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中国古代戏剧论文（通用16篇）

智者总结经验，愚者重复错误，我们应该如何总结自己的经历？写总结时可以参考相关资料和范文，找到适合自己的写作风格。接下来将为大家分享一些总结的写作思路和方法，希望能激发大家的创造力。

中国古代戏剧论文篇一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在促进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壮大进程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加强中国历史上边疆政策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边疆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边疆政策：特殊国情的产物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这是国人每每引以为自豪的。如果我们对此稍作认识上的升华和哲理上的思考，那么，它们即是指我们的先辈为今人留下的两项举世嘱目、无与伦比的历史遗产：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简言之即为大一统与多民族。这是中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

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是经过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大致定型于现代状态的。这一过程虽然十分漫长、复杂和曲折，但总的趋势是，自先秦时期起，在现代中国领土内开始形成一个核心区域，这一区域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大致在黄河中下游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在这个中心区域建立政权的既有华夏，也有夷狄，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边疆地区的发展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全国范围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边疆地区的发展水平，边疆地区的发展状况对全国范围的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

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概念，也是一个国族概念，“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的民族发展大趋势的体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元”的特征，是指各民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个性”和“特质”，即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的多样性和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一体”的特征，是指各民族的“个性”和“特质”在共同的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同化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特征和“一体化”趋势。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由多元到一体的凝结特点：先是分布于黄河流域的多个部落互相融合形成了华夏族；之后华夏族又融入北狄、东夷、西戎、南蛮等多种族群而形成汉族。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汉族一经出现，就对周围的.众多民族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他们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并不断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整体，这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有两个值得重视的特点，一是多元中的本土特点。中华民族尽管是由众多的民族经过数千年的不断融合而形成，但这些民族无论是历史上已消失的民族，还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民族，多是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民族，即便是有些少数民族的祖先具有外人的血统，也是在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不断融合中形成的；二是在抵御外侮的共同斗争中，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不断升华。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过冲突，但数千年来相互间不断交融已经将他们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成为他们共同的活动地域和共同的家园。当近代遭遇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瓜分时，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即被空前释放出来。

在历史演进中，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同步发展，成为世界历史发展史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促使这种同步发展成为可能、成为现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极富中国特色的边疆政策的实施。边疆政策的基本任务是守住一条线（边界线），管好一片地（边疆地区），实际上包含着物与人两个要素。可以说，边疆治理是一项针对人和物综合治理的社会系统工程。在统一多民族的中国，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主要地区。因此，边疆政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处理民族关系，唯有调动边疆地区民族上层的积极性和为广大民族群众打造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才能推进统一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良性发展。

边疆政策：内涵、外延与作用

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面临着边疆问题，统治者也都为巩固统治而制定边疆政策，展开边疆经略。边疆经略是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营。边疆政策是实施边疆经略的指导方针与具体措施，而治边思想则是制定边疆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边疆政策的正确与否，边疆经略的成败得失，治边思想能否符合时代潮流，不仅直接影响一个朝代的兴衰存亡，而且对于作为整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发展也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封建王朝的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后，经隋、唐、元、清诸多大统一王朝边疆经略实践的充实、完善，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是颇具特色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包含十分丰富的内涵，其要者有从中央到边疆地区的管理体制、边疆的行政建置、边防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经济开发政策以及近代以来与边界交涉相关的外交政策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古代边疆政策的完整体系。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外延应该包括与治边思想有关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传统治边思想以及与边疆政策有关的人、事、地、物研究和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国别的边疆开发比较研究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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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戏剧论文篇二

【点菜三规则】

一看人员组成。

一般来说，人均一菜是比较通用的规则。

如果是男士较多的餐会可适当加量。

二看菜肴组合。

一般来说，一桌菜最好是有荤有素，有冷有热，尽量做到全面。

如果桌上男士多，可多点些荤食，如果女士较多，则可多点几道清淡的蔬菜。

三看宴请的重要程度。

若是普通的商务宴请，平均一道菜在50元到80元左右可以接受。

如果这次宴请的对象是比较关键人物，那么则要点上几个够份量的菜，例如龙虾、刀鱼、鲥鱼，再要上规格一点，则是鲍鱼、翅粉等。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点菜时不应该问服务员菜肴的价格，或是讨价还价，这样会让你公司在客户面前显得有点小家子气，而且客户也会觉得不自在。

最全的中国餐桌礼仪

一、座次

总的来讲，座次是“尚左尊东”、“面朝大门为尊”。

若是圆桌，则正对大门的为主客，主客左右手边的位置，则以离主客的距离来看，越靠近主客位置越尊，相同距离则左侧尊于右侧。

若为八仙桌，如果有正对大门的座位，则正对大门一侧的右位为主客。

如果不正对大门，则面东的一侧右席为首席。

如果为大宴，桌与桌间的排列讲究首席居前居中，左边依次2、4、6席,右边为3、5、7席，根据主客身份、地位，亲疏分坐。

如果你是主人，你应该提前到达，然后在靠门位置等待，并为来宾引座。

如果你是被邀请者，那么就应听从东道主安排入座。

一般来说，如果你的老板出席的话，你应该将老板引至主座，请客户最高级别的坐在主座左侧位置。

除非这次招待对象的领导级别非常高。

二、点菜如果时间允许，你应该等大多数客人到齐之后，将菜单供客人传阅，并请他们来点菜。

当然，作为公务宴请，你会担心预算的问题，因此，要控制预算，你最重要的是要多做饭前功课，选择合适档次的请客地点是比较重要的，这样客人也能大大领会你的预算。

况且一般来说，如果是你来买单，客人也不太好意思点菜，都会让你来作主。

如果你的老板也在酒席上，千万不要因为尊重他，或是认为他应酬经验丰富，酒席吃得多，而让他/她来点菜，除非是他/她主动要求。

否则，他会觉得不够体面。

如果你是赴宴者，你应该知道，你不该在点菜时太过主动，而是要让主人来点菜。

如果对方盛情要求，你可以点一个不太贵、又不是大家忌口的菜。

记得征询一下桌上人的意见，特别是问一下“有没有哪些是不吃的?”或是“比较喜欢吃什么?”让大家感觉被照顾到了。

点菜后，可以请示“我点了菜，不知道是否合几位的口味”，“要不要再来点其它的什么”等等。

点菜时，一定要心中有数。

点菜时，可根据以下三个规则：一看人员组成。

一般来说，人均一菜是比较通用的规则。

如果是男士较多的餐会可适当加量。

二看菜肴组合。

一般来说，一桌菜最好是有荤有素，有冷有热，尽量做到全面。

如果桌上男士多，可多点些荤食，如果女士较多，则可多点几道清淡的蔬菜。

三看宴请的重要程度。

若是普通的商务宴请，平均一道菜在50元到80元左右可以接受。

如果这次宴请的对象是比较关键人物，那么则要点上几个够份量的菜，例如龙虾、刀鱼、鲥鱼，再要上规格一点，则是鲍鱼、翅粉等。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点菜时不应该问服务员菜肴的价格，或是讨价还价，这样会让你公司在客户面前显得有点小家子气，而且客户也会觉得不自在。

优先考虑的菜肴1、有中餐特色的菜肴。

宴请外宾的时候，这一条更要重视。

像炸春卷、煮元宵、蒸饺子、狮子头、宫爆鸡丁等，并不是佳肴美味，但因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所以受到很多外国人的推崇。

2、有本地特色的菜肴。

比如西安的羊肉泡馍，湖南的毛家红烧肉，上海的红烧狮子头，北京的涮羊肉，在那里宴请外地客人时，上这些特色菜，恐怕要比千篇一律的生猛海鲜更受好评。

3、本餐馆的特色菜。

很多餐馆都有自己的特色菜。

上一份本餐馆的特色菜，能说明主人的细心和对被请者的尊重。

在安排菜单时，还必须考虑来宾的饮食禁忌，特别是要对主宾的饮食禁忌高度重视。

这些饮食方面的禁忌主要有四条1、宗教的饮食禁忌，一点也不能疏忽大意。

例如，穆斯林通常不吃猪肉，并且不喝酒。

国内的佛教徒少吃荤腥食品，它不仅指的是肉食，而且包括葱、蒜、韭菜、芥末等气味刺鼻的食物。

一些信奉观音的佛教徒在饮食中尤其禁吃牛肉，这点要招待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同胞时尤要注意。

2、出于健康的原因，对于某些食品，也有所禁忌。

比如，心脏病、脑血管、脉硬化、高血压和中风后遗症的人，不适合吃狗肉，肝炎病人忌吃羊肉和甲鱼，胃肠炎、胃溃汤等消化系统疾病的人也不合适吃甲鱼，高血压、高胆固醇患者，要少喝鸡汤等。

3、不同地区，人们的饮食偏好往往不同。

对于这一点，在安排菜单时要兼顾。

比如，湖南省份的人普遍喜欢吃辛辣食物，少吃甜食。

英美国家的人通常不吃宠物、稀有动物、动物内脏、动物的头部和脚爪。

另外，宴请外宾时，尽量少点生硬需啃食的菜肴，老外在用餐中不太会将咬到嘴中的食物再吐出来，这也需要顾及到。

4、有些职业，出于某种原因，在餐饮方面往往也有各自不同的特殊禁忌。

例如，国家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不准吃请，在公务宴请时不准大吃大喝，不准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用餐，不准喝烈性酒。

再如，驾驶员工作期间不得喝酒。

要是忽略了这一点，还有可能使对方犯错误。

三、吃菜

中国人一般都很讲究吃，同时也很讲究吃相。

随着职场礼仪越来越被重视，商务饭桌上的吃和吃相也更加讲究。

以下以中餐为例，教你如何在餐桌上有礼有仪，得心应手。

中餐宴席进餐伊始，服务员送上的第一道湿毛巾是擦手的，不要用它去擦脸。

上龙虾、鸡、水果时，会送上一只小小水孟，其中飘着拧檬片或玫瑰花瓣，它不是饮料，而是洗手用的。

洗手时，可两手轮流沾湿指头，轻轻涮洗，然后用小毛巾擦干。

用餐时要注意文明礼貌。

对外宾不要反复劝菜，可向对方介绍中国菜的特点，吃不吃由他。

有人喜欢向他人劝菜，甚至为对方夹菜。

外宾没这个习惯，你要是一再客气，没准人家会反感：“说过不吃了，你非逼我干什么?”依此类推，参加外宾举行的宴会，也不要指望主人会反复给你让菜。

你要是等别人给自己布菜，那就只好俄肚子。

客人入席后，不要立即动手取食。

而应待主人打招呼，由主人举杯示意开始时，客人才能开始;客人不能抢在主人前面。

夹菜要文明，应等菜肴转到自已面前时，再动筷子，不要抢在邻座前面，一次夹菜也不宜过多。

要细嚼慢咽，这不仅有利于消化，也是餐桌上的礼仪要求。

决不能大块往嘴里塞，狼吞虎咽，这样会给人留下贪婪的印象。

不要挑食，不要只盯住自己喜欢的莱吃，或者急忙把喜欢的菜堆在自己的盘子里。

用餐的动作要文雅，夹莱时不要碰到邻座，不要把盘里的菜拨到桌上，不要把汤泼翻。

不要发出不必要的声音，如喝汤时“咕噜咕噜”，吃菜时嘴里“叭叭”作响，这都是粗俗的`表现。

不要一边吃东西，一边和人聊天。

嘴里的骨头和鱼刺不要吐在桌子上，可用餐巾掩口，用筷子取出来放在碟子里。

掉在桌子上的菜，不要再吃。

进餐过程中不要玩弄碗筷，或用筷子直向别人。

不要用手去嘴里乱抠。

用牙签剔牙时，应用手或餐巾掩住嘴。

不要让餐具发出任何声响。

用餐结束后，可以用餐巾、餐巾纸或服务员送来的小毛巾擦擦嘴，但不宜擦头颈或胸脯;餐后不要不加控制地打饱嗝或嗳气在主人还没示意结束时，客人不能先离席。

四、喝酒俗话说，酒是越喝越厚，但在酒桌上也有很多学问讲究，以下总结了一些酒桌上的你不得不注意的小细节。

细节一：领导相互喝完才轮到自己敬酒。

敬酒一定要站起来，双手举杯。

细节二：可以多人敬一人，决不可一人敬多人，除非你是领导。

细节三：自己敬别人，如果不碰杯，自己喝多少可视乎情况而定，比如对方酒量，对方喝酒态度，切不可比对方喝得少，要知道是自己敬人。

细节四：自己敬别人，如果碰杯，一句，我喝完，你随意，方显大度。

细节五：记得多给领导或客户添酒，不要瞎给领导代酒，就是要代，也要在领导或客户确实想找人代，还要装作自己是因为想喝酒而不是为了给领导代酒而喝酒。

比如领导甲不胜酒力，可以通过旁敲侧击把准备敬领导甲的人拦下。

细节六：端起酒杯(啤酒杯)，右手扼杯，左手垫杯底，记着自己的杯子永远低于别人。

自己如果是领导，知趣点，不要放太低，不然怎么叫下面的做人?细节七：如果没有特殊人物在场，碰酒最好按时针顺序，不要厚此薄彼。

细节八：碰杯，敬酒，要有说词，不然，我tmd干吗要喝你的酒?细节九：桌面上不谈生意，喝好了，生意也就差不多了，大家心里面了了然，不然人家也不会敞开了跟你喝酒。

五、倒茶这里所说的倒茶学问既适用于客户来公司拜访，同样也适用于商务餐桌。

首先，茶具要清洁。

客人进屋后，先让坐，后备茶。

冲茶之前，一定要把茶具洗干净，尤其是久置未用的茶具，难免沾上灰尘、污垢，更要细心地用清水洗刷一遍。

在冲茶、倒茶之前最好用开水烫一下茶壶、茶杯。

这样，既讲究卫生，又显得彬彬有礼。

如果不管茶具干净不干净，胡乱给客人倒茶，这是不礼貌的表现。

人家一看到茶壶、茶杯上的斑斑污迹就反胃，怎么还愿意喝你的茶呢?现在一般的公司都是一次性杯子，在倒茶前要注意给一次性杯子套上杯托，以免水热烫手，让客人一时无法端杯喝茶。

其次，茶水要适量。

先说茶叶，一般要适当。

茶叶不宜过多，也不宜太少。

茶叶过多，茶味过浓;茶叶太少，冲出的茶没啥味道。

假如客人主动介绍自己喜欢喝浓茶或淡茶的习惯，那就按照客人的口胃把茶冲好。

再说倒茶，无论是大杯小杯，都不宜倒得太满，太满了容易溢出，把桌子、凳子、地板弄湿。

不小心，还会烫伤自己或客人的手脚，使宾主都很难为情。

当然，也不宜倒得太少。

倘若茶水只遮过杯底就端给客人，会使人觉得是在装模作样，不是诚心实意。

再次，端茶要得法。

按照我国人民的传统习惯，只要两手不残废，都是用双手给客人端茶的。

但是，现在有的年青人不懂得这个规矩，用一只手把茶递给客人了事。

中国古代戏剧论文篇三

淮河流域与中原邻接，夏商周中原发达的古代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形成了本地区善于吸收、融会、发展各种文化因素的优良传统，并使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南北交汇、东西交融的复杂状态。

目前的考古发现揭示出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有关影响的具体表征及过程尚无专文论及。

本文结合历史文献所载，参以考古资料，宏观探讨夏商周中原王朝礼制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辐射和影响，以期从这一侧面透现出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特色。

一

据文献记载，夏部族在中原地区的活动中心和夏王朝建立后的统治中心地带在现今的豫西和晋南一带。

其实，夏王朝的统治区域是相当广阔的。

据历史记载，由于夏初国弱，曾出现过东方的有穷后羿和寒浞篡位代夏的事件(《定公四年》杜预注)。

“少康中兴”后，夏政权得以稳固，与东夷形成了长期对峙的局面。

据古书载，有穷氏的地望在今山东德州，寒氏的地望在今山东潍坊。

与“后羿代夏”事件相关的还有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等，许多学者认为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的活动范围都在淮河下游和黄淮之间。

文献证明夏王朝方国众多、夏王朝统治区域广大，其统治势力已拓展到淮河流域，夏与淮河流域关系密切。

考古发现也证实淮河流域的大面积地区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

在淮河重要支流颖河两岸，二里头早期文化对其有重要影响。

据调查，程窑遗址二里头文化期的遗物就蕴含有夏文化因素。

如陶罐侈口卷沿鼓腹，体饰绳纹;缸平口内敛，上腹微外鼓，外饰有捺痕的附加堆纹。

阎寨遗址中的夹砂灰陶折沿鼓腹罐，腹部饰绳纹;小口高领瓮沿外饰一小扳，广肩鼓腹。

这些遗物都明显包含有偃师二里头文化的因素。

“(颍河)崔庄晚期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出土的主要陶器如绳纹高足鼎、附加堆纹缸、澄滤器、敞口盆等，从形制、胎质、纹饰及制作风格看，均与偃师二里头遗址二期遗物类同”，“(董庄)晚一期是该遗址的主要遗存，……所出的陶器多为器表饰细绳纹的泥质灰陶，其中花边口沿罐、圆腹罐、腹部多带鸡冠形鋬的卷沿盆、平地盆、三足皿等与二里头遗址第二期所出同类器相类同”。

在登封王城岗遗址中，包含有完整的二里头文化、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晚商文化及周文化，“王城岗二里头文化一期出土的主要陶器的器表纹饰与器形，和王城岗龙山文化五期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有着紧密的先后承袭关系”。

上述考古发现有力地说明了颍河上游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承袭当地龙山文化晚期因素的基础上，深受豫西二里头夏文化的影响，部分陶器器形发生了明显的形态嬗变。

河南周口地区1978年的地面调查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16处，商代遗址19处，西周遗址12处。

所采集的夏文化器物如甑、深腹罐、平地盆、三足盆、豆等与二里头遗址一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

其中乳头状、三角形鼎足在临汝煤山二里头一期也有发现，高领罐与洛阳东干沟二里头早期的同类器十分相似。

三期中的深腹罐、大口罐、大口尊与豫西二里头三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

周口地区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中原夏文化对该地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甚至还影响到了器物的组合，使二者的文化性质有很大的相似性。

中原夏文化还拓展到江淮地区。

目前在安徽江淮之间、霍山以北地区发现了不少夏商文化遗存。

如属斗鸡台文化的斗鸡台、薛家岗、含山大城墩、青莲寺等遗址中都包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

