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对过去一段时间的经历和成果进行总结的重要环节。切忌拖泥带水，过多的废话会让读者产生困惑和失去阅读兴趣。下面是一些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见解，希望能够给您一些新的认识和思考。
道德困境论文篇一
一要加强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社会道德调控最主要、最基本的调控方式。一是要重视家庭教育。家庭道德教育是一个人整个人生道德教育的起点，在培养个体道德品质和道德人格方面，起着学校和社会无法起到的奠基作用。二是重视社会道德教育。社会道德教育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首要是必须认识到整个社会应当承担的教育责任，加强伦理道德体系的研究和建设，注重伦理道德思想的实践和运用。重视转型期多种文化交融，新旧文化交替下，道德教化对引导受教者和调适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三是重视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加强道德教育除重视实践中的教育活动外，也要对转型时期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样转变引起的新的道德问题进行关注，寻求与新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道德教育方式。将个体的独特性与终生教育相结合，培养个体自主学习、自我教育的能力，让道德教育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
二要完善法制和道德机制。一是道德法制化。就是要把广泛性的基本道德行为列入立法范围，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关系中，什么该做而什么不该做，确定为法律条目，使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更具有权威性。二是道德规范化。法律在道德体系中，是保障性的底线，但实践生活中更多的道德行为并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程度，更多的是处于违背道德但不足以法律惩治的位置。这就需要把道德规范融入到行业、地方风俗中去，让道德行为更加明确、准确。其次，运用多角度、多媒介的传播方式，让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传播更深入、更广泛。三是建设道德监督机制。道德的法制化、规范化，都离不开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这样说，合理、完善的监督机制，为道德法制化、规范化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三要积极发挥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加强社会道德的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要提升社会道德的水平和实力，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并批判和反思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一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并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民族的道德修养。它使人们形成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检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理念。在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是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环境，旗帜鲜明地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树立正确导向、澄清模糊认识、匡正失范行为，形成激浊扬清、抑恶扬善的思想道德舆论场，引导人们自觉做良好道德风尚的建设者，做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
道德困境论文篇二
“现代性困境”主要源于现有范式下现代工业技术无法解决的自身现代性问题。现代性问题是启蒙运动以来现代主体性哲学下主客二分对象性逻辑思维的展开，在现代主体性哲学的思维方式之下，主体成了绝对的自我，而客体则成了失去独立存在意义而对主体“绝对服从”的纯粹物的世界。如此一来，在现代主体性思维的影响下，现代技术一方面衍生出了自身体现人类利益、实现人类诉求的工具理性，但同时又将工具理性和体现自然对人意义的价值理性强行割裂开来，使得现代技术在自身逻辑上表现出了明显的现代二元性思维。
受现代二元性思维的影响，现代技术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模式，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最终影响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贯穿于现代技术的社会实践始终，犹如现代技术与生俱来的垢病一般被称之为现代技术实践中的“现代性困境”。因此，现代技术在具体的社会应用中往往只重视技术的社会逻辑和技术的社会要求，忽略了自然对技术的作用和技术的自然逻辑。在以自然为对象的实践应用中，现代技术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了自身的“现代性困境”。
一、现代技术“现代性困境”的表现。
(一)主体责任困境。现代技术从本体上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只注重人对自然的作用而忽视了自然对人类的反作用，这与马克思强调的人类实践双向对象化的本质是不符合的。即“人通过实践劳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同时也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改变身外自然，而忽略对“自身自然”改变的现代技术实践其实是一种“虚假的实践”，在“虚假的实践”中，自然与人类的双向对象化关系被扭曲而发生了异化，这种异化则直接导致了现代技术实践中人类的主体责任困境。
现代技术将人与自然的利益二元对立起来，并不注重自然对自身实践的作用，往往只有在当有关自然的诉求被上升为国家意志后才能对现代技术的实践模式产生影响。这也就是说，在现代技术的实践模式中，自然与人类的对象化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呈现出一种带有中介反馈的复杂异化模式。这样一来，自然的利益在经过中介的解释后，已经丧失了自然的本真诉求，或者说现代技术认为所接受的自然的反馈其实只是人类自己的反馈而已。
现代技术之所以呈现出“虚假实践”的模式，主要是因为现代技术过于强调人与自然的二元性，乃至于现代技术在实践中往往依托于行政地域而非生物地域。现代技术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去中心的集体化活动，而这种“去中心”和“集体化”在现代技术看来，就是要在工业文明范式的现代化大生产和经济消费全球化模式的推动下，突破民族、国家、文化等行政意义上的束缚，成为全人类共同创造、共同接受、共同享用、共同推进的普适性技术。然而，却鲜有从生物和生态区域上去解释现代技术中的“去中心”和“集体化”。这样，在现代技术的实践模式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疏离，二者的共同利益也越走越远。
因此，现代技术很难在具体的实践中明确界定主体的具体责任。从自然的角度而言，自然的诉求并不是直接反馈给人类的，而我们也因此无法判定这种反馈究竟是不是代表自然本真的意愿，进而也就无法承担起自己对自然的真正责任。从人类的角度而言，自然对人类的影响是缓慢的，而随着现代技术在行政意义上的“去中心”和“集体化”，我们很难确定某一时期的某一自然的负面影响究竟是谁带来的，这就需要全人类去为某一部分人的失误买单，而这是现阶段仍然以集团利益为中心的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尽管集团关注的是所有的经济利益，但是仍然不排除其中的个体基本上还是更多地关注于自身的福利。在现代技术的“现代性困境”影响下，其在社会实践中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主体对自然的责任困境。
(二)伦理关系困境。
现代技术的“现代性困境”强行将自然与人类对立起来的实践模式，使得支撑现代技术的主要伦理关系只能是人际伦理而非其他伦理形式。人际伦理是“人类中心主义”范式的伦理规范，它只注重技术实践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准则，而忽略了技术实践中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练“人类中心主义有两个特点:第一，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实体或目的;第二，按照人类价值观来考察宇宙中的所有事物。在现代技术实践中，不仅人类是唯一的中心主体，人类利益更是评价技术实践的唯一标准，为了能够使人类利益最大化，现代技术不惜牺牲长远的自然利益来获取眼前的人类利益。但不管如何，技术活动的实践对象始终只能是自然，无论如何它的实践也不可能完全抛开自然只在人类的价值尺度内进行。现代技术强行将人与自然的利益分裂开来的事实，使得自身在实践中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出现了失衡，从而直接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甚至造成了人类未来长远利益的损害。一方面，现代技术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人类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它的实践模式包含的主要诉求是有关人类价值实现的诉求，因此，现代技术只承认对自身、对人的作用和责任，而不承认自身对自然的影响和义务。另一方面，现代技术要从自然中获取生产的原材料这一事实，决定了现代技术实践中内在地包含了现代技术对自然的关系，不管现代技术是否承认或者刻意规避这一事实，自然对现代技术的作用和关系总是客观存在的。在具体生产实践中，现代技术能够对人类产生具体价值的前提必须是相应的客体，即自然对人类的有用性，这就使现代技术在具体生产中不得不尽可能保存自然的有用性。所以尽管现代技术在实践中并不重视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在潜意识上，现代技术却摆脱不了自然对它的约束。很显然，单纯以人际伦理作为指导思想的现代技术并没有注意这一点:它只享受对自然的占有和利用的权利，而不主动地去约束自身对自然的行为和履行对自然的责任，于是，在现代技术的实践模式下，很多环境问题严重至威胁到人类的长远生存和国家的环境安全。可以说，现代技术中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是单向不对等的，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现代技术实践下，“先污染，后治理”的理念能够迎合技术主体的原因。因为“后治理”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重建自然的利益，而是因为当“先污染”的自然对人而言已经没有任何价值，治理只是为了能够让自然再为人类利益服务而已。
(三)理性选择困境。
现代技术实践包含了理性至上的原则要求。所谓“理性至上”在现代技术看来就是对人类利益最大化的生产方式，这就决定了现代技术的实践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尽可能地将投入的成本公有化，而将获取的收益私人化，以便让主体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然而，现代技术的这种实践方式是否真的是基于理性考虑的选择呢?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非洲纳米比亚楚梅布地区一家啤酒厂在创业初期引进了有关啤酒生产的现代技术，希望能通过现代技术的运用提高啤酒的生产效率。按照现代技术的实践理念，在啤酒加工的三样主要原料水、啤酒花和大麦中，大麦和啤酒花是必须通过购买、作为私人成本承担的，而水则可以作为公共资源不纳入到生产的成本计算中。因此，现代技术在进行成本计算时，无形地将生产成本分为必须通过购买的私人成本鱿和不需要通过私人购买的公共成本c。而在对最终产物的收益计算中，现代技术只看到自己所需求的啤酒和蔗糖，忽视了对废水和二氧化碳的处理或者再利用，这样一来，生产产品又被现代技术强行分为能带来私人利益增加的产物和不能带来私人收益增加的产物尺。
