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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一
依据产业经济学理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从横向看，首先是指自身的发展；从纵向看，则涉及制造业与其它产业之间的协调。动态地看，既需要衡量转型升级的过程，也需要考察转型升级的效果。以结构指标衡量，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最新成效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从产业之间比例看，服务业占比在“十二五”时期持续提升。
（二）从产业层级与技术水平看，工业内部的结构调整一直在加快。
（三）从能耗水平看，节能降耗不断取得进展，资源环境成本消耗持续减少。
（四）从劳动生产率看，“十二五”以来，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逐年提高。
当前，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复杂的格局。制造业的成长承受了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新兴市场国家加速追赶的双重力量挤压。一方面，我国还在继续承接国际制造的产业转移，应该根据不同企业、行业与产业的发展状况，各地在推进“来料加工型”、“生产车间型”制造业基地并行发展的前提下，形成专业化的比较优势，分期、分批地逐步向“全球配置型”制造业基地转化，积聚累积形成全球配置新的制造业中心。另一方面，我国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走出去”也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面。总体而言，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之路还依然任重道远。
（一）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事实证明，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走创新驱动的道路，创新驱动是提升我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的唯一法宝，是替代传统的数量型竞争优势的不二选择。
要实现创新驱动，一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选择作用，市场为创新提供导向、激励和溢价变现的渠道。创新必须以市场为导向，由市场主体分散决策，独立决定自己想做什么和怎么样做，而非主要由政府规划和审批进行。二是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主体作用，依靠企业家的冒险探索精神来化解创新过程中的高风险与不确定性。创新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应该降低门槛，鼓励而不是限制新的进入者。创新的方法无法准确预判，只能在大量进入者竞相探索中日益明朗，使成功者脱颖而出。三是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创新生力军的作用。大公司试错成本高，本能的追求成功率和稳定性，而中小企业试错成本低，决策机制灵活，更敢于冒险在新技术、新产品中承担探路者的角色。四是适应创新开放性、跨领域、多元化、网络化的特征，整合资源，协同创新，企业要积极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共建产学研联合创新平台，共享创新资源，在科技攻关、技术转让和培训等方面开展紧密合作，五是要加强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分工与协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加快构建产业链协同创新网络。六是政府要扫除各种阻碍创新的制度性障碍，实施一系列有利于调动企业家创新精神和积极性的政策，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鼓励创新、扶持创新的制度环境与社会氛围，不断提升市场机制的有效性。
（二）把产业新趋势作为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
人类社会正迎来网络化与制造业融合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从演进趋势看，智能制造是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制造业产品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数字化、智能化、互联化、个性化和定制化。随着引进红利的逐渐消失，我国制造业应当改变之前的模仿与学习策略，着眼于高起点，把制造业发展新趋势作为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与目标选择。
一是在生产手段上。把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智能技术运用到产品研发、设计、制造的全过程，缩短设计环节和制造环节之间的时间消耗，降低新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成本；在生产中广泛应用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等智能装备；借助云计算等新技术和新平台，整合全球产业链、创新链的运转，更多采用异地设计、就地生产的协同化生产模式。
二是在发展模式上。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从提供传统产品制造向提供产品与服务整体解决方案；从传统的生产制造向绿色制造转变，推动工业设计理念的革新和传统技术的改造升级，以实现资源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破坏的最小化。目前欧美的“绿色供应链”、“低碳革命”、日本的“零排放”等新的产品设计理念不断兴起，“绿色制造”等清洁生产过程日益普及，节能环保产业、再制造产业等静脉产业链不断完善，都表明制造业的绿色化发展目标已经成为制造业的共识。
三是在组织方式上。以内部组织扁平化和资源配置全球化作为制造业培育竞争优势的新途径。在产业分工中注重专业化与精细化，使企业的生产组织更富有柔性和创造性。在企业资源配置方面，受信息技术影响，制造业全球化的步伐加快，技术研发、生产以及销售的多地区协作日趋加强。企业要通过网络将价值链与生产过程分解到不同国家和地区。
四是在发展格局上。运用比较优势动态变化重塑制造业的全球布局。随着新兴国家劳动力工资的提升、土地价格的上涨等因素的不断影响，制造业生产成本的地区分布发生了明显变化。美国波士顿公司发布的《成本竞争力指数》报告中指出，中国、美国、韩国、英国和日本已经成为制造业成本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到20，美国的制造业成本仅比我国长三角地区高5%左右。因此，我国制造业未来的调整，包括“走出去”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都要根据全球制造业分工格局的变化逐步进行调整。
（三）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新形势下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考量与产业培育应当关注以下方面：
1、着眼于长远构建核心产业链，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整个国家在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我国需要立足于自身构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不能出现核心技术和器件受制于人的局面。以芯片为例，短期内可通过采购目前国际上领先的商业套片来集成开发，但长期来看，必须要有自己的自研芯片，其他关键的元器件也必须要能自我供应。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际上的商业供货厂商一旦被收购、破产或政治上的原因终止供货将可能导致整个产业出现停摆，二是即使有充足的供货保障，因为使用的是商业套片和元器件竞争对手对于产品的性能将会知根知底对缺陷了如指掌。在竞争中非常不利。目前从国内走向世界的华为和中兴无一例外都选择了自研芯片的策略就是很好的例子。
2、实施合理分工、布局和引导，我国国内的产业布局需要合理分工。
我国地域广阔，东部沿海、中部、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不同地域、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比较发展优势。为此，应充分利用地域优势资源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某一个环节进行重点培育发展。譬如，新能源汽车在各地政府都瞄准新能源汽车把它纳入地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避免失去未来市场这块大蛋糕。但是新能源汽车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其由新型电机、电池和新材料等三个关键部分组成，不是每一个城市、每一个省份都具备在这三个领域的优势。再譬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中的物联网是一个尤其热门的领域。深圳由于有华为和中兴在通信领域的优势必将重点发展物联网。但是，武汉利用自己在光领域的优势布局发展光器件也是一个不错的战略选择。地方政府在选择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时，应当立足自己的优势，选择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重点发展，避免盲目追求大而全。这样效果和效益将更快、更好。同时建议国家细化科技布局进行相应统筹规划。
3、加大政府投入力度，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环节和领域，重点实施国家队工程。
对于国家优先的领域，一方面，国家需要扶持有实力的科研机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发展，加大在税收、基金专项、人才引进配套、企业用地等方面给予的优惠和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战略上至关重要且投入大、收益见效慢的的行业领域，建议实施国家扶持；对于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议优先在国防领域率先突破，走军民合作的路线，然后把整个高技术产业提高到一个新台阶。譬如，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其中的高性能集成电路、芯片领域，我国远落后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需要重点突破。
（四）持续推进“走出去”战略。
新形势下我国制造业企业应当在更高的起点上推行“走出去”战略。首先，以国际化眼光来审视企业总体战略。企业必须在依据国家产业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中，着眼于全球范围来考虑各产业的发展前景，确定经营方向，寻找市场切入点。在确立国际扩张战略前，要对全球市场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判断，对投资环境的深入调查，如对有关税收、劳工、环保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全面了解。在产品结构、市场范围、竞争层次等方面，也要以国际化的视角审视和定位，进而确定培育核心能力的主攻方向。其次，以国际化眼光来重新审视企业核心能力。核心能力是企业特定时期发展战略的`产物，它一旦形成，反过来又会影响企业的未来行为和战略选择。企业对现有核心能力的高度依赖性，势必会制约企业新的战略选择。因此，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化市场，企业有必要通过重组、剥离等多种方式突破现有核心能力的限制，引入和培育新的核心能力，使其成为以国际市场为依托的更强的核心能力。
当前，推动中国企业加速“走出去”的重要动因是“一带一路”战略。据统计，现在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占世界的63%，但是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的29%，大多数国家有着丰富的资源，工业化却不发达。基础设施是其短板，但恰恰是我国的优势，两者相互结合。中国首先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对于解决国内产能过剩，帮助国内制造业的海外崛起有着重要意义。一是通过资金出口、技术出口进而带动设备以及商品的出口。二是中国有很多产业可以整体“走出去”，在国外再造一个中国制造业。例如，我国可以模仿现有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区建设，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去打造我国的工业园区，进而拉动制造业的出口。“一带一路”战略无疑已经成为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通过国际化进程，制造业企业可以着力推动从国内发展向全球整合转型，并通过自身的转型升级步伐推动着行业竞争力不断提升。
（五）有效发挥管理的促进作用。
加强企业管理和管理创新是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近几年，运用管理手段促进企业转型发展的最佳案例，是国资委于3月份起在中央企业全面开展的为期两年的管理提升活动，中央企业通过全方位的对标，找出了自身在管理方面的差距和提升方向，通过集中攻坚克难，有效地消除了一批管理短板和瓶颈问题，通过标准化和制度化，一大批活动成果得到了固化和推广。据统计，通过抓管理提升活动，促进效益提升超过一千亿。当前管理提升活动已如期结束，但是管理提升仍在路上，助推转型升级需要建立管理提升的长效机制，应当从推进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企业管理。
一是转变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效率。企业应当站在全球视野，发现在管理思想、手段上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之处，要面向现代企业制度，加快企业管理管理方式转变。企业要由以往以实务为中心的管理，向以价值为中心的管理转变，由被动性的管理向主动性的管理转变，由单纯对物的管理向对人和物管理的结合转变，要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为核心，不断采用适应市场需求的新管理方式、方法，以人为本，有效运用企业资源，把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以及制度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提高管理效率。
二是持续对标，努力打造一流企业。实践证明，开展对标，特别是与世界一流企业对标，是企业明确自身存在的差距，确定提升方向重要而有效的举措，要合理选择对标标杆，科学制定量化具有挑战性的改进目标，既要注重与标杆硬实力的对比，也要注重软实力的对标，既要注重具体数据的对比，还要注重指标背后的理念、方法、组织流程的对标，要敢于否定自我，敢于变革体制，善于消化吸收，善于融会贯通，真正做到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
三是依托信息技术，促进管理升级。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对提升企业管理效率的重要作用，加快重点领域的信息系统建设，促进信息技术与经营管理、产品研发、供应链优化等方面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消除管理活动中人为因素的干扰，确保各项管理活动责任落实，执行有效。在推进过程中，应坚持总体规划、分步实施、业务主导、先试点后推广、避免走弯路，提高一次成功率。
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二