薛家岗h25中通体饰细绳纹的锥足罐形鼎、凹底爵杯、细腰斝、高柄浅盘豆及含山大城墩的平底罐形鼎等与中原二里头晚期的同类器相似。

寿县斗鸡台遗址所出陶器如附加堆纹花边罐、鸡冠耳盆或甑、锥足鬲、箍状堆纹鼎、宽肩瓮等，都与中原夏文化的同类器形态大体一致。

但仅有中原夏文化晚期的文化因素出现于此，且文化因素的影响仅停留在个别器物的具体形制上，说明夏文化对此地的影响晚且较肤浅。

淮河流域的岳石文化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但豫东、鲁西的岳石文化中却包含有中原夏文化因素。

豫东杞县鹿台岗遗址的大多数器物直接受岳石文化影响，但丙组器物如鸡冠耳绳纹盆、箍状堆纹缸、花边口沿罐、鸡冠耳罐等则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相似。

宏观上说，胶东(照格庄类型)、鲁南(屠城类型、尹家城类型)的岳石文化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较少，而豫东、鲁西南(安邱堌堆类型)及鲁北(王推官类型、郝家庄类型)等地的岳石文化则较多地受到夏文化的影响。

在最能反映文化特质的陶器遗物中，鸡冠耳盆、觚形杯、舌状足三足罐等具有明显中原二里头文化特征的器物广泛存在于上述地区的岳石文化中，应该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所致。

豫东、鲁西、鲁北地区正是夏代初年夷羿族团对夏战争失败后东退的活动地区，由于夷羿族团势力的减弱，使得夏及周围其他部族乘虚而入，使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受到夏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剧烈冲击。

而在鲁中南、鲁东南及胶东地区，由于东夷集团自身稳定，实力较强，因而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少。

这一考古学现象，很可能是夷羿族团对华夏集团征伐失败、夏族大举东进造成的。

由此可知，中原夏文化对淮河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的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地影响到了豫西、鲁东、皖北的淮河下游地区。

这种考古学观察反映了夏与东夷、淮夷集团势均力敌，中原夏文化与淮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如岳石文化等基本是同步发展的。

夏与东夷、淮夷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是相邻的两族如夏与淮夷关系密切，而彼此较远的两族如夏与东夷则关系较疏远。

二

公元前17世纪后期，商代夏而兴。

考古发现证明商文化的对外扩张体现了一个明显的动态过程。

比较二里岗上、下层文化的分布，可以看出商文化主要是向东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

这种扩张态势一直延续到殷墟早期，并成为商王朝最强盛的历史时期。

随着王朝势力的拓展和军事殖民，商文化也随之扩展到淮河流域，商文化最典型的器物鬲、斝、簋、假腹豆、大口尊、直腹簋等在淮河流域相当大的范围内有着不同程度的发现。

商代的南阳属于商王朝的“南乡”。

目前在南阳属淮河流域的地区内发现有黄龙庙、新集、十里铺、古台寺等商文化遗址。

在十里铺遗址商文化层中，出土有商式陶器、石器、骨器和青铜刀与青铜镞，并发现有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和冶铜坩埚等，说明这里很可能是一处商代的冶铜作坊遗址。

近年，在淮河流域的信阳罗山县蟒张发现了一处商代墓地。

在已经发掘清理的六座墓葬中，一号墓有台阶式墓道，井字形椁室，棺椁髹黑、红漆，随葬有鼎、觚、爵、斝、甗、罍、豆、戈和镞、锛、锥、铃等青铜器共77件;六号墓随葬有鼎、爵、觯、觚、尊和戈、削、锛、矛等青铜器共20件;另三座墓内也有一些青铜器。

这些墓葬的形制和青铜器的器形、纹饰，与殷墟妇好墓和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大致相类似，有些铜礼器上还有“父乙”、“尹”、“天”等铭文。

以此为根据地，商文化还扩展到了长江流域的盘龙城地区。

上述两例可基本证明商王朝已将淮河上游地区纳入其统治体系之中。

此外，周口地区作为商、夷沟通的必经之地，商文化对此也有强烈的影响。

目前，在此地发现多处商文化遗址，出土有觚、爵、戈等商式青铜器和颇具商文化特征的陶鬲、盆、罐、豆、甗、斝和簋等。

商王朝的崛起与对东土的经略，对海岱地区东夷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考古发掘揭示出，在商代前期和后期出现了两次商文化东进的浪潮，从而使淮河流域的政治地理逐步改观。

大约在郑州二里岗文化上层期前后，早商王朝已把泰沂山脉以西的岳石文化分布区纳入了中原商文化系统，商文化随之向东推移，进入海岱地区的腹地。

在山东境内津浦铁路以西地区和津浦铁路稍东一线，发现了一些属于二里岗上层期的遗存。

经发掘的有茌平南陈村、梁山青堌堆、济宁凤凰台、泗水尹家城、滕州前掌大和江苏铜山丘湾等处，在济阳邝家、邹县西朝阳村，以及滕县北辛、后荆沟、西康留、后黄庄等地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遗存。

这类遗存中的日用陶器如鬲、尊、豆等，在类别、形制上虽表现了一些地区特征，但与郑州二里岗上层遗存基本相同。

济南及其以东，也有含二里岗上层或稍后的商文化因素的遗址，如济南大辛庄(注：参见《考古》、《文物》等有关大辛庄相关系列发掘简报。

)、邹平丁公、章丘乐盘(p36)、青州萧家(p46)等。

至于在大辛庄、长清前平村[21]，特别是在滕州市的吕楼、前掌大、大康留、轩辕庄[22]等地所发现的青铜礼器，则具有二里岗上层期或稍晚的典型商文化特征。

窥一斑而知全豹，说明此时商王朝向海岱地区的扩张并不限于一般的武装殖民，而是在这片新拓展的土地上推行王朝礼制文化并迫使土著接受，还建立起新的统治网络，使之成为商王朝在政治上可以直接控制的“东土”。

商文化第二次东进浪潮是在考古学上的殷墟文化期。

商王朝势力在淮河下游海岱地区北部已达胶莱平原的东部;在海岱地区的南部，沿泰沂山地南侧向东推进到临沂地区、江苏淮北地区，直到黄海之滨[23]。

原来相对独立发展的海岱、徐海历史文化区已基本纳入商王朝的'势力范围。

山东地区的商代遗址已发现近300处，依受晚商文化影响的程度，高广仁先生将此分为三个地区[24]，其中鲁中南和鲁北地区受商文化影响较重。

鲁中南地区早在二里岗上层时期已进入商王朝的控制范围，晚商遗址分布相当密集。

这里商文化的面貌，包括出土的铜刀、铜斧、卜骨以及陶鬲、簋、尊、甗、罐、豆、觯等的器形、纹饰和整体风格，都与殷墟出土者基本相同[25]，只有相当数量的红陶和一两种器物具有一点地方特色。

殷墟时期中原地区盛行的含玉含贝的葬俗也明显地影响到淮河下游地区，在济南大辛庄商墓中就出有玉琀[26]。

以大辛庄、刘家庄等为中心的鲁中、鲁南地区还发现了与商王畿形制、花纹基本相同的青铜礼器。

滕州前掌大商代大墓群的发掘，与殷墟相同或相似的大量青铜礼器如鼎、甗、簋、尊、爵、觚、角、盉、觯等及玉器、铜胄，从造型到制作方法与殷墟所出者基本一致。

4号坑出土的马车，两马一车的驾驭形式、车体的大小结构与安阳殷墟出土的车马器非常相似。

该地区所发现的陶器有绳纹甗、甑、斝、罐、罍、盆、缽、缸、瓮、鼎、觚、爵、尊、盉、瓿等，差不多包含了中原地区商文化的所有典型器型。

在这一地区，商式青铜器不论是数量还是出土地点的密度都比鲁北地区为大，地方传统文化因素较少，可见是海岱地区内商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以潍、淄流域为中心的鲁北地区，晚商遗址分布也相当密集，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文化面貌。

从贵族墓葬如青州苏埠屯大墓的葬制看，几乎完全反映了商王朝的礼制文化;而从一般遗址或中小型墓葬材料看，则是商文化因素与土著文化因素共存。

例如，在仅距苏埠屯数公里的青州赵铺遗址一号墓中[27]，一件饰有绳纹及三角划纹的典型商式簋和典型的东夷素面鬲共存，死者手持獐牙，可以判断死者为东夷土著。

在惠民大郭，滨州兰家村，桓台南埠子、史家，青州苏埠屯，寿光古城、桑家庄、鱼台、呙宋台等多处地方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商式青铜礼器、兵器或工具[28]。

该地区地方传统文化因素较多，与中原商文化差异较大。

胶东半岛和鲁东南地区仍是东夷文化的统治区。

殷商一代，商族人居于海岱和徐海地区，本就与东夷、徐戎、淮夷杂处，先进文明对于落后文明的影响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据李学勤先生考证，人方位于淮河流域[29](p60)，武丁时东伐人方而克之，人方后又反叛，这一历史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淮河流域商臣服方国力量的强大与文化的进步。

到商代末年，帝乙和帝辛两代复向人方大兴兵戎，最终征服了人方。

于是，淮河流域的徐淮地区在政治上完全接受商王朝的统治，成为商朝的藩属。

象征王权威仪的礼乐文明随着王权势力的扩张明确地推行到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器的发现已证明了这一点。

苏北徐州一带发现了一些具有显著地方特征的商文化遗存，其铜器中非商式的高领撇足鬲，陶器中的鬲、豆、盆、罐等主要器类多与典型商式器物有较大差异，反映出这类遗存属商文化的地方类型。

在连云港发现了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年的青铜鼎、甗等，鼎为垂腹、柱足，颈饰简疏云雷纹;甗为素面，仅在颈部饰两道凸弦纹，制作淳厚质朴，其造型和纹饰特征都可视为商代晚期的标准器。

商代礼乐器的出现，证明淮河流域的青铜器铸造应是在中原商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表明了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乐文明与中原地区礼乐文明的融合与发展上述考古学观察反映出商灭夏后，加强了对东方地区的控制。

在商文化的冲击下，东夷、淮夷文化的格局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东夷文化部分地与商文化融合，形成了潍西、鲁中的商文化，表现出与中原商文化的高度一致。

鲁南与苏北地区成为商文化的波及地区。

安徽江淮地区的淮夷文化也成为商文化的地方类型。

但由于淮夷与商交往日浅，其地又非商王朝经营的重点，所以淮夷的皖西类型、斗鸡台类型与中原商文化的关系相对较疏远。

这种考古学观察，反映了商王朝统御范围的广大，商文化的波及之处，既有商王朝的直属统治区，也有间接统治或王朝文化的影响地区。

商文化的影响促进并带动着淮河流域土著居民的文明化进程。

中国古代戏剧论文篇四

一、座次

总的来讲，座次是“尚左尊东”“面朝大门为尊”。若是圆桌，则正对大门的为主客，主客左右手边的位置则以离主客的距离来看，越靠近主客位置越尊，相同距离则左侧尊于右侧。若为八仙桌，如果有正对大门的座位，则正对大门一侧的右位为主客。如果不正对大门，则面东的一侧右席为首席。

如果为大宴，桌与桌间的排列讲究首席居前居中，左边依次2、4、6席，右边为3、5、7席，根据主客身份、地位亲疏分坐。

如果你是主人，你应该提前到达，然后在靠门位置等待，并为来宾引座。如果你是被邀请者，那么就应听从东道主安排入座。

一般来说，如果你的老板出席的话，你应该将老板引至主座，请客户最高级别的坐在主座左侧位置。除非这次招待对象的领导级别非常高。

二、点菜

如果时间允许，你应该等大多数客人到齐之后，将菜单供客人传阅，并请他们来点菜。当然，作为公务宴请，你会担心预算的问题，因此，要控制预算，最重要的是多做饭前功课，选择合适档次的请客地点，这样客人也能领会你的预算。一般来说，如果是你来埋单，客人也不太好意思点菜，都会让你来做主。如果你的老板也在酒席上，千万不要因为尊重或是认为他应酬经验丰富，酒席吃得多，而让他来点菜，除非是他主动要求，否则，他会觉得不够体面。

如果你是赴宴者，你应该知道，不该在点菜时太过主动，而是要让主人来点。如果对方盛情要求，你可以点一个不太贵、又不是大家忌口的菜。记得征询一下桌上人的意见，特别是问一下“有没有哪些是不吃的？”或是“比较喜欢吃什么？”让大家感觉被照顾到了。点菜后，可以请示“我点了菜，不知道是否合几位的口味”“要不要再来点其他的什么”等等。

点菜三规则

一看人员组成。

一般来说，人均一菜是比较通用的规则。如果是男士较多的餐会可适当加量。

二看菜肴组合。

一般来说，一桌菜最好是有荤有素，有冷有热，尽量做到全面。如果桌上男士多，可多点些荤食，如果女士较多，则可多点几道清淡的蔬菜。

三看宴请的重要程度。

若是普通的商务宴请，平均一道菜在50元到80元左右可以接受。如果这次宴请的对象是关键人物，那么要点上几个够分量的菜，例如龙虾、刀鱼、鲥鱼，再要上规格一点，则是鲍鱼、翅粉等。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点菜时不应该问服务员菜肴的价格，或是讨价还价，这样会让你公司在客户面前显得有点小家子气，而且客户也会觉得不自在。

中餐点菜的三优四忌

一顿标准的中式大餐，通常先上冷盘，接下来是热炒，随后是主菜，然后上点心和汤，如果感觉吃得有点腻，可以点一些餐后甜品，最后是上果盘。在点菜中要顾及到各个程序的菜式。

优先考虑的菜肴

（1）有中餐特色的菜肴

宴外宾的时候，这一条更要重视。像炸春卷、煮元宵、蒸饺子、狮子头、宫爆鸡丁等，并不是佳肴美味，但因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所以受到很多外国人的推崇。

（2）有本地特色的菜肴

比如西安的羊肉泡馍，湖南的毛家红烧肉，上海的红烧狮子头，北京的涮羊肉，在当地宴请外地客人时，上这些特色菜，恐怕要比千篇一律的生猛海鲜更受好评。

（3）本餐馆的特色菜

很多餐馆都有自己的特色菜。上一份本餐馆的特色菜，能说明主人的细心和对被请者的尊重。

三、餐具

（1）筷子

筷子是中餐最主要的餐具。使用筷子，通常必须成双使用。用筷子取菜、用餐的时候，要注意下面几个“小”问题。

二是和人交谈时，要暂时放下筷子，不能一边说话，一边像指挥棒似地舞着筷子。

三是不要把筷子竖插放在食物上面。因为这种插法，只在祭奠死者的时候才用。

四是严格筷子的职能。筷子只是用来夹取食物的。用来剔牙、挠痒或是用来夹取食物之外的东西都是失礼的。

（2）勺子

勺子的主要作用是舀取菜肴、食物。有时，用筷子取食时，也可以用勺子来辅助。尽量不要单用勺子去取菜。用勺子取食物时，不要过满，免得溢出来弄脏餐桌或自己的衣服。在舀取食物后，可以在原处“暂停”片刻，汤汁不会再往下流时，再移回来享用。

暂时不用勺子时，应将其放在自己的碟子上，不要直接放在餐桌上，或是让其在食物中“立正”。用勺子取食物后，要立即食用或放在自己碟子里，不要再将其倒回原处。

如果取用的食物太烫，不可用勺子舀来舀去，也不要用嘴对着吹，可以先放到自己的碗里等凉了再吃。不要把勺子塞到嘴里，或者反复吮吸、舔食。

（3）盘子

稍小点的盘子就是碟子，主要用来盛放食物，在使用方面和碗略同。盘子在餐桌上一般要保持原位，而且不要堆放在一起。

需要着重介绍的是一种用途比较特殊的.被称为食碟的盘子。食碟的主要作用，是用来暂放从公用的菜盘里取来享用的菜肴的。用食碟时，一次不要取放过多的菜肴，看起来既繁乱不堪，又像是饿鬼投胎。不要把多种菜肴堆放在一起，弄不好他们会相互“窜味”，不好看，也不好吃。不吃的残渣、骨、刺不要吐在地上、桌上，而应轻轻取放在食碟前端，放的时候不能直接从嘴里吐在食碟上，要用筷子夹放到碟子旁边。如果食碟放满了，可以让服务员换。

（4）水杯

主要用来盛放清水、汽水、果汁、可乐等软饮料时使用。不要用来盛酒，也不要倒扣水杯。另外，喝进嘴里的东西不能再吐回水杯。

（5）湿毛巾

中餐用餐前，比较讲究的话，会为每位用餐者上一块湿毛巾。

他只能用来擦手。擦手后，应该放回盘子里，由服务员拿走。有时候，在正式宴会结束前，会再上一块湿毛巾。和前者不同的是，湿毛巾只能用来擦嘴，却不能擦脸、抹汗。

（6）牙签

尽量不要当众剔牙。非剔不行时，用另一只手掩住口部，剔出来的东西，不要当众观赏或再次入口，也不要随手乱弹，随口乱吐。剔牙后，不要长时间叼着牙签，更不要用来扎取食物。

四、饮食禁忌

（1）宗教的饮食禁忌，一点也不能疏忽大意。

例如，穆斯林通常不吃猪肉，并且不喝酒。国内的佛教徒少吃荤腥食品，它不仅指的是肉食，而且包括葱、蒜、韭菜、芥末等气味刺鼻的食物。一些信奉观音的佛教徒在饮食中尤其禁吃牛肉，这点要在招待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同胞时尤要注意。

（2）出于健康的原因，对于某些食品，也有所禁忌。

比如，心脏病、脑血管动脉硬化、高血压和卒中后遗症的人，不适合吃狗肉；肝炎病人忌吃羊肉和甲鱼，胃肠炎、胃溃汤等消化系统疾病的人也不合适吃甲鱼；高血压、高胆固醇患者，要少喝鸡汤等。

（3）不同地区，人们的饮食偏好往往不同。

对于这一点，在安排菜单时要兼顾。比如，湖南人普遍喜欢吃辛辣食物，少吃甜食。英美国家的人通常不吃宠物、稀有动物、动物内脏、动物的头部和脚爪。另外，宴请外宾时，尽量少点生硬需啃食的菜肴，老外在用餐中不太会将咬到嘴中的食物再吐出来，这也需要顾及到。

（4）有些职业，出于某种原因，在餐饮方面往往也有各自不同的特殊禁忌。

例如，国家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不准吃请，在公务宴请时不准大吃大喝，不准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用餐，不准喝烈性酒。再如，驾驶员工作期间不得喝酒。要是忽略了这一点，还有可能使对方犯错误。