而在现代技术实践中，不能带来私人收益增加的产物尺又是可以被具体划分的。如果啤酒厂采取任其排放的方式完全不管废水和废料的处理，而从长期的全局性角度出发，在下一次再生产过程中，由于公共成本(水)受到先前排放的废水的污染而需要花费一定的额外私人成本去获得原材料所需要的纯净的水，这样一来，在一定的时间内，凡又会带来新的公共成本被纳入到下一次的技术生产中。如果啤酒厂简单地对关于生产过程中的废料就地填埋，表面上会避免由于直接污染水资源而影响下一次再生产，但实质上被填埋的废料污染物会因为雨水的淋溶而进入到地下水中，并通过地下水和地表水的交换而最终影响到河流中的水资源。因此，在后面的再生产过程中，同样需要花费一定的额外私人成本去处理这些受到污染的水源，也会产生新的公共成本。
二、现代技术“现代性困境”的治愈。
要真正治愈现代技术的“现代性困境”的核心在于:扬弃现代技术中的“反生态”逻辑，以实现现代技术范式的“生态学转向”。
现代技术的“生态学转向”实际上是要求现代技术将生态学原则贯彻和落实到自身的具体实践中。生态学原则是一种可持续的整体发展原则，它将现代技术的利益指向对象从单一的眼前物质利益转变为多元的有机体利益。这里的有机体利益包括了现代技术实践对未来社会、代际关系、生态环境等多重利益关系的整合与协调，目的在于实现现代技术在科学基础、体系结构和实践效果的生态效应，本质上是让现代技术走向生态技术的技术实践。
(一)技术生存方式的“生态学转向”。
技术生存方式主要是在一定技术范式下的人类生存方式。人的内在本性要求一种与人类各方面相宜，与人的内在个性相和谐的技术生存方式，这就是说，技术生存方式从本质而言应当是能够遵循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张扬人的个性的技术实践。技术实践不仅应当创造出最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物质利益，同时也应是最能彰显人类精神诉求的活动。
而现代技术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使得现代技术实践仅着眼于维系人类最基本生存的物质生产，从而将不顾一切地获取更多的经济利润视作评判技术发展的唯一标准。如此一来，人类的所有诉求在现代技术实践中都被化约为最简单的物质需求。在现代技术生存方式的异化下，不仅自然的存在方式开始由原始时期与人类社会相统一的整体性与同构性走向了孤立性与异质性，人类也因此丧失了诸如主体性、批判性等“人性的因子”，成为了“单向度的人”。可以说，正是现代技术主客二分的逻辑范式造成了现代技术生存方式下人与自然存在方式的共同异化。在异化的现代技术生存方式下，自然开始淡出人类的圈子，成为与人类发展无关紧要的存在;而人类也因此丧失了对自然的责任感，简单地将自然工具化，将人类的诉求强加于自然。这便是前面我们提到的“主体责任困境”会产生的根源所在。
因此，要解决现代技术中的“主体责任困境”，首先要将自然和人类从异化的技术生存方式中解放出来，恢复自然在人类社会的作用和价值。这就要求现代技术按照生态学的法则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要实现现代技术生存方式的“生态学转向”。技术生存方式的“生态学转向”要求人类从工业文明时期的灰色发展走向生态文明时期的绿色发展，以“绿色理念”作为技术实践的指导思想，形成绿色的技术生存方式。绿色的技术生存方式，顾名思义，就是将绿色环保和技术发展、人类生存价值与自然生存价值结合起来，不能只偏重一方而放弃另一方。(1)在本体论上，它主张人类的生存必须要建立在自然的生存基础上，通过对现代技术范式的改造，形成人类技术生存在生态承载力下“无极限而有条件”的发展模式。(2)在认识论上，它提倡从整个生态的角度(包括人和生态中的其他存在)出发进行技术实践，将自然的生存利益与人类的生存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3)在方法论上，绿色的技术发展观主张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技术评价的坐标体系，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技术效益共同作为评价技术可持续发展的指标。
这样一来，绿色的技术生存方式不仅恢复了自然的地位和作用，还重建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平衡，使自然不再被人类当作异已无价值的存在，而与人类一起成为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本真的诉求和人类对自然应有的责任也就因此包含在了绿色的技术生存方式之中，现代技术的“主体责任困境”也因为技术生存方式的“生态学转向”而得以解决。
(二)技术生产方式的“生态学转向”。
生产，是现代社会沟通人与自然联系的主要手段。不同的生产方式能形成不同的主客体关系，从而建立起人与自然不同的物质交换形式。一定条件下的技术生产方式对于人和自然来说都是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人处理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决定了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与任何时期的人类实践活动一样，现代技术范式下的生产活动也有自己的原则，即贯穿于现代技术生产方式中的“目的主义”。所谓“目的主义”是指整个现代技术的生产活动仅将人的利益和需求作为指导技术实践的唯一依据。在“目的.主义”原则的指导下，现代技术发挥了自身最大的潜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进一步促进了物质的繁荣和经济的提高，因而受到了工业社会的顶礼膜拜。然而，众所周知，与其他技术类似，现代技术的逻辑构成也包含了两个部分:自然的逻辑与社会的逻辑。自然的逻辑是现代技术的自然属性，它规定了现代技术存在的可能限度，以及现代技术存在的“合自然性”前提。社会的逻辑是现代技术的社会属性，它规定了现代技术在存在限度内对自身最大效用的发挥，体现了现代技术的“合目的性”要“合自然性”是技术从产生到实践都必须要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是技术在实践中能够发展和完善的前提，也是技术能够正常存在的必要条件“合目的性”是技术在遵循自然规律基础上，为了实现技术主体的某一诉求而对自身功能最大效用的发挥。由此可见，现代技术生产方式的“目的主义”原则实际上是将现代技术范式中的社会逻辑抽丝剥茧孤立出来，按照“人类中心主义”范式对其所作的“歪曲夸大地解读”。因此，在以“目的主义”为原则的现代技术生产方式中，不仅技术本身的逻辑出现了断裂和异化，自然与人的关系也因这种异化而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现代技术对自身自然逻辑的忽视不仅使自身的存在与发展面临着异化的困境，其对自身社会逻辑的过度夸大，对功利主义的过分追求也使得自然、甚至人都在异化的生产方式下成为商品式的存在，而伦理道德关系也因此沦陷，产生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伦理关系的困境”。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要修正和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困境，就必须要从现代技术异化的生产方式入手，打破现代技术自然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分离状态，实现现代技术自身“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其关键就在于以“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现代技术生产方式的指导思想。
“生态中心主义”遵循的是生态整体性的原则，它以生态科学为依据，对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目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现代技术刻意地将自然与人类在实践中的对立进行了批判，要求改变现代技术的生产方式以恢复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努力促成现代技术生产方式在具体实践中的“生态学转向”。所谓现代技术生产方式的“生态学转向”在技术生产的具体实践中表现为3r原则:一是节省(reduce)，包括对原料、能源的节约，具体说来就是尽量使得已经被使用的有机物成为另一种有机物的生产原料;二是重新使用(reuse)，即对资源的再利用，“将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三是循环即生态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正好构成了一个生产、消费、复原的闭合链条，在闭合链条中能够实现生态系统物质能量的高效循环利用。这样，在“生态中心主义”的理念要求下，现代技术的生产方式就变成了以绿色循环为特征的生产实践，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也在绿色循环的生产方式下有机合为了一体，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困境也随着人与自然在生产中二元对立的消解得以解决。
(三)技术理性选择的“生态学转向”。
“理性选择”强调在一个由理性主体介入的行为模式中，所有的行为指向都是为了实现理性主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这样，在理性选择的理论中，对“理性”含义的理解和利益最大化的界定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也直接决定了该理性选择行为模式的具体实践方式。
现代技术对眼前经济利益的过度偏好决定了现代技术对“利益最大化”的解释就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即用最小的投入换来最大的产出。相应地，现代技术关于“理性”的理解就是能够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一切方式，也就是说，只要一种实践方式能够用最小的个人成本换来最大的个人利益，这种方式就是理性的。如此一来，现代技术的理性选择模式首先是将技术主体设定为“经纪人”。所谓“经纪人”是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假设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都是理性的，即他们都能以自身利益为动机在经济活动中去促进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就是能够促成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现代技术的理性选择模式中，个人利益是目的，整体利益就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任何时候，现代技术的实践都是以最小的个人成本换来最大的个人利益，而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利，现代技术只强调手段的有用性和效益性，而忽略所谓的道德性和价值性。
现代技术对技术道德性和价值性的忽视直接导致了现代技术将经济利益作为人类发展的唯一诉求。从本质上讲，这恰恰是现代技术中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消解的表现，同时也是现代技术中理性选择困境出现的原因。工具理性强调在行动与目的之间完全基于个人最大化利益所采取的手段，而事实上，人都是有情感、有责任感、有信仰的社会人，故很多情况下，个体完全有可能采取遵循着戒命或要求的引导而不顾及行动后果的价值合理性行动。因此，在现代技术看来“最理性”的选择往往并不是社会实际状况下最理性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而言，要解决现代技术理性选择的困境，首先就要实现现代技术理性选择的“生态学转向”，以生态理性代替经济理性成为指导技术实践的理性原则。所谓生态理性，暗含了将生态和人类的双重利益诉求作为技术实践目的的要求，并将人类和自然视作具有同等内在价值的存在。不仅如此，生态理性还强调技术的价值理性，反对只求结果而不计手段的技术生产方式，提出技术实践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整个地球家园“有限的发展”，而并非只是人类经济“无限的增长”。可以说，生态理性从根本而言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它以“社会人”取代了“经纪人”的技术主体地位，将个人的利益偏好纳入到了具体的历史中，看到了除经济利益外人类的其他精神诉求，如对自然之美的追求，对伦理之善的渴望，等等。在“有限理性”原则的指导下，技术实践不再追求无限制的经济增长，而是诉诸于人类社会“有限的发展”。这个“有限”是基于自然对技术发展的限制而言的，它既是技术发展的自然前提，也是技术价值理性的表现。这样，在生态理性思维的指导下，技术实践不再只是着眼于物质投入与物质产出，而是将自然内在价值的恢复与保存纳入到评价技术实践的体系之中。这样，随着现代技术理性选择的“生态学转向”，衡量技术发展的标准也从单纯的“投入与产出的价格关系”变为“投入与产出的价值关系”。而相较于单纯的经济价格，价值更注重多方面的收益最优化选择，也更能够解决现代技术理性选择中的困境。
