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老子哲学思想论文(案例1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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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老子哲学思想论文(案例1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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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哲学思想论文篇一

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塑造学生干部良好形象的作用

佘国庆(辽宁对外经贸学院,辽宁旅顺116052)

摘要:高校学生干部的良好形象是政治素养、道德品质、服务意识、态度、奉献精神和工作的方式方法等诸多方面的综合体现,具有良好形象的学生干部是高校学生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起到了榜样和模范带头作用、校园文化建设组织者的作用。

关键词:学生干部;形象塑造;学生管理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学生人数急剧增加,给目前学生管理工作带来较大的压力,学生管理人员的短缺与学生人数增多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意见》要求在高校中充分发挥党团组织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而加强学生管理队伍的建设是实现这一要求的重要保证。因此高校在加大专职学生管理干部队伍建设的同时,更需要建设一支形象良好的学生干部队伍,通过学生干部的有效领导、影响以及帮助,带动广大学生形成一股勤奋学习、健康文明、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先进力量。

一、高校学生干部工作总述

(一)目前高校学生干部队伍状况

高校的学生干部是高校学生中的骨干,约占高校学生总数的25%。他们是学校联系学生的桥梁和纽带,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得力助手,是高校良好学风的带头人和繁荣的校园文化的具体组织者。学生干部的鲜明特点是:政治素质过硬、责任心强、谦虚好学、道德品质优秀。但也存在一些普遍问题,具体表现为:对自身认识不足,期望值过高;义气代替原则,是非观念冷漠;自尊心太强,抵抗挫折能力较差;个人表现欲强,缺乏团队精神;功利思想严重,缺乏奉献精神;学习与工作的关系处理不当;工作进程不透明,缺乏公正公平等。

(二)工作内容

学生干部工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括计划、组织、控制和反馈等环节。这些环节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学生干部工作的有机循环系统。社会化和项目化,是近年来兴起的学生干部工作的现代化运作模式。学生干部工作社会化运作,是为了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并实现一定的工作目标,学生干部组织逐渐跳出围墙,依靠、动员社会资源壮大自身的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的模式。学生干部工作项目化运作,是指学生干部组织为了完成特定目标,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通过有效的计划、组织、协调、控制,充分利用和整合现有的资源的运作模式。学生干部工作项目化,应努力打造精品项目。学生干部应掌握工作方法和艺术,在继承和荡涤传统方法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互联网、手机短信等现代科技和通讯手段,不断创新工作载体和工作方法。

(三)学生干部工作的一般流程

学生干部工作如同其他的管理工作一样,是一个由各环节和步骤组成的连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包括计划、组织、控制、反馈等具体环节。这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一个有序而完整的学生干部工作系统。

1.计划

计划是学生干部对未来一段时期工作的预先安排,它拟定了具体内容和步骤,确定了目标,明确了意义,并为工作的实施安排具体的人员、地点、时间,提供具体的方式和手段。计划在整个学生干部工作中占据统领地位,既是学生干部工作的起点,又是做好后面工作的基础。

2.学生干部工作类型

从不同的角度,学生干部工作计划可以分为不同类型。学生干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选择制定不同的计划(详见表)。

3.学生干部工作计划的制定

(1)调查研究,确定目标;

(2)集思广益,提出草案;

(3)充分斟酌,确定计划。

二、形象塑造

高校学生干部是高校大学生中的优秀代表和骨干力量。提高高校学生干部政治素质是实现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实施人才战略的重要保障,也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化的客观要求。

但当下,受某些不良社会风气影响,在高校的一些学生组织和班级里,学生干部群体存在着“等级观念”渐浓、“官僚作风”渐重的不良趋势。

(一)大学学生干部素养

素养,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这样解释:指的是人们平日的修养,在学校管理学中,人的素养,主要指向的是人通过后天修习或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涵养特性,强调在先天基础上人在后天环境下的改变和塑造,是人的社会化表现。那么,作为大学的学生干部群体,他们所应该具备的素养我们从宏观、中观、微观,即大学、工作岗位、学生这三个方面来谈谈学生干部应具备的素养。

(二)大学对学生干部的要求

1.思想政治素养

随着市场化、信息化的来临,社会利益正在发生着不断的调整与重组,新旧文化冲突不断,新事物、新现象、新问题也不断出现,这也冲击着大学生们的价值观、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的形成。高校学生干部作为学校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必须要“打铁先要自身硬”,做到身正为范。这就要求学生干部应该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和谐社会的相关知识,关心时政,提高辨别是非、识别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潮的能力。

2.道德修养

古语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学生干部的魅力来自于个人的内在修养和道德品质。一个人没有知识可以在社会上生存,与其他人可以和睦相处,甚至一样可以得到别人的敬重,但是“失德”则是万万不可的。学生干部要严于律己,使自己养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行人”。

(三)学生干部自身的要求

1“。有点精神”

“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这种旨趣,要求我们的学生,特别是学生干部要具有一定的思想道德觉悟,这包括过硬的思想政治素养和较高的道德品质。

2“。有点艺术”

首先是沟通的语言艺术,包括说话的方式、语气、表情等等。预期效果是既将通知传达给同学,又使得老师以及自身在同学中树立起一种平易、低调的形象。过于张扬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由此便是抵触情绪,低调不是要求学生干部在所有场合都压制自己,在活动中学生干部还是要积极活跃的。站在学生干部这个高度上就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充分展示能力的同时还要取得同学的认可。

其次,在工作上要讲求技巧。在尊重师长,尊重他人的基础上,要有自己的想法,有一定的创造力,学会谦让和必要的退步,让一步不代表怯懦,反而有时候给人留下懂事理、有内涵的印象。鉴于位置特殊,学生干部应时刻提醒自己要在适场合适当展示自己。

3“。有点知识”

“大学,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作为各种思想观点、各种理论研究的融合、撞击和集散之地,处处闪烁着知识的星火。立足于这种氛围,学生干部要明确自己的首要角色和首要任务,即学生和学习。就目前来看,学习成绩已经成为部分学生干部工作和发展中的“瓶颈”,成了学生干部在同学中没有威信的软肋。

学生干部先是学生后是干部,学生的天职就是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学生干部最忌讳就是本末倒置,即使工作做得再优秀,学习跟不上,就很难在学生中间树立起学生干部的形象,毕竟,大家认同的学生干部是学生中的佼佼者,有的甚至要求不管在哪方面都优秀,都是学生中的表率。基于此种认识,学生干部应树立正确的学习动机,在专业和课外学习研究中真正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4“。有点目标”

学生干部在职期间是为同学服务,可是也要知道自己也是一名普通学生,要学习、要生活而且比其他人更忙碌更奔波。那么学生干部对自身而言首先就应该有一定的目标,包括自己近期的目标、大学四年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未来的人生目标。茫茫然在学校度过大学时光,抱着走一步算一步的心态,就是对自己严重的不负责任。学生工作的最大乐趣应该是我们学生干部在工作的同时,能够找到自身发展的需求,了解自身的优势特点,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更好地规划好未来人生的职业生涯,或者开发出自身的一些潜能。

只要学校这种教育场所存在,只要学生这个群体存在,学生干部素养的培养和提升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三、总结

在大学中一定要处理好学习与工作、与普通学生、与学生同事及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学生干部既是学生,又不同于学生。因此,在高校学生管理中要充分营造好学生干部的形象。

老子哲学思想论文篇二

摘要:

当前,诸多高校内部的学生管理工作模式和方法普遍都过于老化,取得的管理效果不但难以满足学生们综合发展的要求,且从诸多方面都限制了学生们个人能力的提高。为了进一步促进高校中学生管理工作水平的提高,需要通过融入传统老子哲学中的精髓部分,并结合多年的高校管理经验,深入探索老子哲学思想在高校管理中的运用,对提高当前高校学生管理水平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高校学生管理;老子哲学;运用

随着社会教育的日益普及,无论是当前高校的招生数量,还是高校本身的数量、质量都在不断提升,其实这也在无形之中给目前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诸多的困难和挑战。一般来说,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主要会涉及到学生的思想心理、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就业等诸多方面。如果高校对学生管理的过程中,出现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行政方法,就很有可能会造成高校学生自杀、校园暴力等诸多问题[1]。因此,改善旧有的高校管理制度刻不容缓,我们通过将传统的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部分融入到高校的具体管理过程中,以此希望进一步提升高校学生管理的工作水平,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老子哲学思想中的核心观点

道可道,非常道,明可明,非常明。凡是之,皆可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尚在贵柔,以人为本,即是非常之治[2]。这便是传统老子哲学思想中的最为核心部分。

