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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纲要论文篇一
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一，蔡和森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运用这些原理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特点以及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态度进行了探索和分析，形成了一些理论观点。
蔡和森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蔡和森最早提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是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的《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该文指出：“在中国现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无论哪派军阀财闽得势所形成的资本主义，总不外是‘恐怖的资本主义’”[1](p88)，首次提出了“半封建”概念。尽管这时蔡和森还没有跳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但是他已经迈出了正确认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可喜的第一步。一九二二年九月，《统一、借贷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1](p107)，又提出了“半殖民地”的概念。之后，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做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长篇报告，这篇报告完整地指出，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创造性的贡献。
蔡和森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特点很早就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对近代中国社会特点有其独到的论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蔡和森认识到，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他们的经济附庸，“决不会容许中国自成为大工业生产国，以谋经济上、政治上之自由发展与完全独立”[1](p107)。“中国的资本家”，“一面为国际资本所资助，一面结合野蛮的反动势力，来争取全国政权”[1](p88)。这就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指出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力量，控制着中国政治和经济命脉，以及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统治中国的社会特征。
如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一样，蔡和森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初都曾认为中国的革命性质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后，蔡和森也提出了自己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蔡和森在《反对敦请友邦干涉中国内政》一文中指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惟一的正轨：对内是打倒军阀，对外是打倒侵略中国，扶植中国的帝国主义”[1](p260)。这就表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运动与共产国际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三十年来的革命运动，虽然是幼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1](p283)，同时又一次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p284)。这就区分了中国革命与前欧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之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再次强调：“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后，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阶段虽有明显的变化，但是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1](p989)。这就既批判了“一次革命论”又批判了“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观点。由于历史局限性，他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做出区分，但蔡和森在对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和任务的认识上基本是正确的。
关于无产阶级，蔡和森高度评价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早在一九二二年九月，蔡和森就认为无产阶级是“最能革命的”，“中国的唯一出路”，由无产阶级来实现“革命的统一”[1](p114)，包含了无产阶级是革命领导者的思想。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明确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843)的观点，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蔡和森认为“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不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参加，附属于资产阶级，而是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独立的，而且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843)。
关于农民阶级，蔡和森深刻地论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蔡和森对农民问题较早的论述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的《义和团与国民革命》一文中，他认为“由资本帝国主义剥夺了生存方法的中国农民群众，本来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1](p657)。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农民在中国各阶级中占多数，深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剥削阶级严酷的压迫，他们有着彻底的革命要求。同时蔡和森还意识到，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农民虽是革命的动力却不能领导革命运动取得胜利，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之后，蔡和森在总结工人运动特别是五卅运动的教训时，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不能孤军奋战，而需要可靠同盟，这个可靠的同盟就包含广大的农民群众。大革命失败以后，蔡和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说：“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换过说也就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自然比俄国更重要”[1](p984)。这就更加强调了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无产阶级如果不联合广大农民阶级，就不可能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就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关于资产阶级，蔡和森同时也认识到了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能领导这次革命，而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由于政策不当、组织涣散也无力领导这次革命。一九二六年二月，蔡和森在共产国际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长篇讲演中回顾中国革命及党的发展历程时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在其内心是有革命需求的。但由于资产阶级自身软弱妥协性，他们与军阀有冲突，又不愿意为消灭军阀而进行积极的斗争。与帝国主义者发生冲突，却不愿拒绝他们的援助。所以“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只参加了革命，但不能指导革命”[1](p803)。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就是国民党”[1](p798)，他们“虽参加了革命，但领导的方法、策略是不对的，不知抓住群众”，因此“不能领导这个革命”[1](p803)。蔡和森还指出，“大资产阶级及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们不要革命”，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势力来压迫革命”[1](p843)。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蔡和森未能像后来毛泽东那样准确地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定位。但他将资产阶级进行了基本的划分并意识到在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这在当时看来是十分可贵的。
蔡和森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特点、革命性质以及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近代中国国情的认识，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一面。但是这些探索和认识毕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史纲要论文篇二
【论文摘要】不缠足运动是戊戌变法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维新派在不缠足运动中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从风俗改革入手变革社会制度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明智之举。然而维新派无论在理论宣传上还是不缠足运动中都存在明显的缺陷。无论是从其范围还是从区域，无论是从层次还是从实际功效上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缠足的风俗是中国独特的现象，然而由于这种畸形的性心理和病态审美观而形成的封建陋俗使广大女性依附于男性。在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下，女性受封建伦理和纲常名教的压制和束缚，没有丝毫权益可言。甲午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维新思潮兴起，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变法图强，宣传西方民主、自由之思想，第一次掀起不缠足运动，目的是争取解放被奴役的广大女性。由于近代特殊的国情和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不缠足运动有着极大的局限性，本文着重从几个方面进行说明。
众所周知，不缠足运动并没有铲除缠足的陋俗，这固然与戊戌变法的失败有很大关系，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也与维新派本身的特点有关，然而维新派在不缠足运动中的局限也不可忽视。
从范围来看，不缠足运动的主要组织形式是不缠足会。而在那些没有成立不缠足会的地方，不缠足运动没有得到开展。即使成立了不缠足会的地方也是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戊戌时期各地共成立不缠足团体仅二十几个，影响并未波及全国。而且，不缠足运动多在城市的上层社会展开，只有部分地区深入乡村民众之中。女校也是维新派进行不缠足运动的一大阵地。女校规定女校学生必须是天足，如果已经缠足则必须放缠。然而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各地兴起的女学堂受到顽固派以及其他方面的抵制。1900年，大多数女学堂被迫终止。因而从范围上来说不缠足运动并没有在全国展开，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而且即使在某个地区也是极不协调的，本身就没有展开就消亡了。
从区域来看，戊戌时期的不缠足运动主要分布在两个地区：“一、广东至江苏的东南沿海地区；二、从上海到四川的长江流域数省。”这一时期的不缠足运动最早在广东四川兴起，然后在湖南、上海、福建、江苏、澳门、陕西等地开始传播。然而在长江流域其他各省如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并未发生较有影响的不缠足运动。长江流域以北的广大地区，不缠足运动并未开展。因而北方地区的不缠足运动可以说雷声大雨点小，而南方也只不多造势很大其实犹如北方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
从层次来看，维新派的宣传活动主要在士大夫阶层展开。维新人士把报纸作为舆论宣传阵地，在《时务报》、《湘报》、《女学报》等报刊上，大力倡导妇女禁缠放足。康有为从男女平等入手，痛斥缠足的弊端。严复、谭嗣同把缠足与民族危亡联系起来进行批判。梁启超、唐才常从兴女学方面论述，把禁缠放足视为提高女子社会地位的先决条件。他们的宣传使士大夫、知识分子觉醒，而对于广大下层群众，并没有进行详细的理论讲解。各地不缠足会一般采取歌谣的形式进行宣传。在戊戌维新期间《，劝女学歌》、《不缠足歌》在民间流传。然而下层的劳动人民，尤其是广大女性并未认识到缠足是“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具体表现。男女平等、妇女参政、婚姻自主只是维新派和知识界人士的主张与共识。多数女性尽管深受缠足的残害，却仍甘愿做“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她们男尊女卑、以夫为天的封建意识仍然很浓厚。
从实际功效来看，戊戌时期的不缠足运动并未从根本上铲除这一封建陋俗。1898年8月13日，康有为向光绪帝上《请禁妇女裹足折》，不缠足运动达到了顶峰。他详列缠足的残忍与痛苦，认为这是非人道的，并以此为中国的耻辱；“方今万国交通，政俗互较，稍有失败，辄生讥轻，非复一统，闭关之时矣。吾中国蓬荜门户，蓝缕相望，加复鸦片熏缠，乞丐接道外人拍影讥笑，讥为野蛮久矣。而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臣窃深耻之，”奏“请禁妇女裹足，以全肌肤。”维新派的积极主张和行动使光绪帝采纳了这一主张，并于同日发出上谕：“命各省督抚劝诱禁止妇女缠足”。然而光绪帝的上谕发出没多久，维新变法即告失败。这一时期的不缠足运动也宣告终结，可见影响极为有限。历经几代人的努力才慢慢的铲除，直到新中国成立，缠足的现象才被彻底消除。
维新派对封建陋俗发起的挑战，只是零星火花，尚未成燎原之势。根本没有铲除缠足这一陋习，更不用说得到男女平等了，从深受封建伦理束缚的旧女性到新型的以“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的新知识女性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更需要女性自身的觉悟，而戊戌时期不缠足运动的失败，使这一妇女解放的微弱火苗也随之熄灭。没有思想的行动是外在的、强加的，女性自身内在的解放意识滞后于不缠足运动，她们依然追求着缠足给她们带来的“幸福”，妇女解放这一艰巨任务是需要长时间努力的。
【参考文献】。
[1]李济琛。戊戌百年祭[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
[2]康有为。请禁妇女缠足折[a]。北京:中华书局，1981.
