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是我们生活中的朋友，他们的互助和关怀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准备一篇精彩的演讲稿的技巧有哪些？接下来是一些实际案例的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总结的写作方法。
民法中的债与责任的论文篇一
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医院信息化也在不断加快与拓展。但是，就目前来说，医院设备的管理工作量非常大，而且千头万绪，包括了大量的维修、检查、购置、保养、工作记录、借用记录、使用记录等等。因此，对于医院而言需要一整套相应的软件来对医疗设备进行规范化的管理。
【1】医疗设备管理系统模块设计与功能实现。
民法中的债与责任的论文篇二
李洪奇律师北京市中济律师事务所医学法律部主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已于4月1日正式实施。其中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这是我国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把医疗领域的侵权行为纳入推定过错责任范畴。只要患者提出侵权事实和理由，医疗单位就必须负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和侵权，否则承担不利法律后果，这种负担举证责任的方式在民事法学上称作“举证责任倒置”。
此规定听起来似乎加重了医疗单位的举证责任，降低了医患纠纷的诉讼门槛，使患者更容易成功起诉医院。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医疗诉讼本质问题没有因此而改变。
第一，无论哪一方当事人负责举证，最终都有赖于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或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新规定理论上将鉴定申请人由患者变成了医疗单位，改由医院首先主张医疗事故鉴定或司法鉴定，对医疗诉讼的程序产生一定影响，但对诉讼实体几乎没有影响，而决定诉讼胜败的根本因素在于诉讼实体部分，即有证明力的医学和法律事实。
第二，“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意味着患者完全无需举证。患者仍需就医疗行为和损害结果的存在提供证据并加以证明。患者要想起诉医院，必须掌握符合立案的证据材料。
第三，新规定之前，医院作为被告应诉时，一定会列举各种各样的抗辩理由进行答辩;新规定之后，过去的抗辩理由很自然变成了现在的`“举证”事实，对医疗纠纷本质没有太大影响。
第四，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完整统一的医学法律体系，调整医患关系的多为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单位规定，其中某些条文相互冲突，导致司法审判难求法律依据，甚至造成法律盲区。另外，全国各地、各级法院的司法实践不尽相同，执行新规定需要一定时间的探索和尝试，不可能立竿见影。
最后，我国缺乏有效的医疗事故保险体制，医疗风险直接转嫁到医疗单位，导致医患纠纷日益激化，医疗诉讼也逐渐增多。如果不解决医疗体制中存在的其他问题，患者的维权行动依旧艰难，不容我们盲目乐观。
民法中的债与责任的论文篇三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各种先进医疗设备的使用也也越来越频繁，对医疗设备的管理工作也变得更加复杂，传统的设备管理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传统的医疗设备管理主要是通过人工来进行管理，在这种管理方式下，不仅管理效率低下，而且还很容易出现差错，无法将这些设备的功能充分的发挥出来。
因此，根据医院的具体实际情况，设计一套适合医院自身发展需求的信息管理系统，是非常有必要的。
设计一套适当的设备管理信息系统，能够提高医院设备的使用效率和设备管理效率，推动医院的可持续发展。
在对医疗设别管理系统进行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医院需要哪些方面的功能，然后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可以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的需求进行考虑：首先它必须能够录入完善的医疗设备信息，包括医疗设备的名称、型号、价格等基本信息，并且能够通过检索找到这些信息，能够对所有医疗设备都进行分类检索。
其次，这个系统必须能够记录和保存各种设备进行维修和保养的具体时间和费用等资料。
另外，还要能够对这些医疗设备进行系统的评估，了解设备的具体使用效率，对设备之间的效益情况进行分析比较。
民法中的债与责任的论文篇四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习惯法也逐渐被应用在社会日常管理中，习惯法作为法外之法在整个社会管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本文针对习惯法在民法中应用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健全我国民法体系。
习惯法是法律起源的重要来源，随着我国法治社会的逐渐健全和完善，习惯法已经退居于之后。由于人们的理性是由有限性和无限性两方面构成的，因此国家制定的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除了民法中规定的法律之外，还需要用习惯法来管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习惯法存在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它不仅是弥补法律缺陷的重要组成方法，同时也是调节法律法规的重要工具，因此只有充分发挥习惯法在民法中的应用，才能加快构建法治社会。
一、习惯法的概述。
关于习惯法的概述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秩序方面。
著名的法律学家梁治平先生曾经明确指出：“习惯法是从民间在长期的生活中和劳动中渐渐成型的，它主要是用来调节人们之间的权利、利益、义务等方面的内容，习惯法是与国家法不同的.一种法律文化。”
(二)立法方面。
习惯法又被称作是国家认可法，一般认为习惯法主要是指经过国家认可或者国家默许的习惯性法律，它同时也是法律起源的原因之一。著名的法律研究学家孙国华曾经指出：“所谓习惯法就是指在国家已经认可的范围之内，由国家来确保其能够正常运行的一种方法和手段，但是原始习惯是不具备任何法律效率的。”
(三)其他方面。
以田成有教授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人们总是将习惯法进行曲解，根据自己所想，想当然就对其进行加冕，随意的贴上各种标签，这种想法是及其错误的，长此以往法律无处不在，人们的各种行为都会受到约束，法律从而也失去了其价值。”
二、习惯法的构成部分。
(一)习惯和习惯法。
习惯属于一种十分规范的体系，但是这种体系并不是由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些单位制定的，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迁逐步形成的，是在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它的形成也不是带有目的性的，恰恰相反的是习惯的形成是自发的也是不自觉的。习惯法和习惯二者虽然只差一个字，但是其内容和形式存在很大的差异，要想将习惯变成法律，最主要的就是要得到国家和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只有这样才能将习惯列入法治的范畴。习惯法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反应，但是习惯法并不仅仅是社会群体的行为，历史上习惯法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还有待进一步查找和分析，习惯法的性质是不涉及国家间的阶级斗争和统治等内容。
(二)习惯法的构成部分。
习惯法的构成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积极部分和消极部分。
积极部分包括：第一，形成的某种习惯。很多人通过长时间、反复的重复同一个行为的时候，就可以称之为习惯，当习惯得到群体和国家的认可之后就会形成法律约束，也就是习惯法，因此习惯是习惯法的坚实基础，习惯法和社会规则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但其约束力更加稳定持久。第二，具备的某种习惯。有些行为和习惯是通过人为的选择而形成的，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这些习惯，并且将其认为是个体应该遵守行为和方法，是用来自我约束的行为，它的存在必须是客观的。第三，习惯法一般都是由法官决定并且进行判别的，习惯一旦变成法律，它自身就附有了法律约束力，因此只有对其进行调解才能始终使法律保持在达到平衡状态。
消极部分包括：一方面，要符合法律的精神。人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习惯法只是补充法律的一种形式，起到辅助作用，始终处于次要地位。习惯法适用于当明确法律没有对该项目进行规定的情况下而产生的，这时候才能用习惯法，否则则不需要用习惯法来约束。另一方面，习惯法不能违背约定促成的规定，一旦违背了它也就失去了作为习惯法的地位，由此可见，对于整个法治社会而言如果一旦违背了相关的秩序，习惯法的意义就不复存在。
三、习惯法在民法中应用的有效策略。
(一)明确习惯法是民法构成的主要来源。
民法中明确规定了习惯法的法律地位，一旦确定了这种地位就能够直接应用到社会日常管理中去，并且能够得到实践，虽然社会管理十分繁琐和复杂，变动性很强因此国家法律不可能进行全面的管理，因此在没有涉及的部分只能依靠习惯法来弥补和补充，这样的立法才有预见性，由此可见习惯法已经在民法中得到应用和重视。
(二)取习惯法中精华、弃习惯法中糟粕。
习惯法具有很强的习惯性和合理性，它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因此习惯法中既包含了积极方面同时又包含了消极的方法，在吸收习惯法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还要做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实践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的基础上实践，从而制定一整套科学合理的习惯法，弥补法律体系的不足。
(三)提高法律人员的自身素质。