(一)无为而治与顺其自然什么是道?什么是无为而治?这其实都是道家哲学中非常重要的管理思想。道,是世间万物原本就存在的东西,它是客观的不会因为你的认知而发生任何改变,这是高校管理者必须明白的重要一点,即一切管理的问题和实际解决的方法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并不能忽视它的存在,而应该积极将它找出来。无为而治,讲究的是管理顺其自然,无为之道即遵从客观的规律对学生进行管理,并循序渐进,在潜移默化中解决问题,提高学生的个人素养。同时,无为也并不需要有专人作为管理者对凡事都事必躬亲,反而他们需要的是利用自身的管理者角色,促进其他被管理的人实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目的。顺其自然,即尊崇道法自然,道是“天下之母”,万物之根。“道可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3]尽管多数时候道法是看不见的,但它客观存在,顺其自然,无论是管理还是对待学生的个人问题方面,高校管理者们一定要明确世间万物都有其自己的道,如果一味强加自己的道在学生的身上,那就破坏了学生们的个人发展之道。所以,万事万物都要顺其自然,让它们自然发展而不加以干涉。

(二)尚在贵柔和以人为本柔,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不要小看自然道法中的柔,它有时候可以战胜一切问题,成就非凡之道。尚在贵柔,重视道法中的柔性一面。正所谓祸福相依,事物的两面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学生在接受学校的管理时,这两种态度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在转化的过程中,如何将不好的一面转化为好的一面,即将刚性叛逆的一面变为柔性的一面,这还需要高校管理者从多方面改善自己的管理方法。此外还应做到以人为本,真正考虑到高校学生们的内心需求,使管理的方法能够被他们接受。在老子的哲学思想中,以人为本,包括人的尊重和人的本性,老子曾提过,道大,天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可以这么说,人其实也是天地万物道之中的一员,“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用道来培养人,以德来涵养人。以人为本,尊重每个人的本性,用道德激励的方法促进他们对自身不良行为的改善。所以,高校管理者一定要在学生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真正做到尊重和重视学生,这样我们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二、现阶段高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管理目标、内容单一,管理制度缺乏合理的规范当前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都过于注重一些实际事务的管理,且管理工作多数时候只停留在“管好学生”、“管住学生”的目标层次上,并没有实际将管理重点向学生的其他综合能力方面进行转移,只重视分数,忽略了德、智、体、美方面的全面发展;在管理的内容上,多数高校都过多地注重思想道德教育、学风作风建设,缺乏与实际的联系性,各种管理工作内容停留在传统的说教层面,这其实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加重学生们的抵触和厌烦情绪,甚至到后期会出现学生越来越难管的问题;在管理制度上,还必须通过相应的规范制度进行约束[4]。但近几年来,一些高校的.学生管理部门居然出现了一些不良的行为,比如在没有任何法律法规依据的情况下对大学生们的宿舍内部进行摄像头的安装,并扣留拖欠学费学生的毕业证、扣发受处分学生的学位证等。这些行为其实都严重损害了大学生们的利益和自身权益,这是学校在学生管理方面上的一个非常大的疏忽和漏洞。

(二)管理者自身水平不高,管理的方式缺乏激励性、过于硬性当前我国高校学生管理者的水平普遍不高,虽然数量上基本可以满足要求,但相关管理人员的素质还有待提升。尤为甚者,高校管理团队的构建上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很多高校都将主要的人员力量放在了教学和科研上,但在整体的管理方面投入不大。从管理的方式上看,不少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还缺乏科学、合理、激励性的规范和系统的激励考核机制。在很多时候,管理工作过于强调统一性、规范化,这些管理方式就会太过硬性,不但会扼杀学生的个性发展机会,还会促使学生在接受管理时,主观因素过强,反对管理。人天生都是喜欢被激励的,且物质激烈的效果远远小于精神道德激励,如果学生长期处于一种硬性制度的管理下,学生的个性和潜能的发展空间就会变得很小,所以硬性的管理制度是非常难以培养出人格健全并具有创新思维的复合型人才的。

三、高校管理中运用老子哲学思想的若干建议

(一)丰富管理内容,制定正确的目标

观念都是行动的先导,高校管理中在融入老子哲学的过程中,可以从顺其自然的方面完善管理目标和内容,毕竟道法自然讲究的是顺应天理,所以高校管理者一定要遵守客观事实和相关规律进行学生管理工作。至于在管理目标的具体确定方面,高校管理者应从整体出发,树立起长远的战略观,跳出狭小的管理圈内,高屋建瓶地从战略上预测、谋划和统筹高校工作的各个方面,从而制定出正确的目标。内容的明确完善,要立足于完整的系统观,只有摒弃单一的、片面孤立的、封闭的旧观念,才能树立起综合全面的、联系开放的新观念,管理工作的具体管理范围要充分考虑到学生,这样管理工作才会具有针对性。

(二)合理的制度进行约束管理

制度规范的合理性必须与学校的实际情况相互匹配,在落实教学第一性原则的同时,也要紧紧围绕着管理工作的目标和核心内容制定好相关的制度规范,保证每个管理岗位的权利与职责得到有效落实,从而进一步实现管理工作的可操作性、可控制性。高校内部的管理问题,大都集中在权利范围内的“内部轨道”上。这些轨道就像渠道一样,教职员工的才干、能力就像水,水通过渠道流向终点,去灌溉高校发展的最终目的,产出高质量的人才产品。因此,合理的规范进行约束,明确好权利和管理的实际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靠制度还不行,还需要情感性的、思想性的一些管理手段才行,这样才能进一步加强学生管理工作的有效性。

(三)管理者不断提升管理水平

2、管理者还必须保证自己在管理时,拥有足够的胸襟,毕竟实际工作的开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所谓祸福相依,管理的结果谁都无法准确预料;最后,应具有宽广的胸襟,开明豁达。与此同时,善用他人长处,包容他人短处。当然,提升高校管理者工作水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见方法就是要改变他们不务实的工作态度,因为“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有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份管理工作,才能取得理想的管理效果。

(四)采用柔性、激励的管理方式

高校管理者应该选择具有柔性、充满道德激励的管理方式开展管理工作。所谓柔性,其实应该是在“不争”上面多下功夫,不过多地去注重学校发展的硬性要求,从软实力方面出发为学生多做考虑,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衡量和检验标准,不竞争、盲目地去开展管理工作。同时,学校也应该针对社会的多元需求、学生的多元要求去认清自己的位置,采用符合自己特色的管理方式[5]。因此,高校在进行学生管理的过程中,可以适当融入柔性的管理要素,这样就会使得非常硬性化的管理方式变得让人接受,弱胜过强,柔胜过刚。任何事物,如果能激励得当,那么无论是对管理工作的开展效果,还是对于被管理的人来说,好处都是远远大于坏处的。四、结束语总而言之,对于现阶段的高校管理教学工作的实际开展,我们除了将一些核心的老子哲学思想要素融入进去,还应该结合实际存在的各种问题,采用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来保障高校学生管理目标的实现。当然,这并不是容易的,反而它在实际的管理运用探索道路上困难重重,所以作为高校的学生管理者,不妨大胆地汲取老子管理思想的积极因素与合理成分,完善与弥补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不足之处,从而不断增强高校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参考文献

[2]李玮、老子哲学与高校管理现代化[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18(4)、

[3]陈晓翔、高校管理中的“无为而治”[j]、管理学家,2013(17)、

老子哲学思想论文篇三

2.当我们爱别人的时候,生活是美好快乐的。——列夫·托尔斯泰

3.在快乐时,朋友会认识我们;在患难时,我们会认识朋友。——柯林斯

4.家庭和睦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歌德

5.没有人能比笑得过多的人更感到深切的悲衰。——里克特

6.一个人成为他自己了,那就是达到了快乐的顶点。——德西得乌·伊拉斯谟

7.快乐就像香水,不是泼在别人身上,而是洒在自己身上。——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8.所谓快乐,是指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伊壁鸠鲁

9.悲伤可以自行料理,快乐的滋味如果要充分体会,就需要有人分享才行。——马克吐温

11.生命如流水,只有在他的急流与奔向前去的时候,才美丽,才有意义。——张闻天

12.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庄子

13.你热爱生命吗?那么别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构成生命的材料。——富兰克林

14.生命,那是自然会给人类去雕琢的宝石。——诺贝尔

老子哲学思想论文篇四

商老先生教授三年,来向老夫人辞行道:“老夫识浅,聃儿思敏,三年而老夫之学授?今来辞行,非老夫教授无终也,非聃儿学之不勤也。实乃老夫之学有尽。聃儿求之无穷,以有尽供无穷,不亦困乎?聃儿,志远图宏之童也;相邑,偏僻闭塞之地也。若欲剔璞而为玉,需入周都而求深造。