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战略考量（上）。
20世纪如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已经走过了从“倒退”到“稳定”，再从“稳定“到“倒退”的循坏。这就是所谓的“中美关系坏不到哪里去，也好不到哪里去”主流说法的来源。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每次“倒退”都是美国方面采取新的进攻性政策动议或政策的结果。“稳定”并不是说两国之间找到了更多的共同利益，而只是把冲突暂时压制或者往后拖。
中国应当怎么办?等待主义不是上策。冷战结束已十多年，现在也应当是严肃反思中美关系、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的时候了。中国要进行战略调整，就不能象从前那样光对美国的中国政策作被动的反应，或者说是摆脱眼前的危机达到两国关系的稳定化。这样的反应都会是救火式的，不会导向宏观战略的形成。战略的形成要跳出对具体事件的反应，要从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人手。而正确认识中美关系的本质是进行战略调整的关键。本文是笔者对目前中国的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的一些思考，希望为关怀中国的国际关系的人们提供一种参考。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大量的文献引述和对一些理论的繁琐的论述。
一．世界体系和美国新战略。
1．世界体系的扩张性和国际关系的本质。
现代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什么?简单地说，主权国家间的`利益的不可调和性，由不可调和到冲突甚至战争，这就是现代国际关系形成以来的规律性现象。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新因素的产生来调和国家利益或者遏制冲突，如国家问的相互依赖性和经济的世界一体化。但所有这些新生因素并不足以改变现代国际关系的冲突本质。
决定这一本质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形成现代国家关系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辅助于资本主义的则是现代形式的民族国家。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到现代新马克思主义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两种制度因素对于现代国际体系形成的独一无二的作用。
无论是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都起源于西欧，然后再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资本主义先于民族国家而生，民族国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迎合了资本主义区域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形成和扩张的需要。资本主义本身包含有巨大的扩张动力。但在其扩张过程中，资本经常在国内市场上遇到地方化的政治权力(如封建权力)的阻碍，在国际市场上则遇到他国政权的阻碍。如何克服这样那样的阻力，民族国家的作用就在这里显现出来。国家的本质就是权力，用民族国家的权力应付资本主义扩张过程的权力阻力就成为了现代国际冲突的主轴。可以说，资本主义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主动力，但没有民族国家，现代世界体系就不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形成。基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上的现代民族国家或者基于现代民族国家之上的资本主义体系具有无限的扩张力。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本身的扩张是和平的，因为每一国家都可或多或少地从国际经济交往中获得利益，问题就出在民族国家的干预。但经验证明，这至多是一种理想的理论假设。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在本质上是同一件事，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早期，当资本主义的扩张遇到障碍时，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或者辅助资本的扩张，或者直接参与扩张。而对后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国家本身就推动本国资本的向外扩张。有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就认为，后发展中国家所经历到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实际上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民族主义在海外的表达。
2．民主的扩张。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仅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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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三
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指出：“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效。”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经验也都证明了完善的交通网络对促进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从美国的税收发展来作为我国公路税收发展的，我们借鉴其先进的税收体系，对于我国公路事业的发展有重大意义，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
自从1988年10月31日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到2017年,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已经走过20年历程。20年来,我国高速公路里程从零的突破增至5.3万公里,使我国主要公路运输通道交通紧张状况得到明显缓解,长期存在的运输能力紧张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十一五”期间,交通部将着手组织实施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到2017年,全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将达到6.5万公里;到2020年,基本建成国家高速公路网,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达到10万公里。
美国是世界上较早建成全国性公路网的国家，其中9.1万公里高速公路连接了全国所有5万人口以上的城镇，形成了以州际为核心的横贯东西、纵穿南北的高速公路主骨架，占到了世界高速公路总里程的三分之一。美国公路的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其完善的公路税收体系。然而，近年来随着美国公路支出的不断增加，为了更好地满足公路的发展需求，美国在公路税收领域发生了许多重要变革。
高速公路具有准公用物品的特性。税收的本质是人们享受国家(政府)提供的公用物品而支付的价格费用,若高速公路被看作是纯公用物品,高速公路将由政府财政支出提供,政府通过税收形式筹集资金。但高速公路同时又具有私人物品特性,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并且高速公路可采取设置护栏、收费站的措施向享受服务的居民收费。目前世界各国收费通行与免费通行的高速公路并存,在理论上看可以说是公用物品和私人物品性质的高速公路并存。施行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国家,高速公路被看作纯公用物品,纯公用物品的供给,市场是失灵的,只能由政府财政提供,政府通过向居民征税来“收费”。而如本文前段所述,我国现有的税收制度筹集的财政收入,已经面临着财政支出的压力,无法为高速公路的供给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只能将高速公路交由市场供给,政府通过制定价格机制以确保市场供给有效。而正由于政府保留确定价格的权利,高速公路行业的供需关系、资源配置的效率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政府选择的一系列政策决定。
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四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通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的发展，生产社会化进程得以提升，使得经济发展突破国家地缘的范畴，逐步形成经济全球化趋势。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今天，经济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发展，从而对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都产生了或将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们认为既然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成事实，任何国家只能适应这一趋势，而不可以回避这一现实，因此我们的研究不应过多地讨论是利大于弊还弊大于利，而应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理论依据和实质，探讨积极的对策，使经济全球化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正如吴易风老先生在一个研讨会上所讲，经济全球化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主要取决于我们对本国融入全球化有没有充分的准备，有没有趋利避害的切实措施。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国际分工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马克思的国际分工理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重要手段的国内分工必然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形成国际分工。国际分工的发展又促使各国、各地区发生日益广泛的经济联系，使得跨国进行商品流通成为普遍现象。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则是指一国放弃比较成本较大的产品生产，而专门从事比较成本较小的.产品生产。比较成本学说有利于各国发挥比较优势。因为由于各国的自然资源和技术水平不同，劳动生产率有别，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成本高低不一，各国为了扬长避短，增进本国和世界国民福利，都要尽力按比较成本原理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使用本国相对密集的生产要素的产品，然后互通有无。过去马克思的国际分工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应用主要表现为商品跨国界交换，即国际贸易。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当今交通、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各国企业跨越国界组织生产，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成为现实可能，促使世界经济逐步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马克思的国际分工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现象，其实质是各国追求国际生产的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追求国际分工和比较利益的最佳效果，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而作为与国际生产一体化相应的企业组织形式则是跨国公司。近年来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也有力地说明了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跨国公司凭借资本、技术信息、营销战略等垄断优势，再加上其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选择最佳投资地点，使公司生产和销售活动建立在全球战略基础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促使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而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又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使得跨国兼并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大浪潮。于是一个自然的结论便是：真正应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国际竞争，应当采取跨国公司的企业制度，进行跨国经营。从经济全球化来说，一个国家没有企业的跨国经营，便没有真正进入世界市场。因此我们认为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性对策之一便是企业的跨国经营。
二、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现状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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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五
摘要：“十二五”期间，国内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实现了快速增长。目前，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下行压力大。国内外经济持续低迷，进出口、房地产等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港口业既面临着“一带一路”等重大发展机遇，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转型升级的压力大，管理粗放等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港口业要突出重点，强化市场开发和生产组织，实施精细化经营管理。
一、总体局面和形势。
