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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论文篇一
我国现阶段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我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基础和重要保障。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地域、自然资源、科学技术、国家政策及经济形势等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将这些影响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状况进行分析,能够帮助更好地探讨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措施,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1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情况和研究其影响因素的意义。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的重要保障。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业发展速度较慢,年增长率仅有4.15%,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得到了极大的进步,从1980到20xx年,我国农业总产值的平均增长率超过了12.30%。农业经济增长不仅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也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且在维护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国民经济发展稳定以及保证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对农业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不仅从理论上有助于发现农业经济增长的规律,还对稳固农业的基础地位、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解决“三农”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1区位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区位因素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区位因素就是农业经济发展所在的地理位置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国幅员辽阔,国土面积达到了960万km2,不同的地理位置、地质条件以及气候条件等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大。首先,距现代化城镇的远近、经营农作物的种类以及集约化程度的不同都会造成农业收益的不同,农业生产所在的地理位置与农产品消费市场的距离对农业经济增长也产生着一定程度的影响;其次,德国的经济学家韦伯提出了区位因素的概念,他指出区位因素是在特定地点进行某种经济活动比在其他地区进行此种经济活动的收益更大。区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过改善交通条件等措施来予以改善,这样会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
2.2.1自然资源首先,气候资源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影响,温度、降水等直接影响着当地的农业生产,良好的气候条件能够明显提高农作物的产量,直接关系着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其次,水文资源也对农业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影响,农业发展离不开水文资源,水文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农业经济发展较快,良好的水文条件对农业生产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再次,土地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直接,土地是农业生产赖以生存的基础,良好的土地资源是农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此外,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也产生着较大的影响,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有效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2.2.2财力资源农业经济发展离不开财力资源的支持。首先,农业生产需要种子、化肥、农业设备及农药等,这些都需要财力资源的支持,可以说财力资源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情况;其次,在某些资源不足的地区,需要用财力引进相应的资源来进行农业生产,而且随着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农业机械设备不断普及,这也需要财力资源的支持;此外,农业经济发展还需要良好的市场、交通等条件,这也和财力资源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财力资源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2.2.3人力资源我国农业自动化程度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主要还是靠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是农业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者。首先,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人力资源进行调控;其次,农业生产的发展都需要人的聪明才智,许多先进的发明和技术能够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充分调动人力资源的主观能动性能够有效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再者,农业发展比较依赖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的发挥主要在于人力资源,科研人员研究出成果才能应用到农业生产中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所以,要不断加大对人力资源的培训和教育,以促进农业经济的不断增长。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论文篇二
人们对环境与林业关系认识越来越深入,国家及地方政府等给予林业经济的关注也更多,并不断加大资金投入,促使我国森林资源在面积和蓄积上实现双增长。但由于同时受到地区经济发展以及林业自身特点等条件的限制,林业对资金的需求跟实际的资金投入之间始终存在差距,阻碍进一步实现林业经济增长。此外,我国主要的林业载体是国有企业,其发展势必要走三方并行道路,包括国家、地方和企业,因而适宜基于全社会建立完善的以政府导向为主、银行信贷作补充的投资机制。
(二)拓宽林业资金来源途径。
当前我国林业投资模式的主体是地方财政、国家投资,应积极尝试加强开拓资金来源途径,可通过发行农林债券、林业发展券等手段集中社会闲散资金,尽量改善林业生产环境和条件,为林业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提供支持。尤其要对投资林业的组织或企业等推行优惠的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等,致力于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来改善林业投资环境,实现投资的多元化,为林业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条件。
(三)促进林区个体投资林业。
林业经济增长中最直接的受益者是林区的居民及投资主体,所以促进林业发展需要居民个体投资的支持。尤其是对从事林地包管及种养殖行为等的个体,地方政府应适当延长相应期限,维护居民投资林业的长期收益,并改进林区金融工作,为个体投资者提供小额贷款,促进个体积极投资林业。
(一)开展技术培训与能力建设。
通过林业技术培训的组织与开展,就能够将林业生态建设引入到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及科学技术进步的轨道之上。基于市场的基本需求,也可以将林区居民的行为、政府行为以及科技行为相互融合,最终实现林业科学顺利的研究,统一技术的生产需求与推广需求。
(二)加强科技攻关与成果转化。
针对林业生态事业所面临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可以通过集中攻关的方式,再配合适地种树与抗旱保活等有效措施,还有中幼林的抚育管理改革措施等,重视攻关关键技术问题。同时,加强引进创新、自主创新,坚持生产与科研的结合,加强成果转化,不断推广、汲取先进的林业成果,扩大技术适用面积和覆盖率。
(三)确保投入林业科技推广经费。
上述两点保障措施无法脱离科技推广经费,因而务必要增加对林业的投资,科学制定适应于林业的、切实可行的科技支撑方案,充分把广大林业科研单位及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调动起来,促进成果转化,提高科技在林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
三、有效途径———推进林业产业结构的优化。
(一)扩大林业优良品种。
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大背景里,面对林业产品品种逐年递减的不良趋势,林业产业结构得以优化的首要内容就是扩大林业优良品种,在追求量变的同时重视质变,不断提高林业产品的品质,扩大林业产品市场中优质产品占据的比重,以优质产品为主实现产业的精深加工。
(二)调整林业产业布局。
我国林业经济增长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就是各个地区的林业经济增长失衡,无法充分发挥区域优势。所以,各地林区应结合当地实情,注重协同发展区域产业,尤其是一些国有林区,应基于森林资源培育基础性林业产业,以带动发展环境产业,同时关注关联产业的制约性。当然,国有林区的非林资源也非常丰富,林业产业的发展需要解放产业压力、主导林业产业健康发展。
(三)推进建设重点工程。
不断推进建设退耕还林、天保工程等重点工程,以不同程度缓解、控制各个地区日益加剧的水土流失现象、日趋严重的国土荒漠化现象、频繁发生的水旱等自然灾害等,进一步优化林业产业结构,这对林区生态状况的恢复意义重大。只有地方政府认真落实这些重点工程项目,才能有效保障林区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生态系统取得良性循环的发展,为林业产业结构优化及林业经济增长提供支撑。
(一)加快改革林业产权制度。
政府部门还应该坚持谁造谁有、合造共有、谁治理谁投资、谁开发谁受益等原则,将林业使用权和经营权进一步放开,再做好林业所有权的稳定,如此就能够加大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真正地分给林区居民实惠,将其造林与护林的热情激发出来,同时,快速建立健全落实经营主体、明晰产权归属、严格保障利益、明确划分责任、规范顺畅流转、落实监督服务等内容为主的现代林业产权制度。加强流转管理森林资源,进一步规范具体的流转程序,严防发生擅自改变林地用途、乱砍滥伐、国有资产流失、改变林地的公益性质等现象,为完善建立林业经营管理体制提供条件。
(二)改革林业综合行政执法。
国家林业局应严格遵循一个机构执法的原则,把各个林业都归纳到综合行政执法的范围内,统一组件行政执法机构,并统一对林业行使行政处罚权;规范建设林业工作的法制建设机构,分离处罚权、监督权,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争取能从程序、实体两个角度着手,进一步规范林业行政管理、执法、监督等。全国各地在林业执法工作中都面临诸多新问题和新情况,需及时研究一些新的办法、举措,并坚持完善改革林业综合执法的具体工作,为林业经济增长提供重要的执法保障。
(三)坚持科技兴林、依法治林。
当然,我们在推进林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务必要坚持科技兴林、依法治林。牢牢把握立法重点,加快在地区建立相应的法规,尽力建立健全林业法律体系,并抓紧落实林业执法队伍的建设工作,对于既定的执法责任制要严格履行,有效提高林业执法能力和水平;切实做好林业普法工作,大力提升公民,尤其是林区居民的法律意识,从而促使林业法制环境得到更好的优化;针对林业经济增长中的法制建设问题,全国各地的林业都应加强推进依法治林工作,建立完善的林业法律法规体系,从而确保林业行政执法体系得到进一步的规范,构建一个高效的林业执法监督体系。此外,林业普法教育体系也需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以便为实现我国林业健康协调发展和林业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
林业经济增长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政府及公众一定要尽量杜绝林业投入不足、科技生产力水平较低、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经营管理体制不完善等问题的继续蔓延和扩大。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采取保障措施促进林业经济增长,未来一定能实现科技兴林和依法治林,一定能全面推进林业经济快速增长,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保障。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论文篇三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举足轻重。但是,总体而言,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粗放型的,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仍然较低,经济增长仍然靠高投入来维系。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面临着资源、环境等众多条件的约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经济转型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然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转型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东部地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与全国其他区域类似,也存在制约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制度性障碍。东部地区的国有企业积累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具备自主创新必须的人力资源与物质条件,理应成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主力军。然而,体制性突破难度很大,要耗费的时间很长。体制问题解决的长期性决定了经济转型的长期性。在艰难而富有挑战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东部地区的低经济增长将使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具有稳定性。
区域经济学认为,区域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优势,充分发挥东部地区率先开放的政策,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破经济增长的制度性障碍,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经济政策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小,东部地区从区域政策上的经济增长获益空间趋窄。相反,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局限,受我国改革开放梯度战略的影响,与东部地区相比,在享受区域经济政策上存在时间上的滞后。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央政府陆续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的国家战略。这样,区域经济政策性的区域差异将不断消除,东部地区不再具有区域经济政策上的优势。已有的区域经济政策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弱。相反,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的战略实施的时间较短,改革、开放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有相当广阔的空间。为实现中西部发展战略而配套的各项区域经济政策处于不断落实之中,这些区域经济政策将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起直接作用。由于我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中西部地区的开发战略将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得以实现。中西部发展战略的长期性决定了中西部区域经济政策将不断得到深化和细化,区域经济的深化与细化的持续性将使中西部地区取得较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将具有稳定性。