周都,典籍如海,贤士如云,天下之圣地也,非入其内而难以成大器。“老夫人闻听此言,心中犯难:一乃聃儿年方十三,宋都尚且难返,去周都岂不如登九天?二乃老氏只留此根,怎放心他孤身独行?正犹豫不知怎么回答,不料先生已猜知其为难处。

忙说:“以实相告,老夫师兄为周太学博士,学识渊博,心胸旷达,爱才敬贤,以树人为生,以助贤为乐,以荐贤为任。家养神童数位,皆由民间选来。不要衣食供给,待之如亲生子女。博士闻老夫言,知聃儿好学善思,聪慧超常,久愿一见。

近日有家仆数人路经此地,特致书老夫,意欲带聃儿去周。此乃千载难逢之良机,务望珍惜!”老夫人听后,不禁悲喜交集。喜先生保荐,使聃儿有缘入周,登龙门有路;悲母子分别,何日能见?思至此,好似聃儿已在千里之外,不觉心酸难抑,潸然泪下。

老聃扑人母亲怀中,泣言道:“母亲勿须伤心,聃儿决不负老师厚望,待我业成功就,定然早日来接母亲!”说罢,母子二人相抱而泣。哭之良久,母子二人转而为喜,拜谢先生举荐之恩。三天后,全家与商老先生送老聃至五里之外。老聃一一跪拜,上马随博士家仆西行而去。

老夫人遥望聃儿身影远去,方才郁郁入车,闷闷返回。”老聃入周,拜见博士,入太学,天文、地理、人伦,无所不学,《诗》《书》《易》《历》《礼》《乐》无所不览,文物、典章、史书无所不习,三年而大有长进。博士又荐其入守藏室为吏。守藏室是周朝典籍收藏之所。

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书,汗牛充栋,无所不有。老聃处其中,如蛟龙游入大海,海阔凭龙跃;如雄鹰展翅蓝天,天高任鸟飞。老聃如饥似渴,博览泛观,渐臻佳境,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旨,三年后又迁任守藏室史,名闻遐迩,声播海内。

老子哲学思想论文篇五

道教的理论体系吸收了老子的道家学说,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后经庄子发扬光大,所以作为道教的理论起源之一,老子被尊奉为道祖“太上老君”,是为大道之源。

张道陵开创道教的时候,吸收了老子著作的《道德经》经上篇道经,所以张道陵创建正一盟威道时,借用老子的名声,宣称老子为太上老君,自己被太上老君“授以三天正法,命为天师”。

《道德经》的原名书名为《老子》,张道陵神化老子在道教的地位之时,还一并将《老子》改名《道德真经》,作为道教理论的第一宝典。随着道教的蓬勃发展,影响力日益扩大,老子在道教的地位也一步步稳固神化。

《列仙传》中开始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把老子列为神仙。东汉文人王阜撰写了《老子圣母碑》,更是把老子视为天地初生时的天生神灵,把老子说成道的化身,有老子合道之说。这也为后来的道教创始说提供了基础理论。

汉朝的汉桓帝开创了祭祀老子的传统,从官方层面把老子神化,老子开始成为万仙之祖。唐朝皇帝敕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此后历朝继承追封,宋朝时皇帝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老子在道教的正式神号为“太上老君”,也有称作“混元皇帝”的,尊为道德天尊为道教三清道祖之首。

老子虽然创立了道家学说,但是道教的创始人不是老子,道教的祖师是东汉时期人张道陵。老子作为道教理论的起源创始人,而被道教尊奉为太上老君,道教三清道祖之首的道德天尊。

老子哲学思想论文篇六

1天下的人都知道以美为美,这就是丑了。都知道以善为善,这就是恶了。

2有和无是相互依存的,难和易是相互促成的,长和短互为比较,高和下互为方向,声响和回音相呼应,前边与后边相伴随。

3所以,圣人从事的事业,是排除一切人为努力的事业;圣人施行的教化,是超乎一切言语之外的教化。他兴起万物却不自以为大,生养而不据为己有,施予而不自恃其能,成了也不自居其功。他不自居其功,其功却永恒不灭。

老子哲学思想论文篇七

[1]很多人用"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一句,证明老子用"道"来否定上帝,破了古代的宗教迷信。这种解释不确切。这句话里的"帝",显然并不是今日所言上帝。有人说老子原文的"象帝"就是上帝,这是不对的。"象"就是象,是"形象"的意思,不是"上"的借用。因为老子常将"上"字用于"上天、上德、上士"等等,显然老子并非不懂"上"字的用法,也并非不能使用"上帝"一词。老子不用"上帝"一词,显然是因为这个"帝"不是至高无上的,不配使用"上"字作定语。因为唯有老子的"道",才与今日所言"上帝"之无限、永恒、自在的内涵相一致。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之五"《老子》中的神与帝";。

老子哲学思想论文篇八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为干好一切工作提供了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在班级管理工作中,也要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提高班级管理的科学性,克服盲目性和经验化。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指事物自身以及事物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告诉人们,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并贯串于事物发展的始终。即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通俗地说,就是任何事物都包含着两个方面,都有两点,因此,必须坚持两分法、两点论,全面地看待问题。

在班级管理工作中,也存在着两个方面,即学习和常规,两者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首先,学习和常规管理相互促进,相互依赖。抓好常规,可以为学习创造良好的环境。比如,课堂和自习纪律,午晚休,教室和宿舍卫生,等等方面,管理好了,就为学习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反过来,一个班级学习风气好了,学生精力、注意力用在学习上了,常规的一些方面自然而然也会好起来。比如,课堂和自习纪律、午晚休。其次,学习和常规也存在对立的一面。比如,打扫卫生,一方面为学习创造了整洁的环境,但是客观上总是要花费学生一些时间的。但反过来,就是不打扫卫生,学生也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学习,并且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

明确了学习和常规管理之间的关系,就要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点,坚持适度原则,把握好常规管理的“度”。做到学习和常规的有机统一,相互促进,避免两者的对立,也不能偏废任何一个方面。如果把这个道理给学生讲通,学生思想上很容易接受。在此基础上,再加上班主任适当的督促及同学之间的相互提醒和监督,自习纪律、两操、教室和宿舍卫生、午晚休等常规管理工作就会好管得多,也定会有大的改善。常规的`井然有序,反过来会促进学生的学习,形成学习和常规管理的良性循环。

唯物辨证法认为:在复杂事物中,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矛盾,其中有一个矛盾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叫做主要矛盾;其他不占支配地位、不起决定作用的矛盾,是次要矛盾。这就要求处理复杂事情时,首先要抓住主要矛盾,这样才有利于事情的解决。要搞好班级管理工作,就必须准确定位班主任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自己工作的重点是什么,不能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更不能平均用力,眉毛胡子一把抓。

这就要求班主任工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明确自己该做什么,该管什么,哪些事情可由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避免保姆式的一切都管和“大撒把”两种极端。要正确对待学生的错误,从学生的身心特点来看,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并且学生犯错误大多由于认识问题,而非品质问题,要给学生改正错误的机会,帮助学生自我教育。这样既省劲,又有好的效果。培养好的学风、班风,是班主任的根本任务,班主任必须抓住这个工作重点。

老子哲学思想论文篇九

内心虚化到极点,持守安静到纯一。我就能在万物的篷蓬勃勃中,看出其来龙去脉。

万物纷纭百态,都复归其本根。回到本根就叫平静安息。平静安息便是复归了真生命。复归了真生命便是永恒。认识永恒便是光明。不认识永恒,就会任意妄为,后果凶险。

认识了永恒,就能万事包容。万事包容,就能公义坦荡。公义坦荡,则为完全人。完全人,则与天同。与天同,就归入道了。归入道,可就长久了,即使肉身消失,依然平安无恙。

老子哲学思想论文篇十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译文】

取道于寻常可取之道,其道非恒久之道;取名于寻常可取之名,其名非恒久之名。取名于无名,就好比天地未判之初始;取名于有名,乃是万物化生之根本。所以,通常要无所趋求,以便观想那无以名状的微妙;时常又要有所趋求,以便观想那成名化物的极限。这两方面是同一行为体的不同显现,同样深及于行为体的幽深内殿。在这同样深及幽深的两者之间作不断深入的循环运行,就是一切行为运作的微妙法门。

老子哲学思想论文篇十一

方以智(1611~1671)

