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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自由》读后感篇一
在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中，他描述了一些关于自由和孤独的情况。人类在最初并与自然处于一体的状态。孩子与母体有“脐带”的关联，尽管这样的关联可能使人在一定程度上被束缚，没有自由可言，但是他因为在这个社会有固定的位置，这给了他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因而不会有孤独的感觉。然而在孩子逐渐长大的过程中，他慢慢有了个体性意识，慢慢开始渴望自由与独立。
人类从古至今都在追求自由，追求个人自我的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制度的一系列变革。在人类的个体化进程中，尽管人的个人能力、自我力量得到了增长，但同时孤独也日益加深，因为他逐渐失去了原本世界对他的庇护，他需要一个人去面对种种危险的情况。
正是因为人在获得了所谓的“自由”后，感受到了从未感受到的孤独和焦虑，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当人无法忍受这样的孤独时，便产生了一种逃避机制，即对自由的逃避。从弗洛姆的描述来看，在中世纪时上层社会对中层阶级和下层人的统治与压迫，中层阶级和下层人对上层社会的服从，宗教对人们思想的统治也是因为这种对自由的逃避。弗洛姆在对逃避机制的解释中，谈到了权威主义、破坏欲和机械趋同，并比较了施虐狂与破坏欲的异同。
一、人因个体意识的苏醒而追求自由
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弗洛姆提到了r.休斯的《牙买加的劲风》一书，里面描述了以为10岁儿童个体性意识的突然苏醒。当这个10岁的小姑娘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时，她“开始严肃地思考它的含义”。当个体意识苏醒时，他开始渴望自由与独立，渴望展示他的个性，他不愿被已有的社会制度束缚住。当大多数人都在为了自由而行动，冲破障碍，比如推翻束缚人类的封建制度时，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人与世界分离开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人终于拥有了朝思暮想的自由。
二、人因自由而孤独
当人终于拥有了自由，面对强大无比的世界，他开始感受到强大的压力和来自各方面的危险，并且意识到自己的微不足道和无能为力。尽管人在获得这种自由之前，他的个体性和自我被压抑了，但是他扎根于世界，是强大的世界的一部分，在世界的庇护下，他不需要独立地为那些来自各方面的危险和压力而担忧，而且由于有这样一个强大的群体跟他相联系，仿佛他自己也是强大的。
然而人意识到自己的微不足道与无能为力后，他慢慢地开始感到孤独与焦虑。失去了世界的庇护，失去了与强大群体的联系，他发现自己与其他人越来越分离，孤独感越来越强烈。
三、人因孤独而逃避自由
为了克服那种孤独和无能为力感，人产生了一种放弃个性的冲动，因为人潜意识里认为放弃个性能使自己回归到最初的与世界融为一体的状态。人开始通过积极地与他人发生联系，自发的活动来尝试将个人与世界重新联系。然而人一旦朝个体化加深的方向迈出一步，他与世界的联系便切断了，尽管人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恢复这种联系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人产生逃避已获得的自由的冲动。
中世纪早期，人一降生便有固定的存在位置，各个社会群体自身有着一定的社会活动范围，他们“各司其职”，由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存在，各个社会群体之间都视对方为陌生人。
中世纪晚期时，社会结构和人格发生了变化，社会各个群体的个人主义日渐强盛，对个
体性的关注日益增加，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也受到了影响。原有的社会等级制度逐渐消亡，即使存在，重要性也大不如前。这一系列的变化导致现代意义上的“个人”诞生了。人们更多的开始认识自身，了解自身，并在主观上强调自己的权利。尽管“摆脱束缚，获得自由”这句话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实现，但这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小部分人身上得到实现。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获得了力量感，因为他们自由了，但这种自由带给他们的是孤独与焦虑感，他们被上层阶级剥削压迫，失去了原本拥有的安全感。人类开始怀疑生命的意义。等级的模糊性让他们与他人产生联系，但这种联系似乎并不能为他们提供幸福和安全感。如何消除这样的疑问呢？人类试图通过他人对个体的名声评价来判断自己的生命是否有价值。或者人类通过寻找一个保护者来消除他感受到的那种孤独感与不安全感。
四、三种逃避机制
在弗洛姆所讨论的逃避自由的三种机制中，第一种是权威主义，即“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在这种机制中人类渴望臣服或主宰，也就是受虐——施虐冲动。受虐冲动表现为“深感自卑、无能为力、个人的微不足道”。事实上，人在获得自由后感受到的那种孤独感和微不足道感足够强烈，他渴望有一个外部个体来帮助他消除这种感觉，或者说拯救他。一旦找到这样的一个外部个体，他便极度地依赖他，臣服于他。而通常情况下，具有施虐冲动的个体会成为这样一个外部个体。施虐者陶醉于别人对自己的依赖，他们通常希望看到别人受磨难，借此来表现自己的伟大、不平凡，并依此来消除自己的微不足道感。尽管施虐者总是希望别人依赖他，但是事实上，他对受虐者也是依赖的，他需要受虐者。如果没有了受虐者，他便不能感觉到对统治他人的力量感。
第二种逃避自由的机制是破坏欲。尽管破坏欲的根源也在于难以忍受个人的无能为力与孤立，而且想要通过破坏外在来表现自己的伟大光荣，但是破坏欲与施虐冲动不同。由于施虐者需要依赖于受虐者，因而施虐者不能毁掉受虐者，他需要借由对受虐者的控制来消除自己内心的孤独感，而有破坏冲动的人却是要毁掉所有的外在威胁，以此来驱赶个人的这种无能为力和孤立。从弗洛姆的分析上来看，破坏欲的强弱是与个人生命的膨胀受阻程度的大小成比例的。当个人的整个生命受到阻碍，个性无法表达，生命的能量就会转化为破坏能。个人的生命越是受到压抑，产生的破坏能越是强烈。当外在的威胁，指的是那些与个人相比会使个人变得渺小的个体，都被他消灭时，尽管他仍然是孤独的，但他感觉自己是伟大的。
第三种逃避自由的机制是机械趋同。由于个人与世界的联系一旦切断，他同世界的关系便无法再回到从前。个体的特征越是明显，个体同他人的区别越大，他越是感觉到孤独，于是个人试图通过将自己塑造成社会固定的文化模式提供的那种人格，由此来消除个体与世界之间鸿沟。个人希望自己被他人承认，如同前文所讲到的，人试图通过他人对自己名声的评价来判断自己的生命是否有价值。由于社会文化已经提供了一个固定的人格模版，即怎样的人是被他人所喜爱的，怎样的人是符合文化要求的，个体通过放弃个人自我，使自己与他人保持一致性来寻求他人的赞赏，至少符合他人对自己的期望。机械趋同太普遍了，在日常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例子。在契科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中，别里科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机械趋同的一个代表。他按照沙皇专制制度的标准活着，不敢越雷池一步。用固定的模版来模式化自己，使自己变成一个“机器人”，这样他就能将自我放弃，从而获得安全感。在这种机制中，弗洛姆谈到了自我的含义。什么是自我？个人的所思所想所为是否真的就是自我的体现呢？虽然我们认为我们的思想、情感、愿望以及感觉都是我们的，但是很可能这些东西都是外在灌输给我们的，而这些东西不过在形式上属于我们。人并不总是有意识的机械趋同的，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潜移默化，大多数时候这种机械趋同可能是潜意识的。个人认为自己还保存着自我，事实上，真正的自我已经丧失，而由伪自我取而代之。这种状态或许让人认为是安全的，其实个人已经被放在了一个极不安全的动态之中。
