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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篇一
返乡农民工增多劳动力增加是今年农村工作的一个机遇，同时其就业问题又成为必须解决好的一个突出问题。为此，我们近期作了一些调查。
从农民工的返乡情况看，一是农民工群体庞大。20__年我县共有农户3.54万户，农业人口14.34万人，农村劳动力总数73235人。外出农民工的户数21420户，占全县农业户的60.5%，外出农民工总数24880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17.4%，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0.1%。举家外出的农户175户。二是农民工返乡后大量滞留。春节前返乡农民工总数16172人，截止2月底尚未外出的农民工6703人，占返乡农民工总数的42%。三是返乡时间提前。从10月份开始陆续返乡，较往年提前2个多月。
从返乡农民工的结构看，一是返乡农民工男性多于女性，返乡男性9981人，返乡女性6191人。二是高年龄段的返乡农民工成主体，29岁以下4463人，占总数的27.6%，30到40岁6663人，占31.2%，40岁以上5046人，占总数的41.2%。三是低文化程度的返乡农民工明显较多，返乡农民工小学及以下学历4415人占37.3%，初中8232人占40.9%，高中及以上3526人占21.8%。
从返乡农民工的意愿看，一是个体有差异，务工意愿有差别。性别、年龄、学历的差异造成选择务工意愿不同。87%的年轻女性一般选择进入电子、制衣、制鞋、玩具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务工；75%的男性选择进入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工地、工厂从事建筑，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务工地点普遍为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在工地www.上干活的较多。二是自主创业意愿强烈，但缺乏资金。调查中80%的人希望能自主创业，比如办加工厂，办场搞养殖、规模化种植，但资金是最大的障碍。三是大部分人都有继续外出务工的意愿。70%的人都表示愿意返回原来的岗位继续打工，有22%的人将重新找工作，只有8%的人暂不外出务工。
从返乡农民工的务工环境看，一是流动频繁，务工地点多变。农民工即使在同一务工地点，换的工作也比较多，不论公司、工厂或建筑工地等都存在阶段性用工现象，“订单”做完后，他们就得重新找工作,使务工地点变换较多。二是举家外出呈上升趋势。调查中发现夫妻双方都在外面打工，为方便照管子女，将子女带到务工地点就近入学的情况呈上升趋势。去年我县徐家坪镇举家外出务工的就有75户，这一数据比增加了21户。今年春节全家外出回来过年的有15户，但春节后全家返回务工地点。三是找工作的途径不多。农民工在外打工，主要是依靠熟人介绍或自己找，存在一定盲目性和扎堆现象。
从返乡农民工的影响看，一是影响了农民收入增长。目前，我县农民的收入中约有50%来自非农产业，其中主要是外出打工收入。从收入的增量来看，非农产业收入的增量占到每年农民收入增量的70%以上。农民工返乡后基本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靠务工积累维持日常生活开资。其次，影响农村消费市场的开拓。农民工失去工作提前返乡，严重影响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提高，影响其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和现实购买力，这势必阻碍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三，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农民工失去工作、收入减少，这本身就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而且，不少农民工在心理上已经认同了城市工人的身份，返回家乡后可能因为缺乏必要的农业生产技能和无法重新适应农村生活而产生失落情绪、出现各种问题，进而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二、农民工返乡的主要原因。
一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沿海部分出口生产企业受到冲击，开始裁员、降薪或关闭以求自保，农民工成为首选对象。调查统计，全县春节前返乡回流的16172名农民工中，因企业裁员、减薪、关闭影响而回流人数为8860人，占全县回流农民工人数的54.7%，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35.6%。
二是受用工信息缺乏的`影响。很多人都是通过熟人介绍和自己找工作，有一部分人是看到别人在某一地方打工还可以，就随波逐流到那地方找工作。比如我县徐家坪镇75%的农民工集中在东南沿海务工，由于东南沿海企业破产倒闭，去南方务工的渠道减少，出现整个务工集体失业或返乡现象，而新的就业信息又未能掌握，导致滞留农村。
三是受务工技能缺乏的影响。调查的110名返乡农民工中，输出前接受技能培训的34人，占30.9%，未接受任何技能培训的76人，占69.1%。可见农民工大多务工技能欠缺，主要靠劳力、苦力务工，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形势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拒之门外。
四是受农村新政策的召唤。部分农民工通过在外务工已掌握了技术，有一定资本，特别是党的惠农强农政策的出台，在外务工与在家创业收入相差无几，他们选择了回乡创业。加之很多农民工本身就是灾后重建户，他们想抓住灾后重建的政策机遇，发家致富。
三、积极应对的几点建议。
一要强化宣传引导，帮助失业农民工理性对待回乡。要大力宣传党和政府促进农民工再就业的政策措施和典型事例，特别是宣传贯彻好扩大内需和促进农民工再就业的政策措施，营造全社会关注、关心、关爱农民工的浓厚氛围，让他们树立再就业或创业的信心，认识到目前的失业返乡是暂时的，防止出现返乡潮的“蝴蝶效应”，使大量农民工返乡或滞留，给农村维稳工作带来压力。
二要加强就业指导，搞好就业服务工作。建议创办公益性的职业介绍机构，扶持民间中介组织，探索建立培训、求职、就业、维权“四位一体”新机制。加强与用工方的联系与沟通，巩固长期合作的劳务输出基地，开辟北方地区务工基地。搜集相关用工信息，通过开展免费职业介绍服务、组织用工企业举办招聘会，搭建“返乡农民工网上就业”服务平台等措施，拓展农民工就业渠道。
三要开展就业培训，实现技能转型。实施“人人技能工程”，开展农民工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创业能力。加强与市内职业技术教育单位的合作，整合劳动、教育、扶贫等补助政策，统一印发免费培训券，由农民工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和个人意愿选择培训机构和培训时间，鼓励与用工单位联合培训，培训结束后发给培训证明或技能资质证明。对脱产进行全日制中等职业教育的返乡农民工免除一定费用，每年补贴一定生活费，提高农民工培训积极性。
四要大力支持农民工自主创业，发挥创业带动效应。建议出台农民工就业再就业优惠政策，特别是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新政策，如税收减免、工商缓减等方面优惠政策，实现“扶一业带就业”。鼓励农民工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对农民工自主创业者采取贷款财政贴息、直接补贴、扩大农村担保范围等方式解决资金难题，减小创业的困难、风险和盲目性，实现1人创业能带动3—5人就业的带动效应。同时要消除创业壁垒，降低创业门槛，为农民工创业营造良好环境。
五要新辟就业市场，增加失业返乡农民工转移就业岗位。发挥农村“蓄水池”吸纳就业作用，在新一轮农村改革及灾后重建中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紧抓天津援建略阳、“十天”高速公路建设等建设机遇，“合拍共振”大量使用我县农民工，切实使他们能够就地务工，增加收入。
六要进一步维护好外出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农民工权益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稳定问题，绝不容忽视。根据我县外出农民工多的实际，建议成立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中心，在乡镇劳动保障所设立农民工维权工作站，依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依法处理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案件。在农民工因拖欠报酬纠纷、工伤纠纷寻求法律援助时，劳动仲裁机构或法院立案要在费用上适当减免，在法律、政策范围内适当倾斜，对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者实施更严厉的惩处，为农民工就业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篇二
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比上年增加424万人，增长1.5%，增速比上年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本地农民工11237万人，比上年增加374万人，增长3.4%，增速比上年加快0.7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16934万人，比上年增加50万人，增长0.3%，增速较上年回落0.1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增量占新增农民工的88.2%。在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585万人，比上年减少157万人，下降1.1%。
（二）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最快，吸纳能力逐步增强。
从输出地看，东部地区农民工10400万人，比上年增加100万人，增长1%，占农民工总量的36.9%；中部地区农民工9279万人，比上年增加105万人，增长1.1%，占农民工总量的32.9%；西部地区农民工7563万人，比上年增加185万人，增长2.5%，占农民工总量的26.9%；东北地区农民工929万人，比上年增加34万人，增长3.8%，占农民工总量的3.3%。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快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农民工增量占新增农民工的43.6%。
从输入地看，在东部地区务工农民工15960万人，比上年减少48万人，下降0.3%，占农民工总量的56.7%；在中部地区务工农民工5746万人，比上年增加147万人，增长2.6%，占农民工总量的20.4%；在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5484万人，比上年增加275万人，增长5.3%，占农民工总量的19.5%；在东北地区务工农民工904万人，比上年增加45万人，增长5.2%，占农民工总量的3.2%。
（三）外出农民工增速继续回落，跨省流动农民工继续减少。
-20，外出农民工增速呈逐年回落趋势，增速分别为3.4%、3%、1.7%、1.3%、0.4%和0.3%。外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比重也由20的62.8%逐渐下降到2016年的60.1%。
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7666万人，比上年减少79万人，下降1%，占外出农民工的45.3%，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分区域看，东部地区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占17.8%，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中部地区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占62%，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西部地区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占52.2%，比上年下降1.3个百分点；东北地区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占22.9%，比上年下降2.3个百分点。
二、农民工基本特征。
（一）女性农民工占比继续提高，有配偶的占比提高。
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5.5%，女性占34.5%。其中，外出农民工中男性占68.3%，女性占31.7%；本地农民工中男性占62.8%，女性占37.2%。农民工中女性占比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本地农民工在农民工总量中占比继续提高，而本地女性农民工占比较高所致。
全部农民工中，未婚的占19.8%，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有配偶的占77.9%，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有配偶的占64.8%，比本地农民工低25.4个百分点，但占比提高较快。
（二）农民工年龄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近五成。
农民工仍以青壮年为主，但所占比重继续下降，农民工平均年龄不断提高。从平均年龄看，2016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9岁，比上年提高0.4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3.9%，比上年下降1.3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9.2%，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
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9.7%，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老一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3%。
（三）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
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3.2%，初中文化程度占59.4%，高中文化程度占17%，大专及以上占9.4%。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9.1%，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3.9%，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
（四）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比重小幅下降。
接受过农业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2.9%，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其中，接受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0.7%，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的占8.7%，均与上年持平；农业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都参加过的占6.5%，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其中，本地农民工接受过农业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0.4%，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接受过农业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5.6%，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
三、农民工就业。
（一）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下降明显。