[3]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修订本）[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近代史纲要论文篇三
我的家乡在祖国的西南隅，即美丽的彩云之南。有人说，这是荒蛮之地，有人说，这里住着野蛮的名族。但在这片红土地上的确涌现出许多文人志士，抑或是将领之才。而在旧中国和新中国轮换的时候，这里的救国英雄也表现出中华儿女忧国忧民之情节，为祖国贡献一己之力，在中国近代史中留下他们独特的足迹。作为近代影响人物，不得不说的就是龙云。
龙云（1884年—1962年），字志舟，彝族人。他1948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中央副主席，第四届中央常委。龙云先后主政云南17年。期间，他努力革新，支持民主运动，坚持抗日，使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重大进步，被誉为“民主堡垒”，在中国近代为巩固边防做出一定贡献。
龙云曾担任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国民党滇军高级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彝族人，彝名纳吉乌萨。龙云早年参加过反清斗争，1911年加入滇军，1914年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第四期骑兵科毕业后，入云南都督唐继尧部，为唐所赏识，被唐继尧从下级军官逐步提拔为侍卫队长。1927年龙云与胡若愚等策动“二•六政变”迫使唐继尧下台，投向广州国民政府，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之后在与胡若愚争夺云南统治权的斗争中获胜，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等职。1929年秋统一云南。1933年出兵助蒋镇压福建人民政府。至1945年，共主政云南18年之久，被称为“云南王”。
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地处后方，但龙云先后派遣滇军20多万赴抗战前线，参加了包括“台儿庄战役”等二十多次战役，伤亡10多万，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1948年12月，在陈纳德等人帮助下，龙云从南京出走香港，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不久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9年8月13日，龙云与黄绍竑、刘斐等44位国民党同仁在香港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正式宣布起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50年1月3日从香港赴北京，加入共产党的新政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1956年曾出访苏联、罗马尼亚、捷克、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1962年在6月27日因急性心肌梗塞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
虽说中国近代大多数是沿海巨变，沧海桑田，工业社会影响下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作为中国较落后的几个省份也开始有所作为，在龙云执政期间，云南的明主，明权体制大为改善，为解放人们的思想，为今后云南的政治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的演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近代史上为中国抗击外敌侵略和保全祖国的完整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边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后为祖国的建设又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可以说，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的国情产生出了这样一批特殊的人，他们在不起眼的地方做出了了不起的事业，作为一个当代大学生，和一个云南同乡，我为这种精神和作为感到自豪。
第二个要说的便是近代文人李根源老先生。
李根源生于1879年，字印泉，又字养溪、雪生，号曲石，别署高黎贡山人，生于云南腾冲。光绪二十四年李根源中秀才，二十九年入昆明高等学堂。次年留学日本，学习陆军军事，先后毕业于振武学堂与士官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加入同盟会，次年春任云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长，《云南杂志》社经理。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总办。武昌起义后，与蔡锷等发动新军响应，成立大汉军政府，任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继任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后参加“二次革命”，反袁世凯称帝活动和“护法”斗争等革命运动。
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总统，李根源退出政坛，隐居吴中。“吴淞战事”起，与张仲仁等抚伤救民，收敛大批阵亡将士遗骸，葬于藏书五峰山与马岗山。1926年春夏时，游遍横山、尧峰、皋峰、穹窿、邓尉、天池、渔洋、支硎、天平、灵岩、阳山诸山，《吴县志》书影摩崖题刻访古探幽，历时3月，撰成《吴郡西山访古记》一书。1931年，担任《吴县志》总纂，并撰冢墓、金石卷。同时，担任吴中保墓会会长，还创办“善人桥农村改进会”、阙茔小学、成人学校，凿井筑路，绿化山岭，深为乡民称颂。1936年，为营救“七君子”而奔走。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与张仲仁等倡议组织老子军。不久离苏去内地。
从1932年到1945年，李根源曾先后4次为英勇牺牲的抗日将士建造英雄冢，披麻送国殇。“霜冷灵岩路，披麻送国殇。万人争负土，烈骨满山香。”这是李根源在1932年写的一首题为《奉安东战场阵亡将士忠骸》的五绝。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65年病逝于北京，骨灰安葬于藏书小王山。今小王山辟有李根源纪念馆。遗著有《曲石文录》《曲石诗录》《雪生年录》等。
李根源访记下的史料切实可靠，他从不轻信原有资料的记载与群众的口述，而是注重身临其境，亲自观察。有些地方，他一访再访，力争把事情弄清为止。这是他一贯的态度，例如，他绘制的《滇西兵要界务图》126幅及图说两卷，就是深入英军驻地险境后才写成的实况纪录，为1960年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提供了确凿可靠的史料根据。他为中国近代边境考古事业的发展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文化层面上推动了中国的边境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的近代，云南还涌现出了许多的仁人志士，如为中国教育添砖加瓦的楚图南先生：
楚图南先生生于1899年，他6岁丧母，14岁离开文山，辗转到昆明。15岁时，考入昆明私立联合中学。191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楚图南就在校办的《史地丛刊》《教育新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内容涉及了美学、心理学、教育学、民族学等。当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楚图南有机会读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的文章，并直接接触了李大钊。以后，就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办起了《劳动文化》小报，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熏陶。楚图南是由云南考入的官费生，按规定毕业后必须回到云南敬恭桑梓。1923年的秋天，他带着李大钊先生“一要尽可能多地接触学生，多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二要适当地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建立党团组织准备条件”的嘱托，回到了阔别4年的昆明，并在省立一中任教。楚图南以其博学多识，使许多学生后来成了名人、大家。一位从香港回到昆明，考插班生进省一中的李生萱同学，就是楚图南的得意弟子。在楚老的教诲下，李生萱成了著名哲学家。
当年的李生萱，就是我们今天早已熟知的哲学家艾思奇。
1926年春，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楚图南从云南又到了北京，迅即转到哈尔滨，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省立女中、吉林六中等中学及长春二师等校任教。这年春天，楚图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楚图南受党组织的指派，先后到山东泰安省立第三中学、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任教。楚图南经常给自己的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讲解鲁迅诗文和柯仲平诗歌，给学生以革命的启蒙，培养同学们努力思考社会问题的兴趣和能力。在他的引导下，柯仲平长诗《风火山》的“一个朋友下监牢，千个朋友杀火冒！一个朋友枪决了，万个朋友滴血誓战刀”之类悲壮、慷慨的诗句深深打动了青年的心，鼓舞青年学生的革命斗志。