明末清初思想家、政治家。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龙眠愚者、泽园主人、浮山愚者、宓山子、鹿起山人、愚者、江北读书人等。桐城(在今安徽)人。少时参加复社活动,与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并称明季四公子。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授检讨。值父湖广巡抚方孔遭杨嗣昌嫉劾,下诏狱,乃膝行沙,苦诉得解。次年任工部观政,十五年又为定王讲官。十七年,李自成入北京,以智哭临殡宫,至东华门被执,受刑得不死,寻逃脱。南明时流离岭表,改名吴石公,卖药市中。顺治三年(1646),桂王朱由榔称帝于肇庆,有推戴功,擢中允,以瞿式耜荐,由翰林学士充经筵讲官,次年从桂王去梧州,拜礼部侍郎、东闽大学士入阁,旋挂冠离去。漂泊岭南,至平乐为清军所执,不屈。听其为僧,乃更名大智,字无可、药地、浮庐,别号弘智、药游老人、浮度愚者、极丸学人等。康熙十年(1671)赴吉安时卒。

方以智为复社领袖之一,毕生以气节、学问自许。其学博涉多通,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自负要把古今中外的知识熔于一炉,发明千古不决的道理,所著《东西均》中提出“一而二,二而一”的命题,概括事务的矛盾和矛盾运动,既指出:“尽天地古今皆二”、“相应者皆极相反”,又强调“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认为事物都是“相相胜而相成”,体现出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的观点。他还主张“未有天地,先有琉璃;人一琉璃也,物物一琉璃也”。的唯物主义思想,打破神学的创世说。他又在《物理小说》中提出“天恒动,人生恒互动,皆火之为也”,表明其宇宙观的基本观点是火的一元论。但他的思想中也隐藏有循环论,还不能脱出保守的自然科学体系,因而难于跳出形而上学的“时中”论的束缚。尽管目前学术界对其评价不一,但他仍不失为明清之际的一位有进步社会思想和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家。著述甚丰,主要有《东西均》、《博依集》、《浮山文集》、《通雅》、《四韵定本》、《物理小识》、《方子流寓草》等。

老子哲学思想论文篇十二

持续增值获利是企业之本,是以企业的任何经营活动都应该围绕一个“赢”字,包括寻找策划服务公司,企业为什么找策划公司,其目的只有一个――赢利。营销策划公司作为服务类公司,其最大的价值体现是帮助企业“持续赢利”。

那么,营销策划公司如何帮助企业获得持续“赢利”呢,在此特摘录《华夏酒报》对北京方德智业营销咨询公司(以下简称“方德智业”)的一段采访。

一、想“赢”,首先控制“亡”

“赢”字上面是一个“亡”,企业要获得发展,首先就是要控制“亡”。方德智业服务过很多中小企业,对于此类企业,他们首要的策划是帮助企业度过难关,远离死亡,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然后才能求发展。让中小企业活下来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河北味道府酒业有限公司立足本地精耕细作,在一两个县城成就几千万销售业绩,同样活得精彩。

二、学以致用的“营销”更重要

目前,国内更多的中小企业还不太会科学地应用“营销”,还在错误地认为“打广告就是营销”。电视广告、户外广告、售点广告,乱七八糟,浪费了很多的钱,其实都是“赔钱赚吆喝”,这样的做法不是“赢利之道”,而是“亡命之路”。

方德智业一直告诫企业,要谨记“赢”字中间一个“口”,出言必行,言行一致,营销和广告一个都不能少,两者要统一策划才能让“赢利”最大化。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才能“花一分钱做两件事”。方德智业在为陕西太白酒服务期间,从“大手笔”商标购买到明星代言都是低成本策划,在陕西糖酒会投入四百万,获得的是近亿元的市场效益。

营销策划强的公司,必须倾向于“以赢利为中心”的营销设计。中小企业更需要营销,而非广告,他们需要的是以渠道制胜、区域精耕、带队伍打天下的营销策划。

三、营销,一切都要为“钱”着想

既然企业找策划公司是为了“赢利”,那么策划公司就应该一切围绕“钱”着想,

营销策划公司不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让企业“去花钱”,而是要帮助企业“省钱”,“花小钱办大事”,“挣大钱”,“持续赢利”。方德智业认为这是策划公司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素养。

大家都知道“赢”字中间一个“贝”,“贝”就是钱的意思,增值获利是企业之本。方德智业在为河南月山啤酒集团做营销策划的过程中,首先强化的就是企业的“赚钱的欲望”,告诫企业“不赚钱的事情不做”,杜绝“乱花钱”,集中精力,专注为“挣大钱”而努力谋划。

四、策划,需要有一颗平凡心

随着策划行业的兴起,很多企业已经备受“洗礼”后,开始用“有色眼镜”来看待策划公司,企业的“防忽悠”能力也在增强。

从事策划需要有一颗平凡心。策划公司不能依靠“傍大款”成名,而是要踏踏实实立足专业,强化自身服务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赢得客户的信任。对于策划公司来说,客户的信任大于一切。当然,企业找策划,也需要一颗平凡心,随意贬低任何有价值的事物都是欠缺考虑的。

“赢”字最后一笔是个“凡”字,我们都需要有一颗平凡心,不论遭遇多少失败,都能站起来,为事业拼搏,为赢利奋斗,为相互的信任而不断前进。

五、智业公司必须“以企业赢利为中心”

策划公司靠的是智慧,不是办公室规模。智慧是策划公司最大的优势,规模往往是一种陷阱。什么都能做的策划公司,跟包治百病的药品一样。

专业是用来赢利的,不是用来吹牛的。虚荣心太强的策划公司往往缺少一定的耐心。浮躁会酝酿冲动,冲动是魔鬼,魔鬼的心态会伤害企业。从事咨询行业需要一颗平凡心,务实一些会更负责,也往往会更有效。

很显然,方德智业是一个“以企业赢利为中心”的智业公司。他们更注重实战营销策划,习惯实实在在的从企业实际出发,把“智慧和实战武装到牙齿”。因为更多的企业需要的是务实、高效的“实战营销策划”,是一切以“赢利”为目的和导向的策划服务。

老子哲学思想论文篇十三

一、引言

荀子是战国末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在先秦时代,他的语言思想是公认最为系统的语言观,对诸多语言哲学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名实之辩”体现的语言本质上是一种人为的约定;又如他的“正名”思想,继承了孔子“礼”的思想,认为语言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样国家才能在思想和制度上得到同意;而“方言雅言”的观点为职业交际英语存在提供了理论支持。本文认为,荀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较为直接的触及语言规范性和标准化的思想家,是语言规范领域的先驱者。

二、荀子的语言哲学思想

(一)“名实之辩”

在古代,一些宗教信仰者由于不理解语言和语言所代表物体之间的关系,认为对人的名字和生辰八字进行诅咒会对人的本体产生伤害。先秦诸子都对这一现象作出不同的解释,老子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名”只是一种符号,是我们对客观事物“实”的定义,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墨子曰:“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藕,合也”。但由于各家之言不同,最后产生了“白马非马”的诡辩论,文学界对语言本质的论断一片混乱。

(二)“明贵贱,别异同”

荀子的思想中,“名分观”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出生背景的影响,战国末期正是秦统一中国前由分裂走向统一十分关键的`时期,不仅仅体现在领土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思想力量的分化与重组。

(三)方言雅言

荀子出生于赵国,之后又在多个国家游历。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从发音和用词几个方面感受到了各地语言的不同。他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又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

三、“新英语”与“标准英语”的争论

(一)有关“标准英语”(standardengiish)简述

从古英语到中古英语,再到15世纪后成型的现代英语,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英语,经历了十分漫长的过程,已经逐渐成熟。然而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士中,发音和用词皆不相同。20世纪以前,人们通常把英国本土皇室、贵族以及高等学府等统治阶级中受到良好教育人士的口音作为标准英语的模板,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标准英语就是英国本土上层人士所持有的发音和用词。由于英国阶级分化严重,标准英语作为身份的象征一度成为人们效仿的标准。

(二)“新英语”崛起的社会文化意义

1985年,“新英语”在理论上取得突破性发展,主要体现于kach。的三个同心圈理论。他将英语分成内圈(innercirleenglish),外圈(outercirleenglish)和扩展圈(expendingcircleenglish)。他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归为内圈英语,而除了内圈英语的,以英语为第二语言或是官方语言的国家为内圈外范围,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就是我们所说的“新英语”。

(三)荀子的语言学思想与“新英语”

“散名之加于万物者,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因之而为通。”(《正名》荀子将夏言作为标准汉语,他认为夏言是当时使用范围相对广泛的口音。在这个层面上,他比“标准英语”的定义标准更为先进,考虑到了使用的广泛性,而不只是阶级性。荀子的“方言雅言”说,对应现代英语的“河口英语”和“新英语”,也就是内圈英语和内圈外英语。他对“方言”采取一种宽容和共融的态度,而作为标准口音的夏言认为是国家统一的助力,有利于民族间交流和经济发展。荀子的见解为我们对待标准英语和新英语提供了良好的榜样。