五、宗教与纳粹主义
从三种逃避机制来说，宗教与纳粹主义都是实际生活中的典型例子。宗教的教义叫人们放弃自我，完全的臣服于上帝或者其他神祗，因为个体如此渺小、微不足道，个体需要一个外部的神秘个体来保护他，拯救他于那无可救药的孤独感与无能为力中。事实上，宗教或许并不是为了拯救个人而存在的，也许宗教只是人编造出来的一种虚无的东西。对于那些创造宗教的人来说，他们可能是施虐者，通过教众对神的崇拜来满足自己的被服从感。对于教众，他们可能是受虐者，因为他们需要通过对神的臣服来获得安全与保护。在纳粹主义中，希特勒是典型的施虐欲与受虐欲集于一身的例子。希特勒受命于上帝、命运、历史和自然，在这个层面上，他是权威主义的服从者，但是同时，他又想要统治这个世界，他对德国群众行使统治权力，又煽动那些群众去统治世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是施虐者。他妄图带领他的跟随者消灭除了他的种族以外的所有“低等民族”，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是有破坏欲的人。
人类一直在探索如何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人渴求自由，但自由的获得是有代价的，这代价就是与世界分离，进而体会到从未有的孤独感。人类获得了自由，释放了自我，尽管这自由和自我可能并非真的自由和自我，由于感受到了世界的强大与自己的微不足道，人类开始逃避自由，企图通过与世界重新建立联系来使自己变得强大。这种逃避自由也导致了人的各种某种程度上来说非常态的精神状态。
《逃避自由》读后感篇二
（一）前提假设：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一种修正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弗洛姆逃避自由理论的前提假设，作为新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弗氏在这个问题上修正综合了两者的理论成果。
弗洛伊德接受了传统的性恶论，认为人具有反社会倾向，人与社会的关系基本上是冲突对立的。社会在满足人的某些无法消除的生物冲动（drives）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地净化并巧妙地抑制人的这些基本冲动；而且只有当社会有效地压抑了人的这些自然冲动时，被压抑的冲动才会变成变成具有文化价值的奋斗动力（strivings）和文化的人文基础，他用“升华”一词来表示这种由压抑而成为文明行为的奇妙转变。这样，在弗洛伊德那里，对人的压抑与社会文明的进步是成正比的，即“压抑越大，文化程度便越高（患神经症的危险也就越大）”。（详见p11-12）
马克思认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人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人”即自然的人；其次是“现实的个人”，即社会的人；再次是“具有二重性的人”即人既是“个人的存在”又是“社会存在物”；同时，马克思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理解人与社会关系，认为人在本质上是所有社会关系的综合，这里人的社会性与弗洛伊德的人的反社会性理论上有明显不同的。
弗洛姆的修正与综合——弗氏认为：“社会进程的基本单位是个人、个人的欲望与恐惧、激情与理性、选择善恶的倾向。要认识社会进程的动力，就必须认识运作于个人内部的心理进程之动力，正如要认识个人，就必须把他放在塑造他的文化环境里加以考察”。（p5）在这里，弗洛姆明显表达了两种含义，前者可以说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后者可以说是马克思意义上，但这又不是两者的简单相加，而是经过了作者的一个有机的扬弃和整合。
（二）人的个体化进程——人是如何自由的？
1.人的个体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
第一，从人类社会的历史角度看，弗洛姆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开始于他在与自然世界的一体化状态中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与周围的自然及人相分离的实体之时。个体化指的是“个人日益从原始纽带中脱颖而出的过程”，这一过程在现代历史上从宗教改革至今的几个世纪达到巅峰。（详见p20）
第二，从动植物种类演化角度看，人类历史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一个个体化和自由不断加深的过程。弗洛姆认为：“动物发展程度越低，它对自然的适应能力就越强，它的所有活动便越受本能和反射行为机制的控制，某些昆虫的社会化组织都完全是本能使然。相反，动物的发展程度越高，它的行为模式的灵活性就越大，出生时的结构调整功能就越不完整，人就是这种发展的顶点。降生伊始，人是所有动物中最无助的。他对自然的适应基本以学习过程为基础，而不是受本能的决定”。也就是说，“当本能的固定行为的缺乏超过一定限度时，当对自然的适应不再有强制特征时，当行为模式不再受先天的机制限制时，人便开始存在了。换言之，人的存在与自由自始便是密不可分的”。（详见25）
2.母亲与婴儿关系、伊甸园故事的象征性意味
儿童出生后便断绝了与母亲的一体化状态，成为与之完全分离的生物实体。然而，尽管生物上的分离是个人存在的开始，但在功能上，儿童在相当时期内仍与母亲一体。……形象地说，在个人完全切断束缚他进入外面世界的“脐带”之前，他无自由可言；但这些纽带给了他安全，使他有归属感，他感到生命的根。我想称这些先于个体化进程而存在，并导致个人完全出现的纽带为“始发纽带”。它们是器
质性的，因为它们是常人发展的一部分；它们意味着缺乏个体性，但同时又赋予个人以安全和导向。它们是联结母与子、原始共同体成员与其部落及自然或中世纪人与教会及其社会阶级的纽带。……由胚胎到真正的人的相对突然转变，还有连结母子的脐带被割断，标志着婴儿独立于母体。（p20-21）
《圣经》中人被逐出天堂的神话景象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由的基本关系——这个神话把人类历史的开始与行为选择等同起来，但它的重点在于这个首次自由行为的罪恶及由此而生的痛苦。……从代表权威的教会角度来看，这在本质上是罪恶的。然而，从人的角度来看，这却是人类自由的开始，违背上帝的命令意味着把自己从强迫状态下解放出来，意味着从无意识的前人类生命存在状态中走出来，跃升到人的阶段。从人的积极角度来看，违背权威的禁令，犯下罪恶，正是首次自由行为，也就是第一次人的行动。神话中的罪恶在形式上是违抗上帝的命令，在物质上则是吃了知识之树的果实，作为一种自由行为，不服从行为则是理性的开端。……新获得的自由成了诅咒，他摆脱了天堂甜蜜的束缚，获得了自由，但却无法自由地治理自己，无法自由地实现个性。26-27
3.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封建社会的解体与个体化的高潮
中世纪是“人的觉醒”的时代，这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从社会结构上看，随着封建社会等级结构的瓦解，中世纪的社会制度及它所带来的稳定与相对安全均被破坏，人们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并非是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确定了的、毋庸置疑的，开始以一种积极的、怀疑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在社会等级结构中的序列。“这种对中世纪社会结构进步性摧毁的结果，便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诞生”。34
从经济的角度看，随着资本主义的开始，人从集体制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人在经济秩序中天经地义、无庸置疑的固定位置同样不复存在了。每个人为了自己的未来，必须努力奋斗，“任何事情都依赖自己的努力，而非他的传统社会地位的安全保护”，这种允许人自谋生路、个人对自己负责、主宰自身命运的观念和行动解放了个人，使人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从而人的主体性意识也更为明确和自觉。43-44
