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用于明确双方在交易或合作中的权益和责任。合同的条款应明确具体，避免模糊和不清晰。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达成的一种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它是为了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而设立的法律文件，可以保障交易安全和维护合法权益的必要手段。如何起草一份合同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一份完善的合同应当包括清晰的权利和义务条款。下面是一些关于合同起草的实例，供您参考，通过参考这些范文，您可以对合同起草的结构和表达方式有更清晰的认识。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篇一
房屋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与受赠人就无偿转移房屋所有权而达成的协议。房屋赠与合同的效力如何？请看下文详解：
房屋赠与合同只要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就有法律效力。
《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赠与合同有效，如果不办理过户手续，房屋所有权是没有转移的。而且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房产赠与人必须具有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且必须对其所赠房产拥有所有权。虽然取得赠与公证书可以迅速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但应注意几个事项：
1、赠与是无偿的法律行为，法律后果不同于有偿的转让行为;
3、一般的赠与行为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除外，也就是说经过公证的赠与行为一般不能撤销。
本协议由以下双方当事人在_________签订：
甲方：_________
住所：_________
身份证号：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
住所：_________
身份证号：_________
为明确双方本次赠与房屋行为的权利义务，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订本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 甲方决定将位于_________区_________街_________楼_________层_________号的房屋一套，建筑面积_________平方米无偿赠与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此赠与。
第二条 甲方保证其对上述房屋拥有所有权。
第三条 甲方保证本次赠与并无任何恶意，而且已将其所知的一切包括瑕疵在内的注意事项告知乙方(但甲方不保证本次赠与物完全无瑕疵)，否则，愿意对因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条 应甲方的`要求，乙方保证将房屋不用于违法(或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等事项。
第五条 乙方违反第四条的约定，甲方有权收回上述房屋。
第六条 在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应在_________日内向乙方移交上述房屋;并应在_________日内协助乙方到有关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有关变更登记的手续。
第七条 乙方无须向甲方支付任何费用，但与移交上述房屋有关的费用包括到有关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的费用以及有关契税应由乙方负担。
第八条 违反本协议的约定为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
第九条 违约方应向对方赔偿一切损失。
第十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一条 本协议在双方签字后生效。
甲方：(签字)_________ 乙方(签字)_________
附件
房产赠与公证书
(_________)_________字第_________号
兹证明_________于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来到我处，在我的面前在前面的赠与书上签名(或盖章)
_________公证处
公证员：_________(签字)
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篇二
第五十五条承包合同中违背承包方意愿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有关不得收回、调整承包地等强制性规定的约定无效。
（一）承包合同纠纷。
（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
承包经营权是公民、集体对于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承包经营权纠纷是指因发包人、承包人之外的第三人，违反我国《民法通则》第80条第2款的规定，侵害承包人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引发的纠纷。此类纠纷属于侵权纠纷。
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转包、出租、互换等方式流转。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纠纷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因转让、转包、出租和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履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过程中而发生的纠纷。
（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
农业承包合同履行期限一般较长，承包人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一般要进行先期投入。在承包期内，因工业占地或其他项目征地，承包合同需要解除。承包合同解除后，承包方与发包方就补偿问题达不成协议就会引发纠纷。
（五）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
此类纠纷涉及：承包人死亡后其所得承包收益的继承问题；林地承包人死亡后其继承人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问题；其他方式承包中，承包方的继承人或者权利义务承受者请求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问题等。
（一）因外部承包而引发纠纷。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相对较低，一些农民不愿种地，部分农村土地被发包给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有些地方的土地在升值，农民又开始愿意种地，此时就出现了农民对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承包土地不满的情况，一些地方的集体经济组织迫于压力只得要求与承包人解除合同。因外部承包引发的纠纷，有的是因承包人违约引起的，有的是因订立合同未经民主程序引起的。
（二）因承包方违约而引发纠纷。
承包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主要有两种：一是承包人拖欠承包费。拖欠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对发包方在履行合同义务方面有意见；有的是因为经营不善，交纳承包费困难；有的是故意不交纳承包费。有的承包费经发包方同意予以减少，但由于没有书面证据，发包方负责人更换后不能得到继续认可也是发生纠纷的一个原因。二是承包人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
（三）因发包方违约而引发纠纷。
4、没有按合同约定交付承包地。
（四）因合同解除后对承包方的补偿问题而引发纠纷。
在程序方面主要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审查合同的订立是否遵守了有关民主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定。二是对采用招标方式订立承包合同的依据我国关于招投标方面的法律规定进行审查。三是关于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的承包合同是否应认定无效。我国法律对重要承包事项都规定了民主议定原则，其法理依据是土地的'经营管理者必须依照所有权人的集体意愿行事。如果发包方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越权发包，法院应认定该承包合同无效，并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责任。由于农产品生长周期长，季节较强，因此法院在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时，基于保护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考虑，对承包合同效力的认定应特别慎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承包合同签订满一年或虽未满一年，但在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投入的情况下，法院不因发包方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越权发包而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但可对该承包合同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单从字面上看，该《规定》只适用于发包方所属的半数以上村民以发包方为被告，要求确认承包合同效力而提起的诉讼。但笔者认为，最高院此项规定对承包合同效力的认定具有普遍意义，因为法院对同一事实关系的法律认定须保持一致，同一份承包合同效力的认定结果不应因诉讼主体或诉讼请求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最高院就承包合同违反民主议定原则的无效请求设定了1年的除斥期间，只要在承包合同签订后的一年以内没有提起诉讼，法院就不能再以此认定合同无效，所谓“进行适当调整”也是以法院确认合同有效为前提，对无效合同已无事后调整的必要。
承包合同对承包地的面积（四至界限）、履行期限、承包费的数额及交纳时间、违约金等内容应当明确约定。除此之外，还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土地利用的合法性问题。我们在审理中发现一些合同的内容不合法主要表现在将承包地用于非农业建设。二是合同期限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期限一般为30年，而在发生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中，有些承包期限不足30年。笔者认为30年是倡导性的法律规范，为了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当事人应当尽可能遵守。
（三）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充分。
对于已生效的合同，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不得擅自违约，更不得单方解除合同。合同的解除分为协议解除和法定解除两种情形，协议解除一般来讲不会发生纠纷。法定解除具体包括：不可抗力；合同期限届满；合同约定解除的条件成就；不能实现合同承包目的；承包方全家搬迁且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承包方无力经营且本人自愿解除；承包方在承包期内死亡且无人继承其承包经营权；承包方长期不予经营，造成承包地闲置的；承包方在承包期内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经发包方劝阻无效而导致合同解除；承包方随意改变土地用途，经劝阻无效的；合同的继续履行将影响一方重大利益的等情形。一般而言，只有符合上述情形方可解除合同。实践中，发包方常常以合同约定的承包费偏低为由要求解除承包合同，这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不符。
在对农村承包经营地征用过程中如何对被征地农民给以合理补偿，因同时受国家征地补偿法律和承包合同的双重调整而使具体操作变得复杂。根据目前的补偿办法，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一般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通常不分到农民个人手中。但对于存在承包合同关系的耕地来说，其补偿办法应该有所区别，除了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外，还应当根据承包地的收益情况给予承包人一定的预期收益补偿。这种预期收益的补偿标准可以依据两种方法确定：一是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计算方法；二是发包方与承包方在合同中约定土地征用后的补偿方法。
《土地承包法》第43条规定，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时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该条规定可以理解为承包方在承包经营期间对承包地有较大投入，使承包地的使用价值有了较大改善与提高的，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时有要求获得相应补偿的权利。对此类问题应妥善处理，否则既侵害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也影响到新一轮的发包。
