聚性的程度，指出这是维续文明的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然而作者对正义的内涵却无从界定，他对比了历史上权威人士对正义的定义，有与理性相挂钩的、有与平等相挂钩的、有与安全、自由等概念相比较。最后，作者一一比较了正义与自由、平等、安全、福利、理性的区别和联系，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法律就是秩序和正义的综合体。并区别开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力量的区别，指出法治的利弊。
第三部分，作者分析了法律的渊源和技术，探析法律的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并分析法律的科学方法的范式以及司法过程中的技术。
整本书的脉络清晰明了，内容详实，干货多，读起来带劲。
从这本书中我学到很多。
第一，虽然我学习的专业是法律，但从书的第一部分学习可以看出。所有学科的起源应该都是来自于对宇宙的追问和探讨，对人生意义的探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等一系列哲学大家所探讨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他们追问的是宇宙深处的秘密，人性的深处。人为什么活着，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于是有人平等、自由、公正等概念的出现。从而衍生出法律这门学科出来。部门法存在的前提可以由宪法所赋予，这也就是所谓的宪法资源。而宪法存在的前提从哪里去获得？没有。任何问题的追问都会陷入对元问题的探寻，而元问题是没有答案的，这个答案的探寻就落在哲学家身上。以此推演，经济专业、社会学科、甚至是自然学科。所有现存的学科的无穷追问，都会面临一个问不下去的问题。所以任何的学科都需要价值前设。也就是说必须需要一个理论的基础以支撑一门学科的发展。法律的理论基础就是《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二部分的探寻结果：法律是秩序和正义的综合体。法律的最原始的价值前设就是世界上存在秩序和正义，这是让每个人、社会可以很好生活发展的基础。从而确立秩序和价值的无上地位。法律就此沿着这两个价值基础开疆拓土，成为一门繁衍成长的学科。
第二，从第一部分历史上对真理的探寻可以看出，从古至今并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哲学家对不同的学说甚至存在大量的疑义和分歧。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对探寻法律的终极真理报失望态度呢？不是的。世界是变化发展的。任何哲学大师的学说之所在在他所在的时代存活下来并指导当时的时代向前发展，就说明哲学的探寻能出成效。如果我们接受“真理是任何特定时间人民经验的总和”的说法，我们就可能更能够坦然面对不同学说的争鸣和互相挑衅质疑。不同时代学说之间的隔空甚至隔世对话，碰撞、争鸣，才更可能在新时代产生更灿烂夺目的时代成果。世界上有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不知道。但人们一直在前进。如果失去对未知的好奇和探寻，人将成为一潭死水，波澜不惊，历史终结，时代崩溃瓦解。
第三，单单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说。我成功梳理了从古至今关于法律的争鸣，知道了何谓自然法学派、斯多葛派、分析实证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功利主义、唯心主义等等，知道了各个领域的大牛。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我所接触的学派理论和学说都是博登海默的二次加工，我是对于别人理解的再理解。我吸收的是博登海默的知识而不是各个哲学家最原始新鲜的知识，并且我对于博登海默的知识传授可能都没有吸收一半。如果需要更深入了解和学习，我必须要做的是去找各位大师的著作进行拜读。其次，对于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我看的并不是很透彻。这是我自己的看书问题。尽管我开始有意识的培养自己看书写读后感的习惯，但对于书的精读仍然不够，仍需要好好锻炼。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篇十一
提要：20世纪30-40年代，世界现代性遭遇全面危机，以毛泽东、卢卡奇、马尔库塞为代表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解救现代性危机同时发出以主体性文化复兴为核心理论的呐喊。本文通过比较三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一时期的文化观，分析三者在文化创造主体、过程和成果方面的理论差异，发现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化主体性建设理论具有重大的超越性和全面的重建性，对当代中国现代性文化重建也同样具有范式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毛泽东；卢卡奇；马尔库塞。
20世纪30-40年代是世界现代性迅速发展并遭遇-全面危机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像20世纪30-40年代那样展现出戕害甚至灭绝人性的恐怖场景：一方面，法西斯主义以罪恶的战争和集体式屠杀将对人的践踏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演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惨痛的悲剧；另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借助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构造出丰富的物化生活与强大的消费意识形态，它不但疯狂地掠夺和摧毁着原本和谐状态的自然环境，更解构着人的主体性意识，使人在工具性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中醉生梦死。作为时代精神的文化观念也随之出现忽视理性价值的全球性态势，人类面临理性走到了尽头、人性被无情摧残、自由遭到禁闭、民主被深深地毒害的严重困境中。正是这种现代性生死抉择的历史时期，以生活在美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尔库塞、生活在前苏联的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和正在领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毛泽东为代表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发出了以主体性文化复兴为理论视点，反法西斯、拯救现代性和人自身的呐喊。本文以这三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为例，比较分析三者在文化创造主体、过程和成果方面的理论差异，重点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等重要论著中关于文化构建问题超越当时一切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权威见解的重大意义，及其对当下现代性文化重建的范式价值。
1文化创造主体——人民本位观的重建。
面对20世纪3040年代的满目疮痍的自然界和主体性沦丧的人性，整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在检讨主体性失落、理性隐去的现实，并努力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重建实现对现代性的拯救。特别是当时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从各自的现实生活环境和文化斗争的语境出发，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建立自己的主体性理论尤其在文化创造主体问题上开展理论探讨，借以抗御各种非理性的文化。
