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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期羁押问题之探析论文篇一
[摘要]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和物业管理服务的市场化，物业管理纠纷也日渐增多。
由于我国物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因而给物业管理纠纷的解决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物业管理纠纷涉及的法律问题很多，本文仅针对物业管理纠纷经常涉及的、当前有关物业管理的法律法规尚未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资格、物业服务合同的法律属性、物业服务收费等几个主要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认为业主委员会是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的组织，物业服务合同属于信托合同，应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收费标准，调整物业管理费收取及管理权的归属，并加大对物业管理收费的监管力度。
[关键词]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合同物业服务收费。
所谓物业管理，是指业主自行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物业服务企业按照与业主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活动。
物业管理在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的服务行业，伴随城镇居民住房的商品化、社会化和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发展，已经基本形成了企业化经营、专业化管理和社会化服务的运行机制。
为规范物业管理行业，6月国务院制定颁布了《物业管理条例》。
随着《物权法》的实施，国务院于8月又做出了关于修改《物业管理条例》的决定，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完善了《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
由于我国物业管理行业发展很快，物业管理又很具体和复杂，而相关法律法规的某些条文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对某些问题的规定不明确，这就导致涉及物业管理方面的纠纷和诉讼呈继续上升的趋势，物业管理现状成为公众批评和责难的焦点之一。
本文拟就物业管理纠纷经常涉及的、当前有关物业管理的法律法规尚未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几个主要法律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一、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它由业主代表组成，得到全体业主经过法定程序的授权，代表全体业主行使各项权益，并监督物业服务企业的物业管理活动。
业主委员会作为维护全体业主合法权益的组织，在物业管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物业管理条例》虽首次将“业主委员会”在行政法规中做出规定，但该条例主要是从业主大会与业主委员会的内部关系上来界定业主委员会的性质，至于在对外的法律关系中业主委员会的主体资格如何，它是否为法人机构、是否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等问题，该条例都未做出明确的规定。
对于业主委员会的主体资格问题，从国外立法来看，各国规定不一。
如德国规定业主委员会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团体;法国规定为有法人资格的团体，业主委员会可以代表全体业主为民事及诉讼上的一切行为;美国虽在法律上不承认其有法人资格，但有关物业管理的判例承认其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
在我国，对此问题不仅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并且理论界、法学界争议较大。
在司法实践中，业主委员会是否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各地法院做法不一。
业主委员会作为业主物业管理的自治组织，其职责内容主要是为了全体业主的利益而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协调业主之间的关系，它对外发生法律关系的机会较少，因此没有将它设立为法人的必要。
但是，基于业主委员会在物业管理活动中充当的角色及所起的作用，应当在相关物业管理的法律法规中明确赋予它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可作为原告或被告参加诉讼。
这不仅有利于有效预防和及时解决物业管理纠纷，而且也能从我国有关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中找到依据。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49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这表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
业主委员会不是公民、法人，但它能否属于“其他组织”?关于“其他组织”，我国《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的规定，详细列举了属于《民事诉讼法》第49条第一款中规定的“其他组织”的八种具体情形，并在第九项规定了一个开放性条款“符合本条规定条件的其他组织”，即“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
业主委员会就属于这一类组织，它应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理由如下。
首先，业主委员会是合法成立的组织。
建设部20制定的《业主大会规程》第五条规定：业主筹备成立业主大会的，应当在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人民政府)的指导下，由业主代表、建设单位(包括公有住房出售单位)组成业主大会筹备组，负责业主大会筹备工作。
第六条第四款规定：筹备工作之一确定业主委员会候选人产生办法及名单。
第22条规定：业主委员会应当自选举之日起30日内，将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业主公约及业主委员会名单等材料向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实践中，业主委员会是由业主大会投票选举确定，并经其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批复后成立的。
这些法律上的规定和实践中的做法充分说明，业主委员会是在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指导下由全体业主选举，并得到相关政府部门批准成立的合法组织。
其次，业主委员会有一定的组织机构。
业主委员会是由业主大会选举产生的，其成员由业主代表担任，所在地的社区主任或副主任亦兼任成员。
业主委员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章程，业主委员会就是根据《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及业主委员会章程来履行职责的。
最后，业主委员会有一定的财产。
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常设机构，得到全体业主授权，代表全体业主行使各项权利。
鉴于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及业主委员会的性质和职责，应在有关物业管理的法律法规中明确赋予业主委员会的民事诉讼主体资格。
这既有利于业主委员会大胆地开展工作，从而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也有利于全体业主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且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物业管理活动也将起着促进和监督作用。
二、物业服务合同的法律性质问题。
物业服务合同是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在平等、自愿基础上依法订立的，以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物业管理服务、业主支付管理费用为内容的，规范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权利义务关系的书面协议。
关于物业服务合同，《物业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业主委员会应当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订立书面的物业服务合同。物业服务合同应当对物业管理事项、服务质量、服务费用、双方的权利义务、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与使用、物业管理用房、合同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约定。”显然，这一条仅对物业服务合同的主要内容做出了规定，但对其性质没有明确界定。
理论界对此问题也存在不少分歧。
有人认为物业服务合同是委托合同，也有人认为是服务合同或承包管理合同，还有人认为是无名、混合合同。
合同的法律性质不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就不同。
笔者认为，物业服务合同应为信托合同，并且它还具有一般信托合同所不具有的特征。
我国《信托法》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概括起来，信托合同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一是合同是基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任才订立的。
二是委托人移转财产权给受托人。
三是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管理或处分行为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这一点是信托合同与委托合同的主要区别所在。
委托合同中的受托人只能以委托人名义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进行活动，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也由委托人承担。
四是具有特定的受益人或者特定目的。
物业服务合同完全符合信托合同的主要特征。
首先，物业服务合同是在业主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经营能力及管理水平充分信任的基础上签订的。
业主通过业主大会自行选聘自己满意的物业服务企业，并由业主委员会与之订立书面的物业服务合同。
其次，业主移转物业共有财产权给物业服务企业。
为了实施物业管理服务，物业服务企业必须占有业主的共有财产，业主与其共有财产权基本分离，单个业主不能以其享有物业共有权而排斥物业服务企业对它的管理。
再次，物业服务企业按业主大会的意志，是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业主的名义进行管理，并自行承担物业管理过程中的法律责任。
这表现为物业服务企业以自己的名义自主决定聘用何人对物业进行维修、养护和管理，自行承担履行职责过程中的法律责任。
第四，物业服务合同存在特定的受益人即全体业主。
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对物业专业化的管理和维护，以实现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
从以上四点分析可以认定物业服务合同属信托合同而非委托合同。
至于认为物业服务合同属服务合同或承包管理合同，或无名、混合合同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
理由如下：第一，所谓服务合同是指一方以其劳务、技术、知识等为他人提供服务的`合同。
从形式上看，物业服务合同属服务合同，但服务合同的外延较广，不能准确反映物业服务合同中业主移转物业共有财产权的个性特点。
将物业服务合同抽象地、笼统地认定为服务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具体，难以预防和解决纠纷。
第二，虽然物业服务合同与承包管理合同都是由一方占有另一方的财产，但承包管理合同的承包方要支付发包方的承包金，以作为占有发包方财产的对价，而物业服务合同则是由业主向物业服务企业支付管理费用，两者的区别显而易见。
第三，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在法律对有关合同已有规定的情况下，应按照法律的规定确定合同的性质。
综上所述，物业服务合同应属信托合同，并且具有一般信托合同所不具有的特征。
一般信托合同往往只涉及对某物或某事项的管理，而物业服务合同不仅涉及对业主所有的建筑物共有部分及共有设施设备等物的管理，而且还涉及对业主群居生活关系的管理，如《物业管理条例》规定：“对物业管理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物业装饰装修和使用等方面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制止，并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由此可见，物业服务合同是一种比较复杂、特殊的信托合同。
三、物业服务收费问题。
物业服务收费是物业服务企业按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对房屋及配套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良好秩序，向业主所收取的费用。
按时交纳物业管理费是每位业主应承担的一项基本合同义务，但由于我国有关物业服务收费制度的不完善，业主拒交或延交物业管理费成了如今物业管理中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物业服务企业由此与业主发生的纠纷时有发生。
这不仅影响了物业服务企业的正常经营，而且导致物业服务质量下降，最终损害了全体业主的利益。
这种状况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部分业主拒付或延付物业管理费的心理，从而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为有效预防和及时解决这一类纠纷，应从以下几方面健全物业服务收费制度。
第一，应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物业管理条例》第41条规定：“物业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合理、公开以及费用与服务水平相适应的原则，区别不同物业的性质和特点，由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物业服务收费办法，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因此，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和房地产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务院相关法律规定，制订本地区物业管理收费具体实施办法，完善物业收费价格形成机制，其规定要做到详细、明确、具体。
要将物业管理收费标准同服务水平和档次挂钩，把按房屋性质收费改为按不同的服务等级收费，以体现按质论价。
第二，应调整物业管理费收取及管理权的归属。
关于物业管理费收取和管理权的归属，《物业管理条例》没有明确规定。
我国各地立法均规定物业管理费由物业服务企业收取并进行独立管理和核算。
在我国物业管理收费制度不完善、业主又缺乏一定的监督能力的情况下，这种规定为物业服务企业侵犯业主的权益埋下了隐患。
如有些物业服务企业出于某种目的，对个别或少数业主送、免物业管理费，其结果可能造成物业服务企业降低服务质量或把这部分经济损失转嫁到其他业主身上。
这种规定也为业主对物业服务企业不信任，甚至导致个别或少数业主拖欠管理费提供了可能。
物业管理费本是全体业主交付的用于物业管理的资金，其所有权本应属于全体业主。
其收取权及管理权归由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选出的，由业主代表组成的，代表全体业主行使各项权益的业主委员会享有比较合理。
[6]业主委员会应设立自己的专用账号，实行独立会计核算，物业服务企业每发生一笔合同约定范围内的费用，需经业主委员会审核，然后方可从业主委员会账户中支出。
这种做法能够使业主有效监控管理费用的支出。
物业管理费的收取权和管理权归业主委员会享有，既有利于维护全体业主的权益，也有利于保障物业服务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第三，应加强对物业管理收费的监管。
《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物业管理收费项目及其公示要求。
规定收费项目有车辆保管费、综合服务费(物业服务费)、物业维修养护费、特约服务费及代理收费共五项规定。
规定这些收费必须实行明码标价，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服务内容等，经过物价部门审查后，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进行公示。
虽有以上明文规定，但由于法规对不履行以上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确，物业服务企业财务公开透明的公示制度往往流于形式。
另外，相关法规对物业服务企业违反规定多收费、少服务等行为应当怎样处罚也缺乏具体规定，导致有些物业服务企业因经济利益驱动，损害业主合法权益。
[7]因此，在立法上应进一步完善对物业管理收费的规定，在实践中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应加大对物业管理收费的监管力度。
随着我国物业管理行业的蓬勃发展，物业管理纠纷出现了许多新的类型及特点，涉及的法律问题也不断增多。
进一步完善全国性的物业管理法律法规，健全地方物业管理规章，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解决不断攀升的物业管理纠纷已成为当务之急。
这需要不断去研究、探索，不仅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且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物业管理经验，以更好地推动我国现代物业管理行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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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期羁押问题之探析论文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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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期羁押问题之探析论文篇三