法律人员作为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制定和颁布法律的过程中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员要清楚的掌握和了解习惯法的内涵和定义，不能想当然的随意增加习惯法的内容，要努力提高自身责任意识和能力，明确习惯法在民法中应用的重要意义，从而提高自身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与此同时，民法相关部门也要组织对法律人员进行二次培训，聘请国内外优秀的法律工作者对其进行教导，调动法律人员工作的热情和信心。
综上所述，制定相关法律来进行社会管理、来约束人们日常行为是社会进步的主要表现，而习惯法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岁月中曾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民法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只有清楚的认识到习惯法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合理进行运用，从而弥补我国法律体系中不完善的环节，起到社会管理的作用。总之，要想将习惯法广泛应用于民法中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法律才能起到约束人们行为的作用，从而逐步完善我国法制社会建设，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
民法中的债与责任的论文篇五
【内容提要】刑法溯及力问题是刑法修订后法律适用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对刑法的溯及力问题一般比较容易把握，但也存在一些有争议的疑难问题，需作进一步探讨。主要是：“跨法犯”的法律适用；新旧刑法的比较；处刑轻重的比较；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以及非刑事法律的溯及力问题。
刑法的溯及力从属于刑法的时间效力，是关于刑法生效后，对其生效之前发生的，未经审判或者判决未确定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对于刑法的溯及力问题。从我国现行刑法第12条的规定来看，我国刑法采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即新法原则上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但新法处罚较轻的除外。司法实践中，对于刑法的溯及力问题一般比较容易把握，但也存在着一些有争议的疑难问题。笔者结合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对刑法溯及力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一番研究。
一、关于“跨法犯”的法律适用。
所谓“跨法犯”，是指行为始于新法生效之前而结束于新法生效后，跨越新旧两部刑法的情形。“跨法犯”的法律适用，事实上涉及刑法的溯及力。对此，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跨法犯”涉及新旧刑法的适用，应采用从旧兼从轻原则解决法律的适用。即原则上适用旧法，只有在新法比旧法处刑较轻的情况下适用新法。第二种观点认为，“跨法犯”的行为始于旧法有效期，终于新法生效后。从行为的阶段性来看，一般应分别适用旧法和新法。第三种观点主张，对“跨法犯”应一概适用新法。
笔者认为，“跨法犯”是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的犯罪现象，其突出表现形式是继续犯和连续犯。所谓继续犯，亦称持续犯，是指犯罪行为在一定时间内呈继续状态的犯罪。继续犯的本质在于犯罪行为的继续，即某种行为在一定时间内处于实施过程中”。（注：高铭暄．刑法学原理〔m〕．第二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569．）所谓连续犯，是指行为人基于数个同一的犯罪故意，连续多次实施数个性质相同的犯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态。（注：姜伟．犯罪形态通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291-292．）由于我国刑法对继续犯、连续犯的追诉期限采用以行为终了时有效的法律为准，因此，笔者主张对“跨法犯”的法律适用，宜适用新法，即同意上述第三种观点。因为上述第一种观点以从旧兼从轻原则解决“跨法犯”的法律适用，事实上是无视新法生效后部分行为应当适用新法的情形。而第二种观点则将持续或连续的犯罪人为地划分为两个阶段，实践中必然导致一个案件中对同一罪名同时适用新旧两部法律的结果，因而也是不足取的。当然，对“跨法犯”一概适用新法，尽管有可资参考的立法例，如联邦德国刑法典第2条第2款规定：“行为之际，处罚之规定有变更者，适用行为终了时之有效法律。”但是，在新法较旧法处罚为重时，似乎有违现代刑法溯及力的前提原则，即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因此，对于“跨法犯”在坚持适用新法的前提下，在具体处刑时，可作适当的调整，从而既体现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又便于司法操作。事实上，对于“跨法犯”的法律适用，是有可资参考的司法解释的。12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关于对跨越修订刑法施行日期的继续犯罪、连续犯罪以及其他同种数罪应如何具体适用刑法问题的批复》。该《批复》明确，“对于开始于9月30日以前，继续或者连续到1910月1日以后的行为，以及在年10月1日前后分别实施的同种类数罪在新旧刑法都认为是犯罪且应当追诉的情况下，应当一概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进行追诉。对于修订刑法比原刑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和情节较为严格，或者法定刑较重的，也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但在提起公诉时，应当提出酌情从轻处理意见”。笔者认为，上述司法解释是合适的，对于“跨法犯”的法律适用，应以此司法解释为准。
二、关于新旧刑法的比较问题。
在刑法的溯及力问题上，我国刑法采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实践中，对于新旧刑法的比较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存在争议的。但是，对于行为终了时与处刑时之间还存在中间过渡法的情形，究竟应当如何比较新旧法律及如何选择适用法律，则存在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刑法溯及力新旧刑法的比较是指行为时法与处罚时法的比较。即行为时法为当时的法律亦即旧法，处罚时法为新法。对中间过渡法可不予考虑，而只是简单地比较行为时法与处罚时法。另一种观点认为，刑法溯及力新旧刑法的比较，既要对行为时法与处罚时法作新旧比较，又要考虑中间过渡法的实际存在。中间过渡法相对于行为时法是新法，但相对于处罚时法则为旧法。在新旧法律的适用选择上，应当在坚持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下，决定新旧法律的适用。
笔者认为，在行为时法与处罚时法之间存在所谓中间过渡法，是由于立法变化所造成的客观法律现象。实践中突出的表现是1979年刑法第187条规定了玩忽职守罪，1997年修订刑法对玩忽职守罪进行了分解，出现了包括刑法第168条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在内的一系列玩忽职守型犯罪条款，且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又对1997年刑法第168条作了修正，从而在此类玩忽职守型犯罪中先后出现了三部法律的规定。实践中，对于行为发生在1979年刑法有效期内，处罚在1997年刑法第168条修正之前的，或者行为发生在1997年刑法第168条期限内的，处罚在19刑法修正之后的，其新旧刑法的选择一般不成问题。但是，对于行为在1979年刑法有效期内，即1997年10月1日之前，而处罚在年刑法修正之后的，在新旧刑法的选择上便会产生上述争议。笔者认为，我国刑法采用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其所谓旧法，不应当是泛指相对于新法之旧法，而确切地应当是指行为时的法律。所谓新法，同样不是简单的相对于旧法的新法，而应当是指处罚时的法律。因此，所谓新旧刑法的比较，应当是指行为时刑法有关条文与处罚时刑法有关条文的比较。处于行为时与处罚时的中间过渡法，因其既不是行为时法，也不是处罚时法，因而在刑法溯及力新旧刑法的比较上不具有任何意义，在法律适用上是应当不予考虑的。当然，如果行为发生于所谓行为时法，持续或连续并终止于中间过渡法，则此时的所谓中间过渡法便成为行为时法，即成为与处罚的时法相对应的所谓旧法。
三、关于刑法处刑轻重的比较。
度的最高刑或者最低刑；如果刑法规定的某一犯罪有两个以上的法定刑幅度，法定最高刑或最低刑是指具体犯罪行为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或者最低刑”。笔者认为，上述司法解释对“处刑较轻”的解释同上述第二种观点基本一致，是正确的。但是，该司法解释在实践中一般被理解为其所解释的“处刑较轻”主要限于法定刑中的主刑，未直接规定附加刑的轻重比较。笔者认为，刑法溯及力中的刑罚轻重，基本的标准是主刑轻重的比较。只有在新旧刑法主刑轻重一致的情况下，才比较附加刑的有无或轻重。至于附加刑的轻重，根据刑法第34条的规定，应当理解为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是相对于主刑序列的由轻至重的排列。而具体罚金、没收财产的轻重，则应以实际的罚金数或没收的财产数为准。总之，刑罚的轻重，既包括主刑的轻重，又包括附加刑的轻重。在主刑轻重相同的情况下，应当考察附加刑的轻重。但是，在主刑轻重比较明了的情况下，附加刑的轻重可不予考虑。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新旧刑法处刑轻重的比较是建立在新旧刑法对某一犯罪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相一致前提下所作的比较，如果犯罪构成要件发生变化，所涉及的首要问题是是否构成犯罪的评判。例如，1979年刑法第151条规定的盗窃罪的法定刑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1997年修订刑法第264条盗窃罪相应的法定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从刑罚轻重来看，当然是1997年修订刑法第264条比1979年刑法第151条为轻。但是，修订刑法第264条盗窃罪的构成中增加了“多次盗窃”的要件，因此，对于发生在1997年10月1日之前多次盗窃未及数额较大的行为，不能以1997修订刑法处刑较轻而适用之，而应当首先判断此行为在1979年刑法中是否构成犯罪。事实上，除了惯窃以外，1979年刑法对一般的多次盗窃数额未达较大程度的，是不以盗窃罪论处的。因而对此种情形，不能因为1997年刑法处刑较轻而适用之。正确的做法是适用1979年刑法，不以犯罪论处。应当说，立法上相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在刑法溯及力问题上应当注意把握。