城市化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化功不可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城市化率已经由1978年的17.9%提升到2008年的43.9%。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总体上仍然较低,城市化仍然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城市化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国的城市化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域差异,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区域从城市化水平提升中的获益是不同的。东部沿海地区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根据《中国城市化率现状调查报告》,2006年,东部的一些最发达地区城市化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东部地区的高城市化水平使东部地区从全国城市化提升的进程中获益的空间相当有限。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还刚处于城市化的初始阶段。鉴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西部地区的低城市化水平为将来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升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中西部地区将从城市化的提升中获益更多。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正在发生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发达地区的传统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迹象相当明显。中西部地区将凭借强大的成本比较优势迎接大规模的产业转移。这种成本优势首先体现在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上。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吸引了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庞大的劳动力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同时,也接受了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培训,形成了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特征相契合的人力资本。在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的背景下,这些人力资本必将大幅回流,就近就业。这将大大降低企业在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使得中西部地区变得更有吸引力。不仅如此,中西部地区历来自然资源丰富,企业入驻中西部后,将缩小企业的原材料等成本。中西部地区将凭借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丰富的自然资源,得益于产业转移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将从区域经济政策中获得后发优势,西部大开发政策、中部崛起政策将使中西部地区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东部地区经济转型的长期性使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受阻;而中西部地区较低的城市化水平也将使得我国在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中有更多的收益。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将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得以保持。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论文篇四
改革开放打开了奢侈品消费的大门,随着我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奢侈品消费市场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如何看待日益增长的奢侈品消费规模,奢侈品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因果关系和相互作用,成为了学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选取了我国1999-20xx年经济增长和奢侈品消费的相关数据,以人均gdp和奢侈品消费总额为序列,建立var模型,分析我国奢侈品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首先,介绍相关理论分析和方法概述。介绍了奢侈品的相关概念、奢侈品消费的经济学分析以及var模型的相关理论。
其次,分析我国经济增长和奢侈品消费的现状。从经济整体发展状况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态势;从市场规模、消费者结构、市场供求结构、销售渠道和消费者心理五方面分析了奢侈品消费的现状。
再次,选取奢侈品消费总额和人均gdp为两个时间序列,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建立var模型,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增长是奢侈品消费的原因,奢侈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
最后,依据经济增长是奢侈品消费的原因这一结论,以经济增长为目标,从企业、政府、社会、消费者四个层面提出以发展本土奢侈品产业为核心的完善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经济增长;奢侈品消费;本土奢侈品产业。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1.1.2研究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1.2.1国外研究现状。
1.2.2国内研究现状。
1.2.3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1.3研究内容及方法。
1.3.1研究内容。
1.3.2研究方法。
2.1奢侈品的相关概念。
2.1.1奢侈品的含义。
2.1.2奢侈品的特征。
2.1.3奢侈品的分类。
2.2奢侈品消费的经济学分析。
2.2.1基于需求的收入弹性理论和恩格尔定律的分析。
2.2.2基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分析。
2.2.3基于垄断模型的分析。
2.2.4基于对外贸易的分析。
2.3var模型的相关理论。
2.3.1平稳性单位根检验。
2.3.2协整检验。
2.3.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2.3.4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2.3.5方差分解。
2.4本章小结。
3.2奢侈品消费现状分析。
3.2.1奢侈品市场规模分析。
3.2.2奢侈品消费者结构分析。
3.2.3奢侈品市场供求结构分析。
3.2.4奢侈品销售渠道分析。
3.2.5奢侈品消费心理分析。
3.3本章小结。
4.1数据选取。
4.2模型选取。
4.3模型构建。
4.3.1单位根检验。
4.3.2协整检验。
4.3.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4.3.4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构建。
4.4结果分析。
4.5本章小结。
5.1企业层面。
5.1.1培育本土奢侈品产业。
5.1.2加大自主创新能力。
5.1.3借鉴国际知名品牌发展经验。
5.2政府层面。
5.2.1调整进口关税税率。
5.2.2规范奢侈品市场秩序。
5.3社会层面。
5.3.1大力培养专业人才。
5.3.2加强国内外奢侈品文化交流。
5.4消费者层面。
5.4.1建立正确的奢侈品消费观念。
5.4.2合理利用消费信贷。
5.5本章小结。
结论。
参考文献。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论文篇五
[6]陈聪,韩仪湘.关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综述[j].商业时代,.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论文篇六
摘要:分析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关系,并找到一条既抑制通货膨胀,又能保持经济快速发展、扩大就业的途径,对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关键词: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经济过热充分就业。
遏制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的重要目标之一,但不是唯一的目标。单单控制通货膨胀并不过分困难,困难的是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又不遏制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其他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
在理性上,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和币值的稳定,扩大就业,应当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的。一般而言,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作为对经济增长的扰动因素,与经济增长相伴而生。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相统一可以避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或过慢增长给社会再生产带来的种种严重弊端,全面持续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但是经济快速增长和物价稳定是有一定的矛盾的。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为:失业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即经济增长率上升,失业率下降;反之,经济增长率下降,则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即高经济增长率一般伴有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一方面经济快速增长,会大量增加社会总需求,从而推动物价大幅度上升,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如果降低速度过快,虽然价格可能趋于稳定,但同样会带来问题;一方面会减少供给,另一方面许多企业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部分职工生活失去保障会带来社会的不安定;再一方面,物价上升,特别是物价大幅度上涨会影响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因为物价大幅度上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都有很大的危害,国家会采取紧缩措施抑制通货膨胀。紧缩速度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甚至出现经济持续低速增长。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虽然由于经济运行自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超前或滞后的关系,或者在一段时间内相关关系不显着,但这一规律仍然起作用。
分析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关系,并找到一条既抑制通货膨胀,又能保持经济快速发展、扩大就业的途径,对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失去了基础,难以为继。从20xx年到20xx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依次为10.0%、10.1%、10.4%、10.7%。20xx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延续了20xx年以来两位数加速增长的势头,经济繁荣期不断延长。但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是投资增长型经济,经济增长仍主要靠投资来支撑,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占较大比重。20xx年上半年,我国gdp总值106768亿元,同比增长11.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4168亿元,同比增长25.9%。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资本、偏向于企业、偏向政府(因为政府通常是资源要素的最终所有者),而劳动要素的比重低下,劳动收入部分和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降低。此外,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使得经济建设型职能替代公共服务型职能,政府必然将资源更多地用于竞争性领域,而保障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由于得到政府财力支持相对较少而建设严重滞后。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消费增长始终低于投资增长,由此陷入一个“高投资、高储蓄”恶性循环,难以自拔。
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起点,没有适当规模的投资,经济就不可能发展。但是我国的问题常常出现在投资需求过旺,规模过大上。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可以引起基础产品特别是投资品价格的上涨,并最终传导到其他产品的价格上。加之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瓶颈产业的推波助澜,短缺现象严重,促使价格进一步上涨。而一旦控制投资增速过度,又极易引起明显的经济增长幅度下滑,失业人数增长,市场价格总水平下降等经济萧条现象。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同时进入“高增长期”和“高成本期”。高增长需要不断的更高的投入,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是速度型的,即以高投入、高消耗换来较高的产出,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能源资源等因素的制约。20xx年至20xx年,gdp年均增长10%,但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3.6%。
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是高增长高储蓄。我国从改革开放至今,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接近10%,能够保持如此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靠的是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来支撑。这是我国经济有强大发展动力的主要原因。
