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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特点是形散神不散篇一
张爱玲张爱玲的小说，无论结局是好是坏都给人以一种悲凉的感觉。张爱玲文笔冷静，小说常用第三人称即“他”来描写，以一种全知的视角来叙述，小说中虽然没有掺杂太多作者个人的情感，但是感情基调悲凉。如《倾城之恋》中的开头写道“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结尾虽然白流苏如愿以偿嫁给了范柳原，但是作者却冷眼说道“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了。”“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以及呼应开头的胡琴声又响起。战争的混乱使白流苏认识到人的生命在大动荡中微不足道，所有关于爱情的实验到头来都经不过乱世的冲击，白流苏范柳原不过的婚姻，不过是两个战乱中的人对未来的迷茫对生命难以把握的结局。这一切实际上都反应了一种个人情绪：大限来临的惶恐和个人的迷失。再如《金锁记》中一开头从月亮写起，“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比眼前的月亮大、白、圆；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来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着凄凉。”小说中的曹七巧用“三十年来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然而'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人还没完——完不了。”
喜用比喻反讽等手法。
张爱玲小说的语言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大量的运用比喻，对照、反讽、色彩描写等手。
如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她曾写到“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这是一段以热牛奶比喻女人臂膊之洁白美丽的绝妙描写。这样的描写既通过读者的视觉来让人感受到乔琪的色迷心窍、蠢蠢欲动的形象，又表现了薇龙的竭力自持却又虚荣不能自拔的心态。
在《金锁记》里，她写道：“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样式窗帘，季泽正在弄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肩上，清甜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缝里去了，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这是人物处于阴沉压抑的环境中，爱情终归破灭的情境。没有大段的`铺张描写和渲染，文字精练动人，却将那种伤感表现的非常深入，自然灵动。
如《金锁记》中借七巧的媳妇芝寿眼睛有段描写：“窗外还是那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明月——漆黑的天上一个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阳。屋里看得分明那玫瑰紫绣花椅披桌布，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水红软缎对联，绣着盘花篆字。梳妆台上红绿丝网络着银粉缸，银漱盂，银花瓶，里面满满盛着喜果。帐檐上垂下五彩攒金绕绒花球，花盆，如意，粽子，下面滴溜溜坠着指头大的玻璃珠和尺来长的桃红穗子。偌大一间房里充塞着箱笼、被褥、铺陈，不见得她就找不出一条汗巾子来上吊，她又倒到床上去。月光里，她的脚没有一点血色——青、绿、紫，冷去的尸身的颜色。”张爱玲喜欢用紫色、金色等浓艳色彩的字眼，而本来代表着高贵富丽的紫色、金色在她的叙述中从来给人的都是一种绝望的凄怆，在艳丽的字眼背后掩盖的是满眼满心的荒凉。这段文字中的玫瑰紫、大红平金、水红、红绿丝、银粉、桃红等等一系列标志着喜庆的富丽的色彩和青、绿、紫等冷去的尸身的颜色相对照，一暖一冷，一艳一晦，一喜一悲，这种鲜明而又参差的色彩对照给人强烈的感官刺激，使人视觉上受到猛烈的冲击，烘托出一种晦暗阴森的气氛，给人以无边的联想，让人感到再美的色彩都只是一种凄凉和了无生气，让人觉得喘不过气的压抑和恐惧。这段色彩分明，描写细微的文字写出了芝寿无边的绝望，使读者对芝寿的悲惨处境给予深深的同情。同时通过芝寿的绝望、悲惨也从侧面进一步的达到塑造主人公曹七巧病态人生、变态心理的目的。
作品主题多描写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张爱玲自称：“我甚至只是写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
不管是张爱玲的小说还是散文都是描述那个时代的人们和生活，如《倾城之恋》描写了白流苏在离婚后，因为受不了家里人的不停给她闲气受想通过嫁给范柳原改变现状，最终如愿以偿的故事。《红玫瑰与白玫瑰》通过讲述振保的情史来展示两性之间对恋爱和婚姻的差别。《色戒》是关于王佳芝通过美人意图计杀害汉奸易先生，最后却发现自己爱上了易先生，而放走了他自己却惨遭杀害。
张爱玲的散文虽然不如小说成就高，但是其中的名篇《中国的日夜》通过一个女的视角描写周遭的一切。其它作品如《谈音乐》、《谈舞蹈》、《自己的文章》描写的是关于某种事情的看法，但是张爱玲的散文很“散”即使看是议论文的文章，如上面所说的几篇，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主题和中心，让人感觉全是作者信手拈来。
散文的特点是形散神不散篇二
语言学研究者认为，张爱玲自创新词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双音节词组合，二是叠音词组合。双音节词组合中，一些词语虽前所未见，但贴切鲜活，而富于表现力，如“它的题材却贴恋着中国人的心”（《借银灯》），“题材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无艳异之感”（《忆胡适之》），“贴恋”、“艳异”简洁意丰，颇能达意。尤其突出的是色彩词素的组合。这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偏正式的，或是表现色彩的词素与表现心里、生理感觉的词素之间的结合，如“寒灰”、“冻白”、“闷蓝”，或是表现色彩的词素与表现视觉的词素之间的结合，如“阴黑”、“脏白”。偏正式组合融合了不同感觉，使色彩富于生动的感性，予人深刻印象。另一种情况是并列式的，如“宽黄”、“圆白”、“低黄”等，则别具干脆爽利的韵味。叠音词组合也分两种形式，一是单音词素加单音重叠，如“红焰焰”、“白浩浩”、“肥敦敦”、“晕陶陶”、“滑塌塌”、“棉墩墩”、“木渣渣”等；二是双音重叠。如“兴兴头头”、“森森细细”、“跌跌冲冲”等等，这类词语，无论在书面用语中还是口头用语中，都不多见，但被张爱玲创造出来，却是十分准确、生动。如《华丽缘》中的“跌跌冲冲”，“每人都是几何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宽度与厚度。整个的集会全是一点一点，虚线构成的图画；而我，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地在厚棉袍外面罩着蓝布长衫，却是没有地位，只有长度、阔度与厚度的一大块，所以我非常窘，一路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十分准确地通过慌不择路的动作传达了主人公突然被奔涌而上的痛苦所袭击的心理状态。
（二）巧妙搭配。
修饰语的使用倒未见得自创新词，但修饰词与被修饰词之间出乎常例的搭配，也别具特色，如“狭窄地一笑”、“怯怯的荒凉”、“钝钝的恨毒”之类，皆具有陌生化效果。“狭窄”本用于形容空间的，但用以形容笑的动作，仅两个字就透露出主人公的勉强与尴尬。又如有意为之的错离语境的搭配，也予人异样效果。如“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惊风骇浪”本义指航海之风险，引申为命运的动荡起伏，此处则指不习“莲步姗姗”的女性走路时因腰臀摆幅度过大而引起的身体刺激和诱惑。又如“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拘拘束束”本是形容人际交往，但在此用以描绘自己对于金钱的态度，十分传神地传达了作者对于金钱且爱且惜的心态。其他类似搭配还有，“她两脚悬空，兢兢业业地坐着，满脸的心虚”，“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这石破天惊的会晤当然是充满了戏剧性”等等。张爱玲对文字的敏感还直接受益于丰富的阅读经验。她的有些词语并非自创，而是直接从古典文学中挪移而来，且雅俗并举。雅者如“睽隔”“怅惘”“迢遥”等词语，以及“如匪浣衣”“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类诗句。俗者则如“没奈何”“打量”“抽凉气”“胡闹”“打饥荒”“耍贫嘴”等等。这些词语的活用，使张爱玲的文字不但在精神资源上与古典传统一脉相承，而且在语言风格上亦有“创旧”（化旧为新）之奇。