道德困境论文篇三
摘要：本文结合周同宾的散文创作实践，对其散文创作中的现代性问题进行考察。通过对作家散文创作中的思想性、表现手法、语言创新等问题的探究，概括出周同宾散文的现代性特质。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使他既能超越本土文化心态，又不脱离本土文化传统，最终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散文作家。
关键词：周同宾散文创作现代性。
在一些文学评论者看来，周同宾似乎是一个浑身“土气”的散文作家，这种“土气”明显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他致力于乡土题材写作，固执地把几乎所有精力倾注到故乡的土地上，倾吐对家乡父老风物的一腔情愫，是一个纯粹乡土散文作家；第二，在创作观念和表现手法上，注重中国古典散文传统的传承，很少运用当下“时尚”的西方现当代表现技巧(诸如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等)。周同宾散文的这些特点使得一些评论者常常会对其散文的思想性、现代性持怀疑态度。本文就从分析周同宾散文的创作实践人手，对其散文的现代性问题进行考察。
一、周同宾散文思想的现代性。
考察作家的成熟，优秀作品的产生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现代性的有无。现代性是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成为新文学的根本属性，是与旧文学的本质区别。“一部作品是不是‘新’，就看在内容和观念上是不是以现代意识来关照表现对象，在表现手法上是不是有创造性、领先性，这当然是对中国文学的传统而言”。
回顾新文学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出新文学的现代意识和表现手法主要表现在：人本主义或理性主义思想，现实主义方法和裂散冲突的心理描摹等。以此观照周同宾散文，基本可以对其作品的现代性问题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判断。
首先，周同宾散文中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意识无疑是强烈而又普遍的。他不厌其繁地描写小人物，深入农村，接近农民，为乡野生活写照，为草根一族传神，甚至为农民写史的主张，本身就浸润着人本主义的思想，蕴涵了浓郁的平民意识。对乡土子民心理、行为的旧的残留物的展示映衬了现代文明对乡土文化心理的触摸与审视，呈现出文化批判色彩。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对乡间个体生命价值的抑损，个性泯灭的苦难生存状态的直视，更是有着无可置疑的启蒙精神。
其次，周同宾在“写实”和“写史”主张下运用的“原生态”创作方法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它直面社会现实，显示农村“苦甜酸辣香臭腥臊”八味具陈的驳杂，凸现了乡土社会中深刻而激烈的冲突与矛盾，情歌与挽歌的吟唱昭示了作家感性与理性的冲突与矛盾，这种创作方法具有现代的属性。
第三，周同宾散文中闪耀着“新历史主义”的因素。周同宾尽管是以乡土散文作家的面目出现在文坛，并不意味着他的创作手法就必然是传统而守旧的。尽管他反复强调，自己一身土气，是个乡下人，固执地把注意力投向故乡的土地。但他毕竟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人生的挫折和丰富阅历，使他有可能也有条件比在他之前的乡土作家走得更远。他有这种自觉意识：“散文要新生，要发展，必须改变像圣徒对待经典的那种心态，应科学地对待遗产，对待那些散文名篇。只好借鉴，不可奉为圭臬，再不要亦步亦趋，尊古炮制。当今的散文家，应该有种叛逆精神，奋力挣脱前人创造或后人设置的种种束缚，自己把自己从千古不变的散文观念、散文格局、散文创作的abc中解脱出来，根据当代最新意识、当代艺术哲学和审美趣味，根据自己独有的而不是沿袭前人的创造力，面对当今的现实生活，进行自己的观察、思考，用自己的叙述方式写出”。
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周同宾散文集《古典的原野》中。文集中《历史的乡野》通过存在的三种历史对闯王的真实形象进行思考：一个是民间传说，一个是历史记载，另一个是当代政治话语中的言说，究竟哪一个更接近真实?《饥饿中的事情》在平和冷静的叙述中揭示了吃食堂饿死人惊心动魄的真相，《牛的咏叹》和《土地梦》还原了普通农民对土改及农业合作社的心态，《读农政全书》从贯通历史的角度昭现了主流话语对阶级对立和地主形象的遮蔽。“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和重新审视，周同宾揭示了另一个“历史”，与我们平时看到的截然不同的历史，关注了被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所忽视的个人。这种手法或者思考问题的角度固然可以归结于民间视角或个人话语权利的获得，无疑也具有新历史主义特征。
二周同宾散文的乡土情结与现代性。
作为一个乡土散文作家，周同宾除了直接或间接地用批判的眼光观照和审视乡村的苦难与落后外，也用优美甚至忘情的笔墨回忆自己的童年，表达对故乡的依恋(在这里，童年和故土是一致的，童年可以视为时间上的“故乡”)，对周同宾而言，故乡情结可能较之其他作家更重、更浓。文学评论家孙荪先生在对南阳当代文学星空做散点透视时，称南阳的作家为“故乡的痴儿”，周同宾被认为最痴的一位。如何看待周同宾创作中的这颇为矛盾的两种创作倾向?进一步说，作家创作中的恋土倾向是否具备现代性?究竟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周同宾散文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首先，故乡在文学中的寓意问题。“城乡的划分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显著特点”。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背景下产生的故乡概念是与城市相对而言的，故乡、乡村、乡土、农村在使用时，具有相同的寓意，通常被作为中国传统的象征，是封闭、保守、落后的代名词。与之相对的城市，则具有开放、进步、文明的特质，因此，对乡土的难以割舍，往往被视为对城市文明的拒斥和逃避，是一种反现代性表现。但这种线性思维方式无疑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农村与城市固然在很多方面存在不同，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过渡是必然趋势，但对农村或城市的书写并不必然产生守旧或现代意识，关键在于如何叙述农村或城市中的个人的生存状态。同时，对于乡土宁静和谐的赞美或颂扬往往加入了作者的想象成分，是对乡土的虚拟表现，这种虚拟的再现，与其说是对传统的依恋不如说是对传统的重构和反拨，这种反拨，是以现代性理念为基础的。
其次，从散文本体的审美角度看，散文的诗性本质表现为主情世界与审美情志的结合。在乡土散文中，情的世界即作家主体人格的世界，当表现这个情的世界时，作家对乡土苦难、民情风俗、乡土回忆的审美情韵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并成为其生命情致的最直接的体现。乡土散文作家大都来自农村，而后又离开农村，有农村生活的体验，同时，散文是一种“情的艺术，情在散文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抒写农村生活就是一种自然选择。乡土散文中的“乡土情怀”体现了作家内心感性与理性、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和调适。乡土散文对故乡的依恋愈深，情的感染愈强，与现代社会的反差愈大，带来的社会批判或文化批判效果就愈强，这正是散文文体审美的内在要求。
第三，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内容模糊的概念，具有动态的内涵。“在过去的阐释中，我们曾经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现代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移作这一文学‘现代性’的具体内容，以后随着文学史意识生长，我们又趋向于在一个发展变化的维度上来认识‘现代’的特征，而‘走向世界’的文化呐喊无疑又将更多的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精神内涵注入其中。尽管到这个时候，关于‘现代性’我们的知识还是相当笼统和模糊的”。五四时期的现代性，对当时中国而言是现代的，但在西方，早已不具现代性；五四时期的现代性，在当时是现代性，但对今天而言，也未必具有现代性。因此，在对现代性话题进行探讨之前，必须对现代性的内涵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但这确实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本文在使用这个概念时，采用孙荪先生对现代性的解释：即看作品在内容和观念上是不是以现代意识来关照表现对象，在表现手法上是不是有创造性、领先性。现代意识主要指人本主义(理性主义)思想，表现手法则看是否有创新性。这样的解释可能失之片面，但也表明现代性概念的复杂性。有论者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被视作是现代性的最高表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古典文学恰恰存在着遥远的应和关系。这样来看，在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文学中，也埋下了通向民族性的路径”。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西方哲学思想影响还是明清小品文的借鉴，都包含着现代理念和意识。
三、周同宾散文表现手法的现代性。
“现代性表现在表现手法上，看与传统相比，是不是有创造性、创新性”。考察周同宾散文，手法的创新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体的创新，包括新体裁的使用和旧体裁的改造。首先说旧体裁的改造。周同宾散文的类型非常广泛，有“情趣小品、哲理小品、日记、书信、序跋、游记、曲词、传知散文、传记文学等，除报告文学、杂文外，几乎含盖了现代散文的所有类型”。日记体、书信体、论辩体、笔记体、祭文等虽然是中国传统的散文体裁，但由于周同宾以平常人的视角或谈趣说理，或怀人自省，贯之以真诚质朴的精神，独立自主的风格，实质上已经对这些传统的散文体裁进行了改造，呈现出崭新的时代精神。另外，从散文关注的对象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散文发展虽然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许多散文作家的作品拘囿于“小我”的藩篱，热衷于上反映作者“身边之事”和“一己之情”，不少散文作者一味追求时效性及读者群，创作中只求“短、平、快”，根本不愿、也无暇去关注和农民密切相关的题材。周同宾敏锐意识到了这一命题的沉重，“……大地茫茫，农民渺小，那些‘大腕’级作家有谁愿去荒乡僻野叩开庄户人的柴扉?我顿时产生了一种颇为急切的紧迫感，一种颇为神圣的使命感，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自一九八八年起，周同宾长年深入农村，深入农民之中，体味农民生活的酸甜苦辣，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然后“全方位地，不加雕饰地写出他所知道的农村、农民，表现农民的爱与恨，喜与忧，奋斗与挫折，追求与困惑，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世界的评判”。散文集《皇天后土》是九十九个农民的口述实录，或说己，或说人，以质朴的原生语言，讲述了农民各不相同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再现了转型期中的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原生态，原生美，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沉重的历史感。这也是一个创新。