（五）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否得到了依法保护在审理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时，首先要审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效力，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1、流转是否改变了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2、流转期限是否超过了承包期的剩余期限，超过部分应无效；3、受让方是否有农业经营能力，对此笔者认为应从宽把握，只要受让方不造成承包地长期闲置、荒芜，不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即可，对于其受让后承包收益比之从前降低或明显减少则不在法院的审查范围之内；4、在同等条件下是否考虑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优先权；5、流转是否违背平等协商、自愿的原则，违背则流转无效；6、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的是否办理了登记，未经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在当前审理的农村离婚案件中，普遍存在分割男女双方责任田承包经营权问题。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对离婚案件中妇女责任田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已做出明确规定，因此法院在审理中应首先正确适用上述规定，采取调解优先的原则。如调解达不成协议，可采取以下方法处理：
（一）按照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生活的原则，在原承包地范围内为离婚妇女分配适量的责任田。制定分配方案时一要考虑方便双方当事人管理，二要兼顾土地的优劣、管理的方便程度和双方当事人的管理能力。这样的分配附有一定条件，即当该妇女在其它组织取得责任田后，此项权利即告终止。此外，已离婚的妇女也可以采取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法，将所分责任田转包他人管理，从取得转承包费中实现其责任田权益。
（二）采取全家责任田轮耕的方法来解决，直到离婚妇女另行取得责任田为止。具体方法是：按照离婚时男方的家庭人口数量，规定每隔几年可以让已离婚的妇女对土地进行轮耕，为离婚妇女确定合理的轮耕年度。法院在判决中应注明男方将其全家责任田交付已离婚妇女的时间和女方将责任田交还男方的时间，同时在判决中写明双方均不得进行取土等掠夺性生产的条款，保证判决的顺利执行。
（三）离婚妇女如不从男方处取得责任田，则男方应用管理女方责任田所取得的收益对女方进行经济补偿。具体补偿数额按当地责任田的平均毛收入扣去劳动成本和资金投入后的差额计算。这笔补偿由男方按年度定期支付给已离婚妇女，或用于折抵应付的抚养费，直到已离婚妇女另行取得责任田为止。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篇三
传真属于《合同法》第11条所指的“数据电文”的范畴，传真具有易伪造的特点，在民事诉讼中，如无其他相关证据相佐证，一旦对方否认，单独的“传真合同”很难获得法院的支持。
因此，对于大额合同，我们不建议使用传真形式签署，为提高效率一定要用传真形式签署的，在传真签署后要及时交换正本。
一般说来，为提高效率，对于一年中多次交易的小额的合同，在签署了《框架性协议》的情况下，使用传真形式签署合同较为妥当。
电子邮件亦属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数据电文”的范畴。合同的核心是通过要约与承诺的方式达成双方的合意。如果业务双方保持着连续性的业务往来，并以电子邮件的形式签署了一系列的合同并且双方均已经履行，可以视为商业惯例，这种形式签署的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可以得到法院的认可。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合同，合同最后一条写明“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但实践中仅加盖了公章，但法定代表人并未签署。一旦发生争议，一方便声称由于合同上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该合同并不生效，并以此理由而反悔。但是这种反悔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
合同上的签章是指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或签字加盖章，三者有其一即可。因此，尽管合同中约定了“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但是，合同的本质是意思表示真实。通过盖章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思，因此该合同有效，双方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合同。
在实践中，在合同上只要有下述情形之一的，合同即视为签署：
1、法定代表人的.签字;。
2、授权代表人的签字;。
3、加盖公司公章;。
4、加盖公司合同专用章。
职能部门章一般是为便于公司管理而自行刻制的章，理论上它已经得到公司的许可。从这些章的使用范围来看，它一般仅限于公司内部使用，如果对外签署合同，仍需要加盖公司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但也有一些例外，例如与合作单位的对账章上加盖财务专用章，在劳动合同上加盖人事部门的章，依然可以得到法院的认可。
因此，加盖公司职能部门章签署的合同是否有效，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强烈建议，在合同签署过程中尽量不要加盖职能部门章。
我们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的客户与a公司签署了一份技术服务合同，合同标的为人民币128万元，合同上a公司未盖章，仅由其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签了名。当我们准备履行时，a公司给我们发了一份书面通知，称其总经理对外签署合同的权限是50万元，因没有得到公司的授权，其签署这份合同是无效的。于是我们代表客户提起诉讼，要求继续履行合同。
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原则上及于法人，公司可以对法定代表人的权限予以适当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也就是说，当法定代表人对外签署合同时视为法人的全权代理人。对法定代表人的权利限制仅对公司内部有效，对外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我国合同法第50条明确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载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最终法院判决合同继续履行。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篇四
简介:基层法院法官,法律本科,2008年取得法律资格证书,现工作于安徽省芜湖县人民法院,曾从事过民事,行政,商事,立案等工作.能守住清贫,善于孤独.业余时间擅长写点理论研讨文章,许多不太成熟的观点在实践中未得到应用,但仍然坚持把它写出来,以待时间检验.本博所有文章除特别说明外,皆为原创,若需转载,请与本人联系.
[案例]:原、被告于2004年元月5日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契约，契约约定，被告将自己所有的四间房屋、猪笼、厕所等房前屋后的宅基地全部出售给被告，价款为人民币13000元；契约还约定，被告将其户所承包的4.83亩农田全部永久性无偿转让给原告承包。此后，原、被告双方按约定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原告从此开始在受让经营的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原告还将户籍从宣城市迁入芜湖县某组。原告将户籍迁出后，原告原籍村里将其原来承包的土地收回并已发包给本村其他村民承包。
4.83亩土地共分三块），并在其中二块土地上播种小麦，导致原告无法耕种，诉争的4.83亩土地，现原告实际占有其中一块，被告占有其中两块。原告认为自己已经取得该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遂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原、被告达成房屋出售及土地转让协议后，村委会的临聘文书王某填写了一份与被告编号相同日期相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除了将承包方户主姓名变更为原告外，其余记载事项与被告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相同，在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登记簿上，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户）未进行任何变更，亦未发生转包备案事实。
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提出反诉，请求解除原、被告于2004年元月5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条款。[审判]: 芜湖县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变更原告与被告2004年1月5日签订的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永久性无偿转让条款。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原告享有4.83亩农地中的一块地约1.2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享有4.83亩农地中的两块约3.6亩地承包经营权。
[分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条款的效力存在三种意见：
一、转让条款有效。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签订后，双方均履行了主要义务，原告也因此将户籍迁入成为承包土地所在地集体组织成员。此后，村里的承包地分户登记表，农业纳税证明通知书、农民负担监督卡及种粮补贴储蓄卡都登记于原告名下，并履行了相关农业税费交纳义务。虽然原告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能作为认定原告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但是鉴于被告在村里任书记这一特殊职务，作为发包方应该知道原被告之间转让承包地的行为，以承包方未经发包发同意为由否认转让合同的效力显然与事实不符。因此双方的转让条款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
二、转让条款无效。承包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农民失去土地即意味着将失去生存的基本保障。因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应当遵循依法、有偿的原则。而对于承包经营权转让的规定更加严格，只有在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前提下，经承包方申请和发包方同意，才可以转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本案被告显然不具备上述条件。所以，原被告虽然签订了转让条款，但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事先经过发包方同意或者经过申请，发包方拖延表态，虽然原告直接向发包方交纳各项费用，这只是发包方为便于收取土地税费，简化缴费程序的一种方式，而且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作为土地承包主管部门证明诉争土地至今承包经营权人未进行任何变更。因此转让条款无效。三、转让条款可变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因承包方不收取流转价款或者向对方支付费用的约定产生纠纷，当事人协商变更无法达成一致，且继续履行又显失公平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发生变更的客观情况，按照公平原则处理。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承包土地流转后，因国家重大政策调整导致合同内容显失公平的，经双方协商可以对合同条款作相应的修改。协商不成的，按照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处理。从以上规定可以得出，在土地流转合同纠纷中，因情势变更而导致合同显失公平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公平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签订无偿转让承包地条款后，已经履行了主要义务，但尚未完成土地经营权变更登记，合同仍在履行之中。2004年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措施，逐步取消了农业税，并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国家“一免两补”惠农政策的出台，使原本在农业税不免不补，而且还要交纳统筹和提留费的合同基础发生了不可归责当事人意考虑到本案原告已将户籍迁入争议土地的村民组，因此适宜对合同进行变更。根据原、被家庭成员状况，原、被告对现在所占有的土地分 [评析]:笔者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条款（协议）成立，但还没有生效。理由如下：《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两者之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合同成立是解决合同是否存在的问题，而合同生效是解决合同效力的问题；
第三，合同不成立的后果仅仅表现为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一般为缔约过失责任。而合同无效的后果除了承担民事责任之外，还可能应承担行政或刑事责任；第四，合同不成立，仅涉及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合同问题，当未形成合同时，不会引起国家行政干预。而对于合同无效问题，如果属于合同内容违法时，即使当事人不作出合同无效的主张，国家行政也会作出干预。《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也就是说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形式要件上要签订书面合同，实质要件上还要经发包方同意后，才能生效。发包方同意的方式也即是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作为土地承包主管部门办理土地承包经营人变更登记，未办理变更登记的，视为发包方未同意。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农民失去土地即意味着将失去生存的基本保障，正因为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决定了发包方是否同意转让必须谨慎，发包方的同意必须采取明示的态度，不应采取推定、默示的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规定，采用转让方式流转土地使用权的，未经发包方同意转让合同无效。也就是未经变更登记不发生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效力。