五、吃菜

中国人一般都很讲究吃，同时也很讲究吃相。随着职场礼仪越来越被重视，商务饭桌上的吃和吃相也更加讲究。以下以中餐为例，教你如何在餐桌上有礼有仪，得心应手。

中餐宴席进餐伊始，服务员送上的第一道湿毛巾是擦手的，不要用它去擦脸。上龙虾、鸡、水果时，会送上一只小小水盂，其中飘着拧檬片或玫瑰花瓣，它不是饮料，而是洗手用的。洗手时，可两手轮流沾湿指头，轻轻涮洗，然后用小毛巾擦干。

用餐时要注意文明礼貌。对外宾不要反复劝菜，可向对方介绍中国菜的特点，吃不吃由他。有人喜欢向他人劝菜，甚至为对方夹菜。外宾没这个习惯，你要是一再客气，没准人家会反感：“说过不吃了，你非逼我干什么？”依此类推，参加外宾举行的宴会，也不要指望主人会反复给你让菜。你要是等别人给自己布菜，那就只好饿肚子。

客人入席后，不要立即动手取食，而应待主人打招呼，由主人举杯示意开始时，客人才能开始，客人不能抢在主人前面。夹菜要文明，应等菜肴转到自己面前时，再动筷子，不要抢在邻座前面，一次夹菜也不宜过多。要细嚼慢咽，这不仅有利于消化，也是餐桌上的礼仪要求。绝不能大块往嘴里塞，狼吞虎咽，这样会给人留下贪婪的印象。不要挑食，不要只盯住自己喜欢的菜吃，或者急忙把喜欢的菜堆在自己的盘子里。

用餐的动作要文雅，夹菜时不要碰到邻座，不要把盘里的菜拨到桌上，不要把汤泼翻。不要发出不必要的声音，如喝汤时“咕噜咕噜”，吃菜时嘴里“叭叭”作响，这都是粗俗的表现。不要一边吃东西，一边和人聊天。嘴里的骨头和鱼刺不要吐在桌子上，可用餐巾掩口，用筷子取出来放在碟子里。掉在桌子上的菜，不要再吃。进餐过程中不要玩弄碗筷，或用筷子指向别人。不要用手去嘴里乱抠。用牙签剔牙时，应用手或餐巾掩住嘴。不要让餐具发出任何声响。

用餐结束后，可以用餐巾、餐巾纸或服务员送来的小毛巾擦擦嘴，但不宜擦头颈或胸脯；餐后不要不加控制地打饱嗝或嗳气；在主人还没示意结束时，客人不能先离席。

六、喝酒

俗话说，酒是越喝越厚，但在酒桌上也有很多学问讲究，以下总结了一些酒桌上的你不得不注意的小细节。

细节一：领导相互喝完才轮到自己敬酒。敬酒一定要站起来，双手举杯。

细节二：可以多人敬一人，绝不可一人敬多人，除非你是领导。

细节三：自己敬别人，如果不碰杯，自己喝多少可视情况而定，比如对方酒量、对方喝酒态度，切不可比对方喝得少，要知道是自己敬人。

细节四：自己敬别人，如果碰杯，一句，我喝完，你随意，方显大度。

细节五：记得多给领导或客户添酒，不要瞎给领导代酒，就是要代，也要在领导或客户确实想找人代，还要装作自己是因为想喝酒而不是为了给领导代酒而喝酒。比如领导甲不胜酒力，可以通过旁敲侧击把准备敬领导甲的人拦下。

细节七：如果没有特殊人物在场，碰酒最好按时针顺序，不要厚此薄彼。

细节八：碰杯，敬酒，要有说词，不然，我干嘛要喝你的酒？

细节九：桌面上不谈生意，喝好了，生意也就差不多了，大家心里了然，不然人家也不会敞开了跟你喝酒。

【关于敬酒】

1.主人敬主宾。

2.陪客敬主宾。

3.主宾回敬。

4.陪客互敬。

记住：作客绝不能喧宾夺主乱敬酒，那样是很不礼貌，也是很不尊重主人的。

七、倒茶

这里所说的倒茶学问既适用于客户来公司拜访，同样也适用于商务餐桌。

（1）首先，茶具要清洁。

客人进屋后，先让坐，后备茶。冲茶之前，一定要把茶具洗干净，尤其是久置未用的茶具，难免沾上灰尘、污垢，更要细心地用清水洗刷一遍。在冲茶、倒茶之前最好用开水烫一下茶壶、茶杯。这样，既讲究卫生，又显得彬彬有礼。如果不管茶具干净不干净，胡乱给客人倒茶，这是不礼貌的表现。人家一看到茶壶、茶杯上的斑斑污迹就反胃，怎么还愿意喝你的茶呢？现在一般的公司都是一次性杯子，在倒茶前要注意给一次性杯子套上杯托，以免水热烫手，让客人一时无法端杯喝茶。

（2）其次，茶水要适量。

先说茶叶，一般要适当。茶叶不宜过多，也不宜太少。茶叶过多，茶味过浓；茶叶太少，冲出的茶没啥味道。假如客人主动介绍自己喜欢喝浓茶或淡茶的习惯，那就按照客人的口味把茶冲好。

再说倒茶，无论是大杯小杯，都不宜倒得太满，太满了容易溢出，把桌子、凳子、地板弄湿。不小心，会烫伤自己或客人的手脚，使宾主都很难为情。当然，也不宜倒得太少。倘若茶水只遮过杯底就端给客人，会使人觉得是在装模作样，不是诚心实意。

（3）再次，端茶要得法。

（4）添茶。

如果上司和客户的杯子里需要添茶了，你要义不容辞地去做。你可以示意服务生来添茶，或让服务生把茶壶留在餐桌上，由你自己亲自来添则更好，这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的时候最好的掩饰办法。当然，添茶的时候要先给上司和客户添茶，最后再给自己添。

八、离席

一般酒会和茶会的时间很长，大约都有在2h以上。也许逛了几圈，认得一些人后，你很快就想离开了。这时候，中途离席的一些技巧，你不能不了解。

常见一场宴会进行得正热烈的时候，因为有人想离开而引起众人一哄而散的结果，使主办人急得直跳脚。欲避免这种煞风景的后果，当你要中途离开时，千万别和谈话圈里的每一个人一一告别，只要悄悄地和身边的两三个人打个招呼，然后离去便可。

中途离开酒会现场，一定要向邀请你来的主人说明、致歉，不可一溜烟便不见了。

和主人打过招呼，应该马上就走，不要拉着主人在大门口聊个没完。因为当天对方要做的事很多，现场也还有许多客人等待他（她）去招呼，你占了主人太多时间，会造成他（她）在其他客人面前失礼。

有些人参加酒会、茶会，当中途准备离去时，会一一问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要不要一块走。结果本来热热闹闹的场面，被他这么一鼓动，一下子便提前散场了。这种闹场的事，最难被宴会主人谅解，一个有风度的人，可千万不要犯下这钟错误。

中国古代戏剧论文篇五

浅析管仲与梭伦政治改革之比较社会发展学院唐莹

02110123

[摘要]管仲与梭伦,一个是先秦齐国时期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的相伊，一个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首席执政官。他们所进行的政治改革在古代中西方历史上交相辉映，从而推动了两国历史的进步。在二者的改革与实践中，既有相似处，又有不同点。本文从社会背景，改革内容，历史价值三方面就两者的政治改革的比较作一简论。

[关键词]管仲；梭伦；民主政治；君主专制

管仲相齐，梭伦执政，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他们在各自国家进行了一场至今都意义深远的改革，使得各自邦国日益强盛。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风潮下，各国发展既趋同，又有各自的特色，从管仲和梭伦的改革入手，分析和比较他们的的政治改革，对现在社会的发展有其裨益之处。

一

行、大司田、大司马、大司理，主要是由贵族卿大夫充任，负责处理国家事务。当时齐国的贵族有“高（文公后）、国、崔、庆、栾、高（惠公后）、陈、鲍等氏”，“他们凭借着伟大的权势，世执国政，上挟王侯，下治臣民。”[1]垄断政权的贵族卿大夫们，凭借着宗法血缘关系，世代霸占着高官显职，甚至是左右国君的废立。这已经威胁到了君权的加强。

管仲，名夷吾，字仲，其先与召忽辅佐公子纠，公子纠败死，管仲被好友鲍叔牙推荐给桓公，成为齐国相伊，被称为“仲父”。管仲是姬姓的支属，与周天子同姓，父亲曾是齐国大夫，后来家道中落。管仲曾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了解百姓们的想法和要求；又辅佐过国君的儿子，所以对于上层统治阶级的弊端也有着一定的了解；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整体走势也有着自己的想法。正是基于这些因素，在之后的他的改革中，许多措施开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改制的先河。

梭伦，生于雅典，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他年轻的时候，一面精神，一面游历，到过许多地方，考察社会风情。他了解下层民众的生活和境地，于是他以“仲裁者”、“中介者”、“调停者”的身份出现在城邦最危险的时候。这也造就了他改革的风格，中庸思想，既不迁就贵族又不偏袒平民。

发展的潮流。

二

管仲的法治体系里，君主掌握立法权，大臣进行执法，而百姓只能一味的遵从法令。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管仲又十分注重人才的发展、使用，为此，他制定了一系列的选官标准和措施，在制度上表现为“三选制”。首先，各乡把有才德的人推荐给国家；然后，有关部门再对各乡所推之人进行一段时间的试用，选择优秀的人推荐给君主；最后，国君亲自审核使用，合格者被任命。

一、二、三等级公民担任；第四等级公民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

庭。梭伦改革了德拉古时期用抽签选举的方式，“梭伦规定，国家的官职应先由各部落分别投票预选候选人，然后就从这些候选人中抽签选出举。”[5]虽然第一道程序可能会受到贵族的影响，但候选人还要经过第二道程序的抽签，因此有一定的优势。

毋庸置疑，管仲与梭伦因其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所依托的社会载体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必然使得二者的改革走向不同的道路，一个“法自君出”，一个“主权在民”，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当然，在他们的改革中，都不约而同的重视法治的重要性，都限制了贵族的权力。两个不同时空的伟大政治家，在这两点上做到了一致。

三

梭伦与管仲所进行的改革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一次民主建设，后者是一次君主专制政治建设。而正是这种性质的不同，所以他们的改革便更能体现出两种迥异的历史价值，并深深的影响了以后的西方和东方的政治的发展。

此后的改革家似乎独没有完全脱离这种改革模式，往往都是在不断的加强君主的权威和权力。在中国盛行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可以从管仲的改革中找寻踪迹。

与管仲相反，梭伦的改革规定，所有机构都只不过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都必须依据法律所赋予的权力行使自己的职权。这就使得国家很难走向专断和独裁统治。他的政治改革内容是民主性的，是希望建立一套科学的国家机构和让人民广泛参与的政治制度。不但如此，他还将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正如梭伦执政前发誓要为雅典人制定一部“把强力和正义结合在一起”[6]的法律一样，梭伦的改革体现出不言而喻的法律至上、以法治国的精神。而这种改革，不但奠定了雅典的民主政治，而且，还为近代之后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许多启示。

四

将管仲与梭伦的政治改革进行比较，并不能说明孰优孰劣。二者的改革的不同是所依托的社会载体，社会环境，地理环境，阶级力量对比等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将中国古代史论文其进行对比是为了让我们从他们的改革中获得对今天有益的启示，并运用到当今的政治生活中。

管仲与梭伦，他们的政治改革在不同方面，不同层面，对我们都有着重要的启发。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我们更应该从他们的改革中获得益处。

[参考文献]

[1]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2][5]亚里士多德：《雅典政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节；第7章。

[3][4]（希腊)普鲁塔克《普鲁塔克选》，吴子廑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4月版，第14节；第16、19节。

[6]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

171页。

年版，第1990

中国古代戏剧论文篇六

身体是人生之根本，但关于身体的问题，从古到今的哲学家关注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中西哲学都曾试图超越身体，甚至想要抹杀身体的存在。西方哲学长期持身心二元论，认为心灵或灵魂才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对象，而身体则被纳入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中国古代哲学虽有注重修身的传统，但亦实以“心性之学”为中心。自尼采、福柯以来，哲学开始关注身体与思想之间的隐秘联系，尤其近些年来，“身体”开始进入西方思想和学术界众多学者的研究视野。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对身体和身体哲学的研究相对滞后。下面发表的两篇文章，代表了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思考，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20世纪上半叶，在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纲领的感召下，现代西方的一批具有批判思想和疑古精神的年轻的哲学家们，在对传统哲学种种业已被视为不易之论的本体论假定给予大胆质疑的同时，发起了一场为再造传统而先行奠基的哲学上的“寻根”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虽种种新见迭出不穷，但最具颠覆性和原创性的工作则属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对所谓“身体”的本体论意义的木曷橥。与传统西方种种业已意识化的哲学不同，梅洛-庞蒂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宣称：“世界的问题，可以始于身体的问题。”其实，梅氏这一宣言不仅是对西方传统哲学致思取向的根本纠拨，而且也为我们真正切入中国哲学、为我们溯寻中国哲学之“根”提供了路引。也就是说，掩埋在深厚文化沃土中的中国哲学之“根”，既非西方传统思辨哲学中的那种“意识”，也非晚出的中国哲学中的所谓“天理”或“人心”，而是诚如王夫之所言，“即身而道在”，它就平中见奇地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活生生的身体之中。

这种根于身体的哲学本体论，除了表现在中国古人对宇宙的终极性思考不是发端于对世界的“惊奇”而是始于对人自身人身处境的“忧患”之外，还集中地表现在其以一种“切己自返”和“返身而诚”的方式，把人自身的身体看作是宇宙真正的起点和本源。在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古老的《易经》中，这种宇宙真正的起点和本源就是所谓的“太极”。“太极”的“太”字即为“大”字的引申义。而“大”字按许慎《说文》，其为象形字，即像直立的首、手、足皆具的人的身体形状。这一字形在中国古代的甲骨文和后来的铜器铭文中都得到了有力的印证。因此，该词源学的考察表明，对于去今已远的中国古人来说，其是通过一种所谓的“依形躯起念”的方式来构造自己的宇宙理念，故形上之太极恰恰以形下之人身得以体现。而要真正理解这一“下学可以上达”的奥秘，就不能不涉及到中国古人对“身体”概念的独特的理解，以及我们称之为一种所谓的中国式的“身体现象学”理论。

中国古人之于“身体”概念理解的独特性在于，与西方人那种作为纯粹物理对象的躯体不同，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身体之身除作为物理对象的躯体之外，正如古汉语“身”字字义所表明的那样，还兼有突出的“亲自”、“亲身”和“亲自体验”等等内涵。因此，在这里，我们毋宁说看到中国古人对身体的一种现象学式的还原。经此还原，一方面，身体由一种异已的存在回到了本已的存在；另一方面，这种还原又同时保持着现象的充盈丰满而不牺牲身体的外部具体体现。因此，这一中国式的身体概念的推出本身就代表了对人类哲学史上种种二元论学说的克服和消解，它把诸如人与物，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本我与非我等对立项经由一种亲身性的身体真正融为一体。而宋儒张载所谓的“我体物未尝遗，物体我知其不遗也”（《张子正蒙·诚明》）的论断，以及为中国古代众多哲人所大力阐扬的那种中国哲学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实正是以这种现象学式的身体概念为其真正滥觞。实际上，在中国哲学中，这种现象学式的物我合一的身体也即一种“体用不二”的身体。这同时也意味着，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身体已不再局限为我的七尺血肉之躯，而是作为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非实体化的“潜在的身体”，也即“可能活动的身体”，以一种“借用显体”的方式经由行为向无穷无尽的大千世界显现和开放，乃至于世界的万事万物都被视为是人身体行为的“目的论的项”，乃至于“人身虽小，暗合天地”，整个宇宙都被视为人自身的'身体场。而《易经》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一永远“未济”的宇宙图式，与其说是对宇宙本身既定的客观规律的揭示，不如说恰恰是对于人之“挺身于世界”、人身向宇宙身生成这一生命之旅的彰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根于身体的宇宙论学说不仅表现为把人自身的身体视为宇宙的起点和本源，而且还突出地表现为以人自身的身体的发生生成机制来解读宇宙本身的发生生成机制。这最终导致了在所谓“阴阳哲学”的名下，中国古人从人的“男女之道”推出“宇宙之道”这一中国哲学的哥白尼式发现。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既然把宇宙看作是根于人的身体的宇宙，看作是人身体的化身，那么对人身体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其实就是对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根本解答。这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之身体来自男女这一发生学的原理其实就不仅是对人的身体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同时也是对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因此，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并非遥不可及、深不可测的东西。相反，“易则易知”，它就以一种身体体验的方式下学而上达地体现在“造端于男女”这一夫妇之愚里。故男女之道不仅代表了人自身生命的发端，而且也从中径直开出了关于宇宙何以鸿蒙初启、何以开天辟地这一中国古代哲学的“创世纪”的宣言。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老的《易经》不啻可被视为人类最早的“性学”经典。从指代男根女阴的阴阳两爻，到《系辞传》中的“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这一性活动的直白，这些被今之道学家们视为“不正经”而三缄其口的“身体书写”，竟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国古代首经的堂殿以至于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语言”。同时，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地”与“男女”相提并举且作为不易之论而业已成为老生常谈。所谓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辞上传》），所谓“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系辞下传》），以及“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如此等等都无不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正是基于这一彻底的泛性主义宗旨，男女之性既“至大无外”地被推广到整个宇宙，又“至小无内”地被还原到每一个个人。中医理论坚信每一个体身体生命都可阴阳辩证即后者的印证，以至于有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的《黄帝内经》后不无诧异地惊呼，黄帝的身体竟是双性同体的，这样，西方人的“性别”概念就成了“错误的名词”。

综上所述，就中国古代的宇宙论学说而言，无论是其有关本源问题的理解，还是其有关发生机制的认识都无不系于身体，该学说与其说是一种基于思维和研究存在是什么的所谓的“存在的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根于身体和研究生命如何可能的所谓的“生活的哲学”。这也充分说明了何以中国古人的终极性思考始终与身体性思考难分难舍地纠缠在一起，致力于所谓“安身”、“守身”、“贵身”、“返身”、“省身”的问题永远是古之贤哲的第一等事，而对执迷于“身外之物”的那种所谓的“以身为殉”的原始的焦虑始终使其忧心忡忡。同时，也正是从这种身体主义的宇宙论出发，才使中国古代“世道”同于“医术”之说得以成立，孙思邈言“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大医”，古人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人们看到，后现代主义者尼采所谓的哲学就是医学或生理学这一在西人眼里惊世骇俗之论，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却了无新意，早已被中国古人目为不言而喻的自明之理。

中国哲学中这一身体性特性除了集中体现在其宇宙论理论外，还普遍地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几乎所有领域。如中国古代伦理学中之于所谓“修身”的强调、之于社会伦理“造端于夫妇”的肯定、之于血浓于水的“亲亲”的推崇，以及中国古代宗教观中所特有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慎终追远”和“祖宗崇拜”的思想，中国古代认识论中所坚持的以象征和体验为特征的“身体思维”的理论，如此等等，都无不打上了身体的深深烙印。因此，身体性作为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规定，其已驾一驭万地统摄了中国哲学中的所有论域和原则，舍此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舍此我们就无从把中国哲学和其他哲学加以严格的区别。

尽管我们完全可以从沉重的历史出发对这种身体哲学作出厚今薄古的评判，然而我们却无法规避其现代语境下积极而深刻的哲学内涵。对中国哲学中身体性的重新发现不仅有助于中国古典哲学之真正的正本清源，而且面对当今人类普遍的“无根性”和“贫血症”的生命现状，它代表了对以“以身为殉”为取向的现代主义的一种最早的抗议和批判，并为我们向一种更为彻底更为根本的“生活世界”的回归提供了坚实的铺垫。此外，这种身体哲学所推崇的作为“原发生命机制”的男女互济的“太和”之道，既是对传统西方哲学所固执的“同一性”原则的有力反拨，又可对后现代哲学所沉迷的“差异性”原则给予矫治，从而为我们拓出了步出当代人类哲学困境的一条希望之径。它毋宁说告诉我们，当今人类最深重的和原发性的危机，乃是日隆的男性权力话语和与之相伴的愈演愈烈的克隆自然所导致的生态性危机，而医治危机的根本良药，就是重返和回到中国古老的《易经》中为我们所昭示的那种“和而不同”的男女之道。

中国古代戏剧论文篇七

悠悠五千年华夏，兵家文化博大而精深，岂料到了如今，竟然还敌不过欧洲中世纪、日本战国之类雕虫小技脍炙网民，真乃奇耻大辱也!本文撰写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纵谈的形式，展现华夏先进的军事文化，用铁的事实证明华夏兵家的伟大!

