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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散文形成的标志篇一
概说
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是非常长远的。北京西南房山周口店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初期的中国猿人骸骨化石，证明了大约五十万年以前我国已有人类居住。这些原始人类经过长期劳动，他们自身和生产力不断发展和进步。据文献记载，大概到了传说的五帝时代，可能已经进入氏族社会后期。我国儒家所乐道的尧舜禅让，天下为公，大概就是氏族部落会议以及氏族长和部落酋长推选制的反映。那时的社会没有阶级，生产资料公有，人人劳动，没有剥削。儒家经典著作中曾称赞它为理想的“大同”时代。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少数人占有了生产资料，人类开始出现了阶级，社会更有了保护私有制的措施，氏族社会逐渐解体，国家组织也逐渐形成。我国古代文献多有夏禹“家天下”的传说，认为是“小康”时代的开始。按照这个传说看来，夏代可能就是阶级社会即奴隶社会的起点。但即使如此，只能看作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推移的过渡状态，真正的奴隶制社会是到了殷商时代才完成的，这有许多文献及地下发掘材料可以确切证明。后来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起了变化，奴隶社会才逐渐向封建社会转化。这个转化的完成约在春秋战国之交。及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于是我国封建社会制度由完成走向巩固。
我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也是非常长远的。从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看，生产工具已相当进步，且有红色陶器，其时代约在公元前五六千年左右，我们一般称为“仰韶文化”或“彩陶文化”。比“仰韶文化”稍晚、其时代约在公元前四千多年的又有“龙山文化”，这是山东济南的龙山镇发现的。其文化遗存有精致的黑色陶器、卜骨等。这些考古学上的材料，使我们看到远古时代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缩影。
从野蛮到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文字的发明创造。文字的发生一般是在奴隶制国家建立的时候。我国何时开始有文字，现在还不能断言，但自从甲骨卜辞的发现，证明至迟在殷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已有初步的定型文字，同时也有了用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标志着我国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后来文字的应用渐渐推广，史前时期流传的原始人民的口头创作如诗歌、神话故事等，有不少被记录下来，使我们得以从文献中窥见上古文化的一斑和文学艺术的萌芽。
但文学艺术并非起于有了文字之后，远在文字发明创造以前，文学艺术早已产生。上古时代文学的具体情况不能知道，所可推测的就是上古文学同现实生活结合得非常紧密，其中有同自然作斗争的神话，有和生产密切相联系的诗歌，也有表示愿望、趋吉避凶的咒语式的祷祝辞。还不难推测：由于上古时代人们的群居生活和集体劳动，决定它的文学艺术活动一般是集体的;又由于那时候既没有文字，也没有社会分工，文学就只有口头创作，没有书面创作;只有文学和其他艺术如诗歌和音乐、舞蹈那样互相结合的形式，没有单纯的文学作品独立存在。所有这些集体性的口头创作以及文学和其他艺术相伴随的现象，都是上古文学的特点。
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通过人们头脑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又是阶级意识形态的形象的表现，它不可能超阶级而存在。但上古时代的社会还未分裂为两个对抗性阶级，所以那时的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到了阶级社会形成以后，一切文学艺术就不可能不打下阶级的烙印，同时也揭开了两种文化斗争的序幕。
夏代有无文字，不得而知。文献所载有关夏代的历史多属传说性质，其诗歌、谣谚和散文可靠的也很少。但其中如“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样的词句反映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即奴隶坚决反抗奴隶主的斗争，相传为夏桀时人民大众的呼声，却是比较可信的。(此据《尚书?汤誓》引，与《孟子》、《史记》稍异。俞樾谓二句是韵语，疑为夏民歌谣。)
殷的先世本是游牧部族，向无定居生活。成汤以前就迁徙过八次，成汤至盘庚，又迁都五次。那时牧畜业异常发达，从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到祭祀时大量用牲的现象。中叶后由牧畜进入农业生产。《尚书?盘庚》屡次提到农事;甲骨文中有“禾”、“黍”、“稻”、“麦”、稷”、“粟”等字，证明殷代确有很多种类的农产品。由牧畜发展到农业生产是很自然的。游牧过程中，既易发现农作物，又能驯服牛马。文献中常有殷的先公服牛乘马的记载，不难设想，役使牲畜减轻人力，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关键。