四、“新英语”教学

(一)“新英语”教学的必要性和实用性

通过与温州大学英语专业和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的交流,作者了解到有六成以上的学生的从业方向是经济和外贸方向,包括眼镜、纺织、皮具、服装、厨卫、旅游、机床以及口译等等。

(二)“新英语”教学策略

(1)多元化教学模式

jenkins在kachru“三个同心圈”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在扩展圈国家英语并不是日常生活交流的工具,英语是作为一种对外交流的通用语的存在(elf),主要用于国际会议或商务交流。

多元化教学模式要根据学习者和学习环境的不同而变化。但我们必须明确“新英语”变体造成交流障碍的语言特征,并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时刻关注学习者的特征,适时教授交际策略。这对教师和学习者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积极进行“新英语”教师团队建设

“新英语”是语言标准多元化的代表,包含着不同英语的地域变体。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语言学习者的语言可通度,既包括自己语言的可被接受度,又包括对不同英语变体的可理解性。在这样的要求下,作者认为母语教师和非母语教师结合,组成教师团队对学习者了解和增强“新英语”的不同变体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英语专业中口语课程都大量运用母语教师,而学习者们也常常以口音标准度去衡量教师的素质。但母语教师与非母语教师的合作常常有很大脱节。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荀子语言本质说、语言功能说以及语言标准观的解释,阐明了语言来源于社会,是“名”与“实”之间人为的联系,语言能够维护民族团结,并且语言的统一能带来强大的经济和文化效益。从经济角度来说,大学商务英语专业培养能适应职场生活的学生,在我国与东盟、日本、韩国等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外语的国家贸易交流日益紧密,不管是在展会中或者是经济对话中,了解对方英语的方言和口音规律对增进互利都是大有帮助的。

老子哲学思想论文篇十四

摘要:《东西均》是方以智的哲学代表作,形成了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并具有完整性、集大成倾向和鲜明的经世色彩。《东西均》代表着方以智哲学思想的最高成就,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高度总结,对中国近代思想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关键词:方以智;《东西均》;哲学思想体系

方以智是明末清初“百科全书”式的大思想家,他不仅精于各种“质测”之学,更是一位曾被历史一时埋没的大哲学家。成书于清顺治九年、南明永利六年(1652)的《东西均》,凡28篇10万文字,是方以智思想成熟时期的一部重要的“通几”之作。《东西均》“博采三教,烹庖百子,用典晦涩,陈义玄奥”[1],系统表达了方以智的哲学思想。《东西均》哲学思想有着鲜明的特征,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东西均》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一)完整的逻辑体系

方以智不是一个专门的哲学家,没有像黑格尔那样有意识地建立庞大而精密的哲学思想体系。他只是有感于当时人们拘泥于儒释道各家学说之“小均”、“独均”,而期望杂糅百家,明证“全均”之所在。

但方以智无意间却完成了建立哲学思想体系的任务。《东西均》内容既涉及本体论,也论及认识论;既有作者独到的世界观,也试图给世人提供应对世界的根本方法。侯外庐先生早年在论及《东西均》一书时,明确指出:“它是一部集中的、有体系的哲学著作。”[2]《东西均·所以》篇专门正面论述了世界的本原问题。在早期,方以智是一位典型的气论拥护者。

但在《东西均·所以》中,方以智认为,心也,气也,理也,皆非世界的本原,“名殊而实本一”,它们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所以”。心有所以心,气有所以气,理有所以理,“所以心”,“所以气”,“所以理”,方是世界的唯一究竟。而“所以者,先天地万物,后天地万物,而与天地万物烟熅(氤氲)不分者也”(《东西均·所以》),“所以”看不到,摸不着,但创生天地万物,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处处寓存,永不灭息。

方以智用“尽天地古今皆二”和“公因即在反因中”来描述世界的状态。方以智积极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矛盾观,提出了“尽天地古今皆二”的命题,深刻揭示了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在《东西均·开章》中,方以智说明了“东”、“西”的含义,“古呼物为东西,至今犹然。……道亦物也,物亦道也”。

《东西均》28篇中,大部分篇名都是以“对待”形式出现的,本身都包含着作者赋予的“一分为二”的深刻思想。在揭示了“尽天地古今皆二”后,方以智又认为万物在“二”的基础上同时实现新的统一。方以智解释“东”、“西”含义的同时,对“均”也进行了说明:“均者,造瓦之具,旋转者也”;“均固合形、声两端之物也”。“均”指“旋转的陶钧,也是指调节编钟大小清浊的器具均钟,所以,‘均’有统一两端而运转的意思。方以智《东西均》的标题,在提法上就包括有对问题的.解答,即表示此书主旨在论述物质内在的矛盾及由于矛盾统一而产生的运动。”[2]方以智用“公因即在反因中”来阐释事物发展的原因。“正因”是事物发展的正面原因,即有利条件;“反因”是事物因“对待”而产生的原因,即不利条件或反面原因。“正因”易于理解,但“反因”却是更为深刻的原因,“天地间之至理,凡相因者皆极相反”,“千万尽于奇偶,对待圆于流行(对待以其相因而圆融)”(《东西均·反因》)。方以智认为不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人事,都存在着这样的普遍规则。因此,事物发展的终极原因(即“公因”)存在于“反因”之中。

方以智在揭示了世界状态的同时,在《东西均》中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应对世界的基本方法:“举一明三”。方以智认为,事物“一分为二”,我们认识世界和应对世界的关键,就是在“二”的基础上如何实现新的“一”。这个新的“一”,不是原来的“一”,而是“三”,“大一分天地,奇生偶而两中参”,“三即一,一即三,非三非一,恒三恒一”。方以智将这种“举一明三”的方法应用于认识领域,提出了“随”、“泯”、“统”的观点。“明天地而立一切法,贵使人随;暗天地而泯一切法,贵使人深;合明暗之天地而统一切法,贵使人贯。”(《东西均·三征》)“随”、“泯”、“统”是应对世界的三种基本方法。“随”是“明天地而立一切法”,即阐明世界万物的实有和存在,明确事物的特殊规定性;“泯”是“暗天地而泯一切法”,即通过对事物的现象性的认识,消解客观事物特殊性和差别性的存在;“统”是“合天地而统一切法”,就是在“随”和“泯”的基础上,“合明暗”,否定事物的差别和对立,实现对事物的更新层次的认识。

(二)突出的集大成倾向

集大成是方以智学术思想的基本观点和态度。

方以智认为:“世以智相积而才日新,学以收其所集之智也。日新其故,其故愈新,是在自得,非可袭掩。”[3]就学术思想而言,方以智曾以其所处的时代而庆幸:“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在《东西均·开章》篇中,方以智更是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我以十二折半为炉,……金刚智为昆吾斧,劈众均以为薪,以毋自欺为空中之火,逢场烹饪,煮材适用,应供而化出,东西互济,反因对治,而坐收无为之治,无我、无无我,圜三化四,不居一名。”在《东西均》中,方以智对儒释道各家思想总是尽可能辩证、客观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方以智一方面不赞同理学死读书的迂腐做法,也反对心学空谈心性的机巧作为,但另一方面,方以智在方法论上神化易学,在核心价值观上对儒学高度认同。方以智经常把自己的思想矛头指向庄子,但其对世界统一性的深刻认识、超脱的人生态度,显然又受到庄学的影响。清顺治八年、南明永利五年,方以智出家为僧,皈依佛门,次年在五老峰著《东西均》,《东西均》禅味十足,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语言形式都鲜明地打上佛家的印记,但方以智显然不是一个忠实的佛家弟子,尤其是对禅宗以为偶得只言片语便视为得道的做法极为深恶痛绝,同时,他对儒学、对世事却又显得心有旁骛。

从表面看来,方以智的集大成并没有给世人一个新的实在,但在《东西均》中,作者通过对各家的“烹煮”,却实现了各家学术思想新的高度会通。

(三)鲜明的经世特色

从生平事迹来看,方以智更是一个政治活动家。

年轻时,他“自负要提三尺剑”,经世报国。归隐之后,史料表明,他也并没有脱离当时的政治斗争。

《东西均记》最后的两句偈语“魂魄相望,夜半瞻天,旁死中生,不必其圆。似者何人,无师自然,于此自知,自古相传”(寓“明人方以智”)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从内容上看,《东西均》和大多数中国哲学作品一样,也是一部关于道德、人生、学业的经世之作。