文化的主体性原则由近代启蒙运动创建，主要为了实现抵抗传统神学而标榜现代的人道主义价值追求。主体性原则一开始就被构建在关于人的存在的定位中，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主体功能”、费希特和谢林的“同一自我”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主体性都是精神性的概念界定。而20世纪30－40年代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者却从现实出发，没有按照既定概念来理解主体性。美国法兰克福学派主将马尔库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想，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性质进行了深入的剥离和抨击。他在《理性与革命》一书中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选择了迎合消费文化的非理性主义，有意放弃了黑格尔、马克思理性批判传统，使文化丧失了批判功能。继马克思之后，卢卡奇是首先将文化主体的确立从精神世界转向现实活动中的人。这位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现实主义的历史》中，着眼于历史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强调文化的理性价值，认为文化的主体是人，人的理性价值的展开与确证使文化具有了人道主义性质。他热切希望这个文化主体能够使人民大众自己的生活经历不断向前发展，给工人阶级以自觉。他执著地站在人类历史生成、发展的高度，将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视为社会总体过程的一部分。他明确指出，文化的存在、本质和功能“只有在整个系统的总的历史关系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解释”(卢卡奇1980：227)。但在卢卡奇的心底，文化的创造者主体是人民的教育者、启蒙者，是拯救人民的精神救主。马尔库塞曾批评卢卡奇这种救主式的文艺主体，指出卢卡奇给出的文艺创作者隐藏着西方传统的贵族气息和蔑视民众的文化霸权，这种文艺主体根本无法完成建造工人阶级意识的历史使命。而身处亚洲历史悠久、现实矛盾极为复杂的文化历史语境和中国现实民族矛盾、现代性政治斗争中的毛泽东，面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面挑战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境遇，对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前进的动力、性质与方式的把握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着极大的不同。在《讲话》中，毛泽东将文化回归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之中，全面、深刻而系统地论述了文化主体性问题。
毛泽东认为，历史的发展决不是个别“英雄”、“圣人”的意志表现，历史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实践活动，历史的现实价值和追求目标是人民大众通过反抗斗争而获得的自由解放，因而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动力。可以说，毛泽东准确理解并发展了马克思历史观。正是坚守这种人民主体的历史观，毛泽东发现，在现实中，文化的主体性并非先天设定、与生俱来。实际上，传统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活动由于缺乏与生活的深刻联系、轻视广大民众的生活价值与生存意义，造成表达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都不具有真正的、广泛的主体性的严重后果，文化从未实际地成为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活内容。在现代性视域中，文化应是自由的行为，自由使文化获得了普遍的主体性，而文化的普遍主体性又是人民大众成为更为广宽的社会主体的重要途径。文化应是超越的活动，超越使文化具有了人民解放、社会自觉的功能。而这自由超越的总原则就是文化自身最终回归到人民大众的生活世界中，“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毛泽东1969：817)。20世纪30一40年代的现实生活，一方面是-全球性的人性灾难、理性沉沦、生灵涂炭，另一方面则是人民对压迫的拒绝，对暴政的抗争，对自由民主新生活的求索、创造。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一旦反映了这真正属于人民的真实生活，就获得真正的主体蕴含。因此，《讲话》告诉我们，文化的主体性是指在文化的创造和享受中，不自由的、不全面的、不自觉的人复归为自由的、全面的、自觉的人；是人性复归、获得自由民主的过程，是把人民应有的东西还给人民的过程。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人类历史跨入现代性的新纪元，这不仅是人民大众拥有了一种新的世界解放精神，更重要的是历史的对象化方式进入到人民靠自己建立自由民主公正社会制度的自我确证与实现的时代。文化作为现代性新纪元的表达是人类实现自由解放的重要方式，其主体性的承载者正是人民、正是那曾被旧有一切统治阶级和传统意识形态边缘化，被包括东欧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等西方许多学者视为被拯救对象的“工农兵以及革命干部”。可以断言，毛泽东对文化主体的全新界定超越了人类以往所有对文化主体性的论断和设计，打破了文化的贵族性、神圣性。就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理论而言，毛泽东的这一结论不仅代表了20世纪30-40年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理论的最先进观念，而且迄今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理论的本体论出发点。
2文化创造过程——人民实践的大众化。
无产阶级理性意识在20世纪初到30－40年代曾遭遇两次重大挫折：第一次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各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迷惑下卷人战争，使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国际主义受到严重挑战；第二次出现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危机没有使无产阶级革命全面实现，相反产生了比自由资本主义更可怕的法西斯社会。在这种历史情境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弥漫着对无产阶级的失望情绪，以卢卡奇为代表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低估无产阶级的理性意识，导致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悲观评价，也造成将艺术家视为民众文化导师与救主的错误理论，这些都注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难以在现代性社会冲突和全球化文化语境中真正重建文化主体性。而毛泽东则深刻地领悟到人民大众是社会发展的本体和动因，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首次将人民大众确立为文化主体，使文化第一次拥有了广阔的生存时空、成为众人思想、行动、感受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这也使得文化的创造过程和价值功能可以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估。在毛泽东那里，文化创造者既不是人民大众的导师，也不是人民大众的救主，而是实现人民为文化主体的中介，文化创造的过程是在人民大众的主体性实践中实现的。