“十二五”期间，国内沿海港口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创新中求发展，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港口货物吞吐量实现了快速增长，在世界港口中赢得了一席之地。没有量的扩张做基础，就没有质的提升。在资金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克服困难，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了一批高标准的泊位，投入使用一些先进设备，还建设了锚地、航道、港池等公共设施，既缓解了港口吞吐量与通过能力不匹配的矛盾，也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十三五”战略规划编制已基本完成，港口发展也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口上。现在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下行压力大。内因是结构层次低，特别是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新旧动力青黄不接，经济发展后继乏力；外因是国内外经济持续低迷，进出口、房地产等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加重的原因是贸易融资风险的深远影响，再加上日照“716”石大科技燃爆事故、“812”天津港特别重大爆炸事故等“天灾人祸”，如同雪上加霜，使港口经济增长滑到了近年来的最低谷。，在港口业17家a股上市公司中，只有6家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超过六成的上市公司业绩大幅下滑。地理位置相近的港口企业货种重叠，恶性竞争激烈，存在兼并重组的预期。
二、面临的机遇和限制因素。
从港口看，既面临着“一带一路”等重大发展机遇，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一方面，港口生产受到了经济下行的波及和冲击，进入了低速增长阶段。另一方面，在沿海港口结构性过剩的情况下，相互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各港口间存在功能、货种结构雷同的问题，经济腹地相互重合，我国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港口群及内部各港口之间均出现了过度竞争现象，面临着同质化竞争的挑战，在夹缝中生存。另外，从港口内部看，作为大型国有企业，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国企的“通病”。比如，现代企业制度不完善，体制机制不灵活，企业活力尚未完全激发和释放，转型升级的压力较大，大宗散货“酒肉穿肠过”、集装箱运输短板、管理粗放等问题亟待解决，等等。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传统的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20，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gdp增速放缓。在此形势下，港口业应进一步理顺思路，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有效缓解经营效益下滑的趋势。
1.加快港口转型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
在港口发展的初期，尽快形成一个量的积累十分必要。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有一个做精做细、提质提效的问题，不能再片面求大、继续靠大宗散货来支撑。大宗散货量大、价低、分散，单位货物创造的价值、获取的利润相对较低，且还要付出一些生态环保的代价。纵观世界一些老牌的名港强港，如鹿特丹、安特卫普、休斯敦和横滨等，这些港口在量的方面，特别是在大宗散货方面，规模较小。与世界强港对比，目前我国港口在货种结构方面和管理方面都还存在较大差距，港口的转型升级关键是要在巩固大宗散货的基础上，开拓集装箱、贸易和加工等领域。我们与一些先进发达港口的差距，主要还是在集装箱上，要转变营销策略，改变坐门等客、打价格战的传统营销方式，建立专业化营销队伍，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开拓货源市场。特别要抢抓“一带一路”战略机遇，主动到腹地城市设立无水港，加大腹地市场开拓力度。港口不仅是个货物装卸的地方，还应成为一个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集聚的地方，开展贸易，让货物在这里增值；之后，实现与所依托城市的互动和一体发展；再通过基金、投资、信托、债券等手段，开辟资金来源渠道。
2.突出重点，不断强化市场开发和生产组织。
要进一步加大市场开发力度，对于数量特别大、涉及多个单位的货种，要加强统筹，做到统分结合、一致对外。做好具体货源开发工作，统筹安排具体生产任务，实现货源开发与生产组织的高效联动，力争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巩固提升自身优势。认真研究市场变化，提高市场反应能力，制定好货源开发策略，不断提升竞争优势。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市场的影响力和对客户的服务，市场营销人员要分工负责，集中精力抓实、抓细、抓具体。要更加突出生产效率，进一步加强泊位、堆场、设备等生产资源的统筹，确保各个作业环节高效顺畅，向有效作业时间要效率、要吞吐量。装卸公司要充分利用生产空闲时间进行设备维修保养，及时消除设备隐患，确保设备运转安全高效。同时，要进一步调整、优化相关工艺流程，满足高效生产需要，切实提高服务质量。装卸公司要从每个环节、每个细节入手，真诚待人，用心服务，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感动客户、赢得市场。高度重视客户咨询与投诉，深入挖掘问题产生的根源，从源头上处理好、解决好，并努力形成长效机制。
3.经营管理精细化，严控成本提效益。
要千方百计增加收入，严格落实好费率政策，特别是针对费率的调整，装卸公司要谨慎操作，加强沟通协调，形成联动，通过努力增产来提高集团收入水平。进一步加强运营成本控制，把控制成本作为实现经营目标的重中之重，全面、深入开展降本增效活动，进一步提升成本控制的.精细化水平。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控制各项行政成本。同时，严格控制大额费用支出，确保各种开支的合规性。切实把降低外付租费和外付劳务费作为节支增效的重点，加强考核督促，保证用最小的投入，实现设备最佳状态，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要密切关注国家金融政策变化，认真研究政策，相应做好港口负债结构调整优化工作。进一步加大直接融资力度，积极拓宽融资渠道，丰富资金来源，为港口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加大对亏损单位的财务动态监控，逐一分析亏损原因，争取尽快弥补欠账，坚决杜绝亏损单位发生浪费现象。继续加强风险管控，将风险管理意识贯穿于业务管理、职能管理、质量与安全管理等各项管理活动中，加强贸易监控，最大限度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加强应收账款管理，下决心加大催收力度，确保应收账款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4.结合港口实际，着力统筹重点关系。
一是统筹货源市场和生产现场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市场营销和生产组织两大体系界面的对接和联系，实现整体联动，高效运作。建立动态的市场和现场调节机制，增强市场开发和生产组织的适应性、灵活性。加强市场开发方案与现场组织方案的统筹，以现场促市场，全面提升港口市场竞争力。二是统筹资金投放和项目建设的关系。更加突出生产急需和战略必需两大重点，保证必要的资金投入，集中力量把急事、大事办好。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压缩非生产性项目投资。三是统筹港口功能拓展与功能集成的关系。在完善港口装卸功能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仓储、保税、融资、贸易等现代物流功能，集成“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进一步增强港口的资源集聚和招引能力。四是统筹管理提升与降本增效的关系。以世界强港为标杆，向管理要效益，向成本要利润，克服重重困难和束缚，不断提升港口盈利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港口经营展望。
港口行业是交通运输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完善煤炭、石油、铁矿石、集装箱等运输系统，提升沿海地区港口群现代化水平”的战略目标，交通运输部确立了“兴内河、优港口、强海运”的总体思路，突显了港口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和战略机遇。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结构将仍以制造业为主，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金属矿石、石油、煤炭等大宗物资的市场需求量将持续上升。同时，我国石油、铁矿石等战略资源储量相对贫乏，开采技术比较落后，对外依存度较高。因此，未来我国大宗物资的吞吐量仍将呈上升趋势，这将有效拉动大宗物资海洋运输业务的增长。另外，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以及集装箱化率的提高将形成港口行业集装箱业务稳定的市场需求。可以预见，中国港口行业正处在产业的扩张期，港口码头泊位大型化、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升，港口行业将持续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2]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日照港2015年半年报[eb/ol].(2015-08-18)[2015-11-05]./notice/20150818/.
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六
“习特会”指引中美关系未来“一带一路”合作可期。
适用话题：一带一路、社会时事、安全关系、中美关系、人文关系。
“习特会”有何重大意义。
此次“习特会”是美国新政府就任以来的首次中美元首会晤，中美关系也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关口。两国元首的良性互动，不仅可以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找准定位，而且能够向世界传递出积极信号。
习近平与特朗普此前曾两次通话，就中美各自核心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时，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半个月前访华期间，也明确表示美方愿与中国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积极关系……系列互动使得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再次得到了确认，也为此次“习特会”的实现铺平了道路。
在此基础上，双方领导人保持密切接触，通过坦率的对话和沟通，对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管控分歧有莫大好处。有学者指出，两国元首的会晤对中美关系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苏格表示，此次会晤最大的意义在于，习近平与特朗普对新时期两国关系大方向和战略原则进行“顶层设计”，为两个大国在国家利益方面找到融汇之处，为双边关系确立明确航线。
此外，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在特朗普的私人庄园举行，双方领导人可以在更加放松的状态中深入了解彼此，有助于解决复杂的外交问题。美国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也表示，这次会晤将为特朗普与习近平建立私人关系提供一个机会。
“习特会”将谈哪些话题。
除了此次会谈的重要意义，外界更加关心“海湖庄园会”会触及哪些话题，谈出什么样的成果，并对国际局势产生何种实际影响。
可以预见，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经贸关系将是“习特会”的重点话题之一。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高级顾问肯尼思·加斯特曾表示，特朗普对于“贸易不平衡问题”十分关切，他会与习近平以“坦率”而“有效”的方式进行对话，探讨处理公平竞争、贸易壁垒、市场准入等问题。
实践证明，中美经贸关系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市场选择已让两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3月31日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美能够妥善处理好经贸摩擦，不断做大中美经贸合作的蛋糕。”这一表态已清晰表达了中方对维护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立场和决心。
中美曾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框架下密切协调，中国为斡旋朝美接触、推进六方会谈倾注过全力，也为制定并执行安理会决议做出了贡献。而随着朝核问题形势的变化，中美需要重新界定彼此角色。对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表示，中方愿做一名“扳道工”，把半岛核问题扳回到谈判解决的轨道。
此外，中美关系的内容还包括安全关系、人文交流等。在国际和地区事务方面，两国在反恐、气候变化等领域也有十分广阔的合作空间。有学者指出，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合作对地区乃至全球都有重要意义。
总之，作为元首级别的会谈对于创造对话机会、建立合作框架十分重要，具有其他层面的交往不能取代的地位。而对于具体的问题，将会由两国相关职能部门、既有渠道和机制发挥各自的作用。
“一带一路”，中美合作可期。
“一带一路”是当前世界热议的话题，很大的可能性将会被此次会谈提及。“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且并不局限于沿线国家。版权属于中国，收益为各国共享。毫无疑问，美国企业也可参与到“一带一路”相关项目中，并从中受益。
不可否认，美国政府对“一带一路”仍然抱有疑虑，担心中国这一倡议提出的背后会有更多的目的。但实际上，中国建设“一带一路”惠及多国，而且是包容性的多边合作，已经得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支持，美国也应该正视这一事实。
特朗普在上台后的百日施政计划中提出美国能源与基建法案，利用税收减免来鼓励公私合营与吸引私有资金的投资，并在未来十年内对基础设施项目投入一万亿美元资金，项目预期将达到收支平衡。在这方面，中国显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预计，美国对“一带一路”持开放态度。特朗普不一定会对“一带一路”表态，但可能会换一种方式参与“一带一路”。
在国际社会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两国唯有同舟共济，才能共克时艰。
正如习近平主席曾说过的，太平洋够大，足以容下中美两国。
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七
摘要：积重难返的美债问题给中国等债权国的资产安全带来隐忧;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同样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由于中美债务关系的非对称性，美国的行动能力并未受到影响。美债问题还间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议。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还将长期持续，并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摘要]近年来，美国国债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美国政府采取了削减预算赤字等措施来缓解国债剧增的压力。积重难返的美债问题给中国等债权国的资产安全带来隐忧;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同样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由于中美债务关系的非对称性，美国的行动能力并未受到影响。美债问题还间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议。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还将长期持续，并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自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事关众多投资者利益的美国国债问题日益引起世人瞩目。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的资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同时美债问题对中美政治关系和经济议题产生了广泛的重要影响。