哲学家圣奥古斯丁极为关注后来所谓的“恶的问题”。我将把这一“问题”本身当作一个问题来考虑，因为它表明了我们对世界和上帝有过分的期许和要求。恶的问题再次显现了我们的责备倾向和对权利资格的不正当想法。
早在史前时代，人们就明白好人也会碰上坏事。而且自史前时代以来，这一直就是关切、错愕的根源，是不解之谜，还是过度哲学化、神学化、理性化的借口。或许更令人气恼却在形而上学上同样迫切的是，很显然，坏人也会有好事，即那些进行伤害的人并不总是会有报应。
苦难这一事实，压倒性地规定了恶的问题。佛陀教导的第一条高贵的真理就是，“生命就是受苦。”全知全能的善良上帝竟然容许自己的领域内有恶存在，面对这一悖论，一直以来有诸多尝试性的解决方案。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最突出的方案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双重承诺和威胁。这种化人类悲剧为神圣正义的做法有许多形式，既有粗糙的形式，也有精致的形式，前者有极令人厌恶的电视布道者所讲的那种粗糙的奖惩模式，后者则有卢梭和康德那种精巧的“世界的道德秩序”观；但我不想进入这种神学迷宫，对它们分类梳理。我的大致看法是，这种信念即使无法证明，也完全值得尊重，在这里，我不想对此加以辩护。
但并非所有这类信念都是美妙的。不怎么令人生厌但同样成问题的是，把它们当作发狂者的安慰剂。若丧子的父母有适当的宗教信仰，对他们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能够唤起的只有同情，不会有哲学争论。但是，安慰剂并不是解药，而且，若撇开其疗效不说，从此世生活的观点来看，极乐世界也无法补偿被悲剧斩断的人生。为了回答或解释恶的`问题，出现了无数多少有些独创性的方案，其中一种是修补和弱化上帝概念。有人说，信仰只是要求人们相信上帝很有能力，但并不是全能，或者说，上帝有极其出众的知识就够了，无需全知，当然，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在这一标尺的精妙末端，人们可以想见，是那些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干瘪的”逻辑方案，尤其是没有充实“恶”的概念，但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核心。另一方面，只需一点点哲学或神学诡辩术，一般人就会轻易地相信我们不能期望知晓上帝的“神秘行事方式”这类解释。因此，他容许人类生活中有苦难和死亡的事实，并不一定与他关心普通人这个观点相矛盾，而且拿这些与情绪和期望作比较也完全不得要领。最为著名的说法是，他的这一创造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那个”，恶和苦难都是在必要的范围内——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不可能理解的。
与通常谈论这一问题的框架相反，恶的问题与相信上帝存在或相信来生并没有关系。加缪是一位无神论者，然而恶的问题以及人类苦难的存在扰乱了他天生的正义感和公平感。反而是对神学廉价琐碎的利用，借此否认或合理化苦难，而不去直面它，或像他所推崇的古希腊人那样，让它有点价值——即使无法让它美，也至少可以让其有意义。要质疑恶的问题，我们不必去质疑上帝的性质和存在，或对来生的信念。相反，要去质疑恶的问题，我们必须时刻记住好运的偶然性，明白否认不幸的必然性和生命的有限性，是多么地不理智。
因此，我们质疑那些对上帝和来生观念的滥用，因为它们罔顾事实，压制了我们最深刻的情感反应，还向我们保证说，我们所受的苦难都是值得的。
超期羁押问题之探析论文篇四
论文提要：刑事诉讼中超期羁押现象较为普遍，这既损害了司法机关形象，也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究其原因，有法律制度上、执法观念上和司法职能上的原因。文章对超期羁押的不同表现形式作了简要分析，并就如何完善现有刑事诉讼羁押制度提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羁押手段不应是首选和原则；将取保候审作为未决羁押司法救济手段；制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超期羁押申告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建立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改革未决羁押机构之归属，由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管理等。
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及“重打击、轻保护”的传统司法理念下，公安司法机关适用拘留、逮捕等引起犯罪嫌疑人被关押的强制措施成为原则，而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监禁性强制措施则是例外。同时，司法实践中虽注意了办案期限，但普遍地存在忽略对羁押期限的严格遵守，容易出现超期羁押问题，产生影响司法公正形象、侵犯人权等不良后果。因此，本文从超期羁押现状分析入手，对我国刑事诉讼羁押制度进行反思，认为公安司法机关要以依法适用非监禁性强制措施为原则，减少羁押的发生以及不当的羁押延长，以严格的程序公正，坚决防止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实现。
一、超期羁押的现状、危害及原因。
月全国人大内司委刑事诉讼法执法大检查调查报告指出：4年来（从开始），各级检察院发现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办案中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累计达299291人（次），已纠正250594人。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清理超期羁押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至当年11月底，全国各级法院结合深入开展的“公正与效率”司法大检查，对社会普遍关注的超期羁押案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清理，清理出超期羁押案件1967件4060人。但是，虽然经过上述执法大检查和集中清理，实践中纠防超期羁押的效果并不明显，有关纠防超期羁押的制度也未得到真正落实。比如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因身体原因加之长期羁押，案件未结即在看守所死亡，案件只能终结。今年初，本市一政协委员在政协会上对此即提出置疑，称某区看守所去年就有三名在押人员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系心力衰竭，呼吁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并调查处理。
对于超期羁押，法律虽未明确其属性，但显然属于违法，司法实践中，超期羁押的危害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被超期羁押者大部分被判有罪，审前羁押的期间抵入刑期，于是从结果看似乎对被告人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但本质上也是一种不合法行为。对于因错误逮捕而后被超期羁押者来说，其损失的主要原因应属错误逮捕，而非超期羁押，更是一种非法羁押。笔者认为，超期羁押有着明显的危害：一是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基于无罪推定的原则，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受到的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严厉措施，对其身心损害明显，如果是无罪之人，这种损害的严重性是不能简单以国家赔偿来修复的；如果所犯罪行较轻，但羁押的期限超出了应判处的刑期，尽管可能处刑时会提高刑期以避免国家赔偿，但无疑违反了罪行相适应原则，加重了对被超期羁押被告人的刑罚，对他们的人权侵害是显而易见的；二是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公正高效执法的形象，也不利于执法水平的提高。刑事诉讼法有关公安机关侦查羁押期限、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办案期限的规定，各机关应当严格遵守。如果连法律规定的基本办案程序和期限都不能严格执行，那么执法的公正性就值得怀疑。同时，“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一个人被无辜关押数年后得到的无罪结论有什么意义。如果司法机关把羁押作为侦、办案件的纯粹工具和手段，认为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常的，不羁押就影响到对犯罪的追诉，是不正常的，这毫无疑问会增长司法人员的惰性，降低责任心，使司法机关打击、惩治犯罪的能力得不到有效提高。
处理，无法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因此，司法机关自然会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作为原则，即使犯罪证据并不充足，也不会轻易予以取保或释放。这是司法职能上的原因。
（一）超期羁押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
根据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及审判等职能分工，整个打击、追诉犯罪的诉讼阶段可大致分为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及审判阶段。因此，本文所称羁押包括侦查阶段羁押、审查起诉阶段羁押和审判阶段羁押。对超期羁押也区分为侦查阶段超期羁押、审查起诉阶段超期羁押和审判阶段超期羁押。
侦查阶段超期羁押是指超过法定羁押期限（包括经批准的期限延长），侦查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自侦案件时检察机关）仍继续关押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关于侦查羁押期限刑事诉讼法有具体规定，刑事拘留和逮捕是引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羁押的两种方式，对于拘留后的羁押期限，根据案件情况有所不同：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发现不应当拘留的，羁押期限不应超过24小时；认为需要逮捕的，一般情况下，羁押期限不超过10日，特殊情况下，羁押期限不超过14日，对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羁押期限不超过37日。至于逮捕后的羁押期限一般不超过2个月。同时，法律还规定了一定情形下的羁押期限延长。此外，在侦查阶段的审查逮捕程序中，检察机关没有在法定期限内（7日）作出决定，由此造成的羁押期限延长也属超期羁押。
刑事诉讼法对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羁押期限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是按照检察机关、一审法院、二审法院、负责死刑复核的法院办案所需期限来自动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并且没有任何形式的专门羁押审查批准手续。因此，审查起诉阶段超期羁押是指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作出决定，即一般案件在一个月以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一个半个月以内没有作出决定，造成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限的延长就是超期羁押行为。因改变管辖、补充侦查重新计算起诉期限除外，但补充侦查超过法定期限引起羁押延长也属超期羁押。而审判阶段超期羁押则是指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被羁押的公诉或自诉案件时，超过法定的审理期限（包括经批准的期限延长）没有审结案件，仍继续关押被告人的行为。
（二）形式合法、实质违法的超期羁押表现形式。
1、侦查机关一般应在拘留的3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但如果不属特殊情况，也非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却以上述理由，将拘留后羁押期限延长至14日或37日；逮捕后羁押期限2个月届满后，为了侦查活动的便利，在不具有法定延长羁押期限的情况下，仍编造理由报经批准，由此产生的羁押延长。属超期羁押。
2、检察机关通过撤回起诉、补充侦查等达到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目的；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不符合法定延长审限理由，仍以相关理由报经批准延期的。亦属超期羁押。
（三）违反相适应原则的超期羁押表现形式。
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受到的刑罚处罚与被羁押的期限不相适应。如罪行较轻的被告人因办案迟延等原因受到长时间的羁押，羁押期限超过了被判处的刑期等。
三、完善未决羁押制度，防止超期羁押的思考。
刑事强制措施拘留和逮捕实施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处于羁押状态，被关在看守所或其他规定的场所。羁押的目的应当是防止人犯逃跑、自杀、毁灭罪证或继续犯罪，以便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顺利进行。其价值应定位于一种临时性的保障手段，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对于他人或自己未然危险的防范，而并非一种惩罚或报应。因此，关于羁押的实施，由于其直接产生限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后果，司法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予以适用，在保障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同时，坚决杜绝为了侦查、审查起诉或审判便利，不当滥用羁押手段，随意延长羁押期限，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由于羁押手段在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同时，也可能使无辜者被错误关押、失去自由，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将其作为例外的诉讼程序防范手段采用，并且赋予任何受到逮捕或拘禁的人有要求法庭对该逮捕或拘禁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即对羁押提出异议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清楚地指出：
“等待审判的人们被拘禁不应该是一般的规则，但是释放应保障能出席审判……”，人权委员会在它的第8总评论中再一次确认到：“审前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的短暂。”[2]而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基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侦查手段落后或是侦查功利思想，在侦查阶段，羁押被广泛应用，尤其是用于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重要手段，通过羁押增加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压力，甚至刑讯逼供，从而取得有罪供述，通过口供进而获取其他证据。在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为了各自便利，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被羁押的情况下，检察院、法院一般不会改变羁押现状，因此在刑事诉讼中羁押成了原则，非羁押手段反而成了例外，且羁押期限经常被不当或不合法地延长。
因此，可考虑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并获得取保候审作为一种原则，只有当司法机关提出明确的不符合取保候审的危险情形及证据时，才不准许有关申请。这一建议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有着重要意义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会造成放纵犯罪、影响正常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立法机关或最高司法机关可以通过试点实证研究，论证其是否适合我国的治安现状、刑事犯罪现状。
（二）将取保候审作为未决羁押司法救济手段，从制度上减少超期羁押的发生。
申请取保候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依。
法享有保障其人身自由的一种权利，在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现实要求下，有必要从立法上对取保候审重新定性，改变把取保候审作为强制措施的界定和做法。
刑事诉讼法中对符合取保候审的五种情形均规定为“可以”采用。“可以”意味着选择结果的非强制性。同时，在是否适用取保候审问题上，我国采用的是严格的审批主义做法。即当事人申请取保候审时，除具备法定条件外，还必须经过有关公、检、法机关审查批准。[3]其结果是符合法定申请取保候审条件的，也不一定就能被批准适用。这使得公安司法机关在是否采用取保候审问题上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即使当事人符合法定条件，仍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允许，而不必说明理由，当事人对不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无权申请复议或申诉；对是否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也缺乏有关部门的必要监督，完全是决定机关自己掌握。那么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或不应当采用取保候审的人被批准适用取保候审；二是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人未被批准适用。实践中后一情况更为多见。其原因无非是羁押的威慑力、强制力更有利于获取口供，是诉讼顺利及安全的保障，而取保候审则表现出较弱的控制力及缓和的强制性，往往会造成翻供、逃避法律制裁、妨碍诉讼等情况的发生。
客观上讲，取保候审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对象，取保候审对罪行较轻的或有特定情形的犯罪嫌疑人适用，效果是好的。在诉讼过程中，只有使强制力度与具体案件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才能达到适用该措施的目的。本来采用取保候审，可以防止社会危险性，却非要逮捕关押，这既增加了羁押场所的压力和负担，也与诉讼民主和法制文明的要求格格不入。同时，现有取保候审制度明确了保证人的条件和责任，增加了保证金形式，使取保候审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更强。就现行的保证人制度而言，它除限制一定的人身自由外，对被取保人还具有某种心理强制作用，而保证金又具有较强的经济强制作用。可见，取保候审以其特性发挥其作用，具有羁押所能简单替代的司法价值。