四、关于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
根据有关立法规定，刑法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具体刑法条文应当如何适用所作出的规范性解释。我国刑事司法活动的客观现实是，刑法司法解释在司法活动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量案件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罪重与罪轻的界定，主要的依据是刑法司法解释，即刑法司法解释起到了刑法规范的作用。因此，在刑法溯及力问题中探讨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便显得尤为重要。
刑法理论界有观点认为，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刑法司法解释对所解释的刑法规定颁布实施以前的案件是否有溯及力；二是刑法司法解释对所解释的刑法规定实施以后自身发布实施以前所发生的案件是否有溯及力；三是刑法司法解释对其解释的刑法规定实施以后而其自身施行以前，已有司法解释正在生效实施，新的司法解释是否有溯及力。（注：刘宪权、阮传胜．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j〕．政治与法律，1994.(4)．）。
笔者认为，刑法司法解释是对具体刑法条文所作的规范性解释，其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依附性，依附于所解释的刑法条文；二是滞后性，在时间上后于具体刑法条文而产生。刑法司法解释的依附性决定了它受制于被解释的刑法条文，因而在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上应当服从于刑法溯及力的一般原则，即从旧兼从轻原则。因此，对于上述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涉及的第一、二方面的问题，笔者主张一般应当以具体的被解释条文有无溯及力为准，即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从而决定具体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
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刑法司法解释还有滞后性的特点，即在效力上后于被解释的条文而生郊，加上刑法司法解释客观存在的扩张性解释，因此，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便会出现依附性的例外，即在溯及力问题上不同于被解释的刑法条文。对此，刑法学界有观点认为，刑法司法解释对其生效以前的案件是否具有溯及力，应根据刑法司法解释的内容不同区别对待：刑法司法解释的内容不属于扩张性解释的，其溯及力的有无应以其生效后的有关案件是否正在办理或尚未办理为准；属于正在办理或者尚未办理的，即使行为发生在司法解释生效以前，也应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刑法司法解释的内容属于扩张解释的，其溯及力的有无应以扩张解释是对被告人或者犯罪分子有利还是不利为准；如扩张解释是对被告人或者犯罪分子有利的，则该司法解释对其生效以前的案件具有溯及力；如扩张解释是对被告人或者犯罪分子不利的，则该司法解释对其生效以前的案件不能具有溯及力。（注：张军．试论刑法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j〕．中国法学，1992.(2)．）笔者认为，上述关于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的观点，不再以被解释的条文有无溯及力为准，而是以具体刑法解释的内容为依据。即出现了依附性的例外，由于这种例外体现了刑法溯及力的核心原则，即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因而是适当的。
至于刑法司法解释涉及的第三个问题，即刑法司法解释对其解释的刑法规定实施以后而其自身实施以前，已有司法解释正在生效实施，新的司法解释是否具有溯及力问题。笔者认为这是关于同一刑法条文前后有两个司法解释如何适用的问题。对此，应当以刑法从旧兼从轻溯及力原则解决新旧司法解释的运用。即一般应适用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只有当处罚时新的司法解释不认为是犯罪或适用刑罚较轻时，才适用新的司法解释。而不能以新法优于旧法或新司法解释优于旧司法解释的原则，决定具体司法解释的适用。
五、关于非刑事法律的溯及力问题。
刑法的溯及力，从狭义角度理解，是指刑法条文（主要指刑法分则条文）的溯及力。广义地说，还包括与刑法条文密切相关的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非刑事法律似乎与刑法的溯及力无关。但事实上，刑法的溯及力不仅仅局限于刑法典本身，从总体上还应当包括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我国现行刑法第101条规定：“本法总则适用于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但是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刑法溯及力是由刑法总则规定的，按上述刑法第101条的规定，亦即非刑事法律中的刑法条文同样会涉及刑法的溯及力问题。此外，在刑法分则中，存在有大量空白罪状的犯罪，这些与犯罪构成密切相关的空白罪状一般是由非刑事法律所规定的。可见，非刑事法律也可能涉及刑法的溯及力问题。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非刑事法律刑法溯及力的研究。鉴于这一问题涉及具体的司法适用，在此，笔者仅对空白罪状中非刑事法律涉及的刑法溯及力问题作一探讨。
溯及力以及如何确定溯及力原则的问题。
笔者认为，由于空白罪状中的非刑事法律对该种犯罪的构成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该非刑事法律对具体犯罪刑法的溯及力有决定意义，即存在刑法的溯及力问题。同时我们认为，此种情形下刑法条文的溯及力问题同样应当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即原则上应当适用行为的非刑事法律。只有当新的非刑事法律的规定导致某种犯罪不成立或罪轻时，才能适用新的非刑事法律。事实上，除了空白罪状犯罪以外，我国刑法中一些涉及犯罪主体、对象范围由非刑事法律规定的犯罪，同样存在非刑事法律的溯及力问题。例如，刑法第196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的信用卡范围，便涉及非刑事法律的溯及力问题。1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该《办法》第3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信用卡，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商业银行（含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以下简称商业银行）向个人和单位发行的信用支付工具。信用卡具有转帐结算、存取现金、消费信用等功能”。从当时商业银行发行的信用卡的实际情况看，事实上包括了部分借记卡。1999年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此《办法》第5至第7条规定，银行卡包括信用卡和借记卡。信用卡按是否向发卡银行交存备用金分为贷记卡、准贷记卡两类。借记卡按功能不同分为转帐卡（含储蓄卡）、专用卡、储值卡，借记卡不具备透支功能。此外，《办法》第67条规定：“本办法从1999年3月1日起施行，发卡银行应当在半年内达到本办法有关要求，中国人民银行19颁布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同时废止；中国人民银行在本办法颁布之前制订的银行卡管理规定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由此可见，从1999年3月1日起，信用卡的范围发生了变化，并明确信用卡与借记卡是两种不同的银行卡，因此，认定信用卡诈骗罪也必然发生范围上的变化。对于行为发生在1999年3月1日之前，并于1999年3月1日以后处理的信用卡诈骗案件，便涉及非刑事法律的溯及力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应当坚持刑法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解决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即对于发生在1993年3月1日以前的涉及借记卡的诈骗罪案件，1999年3月1日以后正在办理或未审结的应适用《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不认为是信用卡诈骗罪。
民法中的债与责任的论文篇六
所谓正当防卫，即公民在我国公力救济不能对其进行及时的保护，在危机情势下使用公民自身力量打击敌人，避免生命以及财产受到侵害的行为。在我国的刑法中规定为了对公民的财产以及个人利益进行保证，免受侵害，采取的正当防卫的行为不负刑事责任，但如果公民正当防卫限度过大，导致出现其他重大损伤，那么要就其程度承担刑事责任。然而在民法中也对正当防卫的行为进行了规定，如果公民因正当防卫导致出现损伤，那么公民不必承担刑事责任，当正当防卫超出了必要的程度，导致其出现不必要的伤害，那么将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二者相比可见民法中对于正当防卫行为的描述缺乏详细的规定，那么正当防卫在民法与刑法中存在哪些区别，文章中笔者针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正当防卫与民法和刑法中的必然联系。
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正当防卫的首要想法便是从刑法的角度进行思考，而通常情况下在刑事案件中也是这样。然而正当防卫的概念并不是只能从刑法的角度进行考量，也可以在民法的角度去考量。正当防卫一般是指人们在遭遇危险时本能的反应，是一种保护措施，在面临生命、财产等危险时，人们通常会正当防卫。经过时代的变迁，尽管正当防卫的定义也从简单的报复逐渐演变成为受法律保护的行为，然而实施正当防卫的同时仍然是人们研究的重点问题。在我国民法与刑法是支撑法律体系的基本法律，尽管这二者对于正当防卫有不同的限定，但是确实通过法律对正当防卫的行为进行了保护。民法和刑法中存在对正当防卫的规定，尽管没有一致的限定内容，但在这其中却体现了我国法律的统一性，同时也能从中感受到我国刑法对民法具有一定的保障意义，在客观因素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约束，以这种形式维护法律的权威，进一步保障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二、正当防卫在民法与刑法中构成要素差异性。