调和儒释道三家伦理价值观,是《东西均》的根本宗旨。《东西均》各篇章所阐释的具体内容,或学术,或伦理,大都表达了作者的人生旨趣。在《东西均》中,方以智将“举一明三”的方法,广泛应用于现实中的各种问题,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在心物问题上,面对当时理学和心学之蔽,他重新诠释了“尽心,知性,知天”;在信疑问题上,他提出信其当信,疑其当疑,“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我自信我”(《东西均·疑信》);在名实问题上,强调要看穿世界的颠倒,不为字面的颠倒所限;在对于世间的观点的奇庸问题上,提出“奇其庸而庸其奇,奇其语而庸其心”(《东西均·奇庸》);在学问全偏问题上,“凡学非专门不精,而专必偏,然不偏即不专。惟全乃能偏”(《东西均·全偏》);在神迹问题上,认为“偏言迹,其神失;偏言神,其神亦尘”(《东西均·全偏》),提出应以迹补迹,以神化迹;在道艺问题上,提出“知道寓于艺者,艺外无道,犹道外之无艺也”(《东西均·道艺》),等等。

另外,在《东西均》中,方以智设《生死格》一章,专门阐释了他的“大生死之事”、真知生死“通变化而知危微交轮之机”和“不虚生,不浪死”的人生态度。

二、《东西均》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代表着方以智哲学的最高成就

对于方以智的归禅,不少人曾持否定态度,认为此行为相对于其年轻时的积极入世,此学说相对于其早年的科学、激进,是一种妥协和退步。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方以智一波三折的社会经历和他归隐之后的详细事迹,我们就不会再有贬低之词。另外,评价一个人哲学思想的成就是不能简单地以其政治态度为依据的,而主要看他哲学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他在哲学发展史上的贡献。在哲学思想上,早期方以智的科学哲学精神确实难能可贵,“质测即藏通几”之学也是发前人所未发之理。

不过,这些合理元素在《东西均》中不仅得到延续,更得以丰富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在《东西均》中,方以智对理学、心学的批评继承,对庄学智慧的通达领悟,对禅学思维方法的高度把握,从哲学层面上来说,无论是思想的广度还是深度,都是方以智本人以前所不能达到的。应该说,就目前所掌握的史料而言,《东西均》应该是方以智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的代表作。

(二)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高度总结

也许,在某一方面,方以智的哲学思想不及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如王夫之等,但《东西均》无疑实现了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高度总结。中国古代哲学家论及的主要话题,如天人、心物、名实、道艺、道器、有无、虚实等,《东西均》均作了探讨。在世界本原问题上,方以智的“所以”说,是对中国古代哲学“气”论、“道”论、“理”论、“太极”论等学说的继承和超越,他已经深刻认识到作为世界本原的非具体性、客观性、统一性和根本性。在世界状态问题上,他积极借鉴中国古代哲学的“万物莫不有对”的思想,同时又深刻揭示了事物对立双方的相互统一关系,科学揭示了世界的存在、发展状态。在方法论上,他以“举一明三”的形象表述,指出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融合、创新的根本路径,概括了认识世界和应对世界的基本方法。

更重要的是,《东西均》促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几个主要流派的会通,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当时很多学者所追求的“三教归易”的学术目标。另外,方以智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学养的中学大家,由于积极接触西学,初步实现了中外文明的碰撞和交流。

(三)对中国近代思想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在《东西均》中,方以智认为空谈心性排斥技艺的理学、心学和禅学都是“虚窃”之学。“欲挽虚窃,必重实学。”方以智就心物、道艺、象数等多种关系从多个层面阐发了实学宗旨,认为“实学”就是“求实而已”,就是“善疑”,“新可疑,旧也可疑;险可疑,平更可疑”(《东西均·疑何疑》)。他的这种“善疑”、“崇实”的治学态度和会通古今中外的治学方法,在当时有着广泛的影响,对近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启蒙意义。方以智哲学思想还产生了颇深的国际影响,有日本学者认为,方以智的著述曾影响日本近世思想。

老子哲学思想论文篇十五

一、葛兰西的哲学思想的内涵

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们通过语言使自己与他人、与外界建立起清晰明确的联系,从而形成了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不同的民族文化。而哲学恰恰就包含在具体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之中,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绝对自在,都必然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和所处语境相互交融。所以,要理解一个民族的哲学必须也同时了解该民族的文化。因为,前者是以后者为依托和底蕴的。而一个民族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和传统往往会从该民族的语言习惯中流露出来。语言可以看作是民族文化的折射,故哲学与文化史的内在交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语言中体现出来。正是基于这一点,葛兰西提出的哲学观包含在语言之中,包含在每个人的语言之中。对于常识和民间宗教,葛兰西认为,常识是历史的产物和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每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都留下了“常识”的沉淀,它既是哲学发展历史过程中保留至今的印迹,也是每一哲学精华思想的历史的有效性的凭证。它不是僵死不动的,而是不断地用科学思想和进入日常生活的哲学观点丰富着自身,是同时包含着新旧哲学思潮的一个相对僵硬的阶段。而宗教问题,“不是从忏悔意义上,而是从一种世界观和一种相应的行为准则之间的世俗意义的信仰统一上来注意”[1](p236),它是断片化的常识要素之一。由此可见,在葛兰西看来,哲学也就是哲学史。既然如此,那么常识和宗教作为历史发展的印迹,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哲学思想,体现着一定的世界观。生活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对该时期广泛存在的常识和宗教表示认同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它们所包含的世界观的一种不自觉的、不加批判的接受。总之,在第一个层次中,葛兰西极力打破那种把哲学看作是“由特定范围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的智力活动”的陈旧观念,强调哲学以语言、常识、民间宗教的形式普遍地存在于人民大众之中。如葛兰西所论述的:“在职业哲学家、哲学领域中的‘专家’与其余的人之间存在着不是‘质的’,而仅是‘量的’差别。”[1](p259)而这种量的区别指的是他们之间思考方式的不同:一种是零散的、不自觉的思考,一种是批判的、自觉的思考。因此,在证明了所有人都是哲学家,每个人都无意识地各有一套哲学之后,葛兰西紧接着就进入了第二个层次,即注意和批评的层次,也是职业哲学家所关注的层次。因为语言、常识和民间宗教虽都暗含着某种特定的世界观,但它毕竟是以一种零散的、不系统的、非批判的和偶发的方式存在的,这就决定了应该对这种世界观进行分析和批判,即哲学就是对宗教和常识的批判和克服。关于这一点,葛兰西在《狱中扎记》中这样论述:“它首先必须是对‘常识’的一种批判,尽管在最初它是把自身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上———这种综合的目的`必然是批判这些问题,证明它们的真正价值以及它们作为智识链条上已被替代的环节所具有的意义,并且确定新的当代的问题是什么,旧的问题现在应当怎样去分析。”[1](p241)因此,从葛兰西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所提倡的哲学家的哲学不是局限于书斋里的纯粹理性的思辨、演绎,而是根源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而又超越于日常生活的。因为思想和行动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即使行动中所暗含的世界观只是外在胚胎状态,是偶然地和在瞬间表现出来的。所以,那种局限于哲学家头脑中的抽象思考是不能称为哲学的。真正的哲学不是理论教条,而是一种实践,一种历史性的政治实践。因此,人们往往把葛兰西的哲学称为实践哲学,也是其哲学思想最具有意义的一点。这种思想和那种仅仅将实践单纯地归为认识论范畴来理解的观点相比较而言,显然是深刻的。

二、葛兰西的大众哲学思想中的积极意义

当然,葛兰西在强调哲学的实践性,强调思想和行动本身的一致性时,也看到在某些情况下,思想和行动之间存在着断裂。这种断裂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历史制度的更深刻的对立。因此,葛兰西在论述哲学与现实的密切联系时,更看重的是现实政治活动的意义。哲学与政治不可分割,对于一种世界观的选择和批判同样是一件政治性的事情。职业哲学家的哲学活动不仅仅是局限于对日常现实生活的批判,更是要通过政治活动将一种新的世界观在人民大众中传播开来,从而提高全体民众的道德水平。即“批判地传布已发现的真理。把它们所谓‘社会化’,从而把它们变成实践活动的基础,变成人们协调一致和活动的要素,变成人们精神和道德的结构要素”。换句话说,是要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1](p235)。以此为据,葛兰西详细论述了实现“哲学的世界化”的途径,提出了一系列极具特色的政治社会理论,如“有机知识分子”、“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政治国家”等。葛兰西认为要想使无产阶级大众获得真正的解放,首先必须通过政党构造本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然后通过有机知识分子构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力图使这种意识形态为人民大众普遍接受,成为整个社会的世界观,从而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进而推翻政治国家。只有这样,人民大众才能摆脱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统治,获得真正的自由。综上所述,葛兰西在对哲学概念重新阐述时,始终关注人民大众。因为人民大众是实践的主体,哲学要想实现自身改造世界的终极理想,就必须使哲学与人民大众的日常意识和社会心理融为一体,为人民大众所内化。只有这样,哲学才不会流于现实生活表面,才会比单纯的理论教化更深入人心,才能真正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因此,葛兰西通过实践哲学,不仅要解构暗含于常识、宗教中的旧世界观,更要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新的世界观,并通过政治运动(意识形态革命)达到真正改变世界,为人民大众构建一个合理化社会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也可以把葛兰西的哲学观称为“大众哲学观”。