毛泽东高度注重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的人的能动主体性和文化实践性原则。他认为，文化创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民大众的主体性实践的过程。为此，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探讨了文学艺术家作为文化创造中介如何实现文化实践大众化的途径。他首先提出文化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工农兵服务的观点，同时指出不应只是看到文化工作者对大众进行启蒙、教育、改造的一面，还强调文化工作者向大众学习的一面，从而提出了文化工作者要“深人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的斗争”，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从而改造世界观并获得创作源的观点。毛泽东再三告诫文学艺术家：“无论高级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毛泽东1969：820)。文化创造就是要使社会生活主体的人民大众转变为文化主体，将文化作为推动历史发展和展示生活价值的基本方式，实现文化实践的大众化。毛泽东的观点既超越了卢卡奇把人民大众当成被救者的西方意识，也是对当时中国解放区许多有着小资产阶级精神贵族意识的文学艺术家把文艺的大众化理解为“文艺化大众”错误理论的批判。《讲话》曾明确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毛泽东1969：808)。许多人所做的不外是如何迁就大众，迎合大众，改良大众，一句话就是如何化大众，而不是使自己大众化。在《讲话》看来，文学艺术家要真正承担起使人民大众成为文化主体的责任，就必须使自己成为人民大众的一员，才能在文化创造过程中实现大众化。文学艺术家不应只是把人民大众作为题材加以表现，而是通过对题材的超越去揭示人民大众的历史意义、现实价值，发掘、开拓人民大众生活的深广度，使人民大众的聪明才智和伟大的创造力得到确证、升华、发展。只在素材、题材、语言上迎合大众趣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穿草鞋，讲粗话的愚昧百姓，其深层动机不过是想向大众推销自己的作品，并用自己的作品去改变人民罢了。事实上，在现代性视域中，毛泽东的这一洞察、论断的精神实质与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艺术家拆解文艺批判性和建设性功能，一味迎合商品意识、大众消费文化的批判异曲同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文学艺术家想真正成为文化主体的实现中介，必须熟悉人民大众的生活，使自己的情感成为对民众生活的体验，与人民大众心心相印、血脉相通，才能自觉地、亲和地了解人民，才能创造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必须通过其创作活动使人民大众与实践生活的价值创造联系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文化创造的大众化，文化主体性才能实现其存在意义和功能价值。
3文化创造成果——人民创造生活的存在与确证。
从本体论而言，文化创造的成果是对人民创造生活的存在与确证，同时也是生活世界的意义发掘，是历史存在与发展的一种自觉的符号物态化。但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主体的特殊界定，导致他们对文化创造成果理解的偏差。他们大多在利用资产阶级文化优秀成果的口号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文化思想和革命实践与当代各种文化现象结合起来，以此来实现文化成果功能的展开。马尔库塞在《文化的肯定性质》一文中认为，当代文化创造的目的只是在粉饰、美化和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它只具有“为了少数强大的经济集团及其追随者的利益把整个社会组织起来的社会功能”(董学文等1990：240)，马尔库塞只看到少数强大的经济集团的文化成果，忘却了世界上还有由广大人民大众创造的另一种性质的文化成果，这种观点显然具有片面性。20世纪40年代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文化理论对文化创造成果的基本要求是真实性和党性，这对东欧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影响很大，卢卡奇极富悲剧性的拯救意识使他在把握文学艺术文本时，只将教科书意义上的符合现实主义的作品文本视为文化创造的成果。由于卢卡奇把文学艺术的创作者视为文化的唯一主体，视为对人民的治疗者，因而对他来说，文化成果的批判性只是疗治民众的一种方剂，只是向民众展示病毒原理的教科书，却无法真正消灭现实的病毒。这也根本无法实现文化解放和建设的功能。毛泽东始终把文化成果看成实现人民主体性和推动历史发展的方式，对他来说，文化成果的价值不仅在于显现生活，还在于干预生活、创造生活。只有通过干预生活、创造生活，人民在作为生活主体的同时成为文化主体，成为文化主体的人民才能返归属于自己的真实而有意义的生活，创造新生活。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文化成果的存在价值来自于社会生活的创造者，只有为广大的社会生活创造者所认同，文化成果才能具有普遍而久远的生命力。文化只有服务于社会生活的创造者——人民大众，被他们接受并在精神上满足他们创造和享受的需求，实现他们显现文化意义和价值愿望，文化的主体性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他对文化成果的理解虽宽泛但深刻。他认为，通过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创造成果“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泽东1969：818)。“更高”，指文化成果表现的社会生活比现实的日常生活具有更高的质量，包含更丰富的价值与意义；“更强烈”，指文化成果所表现的包含着人民大众的审美文化情感比日常状态中的情感流露更浓烈；“更集中”，指文化成果表达的人民生活比日常生活更具概括性；“更典型”，指文化成果表现的生活更富个性；“更理想”，指文化成果创造出的艺术形象所蕴含的社会发展趋势和人民的愿望、诉求比日常生活更明确、更动人。这“六个更”一旦在文化成果中出现，也就实现了对人民实践创造性生活的确证，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的肯定就更具普遍有效性，这就是“更带普遍性”。毛泽东所讲的“六个更”不只是在文化与生活的关系意义上讲的，同时也包含了对文化成果艺术性的要求。《讲话》一再强调：“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毛泽东1969：826)。针对前苏联文艺思想指导下的苏联作品和-3040年代国内一些艺术性较差作品的客观现实，《讲话》指出：“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毛泽东1969：825)。这一观点批评了那些认为人民为主体的文艺作品只能是民间文艺或艺术层次较低的娱乐普及读物的观点，对指导当代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艺术趣味仍具有重要意义。
4结束语。
在东西方各自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创造的主体、过程和成果是文化现代性建设的重要内容，尤其在20世纪3040年代现代性遭受重大戕害，面临全面危机之时，文-化的主体性创造更成为拯救和重建现代性的主要方式。通过对以毛泽东、卢卡奇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文化观的比较，我们发现，《讲话》不仅代表了东方马克思主义重建现代性文化理解的最为强劲并富有个性的声音，而且也实现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无法突围自身传统和语境的超越。《讲话》所表现出的非凡的开放精神和伟大的自信心，不但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独树一帜，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全球化语境中，对于现代性文化事业的建设发展也具有重大的理论启示意义。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篇十二
