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优秀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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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优秀18篇)
时间:2023-12-07 10:30:09     小编:FS文字使者

读后感是通过阅读来体验并分享自己对书籍内容的理解和感受。那么如何通过读后感来分享自己与书中人物之间的共鸣和情感体验?如果你对这本书的内容理解不深,可以参考以下范文,或许能够帮助你打开思路。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一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后来,观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反革命,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二

首辅申时行,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张居正时代的改革、做法、措施,以及张居正和文官集团这个群体的矛盾来源和结果,以给申时行和事佬的做法做解释。申时行下定决心做和事佬,是在吸取前人教训和仔细分析各个利益集团的基础上所做的决定。

作为申时行的前辈和推荐人,张居正一心想要改革,想要以法治国,然而他只能做到强推政令、利用他的门人和私人勉强在部分地区推行。不仅如此,他深知“为官之道”,自己不做表率,却只想动他人的“馒头”,改革难以推行也是自然的。况且,一切归根究底是官员的俸禄过低,没有改变这个基本事实,就想要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没有错,但改革前的分析做的不够。这就好比没有奠基就像盖摩天大厦、没有铁轨就像要火车跑起来。

申时行深知张居正错在何处和改革行不通的原因,为了与文官集团和解或者向其示好,在上台后就将仅施行一年的改革制度取消了。

作者还花了较大的篇幅来论述文官集团的形成,和伦理道德与行政效率的关系。文官集团具有双重人格,他们既遵从四书五经的伦理道德,也同样不会放弃吞没百姓的钱财、收受他人的贿赂以维持自己相当标准的生活。正直,是一件商品,用来在皇帝面前展示的。

在那个普通百姓人微言轻的时代,大多数人将做官看做发财致富的道路,而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多数官员的利益,所以行不通。制度好与不好,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它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好的;反之则不好。既得利益者没有评论的权利。而张居正作为既得利益者,不仅说旧有的制度不好,改了它,还不加遵守。制定了规矩,只来约束旁人,而不约束自己的,当然就群起而激愤了。

申时行懂这些,他尽量避免惹怒这些个人,尽力做好皇帝和大臣们的传话筒,从不惹是生非,用力维护着平衡,没有出大错,也没有出彩的地方。

同张居正比,申时行可能过于平和了,但他参透了社会运行的规则,知道自己无能与它对抗,所以他选择了适应,不做那个出头人。从他本人做和事佬的决心来看,他尽力了,做的不错。

历史告诉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无力改变的情况下,适应不失为一种选择。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三

这次墨迹到现在才来写读后感,着实因为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总是在下一本书读完才来写上一本书的想法。中间这段时间脑海里总是偶尔浮现出来关于上一本书的想法,有时候会记下来,有时候就忘记了,下面说说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篇,阅读大概需3分钟)。

这又是我第一次没看完,回头补的书。万历十五年大的框架是从经济上来贯穿全书,小的则是见微知著,从关键人物抉择一窥当时大明王朝的时代命运。说实话只是从本书实在是无法全面评价这几个人。

本书实在是字字珠玑,两个多小时内写了又删,删了又写,实在是没有资格评价这几位人物。每个人物都极其复杂。

万历皇帝和张居正是万历年间影响最深远的人物,这个时间王阳明已经去世,留下了心学学派,后面李贽也受其影响,党争也由此开始。申时行在张居正之后继承首辅出任文渊阁大学士,开始在万历和文官集团中间和稀泥,此时张居正已死,政策已废除大部分。戚继光自称张居正门下走狗,得张居正支持创建戚家军,戚家军自成一派。海瑞抬棺进谏万历,后被贬。李贽削发,著书,最后死在狱中。

每个人物都可以单独成书,每个人物又极其有代表性。以我们上帝视角来看,所有的人物都受儒家哲学思想影响,无法超越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不幸的。万历被礼教道德约束,事事无法得偿如愿;张居正权倾朝野,抱负未尽,死后经营大部分付之流水。申时行践行中庸之道却招文官集团唾弃。戚继光被称为孤独的将领。李贽焚书与藏书自相冲突,惨淡收场。

作者用极其冷酷的语言诉说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在作者大历史史观下,大明王朝上层奉行儒家哲学以道德礼教约束人们,以人治代替法治。上层中庸之道、中层道德腐化、下层土地兼并,整个大明王朝已走向没落。

末尾作者提到了一国两制,写本段话时正值港乱,说明一国两制也不是万能的,要综合时代变化,改进制度,要目光长远。所谓合作共赢是发展的基石。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四

《万历十五年》经过六个人物的不一样视角,以讲故事的方式,给读者描述了一个“平平淡淡”的年份。

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是年仅23岁的万历皇帝执政的第15年,是元辅张居正去世的第5年,是首辅申时行上任“调剂折衷”的第4年,是海瑞和戚继光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当年,是李贽削发为僧的前1年。这一年,努尔哈赤吞并各部始定国政、女真部族崛起,西班牙无敌舰队准备开征英国。

这些事情看似毫无关系,但抛开历史的线性发展,切开历史的横截面进行比较,这些事情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作者看来,这“平平淡淡”的一年恰是历史的重点。

