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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媒体评价中国篇一
第一届国际科技媒体博览会上，中国代表团受到广泛关注。很多代表在不同场合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中国科技成就斐然，中国科技传播成绩可圈可点。综合来看，与会外国媒体人员对中国科技以及科技传播的看法集中在三个方面。
其一，中国依靠科技推动经济发展。会议代表认为，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撑。中国对科技的重视在经济发展领域取得了很大回报，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是中国发展的重要一步。
其二，中国的科技传播措施令人赞赏。中国2002年推出《科普法》，2006年发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年11月，中国又制订了《大众传媒科技传播能力建设工程实施方案》。这一方案的目标是加大各类媒体科技传播力度，打造科技传播媒体品牌，发挥互联网等的科技传播功能。与会的科技传播工作者们对中国的这些政策措施表示赞赏。
其三，中医是世界科技的一个宝库。很多与会代表与中国代表团代表交流时，多次提到中医。他们一方面关注中医的重要性和科学性，认为中医是世界医学和世界文化的一个宝库，另一方面他们也对中国国内目前关于中医废存的争论感到不解。有的代表说，既然中国政府和科技界的主流以及公众支持中医的理论和实践，为什么个别非专业人士通过网络手段就能引发如此大的争论?这种个别人以极小成本造成大影响的做法，是网络时代的科技传播新特点，非常值得研究。
印度人看中国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海外人眼中的中国
外国媒体评价中国篇二
全球《福布斯》杂志最新全球500强排名里，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中国移动通信公司(香港)被列入，分列第50位、76位和332位。
-美国《财富》杂志2001年7月10日根据各公司去年的销售额公布了全球500家大公司排行榜，其中12家中国公司榜上有名。今年，中国石油公司和中国移动公司成为加入500强的新军，使上榜的中国公司达到12家。
-根据《商业周刊》纽约出版的权威杂志公布的全球前100名最佳科技公司排行榜，中国大陆有两家公司上榜。在排名榜上，大陆最大电脑商联想名列第八;在香港挂牌交易的中国电信排名第21。
-2001年第三期美国《家电》杂志排出了全球前十位家电制造企业，海尔集团作为中国唯一的家电企业入选第九位。
-在《商业周刊》本周公布的全球新兴市场200强中，按市值排名，中国有10家公司上榜，其中中国移动以901亿美元市值居榜首，市值比第二位的台积电大三倍。其他榜上有名的中国企业包括中国联通、中国石油、中海油、中信太平洋、联想控股、中国石化、中国华润、上海实业和中国光大。
-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了“全球十大热门科技股”，联想集团是唯一入选的香港科技股。
-文/陈岚兰
公司世界并非完美，与中世纪或是贵族时代一样，它有着自己难以克服的弊病，将人简化成经济人是其最大的弊病。但是，公司世界的确比单纯依靠宗教或者行政命令的世界具有更多的自由，也能创造出更多的机会，也可能带来更长久的平和，这一点正如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写到的，商人之间不喜欢斗争，而倾向于协商。
像20世纪初的普通公众一样，伯特兰·罗素对于巨型的公司与它的掌管者怀有一种憎恶与迷恋交杂的情感。对于创造了标准石油帝国的洛克菲勒，他评价道：“在现代世界的创造者中，有两位最为杰出的人，洛克菲勒与俾斯麦。他俩一个在经济学上，一个在政治学上驳斥了自由主义的梦想。”在1901年，j·p·摩根与安德鲁·卡内基共同组建世界第一个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时，依旧对商人保持着传统性厌恶的勋爵引用了当时一本叫《生活》的杂志的问答集中的一条——“谁创造了世界?”答案是：“上帝于公元前4004年创造了世界，但j·h·希尔、j·p·摩根与j·d·洛克菲勒改造了世界。”