当然，由于虚无主义无时不在的“惘惘的威胁”，张爱玲对现世细节无比爱恋，这使她俗字俗语的活用或创造往往直接取用现实生活。如“韭菜边”“灯果边”“线香滚”等女红用词，如“腰梅肉”“粘粘转”“草炉饼”等饮食用语。有一部分惟妙惟肖的拟声词，更得自予她对生活的精细观察和贴心贴肺的喜爱。例如她写走路声，寥寥数字，就能写出人穿的什么鞋、动作快慢，甚至直见人之性情，“我父亲穿着拖鞋，拍达拍达冲下楼来”，“拍达拍达”四字足见父亲盛怒之状；又如“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来，蹬蹬奔下六层楼梯”，“蹬蹬”二字可见它穿的不是拖鞋而是皮鞋之类，更可见她之缺乏淑女状。而写汽车声音，又有“叭叭”、“哔！哔！”、“铺拉铺拉”、“泼喇泼喇”、“轰隆轰隆”之别。至于电话声、小贩叫卖声、口哨声更不一而足。这种种技术，造就了张爱玲特异的语言美感。
二、新鲜的语言之趣——比喻与移用。
张爱玲的散文语言陈言务去，不落案臼，“缠枝莲花”般的比喻和别具一格的移用，使文章充满了新鲜的语言之趣。
（一）绝妙的比喻显现幽默与睿智。
张爱玲对于色彩、音符、字眼的极度敏感还体现在比喻的使用上。谈到比喻的运用，人们都推钱钟书和张爱玲。钱钟书式的比喻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调侃，而张爱玲的比喻是站在女性角度，以旁观者的身份冷静的述说。周芬伶的《在艳异的空气中——张爱玲的散文魅力》中说：“她的语言像缠枝莲花一样，东开一朵，西开一朵，令人目不暇接，往往在紧要关头冒出一个绝妙的譬喻。”如果说这些比喻是“冒”出来的话，那也绝对是才露尖尖角的清新奇妙的小荷。
张爱玲的比喻堪称一绝，它们像一颗颗明珠，给她的文章添上了一抹抹耀眼的亮色。张爱玲的散文语言中之所以常常充满新奇巧妙的比喻，归根到底于她是一个幽默的人，她的幽默使她的语言俏皮明丽、细腻可感，她的比喻充满曼妙之感。她的幽默又缘于她对生活的感悟异于常人、对世间万物的超凡洞察力——张爱玲的童年与青春时代是由父母的迁居、分居、复合、离婚这条主线贯穿起来的，被父亲打过、软禁过直至逃离父亲的家；跟随母亲生活，她的童年是不快乐的；青年时代，又遇到胡兰成，心灵又再次受了重重的打击。生命给予了张爱玲许多的不能承受之轻。因为敏感，所以早慧；因为经历，所以懂得；因为痛过，所以洞悉。还记得张爱玲说过“人生有飞扬，我飞扬不起来；人生有热闹，可是我热闹不起来。我可以逃离一切，但我逃不出这生命的苍凉。苍凉是飞扬与热闹之中的安稳与真实”。“她两脚悬空，兢兢业业坐着，满脸的心虚，像红木高椅坐着的告帮穷亲戚，迎着风，张嘴微笑，笑得舌头都发了凉”。区区几十字，作者就勾勒出了老母亲受宠若惊的窘态，可是扑面而来的却是一种心酸之感。这些字里行间透出的苍凉的人生况味，透彻心肺，幽幽地穿透了辽远的时空，直至今日今时，还为无数人所痴迷回味。张爱玲又是何以安放这从心灵深处、从天地深处释放出来的苍凉之感呢？人情练达即文章。张爱玲选择了当一名冷静的叙述者，通过比喻，以幽默、诙谐、睿智来还击生命予她周遭的一切。因此，她的比喻是绝对的经典黑色幽默：“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西风》杂志三周年征文比赛时、才18岁那年写的那篇《天才梦》结尾的一句比喻，堪称妙到极致，体现了她驾驭语言的高超技能。这个比喻把生命的悲喜醒目地展示给人们，给那些在幸福的云雾里沉睡的人们以警醒，而这些内涵的表达又仿佛是在不经意间点出来的，我相信现代人大多会有这种感觉，生命的确是美好的，是值得让人好好享受的，可是总有那么些许的烦恼，就像藏在身上或头发里的跳蚤，让你不至于无法忍受，但常处于一种尴尬的、难以言说的境地，却也让你无法充分享受生命。“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统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衣服的黯红色竟然是碎牛肉的颜色，穿在身上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憎恶与羞耻感是如此的深重，可以用“厌恶至极”“无地自容”来形容了。“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在她的散文中，透过这个比喻，我们看到了回忆原来是有味道的——“甜而怅惘”的，云糕片吃着吃着就会变成带着涩味的薄纸片，战争期间的黎明是“寒噤、瑟缩、靠不住”的。
她散文的语言基调是冷的，看什么都像是在无关痛痒地看戏，因而她的比喻句总是一针见血不留情面，而又说得那么生动，那么耐人寻味。比喻与幽默是张爱玲散文语言的表象，洞悉与体谅才是张爱玲内在的精神世界。她深谙人生的苦与痛，敢于正视和接受人性的弱点。明白一个人内心的曲折和一件事情的原委，常常“哀矜而勿喜”。在《烬余录》里，到处充斥着战火，一批学生过着无耻而又快乐的生活，张爱玲时刻不忘记批评他人和自我批评，可是最后又往往原谅了：逢着乱世，人性的自私面无限膨胀，只顾一时。战争开始了，港大的学生却欢蹦乱跳，仅仅因为可以免了大考，他们已经没有了是非感，无法权衡战争与考试孰重孰轻。宿舍的女同学发急也不过是“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尤其是在战争中抢救衣服的愚蠢和无耻。死人反倒让人欢欣了。尽管张爱玲会反思着：“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了”，可是又能怎么样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张爱玲所展示的，是包括她自己在内的芸芸众生在战争环境中真实的人生形态，在对人性的自私的求生本能的自省中又隐藏着对人性的深深的理解和宽悯。其实，真正构成战争的广大而深厚的背景的，正是众生的挣扎与死灭，是战争中个体的孤独与渺小，这是个体生命的真实的原生态。张爱玲直面人生的悲与喜，不囿于已有的观念，不为唱赞歌而唱赞歌，即使是公认的母爱题材，她也认为在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她能原谅人的自私，偷窥欲，没有公德心：“人类天生的是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人显然得到片刻的欢愉？凡事牵涉到快乐的授予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正是这样一种闪烁奇异智慧的散文让我们读来觉得真实而又不做作。
眼见着张爱玲表面的“冷幽默”，却感悟到她心里的“暖人心”——她不曾纵容人生的虚妄，打碎了易碎的迷梦，但与此同时，她又宽容着人性的弱点，深爱着人性，从张爱玲幽默的比喻中，我们又再次感受到她那建立在广大的悲情智商，对人生苦难的无线悲悯和谅解，她的睿智、她的洞悉世间万物，看穿世事后体谅的超脱心，她的精神世界是那样的细腻、丰富，令人敬佩。
（二）别样的移用凸显饱满与美感。
词语移用，在张爱玲文字中也是一种富有特意美感的修辞手法，虽不及讽刺、比喻那么普遍，但也多见。词语移用又称“移就”包括两种类型，一是移情，即以人的感情、情绪来描写物，或反之以物之属性来描写人的情感心理；二是移觉（通感），即大同人的各类感官，将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嗅觉都交互融通。无论移情还是通感，张爱玲在文字中皆有有意识的实验。
以人写物的，如她写“铅笔一般瘦弱的裤脚在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与“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更衣记》），“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盖脑打下来的”（《谈音乐》），而《公寓生活记趣》写得特别明显，“自从煤价贵了之后，热水汀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构成浴室的图案美，热水龙头上的h字样自然是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呢，如果你放冷水而开错了热水龙头，立刻便有一种空洞而凄怆的轰隆之声从九泉之下发出来，那是公寓里特别复杂，特别多心的热水系统在那里发脾气了。即使你不去太岁头上动土，那雷神也随时要显灵。无缘无故，只听见不怀好意的“嗡……”拉长了半晌之后接着“訇訇”两声，活像飞机在顶上盘旋了一会，掷了两枚炸弹。”而借用物的属性来刻画人的心理、性格的移情手法，亦为常见，如“被掠买的美人，像笼中的鸟，绝望地乱飞乱撞”。（《谈跳舞》），《洋人看京戏及其他》评述京戏的表演程序说，“连哭泣都有它的显著的节拍——一串由大而小的珠子，元整，光洁”“珠子”乃以物劈人，是为移情，而“声音的珠子：则是移觉（通感），将听觉、视觉与触觉汇而为一了。显然，这类语言修辞往往要求作者有想落天之外的七一构想能力。但在张爱玲笔下，通感实在不算稀见。《谈画》中称，“一个光致致的小文明人，粥似的温柔”，同时打通了视觉（“光致致”）、触觉（“粥似的”）和心理感觉（“温柔”）。而“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冲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更衣记》），将触觉、视觉混为一体。“那音乐也痒得难堪，高而尖的，抓爬的聒噪”（《谈跳舞》），音乐怎么会“痒”呢？张爱玲以同感的方法写出了音乐引起的听觉上的不愉快。
移情和移觉的修辞手法，使张爱玲的散文读起来有珠玉满目之感。这种词语移用的方法，与新词的创造及搭配，以及讽刺和比喻的运用，共同构成了张爱玲的语言风格，此种文字之魅堪称久远。这种种技术，造就了张爱玲独特的语言美感。
三、亦雅亦俗——语言风格彰显人生态度。