因此在实践中，司法人员要转变观念，在注重惩罚犯罪的同时，树立人权保障的意识和思想，在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上应减少任意性。应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在什么情形下决定机关“应当”批准，在什么情形下“可以”批推，在什么情形下“不得”批准，使取保候审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减小到最低限度。
我国刑事司法中，尽管刑事诉讼法有相关被羁押人申请解除强制措施的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明确规定了超期羁押的请求解除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但对于被羁押人提出的申告，没有专门负责的处理机构和人员，也没有可操作的具体程序，可以说，羁押的救济手段非常虚无。羁押司法救济的缺失，有关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通常会被直接拒绝，不会得到认真的对待、审查和作出处理，这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乃至社会公众会对刑事羁押的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从而影响司法公信度、人民满意度。
我们认为可以考虑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其一，对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羁押纳入司法监督的范畴，从而使羁押的实体及程序上的合法性得到法律监督机关的审查和把关。其二，将刑事诉讼其他阶段的羁押与审查起诉、一审、二审办案期限分离，审查起诉期限、案件审理期限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执行，不应超过办案期限、审理期限。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上述阶段被羁押的状态，有申请专门司法救济的权利，可由中级法院的赔偿委员会作为审查机构，听取被羁押者的申辩，对羁押的合法性及羁押理由依法进行审查。
（四）改革未决羁押机构之归属。
在我国，未决羁押机构一般为看守所，归属于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羁押方面无疑享有许多法外特权。公安机关不当延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上的羁押期限等做法也得不到有效控制和监督。因此，有必要改革现行的未决羁押机构的归属。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监狱体制归属司法行政机关的作法，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未决羁押机构，同时结合依职权审查未决羁押的司法救济制度，规定未决羁押机构履行超期羁押、非法羁押报告义务，以便依职权启动对未决羁押的司法审查，从制度上防止、抵制非法羁押和超期羁押。
处理，无法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因此，司法机关自然会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作为原则，即使犯罪证据并不充足，也不会轻易予以取保或释放。这是司法职能上的原因。
（一）超期羁押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
根据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及审判等职能分工，整个打击、追诉犯罪的诉讼阶段可大致分为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及审判阶段。因此，本文所称羁押包括侦查阶段羁押、审查起诉阶段羁押和审判阶段羁押。对超期羁押也区分为侦查阶段超期羁押、审查起诉阶段超期羁押和审判阶段超期羁押。
侦查阶段超期羁押是指超过法定羁押期限（包括经批准的期限延长），侦查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自侦案件时检察机关）仍继续关押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关于侦查羁押期限刑事诉讼法有具体规定，刑事拘留和逮捕是引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羁押的两种方式，对于拘留后的羁押期限，根据案件情况有所不同：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发现不应当拘留的，羁押期限不应超过24小时；认为需要逮捕的，一般情况下，羁押期限不超过10日，特殊情况下，羁押期限不超过14日，对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羁押期限不超过37日。至于逮捕后的羁押期限一般不超过2个月。同时，法律还规定了一定情形下的羁押期限延长。此外，在侦查阶段的审查逮捕程序中，检察机关没有在法定期限内（7日）作出决定，由此造成的羁押期限延长也属超期羁押。
刑事诉讼法对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羁押期限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是按照检察机关、一审法院、二审法院、负责死刑复核的法院办案所需期限来自动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并且没有任何形式的专门羁押审查批准手续。因此，审查起诉阶段超期羁押是指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作出决定，即一般案件在一个月以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一个半个月以内没有作出决定，造成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限的延长就是超期羁押行为。因改变管辖、补充侦查重新计算起诉期限除外，但补充侦查超过法定期限引起羁押延长也属超期羁押。而审判阶段超期羁押则是指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被羁押的公诉或自诉案件时，超过法定的审理期限（包括经批准的期限延长）没有审结案件，仍继续关押被告人的行为。
（二）形式合法、实质违法的超期羁押表现形式。
1、侦查机关一般应在拘留的3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但如果不属特殊情况，也非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却以上述理由，将拘留后羁押期限延长至14日或37日；逮捕后羁押期限2个月届满后，为了侦查活动的便利，在不具有法定延长羁押期限的情况下，仍编造理由报经批准，由此产生的羁押延长。属超期羁押。
2、检察机关通过撤回起诉、补充侦查等达到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目的；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不符合法定延长审限理由，仍以相关理由报经批准延期的。亦属超期羁押。
（三）违反相适应原则的超期羁押表现形式。
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受到的刑罚处罚与被羁押的期限不相适应。如罪行较轻的被告人因办案迟延等原因受到长时间的羁押，羁押期限超过了被判处的刑期等。
三、完善未决羁押制度，防止超期羁押的思考。
刑事强制措施拘留和逮捕实施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处于羁押状态，被关在看守所或其他规定的场所。羁押的目的应当是防止人犯逃跑、自杀、毁灭罪证或继续犯罪，以便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顺利进行。其价值应定位于一种临时性的保障手段，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对于他人或自己未然危险的防范，而并非一种惩罚或报应。因此，关于羁押的实施，由于其直接产生限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后果，司法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予以适用，在保障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同时，坚决杜绝为了侦查、审查起诉或审判便利，不当滥用羁押手段，随意延长羁押期限，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由于羁押手段在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同时，也可能使无辜者被错误关押、失去自由，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将其作为例外的诉讼程序防范手段采用，并且赋予任何受到逮捕或拘禁的人有要求法庭对该逮捕或拘禁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即对羁押提出异议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清楚地指出：
“等待审判的人们被拘禁不应该是一般的规则，但是释放应保障能出席审判……”，人权委员会在它的第8总评论中再一次确认到：“审前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的短暂。”[2]而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基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侦查手段落后或是侦查功利思想，在侦查阶段，羁押被广泛应用，尤其是用于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重要手段，通过羁押增加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压力，甚至刑讯逼供，从而取得有罪供述，通过口供进而获取其他证据。在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为了各自便利，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被羁押的情况下，检察院、法院一般不会改变羁押现状，因此在刑事诉讼中羁押成了原则，非羁押手段反而成了例外，且羁押期限经常被不当或不合法地延长。
因此，可考虑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并获得取保候审作为一种原则，只有当司法机关提出明确的不符合取保候审的危险情形及证据时，才不准许有关申请。这一建议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有着重要意义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会造成放纵犯罪、影响正常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立法机关或最高司法机关可以通过试点实证研究，论证其是否适合我国的治安现状、刑事犯罪现状。
（二）将取保候审作为未决羁押司法救济手段，从制度上减少超期羁押的发生。
申请取保候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依。
法享有保障其人身自由的一种权利，在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现实要求下，有必要从立法上对取保候审重新定性，改变把取保候审作为强制措施的界定和做法。
刑事诉讼法中对符合取保候审的五种情形均规定为“可以”采用。“可以”意味着选择结果的非强制性。同时，在是否适用取保候审问题上，我国采用的是严格的审批主义做法。即当事人申请取保候审时，除具备法定条件外，还必须经过有关公、检、法机关审查批准。[3]其结果是符合法定申请取保候审条件的，也不一定就能被批准适用。这使得公安司法机关在是否采用取保候审问题上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即使当事人符合法定条件，仍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允许，而不必说明理由，当事人对不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无权申请复议或申诉；对是否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也缺乏有关部门的必要监督，完全是决定机关自己掌握。那么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或不应当采用取保候审的人被批准适用取保候审；二是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人未被批准适用。实践中后一情况更为多见。其原因无非是羁押的威慑力、强制力更有利于获取口供，是诉讼顺利及安全的保障，而取保候审则表现出较弱的控制力及缓和的强制性，往往会造成翻供、逃避法律制裁、妨碍诉讼等情况的发生。
客观上讲，取保候审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对象，取保候审对罪行较轻的或有特定情形的犯罪嫌疑人适用，效果是好的。在诉讼过程中，只有使强制力度与具体案件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才能达到适用该措施的目的。本来采用取保候审，可以防止社会危险性，却非要逮捕关押，这既增加了羁押场所的压力和负担，也与诉讼民主和法制文明的要求格格不入。同时，现有取保候审制度明确了保证人的条件和责任，增加了保证金形式，使取保候审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更强。就现行的保证人制度而言，它除限制一定的人身自由外，对被取保人还具有某种心理强制作用，而保证金又具有较强的经济强制作用。可见，取保候审以其特性发挥其作用，具有羁押所能简单替代的司法价值。
因此在实践中，司法人员要转变观念，在注重惩罚犯罪的同时，树立人权保障的意识和思想，在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上应减少任意性。应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在什么情形下决定机关“应当”批准，在什么情形下“可以”批推，在什么情形下“不得”批准，使取保候审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减小到最低限度。
我国刑事司法中，尽管刑事诉讼法有相关被羁押人申请解除强制措施的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明确规定了超期羁押的请求解除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但对于被羁押人提出的申告，没有专门负责的处理机构和人员，也没有可操作的具体程序，可以说，羁押的救济手段非常虚无。羁押司法救济的缺失，有关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通常会被直接拒绝，不会得到认真的对待、审查和作出处理，这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乃至社会公众会对刑事羁押的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从而影响司法公信度、人民满意度。
我们认为可以考虑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其一，对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羁押纳入司法监督的范畴，从而使羁押的实体及程序上的合法性得到法律监督机关的审查和把关。其二，将刑事诉讼其他阶段的羁押与审查起诉、一审、二审办案期限分离，审查起诉期限、案件审理期限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执行，不应超过办案期限、审理期限。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上述阶段被羁押的状态，有申请专门司法救济的权利，可由中级法院的赔偿委员会作为审查机构，听取被羁押者的申辩，对羁押的合法性及羁押理由依法进行审查。
（四）改革未决羁押机构之归属。
在我国，未决羁押机构一般为看守所，归属于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羁押方面无疑享有许多法外特权。公安机关不当延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上的羁押期限等做法也得不到有效控制和监督。因此，有必要改革现行的未决羁押机构的归属。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监狱体制归属司法行政机关的作法，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未决羁押机构，同时结合依职权审查未决羁押的司法救济制度，规定未决羁押机构履行超期羁押、非法羁押报告义务，以便依职权启动对未决羁押的司法审查，从制度上防止、抵制非法羁押和超期羁押。
超期羁押问题之探析论文篇五
在福建省泉州市的东南角，屹立着一座宏伟壮观的特大型公路桥梁，这就是我国首例民营经济以bot方式建成的泉州刺桐大桥。这是一个官民并举、以民为主、完全采用bot（建设—经营—移交）投资模式的建设项目。在国内，以民营经济为主，通过bot参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刺桐大桥工程实属首例。它开创了以少量国有资产为引导、带动大量民营资本投资国家重点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先河。[1]笔者的家乡在泉州，所以对刺桐大桥给家乡带来的重大经济效益关注较多。11月10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即wto），这使我国经济的发展逐渐与国际接轨，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相当薄弱，尤其是当前我国正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发利用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必然要进行各项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bot投资方式将扮演重要的角色。鉴于bot是一种效应很好的投资方式，笔者认为目前我国急需通过bot方式引进外国资本，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有鉴于此，以下笔者拟对bot的主要法律问题作一肤浅论述。
二、bot的内涵界定与法律特征简述。
bot投资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方式，同以往其它融资方式相比，有其自身的法律特点：
第一，法律性质的特殊性。主要是指bot特许协议的特殊性质（留待下文论述）。
第二，主体的特殊性。bot合同主体，一方是东道国政府，另一方为私人投资者或企业，大多数为外资企业。政府既是一个与外商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又是一个政府特许权利先行获得者、承受者和具体实施的监督者，即其具有双重身份。
第三，投资客体的特殊性。作为bot投资项目的标的——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如桥梁、电厂、高速公路等，不同于其他的投资项目，建设的又都是公益事业，东道国对其拥有绝对的建设权，私营企业则通过许可取得其专营权。又因其涉及到本国使用者的利益，国家必须权衡本国的国情和投资者利益两个方面，对其行使价格决定权以及相应的管理监督权。