《物权法》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的一种。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
本案中，原、被告达成土地转让协议后，村委会的临聘文书王某虽填写了一份与被告编号相同日期相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该证除了将承包方户主姓名变更为原告外，其余记载事项与被告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相同，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也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农村土地承包转让合同后，至今承包经营权人（户）未进行任何变更。王某也作为本案的证人证实，当初为原告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未征得村委会同意，也即是说原、被告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未经发包方同意，故该土地转让条款未生效。
本案争议的解决方式。原告要想诉讼请求得到支持，必须先要求被告履行土地转让条款，征得村委会明示同意后，共同到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户）变更登记。若被告拒绝，可要求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被告以本案土地转让条款未经登记，要求解除转让条款的理由也不成立，被告可以情势变更为由，与原告协商变更条款内容，原告若不同意，可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可采取第三种意见作出本案判决。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篇五
在生活中，我们需要签订各种各样的合同，但不论是什么合同，都得要是合法有效的合同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当然，租赁合同也不例外。租赁合同是指我们在租赁房屋时，就一些与租赁有关的事宜与屋主达成协议后所签订的书面文件。但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租赁合同其实是无效的，那么我们要如何来判断租赁合同的效力呢?就将在本文中为大家做个介绍。
出租人和承租人就房屋出租的租金、期限、违约责任等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后，租赁合同就成立了。成立后的房屋租赁合同有无法律效力，主要看以下四个方面：
即出租人与承租人是否具备有效民事行为的构成要件。如是否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出租人是否为房屋所有人或合法使用权人等。
只要法律法规不禁止出租的房屋，都可以依法出租。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及本市的租赁法规均规定，租赁当事人应向房产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在实践中，对未登记备案的租赁合同是否有效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合同是无效的，另一种认为租赁合同仍然有效，但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以上的介绍就是对如何判断租赁合同效力的回答，相信大家通过介绍也都有所了解了吧，也希望以上的内容能够为大家提供帮助。在我们租房前一定要确认该房屋是否具备出租的条件，如果不具备出租条件，那么即使是签了合同也是无效的。有效的合同可以很好的保证我们的利益不受侵害，所以大家对待合同一定得慎重。当然，如果大家还有更多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随时向网站进行咨询。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篇六
2008年10月29日，韩某与詹某就韩某为户代表承包的3亩菜地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韩某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詹某，转让期限为10年，詹某一次性交付转让费人民币12万元。双方当事人以及证人陈某在协议书上签字按印。协议签订当日，詹某交付转让费用人民币12万元，韩某将土地交付詹某使用。2010年4月，韩某以该合同没有经过发包方同意为由提出解除合同，并在詹某已经耕种的土地上种植其他作物。詹某多次要求停止侵害无果，遂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韩某停止侵害并继续履行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性质，合法有效，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在协议签订后均已履行主要义务。被告要求解除合同没有法律根据，双方应当按照原合同履行。遂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五十六条规定，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有效。
韩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是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上诉方没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稳定的收入来源，发包方出具的证实虽未以此为不同意的理由，但该理由是客观存在的，故可以认定发包方不同意转让具备法定理由。因此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所签订的合同无效，对被上诉人詹某提出的继续履行合同、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故二审法院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民事诉讼法》 判决撤销原判，确认韩某与詹某签订的协议无效。
本案中两审法院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判决，其原因在于两审法院对于本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的认定不同，即本案争议的核心问题是韩某与詹某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一审法院是从合同的构成要素来进行判定的，认为其符合合同法对于合同的有效构成要件的相关规定，因此判定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二审法院认为该合同没有获得发包方的同意，而发包方又具有不同意的合法理由，因此该合同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笔者赞同二审判决的认定意见，其理由如下：
1.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条件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篇七
案例：1991年6月21日，原告罗女士及丈夫黄某与原某村农民王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王某由于农转非欲出售其房屋，所在村社无人购买，通过村社两级干部执笔，王某自愿将其位于该村的砖瓦房4间出售给拥有城镇户口的罗女士夫妻。黄某交付了3300元购房款，王某也将乡村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交给了罗女士夫妻。双方签订的购房协议加盖了村公所、乡人民政府的公章，而且罗女士向县政府缴纳了契税198元，契税凭证上现业主的姓名已经变更为罗女士丈夫的名字，但未到相关部门履行过户手续。此后，罗女士一家人一直居住在该屋。2008年6月5日，该房屋所在的土地被政府征收，罗女士一家的宅基地面临拆迁，巨大的利益导致王某的家人与罗女士发生了矛盾，罗女士无法获得拆迁补偿款。2011年6月，罗女士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有效。
原告罗女士认为，1991年6月21日签订的购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经过了当时村公所及乡人民政府的同意，并向县人民政府交纳了契税，且原告已在该房居住近20余年。现因该房屋涉及拆迁补偿，被告得知后，无理要求对该房屋主张补偿利益，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社会公序良俗，请求依法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有效。
被告王某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农村房屋不能向城镇居民出售，当时将房屋卖给原告，仅是对房屋的处分，并没有涉及房屋所及的宅基地使用权，本案的买卖合同因违反法律应为无效。
评析：
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主体适格。1991年王某出售房屋时，所在村社无人购买，在征得村社干部同意且由村社干部执笔书写买卖合同后，才卖给城镇居民罗女士，买卖协议上加盖村公所及乡人民政府的公章，就表明所在村社对罗女士取得该宅基地的使用权没有异议，出卖行为是王某的真实意思。事后，罗女士也按照规定向县政府缴纳了契税，并实际支付购房款，被告王某收取购房款后交出了房屋及权属证书，原告罗女士在该房屋居住20年，合同早已实际履行。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范怀与郭明华房屋买卖是否有效问题的复函》规定：“房屋买卖系要式法律行为。农村的房屋买卖也应具备双方订有书面契约、中人证明、按约定交付房款以及管理房屋的要件，要求办理契税或过户手续的地方，还应依办理该项手续后，方能认定买卖有效。”该复函并未禁止城镇居民购买农村房屋。本案中，罗女士也确实缴纳了契税，且契税票据上已将现户主的名字变更，可以理解为双方买卖行为经过了相关部门的同意。因此，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精神。
本案应当适用双方签订合同时的法律或政策。在1999年5月之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城市居民不得购买农村房屋，根据法无禁止皆自由的原则，应当认定本案当事人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有效。
2.认定有效的社会效果利大于弊。
首先，要坚持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原则。由于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主要发生在村民和城镇居民之间，这类房屋买卖行为多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至今时隔10年以上，大多买卖行为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出卖人交付了房屋，买受人入住并给付了房款且入住多年，甚至房屋已经过装修、翻建、改建等添附行为。本案中，房屋买卖发生在20年前，经过多年的经营，房屋买受人对涉案房屋已具有了强烈的认同感，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如果认定本案无效，就会造成房屋出卖方在违规出卖房屋获得利益后又因房屋增值、拆迁补偿等原因主张合同无效，无疑是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其直接后果是违反诚实信用卖房者获益，而恪守诚实信用买房者却蒙受损失。买房者最后虽获得了一定的赔偿却要面临腾房搬迁，在其居无住所的情况下，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甚至遭遇执行难题，如此判决的结果是损害社会的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的社会根源。
其次，注重实现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判决要以“有利于妥善解决现有纠纷、有利于规范当事人交易行为”为指导，起到制约农民审慎处分自己房屋的积极效果。对城镇居民在购买农村房屋后进行了依法登记或履行了契税手续的;对出卖方已经转为城镇居民的;对那些买卖行为发生的时间较长，购买方已经在农村长时间居住，且房屋已经翻盖或者重建的，从保障当事人居住权和稳定社会关系的角度认定合同有效，这样更能为社会大众从情感上所接受，充满人文关怀的裁判也更能为社会所认可。
：购房合同、售房合同。
：购房合同、售房合同。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篇八
相信大家都知道，农村土地是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而不同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是可以承担本这种的土地进行耕作、开辟的。由此双方之间需要签订一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那么我们该如何来认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呢？请阅读下文了解详情。
对于无效合同法律后果的处理，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已做了规定，即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处理时应注意的是，在判决互相返还时，不能只判决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土地返还给发包方，还应处理好属于承包人的财产。由于承包合同的特殊性，除生产工具可移动性的东西承包人可自行带走外，对处于生长期的作物具有不可移动的特点，还有与发展生产有关的基础设施如灌溉用的水井，进入承包地修建的道路、电路、方便承包人开发居住的房屋等均属不能移运的附着物，应作价补偿。如果一方有损失，则应根据引起合同无效的过错责任大小来承担赔偿责任。发包方不能利用无效合同获得被返还土地的同时，而无偿获得所有权属于承包人的地上附着物。
此类纠纷的提起首先要审查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