历史最终证明20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的反托拉斯浪潮是“公司世界”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是公司逐渐形成，由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商业史学家将中世纪的修道院、手工业行会“基尔德”、自治的市镇视作公司的祖先，它们为社区与社会间提供连接。
约瑟夫·熊彼特说，证券交易所是圣盘的蹩脚的替代品。中间阶层推翻贵族阶层的近代革命过程，也正是商业世界取代宗教世界的大胆冒险。在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j·b·萨伊眼中，那些刚刚从手工业主发展成企业家的人，他们的冒险与贪婪是社会的新推动力，他们借以依靠的组织不是贵族阶层，而是企业。他们的前身正是令莎士比亚鄙夷的“威尼斯商人”，聪明的莎士比亚不会考虑，正是贪婪的威尼斯商人与附庸风雅的美第奇家族一起创造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商人们所倡导的自由贸易使得威尼斯几乎享受了两个世纪的繁荣。
19世纪是威尼斯的商业精神复苏并蔓延到整个欧洲与美国的时刻。在美国建国后的相当时间里，公司标志着获得了某种许可的特权。1837年的大法官罗杰·塔尼甚至说：“当私人财产受到神圣的保护时，我们不要忘记社区也有同样的权力。”因为当时的商人喜欢这样说：“尊敬的先生，不是我想这样做，而是我的公司需要这样做。”
新泽西州的州长里昂·阿贝特是公司发展史中一位激进的变革者，他在该州废除了特许证的规定，新条令规定只要交纳一定费用，便可以获得开办公司的权限。到1900年，美国95%的公司是在新泽西州注册的。这项变革在促进了商业发展的同时，也将公司所推崇的商业原则引入了政府——政府为自己提供的服务而收取对应的费用。
政府与公司间的另一个亲密关系发生在兴建全国铁路网的案例中，联邦政府几乎毫无怨言地为铁路公司提供土地、免费的调查，甚至派遣军队协助，在铁路公司对santa clara地区的斗争中，最高法院站在了公司这一边。
但是，当时间到了20世纪初时，公司在公众眼中变成了扩张起来毫无节制的庞然大物，由于缺乏透明性，这种庞大变成了神秘与恐惧。对于公司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的担忧在林肯时期即已出现，林肯担忧：“一个腐败的年代即将到来……财富将被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共和国将被摧毁。”
在洛克菲勒令人生畏的标准石油公司最终被分拆后，公众的情绪开始冷静下来。当亨利·卢斯最终在1930年出版他的《财富》杂志时，年轻的出版商认定大公司的领导人已经是社会的核心，尽管他们依旧不被信任。而1944年，当彼得·德鲁克进入通用汽车公司，这位未来的管理大师相信，大公司将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上世纪50年代，公司组织终于在美国社会赢得了备受尊敬的地位。当阿尔弗雷德·斯隆先生对于艾森豪威尔说“只要对美国有利的，就是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只要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的”时候，没有人怀疑公司已经获得了如同政府、大学、军队、教会同样的尊贵声誉，甚至可能更高。更重要的是，其他一切机构都正在学习公司式的管理方式，他们正在变得公司化。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令人瞠目的全球化运动，将美国式的公司原则推广至全世界。在这场由资本、技术、管理推动的浪潮中，公司的地理界限变得模糊了，它逐渐发展成四海一家式的机构。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原则与公司国际化步骤相得益彰。乐观的全球化支持者相信，公司影响巨大。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登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首席执行官的理念》中甚至认为，首席执行官正在成为世界新的领导者，就如贵族阶级、政府官员曾经的领导地位一样。
而与此同时，公司化也成为其他机构不可逆转的潮流，因为公司治理意味着提高效率、减少浪费。政治观察家说布什时代的白宫是公司化最为明显的美国政府，而布什本人正是1978届的哈佛mba。
外国媒体评价中国篇三
上海的学子们又斩获了第一，在最近公布的有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国际性标准考试——“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对，是“又”，因为2009年的冠军也属于中国上海，于是各国教育界都表示不淡定了，全球各大媒体也议论纷纷。