第四，法律关系的复杂性。bot投资方式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新型的投资方式，其内容涉及到投资、融资、建设、经营、转让等一系列活动，当事人或参与人包括东道国政府、项目主办人、项目公司、项目贷款人、项目原材料供应商、融资担保人、保险公司、经营管理公司以及其它可能的参与人。因此bot投资方式形成了由众多当事人或参与人组成的多样复杂的法律关系。[4]bot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复杂的合同安排，它所涉及的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关系无一不是通过合同确立的。这些合同包括特许协议、贷款协议、建设合同、经营管理合同、回购协议以及股东协议等。
bot的以上特征把它与一般的合资、合作项目及工程承包区别开来。
三、bot投资方式中的主要法律问题分析。
关于bot投资方式中的主要法律问题，理论界已对其有了相当深入和宽泛的讨论。以下笔者选取bot投资方式中几个有争议且比较重要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以加深对bot的了解。
(一)bot特许协议的性质问题。
特许协议是指bot运作政府主管部门授权特许私人投资者进行bot项目建设和经营的协议，其不同于政府对建设和经营该项目给予必要的批准和同意[5]。特许协议是bot方式赖以运行的基础，随后的贷款、工程承包、经营管理、担保等诸多合同均以此协议为依据，因此，从合同法的意义上说，特许协议是bot法律关系的主合同，其他合同均为从合同。bot特许协议被誉为“bot项目合同安排中的基石”。
除bot特许协议外，基于这一协议上的其他合同都是平等主体间的合同，可以通过有关的民商事法律规范予以调整。而对于bot特许协议的法律性质争议则较大。有关bot特许协议的法律性质，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得出不同的定性。其争论主要存在于两方面：第一，bot特许协议是国际契约还是国内契约（其中一方为外商投资者的情况下）；第二，假如是国内契约，该契约是行政合同还是民事合同。
1，bot特许协议属于国内法契约。
bot特许协议的法律性质有分歧：有人认为特许协议应属国内法契约，有人认为特许协议是国际性协议，也有人认为特许协议属于“准国际协议”，还有人认为特许协议是“跨国契约”等[6]。争论的焦点在于：特许协议是国内法契约还是国际协议。
笔者认为特许协议是国内法契约。特许协议是根据东道国的立法确定其权利义务关系，并经东道国政府依法定程序审批而成立。协议的一方为东道国政府，另一方为外国私人投资者，并非两个国际法主体。而持国际协议者认为主权国家与外国投资者签订专属于国家的某种权利，国家就已默认另一方外国公司上升到主权国家的地位。[7]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法律关系的主体都由法律确定，而不是由缔约一方赋予；任何一种法律关系的主体都有其本身的法定要素，而不能由任何一方赋予或默认。[8]因此，bot特许协议不是国际法主体间订立的协议，不属国际协议，不受国际法支配。
2，bot特许协议是经济合同。
划的一种方式，因此称之为“行政合同”，并通过行政法院的判例,发展了一整套关于行政合同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9]在国内，有人认为它是民事合同[10]，有人认为它是类似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行政合同[11]。
笔者认为，bot特许协议是经济合同。在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民事合同（广义上包括商事合同）、行政合同及经济合同做一区分。首先应当明确的一点是，这三种合同是分别属于民商法、行政法和经济法的调整范围。[12]具体言之，民事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意，那些为了明确上下级责任或将公权力具体化的合同，不属于民事合同[13]；行政合同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和履行行政职能而与相对人经过协商，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协议[14]，其所侧重的是行政组织及其权利设置、行使、制约和监督；至于经济合同，此处其具有特定的含义，笔者认为其是指由经济法调整的、国家在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与相对人经过协商，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协议，其包括三种具体的法律关系，即经济管理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关系及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15]，“国家调节及参与”是其主要特征。经济合同所侧重的是有国家一方主体参与的、与国家整体经济运行有关的内容。从前面对bot投资方式法律特征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bot特许协议的主体——政府具有双重身份，其既是一个与外商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又是一个政府特许权利先行获得者、承受者和具体实施的监督者，政府运用bot特许协议是为了满足社会对公用事业的需求，而且，政府还可以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单方面变更和中止合同，体现了“国家意志”和“经济”二者的统一。因此不难看出bot不同于民事合同和行政合同，它具有经济合同的一般特征。
(二)bot的法律保证问题。
第一，国家主权豁免问题。在bot项目运作中，如果东道国政府违约，又不放弃主权豁免，会由于不能对其起诉而导致项目承办公司诸合同项下的权利不能享有。对这一问题的国际惯例是要求签约的政府就合同中的一切事项放弃司法豁免权，从而成为bot运作中与其他当事人平等的法律主体。事实上，政府在bot合同具有双重身份（如前所述），政府可以公益需要对项目进行征收或采取某些限制措施，而这对投资者是不利的。一般都在特许协议中订立相关的补偿条款，以弥补投资者的损失；同时也要求因投资者的不当行为造成的'政府损失由投资者对政府进行补偿。
第二，给予bot项目公司政策及法律上的优惠。以bot方式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慢、投资者对项目不能带走或实施法律强制保障措施，相比于有投入有产出的其他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承担的风险更大。所以应以法律的形式把对bot投资者的优惠政策确定下来，以消除投资者的顾虑。但不能单纯依靠诸如税收优惠这样的手段来引导bot的发展，因为这种以牺牲国家利益来吸收外资的行为不是长久之计，而且外商更注重的是东道国投资环境是否完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律环境，包括有关bot法律的制定及实施。
(三)bot项目公司的经营权与政府的所有权问题。
首先，可以从bot的具体内涵解析。根据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定义,具体的bot投资方式主要包括三种方式：一是bot；二是boot(build-own-operate-transfer)，意为建设—拥有—经营—转让；三是boo(build-own-operate)，意为建设—拥有—经营。现在国际上的bot投资方式是指第一种，它与后两种方式的主要区别是项目公司只拥有基础设施经营权，而无所有权。
其次，从权利转移看。政府通过与项目公司签订“特许权”协议（授予专营权），转移基础设施的经营权，项目公司则在一定期限后将其转交给当地政府。所有权自始至终由政府掌握。
(四)bot投资方式引起的有关争议是适用国内法、国际法，还是采用意思自治原则问题。
关于bot投资方式引起的争议，发达国家主张采用意思自治原则或适用国际法，其主要理由是bot方式为合同行为以及发展中国家法制不健全，若适用东道国法律，会导致不公平、不公正。发展中国家则认为，由于bot投资方式涉及的项目均为东道国的基础设施，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并且是在特许协议下进行经营的，因此应适用东道国的法律。
笔者认为，bot投资方式中涉及两类重要合同，即辅助性合同和bot特许协议（已如前述）。所以对该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因辅助性合同引起的争议可以依合同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来适用法律；至于bot特许协议，如前所述，bot特许协议属于国内法契约，加上其所具有的特殊标的，则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原则上适用东道国法律，虽然如此，这一实践与合同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仍然有着密切联系。
出一部完善的、能够对bot投资实践起积极指导作用的bot法律或法规。
主要参考书目：
1，余劲松、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3月版。
2，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10月版。
3，史际春、邓峰主编：《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1月版。
4，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月修订第三版。
[1]参见《应用“bot”投资模式建设泉州刺桐大桥的探索》，《中国工商》，期。笔者较关注家乡的建设，对于bot这种新型的投资方式也颇感兴趣。
[2]徐兆宏：《bot投资方式的主要法律问题分析》，载《财经研究》19第2期（总第195期），第42页。
[3]参见谭秀环：《bot方式的法律探讨》，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4期；余劲松、吴志攀：《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年3月版，第222页。
[4]徐兆宏：《bot投资方式的主要法律问题分析》，载《财经研究》年第2期（总第195期），p43。
[5]余劲松、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224页。
[6]参见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1910月版，第147—148页。
[7]谭秀环：《bot方式的法律探讨》，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总第91期)，第7页。
[8]同[6]。
[9]同[7]，第8页。
[10]王海波：《bot方式法律性质分析——兼谈我国的立法对策》，载《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
[11]孙潮，沈伟：《bot投资方式在我国的适用冲突及其法律分析》，载《中国法学》年第1期。
[12]“经济法”是一门新兴的法律部门，关于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的关系，可参看史际春、邓峰主编：《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39—143页。这有助于对“经济合同”的理解。
[13]参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修订第三版，第644页。
[14]方世荣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8月版，第156页。
[15]史际春、邓峰主编：《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30页。
[16]参见李运霁：《bot投资方式的法律问题及立法实践国际比较》，载《广西经贸》2001年6月（总第208期），第37页。
[17]龚晓春、王鸿波：《试析bot投资方式的法律特征》，载《投资研究》1997年第1期。
[18]肖健明：《bot投资方式法律问题探析》，载《财经理论与实践》11月，第102期（第20卷）。
[19]杨志祥、王承志：《bot投资方式法律问题探析》，载《鄂州大学学报》207月，第9卷，第3期。
超期羁押问题之探析论文篇六
1.企业行政管理的内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企业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无论是从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允许企业按市场供求调节生产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还是说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组织结构、运营理念还是先进管理技术的运用，信息化的普及，企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企业管理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企业的行政管理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行政管理指的是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为了能够实现企业发展的规划和目标，凭借企业行政组织机构、按照企业的行政组织机构内部的隶属渠道，运用一定的法律、制度、原则及方法对企业进行职能性管理的总和。
2.国有企业行政管理的定义。我国国有企业与企业性质的企业是不相同的，国有企业虽然也生产过程中也具有自主经营的管理权，但是其管理权力来源于国家的公共权力。国有企业在经历了二十几年的改革后，虽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是产权清晰的原则是不能变的。在当前国有企业发展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把国有企业行政管理定义为以下几个方面：国有企业行政管理的权力来源于国家的公共权力；国有企业凭借国家的公共权力对企业的行政事务进行系统有效的管理，从而进一步协调企业发展与企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预期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3.加强国有企业行政管理的重要性。首先，加强国有企业行政管理是保证企业良性发展的基础。随着我国正式加入wto，国有企业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行政管理问题没有解决好，自身的竞争水平也不能提高，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说，只有理顺了自身的内部关系，不断强化国有企业的行政管理水平，才能使企业更加良性的发展。其次，加强国有企业行政管理是维护社会权益和实现经济效益的保证。我国国有企业行政管理权力来源于国家的公共权力，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行政管理能够进一步优化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社会和经济效益，从而能够起到维护社会权益的最终目标；再次，加强国有企业行政管理能够增强企业的适应能力。企业行政管理正好与我国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任务相适应，这不仅仅是目前我国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样在企业中起到主要的指导作用，企业才能够更好更快的适应时代的发展。
二、当前国有企业在行政管理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1.企业行政管理工作脱离实际。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有企业的行政管理干部存在严重的官僚思想。在企业的运行过程中，企业负责人思想落后，不能够从市场经济以及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做表面文章，大搞形式主义，把企业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与其他部门的工作孤立起来。这样一来，往往会造成国有企业资源的大量浪费，不利于国有企业工作效率的提升，严重影响了国有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
2.国有企业行政管理的规章制度不健全。首先，行政管理的规章制度不完善。在国有企业行政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忽视了企业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造成了行政管理工作不能够在制度的保障下进行，完全依靠企业管理者的主观意愿去制定企业的规划和发展目标，不利于企业目标的实现；其次，缺乏完善的工作秩序。行政管理工作中，企业没有完整可依的规章制度，企业员工人员分工不明确，职责混乱，工作没有具体流程，这样就会造成企业运行效率的低下，不利于国有企业的长远发展；再次，长期以来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也使得企业忽视了内部行政管理制度的建全和执行，随着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企业面临着更大范围内的市场竞争，如果自身内部的行政管理问题都没有解决好，就很难在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上取得一席之地。
3.国有企业行政工作人员的素质有待于提高。随着知识经济不断地深入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企业高层已经开始注重高知识人才，在企业中开始招聘高学历的人才，但是由于受到我国教育制度的限制，很多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工作经验，仅仅凭借着在学校课本上学到的知识进行工作。在就是对于刚刚脱离学校的学生，由于年龄比较小、在企业工作的时间比较短，对企业的老员工很难开展工作，以至于很多工作执行力较差，效果不好。启用刚刚毕业的学生，本身对企业的了解程度是有限的，在工作的过程中容易导致脱离实际，制定的措施得不到有效的实施。总体看来，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的素质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国有企业行政管理工作的开展，因此，不断加强企业行政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意义重大。
三、强化国有企业行政管理的策略。