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2.9%，比上年下降2.2个百分点。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30.5%，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9.7%，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6.7%，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2.3%，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1.1%，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
（二）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有所回落。
农民工月均收入3275元，比上年增加203元，增长6.6%，增速比上年回落0.6个百分点。分行业看，除制造业收入增速较上年提高，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增速与上年持平以外，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1.5、1.9、1.5和0.7个百分点。
（三）本地和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长较快。
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3572元，比上年增加213元，增长6.3%；本地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2985元，比上年增加204元，增长7.3%。本地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比外出务工农民工低587元，但增速比外出务工农民工高1个百分点。
分地区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454元，比上年增加238元，增长7.4%；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132元，比上年增加224元，增长7.7%；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117元，比上年增加153元，增长5.2%；在东北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063元，比上年减少42元，下降1.4%。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分别比在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务工的农民工高0.3、2.5和9.1个百分点。
四、农民工权益保障。
（一）超时劳动情况有所改善。
农民工年从业时间平均为10个月，月从业时间平均为24.9天，日从业时间平均为8.5个小时，均与上年持平。日从业时间超过8小时的农民工占64.4%，周从业时间超过44小时的农民工占78.4%，分别比上年下降0.4和1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日工作超过8小时和周工作超过44小时的比重比上年分别下降1.8和0.6个百分点，超时劳动情况改善比较明显。
（二）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下降。
2016年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为35.1%，比上年下降1.1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重为38.2%，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重为31.4%，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
（三）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下降。
2016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数为236.9万人，比上年减少38.9万人，下降14.1%。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为0.84%，比上年下降0.15个百分点。以来，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均在1%以下，但是年度之间有波动。-2015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分别为1%、0.76%和0.99%。其中，2015年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情况反弹，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比提高0.23个百分点。
2016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均拖欠11433元，比上年增加1645元，增长16.8%。其中，被拖欠工资的外出农民工人均拖欠11941元，比上年增加1249元，增长11.7%；被拖欠工资的本地农民工人均拖欠10518元，比上年增加1851元，增长21.4%。2016年被拖欠的工资总额为270.9亿元，比上年增加0.9亿元，增长0.3%；与2015年被拖欠的工资总额增长35.8%相比，拖欠情况出现好转。
从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几个行业看，2016年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分别为0.6%、1.8%、0.2%和0.4%，分别比上年下降0.2、0.2、0.1和0.3个百分点。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有所上升，2016年为0.6%，较上年上升0.3个百分点。
五、进城农民工居住状况。
（一）进城农民工的购房比例提高。
在进城农民工中，租房居住的农民工占62.4%，比上年下降2.4个百分点，其中租赁私房的农民工占61%，比上年下降1.9个百分点。购房的农民工占17.8%，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其中购买商品房的农民工占16.5%，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单位或雇主提供住房的农民工占13.4%，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以其他方式解决居住问题的农民工占6.4%，比上年提高2.6个百分点。购买保障性住房和租赁公租房的农民工不足3%。
（二）居住困难的进城农民工占比下降。
进城农民工人均住房面积为19.4平方米，与上年基本保持一致。其中，人均住房面积在5平方米及以下居住困难的农民工户占6%，比上年下降2.3个百分点；在6-15平方米的农民工户占37.4%，在16-25平方米的农民工户占25.5%，均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在26-35平方米的农民工户占12.6%，在36平方米以上的农民工户占18.5%，分别比上年下降1.1和0.9个百分点。
（三）进城农民工居住条件总体有所改善。
农民工户住房配备电冰箱和洗衣机的比重分别为57.2%和55.4%，分别比上年提高2.9和3.8个百分点；86.5%的农民工户住房有自来水，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77.9%的农民工户住房有洗澡设施，比上年提高2.8个百分点；69.6%的农民工户住房有独用厕所，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85.5%的农民工户能上网（计算机或手机），比上年提高7.1个百分点；18.6%的农民工户拥有汽车（生活和经营用车），比上年提高2.7个百分点。
六、进城农民工社会融合情况。
（一）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有待丰富。
在城市生活中，除家人外，进城农民工业余时间人际交往时，老乡占35.2%，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当地朋友占24.3%，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同事占22.2%，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其他外来务工人员占3.1%，比上年下降1.1个百分点；基本不和他人来往占12.7%，比上年下降1.6个百分点。
进城农民工业余时间主要是看电视、上网和休息，分别占45.8%、33.7%和29.1%。其中，选择上网和休息的比重分别比上年提高了2.7和0.9个百分点。选择参加文娱体育活动、读书看报的比重分别为6.3%和3.7%，分别比上年下降0.8和0.9个百分点；选择参加学习培训的比重仅为1.3%，与上年持平。
（二）权益受损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的进城农民工占比显著提高。
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62.4%的进城农民工想到的是找家人、亲戚帮忙，找老乡的占28.9%，找本地朋友的占24.7%，找单位领导或同事的占11.7%，找工会、妇联和政府部门的占6.8%，找社区的占2.3%。找家人、亲戚帮忙，找老乡和找本地朋友帮忙的农民工比重分别比上年提高0.7、1.1和1.4个百分点。当权益受损时，进城农民工选择解决途径依次是：36.8%与对方协商解决，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30.1%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比上年下降4.5个百分点；27.2%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比上年提高5.1个百分点。
（三）已就业进城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的占比提高。
从对工会组织的知晓情况看，已就业进城农民工中20.8%知道所在企业或单位有工会组织，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59.6%知道所在单位和企业没有工会组织，19.6%不知道自己所在企业或单位是否有工会组织。在知道自己所在企业或单位有工会组织的农民工中，53.8%的农民工加入了工会，比上年提高2.9个百分点；加入工会的进城农民工占已就业的进城农民工的比重为11.2%，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在加入工会的农民工中，经常参加工会活动的占21.3%，比上年下降1个百分点；偶尔参加的占62.1%，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没参加过的占16.6%，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
附注。
1.调查简介。
农民工监测调查：为准确反映全国农民工规模、流向、分布等情况，国家统计局建立农民工监测调查制度，在农民工输出地开展监测调查。调查范围是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村地域，在1527个调查县（区）抽选了8906个村和23.7万名农村劳动力作为调查样本。采用入户访问调查的形式，按季度进行调查。
农民工市民化调查：为准确反映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生活、居住状况和社会融合等基本情况，国家统计局2015年建立农民工市民化监测调查制度。调查范围是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镇地域，随机抽取了4.08万户进城农民工样本，由调查员使用手持电子采集终端（pda），直接入户面访的形式，每年10月开展年度调查。
2.主要指标解释。
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
本地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
外出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
进城农民工：指居住在城镇地域内的农民工。城镇地域为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划分的区域，与计算人口城镇化率的地域范围相一致。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0个省（市）。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省。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自治区）。
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3个省。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篇三
根据抽样调查结果，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增长1.9%。不过，自2010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2011年、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1.0个、0.5个、1.5个和0.5个百分点。
分年龄段看，青壮年劳动力是农民工的主力群体。数据显示，21岁至40岁的农民工占53%，41岁至50岁占26.4%，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7.1%。不过，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继续下降，由2010年的65.9%下降到2014年的56.5%，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35.5岁上升到38.3岁。
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40岁以下农民工占比的下降。
“未来40岁以下农民工比重可能会继续下降，对于制造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加快技术改造升级，尽量避免对廉价劳动力形成依赖。”李佐军说。
从农民工的流向分布情况看，西部地区吸纳能力继续增强。“西部地区吸纳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升，对于推动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李佐军分析说，随着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一大批产业企业将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将使中西部地区增加就业岗位，也会吸引一部分农民工流向西部，这有利于扩大中西部地区的消费，对城镇化的发展形成支撑。
报告显示，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从业的比重为56.6%，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农民工在第三产业从业的比重为42.9%，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吸纳农民工的能力增强，也是我国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表现。”李佐军表示，当前，三产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而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明显强于二产，这也导致了更多农民工流向第三产。
报告还显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864元，比上年增加255元，增长9.8%。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各行业农民工收入均保持增长，但农民工工资拖欠额上升较多，“五险一金”参保率仍然有待提高。2014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为9511元，比上年增加1392元，增长17.1%。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篇四
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增长1.9%。其中，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比上年增加211万人，增长1.3%;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增加290万人，增长2.8%。