有人说散文起码要求是真实。我认为看散文大可以跟看小说一样，不必拿着辩证的眼光、手持放大镜去考究。在张爱玲的散文中，她的语言不算直白、也不算隐晦，读来干净、通透。实写的作品很多，如《天才梦》、《炎樱语录》、《姑姑语录》、《必也正名乎》、《童言无忌》等等名篇，写的或是她自己生活、身世、感悟或是亲人朋友的智语，从中我们感受到一个真实的、优雅的、从容的张爱玲。虚构的也有，如《双声》、《气短情长及其他》、《丈人的心》等，这一类的散文经常会诉说一些小故事、让人或微笑或蹙眉中去思索其中的深意。有人评价张爱玲的散文中有着一种参差的美。的确，张爱玲常在一篇散文中写得很“散”，如《诗与胡说》中写到：由生病引起谈诗、又转到谈顾道明的小说、转而又讲到了路易士的诗最后结尾处谈到了中国与外国的一些差异，一篇散文里面写的内容多而杂，却又形散神不散，因为题目就是“谈诗”与“胡说”，诗与胡说居然能合成一文、着实新颖、别致。
就是在这些虚虚实实，参参差差的语言中，我们看到了大俗，如写人们穿衣的，她写到“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来的甬道”；谈睡觉，她写到“淋雨的晚上，黏唧唧地，更觉得被窝的存在”。在这些写俗事的文字里，我们不禁感叹：有几位作家能把穿衣、睡觉等等最世俗化的寻常人生图景，以审美的眼光去看待，优雅、从容地当成一幅幅情趣盎然的画面来欣赏呢？又有几位作家能让这些“俗”登上大雅之堂来谈论呢？同时，看到了大雅，文雅时她又会引用《诗经》：“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张爱玲笔下的雅与俗一点都不矛盾、也不突兀，只显现出新意、雅致还有痛快——真正的雅俗共赏，俗中现雅，俗中悟雅。张爱玲笔下流泻出的华美瑰丽的语言，汲取了古今华洋文学语言的众多营养，成长为盛开在中国四十年代文坛上的一株奇葩。连张爱玲自己也认为她的小说集《传奇》往往被人认为过于华靡。傅雷则认为她的成名作《倾城之恋》“华彩胜于骨干”，这都是她过分注重文采和语言美所惹的祸。与小说相比，散文更算得上是语言的艺术，更注重语言美。她散文集的语言就像像一树一树璀璨的花，一瓣一瓣轻缓的飘下，在空中飞旋，划出体操般优雅的弧线，树下，落英缤纷。张爱玲的文字是一种凋零了的美丽，每一个字都像精灵，每一个字都洗尽铅华，每一个字都优雅、从容。也因为张爱玲的父亲出身阀阅门第，她自幼熟读《红楼梦》，深爱《海上花列传》等诸多中国古典小说，使她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非一般人可及。出洋留学的母亲和姑姑送她接受新式的学校教育，又使她接受了西洋文学的熏陶，可以熟练的运用英文给报社投稿。这样的教育背景与天资的聪慧，使得张爱玲“气”——优雅、从容之气“自华”，散文中语言与内心都散落一种华美的优雅、华美得让人心痛。花落会再开，水流涌不断，优雅的女人是一杯茶，喝后回味无穷，优雅的女人是一口井，她内涵丰富越挖越深越深越多。只有优雅、从容不迫的人才能让文字如此恣肆、坦荡、无所畏惧。王安忆在《情感的生命——我看散文》一文中如此说过：大约在近代的白话散文中，张爱玲的文字是最精致最聪明的。
读着张爱玲的散文，仿佛看到了一位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女人，在袅袅娜娜地低徊着；仿佛听到了一位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女人以她独特的不加掩饰的坦率语言诉说衷情，那绝妙的比喻仿如月落金盆般美妙，于俗人、俗事、俗世中教你体味人生的悲凉、教你洞悉与体谅世间万物、教你如何雅致地活着；仿佛触到了一位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女人那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因为宽容、所以率性，所以有超脱的慈悲心。
散文的特点是形散神不散篇三
散文的特色(肖旭)。
韩愈(70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审孟县)人，三岁而孤，由嫂郑氏抚养成人。二十五岁中进士，二十九岁步入仕途。先后作过汴州观察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官。在监察御史任上，因关中旱饥，上疏请免徭役赋税，被认为指斥朝玫，被贬为阳山令。元和十二年，从裴度平准西吴元济有功，升为刑部侍郎。后二年，又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贬为潮州刺史．穆宗即位后，奉召回京，任兵部侍郎，又转吏部侍郎。
韩愈，是我国古代继司马迁以后最杰出的散文大家。韩愈的散文内容比较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韩愈最擅长于论说文。他的论说文有严密的逻辑和紧凑的结构，曲折变化而又流畅明快。韩愈的《师说》是一篇很重要的作品。其中“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思想，在当时有进步意义，今天看来也有一定的道理。文中所谓“传道”之道，是指儒家的正统思想。文章虽然肯定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但对他们却是轻视的。
这篇体现韩愈进步教育思想的散文，既是他推动古文运动的重要创作实践，又是向青年传授求师之道的重要论文。
关于《师说》的写作缘由，韩愈在文章的结尾处虽有说明，而实际上，此文是韩愈针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社会现实有感而发。他曾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他又反复强调，文章兼有“明道”的作用，认为“道”是主体，是第一位的；“文”是手段和方法，是为“道”服务的。这是对六朝骈体文瘠义肥辞、无病呻吟痼疾的有力批判，是强调文学社会功能的一大进步。
关于《师说》的写作背景及产生的社会效果，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譁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师说》引起世人“群怪聚骂”，正是因为它触到了世俗的痛处，体现了韩愈散文批判现实、针砭时弊的战斗性。
韩愈是个复杂的人，在他思想中，既有革新、进步的一面，又有保守、落后的一面。《师说》所体现的韩愈的教育思想，是闪烁着民主性的光华的。
一，提出了“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求师原则，强调能者为师，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学生只能墨守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把师和弟子关系社会化了。
二，明确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认为弟子可以后来居上。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是一种进步的教育观点。这些表明，韩愈的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当然，《师说》也反映了作者思想的局限，他认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看不起有技艺专长的劳动人民。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封建士大夫，这是我们不能苛责于他的。
在强调文章要有“明道”作用的同时，韩愈又非常重视文章的表现形式。他说：“文字暧昧，虽有美实，其谁观之?”(《进撰平淮西碑文表》)又说：“辞不足，不可以为文。”(《上襄阳于相公书》)那么，《师说》在艺术上有哪些特色?严谨的结构《师说》按文意，可分四大段：
管他比我年纪大还是比我年纪小呢?所以说不论尊贵卑贱，不论年长年幼，谁懂得道理，谁就是我要向他学习的老师。
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着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共可怪也欤！”
这一段的大意是：人们爱自己的子女，选择好的老师来教他们，可是对于自己呢，却把从师求教当作耻辱，这太糊涂了。孩子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学习断句的人，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除疑惑的人。不会断句，去请教老师，有疑难问题不能解决，却不去请教老师，这正是学了小的而放弃大的，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明的地方。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羞耻，而士大夫这类人，一旦有以“老师”和“弟子”相称呼的，有人就聚在一起嘲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们就说：“那个人和那个人年纪差不多，学问也差不多。”他们认为把地位低的人称作老师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把地位高的人称作老师则近于谄媚。从师求学的风尚得不到恢复，由此也就可想而知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士大夫们是看不起的。如今，土大夫们的智慧反而不如他们，这真是奇怪的事情!
