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故意伤害申诉状范文（2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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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伤害申诉状篇一

申诉人郑xx,男,xxx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浙江省天台县人,住浙江省天台县城关镇赤诚路皮革厂小区。

申诉人因故意伤害一案,不服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xxxx)天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xxxx)台刑一终字第23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刑监字第10号驳回申诉通知书,现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

申诉请求

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此案，撤消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xxxx)天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xxxx)台刑一终字第23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改判申诉人无罪。

事实与理由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xxxx)天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xxxx)台刑一终字第23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认定(见一审判决书和二审裁定书)：申诉人于xxxx年8月7日上午，因相邻房屋接驳超高而与邻居潘建桔发生争执，申诉人见潘建桔拉住自己衣服不放，即后踢一脚，踢中潘建桔膝部，致使潘建桔右膝内侧副韧带、前后交叉韧带断裂，构成重伤，据此两审法院均判决申诉人犯故意伤害罪，处有期徒刑四年。

申诉人认为一审、二审人民法院均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此案，撤消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xxxx)天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xxxx)台刑一终字第23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改判申诉人无罪。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假定“后踢一脚”的事实认定成立，本案也无充分证据证实伤害行为和伤害后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犯罪行为与对定罪量刑有价值的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联系。按照刑法罪责自负原则，一个人只能对自己的危害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因此，当某种危害结果已经发生，如果要行为人对该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就必须确认其行为与该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申诉人郑xx是否应对被害人潘建桔右膝三根韧带断裂的伤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关键取决于郑xx的故意伤害行为与被害人的右膝三根韧带断裂的伤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由于因果关系存在客观性、条件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等性质，因此，我们应该从上述性质来分析本案的因果关系。

一)从因果关系的客观性方面分析，没有关于成伤机制的临床法医学分析和判断指证“后踢一脚”的伤害行为和伤害结果之间存在确定和直接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的客观性是指事物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作用不以人的意志转移而客观存在。所以，在认定因果关系解决刑事责任的时候，单靠司法人员的主观分析和推理是不够的，很多时候还得通过司法鉴定对被害人伤害情况的成伤机制作出临床法医学分析和判断。在做下一步分析前，请允许申诉人罗列膝关节韧带损伤的一些基本常识：1、内侧副韧带损伤(mcl)，几乎为膝外翻暴力所致，当膝关节外侧受到直接暴力的使膝关节猛烈外翻，便会撕断mcl，当膝关节半屈曲时，小腿突然外展外旋也会使mcl断裂，mcl损伤多见于运动创伤，如足球、滑雪、摔跤等竞技项目;2、外侧副韧带损伤(lcl)，主要为膝内翻暴力所致，因外侧方髂胫束比较强大，单独lcl损伤少见，如果暴力强大，髂胫束和腓总神经都难免受损伤。3、前交叉韧带损伤(acl)，膝关节伸直位下内翻损伤和膝关节屈曲位下外翻损伤都可以使acl断裂。一般acl很少会单独损伤，往往合并有mcl、lcl与半月板损伤的，但在膝关节过伸时，有可能会单独损伤acl，另外，暴力来自膝关节后方，胫骨上端的力量也可使acl断裂，acl损伤亦多见于竞技运动;4、后交叉韧带损伤(pcl)，无论膝关节处于屈曲位或伸直位，来自前方的使胫骨上端后移的暴力都可以使pcl断裂。暴力又分膝过伸暴力和后旋暴力，膝过伸暴力迫使膝关节处于过伸位，首先引起pcl断裂，暴力继续使膝盖过伸，继而acl也受损伤，后旋暴力是指当足部固定时胫骨上端受到来自前方的暴力并同时旋转，这种损伤机理常常导致复合损伤，即合并有侧方结构的损伤。pcl损伤少见，通常与acl同时损伤，单独pcl损伤更为少见。从上述膝关节韧带损伤知识的罗列，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本案被害人潘建桔的伤害情况十分特殊，内侧副韧带(mcl)、前交叉韧带(acl)和后交叉韧带(pcl)同时断裂的这种伤害结果出现的几率非常小，不是单一因素可以形成的，成伤机制相当复杂。申诉人“后踢一脚”的伤害行为与伤害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法官仅依据常识来进行推理和判断难以作出准确认定，必须对其进行司法鉴定。而本案刑事审判部分仅有的三份鉴定(详见证据十五、十六和十七)撇开其证据合法性和客观性不谈，单就鉴定目的和鉴定内容而言，均是伤情鉴定，没有任何一份鉴定就成伤机制做出过分析，就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作出过判断。既然成伤机制没有查明，“后踢一脚”的伤害行为和伤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就不能确定，理所当然的结果，因果关系不能确定，就不宜推定申诉人郑xx有罪。

二)从因果关系的条件性分析，不能排除自行摔伤的可能性。

因果关系的条件性是指因果关系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原因不能离开其所处的具体条件而发生作用，只有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才可能产生出某种结果。这种具体条件，既可能是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也可能存在于被害人自身之中，或者兼而有之。因此，在考察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时，要进行具体分析。本案公安机关没有进行现场勘查，是致命的缺陷，案发现场地面情况是否凹凸不平，是认定是否具有摔伤可能的重要证据，然而天台县公安分局竟然没有在案发当时进行勘查并作出《现场勘查笔录》，最终导致是踢伤还是摔倒扭伤成为无法查明的事实，打架现场必须做现场勘查并搜集证据本是是刑事侦查的基本常识和任务，未及时勘查，失去了收集证据的良好时间，且永不可弥补。好在申诉人在案发后，自己就案发现场做了拍照留存(照片详见证据十八)，虽然效力远不如《现场勘查笔录》，但基本可以还原案发现场，照片显示被害人潘建桔自己陈述的倒地之处，四张红铁门前两米左右的地方，正是废砖碎石堆放处，地面凹凸不平。加之被害人潘建桔脚穿塑料高跟拖鞋、拉扯、追赶、体胖等多种情形构成了本案案发时的具体条件，再结合大脚趾出血、右腿内侧多处皮肤擦伤(该伤情有证人证言、病历为证)的体表受伤情况和被害人陈述的被踢部位没有局部直接暴力造成的体表伤和骨骼伤等等情况综合分析，不能排除被害人具有绊倒摔伤的可能，既然自行绊倒摔伤的可能性没有排除，依据“疑罪从无”的刑法理念和诉讼原则，就应当推定为申诉人无罪。这不但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更加顺应现代刑事司法文明的法治进程。

三)从因果关系的多样性分析，申诉人“后踢一脚”单一暴力伤害行为不可能造成被害人“右膝三根韧带断裂”的伤害后果。

因果关系的多样性是指某种危害结果的发生由多种原因导致，即通常所说的多因一果案件。这类案件的发生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等。对这类案件，我们应当审查，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系危害结果发生的真正原因之一，如果是，还要查明该行为是主要原因还是次要原因，以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大小。

根据“因果关系客观性分析”一段中罗列的有关膝关节韧带损伤相关知识，我们不难看出本案成伤机制十分复杂。到底是什么原因直接导致了本案十分罕见的伤害结果，我们有必要做深入分析。关于膝关节韧带损伤的在实际生活中的成伤机制，中国骨科鼻祖黄家驷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基本观点如下{详见附件参考文献二、黄家驷《外科学》第九十六章(下肢损伤)第1987页【诊断】部分}：

一、成伤机制大体可以归为四类：1、屈曲-外展-外旋损伤，最常见，外力多来自膝或小腿之前的外侧，或身体向对侧旋转时扭伤，最先伤及内侧韧带，然后是前交叉韧带(acl)和半月板，外展应力较强者，可合并胫骨外髁骨折，acl的断裂处多在股骨髁附着面;2、过伸损伤，单纯过伸损伤所涉及的组织主要是pcl和acl损伤，依作用力的着力点在膝上或膝下有所不同;3、前后位移损伤，膝关节屈曲位受到来自前方的暴力可以造成pcl断裂，但反向暴力造成acl损伤的情况则几乎不存在;4屈曲-内收-内旋损伤，多伤及外侧副韧带(lcl)、acl、以及腘肌腱，此类损伤很少见。二、从损伤组合看，前交叉韧带(acl)，多合并内侧结构，很少合并外侧结构损伤，后交叉韧带(pcl)既可以单纯损伤，也可以合并内侧或外侧结构损伤，但后交叉韧带(pcl)合并内侧结构损伤的机会较小，机制也比较复杂，其中主要是在屈曲位扭伤所致，严重者后交叉韧带(pcl)与前交叉韧带(acl)同时损伤。

根据黄家驷的归纳总结，并结合前述的膝关节韧带损伤的基本常识，基本上可以作出如下一个相对准确的判断：要形成本案被害人“内侧副韧带(mcl)、前交叉韧带(acl)和后交叉韧带(pcl)同时断裂”的伤害结果，需要在膝关节处于屈曲位并由多种力量因素相互结合相互影响所形成的的旋转暴力所导致，最大可能的原因是：当膝关节处于屈曲位时，小腿突然外展外旋，再外加前方暴力或后旋暴力因素叠加而形成。这种情况最常见于足球运动员奔跑中用足内侧起脚踢球时，突遭对方球员从侧后铲球。回顾前述“因果关系的条件性分析”一章中黑体字部分的内容，申诉人就本案伤害结果形成的过程做这样一个假设，请评判其合理性和作为证据的可采性：被害人潘建桔穿高跟凉鞋快步向前追赶申诉人郑xx，右大脚趾头踢到废砖头之类的障碍物，高跟鞋鞋跟一歪，右足掌内侧着地，人以顺时针方向从左向右对侧旋转，从而形成一个相对旋转力和右膝外翻应力，两力叠加，形成本案的损伤。申诉人就这一假定，做了多次模拟实验，发现完全符合理论上的成伤机制，如果再加上地面情况凹凸不平，最有可能导致右膝内侧多处擦伤，和本案门诊时的伤情纪录也十分契合。

再根据本案的言辞证据做一个分析：被害人从后面拉住申诉人的衣服时，申诉人后踢一脚，根据这描述，两人显然是前后站立，膝关节处于伸直位，此时如踢在内侧，形成的是外翻应力，损伤的时外侧副韧带，根本不可能损伤内侧副韧带;如踢在膝盖部，来自前方的暴力只能导致过伸损伤或前后位移损伤，伤的是pcl，几乎不可能再导致其他韧带损伤。分析结论表明，单纯来自右膝内侧或右膝盖的局部直接暴力是不能造成这样的损伤的，况且局部的暴力作用往往会造成局部体表或骨骼的损伤，本案所提供的病历均不支持直接暴力所造成的损伤。

关于这一分析和判断的结论，有两个几乎完全类似的案例可以相互印证。《中国法医学会法医临床医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版)第390页、安徽蚌埠市公安局王刚论文《成伤机制的临床法医学分析和判断》一文的案例一(详见文献四)和中国法医学杂志xxxx年第24卷第6期案例报道、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法医学系杜宇和林子清合写的《膝关节韧带损伤成伤机制法医学分析一例》(详见文献三)两文中的案例，和本案几乎完全雷同，两案例都是甲乙两人因纠纷发生厮打，导致其中一人内侧副韧带、前后交叉韧带(文献三案例仅断内侧副韧带和前交叉韧带)。两文的分析结果也都明确指出：案例所述损伤，局部直接暴力无法形成。

综上，即使假定“后踢一脚”的事实认定成立，也没有充分证据证实伤害行为和伤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也就当然不能认定成立故意伤害罪。

二、本案没有充分证据证实申诉人实施了“后踢一脚”的伤害行为。

一)被害人在关键情节上(被踢中部位是右膝髌骨内侧还是右膝盖部)的描述前后矛盾，该陈述不能作为认定申诉人故意伤害的依据。

被害人潘建桔在xxxx年8月7日的公安询问笔录中陈述被踢部位为“右腿髌骨左侧(医学上称右腿内侧)”(证据一第一页倒数第四行)，但在xxxx年2月1日检察院询问笔录中又说被踢部位是“右膝盖部”(证据二第二页倒数第十二行)，到底踢在哪里?右膝三根韧带断裂，伤势不轻呀，踢在哪里应该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怎么才相隔半年多一点点就记不清了呢?那就显然只有一个解释：根本没有被踢!

被害人陈述固然是证据之一，但如此关键事实，居然记不清楚、前后矛盾，显然被害人在关键情节上做了虚假陈述，该陈述不能作为认定申诉人故意伤害的依据。

二)根据法医学关于钝器伤之足踢伤的有关知识，一脚踢断三根韧带，应当存在致伤痕迹，但本案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被害人右腿有踢伤的痕迹。

根据有关法医学关于钝器伤的知识(详见文献六第二页)：足踢伤(kicking)多见于人体下部，如双下肢、会阴部、臀部、腰腹部，如被害人处于蹲位，坐位或卧位，则可见于身体任何部位。损伤性状及程度与被害人穿着、加害人脚上是否穿鞋、鞋的质地、作用力大小及作用部位等有关。除了因足踢时外伤作用力一般较拳击时为重，致伤作用面也较拳击时大，因而足踢伤的损伤程度多较拳击伤为重，较易造成受伤部位的骨折或内脏损伤，其他特点与拳击伤类似(由于拳头为不规则形状，体表常见不规则形擦伤、皮内出血和皮下出血。由于拳头表面有皮肤、皮下组织和肌肉被覆，因此打击在人体较柔软的部位，如腹部、胸部、四肢肌肉较厚部位，常不在受伤部位外表皮肤上留下损伤征象。尤其当穿有较厚衣着时，有时留下外伤，程度也很轻，如擦伤和挫伤，不大可能形成挫裂创。)如所穿鞋较硬，有时能在受伤部位形成部分反映鞋尖形状的擦伤和挫伤。小孩、老人、体弱者遭受足踢伤，其后果常较一般人为重，因而致死的并不少见(文献六、法医学之钝器损伤)。

在本案中，申诉人后踢一脚致被害人右膝三根韧带断裂，此非强大暴力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结合前述足踢伤的法医学常识，被踢部位(右腿髌骨内侧或右膝盖部)应当能找到致伤面，挫擦伤、皮内出血、皮下出血，因为正值夏天，甚至应该能找到反映鞋跟形状的挫擦伤。但是不论在门诊病历还是住院病历里，都没有致伤痕迹方面相关的伤情记载。

本来，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4月20日发布施行)第56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查明立案侦查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公安机关有义务运用刑侦技术对致伤痕迹和致伤工具进行检验和鉴定，以此确认申诉人是否实施了“后踢一脚”的伤害行为，遗憾的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公安机关又没有依程序办案，遗漏了重要的一环，导致踢还是没有踢，成为无法查明的事实。

综上所述，申诉人自始至终否认有“后踢一脚”的加害行为，根据现有证据，也完全不能认定申诉人实施了“后踢一脚”的行为，既然不能证实申诉人实施伤害行为，本案应当依法宣告申诉人无罪。

三、指控申诉人有罪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和客观性，依法不得采纳为定案的依据。

(一)天公(xxxx)活检字第277号天台县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书(活体检验报告)，本案据以刑事立案的证据，不但形式不合法，内容也有重大瑕疵。

从形式角度而言，《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签名。1980年的《公安部刑事技术鉴定规则》第十二条也规定：鉴定书由鉴定人签名，检验报告由检验人签名，注明技术职称，并加盖“刑事技术鉴定专用章”。可见，鉴定书上鉴定人签名是法定形式，而该份鉴定书法医陈栖亭没有签字。陈栖亭目前退休在家，申诉人走访他并询问签名事宜，他非常错愕，谨慎表示，他一生做事谨慎，只要是亲自经手的，存卷备查的鉴定他都会签字的。言外之意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这份鉴定不但形式不合法，来源也不合法。

从内容上看，重伤鉴定结论不确定，因该鉴定刻意加注了“随时间延长，加强功能锻炼可望减轻伤害程度”的说明，更为荒谬的是，被鉴定人，也就是被害人的名字被写成了“泮建桔”，检验对象究竟是谁呢?至今没有更正。

(二)浙人伤鉴(xxxx)第25号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文证审查意见书，最后确定申诉人有罪、并判处四年徒刑的据以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和客观性。