殷代的主要生产者都是奴隶。甲骨文中有“奴”、“仆”、“臣”、“妾”、“臧”、“奚”等字，都是奴隶的名称。为了防止奴隶的怠工，镇压奴隶的反抗，统治者制定极为严酷的刑法来管制他们，所谓“商有乱政而作汤型”(《左传》昭公六年)，其目的就是为此。据《韩非子?七术》，“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这固然表现统治者的残酷，同时也反映了那时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手工业和文化艺术都有很大的进步。就拿工艺来说，殷代青铜器中有各种各样的祭器、食器和兵器，有的上面还有铭文。近年出土的“司母戊鼎”重一千七百市斤，花纹精美，可见殷代的冶炼工业技术已达到高度的成就。而那时奴隶主贵族为了祭祀和享乐，音乐歌舞也极为发达。文献所载汤时的乐歌乐舞如“大氵蒦”、“晨露”、“九招”、“六列”、“桑林”之类，或不可信。但“恒舞于宫，酣歌于室”的“巫风”早已普遍流行，以至悬为禁令(见《墨子?非乐》。“酣歌于室”四字据晚出古文《尚书?伊训》补。)。直至殷末纣王之时，还使乐师作新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周武王数其罪状，斥为“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史记?殷、周本纪》)。这些都证明殷代的音乐歌舞是十分发达的。不难想象，在此种情况下，必有不少诗歌配合演唱，但因年代久远，没有流传下来。
殷代宗教迷信之风最盛，鬼神权威至高无上。国王事无大小，必须请示鬼神，预测吉凶祸福，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南，从事这方面活动的有两种专职人员，那就是巫和史。他们通过卜筮方法代表鬼神发言，凡繇兆、祝辞、神告、占卜的记录以及国王的讲话等，无不写成书面语言，或刻于甲骨，或书于典册，这些就是殷墟中的甲骨卜辞，《周易》中的卦、爻辞，《尚书》中的殷商文告等。
巫史在当时都是为迷信服务的，巫能歌舞娱神，史掌文字记录，他们对后来的诗歌、散文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周的祖先本是很早就散居在我国陕西泾、渭流域的一个部族。它最初的根据地是邰(今陕西武功)，传到公刘时，人口渐渐繁衍，于是南渡渭水，北至于豳(今陕西橡邑)。这时周部族虽然一面仍在迁徙，一面已有定居，似乎正处在由游牧生活过渡到初期农业阶段。到了古公亶父的时候，为另一部族所逼，不得已放弃豳地，翻过梁山，迁到歧山下(今陕西歧山一带)居住。他们在迁徙中发现一块肥沃的土地，名曰周原，是一个理想的庄稼地，就在这里建起城邑和房屋来，督率人民继续生产，奠定了一定的农业基础。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迅速地充实和加强了周部族的力量，到了殷末，逐渐沿着黄河向东扩张，成为威胁殷国的劲敌。文王时，黄河西岸一带的部族都归他控制，于是自歧迁都于丰(今陕西雩阝县)，势力日益强大，不到十几年，文王之子武王遂一举灭殷，建立一个版图更大的王国，这是公元前十二世纪初期的事。
武王死，子成王继立，年幼，武王弟周公摄政，平管蔡之乱，征伐奄国，镇压了殷人及其旧属的反抗。并制礼作乐，大兴文教，配合统治，使王朝政权日益巩固，为成康之治奠定了基础。大概周初鉴于殷纣的灭亡，对待奴隶稍宽，组织他们从事耕种，积极生产，因此人民生活比较好转，社会秩序相当安定，这是成康年代获致短期太平的主要原因。懿王以后，周室渐衰，外患渐起。传至厉王，贪财暴虐，禁止诽谤，被国人驱逐。宣王时，南征北伐，东平淮徐，号称中兴。及幽王立，荒淫错暴更甚于厉王，人民怨恨，贵族离心，后竟为犬戎所杀，西周遂亡。
周既灭殷，政治经济等方面多所改革。从武王起，即分封宗室和功臣，立五等爵位，先后受封列为诸侯者，兄弟、同姓和异姓凡数十人，对保卫王室有很大作用。其后屡有封建，除土地外，还分给一部分劳动力，其实就是奴隶，帮助他们生产。例如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分唐叔以怀姓九宗，都是把殷商遗民和旧属当作奴隶来赏赐和使用。虽然如此，但一切土地人民仍归王室所有，而且从王公到仆台，把人分为十等，圉和牧还不在内。庶民或众人，实际上都是农民，更处于最下层，是最受压迫的阶级。所以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这就是西周时代政治社会组织的一个轮廓。
中国古代散文形成的标志篇二
【提要】该文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文学的关系着眼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提出了如下的观点：第一，魏晋时期史学虽然从经学当中独立了出来，但事实上二者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史学从经学那里，尤其是古文经学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第二，这一时期史学与文学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直到南朝，文与史的界限才得到了明确划分。不过，这主要不是因为人们对史学有了更多的认识，而是由于文学获得了迅速发展，从而将“史”从“文”的领域排斥了出去。该文的特点是不孤立地研究史学史的.演变，而是试图将其置于更广泛的学术史的背景下来加以考虑，在注意学术分化、演变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学术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论是史学著作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几乎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1]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同一时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围绕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展开讨论,以期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