老子哲学思想论文篇十六

摘要:方以智于明亡后遭遇坎坷,屡经生死劫难,知永历小朝廷无可作为,自己亦不得施展抱负,于出仕与归隐的两难抉择中萌生出家遁世的念头。当清军攻克广西平乐,定要捕获方以智,于此情境下方以智s发披缁而出,以免无辜,此或为权宜之策。然以智不屈于清帅威逼利诱,清帅只得听任其为僧,至此最终皈依佛门。逃禅是其必然的选择,精神得以彻底解脱。虽然身在佛门,但他表现出内儒外释的思想和行为。其生平经历反映易代之际明遗民的民族气节、苦难历程和精神操守,颇具典型意义。

关键词:方以智;遗民;出仕;归隐;逃禅

关于方以智之逃禅,见诸史传或相关介绍文字,于其出家之时间、地点、情境之记载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以致讹误频传。如《明遗民录》其小传写道:“……隆武帝召之,未赴。永历时,以翰林学士知经筵,寻命入阁。以智知不可为,乃为僧去,号‘无可’,最后,自号曰‘浮山愚者’。清兵尝物色得之,令曰:‘易服则生,否则死。袍服在左,白刃在右。’乃辞左而受右。清帅起谢之,为之解缚,听其以僧终。乃披缁诣天界,事z公。”[1]这段文字言其不仕于永历小朝廷,故而削发为僧以避世,至其后被清兵抓获,不易其服,以僧而终。然此与方以智为僧之实情有所出入。

又如《文学遗产》曾刊发一则短文《明遗民多逃于僧》其中写道:“明清之交,遗民多逃于僧,其最著者则方以智名弘智,人称药地和尚,屈大均名一灵,钱澄之名幻光,又号西江半衲,金堡名今释,字澹归,周容名释茂三。五人后皆还俗。……然则当时逃遁于释门者甚众也。”[2]该文指出此种现象,符合史实,然断言“五人后皆还俗”,笔者姑且不论所举其他四人是否还俗,但若言方以智“还俗”,显然大谬。

今所见介绍方以智的文章,或言其明亡后即为僧,或泛泛而谈其被清兵抓获后拒绝降清,被迫削发为僧,然实情究竟如何?笔者遂加以探察,以考其实,并略加思考特定历史情境下,方以智不得不为僧的矛盾心理和必然选择。其之为僧,似是彻底摆脱了俗世尘务的桎梏,精神枷锁得以解脱,其后专心著述,潜修佛学,但事实上,其内心依然难解儒家思想的羁绊,故而杂糅儒释道三教,融通合一,归之于《易》,藉此试图化解内心的困惑与矛盾。

一、方以智逃禅之实情

对方以智相知最深的莫过于钱澄之,他晚年为方以智妻潘翟七十大寿写有《方太史夫人潘太君七十初度序》,[3]文中就曾追忆了当年方以智的艰难处境与被迫为僧的经过。

清顺治三年(1646)十月,桂王朱由榔监国于肇庆,旋即帝位,是为永历,方以智以推戴之功,擢少詹事,但不久因与司礼内监王坤不合而弃官。其后随永历驾幸梧州、桂林,已然洞察时局,知其难有作为,此后屡诏不起,十次坚辞东阁大学士之职。方以智于永历朝供职不足三月。他虽有匡扶明社稷之志,欲挽狂澜于既倒,终究难遂其志,于“归不可,出不可”的两难境遇中,即已萌生出家之心。其实他的内心极其矛盾,尝曰:“吾归则负君,出则负亲,吾其缁乎?”[4]在出仕与归隐、事君与事亲的多重矛盾纠结中,难以寻求解决的良策。儒家宣扬“穷则独善其身”之说成为士人保全自身的信条,但遭逢易代之际乱世之时,何谈独善其身?所以他心中萌生出家之念,正是此种情势逼迫使然。但有此想法并不意味着会立即采取行动,尚需某种外在因素的作用才得以最终实现――纵使是被迫的接受,而这种外力即来自于他在平乐被清军捕获。

如果说,当初以智有此出家的想法,并未付诸实际的行动,而此次s发披缁面见清帅,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寻求自保,且以免亲人朋友无辜受牵连,但随之而来的允其“为僧”,则迫使他不得不真的出家,彻底断绝尘缘俗念,所以钱澄之说他“然公自此真为僧矣”,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我们也可以说,方以智至此方才获得了身心痛苦的真正解脱,他于明亡后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心神难安的'境遇总算结束。

二、方以智逃禅之必然选择

上文于方以智出家为僧之经过考述已然清楚。在明亡至其最终逃禅的六年多时间里,方以智经历了几番生与死的劫难,遭逢被执、被诬、逃亡、短期出仕、避世不出、被逮而被迫出家的种种际遇。这种极具戏剧性的充满凶险复杂多变的人生变化,对于一个江南望族的贵胄子弟,且身为故明臣子,其感受应是相当沉痛的。他在《寄张尔公书》信中写道:“嗟乎!数年之间,国统三绝,行在五迁,而暂一甘刑戮,两弃妻孥,又万死中被奸仇之锋,极难时遭奴仆之叛,命不谓苦乎!知者谓智北都应刃而死,不污伪职;天雷题诗于壁,自拒囗使,以方汲郡之封刀不应,刘宣之抱经林薮,然古人更有苦于今日者,苦人此生已憾,不及比于夷、齐,又何道哉!”[9]对自己这一时期的苦难历程向友人倾诉,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于此易代之际,方以智面临有多种选择:或殉节、或归隐、或出仕、或降清、或逃禅,等等,但是,最终惟有逃禅成为他的必然的选择。今稍加探究,于梳理其思想发展演变及精神气节操守大有裨益。

1.方以智于甲申之变时,闻崇祯自尽,曾打算投井殉节,然未果。

计六奇于《明季北略》就记载道:“(方以智)闻变,走出,遇苏人陈伯明,仓卒通名,相与叹泣。潜走禄米仓后夹巷,见草房侧有大井,意欲下投,适担水者数人至,不果。”[10]他与陈伯明准备投井殉难,只是有人来担水,未能遂愿。清邹漪《魏庶常传》也有相类文字:“而贼薄城下,三日城陷,公出遇陈名夏、吴尔埙、方以智于金水桥且曰:‘我侪图一死,所以报先帝。’公曰:‘死易尔!愿事有可为者,我不以有用之身轻一掷也。’”[11]此两则文献记载虽细节有异,但足以证实方以智于城破、崇祯帝自尽时曾打算以死殉节,报答先帝的。只是他后来在魏学濂的劝说下放弃了毫无意义的自杀殉君殉国的念头,希望于乱世之际能匡扶社稷有所作为。廷绝望,坚辞出仕;归隐山林不得,退居故乡亦行不通。

地绝望了。

他也曾想过归隐山林以避世,或退居故乡,但此路也行不通。他跟钱澄之即言及:“吾归不可,出不可,善吾身,以善吾亲,其缁乎?”《清史稿》其本传亦写道:“吾归则负君,出则负亲,吾其缁乎?”面对永历帝再三征召,拜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等职,他内心十分矛盾。身为故明臣子,他理当事君尽忠,但现实是残酷的,无情地粉碎了他的梦想,知道永历无可作为,明白自己终将无法施展政治抱负。他明了“出不可”且更清楚“归”亦不可,这种或出或归、“负君”“负亲”的两难抉择让他备受痛苦的煎熬。其时永历帝困于西南一隅,清兵正横扫全国,迅速消灭各地反抗势力,永历帝的灭亡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故乡桐城早已是大清的版图,方以智想要回到故乡隐居显然已非易事。