1、鉴定主体不合法。

首先，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不具备出具文证审查意见书的资质。该委员是依据xxxx年5月31日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浙江人身伤害和精神病医学鉴定暂行规定》(详见附件地方法规一)第7条规定成立的，委员会成员由指定医院和浙江大学医学院的专家、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的资深法医组成，挂靠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鉴定结论由该院出具。鉴定范围仅限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具体包括：死亡原因的医学诊断;损伤情况的医学诊断;疾病的医学诊断;伤害与疾病的关系;伤害后有无并发症、后遗症;伤害后有关生理、病理状态;其他涉及医学专门问题的诊断等(详见附件地方法规一第2、3条)。而文证审查是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工作规则》等有关规定，对检察机关所办案件(包括批捕、起诉、民行等案件)中的技术性证据进行审查的过程。文证审查是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方式之一。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显然不具备出具文证审查意见书的资质。

其次，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不具备鉴定损伤程度的鉴定资质。损伤程度鉴定属于法医学鉴定范畴，不属于医学鉴定范畴。《浙江人身伤害和精神病医学鉴定暂行规定》第八条也明确规定：涉及损伤程度、尸体现象、死亡性质、死亡及损伤时间推断、损伤工具推断、是否造作伤等法医学鉴定由法院、检察、公安等法医鉴定机构作出。这一条规定非常明确指出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不具备鉴定损伤程度的资质。法医界的权威著作《法医鉴定实用全书》界定：医院的医生做鉴定应签名为“医师鉴定人”，以利于与“法医鉴定人”相区别。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刘家琛同志19在全国法院第二届司法鉴定学术会议上也明确指出：“医学鉴定不等于是法医学鉴定，医学鉴定与法医学鉴定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法医学工作者，不是医学工作者所能替代的，指定医院从事医学鉴定并不是说法医工作不要了，并不是这个意思，不要产生这个误会，不要把这个误会留给历史。”可见医学鉴定与法医学鉴定两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统而言之，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只能进行医学鉴定并出具医学鉴定书，无权进行损伤程度鉴定，无权出具法医学鉴定书，更无权出具文证审查意见书，其鉴定文书不具备证据能力。况且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法医鉴定是诉讼证据的一种，具有独立的证据作用，而医学鉴定则不是诉讼证据，不具有独立的证据作用，只能作为法医学鉴定的前提和基础，依法不得采纳为证据使用。

2、鉴定程序不合法。

本次鉴定，提请并委托鉴定的部门是天台县法院刑庭，受托单位是省高院法医处，出具的是法医技术鉴定委托书，鉴定对象是被害人潘建桔，鉴定目的是对伤情程度做重新。既然提请的是法医学鉴定，就应当由省高院法医处依法自行鉴定，进行活体检验并出具法医学鉴定文书，但遗憾的是，省高院法医处没有自行鉴定，而是转委托没有法医学鉴定资格的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进行鉴定，鉴定对象及方式也由对被害人的某些特征、损伤情况、生理状态、病理状态和各器官、系统功能状态等进行检验、鉴定，即活体检验，偷换为对起证据作用的法医鉴定书、浙江大学附属二医院医学鉴定书、病历等文证材料进行审查，即文证审查。整个鉴定程序完全不符合诉讼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

3、鉴定文书形式不合法。

鉴定文书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文书格式和必备的各项内容，鉴定结论必须符合证据要求和法律规范。依《检察院法医工作细则》，文证审查意见书的结论应明确提出同意、不同意、建议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等审查意见，并说明理由。由于文证审查意见书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不应在意见书中提出鉴定结论性的“轻微伤”、“轻伤”、“重伤”的审查意见，也不应表述为“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或“结论可靠”。作出鉴定结论后，鉴定人都必须签名，只有持不同意见者才有权不签名。浙人伤鉴(xxxx)第25号文证审查意见书结论不符合要求，并且四个共同鉴定人，居然无一人在文书上签名，，是不是四个鉴定人无一人认同该结论?不管背后有多少原因，没有证据无从追究，但至少有一点，单从形式该文书格式就不合法。

4、内容不具有客观性。

抛开主体资格不谈，单就内容而言，在法医文证审查中，需要对被鉴定文书进行全面审查，综合分析，需要通过对检验记录、分析意见和结论的关联性、一致性的审查，确定某种损伤和某种结果的内在联系(也即因果关系)，最后确定被鉴定文书的客观真实性。在本案中，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浙二伤鉴(xxxx)第02号人身伤害医学鉴定书，是唯一一份合法性没有瑕疵的鉴定(详见证据十六)。请注意该材料的两个关键点：1、该材料第二页顺数第六行表达内容为：检查过程中被鉴定人配合欠佳，尤其是检查右膝屈伸活动中;2、第二页顺数第十三和十四行表达内容为：检查显示右膝屈伸活动丧失在50%以上，但体检时被鉴定人配合欠佳，故屈伸度难以作为鉴定的依据。这两个关键点，在因果关系成立的前提下，直接决定罪与非罪，以及量刑的轻重，但浙人伤鉴(xxxx)第25号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文证审查意见书在引述浙二伤鉴(xxxx)第02号人身伤害医学鉴定书的相关内容时，刻意去掉上述两个关键点的内容。既然是文证审查，怎么可以去除直接影响结论的关键内容呢!如此行径，不能排除别有用心、构陷他人的嫌疑。

综上所述，浙人伤鉴(xxxx)第25号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文证审查意见书鉴定主体、鉴定程序、鉴定文书格式均不合法，内容也不具有客观性，显然不具有证据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依法不得采纳为定案的证据。

三)住院病历及护理记录重抄、篡改痕迹十分明显,涉嫌伪证。

1、护理入院录及报告单(证据十四)

仔细审查第2页，我们可以发现该页共有七个护士的护理记录，但只有三个人的笔迹，这三个人分别是葛紫阳、许照英、陈小倩。项桂莲、陈薇以及徐冬梅的护理记录经比对均是陈小倩的笔迹。篡改处尤其对比鲜明一处是8月8日下午三点徐冬梅的护理记录，该记录刚好跨页，第二页最后一行和第三页第一行，同一个人的护理记录明显是两个不同的人用两支不同的笔写出来的。

2、住院病历

查看住院病历病史诊断依据部分(证据十三第七页),其诊断1表述为：外伤史明确，内翻应力加右膝内侧直接受力。一眼就可以看出，内翻应力的“内”显然是由外字修改而来。为什么这么改，这涉及到一个医学知识问题：膝关节处于伸直位时，膝内侧直接受力形成的是内翻应力。医生葛永健为配合被害人潘建桔的控告，申诉人郑xx后踢一脚，踢中其右膝内侧，以期相互印证而将外字改为内字。但也恰恰是这欲盖弥彰的一改，进一步证明了住院病历是篡改的，因为从骨科学关于成伤机制的常识(因果关系部分罗列了这方面的知识)来说，内翻应力损伤外侧副韧带，外翻应力损伤内侧副韧带。而本案受害者伤的是内侧副韧带及前后交叉韧带，外侧副韧带没有受伤，这清楚的说明受害者根本不是内侧受力。葛永健当时是实习医生，专业知识贫乏，他不经思考的一改，让申诉人顺藤摸瓜找到了病历资料被篡改的痕迹。另从整个病史部分书写十分整洁、一气呵成、没有任何删涂的痕迹等明显不符常规现象也能看出病历被偷换了。尤其离谱的时，动手术的麻醉纪录篡改时因时过境迁，记错了日期，签字日期竟然写成是8月3日的了。

四)言辞证据除被害人描述被踢部位前后不一，存在矛盾外，还存在其他多处矛盾，现列举三大主要矛盾以说明本案言辞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为了更好更清晰的展现言辞证据的矛盾之处，让我们先确认和罗列各方说辞能相互印证几个事实：

关于纠纷的起点：仅有丁再义和申诉人郑xx有所描述，丁再义说申诉人郑xx拿一捆扎丝从家里走出来，在潘建桔后门口对出的弄堂上(地址状况可详见证据十八现场图及照片第二、三、五页)撞到他们(丁、潘、朱)三人的。这个说法和申诉人的说法一致，，两人说法相互印证，基本可以确认发生纠纷的起点是在被害人潘建桔后门对出弄堂口七米多的火表箱处。

关于潘建桔倒地的地方：言词证据中，有三个人分别提到被害人潘建桔倒地位置，其中潘建桔在检察院笔录中说是离申诉人门口一米的地方(证据二第二页倒数第三行)，法院第一次庭审笔录中说是离申诉人家两三米的地方，丁再义说是倒在快到申诉人门口的地方(证据四第二页倒数第五行)，范筱英说是倒在申诉人中间房屋的门口(见证据六第二页一、二行)。综合三人说辞并结合现场，基本可以判定被害人潘建桔倒地的地方在申诉人地基前两米左右，也即证据十八第四页所标示的地点。

关于丁再义和朱岩根追进了郑xx家里的事实，这一事实有丁再义(证据四第七八行)、潘建桔和申诉人郑xx三人的说词均予确认，三人说辞相互印证，应可认定。

关于申诉人的衣服被拉破的事实，该事实有被害人潘建桔、朱岩根、申诉人郑xx三人说辞确认，并能相互印证，应可确认。以上四个事实窜起来，基本可以还原整个案发过程的主干。现以主干为依托，进一步抽丝剥茧，分析言辞证据的矛盾之处，以此说本案明言辞证据里的涉及案件定性的关键点相互不能印证，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因为这种矛盾违反逻辑、违反情理、违反常识，是由证据的虚伪性造成的，应当予以排除，存在实质矛盾的证据，决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矛盾1、有无外伤。

受害人潘建桔陈述自己没有外伤(见证据2第3页倒数第7、8行)，范筱英等证人均说有外伤，医院病历也明确记载有外伤。

申诉人说在弄堂火表箱处遭到被害人潘建桔方三人围攻，不得已往家跑。被害人在公安询问笔录中说丈夫朱岩根和她同道拉过申诉人(见证据一第二页第九行)，检察院笔录则改口说她被踢倒在地的时候，朱岩根和丁再义还在她家门口(见证据二倒数第四、五行)。朱岩根则在公安询问笔录中承认同被害人一起同道拉过申诉人(见证据三第一页倒数第七、八行)，拉的过程中，申诉人踢倒他妻子，即受害人。范筱英在公安笔录中说被害人潘建桔追上去拉郑xx时，朱岩根也追上去拉(见证据五第一页倒数第五、六行)，但在检察院询问笔录中又改口说被害人潘建桔倒地时，朱岩根和丁再义还在被害人自家门口。

矛盾3、严弘到底在不在现场?

被害人潘建桔在公安询问笔录中说在场人员是自己、朱岩根、丁再义和范筱英(见证据一第一页倒数第一行和第二页顺数第一行)，在检察院笔录中则增加了严弘和褚玉珠。丁再义说在场人员只有四个人：丁再义、朱岩根、潘建桔、范筱英。范筱英的笔录说在场人员是丁再义、朱岩根、潘建桔、范筱英、严弘和褚玉珠。严弘和褚玉珠则说是接到范筱英的电话来到现场的，严弘把电话交给褚玉珠后跑下楼，刚好看到了申诉人踢了被害人一脚。让我们来结合现场分析一下这些说辞：

从规划图及现场，可以确认纠纷起点到申诉人家总共距离不超过8米，过程实际上也很简单，根据言辞证据归纳描述如下：拦住申诉人，要他去楼顶看一下，申诉人不去，返身往家走，被害人追过去拉住申诉人，申诉人后踢一脚，被害人倒地喊脚被踢断了，申诉人趁机逃回家，朱岩根、丁再义追进申诉人家里。申诉人也一直坚持整个过程就一两分钟，范筱英也在公安询问笔录中说整个过程大概就一两分钟(见证据五第二页顺数第五行)。结合距离和过程描述分析，这个时间跨度是比较可信的、贴近事实。现在我们来做个假定：

假定褚玉珠和严弘说的时真话，请注意她们母子的说辞，严弘把电话交给他娘褚玉珠后便逃到楼下，到楼下时看到申诉人后踢一脚，被害人倒在地上，褚玉珠挂了电话下来，只看到被害人倒在地上，申诉人后踢一脚是听儿子说的。如果这个假定成立，则显然范筱英不在现场。反之，假定范筱英说的是真话，发生纠纷时她在自家门口，打架时她已经到了褚玉珠的门口，那么她根本没有打这个电话，褚玉珠和严弘就根本不在现场。

综上，一审、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指控申诉人犯故意杀人罪的证据严重不足。因此，恳请贵院重新客观、全面、公正的审查本案，根据我国法律及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法律原则，提起再审，纠正一审、二审人民法院的错误判决、裁定，重新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宣判申诉人无罪，还申诉人一个清白，一个做人的尊严!

此致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诉人：郑xx

xxxx年3月1日

故意伤害申诉状篇二

上诉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凃××，男，1962年8月1日出生，汉族，武汉人，下岗职工，住本市硚口区汉正街元茂巷××号，电话139715137××。

被上诉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吴××，男，1968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孝感人，高中文化程度，个体老板，住本市硚口区中山大道23—3号×楼×号，电话837350××。

上诉人因被上诉人故意伤害一案，不服(20xx)硚刑初字第51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的民事判决部分，特提出上诉。

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

二、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误工费16255元、护理费5400元、必要的营养费3600元和后续治疗费131700元，以上费用合计为156955元。

不可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是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基本依据，但是因为1986颁布的该法律的许多条文都相当不完备，如：以上“关于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条文，就只规定了：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和残疾者生活补助费。很显然，20xx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得要详细、具体的多，所以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时都不应当遗漏了这一重要的法律依据。

二、原审关于民事部分的判决囫囵吞枣

三、原审合议庭的审判长谈毅法官适用强盗逻辑——没有法医鉴定即没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三条分别规定了医疗费(包括后续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和营养费的计算方式，其中没有任何法条显示“只有法医鉴定才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更何况有些费用不是法医鉴定可以鉴定得出来的(实际上，上诉人也特别对后续治疗费咨询了设在同济医院和中山医院的法医鉴定处，其意见是：花一千万也不一定治得好，所以不好作出鉴定结论)。以下是上诉人主张赔偿相关费用的依据：

(一)

误工费，上诉人受伤之后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再加上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荣华街派出所长期不立案使得上诉人一直处于向公安机关相关部门、行政不作为投诉办公室和人民检察院申冤的状态，结合开庭前重新到中山医院诊断的病历，上诉人只主张1年的误工期，合情合理合法;因为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所以参照武汉市服务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16255元的标准计算。

(二)护理费，上诉人受伤之后一直由其妻子护理，到目前为止，因为疼痛仍然无法达到完全自理的状态，上诉人只主张180天的护理期，同样合情合理合法;护理费参照武汉市通用的25元/天的标准计算。

(三)营养费，针对上诉人目前骨折成型已无法治愈的情况，上诉人主张的营养期为180天;以20元/天的标准计算。以上标准供贵院参考。

(四)后续治疗费，根据同济医院法医鉴定处和中山医院的主治医师的介绍“因为没有及时对原告人上夹板治疗，如今骨折成型已无法治愈，所以现在只能治疗以减轻疼痛”，所以上诉人于开庭前重新到中山医院疼痛科进行了诊断。疼痛科杨庆红医师介绍：可以注射治疗、磁疗、理疗等，理疗最便宜，一天32 天(另可吃药)。因此，上诉人考虑到仍然需要工作的缘故，只主张平均10元/天的理疗费，时间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的人的平均寿命80岁为标准计算，共36年零7个月，以30天/月计算，共13170天。可能上诉人提出的后续治疗费的标准有些新颖，但上诉人认为：只要是在法律条文指引下的合情合理的标准及意见，都是可以供人民法院参考的。例如：在司法实践中关于采光权的赔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现今一种参照“减少照明时间的损失以电费折算”的标准的计算方式就得到了很多法院的采纳。因此，上诉人请求贵院在“法的精神”的指引下大敢地适用合情合理的操作模式，不须拘泥于一格。

另：损伤鉴定为轻伤的法医鉴定费为150元。

四、原审合议庭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应该发回重审

(一)法官先入为主是假，替人消灾是真

合议庭把两个案件同时安排在20xx年9月6日上午9时，后临时将本案推后。11：40开庭，11：55草草收场，15分钟把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理完毕，真是厉害!