音乐的发展其实是一种文化累积的过程，音乐文化总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在千年漫长的中世纪，教会是音乐发展的土壤，教堂是音乐发展的圣地，在中世纪及其前期，西方音乐的发展主要是以教会的音乐为中心。在这一时期，西方音乐是以教堂音乐为主要表现形式。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欧洲的确立与发展，欧州的音乐也逐步从宗教感情转向崇尚理性和追求人性的发展，同时，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在这种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从而创造了巴洛克音乐的辉煌并影响了此后整个欧洲的音乐文化。
公元500年到1500年，基督教开始对西方世界干余年的文化进行彻底扫荡，基督教文化一统欧洲。为了宣扬教义，在基督教宗教仪式中用歌唱的方式赞美上帝是重要且普遍的形式，因此，在漫长的中世纪里，作为宗教圣乐的音乐有着特殊的地位，音乐完全被教会所垄断，中世纪前期的音乐也仅仅只有宗教音乐的声音。
中世纪欧洲教会音乐的发展是以格列高利圣咏作为基础的，整个西方音乐的发展与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时期的主要音乐活动，如记谱法的研究、音乐理论、复音音乐的兴起与发展等都是围绕格列高利圣咏去进行的。中世纪后期，欧洲民俗乐呈递进式发展，城市的复兴使多声部音乐逐渐发展起来，而这种发展与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密不可分的。
在宗教圣乐笼罩下的欧洲，世俗的歌唱是伴随着城市的兴起而出现的。11世纪起，新兴的城市从欧洲封建统治相对薄弱的意大利兴起，并逐步成为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意大利各城市共和国的经济水平远远超过了欧洲其他地区。从13世纪起，商业及航海相对发达的意大利和北欧尼德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直接促进欧洲各地区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并在基督教神学的笼罩下逐步积累，西欧内部文化开始高涨。文化的发展变化自然地渗透到音乐领域，艺术也由宗教寺院及封建城堡的垄断中解放出来，进入老百姓的生活中。民族音乐和世俗音乐最初出现在意大利的城市中，并逐渐在西欧普及，民族音乐及世俗音乐在不同国家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出来，如：意大利牧歌、法国尚松、德国利德等。意大利牧歌原是田园诗，在14世纪时开始有音乐家为之谱曲。当时的为牧歌谱曲的意大利作曲家有乔瓦尼·达·卡夏、达·翡冷翠、弗朗切斯科·兰迪尼等。这一时期意大利的牧歌曲例是：一首诗通常有二或三个诗节，各为三行抑扬顿挫的五音步诗句，配以相同的音乐，最后是过门，配以另外的音乐。同时期，意大利还出现了狩猎曲。狩猎曲是14世纪的一种与狩猎、捕鱼或与普通生活有关的意大利诗歌，配以描绘性的活泼音乐。这个时代的民歌内容非常丰富，既采用神秘的宗教传说，也吟唱骑士的业绩，还歌唱爱情及自然景色，从而使音乐可以充分表达个人的感情，音乐与音乐家逐渐得到解放，音乐开始冲出封闭的教堂，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
14至16世纪，西欧各国封建社会内部先后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兴的资本主义要求为自己的发展扫清道路，成长之初的资产阶级为了在政治上取得合法地位，首先向教会神学统治和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冲击。这种冲击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欧洲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时代的核心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倡导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追求现世的幸福，注重尘世的欢乐，这一切逐渐唤醒了人的灵性和潜力，它使得人们对于知识地追求将逐渐超越对于纯粹神学信仰的追求，由原来的纯宗教性逐渐向世俗性方面转化。对于现世享受的追求及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逐渐重视，自然会影响到欧洲的音乐。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尽管在体裁、创作和手法上的革新与中世纪的音乐有着一定的承继关系，但由于人文主义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关怀人性的价值取向与经院哲学的恰恰相反，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艺术，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首先，这一时期的世俗体裁得到了极大发展。文艺复兴时期所涌现出的大批成就卓著的音乐大师中，有相当一部分对世俗体裁有浓厚的兴趣并丰富了世俗体裁的内容。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牧歌作为一种吉乐形式有了很大的发展，16世纪的牧歌歌词为自由体，最早结集出版的牧歌集于1553年问世，音乐风格由弗罗托拉歌派生而来。用这种风格写作的先有韦尔德洛、费斯塔、阿卡代尔特；继起者有维拉尔特及其门生奇普里亚诺·德·罗勒，他们在歌词的表现力和技巧手法的运用方面扩大了牧歌的范围。16世纪后半叶，意大利牧歌又有了新的奉展，它们采用模仿式复调写作，大多为五声部，歌词中建量采用描绘性词汇与象征手法，并逐步从模仿式牧歌过渡到由通奏低音伴奏的独唱；二重唱或三重唱的牧歌(即强调歌唱的戏剧性)。除牧歌外的其它世俗体裁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欧洲音乐史上佛兰德乐派的代表人物迪费创作的主要体裁除经文歌外就是世俗的歌谣曲；若斯坎·德普雷、l·奥布雷赫特和h·伊萨克还运用意大利、德国民间歌曲的形式，使作品更加富有感染力；这些新的体裁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感情，充满了对人性的关怀。此外，在16世纪后期，以歌唱家g·卡奇厄、作曲家蒙v·加利莱伊和业余作曲家p·斯特罗齐为代表，形成了一个自称“佛罗伦萨伙伴”的艺术小组。他们试图恢复古代音乐与戏剧、诗歌结合的形式，主张突出曲调，对位声部只作伴奏，开创了主调声乐和数字低音的风格，为音乐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文艺复兴音乐与近代音乐的衔接架起了桥梁。
其次，世俗的复调音乐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欧洲的世俗音乐起源于宗教音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世俗音乐的繁荣，宗教音乐也受到了世俗音乐和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而产生一些变革，从而使欧洲音乐超越了对纯粹神学韵的追求，而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的融合成就了后世西方音乐的辉煌；伴随着世俗音乐的兴起，宗教复调音乐也相应发生了变革。g·p·帕莱斯特里纳的创作受到世俗风格的强烈影响，寻求复调与和声的平衡，形成宁静、明朗、清澈、和谐的新的复调风格，并开创了无伴奏合唱的先例。从14世纪开始，中世纪的单乐章弥撒曲的固定歌调题材有的取材于世俗歌曲。到16世纪，新的经文歌更重视高声部旋律的生动和节奏的流动性，它本身不再被宗教礼仪所束缚。
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从精神上承载着人文主义的伟大精神，从技术上进行了巨大革新，题材上的世俗化与写实精神，音乐家承上启下的伟大建树，体现了特殊的历史特征，推动了西方音乐历史的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直接导致了科学技术的进步，15、16世纪工业技术及自然科学的成就给音乐艺术带来了极大的变化。
14世纪初，在意大利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渗透到了乐器制作领域。从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意大利已有了分工细致的乐器作坊。乐器作坊的出现导致了乐器制作工艺的进步，从而使一些新的乐器被发现并制作出来，增加了供作曲家选择的乐器，为日后配器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出现的最重要的乐器是小提琴。从16世纪后期小提琴作为一种独立的乐器开始定型。小提琴制造业兴起于意大利北部城市克里莫纳，在那里出现了最早的小提琴制造家，他们把小提琴各部分的比例确定下来。到巴洛克时期，克里莫纳已经成为全欧洲最负盛名的小提琴制作中心。伴随小提琴制造业的发展，16世纪后期意大利出现了最早的小提琴演奏家，小提琴演奏技术也随之得到了发展。