从叙事学角度来看，周同宾散文的显著突破体现在叙事的多元转变方面，采用了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互换的叙述视角。《皇天后土》的体式就十分独特：每篇正文之前，都有一个简短引言，是作者对口述者的介绍和描述。而后是口述者的自我独自。作家介绍是第三人称，百姓言说是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转换构成了一种接近于巴赫金的“复调”的多重对话，通过对外在的“他”(农民)的感知，再逐步走进“我”(自述者)的内心世界，这是周同宾散文的独创之处。此外，这种视角的变化，还取得了一种近似于心理描写的效果。由引子首先对每个农民有一个总体和外在的了解，然后通过每个农民的独白，一步步走进农民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慨，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在表现技巧上，《皇天后土》揉合了小说的审美意识，呈现出跨文体创作倾向，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肉味》中的洪保太、《晚晴》中的马留香等。更精彩的是，文章中艺术留白的设置，如绕梁之余音，袅袅不绝。仿佛中国的山水画，有山有水，但仅用线条勾勒，画面上留有许多空白，留白处尤为含蓄、隽永。比如《铁箱》中年轻美貌的寡妇陶玉菊，始终保留着丈夫生前的铁箱，面对公婆的威逼，决不再嫁。铁箱中到底装的什么，谁也不知道。这样，犹如一个永恒的谜，强烈而又持久地闪烁在读者的脑海。《皇天后土》每一篇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些状写乡村情愫、酸成人生的篇目，诸如《阉牛人记》、《驴春秋》、《魂断黄叶村》、《伏牛山骑驴记》以及一些挽歌型的悼祭文字，也一样有一个或显或隐的故事内核。更有一些作品，常常被报刊编辑当作小说刊发，被读者认作小说阅读，其散文中的小说因素自不待言。
最后，从语言方面来看，周同宾的创新之处在于提炼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适于乡村表达的语言。这种语言，具有鲜明的现代特质，是在当地农民口语的基础上加工而成，既能体现农民说话的神气，语态、韵味，又是作家自己创造的艺术语言，明白如话，句短意长。既是大众的语言，农民的语言，也是一种创新性的语言。
六十年代台湾的余光中曾发起一场散文改革运动，在散文改革的宣言《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提出了现代散文的语言范本，应该是“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新散文”。“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以现代人的口语为节奏的基础……可以斟酌采用一些欧化的句法，使句法活泼些，新颖些……也不妨容纳一些文言用的句法，使句法简洁些，浑成些。有时候，在美学的范围内，选用一些音调悦耳表情十足的方言或俚语，反衬在常用的文字背景上，只有更显得生动而突出”。周同宾成熟期的散文语言可以说是对余光中“弹性”内涵的诠释，其语言具有简练凝练的特色。句式上以散句、短句为主，间以骈词对句，明快、亲切，少有冗句冗字，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和艺术张力。同时，他的散文也吸纳了大量的民间言语，这和古典有韵文学一起，滋养着其文字的节奏和韵律。古典字词与当地口语结合在一起，达到高度的统一，呈现出亦俗亦雅的品格。他的散文可以说是南阳农民语言大观。从《稀奇》、《铁箱》等文中可以看到南阳农民语言的丰富和独特。此外，在纯粹的农民话语中还穿插了许多民间歌谣、谚语，具有浓郁的历史感和文化味，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
综上所述，周同宾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艺术手法和语言上都具有现代性特质，他虽然执著地用散文去表达乡土、乡情，但并没有过多地受到乡土的局限，散文创作过程中表现出可贵的创新意识。正是这种可贵的创新，促使他完成对乡土的超越，成为独具个性的“这一个”，使他成为河南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家。
道德困境论文篇四
在道德层面上给予人们最大程度的自由，把道德择选的权力归还给个人，让道德可以自外在训诫规划，转换成为个人内在的本分，是现代性道德的相同特征同样，这也是现代性自我的一种相同基础价值要求现代性的自我观主要分为，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但是无论是哪一种，两者之间都具备一个相同的自我特征，即将自我视为能够和社会角色与社会经验完全地分离，也能够在不参照特殊情境，就可以做出自我的道德判定的一种原子式个体存在。
1.1无负担自我。
当漠然状态下的契约关系超过了社会共同体存在的亲昵及温情，现代性自我挣离了自我这个个体的特定以及标准，具备对善恶、真伪等所有问题的所有抉择权，对此，他们并未对善恶、真伪的判定责任履行基础性义务，而是把此等抉择权视为任性的自由，依靠着自身欲望利用权利，舍弃掉所有他们生活里与之相关的全部义务及责任，转换为无负担性的存在。
1.2主体性自我。
在经历了与实体状态分离以后，自我的了解已不再依赖外在的架构，即社会共同体及上帝，而是以独立状态下在宇宙秩序，成为一种他们自己意志中的“实体”。将全部的外在价值都进行疏离之后，现代性自我唯有依赖这个“本我”，建设起“理性的权威”，通过使用理性来破除所有外在束缚，对所有价值展开反思，以此获取自由，从自我立法至自我规定，实体成为主体。
1.3功利性自我。
近现代科技与文明创设了十分多样的物质，对人们的`生存方式造成了空前的改变，工具理性与经济理性史无前例的得到了人们的全面青睐，人们开始只单纯的关注能够考衡的事物及其技术应用所能够产生的物质成果，而逐渐不去追问其人文意义和目的。
2.道德困境。
2.1自我与道德分离。
“我”被看作独立于社会，独立于共同体形式所存在的单一个体这时，“我”在绝对意义上并非是指共同体一员，“我”能够不接收社会或共同体所指定的道德约束道德与不道德，旨全部由“我”意志所决定由于自我责任不需要受到角色责任，也需要受到伦理责任的约束，因此自我能够任意地对自身所“适合”的责任进行择取例如，在五一二地震中的“范跑跑”便是抛去了自我所存在的共同体的道德文化背景，完全以自身所谓的自由、理性、情感根据解释自己所需要负担的责任他固然有自己所谓的那一套标准，当然，任一个体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作为人的道德标准。这便是现代性自我所承认的现代化道德所谓“多元化”。
2.2自我与角色分离。
3.超越困境。
3.1社群主义的思路。
3.2后现代主义思路。
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道德的质疑及批判，其最初的源始，同样是存在于对现代性自我的关注中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性自我始于个体身心的决裂以及内在矛盾的与日俱增以该视角而论，后现代主义把其观点汇聚至现代性自我的理性张扬与主体性潜越上，认为这些因素全方位的激发了现代人的欲望，进而对人的“整体性”达到瓦解首先，导致了人在理性和非理性;意志和自然的对立其次，也导致了自我中心主义和人际的对立故而，需要把自我的“非理性化”与“中心化”进行剔除如此一来，后现代主义便架空了现代性自我的个体层面，完全消灭了自我身份，“我”既不属于自身的中心，同样也不属于共同体的中心，只是单纯的拼凑物而在现代性道德准则下，后现代主义主要朝道德的“一致性”意识进行驳斥后现代主义拥有十分清晰与强硬的边界意识，他们认为一切事物都能够进行“分化”。
3.3论证现代道德标准。
4.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解决现代性自我所衍生出的道德困境，必然需要重新构建一个现代性自我而重新构建现代性自我，就必然要跳出现代性道德的哲学体系范畴，于各个不同的道德传统中，找寻理论资源及现实资源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道德传统始终是基础、是前提因为，无论承认也好，否认也罢，它都维续在每个人的生命中。
道德困境论文篇五
摘要：
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社会公共管理制度的不断调整，人们对于公共管理问题越来越关注。
加强现代公共管理手段创新，提升公共管理主体治理能力已成为新常态下公共管理不能够回避的问题。
本文着重分析了当前公共管理领域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并针对公共管理困境，探讨了新常态下公共管理的出路和突围。
关键词：公共管理；困境；突围。
自建国以来，随着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公共管理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蓬勃兴起，这场运动中诸多理论和观念，对我国的学术界以及政策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新常态下，我国的公共管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如果能够走出困境，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是本文着重探讨的一个问题。
一、公共管理新思维必要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蓬勃兴起，这场运动中诸多理论和观念，对我国的学术界以及政策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非西方学术界的“政府再造”、“摒弃官僚制”等改革政府机构的激动情绪，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世界各国公共管理理论和管理观念。
目前，公共管理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已经成为人们发泄不满情绪的众矢之地，加强现代公共管理手段创新，提升公共管理主体治理能力已成为新常态下公共管理不能够回避的问题。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经济陷于滞胀，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开始进行不同程度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也都开始反思其公共管理模式，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蓬勃兴起。
在这场运动中，“摒弃官僚制”成为一个最响亮的口号。
无论是英国撒切尔时期所提出的以市场为取向的公共管理新思维，还是美国里根时期具有强烈的“新泰勒思想”倾向的公共管理新思维，公共管理改革的重点都着眼于官僚制本身，而其后历届政府在公共管理改革思维模式上，基本上都延续了同样的观点。
这些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更新了公共管理的传统观念，对于我国的公共管理，注入了新的理解和阐释。
二、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现实困境。
1.治理主体结构需要不断完善，治理手段需要不断创新。
目前，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和谐、政治稳定，行政生态环境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总体看来是好的。
但是，从社会的长远发展角度来看，在公共管理上，还有一些亟待改进的地方。
在我国的公共管理治理体系中，制度运行机制缺乏灵活性，民主化、法制化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治理主体结构也需要不断完善。
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度还需要不断增强。
利益调节和分配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强化。
在公共管理中，一些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
在治理能力方面，由于治理主体范畴较为宽广，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公众都被纳入其中，所以，治理主体治理能力的不足，不仅体现在内部成员能力与素质落后，不适应新时期公共管理，还体现在协同治理能力较弱，各个治理主体自身建设有待改进，治理主体之间分工不明确等方面。
我国公共管理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与现实社会发展存在差距。
公共管理技术蕴含着数字治理、风险评估、科学决策等诸多现代公共管理技术，在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时，虽然有许多公共管理技术具有极强的可行性，但是，由于在公共管理中，实践手段的单一性，实际作用却差强人意，给公共管理带来一定的困境。