本书用作者自我的话来说,能够算是“大失败的总记录”,万历皇帝、元辅张居正、首辅申时行、清官海瑞、名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这六个人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书中侧面提及的人物,也通通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并非个人原因能够解释,而是“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种以传统道德治理国家的制度已经山穷水尽,导致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喜欢把自我代入到每一个主角中,抛开作为之后人的客观和理性,仅仅从“如果我是他,我会怎样做”这个角度来思考,结果十分惊人,大多数情景下“我”都无法做出第二种选择,因为每个人都深陷其中无法抽身。举个例子,万历皇帝最出名的事情莫过于“三十年不上朝”,身为一个皇帝,这的确很失职,但当你了解到年轻时的万历也有过一腔热血,想要励精图治、治理国家,在此过程中逐渐发现自我的权力被官宦集团用道德礼仪完全约束,批奏折本只需要画红圈走个流程,甚至连选妃、立太子都不能自我做主,皇帝只是“制度所需要的产物、帝国庞大机器中的一个零件”,这个时候就能够知晓万历皇帝消极怠政的根本原因,而不仅仅认为万历皇帝一无是处。

读历史类书籍的关键点在于,我们从历史中能够学到什么。在一个道德大于法制的社会里,人人重礼仪而轻实际,社会氛围虚伪矫饰,政治生态上下愚弄,人情之间黑色交易,规则与潜规则抵牾较量,而历史的惰性和惯性又让这些“癌症”延续至今。

身为一名国企员工,以个人愚见,国企归根到底仍旧是企业,当以效益为先,但我们的确有极小部分同志已然忘记了这一点,组小型团体,玩政治游戏,搞形式主义,路越走越歪。没有哪份工作是铁饭碗,公务员都已经试行合同聘任制,国企员工又岂能混日子玩心思,当你没能给企业带来效益的时候,面临的结果也只会是被淘汰出局。

努力工作,提升企业效益,企业效益高,反过来也会体此刻员工的福利待遇上,很多人把这件事搞反了,认为企业没有给到相应的福利待遇,就不认真对待工作。但需要明白的是,公司是一个平台,个人需要平台来体现价值,平台离开某一个人并不会有太多影响,请时刻认清自我的定位。

身为国企员工,应当坚定意识,端正态度,加强思想工作建设;身为国企员工,应当脚踏实地,兢兢业业,认真完成分内之事;身为国企员工,应当志存高远,不断学习,适应企业发展脚步。工作,不仅仅是为企业工作,更是为自我工作,此刻走的每一步都会在个人履历上刻下浓厚一笔,期望多年以后,你回头看自我的履历,充满自信,不存遗憾。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五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畅销二十余年的经典之作。

黄仁宇的叙述恣肆雍容,很多人读这本书,就会陷进去,因而产生神龙不见首尾的感觉。

在看这本书的同时,其实可以先看黄的另外一本书:《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这本书出版于1974年,研究明代的政府的财政问题,通过细致梳理,指出明代财政只是注重形式上的整齐,政策的实施全赖当局自上而下施压,官僚体制和一般民众之间缺乏法律和经济的联系,无法确保实施一套有效的税收体制,从而揭示帝制中国的某些鲜明特点。

这本书是《万历十五年》的奠基石。明了这本书的主题,当有助于《万》的理解。当然,这是一部财政专书,看起来有一定难度。

那么,还可以通过另一本书来体会《万》书的精髓所在,这就是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

在回忆录里,黄仁宇结合自己的奇特经历,详细叙述了大历史观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和观点。了解这些,读起《万历十五年》来当有更深切的体会。

由于讲的是万历年间的史事,很多人都把《万历十五年》当作一本历史书来读。其实,这本书不仅仅只有这一种读法。

黄仁宇本人曾这样解释他的历史观的来源:“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因此这本书不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奇特经历和深刻感受的作品。

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心理学上的,政治学上,组织学上的,管理学上的,很多现象和道理都可以触类旁通。

实际上,也有不少人从独特的角度来读这本书。比如,美国心理学家普尼克曾指出:“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有关中国人过去和现在的许多问题,你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黄仁宇在书中一以贯之的观点是,帝制中国的弊病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制,人们往往凭借私人关系来弥补制度之不足。这其实就是中国人讲究人情的背景所在,从这里面就可以反映出很多心理学上的探究。这也就是普尼克所指的意义。

该书中文初版的责编傅璇琮也曾表示:“这本书的撰写,确实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我想,读这本书,培养自己观察、分析社会的能力,也许其意义会更大。

明基电通公司中国营销部总经理曾文祺撰文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读透这本书,我用了二十年时间,读了五遍。”

这是从组织学上来看待这本书。根据组织学原理,一个组织成立后,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组织气氛。成长性氛围强,这个组织将蒸蒸日上,不断强大;非成长性氛围强,成员的成长愿望受挫,这个组织将日渐衰弱,直至解体。随着时间推移,一个组织越是庞大,将不可避免遭遇“组织绝症”,表现之一就是对环境的过度适应,而导致无法应变。

很明显,如果把明王朝当作一个组织的话,在它开国时期,是蒸蒸日上的,文臣武将云集,个个能发挥才干,成长性极强,应变能力也强。而到了明后期,越来越压抑个人欲望,文官政治越来越烂熟,最终导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读这本书,也能对企业领导人有很大的启示。