1935年春天，楚图南到达上海，改名楚曾，进入暨南大学史地系任教。1936年至1941年，楚图南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并将他翻译的德国陀劳尔、德米尔、贝赫尔，俄国的莱蒙托夫、尼克拉索夫，美国的惠特曼、匈牙利的沙罗西、欧特瓦士等进步诗人的16首诗作结集为《枫叶集》。1944年由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楚图南从上海回到云南。整整抗战八年，楚图南始终以云南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积极投身于昆明的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云南省民盟的重要领导人和云南文化教育界抗日救亡活动以及昆明民主运动的重要组织者、领导者之一。云大给楚图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3岁时，楚图南还题书赠与云大附中同学“读好书，交好友，行远路，做大事”。
楚图南老先生为中国近代的文化发展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他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在为中国的发展中，引进了许多先进的思想，他用自己的知识保卫了祖国。
如果说近代史中有哪个云南人能让全国人民记住的话，那这个人就是聂耳。聂耳是中国红色革命的先驱，为中国共产党的艺术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最突出的，便是《创作义勇军进行曲》，也就是今天的国歌。
聂耳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在中国近代曲折的道路中从云南走出的革命者和救国者不胜枚举。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名族情结在那个年代绽放，集结了所有的中华儿女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在祖国的西南角，也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影响着中国近代的走向，他们在那段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自豪，作为云南人，我同样为他们骄傲。
近代史纲要论文篇四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应用心理专业。
2010225012徐梦茹。
2011.9.15。
美国军事作家、评论家拉瑞斯约本海默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是谁能把一个贫瘠的国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于世界强国的行列？事实上我记得美国以前有一位总统他是乔治·华盛顿。他以贫弱的美国北方军，经过多年苦战打败了先进的南方殖民军。使得美国获得了统一与和平。但是，在东方一个大国，他就是中国。他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毛泽东先生。领导了他的人民，在贫困、饥饿、压力下却取得了远远超越乔治·华盛顿的伟大成就。
是什么让他对毛泽东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呢？
作为一名农家子弟，毛泽东走出了韶山，也就走进了一个无比广阔的大世界。这个世界就像一件艺术品的原胚，虽然五色斑斓，却瑕瑜互见，总需要一双灵巧而有力的大手来雕琢。毛泽东也许不知道，他就是这双大手。他在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开始构建与两位19世纪的伟大德国人遥远的回应。他秉持着自由的理想，领导中国人民反击党国政府的围剿，抵抗日寇的入侵，拯救中华民族于瓜分豆剖之际。理想的旗帜挥舞在他的前面，这是最博大的民族理想，革命的人生理想，并在他热情的诗歌中赞美了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壮丽的斗争。《七律·长征》就是这样一个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歌典范，既写出了红军长征所经历的千难万险，又把红军为了实现北上抗日的革命理想而排除一切障碍、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发挥到极致，达到了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堪称为艺术精品，千古绝唱。
正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是在生命最后的十多年里，毛泽东陆续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斗争，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带来十年**，十年的伤疤，用了几十年也没有完全医好。据此，有人意图对毛泽东做全面否定。早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毛泽东已经得到了客观的评价：“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作为诗人，他是政治家诗人。毛泽东特殊的进取个性，斗争意志，浪漫想象和执着情感．这些诗化的性格，为他从事的事业谱写了一首首杰作，也铸造了一篇篇遗憾的败笔。这杰作与败笔对国家民旗的影响既深且大。其反差相隔天壤却同样惊心动魄。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饱餐中国传统文化而达“内圣”、“外王的毛泽东，其诗化的秉性、气质、风格与其毕生的政治实践融为一体。儒学士大夫其墨客骚人的秉性气质和风格是多重的。有其气势磅礴、洒脱不羁、气冲霄汉、豪迈不屈的一面，又有超凡脱俗、远离客观现实、文过饰非、虚幻理想的一面。很明显，这两个方面在毛泽东身上都是浓墨重彩。当他天才的想象与历史逻辑的轨迹吻合时，毛泽东创造了奇迹，这种奇迹是那些把历史的进步看成电梯一层一层上升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无法领略和创造的。当他天才的想象和历史逻辑的轨迹错位时，灾难性悲剧也是天崩地裂。毛泽东是大半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设计、创造和指挥者，民主革命的成功和胜利把毛泽东推向“唯意志论”，而且是“唯己意志论”。他对自己天才的想象力从不怀疑，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一生两件大事中的一件，便是最好的佐证。
毛泽东以毕生精力钻研马克思主义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毛泽东思想体现了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和建设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有自身的特殊规律。
毛泽东思想概论，有助于我们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有助于我们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现在正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要在这个新的世纪里，使我们国家以社会主义强国的地位屹立于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轻一代成为具有高素质的人才群体，而思想理论素质是人才素质的灵魂。
因此，年轻的一代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就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自身的思想理论素质，提高自身的思想境界。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永远敬仰缅怀毛泽东同志！
近代史纲要论文篇五
你们好！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七一建党节，我很荣幸站在这里与各位优秀的党员汇聚一团，庆祝中国共产党97周岁的生日。
首先，我谨代表向各位劳动在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同时也向今天受到表彰的各个单位和优秀个人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回忆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97年的光辉历程，在这97年的风风雨雨中，我们经受住了来自外来世界的考验，维护了祖国的和平和主权。在这97年的人事变动中，我们坚持着最初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联合广大人民群众，建设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园！这是坎坷的92年，这也是辉煌的97年！
随着十九大的召开和“中国梦”的提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途中又增加了两盏明亮的指引航灯。我们的计划要有大局观，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的工作要更加细化，让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各处的成就拧成一股绳，这样才能更快实现“中国梦”，并使之更加牢固。
在这里，我回顾这一年来我们的工作，感觉既欣慰又惭愧。