第三段，征引孔子言行，说明人皆可以为师，和“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子弟子”的道理。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木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这段的意思是：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经向郯子、苌宏、师襄，老聃请教。郯子这些人，他们的品德、能力不如孔子。孔子说：“三人同行，其中必定有一个可以作我的老师的。”所以说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样样都比学生高明，只是懂得道理有早有晚，学术技能上各有专长罢了。
第四段，说明写此文的原因。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最后一段的大意是：李家有个孩子叫蟠的，十七岁了，喜欢古文，六经以及它们的注释全学习了。他不受时俗的影响，来向我求教，我赞许他能行古人求师之道，就作这篇《师说》赠给他。
从上述论证过程可以看出，作者先是正面阐述师者的职责、功用，并开宗明义亮出自己“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论点，十分简明扼要，为全篇立下了主旨。接着，作者笔锋一转，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社会上耻于相师的陋习，反复运用对比手法，揭露其自相矛盾，荒诞不经。最后，又引经据典，用人们崇拜的圣人孔子的行动和言论，再回过头来正面阐述学无常师、学生可以超过先生的道理，以增强论证的权威性。文章有事实，有道理，有立论，有驳论，立论坚定稳固，不容置辩；驳论条分缕析，切中要害。全文围绕着主题，思路层层演进，自然合理；逻辑完密严谨，无懈可击，故虽只有四百六十多字，却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凝练的语言语言上力求创新，是韩愈散文的重要成就之一。他有句名言：“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就是说，当要把心中已经形成的思想倾注于笔端时，最重要的是摒弃那些陈陈相因的熟词套话。他用词力求准确，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比如，他只用了“传道、授业、解惑”六个字，就把老师的职能包举无遗。他十分注意文字的口语化，力矫骈文玩弄典故、诘屈聱牙之弊。《师说》全篇浅易晓畅，明白如话，没有用过一个典故。他主张“因事陈词”，“辞事相称”(《进撰平淮西碑文表》)，遣词设句完全根据内容的需要而长短错落，竭力用精炼的语言表达丰富的内容。他在嘲讽某些人为自己子女慎重择师而本人却不虚心求师的矛盾现象时说：“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兀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理条清楚，词约意丰，十分简练地勾勒出他们舍本逐末、愚昧可笑的面目。又如他在描摹世人耻于相师的心理活动时说：“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这些人浅薄无知而又自鸣得意的神态，跃然纸上。作者的刻画是如此入木三分，而用词又是如此经济凝练，达到了他自己提出的“半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词”(《上襄阳于相公文》)的高妙境界。在文章的句法上，《师说》根据论证过程中的不同需要，相应地采用了判断句(如“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反诘句(如“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感叹句(如“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及陈述句等多种形式，使文章气势多变，跌宕有致，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精当的修辞在修辞方面，《师说》也很有特色。首先，它运用了许多对比的手法。在文章的第二段，作者接连把三组对立的事实摆在读者面前：
一，“古之圣人，其书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远矣，而耻学于师”。
二，“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
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
顶真是论说文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段，《师说》也把它运用得恰到好处“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这种写法，可以使文章思路连贯，论述缜密，读起来有一种明白流畅的快感。
宋代大文豪苏轼曾高度评价韩愈的散文：“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我们今天读他的《师说》，仍然可以从它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取得的成就中，得到一定的教益。
散文的特点是形散神不散篇四
汪曾祺(193月5日—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1943年开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入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对于性灵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劳是首当其冲，如孙郁所对他的评价：“他的杰出性在于，回复了传统的艺术品格，将非我的艺术，还原到真我的性灵世界。当代文学的这种精神上的调整，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实儒，他对文气的推崇，他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传统散文和现代散文的沟通，都可作为他的贡献。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桥集·序》作家出版社7月)这段自评从他的散文的题材和行文特点两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评价，有益于我们对他的散文的欣赏。他的散文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融自我于其中，蕴浓厚个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教给他写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一样，在讲求“真”的散文这一文体中，他更是紧贴着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无论是记人类、游记类、随笔类、还是小品类散文，他都是通过“我”的情感浸润的，有鲜明的个人特点。他说过“毕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体”(《目看两不厌》，《汪曾祺全集》卷5，406页)，他不会把自己淹没在景物和历史中。如凡到过泰山的文人在写泰山时无一不写它的雄伟浑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却写到：“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来是写泰山的，却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发现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写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担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写泰山的云雾，也无一句写其壮观的，反倒只写了雾所带来的麻烦。泰山的这些小而平常之处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色，还着了他的文人色，一个接一个典故，说古考据，却没让人感觉到味同嚼蜡的`“吊书袋”，原因即在于这些故纸堆里的考据并非死的学问的罗列，处处以“我”的眼光和心绪量之，处处显个人情趣。所以他入笔看似平淡，平淡中蕴藏的博学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显得不同凡响，别有一番悠长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显不动声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读起来平淡之极，却能让你在瞬间与作者对视，莞尔一笑。汪曾祺对幽默的见解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无关其他什么影射、批判，汪曾祺在散文中常夹杂不动声色的幽默，这使得汪曾祺在说古考据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来，时不时以幽默来调剂。《跑警报》中的“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的失恋者，侯兄送伞“贵在永恒”的故事，众人皆逃难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报中总是留守的煮食莲子者和洗头者，有趣，好玩，面对灾难不在乎，读者于笑中体会到我们民族生存的韧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忆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笔触使所记人物跃然纸上，在记忆里鲜活起来。金岳霖聚会时捉虱子的自嘲，80岁时坐三轮逛王府井的偶发童心……让我们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双慧眼于世俗生活中发现乐趣，就是一种幽默。在昆明吃汽锅鸡，说成：“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昆明菜》“一边谈着克列斯丁娜·罗塞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的联大女生。