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每一个人都能读出自己的《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六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一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道德。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理解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今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情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总结:当道德变成谎言的时候,对欲望的抑制无能为力的时候,何不撕掉这层厚厚的包袱,以获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地抑制欲望,也让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从此败落,盖为此。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七

一、这本书:

这本书历史是和其他人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这本书面阐述帝王朝下代表人物的缩影,以一个历史背景情况下去讲解了这几个人不一样的生活。

二、内容:

(一)万历:

人们都非常羡慕他的出身。却不知其实是一个被笼子里面关着的人,他离开自己的紫禁城的次数屈指可数。相处的人第一个是他的母亲、第二个是他的老师兼着他的下属张居正;第三个是自己的陪伴冯保;自己被安排结婚、闲来过纵的放松却又被周围的人所所用更多的名义所限制,想去有所建树去发现却被大臣的引着走。

(二)申时行:

看破事物规律的人,其相信一件事情分两半,一半为阳,一半为阴。其所做事都会留有余地,不会过激。在政治生涯中这认为张居正没有一个善终的原因是他忽略了文官的力量,文官由科举考试而产生,其力量在武官之上也是必然趋势。所以他会在现实生活中被很多人批评为没有原则的政客,但是其也坚持他调济折中的原则。

(三)海瑞。

一个制度的化身,把书本里面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其在官场上也就成为了别人之间相互博弈的刀子。用的好则可以帮助自己去除掉自己的对手,但同时也担当者被自己的误割。敬之,怕之,远之。

(四)戚继光。

一个懂政治的武官,其所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军事上有所一定的建树,但是光会凭借着自己的能力是不够的,在生存竞争中考验的是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其施展着自己的宏图除了自己本身的原因之外,还靠着张居正在后面的大力支持。但若是自己的战友离去了之后,自己也会伴随着离去的局面。

三、感悟:

那个时代背景下啊,每一个人接受着相同的教育,我们的思想都是在这一起的,及时连皇帝都无不受着这种思想所引导,就是活着的祖宗。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和生活的规则内顺着走我们可以像申时行一样,做个和事老;若想改变像张居正,做个引向人;若做遵循像海瑞一样,做个执行者;在社会的趋势中我们显得如此的渺小,我们都是接受着同样的思想,但是我们对单生活却有不一样的选择。在这里面我认为其都是为优秀的人,他们都活出了自己的价值。让我们这些晚辈都看到了过去人们的影子,会有着无尽的遐想。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八

“以铜为镜可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这个寒假,在老师的推荐下我看完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不仅让我对明朝的历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更让我对于当今社会得出了些许感悟。

这本书用传记的手法叙述了当年张居正生前得志,死后却遭掘官之耻;申时行调和皇上与文官之间的关系,处处当起了和事佬;大英雄戚继光在张居正生前位至“总理蓟州军务”,张居正死后却被罢官家居;饱受褒扬的“青天”海瑞,最后却被迫开始长达十五年的赋闲生涯,直至死去;名仕李贽失势后,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一开始试图冲击礼教束缚的万历皇帝,最后却不得不开始长达十七年的“无为而治”。

上至天子下至平民无不成为以德替法制度的牺牲品。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两千多年来,以德替法制度,到明朝为极限,这就是一定问题的症结。

纵观全书,明朝庞大的文官集团是导致这些的根源。以万历皇帝为例,为了防止再出现类似于正德皇帝任意妄为的事情,在万历皇帝登极之际,他们决心不再让朝廷的大权放在一个年轻人手里,听凭他任意使用,而是设法把皇帝引进他们崇奉的规范里。文官们让他从小接受翰林的教育,注意他的家庭生活和私人活动,尤其防止他接受武官和宦官的不良影响。于是他从小就没有体会到自由的意义,不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而获得臣下的尊敬,以至于在后来闹得满城风雨的立储问题,这个孤立无援的皇帝因为缺乏坚强的毅力,一再向强大的文官集团屈服,最后干脆以消极怠工来抵抗,即老子所谓“无为”。

这样一来,皇帝找不到更合适的事情可以消磨时光,只好看宦官掷银为戏。他的消极怠工使帝国陷入深渊。设想,假如文官集团不以“德治”思想处处限制万历的行为,使他保持早期的雄姿英发,励精图治,明朝会不会再出现一次盛世局面?明朝时文官们奉承道德和礼教,他们经常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一己私欲,口中振振有词,背地却瞒天过海,海瑞作为一代清官的模范,却在当时几乎没有人愿意做海瑞,以至于万历十五年丁亥的岁暮,海瑞的死讯传出,使北京的朝廷大大松了口气,那些文官们内心深处有着尴尬和不安,一方面是圣贤书的教导,一方面是现实里必须接受的官场潜规则。一个个充当纸笔上的巨人,高谈阔论的演说家,行动上的矮子。正是由于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改朝换代的悲剧。

现如今,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革新才能引领潮流,可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政治改革,医疗教育,廉政建设等,仍出现“踢皮球”的情况,如李克强总理所说:“改革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如今国家提倡继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学习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求真务实,勤俭节约,不说空话,实干兴邦,励志创新,走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才是实现“中国梦”的正确方向。

历史是一条时间的长河,读史以使人明志,从史料当中,可以读出如何建设我们的祖国,如何做到“实干兴邦”,如何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决胜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阶段,我们更应读史,善读史,力争从史中汲取经验以兴国。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九