首先，一年来，党委带领着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xx”重要思想和党的“大”精神，在“中国梦”蓝图的指引下，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使全镇各族人民思想认识得到了统一和提高，极大地推动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农村经济的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发展了一批有觉悟、有潜质的年轻党员，为我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增强了我党的生命力和生机。
其次，市党委在抓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同时，也绝没有放松基层组织的建设。
我们不仅坚持以党建目标管理为龙头，带领着农牧民全面奔小康，而且以村级党支部“五好建设”为基础，狠抓落实，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双带”作用和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让我党的战斗力和实践能力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再次，市党委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团结和带领全镇各族人民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抗震捐款、实施“两基”工程，扶贫帮困，使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各族人民的民族团结意识显著增强，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不过，在肯定工作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要实现“中国梦”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我们还面临着更加严峻的任务和重要的责任。为此，我特别点出这样几个建议，希望能与诸位共勉：
第一，进一步加深对党的理论的学习和理解，全面了解十九大思想和精髓，发挥榜样的作用。
作为党员一定要自律自戒，做人民群众的表率，一定要以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学在前面，用在前面。
第二，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同务实肯干的作风相结合。
远大的目标需要脚踏实地的行动才能实现，因此，我在此希望同志们能够保持住现有的成绩，在此基础上对自己做出更高的要求，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早日实现“中国梦”而不遗余力。
第三，做好群众工作，执政为民。
无论想问题办事情，都心系群众，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作为指导个人行为的标准。同时，我们要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意见，彼此促进，为建设更好的城市而努力！
我的演讲结束，谢谢大家！
近代史纲要论文篇六
中国近代史以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作为开端，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仍处于“威加四方，万邦慑服”的天朝大国的幻想中，但很快这种幻想就被列强的炮火轰碎，中国被列强用铁甲舰拖进了世界舞台之中。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目的是打开中国的市场，其实质是对中国的一场侵略，但从客观上来说，中国打开国门与世界交流并逐渐融入其中乃至在国际舞台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与鸦片战争不无关系。鸦片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关于鸦片贸易的战争，更是两种不同不同文明的撞击，甚至是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契机。
自清朝初期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但这强盛国势，从乾隆末年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封建制度已严重阻碍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在鸦片战争之前，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思想上，吏治败坏，封建专制达到了顶点，清政府用四书五经束缚人们的思想，对评议时政者进行残酷镇压。对外，清政府长期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严重阻碍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政治、经济的发展。同时，清政府内部也是一团散沙，国防空虚，军备废弛。
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腐败，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中国的封建社会走到了尽头，而与此同时，西方的工业化进程却在迅速发展。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由于各国工业的发展，其工业产量急剧上升，“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蒸蒸日上，列强为了扩大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加紧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动，而古老的中国幅员辽阔，成为了他们狩猎的对象。简言之，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使其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但同时也使中国由闭塞走向开放。不仅如此，鸦片战争还加速了社会内部的改革，先进的知识分子兴起向西方学习的思潮，西学东渐局面逐渐形成。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开始兴起。前期，清廷官员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在全国开展工业运动，后期又以“求富”为口号增加民用工业部门。在两次鸦片战争失利后，请听为解决内忧外患，形成了“顽固派”与“洋务派”两大阵营，其中洋务派官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利用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增强国力，维护统治。虽然洋务派在学习西方文化时仍不够大胆甚至有所抵制，但与顽固派相比，他们对中国近代化进程无疑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他们迈出了近代官方对外文化交流的第一步，其意义在于其引进的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帮助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其培养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引发了中国的文化结构的变化，可以说，正是洋务运动时期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吸收，才导致了旧知识分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思想的萌发。虽然洋务运动最后不了了之，但其深刻揭示了在旧制度和旧思想下要依靠自身发展现代化产业是无法达到“自强求富”这一美好愿望的事实。政治上的失利也让国内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富国强民，必须从政治体制上下手，否则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了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度，并第一次把西方政治主张同救亡图存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试图对旧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次尝试。它的失败让广大的爱国人士意识到，清廷是不会接受西方先进的制度的，要想救亡图存，就必须推翻清王朝的统治。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王朝统治的灭亡，从此结束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古老的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这次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之一，它不再是以往那种循环式的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而是在世界的东方升起了第一面民主共和的旗帜。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奴隶之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邹容《革命军》）蒙昧的国人中有部分志士渐渐觉醒，他们不再满足于换汤不换药似的朝代更迭，他们追求的，是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等真正能够挽救民族危亡的先进思想。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笔者认为，过去的认识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一条道路。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我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为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成功的。