(二)农民工总量增速继续回落。
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详见下图)。、、和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1.0、0.5、1.5和0.5个百分点。20、20、20和2014年外出农民工人数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2.1、0.4、1.3和0.4个百分点。近三年本地农民工人数增速也在逐年回落，但增长速度快于外出农民工增长速度。
(三)西部地区农民工数量增长快于其他地区。
按输出地分，东部地区农民工10664万人，比上年增加210万人，增长2.0%，东部地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38.9%;中部地区农民工9446万人，比上年增加111万人，增长1.2%，中部地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34.5%;西部地区农民工7285万人，比上年增加180万人，增长2.5%，西部地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26.6%。西部地区农民工增长速度分别比东部、中部地区高出0.5和1.3个百分点。
二、农民工基本特征。
(一)六成以上为男性农民工。
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7.0%，女性占33.0%。其中，外出农民工中男性占69.0%，女性占31.0%;本地农民工中男性占65.1%，女性占34.9%。
(二)年轻农民工比重逐年下降。
分年龄段看，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20岁占3.5%，21-30岁占30.2%，31-40岁占22.8%，41-50岁占26.4%，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7.1%。调查资料显示，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继续下降，由20的65.9%下降到2014年的56.5%，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35.5岁上升到38.3岁。
(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比例增加。
高中及以上农民工占23.8%，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的占26%，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高中及以上的占21.4%，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
(四)接受技能培训的比例提高。
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4.8%，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其中，接受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2%，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的占9.5%，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农业和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都参加过的占6.8%，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分性别看，男性农民工接受过农业和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6.4%，女性占31.4%。分年龄看，各年龄段农民工接受培训比例均有提高。
(一)西部地区吸纳能力继续增强。
在全部农民工中，16425万人在东部地区务工，比上年增加251万人，增长1.6%;5793万人在中部地区务工，比上年增加93万人，增长1.6%;5105万人在西部地区务工，比上年增加154万人，增长3.1%。在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增速较快，主要由于就近就地转移加快。与上年相比，西部地区本地农民工增长了4.1%。
(二)跨省流动农民工比重有所提高。
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7867万人，比上年增加129万人，增长1.7%，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46.8%，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18.3%跨省流动，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外出农民工62.8%跨省流动，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53.9%跨省流动，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
(三)流入地级以上城市的农民工比重继续上升。
在外出农民工中，流入地级以上城市的农民工10885万人，占64.7%，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其中，8.1%流入直辖市，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22.4%流入省会城市，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34.2%流入地级市，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跨省流动农民工77%流入地级以上大城市，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省内流动农民工53.9%流入地级以上大城市，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
(一)农民工在第三产业从业的比重提高。
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从业的比重为56.6%，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农民工在第三产业从业的比重为42.9%，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1.4%，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农民工比重为6.5%，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6.0%，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
(二)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从业比重提高明显。
中部地区从事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主要是从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提高。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占13.2%，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占6.5%，分别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第三产业比重提高，主要是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提高。其中，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农民工占8.7%，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占8.3%，分别比上年提高0.5和0.2个百分点。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篇五
(一)农民工总量增加，增速继续回落。
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农民工总量为27747万人，比上年增加352万人，增长1.3%。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20、20和20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0.5、1.5、0.5和0.6个百分点。
农民工总量及增速。
(二)本地农民工增长较快，占比提高。
从农民工构成看，本地农民工10863万人，比上年增加289万人，增长2.7%。外出农民工16884万人，比上年增加63万人，增长0.4%。本地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39.2%，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
(三)中部地区农民工数量增长快于其他地区。
从输出地看，中部地区农民工9609万人，比上年增加163万人，增长1.7%，占农民工总量的34.6%;东部地区农民工10760万人，比上年增加96万人，增长0.9%，占农民工总量的38.8%;西部地区农民工7378万人，比上年增加93万人，增长1.3%，占农民工总量的26.6%。中部地区农民工增长速度分别比东部、西部地区高0.8和0.4个百分点。
二、农民工基本特征。
(一)女性农民工比例有所提高。
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6.4%，女性占33.6%。其中，外出农民工中男性占68.8%，女性占31.2%;本地农民工中男性占64.1%，女性占35.9%。农民工中女性比例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本地农民工在农民工总量中占比提高，而本地农民工女性比例较高所致。
(二)青壮年农民工比重继续下降。
农民工仍以青壮年为主，但所占比重继续下降，农民工平均年龄不断提高。从平均年龄看，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8.6岁，比上年提高0.3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5.2%，比上年下降1.3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7.9%，比上年上升0.8个百分点。
(三)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
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1%，小学文化程度占14%，初中文化程度占59.7%，高中文化程度占16.9%，大专及以上占8.3%。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7.9%，比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2.6%，提高1.2个百分点。
(一)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比例提高。
从输入地看，在中部地区务工农民工5977万人，比上年增加184万人，增长3.2%，占农民工总量的21.5%，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在东部地区务工农民工16489万人，比上年增加64万人，增长0.4%，占农民工总量的59.4%，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5209万人，比上年增加104万人，增长2%，占农民工总量的18.8%，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
(二)跨省流动农民工比上年减少。
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7745万人，比上年减少122万人，下降1.5%，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45.9%，比上年减少0.9个百分点。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17.3%跨省流动，比上年下降1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外出农民工61.1%跨省流动，下降1.7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53.5%跨省流动，下降0.4个百分点。
(三)流入地级以上城市的农民工比重继续上升。
在外出农民工中，流入地级以上城市的农民工11190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66.3%，比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其中，8.6%流入直辖市，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22.6%流入省会城市，提高0.2个百分点;35.1%流入地级市，提高0.9个百分点。跨省流动农民工80%流入地级以上大中城市，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省内流动农民工54.6%流入地级以上大中城市，提高0.7个百分点。
四、农民工就业。
(一)在第三产业就业农民工比例提高。
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从业的比重为55.1%，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31.1%，下降0.2个百分点;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21.1%，下降1.2个百分点。农民工在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为44.5%，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1.9%，提高0.5个百分点;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0.6%，提高0.4个百分点。
(二)在中西部地区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提高较快。
在中、西部地区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提高，分别比上年提高1.9和3.1个百分点，主要是从事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提高。其中，在中部地区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占13.9%，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占11.5%，分别比上年提高0.7和0.6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占14.8%，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占12.9%，分别比上年提高1.7和1.1个百分点。
(三)本地农民工从事制造业比重上升，从事建筑业比重下降明显。
本地农民工从事第二产业的比重为49.9%，比上年下降1.2个百分点。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占27.7%，提高0.2个百分点;从事建筑业的占19.4%，下降1.3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从事第二产业的比重为60.2%，比上年下降1.6个百分点。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占34.4%，下降0.6个百分点;从事建筑业的占22.8%，下降0.9个百分点。
(四)受雇就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上升。
受雇方式就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83.4%，自营就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6.6%，受雇就业农民工比重较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其中，本地农民工中受雇就业的比重为72.8%，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中受雇就业的比重为94.1%，提高0.2个百分点。