从宗教的角度看，人的解放和觉醒就显得更加明显。与天主教传统相比，路德和加尔文理论体系的最大特点是，他们剥夺了教会的权威，赋予人在宗教事务中的独立性，人不用通过教会就可以和上帝建立联系。这样一来，个体的信仰及救赎就完全成为“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其中负全责的是个人，而绝对不是一个能给予他无法亲自得到的东西的权威”。作者认为，这一特点构成了现代社会政治和精神自由进步发展的一个源泉，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国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根据自由的辩证特点，新教所带来的现代自由的另一方面是它带给个人的孤立与无能为力。这里存而不论）
53（三）自由的二律背反——自由对人意味着什么以及人为什么逃避自由？
二律背反（antinomies）是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i.康德提出的一个基本的哲学概念，指双方各自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公认为正确的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冲突（或通俗地说，一个原因同时产生两个矛盾的结果）。
自由的二律背反指的是自由一方面使人获得了独立感和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又使人没有安全感、陷入孤立，并使人产生逃避自由的冲动（这两个结果是同一原因造成的，且同时为真，但又是互相矛盾的）。关于自由的这一命题是本书的重点，也是弗洛姆反反复复地在多处提到的一点。
（四）逃避机制：权威主义和机械趋同——人是如何逃避自由的？
1.受虐—施虐冲动、权威主义人格与纳粹主义的心理学分析
（1）权威主义的逃避机制
第一，定义
这种逃避机制指的是“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或者换句话说，欲寻找一个新的„继发纽带‟，以代替已失去的始发纽带。这种机制的更明确的形式在于渴望臣服或主宰，即我们所说的受虐—施虐冲动（它们都是对无法忍受的孤独的一种逃避），它们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常人及精神病症患者身上”。97-98
第二，受虐冲动与施虐冲动
受虐冲动最常见的方式表现为深感自卑、无能为力、个人的微不足道。具有受虐冲动的人有一种倾向，“贬低自己，自甘懦弱，不敢主宰事物。这些人非常有规律地呈现出极度依赖于自身之外的权力、他人、机构组织或自然。他们不敢伸张自我，不去做想做的事，而是臣服于事实上或假想的这些外在力量的命令。他们常常无法体验„我想‟或„我是‟的情感。总的说来，他们觉得生活整个就是某种强大无比的东西，根本无法主宰或控制。”98
施虐冲动通常有三种表现形式或倾向，它们或多或少地缠纠在一起。一是让别人依赖自己，以绝对无限的权力统治他们，以便让他们仅仅成为自己手中的工具，像“陶工手中的泥土”。二是不但有以这种绝对方式统治别人的冲动，而且还要剥削、利用、偷窃、蚕食别人，把别人吸净榨干，不但包括物质，而且还包括情感与智慧之类的精神方面（这种控制深入到灵魂，渗透到人最私底的部分）。第三种施虐倾向是希望使别人受磨难，或看别人受磨难。磨难也可能是肉体上的，但多数是精神上的折磨。其目的是主动伤害、羞辱他们，让他们难堪，要看他们狼狈不堪的窘相。99
人们常常忽视了施虐者与其施虐对象关系之间的一个方面，这里有必要专门加以强调，即，他依赖于施虐对象。……施虐者需要他所统治的人，而且是非常需要，因为他的力量感是植根于统治他人这个事实的。这种依赖有可能完全是潜意识的。100
受虐与施虐冲动的共同根源——受虐和施虐冲动都欲帮助个人摆脱难以忍受的孤独和无能为力感。通过对受虐者的心理分析及其他经验观察，有显著的证据表明，他们恐惧孤独和自己的微不足道。他们在主观上经常意识不到这种情感，常常掩盖在卓然超群和完美之类的补偿性情感中。然而，只要深入这种人的潜意识领域，就会准确无误地发现这些情感。个人发现自己在消极意义上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孤独一人面对一个被异化了敌对世界。……惊恐的个人寻求某人或某物，将自己与之相连，他再也无法忍受他自己的个人自我，企图疯狂地除掉它，通过除掉这个负担——自我，重新感到安全。受虐冲动便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之一。受虐冲动的方式各异，但其目的只有一个：除掉个人自我，失去自我，换句话说，就是要除掉自由的负担。这是那些有受虐冲动者显而易见的目的，其中个人寻求一个他觉得强大无比的人或权力并臣服之。104
第三，受虐纽带与始发纽带
受虐纽带（继发纽带，将自我托付给自身之外的一个强大的整体）与始发纽带有根本区别。后者是指那些个体化过程完成之前就已存在的纽带。个人仍然是“他的”自然及社会世界的一部分，尚未完全从他的环境中脱颖面出。始发纽带给他真正的安全，让他知道自己归属于何处。受虐纽带是逃避。个人自我是出现了，但未能实现他的自由，巨大的焦虑、怀疑和无能为力感将它淹没了。个人企图在“继发纽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受虐纽带中寻求安全，但这种企图永远不能成功。个人自我一旦出现就无法返回，主观意识上，个人可能觉得安全，似乎也“有所归属”，但在根本上他仍是一个淹没在自我之中苦苦挣扎的一个无力的原子。107 第四，权威主义性格
权威主义性格指的是常人而非精神病症患者身上的施虐—受虐性格。一个具有权威主义性格的人通常具有施虐—受虐特征和冲动，他羡慕权威，并欲臣服于它，但同时又想自己成为一个权威，要别人臣服于他。权威主义性格可以解释纳粹的社会政治结构，它代表了构成法西斯主义的人性基础的人格结构。112
（2）上述逃避机制的一种应用——对纳粹主义的分析
第一，纳粹主义——一个政治经济问题还是一个心理学问题？
在对纳粹主义的科学讨论中，经常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是心理学根本无法解释法西斯主义之类的经济政治现象，二是法西斯主义完全是个心理学问题。140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前者强调经济政治因素而排斥了心理因素，后者则只考虑心理因素而完全忽视了经济政治因素。纳粹主义是个心理学问题，但心理因素本身是由社会经济因素塑造而成的；纳粹主义是个经济政治问题，但它对整个民族的统治主宰是建立在心理基础之上的。141
第二，纳粹主义的社会阶级基础及其性格结构
第一部分主要包括工人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天主教资产阶级。这部分人未作任何有力抵抗便对纳粹政权俯首称臣，但他们也没成为纳粹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实践的崇拜者。从心理学角度看，急于臣服于纳粹独裁政权似乎主要因为人内心的厌倦和屈从状态，这是目前即使民主国家里的个人所共有的特点。第二部分是下层中产阶级，即小店主、手工工匠和白领工人，与工人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天主教资产阶级的消极退缩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全都狂热地拥护纳粹意识形态。141-142
下层中产阶级的社会特征——他们的社会特征与工人阶级、上层中产阶级及1914年战争之前的贵族显著不同。实际上，这部分中产阶级始终具有某些典型特征，爱强者、恨弱者，对感情和金钱偏狭、敌视、节俭，及本质上的禁欲主义。他们的生活目光短浅，怀疑仇恨陌生人，对熟人则充满好奇和嫉妒，将嫉妒合理化为道德愤怒，他们的全部生活以匮乏原则为基础，不但指经济上的而且指心理上的匮乏。143
第三，纳粹意识形态的心理学特征——以希特勒及《我的奋斗》为例
权威主义性格的本质就是同时具有施虐和受虐冲动。施虐冲动的目的在于拥有控制另一个人的无限权力，其中多少夹杂着破坏欲；受虐冲动的目的在于把自己完全消解在一个强大权力中，借此分享它的力量与荣耀。施虐和受虐倾向的原因都在于个人无法忍受孤立，需要借共生关系克服这种孤独。149