在一些时候，公共管理主体并没有根据社会公众的意愿，采用相应的现代管理技术，进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而是从“显政绩”、“维稳定”等方面考虑，根据自身管理职能的需要，仍然采用单一、保守的管理手段，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引发信任危机，对公共管理的能力产生质疑。
2.“政府密集”的特点比较突出。
缺乏训练有素的公务员队伍中国的官僚制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一般认为，“世袭官僚制”是中国古代官僚制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
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官僚制有着很深的思想根基。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公共管理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政府在不同领域的积极介入则趋于更加明显。
在我国公共管理中，“政府密集”的特点比较突出。
然而，管理制度不完善，缺乏训练有素的公务员队伍，已成为制约我国公共管理的一个瓶颈，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现实。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政府机构改革，中国的公务员制度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政府不仅开始关注公务员整体素质，职业精神对于我国公共管理的影响，还以务实的态度，开始注重提升政府公共管理水平。
然而，虽然在公务员管理方面，我国政府已经先后出来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相关法规和实施细则。
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受各方面因素影响，仍暴露出诸如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
如：公务员范围界定问题、公务员考试录用机制问题；职位分类、公务员考核评估等问题比较突出。
这些问题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我国就很难走出传统公共管理的困境。
三、我国公共管理困境的应对策略。
在公共管理上，我们要加快改进步伐，加快国家治理体系的革新，协调好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断提高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
在建设法治社会的新常态下，治理主体要实现多元化，要以实现社会公众公共价值为治理原则，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将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等社会各领域各层次都被纳入治理主体的范畴中，构建协同治理，合作与协商，共同治理、共担责任的体制。
然而，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政府独大，自上而下式的刚性的治理现象还依然存在，网络化治理手段还不到位，社会组织缺失现象还依然存在。
这些，都是我国公共管理面临的突出困境，因此，在治理方式上，应加快构建网络化治理平台，刚性治理与柔性智力形结合，治理范畴必须明确化，该协商的必须协商，该政府履行的管理职能的不能缺位。
构建科学化的公共管理机制，切实提高社会治理效果。
对于中国行政改革而言，首先，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官僚制供应不足这一现实。
目前，各级政府机构中的官僚思想，已经成为人们深恶痛绝的一个焦点。
官僚思想不仅影响了公共管理效能，同时，还影响了社会稳定，对政府工作造成压力。
官僚思想作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形象，影响了人们对官僚制的理解。
长期以来，中国为了走出中国式公共管理的困境，改变政府管理机构中的官僚思想作风，一直在做着机构改革的探索。
然而，在机构改革过程中，更多的关注于“精兵简政”，将改革的重点放在精简机构和减少工作人员数量上，想通过减少公务员数量，提高工作效能。
但是，在完善政府相关制度，提升管理人员素质方面，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导致虽然进行了几次机构改革，但是，管理效能却没有获得显著提升。
因此，在新常态下，我们要树立公共管理新思维，不断提升公务员素质，加强现代公共管理手段创新，提升公共管理主体治理能力。
因此，在行政实践中，我们要树立与国家发展长期目标相一致的公共行政价值观，以人为本，提升公务人员“为人民服务”意识，将“民生”作为公共管理所关注的重点，真心关注国家利益，关注人民利益，在新公共管理的务实探索中，逐步走出中国公共管理困境，构建适合社会思想经济发展的民主化、制度化、透明化、公共管理新格局。
结语：在我国的公共管理中，我们要牢固树立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完善管理效能，构建社会思想核心价值观，重构良性的价值秩序，加强现代公共管理手段创新，提升公共管理主体治理能力。
参考文献：
道德困境论文篇六
公民道德教育虽是晚近兴起的名词，但全民的道德教育却不离乎中国固有的传统，成熟的人与成熟的社会――公民道德教育的困境论文。儒家所说的圣人“神道设教”，《礼记·大学》所讲的“修齐治平”之道，都是以圣人或圣王垂范示教，教化万民。重视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在古人的治国理念中，由道德上成熟的人来治理道德上成熟的万民，才能形成一个成熟的社会。道德教育的对象是具有普遍性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但教育的方法和目标却是不同的：作为国家的管理者或治理者，以学校教育的方式，在德行上修己以治人，由“明明德”而“新民”，由“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平”的关键，则在于先修己身，率先垂范，示教万民，这也就是所谓圣人“神道设教”的意义。君子之德风，小之人德草。万民则以圣王为楷模，受其教化。这种由道德上成熟的人组成成熟的社会的理想模式，也即是所谓的“内圣外王”。
“公民”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乃是“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包括未成年人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在内。”根据这一定义，“公民”的概念相当于“国民”，系指一国之民全体而言，固而公民教育也就是全民教育。除此之外，辞海还特别提到了我国《宪法》对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哲学论文《成熟的`人与成熟的社会――公民道德教育的困境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个规定是对前一定义的补充，即“公民”不仅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而且还是宪法所规定了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由此，与公民有关的道德教育，不仅是全民的道德教育，而且是与公民作为法定政治权利和义务主体相关的道德教育。
凭借上述对于公民道德教育的解读，本文在此想提出并希望引发人们思考的两个方面问题是：我们面临着在这样一个远非成熟的社会，并且缺乏一个道德成熟的教育者人群的情况下，如何去进行以全民为对象、以道德成熟为目标的公民道德教育，并由此促成社会的成熟，换言之，如何使“内圣外王之道”，不再是“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公民是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在海外流行的公民教育，舶入后便简化为公民道德教育。那么，在公民权利教育缺场的情况下，公民道德教育又如何展开，其展开又将会有何种可能的后果，以及公民道德教育框架内，如何处理公民作为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关系。
道德困境论文篇七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支柱行业之一的建筑业也以呈现崭新的姿态,随着建筑业市场的发展,建筑工程的质量就更引起关注。建筑工程质量一直是工程建设中尤其突出的问题所在。本着搞好建筑工程质量的目的,本文提出几点建筑工程质量控制初探性的研究。
关键词:建筑工程质量;初探;影响因素;工作质量。
建筑工程质量可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主要是指从使用功能上说,强调的是实体质量,比如说基础是否坚固耐久、主体结构是否安全可靠、采光和通风等效果是否达到预定要求是否合理等。广义-主要指的不仅包括建筑工程的实体质量而且还包括形成建筑工程的实体质量的工作质量。工作质量是指参与建筑工程的建设者在整个建设过程中,为了保证建筑工程实体质量所从事工作的水平和完善程度,包括社会工作质量、生产过程工作质量。现就广义的建筑工程质量控制做初探性的探讨研究。
一、建筑工程质量的特点。
建筑工程产品质量与一般的产品质量相比较,建筑工程质量具有如下一些特点:影响因素多、隐蔽性强、终检局限性大、对社会环境影响大、建筑工程项目周期长等特点。
1、影响因素多。
建筑工程项目从筹建开始决策、设计、材料、机械、环境、施工工艺、管理制度以及参建人员素质等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建筑工程质量。因此它具有受影响因素多的特点。
2、隐蔽性强,终检局限性大。
目前建筑工程存在的质量问题,一般事后表面上看质量尽管很好,但是这时可能混凝土已经失去了强度,钢筋已经被锈蚀得完全失去了作用,诸如此类的建筑工程质量问题在工程终检时是很难通过肉眼判断出来的,有时即使使用了检测仪器和工具,也不一定准确的发现问题。
3、对社会环境影响大。
与建筑工程规划、设计、施工质量的好坏有密切联系的不仅仅是建筑的使用者,而是整个社会。建筑工程质量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而且还影响着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特别是有关绿化、环保和噪音等方面的问题。
二、影响建筑工程质量的因素。
建筑工程项目在业主建设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影响建筑工程质量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即人(man)、材料(material)、机械(machine)、方法(mathod)和环境(enviornment),简称为4mie因素。
1、人员因素。
人是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人员的素质将直接和间接地对规划、决策、勘察、设计和施工的质量产生影响,而规划是否合理、决策是否正确、设计是否符合所需要的质量功能、施工能否满足合同、规范、技术标准的需要等,都将对建筑工程质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人员素质是影响工程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2、工程材料。
工程材料泛指构成工程实体的各类建筑材料、构配件、半成品等,它是工程建设的物质条件,工程材料选用是否合理、产品是否合格、材质是否经过检验、保管使用是否得当等,都将直接影响工程工程的质量。
3、机械设备。
机械设备可分为两类:一是指组成工程实体及配套的工艺设备和各类机具,如电梯;二是指施工过程中使用的各类机具设备,如各类测量仪器和计量器具等,简称施工机具设备。机具设备对工程质量也有重要的影响。工程用机具设备其产品质量优劣,直接影响工程使用功能质量。
工艺方法是指施工现场采用的施工方案,包括技术方案和组织方案。前者如施工工艺和作业方法,后者如施工区段空间划分及施工流向顺序、劳动组织等。在工程施工中,施工方案是否合理,施工工艺是否先进,施工操作是否正确,都将对工程质量产生重大的影响。大力推进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不断提高工艺技术水平,是保证工程质量稳定提高的重要因素。
5、环境条件。
环境条件是指对工程质量特性起重要作用的环境因素,包括:工程技术环境,如工程地质、水文、气象等;工程作业环境,如施工环境作业面大小、防护等;工程管理环境,主要指工程实施的合同结构与管理关系的确定等;周边环境,如工程邻近的地下管线、建(构)筑物等。环境条件往往对工程质量产生特定的影响。