五、农民工收入。
(一)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有所放缓。
农民工人均月收入3072元，比上年增加208元，增长7.2%，增速比上年回落2.6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6.7、4.4、2.2和4.1个百分点。
(二)在东部地区的农民工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分地区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213元，比上年增加247元，增长8.3%;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2918元，比上年增加157元，增长5.7%;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2964元，比上年增加167元，增长6%。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分别比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高2.6和2.4个百分点。
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3359元，比上年增加251元，增长8.1%;本地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2781元，比上年增加175元，增长6.7%。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比本地务工农民工高578元，增速比本地务工农民工高1.4个百分点。
外出农民工月均生活消费支出人均1012元，比上年增加68元，增长7.2%，比上年加快1.4个百分点。其中，居住支出人均475元，比上年增加30元，增长6.7%;居住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6.9%，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分区域看，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生活消费支出增长快于中部地区，且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居住支出增长最快。
(二)在地级以上城市务工生活消费支出增长较快。
分城市类型看，外出农民工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务工的月均生活消费支出人均为1106元，比上年增长8.4%;在地级市务工的月均生活消费支出人均1043元，增长7.7%;在小城镇务工的月均生活消费支出人均为892元，增长4.5%。在地级以上城市务工的外来农民工居住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比重与上年基本持平，在小城镇务工的外来农民工居住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
(三)独立租房、购房、早出晚归农民工比重上升。
外出农民工中，在单位宿舍居住的占28.7%，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在工地工棚居住的占11.1%，下降0.6个百分点;在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占4.8%，下降0.7个百分点;与他人合租的占18.1%，下降0.3个百分点;独立租赁居住的占18.9%，提高0.4个百分点;乡外从业回家居住的占14%，提高0.7个百分点;在务工地自购住房的农民工比例为1.3%，提高0.3个百分点。
(四)得到雇主(或单位)提供免费宿舍或住房补贴的农民工减少。
外出农民工中，从雇主或单位得到免费住宿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46.1%，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从雇主或单位得到住房补贴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7.9%，下降0.7个百分点;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的比重为46%，提高1.4个百分点。
七、农民工权益保障。
(一)超时劳动情况有所改善。
外出农民工年从业时间平均为10.1个月，比上年增加0.1个月。外出农民工月从业时间平均为25.2天，日从业时间平均为8.7个小时，均较上年略有下降。日从业时间超过8小时的农民工占39.1%，周从业时间超过44小时的农民工占85%，分别比上年下降1.7和0.4个百分点。
(二)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下降。
年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为36.2%，比上年下降1.8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重分别为39.7%和31.7%，分别比上年下降1.7和1.6个百分点。农民工签订一年以下短期劳动合同的情况有所改善，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
(三)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提高。
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分地区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0.8%，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1.5%，提高0.3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1.3%，提高0.2个百分点。
2015年建筑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2%，较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高于其他农民工集中的行业。制造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0.8%，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0.7%，提高0.2个百分点。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均为0.3%，与上年持平。其他行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四)人均被拖欠工资有所上升。
2015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为9788元，比上年增加277元，增长2.9%。其中，被拖欠工资的外出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为10692元，比上年增加79元，增长0.7%;被拖欠工资的本地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为8667元，比上年增加519元，增长6.4%。
附注。
为准确反映全国农民工规模、流向、分布等情况，国家统计局20建立农民工监测调查制度，在农民工输出地开展监测调查。调查范围是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村地域，在1527个调查县(区)抽选了8906个村和23.6万名农村劳动力作为调查样本。采用入户访问调查的形式，按季度进行调查。
2.主要指标解释。
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
本地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
外出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市)。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省。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自治区)。
3.说明。
本报告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在农民工输出地(农村地域)开展的农民工监测调查。该调查是以农村住户为调查对象，通过访问农村住户中的户主或了解情况的家庭成员获得农民工的有关情况，能准确反映农民工的总量及流向分布;但对于外出农民工本人在外工作及生活的各种情况的反映，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差。为准确反映农民工市民化现状，2015年国家统计局在城镇地域范围开展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该调查是以农民工为调查对象，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内容，直接向农民工调查相关情况。有关农民工参加社保的情况，将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结果一起发布。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篇六
虽然距离秋收还有一段时间，在苏州打工的阳谷农民郝庆栾却提前回家了。“这阵子没活干，单位放了几天假。”8月31日，郝庆栾告诉经济导报记者，以前他总在秋收的时候请假才能回来，像今年放假的情况是他打工十来年的第一次。
郝庆栾还只是暂时放假几天，吴磊夫妇却是长久地回去了，“单位倒也没辞退我们，可一个月块钱的工资真的没法再干了，孩子上学加上房租和生活，每个月都紧巴巴的。”
由于回家后没有了其他收入来源，吴磊打算秋收后把承包出去的土地收回来，“总得吃饭吧。”
其实，像吴磊这样返乡的民工并不是个例。经济导报记者采访了解到，近两年国内经济不景气，农民工赚钱难。很多进城农民工，由于找不到活干或者收入太低，选择了返乡。虽然部分人回乡后选择了创业，但大多数人还是要靠种地为生，一些此前流转出去的土地开始回流。
把租出去的土地收回来。
郝庆栾说，他工作的企业主要生产石油矿业开采相关产品，受国际油价影响较大。
今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低位运行，致使行业不景气，薪水待遇不如往年，“原来一个月一般都能拿到7000多元，现在也就5000元多点。”郝庆栾说。
由于郝庆栾是自己在外打工，即便每个月少收入2000元，省吃俭用每个月还能有3000余元的结余。吴磊夫妇就有些捉襟见肘了，“我们好的时候一个月差不多4000元，两人近8000元，带着孩子在城市生活也过得去，现在4000元工资支撑一家三口也就勉强够用。”吴磊说，城市物价越来越贵，企业却没有好转迹象，“老板虽说没辞人，但工资越来越低，现在每月只有2000元，逼得你自己就走了。”
人回来了，没有收入怎么办?吴磊决计把承包出去的土地要回来，“说起来也不太好意思，当时说的是5年，现在才过了3年就要过来，这也是没办法，要不咋吃饭。”
“前几年大家出去打工，争着往外租地，现在在外面挣不到钱了，回来也没啥活好干，很多人都要回了自己的地。”种植大户修勇告诉经济导报记者，今年他租种的土地就有三户收了回去，“当初都是口头约定，再说乡里乡亲的，也不好不给。”
吴磊因为回家要拿回土地，郝庆栾也打算明年到期后把租出去的土地收回来。“现在种地有补贴不说，耕种起来也不太费劲。”郝庆栾对经济导报记者表示，现在耕种和收获都是机械化，日常管理也不需要费太大力气，“以前浇地，家里没有壮劳力根本不可能完成，现在的小农水工程很是便利，卡一刷地就浇了。”
促使郝庆栾收回土地的另一原因是土地出让金的降低。“原来一亩地1000元/年，现在600元。”
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徐俊忠表示：“以往土地流转过程中，流转合同签订不规范或根本没有签合同的.现象并不少见。受经济不景气影响，农民工返乡生计压力的加大使得他们更加关注土地问题。”
虽然返乡农民增多，但农民工数量仍然增长。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20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年农民工总量为27747万人，比上年增加352万人，增长率1.3%。
不过，从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至2015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1.0、0.5、1.5、0.5、0.6个百分点。同期，本地农民工人数增速快于外出农民工增速，显示农民工留在本地打工的人数增长速度比外出打工要快。
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数据显示，随着城镇化加速推进，“十三五”时期每年还会有近300万的农业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
农民工返乡带来新的就业需求和创业需求。据国家发改委的数据，近年来，返乡农民工成为农民工创业主体。如2015年返乡创业农民工人数达到242万，共创办26.07万家小微企业。截至2015年底，创业的农民工累计注册个体工商户2505万个、农产品(000061,股吧)加工企业40多万家、休闲农业经营主体180万家、农民合作社147.9万家。这其中，有70%是由返乡农民工创办的。
虽然返乡创业增多，不过，近两年经济下行、工业不景气、传统小农经济效益不高、三四线城市扩张降速等因素，都对农民工就近就业有负面影响。“基本上在家闲着，偶尔打一些零散的小工。”修勇这样形容大多数返乡农民工的现状。
“返乡农民工收回土地是出于对生计的担忧，他们对于收回土地后重新务农的积极性并不太高，要是有机会他们还是会继续回城找工作。”修勇认为，农民工重新就业是关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创办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小微企业，这有利于让众多创业创新主体、资源参与发展，带动农民就近转移就业、利用农闲时间充分就业。同时，也改变了大企业与小微企业结构失衡的状况，增强了经济弹性。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篇七
在全部农民工中,16425万人在东部地区务工,比上年增加251万人,增长1.6%;5793万人在中部地区务工,比上年增加93万人,增长1.6%;5105万人在西部地区务工,比上年增加154万人,增长3.1%。在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增速较快,主要由于就近就地转移加快。与上年相比,西部地区本地农民工增长了4.1%。
(二)跨省流动农民工比重有所提高。
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7867万人,比上年增加129万人,增长1.7%,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46.8%,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18.3%跨省流动,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外出农民工62.8%跨省流动,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53.9%跨省流动,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
(三)流入地级以上城市的农民工比重继续上升。
在外出农民工中,流入地级以上城市的农民工10885万人,占64.7%,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其中,8.1%流入直辖市,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22.4%流入省会城市,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34.2%流入地级市,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跨省流动农民工77%流入地级以上大城市,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省内流动农民工53.9%流入地级以上大城市,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
四、农民工就业。
(一)农民工在第三产业从业的比重提高。
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从业的比重为56.6%,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农民工在第三产业从业的比重为42.9%,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1.4%,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农民工比重为6.5%,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6.0%,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