正当防卫在民法和刑法中分别有不同的管理部门，所以在实施管理时管理方式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刑法主要负责犯罪刑事案件，而民法则主要负责民事侵权事件，因此可能会出现此事件在民法中属于侵权，然而就刑法对其侵权的界限来说却没有构成侵权的现象，由此也可以体现出民法与刑法存在的区别。针对正当防卫行为来说，就某一事件的正当防卫行为尽管在刑法中属于合乎标准的防卫行为，但是就民法的相关规定来说却已经防卫过当，那么该当事人在无需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下要承担民事责任，由此便也出现了何为“正当”防卫的问题。正当防卫在民法和刑法中存在不同的限定标准，分析在这二者中的区别运用，要分析其在民法和刑法中构成要素的差异性。
（一）防卫动机存在差异。
所谓防卫动机也可被称为防卫目的，在正当防卫行为中防卫动机是为了利用一定的防卫行为达到某种目的，如果要构成正当防卫，首先其防卫动机则要具备合法性。在一些大陆体系中的民法典中对正当防卫的行为都有相关规定，而我国的民法和刑法中对于正当防卫的行为却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在民法中，实施正当防卫的行为主要是针对民事侵权形式而言，在规定的条件限制下实施防卫行为属合法，对公民的利益进行保障，同时也体现了法律的有序性。在此基础上民法中的防卫行为，涉及到的民事侵权行为所造成的财产损伤、犯罪行为情节较轻，而实施防卫行为者则要考虑是否是实施防卫。一般情况下，人们为了保障国家、社会利益、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侵害，会本能地实施正当防卫，而其实施的防卫行为会在此基础上出现防卫过当的现象。若实施正当防卫既容易防卫过当，又能够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那么所谓正当防卫则失去了其本质意义。
（二）防卫时机存在差异。
一般情况下我国范围内的违法现象会由刑事机关处理，就公民个人而言并没有权利进行防卫。实施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刑事机关不能及时处理，在这时公民个人才能够实施正当防卫。在此基础上，在法制社会的时代，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要进行严格的法律限制，而其中最重要的限制条件便是防卫时机。在民法中，正当防卫是针对侵犯权利行为而言，而侵权人所实施的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和犯罪行为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公民面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会有一定的时间思考应对的措施，因此，就平衡双方权益的而言，实施的正当防卫行为是迫不得已的，也就是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因此从民法角度而言，实施正当防卫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为此，在民法中公民行使防卫权利要将公民是否“迫不得已”作为评判基础。而在刑法中，所谓正当防卫主要是针对犯罪行为而言，所造成的后果要大于民法中的侵权行为，就其防卫时机而言如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实施防卫行为，那么可能会对权益造成损害，对我国的法律秩序也会造成影响，所以，公民为了保障国家、社会以及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障我国法律的有效性，在必要时机实施正当防卫，以免当事人在面对权益与防卫二者选择缺乏决断，造成损伤。然而在刑法要求中，并不是针对所有行为都能够实施防卫，只是在面对时间紧迫、侵害性大的犯罪行为时才能实施正当防卫。所以，在刑法中，实施正当防卫并没有迫不得已的约束。
三、正当防卫在民法和刑法中的区别运用。
（一）正当防卫是体现民法和刑法的发展需求，具有统一性。
一般情况下，我们说起正当防卫通常是从刑法角度，相关刑法研究人员在对正当防卫展开研究时也会比较倾向于刑法，在具体的应用方面也较多用于刑事案件，然而这不完全代表正当防卫属于刑法，与民法完全没有联系。针对正当防卫发展过程来看，所谓正当防卫，是指公民在面对生命、财产等受到危害时，出于自我保护而实施的防卫行为。经过时代的变迁人们的防卫行为逐渐由私人报复逐渐转为受法律保护的行为。所以，正当防卫形式不仅具备合理性，还拥有合法性，其行为本身具有双重属性，在此基础上公民才能真正在法律的保护下实施防卫行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以免出现滥用防卫权利造成防卫过当的现象。我国的民法与刑法是支撑我国法律体系的基本法律，同时也是保障人们正常生活的法律，考虑到民法与刑法在保障公民权益方面具有很大效用，那么同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正当防卫也就自然而然成为民法和刑法中共同拥有的内容，同时也是民法和刑法中的必备内容。正当防卫在民法和刑法中共同拥有的属性还包括阻却违法这一点，所以，针对现阶段我国在民法中关于正当防卫的相关规定来说，与刑法的相关规定存在很大的共性。
（二）正当防卫在民法与刑法中具有不同的观念。
这里所说的观念主要指民法和刑法中对于正当防卫的不同指导原则，引导公民能够正确认识并运用正当防卫，构建和谐社会。
1.民法与刑法属性不同。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会通过调整对象与方式的不同，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在社会关系的角度，会在所适用法律不同的基础上，把法律规范分为公法与私法。公法主要用于调节非平等主体逐渐的关系，也就是国家机关或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明确其权利，并且将其服从法律规定作为主要目标，进而实现保障国家权益、保障国家职能的目的。而私法主要应用于调节社会中各个主体的关系，明确其私权并且保证其私法权利的实现，对社会中公民所从事的社会活动进行保护，进行合理的调动。一般情况下会把刑法归入公法范围内，将民法归入私法。针对二者的调整方式，民法主要以私权至上为基础原则，在权利的基础上形成规范体系，并且通过法律的规定确定所实施的义务。在民事责任方面主要为补偿的形式，通过补偿将事态恢复至未被侵害时。而刑法则主要是维护社会公众治安，维持社会秩序，在义务的基础上对公民的行为进行限定，刑事赔偿主要为惩罚的形式，并且惩罚力度较为严格。
2.法律的不同特征决定了正当防卫的不同属性。由于民法本身具有私法的属性与调节形式，与刑法相比较，民法则是权利法，作用于市民群体，对市民的基本行为进行约束。解决民事纠纷的常见形式主要有和解、诉讼以及仲裁几种，主要在事件发生之后，其本身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面对突然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不能及时进行解决。为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使其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及时保护自己，为公民赋予防卫权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可见防卫权应该为民法中的合法权利。所以，之所以有防卫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只要民法对人身权与财产权进行明确，那么就等于明确了救济权。所谓防卫权是通过民法进行明确，因此，民法便是防卫权的主要归属。在此基础上，刑法又是民法与其他相关法律的保障，使用刑法的前提是在相关部门对于一些事件处理不当，难以满足对于社会关系的保障，在这时便会将其交由刑事机关处理，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以刑法本身的性质来说，便决定了刑法绝非授权性，因此，防卫权便不能是刑法范围内的权利。
3.刑法的调整方式决定了正当防卫在民法与刑法中的本质区别。刑法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与社会的安定和谐，保障合法权益，在法律的关系内，国家作为主体与刑法本身具有紧密的联系，各个法律关系的形成是在不同犯罪行为的基础上，同时也包括正当防卫。如果实施正当防卫时所产生的后果类似于犯罪行为，这时要对该防卫行为进行明确，是否将其归入刑法。在刑法中，所实施的行为性质，如果没有触及社会危害限制，那么就属于合法行为，是否属于防卫过当、或属于其他犯罪行为则需要具体的刑法规定进行判定，以此对公民的合法权益进行保障。在刑法范围内，实施正当防卫需要依靠公民的主观意识推动，实施正当防卫的主要前提是为了维护合法权益。因此，民法意义的正当防卫，其主旨是对公民简单防卫权的肯定，而刑法意义的正当防卫，则是国家对于公民所实施的正当防卫行为的判定，由此决定在判定防卫行为是否合法，也是正当防卫在民法和刑法中运用的本质区别。
4.明确民法中的正当防卫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有效措施。在刑法中，确定防卫行为是否防卫过当是国家司法机关进行判定的，在其判定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其时间成本也较高。相反在民法中却不同，正当防卫作为公民所拥有的合法权利，是允许普遍使用的，公民行使防卫权只要在民法规定范围内，便可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利于解决民事纠纷，增强社会的和谐稳定。由此可见，正当防卫在民法和刑法中的区别运用，不仅能够有效减少诉讼成本，在减少纠纷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正当防卫是人们生活中十分常见的行为，然而就其在民法和刑法中的区别运用，文章中笔者首先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必然联系，随后就其在构成要素之间的不同进行了研究，最后在正当防卫是体现民法和刑法的发展需求，具有统一性，正当防卫在民法与刑法中具有不同的观念两个方面阐述了正当防卫在民法和刑法中的区别运用，希望以此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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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闫周.浅析刑法中防卫过当的表现形式[j].法制与社会,(33).
[4]王新.正当防卫在民法和刑法上的区别[j].法制博览(中旬刊),(06).