渴求权力的施虐冲动在《我的奋斗》中暴露无遗，它是希特勒与群众及其政敌关系的特征。他对群众既蔑视又爱，是典型的施虐，对政敌的破坏欲则是他施虐冲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希特勒对群众的看法是这样的：女人愿意臣服于强壮的男人而不愿统治软弱的男人，群众像女人一样，他们爱统治者而非恳求者，他们在内心里更满意于不容忍任何反对者的理论，而不是主张完全自由。他们常常不知所措，不知用自由来做什么，甚至很容易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他既认识不到给他们带来精神恐惧的无耻，更认识不到他们的人身自由被野蛮地剥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明白这种理论的欺骗性。149-150
纳粹体制下群众的施虐满足并没有被剥夺，他们的施虐对象是德国境内的少数激进及政治团体和后来其他所谓弱小衰退的国家。希特勒及其属僚对德国群众行使权力，他们又教导这些群众对其他国家行使权力，煽动他们去统治世界。152 希特勒本人的受虐渴望表现在他对上帝、命运、必然、历史、自然等超人力量和权力的臣服。这些术语对他的含义与他对群众的意义是相同的，即象征着一个压倒一切的强大权力。158
2.机械趋同、个体的泯灭与现代民主
（1）机械趋同
机械趋同作为另一种重要的逃避机制是现代社会里大多数常人所采取的方式。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按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把自己完全塑造成那类人，于是他变得同所有其他人一样，而这正是其他人对他的期望。“我”与世界之间的鸿沟消失了，意识里的孤独感与无能为力感也一起消失了。这种机制有点类似于某些动物的保护色，它们与周围的环境是那么地相象，以至于很难辨认出来。人放弃个人自我，成为一个机器人，与周围数百万的机器人绝无二致，再也不必觉得孤独，也用不着再焦虑了。但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那便是失去了自我。125-126
（2）个体的泯灭——自我与伪自我我们可能在主观上觉得思想、情感、愿望甚至感觉都是我们自己的，但是，虽然我们体验到了这些思想与感觉，可实际上它们都是从外面灌输给我们的，是外在的，根本不是自己的，不是我们的所想所觉，等等。128
许多人坚信，只要外在的权力不公开强迫自己做某事，那么他们的决定就是他们自己做出的，如果他们想要某种东西的话，那也是自己的愿望。但这只是我们诸多错觉中的最大错觉之一。我们的许多决定并非真是我们自己的，而是来自外部的建议的结果。我们成功地说服自己做决定的是我们自己，而事实上，由于惧怕孤立，害怕对我们的生命、自由及舒适的更直接威胁，我们与别人的期望要求保持一致。134-135
实际上，只要观察一下人的决策现象，就可以发现人们错误地认为决定是“他们”自己做出的而实际上却屈从于传统、责任或明显的压力，其程度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135
伪活动取代思想、感觉和愿望的原始活动，最终导致伪自我取代原始自我。原始自我是精神活动的原动力。伪自我只是一个代理，它打着自我的旗号，实际代表的却是人被期望所扮演的角色。当然人能扮演许多角色，并在主观上确信他是每个角色里的“他”。事实上，在所有这些角色中，他只是别人期望的他，而他却认为这就是他。大多数人的原始自我都完全被伪自我窒息了。138
自我丧失，伪自我取而代之，这把个人置于一种极不安全的状态之中。他备受怀疑的折磨，因为由于自己基本上是他人期望的反映，他便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自己的身份特征。为了克服丧失个性带来的恐惧，他被迫与别人趋同，通过他人连续不断的赞同和认可，寻找自己的身份特征。138-139
现代社会里个人自动与他人趋同，这加剧了普通个人的无助感和不安全感。所以，他准备臣服于能为他提供安全并使他摆脱怀疑折磨的新权威。139
（3）现代民主体制下的个人
在讨论心理结果时，我们已表明这种无能为力感会产生两种逃避方式，一是权威主义性格的逃避机制，另一种是强制趋同机制，其中孤立的个人变成机器人，失去自我，但同时又在主观意识上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只服从自我。163
传统信念认为，现代民主制度把个人从所有外在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了真正的个人主义。我们引以为荣的是我们不屈服于任何外在权威，我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感情，并想当然地认为这个自由几乎自动地保证了我们的个性。然而，表达我们思想的权利，只有在我们能够有自己的思想时才有意义。只有内在的心理状况能使我们确立自己的个性时，摆脱外在的权威，获得自由才是永久的。162-163
现代人生活在幻觉中，他自以为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而实际上他想要的只不过是别人期望他要的东西。要使大家接受这个真理，就必须认识到，弄清楚一个人真正想要什么并不像多数人想的那么容易，而是人必须解决的最大的难题之一。170
自我的丧失加剧了趋同的必要性，因为它使人对自己的身份深表怀疑，如果我认为的我就是别人期望的我，我不是我，那“我”是谁？171
我没有个性，没有自我，只有别人期望我成为什么样子的自我的映象，我就是“你所期望的我”。172
个性的丧失使得趋同更为迫切，它意味着只有严格按照他人的期望生活，才能确信自我存在。否则就会有危险，不但可能被唾弃和日益遭受孤立，而且有可能丧失人格的个性，这意味着对健全的精神构成威胁。172
通过与他人的期望趋同，不与众不同，这些对自己个性的疑问便悄无声息了，人也获得了某些安全。然而，代价实在太昂贵了。放弃自发性与个性，其结果是生命受阻。从心理角度讲，尽管人仍是个活生生的生物体，但他已成了一个机器人，在情感和心智上已经死亡。虽然还活着.可他的生命却像沙子一样从指缝里溜走了。掩藏在现代人满足与乐观主义表面之下的是深深的痛苦不幸。
《逃避自由》读后感篇三
《逃避自由》读书笔记
要理解《逃避自由》和弗洛姆在书中的思想，我们必须先了解这本书的写作背景。
本书的作者——弗洛姆（1900—1980），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一个犹太人家庭，二战期间，纳粹残酷迫害犹太人，弗洛姆在1934年移居美国，1941年写出了《逃避自由》。
可以说这本书写于纳粹盛行之时，弗洛姆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分析了纳粹主义兴起的根
源。
原始的人→社会共同体的人→个人
始发纽带
∣∣
束∣∣安↗积极的自由
→个体化
缚∣∣全↗权威主义↘
∣∣↘消极的自由→逃避自由→破坏狂→纳粹主义
↘机械趋同→西方民主
↓↓
人
洛克曾经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生来就不是自由的，一直在枷锁之中。人类从产生之处就处在各种纽带之中，弗洛姆把联
系母与子、原始共同体成员与其部落和自然或中世纪人与教会及其社会阶级的纽带称为“始
发纽带”，把人类逐渐摆脱这种纽带，日益取得自由的过程称为“个体化”，始发纽带是先于
个体化而存在的纽带，并最终导致个人的完全出现。
圣经中这样记载，上帝用泥土造人，在泥坯的鼻中吹人生命的气息，创造出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上帝又在他沉睡之际取下他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上帝用这根肋骨造成了一
个女人，取名叫夏娃。
上帝在东方的伊甸，为亚当和夏娃造了一个乐园。那里地上撒满金子、珍珠、红玛瑙，各种树木从地里长出来，开满各种奇花异卉，非常好看；树上的果子还可以作为食物。园子
当中还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还有河水在园中淙淙流淌，滋润大地。河水分成四道环绕伊
甸：第一条河叫比逊，环绕哈胖拉全地；第二条河叫基训，环绕古实全地；第三条河叫希底
结，从亚述旁边流过；第四条河就是伯拉河。作为上帝的恩赐，天不下雨而五谷丰登。上帝
让亚当和夏娃住在伊甸园中，让他们修葺并看守这个乐园。上帝吩咐他们说：“园中各样树
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死。”
亚当和夏娃赤裸着绝美的形体，品尝着甘美的果实。他们或款款散步，或悠然躺卧，信
口给各种各样的动植物取名：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园中的嘉树；田野的鲜花。
他们就这样在伊甸乐园中幸福地生活着，履行着上帝分配的工作。