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二条已明确规定此类诉讼的主体资格，提起诉讼的原告属发包方所属的半数以上村民，被告为发包方，承包人作为第三人。对于如何从证据的角度确认是否经过民主议定，如果召开全体村民参加的'村民大会或以户为代表参加大会，制作会议纪要，那么，全体村民是否同意均签名摁手印所统计出来的人数是最直接的、无可争议的证据。而在审判实践中，不能把形式要件作为一个固定的模式来照搬硬套，还是要根据案件本身全面系统地进行审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居住分散地处偏僻或外出人员较多的地区，家庭只有老人和孩子，而老人也无参政意识不愿参加会议，集中起来开会确有不便也不容易，村组干部通过广播、集市或公告形式将承包的标的、条件公布于众，在招标期间集体成员对标的和发包条件未提出异议，就应视为一种认可。由此而形成的承包合同就应认定符合民主议定原则，确认合同有效。此种认识亦符合《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或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作了大量的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如果承包农村集体土地的人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那么其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就是有效效力的。而对于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员，则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未经此程序则合同无效。为你整理本篇文章，希望能帮助你解答疑惑。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篇九
第五十五条 承包合同中违背承包方意愿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有关不得收回、调整承包地等强制性规定的约定无效。
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应注意的问题
（一）承包合同纠纷
（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
承包经营权是公民、集体对于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承包经营权纠纷是指因发包人、承包人之外的第三人，违反我国《民法通则》第80条第2款的规定，侵害承包人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引发的纠纷。此类纠纷属于侵权纠纷。
（三）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
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转包、出租、互换等方式流转。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纠纷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因转让、转包、出租和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履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过程中而发生的纠纷。
（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
农业承包合同履行期限一般较长，承包人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一般要进行先期投入。在承包期内，因工业占地或其他项目征地，承包合同需要解除。承包合同解除后，承包方与发包方就补偿问题达不成协议就会引发纠纷。
（五）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
此类纠纷涉及：承包人死亡后其所得承包收益的继承问题；林地承包人死亡后其继承人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问题；其他方式承包中，承包方的继承人或者权利义务承受者请求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问题等。
（一）因外部承包而引发纠纷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相对较低，一些农民不愿种地，部分农村土地被发包给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有些地方的土地在升值，农民又开始愿意种地，此时就出现了农民对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承包土地不满的情况，一些地方的集体经济组织迫于压力只得要求与承包人解除合同。因外部承包引发的纠纷，有的是因承包人违约引起的，有的是因订立合同未经民主程序引起的。
（二）因承包方违约而引发纠纷
承包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主要有两种：一是承包人拖欠承包费。拖欠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对发包方在履行合同义务方面有意见；有的是因为经营不善，交纳承包费困难；有的是故意不交纳承包费。有的承包费经发包方同意予以减少，但由于没有书面证据，发包方负责人更换后不能得到继续认可也是发生纠纷的一个原因。二是承包人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
（三）因发包方违约而引发纠纷
4、没有按合同约定交付承包地。
（四）因合同解除后对承包方的补偿问题而引发纠纷
在程序方面主要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审查合同的订立是否遵守了有关民主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定。二是对采用招标方式订立承包合同的依据我国关于招投标方面的法律规定进行审查。三是关于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的承包合同是否应认定无效。我国法律对重要承包事项都规定了民主议定原则，其法理依据是土地的经营管理者必须依照所有权人的集体意愿行事。如果发包方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越权发包，法院应认定该承包合同无效，并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责任。由于农产品生长周期长，季节较强，因此法院在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时，基于保护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考虑，对承包合同效力的认定应特别慎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承包合同签订满一年或虽未满一年，但在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投入的情况下，法院不因发包方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越权发包而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但可对该承包合同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单从字面上看，该《规定》只适用于发包方所属的半数以上村民以发包方为被告，要求确认承包合同效力而提起的诉讼。但笔者认为，最高院此项规定对承包合同效力的认定具有普遍意义，因为法院对同一事实关系的法律认定须保持一致，同一份承包合同效力的认定结果不应因诉讼主体或诉讼请求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最高院就承包合同违反民主议定原则的无效请求设定了1年的除斥期间，只要在承包合同签订后的一年以内没有提起诉讼，法院就不能再以此认定合同无效，所谓“进行适当调整”也是以法院确认合同有效为前提，对无效合同已无事后调整的必要。
承包合同对承包地的面积（四至界限）、履行期限、承包费的数额及交纳时间、违约金等内容应当明确约定。除此之外，还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土地利用的合法性问题。我们在审理中发现一些合同的内容不合法主要表现在将承包地用于非农业建设。二是合同期限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期限一般为30年，而在发生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中，有些承包期限不足30年。笔者认为30年是倡导性的法律规范，为了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当事人应当尽可能遵守。
（三）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充分
对于已生效的合同，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不得擅自违约，更不得单方解除合同。合同的解除分为协议解除和法定解除两种情形，协议解除一般来讲不会发生纠纷。法定解除具体包括：不可抗力；合同期限届满；合同约定解除的条件成就；不能实现合同承包目的；承包方全家搬迁且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承包方无力经营且本人自愿解除；承包方在承包期内死亡且无人继承其承包经营权；承包方长期不予经营，造成承包地闲置的'；承包方在承包期内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经发包方劝阻无效而导致合同解除；承包方随意改变土地用途，经劝阻无效的；合同的继续履行将影响一方重大利益的等情形。一般而言，只有符合上述情形方可解除合同。实践中，发包方常常以合同约定的承包费偏低为由要求解除承包合同，这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不符。
在对农村承包经营地征用过程中如何对被征地农民给以合理补偿，因同时受国家征地补偿法律和承包合同的双重调整而使具体操作变得复杂。根据目前的补偿办法，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一般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通常不分到农民个人手中。但对于存在承包合同关系的耕地来说，其补偿办法应该有所区别，除了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外，还应当根据承包地的收益情况给予承包人一定的预期收益补偿。这种预期收益的补偿标准可以依据两种方法确定：一是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计算方法；二是发包方与承包方在合同中约定土地征用后的补偿方法。
《土地承包法》第43条规定，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时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该条规定可以理解为承包方在承包经营期间对承包地有较大投入，使承包地的使用价值有了较大改善与提高的，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时有要求获得相应补偿的权利。对此类问题应妥善处理，否则既侵害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也影响到新一轮的发包。
（五）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否得到了依法保护在审理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时，首先要审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效力，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1、流转是否改变了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2、流转期限是否超过了承包期的剩余期限，超过部分应无效；3、受让方是否有农业经营能力，对此笔者认为应从宽把握，只要受让方不造成承包地长期闲置、荒芜，不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即可，对于其受让后承包收益比之从前降低或明显减少则不在法院的审查范围之内；4、在同等条件下是否考虑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优先权；5、流转是否违背平等协商、自愿的原则，违背则流转无效；6、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的是否办理了登记，未经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在当前审理的农村离婚案件中，普遍存在分割男女双方责任田承包经营权问题。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对离婚案件中妇女责任田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已做出明确规定，因此法院在审理中应首先正确适用上述规定，采取调解优先的原则。如调解达不成协议，可采取以下方法处理：
（一）按照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生活的原则，在原承包地范围内为离婚妇女分配适量的责任田。制定分配方案时一要考虑方便双方当事人管理，二要兼顾土地的优劣、管理的方便程度和双方当事人的管理能力。这样的分配附有一定条件，即当该妇女在其它组织取得责任田后，此项权利即告终止。此外，已离婚的妇女也可以采取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法，将所分责任田转包他人管理，从取得转承包费中实现其责任田权益。
（二）采取全家责任田轮耕的方法来解决，直到离婚妇女另行取得责任田为止。具体方法是：按照离婚时男方的家庭人口数量，规定每隔几年可以让已离婚的妇女对土地进行轮耕，为离婚妇女确定合理的轮耕年度。法院在判决中应注明男方将其全家责任田交付已离婚妇女的时间和女方将责任田交还男方的时间，同时在判决中写明双方均不得进行取土等掠夺性生产的条款，保证判决的顺利执行。
（三）离婚妇女如不从男方处取得责任田，则男方应用管理女方责任田所取得的收益对女方进行经济补偿。具体补偿数额按当地责任田的平均毛收入扣去劳动成本和资金投入后的差额计算。这笔补偿由男方按年度定期支付给已离婚妇女，或用于折抵应付的抚养费，直到已离婚妇女另行取得责任田为止。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篇十