（一）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独立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到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晋荀宰鳌吨芯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独立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次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实质并无变化。
史学著作在图书分类上的变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解释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2]阮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别开一类,势在必行。但是在西晋,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还不能这样解释。
考诸史实,经与史的区分在目录分类以外也有反映。《三国志》卷42《尹默传》：
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
据陈寿所说,汉末荆州的学校不仅教授经学,而且也教授史学。对此,我们找不到旁证,姑置不论。但“通诸经史”一语,至少表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人们心目中经与史是明明有别的。《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王隐《晋书》称:“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王隐是两晋之际的人,他也用了“经史”一词,可见陈寿用语不是出自个人的习惯。“经史”在唐修《晋书》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如卢钦“笃志经史”,邵续“博览经史”,王“经史明彻”等等。[3]参诸上述晋人用语,这些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经史双修实际上汉代就有,《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卢植少从大儒马融受古文经学,后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我们自然可以说他是“通诸经史”,可是当时人并不这样说。有经史之实而无经史之名,这说明在东汉人的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明确。[4]西晋人开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分离。
西晋以后,经与史的区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确体现。《晋书》卷88《刘殷传》:
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弱冠,博通经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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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
中国古代散文形成的标志篇三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中国古代散文形成的标志篇四
对联也称楹联，其历史悠久，深受人民喜爱。追根究源，是因为对联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绝”，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拼音文字无法比拟的、神奇而又有情趣的文学形式，也可以说是一门综合艺术。它熔诗词、哲学、书法、政治、历史、科技、思想、文化和社会民俗于一炉，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粹之一。它的内容丰富多彩，有的粗犷豪放；有的含蓄婉转；有的直抒情怀，托物言志；有的寓情予景；有的借古喻今。它不仅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史知识。读之，用之，妙不可言。这里笔者以选择题的形式选编几幅，供同仁们在教学时参考。
中国古代散文形成的标志篇五
文史典籍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宋人抽出《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配合，至南宋淳熙间，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由此而定。此后，“四书”始终是我国封建社会正统教育的必读书和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