民法中的债与责任的论文篇七
法定代表人：
姓名：________________职务：_______。
委托代理人：
姓名：_____性别：______年龄：____。
民族：___职务：____工作单位：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
答辩人因_______________一案，对上诉人________不服_____人民法院__字第__号判决，提出答辩状。
答辩的理由和根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_____人民法院。
答辩人：_______(盖章)。
法定代表人：_____(签章)。
____年__月__日。
附：答辩状副本___份。
注：答辩的理由和根据应着重陈述对上诉状中有关问题的意见，并列据有关证据和法律依据。
民法中的债与责任的论文篇八
会计制度在医院管理中的应用不仅仅是医院的会计人员根据医院的会计制度简单的核算相关会计科目，填报会计报表。会计制度在医院管理中的应用也不仅仅只会对医院的财务管理造成影响，还会对医院的整体运营造成影响。通过医院的财务数据，将医院运营过程中潜在的问题和现存的问题以财务报表的形式反映出来，进而医院的管理者们根据财务指标所反映出来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思考，从而及时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减少这些问题给医院带来的损失，使医院在运营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效益，尽可能地使医院在保障服务质量的基础上提高经济收益。
2规范预算管理。
在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公立医院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处在缺乏规范统一预算制度的环境中，而这一环境将会对医院部分资金的拨付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医院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国家财政给予支持。然而，在国家财政支持的强大后盾下，医院的市场竞争意识逐渐淡化，财务预算变得混乱，管理水平逐渐下滑。而归根结底，这些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缺乏规范统一的预算制度，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将会计制度应用于医院预算管理中，所以说会计制度在医院管理中有着重要意义。
3加强成本管理。
医院操作的难点之一是完善医院成本的归集和核算体系，而这一难点恰好是医院会计制度的优势所在。因此，可以说医院会计制度在医院的成本管理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医院的成本管理。
3.1树立医院成本分析核算新理念。
会计制度下医院成本的核算不再是简单的计算医院运营过程中所耗费的各种资金的总和，而是对医院运营过程中各种对象进行分类汇总，然后计算出单位成本和总成本的过程。医院成本也不只是所耗费现金资产的总和，还包括各种仪器设备、医院各种建筑等的磨损与折旧。随着医院管理的规范化和严格化，成本核算更加细致，需要按月填制报表。针对报表数据反映出的具体问题，采取调整措施，及时调整对成本的管理。在会计制度下形成的新的核算理念将致力于减少医院额外成本，提高医院经济效益。
3.2帮助医院展开科学的成本核算。
在充分认识医院成本核算对象和充分掌握各种核算规则的基础上，结合医院的具体情况，设置相应的核算科目，统一核算标准，形成适用于医院的成本核算体系，使医院的成本核算更加规范科学。规范科学的成本核算对医院有效地控制成本具有重要意义，将更加有助于医院提高运营效益。
3.3有助于医院充分应用成本信息。
会计制度下的医院成本核算更加完整与规范，反映出来的信息也更加准确，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并且每月都展开成本核算和报表填制工作，月与月之间的数据可以形成鲜明的对比，连续变化的.数据将更有助于发现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充分应用成本信息。
4完善收入管理。
随着我国不断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医院的收入渠道也从单一的需方供应转变为需方和第三方共同供应，比如商业保险、社保、新农合等。付费方式也不再是患方支付，医方收款这么简单的直线模式，而转变成了医方、需方和第三方机构共同清算的模式，第三方与医院的清算模式多种多样，增加了医院业务收入管理的难度。因此，医院业务收入管理水平的提高很有必要，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规范化的会计制度。医院的管理者应重视会计制度在医院收入管理中的应用，完善医院业务收入管理制度，准确核算医院的业务收入，提高医院业务水平，及时调整医院运营模式，达到增加医院业务收入的目的。
5结语。
综上所述，医院会计制度在医院管理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医院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上，还是在医院管理者的决策调整上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医院财务管理上，会计制度可以帮助医院制定统一的、标准化的预算制度，帮助医院加强成本管理，减少额外的成本消耗；有助于医院业务收入管理制度的完善，最大程度保障医院的收入都能入账，降低坏账率。在医院管理决策的调整上，可以向医院的管理者们提供准确可靠的数据信息，并帮助他们充分应用这些信息，及时准确地掌握医院的整体运营情况，针对已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问题制定应对方案，采取有效解决措施，避免对医院造成更多的损失，从而保障医院的运营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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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洁.新医院财务会计制度下医院成本管理探索［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5,18（11）.
［3］王军.新财务会计制度背景下医院财务管理研究［j］.会计之友,（22）.
［4］操礼庆.新财务会计制度下医院管理思维的转变［j］.卫生经济研究,（1）.
民法中的债与责任的论文篇九
二、举证责任，亦称证明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用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这一概念源自罗马法，现已为各国所普遍采用。它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责任，是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当事人负担败诉的风险。就同一事实，证明责任只能由一方承担。否则，在该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法院就无法根据证明责任作出裁判。证明责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为责任，即谁主张就应由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二是结果责任，是指不尽举证义务者应承担败诉的风险。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使原告、被告各自负担一些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它的核心问题是应当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分配才既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又使诉讼较为迅速的完成。在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是指提出主张的一方不负举证责任，而应当由反对的一方就某种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负举证责任，如果其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要承担败诉的后果。它是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作为分配举证责任的前提标准，是对该举证责任分配的局部修正、补充和变通。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究竟由哪一方承担，这不仅涉及到哪一方当事人需要付出更多的举证努力和诉讼代价，而且将直接影响到当事人诉讼的成败，影响到审判的顺利进行。
[1][2]。
民法中的债与责任的论文篇十
以xx医院的系统为例，设备管理系统的主界面如图1所示。
[1]。
一般来说，医疗设备管理系统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用户信息修改、入库管理、设备检定信息管理、定期保养管理等方面，如图2所示。
[2]。
3.2各模块功能说明。
用户信息修改：目前登录用户个人信息修改，包括密码以及用户名等操作。
入库管理：入库管理比较复杂，包括了新设备的信息录入、当前设备的信息管理、淘汰管理等。
定期保养信息管理：主要包括了定期的保养计划、保养信息的录入和查询等。
设备检定信息管理：包括了检定计划、临检管理等内容。
3.3运用效果。
此系统的运用是从医院的维修、保养等实际工作需求而设计的，在投入使用后可以达到比较好的预期效果。
运用设备管理系统前，主要是靠手动对相关信息进行记录，因此有时在查询、登记记录时间等会超过维修和检定的工作时间，造成资料不全的情况，给工作带来很多不便。
但是，管理系统投入后，如果想要查询某台机器的资料以及相关信息时，只需要对机器的基本内容进行检索即可，检索后可查询到本台机器的所有信息，包括了检定记录、保养记录、维修记录等等，同时还能显示出生产厂家、销售公司、联系号码等信息。
在某种程度上规范了设备的有关管理，提升了设备维修、检定的工作效率，为医疗的设备管理工作带来很大的便利。
参考文献。
[1]马成钢。
[2]扬斌，张美，袁钟清，等。
【2】强化医疗设备安全管理保证患者安全。
论文摘要。
医疗设备的安全是医疗设备使用和管理的头等大事。
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中国医院院长设备管理高峰论坛上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17%的医疗事故是和医疗设备相关的，在与器械设备相关的医疗事故中，有30%左右是设备本身的原因，还有60～70%是由于使用不当造成的。
1医疗设备导致安全隐患的原因。
医疗设备在原设计中由于客观条件、技术条件的限制，会存在一些考虑不周到的地方，使用前很难发现，在使用中可能会出现问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不良事件。
另外，很多设备由于使用年份过长，尽管还能工作，但是存在的风险隐患较多，使用中突发的故障，可以给病人带来伤害，尤其是急救设备，会危及到病人的生命。
一些诊断类设备由于元器件老化带来检测数据飘移不准，使诊断结果发生误差，严重影响临床医生对患者病情的治疗，给患者安全带来隐患。