按照通常的规律,经济增长会进一步刺激投资增长,从而对储蓄产生影响,储蓄率会相应走低。但是,我国经济增长情况正好相反,经济高增长推动储蓄增长,而且增幅不断扩大,尽管20xx年以来,我国投资增长攀高到40%以上,但国内储蓄增加更快。近年来中国储蓄率在已有的高位上还在不断攀升,从的37%上升到20xx年的44%,中国目前的储蓄率高达46%。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统计数据,截止20xx年3月底,全国金融机构居民储蓄存款已达17.5万亿元。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主要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和明证,也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然而这些年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每逢经济高速增长就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最终往往要通过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来缓解通胀的压力。也就是说,我国宏观调控的着力点总是放在降低增长速度上,而往往忽视了我国通货膨胀真正根源在于经济发展中的粗放型、外延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突出表现在以低下的投资效率、很高的储蓄率或投资额来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
扩大就业,是中国经济增长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中长期问题。近几年是我国劳动力供给的高峰期,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矛盾非常突出。庞大的就业压力要求中国经济必须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因而适度的通货膨胀很难避免。但如果经济增长过快,明显超过资源许可的范围,就会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从而影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反之,如果宏观调控力度过大,使实际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增长率,又会引起通货紧缩,进而导致就业萎缩,影响社会安定。问题是,改革以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就业增长却相对缓慢,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呈下降趋势,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极不协调。
“高增长低就业”现象的形成,一方面反映了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密集向资本与技术密集转变的必然趋势,这在客观上会使经济增长对拉动就业的规模缩减。另一方面,也有着深刻的体制机制原因。一是在发展思路上,没有把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统筹考虑,比较普遍地存在重增长、轻就业的问题。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长期较快增长,但拉动就业能力却明显下降。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第二产业仍处在重工业化阶段,具有明显的排斥劳动力倾向。另一方面,第二产业发展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这也是近年外商投资的重点,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约70%集中在制造业。制造业本来资本有机构成就比较高,加上外资的推动,进一步加快了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抑制了就业增长。相反,吸纳就业具有明显优势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影响到全社会就业规模的增长。
的cpi,20xx年7月,同比上涨5.6%,1月至7月累计上涨3.5%,央行认为目前我国通胀预期增强,通胀风险趋于上升。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解决13亿人口的衣食住行问题,经济不能不保持一定的增长水平,但中国人对通货膨胀的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因此,要切实处理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既要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促进就业增长,又要使通货膨胀保持在合理的、可承受水平上。也就是说,必须正确处理好发展速度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关系,把握好“度”。
所谓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指既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是技术进步和投资能力所能达到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要给人民群众带来实惠,不能以牺牲人民的消费来维持经济增长速度。在生产发展的前提下,通货膨胀不能降低和阻碍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因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依赖于经济的增长,而通货膨胀的程度不能大到阻碍和破坏经济增长的地位。通货膨胀程度的大小有一个可以承受的范围,其基本原则应是不能降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否则,通货膨胀幅度过大,人民生活承受不了。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在价格上涨幅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和社会公众可承受程度相适应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
总之,我们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应当尽可能地做到物价基本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防止经济大的起伏,保证充分就业。而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切实跨出结构调整的步伐,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依靠货币推动的速度型增长方式向实现效益型增长的转变,是防止严重的通货膨胀,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主要措施,是处理好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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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论文篇七
近年来农业经济增长迅猛,深受广大农民和以及国家xx的关注,在这种经济发展迅猛的浪潮中,有利有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直至今日,农业发展始终处于快速增长的势头。具体表现在农业产品的产量上的持续稳步提升、农产品生产总值的迅速增长以及农民的人均gdp的快速升高。本文对近年来农业经济的发展迅速进行了探究,认为农业经济发展迅速原因大体分为吃老本式提升经济、农业总体结构的改变以及在农业组织性体制的变更。最后对农业经济发展给予一定的建议。
1.吃老本式提升经济。
在发展农业经济的过程中,提高农业技术极为重要,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开拓创新,在提高农业技术的过程中,会存在许多风险和机遇,在此期间,把握住机遇,提高自身农业技术,从而达到提高总体农业生产效率的目的,与此同时,有效避免诸多存在及发生的风险,就会使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得到很大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某些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虽已经对农业技术的重要性有了一定的认知,仍然对农业技术的重视程度达不到一定的高度。这些地区的农业发展将本应作为提高农业技术,研发农村新兴产业的人力和物力调入到当时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产业链条当中,从而令当时的农业经济增长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种以牺牲创新意识和技术革新所换来的农业经济在较短时间内的增长,虽成效明显,但无法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无法令农业经济得到长期持久的快速发展,即吃老本式经济增长。
2.农业总体结构的改变。
在过去,农村的劳动人员基本均从事农业生产,经济收入的多少也均取决于农业生产产量的多少。在我国,由于农村人口所占比例较多,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也较为有限,致使农村出现许多闲置劳动力,这些闲置劳动力在闲置期间,不仅无法创造收益,还增加了农户的整体经济负担,并且由于人类的惰性,导致闲置人口带动不良风气的产生,从而进一步加快了农村的落后。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后,国家xx贯彻落实对农村闲置人员的管理制度,积极鼓励农村闲置劳动力进城务工以及从事其他产业的创新和发展。对于农村闲置人口进城务工给予一定的奖励扶持优惠政策,提高了闲置人口的收入,进而加快了农村整体经济的增长。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农村闲置人口进行了向其他行业和领域的转变,大大解放了农村人口的流动问题。并大力扶持农村中其他产业的成长,在这些非农业产业技术方面出现的问题,进行技术上的指导和建议,并给与一定经济以及高端人才,令其快速发展起来,产生农村所特有的新兴产业链条,有简单到复杂,有个体到集体的逐步转变,进而带动农村整体经济的发展。这种政策上的改变,将农村原本以单一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变成以农业为主,其他产业为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产业链条。从根本上解决了曾经农业经济增长进步缓慢的问题,加速了农业经济增长的步伐。
3.农业组织性体制的变更。
农村整体组织体制的改变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我国政府加大力度对农业整体组织体制进行改革,将土地的管理和经营体系进行了调控,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制度的实施,从根本意义上,带动了大部分农民的工作热情,令每一位务农人员体会到,劳有所得,多劳多得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农村曾经所出现的不劳而获,人人平均,从而导致严重缺乏竞争力和积极性的不良现象。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对于农村的集体管理进行了调整,这种管理制度严重的限制了农民的创新意识以及对自己身资金财产的调控和支配。调整后,每位农民可以进行自身资金财产的随意调控和支配,进行购进先进的生产设备、优质的农药肥料以及革新自身技术。大大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并解放了许多有效劳动力,如引进先进的收割机、播种机等,操作简单,节省劳动力,提高了人工播种和收割的`效率。解放的劳动力则可以进城务工或发展其他产业,加大非农业收益链条,从而提高农民的整体经济收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政府将农产品进行了价格上的提升,直接提高了农民的总体收益,减少了农业产品上面价格过低导致极为不合理的情况的发生。与此同时,提高农业产品流动的机制,增加农业产品流动的渠道,改变单一经营交易制度,增加务农人员的收益,提高农业经济的快速进步。
1.加大对农村的教育,从下一代抓起,贯彻落实农村整体教育水平上的提高,与此同时,提高与农业相关技术上的培训,改善传统的务农机制,引进先进的农业机械,将农业逐渐转变成以机械为主而不是以人力为主的产业。从而解放更多的劳动力,提高个人工作效率,将解放的更多劳动力投入到其他行业及领域中,进一步提升农村的整体收入,加速农村经济增长。
2.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提高服务医疗行业水平。从而减少农村人口疾病的发生,减少因疾病引起的农村经济负担,减少农村经济的负增长,使农村经济再进一步的提高。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论文篇八
内容摘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对外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是各国制订经济发展战略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繁荣的对外贸易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焦点。本文在对近几年我国对外贸易数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概况;并研究了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关键词:对外贸易,经济增长,运行态势。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24.1亿元迅速上升到的182321亿元,增长了49倍多,年均年增长9.4%。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1%左右提高到近4%,在近30年时间里保持这种高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六位。迄今为止,只有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3个经济体在20世纪连续40年保持年均7%以上增速的记录。
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概况。
在对外贸易方面,我国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到的1.15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6.7%。我国的外贸规模已由世界第32位攀升到20的第3位,利用外资也连续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截至2004年底,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5600多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累计370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累计308亿美元。
继2004年我国对外贸易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后,20更是达到14221.2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3.2%,相当于的2.8倍。2005年12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398.1亿美元,创当月进出口总值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0%。2005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5948.1亿美元,增长21%。海关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与前6大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额均超过千亿美元规模,与欧盟、美国的双边贸易分别突破2000亿美元。自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已经连续4年保持20%以上高速增长,2005年继续稳居全球第3位(见图1)。
综合我国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增长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运行轨迹的趋势基本一致,即当经济发生波动时,对外贸易也随之发生波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而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时,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往往不景气。由此可见,二者呈现出较为密切的依存关系。
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化趋势。
日本经济学者小岛清的观点是,要揭示贸易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把贸易量的扩大同国民经济的增长加以对比更为合适。因此,本文从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化趋势上加以分析。
外贸依存度是反映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通常包括外贸整体依存度、出口依存度与进口依存度三种。就世界范围来看,在当中,世界总贸易依存度为25.1%,发达国家为21.8%,发展中国家为35.6%。货物贸易依存度:世界为20.5%,发达国家为17.4%,发展中国家为30.1%,中国为21.1%。服务贸易依存度:世界为4.6%,发达国家为4.3%,发展中国家为5.5%。