三、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的独特语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舆之圆方》中这样评价汪曾祺的语言：“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达到和谐……”(《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55页第一次版)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语言特色，汪曾祺在语言上也显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结合。汪曾祺从小便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汪曾祺的祖父为他讲解《论语》，父亲请当地名流向汪曾祺传授古典文学。汪曾祺自己阅读甚广，中国古典文论、古代散文，尤其偏爱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灵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使汪曾祺在语言方面简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让人有隔阂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国画的计白当黑。对民俗的体察，对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关注，又使他的语言充满口语化，读来不觉俗气，反觉畅快淋漓，甚而叫绝。在《虎头鲨、昂嗤鱼、阵螯、螺蛳、蚬子》一文中说到，苏州人喜欢塘鳢鱼，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鱼更是眉飞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一个“嗐”字，读来过瘾。类似的还有《故乡的食物》写到高邮咸蛋“筷子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吱”字俗白，却极精准，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写种葡萄的过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六月……”。名词的罗列，一目了然，事实的陈述，简单明确，仿佛过于直白口语，但看无意，然连缀成篇，却韵味十足，汉语传递的独特魅力在这里展现出来。融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汉语的表现力被展现和增强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遗韵，看似散淡无法的结构，驳杂的文体相混，游刃有余，显出深厚老到的文学功力。对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达一种超然的审美，对凡俗个体显示自己的尊重，举重若轻，暗藏对理想和谐的人世和社会的召唤。汪曾祺在散文中避开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滤掉生活经历中的丑，避重就轻，使汪曾祺散文中显示的人生有一种笑而却之的退缩，也缺少了一份峥嵘血性之感，这是必须承认的局限。
散文的特点是形散神不散篇五
散文诗兼有诗与散文特点的一种现代抒情文学体裁。它融合了诗的表现性和散文描述性的某些特点。在本质上它属于诗﹐有诗的情绪和幻想﹐给读者美和想象；在资料上它保留了有诗意的散文性细节；在形式上它有散文的外观﹐不像诗歌那样分行和押韵﹐但不乏内在的音韵美和节奏感。散文诗一般表现作者基于社会和人生背景的小感触﹐注意描述客观生活触发下思想情感的波动和片断。这些特点﹐决定了它题材上的丰富性﹐也决定了它的形式短小灵活。散文诗是一种现代文体﹐是适应现当代社会人们敏感多思﹑复杂缜密等心理特征而发展起来的。
散文的特点是形散神不散篇六
朱自清，1811月22日出生于江苏东海县一个小官僚的封建家庭，原名自华，号秋实。六岁时随家从东海移居扬州，他成长于扬州，故自称'扬州人'。1925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并任中文系主任，从此他一生服务于清华大学。
1948年8月12日去世。纵观朱自清的一生，他既是一位诗人和散文家，又是著名的学者和教授，他对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还是他的散文，从早期的写景散文到后期的说理散文，他一生写下许多优秀的散文，但流传最广的是写景散文《匆匆》、《荷塘月色》、《春》、《绿》等名篇，这些文章一直被认为是白话散文的典范，为培养文学青年和繁荣散文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还有朱自清先生的叙事散文《背影》、《给亡妇》，游记散文《旅欧杂记》、《威尼斯》等也广为流传。这种成功得益于他对语言艺术的巧妙运用，但朱自清先生散文的语言特点在他不同类型的散文中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朱自清先生的写景散文，语言凝练明净，细腻秀丽、典雅，巧妙运用比喻、叠字、通感等手法，以精雕细刻的工夫，准确、具体地表现描写对象的特点，追求逼真的艺术效果，正像他在探讨中国传统的艺术手法时所说的，“‘逼真’等于俗语说的‘活脱’或‘活像’，不但像是真的，并且活像是真的。”(《说逼真与如画》)朱自清描写景物的造诣很深，在他笔下，无论是梅雨潭的绿色，还是荷塘的月光和南方的细雨，都写得逼真如画，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一般。
《春》具有语言简朴、口语化等特点。这些语言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生动活泼，节奏明快，语短意丰，表现力强。为了更好地描写春天，采用比喻、拟人等多种修辞方法和使用叠音字，使春天更形象化、人格化。叠音字的使用具有音乐美，节奏明快、语气舒缓。如“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两个“盼望着”的词语重叠，，强化了人们对春天的期盼。“春天的脚步近了”，更把春天拟人化，似乎春天正在大踏步向我们走来。“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偷偷”一词写出了小草不知不觉地出现，不知不觉地生长，活泼可爱。“嫩嫩”、“绿绿”不仅写出了春草的嫩绿、绵软，而且还写出了对人的诱惑力：“嫩嫩”、“绿绿”从质感、色彩两方面准确地写出了初春的小草的特点。
“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让人体味无穷，让人享受不尽。人们在草地上“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不仅果树之花争相斗妍，而且野花遍地，万紫千红。众花还以其特有的色香，吸引无数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蝴蝶翩翩起舞。用南宋志南和尚的“吹面不寒杨柳风”的诗句来状写春风的温暖、柔和;“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湿润的空气里酝酿”。“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写南方的春雨连绵，使树叶子“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雨夜，一点点黄晕的灯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白天，“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戴着笠的”——这俨然是一幅春雨农耕图了。写草，“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写花，“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
这些文字向对话一样娓娓道来，显得更加亲切，但又表现出丰富的内涵，显示了春天的生机勃勃。那流畅自如的旋律，那轻松活泼的节奏，那字字推敲的选词与灵活多变的句型，都是十分精美的。朱自清不愧是语言大师，他用文笔把短暂的春天从自然界拉回到书面上，使其四季常驻，随时可睹。
《绿》中写到：“走到山边，听见花花花花的声音。”这水声悦耳动听，给人以余韵袅袅的美感。还有那“微微”的云，“油油”的绿意，“闪闪”的绿色，“汪汪一碧”的潭边，“滑滑”的明亮的绿，写出轻柔的情态美，给人以娇嫩、透明的质感，也表现出明快的节奏，清朗的格调。“这个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儿的。”“踞”字以动写静，一个“踞”字把梅雨亭写活了，把梅雨亭比喻为一只“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的苍鹰，突出了它那踞在“一角的岩石上”的险峻之势，给我们以凌空突起之感。也突出了此处险峻的气势。
“梅雨潭闪闪的绿色招引着我们;我们开始追捉她那离合的神光了。”“招引”与“追捉”这两个词默契得多么好啊!把梅雨潭的绿对“我”的强烈的吸引，把“我”领略那可爱的绿的急切心理，融为一体，至此，情与景真象水乳那样难分难解了。《绿》中的比喻有二十个之多。“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把梅雨潭的绿比作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言其大，言其醉人，言其奇异。使人禁不住产生想抱住她的妄想;更形容了她那动态的美，又把梅雨潭的绿比作一块融化了的蔚蓝的天，突出其鲜润。“那溅着的水花，晶莹而多芒;远望去，象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纷纷落着。”文中还用博喻的手法，多角度、多侧面显示绿的特征，“她松松的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她又不杂些儿尘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从视觉、触觉、感觉等几方面形象地再现了绿的柔美、明亮、软嫩、纯净的特征。《绿》结尾展开了丰富的想象，“那醉人的绿呀!我若能裁你以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挹你以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能明眸善睐了。”
句式整齐，感情洋溢，语气磅礴，引人入胜。随着作者感情的波澜，不仅我们的眼前出现了那微微泛起的绿色涟漪，而且我们的指肤间仿佛还能感触到那闪着光亮的.绿波的跳动，一种柔和、明快、亲切的感情也会从心头漾起。北京什刹海拂地的绿杨，不能说不可爱;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绿壁”，不能说不俊美;西湖的波，不能说不明丽;秦淮河的水，不能说不旖旎。但是在作者的眼中，它们不是太浓，就是太淡，不是太明，就是太暗，都无法与梅雨潭那明暗适度，浓淡相宜的绿相媲美!朱自清先生用细腻、典雅的语言，恰到好处地把明艳多姿的画面与逸趣横生的情怀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在这饱含诗情、充满生趣的绿意中，透露出作者对生活的爱，升腾着作者向上的激情。