一、美债问题的产生及其严峻性。
1.美债问题的产生。
由于美国的经济结构、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国内长期的高消费和低储蓄率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常年保持经常账户赤字与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造成国债规模不断攀升。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近十年里，低利率政策下美国过度的家庭消费和政府支出助推着经济增长。此间选举政治导致福利支出有增无减、布什政府大幅减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战费高昂，加之次贷危机后政府急救规模浩大等因素导致政府预算赤字居高不下。
据美国白宫办公室统计，联邦政府财年尚有128亿美元财政盈余，次年即出现约158亿美元赤字，到财年赤字已达1413亿美元，其后略微下降为财年的约1230亿美元。[1]贸易赤字的长期化加剧了美债困局。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导致了美国国内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经济结构的制约导致经常项目赤字状况难以扭转，外资注入又助长借钱消费的膨胀。
据美国财政部公债局统计，美国国债约为5.8万亿美元，截止3月6日总额已累积至约15.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政府持有4.74万亿美元，公众持有10.76万亿美元。[2]另据经合组织统计，相比，美国的gdp增加了约30%，同期美国国债总额却增加了118%。[3]一国不可能长期维持债务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的状况，否则将导致国家收入越来越多地用于偿还债务本息。虽然在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时，较高的政府开支和较低的税收政策，通常会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复苏，但这一政策也导致财政赤字及政府债务上升，进而制约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应对突发挑战的能力，并有可能导致突发性财政危机。
2.美国政府减赤政策及其效果。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通过提升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上调国债上限、削减政府预算等措施，遏制国债快速上升的趋势。其中，美国政府削减财政赤字的相关措施目前已经并将继续产生较大影响。
即使大力压缩军费开支恐怕也仍然不够。虽然美国政府力图通过削减自主性预算来降低财政赤字，进而缓解、改善国债状况，但法定支出特别是医保支出的增加无法遏制。由于国民平均寿命的延长及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未来数年符合医保条件的老年人数量会激增。国会预算局在20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医保支出占gdp不足5%，预计到2050年前后，这一开支将占gdp的12%左右。如果这一趋势不改变，医保支出的增速将继续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速度。[7](p82)如果不对医保政策采取结构性改革，降低支出的增速，将无法彻底解决美国面临的债务困局。所以，美国政府减赤计划的实际效果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3.美债问题的严峻性。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的信用一直以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国家信用担保。美国受益于美元的全球交易媒介地位，能印钞消费而不用付息，即行使铸币税特权;还可通过发行美元的方式偿债、付息或直接“借新债还旧债”。这也是美国可以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对经济危机并转嫁危机代价的原因所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的两轮“量化宽松”向全球输出大量美元，直接导致美债价值“缩水”。此外，2011年8月2日前夕美国国会两党的国债上限之争及其后标普公司调降美国主权信誉评级的举动，加剧了全球主要债权国和投资者对美债信用状况的担忧。
随着近年来美元逐渐贬值，作为美国最大债主的中国所持美元资产的收益状况和总体价值已接连遭受损失。据测算，中国在—年间持有美国国债的利息名义收入约为1563亿美元，但考虑美国通货膨胀以及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变化等因素，实际利息收入只为名义收入的一半左右。[8]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止年5月，中国大陆持有美国国债约1.17万亿美元，这一比例约占外国持有者份额的23.1%。一旦美元大幅贬值或美债出现信用危机，则中国国家财富将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大损失。
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八
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战略考量（下）。
既不要孤立和放弃中国，又要中国服从美国的领导；既要中国的经济开放而从中国获得利益，又要防止中国的崛起而挑战美国。这需要小布什政府走一条与克林顿时代不同的路线。实际上，改变克林顿政府的以经济交往为主的中国政策已经成了布什新政府的当务之急。美国已经开始全面反思克林顿时代的对华政策。简单地说，对小布什政府来说，旧式的“围堵战略”不太现实，而克林顿的“接触战略”又太理想。结果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thirdway)的出台。
“第三条道路”就是一种介于“围堵”和“接触”之间的战略，或者说是“围堵性接触”(congagement)。这种理论提出后，经美国一些战略研究机构的研究和论证，已经比较系统化，也为小布什政府所接受。这种理论的大致内容是：在努力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整合的同时不放弃使用政治甚至军事的方法来遏制中国，避免中国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
在围墙中国的“威胁”方面，美国新政府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即发展自己的力量和结盟。美国要保持其霸主及其领导世界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发展自己的力量，因为一旦美国国内的各个方面的发生衰落，其地位必然受到消极的影响。美国会继续努力保持其在高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用高科技来促进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在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美国会进行诸如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等项目。
结盟正在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结盟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巩固原有的联盟，二是指建立新的同盟。结盟对美国的意义重大。第一，当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再仅仅是美国的御用工具时，美国就要考量另外的手段来扩张其影响。自卷人世界事务以来，美国一直在组织国际秩序方面起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许多国际组织是在美国直接的参与和领导下产生的。同时这些国际组织也一直是美国用来扩张其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但是，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渐渐地，美国发现这些国际组织内部的“异见”声音越来越多，用这些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并不象以往那样得心应手了。尽管美国还不会放弃利用这些国际组织来扩展本身的影响力，但是在一些很关键的问题上，美国很显然地向同盟政策倾斜，即通过和美国的盟友合作而非联合国来达到其目标。
第二，结盟是美国让其盟国分担新冷战所需要费用的重要手段。联盟对其受惠者来说就是一种公共物品(publicgood)，要维持这种公共物品需要大量的费用，但正是因为公共物品，各成员国都不愿意提供应当所分享的费用，而只想得到更多的服务和利益。对联盟盟主的`美国来说，能否维持这种联盟，不仅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不断提供费用来支持公共物品，而且在于其是否有能力让其成员国来分担维持公共物品所需要的费用。在分派费用方面，美国迄今为止还是相当成功的。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美国都是让其盟国分担着维持美国影响力的费用。如果美国要开始新冷战，结盟还会得到加强。
第三，结盟可以起到直接围堵中国的目标。美国的做法是想和中国周边所有的重要国家结盟(至少是改善关系)，并且考虑把军事重点从世界的其它地区特别是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这种新同盟一旦形成，中国势必成为美国的掌上之物。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已经确定了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四个主要热点，即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和南亚。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是直接的中国问题，而其他两个热点也直接和中国有关。要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保证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就要解决中国问题，这是美国各方面的共识。
那么，
[1][2][3][4]。
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九
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战略考量（下）。
既不要孤立和放弃中国，又要中国服从美国的领导；既要中国的经济开放而从中国获得利益，又要防止中国的崛起而挑战美国。这需要小布什政府走一条与克林顿时代不同的路线。实际上，改变克林顿政府的以经济交往为主的中国政策已经成了布什新政府的当务之急。美国已经开始全面反思克林顿时代的对华政策。简单地说，对小布什政府来说，旧式的“围堵战略”不太现实，而克林顿的“接触战略”又太理想。结果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thirdway)的出台。
“第三条道路”就是一种介于“围堵”和“接触”之间的战略，或者说是“围堵性接触”(congagement)。这种理论提出后，经美国一些战略研究机构的研究和论证，已经比较系统化，也为小布什政府所接受。这种理论的大致内容是：在努力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整合的同时不放弃使用政治甚至军事的方法来遏制中国，避免中国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
在围墙中国的“威胁”方面，美国新政府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即发展自己的力量和结盟。美国要保持其霸主及其领导世界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发展自己的力量，因为一旦美国国内的各个方面的发生衰落，其地位必然受到消极的影响。美国会继续努力保持其在高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用高科技来促进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在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美国会进行诸如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等项目。
结盟正在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结盟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巩固原有的联盟，二是指建立新的同盟。结盟对美国的意义重大。第一，当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再仅仅是美国的御用工具时，美国就要考量另外的手段来扩张其影响。自卷人世界事务以来，美国一直在组织国际秩序方面起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许多国际组织是在美国直接的参与和领导下产生的。同时这些国际组织也一直是美国用来扩张其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但是，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渐渐地，美国发现这些国际组织内部的“异见”声音越来越多，用这些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并不象以往那样得心应手了。尽管美国还不会放弃利用这些国际组织来扩展本身的影响力，但是在一些很关键的问题上，美国很显然地向同盟政策倾斜，即通过和美国的盟友合作而非联合国来达到其目标。
第二，结盟是美国让其盟国分担新冷战所需要费用的重要手段。联盟对其受惠者来说就是一种公共物品(publicgood)，要维持这种公共物品需要大量的费用，但正是因为公共物品，各成员国都不愿意提供应当所分享的费用，而只想得到更多的服务和利益。对联盟盟主的美国来说，能否维持这种联盟，不仅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不断提供费用来支持公共物品，而且在于其是否有能力让其成员国来分担维持公共物品所需要的费用。在分派费用方面，美国迄今为止还是相当成功的。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美国都是让其盟国分担着维持美国影响力的费用。如果美国要开始新冷战，结盟还会得到加强。
第三，结盟可以起到直接围堵中国的目标。美国的做法是想和中国周边所有的重要国家结盟(至少是改善关系)，并且考虑把军事重点从世界的其它地区特别是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这种新同盟一旦形成，中国势必成为美国的掌上之物。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已经确定了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四个主要热点，即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和南亚。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是直接的中国问题，而其他两个热点也直接和中国有关。要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保证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就要解决中国问题，这是美国各方面的共识。