对医务人员来说，学会按操作规程熟练使用先进的医疗设备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一些生命支持系统、急救设备如呼吸机、监护仪、人工心肺机、除颤起搏器、麻醉机等。
一旦发生设备使用不当，也会给患者带来安全隐患。
2强化医疗设备安全管理保证患者安全。
全球医疗机构认证标准(jci)把以患者为中心作为两个论证指标之一，把患者安全放到一切医疗工作的首位。
核心是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强调全员参与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
医疗设备应用安全管理是保障患者安全、防范医疗设备引起纠纷的重要手段。
2.1对使用人员进行严格的`、全方位的培训我院对新进设备的使用操作培训一直非常重视，要求设备原厂工程师对使用部门所有人员进行现场培训，一些操作比较复杂的设备，使用人员还需到国内三甲医院培训1周甚至两周，直至所有使用人员都能熟练掌握操作规程为止。
从去年开始，我们对参加操作培训的使用人员进行书面考试，只有考试合格的人员才能取得上机操作的资格。
2.2对医学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不断培训培训可以有多种方式:一是通过日常的维修工作不断积累经验。
二是公司维修人员来院维修时的互相探讨交流。
三是通过科内定期组织的业务学习交流维修心得。
四是通过自学业务书籍丰富专业知识。
五是参加公司组织的业务培训班。
六是可以到其他三甲医院进行短期培训。
通过多种途径的学习和培训，提高医院工程技术人员的动手能力，切实解决医疗设备在使用中的各种实际问题。
2.3改变被动维修的工作模式采取有效的预防性维护的方法。
我们安排工程技术人员定期到科室了解设备的使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同时对大型设备定期除尘。
今年设备科还根据临床科室的工作特点，适时推出了“驻点工程师”责任制，由各位工程师在自己分管的片区中选择设备比较集中、设备使用率较高的1-2个点，在高峰时段提供驻点服务，现场解决临床科室在设备操作以及维护方面的问题，及时反馈设备维修情况，听取使用部门对设备维修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今年还引进了专业的医疗器械检测设备，对医院在用设备进行质控。
例如通过对输液泵的质控，实时掌握输液泵实际滴速与设定滴速是否相符等情况。
通过对监护仪的质控，实测监护数据与患者实际情况的误差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对一些误差范围超过规定值的设备立即停用，经及时维修调试直至检测正常后方可投入使用。
2.4建立以质量保证为核心的医疗设备管理模式把物资管理模式逐步转变到质量管理模式上来。
规范医疗设备应用安全管理流程，建立质量控制与评价体系，首先从与患者生命安全密切相关的急救类设备入手，同时应有一套相关的质量控制标准和考评标准。
民法中的债与责任的论文篇十一
人们之所以要明确责任，是为了“定纷止争”，而各类纷争实际上都与一定的利益相关。当某种利益获得法律上的保护之后，它就被称为法益。不同的法律保护不同的利益，即法益。为了使其所保护的法益不受侵犯，法律通常会确定侵犯法益后所应承担的责任，而这种责任的确定必须符合该法律的宗旨。这种违反法律后所应承担的责任被称为法律责任。从法理上讲，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违反法定义务后所应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1]而实际上，对义务的违反就意味着对法益的侵犯。由于各种法律所要保护的法益不尽相同，它们赋予其相对人的义务也就不尽相同，那么违反义务后所承担的责任（即所称的否定性法律后果）也就会不尽相同。
在确定违法者对其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时，我们首要考虑的是其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即损害结果）。在评估此种影响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个体主义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只会对与其直接交往的人产生影响，对第三人则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因此我们在考虑一个人的行为，或者两个人之间的交互行为时，无须考虑所有的其他人。个体主义对民法的影响较深，最明显的是合同的相对性。整体主义则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或者两个人之间的交互行为，必然会影响到社会中的其它人，这种影响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可能是现实的，也可能是潜在的。
在考虑经济违法行为的影响时，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究竟应该从个体主义出发，还是应该从整体主义出发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分析经济法的立法本位和经济违法行为的特征。首先，经济法是以社会本位为主导的，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这是经济法区别于其它传统部门法的本质性原则。其次，经济违法行为有其特殊性，即显著的负外部性，这就决定了经济法在考虑其主体的行为时，必须从整体考虑，不仅要考虑其行为的直接作用对象，而且还要考虑其行为的外部性，考虑其行为对不特定的其它经济主体或者整个社会有机体、市场秩序的间接影响。比如企业间的合并，从民法上看，也就是说从个体主义看，是企业本身所享有的、自由的经济决定权的行使，此种自由权利的行使，只要不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就无可厚非。但是我国的反垄断法却规定，当企业间的合并达到一定标准时，必须向主管机构申报，不申报不得合并。从表面上看，这是对企业自由经营权的一种干涉，不过，如果从整体主义出发，从企业合并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出发，某些企业间的合并虽然短期看来没有产生任何的不利影响，反而促进了规模效应，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合并可能会导致经营者的过度集中，独立利益主体的减少，进而破坏市场原有的竞争状态，损害市场秩序。所以，经济法在对其主体的行为进行评估时，总是会以社会本位为指导，并注重经济行为特有的外部性。
我们知道，经济学最重要的假设就是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其实，人的理性假设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学只是发现了它，并不是创设了它。人不仅在进行经济行为时是“理性”，在实施任何其它行为时也是“理性”。[2]也就是说，“理性”只是人本身的一种决策机制，它决定人们如何做出决定，做出何种决定。我们的有些决定是理性的（通常认为是正解的决定），有些决定是感性的（通常认为是错误的决定）。但值得注意的是，“理性”只能相对于某一个人来说，不能相对整个社会来说。
因此，本人认为人在实施违法行为时，也是具有理性的。也就是说违法主体也是具有理性的利益主体，他在实施违法行为时，也会有成本与收益的考虑。如果他看到违法的成本低于其违法收益时，他会继续实施该违法行为。法律在确定违法主体的法律责任时，就必须使违法成本高于违法收益。
如何才能保证违法者违法的成本高于其违法的收益呢？首先，我们应该准确地分析违法行为可能带来的各种成本。违法成本指的是组织或个人在实施违法行为后所应付出的代价。一个违法行为往往存在着两种成本。一种成本是指违法主体在实施违法行为时所考虑的、法律强加于其身各种“处罚”，另一种成本是指违法行为客观上造成的影响或损害。[3]法律的目的是通过明确前一种成本（即法律责任），来防止后一种成本的产生（预防功能）或弥补后一种成本（弥补功能）。由于经济违法行为显著的负外部性，它不仅会造成个人成本（对个人利益的损害），还会造成社会成本（对社会利益的损害）。所以经济法在进行成本弥补时，不仅要弥补个人成本，还要弥补社会成本。由于经济法是以社会本位为主导的，它更注重的是社会成本的弥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忽视个人成本。例如，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里的民事责任就是一种对个人成本的弥补。经营者在实施垄断行为时，不仅会直接损害其它经营者与消费者，还会对整个市场秩序与竞争机制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在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后，整个社会会因此而增加一种风险：即其它经营者可能进行的仿效。所以，这种风险也是一种社会成本。我们知道，弥补是指使受损害的.利益恢复到违法行为发生以前的状态。反垄断法在弥补违法行为造成社会成本时，采取的是表现为“惩罚性”赔偿的“少额”赔偿。[4]虽然这种赔偿额高于垄断行为所造成的、直接的、可见的损害，但是相对于垄断行为对市场秩序与竞争机制所造成的损害，以及给社会带来的“仿效”风险而言，这种赔偿是不足的，是“少额”的。
如前文如述，法律是为了使其保护的法益不受侵犯，才规定法律责任的。因此，法律在确定法律责任时，总是以其背后的利益为考量的。由于各个部门法背后的利益考量不同，其法律责任也不尽相同。但是，我们这里所讲的法律责任，不是指的如“罚款”等责任形式，而是各种具体的责任形式，从一定的利益考量出发，按照一定的逻辑组成的责任系统。就一个具体的部门法而言，它不可能只采取某一种责任形式，而只是对某一种或一些责任形式更加偏重，这种偏重恰恰是由其背后的利益考量驱使的。例如在反垄断法中，罚款条款占整个法律责任条款的比例高达55%。[5]因为反垄断法要通过“罚款”这种责任形式，来保护竞争秩序――其背后的利益考虑。
经济法责任不同于其它部门法责任表现在，其责任系统是行政类责任形式在先，民事类责任形式在中，刑事类责任形式在后，市场主体的责任在先，主管机关的责任在后。这不仅体现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而且体现了经济法先规制市场失灵，再控制政府失灵。例如，反垄断法第46、47、48条规定的是罚款，第50条规定的是民事责任，第52、54条规定的刑事责任，同样也是先规定了市场主体的责任，再规定主管机关的责任。因此，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表现在它具有独立的责任体系。
民法中的债与责任的论文篇十二
摘要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公平原则成为各国人民对人身权利的最基本追求之一，从公平原则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虽然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对公平的含义界定有诸多不同，但是公平在各国的法律制度中一直扮演者重要角色。