审理民事部分时，审判长不但不要求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证据质证，而且在自己也没有看证据的情况下，公然充当起被上诉人辩护人和委托代理人的角色，简直不可思议!开完庭，如果不是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提醒，几乎忘了收取上诉人的证据。

(三)法官尚未离开法庭就流露枉法裁判的迹象

开完庭，审判长就迫不及待地在法庭里喊旁听席上的人：“不走，中午就一起吃饭!”

特别说明：因为法律没有赋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就刑事判决部分独立的上诉权，所以上诉人已经向硚口区人民检察院及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就刑事判决部分提起了《刑事抗诉请求书》，文书附后。

此致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20xx.09.19

故意伤害申诉状篇三

故意伤害案刑事申诉书怎么起草?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收集的故意伤害案刑事申诉书范本，欢迎大家阅读与参考。

申诉人：姚x利，男，1xx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户口所在地：湖南省武冈市邓家铺镇杨龙村17组。因涉嫌故意伤害罪于20xx年2月7日被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11日被惠城区检察院逮捕，现在羁押在惠州市惠城区看守所。

申诉辩护人：黄，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电话：。

申诉人因涉嫌故意伤害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xx)粤高法少刑终字第142号刑事判决，特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

2、对申诉人改判为有期徒刑。

申诉理由：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上诉人姚x利无期徒刑，属于量刑畸重。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害人一方对本起案件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

本案的起因是被害人的老乡寻衅滋事，这是导致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20xx年2月7日中午12点左右，被害人的老乡因有偷狗嫌疑，被申诉人训斥后怀恨在心，故寻衅滋事，纠合十多个老乡包括被害人等持械到申诉人家里闹事，并首先动手打人，从而引发互殴。所以被害人及其老乡对本案的发生负有一定的责任。可以说被害人及其老乡的挑衅行为是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和直接起因。

二、申诉人犯罪行为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

根据查阅案卷资料和经过会见申诉人，我们可以看到，此次事件是发生在被害人的老乡偷狗不成，借机报复的前提下，申诉人出于正当防卫的目的而实施了正当防卫的行为。被害人及其老乡被打跑后，申诉人等本应终止其先前的正当防卫行为，而没有终止，所以后来行为的性质发生转化，即由最初的正当防卫转化为故意伤害。由此可见，该案发确实是事出有因，申诉人属于临时起意型激情犯罪，与有组织、有策划、有预谋的犯罪相比，主观恶性显然要小得多。

三、申诉人没有犯罪前科劣迹，是偶犯、初犯，且认罪态度较好，又有自首和坦白的情节，应当从轻处罚。

申诉人在被害人及其老乡的挑衅行为的刺激下，一时冲动才伤害了被害人，造成了这样严重的后果。申诉人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犯罪，案发后，申诉人没有逃跑，也没有实施任何逃避责任的行为。相反，申诉人还立即让他的母亲打120叫救护车和打110报警，等警察到来后主动归案，接受审讯，并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和同案人的罪行，无避重就轻之行为，有自首和坦白的情节，认罪态度极好，这进一步体现了申诉人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案发后，申诉人他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后悔，并多次表示，希望家人尽最大努力在最大限度内赔偿被害人家属。这个事实充分说明，申诉人的认罪态度很好，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应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加上申诉人有自首情节，从轻处罚的幅度应当更大。

四、申诉人的伤害行为不是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

被害人的死亡是其他同案人用木棍打击申诉人的头部所致，申诉人姚x利并没有击打被害人的头部，而是选择被害人的脚进行伤害，所以被害人的死跟申诉人的伤害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本案因被害人一方前来挑衅所致，带有突发性，申诉人并没有纠

合同

五、广东省高院对申诉人姚x利的量刑没有体现刑法的立法精神。

本案定为故意伤害罪本身就说明了申诉人等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从该刑法条文可以看出，故意伤害致死的量刑，首先考虑的是有期徒刑，其次是无期徒刑，最后是死刑。只有在手段特别残忍，且被害人无过错的情况下，才能考虑适用无期徒刑;只有在手段极其残忍，影响极坏的情况下，才能考虑适用死刑。在本案中，申诉人并没有特别恶劣的情节，且被害人及其老乡有一定的过错，申诉人又有自首坦白情节，认罪态度好，所以本案对申诉人姚x利量刑时应当适用有期徒刑，而不应当适用无期徒刑。

六、对申诉人姚x利以故意伤害罪适用有期徒刑，更能体现了司法的公平、公正和宽严相济的司法理念。

本辩护人曾经办理过一起类似的故意伤害案件，两工友因琐事打架，致被害人周宁抢救无效死亡，被告人黄辅仁尽其所有赔偿周宁家属3万多元人民币，后被告人黄辅仁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下面我将附上这个案件的判决书，供法院对比。同样的情形，同样有自首情节，赔偿的费用也相当，黄辅仁赔偿是三万多一点，申诉人赔偿的是两万。其结果是一个判无期，一个判六年，如此大的差异很显然对申诉人是不公平的，对于申诉人的改造也不利。

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20xx年10月26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维护司法公正的情况时指出，要正确执行法律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保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要继续坚持依法“从严”惩治的一面，同时也要注意依法“从宽”处理的一面，对那些社会危害不大、主观恶性不深，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情节的，以及较轻犯罪的初犯、偶犯，依法从宽处理。宽严都要依法进行，宽严都要落实到位。切实做到审时度势，体现区别对待，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效果良好。本辩护人认为，对申诉人姚x利以故意伤害罪适用有期徒刑，更能体现了司法的公平、公正和宽严相济的理念。

综上所述，我作为申诉人姚x利的申诉辩护人，并不是一味地为申诉人开脱罪责，毕竟，死亡的结果是所有人都不愿面对的，也正因此，申诉人得知这一结果后也深表悔罪，申诉人在和我的沟通中，也同样表示，希望他的家人帮他进一步赔偿被害人家属。我们还是希望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能够充分考虑本案的特殊性：首先本案乃是由一起被害人及其老乡的寻衅滋事引发的;其次，本案发生后，申诉人的自首坦白表现;再次，申诉人系初犯、偶犯、激情犯等情节，对申诉人姚x利进行改判，适用有期徒刑。谢谢!

此致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辩护人：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律师： 黄

申诉人：姚x利

20xx年x月25日

申诉人(原审被告人)：张某某，男，汉族，××年××月××日出生，住××××××

申诉人因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不服石首市人民法院(20xx)鄂石首刑初字第00145号刑事判决书，现依法提起申诉。

请求事项：

请求贵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42条之规定，撤销石首市人民法院(20xx)鄂石首刑初字第00145号刑事判决,依法重新审理此案，宣告申诉人无罪。

事实及理由：

一、本案基本事实

20xx年8月8日上午9时许，申诉人店面因电路问题，请电工进行维修，因维修需关闭总闸，受害人李某某不仅不同意，还对申诉人咒骂，指责其不该关闭电闸。后申诉人与李某某论理，并告诉李某某，以后各走各路，李某某不得到申诉人这边来，申诉人也不到李某某那去。汪某某听后就冲到申诉人摊位上与其斗狠，并扬言 “老子偏要走”，于是申诉人将手中切千层饼的菜刀在自己的摊位上拍了两下，想以此吓住汪某某等人，谁料汪某某就动手推打申诉人，申诉人就随手将刀扔在自己的摊位旁边(路边，注：申诉人店面居中，左边是李某某店面，右边是蛋糕店店面，申诉人当时面向李某某店面，李某某在自己的摊位上，申诉人右手握刀，右手边是马路，申诉人店面距马路4—5米，摊位摆放于门面外，距马路约2米左右，因此申诉人随手扔掉刀，菜刀就落在路边或摊位边)，用夹千层饼的架子打了汪某某后背一下，进而汪某某一家6人就对申诉人夫妻二人大打出手。汪某忠抱住申诉人的头，汪某某抓申诉人的睾丸，申诉人的上衣及短裤均被撕烂，脸部也受伤变色，申诉人爱人周某某与李某某及李某某的女儿、侄女扭打在一起。申诉人艰难的挣脱出来后见一烂仔从对面冲过来，申诉人慌忙之中随手拿起自家的太阳伞伞柄朝距离其最近的李某某扔去，随后高师傅拦住了申诉人，看到李某某坐在地上抱着腿，腿部有伤。

并且根据证人陈某某及周某某供述，案发现场至少有2把菜刀(陈某某供述有两把，一把有血，一把无血，周某某供述有三把，一把有血，另外两把无血，申诉人的菜刀无血)。

二、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疑点重重

1、作为本案关键物证的“菜刀”及被害人李某某的伤口，并未对此进行痕迹鉴定

在本案中，根据证人陈某某及申诉人妻子周某某供述，案发现场有3把刀，一把刀有血迹，另外两把均无任何血迹。因此，在本案中，有三个疑点：(1)这三把刀是如何被带到现场的?申诉人的一把刀是其自己扔在现场的，那么另外两把刀又是如何被带到现场的?原审判决对此并无证据证明，这也是侦查机关的程序错误。(2)这三把刀分别是谁的刀?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一把刀是张某某的，但另外两把刀是谁的?对如此重要的事实，原审判决并未证据证明。(3)造成李某某腿部受伤的究竟是哪一把刀?根据本案事实，现场有3把刀，只有一把有血，而申诉人的菜刀无血，很显然李某某腿部的伤并非申诉人的刀所致，那伤害李某某的究竟是哪一把刀?在原审判决中，并没有关于伤口与菜刀的比对、痕迹鉴定，很显然对于李某某伤口究竟是哪一把刀所为并不清楚，但原审判决却武断的认为是申诉人的刀所致，这是何其的草率。

原审中，侦查、公诉及审判机关对该部分事实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违反了侦查、审查起诉程序，判决结果与事实不符，该案并未排除合理怀疑，无法达到认定犯罪唯一的证明标准。

2、被害人李某某腿部伤口并非申诉人所致

根据现场勘查及申诉人供述，申诉人店面居中，左边是李某某店面，右边是蛋糕店店面，申诉人当时面向李某某店面，李某某当时在自己的摊位上，倘若真如受害人及证人刘某某所说，申诉人将菜刀朝李某某扔去，那么菜刀应当落在李某某店面一侧。而根据证人周某凡陈述，其当时在路边捡到菜刀，并随手将其放在蛋糕店的架子上，据此陈述，菜刀当时的位置应在申诉人一侧，周某凡顺手捡起，就将其放到旁边的蛋糕店架子上，符合常理，这就更加说明申诉人并未将菜刀扔向李某某，而只是随手扔在自己的摊位旁边。如果按照受害人的陈述，周某凡在李某某一侧捡起菜刀，然后绕过申诉人的店面，将其放到蛋糕店的架子上，这符合常理吗?显然被害人一方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有做伪证之嫌。

3、申诉人将刀仍向李某某不符合常理

同时，在本案中，申诉人在与汪某某斗殴之前就已经将菜刀丢掉，在后续的打斗中其再无扔刀行为。倘若被害人李某某及汪氏父子所言属实，李某某应在打斗开始之前就已经受伤，其遭受如此重伤后，自己竟然不知，反而像没事一样继续参与斗殴，这符合常理吗?既然在斗殴之前就已经受伤，为何本案所有的询问笔录均没有李某某在斗殴过程中腿部已经受伤的内容?既然在斗殴之前就已经受伤，为何李某某在斗殴结束后才坐在地上大呼?这一连串的疑点，原审侦查、公诉及审判机关并未查实清楚，排除合理怀疑，就仓促定罪，有失职、枉法裁判之嫌。

4、原审判决证据不充分，证明力不足

1、认定本案事实主要依赖的是证人证言，缺少其他证据佐证，无法客观还原事实真相。

(1)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应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在本案中，认定案件事实时仅仅依据证人证言，而无其他实物证据予以佐证。众所周知，证人证言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容易受证人的记忆力、表达描述以及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证人证言的客观性。对于本案申诉人来讲，认定其是否构成犯罪将对其今后的生活、命运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不能仅仅依靠证人证言就仓促认定申诉人构成犯罪，这既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又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基本法律原则。

(2)本案证人汪某某、汪某忠系本案厉害关系人，且与本案被害人具有法律上的厉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人陈某某的证言自相矛盾，一方面说没有看清楚刀砍在被害人的何处，另一方面又说被害人腿部的伤是申诉人扔刀所致，显然存在矛盾，同时，在本案审理时，所有能证明案件事实的证人均未出庭接受公诉人、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质证，仅仅凭借几份书面证人证言就认定申诉人犯罪的事实，这是何其的草率。

(3)本案申诉人自始至终都未承认被害人腿部所受伤害是他所为，根据申诉人陈述，汪某某冲过来与申诉人斗狠时，其将菜刀随手扔在了路边，而并未朝被害人李某某扔去，只是当李某某叫喊“砍人了”时，申诉人才发现李某某腿部受伤，申诉人仅仅“以为”被害人所受伤是自己的雨伞所致，而并非承认。并且，申诉人在公安机关接受讯问时，也询问办案警官：李某某所受伤害是刀伤还是伞伤，因为办案警官告诉他是刀伤，可见其对李某某受伤一事是何其的惊讶和不解，更加证明其并未伤害李某某。

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证据不合法，理应予以排除

1、申诉人的讯问笔录系逼供和诱供，应当予以排除

申诉人在公安机关接受长达6个小时的讯问，期间申诉人因睾丸疼痛难忍，要求侦查人员将其送医院接受治疗，任凭申诉人苦苦哀求，侦查人员始终未同意。在讯问过程中，申诉人向公安机关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但承办警官汤某某所长认为申诉人撒谎，并告诉申诉人，汪氏父子及李某某均指认是申诉人所为，让其不要狡辩。但申诉人仍然告诉讯问人员并非其用刀伤害李某某，汤某某所长气急败坏的吼道“将其拉到审讯室铐起来再说”，申诉人作为一个朴实的老百姓，如何经受得住这般恐吓威胁。后侦查人员将已经打印好的讯问笔录让申诉人签字，但该讯问笔录与其所陈述内容完全不同，申诉人在签字之前已经向办案民警反映情况，并要求重新制作讯问笔录，但遭到办案民警的拒绝。申诉人拒绝签字，但汤某某所长用手敲了敲申诉人脑袋威胁说“如果再不老实，就直接把你送到看守所整死你，签字了你就可以出去了”。面对如此凶狠侦查人员的威胁、恐吓和引诱，申诉人已经恐惧到极点，害怕自己永远走不出去，甚至被整死，其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违心签字，以为这样就不会再有事了，怎知侦查人员竟以此继续追究申诉人的责任。

同时，对于证人陈某某的询问笔录是侦查人员事先已经做好，在半夜时分找到陈某某，要求其签字，陈某某明确表示笔录上所载并非事实，拒绝签字。侦查人员于是威胁陈某某，作为朴实怕事的老百姓，怎能受此威胁，其在被迫的情况下不得不在已经做好的笔录上签字。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0条、54条的规定，侦查机关应依合法程序搜集证据，不得逼供、诱供，对证人威胁做假证，对于以此方法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应当予以排除。因此，对于上述申诉人供述及证人陈某某证言应予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2、原审法院所依据的讯问、询问笔录来源及形式违法，应予排除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0条、124条、125条的规定，侦查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及被害人时，侦查人员应当在讯问、询问笔录上签名。同时《最高院关于(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82条“讯问笔录有下列瑕疵，经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一)讯问笔录填写的讯问时间、讯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等有误或者存在矛盾的;(二)讯问人没有签名的;(三)首次讯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相关权利和法律规定的。但作为本案证据的讯问、询问笔录并没有侦查人员的亲笔签名，显然证据的来源及形式不合法，且侦查及公诉机关并未对此作出补正或解释，故申诉人的供述笔录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理应予以排除。