三、建筑工程质量控制措施。
针对上述问题和相关的影响因素,为了提高建筑工程质量水平主要从以下几方面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
1、建筑工程项目质量控制必须实施动态控制。
建筑工程项目质量控制是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工作的一部分,而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是建筑工程项目过程和管理过程的有机结合,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和质量控制随时间、地点、客观条件、人的因素、物的因素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建筑工程项目质量控制必须是动态的控制。是指从空间上的有关工程建设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子项目,直至每一个设备零件、材料单件,每一项工作、技术和业务,都要保证工程质量标准,才能确保建筑工程质量达到预期的水平。
2、持以预防为主的原则。
建筑工程质量控制应该是积极主动的,应事先对影响建筑工程质量的各种因素加以控制,而不能是消极被动的,等出现质量问题再进行处理。所以,要重点做好建筑工程质量的事先控制和事中控制,以预防为主,加强过程和中间产品的质量检查和控制。
3、建立建筑工程质量责任体系。
在建筑工程项目建设中,参与建筑工程建设的各方,应根据国家颁布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以及合同、协议以及有关文件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1)、项目业主的质量责任。
项目业主要根据建筑工程特点和技术要求,按有关规定选择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和施工单位,在合同中必须有质量条款,明确质量责任,并真实、准确、齐全地提供与建筑工程有关的原始资料。凡建筑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建筑工程建设有关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均实行招标,依法确定程序和方法,择优选定中标者。建筑工程项目业主对其自行选择的设计、施工单位发生的质量问题承担相应责任。
2)、勘察、设计单位的质量责任。
勘察、设计单位必须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相应的勘察设计任务,不许承揽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范围以外的任务,不得将承揽的工程转包或违法分包,也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单位的名义承揽业务或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业务。
3)、施工单位的质量责任。
施工单位必须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相应的施工任务,不许承揽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范围以外的任务,不得将承接的工程转包或违法分包,也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单位的名义承接工程或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接工程。施工单位对所承包的建筑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负责。应当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落实质量责任制,确定建筑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和施工管理负责人。
4)、工程监理单位的质量责任。
工程监理单位应按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担工程监理业务,不许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以其他工程监理单位的名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不得转让监理业务,不许其他单位或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工程监理单位应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技术标准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与项目业主签订监理合同,代表项目业主对建筑工程质量实施监理,并对建筑工程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四、结束语。
上述针对建筑工程质量控制提出了几点简单的控制措施,希望在建筑工程质量控制工程中对工程技术人员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建筑工程的质量控制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只有做各环节的有效控制,才能使建筑工程的质量达到最优。如果能在建筑工程的质量控制中,我们深入细致认真的分析,有效的采取相应的策略,是可以为国家节约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无形的提高了我们的建筑质量水平。
参考文献。
【1】建设工程项目质量管理戚振强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建设工程质量控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李子新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
【4】工程项目管理实务范式方法与管理表格马士华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道德困境论文篇八
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幼儿德育将影响到整个德育工程的质量。因此，以德治国应从孩子教育开始，用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优秀文化和优良品德浇灌幼儿的心灵，对幼儿实施入耳、入脑、入心，行之有效的爱国主义和传统美德教育。而这些传统美德就在经典里面，正是我们教孩子如何做人的好教材。
一、幼儿道德启蒙教育的重要性。
如今一提及对孩子的教育，不少人就认为是让孩子学英语，学琴棋书画，而根本做人的问题却被忽视了，殊不知每一位孩子首先是一个“好孩子”，有了这个根，才有可能谈别的。今天舒适的环境，让孩子们有了幸福的生活，但因此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弊端。根据一项统计，台湾9—13岁学生的知识水平已名列世界前13名，而道德判断力却落于其后。21世纪是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面对信息的多元化，许多人已经不知道什么该吸取，什么不该吸取，道德标准已被吞噬，面对祖国的幼苗——正处于成长期的孩子来说，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孔子日：“少年若成天性，习惯如自然。”意思是说：一个人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是非常稳固的，终身都会起作用的。知识需要道德的引导，幼儿良好品格的养成对孩子一生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作用。树木只有根深才能叶茂以至开花结果，幼儿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只有从小培养幼儿良好的品德修养，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世纪人才。
二、读经对幼儿教育的德育意义。
经典诵读有利于儿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行，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经大量事实证明，其成效也是极为显著的。
1、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中蕴涵着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所谓经典，就是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而积淀下来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诸如经、史、子、集。其中蕴涵了大量的成语典故、伦理道德、人文历史、礼仪风俗等中国文化。对于幼儿来说，可以从“三百千弟”起步，从三言到四言，再到五言、七言，不仅读起来琅琅上口，容易引起幼儿的兴趣，也非常符合儿童的认知规律。在内容上其结构简单，相对容易理解。如《三字经》概括精辟地传授历史文化知识，伦理道德知识，团结友爱的重要性，以及学习应当刻苦等等，被誉为“袖里通鉴”。《百家姓》可以使幼儿了解中华民族姓氏的渊源，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千字文》是中国文化的小百科全书。《弟子规》是关于品德修养、行为规范的国学启蒙读本，从小培养幼儿洒扫、应对、进退的礼仪，使之从翩翩少年成为进入谦谦君子的重要门径。对于处在品德形成敏感期的孩子们非常有必要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儒学价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重人伦、求和谐、盼安定，道德修养渗透在古诗文中，将对孩子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促进其良好人格的形成及文化修养的提高。
2、读经教育符合幼儿的认知心理发展特点：读经教育主张熟读成诵，而不求甚解。功在潜移默化，而不是片面灌输。它不仅符合这个年龄段儿童的认知心理特点，而且也符合个体道德品质形成的规律。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把德育工作的重点放在道德知识的灌输上，但是如果道德知识不能转化为道德行为，其结果往往会造成知行不一，成为嘴上说一套，行动上是另一套。而读经教育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知识灌输，经典中的道德知识，孩子们是在诵读过程中反复接触，在潜移默化中逐步接受，一当他们有所领悟，便会将其作为自己的要求，并在具体行为上反映出来。所以读经的孩子虽然并未真正读懂多少，但却会自觉地按照经典上所说的去孝敬自己的父母，改正自己的行为偏差。好的教育内容也需要有好的教育方法，我们应顺应孩子脑神经的发展规律，顺应孩子的天性，让孩子在玩中学，在学中玩！做不到这一点，教育者会很辛苦，受教育者也会很痛苦，效果自然不好。最高明的教育方法是：孩子没有感到是在受教育，而效果已自然达成了，而这正是儿童的学习特点。
3、经典的学习必须与日常生活、为人处事融为一体，所谓经典并非是一堆文字，几多知识而已。如果让幼儿把背诵经典作为炫耀知识的资本，就是大错特错了。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是中国文化的特质。我们从小教育孩子读经，就要给他们讲明这个道理，否则，“但学文，不力行，长浮华，成何人？”为学一定要与做人结合起来。经典的德育内容围绕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展开，强调从日常行为规范做起。从孝亲、敬长、悌兄、信友做起，由近及远，从小到大，逐步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而并非是远离生活实际的大道理。对于幼儿来说，那些蒙学名篇，如《三字经》和《弟子规》等，包括许多人生格言和幼儿日常生活的道德行为规范，内容贴近幼儿的实际，容易学，也容易做。如儿子在读了“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后，就懂得了如何向别人借东西，借物应该事先说明的道理。幼儿在琅琅上口的诵读中，既识字、学知识，又学那些看得到，摸得着，在日常生活中用得着的具体行为规范。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习惯。这是读经教育取得德育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墨子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语道破了教育的规律。读什么书，成什么人，信什么理成什么事，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经典的智慧语言不断输入幼儿纯净的心灵，日后必定深刻影响一个人的言语思想行为。最后想说的是今天的读经绝不是复古，而是一种尝试，一种素质教育的尝试：一种对现行教育补充的尝试。我国古代文化典籍中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人们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我们想用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来“童蒙养正”，让这些传统文化熏陶孩子们，给孩子们铺垫下一生的道德基础。