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绝非易事。

由于我国史学者的失职，可以寻找到的相关资料大多是古籍只言片语的照搬、五花八门兵器的罗列、或者考古文物的介绍，以如此凌乱的咨料，想撰写高质量的纵谈实在是颇费思量的事情。

为此，笔者不但要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甚至还要从许多不相关的资料中搜集有用信息，经过分析、归纳、到撰写成文，断断续续历时近2个月，着实大费了一番周章。

欣慰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纵谈终于是完成了。

虽然还有诸如火器、杂兵器、野战战术之类内容暂时未能涉及，但笔者可以自信的说，这已经是至今为止网络上介绍最为系统、最有参考价值、也最言简意赅的关于中国古代兵器的普及读本了。

即使图书中也难有匹敌者!呵呵，这可不是自卖自夸，而是由于查阅了大量资料，加上笔者认真的研究分析，实在没理由达不到这种程度。

好了，再自吹自擂下去要挨臭鸡蛋了。

笔者最后再多一句嘴，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文之后，能够对咱自家的兵家文化多几分钦佩与自豪，对欧洲中世纪、尤其是小日本的所谓日本战国文化多几分冷静比较，这就是笔者最大的初衷了。

第一章刀与剑

深思的是，历史会如此迂回。

剑并非中原发明，刀才是正宗原产，然而从东周到西汉初，刀却一度被废弃了，而长刀则消沉得更久。

商代铜刀长度很短，长者也只与罗马短剑相当，充其量算把西瓜刀。

也许正因短刀重量较沉，灵活性反而比不上短剑，西周才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废刀用剑了。

短刀第二次出现已经是时隔8、9的西汉了。

西汉是铁的时代，蓬勃兴起的炼钢业将汉军队铸成为那个时代罕见的钢铁雄师。

钢铁提供了兵器更为坚韧的骨骼，催生出长达1米的环首刀。

在尚无马鞍和马蹬的骑兵眼中，那粗犷有余细致不足的直窄刀身蕴含了前所未见的凌厉杀气，厚实的刀背将轻易承受住猛烈挥砍的应力，使他们化身为扑袭的猎鹰。

环首刀彻底取代长剑是在东汉末年，在那之后它将作为一个经典和传奇横跨过300年时光直达隋唐。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短刀在东晋就出现了分裂，导致两种刀式的并行发展，一种是直窄样式，另一种是近代常见的宽体样式。

但古人对事物的革新总是异常谨慎，就如同他们腰里别着剑鞘千余年，才在波斯双环的影响下，用绳将刀剑挂在腰际，宽体刀还要再承受几百年的寂寞。

对环首刀的改进就是增加护手，并取消了刀柄端的圆环，这个转变自魏晋始至唐成熟，但这已经使环首刀再无法称为环首了。

改进后的刀分为三种，其中的战刀称作横刀。

尽管环首刀日后将在中国完全绝迹，但'唐样大刀'却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日本太刀，并于明代重返故里。

大**的年代到来了，那称得上帝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充斥着嗜杀成性的暴君，战乱迭起刺激了武器技术的发展。

攘平**的宋朝既是刀复归的时代，也是刀发扬的时代，短刀改变了，长刀东山再起。

直窄刀身有联为一体的刀脊，令同样宽度的刀身能承受更大应力，从而斩甲断骨，但却缺乏使刀刃开膛破腹的流畅弧线。

弧曲刀身恰好相反，柔韧有余而刚硬不足。

但这只是欧洲和西亚的难题，中国用坚重的宽体刀将两者合而为一，这完美的结合将只有日本太刀的灵活锋锐可以打破。

太刀说来就来了，高碳钢精锻而成的微弧刀身异常迅猛，令人与兵器皆数粗制滥造的明军大为惶恐。

师夷长技不敢当，因为明军缺乏倭寇的野蛮，但对兵器样式的学习倒显得相当诚恳。

于是明军的短刀序列成了一水日式，从1米长的单手刀，到2米长的双手刀，连骑兵也未能脱离此列。

可惜武备无力阻止明廷的政治贪腐和人心叛离，而清廷的迂腐又最终断送了华夏基业。

当欧洲枪炮在中国土地炸响时，无论精致的武官刀，还是宽大的士兵刀，唯一的用处就只剩下宣誓了。

短刀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但目的只是为了缴获枪炮，当然或许骑兵还继续使用过一段，总之刀衰落了。

剑有三个要素，一是长度，二是灵活性，三是结构强度。

长度利于先发制人和扩大防护，灵活性利于攻守应变，结构强度则决定剑的弯折。

短剑灵活有余而长度不足，因此在步兵大量出现树立了剑之地位的春秋战国之交，剑的长度也在逐步延长。

延长的办法是改进剑身剖面，或许还会将背和刃分用含锡不同的铜水浇铸，这些办法都有助于提高剑身强度，使剑更为修长。

于是战国便有了6、70厘米长的铜剑，而在登峰造极的西汉，这项纪录更突破了1.1米。

造型平直而精致的剑是中国武学的标志之一，但实际上这个标志却只风光了不到1000年，倍受推崇的时光则更短。

随着剑的不断延长，问题出现了，固然长度能增强剑的攻击优势，但却降低了原先近距离击刺的功能，反而更多的`需要使用劈砍，而日益成长的骑兵更是迫切需求专业的劈砍兵器。

于是环首刀应运而生，厚实的刀背比剑更不易弯折，同时制造工艺更简单。

至于击刺功能，与短刀手默契配合的长矛手将成为唯一的专业者。

剑曾将刀置于末路，但当技术更为提高后，刀又反过来要置剑于绝境了。

剑失去了实用功能，越来越归于装饰，向着高雅轻巧过渡，进入隋唐以后，就连官员也很少佩剑了。

不过当装饰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审美的需求就会掩盖掉功能的缺陷，宋代武官玩物一般的短剑就是证明，更不要提近代乃至当代那些装饰华丽的匕首剑了。

当如今的人们津津乐道那些或纤细柔软、或棱角方钝的武术剑时，可曾想到剑的悲哀呢?

在刀剑间恩怨终结的同时，长刀也再度登场了。

因为长刀的衰落比短刀晚几百年，所以出现晚上几百年，从同甘共苦的原则算起来倒也公平。

原始长刀除了刃平些、体窄些外，与斧钺实在看不出多少差别，但再次复兴的长刀，却是得益于宽体短刀的发展，这点从东晋时期出现了可装长柄的宽体短刀可以看出。

不过宽体长刀的正式出现可没那麽早，东晋的偶然创新也许仅是骑战时代的激情爆发，就像南北朝个别长达1.6米的环首刀不代表其常规长度一样。

长刀复兴后最早出现的是拥有两刃的陌刀，这种刀至今虽未见实物，不过从其宋代继承者掉刀那里，还是依稀可辨其三尖两刃的特征的。

陌刀堪称刀之极长，因为过长意味着攻击缓慢和不便挥舞，2米以上3米以下是正常，而陌刀已达3米。

陌刀曾在唐军中叱咤一时，陌刀队列阵于前横向密进，大刀纷落敌阵，每击都讨得数人毙伤，所向无前。

但也许是作为砍击兵器双刃的作用不大，陌刀在唐之后就不见记载了，取代之占主导地位的是宽体长刀。

与宋代人文发达和军事软弱相比照，长刀的装饰也是偏于华丽失之实际，但这并不能埋没宋代长刀的历史地位。

宋代为长刀创立了'刀八色'，如今仍耳熟能详的偃月刀、眉尖刀、凤嘴刀、戟刀等都是那个时代出现的，以至明清两代除分别创立钩镰刀和长杆镰刀似的割刀外，竟很难再有新样式。

长刀应该比短刀更早衰落，随着清帝国的崩溃，新式军队也许仍装备短刀，笨重的长刀却绝不会再用了。

第二章戈与矛

早期的戈简单说就是歪头矛。

之所以盛行戈而不是矛或长刀，是因为当时盛行车战，而车战的近战是在战车交错时展开的，用矛的话很难借助战车的冲力，同时也难以在交错的瞬间击中目标，沉甸甸的长刀则不但比戈笨重，而且更容易磨损失效。

于是善于啄杀的戈就成了当然的主力。

春秋战国之交，战争规模日益升级，类似欧洲中世纪的战争游戏变成了人民战争。

一待翻山越岭的步兵使战场不再局限于平原，铜弩机的使用令弩手升级为射马杀人的好手，战术谋略极大丰富，战车的末日也就来到了。

但老派'骑士'的虚荣心此时尚未完全熄灭，于是战车有了更多的战马、更厚更多的盾甲、连两侧轴头都装了驱杀步兵的扁矛，戈也发生了变化，头部变成弧形，内刃加长像镰刀，外刃增强了推的杀伤力，用推来对付步兵的围攻。

可惜这一切还是无济于事，战车的终结到来于西汉初年。

戈有些很不好的缺点，比如头部易脱落、因挥击而攻击缓慢等。

所以后来戈通用的装头方法只有绑缚，看起来简陋，但是便于重新捆紧。

不过挥击缓慢是没治了，而且杆部由于抗力方向问题还更易折断，推又不如刺灵巧锋利，到头来唯一不可取代的价值还是啄。

因此随着战车的衰落，步兵摆脱了最大的侧面威胁，其存在就变得毫无价值了。

矛的地位不逊于戈，战车上往往也会装备1-2支长矛以备不时之需，但矛却始终不能取代戈的地位，反而是戟填补了空白。

戟的出现始于商代，早期的戟等同于加了矛尖的戈，不过并没在战斗中显示出明显优势，因此没能得到重视。

到了秦汉，也许是战法思想不能一下子适应失去戈的转变，戟就突然成了宠儿。

但戟也存在缺点。

比如容易被搅缠，汉代有种叫钩镶的带钩小盾就是专用来搅缠戟的，然后再跳上前去给持戟人一刀。

另外骑兵冲锋对戟的推钩功能也不太依赖，刺的同时又推是多此一举，钩固然有用，但也带来了戈的老毛病-头部易脱落。

因此到了东汉，长戟的戟枝就越来越向前了，说白了就是像叉了，经过魏晋更干脆把戟废了，转而全力发展矛。

这时候就该矛唱独角戏了，长刀的出现还要再过几百年，大斧则只是辅助兵器，所以矛在当时的长兵器序列里可谓一枝独秀。

矛又叫槊，又分为马槊和步槊，兴起于汉末，估计那些三国名将绝大部分都是一手持槊、一手持短刀作战的。

南北朝是槊的鼎盛时期，因为此时中原骑战鼎盛，而身披两裆铠的重装骑兵正是以槊和弓箭为主力武器。

步槊的使用较简单，因为步兵偏重的是配合，步槊只是步兵小组武器序列中的一种罢了，用途在于较安全的刺倒敌人，掩护短刀手作战。

因此对持步槊者的要求是身高力大，武艺是否高强，并非考察的关键。

马槊的使用较复杂，因为槊不同于欧式长矛，后者单手持用只用于冲锋，前者则双手持用既冲锋又近战。

当骑兵冲入敌阵后会展开冲荡，此时攻防的方向和范围都远多于步兵，而且是在奔驰颠簸的马背上，加之槊长达4米的惯性，毫无疑问，不经过一定的严格训练很容易破绽百出。

唐代以后矛多称枪，宋代是枪的黄金时代，种类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也许是对骑兵正面突破的依赖降低的缘故，马枪的长度略有缩短，使其更灵活，同时制作更精良。

宋代马枪头部一般都有刺和钩的双重用途，枪后有可插入地的铁镦，杆上还有牛皮编成的提绳，看起来实在很体贴。

进入明代，冷兵器的地位下降了，枪的种类也就简化了，清代骑射起家，对冷兵器情有独钟，于是枪的种类再次丰富，甚至出现了近5米长的钉枪，已达中国长兵器长度禁忌的极限，真不知打算做什麽用。

矛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红缨枪的广为人知，甚至令其一度成为当代孩子的玩具。

可惜玩具的命运与其祖先当初一样，随着欧洲枪炮的隆作，华夏无敌的美梦幻灭了，随着玩具枪的出现，孩子王的地位也不再青睐拥有红缨枪的孩子了。

中国古代戏剧论文篇八

核心素养在化学高效课堂的构建摘要：核心素养实际上一个高素质人才所必须具备的技能之一，而且在现在全球各国的教育建设中，都将核心素养的落实和培养作为教育的重要选择。对于高中化学课程来说，它的核心素养的形成，可以帮助学生去理解其他学科中逻辑相对缜密的。但是在现在的高中化学课堂的教学中，怎么将核心素养落实到高中化学课堂教学中，并且课堂的效率还能是高效的，这是需要高中化学教师真正思考的问题。因此，本文将立足于高中化学课堂教学现状的基础上，对核心素养在高中化学高效课堂的构建展开探讨。

关键词：核心素养高中化学高效课堂

1核心素养促进实验教学

化学这门学科它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组合而成，其中包括实验教学和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占据着化学教学中十分重大的一部分，很多理论上的知识体系，是没有办法能够单纯依靠教师口头上的讲解能够让学生所理解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教师运用相对应的实验教学，来帮助学生进行理论知识下的理解。在以往的实验教学中，整体环节都是由教师进行主导，即教师操作，教师讲解。而核心素养下的化学实验教学，是指高中化学教师在进行化学教学的时候，利用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从而展开课堂教学。其中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强弱是化学学科核心素养之一。具体来说，就是教师不能够全盘替代，要让学生自己进行探讨，从而慢慢看着开展课堂化学实验教学活动。以鲁教版高中化学教材为例，教师在教授《研究物质性质的方法和程序》的时候，这节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第一，让学生能够了解金属钠的物理性质及主要的化学性质

第二，通过钠和水以及钠和氯气之间的反应，让学生能够认识到钠是一种很活泼的金属;

第四，通过实验操作，让学生能够熟练取用药品，和记性加热等基础的实验操作步骤;

第五，通过课堂学习，引导学生观察、分析实验的现象，从而让学生体会怎样科学、合理地运用观察的方法进行化学实验。根据这样的教学目标，教师在进行纳与水的实验教学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先观察教师是怎么进行实验步骤操作的，如：用镊子将金属钠从试剂瓶中取出，然后用滤纸将金属钠的表面煤油吸干。

就这一个步骤，教师便可以让学生进行思考，操作上，是否有能够更好的方式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既能够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探究问题的能力，又能够让学生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能够更快更好地接受知识的熏陶。学生自己的独立思考得来的知识，会远比教师的一句一字的教授，让学生记忆的更加牢固，所以，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是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学生在化学学科上的核心素养，而且还能够很好地提高高中化学课堂教学的效率。

2核心素养帮助理解理论知识

在高中化学教学中，除了实验教学，剩下的一部分便是理论知识上的讲解了。在化学这门学科中，有些理论知识是直接可以通过化学实验的展示，从而让学生去理解和接受的。但还有一部分理论知识点，它是没有实验操作的环节，是需要学生通过抽象的思维方式，从而去理解，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的。因此，这种知识点，对于学生来说，学习起来会比较痛苦和乏味，毕竟逻辑性太强了，理解起来需要花费一段时间。但是基于核心素养下，进行理论知识的传授，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以鲁教版高中化学教材为例，教师在教授《化学中常用的物理量———物质的量》，这节课程的教学目标是：第一，让学生懂得什么叫物质的量、摩尔、摩尔质量、阿伏伽德罗常数、气体摩尔体积、物质的量的浓度的基本含义;第二，通过课堂学习，让学生掌握物质的量、摩尔质量、阿伏伽德罗常数、气体摩尔体积、物质的量浓度等各物理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并且学会也能够物质的量去计量物质;第三，让学生掌握用物质的量浓度来表示溶液的组成，从而能够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溶液的方法;第四，让学生能够使用物质的量进行有关化学反应的简单计算。根据这样的教学目标，教师在教学的时候标可以利用核心素养中的问题探究能力，来展开课堂教学。教师让学生先行阅读课文内容，看看是否能够找出物质的量、摩尔、摩尔质量、阿伏伽德罗常数、气体摩尔体积、物质的量的浓度的概念定义，其中哪些能够找到，哪些找不到。然后教师让学生针对找不到的内容，进行小组探讨，看看小组讨论的结果是什么。最后再统一由教师进行讲解。通过这样的方式，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的教学效率便能够有一个快速的提升，同时学生自己的核心素养也能够有所发展。