工程合同的效力怎么认定?许多工程合同纠纷的审理，都是通过判断该工程合同是否有效，而工程合同的效力分为无效的情形;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情形;看似无效，却有效的情形等等，下面由中国人才网法律编辑在本文整理介绍工程合同的效力认定。
工程合同生效的一般条件。
一般的合同生效条件包括行为人具相应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公共利益等。而建设工程合同还应满足下列条件：行为人具相应的缔约能力、符合基建程序。
1、合同主体不具建筑活动主体资格;。
2、违反国家规定程序与国家批准计划;。
3、全部工程予以转包;。
4、全部工程以分包名义转包给第三人;。
5、总承包人私自将部分工程分包;。
6、分包单位再分包或分包单位无相应资质。
工程合同无效的条款。
1、建筑合同中带资，垫资条款争议大。一些法院认为垫资不违反建筑法强行规定，且垫资是国际惯例，应认定有效;而另一些法院仍认为垫资条款无效，但发包人应支付垫资利息。
2、国家投资建设的重大工程，且由国家对工程款依法结算的。若承包人与发包人自行约定结算条款无效。
3、分包人与总包人约定：“总包人应付分包人的工程款，待发包人支付给总包人后再予以支付。”这样的约定势必增加社会三角债情况。法院一般不认为该条款为附期限的法律行为，而认定无效。
看似无效却有效的情形。
1、签约时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规划许可证、报建手续时，去补办手续前无效;在审理期间补办应有效。
2、签约时未取得土地证，但已审查被批准用地，为有效。
3、超过《规划许可证》范围的合同是否无效，看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4、超越资质缔约，在满足以下条件为有效：属于《资质等级标准》规定町上浮到建设项目要求相符的等级条件;质量验收合格;结算价款按原约定等级结算时合同有效。
5、跨地区承揽，未办外来企业承包许可证的，手续不全，但不违反建筑法强行规定，仍有效。
6、应招标未招标工程，发包人直接发包，承包人有相应资质，且已履行的，应认定有效。
(一)分公司或项目部对外签订合同的效力。
1、分公司签订的合同。
《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法对于何为其他组织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依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1)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独资企业、合伙组织;(2)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合伙型联营企业;(3)依法登记领取我国营业执照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4)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登记证的社会团体;(5)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6)中国人民银行、各专业银行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7)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8)经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乡镇、街道、村办企业;(9)符合本条规定条件的其他组织。
根据上述规定，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公司在总公司的授权范围内，其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但是根据《公司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分公司应当在总公司的授权范围内对外签订合同，但是一旦分公司超越总公司的授权签订合同，并不意味着该合同一定是无效，除非签订合同的相对方明知分公司越权仍旧与其签订合同。因为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授权范围仅对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有约束力，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2、项目部签订的合同。
施工单位的工程项目部或者施工单位的工程处(工程队)对外签订的合同往往盖有工程项目部的章(有些是项目部技术专用章)，由于工程项目部、工程处等是施工单位的职能部门，并非是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其他组织”，因此此类合同严格从法律上来说是无效的，除非项目部、工程处(工程队)在签订合同时有施工单位的明确授权或者事后得到施工单位的追认。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类合同往往因为符合《合同法》规定的表见代理而认定为有效。《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据此，如果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项目部在签订合同时是有代理权的，那么此类合同是有效的，因此合同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施工单位承担。
3、项目经理/实际施工人签订的合同。
在这类合同中还有一种情形，是由项目经理或者实际施工人对外签订合同，合同上既没有公章也没有项目部章，只有项目经理或者实际施工人的签字。这类合同的效力认定要分两种情况：其一，项目经理如果是施工单位的职工，那么这种行为一般认定为职务行为，对于职务行为，施工单位作为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其二，项目经理如果不是单位的职工，实质上是工程实际施工人的，这类合同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因法律上成立表见代理而认定有效。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人的项目部或项目经理以承包人名义订立合同，债权人要求承包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承包人有证据证明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项目部或者项目经理没有代理权限的除外。”
对于实际施工人签订合同，虽然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成立表见代理，但是在理论上还是存在争议。由于实际施工人仅仅只是挂靠在施工单位，合同的权利义务最终实际是由实际施工人承担的，因此实际施工人是一个独立的身份，其行为并不是代表施工单位，从实质上来说不是代理行为或者表见代理;因为无论是代理行为还是表见代理，其最终的民事责任都应当是由被代理人即施工单位来承担的。实际施工人的这种特殊身份往往在签订合同时已被合同相对方所掌握，并且也明知合同实际的权利义务承受人为实际施工人，但是在诉讼中合同相对方又往往基于其是实际施工人进而主张签订、履行合同的行为成立表见代理，在法律上是一个矛盾，值得商榷。
(二)未办理相关手续而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
建筑项目应当经过立项、申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及施工许可证，如果上述手续不完备，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否无效?这类合同的效力又是否能够补正?目前司法实践与各地法院对该问题均有不同的规定。
1、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诉人贵州黔民水泥厂与被上诉人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衡阳建设公司、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认为：双方在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尚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认定合同无效。
2、《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二条规定，“发包人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与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应认定合同无效;但在一审庭审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予以竣工核实的，可认定有效。发包人未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不影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
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七条规定，“发包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与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应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取得规划许可证的，应认定合同有效。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超规模建设的，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起诉前补办手续的，应认定合同有效。”
4、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合同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在审理过程中，一方当事人以涉案工程未取得土地使用权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主张合同无效的，在开庭前发包人仍未取得土地使用权及上述行政许可的，应认定施工合同无效;开庭前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及上述行政许可，但未取得施工许可的，应认定施工合同有效。”
5、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民事审判若干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条规定，“有关施工许可证的规范属于管理性规范，不是影响合同效力性的规范，是否取得施工许可证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6、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暂行意见》第十条规定，“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无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无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无办理报建手续的”三无“工程建设施工合同应确认无效。但在审理期间已补办手续的，应确认合同有效。”第十一条规定，“发包人经审查被批准用地，并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只是用地手续尚未办理而未能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不宜将因发包人的用地手续在形式上存在欠缺而认定所签订的建设施工合同无效。”第十二条规定，“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超规模建设所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经批准可补办手续，且无违反其他法律规定的，应确认合同有效。”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篇十一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
【案情】。
刘某于1月份到某金属制品公司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某金属制品公司未给刘某缴纳社会保险。9月7日刘某在工作中受伤。受伤后，某金属制品公司支付了刘某住院期间的医疗费，并另外付给刘某住院期间的生活费8000元。2月20日，刘某(甲方)与某金属制品公司(乙方)签订赔偿协议书一份，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鉴于甲方于209月7日违反安全操作规程导致受伤，依照国家有关法律及地方法规等有关规定，双方对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否属于工伤及其处理结果均已清楚的了解，为解决甲方工伤事宜，双方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平等协商、互谅互让，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达成协议如下：一、双方一致确认，乙方支付甲方停职留薪期工资、经济补偿金、伤残就业补助金等赔偿款50000元。甲方自愿放弃其他请求，双方从此无涉;二、双方一致同意，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三、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甲方自愿放弃赔偿差额权利;四、甲方自愿放弃基于双方劳动关系发生及解除所产生的各项权利;五、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再无任何纠葛，甲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追究乙方任何责任。甲方自愿放弃就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后所享有的仲裁、诉讼的权利;六、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协议签订当日，某金属制品公司向刘某支付赔偿款50000元，刘某向某金属制品公司出具收款条。
208月13日，刘某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年9月2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刘某所受伤害为工伤。2012年12月7日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刘某的伤残程度为三级。5月刘某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与某金属制品公司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并要求某金属制品公司支付工伤保险待遇。207月3日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一、刘某与某金属制品公司的劳动关系保留，某金属制品公司每月向刘某支付伤残津贴2400元，直至丧失享受条件为止;二、某金属制品公司支付刘某停工留薪期工资、病假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83253元。