(二)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从业比重提高明显。
中部地区从事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主要是从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提高。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占13.2%,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占6.5%,分别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第三产业比重提高,主要是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提高。其中,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农民工占8.7%,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占8.3%,分别比上年提高0.5和0.2个百分点。
(三)自营方式就业的农民工比重提高。
2014年,受雇就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83%,自营就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7%,自营就业农民工比重较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
五、农民工收入。
(一)各行业农民工收入均保持增长。
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864元,比上年增加255元,增长9.8%。分行业看,各行业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均保持增长,增长较快的是制造业、建筑业与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二)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收入增长较快。
分地区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966元,比上年增加273元,增长10.2%;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761元,比上年增加227元,增长9%;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797元,比上年增加246元,增长9.6%。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增速分别比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高1.2和0.6个百分点。
(一)农民工在外务工生活消费支出增长。
外出农民工月均生活消费支出人均944元,比上年增加52元,增长5.8%。外出农民工月均居住支出人均445元,比上年减少1.8%,居住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7.1%,比上年下降3.6个百分点。
(二)工地工棚和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农民工比重下降。
外出农民工中,在单位宿舍居住的占28.3%,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在工地工棚和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占17.2%,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租赁住房的占36.9%,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乡外从业回家居住的农民工占13.3%,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在务工地自购房的农民工占1%,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自购房农民工比例提高,主要是在小城镇自购住房的农民工增加。在自购房农民工中,在小城镇购房的农民工占49.1%,比上年提高2.7个百分点。
(三)从雇主或单位得到住房补贴的农民工增加。
外出农民工中,从雇主或单位得到免费住宿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46.8%,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从雇主或单位得到住房补贴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8.6%,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的比重为44.6%,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
七、农民工权益保障。
(一)超时劳动和签订劳动合同情况变化不明显。
外出农民工年从业时间平均为10个月,月从业时间平均为25.3天,日从业时间平均为8.8个小时,较上年变化不大。日从业时间超过8小时的农民工占40.8%,较上年略有下降,但周从业时间超过44小时的农民工占85.4%,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2014年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为38%,与上年基本一致。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篇八
202x年2月。
农村、乡镇、就业办事处等地方。
采用收集材料、电话、网聊、面谈等方式进行调查。
了解农民工获取法律知识及法律援助的途径，深入剖析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成为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同程度地受到侵犯，其主要原因是农民工法律素质普遍较低，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针对这一问题，我在20xx年春节期间，对灵璧县的农民工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查。
通过调查灵璧县外出的农民工在外主要涉及建筑业、餐饮服务、批发零售、车辆修理、轻工业等行业。
调查结果与分析：
调查显示，电视、广播、报刊、杂志这些传统媒体仍然是农民工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占到了被调查人数的54.64%；通过法制宣传橱窗获取法律知识的农民工占到了总数的25.24%；以互联网为载体获得法律知识的农民工只占到了总数的1.6%。
在农民工认为在哪里咨询法律问题比较可靠这一问题上，有48%的人选择了政府相关部门，44%的人选择了法律服务所，33%的人选择了律师事务所，还有13.5%的人选择了熟人介绍。
在有效解决法律问题途径这一项目上，有66.51%的人选择了依法解决，另外还有9.57%的人选择了上访，这说明大部分农民工已有了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而少部分把上访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也符合当前社会的实际。
在农民工是否了解法律援助具体条件的问题上，有84.07%的人选择了了解一些。有85.64%的被调查者认为，当他们需要法律帮助时很方便或比较方便。此外还有89.84%的农民工认为他们能够或有时能在社区获得法律帮助。
1、农民工分布较广、流动性大、居住分散、难以集中，这些特性给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特别是外出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比较薄弱，存在不少盲点。
2、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还处在初始和尝试阶段，没有形成制度化和规范化。
3、由于缺乏有效的经费保障，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受到限制，加之其他主客观因素，造成宣传形式单一，特别是对外出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没有更好的办法，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一个重点。
4、个别单位和部门领导重视程度不够，认识不到位，没有将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摆上重要位置，也没有将其列入年度普法计划，致使此项工作开展的力度不大。
5、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教育对象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宣传效果。
6、虽然建立了目标责任，但各部门的工作力度不尽相同，因此，在加强领导、健全机制，加强各部门密切配合、总结推广经验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7、工作发展不平衡，部分用工单位对在农民工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认识不足，热情不高，目前宣传教育工作主要集中在建筑工地、规模较大的工厂等农民工较集中的企业，分散在个体商业、服务业、私营企业的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比较薄弱。
调查中，62.44%的被调查者认为建筑工地农民工最需要接受法律帮助，在外经商人员占23.08%，这说明建筑工地农民工人员较集中，有些共性问题，最需要得到法律帮助。
在农民工最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上，有43.72%的人认为是拖欠工资问题，另有24.02%及21.26%的人认为是劳动时间过长和用工单位待遇过低。
调查建议：
建立健全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机制,实现对辖区内农民工的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协调，形成政府指导、法制宣传教育部门协调、各主管部门具体组织、各企业保证落实的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的格局。建议建立各职能部门组成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例会制度，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定期交流研讨，把握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探求开展工作的新机制、新途径。协调解决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出现的问题，注重开展对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理论研究，以引导农民工的法制教育工作适应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普法主管部门负责领导机构的日常工作，对每一时期的具体工作制定方案，协调、督促和检查。要加强对本辖内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协调、督促和检查，共同推进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逐步形成和完善层级负责、上下联动的工作网络。
一是普法部门要联合各相关职能部门定期开展“送法进企业”、“送法进乡村”等活动，适时组织普法讲师团巡回进行法制演讲；二是注重整合社会资源，充分发挥法律专业人士、法律志愿者的作用，鼓励法律职业工作者在承接农民工法律服务时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倡导律师事务所自主为农民工举办各种类型的法制讲座；三是充分发挥各级调解组织及法律援助机构的作用，将人民调解与法律援助、法律服务相结合，及时调处农民工因工伤、劳资、人身伤害等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维护其合法权益；四是及时总结推广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典型经验，表彰先进，带动后进，确保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在农民工之中扎实、有成效地开展。
企业自身要发挥内部党、团、工会组织的作用，加强企业内部普法的组织领导，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普法宣传，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促进企业健康发展。要建立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制教育培训制度，制定企业普法五定、一考制度，即定目标、定人员、定形式、定内容、定时间，统一培训后进一步进行考试的制度。同时制定培训细则、学法制度、签到制度、作息制度等，保证企业法制教育培训工作真正落到实处。要依靠和发挥企业自身的宣传资源，利用已有的墙报、专栏、展板、内部刊物、内部网络开展法制教育，形成人人学法、讲法的氛围。努力探索依托企业内部法律顾问室、调解组织促进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内部的法制部门，以及受聘担任法律顾问的律师在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的作用。建立企业工会维权制度，通过职代会，依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把评选“学法先进”同评选“名牌员工”、“守法员工”“优秀农民工”、“杰出青年”等活动结合起来，激励广大农民工自觉学法用法，不断奋发向上。
管部门具体协调，行业协会和有关职能部门组织实施。各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与政府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对企业主的法制宣传工作，积极引导企业主遵纪守法、依法决策、依法经营。
按照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谁聘用谁负责”的原则，将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融入社会治安、劳动用工、计划生育、卫生管理于一体的管理责任制，将责任落实到相关的部门和相应的用工单位中。在教育内容上，选择与其工作生活相关，以及维护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诉讼法基本知识；在教育形式和组织方法上，可以因地制宜，灵活多样。要抓好农民工的法律培训工作，劳动部门在用工单位招聘人员时要把好就业前的培训关，在岗前培训时组织学习《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用工单位也要将法律学习融入各项业务培训活动中，如经营培训、管理培训、市场培训、策划培训，使农民工在接受业务培训过程中逐步接受法律知识，使农民工掌握与自身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知晓解决法律问题、寻求法律帮助的渠道和方法。满足农民工的学法需求。同时，做好农民工的维权工作，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经过本次调查，我们发现，农民工群体的法律素质水平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还比较大。在今后的“七五”普法工作中，应定期举办“法律进工地”活动，宣传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使普法教育经常化、多样化。整合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等司法行政职能，简化程序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建立工地民调组织，法律宣传与法律服务相结合，积极引导农民工依法维权，理性表达利益诉求。针对农民工法律知识需求量大的特点，在对农民工普法的工作中，要加大法律知识覆盖面，在过去的劳动法、民事法律法规等传统普法内容上加大与农民工工作、生活更加贴近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由于用工单位劳动时间过长及待遇过低等问题已开始凸现，今后的工作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对农民工合理合法讨要拖欠工资的宣传教育之外，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用工单位的宣传教育，提高用工单位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自觉性。