1937年，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经过中国人民的顽强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不懈努力，二战获得了胜利，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维护了我国的领土完整，但在治国方针上，国共两党发生分歧，重庆谈判后，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于1946年6月爆发全面内战。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多次击退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笔者认为，过去的是历史，但历史并没有过去。历史，以他巨大的惯性连接未来，又以他可贵的经验给后人以借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今日之中国发展蒸蒸日上，但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仍然不能忘记近代中国的屈辱。日军的侵华行为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但在社会变化的过程中，抗战最宝贵的精髓信念——自强奋进、团结民主、逆境求胜、和平博爱等，对今天的人们同样具有巨大的感召与秉承意义。事实上，如果把物质作为生存的基础，信念才是人类的灵魂。如果一个国家失去灵魂，无异于行尸走肉，同样的，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灵魂，不仅会丧失凝聚力，还会失去前进的方向。
爱国主义从来都不是夸夸空谈，无论在任何时代，实力才是硬道理。当今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社会进步、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挑战。将满腔热情化作牢固的发展信念，将对现实的不满足化作对奋进努力的原动力，让有限的人力物力发挥无限的社会价值，真正从自己做起，这才是爱国情怀的最正确的表达，也是抗战精神在当代的应有体现。
我们的同胞中，对战败之耻的了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个民族，若是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实际上也就丧失了民族的记忆功能。失去了记忆的民族是可怕的，他会在当今风云变幻的世界潮流中迷失方向，随波逐流，更会不断重复自己的错误。“历史的灾难无不以历史的巨大进步来补偿。”只有揭露侵略者的罪恶，叩问冷漠者的良知，历史才能真正发挥出它的真正效用。对历史不断触摸和反思的过程，就是文化沉淀的过程。历史是永不间断的长流，人们真正经历的只是其中的一段。司马迁说“述往事，思来者”，历史可以随时摄取、揣摩乃至反刍，这对人类的现在、未来的发展不无益处。叩问历史，掩卷太息，这种情怀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更多的是对过往的反思。
时间的流逝有可能会磨灭很多记忆，但这些往事将永远警醒人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描述与记录，回忆与解读，是人类不会放弃也不能放弃的权利。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是人类前进的行囊，虽然沉重，但却必不可少。
参考书目：孙立平，《中国近代史现代化努力失败原因的动态分析》，（《学习与探索》，1991）。
龚淑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朱维铮《重读鸦片战争》。
1999年3月。
近代史纲要论文篇七
新乡地处河南北部，历史悠久，自然条件优越，在历史上是传统的北方内陆城镇。晚清时期，新乡与沿海城镇相比受到西方文化冲击较小，社会形态未发生明显变化。但到了20世纪初，随着京汉、道清两条铁路交会于新乡，使新乡城市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新乡的历史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深深影响到新乡近代建筑的发展，因而对于新乡近代建筑的研究有助于探究新乡近代城市发展和近代建筑史。有鉴于此，笔者结合相关材料，对新乡近代建筑发展过程进行分期研究，总结各发展阶段的特点，探究其发展规律。
近代新乡建筑发展的萌芽期。
（1840年至1900年）。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在1840年至20世纪初，新乡的当地建筑仍以传统明清建筑为主，建筑材料以传统的土、木、砖、石为主，延续着以木构架为主的结构体系。但随着西方宗教的日渐传入，新乡出现了一批教堂建筑，其建筑形式多为西式和中西结合式，这也是新乡最早的新式建筑。这些新建筑对新乡建筑面貌的改变并不明显，当时建筑仍以传统民居为主。
這一时期新乡最具代表性传统的民居应为位于今原阳胜利路的夏家民居，宅主是当时阳武县（今属原阳县）最大财主夏家。夏家民居至今仅主院保存完整，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主院是北方民居传统的四合院建筑，有三进院落，房屋74间，皆为硬山顶灰瓦建筑。院落规划整齐，坐西面东，屋顶上有五脊六兽，古朴典雅，浑厚庄重，夏家民居是典型的对称式布局。除夏家民居外，新乡现存的清末民居还有位于凤泉区前郭柳村的宋家民居，位于红旗区北关一带的付家大院、游家大院，以上各处民居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始建于1882年的卫辉南门里天主堂是新乡最早的教堂，意大利神父白玉华于1897年进行扩建。该教堂规模宏大，房屋百余间，为中西结合式建筑。该教堂主殿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中国庑殿顶式的殿身实体，二是仿古罗马柱廊的殿身虚部，这是西方建筑样式第一次出现在新乡。这一时期新乡还有建于1884年的新乡县牧野乡天主教堂，1901年建成的原阳县天主教堂和1902年建成的获嘉县中和镇天主教堂，这些建筑均为中国庑殿顶与古罗马柱廊的结合。虽然这些建筑数量少，但对周围建筑影响较大，模仿者日渐增多。
近代新乡建筑的繁荣期。
（1900年至1937年）。
20世纪初，随着京汉、道清两条铁路通车，新乡成为两条铁路的交会点。交通的便捷拉近了新乡与天津、汉口、武昌等城市的距离，人员和物资的快速流动极大促进了新乡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新文化的传播。同时，这一时期外国资本大量进入河南，大量外国企业直接在河南投资设厂，进行工矿业生产。在以上因素的推动下，新乡兴建了大量新式建筑，近代建筑类型、技术、材料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西建筑风格不断得到融合、混存，城市面貌得到很大改变，当地出现了近代建筑的繁荣景象。
一、住宅建筑。
这时新乡的住宅大多是传统形式的延续，依旧保持四合院的样式，但有些住宅采用了新的建筑工艺。在传统住宅中也分化出新式的住宅，这些住宅不仅使用了新材料、新技术，而且在建筑形式及功能上有了明显改变。
徐世昌公馆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传统住宅，现位于辉县牌坊街，创建于民国初年，为徐世昌在辉县活动期间（1909-1911年）的办公场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公馆“原有建筑占地十余亩，左中右三穿三进，九院相连，皆为四合院，主院穿厅……青堂瓦舍，朱门丹窗，方砖铺地，回廊相连。”（《辉县文史资料》第9辑）。
新乡北关劳动路上的李家大院是新乡市区规模较大的中西结合式住宅，为民国时期新乡商人李裕达及其三个儿子的私宅，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建筑群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如墀头、梁枋、雀替、如意头、莲花束腰柱础等饰物，又掺杂较多的西方建筑设计手法，如精美线角、雕花、门旁扶壁假柱上的涡卷等。”（《河南近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282页）该建筑使用油毡沥青豆粒砂屋面，为新乡地区最早使用新型防水屋面材料的住宅。
卫辉城内健康路丽湖花园内的王家大楼，建于民国初年，为近代民族实业家王锡彤私宅。大楼为砖木结构，青砖墙基，具有明显的西式建筑风格，是新乡近代住宅建筑的代表作，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王家大楼整体为正方形，前面有半月形凉台，四周有双柱走廊。穿过凉台是宽敞的会客厅，客厅东西各有一室相对。绕过影壁有南北走廊，南北走廊和东西走廊成“t”字形，所有房间在“t”字形走廊两边，室室相对，20余间，上下两层基本相仿，上下楼梯均在后部。该建筑样式精巧，美观大方，是独具一格的近代优秀建筑。
二、工业建筑。
新乡的近代工业自20世纪初起步以来，逐渐兴建了一批纺织、面粉、冶铁等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厂房多为单层砖木结构，内部空间宽敞，车间有适宜的生产环境。同时，新乡也出现了多层的厂房和数十米高的烟囱。工业建筑的发展充分说明建筑的发展适应了新的工业生产技术发展的要求。