伴随手工作坊的出现，印刷术广泛应用于音乐领域。15世纪后期意大利就已结集出版经文歌及弥撒曲，1553年最早结集出版的牧歌集问世。法国出版商阿唐南·皮埃尔（约1494-1552年）采用活字印刷术出版了大量的尚松、经文歌、弥撒曲、琉特曲与管风琴曲；铜版印刷术运用于音乐领域，促进音乐的传播。英国音乐出版商托马斯（约1535-1609年）在16世纪末出版了同时代英国作曲家的重要作品《诗篇、十四行诗和歌曲》、《阿尔卑斯山南音乐》、《拉丁语经文歌集》以及莫利、威尔比和贝特森韵牧欹。特别是在16世纪后期，铜版印刷术应用于音乐领域，以威尼斯为中心，乐谱印刷业产生了，音乐有了更为统一的版本，得以迅速而广泛的传播。
1566年和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先后在尼德兰与英国爆发。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为了在政治地位上取代封建贵族阶级，发起了强大的思想攻势。同一时期的意大利虽然没有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但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同时代的欧洲是最先进的。由于新兴资产阶级和带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市民阶层的积极参与，音乐活动变得空前活跃。世俗音乐活跃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歌剧的诞生，歌剧的诞生又促进了公共剧院、音乐厅的广泛建立，随之发展的是酒馆、集市等公共场合的音乐活动也日益频繁起来，这一切又促进了乐谱出版、乐器制造业的繁荣。这些都为新时代新音乐的创作与演出提供了充足的前提条件。
世俗音乐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是歌剧的诞生，于16世纪末脱胎于牧歌，歌剧出现不久就取代了宗教音乐的主导地位，并从意大利蔓延到整个西方世界。
最早的歌剧出现于1600年。歌剧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诞生标志着巴洛克音乐时代的开始。伴随歌剧诞生而出现的是公共剧院。1637年，威尼斯向普通市民开放了圣卡西亚诺剧院，这是历史上第一家公共歌剧院，歌剧从此开始走出王公贵族的宫廷，走向普通市民。17世纪中期，威尼斯便开始进入歌剧的黄金时期。全市共有16家歌剧院全年分几个演出季节上演歌剧，一大批有才华的音乐家和剧作家为之谱曲、写作。此后，法国、英国、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先后建立了剧院。剧院的出现，为音乐的普及和民间音乐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市民阶层对音乐的需求，使得高雅音乐不再仅仅为上层社会所垄断。
伴随城市的兴起，欧洲从14世纪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欧洲人民开始走出中世纪，迈进近代社会的门槛；欧洲的社会结构，由封建主义逐渐演变为资本主义。这是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新型的社会关系使原本相互分离隔膜的人们，现在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到了共同生产生活的洪流中；原本强制性的人际关系，现在向着自觉自愿的分工协作关系转化。这种人际关系模式的转化，从根本上影响着欧洲的音乐。人性的解放，促进了人们对音乐的需求，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欧洲的世俗音乐得到了极大地发挥，单纯的牧歌演变成了牧歌剧，世俗歌谣曲也逐渐演绎成了田园剧。牧歌剧与田园剧发展的直接结果是促成了歌剧的产生。歌剧的产生真正地改变了欧洲的音乐生活，伴随歌剧而出现的剧院、音乐厅开始取代教堂成为音乐活动最重要的场所；歌剧因剧情发展的需要，重视发挥器乐伴奏的烘托作用，促进了器乐的改进与发明；歌剧这一生动活泼的新体裁后来又被教会所利用，产生了清唱剧(亦称圣剧或神剧)。音乐领域里的这一系列变化都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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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美术作品论文篇十三
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周易》十分重视管理方法，而其管理方法概而言之主要有二类，一是变易，二是协调。正是通过变易和协调来实现管理，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
（一）交易。“易”就是变化，孔颖达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周易正义序》)，《易传》也讲“生生之谓易”(《系辞》)，认为易就是变化、变易。变易亦即变化、变通、改革之意。这成为其管理的主要方法。为什么要变易、变通、改革呢?首先，在社会发展中要成就盛德大业就不能墨守成规，或者永远处在一种停滞不前的“稳定”水平上，只有变易、改革，才是社会发展的出路，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前进，即“通变之谓事”，因此说变易、变通、改革是事业成功、社会进步的基础。其次，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只有通过变化、改革才能通畅，只有通畅了才能使社会得到进步与发展，并使社会统治得以长久地存在下去，所以《周易》主张对于过时的方针、政策、制度要进行改革，指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传系辞》”
（二）协调。无论哪种管理，都是对人财物的管理，实际上，管理就是协调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这其中尤其是要处理好人际关系，这是现代管理学的要旨，也是《周易》所推崇的管理方法。《周易》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要求协调好人们之间的关系，防止各种矛盾激化，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所以它反对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出现“太过”和“失中”两种情况。并指出太过则反，即物极必反，人就会走向反面。而失中则致于凶，会使自己(指统治阶级)处于凶险的境地，故而它提出协调的中和、平衡思想，认为“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传彖》），这同孔子的和为贵以及《中庸》的致中和思想极其相似。它的协调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中正。《周易》认为中正是管理中追求的`较为理想的协调结果。它指出“刚柔分而刚得中”，“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易传彖》），认为中正可以观天下得吉利，有利于上下级关系的协调。从《易传》对经文的解释看，经文中六十四卦每一卦的二爻、五爻为得其中。因为二爻、五爻分居下、上卦之中，而传统的理解认为得其中则为吉，即使不得位的阴爻阳爻也可因其得中而吉。如《易传彖节卦》“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刚指上坎为阳卦，柔指下兑为阴卦，刚得中指九二、九五分居下，上卦之中。王弼注云；“坎阳而兑阴也，阳上而阴下，刚柔分也；刚柔分而不乱，刚得中为制主，节之义也。”故“节，亨”。
2、当位。《周易》之爻有当位不当位之说。一般说来，当位则吉，不当位则凶。实际上位是指每个人所处的地位或代表的身份。当位指地位的恰当，说到底，当位是统治阶级强调尊卑关系，让百姓民众安于现状的一种理论，因为它把阳、阴、君子、小人的关系及君臣、父子间的主从关系看作是自然赋予的一种不可移易的本性。《易传》指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因此可见，《易传》的作者把人们之间的那种尊卑、主从、依附、上下的关系当作是当位的东西。这些当位的东西不能随意变化，若变化则为不当位，就要受到惩罚。所以，《周易》把当位看作是协调的另一重要内容。