《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在这本书的末尾写到:“由明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它各朝,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这就是作者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得出了的历史结论。

当历史的问题牵扯到地理环境时,似乎一切已经注定。气候天决定,文化随之产生,历史的大环境也就矗立在那里了。那么,在既定的环境中,历史人物又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呢?在《万历十五年》中,作者通过几个不同人物的故事串联起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比如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

写到张居正这一章的时候,作者拟定的章标题是——世间已无张居正,也就是说书中阐述更多的是他的落寞和跌入谷底之后朝局的变化。何以一代内阁首辅身前地位显赫风光无限,死后被鞭尸,被抄家?也许,从他的一生,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理解社么叫物极必反。活着的张居正总是幻想凭借一己之力来改变一个国家的发展,他的威严、权利和智慧不仅在小皇帝身上展现出来,也笼罩在整个朝野。他想当皇帝吗?其实不见得,从他不遗余力的改革赋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来看,他也许真的希望这个国家能在他的努力之下蒸蒸日上。只可惜他太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忽视了一个事实,推动历史的发展不是一个人的事。他自身就处于明朝这样一个文官体系当中,当他把所有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者贬黜的时候,就打破了整个体系的平衡。

在当时明朝的大环境中,张居正站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度,心中可能有这样的独白:“万人阻挡又怎样,权利会帮我达成所愿。”他不顾整个历史环境的力量,不考虑文官系统里其它人的想法,一意孤行,希望通过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处理公务,最终的结果历史给出了答案。当他孤独前行的时候少有人真心实意的成为他的同伴,当他死后大部分人对他群起而攻之,表达不满。

申时行同样作为明朝首辅,并不如张居正那样“有名”。他深知自己处于怎样的一个环境中,没有锋芒,更谈不上毕露。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他更愿意成为和事佬,不触动谁就会相安无事。作为张居正首辅之位的下一任,他看到了前任处事风格之后的下场,因此他不会去重蹈覆辙。

除了厉害关系让他没有做烈士的决心外,他对环境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在既定的系统中,身为首辅也只能按照整个系统中的共同意志办事,能够恰如其分的调和其中的矛盾,并对大家起到感化和领导的作用才是首辅的角色需求。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任职期间他努力的穿行在百官和皇帝之间,尽量的平和政治波澜,希望凭借“诚意”建立起信赖,通过恕道期望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申时行的做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历史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大明更不会。对待一个岌岌可危的病人,张居正的猛药行不通,申时行的小米粥同样没有用。

除了通过两位明朝首辅来阐述自己的大历史观,《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还煞费笔墨的写了这位一代名将戚继光,很明显他是偏爱戚将军的。在书中作者写到:“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可避免,而他的成功在于他善于运用技术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戚继光没有像张居正一样超脱于环境之外,自负的以为自己可以搞定一切,而是灵活的适应环境,斡旋在各种关系中。也没有像申时行一样“看透”了环境,将希望寄托在所谓的“诚意”上,而是依据环境采取了必要而可行的措施。他严格练兵,创造的各种战术虽不先进也多有弊端,但是符合当时的军队人员构成和经济技术水平的。

从明朝整个大的历史环境来看,似乎戚继光对环境采取的措施更值得推崇。其实,未定。除了由于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历史环境之外,每个单纯的个体也处于自己的小环境中。试想一下,如果戚继光处在张居正的位置难道就不会通过权利铁血施政吗?如果申时行只是一方将领他是否会摒弃犹豫不决胆小怕事呢?如果张居正处于首辅之位时和申时行一样看到了前任的不幸,说不定也会小心翼翼,忐忑前行。再往前推,除了职位环境的不同外,每个人生活成长的环境也不同,形成的观念和理念也不同,所以就算历史倒退,试图去寻找一种周全的做法改变明朝的的结局也是不可能的。

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如果非要问我《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看完之后有哪些启示和借鉴,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比以上人物平凡很多的普通人,成长的时代也不同,处事之道是借鉴不来的。但是,看待事情的宽容度可以更高一些,不要总拿中国和外国比较,历史都说了,地理环境决定了很多的不一样。不要看到某种行为之后就说三道四,你不是别人,你看不到别人的小环境。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

这是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写的一本好书,1979年首先在美国出版,并多次重印。我是在阅读了王小波的“不新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一文后,才上网购得此书阅读的。在读书中,通过书里提到的文章和人,再去找自己有兴趣的书来读,这种是我自称为“顺藤摸瓜”读书法。由于这个读书法,我最近重点购买了一些“读书笔记”类的书籍来阅读。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一本历史学范畴的书。在我的读书目录里,应该是文(文学)、史(历史)、哲(哲学)三类为主。在阅读一个人的著作前,最好先阅读他的传记或者简介,这样,才会对作者写作的立场、背景、动因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有利于自己对作品的理解。这个也是我自称为“摸清背景”的第二个读书法。由于这第二个读书法,我也购买了比较多的人物传记来阅读。

通过读书,我要建立起自己的读书方法和阅读书目体系。

再来谈谈《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吧。全书以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为历史时间的横断面,然后讲述了与这个横断面有关的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最后,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所以,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结局(皇帝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