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30%以上,20达到历史的最高峰44%。20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当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51%,进一步上升到60.2%,2004年上升到约70%,2005年上升到80%(见表1)。
表1说明,我国外贸依存度不仅大大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外贸依存度水平,也高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一方面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对外需的过度依赖,国民经济的增长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正因为目前的我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为保证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出口贸易的问题也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结论与对策建议。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具有很明显的时期性。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条件下,进口是对经济增长的漏损,进口的增加将减缓经济的增长,加重进口国的失业,对经济增长起负面作用,但经济的增长将会拉动进口的增长;出口则是对经济增长的一个纯拉动,出口有利于增加国民收入,增加国内的就业。
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总需求的变动不会引起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只会引起价格水平的'大幅上升,加速通货膨胀,此时的国民收入的提高取决于供给能力的改善,这时的进口会增大本国的供给而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而进口产品又分为进口消费资料和进口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的进口会提高国内的暂时供给,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生产资料的进口能增加国内的长期供给能力,从而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出口则会降低国内的供给能力,加速通货膨胀,并不能增加国民收入,而出口初级产品和大量的原材料则会降低国内的生产能力,导致国民收入下降,这就是有名的“贸易贫困化”理论。但另一方面,出口能增加进口,从而增加国民收入。
对外贸易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总量和质量。经济发展要求对外贸易的根本任务在于促进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如果对外贸易的发展与这些目标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对外贸易才能实现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对外贸易结构失衡,效益低下。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不合理,大多是附加值低的产品,而且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尤其是纺织业,大大超过世界水平,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所占比重寥寥无几。因此改善出口商品结构是当务之急,了解世界的需求并顺应需求,是提高我国对外贸易质量,增强其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重要途径。
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不能忽略国内市场的开发和占有。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主要依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经营理念、经济管理经验等来提高自己的生产水平和能力,通过对外贸易的不断增长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但一个国家的经济若长期依靠“外力”,不加快由导入型经济向内生自主型经济转变,将会给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带来问题。因此,为了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一方面既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国际比较优势,走开放型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视发挥国内市场的作用,以国内市场来支撑对外贸易的发展。随着我国融入全球经济进程加快,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融合日趋紧密,全方位的竞争将明显突破地域的限制,我国只有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才能在国际交换中取得最大的利益。而我国的对外贸易才会以更高的速度发展,对经济的贡献作用会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1.赵娇.外贸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3。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论文篇九
摘要:“四动课堂”,即生活触动、问题驱动、小组互动、思维灵动。让“四动课堂”成为教学新常态,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从而让学生学会学习,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关键词:四动;课堂教学;学习兴趣;合作。
按照“小班化‘四动课堂’推进会”的课改精神和工作部署,我校于近期组织开展了两项工作:一是五个课改实验组就本组的课堂教学模式进行组内研讨、反思和交流;二是在此基础上,借助“教学开放周”活动平台,各课改实验组改革和完善本组课堂模式,开设展示课,增强普适性,推进课堂模式的常态化发展。这些工作使得“四动课堂”教学模式在全校得到推广和普及,我们信息技术教学当中也逐渐融入了“四动课堂”,即生活触动、问题驱动、小组互动、思维灵动。如何让“四动课堂”成为教学新常态是我们正在不断探索的新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理解“四动课堂”的含义。
(一)生活触动。
高中生的自我意识较强,情感丰富,思维水平明显提高,注意力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能较长时间地注意与自己兴趣有关的事物,并能分配注意力,观察也具有一定的目的性、系统性、全面性。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我们的教学只有选取或营造其熟悉的生活情境,激活他们的已有感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运用自身已有的生活经验去探索、融合科学知识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诱发生成、逐步建构、形成感悟,才是科学合理而且高效的。同时,教师要在课堂教学中关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增加有益的情感体验,提升科学的价值观。
(二)问题驱动。
问题驱动教学法即基于问题的教学方法(problem-basedlearning,pbl)。这种方法不像传统教学那样先学习理论知识再解决问题。问题驱动教学法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容易激起学生的求知欲,活跃其思维。这种教学方法对教师的要求较高,教师必须具备较强的课堂掌控能力和引导能力。
(三)小组互动。
小组互动教学是改变课堂教学模式,积极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各种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以课堂活动形式促进学生合作能力的和谐发展,从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一种教学模式。小组互动有利于促进学生主动参与交际,较快进行信息传递,减轻学习者在学习活动中产生的困难心理或焦虑心理,容易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容易获得学生独到的见解,更能较好地体现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自己解决老师提出的问题,有效地避免了教师的一言堂,比较容易得到各种满意的完整解答。
(四)思维灵动。
教育不是要注满一桶水,而是要点燃一把火。这把火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思维之火。教育就是教人去思维,教人怎样去思维,教人如何更灵动地思维。学生灵动思维的培养主要通过学科教学实现。学科教学主要包含学科知识、学科思维、学科文化三个维度,其中,学科思维是学科教学的内核。因此,学科教学应当培养学生的灵动思维,让学生进入思维世界的核心。这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学会学习很有帮助。
二、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激发兴趣阶段。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就应注重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内容应适应学生的发展特点,要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充分展现自己的想象空间,精心雕琢自己的作品。比如,我上的“数字化图像的简单合成”这节课,教学内容很受学生欢迎,导入时我让学生欣赏宋代诗人杨万里的《小池》中的名句,创设了优美的情境,还展示了一些合成照片的精彩实例,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学习投入了,才能使教学变被动为主动,为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奠定基础。
(二)培养兴趣阶段。
1.精心设计任务。
我在教学过程中设计的任务一般分三个层次――基础篇、提高篇和拓展篇,从简单到复杂,学生比较容易上手。
2.讲解内容要少而精。
少而精主要是指讲的时候,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认知水平,在量上要少讲,把大量时间留给学生去自学、去思考;在质上要精讲,排除学生已经掌握的和自己可以理解的知识。在教学中给学生点明问题的关键,指导学生运用各种思维活动解决问题的方法,锻炼独立探讨问题的思维能力。学生通过自己完成任务掌握软件的操作要领,并且在今后遇到类似的问题时知道选择合适的软件来解决。
(三)巩固兴趣阶段。
学生正处于成长发展期,他们渴望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和信任,怕被别人看不起。所以,对学生恰如其分的鼓励,会使学生满怀希望和自信心,延迟了已有的兴趣,使兴趣从外在因素向内在因素的转化,从而巩固了兴趣。
如,我在一个教学任务完成之后,都进行作品展示。学生总是争先恐后地展示自己的作品,当自己的作品出现在投影仪或网络上时,一种得意的表情便会在他的脸上展现,我会给予适当的赞许,让学生的自我成就感得到满足,延迟兴趣的持续时间,为创造性思维的产生奠定基础。
三、改进教师教法,倡导“以问题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
“以问题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就是将问题作为学科知识建构和诱发学科思维的载体,以整体设计的平行问题组、递进问题链或辐射问题簇串联于整个教学过程,并恰当地嵌入各个教学环节中。在“以问题为中心”的课堂教学中采用问题驱动的教学模式,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一)教师提出问题。
教师要在课前准备好问题。这一步骤不仅需要教师熟悉教学内容,还要较好地了解学生的'情况,这是成功实施问题驱动教学法的基础。
(二)分析问题。
这一阶段以学生的活动为主,常常让全班学生相互间进行讨论和交流,也可以让全体学生分组讨论,争取让每个学生都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教师在此阶段主要是发挥引导作用,当讨论发生跑题或者学生误解问题的本意时,给予其及时的提醒和引导。
(三)解决问题。
即在上一阶段分析的基础上,让学生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时可以让学生用报告的方式与全班进行交流。
(四)结果评价。
包括自我评估、小组互评及教师评价等,评价内容为小组整体表现、问题解决方法的合理性、个人贡献等。
对应以上问题驱动教学模式的四个步骤,本人在信息技术课堂教学中采用项目教学法,即将一个相对独立的项目交由学生自己处理,信息的收集、方案的设计、项目的实施及最终评价,都由学生自己负责,学生通过该项目的进行,了解并把握整个过程及每一个环节中的基本要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断提升信息素养。项目教学也分为四步,以photoshop设计学生作业本封面封底为例说明。
第一步:提出项目需求。即为自己学校使用的练习本、英语簿、作文簿三种作业本设计具有学校特色的封面和封底。
第二步:进行项目分析。即为了完成设计需要收集哪些素材,具备哪些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
第三步:项目实施。包含作业本方案设计、子项目内容确定、项目小组活动实施、教师指导。
第四步:项目评价。即各组展示、交流本组设计的作业本作品,介绍设计思路、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然后是各个组互评,教师综合点评。
四、改变学生学法,把“小组合作”落到实处。
本人担任高中信息技术课的教学工作,组织学生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方法一般是在多媒体网络教室中进行的,学习任务以基于计算机的问题解决型为主(如创建个人网站、制作动画、电脑平面设计等等),学习结果多以作品形式呈现。教师首先提出相关的主题性学习任务,然后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通过互相帮助、优势互补,利用计算机(网络)共同完成信息处理的全过程。
“小组合作”学习方式是有一定成效的,但是我发现,在小组合作过程中,存在分工不均的情况,也存在学生偷懒的现象。往往一个小组操作技能好的学生承担大部分工作,而一些操作技能较弱的学生会把事情推掉,这样就得不到提高。这样的现象发生,我认为是因为学生缺乏团队意识,个人独立完成作品能力较弱。为此,我想出一些办法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一)将小组与个人结合,增强学生独立完成作品的能力和逐步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
例如,在教学活动中,不仅要求每小组展示成果,还要求小组成员完成自己的个人介绍部分。通过这样的尝试,不仅每个学生得到了锻炼,同时学生的荣誉感也让他们努力将自己的个人部分做得更好。
(二)及时调整小组成员的搭配。
每组尽量安排一位热心、能带动其他成员一起动手的学生。保持组内异质,即组内成员在性别、能力、学习成绩、个性特点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组内异质的学习小组里,每个成员应该清楚自己和他人的长处,并相信他人的长处能帮助自己和整个小组获得成功。只有在互相信任的氛围中合作,成员之间才能彼此尊重、平等对待,顺利完成学习任务。
(三)要更加明确任务分工和角色分工。
把小组共同面对的任务划分为几个相对独立的子任务,每个成员负责其中的一个或多个,这就是任务分工;让每个成员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担任某种特定的角色,如小组领导者、检查者、激励者、协调者等,增进成员之间、小组与教师之间、小组与小组之间的互动性,这就是角色分工。合理的任务分工可以增强学生的成就感和责任感,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把握学习机会。
(四)完善监督体系。
借助完善的监督体系对整个合作过程进行监督和指导,可以及时制止不良合作行为的发生,保证学生获得平等的学习机会。监督可以分为五个层面:(1)教师面向全体学生的直接监督;(2)教师面向小组长、小组长面向组内成员的逐级监督;(3)小组之间的提示性监督;(4)成员之间的主动性监督;(5)成员的自我监督。教师是监督体系的主导者,在开展合作学习之前,应向学生明确监督的权利和义务,提高他们的主体意识,让他们既要积极保护自身的学习机会,也要自觉维护他人平等的学习机会。
(五)对合作学习要采取多样性的评价方式。
首先,评价的主客体要具有多样性,例如,可采取教师对学生、教师对小组、学生对学生、小组对学生、小组对小组等多种评价方式。为了促进每个学生的发展,还应加大评价纵向深入的力度,让评价始终沿着“教师―小组―成员”这条主线逐层深入,使每个学生都能在评价中了解自己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其次,在评价内容上,不仅要对合作学习的结果进行评价,更要对合作学习的过程进行评价,以此来监督小组成员严格遵守合作的规则,矫正合作过程中不平等的合作行为,进一步优化合作学习的效果。