这样的生活看似幸福甜蜜，但是亚当和夏娃仍只能算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处于枷锁之
中，处于与自然的始发纽带之中，这种始发纽带成为人的理性和批判能力的绊脚石，于是亚
当和夏娃去吃善恶树的果实，摆脱这种原始状态，追求自由成为了一种必然，这时亚当和夏
娃才能算作是人，真正的人，而不再是上帝圈养的“宠物”，人开始出现了。
但这时的人类只能算作是人，而不能是“个人”，人仍然生活在各种枷锁纽带之中，人
被赶出伊甸园之后，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表面看来人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人相对于自然越来越独立。但是人仍然生活在始发纽带之中，他仍然是以一
个部落、一个社会或者宗教共同体的一份子，而非作为一个个人来认识自己，这些仍然妨碍
他们成为一个自由、自决、有创造力的个人。其中，中世纪尤其明显。
和现代社会相比，中世纪最大的特征是缺乏个人自由。中世纪早期，人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是固定的。一个人在社会地位上几乎没有机会从一个阶级转变为另一个阶级。从地理位置来讲，个人也没有迁徙的自由，个人几乎不可能从一个镇迁到另一个镇，更不要说从一个国家迁到另一个国家，他必须从生到死，呆在一个地方，甚至连随己所好吃穿的权利都没有。工匠的产品必须限价售卖，农民必须到指定的城镇市场买卖，行会会员不得向本行会以外的人泄漏任何生产技术的秘密，还必须与会友共享便宜的原材料。个人、经济和社会的生活都是受制于种种规则和义务，概莫能外。
但是，中世纪的原始纽带带给个人的不仅仅是这些。尽管中世纪的人在现代意义上是不自由的，不过他既不孤单，也不孤独。由于自降生起个人便在社会世界中有了一个确定的、不可变更而又毋庸置疑的位置，他扎根于一个有机整体之中，没必要也无需怀疑生命的意义。人与其社会角色是一致的，他是农民，是工匠，是骑士，而非偶然的从事这种或那种职业的个人，社会等级便是一种自然等级，也是给人一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明确部分。
始发纽带主要带给人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他束缚了人的自由，人始终处于枷锁之中，没有真正的自由；另一方面始发纽带给了个人无限的安全感，他有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不必怀疑。
这时的人仍通过始发纽带与世界相连。“个人”尚不存在。个人自我意识、他人意识及世界意识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尚未意识到三者是独立的个体。
总之，一句话——人只是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人，而不是“个人”。
到了中世纪晚期，社会结构和人格发生了变化。中世纪的一体化和集中逐渐减弱。资本、个人经济动机及竞争日趋重要。资产阶级日益崛起，“个人”开始出现，个人主义思想引人注目，影响了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这就是人类社会的个体化进程的加速，它对不同的阶级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但正如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坚是中产阶级，书中主要研究的是中产阶级。
在这一个体化进程中，主要伴随的是两方面的内容。
个体化进程的一方面是自我力量的增长，可以称之为积极的自由。个人摆脱了中世纪经济和政治纽带的束缚，在肉体、情感和精神上越发强壮，各方面的强度和活动都在增加。在个人意志和理性的引导下，有组织的结构发展起来。他在新制度中发挥积极独立的作用，获得了积极意义上的自由。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从一个阶级变成另一个阶级，他对自己的产品有了自由的处置权，他也拥有了迁徙的自由，可以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甚至进行跨国、跨洲的迁徙和旅行。
个体化进程的另一方面是孤独日益加深，可以称之为消极的自由。始发纽带提供了安全保护，以及与外面世界连为一体的基本条件。个体化完成，个人独立存在，与世界分离；与世界相比，个人觉得世界强大无比，能压倒一切，而且危险重重，个人只能独自面对世界更方面的危险和强大压力，于是个人产生一种无能为力感和焦虑感。
个人在摆脱中世纪的经济以及政治的始发纽带的束缚的同时，他也摆脱了始发纽带曾经带给她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个人产生以后，生活不再是以人为中心的封闭世界；世界已变得无边无际，同时又富有威胁性。由于个人失去他在封闭世界里的固定位置，日益沦为资本的奴隶，他再也难以找到生活的意义所在，他开始对生活、对自己产生深深的怀疑。每个人都成了潜在的竞争对手，他与同胞的关系对立起来，疏远起来。
个体化进程使现代意义的个人真正出现了，人自由了，成为了个人，但同时始发纽带带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不见了，个人孤立无助，倍受各方威胁，逐渐被个人的微不足道敢喝不安全感所淹没。新的自由产生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无能为力、怀疑、孤单和焦虑感。
个体化的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理想状态可以互相抵消，用个人力量的增长来战神孤独感。但是由于一些个人和社会的原因，个人自我的增长受到了阻碍。中产阶级在个体化过程
中实现了个人自我力量的增长，但相对于富有阶级和资本来说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有限的个人自我的增长无法抵御越来越深的孤独感。
在这个时期，宗教改革出现了，新教表达了一般中产阶级的感受，而且在理性化和系统化过程中强化了这一过程。新教赋予个人在宗教事务中的独立性，否定了教会的权威，斩断了个人和教会这一宗教共同体的联系纽带，扩大了个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它同时告诫个人，要完全接受自己的无能为力，承认自己本性的邪恶，要把毕生视为一个赎罪的过程，要完全贬抑自己要不懈的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自己的怀疑和焦虑；只有彻底臣服，才能被上帝所爱。
新教表达了个人要求自由的一方面，也表达出了个人的无能为力感。新教在满足个人的这种心理需求的同时，个人也因经济和社会变革形成的性格结构，在受到新教的强化之后，又成为塑造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性格特质——强迫个人去劳动、厉行节俭、甘愿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他人达到目的的工具、禁欲主义以及强迫性的义务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新教强化了个人自由的两个方面，并使人做好了扮演现代工业制度中的角色的心理准备。
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得以进一步发展，加重了个体化过程中两方面的矛盾。
一方面，个人自我更加强大。个人越来越独立、自主，富有批判精神，积极的自由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把个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促进了个人自我的成长。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特征之一——个人主义原则得到充分发展，个人为了自己惊醒经济活动，他的全部动力就是自利和自我中心。