十七世纪世界著名科学家牛顿曾说“我之所以看得比较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站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巨人肩上。儿童经典诵读活动不仅是为了继承、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更是响应党的号召，实现民族精神教育，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
道德困境论文篇九
人生中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道德困境，这些困境往往是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时出现的。道德困境是一种充满抉择和挑战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我们试图在道德约束和个人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我意识到道德困境并非是一种只存在于理论中的概念，而是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面临和解决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对道德困境的一些体会和心得。
首先，道德困境能够考验一个人的道德观念和品格。在困境面前，我们被迫做出选择，这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权衡利弊。例如，当我面临一个既利益自己却损害他人的选择时，我会感到内心的纠结和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考虑到我的行为对别人的影响以及我的内心是否能够接受这种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的道德观念和品格对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对自己的立场和信念有充分的把握，才能在道德困境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其次，道德困境让我认识到道德行为的价值和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面临一些微小的抉择，这些抉择看似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却直接关系到我们的道德品质。例如，是否要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或者是否要告诉一个朋友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这些看似平凡的选择在实践中确实是具有很大的意义的。通过经历道德困境的挑战，我逐渐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道德行为的持有者，不仅要关注自己的利益，更要考虑到社会责任和他人的利益。
再次，道德困境对我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面对道德困境，我学会了如何进行自我反省和思考。我会仔细思考每个选择背后的价值和意义，通过对自己内心进行剖析和审视，我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优劣和不足之处。这种自我反省的过程使我成为一个更加成熟和善良的人。同时，道德困境也是一个让我学习和积累经验的机会。每一次面对道德困境，我都会根据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来进行决策，以避免重蹈覆辙。这种积累的经验将伴随我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成为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重要因素。
最后，道德困境的解决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更是为了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人类社会的进步需要每一个个体共同努力，而道德行为的实践正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在实践中，我们要懂得兼顾个人利益和社会责任。我们不能仅仅考虑自己的利益，而要思考我们的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只有在道德困境中学会权衡并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为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道德困境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抉择的情境，它考验着每一个人的道德观念和品质。通过面对道德困境，我们能够认识到道德行为的价值和重要性，从而推动自身的成长与发展。道德困境的解决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更是为了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始终以道德行为为基准，选择正确的路径，并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道德困境论文篇十
1957年初，朱德在云南政治学校礼堂和大家一起看戏。开演前，朱德同志和周围的观众愉快地交流，这时，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在旁人的搀扶下走进礼堂，朱德见老人来了，急忙起身向前，立正行军礼，礼毕又亲切地叫了一声“叶老师”，然后，朱德又请老人入座，待老人坐定后，自己才坐下。原来，这位老人叫叶成林，是朱德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时的教官。
道德困境论文篇十一
道德困境是人在实际生活中经常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人们行为和决策中常常存在的矛盾与纠结。作为一个道德的参与者和承受者，人们必须在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境中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在我个人的经历中，我从道德困境中得到了诸多启示和体会。
首先，道德困境使我意识到人们的价值观念往往是灵活多变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观念和信念往往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例如，一个人在平时可能强调诚实为重，但在面对某些特殊情境下却选择了撒谎。这让我意识到，人的道德观念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随着时间、地点、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调整。因此，我们在面对道德困境时应该以经验和理性为依据，权衡利弊，找到最适合自己和他人的道德准则。
其次，道德困境让我认识到决策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在道德困境中，往往没有一条简单明确的正确答案，每个选择都可能面临利益冲突和后果不可预见的风险。例如，在工作中，我们可能面临是否泄露公司机密的道德困境。如果泄露，可能导致自己受到道德和法律上的谴责；如果保守秘密，可能对公司的利益产生巨大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勇气和智慧来做出明智的决策，而不是简单地选择捷径或者逃避责任。
第三，道德困境教会我珍惜信任和尊重他人的重要性。在道德困境中，人们的行为常常会受到他人的影响和评判。例如，如果我们在道德选择中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可能会受到他人的指责或者放弃对他人的信任。因此，在面对道德困境时，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念，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立场和选择。只有建立互信互敬的关系，我们才能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和困境。
第四，道德困境提醒我审视自己的行为和动机。在道德选择中，我们往往需要评估自己的行为和动机是否合理和符合伦理原则。例如，我们在面对是否帮助一个遭受不公对待的同事时，我们需要慎重考虑自己是否出于真诚的善意和同情心，还是出于个人私利的考虑。只有在审视自己的内心和动机时，我们才能做出符合伦理原则和道德常识的决策。
最后，道德困境启发我寻求道德教育和培养个人品格。道德困境是人们思维能力和道德观念的锻炼和考验。在面对道德困境时，我们应该通过学习和反思，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素养和决策能力。这包括了对社会伦理和法律知识的学习，培养善良和宽容的品格，以及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行为。只有通过不断修炼和改进，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和解决道德困境。
总之，道德困境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避免的问题，也是培养道德品质和智慧的机会。通过面对和解决道德困境，我们可以深化自己的品characterandthicalcharacter，提高自己个人的道德素质和智慧，更好地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境。在未来的生活中，我将继续坚持自己的原则和道德准则，同时也注重培养自己的道德感知和判断能力，以更好地应对和解决道德困境，为社会的进步和和谐做出自己的贡献。
道德困境论文篇十二
道德困境是一种常见且复杂的情境，在现实生活中难以避免。当个人面临道德困境时，常常会感到无所适从、思绪纷乱，不知如何做出决策。在我研究道德困境的过程中，我不仅学习到了如何识别和分析道德困境，并且深刻体会到了道德经验的重要性，同时也明白了道德决策所涉及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下面我将分享我在研究道德困境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首先，识别和分析道德困境是解决问题的首要步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遇到一些复杂的道德问题，但是很多时候由于无法看清问题的本质，很难做出正确的决策。因此，对道德困境的识别和分析十分重要。在我个人的研究过程中，我学习到了通过细致观察和搜集相关信息来识别道德困境，同时运用道德理论和伦理原则进行分析。例如，一个道德困境可能涉及到权利与义务的冲突，利益的平衡等等。通过深入研究道德理论和原则，我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和分析道德困境，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指导。
其次，道德经验在解决道德困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道德经验是我们在生活中积累的对待问题的一种准则，在道德决策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意识到道德经验的重要性，并且学习到了如何将道德经验应用到解决道德困境中。道德经验是一种宝贵的财富，通过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我能够更加有信心地应对未来的道德挑战。此外，与其他人分享道德经验也是增强解决道德困境能力的重要手段。通过与他人分享经验和观点，我能够拓宽自己的思路，了解更多的解决方法，使自己能够更加靠谱地应对道德困境。