综上所述,在教学过程中推进“四动课堂”可以改进并完善教师的教法和学生的学法,提高教学目标的达成率。只要我们经常反思、不断改进,一定能创造出更加和谐、高效的课堂!
参考文献:
[1]朱浩.有效教学方法[m].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
[2]郭道胜.让学生进入思考的世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3]马玉玺.“问题导学”教学模式操作指南[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论文篇十
21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据我国有关机构的'测算和规划:21世纪头,中国经济年增长速度保持在7~8%,到实现国民总产值比翻一番,人民生活水平将实现全面小康,形成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个10年经济将更加发展,增长速度保持在6~7%.尽管经济长期增长速度逐步放慢,但在世界上仍处于高速增长之列,能够保证中国的经济总量进入世界前列.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来估算,中国gdp总量到2010年居于世界第二,到可居于世界第一;但在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发展质量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作者:刘国光作者单位:刊名:开放时代cssci英文刊名:opentimes年,卷(期):2001“”(2)分类号:f2关键词: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论文篇十一
狭义的技术进步指的是在自然科学中人类取得的创造性、深远性、突破性的进步,主要是被运用在产出和艺术工艺上。而在当今社会中我们所理解的狭义的技术进步主要就是创新性的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的运用,主要的表现形式有企业新产品的开发研究、新管理方法的拓展、新的生产流程等。因此,狭义的技术进步基本上是指会带来短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从广义上讲,技术进步是指技术所涵盖的各种形式的知识的积累与改进。经济增长是指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它主要在于技术的进步、制度变迁与意识形态。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国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有充足的休闲时间;社会经济结构的改进,主要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分配结构的进步改善;制度结构在不断的深化完善、制度体系得到升级加强。
一、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一)居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国家优惠倾斜政策不断的拓宽到农村城乡中去,尤其是技术的投入,增加产量的同时提高了机械化程度,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得到了收益。
(二)缩小城乡之间经济差距。
技术创新不仅推动了一个行业的技术进步,还推动区域的技术进步,使得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提升各地区竞争力,最终促进了经济增长,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经济增长方式决定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有两种划分方式:一是粗放式经济增长,二是集约型经济增长。粗放型投入的资源比较多但收益非常的有限,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也没有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则靠的是创新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降低了成本,也使得产品的质量得到很好的保证,推动经济增长。
(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技术进步最先对科技创新部门产生直接影响,从而使其成为主导产业。现在有很多的产业是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产生的,它们通过自身的发展壮大从而带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从而间接或直接的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技术的进步能够让生产要素的分配更加的合理,使得生产更加高效。
二、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经费投入不足。
缺乏科技创新的经费投入是我国技术进步没能跟经济增长保持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视“科技强国”,把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放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优先位置,但是经费的投入使用还没有全部的运用到科技发展上来,远远没有达到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要求。
(二)利益激励机制不够完善。
公司企业利益激励制度的制定应考虑到时间、环境、人员素质等因素,具有一定的针对性,求同存异,若一视同仁,会严重削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我国一些企业的激励制度不但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而且缺乏公平性和公开性,前者导致实施起来可操作性差,朝令夕改使得员工无所适从,后者使得员工参与到企业的民主管理成为一句空话,影响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缺乏自主创新能力。
我国技术创新研发机构的数量还是非常的缺乏,自主研发严重不足,我国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和国际核心设备在我国经济建设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社会资源的缺乏和资源配置率低。
由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使得我国社会资源的配置率低,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降低了资源要素的生产率,从而增加成本,减少生产总量。
(一)搭建科研经费的保障机制。
首先,政府应该加大经费保障制度的实施,加大对创新科技领域的资金投入利用。核心竞争力必须依赖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其次,企业是生产的主力军,因此更应该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在更大程度上改变我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力,增强我国综合国际竞争力。
(二)健全利益激励机制。
在科技创造的过程中,科技成果的发明创造者、宣传推广者和实际应用者是参与的主体,为了激发和调动他们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并且协调三方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就必须建立健全相应的利益激励机制。
(三)加大自主创新力度。
首先,在创新体制上,深化创新层级,不能只依赖于研究院所,要把这种创新精神拓展到各个领域中去;其次,正确处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更好的把高等教育学科同科学创新技术联系起来,充分推动二者之间的联系;再次,贯彻“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深化军用科技,更好的与民用结合起来,军用技术能够把先进的技术贯彻到民间中去;最后,通过不断地对经济和科技的体制深化改革,在竞争中不断开拓创新,建设通过企业发展为核心、产学研更好有机结合起来的体系。
(四)提倡利用新能源。
我国应利用先进技术不断探索新能源,发现可用新能源要加强开发,大力推广新能源的使用,减少对缺乏资源和环境污染大的能源的使用,同时要合理配置资源,使资源充分被利用,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旦得到解决,将会成为我国技术进步的良好资源条件和研究基础,也会促进我国经济更好更快的增长。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论文篇十二
对于农业经济增长而言,不同文明时期具有不同的范式。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经历古代、近代和现代3个历史阶段,与之分别对应的是3类不同的文明,即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知识文明。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文明状态不同,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增长范式也不尽相同。农业经济增长范式,就不同发展阶段而言,表现也不同的道路[1]。从依靠简单生产工具获取赖以生存的植物果实,到拥有大型机械,农产品的产量有了极大增长,人类的社会生产历经了“黄色道路”和“黑色道路”的过程。就发展阶段而言,目前世界农业还未走出“黑色道路”的范式。在农业社会,社会生产和经济增长主要靠土地和农业劳动力,所以农业社会又被称为“黄色道路”阶段。“黄色道路”阶段的农业,工具简陋,以使用人力和畜力为主,人们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不仅生产效率低下,而且收获的丰欠还在相当程度上受“老天”左右。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石油农业”,又被称作“黑色道路”,具有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和农药化等特点。由于它极大地刺激了农业生产发展,因为被称为第一次“绿色革命”。但由于它建立在对自然的无情征服和驾驭基础上,过分依赖于消费地球不可再生资源和投入大量化学品,致使土质、水源和气候恶化,污染严重,农作物甚至因带有残留有害物质而对使用者的健康造成隐患,其负面效应和权限已日益暴露。它不仅严重制约着农业自身的发展,还危及到自然生态环境,乃至人类社会的安定。农业增长的“绿色道路”方兴未艾。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人口剧增、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气候异常,以及地球表土流失、沙化和地力下降等问题。仅靠扩大“石油农业”外延的做法不但行不通,而且非常危险。联合国粮农组织已经告诫:“通过无节制地开发土地来提高农业产量的做法,只能使自然资源更加贫乏,环境更加污染。”世界农业发展正处于新的探索时期。人们开始呼唤“第二次绿色革命”,要求进行“在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方面具有生态色彩的革命”。人类在发展农业方面,必须注重自然的协调,不能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甚至掠夺。今后农业的发展方向,必须走“绿色道路”。生态农业,则是农业发展迈上“绿色道路”的理想模式。
2农业经济发展模式更迭。
2.1传统农业模式。
传统农业是采用历史上沿袭下来的耕作方法和农业技术的农业。即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铁器等为主的手工劳动方式,靠世代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发展,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的农业。传统农业在欧洲是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社会(约公元前5~6世纪)开始,直至20世纪初叶逐步转变为现代农业。传统农业基本特征:金属农具和木制农具代替了原始的石器农具,铁犁、铁锄、铁耙、耧车、风车、水车、石磨等得到广泛使用;畜力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一整套农业技术措施逐步形成,如选育良种、积肥施肥、兴修水利、防治病虫害、改良土壤、改革农具、利用能源、实行轮作制等。传统农业是由粗放经营逐步转向精耕细作,由完全放牧转向舍饲或放牧与舍饲相结合,改造自然的能力和生产力水平等均较原始农业有较大提高。传统农业的特点是精耕细作,农业部门结构较单一,生产规模较小,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仍较落后,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农业生态系统功效低,商品经济较薄弱,基本上没有形成生产地域分工。目前传统农业仍广泛存在于世界上许多经济不发达国家。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古国,历来注重精耕细作,大量施用有机肥,兴修农田水利发展灌溉,实行轮作、复种,种植豆科作物和绿肥。
2.2现代农业模式。
关于现代农业至今学术界没有统一的定义,但现代农业有几个标准是大家比较认同的: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在80%以上;农产品商品率平均在95%以上;农业投入占当年总产值的比重至少在40%以上;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低于20%。目前发达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是现代农业。西方国家根据不同的国情,逐渐摸索出3种不同的现代农业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人少地多、劳动力短缺型;以荷兰为代表的人口密度大、耕地资源短缺型;以法国为代表的土地、劳动力适中型。现代农业,是一种“大农业”,相比西方国家,我国现代农业之路还很漫长。国家统计局相关研究显示,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仅走了1/3。但从长远看,我国是一个大国,只要持续不断地加大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力度,我国农业必将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2.3后现代农业模式。
后现代农业是相对现代农业而言,是以时间为标识,按农业发展时序而划分和确定的一种农业经济和技术形态。作为一个农业全新概念,是指以动植物的开发、培育及其产品生产为轴心,将广义农业即农、林、牧、渔业范畴中不同层次及环节和分属于不同产业部门与动植物培育及其产品生产密切相关的各种农业产前、产后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融合或复合形成的一个超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或系统。后现代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区别:后现代农业主要的并不是它所使用的生产手段、工具及技术有别于现代农业,而在于其活动的内涵与形态结构不同于现代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在领域上,它是广义农业向第二、三产业延伸,融农用高新技术投入品制造与供应和农产品收购、加工、贮藏、运输、市场营销以及农用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广、农业信息与管理咨询和服务于一体的复合产业。在部门上,除传统的农、林、牧、渔产品生产部门外,还包括观光旅游农业、休闲农业、教育示范农业、体验农业、海洋农业等部门。在形态与功能上,它将众多当代已经形成并存在和未来不断涌现的全新农业形态如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立体农业、精细农业、精准精确农业、无土农业、知识农业等有效地集合在一起,融生产、生活、经济、社会与生态等多种功能于一身。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农业经济增长总是以一定方式进行的,而农业经济增长的方式又是由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容和决定经济增长的各有关主要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和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实现增长的方式。据此,对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解主要是看经济增长是依靠哪些因素得以实现的。而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实现经济增长主要通过2种经营方式,即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粗放和集约的划分是李嘉图等在地租理论中首先提出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解释,起先是用于工业生产的,后来逐步延伸到国民经济各部门。