四、申诉人有新的证据证明被害人所受伤害并非申诉人所为

(1)根据证人陈某某新证言显示，其在侦查阶段向公安机关提供的证人证言是侦查机关事先已经做好的，在半夜时分找到陈某某签字确认，证人陈某某在万般无奈之下才签字，该份证据明显涉嫌伪造。其在新证言中明确说明，当时申诉人确实扔了菜刀，但并未伤到李某某，并且该把菜刀被周某凡捡起后放到蛋糕店的架子上。

(2)证人王某梅、凡某文提供的证言，证明案发时申诉人确实扔下了刀，但并未将刀扔向被害人李某某，也未伤害到李某某，现场也未看到李某某受伤，申诉人仅仅是扔下刀同汪氏父子打架。

(3)根据现场目击证人杨某某证言，案发时，其正在街上买千层饼，看到申诉人同汪某某等打架，没看到申诉人用菜刀伤人，申诉人的菜刀也未伤到人，案发现场也没有血迹，李某某腿部也没有流血。

(4)根据现场目击证人曾某某证实，案发时，其在李某某摊位买麻辣菜，看见汪某某对申诉人斗狠，申诉人丢掉手中的菜刀同汪某某扭打一起，李某某冲过去将申诉人摊位掀翻，后李某某与申诉人爱人扭打一起，两人被拉开后，李某某就气势汹汹的跑过来用自己的刀在自己的腿部上划了一刀，然后大呼杀人了。因此，根据这四份新证据，申诉人并未用刀伤害李某某，原审判决认定其有罪与事实不符，显属冤案。

综上，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在本案中，疑点重重，证据之间自相矛盾，且证据本身存在违法性，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根据刑事案件证据标准，所有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指向唯一结果，否则就无法认定构成犯罪。同时，根据刑事诉讼中疑罪从无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原则，凡是没有证据或证据不充分的，均不得认定构成犯罪，况且在本案中，有充分的证据足以认定申诉人无罪。据此申诉人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42条之规定，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原判，重新审理此案，宣告申诉人无罪。

此致

石首市人民法院

申诉人：张某某

代理人：伍

律师事务所

二〇xx年x月十二日

故意伤害申诉状篇四

申诉人：刘xx，(一审被告人、二审上诉人刘某某之父)，男，59岁，汉族，广东省乐昌市人，下岗工人，住址：广东省乐昌市山xx路x巷x号。

案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粤高法刑一终字第x号判决书、(x)粤高法立刑申字第x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对于上诉人刘某某在量刑上有失公正，认定的事实不清。

申诉请求：

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此案。

申诉人的儿子刘某某因与温某豪、周某斌等人在韶关市参与故意伤害(致死)案，被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x)韶刑一初字第x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无期徒刑。申诉人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x年8月8日作出的(x)粤高法刑一终字第x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申诉人不服提出申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x年6月23日作出()粤高法立刑申字第x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驳回申诉人的申诉。

事实和理由：

一.引起本案发生的人是温某豪和周某斌

x年6月30日晚，申诉人的儿子刘某某与温某豪、周某斌等人在乐昌市区xx酒吧108房玩时，温某豪和黄x强发生矛盾引起打斗。温某豪还用车撞伤黄某强一方的人，引起黄x强带人来报复，而刘某某当时不在现场，并未参与他们的斗殴。这些事实黄x强在侦查机关的供述可以证实。事实上，刘某某与受害人潘x兵一方无冤无仇，没有任何利害冲突，不存在打死受害人的作案动机。因此本案一、二审均认定刘某某为主犯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二、提出找人来教训崔某成的不是刘某某。

一审、二审认定是刘某某提议找人来教训崔某成，认定刘某某是主要策划和组织者，这种认定是错误的。温某豪和黄某强发生斗殴以后，因崔某成、黄某强到处找温某豪报复，刘某某出于义气，打电话给崔某成协商，但崔某成要刘某某交出温某豪，刘某某没有答应，崔某成就说要由刘某某负责。由于怕被报复，刘某某、温某豪、周某斌三人离开乐昌到韶关、深圳等地避难。期间是由三人商量找人来教训崔某成，而不是由刘某某提出的，三人商量的结果是由刘某某出面叫他的堂弟找几个人到乐昌帮手捉崔某成，由温某豪出钱作为报酬。买车和准备作案工具也是由三人一起完成的，买车的钱也是温某豪出的(周某斌的口供证实)。这说明在这起案件中是由温某豪起主要作用，作案费用全部由其支付。因此一审、二审认定刘某某是主要策划和组织者与事实不符。

三、是温某豪、周某斌抓住本案受害人的，刘某某在事前并不知情的。

在找到本案被告嵩某强等人后，刘某某、温某豪等人回到乐昌连续两次到崔某成上班的地方找崔某成都未找到。案发当天晚饭后他们又去找崔某成，没找到，刘某某等人就先回到出租屋去休息。当晚20时许，温某豪、周某斌开车，在外继续寻找崔某成。在寻找过程中，温某豪、周某斌发现有人租用摩托车跟踪，便调头开车去追跟踪的人，在进廊田镇的公路边追到跟踪的人受害人潘某兵和黄某强，黄某强见状逃跑了，温某豪、周某斌抓到受害人后打电话叫刘某某等人过去，说抓到一个人。刘某某等人赶到时，温某豪、周某斌已经抓到受害人并殴打了一顿。这一点有李某、周某斌的口供可以证实。刘某某并不认识受害人是谁，只听温某豪说这个人跟踪他，是崔某成的马仔。由此就可以印证温某豪、周某斌才是本案的主要策划、组织和实施者，因为本案是去教训崔某成的，但温某豪、周某斌是在刘某某等不知情的情况下抓住受害人，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另外据黄某强的口供反映，黄某强知道受害人被温某豪等人抓住后，曾打通受害人的电话，温某豪接过电话说：“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废了他，下一个就轮到你了”由此可以证明温某豪才是此次犯罪的组织者。且前两次打受害人都是温某豪先动手和用电棍电击受害人的(李某口供证实)。

四、刘某某并无实施故意伤害的犯罪行为。

受害人被温某豪抓住后，温某豪就先用车用保险锁殴打受害人(温某豪的口供已证实)。刘某某等人过去后其他被告先后数次殴打受害人，温某豪还用电棍电击受害人，而刘某某始终没有动手，还劝其他被告不要击打受害人的头部以免弄出人命，这些事实在公安机关的逮捕申请书、起诉意见书及被告的供述都可以证实。从殴打受害人的情况来看，温某豪的主观恶性比刘某某要大的多。因温某豪在殴打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对于受害人的死亡，其有着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尤其是温某豪用车用保险锁敲打受害人头部这一行为更是成为受害人致死的重要因素。

五、受害人的死亡和刘某某的行为并无任何因果关系。

判决书认定刘某某在本案中起组织、策划作用是主犯，是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的.，刘某某的作用比本案中任何一个被告人的作用都要小，在商量报复崔某成时，提出找人帮忙，由于温某豪提出由他出钱，刘某某是听命于温某豪而出面找人的。而商量报复的对象是崔某成而不是受害人，在刘某某回到住处后，这个行动已经结束。受害人是温某豪、周某斌抓住的，从第一现场打人到第二现场打人，刘某某由始至终都没有动手。刘某某与受害人也是素不相识，从未谋面，更无任何冤仇，根本就没有致受害人死亡的任何动机。所以受害人的死亡与刘某某的行为是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

六、导致受害人死亡的主要责任未分清。

在温某豪、周某斌打电话说抓到一个人叫刘某某等人过去后，刘某某就看到受害人的头部在流血，受害人的尸检报告分析认为：受害人头部损失为致命伤，潘某兵是因颅脑损伤死亡的。刘某某在看守所接受审讯时提出检验受害人头部伤口是否与温某豪用车用保险锁敲打的伤口吻合，但公安机关没有采纳刘某某的意见。(一审庭审时有相关记录)。成立共同犯罪行为须符合三个要求：一是每个行为人都必须具有属于同一犯罪的犯罪行为。如果都没有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有犯罪行为但分属不同犯罪，均不能成其为共同犯罪行为。二是各行为人的行为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共同犯罪故意支配下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形成为一个行为整体。这是成立共同犯罪行为的关键。三是在发生一定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导致该结果的原因是各行为人的行为所构成的行为整体，因此，每个行为人的行为都是该结果发生的原因的一部分，只是各自所起作用的大小可能有所不同。而本案中，受害人的死亡主要是由温某豪、周某斌等人的个人行为所造成的，理应由温某豪等人承担主要责任，刘某某充其量只是从犯。温某豪用车用保险锁敲打受害人的这一行为也不应该算作是共同犯罪行为中的共同行为。这一行为完全是其个人的犯罪行为。

故意伤害申诉状篇五

申诉人因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不服石首市人民法院()鄂石首刑初字第00145号刑事判决书，现依法提起申诉。

请求事项：

请求贵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42条之规定，撤销石首市人民法院(2012)鄂石首刑初字第00145号刑事判决,依法重新审理此案，宣告申诉人无罪。

事实及理由：

一、本案基本事实

8月8日上午9时许，申诉人店面因电路问题，请电工进行维修，因维修需关闭总闸，受害人李某某不仅不同意，还对申诉人咒骂，指责其不该关闭电闸。后申诉人与李某某论理，并告诉李某某，以后各走各路，李某某不得到申诉人这边来，申诉人也不到李某某那去。汪某某听后就冲到申诉人摊位上与其斗狠，并扬言“老子偏要走”，于是申诉人将手中切千层饼的菜刀在自己的摊位上拍了两下，想以此吓住汪某某等人，谁料汪某某就动手推打申诉人，申诉人就随手将刀扔在自己的摊位旁边(路边，注：申诉人店面居中，左边是李某某店面，右边是蛋糕店店面，申诉人当时面向李某某店面，李某某在自己的摊位上，申诉人右手握刀，右手边是马路，申诉人店面距马路4—5米，摊位摆放于门面外，距马路约2米左右，因此申诉人随手扔掉刀，菜刀就落在路边或摊位边)，用夹千层饼的架子打了汪某某后背一下，进而汪某某一家6人就对申诉人夫妻二人大打出手。汪某忠抱住申诉人的头，汪某某抓申诉人的睾丸，申诉人的上衣及短裤均被撕烂，脸部也受伤变色，申诉人爱人周某某与李某某及李某某的女儿、侄女扭打在一起。申诉人艰难的挣脱出来后见一烂仔从对面冲过来，申诉人慌忙之中随手拿起自家的太阳伞伞柄朝距离其最近的李某某扔去，随后高师傅拦住了申诉人，看到李某某坐在地上抱着腿，腿部有伤。

并且根据证人陈某某及周某某供述，案发现场至少有2把菜刀(陈某某供述有两把，一把有血，一把无血，周某某供述有三把，一把有血，另外两把无血，申诉人的菜刀无血)。

二、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疑点重重

1、作为本案关键物证的“菜刀”及被害人李某某的伤口，并未对此进行痕迹鉴定

在本案中，根据证人陈某某及申诉人妻子周某某供述，案发现场有3把刀，一把刀有血迹，另外两把均无任何血迹。因此，在本案中，有三个疑点：(1)这三把刀是如何被带到现场的?申诉人的一把刀是其自己扔在现场的，那么另外两把刀又是如何被带到现场的?原审判决对此并无证据证明，这也是侦查机关的程序错误。(2)这三把刀分别是谁的刀?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一把刀是张某某的，但另外两把刀是谁的?对如此重要的事实，原审判决并未证据证明。(3)造成李某某腿部受伤的究竟是哪一把刀?根据本案事实，现场有3把刀，只有一把有血，而申诉人的菜刀无血，很显然李某某腿部的伤并非申诉人的刀所致，那伤害李某某的究竟是哪一把刀?在原审判决中，并没有关于伤口与菜刀的比对、痕迹鉴定，很显然对于李某某伤口究竟是哪一把刀所为并不清楚，但原审判决却武断的认为是申诉人的刀所致，这是何其的草率。

原审中，侦查、公诉及审判机关对该部分事实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违反了侦查、审查起诉程序，判决结果与事实不符，该案并未排除合理怀疑，无法达到认定犯罪唯一的证明标准。

2、被害人李某某腿部伤口并非申诉人所致

故意伤害申诉状篇六

上诉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凃××，男，xxx年8月1日出生，汉族，武汉人，下岗职工，住本市xx区xx街xx巷××号，电话xxxxxxxxxxxx。

被上诉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吴××，男，xxx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孝感人，高中文化程度，个体老板，住本市xx区xx大道23—3号×楼×号，电话xxxxxxxxxxxxx。

上诉人因被上诉人故意伤害一案，不服(xxx)硚刑初字第51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的民事判决部分，特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

二、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误工费16255元、护理费5400元、必要的营养费3600元和后续治疗费131700元，以上费用合计为156955元。

上诉理由：

三、原审合议庭的审判长谈毅法官适用强盗逻辑——没有法医鉴定即没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三条分别规定了医疗费(包括后续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和营养费的计算方式，其中没有任何法条显示“只有法医鉴定才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更何况有些费用不是法医鉴定可以鉴定得出来的(实际上，上诉人也特别对后续治疗费咨询了设在同济医院和中山医院的法医鉴定处，其意见是：花一千万也不一定治得好，所以不好作出鉴定结论)。以下是上诉人主张赔偿相关费用的依据：

(一)法官先入为主是假，替人消灾是真

合议庭把两个案件同时安排在xxx年9月6日上午9时，后临时将本案推后。11：40开庭，11：55草草收场，15分钟把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理完毕，真是厉害!

开完庭，审判长就迫不及待地在法庭里喊旁听席上的人：“不走，中午就一起吃饭!”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xxx.09.19

故意伤害申诉状篇七

申诉人：刘xx，(一审被告人、二审上诉人刘某龙之父)，男，59岁，汉族，广东省乐昌市人，下岗工人，住址：广东省乐昌市山xx路x巷x号。

案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xxxx)粤高法刑一终字第x号判决书、(xxxx)粤高法立刑申字第x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对于上诉人刘某龙在量刑上有失公正，认定的事实不清。

申诉请求：

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此案。

申诉人的儿子刘某龙因与温某豪、周某斌等人在韶关市参与故意伤害(致死)案，被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xxxx)韶刑一初字第x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无期徒刑。申诉人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xxxx年8月8日作出的(xxxx)粤高法刑一终字第x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申诉人不服提出申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xxxx年6月23日作出(xxxx)粤高法立刑申字第x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驳回申诉人的申诉。

事实和理由：

一.引起本案发生的人是温某豪和周某斌

200x年6月30日晚，申诉人的.儿子刘某龙与温某豪、周某斌等人在乐昌市区xx酒吧108房玩时，温某豪和黄x强发生矛盾引起打斗。温某豪还用车撞伤黄某强一方的人，引起黄x强带人来报复，而刘某龙当时不在现场，并未参与他们的斗殴。这些事实黄x强在侦查机关的供述可以证实。事实上，刘某龙与受害人潘x兵一方无冤无仇，没有任何利害冲突，不存在打死受害人的作案动机。因此本案一、二审均认定刘某龙为主犯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二、提出找人来教训崔某成的不是刘某龙。

一审、二审认定是刘某龙提议找人来教训崔某成，认定刘某龙是主要策划和组织者，这种认定是错误的。温某豪和黄某强发生斗殴以后，因崔某成、黄某强到处找温某豪报复，刘某龙出于义气，打电话给崔某成协商，但崔某成要刘某龙交出温某豪，刘某龙没有答应，崔某成就说要由刘某龙负责。由于怕被报复，刘某龙、温某豪、周某斌三人离开乐昌到韶关、深圳等地避难。期间是由三人商量找人来教训崔某成，而不是由刘某龙提出的，三人商量的结果是由刘某龙出面叫他的堂弟找几个人到乐昌帮手捉崔某成，由温某豪出钱作为报酬。买车和准备作案工具也是由三人一起完成的，买车的钱也是温某豪出的(周某斌的口供证实)。这说明在这起案件中是由温某豪起主要作用，作案费用全部由其支付。因此一审、二审认定刘某龙是主要策划和组织者与事实不符。