在民法中的公平原则是对民事传统的概括，是民法的基本精神，贯穿在民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整个过程中，对推动民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在未来中的民法制定中应该继续树立公平至上的理念，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依法治国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人们要求社会公平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社会公平的概念包含了伦理和法律双层含义，对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追求社会公平的历史，不同阶层的人们为了实现社会公平进行着各种斗争，公平的实现程度也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一、公平的含义。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人们都在不断追求社会公平。
在我国古代，公平的概念曾被定义为平均，人们以平均来衡量公平;这一观念在当今社会中也依然被很多人所认同。
然而在西方国家，有很多学者将公平等同于正当。
比如，苏格拉底认为所谓公平就是被规矩认可的行为;柏拉图在将人的灵魂划分为理性、激情、欲望的基础上，认为公平就是各司其职，各得其所，要求每个行业的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情，互不干扰。
亚里士多德在两位前人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对公平的含义进行界定，并加以分类，他按照公平的表现形式不同，将其分成了特殊的公平和普遍的公平，所谓特殊的公平主要是指分配的公平和矫正的公平，而普遍的公平则是指社会成员的所有行为都应该与社会规定的道德和法律保持一致;从具体内容的角度划分，亚里士多德又将公平分成了相对公平和绝对公平，相对公平是指人定法的公平;绝对公平则是一种自然法意义上的不受任何人为约束的理性的公平。
亚里士多德认为公平可以作为正义的替代语存在，对公平的论述对后代建立公平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对整个西方哲学和社会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陆续展开，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在社会中广为流畅，公平也因此被理解为一种权利的平等，与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是一种起点和过程上的公平。
之后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社会在进步的同时，社会矛盾问题越来越多，人们逐渐意识到西方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衡，追求公平的呼声再一次高涨，这一时期对公平的含义论述最权威的是美国学者罗尔斯，他认为，正义是整个社会制度建立的首要价值，任何社会制度都必须要符合社会正义。
社会上的人们都应该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在一定的原则指导下实行利益分配，形成合理恰当的社会分配契约;而要实现社会利益分配的合理就必须要确定建立社会正义原则，确定社会合作的利益与负担的适当分配，在罗尔斯的论述中，公平也成为了正义的替代语。
民法中的公平含义与以上不同时期人们所提出的公平含义应该有所不同，它必须要从民法自身的角度去界定，并通过民法的相关规定去确保公平的实现。
有学者提出，公平是民法的最高原则，公平是伦理性规范为主要内容的民法的存在基础，是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不仅可以代表平等、正义、诚信等具体行为要求，而且也可以作为人们内心判断的标准。
在我国《民法通则》中也提出民事行为的有效无效、诉讼时效的中止、无过错责任的构成等都可运用公平原则，也就是我国的民法中确立了公平原则。
公平观念穿插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背景，人们对公平概念的界定各不相同，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公平在各国的法律制度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甚至将公平视为法律的替代语。
在本文主要从民法的角度去分析公平原则。
从民法的法律意义层面，公平是权利与义务、利益与负担在相互关联的社会主体之间的合理分配;这种分配的结果必须要与每个社会主体的付出保持一致，而且可以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认可。
为此，我们可以将民法中公平概念分成以下四点：其一，每个当事人在社会上都面临着平等的社会外部条件，都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即前提条件公平。
前提条件公平与结果公平不同，民法中的前提条件的公平可以更好的保证每个社会公平都享有客观公正的社会权利。
其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享有获得平等分配的权利，都应该获得与其付出劳动成果相一致的分配利益;即分配公平。
其三，在商品或服务的交换过程中，不同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应该是基本对等的;即交换公平。
其四，对于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失衡的问题，应该依照相关的法律政策对其结果进行矫正，即矫正公平。
还应该注意的是矫正公平是一种算数比例上的公平，评判者不需要考虑双方的功德，而不同于按照几何比例进行的分配公平。
从以上几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民法中公平原则充分体现了民法的追求目的、性质、任务和特征，并且在民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中贯彻始终。
虽然每个时代的公平概念都有所差异，但是不可否认，公平概念的确定和修改都是以不同时代的特定的道德观念为背景的，民法中的公平概念也是依照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伦理观念的变化而提出的，以便在社会上建立一套保障社会正义的公平保障机制。
公平原则是民法的基本精神，在民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过程中，公平观念无时不在，在我国为了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在《民法通则》中对公平观念提出了若干界定。
比如，“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公平观念的提出，都是立法者在考虑公民个人财产和国家财产保护不对等的基础上建立的，以充分体现公平理念。
虽然，相关的公平原则在不断完善，但是在民法基本原则的实际实施中海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这一民法原则背景下，公平理念体现为以何种价格成交拍卖物，有人会认为用拍卖物的实际价值确定拍卖物的成交价格是公平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很多拍卖物的成交价格远远超过其应有的价值，因为很多拍卖物的爱好者往往愿意付出超出其价值几倍的价格去购买，但是这种交易方式在公平理念下就显得不公平。
为此，在实际的民事事件中，笔者列举以下几种民法中公平原则的运作模式，以表述公平原则在民法中的具体体现。
其一，用程序公平去满足公平原则，对于谈判双方来说，如果两者在各方面的力量差距较大，就会影响公平原则的实施，对此民法应该通过制定严格的程序和规范去保障社会公民在婚姻权、专利权等民事纠纷中公平原则的实现。
其二，用均衡自我裁量实现公平标准，针对民事事件的复杂性，法官应该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对事件做出最合理的判断;其三，在意思自治下的协议达到公平，意思自治可以为社会公众的人身自由提供保障，而且保障个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他人的非法干预。
公平原则的存在是为了满足社会公众的心理需求，也是人类理性思维不断向前发展的结果，对于民法公平原则的伦理基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首先，公平符合社会法律的最高理性要求，是社会法和自然法所共同追求的目标。
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人们预先接受了平等自由原则，并且明确同意，让自己的善的观念和行为符合正义原则的要求。
其次，公平原则符合了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要求，表现为自由和人格平等;对于每个社会公平来说，都希望得到社会的公正对待，获得人格尊严，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心理要求，就如康德所说，人只有以中国天赋的权利就是与生俱来的自由。
孟德斯鸠的民主思想中认为，在自由和政制的关系上，建立自由的是法律;然而在自由与公民的关系方面，风俗、规矩等都可以成为自由的载体，民事法规的制定则可以更好的确保公民自由的实现。
再次，公平原则可以满足社会公民利用公平维持现状的心理需求，但是这种情况也只有在整体社会关系处于最大限度的合理状态时才可能会实现。
如果人们将现存的利益与职权的分配制度持反对态度，那么对公平原则的追求也可以成为一种社会变革的口号。
在民法中确立的规范性体系，更加强调个人生活的自治，确认了社会公民人身地位的平等，民事行为的自由等原则，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此外，公平原则的确立具有一定的信仰基础，公平原则所倡导的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正是古罗马时代确立的最基本的民法原则，而对于很多现代契约制度的渊源之一的教会法中也强调企契约的制定应该符合公平、合理和平等等要求，强调涉及利益的双方应该均衡利益和负担。
最后，民法中国的公平原则适应了现阶段复杂社会关系的需要，民法中要处理的事件具有较高的复杂性，所以不管是在哪个时代都难以制定出绝对公平的法律制度，这就要求民法的中概念具有一定程度的概括性，公平概念的出现正好弥补了民法发展中的这一需求。
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这就使得不可能有持久不变的法律关系，只有建立一种灵活的、弹性的法律制度才能适应人类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而公平原则因为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弹性而被民法所应用。
民法公平原则的存在本身具有很强的伦理性，相比于刑事法律中明确规定的各种概念，民法概念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究其原因，民法规范的目的在于为市场经济提供约束社会公众的一般性规则，这些规则又是基于实际的市民社会总结和概括而来，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然而，在民法的立法过程中，法律规范的勇于越是概括，其实施的难度就会越大，给予法官的自由也更大，为此，在很多民事纠纷案件中，法官必须在对各种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用自己的价值去判断。
在《瑞士民法典》中规定：如果法官于指定法中不能发现相应的明确规定，则必须依照习惯法实施判决。