某金属制品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起诉，要求不再支付刘某工伤待遇。
【审理】。
法院审理后认为：刘某与某金属制品公司于2012年2月20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为有效协议。某金属制品公司按协议履行义务后，已不存在其他纠纷。刘某再次要求工伤待遇，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法院判决：一、刘某与某金属制品公司的劳动关系解除;二、某金属制品公司不再支付刘某工伤待遇。
【评析】。
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公民或法人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为目的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法民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或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案中刘某与某金属制品公司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和解协议，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且双方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该协议为有效协议，对双方都有约束力。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均应意识到签订协议后的法律后果。在协议签订后，某金属制品公司按协议向刘某支付赔偿款50000元，刘某予以接收，并出具了收款手续，亦说明刘某在签订协议时，对该协议的认可。按协议的约定，双方纠纷已一次性处理终结，刘某不得再以该事故追究某金属制品公司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二)显失公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3条规定：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退一步讲，即使刘某在与某金属制品公司签订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或协议的内容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该协议属于可变更或撤销的协议，刘某应在协议签订后的一年内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请求变更或撤销，该一年的期限为除斥期间，不存在中止或延长的情形，因此，法定的可变更或可撤销时间过后，该协议便确定的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的判决看似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不利，但却是严格贯彻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精神的结果。当法律规定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却不能得到有效调和时，只能牺牲个人利益而维护整个法律的公平与公正，这也是建设法治社会的要求。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篇十二
《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第2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期限(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由此可见，工伤职工本人申请工伤认定的时效期间为1年。超过该期限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再受理。
当然，如果因有合理事由而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该期限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有下列情形之一耽误申请时间的，应当认定为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一)不可抗力;(二)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三)属于用人单位原因;(四)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登记制度不完善;(五)当事人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仲裁、提起民事诉讼。”
本案中，许某发生工伤事故的时间为年8月6日，而在今年9月才申请工伤认定，如果不存在上述合理事由，就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1年申请期限，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经无能为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许某就没有其他救济途径了。许某可以选择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可惜的是，人身损害赔偿也受1年诉讼时效的限制。因此，工伤认定申请因超过申请期限不被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侵权赔偿诉讼超过诉讼期限一般也不会被法院受理。
从本案来看，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许某仍然可以提起人身损害赔偿之诉。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沈某于208月9日支付许某后期医疗费用，属于同意履行义务，1年的诉讼时效因此而中断，自年8月10日起重新计算1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此许某可以在8月10日前提起人身损害赔偿之诉。
需注意的是，工伤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在责任划分方面有所不同。一般而言，一旦通过工伤认定，不论劳动者有无过错，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第4款规定，用人单位未在本条第1款规定的时限内(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该用人单位负担。而侵权赔偿，如果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另外，在伤残定级、赔偿标准上工伤案件和侵权案件也有所不同。就本案来说，许某现在过了申请认定工伤的期限，虽然可以提起侵权赔偿之诉，但因许某本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所以无法获得全额赔偿。
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劳动者在发生工伤后，误以为得在治疗结束后才能维权，结果因超过法定期限而难以维权。在遭遇工伤事故后，如果单位未主动申报工伤，劳动者本人应及时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申请，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篇十三
简介:基层法院法官,法律本科,取得法律资格证书,现工作于安徽省芜湖县人民法院,曾从事过民事,行政,商事,立案等工作.能守住清贫,善于孤独.业余时间擅长写点理论研讨文章,许多不太成熟的观点在实践中未得到应用,但仍然坚持把它写出来,以待时间检验.本博所有文章除特别说明外,皆为原创,若需,请与本人联系.
[案例]:原、被告于元月5日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契约，契约约定，被告将自己所有的四间房屋、猪笼、厕所等房前屋后的宅基地全部出售给被告，价款为人民币13000元；契约还约定，被告将其户所承包的4.83亩农田全部永久性无偿转让给原告承包。此后，原、被告双方按约定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原告从此开始在受让经营的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原告还将户籍从宣城市迁入芜湖县某组。原告将户籍迁出后，原告原籍村里将其原来承包的土地收回并已发包给本村其他村民承包。
4.83亩土地共分三块），并在其中二块土地上播种小麦，导致原告无法耕种，诉争的4.83亩土地，现原告实际占有其中一块，被告占有其中两块。原告认为自己已经取得该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遂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原、被告达成房屋出售及土地转让协议后，村委会的临聘文书王某填写了一份与被告编号相同日期相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除了将承包方户主姓名变更为原告外，其余记载事项与被告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相同，在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登记簿上，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户）未进行任何变更，亦未发生转包备案事实。
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提出反诉，请求解除原、被告于20元月5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条款。[审判]:芜湖县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变更原告与被告年1月5日签订的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永久性无偿转让条款。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原告享有4.83亩农地中的一块地约1.2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享有4.83亩农地中的两块约3.6亩地承包经营权。
[分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条款的效力存在三种意见：
一、转让条款有效。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签订后，双方均履行了主要义务，原告也因此将户籍迁入成为承包土地所在地集体组织成员。此后，村里的承包地分户登记表，农业纳税证明通知书、农民负担监督卡及种粮补贴储蓄卡都登记于原告名下，并履行了相关农业税费交纳义务。虽然原告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能作为认定原告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但是鉴于被告在村里任书记这一特殊职务，作为发包方应该知道原被告之间转让承包地的行为，以承包方未经发包发同意为由否认转让合同的效力显然与事实不符。因此双方的转让条款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
二、转让条款无效。承包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农民失去土地即意味着将失去生存的基本保障。因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应当遵循依法、有偿的原则。而对于承包经营权转让的规定更加严格，只有在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前提下，经承包方申请和发包方同意，才可以转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本案被告显然不具备上述条件。所以，原被告虽然签订了转让条款，但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事先经过发包方同意或者经过申请，发包方拖延表态，虽然原告直接向发包方交纳各项费用，这只是发包方为便于收取土地税费，简化缴费程序的一种方式，而且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作为土地承包主管部门证明诉争土地至今承包经营权人未进行任何变更。因此转让条款无效。三、转让条款可变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因承包方不收取流转价款或者向对方支付费用的约定产生纠纷，当事人协商变更无法达成一致，且继续履行又显失公平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发生变更的客观情况，按照公平原则处理。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承包土地流转后，因国家重大政策调整导致合同内容显失公平的，经双方协商可以对合同条款作相应的修改。协商不成的，按照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处理。从以上规定可以得出，在土地流转合同纠纷中，因情势变更而导致合同显失公平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公平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签订无偿转让承包地条款后，已经履行了主要义务，但尚未完成土地经营权变更登记，合同仍在履行之中。2004年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措施，逐步取消了农业税，并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国家“一免两补”惠农政策的出台，使原本在农业税不免不补，而且还要交纳统筹和提留费的合同基础发生了不可归责当事人意考虑到本案原告已将户籍迁入争议土地的村民组，因此适宜对合同进行变更。根据原、被家庭成员状况，原、被告对现在所占有的土地分[评析]:笔者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条款（协议）成立，但还没有生效。理由如下：《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两者之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合同成立是解决合同是否存在的问题，而合同生效是解决合同效力的问题；