三、是温某豪、周某斌抓住本案受害人的，刘某龙在事前并不知情的。

在找到本案被告嵩某强等人后，刘某龙、温某豪等人回到乐昌连续两次到崔某成上班的地方找崔某成都未找到。案发当天晚饭后他们又去找崔某成，没找到，刘某龙等人就先回到出租屋去休息。当晚20时许，温某豪、周某斌开车，在外继续寻找崔某成。在寻找过程中，温某豪、周某斌发现有人租用摩托车跟踪，便调头开车去追跟踪的人，在进廊田镇的公路边追到跟踪的人受害人潘某兵和黄某强，黄某强见状逃跑了，温某豪、周某斌抓到受害人后打电话叫刘某龙等人过去，说抓到一个人。刘某龙等人赶到时，温某豪、周某斌已经抓到受害人并殴打了一顿。这一点有李某、周某斌的口供可以证实。刘某龙并不认识受害人是谁，只听温某豪说这个人跟踪他，是崔某成的马仔。由此就可以印证温某豪、周某斌才是本案的主要策划、组织和实施者，因为本案是去教训崔某成的，但温某豪、周某斌是在刘某龙等不知情的情况下抓住受害人，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另外据黄某强的口供反映，黄某强知道受害人被温某豪等人抓住后，曾打通受害人的电话，温某豪接过电话说：“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废了他，下一个就轮到你了”由此可以证明温某豪才是此次犯罪的组织者。且前两次打受害人都是温某豪先动手和用电棍电击受害人的(李某口供证实)。

四、刘某龙并无实施故意伤害的犯罪行为。

受害人被温某豪抓住后，温某豪就先用车用保险锁殴打受害人(温某豪的口供已证实)。刘某龙等人过去后其他被告先后数次殴打受害人，温某豪还用电棍电击受害人，而刘某龙始终没有动手，还劝其他被告不要击打受害人的头部以免弄出人命，这些事实在公安机关的逮捕申请书、起诉意见书及被告的供述都可以证实。从殴打受害人的情况来看，温某豪的主观恶性比刘某龙要大的多。因温某豪在殴打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对于受害人的死亡，其有着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尤其是温某豪用车用保险锁敲打受害人头部这一行为更是成为受害人致死的重要因素。

五、受害人的死亡和刘某龙的行为并无任何因果关系。

判决书认定刘某龙在本案中起组织、策划作用是主犯，是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的，刘某龙的作用比本案中任何一个被告人的作用都要小，在商量报复崔某成时，提出找人帮忙，由于温某豪提出由他出钱，刘某龙是听命于温某豪而出面找人的。而商量报复的对象是崔某成而不是受害人，在刘某龙回到住处后，这个行动已经结束。受害人是温某豪、周某斌抓住的，从第一现场打人到第二现场打人，刘某龙由始至终都没有动手。刘某龙与受害人也是素不相识，从未谋面，更无任何冤仇，根本就没有致受害人死亡的任何动机。所以受害人的死亡与刘某龙的行为是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

六、导致受害人死亡的主要责任未分清。

在温某豪、周某斌打电话说抓到一个人叫刘某龙等人过去后，刘某龙就看到受害人的头部在流血，受害人的尸检报告分析认为：受害人头部损失为致命伤，潘某兵是因颅脑损伤死亡的。刘某龙在看守所接受审讯时提出检验受害人头部伤口是否与温某豪用车用保险锁敲打的伤口吻合，但公安机关没有采纳刘某龙的意见。(一审庭审时有相关记录)。成立共同犯罪行为须符合三个要求：一是每个行为人都必须具有属于同一犯罪的犯罪行为。如果都没有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有犯罪行为但分属不同犯罪，均不能成其为共同犯罪行为。二是各行为人的行为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共同犯罪故意支配下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形成为一个行为整体。这是成立共同犯罪行为的关键。三是在发生一定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导致该结果的原因是各行为人的行为所构成的行为整体，因此，每个行为人的行为都是该结果发生的原因的一部分，只是各自所起作用的大小可能有所不同。而本案中，受害人的死亡主要是由温某豪、周某斌等人的个人行为所造成的，理应由温某豪等人承担主要责任，刘某龙充其量只是从犯。温某豪用车用保险锁敲打受害人的这一行为也不应该算作是共同犯罪行为中的共同行为。这一行为完全是其个人的犯罪行为。

七、温某豪才是本案的组织者和策划者

温某豪、周某斌、李某三人在案发后逃跑时，多次商量将责任推给刘某龙，如果刘某龙真的是案件的组织策划的主犯，三人何必多次商量将责任推给刘某龙，而温某豪、周某斌被抓获后，多次翻供，在看守所两个人多次串供，拒不认罪，态度很恶劣。这些都有证人证实和被告人的供述证实。本案从头到尾都是温某豪在组织、策划的，既由其出钱实施犯罪、又由其指挥其余被告人殴打受害人等。由此足以认定温某豪、周某斌才是本案的组织者和策划者。

综上所述，本案组织、主导人自始至终都是温某豪，而且本案的纠纷也是由其引起的，决定找人来教训崔某成也是其牵头商议的，由温某豪出钱，刘某龙才找人帮忙的。刘某龙在被抓以后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而温某豪、周某斌在被抓以后10月份前的口供与犯罪事实相符，10月份后就翻供否认参与犯罪(一审开庭时公诉机关曾指出这一点)在开庭审理时也不认罪。一审、二审的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明显有不当之处。本案的主要组织、策划人是温某豪，刘某龙只是本案的从犯，但判决却是刘某龙为无期徒刑，而温某豪却只判了五年有期徒刑，两个人的刑期悬殊如此之大，可以看出本案的判决是很不公平，很不公正的。

英国大哲学家培根，这位曾做过英国皇家大法官的思想家曾云: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触犯了法律——但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毁坏法律——就好比污染了水源。申诉人认为：刘某龙犯了罪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但判决应该公平、公正，如此才能让被告人认罪伏法，让有罪的人受到应有的惩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法律的尊严，才能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有鉴于此，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3条的规定，特向贵院提出申诉，恳请对此案重新审理，秉公判决刘某龙为本案的从犯，并从轻发落。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申诉人：

代理律师：

xxxx年9月22日

附：申诉状副本1份;

故意伤害申诉状篇八

申诉人：**，男，汉族，小学文化，19**年*月20日出生，住湖南省邵东县九龙岭镇财神村9组8号，身份证号码：43052119490******，电话：0739-22******。

申诉人不服邵阳市中级法院湘05号刑申2号通知书，继续申诉，直到得到公道为止。

申诉请求：

1、撤销(2016)湘05号刑申2号通知书。

2、宣告申诉人无罪。

事实和理由：

第一、邵阳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避重就虚。理由如下：

(一)关键证人的证言不具有客观性，理由如下：

1、证人的证言自相矛盾，两证人对同一主要事实的叙述不一致，和其他证人证言和“受害人”自己的称述也不一致。

a、证人张三(又名郑**)的证言：

法庭发问的证言：辩护人多次问还有其它行为吗?都没有说申诉人用脚踩踏“被害人”胸口。

b、证人李四的证言：

两个证人在公安机关、律师、开庭审理的时候证言不一，同一个证人在主要事实前后说法不一致，两个证人之间对同一主要事实的叙述也不一样的啊。打的方式，打的次数，倒地的姿势，案发地形的叙述，拖脚的方式是拖一只脚，还是两只脚都不一致。“受害人”自己的陈述和证人的证言说的也完全不一样，“受害人”的第一次陈述说是拳头打在左胸口，第二次陈述为拳头打在左腋窝下面一点;次数为第一是一拳，第二次是多拳;倒地姿势为仰面倒地;用脚在胸口踏了多脚。但是相同的地方是都认为伤是申诉人打的，带着主观臆断的证言怎么让人相信。

2、两个证人都有作假证的地方。

(1)、证人自己提供的“自述材料”和公安机关的问话笔录不一致;

(2)、律师发问的时候，两个证人对双方见面的地点、见面时间、见面打没打招呼，说法完全不一样。证人郑佰满说是夜晚九点见的面，见面地点是在院子里，见面时李四主动和他打招呼。证人李四说的是见面时间是下午四点，回家时候就见面了，见面的地点是在他打牌的房间里，他没有和证人郑佰满打招呼。

(3)、证人当庭说下午四点骑摩托车回家，回家的时间是下午四点左右，而在公安机关的证言中还在家里吃了中饭。

(4)既然是回家吃豆腐饭，按照申诉人当地的习惯是一定要送礼的，但是被律师问道是否送礼，总是回避不答，说这是个人隐私，因为我律师手中有该送礼人家的记账清单，如果说就会当庭穿帮。

3、这两个关键证人都和“受害人”具有某种利害关系，无法客观的反映情况。

张三和*佰满是亲兄弟，这是客观事实无法否定。张三说“被害人”王五认他们的父母作干爹干妈，这在张三的问话笔录中有记录，但是郑佰满故意隐瞒不说，反而说自己和双方之间没有亲属关系，意欲还在?李四和郑佰满系亲叔侄关系这也是客观事实，虽然这在案件中没有反应。就是这些和“被害人”有某种利害关系的人都说看到了申诉人怎么打伤“被害人”的，而其他所在场的人却没看到，我想这是有蹊跷的。已经被证明说谎的证人，他所说的其它证言也无法保证都真实，所以说，这两份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无法客观反映事情的真实情况。

(二)、“受害人”自己的陈述自相矛盾，和证人的证言也不一致。“受害人”在年9月10日的称述说申诉人一拳将他打倒仰面倒地，拳打在左胸口位置，倒地后申诉人还用脚在“受害人”的左胸口踏了几脚，具体多少脚记不清楚了。而在2010年9月22日被打的位置却变成了左腋窝下面一点，踏就改成踏在身上其它地方了。“受害人”自己说位置是和申诉人是面对面，证人说郑佰满说是“被害人”站在申诉人郑伯胜和当事人郑白云两人中间，用两只手分别挡着他们两个人，是申诉人正面对着“被害人”的侧面。

第二、鉴定鉴定不具有客观性。

1、鉴定机构收到委托鉴定的时间是为2010年9月17日，但是在2010年9月10日的问话笔录中就有该鉴定结论的案号(邵)公(法)鉴(活检)字【2010】1720号鉴定结论了，这明显不具备客观性。但是一审法院却认定该鉴定结论，理由是公安机关的情况说明这是“补签”，只要稍微分析，这又是一个弥天大慌，分析如下：9月17日接到委托，鉴定结论作出的时间侦查机关补正为9月三十日，一审法院也认定为是这个时间，这还是重新陷于原来的困境，因为假的就是假的，不管你怎么掩盖，都是假的。只是原来在鉴定结论作出前20天就出现了，这样用“补签”来修正为在鉴定结论作出十天前出现，这有什么实际意义吗?还不是先有孩子后有老子的错误逻辑。这样的不具备客观性的鉴定结论认定为有效，跟最高院沈德咏说的“宁肯错放，不肯错判”是背道而驰了，请二审法院仔细阅读这两个地方，认真对待这两个地方。(请领导重点关注这一重大逻辑错误的情况)

2、鉴定机构不具备鉴定资质。一审法院用鉴定人的证言来证明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具备鉴定资格，这申诉人不说这样的逻辑对于错，只说如果你这样证明了，申诉人无话可说，说鉴定机构登记证书处于换证时间，鉴定单位可以到该机构登记机关开具在该鉴定时候确属换证，并有资格的证明，鉴定人的资质情况和鉴定机构的证明方法相同，为什么拿不出来?推断可知没有啊!说白了就是证件换发过程中怎么证明自己的.资质行为，鉴定机构拿出的是后面具备鉴定资质，一审法院绝对不会分不出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什么目的吧，那为什么还要这样认定了，是无法排除合理性怀疑。

4、鉴定结论做出的依据不客观;致伤原因病历上明显记录为患者自己不慎摔伤所致，鉴定结论上却将致伤原因记录为被打伤所致。鉴定人不依据客观材料进行鉴定，而是另外依据被鉴定人的称述说明来进行鉴定。患者本来就有旧伤在身，鉴定结论却没有对这伤是新伤还是旧伤进行分辨，无法令人信服。鉴定时间为2010年的9月33日，一个涉及到罪与非罪的鉴定结论，这种工作态度做出的鉴定结论怎么让人信服。

所以该份鉴定结论不具有客观性，且鉴定程序违法，鉴定依据的资料不客观，因此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第三、该案两个疑点无法有合理解释。

1、被害人在检察院、法院都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是不要赔偿主动放弃?还是自知理亏不敢面对?还是另有隐情?无法有一个合理的解释。2、报案寻求公力救济的是申诉人，而不是“被害人”，案发时间是2010年9月9日下午四点左右，而“受害人”治疗却在2010年9月10日中午12点30分才到医院治疗，既然是被人打伤，为何迟迟不去就诊，为何愿意自己承担所有的治疗费用而不找致害人索赔了?无法有合理的解释，逻辑指向一个结果，那就是栽赃陷害，惹火烧身，不敢面对了。

第四、邵阳市人民法院程序违法，用非法证据作为定案依据。

两次补充侦查后侦查机关自行侦查所搜集到的材料不具备合法性，不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三款和第四款补充侦查以两次为限，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也做出了相同的规定。没有法律授权补充侦查两次之后，原来的侦查机关还可以自行继续侦查，也没有授权检察院可以继续侦查，所以侦查机关提供的20做搜集的赵**证言、李四证言、杨**证言、仇**证言、王五陈述、鉴定机构的资质证明、鉴定人的资质证明、补签错误情况说明都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综上诉述，指控申诉人犯罪的证据不充分;鉴定结论不具备客观性;关键证人的证言自相矛盾;两个证人之间的证言对主要事实的称述都不一致且和“被害人”陈述不一致;证人在作证时说谎;第二次退补后，侦查机关继续再行侦查搜集的证据不合法;“受害人”不寻求经济赔偿且不报案无合理解释;因此检察院指控申诉人故意伤害罪的指控不能成立，请还申诉人一个公道。

此致

湖南省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

20**-6-6

故意伤害申诉状篇九

申诉人：孙某某，男，1982年11月10日出生于黑龙江桦南县，居民身份证号码230822198111104912，汉族，小学文化，农民，户籍地黑龙江省桦南县闫家镇大张家村1组447号，居住地某市市某中区某直镇甫南村。因一、二审被认定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现在监狱服刑。

申诉人因对某市市某中区人民法院吴刑初字第008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某市市中级人民法院()苏中刑终字第00065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不服，现提出申诉，申诉请求如下：

依法撤销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一、二审错误判决，对本案立案重审，依法改判申诉人无罪，或以过失犯罪减轻对申诉人的刑罚。

申诉理由：

申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裁定认定的被害人陈某左胸部贯通伤，是否客观存在，本案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假设该损伤存在，也并非申诉人所造成。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被害人陈某左胸部存在所谓“左胸腹部贯通伤”伤口

(一)某市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出具的被害人陈某入院记录、手术记录、死亡记录等病历材料存在为减轻其医疗事故责任而故意夸大陈某原始伤情，杜撰被害人陈某存在“左胸腹部贯通伤”的可能性。

某市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出具的被害人陈某手术记录，明确记载被害人胸腹部锐器贯穿伤表皮伤口长度3cm，膈肌伤口长度4cm，胃前、后壁各有一长度3cm的伤口。如果该伤口确实存在，属于一次性造成的贯通伤，怎么可能造成四处伤口从外到内第一处、第三处、第四处长度一致而唯独第二处宽出1cm的情况?这明显违背自然常识，从力学和医学上是无法解释的。

原审已经依照在案证据查明并确认，某市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接治被害人陈某时，存在严重的医疗过错，是导致陈某最终死亡的责任人之一。基于上述因素，在医疗过错发生后，该医院完全存在在有关病历材料中刻意夸大陈某的原始伤情程度并借此减小自身过错程度的行为动机，且完全有可能实施该行为。

(二)有关证据和事实显示，不能排除某市大学司法鉴定所医学鉴定意见书对被害人伤情的检验鉴定意见受到了利害关系的干扰而配合医院一起作假。

1、鉴定违法鉴定规程，不依法对尸体表面的伤情和损伤内脏器官的伤情进行拍照固定，导致不能提供证明被害人是否存在“左胸腹部贯通伤”的客观证据。

依照司法鉴定法医尸体检验的规程，法医对尸体进行检验时，必须对尸体表面的伤情和损伤内脏器官的伤情进行拍照固定并应作为鉴定意见书的附件置于鉴定意见书之中，这是强制性的要求，在司法鉴定实践中，也是常规做法。