希望通过阅读更多的历史书籍和做历史的思考,能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一

在书中我看到了世态炎凉,做一个好官特别是做好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是多么的困难。由于万历皇帝继位时非常年幼,张居正又当老师,教育培养小皇帝,又为了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但由于居官高位,独揽大权,有时候也难免有一些错误和问题。但这些个人的私欲,缺点引起的问题在张居正死后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种证据使皇帝无法容忍,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某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间已无张居正!作者在书中末段指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点出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王朝的症结所在也是我们大明王朝乃至我们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二

很多历史书总是像流水账似的介绍什么年份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介绍的都是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事,事无巨细,把许多正史没有记载的都罗列清楚,这也是这本书吸引我的地方之一。

中国帝制延续了近两千多年,走过许许多多皇帝,这种帝制下想以道德代替法制,以伦理纲常为思维判读依据,但在官场甚至社会都是行不通的,以致张居正死后,那些封建官员会将他的尸体挫骨扬灰。在儒家道德中,每个人都要做到忠孝信悌礼义廉耻,高调地说为人做事要高尚。可是明朝官场,多了一种势力,也就是宦官,他们惟皇帝遵命,贪图钱财,心狠手辣。东厂,西厂就是代表作。张居正想改革,必先触动他们的'权益,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牵涉到整个官场利益,提倡为官清廉在他们的利益面前不值一提,有时甚至宦官乱政,连皇帝都管不了,所以改革怎能成功。

因此,一个悲剧式的人物出现,海瑞——一个“奇葩”的官员,为政清廉,深受百姓爱戴。三次罢官,体现出他高洁的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格,可也体现出他那保守的性格。他被朝廷封了个闲官,无所作为,甚至家徒四壁,子女有些也饿死了,在自命清高时却身不由己,空谈道德只会被社会遗弃。民族英雄戚继光,带领军队在福建台州抗倭,当时在张居正当政时期,儒家提倡重文轻武,戚继光只能也能用民兵的武器抗倭,也因为他与张居正的关系,战功赫赫的他被撤职,最终含恨离去。这体现出当时社会的腐败,在皇帝提倡道德治国时,伪道德却支配着国家,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在这个极其普通的万历十五年体现出末日的气息。

在书中,张居正要求下面官员要廉洁,却私下敛财,出乎我的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在那个社会,人情世故大于道德,伪道德横行,有着宏伟大略的皇帝也最终意志消沉。儒家制度凡事都讲求高尚,最终却导致伪道德横行。张居正改革虽然有成效,但是他死后制度被完全推翻。可见,不能根本的追求所谓的高尚道德,在现实的条件下提倡道德与法治结合,推陈出新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成效。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三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述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礼貌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一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好处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样办?”“在地上怎样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正因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务必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道德。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期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持续,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明白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这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这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十分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此刻的状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状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总结:当道德变成谎言的时候,对欲望的抑制无能为力的时候,何不撕掉这层厚厚的包袱,以获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地抑制欲望,也让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从此败落,盖为此。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四

以前对《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中国缺乏数字化管理的论述。当黄仁宇描述着一场杂乱无章的古代战争时,难以置信的统计和控制之劣,近乎荒谬,远远偏离了我对智勇双全的先民的恭敬想象。黄把中国形容成一个庞大的以礼仪统治的国家,由天子和官僚作道德楷模,指引小民的生活,而管理则是模糊和杂乱的。具体到基层州县,政务中充满了模糊的统计数字和含糊夸大的文字报告。

再读时,这个论断的真实性在我的头脑里大打折扣。黄无疑夸大了道德规训(抄一个福柯的词哈)的力量,并低估了地方官对地方的控制——很难想象这个由庞大税收养活的王朝没有潜质进行严格的税收,并把军事等方面的动员力深植到地方。

再读的亮点是关于官僚体制。根据黄的描述,庞大的文官集团并不象理想中的士大夫集团一样和衷共济、人人都是道德楷模。由于个人的力量相对整个体制(以及天子)的力量而言过于微小,为了寻求安全感,他们务必结成一些集团,谋取共同利益。讲到张居正时,黄说张的任人唯亲几乎是无从选取的,正因他应对数万人的官僚队伍,没办法考核和选取,只能选用自己了解的人。

联想到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际上是政治谋生手段,是自保和发展的必然要求。综观中国的选官制度,从汉朝的“举孝廉”,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的门阀世族子弟作官,再到隋唐的科举取士,只有加强了中央在体制中的权威,使每个人拥有同样的机会,在选官过程中才不会出现力量的聚合现象,即一个个体不需要投靠一有力实体以在竞争中获得机会。但这只是选官阶段,只是仕途的门槛。

既已成为进士,有了公务员资格(当然,在考取公务员资格过程中,古往今来,作弊一向是屡见不鲜的超体制行动),今后在仕途上的发展、能否得到肥缺和升迁机会,其评价途径就不得而知了。在明朝,每六年进行一次全国大考核,不任事的官员会被斥退或强迫退休。然而正面的褒奖从何而出?升迁的名单如何确定?想必不是件十分公开的事。就象这天的选民们并不知道也无从预测人大开过后有哪些新官上任。新闻联播里念名单的时候,我每每觉得他们是刚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大圣。

没有简明可操作(如科举一般)的程序,单个的官员永远是最弱势的群体。在混沌而充满风险和竞争的体制中寻求自保的最好方式,便是结党。虽然圣人说“君子不党”,但君子要想实现“治平”和“升官发财”的理想,不党恐怕是不成的。