然而，道德决策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也不能被轻视。在处理道德困境时，个人常常要面临着自身的利益、道义观念和社会压力之间的冲突。因此，作为个体需要在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之间做出折中的决策。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复杂的道德决策，这些决策需要我同时考虑到自己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公益，对于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然而，经过不断的思考和实践，我逐渐认识到，道德决策是一种复杂性的思考过程，同时也需要勇气和坚定的信念来坚持自己的原则。
最后，解决道德困境需要个人的责任和勇气。道德困境常常是一个个人面临的挑战，个体需要承担起责任来做出正确的决策。在我研究道德困境的过程中，我深刻地认识到解决道德困境需要个体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勇气，勇于追求真理和公正。虽然在道德困境中做出正确的决策是困难的，但正是这种困难挑战使得个体能够成长并在挫折中获得经验。因此，个体应该追求正确的决策，不为困境所困扰，而是义无反顾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总而言之，通过研究道德困境，我深刻地理解到解决道德困境是一个复杂而挑战性的过程。在解决道德困境中，识别和分析问题是首要步骤，道德经验在解决问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要面对道德决策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个体在解决道德困境时需要勇气和责任感，坚定地坚持自己的原则。通过对道德困境的研究，我对自己的道德素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并将继续努力成为一个有道德担当的人。
道德困境论文篇十三
“技术”一词源于古希腊语techne,意指“技能、技艺”等。技术与科学（scientia）都是人类在实践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但techne指的是主观性因素，是人们主观推断和推理等的思维方法，而scientia指的则是反映客观事物的理性知识，是人们发现、挖掘的客观存在的但还没有被人类加以利用的知识。在我国古代，技术泛指“百工”，随着科技革命的到来，技术不断应用自然科学理论，使得技术本身成为一个理论系统，成为一门科学。所以技术不再是零散的、不连续的生活经验的总结，而变成了有内在联系的、相互融会贯通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首先从人类最基本的实际活动即物质生产劳动出发把握技术的本质，认为技术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劳动的进化史就是技术的进化史。而人的劳动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因此，可以把技术定义为人类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和自身发展，把社会生产实践中的实践经验、工作原理汇总而成的理论体系，它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技术活动，二是技术成果。在技术和理论上阐述了人对自然的积极能动行为，及日常生产过程中展示出来的精神观念，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是认识本质力量的展现，属于直接生产力。技术可以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寿命，同时，技术还可以改善自然环境，创造出更适合人类生存的外界条件。
但技术运用不当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这就需要人类在利用技术的同时，用科学道德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更好地利用科学技术。科技的`进步直接依赖于科学家们的科学劳动，科学劳动塑造人们勇于追求真理、注重实践、崇尚科学、遵循客观规律、直面困难、乐于开拓创新、甘于奉献的工作精神和态度。科学家们在长期的科学劳动中还形成了一套与科学本身的要求相一致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这种科学精神、科学态度、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推动了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在科学精神构成道德观念重要内容的同时，科技知识也深化了人们对自然、社会和自身认识，人们道德视野的扩大，又为新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建立提出了新的课题，并推动了科学道德观念的更新与发展。
二、科技工作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知识也需要不断地创新，但在创新的过程中，现有的科学伦理、道德会阻碍科技的进步。例如：在古代，我国的解剖学就已经萌芽了，但是由于封建礼教、道德思想观念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的发展。我国古代有这样的认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孝之始也。”这种落后的道德理念阻碍了解剖学的进步。清朝的王清任在舆论的压力下，对解剖学的探索异常艰难。当时的封建礼教维护者辱骂其为“教人于胳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而科学道德的建设没有和科技发展同步，也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例如：2009年，hacker入侵花旗计算机系统，向多台遭感染的电脑下达指令并攫取资料，窃取银行账户登录信息，造成花旗银行损失千万美元。这反映了在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网络道德建设相对落后，没有对人们使用网络的行为及时起到约束和规范作用，致使人们在利益的诱导下，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损害他人利益，置自己于法律禁地而不顾。所以，我们在分享科学技术带来益处的同时，要关注科技的负面作用，及时完善道德建设，解决社会问题，使科学技术能更好地造福人类。
三、科学道德和科学工作的辩证关系。
在快速发展、变化的世界中，新的科学分支和前沿领域不断出现，对现有的科学伦理、道德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加强上层建筑才能有力地统筹管理社会的正常运行。科学道德和科学技术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科学技术要向前发展，在某些方面就要打破现有的落后的科学道德，从而建立新的科学道德体系。新的科学道德体系在形成的过程中，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对现实情况的否定和对自身发展中的问题的否定后，形成一套符合现在科学技术发展的相对先进的道德规范，从而更好地指导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两者是在运动中相互促进，同时又相互制约的。
四、恪守科学道德对科技工作的意义。
首先，恪守科学道德有利于提高科学工作者的自律。道德自律是科技工作者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素质,也是在科学研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科学工作者自律性的提高有利于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科学精神激励科学工作者发扬求真务实，做人与做学问杜绝弄虚作假的科学工作作风。其次，恪守科学道德有利于科学工作者确立正确的价值观,自觉地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坚决反对伪科学和封建迷信。
再次，恪守科学道德建设，有利于科学工作者遵守职业道德,坚持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自觉纠正科研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和不良行为,有利于维护科技工作的神圣性与崇高性。
最后，恪守科学道德有利于科学技术工作者树立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的信念，这是对科学工作者的最高伦理道德要求。这种高标准的要求有利于敦促科学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防止科技成果的滥用、误用和恶用，从而避免科技、经济、社会、环境和人类自身的协调发展机制的不平衡性，有利于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等。同时，恪守科学道德有利于科学技术工作者树立生态伦理观念,有利于科学工作者按照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总规律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促进生态农业和生态工业的和谐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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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困境论文篇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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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酷爱门生是师德的焦点。
门生的生长不但是阳光、雨露、面包和开水就能完成的。他们必要一样与植物和其他植物所差别的工具——这便是炽热而朴拙的心。中国有句古话:“爱人者,兼其屋上之鸟。”教师对门生的爱,会被门生内化为对西席的爱,进而把这种爱迁徙到西席所教的学科上,正所谓“亲其师,信其道”而“乐其道”,因而爱的教诲是我们讲授上的宏大推进力。西席体贴门生,就能载起我们教诲界称之为严酷要求的那条很难驾御的小舟。没有这种体贴,小舟就会停顿,用任何高兴也无法使它挪动。西席酷爱门生有助于门生精良风致的作育;有利于发明生动、生动的学习气氛,使门生连结精良的学习形态;有利于……而这统统,都是做好教诲事情必不行少的条件。
二、酷爱门生是师德的焦点。
赞可夫说:“当西席必不行少的乃至险些是最重要的品格,便是要酷爱儿童。教师职业道德论文”英国教诲家罗素指出:“通常西席缺乏爱的中央,无论是风致照旧伶俐,都不克不及充实地或自在地生长。”可见酷爱门生是师德的焦点。要是我们深条理地思索一下,西席休息职业的特别性决议了酷爱门生是西席的本分。西席职业的最大特点是作育新一代。西席的休息工具是人,并且是人群中最年老、最有生机,最喜好学习,最容易担当新事物,最具富厚情绪、本性奇特的群体——少年儿童;西席的使命便是在讲授历程中,凭着本身的本性、知识、才气、情绪、品德和意志,把门生作育成德、智、体、美等片面生长的社会主义奇迹的设置装备摆设者和办理者。由此可见,西席的休息便是教诲人、塑造人,西席才因而得到“人类魂魄的工程师”的佳誉。西席这种休息的特别性决议了西席必需酷爱本身的教诲工具,酷爱门生。同时,西席休息的特别性也划定了师生干系是学校里最重要的人际干系的特别性,由于西席在整个教诲讲授历程中处于主导的职位中央,这就决议了在师生干系中,西席对门生的爱是主导方面,酷爱学天生为创建调和师生干系的条件,也就天然的成为调解师生干系的西席的.职业品德范例。要是我们再深条理的思索一下,西席休息职业的特别性决议了酷爱门生是全部讲授运动的底子。在教与学的双边运动历程中,现实上是师生之间情绪交换的历程,由于教的主体是西席,客体是门生,学的主体是门生,客体是教师,只要主客体情绪调和同等的时间,教与学的使命才气很好的完成,才气构成讲堂上的教与学的精良的互动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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