1.加强国有企业行政管理的制度创新。行政管理制度作为企业行政管理的基础，对企业行政管理工作的深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企业的运行过程中，国有企业行政管理工作都是基于行政管理制度展开的，而制度怡怡也是实践中矛盾最为核心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在国有企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新的行政制度的制定，在制定制度的时候，不但要确保制度的正确性，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它能否有很强的执行性。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行政管理改革的过程中，完善企业行政管理机制和保障体系。企业应建立行政领导负责制为主的行政管理体制，并由相关的部门进行行政监督。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完善保障体系，强调企业行政管理措施的执行力，逐步提高企业的行政管理效率，从而保证国有企业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2.加强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随着当前企业竞争的激烈，企业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对于国有企业行政管理工作而言，不断加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非常重要。首先，创新人力资源管理观念。随着当前企业竞争的激烈，企业要盘活现有人力资源的存量，使人力资源的绩效潜力得到释放，就要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陈旧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其次，要不断优化国有企业的用人标准，严格工作人员的选拔程序。于此同时，在企业运行的过程中，企业人才管理部门要加强后备人才的储蓄，建立人才的激励机制，把重视人才和尊重人才重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发挥人才的最大作用；再次，对企业的关键人才要给予充分的、全面的激励。保证有足够的能力把企业所需的各方面高素质人才吸引到企业里来并留住，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人才保障和后备力量支持。
3.加强国有企业管理层队伍的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市场经济组织，在其经营过程中自负盈这就使得一些不良分子有机可图，他们或是趁虚而入，为自己牟取不法利益，更有甚者，从中侵吞国有资产，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我国的国有企业在体制改革以后其目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是这个现代企业制度没有脱离社会主义的中心，国有企业虽然有其经营权，但是所有权还是国有。因此，国有企业中管理队伍的建设相当重要，企业的各级党组织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工作，也要随时维护国有资源，与不良现象做斗争，在最大程度上避免管理队伍腐化变质，提高其经营管理能力。这也是国有企业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特别是企业的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更应该身体力行，抓紧管理队伍的建设工作。
超期羁押问题之探析论文篇七
内容提要：本文针对当前人们对国有企业经理激励不足的看法提出了国有企业经理激励悖论，指出以扭曲的控制权收益激励所主导的激励机制是产生此悖论的缘由，并给出了建立国有企业经理市场化选择机制的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控制权,激励,博弈。
目前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对企业经理实行以月薪制为主的报酬制度，其特点是低工资、低奖金，部分上市的国有企业实施了管理层持股的辅助激励方案，但激励效用也不显著。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对中国企业经理成长与发展的专题报告显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工资水平明显偏低(见表一)；另据一项将我国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年度报酬与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的统计结果表明，总经理的年度报酬与每股收益的相关系数仅为0．045，与净资产收益率的相关系数仅为0．009，并且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经营业绩的相关性也很低，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不仅存在年度报酬激励不明显的现象，而且存在股权激励不明显的现象；在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19对企业经理对经济地位满意程度的调查报告显示，国有企业经理的满意程度最低，只有22．9％，有44．4％的经理表示不满意(见表二)。
以上事实似乎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存在对经理激励严重不足的情形，使得他们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经营才能，并最终导致了我国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不佳的结果。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从来没有发现国有企业的.经理职位因激励不足而空缺，也没有出现大量的国有企业经理因为对自己的激励不足而离开国有企业的现象，虽然这其中不乏因“事业心”的驱使而坚守岗位的经理的存在，但这种“事业心”却大多与政治地位、社会声望、在职消费等由对企业的控制权带来的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产权理论把企业所有权分为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两部分，主张对代理人实现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对称结合，从而达到最佳的所有权安排。基于此我们也可以把企业的收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控制权收益，也即难以度量的非货币形态收益，它包括政治仕途、在公众当中的声望、在职消费以及通过资源的转移而得到的个人好处等等；另一部分则是货币收益。这两项收益都能起到对企业经理的激励作用，而当前在讨论我国国有企业经理的激励问题时，大多数的学者或是没有考虑对企业的控制权收益，或是虽考虑到了企业的控制权收益，却把它与货币收益分开，仅仅只把货币收益作为激励经理的因素，从而得出了我国国有企业经理激励不足的结论与共识。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国家的放权让利，国有企业的经营人员获得了较为充分的企业经营自主权，这一点由近几年来出现的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便可得知。在货币收益激励不足的情况下，控制权收益激励成为对他们最有效的激励机制，为提高国有企业的活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看到控制权收益激励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它消极的一面。由于没有对国有企业经理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导致了控制权收益激励的扭曲，经理们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对控制权收益的追逐上。在我国国有企业出现的内部权利斗争、规模的盲目扩张、项目的重复建设、管理层对兼并收购的抵制等现象无疑说明存在巨大的控制权收益在激励着国有企业的经理们。也就是说，虽然国有企业经理的收入普遍偏低，即来自货币收益的激励不足，但来自控制权收益的激励弥补了货币收益激励的这种不足，从而控制权收益和货币收益加和的总的激励并不缺乏。
[1][2][3][4]。
超期羁押问题之探析论文篇八
李旺城。
[内容提要]：本文由二则真实案例入手，引发对超期羁押问题的思考：造成超期羁押的原因究竟有哪些？从哪几个方面有效地去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笔者客观分析了超期羁押现象的内外因素，提出了“完善羁押立法建设的三个点，增强诉讼监督职能三条线，提高司法人员素质三个面”的“三三联防”机制。
[关键词]：超期羁押有罪推定司法救济预防机制。
有这样二则案例：广西玉林市的谢洪武在“无卷宗、无罪名、无判决”的情况下，被当地公安部门自1974年6月至10月超期羁押了28年，详见《文摘报》6月8日第三版；四川自贡监狱刑满人员杨宗华因患有精神分裂症样精神障碍而被家属拒绝接收，结果被迫滞留在监狱，从1987年至20被监狱超期羁押了，详见四川在线网年4月14日讯。
沈家本曾言：“狱者，感化人而非苦人辱人者也。”如上述二则案例一样，超期羁押既是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也是我国当前羁押制度的瓶颈之一[1]，其问题的严重性在今年更是引起了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的高度重视[2]，全面地分析超期羁押产生的原因，科学合理地提出解决方案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在诉讼法方面体现“三个代表”的重要标志！笔者根据高检院的指示精神，结合当前“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主题教育，从分析超期羁押的主、客观原因入手，力求探索和深化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预防对策和救济途径。
所谓超期羁押是指司法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超过法定的羁押期限而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其主要包括：超期拘留和超期逮捕。超期羁押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性措施滥用，其本身具有违法性、侵权性、渎职性和社会危害性。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它的存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各种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总的说来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超期羁押产生的内在因素：司法机关、执法者的执法理念和价值取向是的深层次和内在原因。
1、“有罪推定”思想根深蒂固。有罪推定是指在刑事诉讼中首先假定被羁押人是有罪的，如果被羁押人拿不出证明自己无罪的确凿证据来，我们就推定其是有罪的。由于这种思想的潜意识作用，当司法人员不能足以证明被羁押人有罪的情况下，便以种种借口和托词对被羁押人进行羁押，甚至借用“补充侦查”为名义进行超期羁押。
2、“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严重。所谓重实体，轻程序是指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在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量刑上重视依法办事，而在诉讼程序上则掉以轻心。有的司法人员过分强调法的实体价值而忽视了法的程序价值，仅看到法的特殊教育功能而放弃了法的一般教育功能，造成“重惩罚、轻保障，重打击、轻维权”。
3、“英雄主义”的思想泛滥[3]。所谓英雄主义是指司法机关在案件事实没有完全侦查清楚之前，出于单位或个人私利目的向上级机关、新闻媒体邀功取宠。在经过上级赞赏和媒体炒作之后，一旦案情突变，发现被羁押人犯罪证据不足时，便不得以用种种借口超期羁押。
4、人权观念谈薄。人权是当今社会民主、法制的首要保护的主题，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我们的个别司法人员在这方面恰恰相当薄弱，认为关的都是罪人，多关一天无所谓，所以直接导致该移送的移送不了，该结的案结不了，该进入执行程序的进入不了。
（二）超期羁押产生的外在因素：是我国之所以产生大量超期羁押现象的必然性、“合法”性原因。
1、立法制度原因。（1）首先在立法形式上。第一，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将羁押期间与诉讼期间进行严格分离，致使羁押期间严重地依附于诉讼期间或者办案期间，使得羁押期间的延长完全服务于侦查破案、审查起诉甚至审判的需要[4]。“无权利则无诉讼”，“无权利则无程序”。如果说诉讼期间的延长所导致的诉讼拖延，已使犯罪嫌疑人遭受长时间的讼累，那么羁押期间的延长更是使犯罪嫌疑人承受更大程度的非正义。第二，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羁押制度上没有贯彻“成比例”或者“相适应”原则。由罪刑相适应原则引申，羁押制度的“成比例”原则便是程序正义的理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个可能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的嫌疑人和一个可能被判处甚至无期徒刑的嫌疑人，在审前羁押的期间上可能完全一样。这显然是极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强制措施适用上的谦抑原则。第三，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将刑事拘留、逮捕与羁押实现严格的分离，而是几乎混为一谈，导致羁押在适用上出现严重的任意化和随机化。在英美，逮捕通常只会带来24小时的羁押状态，之后是否羁押须通过中立法官的羁押听证程序。相比之下，我国的刑事拘留、逮捕一旦获得授权，就意味着可以将嫌疑人采取长达14天甚至是37天的持续羁押。
（2）其次在具体法条上。第一，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4、126条规定，省检察院立案的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延长一个月的羁押期限后，又自行批准延长两个月的羁押期限，这是有背于我们的立法价值取向的，给了超期羁押现象有机可乘。第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7、128条规定，容易在司法实践中通过立两个不同罪名或身份不明为由使羁押期限重新计算，从而“合法”达到延长羁押的目的。第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5条规定，在法庭审理中检察人员发现所提起的公诉案件需要补充侦查的，提出建议需要延期审理的，可以延期审理，但是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延期审理的期限和次数，从而为超期羁押现象开了绿灯。第四，一般法理认为：“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6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诉、抗诉案件，由最高法院自己决定。这一条款在法理意义上不利于被羁押人权利的`实现[5]。
段都难以保证涉案嫌疑人及时到案。
3、承办机关原因。第一，经费不足。现在公安机关办案经费严重不足，单靠政府的拨款远远不够用，往往都是要受害单位出车、出钱到外地办案，或是要求受害人个人交一定的办案经费，交不起的案件审理就会受到影响：该取回的证据取不回，该找的证人没去找；由于时过境迁，证据也就得不到落实，案件久侦不决，超期羁押现象也就司空见惯了。第二，警力不足。现在公安体制改革后预审机构已经撤销，原来的预审人员充实派出所的刑警大队，连侦带审，由于管辖地区偏大人口太多，犯罪基数又大，一个派出所的警力应付全辖区的刑事案件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往往是抓了人来搞突审。办案粗糙导致在报拘、报捕时遇到麻烦，退补又需要一个周期（二十多天一个来回），故延长羁押成了顺理成章的事，甚至有时警力不足导致抓回来的人没有人力去审查。第三，工作效率不高。在侦查、起诉、审判上都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该在期限内办完的事情做不完，一天能做完的非要等一个星期，等到该报会研究时又因客观原因不能上会导致延期。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合理简化案件诉讼程序，对于承认罪名和事实的犯罪嫌疑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4、案件的原因。第一，取证难。警方在侦查中，由于群众对作证的意识不强，不讲真话有之，不敢作证有之，作伪证有之；有的群众做了证、讲了真话，往往遭到报复、不公正待遇、被告人家属的殴打和谩骂，于是便撤证或翻证，从而导致早就应该移送的案件搁浅，造成超时效羁押。第二，先供后翻。由于在侦查机关在刚立案审理时警方采用“非常措施”，这样的对象往往是年轻的犯罪嫌疑人；对于中老年或妇女一般有的采用精神折磨其肉体，如只许站不许坐；有的24小时不准睡；有的扣吃扣喝。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往往是不真实的，环境稍微一改变，就会马上翻供，导致案件审理从头来过，侦查时限不得不延长。第三，同案犯在逃，在押犯的犯罪事实不清，影响结案[7]。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案犯在逃有时会严重影响对在押犯犯罪事实的认定，同时对在逃同案犯的追捕未必能及时有效，导致结案困难。第四，疑难案件向上级请示未能及时得到答复。遇到疑难案件，一般都须向上级领导请示。实践中，有的疑难案件各方面原因错综复杂、牵涉面广，上级未必能及时作出答复，使得案件诉讼受阻。
总之，内因和外因是产生超期羁押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是我们本身所固有的制度、体系不科学、不完善的外在表现，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解决超期羁押问题过程中对我们原有的法律体系进行全面的综合的考虑、比较、分析，从而在程序上为我们这场反超期羁押的战斗提供有力的保障和规范上的支持。
当前，我国学术界对解决超期羁押问题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将拘留权和逮捕权赋予给承担诉讼职能的公安、检察机关，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实质的程序救济手段，缺乏必要的制约机制，这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和人权的保障，故建议取消人民检察院的批捕权和公安机关的拘留权，由法官统一行使强制措施的审查权，且被告人有权要求法官对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进行审查。第二种观点认为，将逮捕批准决定权保持原状但对逮捕程序做较大的完善。可以批捕公开质证程序，使逮捕的决定必须经过犯罪嫌疑人及辩护人的公开质证方能决定其效力。
但是就我国司法制度的现实而言，采取第一种观点需要对司法体制做较大的变动，适时阻力可能较大；采取第二种观点则需要巨大增加我国的司法资源，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于审前的程序公平判断上，这不符和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和我国的经济实力。因此，笔者在批判继承两种学术观点的同时综合分析超期羁押问题产生的内外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三三制”的超期羁押预防对策：即“完善羁押立法建设的三个点，增强诉讼监督职能三条线，提高司法人员素质三个面”。
（一）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建设，在制度上时间、地点、人物三个点的结合上来杜绝超期羁押。