第三，合同不成立的后果仅仅表现为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一般为缔约过失责任。而合同无效的后果除了承担民事责任之外，还可能应承担行政或刑事责任；第四，合同不成立，仅涉及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合同问题，当未形成合同时，不会引起国家行政干预。而对于合同无效问题，如果属于合同内容违法时，即使当事人不作出合同无效的主张，国家行政也会作出干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也就是说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形式要件上要签订书面合同，实质要件上还要经发包方同意后，才能生效。发包方同意的方式也即是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作为土地承包主管部门办理土地承包经营人变更登记，未办理变更登记的，视为发包方未同意。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农民失去土地即意味着将失去生存的基本保障，正因为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决定了发包方是否同意转让必须谨慎，发包方的同意必须采取明示的态度，不应采取推定、默示的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规定，采用转让方式流转土地使用权的，未经发包方同意转让合同无效。也就是未经变更登记不发生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效力。
《物权法》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的一种。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
本案中，原、被告达成土地转让协议后，村委会的临聘文书王某虽填写了一份与被告编号相同日期相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该证除了将承包方户主姓名变更为原告外，其余记载事项与被告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相同，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也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农村土地承包转让合同后，至今承包经营权人（户）未进行任何变更。王某也作为本案的证人证实，当初为原告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未征得村委会同意，也即是说原、被告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未经发包方同意，故该土地转让条款未生效。
本案争议的解决方式。原告要想诉讼请求得到支持，必须先要求被告履行土地转让条款，征得村委会明示同意后，共同到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户）变更登记。若被告拒绝，可要求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被告以本案土地转让条款未经登记，要求解除转让条款的理由也不成立，被告可以情势变更为由，与原告协商变更条款内容，原告若不同意，可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可采取第三种意见作出本案判决。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篇十四
合同在签订成立之后，当然是能够顺利的生效才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而对于阴阳合同来讲，其效力问题就成了大众比较关注的内容了。那么实践中我们究竟该如何认定阴阳合同的效力呢?请阅读下文进行具体了解。
为了促成交易，在买卖双方价格拉锯战中，有的中介公司建议双方签订两份合同(俗称“阴阳合同”):一份是在产权交易中心办理纳税申报以及过户手续时使用(合同上的交易价格比真实价格要低);另一份则是买卖双方及中介机构共同签署的买卖合同或补充协议(这份买卖合同或补充协议上签订的价格才是真实的交易价格)。如果卖方将房屋的产权转让给买方后，买方拒绝按照真实的合同支付购房款，双方就容易产生纠纷。
根据人民法院的司法文件，对于前后合同约定的房价不一致的情况，根据后合同优先于前合同的原则，原则上应以后订立的合同为准。如一方当事人确有证据证明双方为规避纳税、骗取贷款等，而故意在此后的合同中订立虚假价格的，因该项变更非双方变更房价的真实意思，且具有非法目的，不应予以认定，仍应以前合同约定的成交价履行。判断时，除由提出异议方承担举证责任外，还应结合前后合同签订后的履行情况、约定的成交价与市场价格的差距大小、合同登记备案情况等综合判断。
高院的规定可推测，规避税收的相关条款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要有相当的优势证据证明。
另有法院认为，房地产买卖合同应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原被告商定了房屋成交价后为避税而在合同中降低了房价，并不影响双方商定的成交价达成交易的真实意思，至于双方做低房价而避税的行为，由税务部门另行处理，双方买卖关系仍然成立并有效。
笔者认为，买卖双方倘若在居间合同上约定的'转让总价款(有下分为房屋总价款、装修补偿款之表述)并不意味着双方是在规避税收，该项只是买卖意向尚未签订必然的买卖合同，产权人尚未作出转移产权的债之行为，并不能依据合同法之“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否定居间合同效力。
合同法中第五十二条【无效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合同法解释二中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具体而言，一方面，人民法院只能依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认定合同无效，而不能直接援引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作为判断合同无效的依据。如果违反地方性法规或者行政规章将导致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可以以损害公共利益为由确认合同无效。
另一方面，只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才能确认合同无效。强制性规定包括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因此，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制规范的，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由于签阴阳合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当事人少缴纳一些税费，实质上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是无效的。但这里我们也只能说是其中的“阴合同”是无效的。更多阴阳合同方面的内容，你可以来电咨询的在线律师，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优质的法律服务，帮助你解决疑惑。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篇十五
6月1日，源丰公司与鑫城建设签订《装饰工程合同》，约定由鑫城建设以包工包料的方式承包源丰餐饮娱乐城的室内装饰工程及相关设备采购，总造价为786.6万元。
合同签订后，鑫城建设按约定进入现场施工，并开始为源丰公司订购设备。源丰公司自1910月17日到12月6日累计向鑫城建设支付410万元工程款。年10月28日，鑫城建设【在施工过程中向外地电汇资金200万元，源丰公司得知后对鑫城建设装饰该工程失去信任，未再支付工程款，导致工程于1997年底停工】。
后双方就继续施工和工程款支付问题进行多次磋商，但均未达成统一意见。【源丰公司以鑫城建设的资质等级为三级，只能承包600万元以下的建筑和装饰工程，及擅自挪用工程款，不能胜任施工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装饰工程合同，并由鑫城建设承担违约责任。鑫城建设提起反诉，请求判令源丰公司赔偿因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
诉讼过程中，省建筑管理站作出《关于承揽工程项目情况说明》，证明:“双方所定系争工程合同价款为768.6万元，其中包含设备款286万元，该部分不应计入建筑业产值内，该装饰工程项目未超越鑫城建设资质承包范围。”
【律师解答】。
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解除合同的理由】有两个：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
【解除合同有三种类型】一是发包方解除，二是承包人解除，三是不可抗力解除。《工程合同司法解释》第8、9条。
【解除合同的一般程序】：
1、首先要找到解除合同的理由，包括【法定理由】或者【约定理由】；法定理由在《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12条有规定。
2、必须履行通知义务。《合同法》第96条有规定。具体通知的形式没有规定。实务中，最好用书面通知，必要时要把通知书公证，取得对方签收的证据；或者用录音公证，到公证处，用公证处的座机给项目经理或者驻工地代表打电话，说明解除合同的意愿及理由。
3、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限发出通知，否则，权利丧失；一般合同会约定解除时限。
4、被通知一方接到解除通知后，如果有异议，应该在双方约定的异议期内，向法院或者仲裁提起诉讼或仲裁，要求否定解除的效力；如果没有约定异议期的，应在三个月内向法院或者仲裁提起诉讼或仲裁，要求否定解除的效力。在期限内，不提异议的，视为对权利的放弃。异议在《最高院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有规定。
【评析】这个案件，业主的诉讼思路是错误的。如果资质不够的话，合同就是无效的，无需解除。如果资质够的话，即便真的存在挪用行为也是解除不了合同的，因为双方没有约定为解除合同的条件。如果双方约定：指定一个账号，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否则，解除合同。
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解除合同的理由有两种：一是法定理由，二是约定理由。这个合同两个都不具备。拨款行为属于企业正常的经营行为，财务往来行为，不是挪用。
【解除程序】的法律规定：
《合同法》第96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对解除通知的异议时限】。
《最高院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合同解除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发包人请求解除的法定理由】《最高院工程合同司法解释》第8条承包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发包人请求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应予支持：
（一）明确表示或者以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
（二）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完工，且在发包人催告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完工的；
（三）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并拒绝修复的；
（四）将承包的建设工程非法转包、违法分包的。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篇十六
工伤认定及保险赔偿程序的梳理与重构。
一、工伤认定及保险赔偿现状。
劳动者受伤后，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或相应赔偿，需要经历劳动关系确认、工伤认定、伤残等级鉴定、主张工伤保险待遇等多个环节。通过分析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相关行政、民事纠纷案件，总结出行政、司法实践领域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和现状：
（一）获得工伤保险待遇的前置程序多。
一是工伤认定成为享受工伤待遇的前置程序。工伤认定程序是指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根据劳动者及其直系亲属或用工单位的申请，依据工伤保险法律法规，确认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因执行职务而受到的意外伤害、所患职业病是否属于工伤的法定审查程序。工伤认定是享受工伤待遇的前置程序，是提起工伤待遇劳动争议仲裁或者行政诉讼的先决条件。如果不能被认定为工伤，则工伤职工的工伤待遇就无法得到解决。甚至有些纠纷中用人单位怠于申请工伤认定，工伤职工也未在一年内提出工伤认定，致使因不能工伤认定，从而追索工伤待遇赔偿无果，这显然对工伤职工极不公平。二是确认劳动关系成为部分工伤认定的前置程序。用人单位如果为劳动者参加了工伤保险，工伤事故发生后，劳动者受伤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可以申请工伤设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确认为工伤后，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但在实际中，用人单位多数都没有为劳动者参加了工伤保险。如果用人单位不认可存在劳动关系，则需要劳动者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先行确认劳动关系，这使得劳动者获得工伤待遇的程序更趋繁琐。
（二）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时限较长。
为获得工伤待遇程序多、程序复杂，致使耗时较长，劳动者最终拿到人民法院确定赔偿数额的生效判决可能是两三年之后。我们按照最长的时限来计算各种程序所要耗费的时间。[1]第一步是进行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经过“一仲二审”程序，大概需要接近一年的时间。第二步工伤认定程序，经过“一认一复二审”的程序[2]，需要9个月左右的时间。第三步申请工伤保险待遇，经过“一仲二审”，又需要11个月左右的时间。不计算收集证据、伤残等级鉴定等时间，也至少需要近三年的时间。[3]现实生活中，许多工伤职工在等待的过程中发生生活困难、丧失就医时机等情况，用人单位也常以耗时长作为减少工伤待遇赔偿的砝码，迫使劳动者接受不公正的调解。