所以正是由于民法规范具有的高度的概括性和伦理性，使得法律的适用必须要以伦理性的公平原则为指导，以确保案件审理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公平原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法中都具有十分独特的地位，每个国家的民事立法都应该注意本国的历史发展传统和当下的具体国情，充分考虑国家内部伦理道德对法律制定的影响，伦理对于民事立法的音响主要是以伦理道德法律化的形式来实现。
因为任何立法都不可以违背社会公平观念、公共利益和其他的伦理道德，否则法律的制定就会失去民心，法律的权威也会受到破坏。
现阶段，我国的立法正在不断趋于完善，但是在国内依然存在法律得不到有效遵守的问题，法律的权威性和威慑力不够，为此，在未来的民法典制定中，一方面要注重对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习惯的继承;另一方面则应该吸收西方国家中先进的法制文化，建立适合我国社会发展的民法体系，使民法真正成为公民权利的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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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中的债与责任的论文篇十三
《你看起来好像很美味》是日本人气绘本作家宫西达也的一部作品，由导演藤森雅也制作成动画后于20xx年在日本全国公映。该影片讲述了一个食草恐龙无意中捡到一个霸王龙的蛋，为它取名“哈特”并把它养大。但当长大的哈特明白自己的身份，未能抵制本能的驱使，离开母亲，开始了食肉生涯。而哈特后来又阴差阳错地因为捡到了食草恐龙的蛋，被恐龙宝宝“很美味”误认为是“爸爸”，从而开始了与“很美味”之间一段感人的父子情。本文通过对影片的细节进行分析，探讨该影片所体现的爱与责任。
一、母爱。
影片感人至深的首当其冲的便是哈特母亲的爱。当哈特破壳而出，与生俱来的不同让种群首领命令哈特的母亲抛弃它。但当母亲把哈特“遗弃”在石岩下，哈特的叫声触动了母亲最柔软的神经。她无私的母爱让她不计后果，毅然决定抚养哈特。母亲也因此违背了首领的命令，只能带着哈特和自己的孩子“莱特”，远离自己的种群，偷偷地在森林深处生活。她一开始就知道哈特不是食草龙，她也知道哈特可能早晚有一天会离开他，知道有一天她甚至可能成为哈特的晚餐……但是因为伟大无私的母爱，她仍然对哈特视如己出，甚至更偏向他——例如自己的孩子莱特都是自己出去找吃的，而母亲却要和莱特一起帮哈特搜集果实。
而当哈特发现自己霸王龙的身份，选择了离家出走。哈特的母亲却在永远在等着孩子回来。当哈特多年后出现在母亲面前，她一眼就认出了哈特，抱着哈特嗔怪道：“真是的，擅自离家后就一直没有回来，妈妈很担心你啊”。一句简单的话，却包含了母亲无数的担心与挂念。她的爱是包容的，不管孩子做了什么，她永远在原地等着他回头，她的爱又是无关血缘的'，哈特不是她亲生的孩子，却仍然有着浓得化不开的亲情。
二、父爱。
影片所表现的父爱有两种，一种是哈特对“很美味”的爱，一种是巴克对哈特的爱。
哈特被“很美味”的一声“爸爸”所感动，让很美味幸免于成为他的腹中餐。在很美味身上，哈特体会到了被爱、被崇拜、被需要的幸福感，所以他也像真正的父亲一样爱着“很美味”。当很美味在他视野消失的那一刻，因为担心被其他动物吃掉，他万分焦急地四处寻找，当寻找未果时哈特他低垂着头，无法掩饰地失望与沮丧。而当终于看到“很美味”回来了哈特生气地大声斥责，在得知很美味一片孝心后哈特又留下了感动的泪水，其满满的父爱可谓溢于言表。哈特明白，身为食草恐龙的“很美味”终究无法变得像自己一样强大，而有一天很美味也会离开自己独立生活，所以他努力教给很美味各种各样的本领，严格地训练很美味，希望他能独当一面。但是当很美味离开哈特，面临生存威胁时，哈特听到它的呼喊，仍然不顾一切，奋力前往营救，同时也让哈特明白，不管怎么训练，与生俱来力量的悬殊，使很美味终究无法撼动天敌。所以哈特决定把它留在身边，永远庇护它。
巴克作为哈特的亲生父亲，影片许多细节可以看出巴克对哈特的爱。巴克至始至终没有与哈特相认，因为他作为种群的王，身上肩负着许多责任，这份责任可能并不能让他去扮演好一个父亲的角色，所以他选择让哈特独立成长。但是当他认为需要的时候还是适时的站了出来，教导身为男人应该如何去保护自己爱的人。在蛋灵山火山爆发时，老别肯已经说过“这种时候，放着不管不就行了?”作为草原的王，驱逐犯规的哈特是他的义务.但是，驱逐哈特也是他唯一个见儿子的正当理由.思念孩子的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趴在雪地埋伏等待证明了他经验的丰富。与哈特的战斗中，他巧妙的避开了致命的打击，在确认哈特的能力之后”你果然是…”可以看出他很骄傲于儿子的勇敢强壮，对于儿子的成长很是欣慰。当哈特咬住巴克的脖子时，巴克用手轻轻地抱住哈特慢慢地叫了声“哈特”，选了一个坑与哈特一同坠入(选平地的话哈特必死无疑)。那一声呼唤，那最后一次温柔地拥抱，都包含了一个父亲最浓烈地爱。即使不得不对抗，即使两败俱伤，也想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教会儿子成长。巴克的父爱，是深沉的，无法说出口却不言而喻。
三、责任。
任何一个个体都肩负着责任，对工作、对家庭、对亲人、对朋友，正因为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责任，才能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戴维斯说：“放弃了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就意味着放弃了自身在这个社会中更好的生存机会。”在哈特离家出走后，莱特带着母亲回到种群生活，作为种群里边年轻力壮的年轻人，莱特肩负起保护种群的一份责任，所以当火山爆发时，他寸步不离地保卫着自己的种群，即使他担心自己未曾归来的母亲，他的责任，让他只能选择舍小家为大家。
巴克作为平原之王，肩负着保护霸王龙一族的责任，肩负着公平对待种族成员的责任。当年他为了对付外族入侵，为了保护自己的种族，为了责任，他孤军奋战，却痛失自己的妻儿。当自己的孩子哈特践踏了同族的地盘，他不得不将哈特放逐。当哈特违背命令，返回平原，他不得不面对与自己的亲生孩子为敌。所以，即使他深爱着哈特，却只能希望与哈特永远不再相见，因为，他的责任，让他只能远离自己的孩子，才能不与哈特为敌，才能顾全大局。
虽然《你看起来好像很美味》只是一部动漫电影，但是通过小细节的呈现，让观众在童趣中掌握着事情的经过和感情的发展，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去体味至情至爱，体味到了这部电影所带给人的温情与感动。
民法中的债与责任的论文篇十四
法定义务是从法定学对法律责任的定义，法律责任是由特定法律事实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这种把法定义务作为经济法责任的基础、本质特征、逻辑起点的学说，从法律规范的层面对经济责任进行了规范性的要求，维护了经济体系的规章制度使其能够更好的运行。但是研究者对经济法责任的研究往往过于注重从一般的法理上进行演绎，忽略了经济法责任的自身特点。
这种研究将使研究者难以把经济法责任和其他法律责任作出明确的区别。其次就是这种法定义务说对经济法的责任界定过于浅显，难以从经济法责任的角度把握经济法的深层次内涵。这种法定义务分析经济法的形式过于注重实然状况从而导致忽略了应然的责任形式，由于法律特别是经济法相对于现实生活的滞后性，难免会对一些实质违法行为缺乏相应的形式规定，法定义务学说很难解决这一问题。
1.2经济责任的社会公共利益学说。
社会公共利益学说是从社会学和政治学中的社会利益出发，使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基本价值、基本原则等理论的基点。表达的主要思想就是社会公共利益是从社会公众生活的角度出发，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正常活动提出的愿望和需求。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公共秩序的发展，经济的秩序、自然资源的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对社会弱者利益的保障，这些都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须要经历的。
现代经济社会的产生源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划，社会公共利益的确体现了现代经济的本质层面的属性。但是社会公共利益学说并不能直接作为经济法固有的、内在的范畴，在当代社会法治背景下，民事法律责任以及行政法律责任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但是真实的经济法责任要通过分析社会公共利益在经济法中存在的形态，提炼出经济法责任的中心思想为人们所用。
2经济法责任与传统的法律责任。
在生活中众多的法律责任中，对人们贡献最大的要数民法。法律责任通常可分为三大责任，即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这种责任的划分通常是以部门法为基础的，与各部门的法则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经济法作为新兴的法律部门，在司法实践中经济法往往都是在借鉴各种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责任形式往往表现为非单一的特征也就是“综合责任”，即经济法主体所承担的责任表现为多种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形势责任、违宪责任)的结合。这种责任形式打破了传统责任意义对应的思维定式，形成了具有经济法责任的特色责任制。由此可见通过传统的法律责任来划分经济法责任是很难进行研究的，因此为了探寻经济法责任的独特性，经济学者们提出了很多的划分标准。
经济法责任包括了功法责任以及司法责任，财产责任和非财产责任，根据追究责任的目的可分为赔偿性责任和惩罚性责任;依照承担责任的主体，可分为调控主体责任和调控受体责任。还可以细分为国家责任、企业责任、社团责任、个人责任等等。我国经济法责任力图突破传统的“三大责任”“四大责任”分类方式，在有助于我们认知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性和程序性的同时，也存在法理学支撑不足的缺点，很难融入到传统的法律责任中去。
在对于经济法责任的认识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传统的法律进行补充、超越以及创新。经济法责任对传统的法律责任有模仿的形式，经济法责任自身也有其独特的责任形式。这就意味着违反经济法承担责任的.形式并不是对传统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等的简单相加，而是对三者的综合化系统化进一步的改进，提取出经济法责任所需。
经济法责任是在新时期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下，为人们生产生活经济利益提供保障的。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有多少，至今无法准确的定论。总结以往的研究结果可以初步确定如下的典型责任，即政府经济失误赔偿、惩罚性赔偿、实际履行、信用降低、资格减免、颁发禁令等。在宏观的调控中，应以规定的经济管理和调节主体的义务为主，更好地保证经营主体的合法权利，确保经济法律、法规能够达到有效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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