《荷塘月色》成功地描写了荷塘的月色和月下的荷塘，于景色描写中寄托着自己的真情实感，这种成功得益于他对语言的巧妙运用。文章多处使用比喻、通感、叠字等，使得全文语言典雅，充满诗情画意。用三个比喻写静态的荷花，“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绘出了淡月辉映下荷花的晶莹剔透，绿叶衬托下荷花的忽明忽暗以及荷花纤尘不染的美质。通感的使用更使文章的语言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通感就是在描写客观事物时，凭借人们各种感觉间的息息相通，用形象的语言把某一感观上的感受移到另一感观上，使“一种感觉超越了本身的局限而领会到属于另一种感觉的印象”(钱钟书语)。例如：“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清香”本来是属于嗅觉的，作者却将它转化成听觉上的“渺茫的歌声”，令人联想到若有若无、轻淡幽香、沁人心脾等，其间感觉的转移伴随着想像的跳跃。此外，叠字的运用不但传神地描绘出眼前的景象，而且使文气舒展，给人音韵和谐的美感。如“蓊蓊郁郁”“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树、“曲曲折折”的荷塘、“隐隐约约”的远山，“亭亭”的荷花、“田田”的叶子、“缕缕”的清香、“脉脉”的流水，“密密地”“静静地”“重重”围住等等，如“远远近近，高高低低”叠字的使用，造成音节上的重复，更突出了树多而密的特点。“远近高低”虽然也写出了不同的方面，但没有叠音词给读者的感觉那么强烈。“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还是淡的。月光像流水一般地倾泻”，“泻”有倾泻之意，用“照”字太直白，缺少蕴含。而“泻”加强了月光的流动感，更加贴切、形象、生动，与“静静地”配合在一起，准确地写出了月光有形而无声的特点，显示了月光的幽静之美。“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
这是大自然的杰作，一个“画”字既突出了杨柳影子之美，又表达了作者的喜爱之情。那“浮起在荷塘里的薄薄的青雾”，用“升”字太硬，无法突出雾的轻和柔，而“浮”是轻而缓地出来，显示出雾的轻飘状态，在《荷塘月色》中，描绘月光如流水般照着荷花和荷叶用'泻'字;青雾弥漫着荷塘用'浮'字，而荷叶拥挤的情景用'挨'字，还有用'田田'形容叶子的鲜绿茂盛，用'亭亭'比喻荷叶直立之状态，将月光、青雾、荷叶的动态和情态写活了。朱自清十分注意遣词造句的形象性，善于抓住事物的特征，用新颖的比喻，唤起读者的联想。
朱自清先生的叙事散文用平易的语言，在朴素的叙述中寄寓真挚深沉的情愫，表现出正直、热情、进步的心怀。《背影》的语言非常古朴质实。如“进去吧，里面没人”如话家常，这种高度民族化的语言所表现的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文章的完美结构构成和谐的统一，全文除了夹入了一些文言词语以外，没有华美的辞藻，生僻的词语，都是质朴自然的家常话，生活气息非常浓厚，提炼得非常简洁。用平易的文字描写了父亲爬上站台的动作，于滑稽、笨拙的动作中，传达出父子间的真情。“我看见他……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其中“蹒跚”写出了父亲的不灵便。“攀”显示了月台的高度，更显示出了父亲的吃力。“缩”写得细致，可以想见父亲那沉重的身体上去之难.体现出父亲对儿子深切的爱。叶圣陶老先生对《背影》作了高度的评价：“这篇文章通体干净，没有多余的话，没有多余的字眼。
即使一个‘的’字，一个‘了’字，也是必须用才用。”用白描(所谓白描就是不设喻，不加形容和修饰，用质朴的文字，把当时的情景如实地写出来，给读者以身临目击之感。换句话说，白描是用叙述的方法进行描写，达到再现实景的艺术效果。)记叙事实，不作任何修饰、渲染。、写父亲多么关心爱护儿子，儿子又是多么感激思念父亲，但像“关心”“爱护”“感激”这一类的抽象现成的字眼，文章中却一个也没有用，更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大朴正是大巧的表现。文中用词造句都经过认真考究，绝不随便。“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这里的“说定”，如果用“说过”似乎也通，但逊色多了。“说定”不送，后来终于还是送了，实际上是说而不定，很好地表现出父亲当时的矛盾心理。“熟识”一词，说明父亲嘱托的这个茶房该是靠得住的;“再三嘱咐”，表明嘱咐茶房遍数之多，不厌其烦，反复交代，唯恐茶房有半点疏漏;“甚是仔细”，表明嘱咐内容之详，把送行中应该注意的细微末节都提到了。
这些用语，强调说明父亲已经为儿子上车作了极其精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字眼虽然十分平常，但用得恰到好处，使父亲爱子之心跃然纸上。语言平实简洁，却能传达出无限深情是文章语言又一特色。全篇文字平平实实，但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深切怀念之情，因而十分感人。话都是很平常的，没有什么特别，都有这种生活经验，因此也容易引起联想，由此发现人世间普遍平平常常而又最为珍贵的美好感情，给人以性情的陶冶，增进人们对天下父母心的理解。
《给亡妇》中语言明净素雅,如话家常,“谦,日子真快,一眨眼你已经死了三个年头了。”他从亡妻那一面来打开全文的叙述缺口:先是亡妻死后对“我”和孩子们的不舍与惦记。“你第一惦记着的是你几个孩子,第二便轮着我”。亡妻虽死矣,但她生前所有的情感、意念并没随之而逝,随之而灭。“这三年里世事不知变化了多少回,但你未必知……。”全文在如水般清亮的文字中,作者的深情不禁氤氲而出、娓娓道来。让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旅欧杂记》和《威尼斯》两篇游记散文中，朱自清先生从容地在语言上字斟句酌，使他的散文艺术达到臻于完善的境地。正如郁达夫指出：“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之外，文章之美要算他了。”在这两部游记中，他极力避免在作品中‘我'的出现，既不写‘身边琐事'，也不写浪漫情调的异域感，而是客观地描述欧洲国家名胜古迹，谨慎地介绍西方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作者在白话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富有表现力的艺术语言，描述或介绍起来更使读者感到自然、亲切，宛如作者坐在你对面娓娓而谈。
《威尼斯》中：“远处是水天相接，一片茫茫。这里没有什么煤烟，天空干干净净。”反映出了威尼斯的明媚，突出了它是一座水上城市。“干干静静”、“微微”“酽酽”“来来去去”“疏疏落落”等叠音字的使用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威尼斯》第一自然段就用了四个比喻：“大运河穿过威尼斯像反写的s，这就是大街。另有小河道四百十八条，这些就是小胡同。轮船像公共汽车，在大街上走。”这些比喻把威尼斯河网着之密充分显示出来，貌似陆地而实则水域，突出了此城的别致。《威尼斯》叙述和描写也用了很多朴素的现代口语，语言朴实、清新，富有现代口语的特点，简洁，自然而很有新意，如“它哪儿都去”、“只要不怕转变抹角，哪儿都走得到”、“德国德莱司敦画院中有几张，真好”，“威尼斯并非没有桥，三百七十八座，有的是”，“出于名手的还有味”……这些句子中使用了现代口语的词汇，描述或介绍起来更使读者感到自然、亲切，宛如作者坐在你对面娓娓而谈。圣马克方场是“伟丽”的，公爷府的墙面上用白色和玫瑰红的大理石砌成的方纹，“在阳光里鲜明得像少女一般”。而威尼斯唱夜曲的歌女们“微微摇摆在红绿灯球下，颤动着酽酽的歌喉”，“运河上的朦胧的夜也似乎透出玫瑰红的样子”。用鲜艳的彩笔，描绘出威尼斯的美丽风光和文化特色，使其浓抹重彩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威尼斯“华妙庄严兼而有之”的特点。如“庄严华妙兼而有之”、“以典丽风华胜”、“惝恍迷离之感”等词句，句式工整，节奏感强，使语言更加洗练。
朱自清先生是我国新文学的开拓者，是我国现代散文大家，是著名的语言艺术大师。他的散文笔触细腻、语言清丽、用词精准而奇妙、文字简洁。善于描绘景物，使其各具特色，且都充满了诗情画意，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这些都令人心旷神怡，留恋不已。用“浓妆淡抹总相宜”来概括朱自清散文的语言特征，是最恰当不过的。他在语言的铸炼方面进行了刻苦的追求和严格的选择。
总观朱自清先生散文的语言特色，从写景散文的语言凝练明净，细腻秀丽、典雅到叙事散文语言的质朴腴厚，到游记散文的字斟句酌，无不显示出他散文独特的语言特色和审美情趣，无不与时代息息相通，正像杨振声说：“朱自清的散文，确实给我们开出了一条平坦大道，这条道将永远领导我的自迩以至远，自卑以升高。”。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语言上不造作、不掩饰，真正做到了情从肺腑出。秦淮河的灯月交辉，画舫凌波，与游览者的快意、渴慕之情相谐调，而由歌妓卖唱引起的张惶、矛盾、怅惘、幻灭等情思，意使“清艳的夜景也为之减色”，“月色冷清清的随着我们的归舟”，“森林的水影，如黑暗张着巨口，要将我们的船吞了下去”。那烟一般轻、梦一般美的荷塘月色，则浸透着作家淡淡的哀愁与淡淡的喜悦。疏朗的荷花，清幽的香气与淡淡的月色，同作家意欲摆脱人世烦恼而偷得片刻逍遥的情怀融洽无间。
写景则融情于景，叙事则化意入事，这正是朱自清白话散文的动人力量之所在。“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高尔基语)，朱自清散文艺术的高度成就和他语言修养是分不开的。他的散文不矫揉造作，他取法天然，水到渠成，如出水芙蓉，清丽淡雅;如风行水上，自然流畅。李广田在《朱自清选集》的序言中说：“在当时的作家中，有的从旧营垒中来，往往有陈腐气;有的从外国来，往往有太多的洋气;尤其是往往带来了西欧世纪末的颓废气息。朱先生则不然，他的作品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我们把握了朱自清先生散文的语言特点，就能领略其作品的独特风格。所以说，朱自清先生在语言创造方面，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崭新高度。
散文的特点是形散神不散篇七
碧野(生于19)著有散文集《在哈萨克牧场》、《情满青山》、《月亮湖》和《碧野散文选》等。
歌唱英雄的时代是碧野散文的主调。不论是描写山光水色，还是展示建设大业，他的作品总是格调高昂、春光明媚，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希望和祝福。他的游记作品中的力作《天山景物记》，介绍了新疆天山的丰富物产和异彩奇情的景物，歌颂了边疆各族人民的新面貌；《山高云深处》是碧野散文的又一代表作，描写了一位赤胆忠心，为人民开拓新生活的县委书记。作者将人物心灵的刻画与景色描绘融为一体，将读者带入一个云深雾重、宛若仙山的境界之中。
碧野散文注重人物刻画和情节安排。在以人物为主的作品中，景物只作烘托之用，而在写景抒情的散文中，人物服务于抒情。比喻、对仗、排比、拟人是碧野常用的修辞手段，借此来创造富有节奏感的艺术境界。他的语言生动形象、气韵飞扬、诗意盎然。
散文的特点是形散神不散篇八