另一方面，孤独感日益加深，消极的自由也与日俱增。个人越来越孤立、孤独、恐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切断了个人与他人的所有纽带，将个人和他的同胞分离开来，个人完全形单影只，孤独面对强大的力量。同时，个人臣服于经济目的，成为实现它的一种手段，成为了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一个齿轮，成为了资本的奴隶。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到来和突飞猛进的发展，削弱个人自我的因素越来越多，加强自我的因素越来越无足轻重。个人的自由越来越多，同时个人获得经济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自由越来越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个人的无能为力感和孤独感加强了，于是个人开始寻求解决这种孤独感的方法，哪怕为此放弃先辈历经千辛万苦争取来的自由也在所不惜。
各种各样的自由逃避机制应运而生。
㈠权威主义
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寻找一个“继发纽带”以代替已经失去的始发纽带。
受虐—施虐冲动是其中的典型，他们试图通过除掉个人自我或完全主宰他人的方式来摆脱个人的无能为力与孤立。
㈡破坏欲
与受虐——施虐冲动不同，破坏欲的目的不是主动或被动的共生，而是消灭其对象。但其根源也是无法忍受的个人的无能为力和孤立。
纳粹主义是个经济政治问题，但它对整个德意志民族的主宰是建立在心理基础上的。本书主要关注纳粹的心理方面，即纳粹主义的人性基础。
从心理方面讲，纳粹主义是“权威主义”逃避机制的极端体现方式之一，同时又包含一定的破坏狂倾向。权威主义人格的本质是同时具有施虐——受虐冲动。施虐冲动的目的在于拥有控制另一个人的无限权力，其中多少夹杂着破坏欲。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描述的，他对群众既蔑视又爱，是典型的施虐冲动，对政敌的破坏欲同时是他施虐冲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受虐冲动的目的在于把自己完全消解在一个强大权力中，借此来分享他的力量和荣耀。
如希特勒在书中述说“他们想要的是强者的胜利和弱者的灭亡或无条件投降”和“女人„„愿意臣服于强壮的男人而不愿统治软弱的男人，群众像女人一样，他们爱统治者而非恳求者，他们在内心里更满足于不容忍任何反对者的理论，而不是主张完全自由，因为他们常常不知道用自由来干什么，甚至容易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施虐和受虐倾向的原因都在于个人无法忍受孤立，需要借共生关系来克服这种孤独。
希特勒在他的书中体现了两种倾向：渴求支配他人的权力，渴望臣服于一种压倒一切的强大外在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希特勒的思想和纳粹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这种倾向也是他在无数演说中所宣扬的。他宣扬的本质上是一种施虐——受虐倾向，这样倾向符合当时德国广大中产阶级的性格结构，这些人被这些“教义”所吸引、所激动，并成为表达他们感受的那个人——希特勒的狂热信徒。
整个纳粹制度就是建立在这一心理基础之上的，希特勒把自己的允诺变为现实的政治实践。在纳粹制度中，一套登记制度建立了，其中每一个人上面都有一个他要臣服的人，下面则是他支配的人；高层顶端的领袖则把自己淹没在高高在上的命运、历史、自然之类的权力之中。这样，纳粹制度满足了人的性格结构中生发的欲望，人们可以通过受虐和施虐来排遣孤独，纳粹制度成了缓解人们孤独感的鸦片。
权威主义意识形态及实践的作用可以和精神病症症状的作用相比。这些症状源于无法忍受的心理状态，同时又提供了一套治疗方案，是生命成为可能。遁入共生可暂时减轻痛苦，但并不能消除痛苦。人类的历史是个体化不断加深的历史，也是自由不断增大的历史，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同时增加，多数时候速度超过了积极的自由，个人被无能为力感和孤独感所折磨，渴求放弃自由。权威主义制度不能抹杀人追求自由的基本条件，也不能消灭源于这条件对积极自由的追求，更不可能使人回到始发纽带之中。
㈢机械趋同
这种逃避机制是现代社会里的大多数常人所采取的方式。在这种机制里，个人不再是他自己，或者说不在是“个人”，而是按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把自己完全塑造成那类人，于是他变得同所有其他人一样，和人们的期望一样，完全成了社会文化模式的投影。个人与世界之间的鸿沟消失了，意识里的孤独干涸无能为力感也一起消失了。现代民主制度就是这种机制的典型。
现代民主社会里，人们引以为荣的是个人可以不屈服于任何外在权威，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并想当然地认为这个自由几乎自动的保证了我们的个性。但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或者说大多数的个人没有自己的思想。现代教育的结果就是扼杀了自发性，外加的感觉、思想和愿望取代了原始的心理活动。渐渐的，现代人生活在幻觉之中，个人自以为知道自己想要的和思想的是什么，而实际上他想要的只不过是别人希望他咬的东西。
人和人不再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别，他们机械的趋同，都只是现代教育——这一模具规模生产出来的“机器人”。
权威主义和机械趋同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个人自由的消极一面，个人仍然饱受无能为力感和孤独感的困扰。
人们通过权威主义和机械趋同来逃避自由——消极的自由，个人被赶进了心得纽带关系的束缚之中，妄图以此取代始发纽带。但是这种纽带与始发纽带是不同的，因为那时人还没有成为一个完全分离的人。逃避自由并不能恢复已经失去的安全感和存在感，只是好似精神病患者一样，帮助个人忘掉他已经是一个完全分离的个体，始发纽带永远不会再回来。他以牺牲个人自由换来的安全是那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可以说，他逃避了自由，陷入了新的束缚之中，得到的只是阿q式的安全感。
以上这些可以说是本书的主题，它完成了解读纳粹主义兴起的任务，弗洛姆在本书的最后还试图寻找一种平衡——积极的自由充分发展，同时克服消极的自由，个人自由而不孤独，有批判精神但并不疑虑重重，独立但又是人类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一个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的国家里，社会应该尊重人性的发展，鼓励个人的自发感觉，鼓励创造性的思考，而个体应当自我认识，摆脱自由与束缚的恶性循环，寻找一种积极自由的状态，发挥自己的个性，自发活动（所谓自发活动包含爱和创造性的工作），实现自我，体验到“生命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自发自动地生活”。
弗洛姆写道：“面对权威主义制度，民主政体不但不应退缩，而应主动出击，并继续实现几世纪以来为自由斗争的那些人心目中的目标。惟其如此，才能战胜形形色色的权威主义制度。民主政体必须向人们灌输最强烈的、人的思想能够有的信念，即，对生命、真理及积极自发实现个人自我的自由的信念。惟其如此，民主才能战胜虚无主义势力。”
弗洛姆理想的解决自由两方面矛盾，追求积极自由的方法是计划经济和大众的民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我不禁要问，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没有孤独和无能为力感么，我们安全吗？
积极的自由仍然需要我们继续追寻，至于它是不是又一个乌托邦，大概只有天知道！
《逃避自由》读后感篇四
读书笔记——弗罗姆《逃避自由》
弗罗姆是当代西方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权威，影响广大而深远。《逃避自由》这本书是他移居美国后所创作的。作者在书中从人的心理、社会因素和人性结构三者相互影响的总体探讨了自由对现代人的意义。