这期间新乡兴建的大型工业企业，主要有通丰面粉公司和宏豫冶铁公司。通丰面粉公司位于新乡卫河北岸，西临京汉铁路，主要建筑为一栋五层砖木结构制粉楼，砖墙承重，木梁木楼板。木梁板在震动较大的面粉车间可有效地吸收一部分动荷载。宏豫冶铁公司建于1923年，位于新乡市卫河北岸黄岗，东临京汉铁路，是新乡最早且规模最大的一家私人冶铁企业。该工厂建筑布局、房屋结构、造型都依照工业生产所需而设计，其标志性建筑为一座30米高的烟囱，外形修长，粗细得体。宏豫冶铁公司的烟囱与通丰面粉公司的五层制粉楼相互呼应，构成当时新乡卫河北岸的一大景观。
三、公共建筑。
伴随着新乡近代化城镇的发展，医院、文化场所、学校、车站、办公楼等新式公共场所开始出现，展示出近代社会变革中的新乡面貌。始建于1903年的博济惠民医院，旧址位于卫辉市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内，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为西式风格，后于1920年完成扩建，为砖、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主楼为四层内廊式双面病房楼，中厅设楼梯，两侧对称布置，并设有暖气和隔火墙。该建筑集中体现了中西合璧的风格，西洋古典建筑的砖石结构再加上传统样式的屋顶，是中国建筑从传统建筑到现代建筑过渡的一个典范。同时，这一时期新乡还有同善医院和国光医院，这些医院布局合理，造型简洁，为近代医疗卫生建筑的代表。 新乡文化建筑出现较晚，直到1927年冯玉祥主豫，文化建筑才有一定发展。1927年以后，新乡新建的文化建筑主要有惠祥戏院、中山图书馆、新声戏院、河朔图书馆等，而1934年建的河朔图书馆当属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文化建筑。河朔图书馆位于新乡市卫滨区一横街北头的卫河公园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34年，一期工程即三层宫殿式办公及阅览大楼动工，1935年8月竣工并投入使用。河朔图书馆为近代著名建筑大师杨廷宝设计，是一座“工”字形宫殿式三层砖钢筋混凝土建筑，为新民族形式建筑，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与西方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特点。主楼外观为民族建筑风格，里边是西式设施，光线充足，馆内有新闻杂志社、文物陈列室、演讲室等，可容纳300余人在此阅览。
自20世纪20年代，新乡的近代教育有了快速发展，一大批近代教育建筑发展起来。1913年建造的卫辉中学堂教学楼，是新乡地区现存最早的教学楼。该教学楼为二层砖木结构，“采用了上下拱券外廊、突出的女儿墙、推拉式玻璃大窗、附墙壁柱等近代建筑处理手法，使用玻璃、红机瓦等新建筑材料”（同上，121页）。1930年建成的私立静泉中学（今新乡市第三中学），位于新乡市姜庄街今市卫生学校院内，该学校续建的“廿一”教学楼为砖木结构三层双面楼房，门厅地坪使用了水磨石。建于1933年的获嘉县中和镇天主教堂学校，为两层砖木结构楼房，“教学楼门窗过梁、基础圈梁和雨篷，均使用了钢筋混凝土材料，其中全悬挑钢筋混凝土雨篷建筑，在新乡是第一次出现。此外，还采用了單斜梁两侧双悬挑踏脚板式的木楼梯，亦属本地少见”（同上，121页）。
道清铁路新乡车站于1904年建成，后为方便旅客，于1910年新建车站票房一座。该票房位于新乡车站北端，今建国路西侧，为英国人设计。站房9间，坐东向西，设厕所、月台、风雨棚，仿西欧票房样式。票房由四个功能区构成，功能区内部开门，相互通达。四个区中北区办公、调度，南区售票、后勤，中间两区候车。
建于1933年的新乡第四督察专员公署办公楼，位于今新乡市东大街路北，该建筑为新乡行政管理机构和最高行政长官的办公场所。办公楼坐北朝南，为二层砖石结构房屋。主楼为东西走向，东西两端有南北走向的端楼，因而整个办公楼为中轴对称的“h”形。主楼正面立红漆柱四根，鼓石柱础。楼内为双面内走廊，楼上楼下平面布置相同，每间房设两个平开玻璃窗。整座建筑布置紧凑，造型朴实清新，堪称佳作。
四、市政建筑。
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铁路沿线城市集中，新乡原有的城区已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需要，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开始突破城墙的制约，向人流、物流比较方便的火车站附近发展，形成新的城区。新乡新城区的建筑多数放弃了传统设计和规划，多采用西式或中西结合的建筑样式，使用更为先进的技术和材料，其功能也更为多样。
在铁路没有通车前，新乡的商业街区位于临近卫河的北门一带。随着铁路的通车，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老城北门外沿卫河商业区开始向旧城西部方向的火车站发展。于是在1915年前后，在新旧商业区中间开辟了一条通道，从北门外沿河街，经石榴园、姜庄街、新华街至火车站。这个区域逐渐被民宅和商铺填满，形成了以中山大街（今新华街）为主的新城区。人口增加、店铺林立，商店多为高门脸和门窗洞口加线饰等西式建筑风格，采用水泥饰面和玻璃橱窗等新材料。民国10年（1921年），由火车站至水阁门，修西站马路。民国20年（1931年）后在火车站东、卫河南岸建中山大街、保安街、斜街、疏河街、姜庄前后街、菜市街等街道。这些街道条块结合，构成卫河南岸街区。同时，在1933年成立城关马路工程委员会，专门整修道路，又将新城区西站马路、中山大街、姜庄街、石榴园、民族路等马路修筑成碎石碎砖路面，还为中山大街、民族路、建国路等马路安装了路灯。通丰面粉公司于1919年在卫河上修建了一座桥，取名为“通丰桥”，此桥原为简易木桥。1933年国民党华北办事处将此桥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桥，改名为华北纪念桥，为新乡第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桥长35米，宽6.6米，石墩、水泥梁，内衬道轨为筋，棱形红石铺面，8根1.5米高铸铁杆桥灯，为新乡市第一座现代化桥梁，方便了卫河南北交通。在今姜庄街与胜利路交叉口处，民国年间还有一座下方上圆最上为尖顶并镶有机械钟表的装饰建筑，当地人称之为“钟楼”，用以报时之用。华北纪念桥、钟楼与同一时期建造的河朔图书馆、第四督察专员公署办公楼，被新乡百姓称为新乡20世纪30年代的“四大建筑”。新式市政建筑的大规模修建，使城市面貌也相应发生变化，马路宽阔，洋楼林立，门窗也均刷油漆。
五、园林建筑。
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内园林建筑也有所发展，这一时期新乡出现两座公园，分别为1924年修建的暴张公园和1927年修建的道清公园。暴张公园是为了纪念暴质夫、张宗周而建，两人为民国初年豫北的革命者。暴张公园位于新乡姜庄街，园内设有暴张纪念堂、衣冠冢、八角亭等。暴张纪念堂建在公园迎门处，是公园重要建筑，现位于新乡市卫滨区武警支队院内，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纪念堂坐北向南，“单檐歇山顶，正脊、垂脊、截脊用灰瓦砌成，四面建回廊。四壁用青砖砌墙，檐柱抱在墙内”。暴张纪念堂建筑式样别致，与之类似的近现代纪念性建筑并不多见。1927年修建的道清公园位于火车站东边的建国路，为爱国将领吉鸿昌所建。道清公园虽规模不大，但环境优美，具有现代城市公园的雏形。入门处为直形长廊，左右种植翠柏，长廊左右，还各有一圆形花坛，有小径将其分作十二尖角形，构成了国民党党徽图案。
近代新乡建筑发展的停滞期。
（1938年至1949年）。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迅速由京津地区南下，新乡于1938年2月沦陷。日伪政权在新乡7年多的殖民统治，致使新乡原有的生产关系被打破，百业凋零，经济衰败，社会倒退。
日军占领新乡后，大力修建军事工程和为其服务的设施，“日本帝国主义在新乡修建飞机场、军政机关及为其服务的金融、商业、邮电、娱乐设施，共建项目58个，建筑面积61799平方米，其中军政设施建筑面积达80%以上”（《新乡市建筑工程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38页）。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建筑为位于新乡市人民路上的日本领事馆，该建筑平面为长方形，二层混合结构，木质地板，红砖墙，大灰红瓦，四坡式屋顶。该建筑最大的特点是在房屋的基石上有21个通气孔，通气孔直通屋顶四个方形通气孔，通风防潮。领事馆北是领事住处，为日式建筑，开关式门窗，内门和壁柜皆为推拉门，木地板上铺有榻榻米，全部木隔扇，布设讲究。领事住宅路东为三栋日式平房住宅，造型相同。除此以外，在新乡市卫滨区的金家营和八里营现存十座飞机掩体工事，该建筑为拱形，为水泥混凝土结构，异常坚固，很像倒扣地上的大锅，当地老百姓称之为“飞机窝”。这些飞机窝为侵华日军所建，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日伪政权在1943年开始修建引黄济卫工程，计划将黄河水引入卫河。至日本投降时，只将50余公里的总干渠挖掘完成。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该工程加以改造，命名为人民胜利渠。
同时，日伪政权重视新乡的城市建设，曾将新乡列为华北八大城市之一加以规划。“本市于事变后跻于重要地位，人口剧增，拟使成为军事上要点及商工业都市，而策其发达。并应作为政治交通文化经济之地方中心都市，加以计划。”（《北京档案史料》1999年第4期）因此，日伪政权编制《新乡都市规划大纲》，进行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城市建设。新乡规模拟为20平方公里，以京汉铁路东侧为主，从新乡车站往东四五公里，往南三四公里，往北约二公里，包括车站西侧一部分。本区范围东起土马路西至铁路线，南至城南庄，北至中兴街，为一正方形新区。并以孟姜女河为分界线，南面为行政区、住宅区，北面为街市混合区，卫河北岸为工业区。同时，新开6条道路框架，即安城街（今自由路）、中央大道（今解放路）、土马路（今胜利路）、安民街（今平原路）、道尹街（今人民路）、中兴街（今宏力大道）。这一时期，新乡完善、新修大小街巷45条，道路长度11.47公里，面积9.27万平方米。日伪政权按照这个规划大纲对新乡经营多年，对新乡城市建设与规划布局产生较大影响。
1945年秋至新乡解放，兴建的较大工程只有1945年秋国民党新乡县政府为迎接蒋介石路过新乡暂住而建的中正堂。该建筑坐北向南，平面呈长方形，北端设讲台，南端正门有台阶，门厅为三柱拱券，纵墙两侧设休息走廊，间间有高大的砖粉砂浆红廊柱，两端间有传统的倒柱连龙，墙面使用水泥摔毛、拉毛工艺。