马克思指出,在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中,“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2]据此,苏联经济学家提出了“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根据增长的来源不同,把经济增长方式划分为2种:第1种是靠增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等资源投入的增加实现的增长,即粗放增长(extensivegrowth,或外延增长);第2种是靠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即集约增长(intensivegrowth,或内涵增长)。具体而言,粗放型是主要依靠生产资料数量的扩张实现经济增长,这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型是主要依靠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并提高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实现经济增长,这是一种消耗低、质量高、投入少、产出多、效益好、污染小的经济增长方式。一般而言,集约型增长方式是建立在集约化经营方式基础上的。农业的集约经营是一种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即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改良品种,改造土壤,改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并通过有效、科学的施肥和精耕细作等手段,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最终实现农业的有效、持续发展。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指对农业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利用和经营方式的转变,是以全部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提高为主的农业增长。即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并非完全是一个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条件主要有2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一方面,社会物质资本等要素投入太少,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增加其投入数量,而此时未被开发利用的土地等自然资源很多,劳动力也较丰富,价格低廉;另一方面,科技水平不高,管理落后,要素使用效率很难提高,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大量开发,经济增长方式只能是粗放型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资源变得稀缺,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从而使产品成本上升;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为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经济增长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跳过粗放型增长阶段,这一阶段可以为集约型增长奠定物质技术基础。二是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片面追求外延式数量扩张,不讲成本,否定利润,忽视经济效益。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然追求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以尽量小的投入获得尽量大的产出和利润,由此必然促使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可见,计划经济体制下往往伴随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而市场经济体制下有利于采用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4小结。
我国农业增长转变的方向,就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但不是目前所定位的工业化式的现代化,而是需要从工业化方向定位转移到生态化方向,转移到适应生态生存、生态种植和生态文明的农业现代化上。以生态农业原理改造工业化农业才是后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3]。在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我国仍需保持和发扬传统农业特点,逐步走“现代农业”和“生态农业”道路,建设优质、高产、低耗的农业生态系统,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论文篇十三
开了“资源诅咒”理论的研究热潮。而贵州省是典型的“资源大省、经济小省”,摆脱贫困、谋求发展是贵州省历届各级政府和人民的迫切期望。但是,贵州省与发达省份、比邻省份相比经济发展差距仍然显着、甚至呈现差距扩大之势。除了历史、地理、基础设施落后等原因外,贵州省拥有的丰富自然资源是促进还是阻碍了经济发展?研究这个问题对资源丰裕而经济欠发达的贵州省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献搜索显示已有学者就该问题对内蒙古、陕西、新疆等资源大省的情况进行了研究,而贵州省针对该问题的研究文献鲜有。
经济学理论认为导致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元化的,包括技术、资源、制度、教育、经济开放度、地理位置等。我们把这些因素、包括资源优势一同放入同一模型中。由于资源的基础储量并不能反映一个地区使用资源的状况,而资源丰裕并不直接导致资源诅咒效应出现,显然资源即使丰富但如果不加以开采和使用就不可能出现资源诅咒效应。因此我们必须从资源的开采和使用的角度出发(再者,资源的基础储量是一个存量指标),用资源开采和使用情况的相关指标来研究资源优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不能用资源的基础储量这个指标。因此研究资源诅咒效应存在与否实质上市要研究资源开采与资源诅咒之间的关系。
此外,资源诅咒效应的产生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资源的相对价格不变,因为只有在这一前提下,要素变化后,要素相对价格才仍会保持不变,从而两部门的要素使用比例也保持不变,某一要素的增加会导致密集使用该要素部门的生产增加,而另一部门的生产则下降,从而出现资源开采业对制造业的挤出,导致资源诅咒。因此,在考虑一个地区是否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及其原因,尤其是构建模型时不得不考虑资源产品价格因素,而现有研究大多没有把这一基本前提考虑到理论分析过程和检验方程中。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贵州省资源的贸易条件这一指标。受统计资料所限,我们用矿产资源出厂价格指数歹徒出口价格指数,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代替进口价格指数,得到资源贸易条件指数。于是,资源贸易条件=矿产资源出厂价指数/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
进一步地,我们用采掘业的工业总产值来表示资源的开采和使用情况、用r&d经费表示技术进步水平、用对外贸易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表示经济开放度、用高校在校人数表示受教育程度,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gdp表示贵州省生产总值,rd表示r&d经费,rc表示资源采掘业的工业总产值,tr表示对外贸易总额,edu表示高校在校人数,tt表示贵州省资源的贸易条件。
我们采用1990年至20xx年贵州省生产总值、r&d经费、资源采掘业的工业总产值、对外贸易总额、高校在校人数、矿产资源出厂价指数以及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来进行实证检验,所有数据均来自历年贵州省统计年鉴。
我们用计量经济学eviews软件得出以下结果:。
(2.56)(0.53)(5.15)(2.42)(-0.24)(-0.69)。
高一个单位,贵州省经济增长分别提高58.45、46.78和31.3个单位。
其次,资源的开采、资源的贸易条件对贵州省经济增长并不能作为解释贵州省经济增长的变量,也就是二者的增长并没有促进贵州省经济增长。虽然检验结果只是显示资源的开采、资源的贸易条件对贵州省经济增长并不能作为解释贵州省经济增长的变量,而没有明确显示贵州省资源的开采、资源的贸易条件与贵州省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是我们认为,作为一个资源大省,资源的开采、资源的贸易条件没有能够显着促进经济增长,即可以判定为存在资源诅咒。因此,如何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应是贵州省促进经济发展必须研究的重点课题。
在我国资源相对丰裕的省份中,有生产总值年均增速慢的地区,但也有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快的地区,因此自然资源并不必然导致“资源诅咒”。如果能有效合理地利用和管理资源不仅能够规避资源诅咒、还能助推经济发展。要达到这个目的,围绕资源的相关制度设计和管理是关键。
我们结合贵州省的实际、借鉴国外规避资源诅咒的成功经验,提出贵州省规避资源诅咒的路径,总体来说可以归纳为对内和对外政策:对内提高政府制度质量,前后延伸资源产业链、建立资源产业关联产业体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密集型产业资源利用效率,强化对企业资源所得和消费征税的管理,建立资源基金用于平准价格波动带来的危害、补偿资源开采地区生态破坏、补偿资源开采地区居民损失、缩小资源开采地区内部居民收入差距,加大教育经费和研究开发经费投入,积极吸引东部资源关联企业转移;对外积极争取中央政府协调资源开采省份和资源消费省份的利益分配,争取贵州省资源价格“随行定价、跟随浮动”,争取地方开采税的定税权、但资源税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转拨地方用于发展教育、医疗等福利事业,争取中央支持东部资源关联企业向贵州转移,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以对内政策培养内源发展动力,以对外政策助推经济发展,以此规避资源诅咒。
参考文献:。
[3]齐义军,付桂军.“资源诅咒”效应及其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j]经济学动态,20xx(04)。
作者简介:甘梅霞(1982-),女,贵州贵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贸易经济。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论文篇十四
而且,在我国股市的发展与金融经济建设的增长并不存在一定的必然联系,其影响规律也是无从查找的。第一,对于我国金融经济增长较快,股市发展较好的地区而言,由于他们的股市发展时间较早,且没有一个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第二,对于相对落后的地区,虽然借鉴了发达地区的股市发展模式,总结了其经验教训,但是依旧难以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第三,股市在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变化较大,不单单就是股票的参与者与竞争者,还有很多不合理的因素以及现象,这些都是非预测性的。最后,股票的投资获利并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它需要长时间的进行监督与掌控,一般都将在一年之后,才能看见相应的效果,这也就是说它对于金融经济的增长短时间内是无法起到真正的效果的。
二、间接金融机构与金融经济增长。
金融中介机构是指从资金的盈余单位吸收资金提供给资金赤字单位以及提供各种金融服务的金融经济体。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主要有信用创造、清算支付、资源配置、信息提供和风险管理等几个方面。最近几年,金融单位获取了非常多的成就,其面对着一些创新,行业之后总有了大面积的综合化的发展,而且由于跨国单位的存在,此时的金融单位也开始不断的朝着海外来发展。在这些要素的带领之下,中介单位的发展也面对着很多全新的内容。如今的中介单位的类型非常多,像是商业银行、信用社、储蓄贷款协会和互助储蓄银行,保险公司,财务公司、共同基金、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等。当前国际上的很多专家对于这两者的思想是一样的,也就是认为其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带动的联系。通过分析学术领域的探索意义,我们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即在我们国家,因为金融中介本身就具有信用创造之类的功效,其对于金融经济进步肯定会有着非常强大的带动意义,许多的信息要素也证实了其彼此的关联。通过分析该项内容得知,比对于那些金融经济发展速率较快的国家可知,我们国家的金融中介本身的发展速率不快,而且有一些缺陷,此时就会干扰到金融经济的进步,因此要积极的带动存款货币银行的发展,进一步深化金融创新改革。
三、货币政策与金融经济增长。
此类政策的关键目的就是金融经济进步。政府一般对计划期的实际gnp增长幅度定出指标,用百分比表示,中央银行即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此类政策具体的说是国家或是央行为了作用于金融经济事项而设定的方法,特别是说掌控货币供给等相关的多个方法。通过这些措施来实现设定的目的,像是控制通胀等等。指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金融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信用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外汇政策。货币政策一般分为:积极型(扩张型)和消极型(紧缩型)。在金融经济萧条时,中央银行采取措施降低利率,由此引起货币供给增加,刺激投资和净出口,增加总需求,称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相反的,金融经济发展太快的时候,央行要设置很多的方法来降低供给,提升功效,抑制消费,此时就可以确保总的产出降低,或是将增速减弱,确保物价水平是优秀的,称为紧缩性货币政策。通过分析得知,金融的进步的确是可以带动金融经济进步的,通过分析它的本质得知,金融的进步要将金融经济的进步当成是关键的背景。
因此,假如把关键点放到利率市场化、证券保险改革创新等金融深化、自由化的政策以提高金融经济增长,很显然其无法获取设定的意义。反之,要不断的调节当前的金融经济结构,要带动科技发展,要做好创新工作,只有这样才可以从基础中带动金融经济进步。像是在欧债现象的干扰下,要更为积极的分析自身的结构以及体系等,并非是单一的分析金融内容。换句话讲,在我国金融经济获取此类成就的时候,要形成精准的发展思想,并不应该单一的经由金融扩张之类的措施来确保金融经济的进步,要关注其内在的品质。
第一,我们国家的股市的规模还处在发展之初。由于其规模扩张,吸收的储蓄不断的增加,它对于金融经济的意义将会更为显著,贡献也就更多。期待经由发展股市来带动金融经济进步,要切实地提升市场的功效,必须不断地配置资源,确保行业运作有序才可以带动金融经济进步。
第二,当前的银行业对于金融经济的带动意义要超过股市,要积极的分析实施有序的货币体制和维护所在区域的金融经济稳定进步间的关联。提高贯彻执行稳健货币政策的灵活性;积极地扶持中小规模单位,提升此类单位的有效资金相关的需求力度。强化和国家机构间的交流,切实地体现出信贷费用的意义,扩大货币政策效应;推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加强宏观政策实施效应的评估和反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而且,要积极地强化央行的功效,认真论述货币内容。如此才可以确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确保金融经济进步。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论文篇十五
摘要:本文指出,由于六个宏观和结构性因素的变化,中国gdp的年均增长潜力很可能从过去十年的10%左右下降到今后十年的7%左右。这六个原因包括:出口减速、房地产需求减速、城镇化速度放缓、劳动力增速下降、生产率增速下降、资金成本上升。我们的使用数量模型估计的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
如果承认增长潜力的下行,则宏观政策的基本前提就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实际gdp增长率下次再降到7%时,就再不意味着经济陷入萧条,而应该理解为是进入了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的下降,只要能保持7%左右的gdp增长,就不会加剧失业和社会稳定的压力。如果增长潜力是7%,而一定要用刺激政策将增长提升到9%以上,这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繁荣,但会不断导致资产泡沫、通胀、坏帐和经济大起大落等长期成本,最终不可持续。