1、从时间上，按照比例性的原则确定羁押的期限。在这一点上既可以参照我国刑法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也可以参照外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例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的规定[8]。使预防性的羁押的总期限时间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被指定之罪规定的最高刑期的2/3。这样可以根据不同的案件规定不同的羁押期限，一般的刑事案件的羁押期限可以规定的相对短些，重大复杂的案件则可以规定的长些。同时一旦达到最高的羁押期限，应当立即改变强制性措施，从而保证被羁押人的合法权利。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9月28日颁布了《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的若干规定》就具有积极意义。
2、从地点上，对不同诉讼阶段的羁押地点加以明确的法律限制。将除逮捕外的强制羁押措施实施地放在公安机关，而一旦犯罪嫌疑人被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批准逮捕之后应当立即更换其羁押场所，也就是使公安机关的羁押权与侦查权相分离，从而有效地防止羁押权的滥用，确保犯罪嫌疑人不受妨碍的行使其基本的防御权[9]。
3、从人员上，建立超期羁押个人追究制度，使任何违反法定羁押期限的个人都会受到经济、行政甚至刑事制裁。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有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10]。”因此，应当根据责任者的主观过错和超期羁押造成的客观后果追究其不同责任。被超期羁押者、其近亲属、律师和羁押地的专门负责人员都可以提出申诉，而检察机关提出违法通知书并负责检查对违法通知书的实际履行情况。责任者所在单位的纪检部门也要进行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并负责落实处理，同时向检察部门备案。
（二）强化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职能，强化超期羁押的预警机制、同办案机关的联席会议机制、换押制和定期催办制度三条线，在客观上杜绝超期羁押现象，保护被羁押人的诉讼权益。
1、严格执行换押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堵塞换押过程中的脱节问题。检察机关要强化法律监督，认真贯彻执行“两高”、公安部《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的规定坚决纠正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精神，一方面自觉执行法律、法规规定的换押程序，做到衔接到位、反馈及时，谁出问题谁负责；另一方面，通过检察建议等多种方式保证相关单位和办案人严格执行法律。
2、强化监督手段，变监所部门的单一监督未侦查监督、审判监督、监所检察监督等部门的共同监督。实践证明这种“对口”监督方便可行，能充分发挥侦查监督部门和审判监督部门的职能，促使犯罪嫌疑人在羁押期间各个诉讼阶段得以有效监督。
3、不定期与办案单位反馈交流、定期向人大进行汇报，加强监督协调力度[11]。采取对超期羁押较长案件可由人大进行个案监督，对一般超期羁押案件实行跟踪监督的原则。对已经超期羁押的及时提出书面建议，向办案单位询问造成超期羁押的原因，予以纠正；并深入办案单位，对办案单位的改正情况挂牌监督直至问题解决。
（三）真正提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个人职业素质，在司法准入、职业培训和执法理念三个面上加大力度，从主观上解决超期羁押现象的存在。
1、严格司法准入制度。目前，全国进行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是解决司法机关进人不严的有效办法。这项制度一定要长期坚持下去，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放松。
2、进行长期有效的在职培训。对现有在职司法人员进行长期有效的、多渠道的、大范围的培训工作，加大司法人员任职期间的考核力度，真正让知法、懂法、守法的人员来执法，从而减少因办案人员个人的学术、思想和道德问题带来的人为性的超期羁押现象。
3、灌输科学的司法执法理念。需要加大对现有司法人员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法治观的培养，做到能真正用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思想武装头脑，用“三个代表”的思想衡量自身行动，从而保证整个司法诉讼程序的公平和正义！
[1]我国羁押制度的瓶颈包括错误羁押和超期羁押，其中超期羁押问题更具有普遍意义；解决超期羁押问题对我国保障人权，强化法律监督和建设法制国家具有重大的意义。
[2]如最高检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把超期羁押专项清理作为重要组成部分，截止到7月底全国就累计纠正检察办案阶段超期羁押359人，摘自《我国力争实现办案阶段无超期羁押》，中国新闻网2003年7月22日讯。
[3]孟波：《超期羁押的司法救济机制》，发表于法律资料文库网。
[4]陈瑞华：《超期羁押问题的法律分析》，载于《人民检察》20第9期。
[5]刑事诉讼法条文的相关内容：第一百二十四条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
第一百二十六条下列案件在本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二个月：
（一）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二）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
（三）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四）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
第一百二十七条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依照本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延长期限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二个月。
第一百二十八条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依照本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但是不得停止对其犯罪行为的侦查取证。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也可以按其自报的姓名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第一百六十五条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审判进行的，可以延期审理：
（一）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二）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三）由于当事人申请回避而不能进行审判的。
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受理上诉、抗诉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审结，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有本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是决定，可以再延长一个月，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诉、抗诉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
[6]陈卫东、郝银钟著：《被告人诉讼权利与程序救济论纲》，《中外法学》第3期载。
[7]郑华：《超期羁押原因与对策探究》，载于《检察时空》第4期。
[8]意大利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涉嫌实施的犯罪预计可能判处6年监禁刑的，审前羁押的法定最高期间为2年；而涉嫌犯有可能判处6年以上监禁刑甚至终身监禁的，审前羁押的法定最高期间为4年。
[9]陈瑞华：《审前羁押的法律控制-比较法角度分析》，《北京政法论坛》20第4期载。
[10]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11]冯敬之：《超期羁押的原因及对策》，载于20《检察日报》。
超期羁押问题之探析论文篇九
[内容提要]：本文由二则真实案例入手，引发对超期羁押问题的思考：造成超期羁押的原因究竟有哪些？从哪几个方面有效地去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笔者客观分析了超期羁押现象的内外因素，提出了“完善羁押立法建设的三个点，增强诉讼监督职能三条线，提高司法人员素质三个面”的“三三联防”机制。
[关键词]：超期羁押，有罪推定，司法救济，预防机制。
有这样二则案例：广西玉林市的谢洪武在“无卷宗、无罪名、无判决”的情况下，被当地公安部门自1974年6月至年10月超期羁押了28年，详见《文摘报》2003年6月8日第三版；四川自贡监狱刑满人员杨宗华因患有精神分裂症样精神障碍而被家属拒绝接收，结果被迫滞留在监狱，从1987年至2003年被监狱超期羁押了16年，详见四川在线网2003年4月14日讯。
沈家本曾言：“狱者，感化人而非苦人辱人者也。”如上述二则案例一样，超期羁押既是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也是我国当前羁押制度的瓶颈之一[1]，其问题的严重性在今年更是引起了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的高度重视[2]，全面地分析超期羁押产生的原因，科学合理地提出解决方案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在诉讼法方面体现“三个代表”的重要标志！笔者根据高检院的指示精神，结合当前“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主题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活动，从分析超期羁押的主、客观原因入手，力求探索和深化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预防对策和救济途径。
所谓超期羁押是指司法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超过法定的羁押期限而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其主要包括：超期拘留和超期逮捕。超期羁押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性措施滥用，其本身具有违法性、侵权性、渎职性和社会危害性。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它的存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各种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总的说来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超期羁押产生的内在因素：司法机关、执法者的执法理念和价值取向是的深层次和内在原因。
1、“有罪推定”思想根深蒂固。有罪推定是指在刑事诉讼中首先假定被羁押人是有罪的，如果被羁押人拿不出证明自己无罪的确凿证据来，我们就推定其是有罪的。由于这种思想的潜意识作用，当司法人员不能足以证明被羁押人有罪的情况下，便以种种借口和托词对被羁押人进行羁押，甚至借用“补充侦查”为名义进行超期羁押。
2、“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严重。所谓重实体，轻程序是指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在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量刑上重视依法办事，而在诉讼程序上则掉以轻心。有的司法人员过分强调法的实体价值而忽视了法的程序价值，仅看到法的特殊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功能而放弃了法的一般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功能，造成“重惩罚、轻保障，重打击、轻维权”。
3、“英雄主义”的思想泛滥[3].所谓英雄主义是指司法机关在案件事实没有完全侦查清楚之前，出于单位或个人私利目的向上级机关、新闻媒体邀功取宠。在经过上级赞赏和媒体炒作之后，一旦案情突变，发现被羁押人犯罪证据不足时，便不得以用种种借口超期羁押。
4、人权观念谈薄。人权是当今社会民主、法制的首要保护的主题，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我们的个别司法人员在这方面恰恰相当薄弱，认为关的都是罪人，多关一天无所谓，所以直接导致该移送的移送不了，该结的案结不了，该进入执行程序的进入不了。
（二）超期羁押产生的外在因素：是我国之所以产生大量超期羁押现象。
[1][2][3][4]。
超期羁押问题之探析论文篇十
论文提要：刑事诉讼中超期羁押现象较为普遍，这既损害了司法机关形象，也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究其原因，有法律制度上、执法观念上和司法职能上的原因。文章对超期羁押的不同表现形式作了简要分析，并就如何完善现有刑事诉讼羁押制度提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羁押手段不应是首选和原则；将取保候审作为未决羁押司法救济手段；制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超期羁押申告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建立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改革未决羁押机构之归属，由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管理等。
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及“重打击、轻保护”的传统司法理念下，公安司法机关适用拘留、逮捕等引起犯罪嫌疑人被关押的强制措施成为原则，而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监禁性强制措施则是例外。同时，司法实践中虽注意了办案期限，但普遍地存在忽略对羁押期限的严格遵守，容易出现超期羁押问题，产生影响司法公正形象、侵犯人权等不良后果。因此，本文从超期羁押现状分析入手，对我国刑事诉讼羁押制度进行反思，认为公安司法机关要以依法适用非监禁性强制措施为原则，减少羁押的发生以及不当的羁押延长，以严格的程序公正，坚决防止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实现。
一、超期羁押的现状、危害及原因。
月全国人大内司委刑事诉讼法执法大检查调查报告指出：4年来（从97年开始），各级检察院发现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办案中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累计达299291人（次），已纠正250594人。20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清理超期羁押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至当年11月底，全国各级法院结合深入开展的“公正与效率”司法大检查，对社会普遍关注的超期羁押案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清理，清理出超期羁押案件1967件4060人。但是，虽然经过上述执法大检查和集中清理，实践中纠防超期羁押的效果并不明显，有关纠防超期羁押的制度也未得到真正落实。比如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因身体原因加之长期羁押，案件未结即在看守所死亡，案件只能终结。今年初，本市一政协委员在政协会上对此即提出置疑，称某区看守所去年就有三名在押人员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系心力衰竭，呼吁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并调查处理。
对于超期羁押，法律虽未明确其属性，但显然属于违法，司法实践中，超期羁押的`危害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被超期羁押者大部分被判有罪，审前羁押的期间抵入刑期，于是从结果看似乎对被告人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但本质上也是一种不合法行为。对于因错误逮捕而后被超期羁押者来说，其损失的主要原因应属错误逮捕，而非超期羁押，更是一种非法羁押。笔者认为，超期羁押有着明显的危害：一是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基于无罪推定的原则，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受到的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严厉措施，对其身心损害明显，如果是无罪之人，这种损害的严重性是不能简单以国家赔偿来修复的；如果所犯罪行较轻，但羁押的期限超出了应判处的刑期，尽管可能处刑时会提高刑期以避免国家赔偿，但无疑违反了罪行相适应原则，加重了对被超期羁押被告人的刑罚，对他们的人权侵害是显而易见的；二是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公正高效执法的形象，也不利于执法水平的提高。刑事诉讼法有关公安机关侦查羁押期限、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办案期限的规定，各机关应当严格遵守。如果连法律规定的基本办案程序和期限都不能严格执行，那么执法的公正性就值得怀疑。同时，“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一个人被无辜关押数年后得到的无罪结论有什么意义。如果司法机关把羁押作为侦、办案件的纯粹工具和手段，认为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常的，不羁押就影响到对犯罪的追诉，是不正常的，这毫无疑问会增长司法人员的惰性，降低责任心，使司法机关打击、惩治犯罪的能力得不到有效提高。
超期羁押问题之探析论文篇十一
［论文摘要］结合国内近年来研究生教育学制改革的起因及部分重点高校学制改革的现状，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分析了学制改革对研究生培养、就业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并对部分高校学制回改现象进行了分析，并围绕目前学制改革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