中国历史奇妙就奇妙在,它是由无数轮回组成。惊人的相似性是最富戏剧性的资料。于是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党同伐异、相互攻击和权谋妥协,一其始终。台上投票握手,台下踢脚,表面上看波澜不惊,小民仍颂之为人民公仆,斗争是永远无从与闻的。

黄认为中国官僚体制中,所依靠的道德缺乏约束,又没有良好的数字化管理,作为帝国真正主人的官僚集团内部存在无数利害冲突,构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有明一代,在万历后期,官员便已看透了中枢势微,只需敷衍应付。那时候的皇帝也不懂搞整风或者三讲,于是官场不良风气如瘟疫般泛滥,贪污腐败风行,并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因此能勉强维持,实在是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且庞大、历史悠久如我们的帝国,仅靠“惯性的作用”也可继续存活若干年月。

对这个关于危机和崩溃的故事,我存在深深的怀疑。据我的印象,没有哪个王朝的崩溃是由吏制腐败直接、或有极大相关性间接导致的。想来想去都是地方武装势力坐大和外族入侵的结果。即使是苏式唯物史观高唱赞歌的农民起义,也但是是起到了较大的助力而已。也没有听说哪个王朝的诞生,是因了清明高尚的吏治,谁都知道中国的开国皇帝,基本都是立刻得天下,怎样也要打赢一场解放战争才能坐稳江山。而为了打仗而积蓄力量时,不可能广施仁政而不横征暴敛。

记得十几年前,天真的学长们走上大街,到处张贴标语如:“卖掉奔驰,还我钞票!”历史于是又一次证明,使中国社会持续稳定(或破坏它)的,不是百姓,而是控制着铁和血的“仕大夫”。

黄显然把帝国的体制看得过于单薄了,更需要思考到的是,体制的对立面是零散势单的无数愚民。除了以宣教方式起作用的一面,这个体制已经自发构成了某些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产生于制度的罅隙,是基于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无政府状态,用吴思的词,这些就是“潜规则”。

古往今来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坚信中国是礼仪之邦,人人事事都尊制循礼。这种错觉掩住了无数双有穿透力的眼睛。

吴思把中国还原成一个暴力左右的社会,由一个个、一层层暴力集团统治。我认为,他用人类学的方法发现了“潜规则”,这一重大发现的好处对中国而言肯定超过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发现(况且好象这个剩余价值也不是马克思最早发现的)。鲁迅以前讲他一个朋友看史书,从字缝里只看出“吃人”两字,他和他的朋友都狂得很帅很有穿透力,偶很是心仪。

在以德治国的背后,是无数制度的缺乏和失去控制的现实,在那些空白的地方,滋生出基于达尔文理论的潜规则,实则这些潜规则才是支配中国社会结构运作的真正幕后老大。因此即使如黄氏笔下所描述的,万历皇帝正因立储问题与群臣交恶,消极怠工而使官僚机体败坏。整个帝国的真正规则,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从善恶性质讲,以前也好不到哪儿去)。万历的行为可能只会给规则的运行带给更好的生存环境。

结党依旧,贪暴依旧,买官卖官依旧,上京开会上供跑官依旧,只是外部环境更宽松了而已。何况那时候交通不便,跑跑官也不会出车祸死在路上,想搞性贿赂也不用非得自己献身,成本实在低多了。形势一片大好。

(完全植根于西方土壤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不存在对应物的。资本主义从西欧产生,然后铺展到全世界。而所谓“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绝对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是苏联五种社会模式的蹩脚注脚,围绕它的时刻地点的争论,是一场多么搞笑的学术闹剧!它唯一的贡献就是养活了中国那么多历史学家,又是出书又是评职称又是开学术研讨会,开心得不亦乐乎!)。

如果用中国根本不可能产生的所谓“数字化管理”来解释中国的朝代更替、帝国的崩溃过程,其荒谬程度能够与“关公战秦琼”比肩。更没法解释同样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清,又怎样存活数百年。(md,封建又是个我不能容忍的伪命题。)。

不是用历史去发现、质疑理论,而是将历史活生生地yan割后去注解理论。这么不历史主义的观点,竟然出自一个大历史学家的手笔,而大一时的我还以前那么崇信他。。。毕竟是个丫头片子啊。。。

吴思能发现潜规则,必须是从他对中国土匪,以及小民在乱世的生存选取的研究中获得的灵感。中国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大都认为“历史,就是制度的历史”,继而把制度局限在上层建筑范围,再缩小到对官制的研究,因此估计是没法象他这样独辟蹊径了。中国人的学术创新潜质是怎样被束缚的,能够想象一下。

最近也在重读王小波的杂文,发现他也写过一篇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书评。关于这本书,王没什么高深见解,只是朴素地举了个反例。他说,中国要真用数目字管理,只能更糟——大跃进时,卫星上了天,经济和生产但是下了地。

不真正改变中国的机体运行环境和模式,生搬硬套来的东西全都靠不住。钱锺书说,西方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会走样,呵呵,是之谓也。