笔者建议,在“十二”规划中正式使用7%的增长目标。另外,今后几个季度,即使同比gdp增长速度可能降低到8%左右(环比增长在三季度可能到7%),都只表明经济回落到接近本身的潜力所在,并不说明经济需要新一轮政策刺激。
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如果经济增长潜力是7%,年度cpi增长目标为3%,理想的名义gdp增长就是10%。按历史经验,m2和贷款增长幅度超过名义gdp增长3-4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在今后几年,m2和贷款增长的最优速度应该是14%,而非17-19%。
引言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一个枯燥的学术命题,但却有十分现实和重要的政策含义,对这个问题的政策反应最终也会影响到每个企业和家庭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具体来说,如果中国的gdp增长潜力只是7%,而政策却人为地将增长推高到10-12%,那就必然要求向经济中注入过多的货币,从而导致通胀、资产泡沫、银行坏帐等恶果。由此而来的经济过热之后则是政策紧缩和经济大幅波动。从经济结构来看,如果增长超出潜力,在经济上行周期内会出现投资过度、能耗和污染大幅上升,随后的下行周期中又必然出现产能过剩。
打一个比方,一定年龄段内的孩子的体重增长是有自然规律的。如果非要他“快速成长,”迫使他超量进食,短期内会使他体重迅速增加,但此后会导致肥胖,最终不得不去看医生减肥。搞得不好甚至会影响其终身健康。再用开车做另外一个比方。汽车在“正常”时速下行驶是最省油(符合节能减排的要求)、最不容易损坏汽车的零部件(可持续的)、最不容易出事故(可减少危机的风险)。但是,如果超高速行驶,一时间固然风驰电掣,但驾驶同样距离的能耗反而会增加,机件损耗加大,故障率上升,车辆寿命缩短;更可怕的是,高速驾驶可能会导致车毁人亡。
所以,正确判断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制定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前提。误判经济增长潜力,就会人为的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结构失衡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而如果宏观(总量)政策失当,结构调整就必然面临“两难”。例如,当gdp增长达到12%时,经济规律表明能耗增长必然超过gdp增长,节能减排就自然成为空话。换句话说,结构优化的前提是宏观政策保证经济增长接近潜力、避免大大超过潜力。笔者认为,所谓科学发展,在宏观政策领域的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搞清楚中国的增长潜力到底是多少。
下文分析了将改变中国今后经济增长潜力的六大原因。前三个原因(包括出口、地产和城镇化)主要从需求角度来判断经济增长潜力的变化。此后两个原因(包括劳动力、生产率)从供给角度看增长潜力所受到的制约。最后一个原因(资金成本)则从供求两个方面影响增长潜力。
根据这六大原因,我的结论是,中国在今后十年的gdp增长潜力很可能只有7%(甚至低于7%),远低于过去十年(定义为1999到)10.1%的gdp平均增速。笔者因此建议决策层在下一个“五年”和“十年”发展规划中将gdp增长预期定在7%。另外,基于这个7%的gdp增长潜力和3%左右的通胀目标,我认为适度的货币和信贷的年增长速度应该是14%,而不是17-19%。过高的货币增长会再次导致通胀、资产泡沫和经济结构失衡。
原因之一:出口减速
过去,中国出口经历了年均23%的高速增长,贡献了约3个百分点的年均gdp增长。但是,这个阶段出口的高速增长反映了当时特殊的国际与国内背景,是今后无法复制的。
第一,中国加入wto,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的配额和关税大幅下降,这为中国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估计,在2002到之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其年均出口增长率提高了4个百分点。但到最近几年,中国入世对出口的推动作用已经逐步消失。
第二,发达国家(g3)在过去十年保持了年均2.8%的gdp快速增长。经过过去两年的金融危机,美、欧政府债台高筑导致财政政策被迫长期紧缩,增长潜力很可能从过去的2.8%左右下降到1.8%。根据历史上发达国家增长与中国出口的相关性,发达国家gdp增长减速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长就会减速7个百分点。
第三,过去10年,出口行业中农民工的年均工资增长只有5%,而今年多起罢工事件之后低端劳工工资大幅上升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果按人民币计价的工资增长达每年15%,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3%,则按美元计算的中国工资增长就达到每年18%。面对这样的成本增长速度,劳动密集型(如服装、制鞋、家具、电子零部件等)行业将很快失去竞争力,许多工厂将被迫搬到越南、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成本更低的国家。
基于上述理由,中国出口年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明显减速。笔者估计,今后10年中国年均出口增长很可能只有12%,为过去10年均增长率(23%)的一半左右。
原因之二:房地产需求减速
过去10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年增长率接近20%,是内需中最主要的一个增长来源。但是,房地产的这种高速需求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原因有三:第一、据不完全统计,房改之初,城镇家庭拥有住房的比率约为20-30%。10年之后,城镇家庭的住房拥有比率已经达到70-80%,高于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比率。第二、,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只有18平米,现在已经达到30平米,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鉴于这些变化,现有城镇居民对房地产的基本需求和改善型需求的增长速度将有显著下降。第三、下文将阐述,中国城镇化的高峰已经过去,由城镇化所带来的对房地产的需求也将减速。
基于上述原因,并根据与中国发展水平可比的其他国家的经验(这些国家过去10年住宅销售面积的年均增长在10%左右),笔者估计,今后10年内中国住宅销售面积的年均增长率很可能减速到10%,比过去10年的平均速度减低一半。
原因之三:城镇化速度放缓
社科院近日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0)》认为,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虽然仍处于快速推进时期,但是已经由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预计今后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将保持在0.8-1个百分点左右,很难出现“九五”、“十五”时期每年1.35-1.45个百分点的增幅。这与联合国开发人口署的计算基本吻合。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是,中国城镇化速度在“九五”期间已达到峰值,当时城镇化率平均每年上升1.4个百分点。未来10年此城镇化率的增幅将降为年均0.8个百分点。最近的一些实际数据也支持对这个趋势的判断。比如,根据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全省“农转非”数量从时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
城镇化速度放缓是人口结构老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下降、制造业已经大量向内地迁移等一系列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在此过程中,伴随城镇化的对投资与消费的需求,如建筑服务、建材、汽车、通信基础设施、餐饮、公用事业等,其增长也将相应减速。此外,过去数十年间城市快速膨胀过程中的负面效应也将愈加显现,例如污染、对自然环境的过度破坏、土地征用补偿不足、城市产业定位雷同等。例如,目前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100多个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cbd、大广场、度假村、欧化建筑等千城一面的投资建设短期内刺激了地方gdp,但随着城镇化速度放缓,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则不得不改变此类粗放型的规模增长,转向产业配置和城市宜居等精心规划设计,从而放弃部分经济增长速度而提高增长质量。
总体而言,城镇化速度从每年1.4个百分点降到0.8个百分点,将拉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而降低gdp增长的潜力。
原因之四:劳动力增速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从供给角度看,资本的.高速积累和技术进步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我国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同样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p的研究认为,在1983到间,人口红利因素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7%。
1980年至今,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婴儿潮和大规模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婴儿潮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退休年龄,农民工进城的转移速度也在下降。大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都预期中国劳动力人口将在前后达到顶峰,之后第一文库网将逐渐减少,因此人口红利因素对gdp的贡献将大幅减少。今后我国gdp的增长将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的积累。
根据社科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研究结论,中国人口红利在已经达到最高获利点,此后则老年人口负担逐步加重,并且呈累进式加重趋势。现实生活中,高考报名人数已经开始逐年下降,农民工中青年比例不断下降,使得初级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已经开始逆转,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水平正在迅速增长。
在企业层面,由于劳动力增长速度的下降甚至劳动力绝对供给水平的下降,工资增长的压力也必然上升。另外,上国民经济中的收入分配明显恶化导致的社会压力,将迫使政府将不得不大幅度、持续地提高最低工资,提高养老金的标准。劳力成本增长的加速会导致企业利润率的下降和生产的减速。虽然工资增长有利于促进消费和社会稳定,但我们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结果显示,工资增长对gdp的净影响是负的。
综上所述,劳动人口增速下降的趋势将在未来10年内将导致gdp增长潜力的下降。
原因之五: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下降
从供给面看经济增长的来源包括要素投入(劳动力、资本等)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过去,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达到年均3%左右。但这个生产率增长速度在今后也将难以持续。
今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4200美元,2年之后将超过5000美元。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明显低于5000美元时,由于产品、技术、管理水平明显落后与发达国家,简单复制其他国家的经验――即通过引进外来资本、人才和管理经验――就可以实现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但是,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之后,再靠简单“复制”获得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就会明显下降。我们通过分析典型国家和地区(如法国、韩国、台湾、日本、巴西)的经验发现,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后的十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比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的前十年下降一个百分点。
当然,不同的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之后经济增长的表现差异很大。在30年以前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左右的国家中,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大幅减速。过去30年,只有韩国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从“发展中”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例如韩国的人均gdp从5000美元(按美元不变价)翻了四倍,达到现在的20000美元。相反,许多拉美国家在30年以前与韩国的人均gdp相当,但在过去30年之内几乎原地踏步。比如,按不变价美元计算的巴西的人均gdp在1979年到20之间累计只增加了29%,这就是所谓的“拉美陷阱”。
这个陷阱的背后是自主创新能力和生产率增长的缺失。在达到人均5000美元的gdp水平之后,生产率提高的的主要推动力就必须从“拷贝”转向自主创新,而拉美没有做到。韩国过去30年间,人均专利注册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而同期巴西的人均专利注册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0.3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显然是巴西难以维持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
目前,中国的人均专利注册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0.6倍。这比巴西好一些,但远远低于韩过去30年的水平。除非中国能将自主创新能力成倍地提高,否则很难重现韩国在人均gdp在超过5000美元后所保持年均经济增长。相反,如果中国对知识产权不加大保护力度、自主创新受到抑制,“拉美陷阱”就可能是前车之鉴。
原因之六:利率将逐步提高,从而增加投资成本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按揭利率都呈现出严重的实际负利率。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实际利率也呈现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持续偏低的倾向。用过去10年的平均数据计算,中国的实际存款利率(名义存款利率减cpi同比增长率)在我们所比较的六个国家和地区中为最低(中国、美国、印度、英国、台湾、韩国)。中国的长期实际存款利率只有0.8%,而其他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接近2%。同时,中国的实际贷款利率(名义贷款利率与gdp平减指数年增长率之差)也在所比较的国家和地区中为最低。中国的长期实际贷款利率只有2%左右,而其他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则接近5%。
经济和金融理论的基本共识是,实际利率过低,表明资金成本相对投资回报率或产品、资产价格上涨的幅度过低,就会导致资产泡沫、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这一点已被国际实证研究所证明。我们用20多个国家过去20年的数据分析表明,实际利率与通胀率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表明抑制通胀要求提高实际利率。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实证研究均表明,实际利率过低,会导致和加剧通胀和地产泡沫;另外,负的实际利率会加剧通胀预期。因此,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则要求中国的实际利率水平上升。
另外,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将增加对消费和通胀的上行压力,从而迫使利率上升。人口老化也将降低储蓄率,从而推高利率。最后,随着资本帐户的逐步开放,中国的长期利率将开始出现与国际长期利率在一定程度上的趋同。目前中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仅为百分之3点多,远低于正常情况下美国国债长期利率5%左右的水平。
综上所述,长期来看,中国的利率水平应该也将会逐步提高,而利率的上升将推高投资成本,从而抑制投资增长和gdp增长的潜力。
长期gdp增长潜力为什么是7%?