3结语

总而言之，在高中化学的课堂教学中，只有教师能够做到深入的理解化学学科的核心素养的内涵，做到真正把握好高中化学知识点的教授方向，立足于这两点的基础上，再结合一系列相关的教学手段，从而才能诗构建核心素养下的高效的高中化学教学课堂。

高效课堂论文二

信息技术高效课堂的构建[摘要]在课改大背景下，课堂教学越来越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小学信息技术教学亦如此。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必须渗透到信息技术教学的各个环节之中。教师可通过资料收集、知识解析、多元引导、实践操作等措施，从不同维度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凸显学生的主体意识，为高效课堂的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信息技术;生本理念;高效课堂;构建

构建高效课堂的途径众多，教师要有前瞻和预判意识，根据教学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设计课堂教学。小学信息技术教学旨在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兴趣，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计算机知识。那么，如何进行科学的设计和引导，在教学过程中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切实参与学习活动，是信息教师需要直面和解决的问题。

一、在资料收集中完成自主学习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必须依赖于兴趣，唤醒学生对知识的兴趣是构建高效课堂的关键。”兴趣以需要为基础，激发学生学习知识的兴趣，实际上就是激发学生的内在需求。学生的学习需求只有被激发，才会自主开展学习活动。此外，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是课改的目标。一个人只有具备自主学习能力，才能完成知识的建构，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教师要清楚地认识到，在知识大爆炸的年代，教学的根本任务是教会学生学习方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例如，教学苏科版小学信息《认识计算机》时，教师布置预习任务：“请大家充分利用身边的资料，收集有关计算机的知识，如计算机的起源、计算机的组成、计算机的发展历程等。”学生对计算机比较感兴趣，有的用网络查找，有的到图书馆查阅，探究热情高涨。第二节课上，教师让学生展示自己收集到的计算机知识，课堂学习氛围热烈。小学阶段，学生的自学意识尚未真正形成，自学能力也比较弱。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为学生提供相应的资料查阅途径，引导学生探究，促进学生自学能力的形成。

二、在知识解析中凸显个性特征

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因材施教，坚持启发诱导的原则，使每个学生都能在原来的基础上获得发展。小学阶段，学生的知识基础、思维认知存在差异，对同一问题往往会有不同的见解。因此，在知识解析过程中，教师要践行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采用多元化的授课方式，使学生真正理解所学知识。传统的知识解析，教师主要采用讲授法。作为最常用的讲解知识的方法，讲授法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学生在聆听中能够迅速掌握学习重、难点。然而，这种知识解析方法的劣势也很明显：教师讲述的时间长，学生容易产生厌倦心理，久而久之，对学习失去兴趣。因此，在知识解析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丰富教学手段。例如，教学《认识键盘》时，教师首先让学生了解键盘的四个分区，在学生对这四个分区有清晰的认知后，教师具体讲解各功能键盘的作用及使用方法。同时，教师提出问题：“假如我想复制粘贴一段文字，可我又不想用鼠标，如何用键盘完成操作?”学生开动脑筋，想到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思路得到拓展。教师让学生讲解采用这些方法的依据，并对这些方法进行评价。讲解完这个知识点后，为了让学生有更直观的感知，教师让学生进行上机操作，尝试用这些方法进行复制粘贴。问题讨论法、媒体演示法、小组合作探究法等都是信息技术教学常用的重要方法。问题讨论法指教师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设计思考问题，让学生在讨论交流中明晰解答问题的方法。小组合作探究法是指教师将课堂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将学生分为几个小组，让学生在讨论中习得知识学习的方法。多元化的知识解析方法让学生体会到了学习的乐趣，探究知识的热情高涨，学习个性得到彰显。

三、在多元引导中形成质疑思维

自主学习是课改积极倡导的学习方式之一，也是现代教学理念的具体体现。在实际运用过程中，由于教师对自主学习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自主学习常常演变成“放散羊”，导致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形式大于内容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难以获得好的教学效果。小学阶段，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能力和感知能力较弱，需要教师进行多元引导。自主学习并不是放任不管，教师要适时给予指导，以弥补学生注意力、认知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如教师可以先设计一两个引导问题，让学生在思考、分析问题的过程中解决问题。学生的思维被激活后，教师可让学生提问，培养学生质疑问难的能力。例如，教学《修改图形》时，教师首先展示几幅图：“请大家仔细观察这几幅图，看它们有没有问题。”学生认真观察，在观察的过程中产生疑问。接着，教师引导学生两人为一组进行互动，一名学生提出疑问，另一名学生进行解答。学生的思维迅速启动，不断发现问题并给出相应的对策，使质疑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升。最后，教师利用制作好的作品进行引导，让学生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修正。这样教学遵循了学生的认知特点，课程教学自然进入预设轨道，教学效果良好。当学生对某一知识点产生认知偏差时，教师要发挥引导作用，做好教学服务，组织好课堂教学秩序，引导学生质疑、探究。质疑是探索认知的开始。在信息技术教学中，教师要注意营造课堂学习气氛，鼓励学生质疑。教师设计思考问题时要做好筛选，选取价值较高的问题。为了让学生也能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教师可设计互动环节，即一名学生扮演老师，一名学生提出问题，由“老师”来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在质疑、释疑的过程中，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了提升。

四、在实践操作中建立知识体系

实践是检验学习效果的重要方法。信息技术的学习需要理论联系实际。信息技术是一门实践性、操作性极强的学科，其学科特性决定了教师必须注重实践训练。学生只有在实践活动中对相关知识进行验证，才能逐渐建立对信息技术的认知，因此教师要为学生上机操作创造更多机会。理论知识的学习比较枯燥乏味，学生容易产生厌倦心理，而对实践操作情有独钟，教师可抓住学生的这一心理特点，设计多元化的训练内容，将游戏融入其中，增强实践训练的趣味性和可操作性，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玩。例如，教学《调整图形》后，教师设计一个实践练活动，即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小组竞赛。规则如下：各小组成员每人调整一幅图，调整的内容分为复制、粘贴、旋转、拉伸，每个人需要调整的内容是随机的，顺利完成任务且用时最短的小组获胜。在这个实践操作中，因为有时间的限制，所有学生的神经都绷紧了，竞争氛围浓厚。这里，教师利用学生爱玩游戏的特点开展设计训练活动，使学生在具体活动中不仅掌握了调整图形的方法，而且竞争意识、小组协作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也得到了提升。信息技术训练活动设计的思路众多，教师可以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设计活动。在操作过程中学生更容易发现问题，这时教师要让学生再次复习理论知识，切实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升教学实效，使学生在具体操作中逐渐建立完整的信息知识体系。在信息技术教学中，教师要转变思想观念，对自身价值和地位进行重新定位，营造宽松和谐的氛围，在此基础上布置自主学习任务，让学生尽情发挥自主性彰显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同时，针对不同学生的学习基础和认知，教师可通过多元化的引导方式，遵循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设计不同层次的实践操作训练，构建信息技术高效课堂。

作者：孙承娟单位：江苏连云港市徐山中心小学

中国古代戏剧论文篇九

核心素养在化学高效课堂的构建摘要：核心素养实际上一个高素质人才所必须具备的技能之一，而且在现在全球各国的教育建设中，都将核心素养的落实和培养作为教育的重要选择。对于高中化学课程来说，它的核心素养的形成，可以帮助学生去理解其他学科中逻辑相对缜密的。但是在现在的高中化学课堂的教学中，怎么将核心素养落实到高中化学课堂教学中，并且课堂的效率还能是高效的，这是需要高中化学教师真正思考的问题。因此，本文将立足于高中化学课堂教学现状的基础上，对核心素养在高中化学高效课堂的构建展开探讨。

关键词：核心素养高中化学高效课堂

1核心素养促进实验教学

化学这门学科它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组合而成，其中包括实验教学和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占据着化学教学中十分重大的一部分，很多理论上的知识体系，是没有办法能够单纯依靠教师口头上的讲解能够让学生所理解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教师运用相对应的实验教学，来帮助学生进行理论知识下的理解。在以往的实验教学中，整体环节都是由教师进行主导，即教师操作，教师讲解。而核心素养下的化学实验教学，是指高中化学教师在进行化学教学的时候，利用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从而展开课堂教学。其中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强弱是化学学科核心素养之一。具体来说，就是教师不能够全盘替代，要让学生自己进行探讨，从而慢慢看着开展课堂化学实验教学活动。以鲁教版高中化学教材为例，教师在教授《研究物质性质的方法和程序》的时候，这节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第一，让学生能够了解金属钠的物理性质及主要的化学性质

第二，通过钠和水以及钠和氯气之间的反应，让学生能够认识到钠是一种很活泼的金属;

第四，通过实验操作，让学生能够熟练取用药品，和记性加热等基础的实验操作步骤;

第五，通过课堂学习，引导学生观察、分析实验的现象，从而让学生体会怎样科学、合理地运用观察的方法进行化学实验。根据这样的教学目标，教师在进行纳与水的实验教学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先观察教师是怎么进行实验步骤操作的，如：用镊子将金属钠从试剂瓶中取出，然后用滤纸将金属钠的表面煤油吸干。

就这一个步骤，教师便可以让学生进行思考，操作上，是否有能够更好的方式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既能够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探究问题的能力，又能够让学生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能够更快更好地接受知识的熏陶。学生自己的独立思考得来的知识，会远比教师的一句一字的教授，让学生记忆的更加牢固，所以，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是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学生在化学学科上的核心素养，而且还能够很好地提高高中化学课堂教学的效率。

2核心素养帮助理解理论知识

在高中化学教学中，除了实验教学，剩下的一部分便是理论知识上的讲解了。在化学这门学科中，有些理论知识是直接可以通过化学实验的展示，从而让学生去理解和接受的。但还有一部分理论知识点，它是没有实验操作的环节，是需要学生通过抽象的思维方式，从而去理解，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的。因此，这种知识点，对于学生来说，学习起来会比较痛苦和乏味，毕竟逻辑性太强了，理解起来需要花费一段时间。但是基于核心素养下，进行理论知识的传授，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以鲁教版高中化学教材为例，教师在教授《化学中常用的物理量———物质的量》，这节课程的教学目标是：第一，让学生懂得什么叫物质的量、摩尔、摩尔质量、阿伏伽德罗常数、气体摩尔体积、物质的量的浓度的基本含义;第二，通过课堂学习，让学生掌握物质的量、摩尔质量、阿伏伽德罗常数、气体摩尔体积、物质的量浓度等各物理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并且学会也能够物质的量去计量物质;第三，让学生掌握用物质的量浓度来表示溶液的组成，从而能够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溶液的方法;第四，让学生能够使用物质的量进行有关化学反应的简单计算。根据这样的教学目标，教师在教学的时候标可以利用核心素养中的问题探究能力，来展开课堂教学。教师让学生先行阅读课文内容，看看是否能够找出物质的量、摩尔、摩尔质量、阿伏伽德罗常数、气体摩尔体积、物质的量的浓度的概念定义，其中哪些能够找到，哪些找不到。然后教师让学生针对找不到的内容，进行小组探讨，看看小组讨论的结果是什么。最后再统一由教师进行讲解。通过这样的方式，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的教学效率便能够有一个快速的提升，同时学生自己的核心素养也能够有所发展。

3结语

总而言之，在高中化学的课堂教学中，只有教师能够做到深入的理解化学学科的核心素养的内涵，做到真正把握好高中化学知识点的教授方向，立足于这两点的基础上，再结合一系列相关的教学手段，从而才能诗构建核心素养下的高效的高中化学教学课堂。

中国古代戏剧论文篇十

摘要：

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

关键词：

古代文学;实践教学

一、诗歌部分

作为广义的概念，诗歌在中国古代涵盖了古诗、词、曲、民歌等内容。从认知、能力、素质三方面的教学目标来说，古诗、词、曲的实现途径和效果是基本一致的。对这一部分内容，我们设计了三个实践教学目标：识记、背诵名篇;理解、鉴赏古诗;对古诗进行文本解读、设计教学方案并付诸实践。下面依次谈谈具体操作。

1.识记与背诵。在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中，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有本专业的学生在入学初就按学号顺序划分为若干小组，每组最多10人，安排一名指导老师，按照系部制定的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方案在两年理论学习同时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本课程的实践教学也依赖于这一前提，二者紧密配合，互为体系的组成部分。一定阶段的内容结束后，老师给出必背篇目，每个小组的成员到本组小组长那里背诵过关，小组长做出详细记录并评分;小组长集中到学习委员那里过关并评分;学习委员的背诵情况则由任课教师直接负责。同时，老师在课堂上会进行不定时不定人数的随机抽查背诵，抽查到的同学的背诵情况若与小组长记录情况不符，本组同学需抽时间接受学习委员的检查过关。这种方法比之期末试卷中的填空默写更能落到实处。此外，职业技能训练中每学期都有古诗背诵的任务。

2.理解与鉴赏。这一目标和实践任务安排在第二学期专业技能训练中的“文学作品欣赏”中，学生对给出的古诗篇目进行鉴赏，写出书面的小文章，同组成员间互相交流，老师评改。

3.古诗解读、讲好一首古诗。古诗解读安排在第三学期专业技能训练的“文本解读”中，学生从分析文本的角度写出书面的文章，小组交流教师评改。诗歌部分结束后，安排时间由各组准备教案，选派一人在课堂上讲一首古代诗词。

4.在识记、理解、鉴赏、深入认识之后，分班组织古诗词朗诵会，使学生对古代诗词有一个感情上的升华。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期间参赛选手可以请老师指导。班委做好会务工作。朗诵完毕，由学习委员、普通同学、老师组成的评委评分并确定名次，给出相应的奖励。通过这样扎实的过关，到综合性活动朗诵古诗词、讲一首古诗词的时候，学生基本上可以表现的游刃有余，也为他们今后在中小学课堂上讲授古诗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散文部分

古代散文一个是语言的隔阂，一个是与政治、道德的紧密联系，都使得学生学起来比较费劲。而要集中在课堂上去疏通文意，再去理解、分析文章，是很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学生在课前利用课余时间去自主学习，搞清楚文中的字词、特殊用法、句式等，大体上搞懂文章的字面意思。课堂上，大家先互相汇报自主学习的成果，然后再分小组讨论文章的主题、写法、结构等。

1.课前预习。在每次课前一周布置预习内容，包括文学常识、文言字词读法意义、文章大意结构以及相关的问题。学生自己利用工具书、网络等自主学习，并分组整理学习成果。

2.汇报学习成果。用一堂课时间让学生分组解决上述基本问题，采用面对全班讲解的方式，过后老师不再重复，只对缺漏的部分做出补充。

3.提高与升华。解决基本问题之后，针对选文中涉及的观点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论辩，如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认为“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得一士”就可以称霸天下，让学生结合战国历史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树立自己观点并证明自己观点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另外，学生口头讨论之后，形成文字，在此过程中学习古人立论的构思和写作技巧。散文部分的实践性学习可以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点燃他们对古代文化的兴趣，同时能够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语表达。课堂气氛也从之前老师一言堂时的沉闷而变得比较活跃。

三、小说与戏剧部分

小说和戏剧都属于叙事性文体，很多古代的小说和戏剧也都搬上了现代荧屏。但总体来说，学生在这两个方面的基础仍然有很大差距。因此，在具体操作方面，有细微的差别。

1.小说

唐传奇、明清小说的故事是学生之前都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很大一部分内容基本上交给学生自主学习。大家互相讲一讲小说所写的故事、对人物的看法以及对主题的讨论，自由发表观点。老师只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常识和主题趋向进行总结和点拨。这样就有效利用了学生已有的知识积累，也避免了在课堂上占用过多的时间去叙述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学生感觉到自己参与其中了，会增强他们进一步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和动力。

2.戏剧

戏剧部分是整个古代文学中比较难的地方，同时也是学生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虽然它与现代影视在性质、作用上有一致之处，但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失，学生很难直观地去把握古代戏剧的真正面貌。所以在进入这一部分之前，先放映电影《霸王别姬》，里面有许多古代戏剧唱段、扮相等，虽然主要是京剧，但已经足以让学生对古代戏剧有所认识了。看完之后，就结合影片内容讲解古代戏剧的一些常识，并让学生写观后感。

3.综合性实践活动

小说、戏剧部分结束以后，布置学生按照分组，每组同学选取古代小说或戏剧中的某个片段或场景，自编自导自演一个小的舞台剧。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然后在班上表演并上交剧本。学生通过选题、改编、分派角色到具体揣摩人物的语言、动作乃至心理活动，不止对戏剧和小说的文体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古老的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亲近感。

四、小结

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同时，课堂内的实践教学与职业、专业技能训练中的实践学习双线并行、互相配合。经过这一系列的主动参与和探索，学生不仅在活动中掌握了知识、提高了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古代文学“高山仰止”、望而生畏了，而是从内心里感受到了古代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活力，甚至喜欢上古代文学。这正是我们古代文学教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那就是――发掘古代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意义，使她进入现代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中国古代文学主题论文]

中国古代戏剧论文篇十一

一古代文学的历史还原

古代文学是人类社会在历史进程中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物，具有历史的属性。它是受一定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的制约影响，经由作家的体验感受而创作出来的，与历史、社会背景、人生遭际等紧密相关。因此，解读古代文学必须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将其置于它所产生的历史时代及社会人生具体的背景中，加以分析说明，给予实事求是的合理阐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文学作品有准确而科学的了解，才能还古代文学作品以符合历史真实的原本面目，索解其真意真韵，也才具有文学的真实性、科学性、生动性。

（一）通过探求字源来了解文化蕴涵

汉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表意文字，不仅是文学的载体，而且是我们祖先生活的生动写照。从文字的构造中，我们可以窥见上古先民生活习俗的多方面情景。因此，在文学课教学中，对文字的探源及分析有利于了解原始文化内涵。“兴”在甲骨文中是一种原始宗教仪式，即众人合力举起一件器物的场面，是群体借助舞蹈以表达一种狂欢和欢快的体验，这样才能把握“兴”的托事于物的基本内涵，进而了解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追求。“周”在甲骨文中是田字里面有四点，田是田地，四点象田中密密麻麻种植的农作物，可见周民族的命名与农业密切相关。“史”字，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并把“史”和“事”字放在一起，“事，职也，从史。”王贵民通过对勘殷墟卜辞也认为“甲骨文中的史字大部分是事字的意义”，可见，在篆体字以前的文字结构上，史和事两个字是存在着渊源关系的，历史与叙事是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诗经卫风氓》这首诗中何谓“氓”呢，作品选只是泛泛解释为女子对男子称呼，那为什么《伯兮》一诗对丈夫的称呼用“伯”呢？其实朱熹的《诗集传》对这个字已做了初步探讨，“氓，民也。盖男子而不知其如何之称也。”意为初次相交，女子还未了解男子身份和姓名，因以一个大概“民”来称呼。明代杨慎《经说》云：“氓，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意即流动迁徙的人，氓是区别于本土居民的流民、外来人、外地人。这里用氓表示女主人公觉醒后对男子的鄙视。通过对文字的探源，对文学的理解更加生动和深刻。

