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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的讲稿篇一
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正确轨道，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遵义会议使中共中央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遵义会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列宁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东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是东方共产主义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只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遵义会议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确定主导核心等重大问题。从此，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制定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战略策略，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遵义会议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待到计多里安节助。但是，随着中国革命发展，远在莫斯科远离中国革命实践的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瞎指挥”愈来愈脱离中国实际，导致中国革命多次出现右倾或“左”倾错误。由于长征初期的行动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博古、李德在敌情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坚持向敌人部署重兵的湘西进军，遭到毛泽东同志等的坚决反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的伟大开端。从遵义会议开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确定长征路线，独立自主地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独立自主地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变换长征方向，独立自主地确定长征最终目的地，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克敌制胜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独立自主地领导解放战争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独立自主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立自主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原则。
遵义会议坚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遵义会议之前，"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懂国情民情和中国革命实际，空谈教条，盲目指挥，只唯上，只唯书，一切照“本本”上说的办。从遵义会议到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和抛弃“左”倾教条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坚持把中国革命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起,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紧密联系在-起,把长征"落脚点”的确定与建立全国抗日战争的前进阵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夺取长征胜利同实现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路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遵义会议和长征胜利实现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有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极大鼓舞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信心和勇气，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遵义会议精神包含着深刻的科学内涵。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等都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应有之义。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全党全军不恐慌不懈怠不放弃，理想信念坚如磐石，"上下同心，其利断金”。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独立自主地决定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开辟出中国革命新路。遵义会议既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凝聚集体智慧的典范，又是面对重大危机，万众一心，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典范。
遵义会议精神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革命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他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注重调查研究，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创造了红军“打得嬴就打，打不赢就走”“蚀本不干”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在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主张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战路方针和前进方向。这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体现。
"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就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把握客观真实性，抓住真问题，防止伪问题﹔就要把握客观规律性，在认识规律遵循规律的基础上开展工作。”他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他一再强调:"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
历史证明，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内生动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遵义会议的讲稿篇二
遵义会议是指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贵州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楼上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后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会议成员扩大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当时担任《红星报》主编、在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华夫)、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濒于绝境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它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了英明的决策，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航向。
1、首先，遵义会议的召开，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中央红军主力八万余人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当我军从江西、福建出发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就布置了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妄图将我军一网打尽。在这种极其危险困难的环境下，我军指战员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经过三个月的连续艰苦作战，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边境地区，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进入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我军占领遵义城。一月九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这一阶段，我军的损失是惨重的。当红军到达遵义时，损折过半，只剩下三万多人。其主要原因就是“左”倾错误领导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把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战略转移的突围行动，变成了“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对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与方向问题，他们“始终密而不宣”，不但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
在第五次反“围郸”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面前，红军指战员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推行了“左”倾错误路线的结果，因而产生了对“左”倾中央的怀疑不满以至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湘江战役后，这种情绪达到了极点。与此同时，原来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在毛泽东的说服下和实际教训面前醒悟过来，转而反对“左”倾错误。对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多次提出过意见，军委内部也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博古、李德不予采纳。过了湘江后，毛泽东提出讨论失败的问题，于是从老三界争论到黎平，从黎平又争论到遵义。在黎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争论得很激烈，中心是关于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李德主张红军在黔东北与敌人硬拼，毛泽东主张红军向黔北走，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当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渐取得了多数同志的拥护。毛泽东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取得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终于“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周恩来;—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这样，遵义会议才得以召开。正如陈云同志传达会议情况时所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毫无疑问，会议召开的本身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
2、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作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
根据陈云同志的手稿，遵义会议的目的有二∶“(--)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
会议开始，由博古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它竭力为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作辩护，把失败的原因统统推到客观上去，诸如“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等等。”（《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引起与会同志的不满与反对。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切中要害地批评了“左”倾领导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而是逃跑主义。“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他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拥护。
遵义会议的讲稿篇三
我们的传家宝——遵义会议精神
在贵州省遵义市，有一座并不起眼的两层青瓦红墙小楼，然而这座小红楼却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伟大的见证者之一，它是照亮中国革命的闪闪红灯，它见证了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伟大转折，它让红军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八十六年前，红军长征路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个小楼里召开了一次会议，正是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就是“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精神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给我们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历史经验。
“遵义会议”这个光辉的名字，时时在我脑海中闪现，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作为少先队员，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践行遵义会议精神。
实事求是，要求我们诚实守信；独立自主，要求我们独立完成力所能及的事情；坚定信念，要求我们牢记加入少先队的誓词；民主团结，要求我们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务必求胜，要求我们努力取得好成绩。
老师、同学们，革命先辈用鲜血为我们换来今天美好的生活，能够在这样伟大的时代快乐成长，我们非常幸福，倍加珍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让我们努力学习、再创佳绩，为我们敬爱的党献上百年华诞生日礼物！
让我们把遵义会议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让遵义会议精神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遵义会议的讲稿篇四
长征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文化遗产，它所孕育的精神推动着中华民族不懈追求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的目标。下面请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长征故事中的遵义会议。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军事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朱德(苏维埃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周恩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王稼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秦邦宪(中共中央总负责人)、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何克全(即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参加会议的还有：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邓小平(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伍修权(翻译)。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在会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敌人力量强大，二是根据地政府和各级组织对战争支持不够。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动承担了一些责任。接着，会议围绕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展开了讨论。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集中讲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他说：如果说敌人力量强大，为什么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他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根据地的政府和群众对反“围剿”战争是大力支持的，驳斥了博古关于根据地政府和群众支持不够的说法。王稼祥发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表示拥护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张闻天发言同意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并且强调指出：在目前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周恩来发言明确提出要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建议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李富春、聂荣臻、朱德、刘少奇、陈云等也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正确建议，同意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博古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不同意大家的批评，李德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拒绝大家对他的批评。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遵义会议主要作出四项决定：1.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2、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3.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又称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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