那么，如何联合亚洲其他国家来围堵中国呢?这里有几层意思。首先当然是和美国传统的亚洲盟国，主要是日本、南韩、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小布什已经表示要重新评估和日本的关系，强化和日本的关系。第二层是美国和台湾的关系。鉴于中国的重要性，美国不会一边倒向台湾，就是说不会为了台湾而牺牲和中国的利益。但同样，美国也不会对中国同情多少。美国的最好政策是保持台湾海峡的现状。只要台湾保持现在这样的事实上的独立，美国就达到了制衡中国的目标。第三层就是联合中国周边其他国家，如外蒙古和印度等来制约中国。实际上，对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美国在近年来已经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这方面的努力在得到加强。
二．中国应对策略中的几个问题。
如何回应世界体系和美国的挑战?对中国来说是个极其重要的和艰难的课题。应当指出，中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现状作冷静的观察并不是没有理性。美国新政府似乎做好了和中国进行新冷战的准备，但在很多方面部是远离现实。中国没有必要对美国的任何动作作立刻的反应。但这绝对不是说中国不应当就其国际战略做什么。现在正是反思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时候了。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战略，必须获得一种远视(vision)。
邓小平以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际战略为中国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现代化建设。没有邓小平的这种具有远见的战略，中国不可能取得象今天那样的建设成果。但在这种战略下，中国长期以来实行低姿态的外交政策，其外交越来越充当一种可以称之为“救火队”的角色。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中国政府调整外交来迎合他国的需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具体问题的反应替代了对长远外交战略的追求。而缺乏一个与时俱进的总体外交战略，对具体外交问题的处理往往不得要领，失去方向。这种情况的继续只能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处于一个越来越被动的地位，中国不仅很难得到中国应当得到的国际空间，更严重的是，其本身的发展会受到强有力的遏制。中国应当、能够制定什么样的国际战略不是笔者力所能及的，这里只就一些中国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1．中国和世界体系问题。
在中国制定国际战略时，中国首先要处理的问题是和世界体系的关系问题。中国面临的不是应当接受这个体系还是拒绝这个体系。在这方面中国的选择可说是极其有限，除了接受这个体系外，中国别无他途。中国所有的选择就是在接受的前提下考量如何接受及其他的问题。
军事组织。中国甚至已经签署了历来非常敏感的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即《经济文化权利公约》和《政治权利公约》。其中《经济文化权利公约》已经经全国人大批准而生效。
但是，中国进入这个体系不是只有利益而无代价。在中国努力进入这个体系的过程中，这个体系的现存领导者美国和西方纷纷向中国漫天要价。这就引出了中国各方面对中国要不要加入这个体系的疑问。不过，我们要问的是：因为美国是这个体系的霸权式领导者，我们就要拒绝这个体系吗?中国能够拒绝这个体系吗?且不说拒绝这个体系所带来的经济代价，中国要这样做面临着巨大的和非常现实的困难。这个体系的领导者美国不会容许中国这样做。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美国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履行这个体系的“使命”。美国不这样做，另一个国家也会这样做。在苏东共产主义解体之后，作为唯一霸权的美国是绝对不会让中国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的和拥有可以威胁其安全的核武器的大国独立于这个体系之外的。美国的目标是在体系内遏制中国，防止中国挑战美国，对其霸主地位构成威胁。
退一步言，即使美国容许，中国也没有条件来退出这个体系。中国有过去深刻的历史教训。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既不满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体系，也不满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体系，而是想通过输出中国式共产主义革命的方法来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准世界体系。建立这个体系的努力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且它所留下来的阴影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毛泽东建立自己体系的实践和邓小平和世界体系整合的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同的实践传达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即只有进入这个体系，然后再努力往这个体系等级的高处爬，这是中国能够脐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唯一的途径。
中国也不可能象前苏联那样组织属于自己的国际空间。中国没有足够的经济技术实力和美国搞美苏冷战那样的新冷战。美国或许希望中国能够象前苏联那样，通过无限的军事建设和扩张，最终走向经济的衰退。实际上，这是美苏冷战结束后，一部分美国人的设想，而邓小平的远见没有使中国走上这条充满危险的路线。除了有限的经济和技术资源以外，在“软权力”方面更不能和美国相比。“软权力”指的是意识形态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要组织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空间，软权力在很多方面比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力量更重要。没有软权力，就很难在国际社会产生共识和认同，就不会有任何凝聚力。不管我们是否喜欢美国式的价值观，美国也是今天世界软权力的中心。现实地说，我们要让国际社会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可能还需要很大的努力。
不管怎么说，中国既不能退出这个世界体系，但也不能完全无条件地接受它，中国理性的选择是“表达”。就是说，中国接受这个体系，但要改革这个体系，让这个体系更能符合中国的利益。这样做，既可以避免和美国进行美苏冷战式的新冷战，又可以在体系内和美国进行或者是合作，或者是对抗。进入体系并不是说中美之间就不会有冲突了，即使中国成为了美国所希望的民主自由国家，中美之间的冲突还会存在。只要存在着国家，冲突就会不可避免。中国进入体系的主要目标一方面是避免被孤立的危险，另一方面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阵地，结成体制内的“统一战线”而抗衡美国。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体制之外，中国很难利用美国和欧盟、日本等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而进入体制后，中国的能动的余地会比现在大得多。
问题是中国如何表达自己的“声音”?从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案例上，我们已经看到，尽管中国的经济力量迅速崛起并对世界经济体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因为身在体制之外，中国很难对国际体系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中国所能运用的策略是有选择地接受，或者说，在总体接受的基础上，拒绝一些明显对中国国家利益不利或者中国目前不具有条件接受的规则。总体说来，经济接受多于政治接受。随着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本身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上和世界的整合已经是不可扭转。中国政府不仅接受了世界体系的价值和规则，而且早已经开始调整和改造中国的经济制度以适应世界体系。在政治上，尽管中国接受了联合国两个权力公约，但在制度建设层面还是流离于世界体系之外。这在人权和民主相关的问题上表现得很明显。在政治方面，中国并不能对世界体系全盘照收，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需要调整自身的政治统治体系。调整统治体系的需要并不在外来的压力，而是内部需求。很显然，如何调整统治制度使其和新兴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乃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2．经济优先、政治组织和国际空间问题。
中国的国际战略只有考量到了接受世界体系这个条件，才和中国领导人一贯以来的经济优先战略并行不悖。中国如果要继续发展国际空间，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主要还是取决于国内的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也直接会影响到中美关系或者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经济力量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影响力，没有一个大国会看重一个经济萧条的中国。再者，不仅中国能否最终成为世界强国取决于持续的经济发展，许多国内问题的解决也取决于此。如果经济发展出了问题，许多内部问题和潜在的矛盾就会浮现出来，对内部秩序产生消极的影响，从而影响中国的外部影响力。
但是，应清楚地意识到，经济发展并不自然地给中国带来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空间。中国的国际战略要以经济为中心，这并不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了，中国就会成为世界强国了。前面所讨论的资本主义加民族国家在西方力量的扩展过程中的作用无非是想说明单一的经济因素不足以争取中国的国际空间。当我们说经济的发展扩展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时候，指的是由经济因素所产生的自然的影响力。这种自然的影响力缺乏国家的发展目标，从而对外在世界产生消极的影响。经济的发展要由政治来保护，经济的扩展要由政治来组织。
提出这个问题已经具有了现实性。中国的资本和美国的资本并不会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市场经济的扩展性最终并不会比美国的逊色多少。当中国大力吸收外国资本的同时，中国本身的资本也在加快流向海外。只要哪里有利可图，资本就会流向哪里，这是不变的真理。中国能怎样保护我们的海外的利益呢?这个问题的尖锐性会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深度发展和资本的外流越来越突出。
外界的概念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一定会在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再者，中国经济力量的外部影响也已经在客观上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做什么的要求。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做什么，一向都采取低姿态的政策。这使得外在世界不知道中国要做什么。于是，就有各种“中国威胁论”的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和重复。
存在着很大的困难。首先是力量组合方面的困难。一个大国在国际上的力量的包括硬力量诸如军事、技术和经济力量，也包括软力量如意识形态和大多数国家认可的价值观等。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力量组合的不足是显见的。中国如果一方面不能创造出可以让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拒绝接受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那么，在软力量建设方面会变得极其困难，其国际影响力也会受到诸多制约。现在，很多国家只是把中国认同为一个可以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市场。这种认同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认同不是可以同日而言的。
其次是力量组织方面的困难。美国等西方大国非常清楚国际力量是需要组织的，也懂得如何组织其海外力量。美国人经常在鉴定和其国家利益相关的国家和地区，积极从事合作、联盟的事宜。但中国在如何组织国际力量方面显然是很贫穷的。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对遭受危机影响的亚洲国家无疑是重要的。当时很多亚洲国家都认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希望今后中国至少在地区事务上起更重要的角色。但是中国不知道把已有的影响力加入组织化和制度化。结果是让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占据了本应当属于中国的国际空间。
再次是现代国际关系思维方面的不足。基本上，中国人还是受中国传统国际关系的道德优先思维的影响，对现代国际关系权力政治既不屑一顾也不加以重视。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当所有其他国家都顺从权力政治的时候，中国就很有可能沦为自己传统的受害者。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是各主权国家竞争国际空间的结果。中国显然没有这个概念。当其他国家竞争国际空间的时候，中国时常把应当属于自己的东西谦让给他人，企图从中得到道德上的回报。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当其得到中国“谦让”出来的国际空间以后，非但不会回报中国，反而用此来惩罚中国。又举国际或者区域组织来说，中国很少采取动议。当一个国际或者区域组织成立之时，中国往往首先采取抱怨的态度或者反对。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中国最终还不得不接受这一组织，甚至加入这一组织。这些行为表面上呈现为中国的战略考量，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反映。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经验不足，可以说，中国现在是首次以一个大国的身份进入国际体系。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曾经有辉煌的时期。但近现代国际关系完全不同于中国占主导地位时期的情况。当中国在近代开始和这个体系打交道的时候，遇到的是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羞辱。在上一个世纪里，中国政治人物所关心的主要是防卫国家。中国相对的独立于世界体系的现实也不需要我们去考量体系内部的事情。但现在则不同了。中国已经发现自己不仅在急剧地进入这个体系，而且要开始处理这个体系内的纷繁的事务了。但是我们还没有经验。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国际空间的关系问题，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用政治组织的力量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并把此种影响力制度化，已经成为了中国在制定国家战略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3．联盟和国际统一战线问题。