（二）还原古代文学所产生的文化背景

文史不分家，任何文学现象均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如果不熟悉这种历史语境，一味孤立地讲述或研究文学现象，肯定会造成学术上以及知识结构上的缘木求鱼、苍白可怜或空中楼阁。袁行霈先生在《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的点滴体会》一文中曾经指出：“诗歌艺术不等于平常所谓的写作技巧，它的范围很广泛，制约因素也很多。就一个诗人来说，人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等都起作用。就一个时代来说，政治、宗教、哲学、绘画、音乐、民俗等等都有影响。把诗人及其作品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特别是放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上，才有可能看到其艺术的奥秘。找到诗歌与其他文化形态相通的地方，着眼于横向的比较，可能看到平时不易看到的东西。见识广，采撷博，眼界才能高，诗歌艺术的研究才能不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范围内，而在更广阔的领域里，更深层的意义上展开，同时研究的水平也就可以随之而提高起来”。[1]如《诗经》产生在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背景下，三者共同产生于原始劳动和宗教活动，三者的共同着眼点是功利和实用目的，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下，三者是同时完成的。只有了解了这一历史语境，才能引导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诗歌的传统和《诗经》深刻的社会内涵。再如研究“铺张扬厉，劝百讽一”的汉代大赋，必须要了解汉代鼎盛时期的审美特征。过去认为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内容空洞的贵族文学，堆砌辞藻，虚而无征。如果把它放在汉文化的'大背景中我们就会发现大赋的意义不在于主观情感的抒写，而在于对外部世界的感性体认和穷形尽相的描摹，它的突出意义在于鲜明地体现了秦汉之际，特别是汉武帝时代那种进取、拓展、认知、占有、征服、创造等主流文化精神，体现了该时代那种感性、外向、宏阔、繁富、博大、豪迈、雄奇、巨丽等主流审美文化特征。正是展示了中华民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之际，那种征服世界、占有世界的自豪、骄傲，展示了那个时代繁荣富强、蓬勃向上的生气。这里弥漫着令人不断回首惊叹的大汉气象。解读楚辞，我们必须把它置于巫文化的背景之下方能理解“飞升意象”、“香草美人”意象；研究建安文学必须把它置于那个“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时代中才能理解“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文学特色。

（三）还原作家与作品的创作背景

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除了受历史大氛围的影响之外，不少作品是作家有感于具体的历史事件、社会现实或自己的人生遭遇，即为真实的感遇所触动而创作的。因此，解读它们必须要对作者的人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进一步的了解。比如讲述司马迁和《史记》，司马迁的家世与家庭对其事业理想和学术思想有深远的影响，他的青、壮年时代的三次漫游使他不仅考察了社会风土人情、经济状况和物产情况，扩大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文物史料，而且对他的进步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形成以及丰富《史记》一书的内容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经受李陵之祸，使得司马迁在修史的过程中融入较重的怨刺成分，磊落而多感慨，具有深刻的见识和大胆的批判精神。讲授屈原时，有人对屈原之死的遗憾似乎大于其价值，认为如果屈原不死，他可以暂隐山林，像陶渊明一样独善其身；或者像司马迁那样，隐忍而活，张显个人价值。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联系当时特定的环境、诗人的身份、人格、气质来审视屈原，而不应脱离时代，以今人的价值观去解剖古人。对屈原来说，他始终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避世隐居无异逃避责任，离开楚国则更是不忠不义，因此，他选择了与国同亡。两次流放没有让屈原去死，国家即将灭亡了,他才毅然投江，他的牺牲虽无法挽救楚国，但作为楚国的臣子，他的确作到了无愧于心。屈原热爱家国，用全部生命追求崇高理想的实现，将人性美发扬到震撼人心的高度。

二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

对古代文学最大限度的历史还原使我们能生动可感地认知作家、文学作品，更好地继承文学遗产，但这只是一个开端，学习古代文学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获得知识，更重要的在于与历史对话，从中寻找古代文明与现代人生的契合点。古代文学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它属于遥远的古代，是古代人生的历史反映，但它又是作为“人学”的文学，文学是心灵的慨叹，生命的呐喊，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情感体验、复杂的生命思考，文学是苦难灵魂的终极关怀。这是文学亘古不变的内涵，也是一代一代产生共鸣的基点。它的共时性正是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因此在教学中必须挖掘这些共鸣点，去追求那些心灵的震颤，撞击时耀眼的火花，使文学的春风吹绿心灵的沙漠。

（一）真情的感悟与真情的回归

（二）文化的积淀和学养的提升

古代文学是中国文化中最华美的乐章，是文化中的精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每一个中国人必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了解自己，才能增强民族自信心。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生生不已，绵延不绝的根基和魂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受众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接受者，另一方面又是传播者，因此必须加深他们的文化积淀，提高他们的学养。学养包括文学素养和文化素养，培养学生深厚的文学审美素养，广博的文化素养。通过这门课的教学，要使学生具备比较坚实的中国古代文学知识基础，能够了解古代文学发展线索，认识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评述古代的各种文学现象、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指导学生阅读古代文学的经典作品，背诵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为学生列出必读书目和背诵篇目，定期检查，让他们积累大量的感性认知，提高阅读能力。同时还要提高赏析能力，比如讲《曹刿论战》，如果让学生把文中所有的情节全部去掉，只留下故事，然后作一比较，学生们就会发现《左传》善于将事件情节化，而且情节之间的连接已经具有一定的戏剧性。讲《史记项羽本纪》中“垓下之围”，让学生分析为什么司马迁在这儿要加上一个“霸王别姬”的细节，学生会有更深入的思考与感悟，有人认为以美人为陪衬写出了项羽慷慨的末路情怀；有人认为染浓了悲剧气氛，让人更觉悲壮；还有人认为用美人为英雄刷色，更见其悲歌慷慨。讲谢脁《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的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如果把澄江换成秋江好不好呢，学生们讨论认为还是“澄江”好，只有江水澄静，静才有着落，才能与白练的比喻相得益彰。充分调动学生的审美体验，以此提高他们的审美品味和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三）人文精神的引导及人格的建构

人需要一个精神性的存在，精神是人类灵魂的家园。面对矛盾、分离、困惑的世界只有精神才能使我们淡定、超越和崇高。人的生命如果缺乏精神的支撑，就会有疏离感和放逐感。古代文学的优秀作品，不仅是古代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且更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人文”二字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易经》中就已出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观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是通过知识传承、环境熏陶，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内化成为个体生命人格的、修养的、精神的一种内在品质，使受教育者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创新，学会求真、求善、求美，从而达到知、情、意、行的和谐统一。古代文学那丰富的人文精神能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暗示、引导，逐渐形成心理积淀，具有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塑造完善人格的基础，形成质文相宜的人文素质，实现“以文教化”的目的。

1.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指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品性。中国神话中女娲补天，鲧禹治水、后羿射日表现出原始先民们对生存环境的警惧之情和忧患之思。孔子对礼崩乐坏、战争频仍的严酷现实忧思难抑，奔走呼号。屈原一生都在为“存君兴国”而上下求索，“岂余心之惮怏兮，恐皇舆之败绩”，历代文人墨客之忧国忧民，无不受其启迪。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遗憾，辛弃疾的“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忧烦，在教学中有意识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以此来增加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论语》中“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强烈的进取心和“忧道不忧贫”责任感，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以及后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等等，则更是滋润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的爱国心田，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

2.自强不息与人格尊严

《易经》中喊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铿锵之声。古代文学的许多优秀篇章都强调了对自我修养的重视，对立身处世的重视。《大学》指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里，修身是根本，有了这个根本，然后才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要培养的“浩然之气”是以德配焉，强调的仍是内心的道德修养；即便是主张清静无为的老子，也要求人们努力达到“含德以厚，比如赤子”。不仅如此，孔子在《论语学而》篇中对人们日常行为做出的具体规范“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则使得孝悌成为千百年来炎黄子孙维系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谨慎、信用、宽厚成为华夏民族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劝诫人们要推己及人，尊重他人，善待他人，表现出一种和谐、体让的自我修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则更是强调了对气节、人格尊严的重视。这种主体修养通过内在的充实而达到个体价值的外在体现，表现的就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取向。当一个人尽了应尽的责任，有了目标和理想，生命就显得充实。古代文学教学必须走一条“目中有人”的人性路径，让学生热爱民族文化，热爱生命，具有丰富的情感和健全的人格。

中国古代戏剧论文篇十二

一、人力资源审计的基础性理论问题

首先，人力资源审计的概念。

人力资源审计，是指国家、社会或企业内部审计人员，对企业组织人力资源的使用及其会计核算进行监督、评价，以促进企业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一种经济监督活动。

第二，人力资源审计的发展历程。

1950年马丁德尔在《对管理的科学评价》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对组织中管理能力的评价问题，并明确提出包括对董事会和经理人的业绩评价在内的10项评价标准。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产业会议委员会出版了《致高级管理层的人事管理审计与报告》。人事管理审计被定义为对决定公司人事管理效果的人事政策、程序和实践的分析与评估。

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对公用事业管理审计的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审计得到强化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之后，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人力资源管理审计开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管理领域，已形成不少完善的理论与模型，诸如人力资源指数、人力资源计分卡等人力资源管理工具，还做成了软件投入使用。

中国古代戏剧论文篇十三

摘要：本文作者主要讲述了自己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些体会和探索：一是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二是以解读培养学生感受作品的能力；三是改进教学方法；四是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学遗产，是珍贵的民族文化精品。学科内容综合性强，知识覆盖面广，教学难度极大。然而，在教授这门课时，不少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乃至教学模式基本还是因袭传统。课堂上，教师凭借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张嘴，唱着“独角戏”，从文学史到作品选，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滔滔不绝，学生只是被动接受，久而生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底蕴、深厚的文化内涵。当下，涵盖了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的国学复兴热再次兴起，对文学遗产中思想底蕴的发掘和继承使学生有了学习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如何利用好学生的“古代文学情结”，调动其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并使之产生持久的动力，是我们应该积极探索的。我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工作的几年间，将传统的教学方法和现代技术结合起来，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一、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培养其对作品的感悟能力

每学期开始，我都规定一些阅读和背诵的篇目，认真地抽查学生的完成情况，并将其作为考核学生平时成绩的内容之一。诵读，可以加深对文学意象的感悟，有利于学生想象力的培养，进而较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情感内涵。在古典诗歌的教学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它可以将学生“带回”千百年前，让他们的现代生活、情感与理念与古人的生活、情感与理念相融合，与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体验产生共鸣，进而获得美的享受。如讲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让学生通过诵读，体味“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这些意象所渲染出的深秋傍晚的荒凉气氛，体味天涯沦落人的孤寂愁苦之情，让学生对当时沉闷的时代气氛有深刻的感悟。诵读，可以充分体悟诗歌的语言美。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蕴含美的情感，通过朗读活动，可以使之渗透于学生的心灵。吟咏朗读除了可以感悟文章的真谛，还可以使人在不经意之间对朗读时那抑扬顿挫的语音、错落有致的节奏与奇特严谨的结构拥有深切的体验。对学生来说，言语内容美与形式美对他们的思维活动的影响是不容易被察觉的，但却是帮助他们理解文章的强大力量。因而，在让学生感知言语内容美与体悟言语形式美的过程中，要尽力诱发其审美情感，提高其朗读的感染力，使其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同时，诵读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他们适应生活的能力，陶冶他们高尚的情操，丰富他们多彩的生活。

二、以创造性的解读，培养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

文本解读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一个审美的过程。好的解读，有助于学生对作品的欣赏，能使其体会到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并与作者进行对话，从而逐渐养成感受作品、感受自己、感受生命的能力，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如讲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欣赏这支曲子的情景下，我让学生讨论：苏轼的这首词千百年后为什么还会令我们感动不已？是表达了苏轼思想的苦闷，还是反映了他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抑或表现了苏轼对人间生活的热爱？通过讨论，学生明白，这些说法自有其道理，但仅仅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够的。它的动人之处在于，一是揭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生存困境：人生的缺陷（痛苦、不如意）是绝对的，我们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无缺，只能在绝对的缺陷中寻求相对的完满；二是苏轼以博大的胸怀对人们发出深情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互相关怀和抚慰。因此，苏轼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终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这样的解读，诠释了作品的内在价值，拉近了古代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共鸣，取得了育化心灵的效果，提高了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可以说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解读过程中，启发学生把心沉到古代文学的.文化背景中去，触摸作家思想感情的脉搏，使学生初步掌握从文化背景角度切入去鉴赏诗文，同时引发学生对文化现象的思索。这是非常重要的。讲陶渊明，我告诉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逸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进步，这种文化现象几乎已经消失，但作为一种人格，后人对陶渊明又非常推崇；作为一种观念，它还或多或少地影响我们现代人，你将怎样看待陶渊明的隐逸呢？有的学生认为，陶渊明抛弃做官而归隐田园，表明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价值取向，这种人格是高尚的。有的则认为，陶渊明的这种隐逸人格不值得歌颂，这种人格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面对黑暗和邪恶都不闻不问、装聋作哑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还有的说，陶渊明在归隐中心灵得到了安顿，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这对与我们现代人来说，应该有所启示。假日之际，人们总想离开城市的喧嚣，到野外感受山水之美，让浮躁的心灵得到净化，可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却越来越糟糕。尽管观点不一，但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把作品的阐释、作家的评析与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拉近了学生与古人的距离，提高了他们的鉴赏水平。

三、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和个性发展，忽视了学生的创新精神。鉴于此，我开始尝试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改变以课本为本位、以教师为中心、以强硬灌输为手段的传统教学模式，借鉴一些先进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辩论法。经常拿出一些在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让学生们自己讨论。在正式讨论之前，我也做了大量的预备工作：事先布置好讨论的题目，让他们围绕自己的观点去查资料，并选出各自的代表发言人，非常类似于现在的辩论赛；我也要尽可能多收集资料，猜测学生会运用哪些论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并模拟他们争论的情景，以便作必要的调解和补充。每学期我搞两三次这样的讨论。如在讲“先秦文学”中诸子思想时，涉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性”问题，孟子主张“人性善”，而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则认为“人性恶”。讨论之前，大家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从多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有理有据。事后学生自己说，这次讨论逼着他们看了很多理论书籍，提高了自己的思辩能力。

比较法。古代文学中很多问题可以说至今尚无定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将诸家之说介绍给学生，并组织他们对多种答案及多种思路进行比较选择，从而激活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例如，学习王维的山水诗，要求学生搜集、整理唐以前，以及初唐、盛唐时期有关知识分子对山水的关注的资料，从比较分析中鉴赏王维对中国山水诗的贡献。又如在讲到“楚汉之争”这段历史时，我要求大家对导致这场战争的两个主要人物——刘邦和项羽进行详细比较，刘邦作为一个无赖何以夺得天下，项羽既然是一个英雄为何却走向末路？学生通过激烈的讨论来总结两人的得与失，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了这段历史。还可以通过古典文学的现代改编问题，思考古代文学的经典性所在。如搜集一些根据古诗词改编的流行歌曲，像《别亦难》、《新鸳鸯蝴蝶梦》、《在水一方》、《寂寞沙洲冷》等在课堂上欣赏，让学生去寻找原文，从而思考古典文学历久弥新的原因，激发他们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

四、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传统的教学模式，但长此以往，教学难免单调，因此，有必要通过一些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进行调节。在种种探索性改革中，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无疑是实施起来最方便快捷，且行之有效的办法。

音响媒体方面，可以运用便于携带的mp3加小音箱。课堂上通过欣赏相关的音乐，加强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理解，如在讲授李煜的《浪淘沙》一词时，先让学生欣赏邓丽君的歌曲《虞美人》，把他们带进一个哀伤、凄凉的意境，然后对作品进行解读，从而使他们对这首词表现的李煜思乡之情、亡国之恨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在讲解《史记·项羽本纪》时，可以让学生欣赏琵琶曲《十面埋伏》，使学生对楚汉战争的形势、人物个性有更直观、丰富的了解。

声像媒体方面，包括对电视、dvd、电脑、投影仪等的运用。如在讲授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时，可以组织学生观看古典名着改编的影视作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学内容更加引人入胜。

将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多媒体课件运用于古典文学教学中，不但节省了课堂板书的时间，而且增加了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深度，给教和学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教师可以在课件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料，诸如作者家世、生平、思想、学术研究动态等，并突出教学重点。尤其是在诗词教学中，将讲读篇目演示在屏幕上，再配以音乐、画面、朗读、前人的评论等，教师再加上一些疏通与点拨，便会得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中国古代文学永远不会像今日的某些时尚潮流一样红极一时，但也不会像昨日的某些流行概念一样成为“明日黄花”。如果教师在教学中真正引导学生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殿堂，使他们体味到古典文学的永恒馨香，将是对学生精神完善的莫大帮助，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学生对局部知识的掌握。

参考文献：

1、阎续瑞.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j].煤炭高等教育,,(2).

2、张嘉林.注重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1).

3、毛义玲.现代信息技术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j].文学教育,2007,(10).