弗罗姆从人类历史和人的生命史中发现某种类似悖论的东西：人类从自然，从母体中分离出来，在获得自我意识、个人化、自我发展的同时，却又陷入了一种“日益的孤独”，产生一种无权力和焦虑的感觉。这种无权力和焦虑的感觉，使得人们逃避自由。为了克服这种孤独与焦虑，弗罗姆认为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服从”，即放弃个人的独立性，服从于某种权威。这一种方法我们不妨称之为“逃避自由”。还有另一种方法是在不否定个人的情况下，创造性地与人类及自然自动自发地建立关系，去爱、去创造性地工作。这种方法我们不妨称之为“自我实现”。弗罗姆认为，“服从”的方法会导致如下的困境：“服从的结果与当初想要服从的目的正好相反：服从增加了儿童的不安全感。同时，产生了敌意与反抗，而这种反抗是更令人惊吓的，因为反抗的对象正是儿童所依赖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服从”的方法是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弗罗姆推崇的是第二种方法。
最后一章，弗罗姆提出他的“梦想”：在一个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的国家里，社会应该尊重人性的发展，鼓励个人的自发感觉，鼓励创造性的思考，而个体应当自我认识，摆脱自由与束缚的恶性循环，寻找一种积极自由的状态，发挥自己的个性，自发活动，实现自我，体验到“生命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自发自动地生活”。阿伦特在公共领域的“行动”，应当可以看作一种“实现自我”的方式。
在本书中，弗罗姆回顾了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他指出，人类历史是一个“日渐个人化及日渐获得自由”的历史。亚当和夏娃违反了上帝的旨意偷吃禁果，从而真正有了作为人的意识，自由开始了，与此同时，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亦因此遭到破坏。人类一方面摆脱了传统的外在权威的种种束缚，尤其在当今，人类差不多完全摆脱了宗教及诸种权威的影响，并拥有较充分的物质财富，成为完全“独立的个人”；但另一方面，一旦人类独立，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被瓦解，人的生命价值的完整性亦不复存在。在这之前，人隶属于宗教、社会和家族，而不属于自己。这种状况妨碍人类朝自由、自决和完整的方向发展，但是，它往往又
是“慈爱、互助及安全”的，人可能感受到饥饿和外在压迫的痛苦，但人不感到孤独。然而，获得“自由”的现代人则呈现出另一种情形。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人日益个体化，成了一根根伟岸羸弱的风中芦苇。现代文明制造出大量的物质产品，它像一堵堵高墙，将人与人隔开，把人拉离本真状态。乡下人的热情纯朴在城市绝迹，茅屋的原始气息在一幢幢高楼大厦中荡然无存。甚至在一个人格不健全的社会，人们连孤独也无从察觉，只有麻木、浮躁和野蛮。人们赤裸裸的炫耀财富，却离本真愈远；人们谈论性，谈论女人，却离本真愈远；人们宽容默许一切，却离本真愈远。在当下时代，存在真正成为了一个问题。
在读完全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体会：①弗洛伊德的观点，人是有欲望的→社会必须压抑欲望→欲望升华→产生人类文明。换言之，他认为历史是人类心里力量的结果，而心里力量本身是不受社会影响的。弗罗姆观点不同，他认为，社会具有压抑和创造两个功能，而弗洛伊德认为社会仅仅负责压抑欲望。②“追求财富的迫切愿望，只是某些文化所特有的需求”，“追求财富作为人类行为的最主要动机是表面的”。这种说法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也就是说，其实财富在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之后，它具有的便是社会性了，拥有大量财富，是人能有更良好社会感觉的工具，而不是财富本身带来的满足。③“人获得愈多自由，愈个人化，就愈别无他择。或者通过自发性的爱和创造性的工作来使自己与世界联结起来，或者通过那些会破坏他的自由和他个人自我完整的与世界的联结方式来寻求某些安全”，虽然看似绕口，其实还是颇有道理的，弗罗姆的对许多东西的解释都是通过“逃避孤独”这个关键概念，他对于爱情和专制这两样看似截然不同的东西的解释都可以从这句话中窥见一二。④“婴儿脱离母体，精神仍然未脱离，有原始关联，之后的教育（即给儿童设置一些限制和挫折），使儿童区分出自己与世界，自己与母亲”，从文中看，此过程大约是充满痛苦的，因此在将来的爱情中，或者说男女的关系上，是成人唯一能再度体验到合而为一的感觉，这样的感觉是极具安全感的同时也就极具诱惑，因此也是最有利于逃避孤独的，记得不知道在哪看到过，男女交合是上帝给人最后的一片止痛药，止痛药虽然有效，但不可滥用，滥用之后便再也没有东西可以抵御与生具来的孤独了。
读完此书后，我不禁又对人的自由有些自我的看法。首先，人是否是自由的，或者说人在社会中是否是自由的。萨特曾说：人就是自由。他所说的自由是指人
是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的，即便是我们放弃了这种权利也是在自由选择了之后的选择，所以人是自由的。我想生活在自然之中的人应当是具有这部分权力的，然而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的呢？弗罗姆认为真正的民主是代表的自由的，然而他忘了，建立在民主原则之下的自由也仅仅是多数人的自由，而非全人类的自由，掩盖在民主之下的总会是有黑暗的一面存在着的，民主就是用少数人的鲜血去为他自己涂上不尽的荣誉。也许有人会说当我们将最后的异端融入无尽的社会主体思潮之中时，那时民主实现了，自由也实现了。那么一元的社会也便不是民主，也更不是自由，我想那也正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的社会，在一切人都只带着一种面具而生存，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独特的个人时，人是自由的吗？恐怕不是。现在，我还想问一句，人还是自由的吗？
人本应是自由的！但人在现实的社会中是不存在自由的，或者用宗教学家的话来描述现代人的自由便是“命运是无法决定的，你或是被上帝拖着走，或者跟在上帝的身后，当是后者时，你就是自由的。”而现代人所要做的仅仅是将命运和上帝换成其他的名词去理解而矣。
所以，人们逃避自由并不是其他的原因，实质上不外乎是内心的欺骗感，同样的不自由，如果别无选择我宁愿选择公开的不自由。否则，我们也许会在罪恶的民主下永远的牺牲了我们的自由。
《逃避自由》读后感篇五
读《逃避自由》
什么是自由？很多人可能并不理解，它表面上是一种无统治、无束缚的状态，而本质上应是自我的真实存在。自由，是一个人能够真正意识到自我的独立存在，能够表达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人从母体脱落出生后，虽然已成为一个物质上的独立个体，但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他尚且没有摆脱对“始发纽带”的依赖，他还必须在成长的过程中随着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逐步获得“自由”。而这种自由并非和某些生理特征一样随着个体的发育自然出现，它要求个体在充分认识自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自我。然而，很多人没有完成这一点。这并非因为他们没有为争夺自由而努力，而是因为他们误解了自由，最终使得他们害怕那种获得“自由”后的孤独、隔离。他们竭力逃避，并形成几种固定的机制。“权威主义”便是很好的例子。在一部分人力求臣服权威的同时，还有一部分人渴求权力，他们蔑视无权者，希望通过通知他们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当然，这部分人也要臣服于一定的权威，他们心中的权威往往是更高层的统治者或者直接是上帝、神灵或道德。希特勒之邦的行为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为了充分理解“自由”的涵义，我们还可以将其追溯至古老的神话。据传说，远久以前，并不存在人、鬼、神的区别，他们都幸福地、无差异地生活在伊甸园当中。后来，亚当、夏娃和撒旦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该有自己的想法，于是他们偷吃了伊甸园中的圣果。虽然他们被“打入”人间和地域，但是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追求自由的开始，自由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