美媒：忧心忡忡，不忘批评
“勤奋的亚洲学生称霸全球性考试”，《华盛顿邮报》12月5日以此为题总结经合组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测试结果。此次pisa测试共有65个国家及地区的大约51万名15岁学生参加，评估内容分为数学、科学和阅读三项。结果中国上海学生在三项测试中均排名首位。另外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等地的学生也都名列前茅。
但是，让世界媒体广泛热议的并不是上海的这次“第一”，而是这已经是中国上海第二次在这项国际性标准考试中排名第一了，把曾经独占鳌头的芬兰远远甩开，而美国学生甚至在各科考试中都未进入20强，的确是让那些自诩“教育十分先进”的欧美国家大为难堪。
在刚刚公布的2012年pisa报告中，第二次参加测评的上海学生获得数学、科学、阅读素养三个单项的第一和总分第一。在数学方面，上海学生的平均成绩为613分，全球平均分为494，超过了经合组织平均成绩119分，可以说上海中学生的数学成绩高出了经合组织平均标准3个年级。
当201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2009年度pisa测试结果之后，美国《纽约时报》在教育版头条发表了题为《上海的高分震惊教育者》的文章，对于中国上海这匹黑马表示了高度的重视，认为这不仅是一项学术成就，也体现了中国的飞速发展，但也委婉地表示中国学生在课业上花的时间更多而不重视体育锻炼等方面。
而这次的结果公布后，显然，美国人民又失望了，因为上海领先了美国各个州20多名不止，让美国教育界伤透了心。美国教育部长邓肯表示，这种结果描绘出美国“教育停滞的画面”，“这不符合我们希望拥有世界上受教育最好、竞争力最强的劳动者的期望”。美国教育和经济中心主席马克·图克说：“现行的教育改革破产了。”美国教师联合会主席兰迪·温加滕说：“悲哀的是，我们的国家忽视了高分国家的经验，这些国家极为尊重公共教育……”
当然，失望之余美国媒体也将矛头指向了上海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将上海作为样本根本不能反映中国的整体水平。“中国在世界学生评测体系中作弊”，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2月4日以此为题称，中国学生成绩突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排行榜中中国的情况非常独特，中国在榜上跟美国、俄罗斯、德国、澳大利亚等国不一样，并不是作为一个国家出现的。其他国家的评测针对的都是全国学生的表现，但中国内地的评估只涵盖上海市。而上海的教育状况大大优于中国其他地区，此外富裕的上海家长会为学生课外补课花费大量金钱，补课费甚至超出其他地方一名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
英媒：尴尬之余，“替中国反思”
不得不承认，相比西方国家而言，中国学生过得非常辛苦，除日常课程之外，通常还有课外补习和兴趣班，这还是小学生、初中生的配置，到了高中尤其是高三，那就只有睡觉、吃饭和补习这三件事了。中国式的“高压”教育我们自己知道，外媒也是以此大做文章。
英国《泰晤士报》网站12月3日称，日前公布的pisa考试结果显示，中国可能拿出让英国教育官员尴尬的读写成绩和数学分数。但是，中国的孩子和家长知道，这一切都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全国各地的家长都说，孩子受到的压力已经达到超强限度，濒临“病态”。
英国报道称，青少年自杀越来越成为中国“恐怖”教育体制和家长雄心抱负的代价。一个深秋的晚上，“小粽子”从学校回到家。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写作业，而是坐电梯来到17楼，爬到房顶，跳了下去。
英国报道指出，中国经济在发展，但还没发展到创造出足够多的能让雄心勃勃的家长们为子女设想的满意工作。他们唯一合理的反应就是给孩子更大压力。另外还存在一种担心：中国可能几十年都无法建立可靠的社会保障机制。因此，家长都把孩子受到良好教育视为医疗、养老和舒适生活的长远保障。
该报道还引用一位家长所说：“如果我的孩子每天晚上比邻居家的孩子少做20分钟作业，那么梦想就会离我们远那么一点儿。”把这种恐惧植入中国无数家庭的脑海，一场教育的“军备竞赛”由此产生，而中学生就是其中的“步兵”。