（三）相关争议多涉及未参加工伤保险职工。
近年来，进入到法院的工伤行政确认案件逐年增多，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情况看，2009年为8件，2010年为17件，2011年为27件。而这些工伤行政确认案件中，全部为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争议而产生。在2009年至2011年受理的66件确认劳动关系案件中，100%涉及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追索工伤待遇的劳动争议案件，2009年为21件，2010年为45件，2011年为41件，共计106件，其中只有98件为未参保职工，参保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工伤待遇纠纷主要争议的是用人单位缴费基数较低，要求用人单位补足。由此可以看出，工伤认定行政争议以及工伤待遇赔偿仲裁案件多涉及未参加工伤保险职工，参保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关于工伤认定与工伤待遇标准争议较少。
（四）案件主要争议内容与受伤本身无关。
从人民法院受理的关于工伤认定行政案件以及工伤保险待遇劳动争议案件分析，劳动者受伤的事实一般有在场职工的证实、安全生产管理部门的调查或医院诊断病历等予以佐证，当事人之间一般不存在争议或用人单位难以反驳。而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发生分歧的往往是劳动关系是否成立，以及涉及工伤保险待遇的工资标准。特别是劳动关系是否成立这一认定，是决定成立工伤的关键前提。在社会生产中，如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许多时候受伤职工只上班几天，劳动合同履行的时间短，劳动合同关系的特征不明显，用人单位一般会辩解成立劳务合同（雇佣）关系、承揽合同关系、代理合同关系等其他民事法律关系，而不是劳动合同关系。在这样的工伤认定案件中，认定工伤的难点往往不在于认定受伤是否是在工作岗位因工作受伤，而是确认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在确认劳动关系的前提下，认定工伤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从上述对现有工伤认定及工伤保险待遇赔偿相关纠纷的分析可以看出，解决纠纷的程序过于复杂而缺乏效率，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的职责交叉而不明晰，处理纠纷的程序性强而针对性不强。
（一）行政、司法机关的职责不明晰。
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能是行使国家各项行政事务，进行组织、管理、监督和指挥，行政行为具有强制性、效率性的特点。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诉讼程序是公民解决民事纠纷、保障自身权益的最终途径，具有公正性、权威性的特点。从行政机关的职能看，行政机关一般只能对民事纠纷进行调解，而不具备对民事纠纷作出具体裁决的职责和能力。[4]而人民法院正恰恰相反，主要解决的是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对不存在争议的事情不属其职责范围。在劳动争议的工伤认定中，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就工伤认定以及工伤待遇赔偿发生争议，现在由行政机关进行工伤认定，势必是在裁决民事争议。对于工伤认定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的时候，行政机关要确认该问题，既不是它的职权范围，也不具备相应的认定事实、适用劳动法律并进行裁决的能力。而且在行政机关作出认定后，不是工伤事故当事人的行政机关还会成为行政诉讼的当事人，这与行政机关的职能相去甚远。就像劳动者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起诉至人民法院，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应是案件当事人一样。又如果用人单位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职工对工伤事实无争议，只对工资标准等工伤待遇赔偿的金额有异议，现在也必须经过工伤认定的程序，实质是行政行为对民事主体处分民事权利的一种不当干预。因此，行政机关应回归其本质，不应对民事纠纷作出带有裁决性质的行政行为。
（二）当事人地位不明晰。
现有制度将工伤认定定性为行政确认行为，因而属于具体行政行为，降低了用人单位承担的举证责任，也降低了其违法的成本。《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在工伤认定中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5]，用人单位要承担大部分的举证责任，但当到了工伤认定行政诉讼程序中，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此要为达不到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而可能会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行政部门将会因举证不能而败诉。这也就会转移了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使得本应独立于纠纷之外的工伤认定机构被牵扯到诉讼中来，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公共成本。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产生纠纷本是相对应的双方，结果成了行政机关与用人单位、劳动者之间的对立。行政机关举证主要是为了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而不会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工伤认定事实积极举证。由于利益与责任不匹配，这也使得争议双方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举证责任方面不积极，导致许多工伤纠纷的事实认定难度加大。
（三）工伤认定结果运用目的不明晰。
参加工伤保险与未参加工伤保险职工的`工伤认定的结果不一样，参加工伤保险职工的工伤认定结果是能否到工伤保险机构领取工伤保险待遇的基础，而未参加工伤保险职工的工伤认定结果是向用人单位要求工伤待遇赔偿的基础。因此，在面对工伤认定结果运用目的不同的情况下，其认定机构、认定举证责任、认定程序也不应相同。参加工伤保险的认定应当突出对工伤事实的调查核实，以保证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强制性的工伤保险基金的安全；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认定则主要应当突出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强调当事人的工伤证明责任，以保障民事纠纷的中立、公正处理。
三、重构工伤认定及保险待遇赔偿程序。
通过对现有工伤认定及保险待遇赔偿程序的分析，从司法行政机关职能、当事人争议焦点、现行法律法规框架等出发，笔者建议区分职工是否参加工伤保险在操作层面上完善程序。具体为：一是针对职工已参保的程序。保持现在的工伤认定、行政诉讼等程序不变，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通过行使工伤审查义务，确保工伤保险基金的安全以及劳动者待遇的及时发放。二是针对职工未参保的程序。取消行政机关工伤认定的必经前置程序，工伤职工可就工伤待遇赔偿争议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由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在工伤待遇赔偿案件中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是否为工伤、工伤待遇赔偿数额等问题一并处理。通过这样的程序完善，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和效果。
（一）不突破现有法律法规框架，有利于程序的尽快有效实施。现有的《工伤保险条例》里面规定的工伤认定、工伤保险待遇领取都是针对的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该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从这条看出，用人单位未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它向工伤职工支付的并非工伤保险待遇，而是可以理解为按照工伤保险待遇标准支付的未参加工伤保险而给工伤职工造成的损失。作为一种劳动合同履行中，用人单位不履行法定义务，给职工造成的经济损失，没有规定必须经过工伤认定的前置程序。因此，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要求用人单位赔偿工伤待遇损失不经过工伤认定的程序而直接申请仲裁，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可以在不修改当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顺利尽快实施。
（二）有利于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率，减少不必要的行政诉讼。一方面，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发生工伤，因为工伤待遇由工伤保险机构支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一般无争议，由行政机关进行及时审查认定工伤，有利于体现行政的高效性，使工伤职工快速领取工伤保险待遇。另一方面，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发生工伤，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认定易引起用人单位或劳动者的不满，行政机关需要将大量精力用于行政诉讼的应诉上，而这些行政诉讼本是解决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工伤纠纷，其案件结果与行政机关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也与社会保险基金无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进行未参保职工的工伤认定，也就有更多的精力放在已参保的职工身上，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也避免了频频的行政诉讼，减少了整个社会的公共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三）有利于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保障未参加工伤保险职工及时获得赔偿。未参加工伤保险职工可以直接要求用人单位赔偿工伤待遇，可以将原来的近三年的维权时间缩短为一年以内，降低时间和经济上的成本，避免“迟到的正义”给当事人带来伤害。同时，工伤职工能在维权的道路上由被动变为主动，在申请工伤待遇赔偿的同时就可以申请财产保全，避免工伤认定等前置程序中用人单位转移资产，使工伤待遇赔偿不能得到实现。同时，较少的程序和较短的时间，可以促使用人单位积极应诉而不是消极回避，用人单位不能再以“时间长”为由向工伤职工提出不合理的赔偿条件。
（四）有利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一方面，民事纠纷中当事人只要在不损害国家、集体、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具有对民事权利进行处分的权利。在处理这些纠纷时，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这一权利。如对是否构成工伤并按工伤支付待遇赔偿时，当事人可以对工伤进行自认而不需要提供相关证据。而原有的程序中，如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工伤的情况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认定工伤时就缺乏灵活性，只能按《工伤保险条例》对号入座另一方面，应当尊重劳资双方对工伤赔偿等相关约定。当今的就业和劳动方式日趋多样，劳资双方在不损害劳动者的法定利益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在劳动合同中对按工伤处理的情形进行细化约定，避免在受伤后难以区别责任。()如现在许多用人单位允许职工在家或其他场所工作，虽然在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工伤时无法予以认定，但如果在劳动合同中进行了详细约定按工伤标准进行赔偿，则司法机关在裁决时也完全可以尊重当事人的约定而予以支持。
（五）有利于完善工伤认定程序，加快司法救济效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基本对劳动关系存在争议的，本文建议改变以往漫长的工伤认定程序，而将劳动仲裁委（或法院）确认劳动关系程序、工伤和确定工伤待遇合并为一个程序进行处理，即被告“合三为一”的工伤设定程序。赋予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的工伤认定权。工伤认定只是工伤赔偿的一个环节，针对现在的工伤救济程序中的认定程序和赔偿程序分离导致了诸多的弊端，现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建立劳动关系和职工的受伤是否是工伤同时审理。将工伤认定纳入到劳动争议仲裁程序当中去，对仲裁裁决的不服直接向法院起诉。[6]这样一来，工伤认定不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那么工伤认定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都可以省去了。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待遇问题同步处理。这样仲裁机构和法院就可以同时受理确认劳动关纠纷和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法院可以在审理劳动关系争议纠纷的过程中一并查清工伤事实。这样，就算一方上诉，一年左右就可以走完全部的程序，大大便利了当事人，加快了司法救济效率。
总之，程序的设定应当以人为本，兼顾效率和公正。本文虽然只是对未参加工伤职工的程序进行了一些简化，这一简单的变化，让这些程序不再繁琐和生硬，受伤职工也不再遭受“程序之伤”，在维权之路上能切实感受到它们的柔软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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