从社会和人群开始存在起，经过了多种社会制度的更替和宗教形式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从未放弃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与追求，他们渴望摆脱现存统治权力的束缚与压迫。而当他们真正取得某种意义上的革命的胜利时，获得权力角度的自由时，他们却又感到孤独和孤立，这种感觉吓坏了他们，足以使他们焦虑与回避。为了从新获得一种安全感和依赖感，他们被迫臣服于新的权威。就是这样，随着社会的轮替，人们不断重复着他们“追求自由”与“逃避自由”的奋斗。
人类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在获得自我意识、个人化、自我发展的同时，却又陷入了一种“日益的孤独”，产生一种无权力和焦虑的感觉。这种无权力和焦虑的感觉，使得人们逃避自由。为了克服这种孤独与焦虑，弗洛姆认为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服从”，即放弃个人的独立性，服从于某种权威。这一种方法我们不妨称之为“逃避自由”。还有另一种方法是在不否定个人的情况下，创造性地与人类及自然自动自发地建立关系，去爱、去创造性地工作。这种方法我们不妨称之为“自我实现”。弗洛姆认为，“服从”的方法会导致如下的困境：“服从的结果与当初想要服从的目的正好相反：服从增加了儿童的不安全感。同时，产生了敌意与反抗，而这种反抗是更令人惊吓的，因为反抗的对象正是儿童所依赖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服从”的方法是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弗洛姆推崇的是第二种方法。
以这个观点出发，弗洛姆对中世纪进行了重新认识。在我们普通人的心目中，中世纪是黑暗的代名词。然而弗洛姆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中世纪虽然缺少个人自由，但那时的人没有竞争，不感到孤独和孤立，有安全感和相属之感。文艺复兴高呼人的解放，但解放的只是贵族和上层知识分子。而对于广大群众，失去的是安全和保障，得到的是不安全和孤独的自由。他们的真实感觉是：“天堂永远地失去了，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个世界――像一个陌生人投入一个无边际而危险的世界。”弗洛姆不以上层知识分子而自居，而把自己代入为普通群众，这种“关注平民”的视角正是我想也正是他的反思所在。
紧接着，弗洛姆讨论了新教的改革。他的评论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在韦伯《新教与资本主义伦理》中，我们看到了新教对资本主义的正面贡献。然而，弗洛姆又冷静地指出，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不是属于上层阶级的宗教，而是属于中产阶级和城市贫民的宗教。它们之所以引起这些人的共鸣，正是由于它们说明了一种新的自由和独立的感觉，及这种孤独和无权力感觉。对于孤独和无权力，新教走向了“服从”，服从一个最高的权威――上帝，贬低人类，强调人类的邪恶，否定人类的力量。这种服从总是带着“疑虑”，即使是路德，“直到他临终为止，他仍受着疑虑的困扰，因此必须重新加强其外界权威的努力，来克服这种疑虑”。这种“疑虑”也可以在基尔克果身上发现，但他认为“疑虑”正是“受难”的一种方式。“另外，为了想要逃避此种无法忍受的不可靠的状态及这种个人无价值的感觉，加尔文教派提出一种办法就是：疯狂地活动，拼命地做事”。或简单地
来说，就是用工作来麻痹自己。对于新教教义，弗洛姆令人吃惊地说道：“新教教义摧毁了人对上帝之无条件慈悲的信心；它教人轻视和不信任自己与他人；它使人成为工具，而不是目的。”弗洛姆还批评了路德对人自尊和价值的贬低，以及加尔文对两种人（得救的人和永受谴责的人）的划分。新教，在弗洛姆看来，更多的是带有贬义特征。韦伯和弗洛姆都认为新教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有贡献，但弗洛姆认为这种资本主义存在很大局限性。
弗洛姆在肯定了资本主义对于增加人类自由的巨大贡献的同时，他也指出，资本主义同时也使个人在社会中感到孤独，无意义和无权力。在此意义上，他区分了两种自由，他说：“我们不仅要保留和增加传统以来即有的自由，同时也要设法获得新的自由。这种新的自由要能使我们充分地认清我们自身，从而对自己、对人生都能具有充分信心。” 弗洛姆又说道：“判断自由之实现的唯一标准是，个人是否主动而积极地参预决定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事务”。这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与伯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分是不相同的。柏林的自由侧重个人形式上的权利，弗洛姆的自由侧重实质上的自由状态。举个例子，一个年青人在disco舞厅里嘣迪放纵，在权利意义上可以说是自由的，但在精神意义上是不自由的。
接下来，弗洛姆讨论了“逃避自由”这一心理机制。面对个人的孤独和无权力感，个人有两种方法：即上文的逃避自由和自我实现。第一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是放弃个人的独立自由，寻求新的束
缚，来代替其已失去的原始约束。这种心理机制最显明的表现是企图服从与支配他人，心理基础是“虐待狂与被虐待狂”。这种“逃避自由”的方式是极权主义的主要心理根源。在我看来，每个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点“虐待狂与被虐待狂”的特征，每个人都企图服从与支配他人。所以，不要说“我们深受极权之害”，而应该说“我们就是极权主义者”。当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从内心摆脱了极权主义，那么这个社会还会是极权主义吗？当每一个个体真诚地面对自己，真诚地忏悔，真诚地面对邻居，真诚地去爱，这个社会还会是孤寂的沙漠吗？第二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是“破坏性”，摧毁外在的东西，以消除无权力的感觉。这种破坏性，往往用爱、责任、良知、爱国主义等字眼来掩饰。第三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是“舍己的自动适应”，也就是大多数人在当代社会中所用的方法：“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完全承袭了文化模式所给予他的那种人格。因此他就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并且变得就和他人所期望的一样。这样，‘我’和世界之间的矛盾就消失了，然后，对孤立与无权力的恐惧感也消失了。”诚如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看到的，传媒上推销一种“个性”，于是大众就纷纷追求这种“个性”，却不知道这种“从众心”本身就是没有个性的表现。
最后一章，弗洛姆提出他的“梦想”：在一个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的国家里，社会应该尊重人性的发展，鼓励个人的自发感觉，鼓励创造性的思考，而个体应当自我认识，摆脱自由与束缚的恶性循环，寻找一种积极自由的状态，发挥自己的个性，自发活动（所谓自发活
动包含爱和创造性的工作），实现自我，体验到“生命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自发自动地生活”。阿伦特在公共领域的“行动”，应当可以看作一种“实现自我”的方式。今日，人们倒不是由于贫穷而痛苦，最痛苦的莫过于，他已成为一个大机器中的小齿轮，他的生活是空虚的，失去了它的意义。惟有当我们不退却，而采取攻势，并进一步了解以前为自由而奋斗的人，其心目中所抱的目标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有对对生命与真理及自由的信心，深信自由是积极而自发地实现个人自我，惟有这样，我们才能战胜种种虚无主义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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