结 语。
新乡近代建筑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出近代新乡的社会变迁，是由当时的经济与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是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结合的产物。新乡近代建筑总的来说是把西方建筑风格同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产生符合现实需要的新建筑。同时，新乡近代建筑局限性很大，在有些建筑类型、技术、材料方面相对单一，高质量建筑少，这表明新乡近代建筑的发展并不充分。
近代史纲要论文篇八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可以使我们居安思危，体会那段侵华的国耻。它警醒国民，“落后就要挨打”敬告青年同学，“勿忘国耻，振兴中华”;是一部人民坚决的抗争史，它告知我们，中华民族是自强不息的民族，中国人民具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更是一部艰辛勇敢的探究史，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都不能提出科学的革命纲领，不能转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可以让我们知道近现代史的主流和本质，是中国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勇敢斗争、艰苦探究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繁华昌盛、充斥生气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可以让我们有所感、有所悟。“历史终究是历史”，辉煌和耻辱都已消逝而去，但历史的精神和珍稀的阅历教训是我们需要深刻理解并牢记于心的。虽然中国近现代史在中学、高中阶段我们也曾学习过，但每次学完都会有不同的认识和感悟，终究不同层次的知识结构和生活阅历就我们自身对历史的把握和理解而言是有差别的。但是我相信通过高校的进一步学习，我会形成了新的思想。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刚要》要求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保持党的'先进性”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鸦片战役起，中国开始慢下了进展的步子，在世界的地位也一蹶不振。中国从成立以来，也遇到过挫折，走了很多弯路，但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不断努力地开拓、前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加强。
纵观历史，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意义是：让我明白了，当代高校生“务必继续地保持虚心谨慎、不骄不躁的学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超卓地完成学习任务，高效地掌控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本事，认清世情国情，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走出校门、步入社会以后，深入群众，投身实践，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自觉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各自所承受的工作中和岗位上刻苦锤炼、坚韧拼搏，为国家的繁华和人民的富有贡献自己的能量。
近代史纲要论文篇九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跟随老师学历了中国近代的历史知识，虽然只是用简单的言语的概括了这段历史，但在这门课程中我学习和知道的历史知识仍然给了我许多启示和人生感慨。
第一次鸦片战争在1840年6月28日爆发，是满清和英国就英国向满清走私鸦片引发的一场战争，在英国商人在中国广东海域走私鸦片二十多年不止日盛之时，林则徐于广东的一把销烟火中引爆中英矛盾升级，但是战争却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鸦片战争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关注世界形势、交流思想文化的重要性，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暂时隔绝了他人，却永远困住了自己。面对强大的敌人，清政府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妥协，然而一味的妥协忍让只会换来敌人更加贪婪的索取，到了最后，即便还有有血性的中国人站起来反抗，可是在人心不齐，武装力量跟不上的情况下，还是一失败告终。鲜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想要不被别人踏在脚底，想要不被剥削、压迫，想要堂堂正正的挺起胸膛，就要变强，变强，变强!
而想要变强就必须打开关闭的国门，经历风雨的洗礼，只有紧跟世界局势，提高国家的综合能力，才有能力站立在这世界，从此不受屈辱。
然而，抗日战争又告诉我们另一个变强的理由，落后就要挨打，不论你的国土领土有多大，不论你的国家有多少人。一个小小的日本，居然都能侵略中国，而我们却耗费了整整八年时间才将他们彻底赶出去，这期间中国付出了无法想象的代价，遍地狼烟，百姓妻离子散、哀鸿遍野，这一仗中国损失了亿万万好儿郎，他们是全中国的英雄!
我们渴望和平，不希望有伤痛和别离，我们厌倦战争，厌倦迫害，但我们不能将和平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所以，我们要自己决定命运，决定自己的地位，这一切只需要一个前提，我们强大!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如今的中国正走在强国富民的大道上，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必能在世界民族的顶端立足，届时的国民风气就像说的，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
近代史纲要论文篇十
战争是人类的一种最愚蠢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残酷血腥的战争，普通民是最大的受害者。特别是世界大战，是人类一种自我的毁灭，是人类的一种劫难，是某些人的疯狂。战争所留给人们是废墟.苍凉.仇恨.痛苦.绝望。人类应从战争中吸取教训。如今天的日本国，不仅没有没有诚恳反省二战中的战争罪责，却还在否认美化侵略历史;其官员公开参拜供有战犯的靖国神社。这样的国家，爱好和平的人民应警惕!这样的不敢承认历史错误的国家民族人民也是没有前途的。
可战争的悲剧仍在21世纪今天的中东.非洲地区上演。美国仍在愚蠢的在战争维护自己的霸权，在其“反恐”.“先发制人”的战争理论的指导下，先后发动了“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制造了大量的人类灾难，战争浪费了人类的大量的财富，为什么不用这笔财富去发展科技，救助那些生活在苦难中的人呢?为了人类美好的明天，这个世界应多些理解合作，少些对抗维护世界和平。人类应用智慧解决存在的问题矛盾避免战争。
1920xx年4月底，中国人民眼巴巴企望的巴黎和会并未带来预想中的“公理”，郁积已久的亡国之忧、救国之情骤然化作海啸山鸣的五四运动，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成为洪流中的先锋。这是我们第一次打破一切的干涉压制的政治活动。从对外来说，全国一致的不许签字对日本让步的和约，并引起美国国会的不批准和约，以至于最后日本不能不将青岛与胶济路退还于我们。对内呢，全国学生有了一致的联合，青年学子们打破了一切官厅教职员的尊严，文字上与思想上都得到了解放，而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潮流，也排山倒海的跟着来了。
在五四运动中，爱国主义是最深厚的精神底蕴。88年前“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怒吼已然淡去，但“振兴中华”的青春壮歌却一脉相传，回响不绝。88年来，“爱国、进步、科学、民主”，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将五四铸成一枚徽章，戴在所有挺立时代潮头的中国青年胸前。
今天，我们仍要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呐喊。五四运动已成为历史，她的伟大之处就是一年一度地敲打一下我们的神经，就是借她的生日来强化我们崇尚科学和争取民主的信念。
至今我们仍然纪念、学习五四运动，目的在于弘扬五四精神，肩负历史使命，就是要树立理想，立志报国;要勤奋学习，勇于实践;要在实践中锻炼品格，磨练意志，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学习做人;要守时守信，做文明的公民;既有理想，又要着眼于现实，从身边事、力所能及的事做起;要勇于奉献，尽管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不再需要为追求光明和自由而抛头颅，洒热血，但“我为人人”的奉献精神，仍应得到弘扬。在大学，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失去自我。因为诱惑太多。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我是谁，我在干什么?”在做任何事情以前，应该先定好方向。这就好像航海远行的人，必先定个目的地，中途的指针，总是指着这个方向走，才能有达到那目的地的一天。若是方向不定，随风飘转，恐怕永无达到的日子。即使碰巧能够达到了，也是偶然的机会。靠着偶然机会所得的成功，毕竟没有多大的价值。
抚今追昔，我们更应该发扬光大“五四”精神，深刻反省“五四”历程。继往开来，依然任重道远。这应该是当代青年学子的使命.