通过对返乡农民工的法律知识宣传工作的调查，综合灵璧县的情况，参看调查数据，我认为整个情况暂不严重，但可能会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深化而趋向严重，不可掉以轻心，必须积极应对。我们要看到这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情况，要努力变不利为有利，化危机为转机，确保农民工就业与增收不受影响，并借此促进现代农业和打工经济的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篇九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05月28日第04版）。
本报北京5月27日电（记者潘旭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亿人，收入较去年明显增加。但专家认为，农民工的诸多权利尚未得到有效保障，农民工融入城市还需翻越层层制度障碍。
“报告”根据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增长3.9%。其中，本地农民工9925万人，增加510万人，增长5.4%。
关于农民工流向，报告显示，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较快增长，而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比重下降。对此，“报告”认为，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务工生活开支较大、收入结余少，因此农民工更倾向选择就近就业。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告诉本报记者，这是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结果。
此外，去往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农民工比重下降，去往地级市的农民工比重提高。王春光认为这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格局，地级市的枢纽作用凸显。
【增收源于市场而非政策】。
“报告”指出，在直辖市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2561元，比上年增加259元；在省会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月收入水平2277元，增加236元；在地级市和县级市务工的农民工月收入水平分别为2240元和2204元，分别增加229元和222元。
在收入提高的同时，拖欠工资状况继续改善。“报告”表示，从近几年调查数据看，被雇主或单位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例逐年下降，解决和遏制农民工工资拖欠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
“农民工收入增加明显，”王春光说，“但是增收是得益于市场压力，而不是政策环境的改善。”王春光认为，农民工的权利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改善不明显。
“报告”印证了王春光的观点：四成外出农民工雇主或单位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外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水平有所提高，但总体仍然较低。
【出路是实施综合改革】。
“一道无形的墙，让我融入不了城市生活，就像两个世界的人。”在甘肃兰州打工的李真同说。工资及时领到了，收入明显增加了，但是不少农民工发现，当初设想的幸福并未如期而至，迎面横陈的是一道道制度的高墙。
“要让农民工融入城市，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发展权，就要改善对农民工的政策环境，就必须对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财政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四方面进行总体设计，综合改革。”王春光这样建言。
王春光解释说，中国户籍制度经过一系列的改革，现在已经到了取消的时候了；农村必须通过土地制度改革，让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享有同等的市场待遇；财政体制的改革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地方政府无法拿出更多的资金解决农民工的住房、子女教育等问题；社保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城乡统筹。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篇十
根据抽样调查结果，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增长1.9%。不过，自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20、和2014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1.0个、0.5个、1.5个和0.5个百分点。
分年龄段看，青壮年劳动力是农民工的主力群体。数据显示，21岁至40岁的农民工占53%，41岁至50岁占26.4%，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7.1%。不过，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继续下降，由20的65.9%下降到2014年的56.5%，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35.5岁上升到38.3岁。
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40岁以下农民工占比的下降。
“未来40岁以下农民工比重可能会继续下降，对于制造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加快技术改造升级，尽量避免对廉价劳动力形成依赖。”李佐军说。
从农民工的流向分布情况看，西部地区吸纳能力继续增强。“西部地区吸纳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升，对于推动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李佐军分析说，随着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一大批产业企业将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将使中西部地区增加就业岗位，也会吸引一部分农民工流向西部，这有利于扩大中西部地区的消费，对城镇化的发展形成支撑。
报告显示，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从业的比重为56.6%，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农民工在第三产业从业的比重为42.9%，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吸纳农民工的能力增强，也是我国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表现。”李佐军表示，当前，三产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而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明显强于二产，这也导致了更多农民工流向第三产。
报告还显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864元，比上年增加255元，增长9.8%。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各行业农民工收入均保持增长，但农民工工资拖欠额上升较多，“五险一金”参保率仍然有待提高。2014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为9511元，比上年增加1392元，增长17.1%。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篇十一
农民工城市边缘人的角色注定了其问题的复杂性，作为具有复杂社会背景的特殊群体，数目庞大的农民工权利的实现程度和生活状况的改善程度无疑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农民工群体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在目前的学术界，我们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在身份的界定上存在着二元性，即他们既有农民身份又有工人身份，有工人之实却无工人之名。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很多应有的权利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为了切实调查农民工实际的生存状况和权利实现情况，20xx年1月、2月、7月和8月，笔者利用寒暑假时间，组织学生在山东、河南、甘肃、陕西、山西、新疆等省、自治区进行了农民工生活和工作状况的调研，调研采用了问卷调查的形式，由于选取的学生都有充分的条件接触到农民工群体（如家人或亲戚是农民工），所以，问卷的回收率和有效问卷所占的比例都很高，共发放问卷350份，有效回收329份，有效回收率为94%。这一调查虽不足以反映我国农民工的整体状况，但整个调研完全是一种纯民间的行为，且学生们的参与热情和责任感都很强，因此，通过对这些问卷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关农民工的更接近真实的信息，为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提出思考。在此，也感谢我同事杨洪晓，学生郑扬、薛泽林、范才营、侯莉媛、李莉、王苗苗等为该调研所做的贡献。
被调查的群体既有第一代农民工，也即年龄较大的部分，其年龄一般在35岁以上。也有新生代的农民工，也即比较年轻的那部分群体，年龄在20岁到30之间。其文化程度也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特点，初高中比例相对较高，占到了总数的45%，中专以上的有38。8%。分析认为，这些拥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应该多属于第二代农民工，也即农村里那些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后因升学无望而辍学的年轻一代，他们直接告别乡村，进城进厂打工以挣钱补贴家用或为自己未来积蓄资本。从总体上来说，现代的农民工群体其文化素质是要高于改革开放之初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表现在学历相对较高，对新事物、新观念接受能力更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更为开放。从收入角度来看，月收入大多集中在1000—3000之间，其比例高达76。1%，收入在3000元以上比例只占到了9。2%。这就反映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收入水平不高、经济地位较低的现状。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在第一代农民工逐步退潮之际，新一代的农民工大多是刚刚开始在城市的打拼历程，因技术、人脉等各种原因，致使这一代年轻的群体收入水平不会太高，也拉低了农民工群体的总体收入水平。
对于农民工的工作状况，我们立足于对农民工进城后的职业性质、工作报酬、工作时间等几个维度进行分析。在关于农民工职业状况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有18。8%的人选择了建筑业，有10%的人选择了文教卫生，12。5%的人选择了批零贸易和餐饮业，选择其他选项的占到了总数的30%。可以看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还是处于低端层次，行业水平不高。由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工作流动性较大，更换工作的频率较高，其行业性质呈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特征，也正是由于这种不稳定性导致了很多农民工对自己的行业界定存在模糊，进而使得他们在被问及自己的行业性质时，“其他”这一选项所占比例较高。从劳动时间上来看，每周的工作时间在45小时以下的占到了12。5%，45—55小时与55—65小时的均为28。8%，而65个小时以上的比例则为30%。根据国家劳动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加班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由此可见，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是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的，他们是在为城市的发展和低廉的工资而透支着自己的劳动力。考虑到其收入情况，对比之下就不难发现，农民工群体的付出与所得也是远远不成比例的。
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决定了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活中注定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故其权利的保障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道德问题。在调查中，我们从经济权、健康权、社会保障权等三个角度出发，对农民工的权利的实现状况进行调查。
首先，从劳动合同的情况来看，63。7%的人是没有正式的书面合同的，这其中，甚至有17。5的人连跟用人单位基本的口头约定都没有。这是因为农民工大多是依靠亲戚、朋友、熟人、同村人的关系而“跟随”进城或进厂，亲友之间的信任取代了他们之间的法律承诺。甚至他们会认为提出签订劳动合同有伤情面，但是这种非正式的、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非契约性约定是没有坚实的维权根据的。在随后的调查中就可以发现，工资曾经被拖欠的农民工达到了总数的63。8%。其中的20%甚至是经常性的被拖欠。而在维权手段上，51。3%的人选择了协商、调解，忍气吞声的占到了总数的25%，为第二大比例。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只有18。8%，甚至有少数人采取了暴力解决的途径。可以认为，农民工群体的经济权利并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其法制维权意识有待提升，维权手段有待改进，维权途径有待完善。从健康状况的角度来看，生病了会去医院的人只有31。3%，43。8%的人选择了“只有重病的时候才会去医院”。甚至有人即使在重病的情况下也只是靠买点药硬撑过去。由此可见，农民工的生命健康权无疑是处在被忽视的地步，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无法参加城市医疗保障的农民工群体只能在医院高昂的医疗费用面前望而却步。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有35%的人选择了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险，在剩下的65%的群体中，医疗保险与工伤保险明显较为突出，前者为总数的53。3%，后者为28。8%。但是在现实中，农民工所参加的医疗保险大多属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范围，也就是其参保的地域仍然是其出生的乡村，这种状况下的医疗保险并不能减轻其在城市的医疗负担。至于工伤保险，参与者也多为第二代农民工，因为相对父辈而言，其风险意识相对较高，但是其参加比例却仍然较低。