【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的简称，始称于汉武帝时。其中存有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是封建时代教育的必读教科书，并被统治阶级作为宣传宗法封建思想的理论依据。
【六经】指的是六部儒家经典，即在“五经”外，另加《乐经》。也有称“六经”为“六艺”的，韩愈《师说》中的“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中的“六艺”即“六经”。
【十三经】十三部儒家经典。汉代开始，把《诗》《书》《礼》《易》《春秋》称为“五经”。唐代把“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公羊传》《毂梁传》《左传》)，连同《易》《书》《诗》称为“九经”。至唐文宗刻石经，将《孝经》《论语》《尔雅》列入经部，则为“十二经”。宋代又将《孟子》提升为经，故有“十三经”之称。
【三字经】旧时广泛使用的蒙学课本。相传为宋代王应麟撰，明清学者陆续增补，至清初的本子为一千一百四十字。内容从阐述教育的重要性开始，进而依次讲述名物常识、经书子书、历史知识及古人勤学的故事等。全部用三言韵语，便于儿童诵读。句法灵活丰富，语言通俗易懂。自编成后广为流传，一直使用至清末民初。
【千字文】旧时广泛使用的蒙学课本。南朝梁代周兴嗣编，梁武帝大同年间编成。全书将一千个字，编为四字一句的韵语，介绍有关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的知识，基本上无重复的字。自隋代开始流行，至清末一直被广泛用作儿童识字课本。宋代以后，有种种续编和改编本，但都没有旧本流传得广泛、长久。
【千家诗】旧时蒙学读物。有《新镌五言干家诗》《重订千家诗》两种，前者题王相选注，后者题谢枋得选、王相注，所选均七言诗。两种选本都分绝句、律诗两部分，大都为唐、五代、宋作品，宋诗尤多。因入选之诗浅近易解，所以流传较广。
【唐诗三百首】诗歌总集。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孙洙编，实选唐诗三百十首，分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及乐府诸体排列。选编的'原意，本作为家塾课本。所选诗作大都艺术性较高，便于吟诵，是流传最广的唐诗选本。
【文选】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南朝梁萧统(昭明太子)编选，世称《昭明文选》。选录自先秦至梁的诗文辞赋，共一百二十九家，七百余篇，分三十八类。选者注意到文学与其他类型著作的区分，故不选经子，史书也仅取论赞，入选作品大多为骈文。该书是研究梁以前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古文观止】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二人编选的一部历代文章总集，共十二卷。全书收录自东周至明末的文章二百二十二篇，以朝代为序排列。选文多慷慨悲愤之作，语言琅琅上口。每篇的简要评注，颇有见解。是清代以后流传最广、影响较大的古文选本。
【古文辞类纂】清代姚鼐编的各类文章总集。全书七十五卷，选录战国至清代的古文，依文体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所选作品主要是《战国策》、《史记》、两汉散文家、唐宋八大家及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刘大櫆等的古文。书首有序目，略述各类文体的特点、源流及其义例。
【二十四史】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被称为“正史”，清代乾隆年间编定。全书总计三干二百二十九卷，记载了从黄帝到明末共四千余年的史事，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也常以之代称中国历史。其中《史记》是通史，其余的都是断代史。
【史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原名《太史公书》，东汉以后始称《史记》，西汉司马迁撰。全书一百三十篇，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记载自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共约三千年的历史。该书取材颇富，作者曾广泛查阅并实地调查了大量史料和史事。文笔优美生动，结构严谨，被奉为封建时代历史著作的典范，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作者所创的纪传体例为历代著正史者所遵循取法。
【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撰，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该书取材广泛，除历朝正史外，尚有野史、实录、谱牒、行状、文集等三百余种。剪裁精审，严谨清晰，功力极深，是一部对后代产生很深影响的编年体通史。
【太平广记】著名类书，由北宋李防等奉敕编辑。因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故名。全书五百卷，另目录十卷，按题材性质分九十二大类，一百五十余小类，收录上迄先秦两汉，下及北宋初年的作品约七千则。采录汉代至宋初的小说、笔记、稗史等五百余种，保存了今已亡佚的大量古小说资料。
【诗文集的命名方式】古人为诗文集命名的方式，主要的有：
(1)以作者姓名命名。如《孟浩然集》、《李清照集》、《陶渊明集》。
(2)以官爵命名。如《王右丞集》(王维)、《杜工部集》(杜甫)。
(3)以谥号命名。如《范文正公集》(范仲淹)、《欧阳文忠公集》(欧阳修)。