中国古代戏剧论文篇十四

中世纪以来，西方人对时间的最主要两种看法，一是末世论（目的论）的，二是物理自然的。前者来自基督教，认为真实的时间由人与上帝的关系构成；因此，时间或历史向着最终决定这种关系的那个终点－－最后审判－－而趋进。后一种时间观与人测量时间的精密手段相关。按照它，时间从根本上讲与人的存在与否无关，它是一种客观的、匀质的、不可逆的单向流逝，本身无意义可言，只是物质实体存在的一种方式。当然，二十世纪以来，在科学、哲学的新进展中，出现了新的时间观，尤其以广义现象学的时间观与我们有关。至于古代西方的或古希腊的时间观，是个有趣的问题。首先，它既不是末世论的，又不（只）是物理自然的。其次，我们看到，古希腊的奥菲斯（orpheus）教认为：时间（chronus）乃是运动与区别的本原，因而也就是万物和世界的本原；[1]另一种说法讲时间乃是收获之神。因此，后来的古希腊哲学中讲“生成”、“变化”和“运动”的学说可以被看作对于这时间本原的某种解释，而讲“数”、“存在是一”、“理念（相）”的学说则力图超出这种时间（即不再认时间为本原），或将时间凝固在没有“过去”与“未来”的“现在”之中。亚里士多德折衷二者，将时间定义为“关于前后的运动?氖?薄?2]总之，对于古希腊人、特别是前苏格拉底的古希腊人来讲，时间起码隐含地（implicitly）是个涉及本原的问题，但它在本世纪之前的西方哲学中极少作为一个本原问题得到直接的关注。

到目前为止，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们往往是通过西方传统“哲学”的概念形而上学视域来理解中国古代思想；所以，迄今极少有人能关注这种思想中本原意义上的时间问题。然而，只要我们不带形而上学偏见地阅读先秦、特别是战国之前的文献，就会强烈地感到“时”的突出地位。在那样一个塑造中华文明特征的生机勃勃的“时”代中，最智慧的人们大都有一种原发的时间体验；而这在别的文明传统中是罕见的，正如古希腊人对纯形式之“数”和“存在”之“相”的体验在其他文明中几乎不存在一样。

先秦人讲的“时”主要指“天时”，“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书・益稷》）；[3]“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丰・彖）。但这天时并不只意味着“四时”和“时制”（比如夏之时制、周之时制），而有着更微妙的“消息”。我们可以称“时制”、“四时”等意义上的天时为“天之时”，即天的时间表现，而称原本微妙的天时为“原发天时”或“原发时间”。所谓“原发”（originallyhappening），是指这时间不可还原为任何“什么”，比如一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一种物质的循环运动，而是出自时间体验自身的循环构合或发生。时间体验一定涉及“想象”，或者表现为“保持（已过去者）”，或者表现为“预期（将要到者）”；但原发的时间体验中的保持绝不只是对过去事情的“再现”，对未来事情的“预现”，而一定是过去、现在、将来相互依存着的当场呈现。当然，就是那时人讲的“天之时”也绝不是物理自然的时间和对这种时间的测量规定；它们源自阴阳、八卦、五行的理解方式，与人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方式也有内在关系。此外，有关天时如何体现在人类历史中的学说也不只是邹衍和古文经学家们讲的“终始五德之说”，[4]而有更活泼的和非定序化了的表达。

本文就将探究先秦人的“原发天时”观，展示这种天时观如何演变为各种“天之时”学说，以及它们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巨大影响。

一.《易》的原发天时观

儒家的经书和另一些先秦子书，比如《孙子》、《老子》、《庄子》等，里边包含着对原发天时观的丰富精微的阐发。我们先来看一下作为“群经之首”且为儒道所共重的《周易》中的天时观，它对于中国天道思想的影响可谓至深至远。

组成八卦的最基本单位“阴”（--）和“阳”（---），并不只是“象征”两类基本的存在形态，更不能理解为两种基本元素（elements）或亚里士多德讲的“质料”；从字形上看，此两字都与“日”有关，字义也与日的向背和运行位置有关；故《易・系辞上》6章言：“阴阳之义配日月”。对于中国古人而言，日（与月）正是与人的生存活动相关的“时”的来源。因此，《易》中的阴阳本身就意味着终极的相交和相互引发，由此而生出变化、变化之道和不测之神意。所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阴阳不测之谓神。”（《系》上5章）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就是这种阴阳本性的表现，在二爻、三爻和六爻的层次上各“通其变”、“极其数”，“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系》上1章）

按照这种理解，易象的主要功能是在“通变”和“生生”之中显现出“天下之至变”。（《系》上10章）而这阴阳相互引发的“至变”对于中国古贤而言即原发之时。所以，《系辞》下传第一章讲的：“刚柔[即阴阳]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趣时”就意味着“趋向适宜的时机”。[5]可见，“易”之变通绝不只是数理上的组合通变，而是指在此卦爻的变化势态（“趣”或“趋”）之中开启并领会到“时机”或“天时”。反过来说也是对的，即《易》所理解的“时”不是物理自然的时间，也不是外在目的论意义上的历史时间，而是在错综变化的摩荡趋势中所构成或媾合而成的原发时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下5章）原发时间或“易时”绝非线性的，也不只是形式上循环的，而是氤氲醇化而生的时境、时气。更重要的是，这“相推而生”（《系》上2章）的原发时间必与人的“彰往察来，微显阐幽”（《系》下6章）之“知”不可分。也就是说，此原发时间乃是“时机”，得此时者必“知几（机）”，而能以“神”会事。“几”即变化之最微妙、最氤氲化醇、动于无形而得机得势之处。故“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系》上10章）“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系》下5章）所以“知几”（《系》下5章）就是知时机，乃学《易》之第一要务。

当胡塞尔（e.husserl）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以现象学的方式来研究“时间”时，

发现这种原发意义上的（既非宇宙论的、亦非目的论的）时间除了各种“趋向”及其“相互媾生”之外别无他物，连“先验的主体性”也不能在这“赫拉克利特之流”中维持。然而，正是这毫无现成性可言的“至变”是我们“领会”或“理解”世界和自身的源头。《易经》和《易传》的作者们在这一点上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相通，即深知终极实在是不可被对象化、实体化的，所以一再讲这样的话：“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系》下8章）将组成卦象的六爻说成“六虚”，正说明卦象、卦理本身以机（几）变为本，根本不预设任何“元素”的存在，而是在“不居”或“不可为典要（典常纲要）”的“周流”和“出入”之中构生出象和爻之时机含义（“度”）。简言之，“易象”之义即时机（几）之义、时机之“度”。“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系》下9章）。

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读《易》，就不仅能看出“卦时”、“爻时”，而且能体会出所有真切的解释方式中的时性。在《易》、特别是其中的《彖辞》里，“时”这个字大量出现，比如解释《乾》一个卦的文字中，“时”就出现了十多次，并且具有非常突出的诠释意义。尤其是在《豫》、《随》、《坎》、《革》等十二卦中，《彖》作者一再赞叹“时（或‘时义’、‘时用’）大矣哉”，表现出对“时”的重要性的深刻领会。《尚书》中也有大量的“时”字，但其中大部分被训解为“是”，只有少数可读为“时机”、“适时”。《易》中的“时”则大多应被理解为“时机”。

现在让我们简略地总括一下“时”在《周易》的正文（即卦象、卦爻辞、彖辞、象辞、文言）中的一些含义。

其次，广而言之，六十四卦每一卦所表达的都是一种特殊的“卦时”，刻划出那样一个时刻的形势和人所应取的态度。比如《泰》卦表达“通泰”之时的形势（下《乾》上《坤》）、机制（“天地交而万物通”、“内阳外阴”）、趋向（“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和人应取的行动姿态（“征吉”、“包荒，……得尚于中行”、“归妹”、“勿用师”等）。其他任何一卦都是这样。

第三，每一爻位（初、二、三、四、五、上）都有特定的时机含义，且分阴阳（奇数位为阳，偶数位为阴）。爻之阴阳与位之阴阳相合为“当位”，否则“不当位”。在不少情况下，当位者（也就是当时者）吉，不当位者有咎。正所谓“六位时成”。（《乾・彖》）这些以及更复杂的一些讲究就是《系辞》中讲的“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的含义。

第四，不管是卦还是爻，“时乘”、“及时”、“时发”、“因其时”“时中”、“时行”（见《乾》、《坤》、《蒙》、《大有》等卦）都意味着“吉”或“无咎”；就是本来不利的局面，只要当事人因其时、“奉天时”（《乾・文言》）都可避难成祥。而“违时”、“失时极”（《节・象》）就总意味着不利或灾祸。由此可见，“时”在《易》的领会视野中乃是活的终极，而“与时偕行”（《乾・文言》，《坤・彖》，《益・彖》）“与时消息”（《丰・彖》）就是《易》让人达到的最高“神”境。所以，《系辞》讲：“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知来”（知晓将来）的关键就在于进入阴阳不测、唯变所适的时机化的时境中，从而能与时偕行。

“交”或“遇”就意味着相异者、相对者摆脱开自已的现成属性完全投入一个相互转化的形势之中，从而化生出新的时机和对此时机的领会。所以，这种相交转化正是最根本的“至变”。正如现象学分析中所讲的“过去”（retention，保持）与“将来”（protention，预持）的交融构成了活生生的“当下时机”（augenblick），阴阳（“阴”可理解为“过去”，“阳”可理解为“将来”）的交合则媾生出氤氲“时气”。“气”在先秦思想中总含有“时机变化”以及对此机变的领会的意思，绝不是“气一元论”，如果我们在西方形而上学的意义上理解这个“一元论”（monism,）的话。

乾上离，只有第五位是阴爻，余皆为阳爻]，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译为现代文就是：“‘原本所有’，譬如阴柔得居尊位[六五爻]而张大了中道，上下阳刚纷纷[与之]相应相交，所以称‘原本所有’，也就是‘大有’。它的德性既刚健而又文采鲜明，与天相应，得时而行；所以至为亨通。”[11]此卦之所以“亨通”，在于它含有的唯一一个阴爻正处于“五”这个尊主之位（上卦的中间），且有向下趋势，因而能与阳爻们充分地相应相交，生成“原发之中”，因此“应乎天而时行”，以致亨通大有。简言之，这“中”就应理解为相交发生和维持之中，时机的出现和领会之中。正如《蒙・彖》所言：“以亨行时中也”（可译为：“通行到时机里，就可居中，就可命中）。至于比较外在意义上的“中”、“正”，都是由这个原发之“中”衍伸出去的。

一些其他的解《易》讲究，比如三才、承、乘、比、应、据、互体、反对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上面讲的“阴阳交而生时处中”这样一个最根本的易道、易理相关。

第七，所有这些解《易》的“原则”或讲究都不是可独立地、机械地运用的规则，而是在相互化洽之中的趋向指引。当机领悟和当机立断是解《易》的最终时机，而全部《易》及其解释方式都是为了帮助人进入这个“时－机”（几）之中。

二.其他的原发天时观

上一节的讨论达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易理之根本在于“阴阳交而生时处中”。可知《易》的一切预设，比如阴阳和象数，都无“自性”可言，都是为了构设出、参与到时机领会或原发天时的媾生之中。这与西方的概念形而上学有巨大差异，而与诠释学（hermeneutik）化的现象学思路有一些重要的相通之处。

对于这两者，原本的时间都是一种纯粹的“象”的构成，用德文“bilden”表达最合适，因为这个词的动词（bilden）意为“发生”、“构成”；名词（bild）则为“象”、“画像”等。而且，它们都视原本的时间本身充满了与人生最相关的意义，决定或生成着人、民族、国家的命运（天命）。这样的时机化和域化的时间乃是我们一切“知”和“领会”的源头。

中国文化中出现的几乎全部有生命力的学说和学派都与这样一个“与天地准”的易理源头相关。它们的成熟形态一般都强调了这个原发易理时机中的某一方面，比如汉儒强调礼制，也就是象数的先天结构、位置那一方面，道家则强调易几中的“变动周流”和“与时偕行”的一面。阴阳家强调阴阳和象数的一面，因而与汉儒有共通之处。不过，它们都不会完全舍弃另外的方面；如果那样的话，就无活的持久生机而言。正因如此，它们都能够在内部形成不同的、甚至是相对立的倾向，比如儒家中出现了宋儒，道家变成了道教。

然而，在春秋时期，颇有一些好学深思者以原本的方式领悟着这个源头，以各自的方式天才地体现着变易交会之中的天时。下面让我们检视四位：范蠡、孔子、老子、庄子。

范蠡是春秋末越国大臣。越王勾践不听其劝，以致大败于吴国，经历了极大困苦与耻辱。然后，在范蠡辅佐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待时机成熟，一举灭掉吴国而称霸。范蠡对于天时和阴阳变化之几微有深切领会。他讲：“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12]这“时”的表现可谓“变动不居，上下无常”，因而使不精于此道者莫名其妙，往往动辄得咎。范蠡“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得以领会时机的生熟正反，多次劝阻勾践“得时不成”、“逆时”而动的意向。他苦心等待和促成的就是“人事与天地相参”或阴阳相交而构成的最佳时机。一旦时机来临，“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马上促使越王出兵伐吴。用兵的进退攻守，皆以阴阳之变为根据，“顺天道，周旋无究”，致使“吴师自溃”。吴王卑辞请和，勾践欲许之，范蠡则以天时之理力谏勾践。他说：“圣人之功，时为之庸[用]。得时不成，天有还形”。最后击鼓进兵，灭掉吴国。范蠡可说是深通易理天时之人。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者。但记载他言论的《论语》却没有以理论的方式来讨论天道、性命这些“大问题”。因而被黑格尔贬为“老练的、道德的教训”和“散文式的理智”。[13]而不少人也确实认为儒家的“外王”极致在汉儒，内圣的极致在宋明儒，而对孔子之为“圣”的道理只好含糊敷衍过去。其实，《论语》乃是儒家思想最深刻原发的表现，其仁说与易理之精髓息息相通。当然，尽管孔子好《易》，却并不主要依据卦象来思考和教导学生；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者是“艺”或“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另一种讲法则认为六艺指“六经”，即《诗》、《书》、《易》、《礼》、《乐》、《春秋》。不管怎样，“艺”意味着灵巧、机变、有尺度感，在适时应和之中让“阴阳”或“相异者”相交，从而当场引发出某种事物和情境，因而能养成人的分寸感和对时机的领会。

中获得新鲜的诠释含义。因此，他不但本人爱引《诗》，而且特别鼓励学生创造性地诠释《诗》，以造成领会礼和其他问题的时机或意境。（《论语》1/15，3/8）至于《春秋》，绝不止是史书，而是孔子的政治、伦理和思想智慧的最富时机（事件的时机、语言的时机）性的表达。可以说，这些艺在孔子那里是转化了的卦象，通过它们而领会到更有“文”化含义的易理。

这些就是孔子的“中道”或“中庸”的源头。没有技艺活动开显出的原发时境，就无活生生的“至”极（《论语》6/27）和“不勉而中”（《中庸》20章）可言，而只有外在的折衷。所以，对于孔子，中庸的终极含义就是“时中”；（《中庸》2章）即“随时以处中”，或“总在最佳的时机中”。于是，《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1章）这正是礼、乐、诗等艺术让人达到的时机化境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同上）这“中和”正是对“原发天时”的最合适的一种领会和表达，深合易理。能“至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为“天时”对于中国古贤来讲就是活的终极、生成着的“中极”。孟子赞孔子为“圣之时也者”，（《孟子・万章下》）可谓言中！

老子的学说尽管不看重“艺”，但同样富于时机化含义。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将道家视为“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的典型。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42章）正是由于阴阳的相激相交（“冲”），以至有气化之“和”。此处“冲”字既可训为"涌摇交汇”，又可训为“虚”，从字面上看，则也可与“中”有关。两极相交而生居中之虚境，于义亦妥。帛书甲本此字就是“中”。按先秦人的思路，这阴阳交生之中虚或中和者，必含有原发的时机性。“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16章）可见在这虚极之处，有“作”有“复”，以构成“惚恍”之象。“视之不见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14章）[15]“夷”、“希”、“微”都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也就是“不有不无”的那样一种“惚恍”的居中状态，因此“不可”被规定（“致诘”）为任何可对象化之“物”或可描摹、再现之“状”。但它们又都有来去出入可言，“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老子》5章）但这“来”不见其首，这“?ァ辈患?浜螅?蛩?怯搿敖瘛被於??弧9收狻叭?[夷、希、微]混而为一”，可以理解为原发时间的三时相[将来、过去、现在]媾生合一的氤氲状态。而且，原文确实马上谈到了时间之“今”与“古”。今与古的交织回荡构成了“道纪”和“自然”。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能看出道家乃“因时为业，……时变是守”，（同上序）很有见地。但须知道家的这个要旨与《易》理相通，也就是与先秦儒家的天时领会相通，而将“儒墨”置于同一档次大为不妥。至《庄子》，此“时”义大张。“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就是游于原发天时的境界。这不限于“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庄子・养生主》）这类说法里的时机领会，更意味着“游乎天地之一气”（《庄子・大宗师》）的终极或中极时机化境界。比如“山木篇”讲的“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就意味着这样一个“与时俱化，……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的“时中”境界。

由以上这些阐述可知先秦人对“时”的极度敏感和原发领会。这里需要指出一点，即“随时”、“与时消息”、“守时”、“因时”等，绝不只是“按（现成的）时刻表做事”，更不是无真义可言的“机会主义”，而意味着进入或参与到原发时间或天时的构成之中。只有在其中，才能“随”和“因”。所以，随此天时而动就必为此时所化而“至诚”，也必因此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中庸》22章）这就是《中庸》讲的“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的意思。（《中庸》25章）在《中庸》的语境中，“至诚”相当于本文讲的“原发时间”，所以“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中庸》20章）并不只是被动地顺因外在的规律。“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中庸》24章）此为圣人境界。

三.天时的各种表现――天之时

这种对原发时间的关注来自中国的远古传统，也反过来深刻地影响着先秦之后中国文化的走向和特征，由此而形成了各种时间上的讲究和安排。有的还保持了对于原发时间的体验，有的则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外在的时间格式（schematismas）了。

中国古人“仰观于天”的长久热情在其他文明古国也有，但中国人由此不仅发展出测时的历法和作预言的占星术，而且将这种比较外在意义上的“天时”转化到人的生存领会和行为态势中来，发展出了一种天人相参的时机化的时间观。中国人真正看重的既非物质自然之天，亦非主体之人，而是在其中摩荡生发着的生存时境。

《易》一开始并不只是一部用以占卜的书，也绝不只是“观类取象”，象征和描摹现代人讲的“自然规律”的书。从根本上说来，它是一部“参天时”之书，通过卦象和解释来领会阴阳、天人相交相背之时的种种形势和处身之道。由此而可看出“德”或“美德（比如“健行之诚”、“潜隐之韧”、“避咎之惕”、“履正之中”、等等）乃是时机化形势本身所要求的，而天地万象之变化也竟可以视为媾生原发时间和生命意义之“易”。所以《系辞》说《易》是“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系》上6章）它要表达的是超出西方分类原则的一种原发混成的智慧。因此，由它可以变化出或关联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历法、兵法、医术、建筑、艺术，还是治国和修身之道。

历法早已配合于易象。比如“十二辟卦方位图”，其“来源甚古”；[16]它是将易卦中十二个有序的“阴阳消息”卦按“东西南北”等方位排列，十二“地支”与之配合。由此而见一天十二时辰和一年十二月份中的易理－－阴阳如何消长；同时可见时间与（地理）空间方位的关系。类似的、做得更精巧复杂的“图”还有许多，比如揉进了“节气”的“卦气七十二候图”和“卦气六日七分图”等。由此，《易》与历法结合；而中国的历法自古便与人的活动时机紧密相连。