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伟大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世界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新中国的诞生，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发展和不断完善，大大加强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
然而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得到一些在现在社会学中学习、工作、生活、为人处世的道理。作为一个民族，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有必要知道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作为中国人，我们有义务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
历史正如一片叶子，有人因一叶而障目，有人因一叶而知秋。学历历史还要记住历史，还原历史的真相。
历史„„落上了厚厚的尘土，似乎已经被遗弃在角落，但确实需要我们慢慢品味，品味它的奥妙、它的精华。
近代史纲要论文篇十一
摘要：孙中山的思想和业绩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时，孙中山和谐思想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不和谐的原因而形成的。他赞成“五族共和”，反对民族歧视，主张各民族和谐共处，促进各民族发展，不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的自觉认同意识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同时是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和谐;和谐社会。
翻开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古往今来所有世俗的、宗教的思想学说，以和谐理念为其终极与归宿，以和谐社会蓝图为目标和旗帜，号召人们为之实现而努力奋斗。回顾并总结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对于21世纪如何对待民族和谐问题无疑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形成的背景。
孙中山民族和谐思想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动荡的年代。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孙中山之所以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正是孙中山对社会的不和谐认识基础上提出的。这不和谐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政治方面，孙中山痛感“中国现行政治，可以概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2]第二，在经济方面，针对因中国的生产力落后、区域经济不协调、经济结构畸形、经济秩序混乱等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而造成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障碍，孙中山提出建立生产发达、区域协调、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和谐经济。第三，在文化方面，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形成冲突，多元文化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存在现实差异。不同的人文及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行为方式，都需要创新文化和主流价值观进行对话、融会、整合与引导。最后，在个人经历方面，与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孙中山学习中国经史，不但对孔孟的忠恕之道和仁义思想情有独钟，而且完全继承了孔子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早年在海外学习、流亡，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崇尚西方民主。他为了民族和谐，一生为之奋斗。
(二)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发展过程。
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要“驱逐鞑虏，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3]他明确地提出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就必须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但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处在狭隘的排满状态。1905年同盟会成立，同盟会的章程中规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4]为盟会的政治纲领，同盟会成立以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已经渐为人知、深入人心，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这个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三民主义，后来统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则是孙中山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和原则。“满洲以一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压迫制度，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完成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5]。由狭隘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变成民族同化的民族主义。
新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的民族观产生了新飞跃，在反帝为首要任务和民族自决原则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上达成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国民革命时期的旗帜。孙中山先生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从“民族自治”到“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为克服民族自卑感、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孙中山的和谐社会思想依据中国国情而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并经常将其作为论证和谐社会的依据。
(一)政治领域。
政治领域分别体现在政党和政权方面：第一，政党问题。孙中山不仅领导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仿效了西方政治，他指出“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吾国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6]“夫法久必弊，施行者终有不适之时，学勤益精，研求者自有特优之点”[6]。力图把政党政治引入到中国的轨道，推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以促政治日日向上。第二，政权问题。孙中山抨击了其黑暗现状，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他对民国的政治蓝图作了精心规划，高举“废除专制，实行共和”的大旗。通过权力的分解、制约而达到社会和谐，是其核心部分。
(二)文化领域。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很早就具有了“和谐”的意识。道家宣扬的“天人合一”说是其最高理想境界，古代人们向往和追求友善、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社会财产为公共所有，孙中山先生“天下大同”的社会，对以后国家政治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均有广泛的影响。与我们今天所倡导建设的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民族共和下，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共和”类似于现代人们所说的文化(宗教信仰)多元主义体制，就是说，在同一个体制下，各种文化和宗教和平共处。文化多元主义的本质不是让各种文化的载体居住在特定的空间，而是在同一空间里，各种民族或者族群共同生活和互动。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互动会发展出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有助于和谐状态的达成。因此，继承发扬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应当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有机结合起来。
(一)正确理解孙中山的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民族自治”到“中华民族为统一体”等这些民族和谐思想。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必须独立”、“祖国必须统一”、“天下为公”等思想文化，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文化层面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对孙中山文化思想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二)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更是重视一个和平的环境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多次呼吁各方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表示自己一定要尽心竭力，实现敦促和平统一，并倡导南北议和，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但是，恰在祖国大陆迅速崛起的时候，在海峡对岸“台独”势力最为猖獗的时候，“台独”不但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必须从正反两面提醒中国人。在对待“台独”的态度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构建和谐世界的大视野出发，本着两岸的互赢共生，用和平的手段，极大地改进了两岸关系的生态。对等、对话、对流，代替或部分代替了对立、对抗、对垒。因此，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三)民族和谐思想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
孙中山在就职演说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民国成立，他强化民族和谐，依法打击民族分裂势力。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以雄辩的事实印证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主旨：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进行多民族间的多维交流与对话、健全民族和谐的制度保障，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将有助于我们实现民族和谐，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中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充分发挥民族政策对民族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
考虑民族问题的同时，不能无视宗教。《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7]。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1957年1月，周恩来同__在印度新德里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们欢迎发展宗教联系，不但和印度，而且和东南亚各佛教国家均要发展这种联系。但是，我们反对那种以宗教为外衣而以政治为内容的活动。……如借宗教名义向我们进行颠覆活动，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再一次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民族和谐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继承“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确立牢固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是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孙中山崇尚以人为本，重视人生价值，倡导自由、平等和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下大同”、“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等文化思想传承了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文明，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一种不断地丰富发展、兼容的文化集合。它的内在含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先进理论有着众多不谋而合之处，是以科学理性精神、人文价值精神为支撑的现代文化精神主流，是社会主义和谐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75.
[5]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c]//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87..
[6]孟庆鹏.孙中山文集(上)[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近代史纲要论文篇十二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然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之伴随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而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华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国，无需与外夷通联。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更加突出。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不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民主和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欧洲大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强将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曾经被马可波罗称之为遍地是黄金的古老东方国度-中国。通商请求屡遭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此时的中国，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已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相当之大的差距。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国均已失败而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与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成为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对着亡国的危机，一些爱国之士，纷纷献言献策，想要变法图存，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力请求维新变革，富强国家。
在这封奏折中，康有为列举了世界各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训，充分说明了变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绪皇帝痛下决心，尽快确定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前进方向。康有为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只有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变法的三条纲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开制度局，试图以此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排除守旧派官吏的干扰和抵制，发现并选拔天下的维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顺利推行，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然而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百天就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大力阻扰外，其本身的可实用性及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众至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到这场政治变革中。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康有为及其变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康有为幼年时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农民起来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从变法的一开始他们就站在害怕和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不敢设想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希望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出于此原因，康有为在变法开始时就实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希望他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变革，从而达到全国的改变;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则是鉴于下层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危机。出于以上种种对人民加以防范的动机，其影响力也不可能深入群众，从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妥协性。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这场运动的经济基础。但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阶级力量相当弱小，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
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本国封建主义会应允，西方列强会赞成。康有为等人认为只要说服了光绪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变法就可以大获成功。但它们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敌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守旧官员，他们是利益既得者，改革会让他们失去好处，所以他们是改革的一大障碍。再有，就是在华的西方列强，他们也不愿看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盛起来，所以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中国进行改良变革。因此，维新派对内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对外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幻想以妥协和退让来得到本国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改良实难继续下去，结果却被中外反对势力所绞杀。
再次，维新派的影响有限。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鉴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亡我之心日盛。维新派打出了救亡图存的大旗，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缺陷，认识上的不足，严重的脱离群众。所以，维新派所能影响的基本人群只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维新派通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并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的主张一度得到某些当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强学会成立时，帝师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纷纷捐款资助，并列名于会籍，使强学会一时间名声四起。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入会的人都真正支持变法，如张之洞是想拉拢康、梁，借他们的名望，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主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时，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而且还破坏了维新派的舆论机关。袁世凯起初也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谭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说服其举兵起誓。但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者。他随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派官员，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
光绪皇帝虽然支持变法，但也不能算是维新派的皇帝。光绪皇帝只是把维新派当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在同慈禧太后的争权过程中，光绪皇帝把维新派引以为援，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取得权力，这样的历史现象是很常见的。这些人都不能说是真正的维新派。
综上所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虽然冲破了封建守旧主义迂腐沉闷的空气，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在资产阶级化的和企图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波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再加上领导这场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所以这场改革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后，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帜越来越褪色，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不难看出戊戌变法的实际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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