3、相应。协调也指上下相应，对立统一。因为对立本身也是一种协调，并且是事物发展变化不可缺少的协调；统一相应也是协调。所以《周易》除追求中正、当位外还强调相应与对立统一。从《易经》六十四卦看，乾坤二卦是父母卦，其它六十二卦皆由此而生，这些卦中有许多是对立统一的，如泰否、损益、既济未济等都是完全对立的卦象。这成了六十四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周易》强调对立更重视相应、相交、和谐、统一，如《易传》讲“泰：小往大来。吉，亨”，指的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彖》，把上下相交当成事物亨通的条件。并对否卦的上下不交而带来的“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后果深感不安。所以它反对上下不应上下不交，要求上下相亲，指出“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易传文言》）。在它看来上下相亲即是相应，相应则社会上下团结一致，从而“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传系辞》）。总之，《周易》是要通过变易、协调等管理方法以实现盛德大业的管理目标，从而为社会的良性运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现代管理学在把人、财、物当成管理对象的同时，也把人当成管理的主体。《周易》在这个问题上更看重人是管理的主体，把人看成是社会稳定、发展，使社会得以良性运行的根本之所在。它的主体论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民为邦本，重视圣人的作用。《周易》认为易有三道即天道、地道、人道。三道又称为三才。其中，天道、地道只有通过人道才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它认为圣人是人类的杰出代表，正是“圣人设卦，观象系辞”才“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易传系辞》)，而设卦观象系辞主要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同上)，从而“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气”以便达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同上)，通过圣人而通天、地之道，察百姓之情，即“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为民用”(同上)，把天地、自然界中规律性的东西总结给天下百姓，让老百姓运用它像包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黄、尧、舜则“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又“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同上)。正是圣人能通天地之道并效法“天地变化”而治理百姓，“穷理致性以至于明”，从而使人能利用自然开发自然以发展社会。除此外，圣人还通晓人道，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易传彖》)，能“通天下之志”而“民从之”(同上)，从而，“知进退之道，而不失其正”《易传文言》，化成天下，使百姓安于现状而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因为“进以正，可以正邦也”(《易传彖》)。
2、重视管理者的道德修养。
由于圣人、君子是社会的管理者的代表，其道德品行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对百姓的教化、管理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所以《周易》十分重视他们的道德修养，要求他们崇德，并能坚持不懈加强修养。特别是《易传》对此问题的认识更高，如前所提它曾对近20个卦用道德来解释，并把“履”卦当成树立道德的基础，以“谦”卦为施行道德的柯柄，以“恒”为巩固道德的前提，把“损”卦当成修养道德的途径，把“益”卦当成充裕道德的方法，把“困”卦当成检验道德的标准，把“井”卦当成居守道德的处所。《周易》正是以此为基础对道德的修养与维持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于生产，满足于现状。它的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现象，实际上，这是要求百姓手中也有一点财富而能维持其基本的生活需要。综上所述，《周易》有丰富的管理哲学思想，特别是其科层制管理思想是它的精华。如果史料记载不错，我们的分析无误的话，那么，科层制管理可以提前到公元前2000余年前，这比西方资本主义科层制管理的出现早了800余年，可以说，这是我国对管理学的杰出贡献。另外，其盛德大业的管理目标论，变易协调的管理方法论，阴阳之道的管理决策论及民为邦本的管理主体论，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论周易中的管理哲学思想》作者：李来忠。
《周易管理思想探微》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作者：郭继民；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篇十四
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即将成为历史的一页，人类正在迈向新的二十一世纪，论西方法的精神（一）。本世纪伊始，西方学者聚首法国巴黎，举行了第一次国际比较法大会。时隔近百年，比较法研究的历史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处在世纪之交、发奋图强的中国人而言，深入研究西方法及其内在精神，取长补短，为我所用，乃是比较法学的迫切课题。本文第一部分简析西方法的概念，第二部分结合对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的西方法律制度研究，着重探析其内在的精神。第三、四部分论述西方法的主要观念和形式。
或许是比较法学源起于西方国家的缘故，从整体上将西方法作为比较法研究对象的这类文献，似乎并不多见。通常，人们是根据历史与现状，将西方法分解为不同的法系（或法律传统）进行比较研究。比如，英国三位比较法学家合著的《比较法律传统》（简本）开宗明义：“本书旨在以较短的篇幅，逐一地对西方三个主要法律传统的'一些重要方面加以讨论。”[1]这三个主要法律传统是指，民法传统、普通法传统和社会主义法律传统。该书中文版的《译者前言》道：“对于作者仍把社会主义法系归入‘西方法律传统’的范畴，则是颇值得商榷的。”[2]诚然，在冷战后的今天，该书所谓的“社会主义法系”已不复存在，但是，《译者前言》反映了这样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即，什么是西方法？恐怕，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西方学界，这也不是一个没有分歧，或不言而喻的问题。
法和文明是不能分离的。西方法是根植于西方文明的法。美国著名法律史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教授在《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对“西方”或“西方文明”的词义作了如此解析：“本书中所说的‘西方’（thewest）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或文明，它的特征可从许多不同的方面来概括，这取决于该种概括的目的。它习惯上被称为‘西方文明’，被认为包括继承古希腊和罗马遗产的全部文化，与‘东方文明’相对，……西方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和一种文明，不仅区别于东方，而且区别于在‘文艺复兴’各个时期所曾‘恢复’的‘前西方’文化。这种恢复和复兴是西方的特征。……从这个观点出发，西方不是指古希腊、古罗马和以色列民族，而是指转而吸收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来典籍并以会使原作者感到惊异的方式对它们予以改造的西欧诸民族。”[3]尽管伯曼尔提出了“前西方”的概念，但是，他仍然和其他西方史学家一样，承认近代西方文明渊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在对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社会）类型作比较研究时，从宗教的角度将被称为“西方基督教社会”的西方社会与古代希腊社会解释为具有“子体关系”的衍生联接体，并认为西方基督教社会与东正教社会是古代希腊社会的双生子，两者的分化“从第八世纪的圣象破坏运动的纠纷开始，到1054年关于神学上某一问题的最后破裂为止。”[4]这与伯尔曼所说的西方社会起点为1050—1150年这一观点，不谋而合。