某市大学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陈某法医鉴定书违反公安部《法医学尸表检验ga/149-》、《法医学尸体解剖ga/t147—1996》鉴定规程，在进行尸表和尸体检验时，没有对尸表的完整情况和身体和内脏器官的损伤部位进行拍照固定，不能客观地反映检验时尸表和内部器官损伤情况，由此更加导致陈某身体受伤的部位及损伤程度究竟如何成为谜团，由此也更加令人怀疑其鉴定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排除某市大学司法鉴定所医学鉴定意见书对被害人伤情的检验鉴定意见受到了利害关系的干扰而配合某市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一起作假的可能性。同时该鉴定意见违反鉴定规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五条第(五)、第(六)项的规定，不得采信为定案根据。

2、因某市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接治被害人陈某过程中发生重大医疗过错导致陈某死亡，其对鉴定结果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事实上公安机关当时委托某市大学司法鉴定所对被害人死因进行检验鉴定是错误的，鉴定不能保证客观独立性。

某市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某市大学直属医院，某市大学司法鉴定所是某市大学直属的法医鉴定机构，其人员直接来源于某市大学直属的几个附属医院(包括第一附属医院)。基于这一重大的`利害关系，公安机关委托某市大学法医鉴定所对被害人陈某尸体进行死因鉴定，完全不能排除某市大学法医鉴定所受利害关系干扰在司法鉴定过程中对体表和体内的实际伤情进行虚假记录的可能性。如前所述该鉴定意见书违反鉴定规程不肯附上伤情照片即是明证。二审阶段，在被害人家属及法院均承认被害人尸体没有火化仍在冷冻保存的情况下，申诉人及其辩护人多次书面申请对被害人尸体伤情及其死因进行重新鉴定，均遭拒绝;同时多次申请检察机关和司法鉴定所提供尸检伤情照片，最终也没有提供，在鉴定意见存在上述严重瑕疵的情况下，二审法院竟断然做出维持原判的裁定，实属不该。

(三)某市医学会的医疗损害意见书仅仅是依照医院病历做出的医疗过错程度出具的鉴定意见，并没有对被害人陈某的尸体及其伤情进行检验鉴定，不足为据。

(四)申诉人当时是右手攥着刀子挥舞的，刀刃朝上，从右手虎口处出来，由于陈某身高1.89米，而申诉人只有1.65米，在双方面对面站立的情况下，双方巨大的身高差距决定了申诉人的动作不能造成陈某左胸部由上而下的左胸腹部贯通伤。

(五)在场证人姜某在其在派出所所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中证实，在申诉人拔出刀子向围在他身边的人挥舞的时候，他看见孟某的腹部被刺中，还看见陈某的左手大臂流血了，没有看到陈某身上还有其他地方受伤。依照申诉人当时持刀的姿势，申诉人挥舞刀子造成姜某左手大臂或左肩部受伤是可能的，但绝不会造成陈某左胸部由上而下的左胸腹部贯通伤，姜某的上述证言可以证明申诉人没有造成陈某左胸腹部贯通伤。

(六)在场证人孟某、周某的证言以及姜某的第三次证言所提到的申诉人持刀捅刺陈某的身体部位是腹部，而不是左胸部，这与有关病历所记录的伤害部位均不符。除非他们之间在作证时存在串通、被逼迫或者被诱导，否则他们作证时一起犯错并且犯完全一样的错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陈某最先去就诊的某直医院当晚的值班医生尹某，其当晚接诊陈某，为陈某伤口做了较为细致的探查，他理应对陈某究竟伤在何处十分了解。但是，其出具的证言中竟然也说，陈某伤在腹部。尹某大学本科毕业，是某直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如果陈某伤在胸部，依照他的专业素质不可能说成是腹部，因为人体部位的区分对每一名职业西医来讲都是基本常识，断不应该错。由此足以证实，这些证人证言的内容不客观，存在极大的事先串通或遭诱导的可能性，根本不足采信。但原审判决根本不去审查证据本身的巨大疑点，照单全收，一律作为对申诉人定罪的根据，刑事认证规则荡然无存。

综上，原审认定被害人陈某存在左胸腹部贯通伤是错误的，错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却予以认定。

二、退一步讲，即便假设该损伤存在，也并非申诉人故意造成，不应定故意伤害罪。

前面已经说明，在场的有关证人证言称申诉人捅了陈某的腹部，与陈某实际受伤的部位不符，因此，据此不能认定陈某左胸腹部贯通伤系由申诉人捅刺造成。

正如申诉人在原审过程中一直供述的，当申诉人在空间极为狭小的厨房内遭到以陈某为首的四个人围殴时，为了自卫，用右手从裤子口袋里掏出刀子朝着围殴自己的人乱挥，想逼退对方。

挥了几下后，就被陈某一方参与殴打申诉人的周某抓住胳膊控制住了。正如证人姜某第一次证言所证实的那样，申诉人判断，陈某左肩部的刀伤有可能系申诉人在挥舞刀子时造成，但如果在此时此地被害人陈某真的产生了“左胸腹部贯通伤”的伤情，也不可能是申诉人挥舞刀子的动作所导致。联系在案证据和当时的客观情况，申诉人认为只有在申诉人与周某夺刀时才存在造成陈某该伤情的可能性。

在案的以下基本事实和证据情况可供佐证：

1、根据公诉机关提供的法医鉴定书和住院病历，显示被害人陈某左胸腹部贯通伤位于其左胸下约4厘米，锐器的锋刃穿过肋骨缝隙由上往下穿过膈肌刺穿胃部和小肠系膜。

2、在案证据确定无疑地显示，在申诉人掏出刀子作出“乱挥”等动作后，周某上前右手抓住申诉人手中刀子的刀刃，然后用左手抓住申诉人的右手腕，并用力把申诉人持刀的手往背后拧，两人夺刀过程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周某的后背在争夺刀子中还被刀子扎伤。申诉人握刀的右手伤情显示，其右手拇指指腹一处环形划伤、右手食指背侧一处划伤、右手中指背侧一处划伤，依据在案证据可以证实，这些伤情都应当是在与周某争夺刀子时造成，而这些伤情的位置和状态足以证明：申诉人当时右手握刀的方式是刀锋向上刀刃自虎口和食指根部向外延伸。

3、法医鉴定书显示被害人陈某身高1.89米，申诉人身高只有1.65米，两人身高有24厘米的差距。也就是说，申诉人是一个小个子，而被害人陈某则是一个典型的大个子，两人身高相差24厘米。

4、厨房内的空间十分狭小，只有三四平方米左右，里面站了六个人。其中，吴某边上用刀逼着姜某，周某在和申诉人夺刀相互扭扯拉锯，孟某在用菜刀和板凳打击申诉人，陈某当时理应站在周某和申诉人背后比较靠近的位置，当时其左肩部可能已经受伤。

5、陈某医院抢救笔录明确记载，陈某当晚严重醉酒。

6、作为陈某一方的证人，周某、吴某、孟某证言在叙述申诉人先捅的陈某还是孟某、怎样捅的陈某的事实时存在明显的不一致。证人姜某的第三次证言是在被公安机关非法留置在派出所三天三夜后所做，且姜某不识字，无法核对笔录，其该次证言未讲明原因就颠覆了其第一次证言的内容，不足为据。

从以上事实和证据情况综合分析，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既然申诉人和周某相互扭扯争夺刀子时，刀子能将周某的后背刺伤，说明两人在夺刀时持刀、夺刀的手是举过头顶的，否则就不会刺伤周某的背部，同时周某用力将申诉人的手臂往后拧，这就非常容易会刺伤周某的背部。周某身高1.73米左右，而站在他们背后的陈某身高达到1.89米，此时刀子所处的位置和走向也就能够造成陈某左胸腹部自上而下的伤情。而由于活动空间极其狭小，灯光昏暗，孟某、周某和申诉人都在自己周围做着极其剧烈的运动，陈某因醉酒和肩部受伤注意力和闪避能力严重下降，他被申诉人和周某拼命抢夺刀子刺中左胸腹部的几率非常高。同时由于周某和申诉人处在激烈的撕扯运动中，孟某也在一边拿菜刀和板凳对申诉人身上和头部进行打击，也会阻挡和妨碍其他人的视线和注意力，从而很难注意到陈某遭误伤的情况，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在。

以上是依靠在案的客观事实和可信证据能够帮助我们推导出来的唯一符合逻辑的致伤原因，除此以外根本不能找到其他任何可信的解释。

因此，即便假设被害人陈某存在左胸腹部贯通伤，即便是在案发现场造成，也不可能是申诉人故意捅刺造成，而极有可能是在周某与申诉人四臂交叉聚过头顶撕拉扭扯夺刀子时造成。即便是这样，申诉人也不能构成故意伤害罪，最多也只能以过失犯罪论处。

三、申诉人在面对以陈某为首的四人围殴，人身安全遭受严重威胁和侵害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顺手从口袋里摸刀自卫，由此对加害人造成损害的，也应当以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处断。

在案证据清楚地显示，申诉人被以陈某为首的四人围堵在空间狭小的厨房内，遭到围殴，其中，吴某还当场亮出了刀。在这种情况下，申诉人掏出随身携带的刀子进行自卫，是顺理成章也是名正言顺的事，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的特征。二审庭审中，就连出庭检察员都明确承认申诉人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虽不构成正当防卫，但可以认定防卫过当”，但二审裁定书对此竟然做歪曲记载，不把出庭检察员的原话写上，但毕竟有庭审录像在案，可供查阅。

综合以上事实和理由，申诉人认为某中区法院和某市中院对申诉人的原审一、二审裁判，在定罪的关键证据存在重大疑点，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的情况下，悍然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申诉人有期徒刑十三年，是一个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冤假错案。申诉人对此至死不服，必将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申诉到底，直至案件纠正的那一天!请人民法院申诉、再审部门切实兑现“有错必究”的承诺，对本案立案再审，还申诉人一个公道!

此致

故意伤害申诉状篇十

以下量刑幅度仅仅作为参考，具体量刑需要看证据，看法官个人、律师辩护所起的作用，不能一刀切，请读者注意!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虽构成轻伤，但伤情接近轻微伤的，为有期徒刑六个月;伤情介于轻度和重度之间的，为有期徒刑一年;伤情接近重伤的，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造成被害人10级残疾的，为有期徒刑四年;每增加一级残疾等次，刑期增加一年。

【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被害人6级残疾的，为有期徒刑十一年;每增加一级残疾等次，刑期增加一年。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为有期徒刑十三年。

【重处、轻处特别规定】

有下列情形的，予以重处：

伤害多人的，在其中最重伤情的基础上，每增加轻伤1人，按照所增伤情的轻重程度，确定递增幅度，轻度的，刑期增加三个月;中度的，刑期增加六个月;重度的，刑期增加九个月;每增加重伤未达残疾标准或接近轻伤标准1人，刑期增加十个月;每增加重伤1人，致10级残疾的，刑期增加一年，依次每增加一级残疾等次，刑期增加六个月。

持刀、***等管制刀具伤害他人的，从重10%。

在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中故意伤害他人的，从重10%。

伤害对象为70岁以上的老人、14岁以下的儿童、残疾人、怀孕妇女的，从重5%。

因为邻里纠纷、婚姻纠纷等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伤害，从轻10%。

【个罪自由裁量权规则】

根据发案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损伤程度、赔偿情况等情节，合议庭(独任庭)按本节规定量刑认为偏轻或偏重的，依第一百零四条量刑时，可行使六个月以内的自由裁量权;依第一百零五条量刑时，可行使十个月以内的自由裁量权;依第一百零六条量刑时，可行使一年六个月以内的自由裁量权。

【缓刑适用但书】

除具有两个以上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缓刑：

(一)未作赔偿的;

(二)致2人以上重伤或多人轻伤的;

(三)曾因殴打他人，被治安处罚2次以上的。

故意伤害罪的追诉期是多久

故意伤害罪指的是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

刑法关于追诉时效，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

1、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

2、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经过10年;

3、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

4、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中国刑法还规定，在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故意伤害罪一般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不过也有特殊的情况，也就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经过20年还被追诉不是没有可能的。

相关知识：故意伤害罪量刑标准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故意伤害申诉状篇十一

上诉人(原审刑事附带民事原告)：刘xx，男，汉族，xxxx年03月20日生，xx省xx县人，住xx县xx乡xx村五组5号，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

被上诉人(原审刑事附带民事被告)：张xx，女，汉族，xxxx年01月10日生，xx省xx县人，住xx县xx乡xx村四组14号，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

被上诉人(原审刑事附带民事被告)：吴xx，男，彝族，xxxx年05月24日生，xx省xx县人，住xx县xx乡xx村四组14号，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

被上诉人(原审刑事附带民事被告)：杨xx，男，汉族，xxxx年03月15日生，xx省xx县人，住xx县xx乡xx村四组14号，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

被上诉人(原审刑事附带民事被告)：李xx，男，佤族，xxxx年03月24日生，xx省xx县人，住xx县xx乡xx村四组14号，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

被上诉人(原审刑事附带民事被告)：高xx，男，汉族，xxxx年14月20日生，xx省xx县人，住xx县xx乡xx村四组14号，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

上诉人因被故意伤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一案，不服xx县人民法院作出的(xxxx)xx刑初字第xx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现依法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1、请求撤销(xxxx)xx刑初字第xx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以故意伤害罪追究五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并对五被上诉人从重处罚。

2、请求撤销(xxxx)xx刑初字第xx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第一、二、三项，依法改判五被告人不予缓刑。

3、请求撤销(xxxx)xx刑初字第xx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第五项，支持上诉人原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全部请求。

上诉理由：

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一)原审判决认定五被告人是在山上摘豆子时得知发生纠纷到达现场，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

由于侦查机关未及时讯问各被告人，各被告人之间系亲属关系，他们在事后编造了大量的谎言，想要掩盖他们准备工具、守候组织于宇州石料厂埋伏殴打上诉人的事实，其陈述均为伪证。原审判决采信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对上诉人及无利害关系人的证言不予考虑，导致严重的司法不公。

根据与双方无任何利害关系的证人黄xx陈述，案发当天上午，上诉人刘xx父子找到xx石料厂要求处理自家的核桃树被厂里挖机挖掉50棵的纠纷。上诉人之子刘xx就留下电话号码给杨恩后，离开了宇州石料厂。13时10分许，五被告人来到厂里，问清情况后，让黄xx打电话给上诉人父子。上诉人父子以为要解决纠纷，又来到xx石料厂。在双方纠缠过程中，上诉人想要拿石头自卫，当即被五被告人用早已准备好放置于车上的工具围殴上诉人父子。

可见，五被告人系准备工具、守候组织于xx石料厂埋伏，有预谋地殴打上诉人父子，上诉人之子刘xx因为跑得快，才免遭厄运。这一事实足见五被告人的凶残，其凶残在于事先准备了工具，而上诉人只是想从地上捡起石头自卫。但是原审判决对此歪曲陈述，显然属于严重认定事实错误，严重司法不公。

(二)原审判决认定双方相互打斗，属于严重事实认定错误。

尽管各被告人进行了严密的串供，作出颠倒黑白的陈述，但是与双方无任何利害关系的证人黄xx作出了客观公正的陈述。

证人黄xx陈述：“我在一旁洗衣服，看到刘xx想捡石头，我就跑去推开刘xx并劝他们。刘xx再次捡起一个石头，张xx就拿一根棍子殴打了刘xx”。从证人杨恩陈述可见，吴xx做的行为只有一次想捡起石头被劝，再次捡起石头即遭到殴打。

原审判决却一味采纳各被告人的虚假陈述，对其陈述的真实性不予认真审查，有故意偏袒被告人之嫌。且原审判决置与双方无任何利害关系的证人黄xx证言于不顾，认定双方相互打斗，导致严重司法不公。

(三)原审判决将李xx、高xx排除在应该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之外，属于严重事实认定错误。

证人黄xx陈述特别提到，“张xx这方一个穿蓝色羽绒服的男子拿一根棍子殴打刘xx”，根据庭审讯问，多人证实该“穿蓝色羽绒服的男子”系李xx，足以证实李xx已经实际参与殴打了上诉人。

此外，高xx驾车载各被告人前往宇州石料厂埋伏殴打上诉人，事发时在现场助威，并未进行其自己编造的劝阻行为(证人黄xx只是讲到高xx没有参与殴打上诉人)，事后又驾车载着其他被告人逃离现场。高xx的行为系被告人犯罪行为的重要环节，其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负责运输人员、运输犯罪工具及起到助威作用，应该与其它被告人一起共同构成故意伤害罪。

但是，原审判决却对此视而不见，将该李xx、高xx二名被告人排除在应该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之外，有故意偏袒被告人之嫌，属于严重事实认定错误。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明察。

(一)原审判决将李xx、高xx排除在应该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之外，属于严重法律适用错误。

根据证人黄xx陈述及庭审讯问，多人证实该“穿蓝色羽绒服的男子”系李xx，足以证实李xx已经实际参与殴打了上诉人，应该与其他被告人一起受到刑事追究。

高xx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负责运输人员、运输犯罪工具及起到助威作用，依照我国《刑法》第25条第1款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故高xx应该与其它被告人一起共同构成故意伤害罪，一起受到刑事追究。

(二)原审判决对各被告人处以缓刑，属于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

1、原审认定对各被告人处以缓刑的理由严重失实，严重错误。

原审判决以邻里矛盾、相互打斗、受害人过错、部分赔偿、对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为由，对各被告人处以缓刑，理由错误，有故意偏袒被告人之嫌。

(1)本案不属于邻里矛盾，而且邻里矛盾与邻里纠纷不是同一个概念，原审判决故意混淆视听，偷换概念。

本案仅凭上诉人与吴xx之间系兄弟关系，就牵强附会地将本案定性为邻里矛盾，实在值得玩味。法庭已经清楚查明，本案的组织者和积极行为人是张xx，纠纷起因也是因为xx石料厂受人之请挖掉了上诉人户的50棵核桃树。就因为上诉人与参与人员吴xx系兄弟关系，就扯到邻里矛盾，其判决目的实在令人费解!