(4)以书斋命名。如《七录斋集》(张溥)、《饮冰室》(梁启超)、《惜抱轩文集》(姚鼐)。
(5)以作者字、号命名。如《李太白全集》、《文山先生全集》、《王子安集》(王勃)、《苏东坡全集》、《稼轩长短句》(辛弃疾)、《徐霞客游记》(徐宏祖)。
(6)以居官地或居住地命名。如《樊川文集》(杜牧)、《贾长沙集》(贾谊)、《长江集》(贾岛)、《梦溪笔谈》(沈括)。
(7)以出生地命名。如《临川先生文集》(王安石)、《柳河东集》(柳宗元)。
(8)以帝王年号命名。如《白氏长庆集》(白居易)、《嘉祜集》(苏洵)。
【史书编写方式】分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三种。
(1)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中心线索来编写的史书体裁，由司马迁首创。《二十四史》全是纪传体。
(2)编年体是按年月日先后顺序来记述史实的史书体裁，如《左传》、《资治通鉴》。
(3)纪事本末体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线索来编写的史书体裁。这种体裁在南宋时才出现，如《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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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散文形成的标志篇六
与高司谏书--欧阳修：
修顿首再拜，白司谏足下：
某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始识足下姓名。是时予年少，未与人接，又居远方，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郑天休数人者，以文学大有名，号称得人。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问足下之贤否。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持此辩以示人，孰不爱之？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且希文果不贤邪？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
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邪？望之与章果不贤邪？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邪？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进用谏臣，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责贤者备。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効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论希文之事。时坐有他客，不能尽所怀。故辄布区区，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中国古代散文形成的标志篇七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余曰一作：予曰)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中国古代散文形成的标志篇八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中国古代散文形成的标志篇九
培养学生揣摩诗词语言的能力，是本单元的教学重点之一。中国诗歌通过意象、比兴来抒发情志，情景之间若即若离，诗意含蓄蕴藉。钱钟书把诗词言与意之间的关系分为两种：“诗中言之而未尽，欲吐复吞，有待引申，俾能圆足，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一事也。诗中所未尝言，别取事物，凑泊以合，所谓‘言在于此，意在于彼’，又一事也。前者顺诗利导，亦即蕴于言中；后者辅诗齐行，必求之文外。含蓄比于形之与神，寄托则类形之与影。”(《管锥编》)无论是意在言外，还是言在此而意在彼，都能够造成诗歌意蕴的模糊性和多义性。这里把本单元所选篇目中的一些词句从不同角度加以阐释，作为教学的参考。
一、《阁夜》中“天涯”的双重含义。
说法一：天涯，漫天。“天涯霜雪”就是漫天的霜雪。(《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
说法二：天涯，指夔州，又有沦落天涯意。(陶道恕鉴赏《阁夜》，《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
二、《阁夜》中“人事音书漫寂寥”是无奈还是存有希望？
说法一：人事和音书，如今都只好任其寂寞了。(陶道恕鉴赏《阁夜》，《唐诗鉴赏辞典》)
说法二：战争无论拖延多久终会结束，生命无论受到多少摧残总会延续。悟出这一对矛盾的辩证关系，暂时的人事不顺和音书断绝，又算得了什么呢?(葛晓音《杜甫诗选评》)
三、《李凭箜篌引》中“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的音乐表情。
说法一：这是乐曲的第二乐段。突然，弦上爆发出强音。短促的，美玉破碎般清脆；长响的，凤凰鸣叫般嘹亮……瞧，谁家丽人相思苦，泪珠莹莹如荷上露珠。泪珠滚，露珠滚，轻巧的音阶也在滚。音阶滚出了露珠的声音，为它们注入灵气，弥补有形无声的不足。而露珠和泪珠又使滚动的音阶诉诸形象，弥补有声无形的不足。两相媲美，交相辉映，这是诗与乐的最好结合。我们再看：它们滚着、滚着，化成幽香的兰花。花儿开启朱唇，仰天而笑；声声阵阵，玲珑剔透——弦音叮咚，串串不止。显然，乐声似笑声，笑声是乐声。这里，乐曲是在不知不觉中转悲为喜的，犹如含泪的笑。否则李贺就不会把“香兰笑”与“芙蓉泣露”并在一起。这个变化，为乐曲的高潮作了初步准备。(林芗《且从名师“听”妙曲——读〈李凭箜篌引〉》，《文史知识》第9期)