和组织国际空间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联盟问题。当美国人用联盟的方式来围堵所谓的“中国威胁”的时候，中国怎么办?尽管还很难说，美国的结盟政策最后是否会达到美国人设想的目标，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能这样坐以待毙。要避免这一结局，中国对联盟问题应当有新的考量。
中国的结盟的前提是接受现存世界体系。这一点很重要。体系之外的结盟是危险的，要么导致美苏冷战那样的新冷战，要么导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东亚共荣圈”那样的敌视性的联盟。中国如果要保持和平的建设环境，要在维持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作用，这些都是必须努力避免的。而体制内的联盟则是包容性的。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区域性或国际性的“统一战线”，来防卫美国对中国的遏制，追求一个更公平的国际秩序。
在国际层面，中国不可能象前苏联那样到处建立自己的力量。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和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国家维持或发展良好的关系，结盟很少可能成为现实。现实地说，中国的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区域性的。中国既无扩张的野心，也就无需把手伸得那样长。中国国际战略的起点应当是亚洲。中国如果在亚洲就被美国所围堵，其未来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就是成问题的了。
多年来，中国致力于发展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但这可能还不够。进一步的发展逃避不了体系内的联盟和统一战线。中国的经济力量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越了国内很多人所能想象的程度。这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变得非常明显，很多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在亚洲至少在经济领域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换句话说，中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在亚洲国家有所作为。中国如果要打破美国的围堵中国联盟，就要重新考量自己在亚洲的角色。如果被动等待，让美国人享受本来中国应当享受的，那么最终受害的还是中国自己。
4．国际关系和国内秩序问题。
对国际关系来说，最重要的国内秩序莫过于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了。经济为先。中国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发展目标。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一种巨大动力。但是，市场经济本身对国家力量的影响力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要市场经济对国家力量，特别是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力量有积极正面的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就变得重要起来。这对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从这方面来说，我们有必要检讨以往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是通过一种可以称之为“民生经济”的发展模式取得的。这种模式有几个主要的特点。第一，发展经济的主要的目标是解脱人民的贫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加强国家本身的力量是次要地位的。第二，经济增长是通过急进的分权达到的，即国家把重要的经济决策权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给于他们充分的自主权来发展经济。第三，国家在一些重要的基础研究或者工业部门不再象以前那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转向投资于国际采购和技术引进。
足情况已经表示了担忧。诚然，中国必须避免象美苏冷战时期苏联式的军事经济，但另一方面也应该考量在提高民生和国防力量的同时也能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经济发展战略。
在政治秩序方面，恐怕除了接受体系，没有其他更为有效的选择。当中国的经济进入全球体系的时候，其政治必然要受到这个体系的影响。当经济因素市场化的时候，政治体系方面的调整就成为必要。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民主因素的产生，但另一方面也只有民主这一政体形式才能有效地统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社会。接受民主的世界体系并不是说中国一定要全盘接受美国西方式的民主。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中国式市场经济的道路，在政治上也会这样。接受体系意味着中国接受西方民主政治的挑战。
在全球化的状态下，不仅内部经济的发展具有国际影响力，内部的政治变迁也是如此。中国政治改革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的内政，在一定程度上也正在成为一个国际问题。正如经济上我们要考量外部影响一样，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我们也必须考量到外部因素。当中国的政治发展走向很不明朗的时候，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担忧成为必然。
在民主政治道路上，中国已经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各个方面的民主实验正在进行。可以说，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形式正在试验过程之中。但是，民主政治的发展仅仅是中国政治秩序建设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政治秩序的建设过程是包括发展民主政治在内的一个更为广泛也更为深刻的政治转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有可能发展一种既包含了民主政治所包含的一般价值，又发展了中国本身的价值的政治制度。这样做，是非常有利于中国“软权力”方面的发展的。一种非西方式中国民主政治可望成为发挥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政治秩序基础。
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十
摘要: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逐步迈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经济发展环境也日趋复杂化，既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又存在大量的机遇。在此大背景下，为了创造更好的经济生存条件，应当敢于创新，尽快以新的经济驱动力代替旧的经济驱动力，这对提升我国经济质量极为关键。在该途径中，关键点在于升级当前产业模式，用创新性思维创造一种新常态。因此，应当结合企业与政府的共同力量，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及金融创新，为尽早建立起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平台努力。
关键词:新时代;经济;创新。
一、运用科学发展观审视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规律。
二、新常态下的“新”特点。
当前，经济运行较之以往有很多的不同，其特点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经济发展速度快。改革开放以来，在开始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能够保持年10%左右的增长，但此类增长速率难以继续保持下去，经历了最初阶段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开始表现出了明显的回落迹象。但是，各大创新性元素开始不断引进经济体中，这再次刺激了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再次表现出了腾飞的迹象。第二，经济体发展动力足。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开始呈现出疲态走势，但是，在新时代下，国家开始在已有的社会经济大环境中进行了新的改革尝试，寻找新的刺激点，重新发掘经济潜能，推动我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第三，经济结构的不同。从以往的经济结构看，第一、二产业一直都是发展的重点所在，但是，在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逐渐开始增大比重。总之，新常态下经济已经逐步完成了从传统的粗放型向效益型、集约型方向的转变。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此前的数十年间，我国凭借人口、土地等天然优势，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当土地被大量开发及人口结构性发生改变之后，此前的经济发展优势已经逐渐丧失并成为了可能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因此，在新常态下，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握好各种新机遇，引进创新性元素，为新的市场升级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新常态下经济必须体现“新”的特点，经济创新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因此，我国应当积极进行改革，将科技创新运用到国民经济当中，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引领各种经济产业前进。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自主创新，目前，我国在发展新型产业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仍然受限于我国尚薄弱的科技水平，同时，虽然在某些领域我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世界顶级高度，但是也受限于其体制问题。因此，要想更好地将科技创新融入经济改革当中，就应当首先优化科技行政体制，简化系统管理流程，科学统筹人员组织结构，使之与经济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逐步引导我国市场经济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轨道。
1．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
2．有力推动了我国的中西部经济建设发展。
目前，国家经济政策主要是保持中部稳定发展，加快西部开发。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各项基础设施都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居民的居住条件也有了较大的改善，尤其在交通方面更有了很大的改观，西部经济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稳定上升的轨道。在新常态下，各大新兴行业的发展日趋加快，也逐步走进我国的中西部城市，为中西部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中西部经济发展具有自身优势，其经济运营成本较之东部更低，因此，在国家政策的持续支持下，中西部地区也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3．增强了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实行走出去的战略，企业也就面临了更多的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但在我国企业的不断努力下，资本输出也逐渐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国际化进程中，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也逐渐升级，例如:在国际竞争中可能会受到不同国家的政治、资本结构、环境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逐渐引入了一些国际化新元素，这对于企业更好地适应国际竞争环境具有很大的帮助，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4．为国内经济创新提供了动力。
总之，在新常态大背景下，我国国内经济所面临的机遇及挑战都是空前的，我国应当把握好时机，适当出台相应经济政策，调整产业结构，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及金融创新，为我国经济的长足发展提供有利的政策支持。
参考文献:。
［5］姜奕波．对新形势下我国经济政策的探讨［j］．中国商界(下半月)，(8)．。
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十一
综合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服务贸易的领先优势来源于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间已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态势。具体而言，美国高度发达且结构合理的服务业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并保证了美国服务贸易的全球持续领先地位。服务出口的不断扩大吸引了国际更多资本和人才流入各个服务行业，这样既有利于先进技术和各个生产要素有效结合，保证了服务业竞争优势的最大发挥，也进一步推动了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伴随着信息技术的提高，美国服务贸易在原来基础上逐步趋向于服务贸易方式的网络化、服务贸易内容的广泛化和多元化以及服务贸易区域的国际化，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简言之，就是“国内经济领先—服务业发达—服务贸易发展”的循环路线。当然，美国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与健全的服务贸易管理制度和完善的服务业立法是分不开的。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全球服务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就服务贸易本身而言，其受到世界和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要远远小于货物贸易，换言之，国际金融危机只是暂缓了各国服务业的发展，全球服务贸易蓬勃发展的趋势没有改变。后危机时代世界服务贸易将会呈现如下趋势。
1.服务贸易结构更加平衡。