而且，我国《刑法》规定可以考虑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是邻里纠纷，并非邻里矛盾，其立法本意也是为了化解处理相邻民事关系引发的邻居之间的纠纷。原审判决将分别属于5组和4组的当事人刻意说成邻里，将上诉人远在山上的核桃树被挖说成邻里纠纷，将上诉人到宇州石料厂讨要说法之举说成邻里纠纷，其荒唐程度实在让人怀疑!

(2)原审判决认定双方相互打斗，认定受害人有过错，并据此对被告人处以缓刑。实际上本案受害人(上诉人)没有任何过错，原审判决严重错误。

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各被告人互相打斗，认定上诉人有过错，与在案证据严重不符。

与双方无任何利害关系的证人黄xx作出了客观公正的陈述：“我在一旁洗衣服，看到刘xx想捡石头，我就跑去推开刘xx并劝他们。刘xx再次捡起一个石头，张xx就拿一根棍子殴打了刘xx”。从证人黄xx陈述可见，刘xx做的行为只有一次想捡起石头被劝，再次捡起石头即遭到殴打。但是，原审判决置与双方无任何利害关系的证人黄xx证言于不顾，认定双方相互打斗，并据此对被告人处以缓刑，导致严重司法不公。

(3)原审判决以被告人进行了部分赔偿为由，对各被告人处以缓刑，也是十分牵强的。

上诉人因此次被告人的凶残犯罪行为导致的物质损失达20多万，各被告人是在上诉人(受害人)的多次要求和讨要下，才赔偿了1.5万元。这一点赔偿，相对于他们应该赔偿的款项只是杯水车薪，原审判决据此牵强认定，对各被告人处以缓刑，实在说不过去!

(4)原审判决认定各被告人对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对各被告人处以缓刑，是典型的睁着眼睛说瞎话，有故意偏袒被告人之嫌。

本案各被告人因为简单的民事纠纷，积极准备犯罪工具，积极组织人员，积极准备逃跑车辆，埋伏于宇州石料厂。之后，假装商谈解决纠纷，在上诉人没有对被告人进行任何威胁的情况下，凶残对上诉人进行殴打，导致上诉人严重受伤达轻伤一级，达到九级伤残和十级伤残，花去医疗费用经5万元，还需产生后续医疗费2.3万元，手段残忍，性质恶劣，属于严重的暴力型犯罪。

这样一个随意置他人于死地的凶残犯罪团伙，这样一个为了简单纠纷就准备棍棒、埋伏殴打他人的犯罪团伙，竟然被原审法院认定为“对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对于这种颠倒黑白的判决，上诉人坚决不服，一定要讨个说法。

2、各被告人均不存在适用缓刑的法定条件，原审适用缓刑错误。

我国《刑法》规定的缓刑，是指对于符合条件的犯罪人，由法院宣告暂缓执行原判刑罚，但是规定一个考验期限，如果犯罪人在考验期限内没有出现应当撤销缓刑的情况，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制度。

本案中，各被告人均不存在适用缓刑的法定条件，理由如下：

(1)各被告人均无任何悔罪表现。

悔罪表现是指犯罪人对于自己的犯罪感到后悔，并真诚地表示出来。如在法庭上进行道歉表示对不起被害人，或者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等均属于有悔罪表现。是否具有悔罪表现，对于预测犯罪人能否适用缓刑、在缓刑考验期间是否会再次犯罪，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案各被告人在原审庭审中，没有进行任何道歉，而且对自己所犯最新百般狡辩，互相推诿，没有任何悔罪表现，这是法庭参审人员有目共睹的`事实。

(2)各被告人均未进行积极赔偿。

也未表达愿意积极赔偿的愿望，依法不能适用缓刑。

(二)原审判决对上诉人的原审附带民事赔偿请求出现漏判情况。

1、后续医疗费26000元应该属于本案赔偿范围。

(1)经司法鉴定，上诉人还需取内固定支架及钢板，需要后续医疗费26000元。

(2)该后续医疗费26000元属于必然产生的医疗费，系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3)如果该费用不能在本案中得到处理，上诉人必然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增加各方面的诉累。

2、上诉人支付的鉴定期间的门诊检查费1018.39元属于医疗费，应该得到支持。

三、原审判决书多处笔误，庄严的法院判决实在不该出现此类错误。

(一)《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第4页倒数第四行，将向自诉人刘xx先行支付赔偿款的人员写为“张xx、吴xx、刘xx”，其中的“刘xx”应该是杨xx。

(二)《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第10页倒数第四行，将法院支持的医疗费写为93792.50元，应该是93792.41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xx县人民法院作出的(xxxx)xx刑初字第xx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对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告人李xx、高xx二人进行放纵，对不应该适用缓刑的被告人张xx、吴xx、杨xx错误适用缓刑，对上诉人依法应该得到赔偿的赔偿款不予支持，有故意偏袒被告人之嫌，严重导致司法不公，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人民司法不纵不枉的基本原则，人民法院作为社会正义法制的最后一道防线，应该能客观公正、细致入理地依法审查案件，实现社会正义。故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能够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有错必究的工作态度依法改判，给上诉人一个公正的判决。

此致

xxx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刘xx

xxxx年八月十八日

故意伤害申诉状篇十二

形式上诉状是刑事诉讼当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对人民法院第一审案件判决或裁定不服，在法定上诉期限内依照法定程序，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请求撤销或变更原审裁决或重新审理而提出的诉讼书状。下面是为大家提供的故意伤害罪刑事上诉状，可供参阅!

形式上诉状

上诉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凃××，男，1962年8月1日出生，汉族，武汉人，下岗职工，住本市硚口区汉正街元茂巷××号，电话139715137××。

被上诉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吴××，男，1968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孝感人，高中文化程度，个体老板，住本市硚口区中山大道23—3号×楼×号，电话837350××。

上诉人因被上诉人故意伤害一案，不服硚刑初字第51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的民事判决部分，特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

二、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误工费16255元、护理费5400元、必要的营养费3600元和后续治疗费131700元，以上费用合计为156955元。

上诉理由：

不可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是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基本依据，但是因为1986颁布的该法律的许多条文都相当不完备，如：以上“关于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条文，就只规定了：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和残疾者生活补助费。很显然，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得要详细、具体的多，所以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时都不应当遗漏了这一重要的法律依据。

二、原审关于民事部分的判决囫囵吞枣

三、原审合议庭的'审判长谈毅法官适用强盗逻辑——没有法医鉴定即没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三条分别规定了医疗费(包括后续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和营养费的计算方式，其中没有任何法条显示“只有法医鉴定才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更何况有些费用不是法医鉴定可以鉴定得出来的(实际上，上诉人也特别对后续治疗费咨询了设在同济医院和中山医院的法医鉴定处，其意见是：花一千万也不一定治得好，所以不好作出鉴定结论)。以下是上诉人主张赔偿相关费用的依据：

(一)误工费，上诉人受伤之后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再加上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荣华街派出所长期不立案使得上诉人一直处于向公安机关相关部门、行政不作为投诉办公室和人民检察院申冤的状态，结合开庭前重新到中山医院诊断的病历，上诉人只主张1年的误工期，合情合理合法;因为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所以参照武汉市服务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16255元的标准计算。

(二)护理费，上诉人受伤之后一直由其妻子护理，到目前为止，因为疼痛仍然无法达到完全自理的状态，上诉人只主张180天的护理期，同样合情合理合法;护理费参照武汉市通用的25元/天的标准计算。

(三)营养费，针对上诉人目前骨折成型已无法治愈的情况，上诉人主张的营养期为180天;以20元/天的标准计算。以上标准供贵院参考。

(四)后续治疗费，根据同济医院法医鉴定处和中山医院的主治医师的介绍“因为没有及时对原告人上夹板治疗，如今骨折成型已无法治愈，所以现在只能治疗以减轻疼痛”，所以上诉人于开庭前重新到中山医院疼痛科进行了诊断。疼痛科杨庆红医师介绍：可以注射治疗、磁疗、理疗等，理疗最便宜，一天32天(另可吃药)。因此，上诉人考虑到仍然需要工作的缘故，只主张平均10元/天的理疗费，时间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的人的平均寿命80岁为标准计算，共36年零7个月，以30天/月计算，共13170天。可能上诉人提出的后续治疗费的标准有些新颖，但上诉人认为：只要是在法律条文指引下的合情合理的标准及意见，都是可以供人民法院参考的。例如：在司法实践中关于采光权的赔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现今一种参照“减少照明时间的损失以电费折算”的标准的计算方式就得到了很多法院的采纳。因此，上诉人请求贵院在“法的精神”的指引下大敢地适用合情合理的操作模式，不须拘泥于一格。

另：损伤鉴定为轻伤的法医鉴定费为150元。

四、原审合议庭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应该发回重审

(一)法官先入为主是假，替人消灾是真

合议庭把两个案件同时安排在209月6日上午9时，后临时将本案推后。11：40开庭，11：55草草收场，15分钟把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理完毕，真是厉害!

审理民事部分时，审判长不但不要求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证据质证，而且在自己也没有看证据的情况下，公然充当起被上诉人辩护人和委托代理人的角色，简直不可思议!开完庭，如果不是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提醒，几乎忘了收取上诉人的证据。

(三)法官尚未离开法庭就流露枉法裁判的迹象

开完庭，审判长就迫不及待地在法庭里喊旁听席上的人：“不走，中午就一起吃饭!”

特别说明：因为法律没有赋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就刑事判决部分独立的上诉权，所以上诉人已经向硚口区人民检察院及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就刑事判决部分提起了《刑事抗诉请求书》，文书附后。

此致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时间：

故意伤害申诉状篇十三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x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叶x

诉讼请求：

1、依法追究被告人叶x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

3、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后续医疗费和鉴定费待鉴定意见明确后予以确定(其中，误工费、护理费和营养费应包含二次手术期间产生的损失)。

事实与理由：

xxx3年x月21日1x时30分许，在合肥市瑶海区凤阳路十一中对面安鑫旅社门口，被告人叶x因家中空调室外机滴水问题，与其一楼住户原告人王x产生纠纷。在争吵中，被告人叶x殴打原告人王x，导致其右踝关节肿胀疼痛无法站立。随后，王x被送往安徽省立医院救治，经诊断：1、右小腿下段可见手掌大小的擦伤;2、右踝关节肿胀;3、右侧胫腓骨下段粉碎性骨折。

合肥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依法对王x的损伤程度进行鉴定，王x的损伤程度构成轻伤。

综上，被告人叶x无视法律，故意将原告人王x打伤，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规定构成故意伤害罪。该犯罪行为造成王x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法律之规定，现王x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如所请!

此致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

xxx4年3月1x日

附：一、本诉状副本2份;

二、证据材料若干;

故意伤害申诉状篇十四

原告人吴xx，男，年月日出生，身份证号码：民族，住所地：

被告人华，性别，年月日出生，身份证号码：民族，住市区街号，(户籍所在地：省市乡行政村号)因涉嫌故意伤害罪，于年月日由市公安局分局取保候审。

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追究被告人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

2、请求被告人因故意伤害原告人身体，赔偿原告人的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元整。

事实与理由：

年月日时分左右，被告人在市区中路附近，因琐事引发纠纷，在公共场所被告人不问青红皂白，即对原告拳打脚踢，使用凶器打击原告人头部、脸部，将原告人打伤，受伤后原告人遂拨打110报警，派出所出警处理，为了查明伤情该机关委托了医院司法鉴定所对损伤程度进行司法鉴定，后经法医鉴定原告人左侧颧骨骨折构成轻伤。

被告人的故意伤害行为导致原告人受伤，当时自感头晕、左面侠血肿，局部肿胀左部表皮挫伤，有压痛等症状。经ct片检查显示左侧颧弓骨折，断端成角，局部稍凹陷。医院诊断为：1、左侧颧弓骨折;2、左侧颧部皮下血肿;3、两侧筛窦炎症。

原告人被打后，被送往市妇幼保健院治疗，后转市医院等医院就医，休息至今，仍然头晕，思想不集中，健忘答非所问，有压痛、张口疼痛的.后遗症状，被告人分文未付。

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致使原告人经济及精神上均遭受巨大损失，具体损失为：医疗费元、误工费元、营养费元、交通费元、鉴定费元、残疾赔偿金元、护理费元、住院伙食补助费元、精神抚慰金元等共计元。这些损失因被告人的故意伤害行为产生，依法应由被告人责赔偿。

综上所述，被告人在公共场所光天化日之下故意伤害他人身体，情节恶劣，导致原告人轻伤，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规定，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另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此，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原告人造成的所有损失应由被告人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人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给予公正裁决，判如诉请。

此致

省市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

年月日

附：

1、本状副本一份

2、证据清单一份

故意伤害申诉状篇十五

刑事上诉状的基本格式是怎样的：

刑事上诉状是刑事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和刑事自诉案件的自诉人、被告人不服一审法院的裁决，在法定的上诉期内，向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提出的要求重审改判的法律文书。

上诉人：（刑事案件被告人、刑事自诉案件自诉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原告人或被告人）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基本情况）

被上诉人：（刑事自诉案件自诉人或被告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原告人或被告人，刑事公诉案件被告人提出上诉则不列被上诉人）

（姓名等基本情况）

上诉人因______一案，不服（高法1988年解释上诉状应写明上诉人收到裁判文书的时间，宜写在此处——华氏注）______人民法院____年__月__日（ ）字第____号刑事判决（或裁定），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具体的上诉请求）

上诉理由

（对一审判决或裁定不服的具体内容，阐明上诉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__________人民法院

上诉人：

代书人：

年 月 日

故意伤害申诉状篇十六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x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叶x

诉讼请求：

1、依法追究被告人叶x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

3、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后续医疗费和鉴定费待鉴定意见明确后予以确定(其中，误工费、护理费和营养费应包含二次手术期间产生的`损失)。

事实与理由：

xxxx年8月21日18时30分许，在合肥市瑶海区凤阳路十一中对面安鑫旅社门口，被告人叶x因家中空调室外机滴水问题，与其一楼住户原告人王x产生纠纷。在争吵中，被告人叶x殴打原告人王x，导致其右踝关节肿胀疼痛无法站立。随后，王x被送往安徽省立医院救治，经诊断：1、右小腿下段可见手掌大小的擦伤;2、右踝关节肿胀;3、右侧胫腓骨下段粉碎性骨折。

合肥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依法对王x的损伤程度进行鉴定，王x的损伤程度构成轻伤。

综上，被告人叶x无视法律，故意将原告人王x打伤，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规定构成故意伤害罪。该犯罪行为造成王x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法律之规定，现王x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如所请!