宋代游记文学特点有宋一代，在旅游活动的舞台上唱主角的是颇有文艺素养的文人士大夫。他们十分自觉地继承了前人以文载游的传统。游记散文和旅游诗词因此得到了长足发展。如果说汉魏六朝是游记文学的开创期，唐代是游记文学的成熟期，那么宋代就是游记文学的兴盛期。这一时期，游记作家辈出不穷，其中不仅仅有苏舜钦、欧阳修、范仲淹、苏轼、秦观、陆游、范成大等诗文名家，而且有朱熹、陆九渊等著名学者，以及范仲淹、王安石等大政治家。他们留下了不少流光溢彩千古传诵的游记作品。
一。记游诗文：主理尚意，长于议论。
就风格而言，宋代游记有受理学影响，以记游为辅而重在说理的，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有侧重抒情写景，描绘自然风光的，如朱熹的《百丈山记》、范成大的《峨眉山行记》；有清新简洁，流畅明丽的，如秦观的《龙井题名记》；也有纵横恣肆，气魄宏大的，如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更有陆游的《入蜀记》，以日记体形式状景物，记古迹，叙风俗，作考证，抒情感，资料丰富，笔法自如，从而开创了一种日记体游记。总之，宋代游记数量众多，形式多样，风格各异，从而为后代游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宋代文人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职责感，因此常常意气风发地大发宏论，“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他们热衷于讲道论学，而理学也开始成熟盛行，因此，长于议论成为宋代旅游文学也是游记散文的一个鲜明特点。宋代许多游记，写景只是全文的铺垫，其中心则是阐明一个事理。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就是宋代游记散文具有议论化特色的突出代表。该文不以记游为重点，而是把记叙与议论巧妙地结合起来，借以阐发治学的见解。学习是没有止境的，“问其深，则好游者不能穷也”；学习愈深入，遇到的困难就愈大，而所得的收获也就愈多，所以说“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但一般人学习浅尝辄止，半途而废，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又务必坚持不懈刻苦钻研才能获得，所以作者又说：“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十分之观，常在于险远。”全文借景说理，即景言志，说明做学问要到达高深的造诣，就务必具有不畏艰险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当然，借景说理抒情的游记散文名篇，还有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这些游记作品气魄宏大，文笔恣肆，议论纵横，是古代游记散文中不可多见的璀璨明珠。
宋代游记散文名篇荟萃，佳作迭出，除上文提及之外，还有王禹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曾巩的《墨池记》、苏舜钦的《沧浪亭记》、晁补之的《新城游北山记》、吕祖谦的《游兰亭记》、程端明的《游金华三洞记》、王质的《游东林山记》以及与南宋对峙的金朝文学家元好问的《济南行记》等。
以诗记游，始于先秦，盛于唐宋。唐旅游诗主情，重审美，韵味悠扬；宋旅游诗主理，尚意趣，议论风发。王禹的《村行》，林逋的《秋日西湖闲泛》，梅尧臣的《鲁山山行》和《东溪》，欧阳修的《伊川独游》，苏舜钦的《初游沧浪亭》，王安石的《登飞来峰》和《泊船瓜州》，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和《题西林壁》、陈师道的《十七日观潮》以及陆游的《游山西村》等都是景、情、理水乳交融的优秀旅游诗作。
二。记游宋词：市井气象，黍离之悲。
以词记游，始于唐，盛于宋。宋代旅游词可大致分为歌咏市井风情、抒发羁旅愁绪、描绘自然风光和凭吊历史古迹等几类。
宋代的商品经济繁荣，城市富庶繁华，市井文化勃兴，众多的文人流连忘返以词唱和。这类表现市井风情的代表作首推柳永的《望海潮》。此词从自然形胜和经济繁华两个角度真实地交错描绘出杭州的美景和民众的乐事。它前所未有地展现出当时社会的太平气象和都市风情，深为文人士大夫所激赏。
特定的社会环境，使宋人旅游不再有唐人那样豪迈雄阔的气概。文人士大夫在旅游词中流露出更多的羁旅惆怅、离愁别绪和隐藏于内心深处的家国之忧。秦观、周邦彦、朱敦儒等著名的词人都是如此。其中秦观的《踏莎行》可视为表现羁旅之愁的典范之作。
描绘自然风光的宋词较多。较为突出的有潘阆的10首《酒泉子》，咏杭州十景；欧阳修泛舟颖州（今安徽阜阳）西湖所作的《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李清照在建康（今南京）游湖所作的《怨王孙湖上风来波浩渺》以及吴潜的《水调歌头焦山》、汪莘的《沁园春忆黄山》、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和吴文英的《望江南三月暮》等。其中欧阳修的《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清丽明快，自然而富有神韵。
咏叹历史古迹的宋词，以辛弃疾的最为突出，他登建康赏心亭、江西郁孤台、京口北固亭时所作的词，将写景抒情融为一体，笔调沉雄凄婉，意境苍凉悲壮，堪称宋词中咏叹历史古迹的代表作。而孙浩然的《离亭燕一带江山如画》、康与之的《诉衷情令长安怀古》、张孝样的《水调歌头过岳阳楼作》、吴潜的《满江红豫章滕王阁》、方岳的《水调歌头平山堂用东坡韵》、汪元量的《莺啼序金陵故都最好》等，也都是这类词中的优秀之作。其中康与之的《诉衷情令长安怀古》作于北宋末年南渡之前，是作者到长安游览秦汉宫阙遗迹的所见所思。深长凄怆的黍离之悲浸透纸背，无从排遣的的忧国之愁洋溢于字里行间。这种特定的情感正是北宋末年动荡的社会现实在旅游词作中的真实反映。
三。结语。
两宋时期，国势远不及汉唐强盛。在外，与辽、西夏、金的战争败多胜少，一再屈辱地签订和约输银纳绢以求一时之苟安。在内，机构臃肿冗官冗费，财政时有困难。这些内忧外患，不仅仅严重刺激了宋人个性是文人士大夫的自尊，构成深刻的精神创伤，而且使得他们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日益强烈。社会忧患意识能够说是中国文人士子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孟子离娄下》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以世俗地主经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赵宋政权在立国之初就明确表示：“（本朝）与士大夫治天下”，并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昭子孙。在崇文抑武的国策之下，文人士大夫的地位空前提高，他们往往以国家栋梁自居，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计民生，具有较前人更深广的社会忧患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正是他们特有心态的真实写照。这种社会忧患意识在文人士大夫中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并且深深地渗透到他们的旅游文学之中。
自中唐以来的由向外转为向内的人生追求指向日益强大以及两宋理学的构成，使得文人士大夫更加注重知性内省，造微于心性之间，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而一切世俗功利都只是人格修养的外在表现而已，这也就是以“内圣”控“外王”的人生路线。由于深受三教合一思潮以及南禅宗的影响，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改变。他们认为，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辨，关键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审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苏轼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黄庭坚说：“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便是这种新的审美情趣的体现。因此，宋人旅游理趣盎然，注重透过欣赏实在具体的景物去追求和领悟理趣，也就是因物及理，因景言理，因象悟道，因游得理。以上种种，正是宋代游记文学特点构成的深刻原因。
散文的特点是形散神不散篇九
[摘要]柳宗元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其传记散文突破了史传成法，为中唐后的传记文发展开辟了新道路。本文通过讨论其在不同时期的文章内容的表现，以及创作的艺术手法，尝试提出其传记散文的特点。
柳宗元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兼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辞赋，其文学作品中以散文成就最高，不仅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山水游记，还写出一些别具特色的传记文，为中唐后的传记文发展开辟了新道路。如果把他所写的碑、行状、墓志等带有传记性质文章都归入传记文学，将近有六十多篇。这些传记依据题目形式和内容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明确标记“传”的文章，如《郭橐驼传》、《宋清传》、《李赤传》等;另一类不明确标记“传”，却有鲜明传记性质的文章，如《段太尉轶事状》、《捕蛇者说》等。
柳宗元的传记文继承了司马迁人物传记文《史记》的“真实性和思想性的统一”传统，在其中掺入了自己的褒贬态度，“借传言志”并“以传明道”。
1、借传以言志。
柳宗元以传记言己之志，可从他所做传记文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内容中看出。柳宗元的一生依据所居地可分为三时期：长安时期、永州时期、柳州时期。其传记文也可依此分为三阶段：《郭橐驼传》和《梓人传》作于长安时期;《宋清传》、《李赤传》等作于永州时期;《童区寄传》则作于柳州时期。
柳宗元居长安时期，在朝为官春风得意，锐意改革，关心国家政治，故写《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来表达其吏治理想。《梓人传》中将木匠统筹规划的方法联想到宰相治国的道理，“彼佐天子相天下者，……尤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1]。《郭橐驼传》则以种树之理喻为官治国之理，文中所说“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吾问养树，得养人术”等，表明为官治国应顺应百姓需要，满足后者的劳作规律，不繁政扰民以达到政通人和的道理。
2、借传以明道。