随着近年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的快速增加，社会对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培养年限等内容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这种新的形势要求研究生教育必须改革原有的管理模式，实行更加灵活的教学组织和管理模式。《关于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提出，研究生学习年限在达到培养目标所要求的前提下由培养单位自行确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2～3年。在之前，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一般都是2.5年或3年。20制定的《关于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干意见》指出，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要逐步推行与国际接轨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取消对研究生培养年限的统一规定，实行弹性学制。自此之后，国内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高校就逐步迈出了研究生学制改革的步伐。
关于学制改革的许多问题，学者们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对于硕士研究生学制改革带来的问题并没有深入的分析。本文围绕目前国内重点高校硕士研究生学制改革的现状，通过对硕士研究生学制改革带来的实际问题的调查统计，剖析了部分高校进行硕士研究生学制回改的原因，并提出几点建议。
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如何在降低教育成本、提高教育质量的前提下培养出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硕士研究生，学制长短起着关键作用。在硕士研究生学制改革过程中，重点大学成为改革的主力。
哈尔滨工业大学于1994年在全国率先开始了两年制硕士生培养模式，学校通过修订培养方案，优化课程结构，更新教学内容等改革，探索出知识、能力、素质教育相融合的硕士生两年制培养模式。从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纷纷围绕探索研究生新培养模式，将硕士研究生全部或部分院系三年制培养模式改为两年制或以两年制为基础的弹性学制。
改革硕士研究生学制，实行弹性学制已是大势所趋，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在实施过程中却遭遇了尴尬。从实际实施学制改革的情况来看，部分高校实行的弹性学制其实是硬生生地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年限规定为两年，以实现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目标，但这样做有悖于学制改革提出的弹性学制的初衷，对于两年制硕士生，学生学习的时间紧、任务重，培养质量明显下降。针对这种尴尬境地，近两年部分高校又悄悄作出了“逆向调整”，将部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学制改回三年。
中山大学从开始将理学院、地球科学系、生命科学学院等部分院系的硕士研究生学制从原来的两年制重新改回三年制；中国人民大学在的招生中，部分专业学制也从两年更改为三年；北京大学在过去几年，有两三门基础性学科的学制已由两年改为三年；北京理工大学自起，将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学制从两年改为两年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于将硕士研究生的学制由三年改为两年，从起又重新改回为三年；中国传媒大学从20开始，将影视艺术学院的6个专业的学制从原来的两年重新变更为三年。
为系统、细致地了解硕士生指导教师和在校硕士生对学制改革的意见以及学制改革对硕士研究生的影响，我们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主要调查学制改革对硕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发表论文、综合素质及就业等方面的影响，随机调查了某“985”高校部分学院的师生，共回收调查问卷573份，其中硕士生导师问卷80份，在校硕士研究生问卷493份，调查结果如下：
在参与课题研究方面，认为两年制研究生“差不多”的占50%，认为“参加不太积极”或“很不积极”的占29%，认为“更加积极”或“较积极”的占21%。在学科竞赛获奖情况方面，认为两年制研究生获奖“较少”或“少很多”的占57%，认为两年制研究生获奖“较多”或“多很多”的占2%。在科研能力方面，认为两年制学生科研能力“较弱”或“弱很多”的占51%，认为“较强”的仅占4.4%。在毕业论文的质量方面，认为两年制研究生的毕业设计比两年半学制研究生“质量差”的占59.7%，认为“质量高”的占0.7%。在外语能力方面，认为两年半学制的研究生“能够准确理解外文专业文献并流畅使用外语表达学术观点”的占23%，而两年制研究生此项比例占13%。认为两年半学制的研究生“需在教师的帮助下完成外文专业文献的阅读，难以使用外语表达学术观点”的占2%，而两年制研究生此项比例占12%。在计算机水平方面，认为两年半学制研究生“能较好地利用计算机进行研究”的占61%，而两年制研究生此项比例占33%。在就业方面，有78%的研究生认为学制的缩短对其就业“有影响”。
学制年限的缩短也使高校被迫降低了对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要求。仍以该校为例，学制改革后部分学院取消了以往对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的要求，导致学生在学习期间发表的论文数明显下降。
从调查的整体情况来看，在573份调查问卷中，赞成将学制由两年调整回两年半的比例达到71%。
自2002年部分高校开始进行学制改革后，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部分高校又将学制改回了原来的三年或两年半。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部分研究生教育系统人士和用人单位认为学制改革后研究生培养质量存在一定程度的下降，两年制学生的就业也受到了影响。
第一，学制改革对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影响。按照目前两年制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工作流程，第一学年学生需进行课程学习，但在课程设置方面，由于公共基础课和学位课占有较重的比例，专业基础课开设的门数和学时都很难满足学生的需要，因此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除了上课和应付考试之外，学生还必须抽出一定的时间阅读大量的专业书籍。在第二学年，学生至少还需用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开题前的文献阅读和调研，再加上目前用人单位的招聘工作开始的越来越早，就业形势愈加严峻，学生真正能够全身心投入进行课题研究和撰写论文的时间非常短。在这种形势下，部分高校降低了对学生在校期间发表论文的要求或直接取消，学生参加科研、实习的机会也基本没有，学校和导师都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了对学生的要求，研究生培养质量受到一定影响，因此，近年来部分高校又将硕士研究生的学制由两年改回到两年半或三年。
第二，学制改革对硕士研究生就业的影响。学制改革后，就业市场就出现了“大硕士”和“小硕士”的概念，很多用人单位认为，缺少了一年的系统学习和实践，两年制硕士生的培养质量肯定比不上三年制的学生，很难达到用人单位对硕士生应有的理论水平和知识结构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在用人单位非常看重的实践动手能力方面，两年制硕士生比三年制硕士生在参与机会和动手时间上要欠缺很多，而这个能力是用人单位非常看重的。此外，在学制改革的过程中，很多高校缺少与培养环节配套的改革方案，而只是将培养年限简单地缩短，更让用人单位怀疑是不是高校为了节省教学资源、不惜降低毕业门槛来改革研究生学制。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我们就不难理解用人单位对两年制硕士生进行回避甚至部分程度上的“歧视”，而青睐三年制硕士生的原因了。
对硕士研究生学制改革相关情况的调查统计结果表明，硕士研究生学制改革总体上应根据学科特点和培养目标的不同，以学分制为基础，实行可长可短的弹性学制。弹性学制可以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同时也可避免一刀切的学位授予方式，保证学位授予质量。
目前，研究生培养的目标一般分为学术研究型和应用型两类，学术研究型一般侧重基础性和理论性研究，学习系统的理论知识，培养创新能力；应用型一般培养的是高级应用人才，侧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综合素质以及对市场的应变和适应能力。对于以培养将科学知识和科技成果创造性地应用于生产管理实践，从事实际操作性工作的应用型人才的学科，比如工商管理、工程硕士、法律、公共管理等，可实行以两年制为基本学制的弹性学制，而以培养需进一步深造，最终要成为高级科研人员的学术型人才的学科，则应实行以三年制为基本学制的弹性学制。在推进学制改革的过程中，培养单位必须解决好以下问题：
第一，培养目标的修订。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增大，硕士研究生培养逐步走出了精英教育的模式，如何更加科学地修订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启动学制改革的前提，学制改革实质上是培养目标的调整。研究生培养单位应结合学科特点及社会需求，对培养目标进行修订，根据修订后的培养目标拟定学制的弹性范围，实现分类培养，个性发展。
第二，课程设置的优化。目前，在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课程教学占很大的比重，硕士生的课程学习任务一般都需一年时间才能完成。但在上课过程中，很多学生都反映教师的授课内容过于陈旧，缺少前沿性、有效性的内容。此外，为了保证学生的知识结构更加全面，培养单位开设了过多的公共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占用了学生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而无暇顾及专业课和与研究方向相关的选修课。为了能够更好地推进学制改革，研究生培养单位应精简必修课，对授课质量加强监管，同时要多开设一些高质量的、与当前学科最新发展方向紧密联系的或具有一定科学研究背景的选修课，以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
第三，评价体系的差异化。针对培养目标的不同，硕士生培养质量的评价体系不应该是统一的，应根据其培养目标和学科特点，建立差异化的评价体系。在课程学习环节，学术研究型的学生可要求必须获得较多的课程学分，而对于应用型或人文社科门类的学生，可降低课程学分要求，但必须参加一定的实践活动或社会实习等。对于在校期间发表论文的要求，也可根据培养目标和学习年限的实际情况灵活要求发表论文的数量和刊物的级别。对于毕业论文的要求，可允许不同类型的研究生采取不同的论文形式，如研究报告、调研报告、开发的产品等，只要学生的能力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均可毕业。
第四，教学管理的人性化。在教学管理的过程中，应由原来的制度化、程序化管理向人性化管理转变。如在入学半年左右的时间内，新生可在对相关学科更进一步深入了解的基础上，重新选择专业；在课程学习环节，如学生需要去其他高校听取有关课程，在获得成绩后，可予以学分认定；在论文撰写环节，不需受文献阅读、撰写开题报告、开题答辩等环节的限制，直接进入课题。
总之，按照高等教育国际化、大众化、多样化发展的规律，为了能够更好地加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交流与合作，硕士研究生教育学制改革是必然趋势，但在改革的同时，必须结合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实际情况，不盲目照搬，不一刀切，科学论证，逐步推进，建立科学完善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学制体系。
超期羁押问题之探析论文篇十二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商业领域，企业特别是我国的电力企业的观念也在不断更新。实施市场经济之后，我国的经济市场从“企业生产什么我们用什么”转变为“我们需要什么企业生产什么”，这一转变也带来了一种新的理念，即“市场营销”。这一新的理念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本文通过对电力营销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探索，进而找到解决的办法。
关键词：电力营销；问题；解决办法；精细化策略。
（1）目前我国电力营销的现状。
第一，观念落后。我国的电力部门由于是国家部门，员工对目前的形势认识不清，观念落后。
第二，营销的形式比较单一，没有多样性。传统的模式是电力部门只负责按月收取消费者该交的费用，其他的则一概不关心。
第三，管理薄弱，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因为是国家的垄断企业，所以对于市场完全忽视，这严重地影响了电力企业的自我发展，与时俱进。
第四，员工的素质急需提高。“电老大”这个称谓就是这么来的。一直以来，我国电力部门的人员素质都是有待提高的，特别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对待消费者永远是一副高高在上的表情。
第五，从事电力方面的员工缺乏专业性的培训。目前，我国边远地区的电力从业人员都是“泥腿子”，专业技术基本上没有，都是靠经验摸索着前进，这不仅是对广大消费者的不负责任，而且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此外，在农村地区乱搭电线的现象也比较严重。第六，电力的基础设施落后甚至是不完善，有的地区甚至还是用煤油灯，过着比较原始的生活。这些问题是亟待解决的；要做好电力工作，就必须正视这些问题。
（2）我国电力营销的发展史。
第一，电力企业的产品是无形的。电就其本身的特性而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电力的营销一直以来是可有可无的，消费者很难自己生产这种产品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且成本太高。第二，阶梯电价。在我国实行阶梯电价这一模式，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消费者需要的电量超出最大值后，按照高价电计费。
第三，家用跟商用实行不同的电价。我们知道，目前我国的电力需求分为家用和商用两种，家用的一般都是按照0.5元每度计费，商用的就贵了一倍有余，这样既能增加电力部门的收入，又能促使大家合理利用电能。
（1）针对观念落后问题，要提高电力部门的认识。改革以前的那种旧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积极参与市场经济，努力推进观念的转变，更好地服务消费者和提高自身的整体竞争力。要想转变落后的观念，就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努力：
第一，要提高企业的危机意识。
第二，要提高员工的素质。
第三，要实地调研，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2）开展多样性营销方式。相比于传统营销方式，开展多样性营销方式有利于企业的自身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同时，多样性的营销方式更能让消费者感兴趣，提高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同度。消费者的认同度或者说满意度是体现企业竞争力的最直接表现。
（3）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形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及时转变落后的观念，努力跟上时代的发展，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同时要组织全体员工进行集中培训，以提高专业知识水平。
（4）完善基础设施。城市中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但是在边远地区，有些地方的电力基础设施基本上为零，完善这些地区的电力设施有利于为更远地区的消费者提供服务。
（5）努力构建新的运营体系，进行服务的创新。日本在电力方面就有一种创新模式，即电力公司回收居民用不完的电力。这样的新方法，在我国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实行。
3.结语。
本文通过对我国电力营销中存在的问题的研究，针对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实现科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予胜.全力营造电力营销新机制[j].华北电业，2000，（5）.
[2]罗检仔.电力营销体制改革思路[j].大众用电，2000，（6）.
超期羁押问题之探析论文篇十三
教学实践智慧是指教师在教育理论指导下，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积累的教学经验以及深刻洞悉，感悟、反思和灵活应对复杂教学情境的综合能力系统，具有动态生成性、实践性、个体性、缄默性、情境性等特点。初任教师，教学实践智慧问题的成因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因为教师总是处于一定环境中，大至社会变迁、制度改革，小至学校文化、课堂人际关系等。教师正是在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中、在实际的教学交往中、在人际互动中形成实践智慧。所以，初任教师教学实践智慧问题除了教师自身的教育教学信念、知识结构、能力素养等外，还应从学校组织文化、教育教学制度、培训机制等外部环境中去寻找原因。针对初任教师教学实践智慧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分析初任教师教学实践智慧问题的成因，大致与教师教育、学校环境以及教师自身因素有关。
一、教师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脱节。
高校教师在专业知识方面已经形成了专业知识结构，然而缺乏的是教学的实践能力。由于教学实践的复杂性和情境性，以至于初任教师处于实际的教学活动时，却不知如何运用岗前培训中所学的教育理论知识，恰到好处地解决具体的教学实践问题，从而造成理论与教学实践脱节。因此，使得初任教师面对新的工作环境，在思想、价值观念、态度、信念等方面难以适从。此外，初任教师对课程内容及相关的教学法、对于不同学生及其个性特点的需要、教育环境等知识倍感不足，对教学实践理想化，对工作困难的认识不足，致使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大相径庭。初任教师所学到的教育理论知识，只有通过岗前培训才得以获得，然而岗前培训时间短、内容多，而未使他们获得足够的教学实践技能以及形成个人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艺术，致使初任教师面对实际教学时感到手足无措，教学实践智慧缺乏。
在教师制度方面，国家有关教师的政策法规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政策的保障，但在落实到地方和学校时，各级管理者往往通过修订有关条文制度和实施细则，又将教师的自由范围限制得越来越小。相对于教师教育宏观体制改革，我国教师教育在微观培养层次的改革处于一种相对滞后的状况。由于受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观念束缚，教师教育培养目标单一，专业设置狭窄，学科课程知识内容空洞、陈旧，教学方法和手段落后等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教师职前培养阶段，教师培养脱离专业发展改革的实际，在教育教学理念和方式上，仍然遵循着以单一的知识讲授为主的灌输模式。参与教师教育学科理念和实践指导的教师，主要以大学教授或学科带头人为主，缺乏来自从事专业实际工作专家的经验的传授和对现实过程中就业需求变化的分析和总结，这一状况可能造成的结果是一个专业课教师所备的教案可以用几年，甚至是十几年都没有变过，很难适应专业发展的需要。