可见，西方文明在母体阶段，并无“西方”之限定。“西方”的说法，最早可能源起公元284年，罗马帝国沿当时的潘诺尼亚与默西亚、阿非利加与奥里恩斯分裂为“东罗马”（theeastroman）和“西罗马”（thewestroman）这一重大历史事件。[5]随后，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形成的欧洲文化，逐渐演变为近代西方文明。权威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在描绘这一过程时，强调：“五、六世纪的‘蛮族入侵’和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先后相继在罗马帝国版图内定居这两件事，是传统的欧洲历史的开端。”[6]欧洲，则当然地包括了以欧洲版图为中心的俄罗斯（前苏联的主体）。这样，在欧洲文化传统的意义上，格伦顿等学者将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法律传统纳入西方法律传统的范畴，也不难理解。不过，人们注意到，伯尔曼在探讨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时，限定在“西欧”的历史框架内。[7]于是，地处东欧的俄罗斯及前苏联便自然被排除在外。
在冷战后，讨论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律传统是否属于西方法律传统，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就本文的论题而言，西方法的概念不包括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法，但是，它也没有“前西方”与“西方”之分。换言之，同西方文明的源渊并行不悖，西方法的起点应该是古希腊法。
法国的孟德斯鸠以其《论法的精神》一书闻名于世。孟氏说：“我不是探讨各种法的本身，而是其精神；并且，这种精神存在于法与不同事物可能有的各种关系之中，……”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篇十五
摘要：成本在西方经济学与会计学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正确区分西方经济学与会计学中成本不同，有利于学习和应用。本文就成本在西方经济学和会计学中的定义，进行介绍，通过对两种概念相同与不同的比较，明确了二者之间的不同与相同点。在新时代下，更是要注重二者的结合，相互联系，提高成本在企业运营、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成本这个概念在经济领域极为重要，属于经济学中抽象理论的范畴，但是在会计学中它是属于现实行为的规范。西方经济学是研究对稀缺的经济资源如何进行合理配置，并通过资源合理配置实现低成本，高利润的学问。成本对于经济学者和会计学者都非常重要，都是以对利润的关心为动机。不同的是经济学这着重关注点是成本如何计量，确保利益最大化；而会计学者更关心的是计量成本，来确定获取利润的具体数额。人们往往容易将西方经济学成本概念与会计学中的成本概念。本文就西方经济学中成本与会计学成本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进行简单分析，同时阐述了二者在企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西方经济学与会计学中成本的定义。
到目前为止，在西方经济学中，还没有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对成本的定义。在《西方经济学》(高鸿业)这本教科书中提到：西方经济学家在经济学中提出了机会成本、显性成本、隐性成本的概念，同时指出不能仅仅将成本视为是企业对所购买的生产要素支出的货币。那么有一种说法就是看起来西方经济学中提出的机会成本是广义经济成本的概括，而经济成本等于显性经济成本和隐性经济成本之和。在《西方经济学》这本书中是机会成本的定义是：生产者在生产一单位某商品时所放弃的生产要素在其他生产途径中能获得最大收益。显性成本：是厂商在租用或购买其他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实际支出。隐性成本：厂商自己本身拥有的生产要素并用于企业生产中那么生产要素的总价格。会计学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它对成本有明显的定义。《成本与会计管理》认为，成本是在达到某一目的的过程中耗用或者放弃的资源。cca(中国成本协会)发布的《成本管理体系术语》标准中明确规定成本是为过程增值、结果有效已经付出或者应该付出的资源代价。美国会计学会(aaa)认为，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已经发生或未发生的价值牺牲是成本，是可以通过货币单位加以衡量的。从上面这些定义可以看出，会计成本就是厂商在生产经营中各项费用的总支出。
二、西方经济学与会计学成本概念比较。
1.共同点不论是在西方经济学还是在会计学中成本都是各项费用的支出，是获取利润付出的代价，由于经济社会的经济资源稀缺，所以无论是现实还是未来的费用都是必须支付的。而它们又同时认为成本的付出应该有收入加以补偿。西方经济学会将成本和收入相抵，来计算获取的利润，厂商的既定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会计学中也一样，常常将成本推销到收入的不同会计期间做补偿，入不敷出就是亏损。面对成本的计算无论是西方经济学家还是会计师都采取谨慎性的原则，高估成本，做低收入，将可能出现的费用、损失、负债进行充分的预计，以避免风险发生。无论是经济学还是会计学作成本的预估都是为决策做服务的。最终的目的都是通过成本的预估，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尽可能的谋取用最低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利润。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与会计学中成本的相同点。2.不同点经济学的成本概念较会计学的概念更为广泛，在上文的定义比较中提到过，经济学的成本既有显性成本又有隐性成本。经济成本的概念中包含会计成本的'概念，同时还包括没有计入会计成本之中的厂商自己拥有的生产要素成本。西方经济学中显性成本包括会计成本，而经济成本等于会计成本与隐性成本之和。上文中提到过西方经济学中经济成本和会计学成本都有被用作决策的作用。事实上经济学成本主要是用于为企业生产和定价提供依据。会计学成本则更多的是用于记录资产消耗。经济学家分析成本更注重机会，会计学家更注重实际消耗的记录。这是二者之间的不同点。
三、西方经济学成本与会计学成本之间的关系。
西方经济学中成本理论的传统理念是研究生产成本、边际成本和以及机会成本，主要是围绕这企业的生产过程进行研究的。随着企业理论的不断创新，现代的成本理论突破了传统理论的局限性，新增了交易成本理论和代理成本理论的概念。更注重强调企业的所有权的重要性。而由于企业外部联系扩大，内部结构日益复杂，传统的成本理论同样受到挑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管理会计，而它的出现为企业更有效的控制规划成本。实际上会计成本更注重的现实的客观反应，西方经济学家不仅仅注重对过去实事的记录更注重着眼于分析经济的活动，更注重与企业的发展方向，这样的眼界更为宽广，目光更长远。21世纪以来，它们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会计学能为经济学家提供真实有效的数据，用来检验经济理论。会计学也同样需要经济学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会计学的成本计量方法直接受经济学的理论影响。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
四、结语。