柳宗元对传记散文上的发展体现在“借传以明道”。“文以明道”是柳宗元引领古文运动时的一大纲领。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提到“乃知文者以明道”[2]。到《寄许京兆孟容书》提到“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3]，及《时令论》中“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人”[4]。可见他的'“道”即为辅时及物，匡世济民的理想。他通过以下两方面来表达道的理想：
批判一切“假丑恶”来宣扬他辅时及物，匡世济民之道。如《郭橐驼传》表面写种树实际写为官治国应政令繁简，实则暗讽当时统治者的繁令扰民;《捕蛇者说》则血淋淋地揭露统治者的残酷剥削;《河间传》更通过一个受到迫害的贤良淑惠的纯洁姑娘的悲惨遭遇来批判当时混乱不堪的社会风气;《郭橐驼传》通过寓言形式来揭露当时贪官污吏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形象。这些传记都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上至揭露统治者的残酷统治，下至批判民风不纯。这些须得极大的勇气写出的文章，归功于他对“道”的坚持。正如他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所说：“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其宜恐惧尤大也”、“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5]。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为传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他之前的传记文大都是借人物形象来描写历史现状，但柳宗元却将传记文从史实中解放出来，将传记文提高到与诗词赋等高的文学地位。柳的传记文相比以前更注重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虚实结合和小说化倾向两方面。
1、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
传记文学的生命在于史的真实，但柳的传记文却不乏虚构成分，这些虚构成分不但没有给文章减色，反而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如其在内容上的虚构：《郭橐驼传》中虚拟出作者与郭橐驼的对话，来引出养民与种树相通的道理，这种以实带虚的方式恰好点明了文章的主旨。《李赤传》中柳引入虚拟的“鬼神”到传记文中，借用李赤迷恋“厕鬼”而死的故事，揭露社会以丑为美，自甘堕落的氛围，并进一步批判培育这种不良观念的社会大环境。另外，其传记文在艺术构思上也偏于虚构，如《李赤传》中即是用先虚后实的表现手法，以虚拟虫子李赤的形象引出后文中写人的实。
2、小说化倾向。
柳宗元传记文小说化倾向也是其具有文学色彩的一个重要表现。他的小说化倾向表现在善于利用矛盾冲突来展现人物形象。《童区寄传》中在写到区寄利用盗贼分开之机杀死在睡觉的贼，读者原以为他可以借此逃脱时，柳宗元文笔一转，描写了原先离开的盗贼赶回的情节，让矛盾冲突陡然紧张。可见其情节矛盾一层紧接着一层，人物性格则不断在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角色也由此得以刻画圆满。
四、结论。
综上来看，柳宗元传记文的特点在不同时期的其出发点都是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即“借传言志”;其文章表现了柳宗元借传明道、辅时及物的理想;采用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更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社会黑暗原貌，给人们以反思警醒;小说化倾向的特点与古文运动的宗旨一脉相承，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道路，也是他“利安元元”的道之所在。
参考文献：
[2]唐.柳宗元：《柳河东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542.
[3]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寄许京兆孟容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480.
[4]唐.柳宗元：《柳河东集.时令论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55.
[5]唐.柳宗元：《柳河东集.与韩愈论史官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498.
作者简介：吴慧，中国香港，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散文的特点是形散神不散篇十
我国山水游记的散文在不同的阶段都有所发展，但是最开始的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还没有出现过山水游记。山水游记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是到魏晋南北朝才开始发展起来的。游记类散文经历了很多朝代，真正构成一种成熟的游记类散文是在唐朝，由散文家柳宗元为代表。
一、山水游记的分类。
山水游记主要是作者在接触祖国大好河山时的所见所感，以描述自然景物为主，比如张岱的《湖心亭看雪》，一文中描述到湖中的亭子去看雪，对于湖周边的景物进行一些描述，这样的景色仿佛能让人身临其境。而山水游记类散文又不单纯的只有写山水的一种，还包含议论、说理等，比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其中虽然有对兰亭的描述，但是还是多以说理为主，对于兰亭的所看所感表达出对于“乐到痛”的思考与感悟，情感色彩比较浓重。
（一）揭示社会历史。
山水游记主要是表现描述大自然的山水景象，但是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不但是写山水的景象，还蕴含了必须的人生哲理。把对山水景象的描述还带入社会生活中，揭示必须的社会历史。比如《钴a潭记》中“其上有居者…不胜官租私恢委职”，从这段画中我们能够看出，不仅仅描述了景色，还写出了当地人们在生活上受到了国家赋税的压迫，反映了农民的窘迫。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类散文所表达的资料，多是一些抒发他自己内心的情感，并且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对人生的思考。从《与李翰林建书》一文中能够看到“处处奇峰俊秀…潭中游鱼”，与当时人们对于永州的印象不一样，根据实际状况永州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可在柳宗元的眼中，永州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由此可见，柳宗元在被贬到永州把内心的酸涩都寄托于山水之间，摆脱现实的痛苦，同时有把官场的黑暗与现实的自然景色相结合得出了鲜明的比较，表现出他旷达的胸襟。
（二）独特的艺术性。
柳宗元最出名的“永州八记”被后代的明朝人赞颂为“体之正”，以前的人在写一些山水游记类的散文多是用比较有张力的粗重的线条来勾画山水的景象，但是在描述上还略显不够细腻，不能把山川之间的区别描述的更细致。而柳宗元却不同，他在山水游记类散文的描述上继承了前人写法的同时又发展了山水游记类散文，把山水的秀丽与自己内心所要表达的情感相结合，丰富了山水景色的描述。
（三）对景色的描述。
柳宗元由于政治原因，一向被流放在偏远地方。而在偏远地区景色确实格外的迷人，他能够根据这些景物进行一些细致的描述。柳宗元在描绘景色的时候，一般多是用简洁的语言来描述全部的景色，对于局部又善于细致的描绘。比如《小石潭记》中，“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还没走到小石潭就听见了潭水的声音，走到小石潭后“水尤清冽”展现了小石潭整体的水的特点。又继续描述小石潭的潭底和潭边的景色都是什么样貌的，再写潭水里的景象，“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写出了生活在这的鱼儿自由自在的姿态。《小石潭记》总体上是采用了由远到近、动静结合、虚实相间的写作手法，把小石潭的景象描绘的十分生动，体现出了柳宗元对自然景物描绘的高超技艺。
柳宗元在描述景色的时候很善于去捕捉一些景色的特征，突出表现景色的独特性。比如《小石潭记》中对于小石潭的描述是“为坻、为屿、为、为岩”对于小石潭进行全方位的描述，描述出它的多姿迷人。柳宗元在描述时还很注意整个景色是否具有生命力，对其附上很强的生命力。
（四）丰富的情感。
柳宗元对于山水游记散文的描述都是带有必须的感情色彩的，这些景物不但是大自然所赋予的，还是作者在描述的过程中对于景物的一些情感表达。比如《小石潭记》中，“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透过对小石潭的描述，作者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小石潭给人的感受很是凄冷，带有作者主观的感情色彩。由此可见，柳宗元在对山水景色的描述，都是带有自己的一些感受，突出景色的自然美与人文美。
柳宗元在写山水游记的时候，更加的注重主观情感的宣泄。透过对山水景色的描述来表达对人生的感悟以及对人世间的一些愤恨不满，使得山水游记类散文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从文章中能够看到柳宗元的主体思想，能够体现出他的一些高尚情操和民族情怀、审美风格等。
（五）优美的语言。
柳宗元在描述山水游记主张要直白，不要含糊不清。对于语言的描述多是简练，优美而不华靡。比如《小石潭记》中“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读起来朗朗上口，有一种音韵美，在押韵的同时又体现出了文章的起伏变化，使文章很是简洁文雅。
三、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在文学史上的好处。
柳宗元对于山水游记的描述不止与简单的描述山水，还结合了自己的一些主观情感在里面。他写的山水游记既继承了前人描述山水，又结合了自身的写作特点对山水游记进行了改造，在笔法上更加地的细腻。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类散文标志着山水游记类散文已逐渐成熟，使山水游记类散文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里程碑的好处。
结论。
柳宗元在山水游记类散文的描述上虽然整个文章的篇幅比较短小，但是在描述景物上的手法却很细腻。运用了不同的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并且在文章中还有自己的一些主观情感。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在必须程度上，给后人带来了一些借鉴价值，能够更好地去欣赏山水游记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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