目前，教师入职培训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难以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和束缚，初任教师入职培训的效果不理想，对教育教学经验的总结提炼方面重视不够，过于注重教育理论讲授，缺乏培养教师的职业素质所需要的环境和气氛，实习指导缺乏个性化和针对性，往往造成初任教师进入角色和状态的缓慢，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培训内容脱离教学实际需求，难以调动教师学习的积极性。教师入职培训考核的方式主要采用考试的方式，题目基本上是一些死记硬背的，加之培训的时间短，内容多，教学任务繁重。因此，在授课时，教师只是根据教材进行重点讲解，对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教学方法的实用性考虑较少、功利性强。授课形式主要是理论讲授，教学方式单一。入职培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新进教师的教学实践技能的特点，实践性不强，出现少数新进教师考试成绩很好，但实际教学水平不理想的现象。教师职前培养与入职培训分离，造成教学内容、教学技能培养等各方面与教育实践脱节，影响了教师教学智慧的生成。
二、学校管理中忽视教师教学自主权的充分发挥。
许多学校在管理中未能为初任教师的入职培训提供充分的支持，忽视初任教师作为生命个体的本质要求，对于入职阶段在整个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认识不足，往往把教师看作教学的工具，而忽视教师的主体性和独立性，缺乏对教师工作、教师教学必要的尊重和重视，影响了教师的发展动力。
现有的学校管理体制习惯了传统的“三中心”(教师、学生、课堂)及其被动型、依赖型的教学方式的影响，强调管理方式的规范性和统一性，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如何发挥教师个性，展现教师的教学自主权方面有所欠缺，这种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模式，从某种程度削减了初任教师的教学风格、个人魅力和发展动力。对于初任教师来说，面对新的教育思想、新的教学模式和新的教学手段还没有形成教学习惯和模式。学校管理体制中缺乏对新课程深入的了解，未形成探究和思考课堂教学问题的意识。教师的个体化教学、教学风格没有形成，导致教学能力和专业水平没有得到注意和培养，没有个体化的教学风格就不会有教学智慧的产生，没有教学自主权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很难发挥教学智慧。
三、教师评价标准的局限。
有效的教师评价标准是督促和管理教师工作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教师向智慧型教师迈进的有效手段。而一些学校的教师评价考核方式中，对教师的考核内容不仅仅是课时工作量，还有对教师科研成果的考核，有些学校甚至把学生的考试成绩和参与各级各类技能大赛的成绩与教师升职、晋级、加薪、奖金等联系在一起，造成教师为考核而教，忽略了对教师作为完整的生命个体的整体素养的考评。这种评价制度对教师的影响是自上而下的，实践证明它对教师专业素质的提高作用是有限的，在某些时候还可能是消极的。传统的评价制度过分注重实效，忽视了对被评价者的激励作用，过分强调结果的重要性，而淡化了评价本身的反馈、促进作用，评不出教师的积极性，反而影响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未能适应教师专业发展阶段追求职业发展的需求。
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是制约教师教学实践智慧发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教师的工作属于精神活动的范畴，具有很大的个体性，需要自由思考的时间与空间，需要一种良好的心境状态，需要创新性。教师只有在没有外界约束和强制的状态下，才能有条不紊地去选择知识，加工、整理、贮存知识，并根据学生的思维特点，通过细心的准备去讲授知识。而教师由于课时量与备课量的极大增加和频繁、严格、统一的考评制度，使得教师的个性化教学受到压抑。
多数初任教师反映，他们也有改革课堂的想法，但是受到强制性、微观管理的课程统一性的困扰，以单一的标准化测试为主要方式，这使教师教学以知识、技能教学为根本出发点。而教师的教学风格、个人魅力、创造力、责任心等被忽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初任教师对教学的憧憬和热情，造成对职业发展的冷漠、缺乏激情，难以形成教学智慧。
四、教学动机水平不高。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学动机影响表现为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教学态度以及教学行为。教师教学动机是由内部动机、外部动机构成。内部动机反映教师对教学工作的主观需要和价值取向，对教师的教学行为具有发动性作用。具体表现为教师对教学工作的兴趣爱好以及对自我实现的期望等不同层次的需要。现实中，部分初任教师对专业发展目标模糊，有很大一部分教师对教育事业缺乏热心，只是把教师职业作为谋生的手段，教师很难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态度消极，专业发展水平偏低，对自身发展水平关心不多;还有一部分教师对教育的认识与信念存在偏差，认为教师职业本身不具备明显的专业性和排他性，教学带着主观性和不确定性，依赖经验的程度大，而对教师专业发展信心不足。
内部动机还表现为教师完成教育教学工作的主观原因并决定了教师教学动机的强度。教师自身缺乏理性判断与反思能力，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基础和思维方式，内在的自主性又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未能进行深入持久的反思体悟，促进学生和自身理性智慧的生长。受新思想和新技能的挑战，受教育理论水平和教师群体中存在的消极文化的影响，缺乏转化内在发展的动力。外在的目标和诱因对个体动机的刺激形成教师教学动机的外部动机。社会因素、人际关系或工作环境等都是构成外部动机的外在诱因。外部动机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可以起到激励和指导教师作为的作用。具体表现为教师教学动机的宏观目标和实际努力方向。这是教师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工作的客观原因。外部动机决定教师教学动机的目标定向。当一个教师对教育教学工作的宏观目标适当，而实际努力方向又明确，他采取的教学态度就是认真的、端正的，教学行为就是积极的、主动的。
新手阶段的教师如何尽快适应教学环境、提升从教技能、形成自身教学风格，是初任教师专业成长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从分析初任教师专业成长的核心要素——教学实践智慧的生成与发展问题，对于发展对教师教学实践智慧的诉求，进一步深化教师专业发展基本要素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超期羁押问题之探析论文篇十四
电子商务不论怎么便利、快捷，但却不能减少物流配送这一环节，商品的配送效劳如不能相匹配，网上交易就不能表现前期便利快捷的优势。依据电子商务的特色，对全部物流和配送系统实施一致的信息办理和调度，依照用户订购请求，在物流基地进行理货工作，并将配好的货物送交收货人的一种物流方法，这一领先的、优化的流转方法对流转公司进步效劳质量、降低物流本钱、优化社会库存配备，进而进步公司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具有重要意义。物流配送对电子商务起到如下效果：
（1）进步电子商务的功率和效益；
（2）扩展电子商务的商场规模；
（3）完结根据电子商务的供应链集成；
（4）集成电子商务中的商流，信息流与资金流；
（5）促进电子商务变成21世纪最具竞赛力的商务方法。
2.1相对于别的工业开展的不和谐。
虽然我国已呈现了一些专业化物流公司，但物流效劳水平和功率仍是对比低，首要表如今：如今从事物流效劳的.公司规模和实力都还对比小，只能简略地供给运送和？仓储效劳，而在流转加工、物流信息效劳、库存办理、物流本钱操控等物流增值效劳方面，尤其在物流方案设计以及全程物流效劳等更高层次的物流效劳方面还没有？全部打开，难以供给包含方案、方案、咨在内的全过程的效劳。大都从事物流效劳的的公司，短少必要的效劳规范和内部办理规程，运营办理粗豪，很难供给规范化？的物流效劳。？近几年来，国家财政加大了对物流根底设备建造出资力度，但与别的行业对比，物流业的开展依然对比滞后。根底设备的才能短少，设备的方案不合理，东部运送设备对比发达，约占全国的50%，中西部区域分别只占34%和16%；在运送工具与运送方法上，线路进程少密度低，现代化水平也较低、抗自然灾害才能弱；在仓储方面，我国是以行政部分为系统树立的库房，面积大、数量多、仓储设备现代化水平低；此外，全部物流业的物流办理水平和物流信息化程度都对比低。
2.2政府及有关公司对电子商务物流的注重与知道程度相对短缺。
物流业的开展涉及到根底设备、物流技能设备、工业政策、出资融资、税收与运送规范等各方面，分属不一样的政府职能部分办理。但各职能部分对现代物流知道短少并短少一致和谐的战略思想。如今，商务部、交通部在资历认证方面各有多项政策法规，政府职能部分对物流公司是一种多头办理体制。一些地方政府为维护本地物流公司利益，在交通运送、税收、工商等方面设置障碍，约束非本地物流公司的运营活动，严峻阻止着电子商务物流业的快速开展。现有与物流有关的法令法规多是部分性的、区域性的，短少全国一致性的专门法令文件。
2.3具有商品来历含糊性。
互联网上大大都站点都设有镜像站点，镜像站点通常是坐落别的国家的计算机，其间存储着与初始站点完全相同的信息。选用镜像的意图是防止互联网上“交通阻塞”，使互联网用户访问与之物理位置相对较近的计算机，然后加快信息的交互过程。为此，对网络交易的消费者而言，他并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计算机为他供给了商品或效劳。当然对消费者而言，只需取得所需的商品和效劳，它们的来历情况怎么是无关紧要的。
2.4商业环境相对落后。
我国公司中自营物流的占大大都，这种“大而散”、“小而全”的物资流转规划阻止着我国物流工业的开展，一起构成很多财物的闲置和资金的糟蹋。另一方面，以往条块分割的办理体制构成了如今大批功能单一的货代公司。这些公司效劳规模窄，横向联合单薄，不能供给完好的供应链效劳；再加上档次低，配备落后，无法满意客户在时刻性和效劳质量方面的请求，或供给的物流效劳没能使客户感到比自营物流更有利，因而易构成物流需要效劳的疲软。别的，我国信息盯梢效劳系统和网络系统的落后也制约着物流业的开展。信息效劳和网络系统更新的落后显着使物流业的开展失去了巩固的条件。
超期羁押问题之探析论文篇十五
(1)生活焦虑。幼儿在幼儿园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幼儿园的老师帮忙照理，比如吃饭、午休、如厕等等一系列的生活点滴，在幼儿园生活三年的幼儿生活习惯也已定势，当幼儿升入小学以后，幼儿不得不离开幼儿老师的臂弯，这个时候的乒、儿因为到了陌生的环境就会出现生活焦虑，比如他们担心走错男女厕所，担心自己文具会找不到等。
(2)情感焦虑。幼儿上幼儿园的时候，家里父母疼着、宠着，在情感上，幼儿处于绝对优势。幼儿升入小学以后，家长做的事情大都是给孩子买新的书包、买学习参考书、英语学习机等，却未考虑孩子的内心情感及需要。其次，幼儿在幼儿园已经有亲密的同伴，孩子入小学后与幼儿园同伴分离，需要重新建立新的人际关系。
(3)学业焦虑。首先幼儿在幼儿园的主要活动以一日生活和游戏为主，并没有任何的学业压力，时间上没有限定，有弹性。而进入到小学以后，分科学习、作业、受教师支配的学习环境，孩子容易陷入不注意状态或学习障碍。
(二)注意力不集中。
目前幼儿教育中小学化倾向非常严重，尤其是偏远农村，由于没有太多的游戏场所供幼儿玩耍，只能教幼儿读书写字。父母的文化水平较低，就把一切希望寄予孩子身上。由于传统的教育观念与父母态度等多方面的偏差与不当，造成很多家长忽视幼儿的全面性、终身性发展，甚至将小学一年级的课本知识提前交给幼儿掌握。结果幼儿入学初感觉学习很轻松，随着学习内容的加深，难度的增加，”储备知识”用完，又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时就出现了适应困难，导致学习后劲不足等问题，给幼儿园、小学的教学活动造成压力，幼小衔接难以顺利进行。
三预防与对策。
(一)学校和教师方面。
首先，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行之有效的心理咨询与辅导工作。儿童表现出来的心理问题，通过成人的引导和帮助，是可以纠正和避免的。其次，教师应该给予儿童宽容和理解。目前有些地区学校组织幼升小考试，出的题目大多是超出幼儿理解能力范围的试题，注重知识讲授的幼儿园，大多受小学的青睐，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作为幼儿升入小学第一位引导者的老师，我们应该弱化功利色彩，为儿童营造更好的心理适应空间。同时正确客观的看待孩子出现的不适应症，多给孩子一些时间，鼓励引导孩子，让孩子在磨练中慢慢成长。
(二)家庭方面。
家庭教育应为孩子接受学校教育打好基础，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适应能力是很有必要的。首先，培养儿童的独立性，做好生活方面的准备。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作为家长应注重教育与生活的联系，让孩子在生活中得到锻炼，在教育中领悟生活的真谛。其次，培养儿童的注意力，做好学习方面的准备。幼儿园儿童以游戏活动为主要的学习形式，儿童在游戏中感觉轻松、愉快，并不会有学习压力。作为家长，我们应有意识的培养幼儿的注意力，通过各种锻炼孩子注意力的亲子游戏，对孩子进行注意力训练。最后，培养儿童的社交能力，做好交往方面的准备。
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是儿童社会性培养方面重要的内容，也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体现。作为家长，要为孩子创造更多交往机会，扩大孩子的交际范围，为孩子成长提供有利平台。
(三)幼儿自身。
参考文献。
[1]林崇德.发展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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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牛美红，幼小衔接中儿童情感教育问题研究[j].考试周刊，年第19期。
超期羁押问题之探析论文篇十六
关于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的内涵，笔者认为，可以分为两点具体来看，教学首先需要满足其教学目的，即高效，快速，并且顺利地达到教学质量，这是对于高校教师教学最基础的要求。而更高层次的要求就是自我提升。高校教师不仅需要完成其教学目的，还需要在不断的教学中积累经验，解决问题，不断提升自己的内在素养。接下来笔者将一一具体分析。第一，教学高效。教学高效性包括许多具体方面，例如课堂教学的含金量，课堂教学的兴趣性，教学过程的顺利性和教学方法的合理利用等等。高校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学生不配合，学生学习效果不好，或者学生受干扰性太大，这些都会影响教学的高效性，因此，改革教师的教学方法以使教师的教学高效性达到目标，就是高校教学发展的内涵之一。第二，自我提升。教师除了教师身份之外还是一个完整的人，因此，不可以忽略教师自身的成长和进步。成为一名真正优秀的教师，需要经过长期的理论学习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并且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衷心去为学生考虑，为家长考虑，最终实现自我价值。高校教师的教学方法改革也是教师自我优化和自我提升的一个过程，作为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的重要部分，需要被提起重视。
二、教学方法改革对教师教学发展的作用。
在了解了教师教学发展的内涵之后，接下来，笔者将具体分析，高校教师的教学方法改革究竟如何对教师的教学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在上文中已经提到教学教师发展的内涵之后，本部分内容可以与之对应起来。
（一）教学效果的提高。
首先，教师的教学方法改革是针对高校学生的综合素质低下，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达不到社会就业所需要的要求而提出的优化方案，因此，其主要的作用对象便是教师的教学效果。无论是教师的教学模式改变，还是教师的具体教学方法得到改进，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并且达到所要求的高效性。因此，高校教师教学方法改革对于教学发展的首要影响则是显著的提高教学效果，并且更好的为社会储备人才。
（二）教师自身的成长。
在上文中笔者提到，教师教学发展的内涵不仅包括教学效果的提高，还包括教师自身能力的提升，而对于这一点，高校教师的教学方法改革也能够有很好的帮助。众所周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高校学生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自身水平，我们不能指望一个自身专业水平和素质水平都达不到要求的教师能教出各方面都良好的学生。因此，如果要真正的`改革教师的教学方法，并且优化教学效果，教师自身的水平是一定要得到保证的，也就是说，在高校教师教学方法改革中，教师自身的成长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全面推进教学方法改革。
在了解了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的内涵和高校教师教学方法改革对其的影响之后，我们可以确定，高校教师教学方法改革有其优越性和可执行性，并且迫在眉睫。因此，接下来笔者将就自身的调查总结，对全面推进教学方法改革提出建议。
（一）新理念的树立。
俗语说，态度决定一切。换个角度来看，这句话也说明了人们的观念对于其行为的影响作用。因此，笔者认为，要真正全面推进教学方法改革，必须首先树立全新的理念。新的理念应该是先进的，积极的，多样性的。当代高校教师的教学方法不应当是照本宣科，生搬硬套，而是需要在自身理解教材，课本和教学大纲的前提下融会贯通，有所取舍的进行教学，与此同时，利用现有的先进技术和不同的教学方法交替进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爱思考，敢发言的学习习惯，在提高课堂兴趣性的同时，也提高课堂的含金量，让每一位走出课堂的学生都能够感受到知识的充盈。只有教师树立这样的新的教学理念，才能够更好的为学生带来知识的视听盛宴，让每一位学生都切实提高自身的理论知识水平和实践水平。
（二）新机构的设计。
在教师的自身水平提高之后，学校也应当大力支持教师教学方法的改革，其首要措施便是建立一个全新的教学设计机构，此机构应当总管全校的教学设计，将每一位教师的教学风格，学生所使用的教材，课程安排，教学多样性的可行性等等都纳入管辖，从最大程度上在保证学生的学习自由度的同时，让知识无所不在，使教学更加规范。
（三）新制度的设立。
最后便是关于新制度的设立，无论是教师采用怎样的新的教学方法，还是学校设立了如何先进的教学设计机构，都应当采用新兴的教学评估制度进行监督和管理。新制度应当包括学生的学习成绩，综合测评，教学活动等等，不应当以分数论英雄，也不应当采用放羊式管理，而是在有效的引导和适当的管理的前提下，使学生最大程度上激发自己的潜力，达到更高的水平。此外，新的测评制度还应当是对教师的约束，给予学生评价教师的权利能够让教师更好地约束自己的教学行为，反省自己的教学方法，更好地促进高校教师教学方法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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