此致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

xxxx年3月18日

故意伤害申诉状篇十七

上诉人：陈x，男，1997年3月16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2092819970316xxxx，汉族，大专文化，连云港xx高等职业学校学生，住连云港市海州区xxx室。

上诉人因聚众斗殴一案，不服海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海少刑初字第00012号刑事判决书，现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海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海少刑初字第00012号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对上诉人陈x适用缓刑。

事实与理由：

本案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对上诉人适用缓刑。

一、上诉人人陈x在该犯罪中是从犯且犯罪情节较轻。

上诉人陈x只是案件的参加者，该两起案件并不是其组织、引起、指挥。两起案件其都是被同学纠集去架势的，第一起斗殴其没有持械且对方身上的伤也不是其所致，第二起斗殴其虽然拿了铲子，但铲子本身并不是其所有也不是其准备的工具，是其到达案发现场别人给他的，且对方的伤也不是其所致。

二、上诉人陈x是未成年人犯罪，陈x犯罪时不满18周岁，由于心智不成熟，法律知识缺乏，加上父母管教不到位，再受到社会不良风气影响，重哥们义气，才走上了犯罪道路，属于激情犯罪且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

三、上诉人陈x认罪态度较好，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能深刻认罪、悔罪，被取保后认真学习、积极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同时，陈x是在校学生、初犯、偶犯、无不良记录。

四、海州区司法局出具的调查评估意见书显示对上诉人陈x适用缓刑对所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并建议审判机关给其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建议对其适用社区刑。

综上，上诉人陈x的量刑情节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应当宣告缓刑的条件，并且根据我国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6〕1号)第十六条的规定：“对未成年罪犯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宣告缓刑。如果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宣告缓刑：(一)初次犯罪;(二)积极退赃或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三)具备监护、帮教条件”。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充分考虑上诉人上诉意见，依法对上诉人作出缓刑判决，给其继续上学的机会。

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民事刑事上诉状

故意伤害申诉状篇十八

合议庭把两个案件同时安排在2010年9月6日上午9时，后临时将本案推后。11：40开庭，11：55草草收场，15分钟把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理完毕，真是厉害!

审理民事部分时，审判长不但不要求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证据质证，而且在自己也没有看证据的情况下，公然充当起被上诉人辩护人和委托代理人的角色，简直不可思议!开完庭，如果不是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提醒，几乎忘了收取上诉人的证据。

(三)法官尚未离开法庭就流露枉法裁判的迹象

故意伤害申诉状篇十九

刑事申诉，不论有关的裁判是否经过上诉，也不论这些裁判是否已经执行完毕，都可以不受时间限制而提交申诉状，但是提出申诉状并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刑 事 申 诉 书 申诉人：xxx。 委托代理人：xxx，江苏淮安xxx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申诉人因被告人刘某某、邵某某强奸一案，对某某县人民法院（2015）盱刑少初字第32号刑事判决书、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淮少刑终字第9号刑事裁定书不服，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 1、撤销某某县人民法院（2015）盱刑少初字第32号刑事判决书、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淮少刑终字第9号刑事裁定书。

2、判决被告人刘某某、邵某某无罪。 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认定被告人刘某某、邵某某犯强奸罪，轮奸受害人张某某，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原审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刘某某和邵某某采取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奸张某某，轮奸之说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 1、张某某亲属的报案材料和公安机关对张某某本人的询问笔录不能证明二被告人对张某某实施了强奸，该言辞证据夸张虚假，令人产生合理怀疑，且没有其他合法证据印证支持，不能使人确信刘某某对张某某实施了强奸行为，以及邵某某使用了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奸了张某某，邵某某与张某某之间的性关系行为违背了张某某的意志，侵犯了张某某的人身权利。

2、被告人刘某某与邵某某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互相矛盾，特别是在谁先与张某某发生性关系，谁后与张某某发生性关系的基本事实问题上，二被告人的说法截然相反。在没有确实充分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原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刘某某在先，邵某某在后强奸张某某，二审裁定草率维持一审判决，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

3、二被告人供述中所谓的刘某某脸被咬伤，窗户玻璃被蹬烂，没有物证、书证证据证明，公安机关没有收集固定相应证据。在没有其他直接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刘某某与张某某在案发住所内是否发生了争执，因为什么发生了争执，无法认定，更不能据此认定刘某某强奸张某某。

邵某某与张某某事前熟悉，且存在相互好感的少年恋爱关系，即使认定邵某某与张某某之间发生了性关系行为，但无论如何没有证据证明该性行为系邵某某采取了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违反了张某某的意志。侦查卷宗中没有邵某某强行实施^v^的证据，法庭上邵某某的供述系年龄幼小盲目顺从庭审讯问的结果。

4、事前“商量”不存在，事中的同谋更不存在。

5、本案的真实情况是，。

二、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刘某某、邵某某在被羁押期间，被公安办案人员刑讯逼供，逼供情况具体确定，该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辞证据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应予排除。

1、刑讯逼供和变相刑讯逼供在侦查工作实务中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只是该种现象越来越隐蔽，难以取证，弱势一方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难以保存和获取证据证明。有鉴于此，《刑法》第247条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和暴力取证罪。

不愿自证其罪是人性的本质要求，然而在本案中，。

2、申诉人委托的代理律师在^v^会见被告人刘某某和邵某某的会见笔录载明，侦查机关办案人员对二被告人实施了刑讯逼供。

此情况表明，该讯问笔录属于非法言辞证据，应予排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3、侦查卷宗的记载表明，不论是讯问二被告人的讯问笔录还是询问证人的询问笔录，在讯问人（询问人）一栏，均为事后填写的姓名，填写的笔迹与笔录记载的笔迹完全不一致，差别极为明显，包括字体、字迹、笔墨颜色（笔录的记载是黑色，填写的签名是蓝色，字迹书写不同）都不一样。申诉人有理由认为，这些笔录不是出自侦查人员讯问所得，而是他人讯问，其他人替代签名，侦查讯问（询问）主体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据来源不合法，应予排除。

三、邵某某涉嫌犯罪时不满18周岁，提起公诉审判时不满18周岁，开庭审判时刚刚过了18岁生日3天，审判时无法定代理人和指定辩护人在场，违反法定程序。 1、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是我国当代刑事司法政策，缺乏程序保证的公正是最大的不公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对应当指定辩护人、通知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到庭以及相应的工作有明确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关于提起公诉和审判的规定，联系到本案，申诉人认为，法院审判应当从某某县人民法院收到某某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时开始，而非开庭审判之日为法院审判时间。本案开始审判时，被告人邵某某不满18周岁，某某县人民法院应当通知邵某某的法定代理人到庭，并为邵某某指定辩护人，不应故意拖延到邵某某满18岁生日时开庭审判。

然而，本案开庭审判之日邵某某刚刚过了18岁生日，申诉人有理由认为，某某县人民法院是为了规避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而故意选在邵某某刚刚满18周岁生日时开庭，为此不惜损害邵某某的合法权益。因为开庭审判前，邵某某不满18周岁，一审法庭应当为其做大量的工作，如通知法定代理人、指定辩护人，庭前会见邵某某，进行社会调查，等等。

选在邵某某满18周岁以后开庭，则这些工作都可以省略掉了。一审法。

故意伤害申诉状篇二十

上诉人：刘xx，男，1995年2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4600xxxxxxxxx，住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美贯村38号。2014年5月18日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临高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2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临高县看守所。

上诉人不服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海南二中刑初字第79号刑事判决书之判决，特依法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贵院依法改判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海南二中刑初字第79号刑事判决书之判决，并给予上诉人减轻处罚。

上诉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1.上诉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

上诉人在侦查阶段共计做了三次《讯问笔录》，每次均没有承认自己参与了路上的拦截行为;当三位受害人黄嘉威、练政宏及肖晓璐落水后，更没有向河里投掷石块，只是在路边立足观看。

2.王贻森在侦查阶段的供述。

这里首先阐述一个事实(细节)：案发时全部同案犯被王贻森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在桥边上，其中有王贻森、王继谷、‘亚板”(王家胜)及“亚海”(刘xx)，即王贻森与三个海口人(被告刘xx、王继谷及王家胜)在一起;另一组在距离桥十米的公路上(黄文超家斜对面)，包括符新鹏、唐电兴、林冰及唐闻响等人。

在明晰上述事实后，再来分析王贻森在《讯问笔录》中的所言：2013年11月2日的《讯问笔录》“当时斜坡处的中间停放有填桥没有用完剩下的石块，我就用临高话对站在我旁边的那两个海口人说要是不行，我们就那石头来砸他们，站在我旁边的两个海口市人不懂听临高话，我就一个人拿起了脚下的一个石砖，我看了旁边的两个海口市人没有去拿石头，我就把手中的石头放在了地上。”中，他只提及到了身边有两个海口人，且这两个人均没有听从王贻森的话，没有向河里扔石头;依据后面同案人符新鹏的《讯问笔录》，可以确定这两个人是王继谷及王家胜，上诉人刘xx不在其中，即不在案发现场。这也在他同日所做的《讯问笔录》中“问：第三人掉到河里后，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持石头或石块砸他们?答：我不清楚”得到证实。

结合案发时王贻森与上诉人在一起(分在一组)的事实，其《讯问笔录》中的供述具有较强的证明力。

3. 符新鹏在侦查阶段的供述。

在他的2013年10月31日第二次《讯问笔录》有这样的内容：“问：三个年轻人连车带人掉进水后是谁往水利沟砸石头的?答：我是听到亚海(刘xx)、亚板(王家胜)说用石头砸，但我没有亲眼看到他们用石头砸”。

2013年10月31日的第三次《讯问笔录》有这样的内容：“问：亚板、亚海两人去哪里了?答：我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应该躲在路边树林里了吧。”。

依据符新鹏的上述供述可明晰以下事实：1)案发时上诉人不在现场;2)他并没有亲眼见到上诉人“朝水中仍砸石块”;3)因为上诉人案发时不在现场，结合上述王贻森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案发时在他身边只看到两个海口市人”，就能清楚的得出如下结论：上诉人不可能参与拦截行为，也不可能向河里扔石块!

4. 王继谷在侦查阶段的供述。

依据一审判决确定的王继谷供述：“我和唐电兴等人捡路边的红砖、石块向河里乱扔，并且我们全部都说砸死他们，有些人没有拿石头丢砸的，也跟着一起喊”，可以清楚地明晰以下三个事实：1)他没有见到上诉人向河里扔石块;2)有一部分人没有扔石块;3)依据上诉人、王贻森及符新鹏的供述，在没有扔石块的人群中就应当包括上诉人。

同样，结合案发时王贻森与上诉人在一起(分在一组)的事实，其《讯问笔录》中的供述也具有较强的证明力。

5.唐电兴在侦查阶段的供述。

(1)他的供述与其他同案犯王贻森、符新鹏、王继谷的供述在上诉人是否实施了“向河里扔石块”这一事实上是不一致的;(2)他与刘xx不是分在一组，因此，不可能了解上诉人从事了哪些行为;(3)依据他在《讯问笔录》中的供述“问：你所在的位置，旁边还有谁?答：天黑，我没有注意是谁比较靠近我”，案发当晚天很黑，以至于谁靠近他都看不清，又怎么能看清不是在一组的上诉人有向河里投掷石块的行为呢?因此，上述三个情节均证明他的供述“阿海也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往河里扔”是不可采信的。

6.唐闻响在侦查阶段的供述。

同样证明他的供述“我还看到阿海、王继谷到桥边捡起石块往水里砸”也是不可采信的，理由同上(唐电兴的)。

依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的“经查，该事实(被告刘xx参与在洋通桥拦路及扔石头)有被告人刘xx及其同案犯王贻森、王贻谷、唐电兴、唐闻响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予以证实，故该辩解及辩护意见(关于被告刘xx没有参与在洋通桥拦路及扔石头)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是完全错误的。

二、一审判决对上诉人量刑过重，应依法减轻改判。

1. 上诉人并不具有“朝水中仍砸石块”这一加重处罚情节，前已经详述，此处不再累述。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刘xx在被害人肖晓璐等人落水后持石头向其扔砸，在共同犯罪中行为的积极性及主观恶性相对其他从犯较大”是错误的。

2. 被害人对于自身的死亡结果应当承担部分责任，据此，应当依法减轻对于上诉人的处罚，理由如下：

(1)被害人落水前，存在以下事实：1)驾驶员黄嘉威载练政宏及肖晓璐两个人，属于违法超载，导致遇到紧急情况时处理不及时。2)车速过快(超过60公里每小时)，紧急刹车时，出现事故。

(2)被害人落水后，驾驶员黄嘉威在救起练政宏后，忽视了再救肖晓璐!他也没有告知及提醒其他人对肖晓璐进行施救，最终导致不会水性的肖晓璐不幸身亡。

据此，一审判决认定“对被告人刘xx的辩护人关于被害人一方对本案的发生存在过错的辩护意见，据理不足，也不予采纳”是错误的。

3. 从上诉人归案后认罪态度来看。上诉人在第一次接受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的询问时，就毫不隐瞒地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且自始至终供述一致、稳定，没有丝毫的侥幸逃避法律制裁的心理，上诉人一审时当庭表示认罪服法，重新做人。这些足以充分说明被告人认罪态度是积极和诚恳的。

依据上面一、二所述理由，上诉人犯罪情节并不严重，悔罪态度诚恳，有自认罪情节，系初犯、偶犯;且受害人存在部分过错。但一审法院并没有对上述情节给予充分的考虑，最终导致量刑过重。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量刑过重。为此，特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给予上诉人减轻处罚。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二0一五年一月三日

故意伤害申诉状篇二十一

刑事申诉书范文 申诉人：刘xx（被害人死者刘x平之兄），男，31岁，汉族，xx市人 案由：xx市高级人民法院（xx）高刑终字第xx号判决书对于^v^彭xx 在定 罪和量刑上均有失公正，认定的事实亦有出入。

申诉请求：请求终审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此案。 事实和理由： 1。

判决书定彭xx为伤害致死人命罪是不恰当的。我认为彭应定为故意杀人罪。

因为刘x 平并未对彭或其他人造成任何人身威胁，彭xx没有必要用三棱刮刀来主持“正义”。他如果真是出于“正义”，不是出于故意杀人的动机和目的，在刘x平赤手空拳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采取劝阻和以理服人的方法。

为什么要选择最要害的部位？？心脏，并一刀剌死刘x平呢 2。判决书认定事实有出入。

判决书说修建队书记要去医院看病，刘x平进行拦截和挑衅，这与事实不符。事实是：我母亲多次去找xx镇修建队要求解决工作问题，遭修建队队长袁xx毒打。

为此，我母亲找到xx区委和xx法院，但都未作处理，仍叫我母亲找修建队书记。 x月xx日我母亲找到书记杨xx后，又遭到书记的打骂。

然后书记要坐卡车上医院，我母亲拦车不让去，因他打了我母亲，问题还没有解决。可是他们强行把我母亲拉开，把车开走了。

我和我母亲也走路去了医院。在这个过程中，我弟弟刘x平根本不在场，何来的“拦截”和“挑衅”呢？到了中午餐12点，刘x平找我母亲回家吃饭，彭xx从仓库里拿出三棱刮刀，一刀剌中刘x平的心脏然后穿过马路逃跑了。

我弟弟怎么会跟他们“挑衅”？彭xx剌死我弟弟并逃跑，为什么判决书对此只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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