不管怎样说,〈万历十五年〉还是一部好书,正因我读的时候强烈愉悦,它带给我的启发层出不穷。作者读史的视角和纵横摆阖史料的潜质真是太强了!批评他,我多少有点黄口小儿的感觉。但是关注经济时代,批评也是增长点啊——以此乱糟糟的文字向黄先生致敬。

搞笑的是,20xx年曾与中华书局此书的责编@西丰客人兄一齐吃海底捞,饭中并未聊到此书。此刻看到此文和老兄的评论同在此书主页下,还真有点意思。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五

一直以来都有一种说法,“明亡于万历”。这是明朝走向衰亡的转折点,而万历十五年又是极其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许多看似平淡的小事,却引起了蝴蝶效应,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

以前就听朋友夸张的阐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文风恣肆雍容,让很多没有饱读史书的人,豁然开朗,一旦捧起来,就会陷进去,抱着不信邪的心态,我也试一试,原来历史可以真的这样好看呢,夹叙夹议夹评论,不仅能够深入了解了明朝万历年间文化政治制度的症结所在,人心被制度的扭曲,更是让我学习了一种大视野看问题的思维。

以前的史书里,历史人物都是被有着属于自己的固定模式化“人设”并夸张处理,而这本书采用的却是“聚焦”的写法。万历十五年,这个春寒料峭的公元1587里发生的林林总总,看似平淡无奇,却已为大国本朝的衰颓埋下了伏线。怠政罢工的万历皇帝,雷厉风行却悲剧收场的张居正,位极人臣却未老先衰的首辅申时行,战功卓著却孤独终老的将领戚继光,刚正不阿却争议不断的海瑞……某一年,某一人。这些在历史课本中出现的角色,在《万历十五年》中一一出现。但是在这本书里,这些历史人物都是立体的、饱满的、鲜活的,也并不都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的。认真读下去,就仿佛在亲历他们的处境、他们的苦恼,他们的梦想,他们的野心,他们的无奈,他们不为人知的那一面......这种切入笔法细微得很,但牵动全文的是一条张驰自如的线:牵出这高拱、郑贵妃、邹元标,牵出耕织伍旅、财贷制度、民德风俗,牵出官场的阴与阳,皇尊的欲和权。合上书后我鲜明地感受到书中的里承外合、互文相应的妙处。

黄仁宇写的不是“巧合”,而是“必然”。他通过万历十五年前后几个典型人物的命运,告诉了我们,明朝错过16世纪末改革机会的原因,不是官员阳奉阴违腐败无能,不是皇帝怠政懒散昏庸无道,不是首辅拒绝改革无德无能,更不是将军守土无方拘泥成例,而是明朝以“仁”治天下的立国之精神,已经耗尽了生命力,这种单纯以意识形态来约束子民,用道德代替法律的制度,不但将庞大的帝国拽入了深渊,还使16世纪末,万历御宇之下的每一个改革者,要么身败名裂,要么壮志未酬。归纳《万历十五年》,黄仁宇的中心意思是要表达:万历年只是明朝建国以来矛盾冲突的爆发点,而王朝的根本矛盾则早已埋定。正如其序中所言“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至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因为这个症结的存在,所有人在其中的角色都是悲剧。

也许,对于一本好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每一个人都能读出自己的《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六

宋明两朝江南经济都是很活跃的,但是经济上的发达被没有倒推政治上的破局,展现出死局。其实是缺乏张居正那样的经世之才的破局者。张死后一直没有掌控全局的首辅,可以避免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内耗。申时行作为太极高手,非常清楚自己面临的现实,在皇帝与大臣之间充当和事佬。其后的首辅们均不能做到如此。内耗不断,君臣二心,再加上大臣之间的派系争斗,使得朱家朝廷没有能力从民力发达的江南抽取资源。先是改革与守旧之争,后是宦官与东林党人,尤其是后者。需要注意的是魏忠贤这个人,官方定位大奸大恶之徒。我认为是片面的,实际上他是张死后唯一可以掌控一切的人,因为碰上了一个热心建筑事业的皇帝。

仔细看看魏忠贤“专权时代”,大明朝虽然天灾不断,后金叛乱不断,但至少可以控制的局面,朝廷可以从江南收取民力资源。崇祯拿下魏忠贤也没有错,但是没有魏忠贤掌控资源的能力,他收回了魏忠贤的权力,但是没有收回魏忠贤收取资源的能力。这就悲剧了,崇祯太操之过急了,这与他性格有关。权力之所以诱人,是因为权力背后获取资源的能力。魏之后,东林党人上台,这是一群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娼女盗之徒,根本无能力掌握时局。事实上这些出至江南的东林人,本身就与江南作坊主有紧密关系。

中国古代,大多数读书人都是有钱人家,贫苦人是没机会、没资源、没能力读书的。这样的东林人又怎么会从南方汲取民力、财力以支援北方的战时呢。实际上宋明两朝,包括后来的大清朝,江南民间都有丰富的民力、财力,只是中央没有汲取资源的能力,亡国已成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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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七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及其普通的年份。但是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以该年前后的史事及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

黄仁宇先生在这本书中,分别讲述了万历皇帝朱翊钧,首相张居正、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以及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六位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他们互相独立,同时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好多地方。