国内外诸多学者研究表明，发展服务贸易可以搞活经济，增强经济的灵活性，这样能有效应对外界冲击，实现经济结构的平衡发展。通过此次危机，各国充分认识到发展服务贸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世界产业结构将继续作用于服务贸易，驱动其快速发展。第一，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加快，国际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将持续扩大。一是服务业较不发达的国家，其转移重心将从制造业转向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二是服务业发展有一定水平的国家，其服务业转移重心更倾向于从劳动密集型转向金融、保险和咨询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这些服务业也会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第二，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更加细化，许多原本依赖于制造业的服务行业逐步独立出来，使世界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结构得到进一步完善。第三，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世界范围内能源竞争加剧，环境问题日趋严峻，这给世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服务贸易自身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高经济贡献度、吸纳就业人数多的特点正好符合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各国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新动力。
因此，危机过后，伴随着各国越来越重视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贸易，当前以货物贸易及传统服务贸易占较大比重的局面将得到明显改善，全球服务贸易结构将更加平衡。
2.服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此次危机中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促使发展中国家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制定支持服务业发展的宏观政策，并逐步开放各自服务市场，涉及旅游、运输、保险、咨询、金融、计算机和信息等服务市场，吸引外国资本和国际人才注入本国服务业，通过提升行业资本构成和人力资本构成，全面融入到全球服务市场中。近年来，亚洲地区普遍的开放性政策为亚洲各国自身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带来机会，推动亚洲地区逐步成为世界服务贸易的重要市场。后危机时代，无论是各国出于自身发展需要主动开放服务市场，还是外部因素作用被动开放服务市场，毋庸置疑的是世界各国服务业将更加开放，各国将逐步实现“服务业—服务贸易—国内经济”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格局。
伴随着服务出口市场和进口市场逐步开放，市场呈现多元化态势，尽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服务业竞争力差距较大，但这种差距最终会越来越小。为了扩大服务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服务市场上，伴随着服务提供者逐渐增多，出现同一市场存在多个服务提供者的局面，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3.服务贸易壁垒更加广泛。
当代国际贸易已经从原来传统的货物贸易拓展到了涵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更广泛的领域。同时，伴随着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地位日益突出，服务贸易成为各国政府贸易保护的重点领域。第一，世界各国逐步开放相关服务业，服务业整体开放度不断上升，伴随全球服务业的发展，全球服务业各部门间融合度不断提高，新的服务贸易摩擦应运而生，这些摩擦不仅来源于发达国家，也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第二，由于国际服务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服务需求的复杂化、服务范围的广泛化，世界服务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保护本国银行、保险、信息等敏感部门免受外来竞争纷纷设立贸易壁垒。第三，危机过后，在世界经济从衰退走向缓慢复苏的进程中，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进程的差异性，部分国家为提高国内就业率和保护国内市场，贸易摩擦也从货物贸易各项产品向服务贸易单个部门及整个行业扩散，这对未来产业遭受损害埋下隐患，由此进一步体现出服务贸易壁垒广泛化的趋势。
后危机时代，无论是世界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导致的服务贸易摩擦增多，还是由于各国政府为保护本国经济和国内市场设立服务贸易壁垒，其涉及服务业内容将更加广泛，服务贸易壁垒将更加普遍。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
全球进入后危机时代，在世界服务贸易结构更加平衡、服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服务贸易壁垒更加广泛的背景下，中国应依据国情，加快国内相关服务业的发展，缩小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在提高服务业对国民经济贡献度的同时，健全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真正提升中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
1.加快国内服务业发展，强化微观主体竞争能力。
中国无论是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推动力度，还是服务贸易发展对经济拉动力度均不足，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无论是出口方面还是进口方面均较弱。因此，中国若想从根本上提高国内服务业竞争力，缩小与美国在服务业及服务贸易方面的差距，必须从提高微观主体竞争力着手，在加大服务业科技研发及自主创新力度的同时，重点关注服务业人才培养。第一，加大服务业各部门技术投资，鼓励自主创新。技术投资具体表现为相关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如经济技术数据库、信息共享系统等，为技术创新奠定良好基础。此外，在引进先进技术过程中，服务业不能一味引进而不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要保证科学技术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所以，结合中国自身经济特点，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基础上实现有效的再创新，真正达到“科学技术—服务业—服务贸易”三者的循环效应。第二，注重服务业人才引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先进技术的引进必须与人力资本有机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大效应，才能促使中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发挥出来。因此，一是针对中国现有服务人员进行多层次培训，多渠道设立职业培训机构。二是依据中国服务业从业人数特点及其分布状况，有计划、有目的地适时调整高等院校及职业类院校相应专业设置。三是加强国际间合作与交流，多渠道引进高级短缺人才。通过人才培训、人才培育、人才引进等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专业服务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
2.缩小国内服务贸易逆差，把握服务业开放速度。
服务业拉动经济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服务业只有个别部门如旅游、运输、建筑等发展突出，大部分行业及部门拉动经济发展的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在信息技术、金融、保险和资讯类等新兴服务业表现尤为明显。所以，中国应以缩小服务贸易逆差为目的，积极扩大传统服务贸易出口的同时，分层次、有重点地开放中国资本、技术、智力密集型服务业［6］，并控制服务业开放速度。第一，维持中国传统服务贸易固有优势，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一是加大传统服务部门的营销力度，提升传统服务部门的竞争力，提高传统服务部门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如将旅游和文化相结合，衍生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旅游服务产品，借助中国丰富旅游资源，扩大旅游服务贸易出口。二是重点发展运输服务贸易中的海运服务贸易。运输服务贸易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来源，而海运服务贸易在运输服务贸易中占比最大，2003年开始这一比重就已超过60%。伴随着中国海运运力的快速上升，积极调整海运结构，加大海运领域国货国运的比重，在遵循海运逐步自由化的原则下，政府通过引导海运企业联合与重组，提升中国海运乃至运输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第二，适度开放资本、技术、智力密集型服务业，掌握服务业各部门开放速度。一是适度开放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开放的同时，完善这些行业的竞争机制，提高其在市场机制下承受考验的能力。同时，通过采用和引进国际标准，促进国内智力、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相关标准的规范化。二是关注经济安全。服务业掌控大量资金、技术、信息的流进流出，影响着国内市场的稳定。如果本国服务业尚未具备国际竞争能力，过快开放可能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同时，在服务业开放的问题上，做到履行承诺但不做出超承诺的让渡。
3.拓展服务贸易地理方向，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服务贸易无论是出口市场，还是进口来源地都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主，呈现市场单一化特点，这对后危机时代服务贸易寻求大发展极为不利。一旦贸易伙伴中个别区域经济遭受严重冲击，中国服务贸易及相关服务业必定受到牵连，这将阻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应加快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订的进程，有效扩大市场半径，并拓展中国服务贸易地理方向，有效地分散服务贸易市场过于集中和单一的风险。第一，对于已经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应强化其所涉及的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如在中国与新加坡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中，主要服务合作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会计等服务业，因此中国要根据自由贸易协定侧重点的不同，合理利用区域贸易合作机制，有效促进中国卫生医疗、教育和财务会计等服务业的发展。第二，对于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中国与海合会、澳大利亚、冰岛和挪威等，一是在谈判进程中，加强并拓展服务业合作领域，保障双方在部分服务贸易领域做出重要承诺。二是积极推进谈判进程，争取早日实现自由贸易区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使双边服务贸易额迅速增长，实现其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第三，对于那些尚未与中国建立优惠制度安排的国家，在条件成熟时积极启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如在金融、保险、咨询等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中日本和韩国与中国有诸多合作，且日韩双方在以上领域具有国际领先优势。所以，中国在积极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基础上，需重点关注日韩具有优势而中国缺乏竞争力的相关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4.健全服务贸易法律法规，完善服务贸易救济制度。
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存在诸多缺陷，法律法规的制定也并不符合gats要求。因此，制定和完善既符合中国实际又不违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法律法规是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服务贸易制定统一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而言，实现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性，同时，在贸易救济政策制定方面，经过全球经济危机后，更应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第一，从中国国内经济和就业增长出发，优先制定那些有利于环境、信息、能源、卫生医疗、交通物流及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法律法规，以提高这些代表新经济的服务部门的竞争力。无论是对现存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还是新制定相关政策，需要通过引入国际竞争政策推动这一进程。第二，完善现存服务贸易的预警机制、应对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一是针对服务贸易风险分布的主要行业，及时跟踪国外相关产业及部门的政策变化，密切关注国外对中国某些行业进行知识产权调查的动向，迅速发布预警信息，实现预警信息从商务部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的顺利传递，同时实现预警信息从地方向中央政府的有效反馈。二是针对国外对中国服务企业贸易救济调查中的不合理、不公正做法，中国地方政府、服务企业应积极利用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制度进行申诉。三是中国政府应积极争取国际谈判主动权，要求外国取消具有歧视性的服务贸易保护措施。同时，对国内不具有竞争优势的服务业和敏感性服务业制定具有保护性质的法律条款，达到保护国内服务业和就业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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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十二
摘要：分析了新常态下农业科技档案呈现出的新特点以及档案管理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从创新农业科技档案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手段、服务方式以及加强档案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阐述了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科技档案的归档效率和服务质量，提升档案利用价值，从而提高农业科技档案管理水平的对策。