报道指出，中国中小学体系的现实常常被国际比较中的数字扭曲。中国学生在计算和读写方面显得出类拔萃。这种死记硬背式学习的更好版本(在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得到西方政客的公开吹捧。然而，其他一些数字却讲述了不那么快乐的故事。英国学者最近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所谓“三分之一的中国儿童因为在学校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患有心理问题。他们常常得到家人的溺爱，却背负着前所未有的期望的重压。”
报道称，北京教育部门“有人”承认，中国已经到达这样的程度，老师的一句责备就足以让像“小粽子”这样的12岁少年陷入“最黑暗的绝望”。
英国《金融时报》则报道称，上海学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评估结果中名列第一，这让其他国家决心汲取其成功经验。但是，中国的教育体制因为过于注重机械学习而在国内受到家长、学生和政府官员的批评。还举例说明：“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出国留学——而且出国年龄有低幼化趋势，以避开他们或家长认为的国内的二流教育。”
不过指责归指责，英国方面还是在第一时间对本国的教育进行反思，毕竟这次公布的测试结果实在不能体现英国的贵族风范：英国没有任何科目进入前20名，数学排名26，阅读排名23，位居中等。
天空电视台援引英国教育大臣戈夫的话说，这项测试结果显示，英国迫切需要进行教学改革。英国广播公司称，测试结果说明，考虑到经济繁荣和教育发展的正比关系，在所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财富差距今后将继续减小。英国学生与上海学生数学能力的差距达到惊人的24%，这种差距就好比英国afc温布尔登足球队与西班牙巴塞罗那足球队之间的差距，几乎是无法弥补的。“传统教育大国”这回是真的着急了，怪不得连英国议会都特别召开议会讨论对策。
欧媒：一边反思，一边指责
“欧洲应该反思”，德国欧洲通讯社5日以此为题说，欧洲学生成绩在下降，甚至北欧国家也大不如前。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对教育的重视不无关系，欧洲到了醒悟的时候了。不过路透社称，欧洲有些国家表现良好，瑞士和荷兰进入前10名，德国和波兰进步明显。
同属欧洲，德国能旁观评论，瑞士和荷兰能小小庆贺一下，但芬兰当真是欲哭无泪了，因为2009年之前一直蝉联冠军的芬兰又没能夺回属于自己的“皇冠”，让芬兰媒体感叹自己不再是“教育仙境”。为此，芬兰教育部不得不在成绩公布的当天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发展芬兰教育”。
西班牙《国家报》走的也是“责难路线”，其报道称：中国人的普遍看法是，他们的教育体制培养出的都是“机器人”，而不是有思想的头脑。上海虹口区的一名中学教师王力(音)说：“教师拥有绝对权威，虽然很多事情都在变，但教育仍然是单向的，那就是我来说，你重复。不允许学生有讨论，这样的方式根本无法激发想象力。或许正因为如此，在中国自然科学学科超过了人文学科占据了中国教育的主导地位。所以我们才有那么多拥有丰富理论知识的学生，他们都具备很高的数学能力，但却缺乏创新能力。”
法国人也毫不留情地指责了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教育体系的缺陷，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社会学家让-弗朗索瓦·萨布雷表示学生们普遍压力过大，因为成绩不理想而自杀的案例有许多。
如果总结一下诸多西方媒体对于此次上海学子pisa考试拿第一事件的关键词，应该就是“震惊”、“失望”和“教育体制有问题”这三点，而国内媒体也无外乎这几个词，因为就事实上来说，人们没有一味兴奋，而反思无论中国学生的成绩有多好，他们终究是不是快乐的?
美国教育历史学者diane ravitch的话倒是很值得中西双方思考：“我们过去总是像考虑运动队那样来考虑学生、老师和学校，我们认为总是有成功者和失败者，因而放任他们的发展。但我们如果换一种方式来思考，把学校认为是家庭那样的单位，每个人都必须得到满足，那么我们就不会考虑什么成功者和失败者，而是会考虑满足每一个学生的需求，使每一个学生的潜能都能够得到发展，使教育更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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