作为城市的“外来者”，农民工在城市中对自身地位如何界定，城市生活给他们带来的总体感受无疑是在探讨农民工问题的过程中绕不开的重要环节，根据我们关于农民工与城里人关系的调查。在与城市人的关系上问题上，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不好不坏”这一选项（53。8%），相处融洽的人占到了37。5%的比例，只有少数人选择了不协调。但是从城市地位的自我感知这一角度来看，大多数人却依然有较大的失落感（37。5%），认为自己得到不公平待遇的占到了28。8%，为所有选项中的第二大比例。还有少数人认为城市人看不起自己。也就是说，虽然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可以跟城里人在生活上可以比较融洽的相处，但是这种表面的和谐并不能改变他们心中的巨大落差。也反映出进城的农民工在忍受着经济压力的同时也要忍受着被歧视的心理压力，有学者也同时把城里人的歧视以及农民工务工的心理落差视为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心理成本”。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从家庭顾虑、居住条件、子女问题、现实困难等四个角度进行调查。首先，从农民工家庭顾虑这一方面来说，占到首要比例的是“家中老人需要照顾”（65%），外出务工后，家中的父母就成了农民工心中的首要牵挂，如何尽孝成为在异地的农民工群体的首要难题。担心“家中土地无人耕种”的比例为38。8%，因为受到传统因素的影响，农民始终把土地视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而选择“在城市受到歧视”这一选项的比例为25%，担心自己没有什么技能和身体状况的分别为22。5%和20%。除此之外，担心自己子女教育问题的比例仅次于老人问题，其比例高达55%。在随后的关于子女教育问题的详细调查中，56。3%的人其子女还是在“在家乡的学校上学”，这就是农村大量留守儿童产生的原因所在。而在打工本地上学的比例只占到了17。5%，当地的学校不愿接纳农民工子女，高昂的借读费、寄宿费也是农民工所无法承担的。此外，孩子失学的比例占到了10%，（分析认为，这部分主要是第二代农民工的子女，因年龄原因，可能还没有上学）。当问及子女教育面临的主要困难时，“升学难”成为困扰农民工的首要因素，占到了总数的50%，而选择“学费太贵”这一选项的比例为40%，“公办学校进不去”的比例则为10%。在关于农民工居住状况的调查中，住在单位宿舍的占到了总数的28。8%，为所有选项中的最高比例。选择在外租房的为27。5%，暂住在雇主家的比例为8。8%。这种情况与后面的农民工所面临的现实困难的调查结果形成呼应，当问到您进城务工时所面临的实际困难时，没有住房的占到了53。8%，成为农民工面临的最大问题。其次是“生活没有保障”和“远离家乡思念亲人”，这两项比例分别占到了38。8%和33。8%。而“工作比较危险”和“工作不稳定”的分别为30%和28。8%。可以看出，农民工所面临的大多还是很现实的、与自己安身立命相关的问题，他们远离家乡，既对留守在家中的老人孩子充满牵挂，又面临着住房、收入、医疗、工作不稳定等各种难以抗拒的现实压力，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在我们随后的关于农民工迁居城市的原因调查中，“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教育水平”成为了首要选择，这两项的比例分别为72。5%和57。5%。选择较高的社会地位的比例则只有13。8%。由此可知，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目的很是单纯、朴素。较多的就业机会可以让他们获取高于农村务农的收入，从而满足家庭的开支并摆脱贫穷的困扰。而较高的教育水平则是为了子女的成长考虑，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下一代也像自己一样苦苦打拼在城市的边缘。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悲苦使得他们任劳任怨，他们把上下两代人的负担全部扛在肩头，只为让自己的子女能够通过读书学习改变命运，让自己的下一代能够与城里人生活在同样的一片蓝天之下。但是我们却看到，快速发展的城市、飞速前进的中国经济并没有给他们想要的生活，因为经济地位的低下、户籍制度的不合理限制，他们始终享受不到一个真正的“市民”的待遇，更不要奢谈公民的尊严。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正常发展，都不能靠牺牲一个阶层来换取另一个阶层的福利，改革开放三十年来，2。3亿的农民工群体用自己低廉的劳动力支撑起了整个国民经济大厦，获取一定的收入诚然是他们的原始初衷，但是他们却同时也为这个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血汗甚至是生命。因此，当社会发展到今天，当这个国家的物质财富已经极大的充裕，当和谐社会成为我们的建设目标，如何才能通过有效的改革，废除不合理的制度限制，保障这一庞大群体的切身利益，给他们以国民的真正待遇，让他们也活的更有地位、更有尊严，不仅仅是社会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这个以工农阶级为基础的国家对这一群体的一种补偿。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篇十二
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蔓延到我国，“”、“”及等地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号称“世界加工厂”以外向型经济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创汇企业相继停工停产、减薪减员，市外出农民工开始出现回流。根据省、市相关部门关于开展返乡农民工调研通知要求，我们组织专班人员先后对各乡镇办区及所属村组开展多次农民工回流情况专项问卷调查，摸清底数，分析原因，采取措施。
截至今年6月底，市农业劳动力转移16.7万人，其中外出务工15.4万人。根据等乡镇提供的情况来看，截至11月底，市农民工回流5800多人，占外出务工总数3.9%。其中，外出务工人数最多的东升镇回流1362人，占市回流总数23.5%。总地看来，呈现以下特点：
（一）年龄偏大技能偏低男性偏多。经抽样调查，返乡农民工中，初中学历且技能单一的男性居多。按年龄划分：35岁及以下2300多人约占39.7%，35岁以上3500多人约占60.4%。按学历划分：小学及以下1200多人约占20.7%；初中4100多人，约占70.7%；高中、中专及以上500多人约占8.6%。按性别划分：男性将近3000人约占51.7%；女性2800人约占48.3%。
（二）从“”、“”及沿海地区回流占主体。经走访了解到，农民工回流前原务工地多为经济发达地区。其中，从、、等地回流2300多人约占39.7%，从州、、等地回流1400多人约占24.1%，从、、等地回流700多人约占12.1%，从、、等地回流400多人约占6.9%，从回流不足400人约占6.9%，从、等内地回流200人左右约占3.4%，从等省内地区回流100多人约占1.7%，从其他地区回流300人约占5.2%。
（三）劳动密集型出口创汇企业停产减员是主因。据等地统计表明，家具制造业接近1000人约占17.2%，电子加工业900多人超过15.5%，服装加工业近900人约占15.5%，鞋类加工业800多人约占13.8%，建筑施工业600多人约占10.4%，玩具加工业500多人约占8.6%，其他行业近1100约占19%。
分析市外出务工人员回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外地部分出口创汇企业因产品滞销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开工不足并逐步裁员。二是外地部分企业经济效益差并停工停产，减员减薪，高额的城市生活和交通等费用部分农民工在务工地留不下来。三是外地部分企业因更新生产加工的设施设备，以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少数技能偏低、年龄偏大的农民工转岗转业困难，而且用工单位也不愿在外来农民工技能提升方面投入资金。四是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惠农政策，特别是粮食收购政策和新的土地政策的出台，吸引了农民工返乡务农或农产品加工。五是本地创业扶持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优惠政策逐步出台，吸引了部分农民工返乡准备自主创业。六是本地经济发展带动部分职业（工种）的工资水平大幅提高，特别是最低工资标准的出台，吸引了农民工回流就业。
据了解，市农民工回流人数仍在不断增加，预计今冬明春将迎来回流高峰。一方面是由于部分农民工因工资拖欠原因正在等待用工单位年终结算；另一方面是由于春运期间正值农民工返乡高峰，可能导致农民工返乡后不再返岗而留在本地。
从目前情况，市外出务工人员回流将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本地用工单位的岗位更加紧缺，特别是出口创汇企业因产品外销受限而将逐步出现职工富余，市场重现就业难局面。二是由于市内供过于求的矛盾比较突出，城乡失业率将有所回升，影响社会稳定。三是农村可能出现回流农民工争地现象，并将影响本地农业产业化发展。大垸镇北碾村杨珍元等回流农民工原在从事缝纫，现因已返乡准备在家务农。
据了解，市农民工回流人数仍在不断增加，预计今冬明春将迎来回流高峰，农民工回流所产生的就业压力将延续到年下半年或年上半年。为及时缓解就业压力，积极促进就业，市现已采取七项措施：
一是发动各基层劳动保障服务机构开展农业人力资源调查，及时登记回流农民工的原务工地、原职业（工种）、现专业技能、培训就业愿望等情况，建立市、乡镇办区、社区村组三级联动的信息报送制度，每天一次登记，每周一次上报。
二是引导回流人员参加技能提升培训。技工学校、训练中心等培训机构已面向回流农民工开展了招生活动，现有1874名返乡农民工已经或正在参加培训，其中就业训练中心培训407人。8月初，高基庙镇邓家岭村农民工杨鑫荣从返乡后，参加训练中心计算机平面设计培训，并享受了培训补贴。
三是举办返乡农民工招聘会，重点引导第三产业扩大就业容量，扩大以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用工需求。11月28日，市举办返乡农民工劳务交流会，2600多名农民工进场求职，当天1132人与38家进场用工单位达成就业意向。
四是动员本地用工单位招收技术人才。扬子江泵业、新传媒等企业招用车工、造型工、广告设计等长期短缺的熟练技术人员，现已有1900多名返乡农民工实现转岗转业。
五是依托新农村建设就地消化。市各行政村正值换届选举，各乡镇办区将新的村级领导班子成员选举范围扩大到了回流农民工，并动员回流农民工参与本地农业产业化经营。
六是发挥驻外劳务机构和驻外流动党组织的作用，一方面引导部分有就业技能并准备回流的农民工在务工地转岗就业，一方面动员在外创业的籍成功人士带动农民工创业。
七是发挥创业培训和小额贷款作用，引导有创业愿望和创业能力的回流农民工自主创业，目前该项工作正在筹备过程中。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篇十三
xx县位于湖南省最西部，东连芷江侗族自治县，南、西、北三面分别与贵州省天柱、三穗、镇远、玉屏及万山特区毗邻。全县总面积1508平方公里，辖7镇16乡297个村，总人口26万，其中农业人口22.8万人，劳动力12.8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约7万多人。长期外出务工3.4万人，务工地点主要是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务工行业主要集中在服装、建筑、电子、制鞋、玩具加工、餐饮等，月工资水平一般为900-20xx余元。
xx县农民20xx年外出务工3.4万人，目前已返乡3680人，占外出农民工的10.8%。大部分是从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返乡。xx县农民工返乡后情绪稳定，生产、生活正常。
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出口及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出口受到限制，经济不景气，导致企业停产、转产、降薪、裁员，造成一些农民工不得不返乡。
1、企业停产。由于企业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占用大量的资金，工厂无法正常生产，只有关门停产，工人也只好另谋出路或者返乡。
2、企业降薪。由于近段时间，企业生产的产品销路不好，不敢大量生产，工人都是计件发放工资，工资一降再降。由于工资少，难以保障正常的基本生活，农民工只有回家。
3、企业裁员。由于企业状况不好，只能勉强维持现状，企业只有降低成本缩小规模，进行裁员。裁下的人员无法找到其他工作，只有返乡待业。
农民工提前返乡，主要是因为xx县农民工就业单一，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废品收购行业，科技含量不高，农民工没有多方面的生产技能，转行难。农民工大量返乡造成xx县农民增收困难，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为解决这一问题，xx县采取了以下对应措施：
1、制定返乡农民工就业安置工作方案。在对返乡农民工情况进行摸底登记，掌握情况和趋势，了解返乡人员数量和分布，以及各自的特长、想法、要求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结合当地二、三产业发展、劳动力需求、农业生产特点等情况，提出对返乡农民工培训、转移务工、创业的对策意见，制定返乡农民工就业安置工作方案。
2、开展返乡农民工培训。由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牵头，农办、县科技局等单位参与，采取集中培训、跟班培训、互助培训等多种形式，对返乡农民工进行再就业技能和相关法规培训。现培训236人次，其互助式培训效果较好。这种由具有不同专长和经历的农民工相互学习的培训方式深受欢迎。
3、引导返乡农民工就业。支持、鼓励中小企业和工业园区招商引资企业为返乡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提供岗位，并结合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工的就业机会。现已通过企业就业76人，参与农村建设就业3258人，占返乡农民工的90.6%。
4、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农业、工商、税务、国土、金融等部门联合出台办证、信贷、税收、用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现返乡农民工中还有18人开了商店，23人购买了运输车辆，27人建起了养殖场，占返乡农民工的18%。
一是资金问题。资金不足仍然是返乡农民工创业的一大障碍。不少返乡农民工家境并不宽裕，虽然返乡时积累了一些资金，也具备了创业所需的一些知识，但对于想创办企业、搞生产性经营的返乡创业者来说，自己积累的资金还不够，而筹集资金又有相当大的难度，在支付了开办费用、投资设备后，想要再扩大生产经营并不容易，多数只能小规模维持。
二是培训力度有待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不够、规模不大、档次不高、培训专业窄，不能充分满足农民工培训需求。
三是信息不通。有的返乡农民工虽然有好的创意，但对市场需求不了解，不敢投资；有的则因过时的信息而贸然投资，结果资本都打了水漂。
一是设立农民工返乡创业专项扶持资金,引导、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国家可以此重点扶持边贫地区返乡农民工创业。
二是引导、鼓励成立劳动力转移协会等劳动力转移群众专业互助组织，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增强就业、创业能力。(县发展和改革局)。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篇十四
本文目录。
为了解国际金融危机对黄石农民工就业带来的影响，摸清全市失业返乡农民工状况，为市委、市政府及时掌握失业返乡农民工情况，应对危机、化解矛盾、稳定就业，提供参考依据。自20xx年底开始，市统计局农调队在全市7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劳动力外出从业情况月度监测调查，从监测调查情况来看：金融危机对我市农民工就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由于各级政府刺激经济和就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对农民工就业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效果初步显现。今年上半年我市外出农民工数量逐月增多，收入基本保持稳定。
截止20xx年6月底，xx市外出农民工总数为37.01万人，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为25.9%，占乡村劳动力的比重为51.47%。按外出从业地域分：县内乡外打工4.45万人，占12.02%;省内县外打工7.35万人，占19.86%;省外打工25.21万人，占68.12%。