关键词：农业科技档案；新常态；创新；管理；问题；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农业科研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入，现代农业发展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成为发展新趋势，农业科技档案也呈现出新特点，需要归档的有价值的科研材料呈爆发式增长，档案载体多样化，传统的农业科技档案管理模式、管理手段、服务方式已经无法满足飞速发展的科研需求。农业科技档案管理需要积极适应新常态，运用新思维、新理念、新方法，增强责任意识，突出创新驱动，构建农业科技档案管理的新体系，切实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服务。
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十三
摘要：自以来，中美纺织品贸易取得了重要的发展，中国纺织品对美出口额、出口增长率及在美市场占有率快速提高。从中美纺织品贸易阶段性特征出发，拟纵观中美纺织品贸易的发展历程，归纳分析中美纺织品贸易情况，着眼中美纺织品目前的现状，探讨中美纺织品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中美；纺织品贸易；阶段；前景；发展趋势。
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十四
我国煤矿安全生产记录不容乐观。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煤矿伤亡事故从的2863起，死亡5793人，增加到的4344起。随后的三年死亡人数也接近6000人。，我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2631人，比减少584人，比减少4364人。煤矿百万吨死亡率近些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为0.892，但仍是美国的近50倍。
然而在美国，采煤业却是其国内所有行业中最让人羡慕的安全行业之一，安全指数与零售业相当。2009年达到历史新低仅为18人，百万吨死亡率仅为0.018人。美国采煤业年产近10亿吨，虽然只有中国年产的三分之一，但比例却真正实现了安全与生产并行。
2企业重视程度不同。
从从业人员方面看，美国煤矿工人职业稳定性比较好，平均年龄45岁左右，一般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管理人员均为大学本科以上。新招矿工必须参加6个月以上的培训。
目前，我国煤矿生产作业人员过多，整体文化水平低，缺少培训，缺乏自我保护能力。据统计，我国国有煤矿大专以上技术人员仅占职工总数的3%左右。不少中小型煤矿没有专业技术人员，许多小煤矿经营者缺乏基本安全管理知识。
我国煤矿整体技术状况比较落后，煤矿采掘机械化程度不高，目前全国机械化采煤率在40%左右，其中国有重点煤矿在78%左右，50%的小型煤矿仍采用落后的开采方式，整体劳动效率低。煤矿生产效率低，井下作业人员多，发生事故、遭受伤害的几率就大，这也是我国近年来煤矿特别重大事故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3井下紧急避险相关规定。
美国规定，在距离生产工作面和正在安装或拆除开采机械的地点305米之内设置避难设施，在从工作面到入井口沿线的有人作业区域，两座避难设施的间距须在人员1小时的不行行程之内，以保证该区域任何位置作业的人员走到避难设施的时间不超过30分钟，在偏远地段工作的人员如不能在三十分钟之内到达避难设施，则应在避灾路线巷道中布置自救器存放柜，以方便遇险人员获得额外的自救装置，所有矿工可在30分钟内到达地面或到达地面逃生设施的矿井无需配备避险设施。对于三十分钟的逃生距离，《最终规定》要求矿方根据本矿具体条件进行确定。应选择典型的矿工代表，考虑矿工不同的年龄体重健康水平和吸烟习惯，同时考虑巷道高度坡度底板状况，通过使用自救器进行实际测试。
我国规定，所有煤与瓦斯突出矿井都应建设井下紧急避难设施；采取应建设避难同室；距离突出煤层采掘面500米范围内应建设避难设施。其他矿井在突发紧急情况下，饭井下工作人员在自救器额定防护时间内靠步行不能安全撤至地面的，应建设井下紧急避难设施；距离采掘工作面1000米范围内的应建设避险设施。
从以上分析可见，美国的规定更加严格，意在确保工作区域任何设置的工作人员走到避难设施后安全出口的时间不超过30分钟（美国煤矿自救器额定防护时间一般为1小时，剩余三十分钟为避难设施启动时间和人员在过渡舱内的冲洗时间）。局避险设施超过三十分钟行走距离的偏远地点人员可以从自救器存放柜获取接续自救器，以提高人员依靠自救器逃生的续航能力。
4自然条件有差距。
美国煤层地质构造简单，大多数为缓倾斜或近水平煤层，断层、褶皱、冲刷、陷落等构造破坏很少，煤层瓦斯含量低，除个别矿井瓦斯需抽放外，大部分可用通常方式来控制瓦斯。如其两大主要煤田之一的阿巴拉契煤田，90%以上为水平或近水平煤层，埋藏浅，目前矿井平均开采深度仅90米，80%的高产高效工作面属中厚煤层，而高瓦斯、容易发生重大事故的煤矿，一般被列为不可采矿井而被关闭。
与美国相比，我国煤层赋存条件差。目前，全国2.6万多处矿井几乎都是瓦斯矿井，其中30%左右是高瓦斯与突出矿井，有煤尘爆炸危险的矿井占87%，有自然发火危险的矿井接近50%，60%到70%的矿井是在复杂和极复杂的构造条件下进行开采。
5安全状况对比。
美国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减少用工。井工矿，广泛采用短壁采煤法，使用连续采煤机、自行矿车和锚杆安装机。70年代以来，推广综合机械化长壁采煤。目前，长壁综采产量占井工矿总产量的50%，近年来，采用高新技术的超大型长壁工作面的平均日产达10000t。6月，美国“20英里矿”创造了月产908271t的世界记录。短壁采煤法虽然存在着回收率低的缺点，但减少地表下沉，保护环境，在美国已形成了一整套采煤机械化配套装置，用人少，工效高，安全状况好、效益好，所以在美国一直广泛采用。
应当说，近30年来美国井工矿效率的提高和安全状况的改善，是与连续采煤机短壁采煤法分不开的。而长壁采煤为矿工提供了更好的安全场所。大功率重型设备的'使用，使设备故障大大减少；自动化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影响；电液系统的进一步使用，加快了支架的推移，减少了工作面人数；使用遥控采煤机，为工人提供了较好的安全保证。美国综采矿井的20万工时工伤率，仅为5人以下世界最低。
由于我国煤矿安全装备差，机械化水平低，特别是乡镇煤矿大部分不具备起码安全生产条件，因此我国煤矿安全状况不好。
6亟须强有力的政府监察。
美国矿山安全监察体系是世界主要产煤国中最完善的，煤矿安全监察力量也是最强的。依据《矿山法》，美国矿山安全与健康监察局对全国矿山实施垂直监察职能，每年对井工煤矿至少监察4次，露天煤矿2次。一旦发现问题，将依法进行处罚直至关闭矿井。
1969年，美国《煤矿法》颁布实施后，因煤矿安全与健康监管部门对违反《煤矿法》的行为处以高额罚款，甚至强制关闭矿井和判处矿主监禁等，迫使不少达不到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被关闭。
我国的煤矿安全监察力量相比美国而言，显得十分薄弱。美国只有1526座煤矿，86187名煤矿雇员，煤矿安全监察人员有1086入，平均每名监察员监察的煤矿数为1.4座，不到80名煤矿雇员就拥有1名煤矿监察员。我国煤矿安全监察员在1800名左右，平均每名监察员监察的矿井数为14.7座，为美国的10.5，倍，3650名煤矿从业人员才拥有1名监察员，为美国的45.6倍。同时美国煤矿监察经费也高于我国，美国矿山安全与健康监察局投入2.67亿美元。
综合前面的对比分析结果，与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照，虽然现阶段我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确实十分严峻，但从美国的发展情况与避免、减少煤矿事故的经验看，如采取有效措施，事故是可得到一定控制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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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十五
雕塑家罗丹说过：“生活中不缺少美，缺少的只是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回归生活世界”是现阶段教育界的热切呼声，现在的小学美术教育以美育为目的，作为教育工作者，要培养学生从生活中发现美的能力，首先让学生在生活中寻找素材。工作中我发现，学生对美术课的兴趣非常浓厚，他们能从美术创作中获得审美的愉悦。但乡村学校的学生、特别是低年级学生，相对城市的学生而言，动手能力及审美能力稍弱，这与他们生活的环境相关，但我们可以利用乡村生活更贴近大自然的优势，在乡村生活中寻找素材，让学生走进大自然，在生活中发现美。例如在人教版小学一年级美术第一册第一课《让大家认识我》中，要求学生利用彩纸制作一片树叶名片，我将学生带到教室外，让学生亲身体验大自然，让他们观察，感受生活当中不同树木叶子的形状，更利于自己的制作。在这个环节中，我将学生带入真实的大自然世界中，让他们感受不同叶子的形状，而不是在教室中，用几张图片让学生认识。回归生活，在生活中寻找素材，培养学生创作能力。
二、回归生活，将生活化教学情境引入教学。
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过：“儿童是形象、声音、色彩、感觉和思维的。”将生活化教学情境引入到课堂中，是学生最感兴趣的，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作为一名小学教师，我们要将生活化的教学情境引入到小学课堂当中去，让学生对美术课堂更有兴趣。在人教版小学美术一年级第三课《圆的世界》的教学过程中，我准备了饼干、闹钟、盘子、地球仪等等各种各样生活中圆形的东西以及其他形状的东西作为教具，将这些东西布置在教室当中，并结合当地乡村特色，将当地特产大闸蟹也带到课堂当中，让他们找找在这些事物中哪些是圆形的，在课堂中创设“圆的世界”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对一些外地学生也可让他们在美术课堂当中了解当地文化。
三、回归生活，让课外活动与生活链接。
小学美术与生活的链接，除了到生活中寻找素材，将生活化的教学情境移入课堂之外，学生的课外活动也应与实际生活相联系，让学生在课堂之外感受生活中的美。我认为小学美术课外活动不应过分注重活动的形式性，而是要将美术活动融入进生活中去，通过生活化的美术课外活动，让学生感受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在生活化的课外活动中获得愉悦。美术课外活动可以与当地特色结合，课外活动不仅仅可以在教室中进行，户外操场、田间、悠久的老街等都可以成为美术课外活动的场所。生活化的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在活动中得到教育。
1.美术课外活动融入人文元素。
美术课外活动可结合当地特色，将有人文特色的事物展现给孩子们，让孩子们在贴近生活的课外活动中了解当地文化，让孩子们热爱生活，在生活中发现美。巴城是一个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美丽小镇，拥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它的蟹文化举世闻名。所以，在组织美术课外活动时，我们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将这种文化融入进课外活动中。带领学生走入当地文化馆，让学生参观了解本地特色文化，走进生活，带学生实地参观一次蟹养殖基地，让学生在真实的生活中感受到美，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的情感，将人文元素融入课外活动。
2.美术课外活动融入教育元素。
美术课外活动除了让学生感受生活中的美外，还应具有教育功能。我们要给学生提供健康而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让学生在课外活动中同样受到教育。美术新课标指出：“指导学生利用身边物品或废旧材料，制作玩具，手工艺品来美化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组织一次课外活动，让农村的学生利用自己身边的物品或废旧的材料，如废旧纸盒、瓶子、破布等等制作出一件有创意的作品。小学生对于动手制作是非常感兴趣的，组织这样的活动，一方面锻炼了学生的动手制作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将废旧物品经过自己的思考制作，将废旧物变成具有创意的作品，促进学生养成将废旧物品变成创意作品的习惯，提高学生在生活中发现美的能力。艺术源于生活，小学美术教学要回归到生活中去，让学生从窄小的课堂中走出来，走进丰富的生活，从生活中寻找素材，将生活化的教学情境带进课堂，将人文元素，教育元素融入课外活动中，在生活里寻找美、发现美、创造美，让美术教学回归生活，寻找美术之花。
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十六
电子游戏，是祖国的“食人花”，应坚决杜绝电子游戏，因为一旦迷上电子游戏，则难以逃脱它的束缚。
适应地玩一玩无可厚非，但只要是玩过电子游戏的人都知道——所谓的电子游戏，堪似“毒品”，只要你尝试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只要你结束了一局，就会想迫不及待地开始第二局的游戏。所以可见，电子游戏很容易让人上瘾。
我认为玩电子不仅会荒废学业，而且会严重腐蚀青少年的思想，毕竟青少年还没有清晰的判断能力，如果他们不及时醒悟，电子游戏即会将他们送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近两月，合肥两名青年模仿网游，相约杀人焚尸练胆，手段极其残忍，经过20多个小时的缜密侦查，警方终于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16岁的吴某某和18岁的李某某。经审讯，原来，两位都长期沉迷于电子游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暴力，甚至产生了效仿游戏中砍杀人的想法从而导致两名老人的身亡。以上真实的事例，足以体现沉迷电子游戏的青少年通过在虚拟世界中的打拼搏杀，在实际生活中得以效仿带来的“灾难”。因此，对于心理发展还不成熟，行为自控能力较弱的青少年来说，电子游戏中暴力等情节极可能会成为引发他们犯罪的诱因。
电子游戏还可能影响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头条新闻上不时会出现这样的报道：一学生因沉迷电子游戏在网吧没天没夜地玩游戏，终猝死……类似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不论猝死如此严重的情况，就算是长期对着电子产品玩游戏也会对眼睛不好，从而轻易导致近视。
综合所述，电子游戏不仅仅影响青少年的身体健康，还深刻地影响着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身为袓国的花朵，不能再让“袓国的食人花”—电子游戏来糟蹋自己，自毁前程了。拒绝沉迷电子游戏吧，翻开文化课本，在书海中你会找到比电子游戏养份更多，更利于你成长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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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关系论文篇十七
事业的新常态开展，与经济社会的快速开展密不可分。作为我国市场经济开展的新思想和新途径，新常态倡导创新理念，尊崇转型和晋级，并着眼于经济社会的将来开展，以更具时期感的开展构思和开展思绪引导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可持续开展，并强调经济社会的开展要突破传统经济开展形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创新型开展理念的浸透，引领创新型社会开展新趋向。知识产权维护作为创新型社会开展的重要支柱力气，新常态下推进知识产权维护新开展势在必行，不只要提高制度建立的完善和合理，而且要提高知识产权维护战略施行的科学化和时期性，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开展态势及时做出合理化的调整。促进新常态下知识产权的新开展，不只是时期所趋，也是创新型社会开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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