说法二：有时激越得像昆仑山上玉碎山崩，有时又柔和得像凤凰的鸣叫；有时凄伤哀怨，像是带露的芙蓉花在哭泣，有时又明朗欢快，就像是盛开的兰花在微笑。(魏家骏《呕心沥血的苦吟之诗——李贺〈李凭箜篌引〉赏析》，《名作欣赏》第8期)
四、《李凭箜篌引》中“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冷暖难辨。
说法一：这明朗欢快的箜篌声，温暖着京城里原本冷漠的寒光秋色，直入天空，感动了皇。(林芗《且从名师“听”妙曲——读〈李凭箜篌引〉》，《文史知识》19第9期)
说法二：“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依然写音乐的感染力……李凭演奏的音乐把长安城中寒冷的'月光都融化了，人们不顾深秋寒冷的夜气，都在月光下聆听她的演奏。不仅如此，音乐也感动了皇帝，也来欣赏她的演奏。(郭月凤《李凭箜篌引》鉴赏，孙育华主编《唐诗鉴赏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年版)
说法三：清冷的乐声使人觉得长安城沉浸在寒光之中，美妙的乐声连天上的皇帝都感动了。(王琦《李贺诗歌集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五、《李凭箜篌引》中“石破天惊逗秋雨”是音乐效果抑或乐声高潮？
说法一：这是从侧面写李凭弹奏乐曲时所产生的动人心弦的效果。女娲正在炼石补天，因为凝神倾听这美妙的乐曲声，也忘记了自己正要做的事，以致石破天惊，秋雨倾泻。(魏家骏《呕心沥血的苦吟之诗——李贺〈李凭箜篌引〉赏析》，《名作欣赏》20第8期)
说法二：这是乐曲经过进一步铺垫后的奇峰突起。不知何时，风云变幻。狂风、闪电、雷声一齐出现，哗啦啦，下起滂沱秋雨。莫不是女娲补好的天破了?莫不是天帝发出的惊呼?其实，这是李凭接连弹出高亢激越的旋律。二十三弦齐鸣，仿佛万物齐响。轰隆之声有如排山倒海，使听众应接不暇，产生错觉……乐曲的终了，亦是诗歌的最后部分……不像李白直抒胸臆，李诗仅是有所寄托，且藏而不露，所以曲终诗完，浑然一体。(林芗《且从名师“听”妙曲——读〈李凭箜篌引〉》，《文史知识》1996年第9期)
六、《虞美人》中“春花秋月”耐人寻味。
说法一：春花每年都开，秋月每年都圆，春花秋月代表自然界的时序变换，进而代表宇宙的永恒。在《虞美人》中，李煜只看到了人生的无常，看不见永恒。所以诘问春花秋月何时能了。(叶嘉莹主编、杨敏如编著《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虞美人》)
说法二：春花秋月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景色，常常和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春花秋月本来应该引起人们的欢乐，而对于亡国君主李煜，却偏偏勾起了他伤心的回忆，他过去那些快意的享乐生活，大都是和春花秋月联系在一起的。春花秋月年年相似，而他往日的欢乐却一去不返了。所以，在首句李煜就发出了哀怨的感叹。(陆永品、范之麟、吴庚舜、董乃斌《唐宋词选讲》)
说法三：春花秋月是极美好的事物，且多为爱情的象征。李煜是一位多情的风流才子，18岁和宰相周宗的女儿娥皇成婚，娥皇后来被封为“大周后”，二人感情十分深厚，后来，李煜又与娥皇的妹妹相好，李煜28岁的时候娥皇去世，他就把娥皇的妹妹立为皇后，这就是“小周后”。南唐灭国之后，小周后也同李煜一道押解到汴京，被宋太宗强征入宫。昔日朝夕相伴的皇后，如今咫尺天涯，不得相见。词人独自一人在花前月下，想起昔日的美好时光，怎能不暗自伤悼，万分悲切呢!他害怕“春花秋月”勾起对往事的回忆，不愿见到这些美好景物，巴望它早些消逝，早些完结。“春花秋月”解释成“自然界的时序变换”也可以解释得通，似乎还是用“花前月下”那样的意思去解说更好一些。(王能宪《血泪铸就的词章——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赏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教部编《阅读和欣赏·古典文学部分》十四)
七、《虞美人》中“朱颜”何解？
说法一：“朱颜改”，作者自伤形容憔悴。(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说法二：“朱颜”即红颜、盛年的容颜。“朱颜改”暗指失国之变。(叶嘉莹主编、杨敏如编著《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虞美人》)
说法三：“朱颜”，红颜，少女的代称，这里指南唐旧日的宫女。(詹安泰《李璟、李煜词》)
说法四：“朱颜”为“楣”。“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栏：栏杆；砌：台阶；颜：门楣。《辞海》释“颜”为堂上或门上的楣，《新唐书·马燧传》：“勒石起义堂，帝榜其颜以宠之。”《中国对联大辞典》也引《新唐书·马燧传》例，释“颜”为题匾额处，门楣。可见“栏”“砌”“颜”是建成一座宫殿的三个不同部分。站在宫殿正前方，顾盼得“栏”，俯视得“砌”，仰观得“颜”。句中所运用的“应……只是……”的行文结构，也决定了“雕栏”“玉砌”与“朱颜”的紧密关系。“朱颜”可解作“红色的门楣”，但就本词而言还可以引申为挂于“朱颜”位置的横匾。“朱颜改”指换了横匾。殿依旧、匾还悬、题已更，“雕栏、玉砌”的“在”与“朱颜”的“改”，这“宫在名改”不正是亡国后的正常现象吗?(秋云远树，《破解李煜〈虞美人〉之“朱颜”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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