上述六个原因对gdp增长潜力有多大影响?首先,我们用最简单直观的分析办法判断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出口减速和房地产增长减速――带来的影响。然后,我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来估算这些原因多gdp增长的总体影响。
出口减速将降低gdp增长潜力1.5个百分点:如前所述,出口增长减速很可能从过去10年年均23%下降到今后的12%,减速11个百分点。历史数据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出口增长减速7个百分点,中国gdp增长就会减速1个百分点。所以,出口减速1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gdp增长潜力下降约1.5个百分点。
地产需求增长减速将降低gdp增长潜力1.2个百分点:?如前文所述,中国房地产销售面积的增长率很可能从过去10年年均20%下降到今后的10%。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约为12%,假设地产需求与地产投资增长基本一致,则需求减速10个百分比就意味着gdp增长减速1.2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地产投资减速导致的产业联带效应,则对gdp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仅仅由于出口和地产需求减速这两个因素,就已经将中国的gdp增长潜力从10.1%降低了2.7个百分点至7.4%。城镇化的减速从需求面来看对gdp增长潜力还有额外的的负面影响。同时,劳动力的下降、生产率增长的减速、资金成本的上升等对gdp增长潜力还有来自供给方面的负影响。[2]?所以今后十年gdp增长的潜力很可能会降低到7%左右,在今后十年的后半部分增长潜力甚至可能低于7%。当然,保障性住房、新能源建设等政策可能提供一些新的支持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我们估计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和新能源方面的支出增长的加速基本上会被今后对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的减速所抵消。
我们的cge模型表明,gdp增长潜力会下降到7%:为了比较系统地量化上述因素对gdp增长的影响,我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来模拟五种冲击同时发生的情形。这样就可以将对需求和供给面的各种冲击在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内综合考虑。基本假设包括:与基准情形(即过去十年所经历的年均10.1%的gdp增长的经济环境)相比,今后十年的(1)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比基准下降1个百分点;(2)劳动力的年均增长速度比基准下降1.2个百分点;(3)居民对房地产的需求偏好变化,导致地产销售增长比基准下降约10个百分点;(4)在出口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国外对中国出口的年均需求增长下降12个百分点;(5)资金成本比基准提高1个百分点。上文提到的城镇化放缓的部分影响已经反映在房地产增长减速中,但城镇化减速带来的其他服务需求的减速则比较难量化,暂时没有在模型中处理。
在上述五种冲击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我们的模型显示,gdp年均增长率比基准情形约下降3.1个百分点,使得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到7%左右。结果与我们前文的判断基本吻合。
宏观政策含义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今后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是7%,而不是曾经经历过的10%。gdp增长如果降到7%,不意味着经济陷入萧条,而是进入了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的下降,只要能保持7%左右的gdp增长,就不会加剧失业和社会稳定的压力。
因此,不应该继续将8%作为今后的gdp增长的官方目标和增长的底线,更不应该将9-10%作为实际政策操作所追求的目标。如果增长潜力是7%,而一定要用刺激政策将增长提升到9%以上,这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繁荣,但会导致资产泡沫、通胀、坏帐和经济大起大落等长期成本,最终不可持续。笔者建议在“十二”规划中正式使用7%的增长目标。
笔者估计,今年三季度gdp环比增长会降到7%;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速度也很可降低到8%左右。但这些都仅仅表明经济回落到接近本身的潜力所在,并不说明经济需要新一轮政策刺激。
准确判断增长潜力对货币政策有重要意义。如果经济增长潜力是7%,年度cpi增长目标为3%,理想的名义gdp增长就是10%。按历史经验,m2和贷款增长幅度超过名义gdp增长3-4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在今后几年,m2和贷款增长的最优速度应该是14%,而非17-19%。从更长期看,在中国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几年以后m2的增长速度恐怕只需要高于名义gdp增长2-3个百分点,届时12-13%的m2和贷款增速就足够了。
如果政府确实担心gdp下行到7%时将导致社会不稳定,对策应该是加大社保支出,而非政府主导的投资、货币扩张和重新启动地产泡沫。
注:
[2]注意,来自需求和这些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不能简单叠加。比如,如果需求下降3%,而相应的供给同时下降3%,则对经济的影响就是3%,而非6%。在本文研究的六个因素中,出口、地产、城镇化基本属于需求面因素,劳动力、生产率基本属于供给面因素,资金成本则同时影响供需两个方面。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论文篇十六
不同资源的生产力不一样,譬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就点明了科学技术在实现经济增长中的首要性。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分布差异较大,资源禀赋状况有着巨大差别。譬如对于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省市,劳动力资源的机会成本就小,而对于劳动力是稀缺资源的省市,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就大。由此来看,不同的省市,由于资源禀赋的不同,必然存在着如何有效使用资源的问题,不同的省市,对应着不同的发展战略规划。
笔者不久前使用聚类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资源禀赋情况,从而可以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探讨不同省市的.经济增长路径。
我们在制定长远发展规划时,可持续发展都是基于基期的资源禀赋状况、现有的要素结构比例不变的前提。换句话说,如果现有的要素结构比例是最佳的,那么长期来看,经济发展以后,要素结构比例还处于最佳状态(当然包括技术进步在内,可能改善现有的要素结构比例)。
而对于不同的要素结构比例,经济发展遵循的是“漏斗原理”,经济发展的潜力较大程度上受制于一个省市要素最为稀缺的因素。可喜的是,一个省市可以通过“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获得所需的要素。可以想象,对内、对外开放程度十分低下,而大多数要素又处于严重稀缺状态的省市,经济是很难取得高速增长的。
对全国各省市资源禀赋的分析范围涉及到了几乎所有的要素,它们分别是:土地存量、水资源、劳动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市场化程度、开放度等几个方面。
尽管各省市的资源禀赋存在很大差距,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利用软件将资源禀赋亲疏程度相差不大的省市归并到一类,结果表明,所有省市可以具体分成7类。
从数据分析来看,广东属于第一类省市,市场化程度、外贸依存度、对外投资比率和固定资本份额指标排名全国第一。这表明广东省在全国属于开放程度最高,资本投资最为充裕的省市。广东省劳动力份额排列全国第四位,不过劳动力素质不高,逊于北京、上海、天津。劳动力成本很高,排列全国第三位,劳动力生产率也次于北京、上海、天津。耕地面积排在全国后列。水资源指标稍强一点,排在全国中游水平。
第二类省市是北京、上海、天津。它们共同的特征是多项指标排在全国第2、3、4位。如外贸依存度、劳动力成本等。尽管三市的劳动力资源并非丰富,但其人力资本(知识含量)是全国最佳的,分列前三位,劳动力素质高,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劳动生产率遥遥领先其他省市,上海的劳动生产率甚至达到广东的2.5倍。但是上海的劳动力成本也是全国最高,北京次之。三市的耕地面积、水资源是全国最为稀缺的,位列倒数前三位。三市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北京、天津、上海分列第12、7、6位。
第三类省市包括江苏、浙江和山东三省。它们也有多项指标排在全国第2、3、4位。如市场化程度、固定资本份额,仅次于广东省。从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指标可以看出,这类省市是比较外向型的省市。劳动力资源较丰富,不过素质不高,全员劳动生产率处于中游水平。
第四类省市包括海南、辽宁和福建省。除了在市场化程度、固定资本份额、劳动力份额、水资源存在一定差距以外,这类省市和第三类比较类似。
第五类包括山西、陕西、吉林、黑龙江、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八省(自治区)。市场化开放程度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劳动力资源不算丰富,土地资源非常丰富。
第六类包括湖南、四川、河南、江西、广西、河北、湖北、安徽、重庆等九省市。市场化开放程度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劳动力资源较丰富,水资源非常丰富。
第七类包括贵州、云南、青海。三省的资源禀赋情况非常差。绝大多数指标排列全国倒数前几位,如人力资本(知识含量)、市场化程度、外贸依存度、固定资本份额、劳动生产率等等。不过三省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在全国是最丰富的。省市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了各省市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不同。对于上述不同类型的省市,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产业参与国际分工才是合适的呢?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得根据以上所作的统计分析,对各类省市的资源禀赋特征加以归纳。
1、广东省土地稀缺,不适宜发展土地密集型产业。而劳动力丰富,对外开放程度高,因此可以发展加工贸易,以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资本份额最高,可以充分发挥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
2、北京、上海、天津的土地、水资源禀赋处于全国最低水平。不过市场开放,劳动力素质高,加上资本充裕,应该优先发展资本要素与人力资本相对密集的、高附加值制造业与服务业。
3、第三类和第四类省市具有很多的相似点,我们合并分析之。对于六大省市,共同的明显特征,对内、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尤其是外资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江苏、浙江、山东省固定资本投资份额在全国位居前列,可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海南、福建和辽宁省可以凭借港口经济,优先发展发展加工贸易,建设外向型经济大省。加工贸易是一种以“资源换资源”的贸易方式。在发挥地方劳动力资源优势,赚取加工费的同时,加工贸易还带来了我国稀缺的资源和技术。20xx年,辽宁省外贸依存度达到33%,海南省外贸依存度为26%,均远远低于同年全国50%的水平,福建省外贸依存度与全国水平持平。
4、对于山西、陕西、吉林、黑龙江、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八省(自治区)来说,市场化开放程度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劳动力资源不算丰富,土地资源非常丰富。发展土地密集型产品,必须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可以考虑加大绿色有机食品的生产。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转基因食品发展迅速,逐渐被很多国家接受。同时绿色有机食品对人类的生命和健康有百益无一害,备受欢迎,因此目前我们应该加大绿色有机食品的生产和宣传。东北老工业基地、新疆、甘肃、宁夏等地有机肥料多,气候多样性,再加上传统的栽培技术,可以在绿色有机食品方面大显身手。而这一点,恰恰是美国、加拿大等大国的弱项。
5、对于第六类省市来说,数字分析表明其适宜发展土地密集型产业。这一点在第七类省市上也有所体现。三省属于资源严重失调,仅有自然资源禀赋较高,经济增长所需的其他资源十分短缺。
根据我们的分析,尽管很多省市均适合发展制造业,但是各省市的实力差距很大,这也决定了各省市地方政府在促进制造业发展的举措应该存在差异性。
(1)工业劳动生产率存在很大差距。
样本省市中,只有上海、北京、江苏、黑龙江、云南五省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三资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从企业主体来看,20xx年北京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77711元/人.年,而上海为140271,高出北京市近80%。同期两市三资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相差无几,北京市为123860,而上海为123303元/人.年。
我们认为,信息制造业也应该是北京、上海市重点发展的产业。信息制造业作为目前世界的主导产业,它所需要的资源投入与北京、上海当前的禀赋比较吻合,从而能够充分发挥两市的比较优势。当前世界信息产业的分工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研发、制造都开始向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国家转移。在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之下,北京、上海应该抓住机遇,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禀赋,尽快发展成为中国信息产业制造业的一个主要中心,为中国有朝一日成为世界信息产业技术开发中心而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
产率的量化公式,提高生产率本质上是效率问题,最为关键的就是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改善教育体系,增加人力资本的知识、技能存量。(2)非公经济的贡献率存在差距。
对可获得数据(广东、东北三省等10省市数据不可得)进行分析,浙江比例最高,达到60%,绝大多数省市处在40-50%之间,值得一提的是,20xx年,上海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8%,甚至低于贵州水平。云南和青海两省比例最低。
数据表明,天津、上海、广东等省市较高的对外开放度不但与贸易有关,而且也与外国直接投资有关。相对而言,对于北京、浙江来说,应该进一步发挥外商投资企业的作用,加快落实优化发展环境的工作,扩大外来资金的带动作用。
(3)不能依赖单一的资源禀赋。
上面我们分析的是各省市优先发展其资源禀赋密集的产业,从而可以发挥本省市的比较优势,不过我们认为,仅仅发挥静态的比较优势是不够的,还需要创造动态的竞争优势,否则就是步入“比较优势陷阱”。譬如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认为第五、六类省市应该发挥土地密集的比较优势,然而现状并不像我们预期中的那样。20xx年排在我国农产品出口前十位的省市中,其中有一半的省市耕地面积位列全国末十位。
之所以出现上面的结论,主要是因为如下原因:前面的分析过程暗含着如下一个前提假设:各种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等同的。而实际上,科技的进步和发明使自然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禀赋在国际分工中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经济增长是多种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取决于要素结构比例。譬如东北农民可以发挥耕地资源较多的比较优势,生产需要密集投入耕地的大宗农产品,山东、福建农民则可以生产需要耕地投入较少的蔬菜水果和水产品,因为山东、福建可以依靠其他资源进行替代贫乏的土地资源,从而弥补农业生产的劣势。另外不同的发展阶段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亦不一样。譬如北京市经济发展阶段靠前,对土地资源的依赖程度减小,相反凭借其突出的技术优势,在农产品上具有竞争优势,成为农产品出口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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