万历皇帝不同于明王朝之前的皇帝,他的职责和权限已与前代大有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视为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情感更需做绝对的抑制。他与他的祖先们虽然在他们臣僚的协助下,平常生活工作的形式相似,但在本质上却毫不含糊。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但此时的文官却早已成熟。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弃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此时的文官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情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争端无法解决时做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中不夹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简单的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做出了榜样。弘治皇帝越是歉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越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这样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到万历皇帝这一年,由于其特殊性,更是能通过各种事例体现这一点。万历皇帝在从政后期,看破这一点,虽然依旧有被老祖宗赋予的权力,但是这权力已经“无能为力”,遂转而“无为”。

他的两任首辅兼老师俨然是两个极端,张居正锋利,申时行圆滑。无论是锋利还是圆滑的处事风格,目的都是为了万历朝堂的稳固。可惜,历史悠久的文官制度所带来的弊端,以道德代替法律,终究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张居正死后被他一手培养的皇帝批判,后人也颠沛流离。申时行也不得善终,无法功德圆满。抛去他们首辅的身份而言,精通儒学的他们,将忠君做到了极致。万般皆下流,惟有读书高。如果我是张居正,如果我在1584年还活着,我一定泪流满面。身为读书人,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他所有读书人的高傲,和自己向往的君子之风,在万历皇帝的猜疑中,灰飞烟灭。可是人间再无张居正,人间再无申时行。这一切一切的源头,是当年暗流不断的朝堂,更是绵延了几千年的文官制度。

海瑞就是这一制度下最具代表的人物。他是个清官,毋庸置疑。但清官不是万能的。他清廉、节俭、不畏权贵、不屑与官场的腐败之风为伍,这是从小接受的儒家教育的结果。他将道德视为至高无上的准则,甚至在判案过程中依旧秉承着道德原则。“他不是依靠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纷繁的争执,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他会失败,毋庸置疑。这并非是他个人之错,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而遏制法治的成长发育,以抽象的道德代替法律,是极为危险的一种方式。海瑞以一己之力想对抗整个文官集团,甚至在他被免官之时说“举朝之中,皆妇人也。”只会削减他同僚对他的同情。

相对于海瑞,戚继光这个武将甚至可以说是更明白为官之道。戚继光有着很高的军事能力,在当时全国边防守卫混乱的情况下,他成功组建并训练了戚家军,使这支部队成为了抗倭的一把利刃。明朝中后期有才能的武将已经消失殆尽,笔者说,戚继光是一位孤独的将领。不似明前期的武将似百花争奇斗艳,这个时期,只有戚继光一枝独秀了。不得不说,明前期的军事力量非常强悍。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句话,文官可乱国,但只有武力可以覆国。所以每个朝代都在尽力打压武将的权利。明朝也不例外。“帝国的军队,经常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这句话,放在今天来看,简直是不可思议。在当时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书中对边界军队的描述来看,不知有多少马匹,不知有多少士兵,没有组织的军队后勤补给,可以说边防的守卫军,形同虚设。无法想象,这个时期积贫积弱不仅仅是百姓,军队也无法避免。

至于哲学家李贽,他不相信卫道士们口中的「存天理,灭人欲」,认为衣食住行就是天理,人欲是一种很正常的存在,这是实话。但是,他也是矛盾的,就如同千千万万与他一样,从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长大的书生们,似乎是在思想上认同道德,而大部分人却不能身体力行。李贽说出了他们不敢承认的真话,却只是停留在了表象上,而真正的问题来源于这个时代与社会,让他无法从中超脱出来。他的一生都在试图与整个社会抗争,而自身也是矛盾的,最后,自杀在了监狱中,也许,这就是这个封建时代的悲剧。

作者将这一年放进了世界史中,让人对西方的崛起和东方的衰落有了一个大致的对比。从这一年开始,世界悄然改变,西方书写了一部大国崛起史。表面上四海升平的大明,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八

最近我把《万历十五年》重看一遍,当然还没看完。我就看三章,可是这三章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

1、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自从秦朝因重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生。但是治国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和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和谐。可是自秦朝以来,各朝统治者怕蹈秦之覆辙,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2、文官集团的弊端。由于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让皇帝过目,所以各朝统治者创建文官集团,就是为解决问题,可是久而久之,统治者们发现问题本身就是文官集团。但是这个时候要改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官集团这个制度已被天下有学之士所接纳,如果彻底改变,天下人都会说统治者无道,局部改变又无济于事。文官集团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科举制度。

如果想入朝为官、名扬天下,这缺不祖父的生财致富、父母的辛苦养育、妻子的贤淑达惠、老师的辛勤培养、朋友的鼓励加油、考官的欣赏录取、上级的提拔教导等等等等,所以说一个人当官之后都要回报这些人,可是明朝官员的俸禄仅够温饱,与实际脱节,就算俸禄可以维持小康,但是不够回报帮助他的人。所以要收常例,有良心的人就收一点,没良心的就会造成苛政。这全看当政的人的品行。所以张居正想改革,最后措施全部作废;申时行和稀泥,最后虽然使明帝国苟且残喘,可还是阻止不帝国的衰亡。

如果真的想改变这一状况,还是需要林达所提出的“平衡与制约”。

当然,《万历十五年》里对封建社会制度的看法远不止这两条,还有许多的侧面描写和一笔带过的东西,如:重文轻武的利与弊,愤青的不顾全局等等等等。这里我就不多说,如果想全面解,就去看一下《万历十五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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