1、外出劳动力比上年减少。受金融危机影响，今年上半年我市农村外出劳动力有所下降。监测调查结果显示，上半年，全市乡村总人口为142.94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44%，乡村实有劳动力71.91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94%。上半年外出农民工37.01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2.29万人，减少5.83%。按外出从业地点分：到东部打工人数为23.14万人，减少1.03万人，减少4.25%;到中部打工人数为12.04万人，减少1.18万人，减少8.95%;到西部打工人数为1.83万人，万人，减少4.33%。
为解决金融危机给农民工带来的就业困难，市委、市政府及时出台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切实引导农民工返乡就业或创业，加大了返乡农民工的培训力度，将农业部门的“阳光工程”、统战部门的“温暖工程”、扶贫部门的“雨露工程”、科技部门的“星火工程”、劳动部门的“技能就业计划”统筹起来，采取“招标定点、政府采购”的形式，实行项目化运作。同时，积极组织定点培训机构主动下乡镇、进社区，灵活设点办班，对需要培训的返乡农民工进行专业技能、法律法规、政策知识和维权等方面培训，为农民工再务工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打下了良好基础。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千方百计为返乡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务工提供岗位，主动加强与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劳务对接，争取务工岗位，成效显著。
从农民工外出从业情况监测来看，我市农民工回流从20xx年9月份开始，到xx年2月底达到最高峰，之后农民工外出呈逐月增加态势。今年2月底，我市外出农民工人数为32.02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7.28万人，减少18.53%;3月底，外出农民工35.42万人，比2月底增加3.4万人，增长10.62%;4月底，外出农民工35.83万人，比3月底增加0.41万人，增长1.16%;5月底，外出农民工36.58万人，比4月底增加0.75万人，增长2.09%;6月底，外出农民工37.01万人，比5月底增加0.43万人，增长1.18%。预计今年后几个月我市农民工外出人数还有增加的可能。
到6月底，我市因失业返乡而滞留在家的农民工大约有2.29万人，这一部分农民工在各级政府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扶持返乡农民工尽早实现就业创业的多项具体举措帮助下，也基本实现不同程度的就业。从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20xx年4季度以来，我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着力改善农民工就业创业环境，xx县对返乡农民工做小生意一律不受注册资本数额限制，申办农民合作社实行零费制，还为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开辟了“绿色通道”。xx市积极鼓励和引导外出劳务人员返乡创业，在用工、小额贷款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到目前为此，全市自主创业800多人，带动就业0.5万人，占21.8%;约有0.72万人在当地的工程中打零工，占31.4%;就地从事种植业、养殖业1.07万人，占46.7%。
1、缺乏有效的就业信息服务平台。没有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农民工相匹配的就业市场，很多文化水平不高、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农民工就会盲目就业，甚至无法就业。从6月份的有关数据来看，近八成的农民工为自发外出打工，政府和中介组织不到10%，由此看出我市在关注本地或外地企业的用人情况，及时发布就业信息，有效地把剩余劳动力安置到位、输送出去方面做的还不够。
2.外出务工人员技能素质与现实需求差距大。调查表明，近七成的劳动力没有受到过专业培训，且有的年龄偏大，文化偏低，外出后只能做些粗活、脏活、累活，而相对收入又很低。农民工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高，其原因一是对技能培训的认识不足;二是短期行为，急需挣钱;三是农民工对培训的质量和培训后就业的愿望不能有效得到满足。
3、农民工有创业愿望急需创业扶持。一些农民工反映通过多年的务工有了一部分资金积累，也认识到金融危机不是几个月所能好转的，他们总希望在家乡特别是依靠土地有所发展，但从事种植业、养殖业，规模小了很难有盈利，大了资金又难以周转。受项目和资金的双层影响，其创业之路较为艰难，急需政府在政策、项目和资金方面给予扶持。
目前农民工流动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大部分农民工外出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依靠的主要是自己的社会和亲属网络，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盲目性，增加了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成本。除了农民工个体利用社会网络自发外出务工的模式外，劳务市场、经纪人制度、地方政府组织的劳务输出模式均可以发挥中介的作用。因此，政府建立以市场导向为基础的多元化务工信息交流平台，将农民工组织起来，将来自企业和市场的就业信息，通过政府的渠道，与农民工实现信息共享，使其能够应对市场变动的风险。既可以达到政府促进就业，避免农村剩余劳动力浪费，还可以利用市场信息引导农民工正确的自主择业，有利于实现政府、农民工、企业等“多赢”的局面。
目前，各地政府均把返乡农民工的培训作为重要举措，投入了大量财力，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真正实现农民工拥有一技之长不是一次性培训所能实现。因此，必须加强对现有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培训。一些职业培训机构从实际出发，探索了一套“免费吃住、免费培训”，“组织就业、有偿输出”，“长期跟踪、监督保障”，“初级务工课程免费，高级创业课程自费”的有效培训模式。这些培训教育模式对于黄石来讲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3.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和让更多的劳动力就地消化。一是要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积极培育农村市场，发展农村经济，加大商业化、工业化的进程力度，不断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让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就地消化。二是走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引进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大力发展市场空间大、消费需求广的主导产业和特色农产品，优化生产要素，让更多的农民工在商业经营活动、农产品购销、种养殖等领域就业创业。三要发展龙头企业。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让更多的乡镇企业在农村发挥龙头企业的作用，加快本地特色产业发展，带动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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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国际金融危机对黄石农民工就业带来的影响，摸清全市失业返乡农民工状况，为市委、市政府及时掌握失业返乡农民工情况，应对危机、化解矛盾、稳定就业，提供参考依据。自20xx年底开始，市统计局农调队在全市7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劳动力外出从业情况月度监测调查，从监测调查情况来看：金融危机对我市农民工就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由于各级政府刺激经济和就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对农民工就业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效果初步显现。今年上半年我市外出农民工数量逐月增多，收入基本保持稳定。
截止20xx年6月底，xx市外出农民工总数为37.01万人，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为25.9%，占乡村劳动力的比重为51.47%。按外出从业地域分：县内乡外打工4.45万人，占12.02%;省内县外打工7.35万人，占19.86%;省外打工25.21万人，占68.12%。
1、外出劳动力比上年减少。受金融危机影响，今年上半年我市农村外出劳动力有所下降。监测调查结果显示，上半年，全市乡村总人口为142.94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44%，乡村实有劳动力71.91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94%。上半年外出农民工37.01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2.29万人，减少5.83%。按外出从业地点分：到东部打工人数为23.14万人，减少1.03万人，减少4.25%;到中部打工人数为12.04万人，减少1.18万人，减少8.95%;到西部打工人数为1.83万人，万人，减少4.33%。
为解决金融危机给农民工带来的就业困难，市委、市政府及时出台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切实引导农民工返乡就业或创业，加大了返乡农民工的培训力度，将农业部门的“阳光工程”、统战部门的“温暖工程”、扶贫部门的“雨露工程”、科技部门的“星火工程”、劳动部门的“技能就业计划”统筹起来，采取“招标定点、政府采购”的形式，实行项目化运作。同时，积极组织定点培训机构主动下乡镇、进社区，灵活设点办班，对需要培训的返乡农民工进行专业技能、法律法规、政策知识和维权等方面培训，为农民工再务工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打下了良好基础。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千方百计为返乡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务工提供岗位，主动加强与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劳务对接，争取务工岗位，成效显著。
从农民工外出从业情况监测来看，我市农民工回流从20xx年9月份开始，到xx年2月底达到最高峰，之后农民工外出呈逐月增加态势。今年2月底，我市外出农民工人数为32.02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7.28万人，减少18.53%;3月底，外出农民工35.42万人，比2月底增加3.4万人，增长10.62%;4月底，外出农民工35.83万人，比3月底增加0.41万人，增长1.16%;5月底，外出农民工36.58万人，比4月底增加0.75万人，增长2.09%;6月底，外出农民工37.01万人，比5月底增加0.43万人，增长1.18%。预计今年后几个月我市农民工外出人数还有增加的可能。
到6月底，我市因失业返乡而滞留在家的农民工大约有2.29万人，这一部分农民工在各级政府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扶持返乡农民工尽早实现就业创业的多项具体举措帮助下，也基本实现不同程度的就业。从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20xx年4季度以来，我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着力改善农民工就业创业环境，xx县对返乡农民工做小生意一律不受注册资本数额限制，申办农民合作社实行零费制，还为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开辟了“绿色通道”。xx市积极鼓励和引导外出劳务人员返乡创业，在用工、小额贷款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到目前为此，全市自主创业800多人，带动就业0.5万人，占21.8%;约有0.72万人在当地的工程中打零工，占31.4%;就地从事种植业、养殖业1.07万人，占46.7%。
1、缺乏有效的就业信息服务平台。没有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农民工相匹配的就业市场，很多文化水平不高、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农民工就会盲目就业，甚至无法就业。从6月份的有关数据来看，近八成的农民工为自发外出打工，政府和中介组织不到10%，由此看出我市在关注本地或外地企业的用人情况，及时发布就业信息，有效地把剩余劳动力安置到位、输送出去方面做的还不够。
2.外出务工人员技能素质与现实需求差距大。调查表明，近七成的劳动力没有受到过专业培训，且有的年龄偏大，文化偏低，外出后只能做些粗活、脏活、累活，而相对收入又很低。农民工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高，其原因一是对技能培训的认识不足;二是短期行为，急需挣钱;三是农民工对培训的质量和培训后就业的愿望不能有效得到满足。
3、农民工有创业愿望急需创业扶持。一些农民工反映通过多年的务工有了一部分资金积累，也认识到金融危机不是几个月所能好转的，他们总希望在家乡特别是依靠土地有所发展，但从事种植业、养殖业，规模小了很难有盈利，大了资金又难以周转。受项目和资金的双层影响，其创业之路较为艰难，急需政府在政策、项目和资金方面给予扶持。
目前农民工流动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大部分农民工外出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依靠的主要是自己的社会和亲属网络，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盲目性，增加了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成本。除了农民工个体利用社会网络自发外出务工的模式外，劳务市场、经纪人制度、地方政府组织的劳务输出模式均可以发挥中介的作用。因此，政府建立以市场导向为基础的多元化务工信息交流平台，将农民工组织起来，将来自企业和市场的就业信息，通过政府的渠道，与农民工实现信息共享，使其能够应对市场变动的风险。既可以达到政府促进就业，避免农村剩余劳动力浪费，还可以利用市场信息引导农民工正确的自主择业，有利于实现政府、农民工、企业等“多赢”的局面。
目前，各地政府均把返乡农民工的培训作为重要举措，投入了大量财力，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真正实现农民工拥有一技之长不是一次性培训所能实现。因此，必须加强对现有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培训。一些职业培训机构从实际出发，探索了一套“免费吃住、免费培训”，“组织就业、有偿输出”，“长期跟踪、监督保障”，“初级务工课程免费，高级创业课程自费”的有效培训模式。这些培训教育模式对于黄石来讲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3.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和让更多的劳动力就地消化。一是要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积极培育农村市场，发展农村经济，加大商业化、工业化的进程力度，不断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让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就地消化。二是走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引进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大力发展市场空间大、消费需求广的主导产业和特色农产品，优化生产要素，让更多的农民工在商业经营活动、农产品购销、种养殖等领域就业创业。三要发展龙头企业。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让更多的乡镇企业在农村发挥龙头企业的作用，加快本地特色产业发展，带动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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