3.方以智被清军捕获后,坚持民族气节,拒不降清,不做投降派。

1650年,清军攻占广西平乐后,极力搜寻方以智,必欲得之。当他被清兵抓获,主帅马蛟麟反复逼其降服并以死威胁时,他坦然趋向屠刀,宁可选择死亡,拒不仕清,清帅只得听任他为僧。方以智之所以有如此举动,我们可以看他此前流离沅州时所写《俟命论》一文就明了个中缘由:“夫畏死者,人之常情,而害仁则名教所恶。圣人峻其防,则曰忠臣不事二君,有死无二。”正是缘于“忠臣不事二君”的信念激发着他不惧死亡,做故明的“忠臣”。于此情境中,方以智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削发为僧,保全自身,又不仕清,成全了自己的民族气节,且又不辱没先祖及家族门第。或许出家并非因为勘破红尘,但现实危境中不得不然的选择,促成他人生最后的归宿。

4.逃禅是方以智迫不得已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更是他人生痛苦的解脱。其实,逃禅何尝不也是一种反抗,一种绝不仕清的坚决的抗争。方以智被供养于梧州城东云盖寺,两年后在施闰章的帮助下回到故乡,其后一再拒绝清廷征召,立意更为坚定,不做两节人。

顺治十年(1653)春,清朝官吏两度逼迫方以智出仕,他因此奔至南京,师事曹洞宗觉浪道盛大师,圆具天界寺。方中通《陪诗》卷一《迎亲集・癸巳春省亲竹关》写道:“操抚李公,迎老父入皖,赠以袍帽。老父斥之,直奔天界。时杖人翁主天界法席也。三省马公又欲特荐,属父执刘阮仙趋行。杖人翁云:‘拉得去是你手段,站得定是他脚根。’借以得免。老父于天界圆具后,闭关高座寺看竹轩。”

觉浪是当时佛教曹洞宗的前辈,曾因文字中称朱元璋为“太祖高皇帝”而被清廷逮絷,后查明此系其明亡前所作,遂予以释放。他对方以智晚年思想与活动均产生较大影响。觉浪的另一门徒啸峰大然即崇祯末年与以智父亲方孔萃系刑部大狱的御史倪嘉庆。方以智誓不出仕,闭关高座寺看竹轩潜修,“数年,兼解性命之源”[12]。康熙三年(1664)底,方以智应庐陵知县于藻(友人于奕正之子)、倪震(笑峰大然倪嘉庆之子)等人之请,为了觉浪兴复曹洞宗风之愿,主青原法席,理佛参禅。

三、方以智逃禅之心态探微

方以智为僧,是其一生重大的转折点。从入世到出世,由儒而释,人生境遇发生了巨大改变,于其影响至深。但考察其此后之思想及举动,我们可以断言,他并非由此就完全超脱于红尘之外,了却俗世尘缘。尤其是他在对待侍养老亲上,心中时刻牵挂老父,遂有归家侍亲之举、父逝破关奔丧之为,依然以儒家思想行事。他内举儒学,外修禅功,杂糅儒释道融通合一,归之于《易》,体现出思想的复杂性。

方以智于1650年十一月被迫出家为僧,入住广西梧州云盖寺,但他还是尘缘未了,惦记着家中老父。是年冬作《辛卯梧州自祭文》:“汝以今日乃死耶?甲申死矣!……无可道人幸可以忘此。此年来感天地之大恩,痛自洗刮者也。独眷眷者,白发望之久矣,尚未得伏膝下。……未能免俗兮于乎尚飨。”言自甲申之变后,即已心如死灰,所眷眷者,惟故乡老亲而已。他在梧州云盖寺居住了两年后,施闰章奉使粤西,在施的帮助下,以智得以北返至庐山。是年冬,方中德、方中通至庐山迎归家乡,以智于白鹿山庄见到老父,祖孙三代团聚,百感交集,涕泗纵横。他在《象环寤记》中说:“以祗支(袈裟,表示为僧)为退路,即为归路。”他之为僧,于今得以回乡,了却思亲之苦,即是“归路”。

当然,于其返家之举,世俗或有非议,就连其好友陈贞慧亦曾不解。侯方域在《与方密之书

》中写道:“(密之)今已为僧,止于高座寺。仆乃大喜相见之有期。密之虽还,而得其所也。往在沉辏陈子定生私下问仆曰:‘密之之还,何也?’曰:‘密之无兄无弟,老父六十余,在堂虽有二子,皆幼,未必任侍养。密之之还,宜也。不然,密之读书有道人也,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岂患无沟壑足了此身,而必恋恋故土哉!’”[13]侯方域可谓方氏知音,此言道出了方氏的心理话。方以智自己曾解释道:“不肖少读明善先生之训,子孙不得事刍,然中丞公白发在堂,{为之枯,十年转侧苗峒,不敢一日班行,正以此故。知必不免,以祗支为避路,即为归路。苟得所归,正所以奉明善先生之训也。”[14]他之所以返回故里就是要为老父尽孝,恪守家训,遵从儒家伦理而已。

顺治十二年(1655)秋,方孔萑ナ溃方以智痛哀不已,随即破关奔丧桐城。营葬父柩于东乡合明山,按照儒家伦理,“衰成服,受吊如仪”,而且栾庐墓侧,名之曰“不择地”,守孝三年。这都说明他虽皈依佛门,但在思想上还是以一个“儒者”自守。

此前一年秋,钱澄之见访,向他言及明朝故中官所告知的崇祯帝感叹“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方以智听罢“伏地哭失声,北向九叩头谢恩”。时距明亡已过十年之久,他闻知此事,顿时感恩拜伏,涕泪纵横,心中仍然感念崇祯帝的恩德,可见其心中依旧怀有深深的故明情结。虽身在方外,但那份潜存内心深处的家园故国情怀并非轻易就能彻底抛却。

(1668),方以智年58岁,决定回故乡终老,其子于桐城动工兴修报亲庵,欲迎老父归养。次年春,桐城方氏报亲庵落成,以待其返乡。方以智遣僧徒先至浮山经营,以作准备。但不久粤难发作,方以智被逮押解广东,行至江西万安病逝。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再也没有踏上故土。值得欣慰的是,他去世后肉身最终得以安葬故乡,终于归根,也算是实现了他的愿望。

四、结语

清朝入鼎中原,时代巨变,“天地遂崩裂”,对明人的打击极其沉重,士大夫们都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是坚守民族气节,拒绝仕清,甘做遗民终老,抑或重新出仕,侍奉新朝,的确是一个考验。《易・系辞》:“君子之道,或出或处。”(《周易正义》)那些有气节的士人,于此易代之际,或甘做遗民,归隐山野;或削发为僧,遁迹佛门,超脱于尘世之外,应是一种非常无奈却又是最好的选择。

清代江阴人陈鼎就注意到明季遗臣大多出家为僧的现象,他说:“明季遗臣,类多为僧。……以视夫忝事新朝,歌功颂德者,益不可同日而语,而晚明文学之风,亦可于此略见矣。”[16]他由衷钦佩那些富有民族气节之士。当然,他们在进退失据的境遇中惟有皈依佛门,或许才能解脱俗世的纠葛,更生一层绝世的意味,去深切体悟国亡之后四大皆空的真谛。

明清易代,士大夫多逃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值得探究。方以智为僧是在特定情势逼迫下必然的选择,有其特殊性,但他皈依佛门,方得解脱身心的痛苦折磨,亦是值得深思的话题。纵观其一生,其青年时代乃一介贵公子,过着风流倜傥狂放不羁的生活;中年得志,科第成名,供奉检讨,讲学东宫,达到他人生的顶峰;但随之遭遇甲申之变,历经生死劫难,一度短暂入仕永历小朝廷,旋之避世求隐;其后被清军逮获,不得不皈依佛门,潜心著述,阐扬佛法;最终因粤难发作而逝,未能善终。

参考文献:

[1]孙静庵:《明遗民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

[2]金陵生:《明遗民多逃于僧》,《文学遗产》第五期。

[3]钱澄之:《田间文集》卷十九,黄山书社版。

[4]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七遗逸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

[5]钱澄之:《藏山阁集》卷十三,黄山书社版,第318页。

[6]钱澄之:《所知录》,黄山书社版,第127页。

[7]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六,黄山书社1990年版。

[8]方以智:《浮山文集后编》卷一,康熙此藏轩刻本。

[9]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康熙此藏轩刻本。

[10]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85页。

[11]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十二《魏庶常传》,明崇祯刻、清康熙重修本。

[12]谢正光、范金民:《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3]侯方域:《壮怀堂文集・遗稿》,《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6册。

[14]方以智:《东西均》附录《象环寤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6页。

[15]陈维崧:《陈迦陵文集》卷一,四部丛刊本。

[16]陈鼎:《留溪外传》十八卷,清钞本。

(编校: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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