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较抽象，会计学中的更为具体。正确区分西方经济学中成本与会计成本学的概念。用联系与发展的眼光看待两种成本概念，正确的应用到企业的生产、运营与决策当中，为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经济迅速发展作出贡献。参考文献：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篇十六
从我国现有的条件看，要研究西方音乐史还没有足够的资源，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西方音乐史在我国其发展前景还是很大的。本文就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的文化心态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从我国目前条件上看，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还是很有局限的，比如，在我国的图书馆里对于国外的一些藏书、原着的文稿、外国的音乐原作作品并不多，而能够出国学习的研究者并不多，这就给研究西方音乐史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国的研究者从外语水平上看，普遍较低，给阅读原文带来困难，这就使原版引进或译着并不多，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使专业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受到限制，大失信心，所以，虽然最初选择了从事外国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但最后还是没能坚持初衷，他们经常对本学科的情境担忧，而关键问题却是文化心态。
中华民族不仅具有几千年的文化史，同时具有文化向心力和博大的胸怀，对于外来的文化具有着包容的精神，对外国文明也具有很强的自信心。如今是信息时代，复杂纷繁的文化观扰乱了人们的心，但对于西方的理论，依然有很高的关注度，只是出发点不同。
人类不断经历着变革，全球经济一体化，可是各种文化领域依然有坚固的堡垒。在所谓的“艺术阴谋”下一边堤防着一边去进行学习研究，这种既复杂又矛盾的心态，想把研究工作做好，一定是困难重重。所以，我们要敞开心态，开放包容，去学习和研究西方音乐史。人类所追求的不只是物质财富，还有精神财富的满足感，只有当物质和精神都达到了满足，才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满足，这是西方和我们所达成的共识。换而言之，只有物质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最终才能够使人类升华到“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而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是一种音乐艺术，它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食粮。人类的进步和音乐的创作是脱离不开的，也是人类优势生命体构成的一部分。
西方音乐史对音乐进行了记录并进行了分析，它重塑了人类的精神和思想，是人类在精神领域的探究，从而反应出人们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如今，我们已经意识到，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我们一定要向国外虚心地学习，可是，也不该过分地强调意识形态，我们应该从中国自己的文化角度出发，放眼去看外国的文化，吸取精华，放弃糟粕，为我所用，用他国之长处补我们之短处，这样才能真正形成我们自己的西方音乐史学术思辨成果，为我国的学术做出贡献，使我国的精神文化领域不断拓宽。
有人认为，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处在一个两难之地，在西方音乐史和评论研究之间，既要有理论思维，又要有艺术感悟，而这两者间无疑存在着矛盾，从而会直接影响到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然而，换个角度看，其实我国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是有着很多优势的。中国文化对于“总括”这种具体的概念比较重视，而对于“推概”这种抽象的东西却不是很重视。而西方音乐史是属于人文学科类，它非常适合于“总括”，却不适合于“推概”。中国人很擅长的是，直接通过事物的内在、体察心灵与事物之间的共鸣。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于诗意，这的确对逻辑思维产生了影响，但是，中国人对于逻辑思维能力却不缺乏，只是在研究问题时，不经常运用逻辑思维方式，因此，这对于研究西方音乐史并能构成影响。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把理论思维能够和艺术感悟很好地进行结合，那对于研究西方音乐史来讲，应该能有一番大作为。
近几年，研究西方音乐史的人士有上升的趋势，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了成果，但是，和中国的其他艺术相比，显得有些缓慢，在进行研究中，遇到的常见困难：一，资料来源存在问题。要想从国外取得第一手材料，必然会造成物力、财力、精力上的大量耗费，所取得的材料还要进行真伪的甄别，这就加大了工作的难度。二，语言方面存在问题。即便取得了第一手材料，而且也很可靠，但是，怎样才能使翻译得比较准确，这就成了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聘请专业人员，不仅要懂外语，还要动西方音乐史，而这方面的人才又非常的欠缺。三，文化意识形态上存在问题。这一点是很难克服的，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文化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在对文化的认同和理解上会有很大的误区。四，我国人们对于西方社会的科学和人文知识缺乏。想要很好地研究西方音乐史，就要正确地掌握西方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而且对其要深入正确地理解，因为，西方音乐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受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影响都很深，所以，不得不对西方音乐史材料的翻译人员提出较高的要求，甚至显得有些苛刻。
如今，中国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和科学价值，这就难免会存在着学科和文化上的差异。
怎样使文化心态达到理解和平衡，这是研究西方音乐史的基础条件，所以，我们要用理解和包容的心态，接受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的文化艺术的差异性，找到两者的平衡点，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西方音乐史这门学科的研究工作。
综上所述，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在我国才刚刚起步，未来面临更多的是机遇，因为作为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还具有更大的潜力和价值、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于我国与世界音乐文化的交流有着深远的意义。如果我国音乐学者想要发展民族音乐，西方音乐史无疑是很好的借鉴，所以，西方音乐史对于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班丽霞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的文化缺失[j]人民音乐。2009,09。
[2]于润洋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的未来之路[j]音乐研究。2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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