此外还有更复杂的“五运六气”之说，用以推算每年每季的气候及其与人的身体的关系。我想除了在中国古代的这种重天时的文化中，哪里也不会出现如此精微的“时刻表”。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推算虽然有法可依，却又绝不是完全机械的，不然就丧失了原发天时的“原发”意义。这么多本身有时间性的因素相互影响、“化洽”，所得出的不可能只是死板的定数和“规律”，而更有时潮的“随-机”趋向。[18]最终的决断或决定性的判断只能由那能充分感受这时潮之人临机作出。正所谓“时中（zhong四声）”是也！不背医书者不晓规矩方圆，只背医书而不知运用之妙者，必治（致）人于死地。对于中国古人，凡事做到精微处，无不有个太极阴阳五行，也就是变易之时机几微。这里确有理性的深思熟虑，但也绝非只限于概念理性和因果关系；在最关键处总离不了时机化的理性，也就是“圣之时”的裁决。所以养生治病如治国用兵，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才会得机得势，透微入里，游于天时的韵律之中。

可以设想，这种阴阳五行、变通周旋的易理完全可以用于理解历史和社会政治。以上已经提及孔子作《春秋》，内含微言大义，即在历史之时机情境和叙述之语境中“寓褒贬，别善恶”。战国时的邹衍，“深观阴阳消息，……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看来，他已有意识地将“阴阳消息”、“五德[即五行的表现]”与君王之“治”联系了起来。而且，这“五德”的时间似乎也不只是指一年之中的季候，而包括了朝代或历史时代。汉代的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将阴阳五行的历史观和社会政治观与《春秋》直接挂连，全面阐释出儒学的“天之时”的含义，建立起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地位，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董仲舒相信“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天性唯时，故人性亦唯时。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时，人则有喜怒哀乐之四气；反过来说也可以，即天有喜怒哀乐之气，人有春夏秋冬之时。（《繁露・天辨在人》）而关键在于：“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繁露・阴阳义》）这一点对于“人主”或“王”尤其重要，因他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董仲舒写道：“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繁露・王道通三》）这种以文字为“象”而通其原义的作法颇有《易》的古风，而其阐发的王与天地贯通之“中”也颇有深义。“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法]其时而成之；……然而王之好恶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俱暖清寒暑而以变化成功也。天出此物者，时则岁美，不时则岁恶。人主出此四者，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是故治世与美岁同数，乱世与恶岁同数，以此见人理之副天道也”。（同上）王法天就是法天之时变而成就社稷黎民，故他的好恶喜怒之发皆中节（即“义”的原义），就如同天之四时皆守时，则世治，如天之岁美。可见人主与天以时相通。“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物莫不应天化”。（同上）非常清楚，这正是《易》与阴阳五行思想的衍生和体现。

六气”说所推衍的那样，只是后者主要涉及气候灾变与人的身体中的五藏六腑的关系罢了。因此，正如上面已说过的，董仲舒的推断尽管提供了大的思想背景，但也绝对代替不了原发的时机决断，因为这正是所有这些天时推衍的根据所在。原始反终，才会有真正的“应天因时之化。”（《繁露・五行相生》）

关于时代、朝代之变易，董仲舒有“三统”或“三正”之说。“三统”，就是指三个相继的朝代，各以不同的颜色、时制来“一统于天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这颜色首先来自物候之时机，比如当寅月（十三月）之时，“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如以这个月份为时制之“正月”，则是以黑色为统，于是朝服、车马、旗帜等重要标志皆取黑色。退后一个月（丑月，十二月），则“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因此，以丑月为正月的朝代为白统，其色尚白。因其看重“正月”的确定，视之为“王”受天命的象征，故亦称“三统”为“三正”。“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故谓之‘王正月’也。”（同上）

照此说法，儒家并不只是按“阳尊阴卑”之说而维护“三纲五纪”的尊卑秩序，更依据阴阳易变而“天道靡常”的道理来接受并积极参与时代或朝代的更替，“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易・革・彖》）非如此不可谓“奉天应时”之真儒、大儒，而只是固守死礼的陋儒、腐儒。但儒家能接受的朝代变易必是真正应天承运、以德配天者，所以“王者[即新王]必改制”（《繁露・楚庄王》）也就是必以新统新时换旧统旧时，不然不足以示区别、“明天命”、“见天功”。无此《易》变，则无“正”、“统”可言，亦不会长久。这一说法或思路影响了后世历代君王。可见中国的“正统”观中充满了天时见地。

更奇特也更深刻的是，董仲舒和今文经学家不仅赞成朝代变易或政体“历时”说，还主张这变易之中的和谐共在，即“通三统”的“同时”说。这“通三统”讲的是，以新王或新时代为主导之统，但同时要让前两统或前两王之后代以非主导的或边缘的方式存在；也就是此二者被退封百里而为公候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这二统仍奉其祖先当王时的正朔时制，因而在其方圆百里的公国中仍服其故有之服色，行故有之礼乐，当朝天子也以“客待之，而不臣也”。

新王或新统又出现后，最老的旧统就退出三统，而被称为“帝”。帝有五位。新帝进入五帝后，最老的帝又退出以保持“五帝”之数。退帝者被称为“皇”，共有“九皇”。退出九皇者才为民。“从文化基因”或“形式”的角度上看，不主当前时制的两统仍是“统”，只是不是“正[在主导之]统”。但它们代表了“过去”，也在某种“惚恍”的意义上代表了“未来”，因过去了的某一统起码在形式上会再现而主宰未来的一个时代。这三个时代或时间向度的贯通，就是“通三统”。这“变”而“通”构成了任何一统或只变而不通的三统所没有的活生生的“天时”感受，即传统、现实和将来的充满仁爱、正义和憧憬的微妙交融，赋予历史、文化、社会以原发的和自然和谐的生存意义。由此让我们领会到孔子讲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深邃含义。这是中国古代儒家天时观在政治、历史领域中的最有特色的一个表现，是原发的、时机化了的“人（仁）道主义”，在西方的政治理论中找不到对应者。董仲舒对《春秋》笔意（即寓褒贬于其中的记述方法）也做了许多讨论，比如“玉杯”、“竹林”、“玉英”等篇。这些都是更直接具体的时机化分析（“别嫌疑”）。这里限于篇幅，就不作讨论了。

结语：

本文阐述了中国古代的天时观在《易》和几位大思想家那时的“原发”表现，以及它如何延伸到中国的古医学和政治、历史、社会的学说中。在我看来，不深刻了解这种天时思路，就不可能进入中国古代思想和整个中国文化的枢机之中，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之。

从以上的讨论可见，这种天时观与对人的生存形势的领会相通。在这个意义上，它与西方的现象学时间观比较接近，尤其是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化的现象学时间观接近。然而，也不可忽略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现象学的时间观，哪怕是海德格尔所讲的，都首先与个人的原发体验相关；尽管这不必是主体主义的，而是历史的和解释学境域化的，但起码它的讨论方式要以个人体验（“主体的内在意识”、“缘在”（dasein））为中心进行。中国的古代天时观则不然，它出自与社团、种族的生存息息相关的日、月的循环消长，并被《易》象化，通过阴阳的“媾生”势态和机理来领会时机的构成特点。所以，这种时间观能孕育出各种极为精巧、复杂和准时准点（地点）的应时技艺和学说。在“朝向将来（以“将来”为时间重心）这一点上，天时观与海德格尔的时间观相仿佛，但在海德格尔那里，这种“朝向”或者表现为个人在“朝向死亡”中做出“先行决断”的体验，或者表现为对于那已消逝之“神”的“等待”姿态。在《易》和《黄帝内经》中，这种朝向却是更丰富和活泼得多的；既可以是准时准点的预测（“知几可以前知”），又可表现为“以德配天”的时机化智慧（“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四时调神大论》）和活生生的信仰。然而，古代中国的天时观缺少现象学那样的详审分析和追究，因而多为活灵活现的“体现”，而寡于反思境域中的“纯现”，以至往往被后来的思想家们所忽视遗忘。

注释：

[1]参见《希腊哲学史》，汪子嵩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75-76页。又见w.k.c.格思里（guthrie）：《奥菲斯和希腊宗教》（orpheusandgreekreligion），london，1952年，80-95页。

[2]亚里士多德：《物理学》219b1。

[3]此文引用中文古典文献时尽量在行文的括弧中给出出处。其中的加强符皆来自引者。

教育出版社，1995年，310页以下。

[5]《周易译注》，黄寿祺、张善文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70页。

[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seinundzeit）,tuebingen:neomarius，1949年，31页。

[7]作者对于“象”的原义的讨论还见于另一篇文章：“观象”，见《读书》，，4期。[8]《周易译注》，153页。

[9]参考《周易译注》，406页，但有所变动。

[10]参考《周易译注》，45页。

[11]参考《周易译注》的译文，但有较大改动。

[12]《国语・越语下》。以下言范蠡者皆出此处。

[1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1卷，北京三联，1956年，119，132页。

[14]可译为：“礼制以适应时机为最重要，再者才是要合乎顺序”。

[15]此章最后一段依帛书本改动，即将王弼本的“执古之道”变为“执今之道”；“能知古始”变为“以知古始”。参见《帛书老子校注》，高明撰，北京：中华书局，，298页。

[16]《周易译注》，56页。

[17]《素问》和《灵枢》皆属《黄帝内经》，引用时不再标出《黄帝内经》字样。

[18]《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帝曰：‘余司其事，则而行之，不合其数，何也？’歧伯曰：‘气用有多少，化洽有盛衰，盛衰多少，同其化也’。”“同化”意味着构成时机的各种因子（比如“气”、“运”）的叠合化洽。

[19]公羊《春秋》派或今文经学中的“三世说”（认人类历史由或将由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组成），似乎有目的论之嫌。但对三世说的解释往往含糊不清，既可以是“希望哲学”，又可以是“复古慕古”而含“循环”之义。不过，可以肯定，《礼运》中“大同书”所描述的大同世界（相当于太平世）比较近于西方思路中的“理想社会”的模式，而少天时智慧。我对三世说的评价与蒋庆君所说者（见蒋著《公羊学引论》，第5章，9节）不同，尽管我在阅读其书时受益良多。

中国古代戏剧论文篇十五

第1课孔子与老子

【典型例题】

例1“仁”的思想在先秦时期的进步意义主要是

a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b抑制统治者的暴政

c成为各国变法的理论依据d奠定“非攻”主张的思想基础

【解析】主要考查考生对重要历史概念的分析理解能力。春秋时孔子最早提出“仁”的思想，要求统治者能够体贴民情，以缓和阶级矛盾，所以说其进步作用在于抑制统治者的暴政，而不可能成为推动各国变法的理论论据，所以可排除选项c。选项d体现的是墨家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所以“仁”的思想不可能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a项排除。

【答案】b

a儒家b道家c法家d兵家

【解析】主要考查考生再认历史事实和阅读、分析理解历史史料的能力。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读懂材料，本段材料的意思是如果仅以行政命令和刑罚来治理百姓，他们要能免受刑罚，但没有道德意识。如果用道德和礼来对待百姓，则老百姓有道德意识，有自我约束力。这句话体现了儒家的德政理论。

【基础练习】

一.选择题

1.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他所指的“礼”是指

a和谐的人际关系b礼貌待人

c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d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c

2.下列观点符合儒家学派对物质世界的正确认识的是

a“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因桀亡”b“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c“己所不欲，勿施于人”d“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a

3.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对推动我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贡献最大的是

a“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b“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

c“知之为知之”的学习态度d“温故知新”的学习方法a

a启发诱导b因材施教c学习思考相结合d择优而教b

5.称誉孔子为“万师世表”的皇帝

a汉武帝b唐太宗c康熙帝d乾隆帝c

6.孔子的思想言论主要保存在

a《书经》b《礼经》c《论语》d《春秋》c

7.老子思想中最有价值的精华部分是

a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b小国寡民的理想

c唯物主义思想d朴素辩证法思想d

8.《老子》中载“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段话体现了其

a辩证法思想b无为而治的思想

c“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d以柔克刚的思想a

二.问答题

9.孔子作为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其贡献分别是什么?

9.(1)思想方面：其思想体系的核心之一是“仁”，“仁即爱人”，统治者要体察民情，提出遵循“忠恕”之道实现“爱人”。其思想核心之二是“礼”，主张通过“克己”实现“复礼”，他理想中的“礼”是西周时的等级名分制度。(2)政治方面：提倡“为政以德”，主张对鬼神敬而远之，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间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位置。(3)教育方面：在教育对象的选择上主张“有教无类”，在教学方法上提倡“因材施教”，对学习方法上要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温故知新”，把学与思相结合等。(4)文化事业：整理《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典籍，他的思想主要保存在《论语》中。

10.老子的“道”是指什么?

10.老子将“道”抽象化，认为“道”是凌驾于天之上的天地万物的本原，提出“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在天之前已有“道”，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道”派生出来的，它无形无迹，玄秘莫测，是无意志、无为的自然本体。

【能力测试】

一.选择题

1.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最能体现他赋予“爱人”以教育涵义的主张是

a因材施教b已所不欲，勿施于人c有教无类d诲人不倦c

a有教无类b因材施教c温故知新d择优而教b

3.下列表述能够反映孔子思想核心的是

a“克己复礼”，“贵贱有序”b以爱人之心调解和和谐社会人际关系

c“民贵君轻”，“政在得民”d主张逐步改良认为历史是不断演进的b

4.“事愈烦而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这种观点属于

a孔子的“仁”学思想b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

c老子的辩证法思想d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d]

a儒家b法家c道家d墨家c

二.材料解析题：

6.阅读下面的一段材料，回答问题：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具体说来，在天道观上，儒家承继西周史官文化以“天命”与“人德”相配合的思路，宣扬“畏天命，畏圣人之言”，同时又对神灵崇拜作淡化处理，甚至声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实际上是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现实人事的从属地位。在历史观方面，它标榜“信而好古”，每每试图恢复“周公之礼”，将捍卫三代典章文物当做自己的神圣使命，同时亦不排斥对不符合时代潮流的礼俗政令加以适当的变通修改。在社会伦理观方面，它以“仁”释礼，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的大一统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请思考：儒家学派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7.儒家学派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是因为：它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1)在天道观上，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现实人事的从属地位;(2)在历史观上，以变通来适合形势的发展;(3)在社会伦理观上，能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4)在修身治国方面，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因此儒学以他的灵活多变性，人性化和实用性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中国古代戏剧论文篇十六

宋朝前后延续了300多年，其绘画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山水画发展到宋代，出现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达到了中国古代山水画的顶峰水平。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从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都更加的多样化，出现了一批有杰出成就的画家，他们以古人为师,以自然为师,以吾心为师,创作了具有丰富审美特色,面貌各异的山水画杰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典范,在美术史上树立了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北宋山水画坛在五代的基础上人才辈出,风格技法多彩纷呈,成就突出，这一时期宫廷美术全盛，画院规模齐备，名家层出不穷，佳作硕果累累。画坛上山水画最为突出，水墨格法空前发展，出现了讲究笔墨韵味的皴、擦、点、染等技法程式，山水画造景重造化、重理性，审美特色由政教、宗教精神逐渐转向人文精神，这一时期美学著述独到、艺术思潮活跃、绘画作品精湛，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发展源头。下面就两幅名画作说明。

《情恋萧寺图》是流传在国外一幅影响较大的传为李成的作品。此图作为高山峻岭，深沟巨壑，前景突兀巨石，以边平缓，一边峭拔，产生一种体积感和重量感。岩石的轮廓线，用笔坚实有力，所组成的表面结构具有质感。中景山涧瀑布飞流直下前景深潭，与远景处一悬瀑形成互相呼应之势。途中造型曲尽变化的“蟹爪树”，树干枝杈笔法稳健有力，树态展枝摇曳，显得生动活泼。亭台楼阁的飞檐很有特色，是李成山水画的特点。纵观全图，笔法娴熟老健，用墨层次分明，浑厚苍劲。构图呈自然开合状，节奏明快，气势雄逸，使观者犹如身临其境。

《溪山春晓图》作者惠崇

此图画江南平远山水景色。画面前后始终以重山叠岭为背景在这山溪河流中间，岗峦起伏，平渚相牵，其上林木葱郁，花开烂漫，竹林深幽，垂柳依依。画中布局取平远之势，但崇山叠岭，云气蒸腾，亦显境界深幽，而萦绕于山间的河流、湖水与云气融为一片，又使其境空灵渺远。画中笔法温和平淡，近山、林木等勾皴外，山石多以染法，随形变化，浓淡相宜。其敷色简淡，醒目异常，增强了画面春日融融的明丽气氛。在这些平凡的景物里，画家感受到万物复苏的欢欣。苏轼咏惠崇《春江晓景》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

在欣赏诸多山水画名作时，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不少的经典之作都是以寒林、雪景为题材，而这种情景较集中地出现在北宋时期，在其他时期则比较少见。只有北宋时期稳定的文化氛围才能使得一种绘画题材稳定化、持久化。毫无疑问，北宋山水画的艺术水平及成就是中国山水画史上的顶峰。南宋山水的“一角半边”似乎是当时残山剩水的真实写照，作品的完整性无法与之比拟。元代由于汉族文人士大夫没有进入仕途的机会，所以并没有太多展示他们艺术才华的机会，他们的艺术也只是“在野”的。明清时期更是趋向于笔墨技巧自身而渐渐忽略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技法和艺术内涵本末倒置是无法使他们的作品达到最高水平的。只有在北宋时期，统治者崇文抑武，使得文化和艺术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正因为如此，画家们才有宽松的环境来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雪景寒林山水画的空旷之美也正是北宋文化博大空间的体现。

中国山水画不讲究形似，而是讲究意境，以简洁飘逸的笔法给欣赏者带去精神上的享受。中国山水画让人看上去就感到宽广，气魄非凡，有“方寸之间见万里”“气象万千”的气度。

“奇”；中国山水画既强调多样性又强调统一性，反对平铺直叙，反对景物雷同。

“远”；具体说就是散点透视。“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中国山水画不采用西方那种平视静观构图“所见不周”的焦点透视观察景物的方法，而是采取了视点活动的“三远”表现法，打破了光阴和时间的限制。

重视立意构思的重要作用，提倡艺术形象是为了表达内心与外界之间的交流，“敢于使用程式化、装饰化与夸张变形的手法，为对象传神，为作者达意”；创造了独特的“计白当黑”审美观念，色彩是以墨为主，以色为辅的，这种化繁为简的创作方法更符合中国儒道思想所追求的那种平淡中庸、清心寡欲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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