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不仅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热爱、一种追求更高境界的心灵寄托。结合自身的经验和体会，把握总结的重点和关键，突出重要信息。以下是小编为你准备的总结范文，希望对你的写作有所帮助。
发展的毛概论文篇一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发展问题一直产生错误的理解，把单纯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等同于社会发展。正体现了“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就是燃烧，燃烧的是资源，留下的是污染，产生的是gdp。[1]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发展应该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包括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包括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是由于这种错误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生作用，不仅造成了经济的畸形发展，也造成了人的畸形发展。
人类历史，其实是一部在痛苦代价的反思中，在与自然、社会的斗争中，在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原始社会，人们为了满足食物的需要，冒着生命危险猎杀动物，致使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奴隶和农民，受奴隶主和封建地主的剥削，付出的很多，收获的却很少。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但工人阶级永远也摆脱不了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主义国家，既注重经济的发展，同时又注重人的发展。但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们认识程度的限制，在发展过程中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人类自身的局限性，任何社会的发展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科学的发展理念不是对代价的盲目否定，也不是对代价的盲目肯定；不是对“零代价发展”的空想，也不是对不必要的代价付出漠不关心。社会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人们与复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斗争的结果，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在实践中逐步提升并运用于实践的结果。正如佩鲁在《新发展观》中所说“发展发生于各种活动和相反活动的过程中，发生于人类行为者彼此冲突的评价中。”[2]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告诉我们一个最普遍的道理，那就是发展总意味着代价的付出。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无限攫取和滥用，导致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另一方面，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人的发展被不同程度地忽视。现代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人文价值荡然无存”的现象。结果是“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造成物质富有、精神匮乏的畸形发展。
二、正确处理社会发展的代价与人的发展关系。
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条件。同时，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内在核心和价值取向，人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后，又会促进社会的发展。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不能把它们完全割裂和对立起来。在社会发展付出代价的同时，人的发展也付出了代价。
资本主义生产的高速发展是以高污染的资源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工业发展阶段，大量排放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造成全球气候变暖，许多海洋生物死亡，同时给人造成呼吸系统感染等疾病，影响人类的健康发展。资本主义在其高速发展阶段产生了许多致癌物质。比如室内的装修材料，像壁纸、油漆地板等有的就含有许多有毒、有害物质，一旦室内有毒、有害物质超过一定的浓度时，人就会感到不适，头晕、头痛、恶心、呕吐、全身无力，有的甚至会导致失去记忆，引起各种疾病。据有关资料显示，全世界人口中，室内空气污染占一半左右，现已造成35.7%的呼吸系统疾病，22%的慢性肺病，15%的气管炎、支气管炎、肺癌等。[4]种种历史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人的发展为代价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社会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资本主义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国家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各种约束机制，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在全社会动员、宣传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现阶段，我国正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建设节能环保型社会，既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发展。
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创始人的一贯主张，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最终目的。马克思创始人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人的发展的价值目标。鼓励人们推翻那些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使人类得到最终彻底地解放。实践证明，只有摆脱剥削阶级社会的统治，人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无论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得到怎样的提高和改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性质没有发生改变，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历史命运不会改变，所以“以人为中心”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是一句空话。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只能是一种口号而已，是麻醉工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实现资本利润最大化的思想武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想法。他认为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是一种状态的两种表现。还对人的发展做出了科学的预测，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到那时，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人的活动已经超越了生存的需要，人们也摆脱了社会分工的限制，成为一种自由自觉地活动，成为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需要。我国在经济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倡导“尊重人、理解人”的思想，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每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同时又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全面提高社会主体的素质，对人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历史的局限性和个人自身的局限性尤其是认识水平的局限性，在实践中容易造成代价的更大付出，影响社会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行为主体在做历史选择和实践时，必须站在全局的立场，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做法。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的发展必须在社会有机体整体发展中才能最终实现。正体现了“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忽视资源环境保护，经济建设是难以搞上去的，即使一时搞上去了最终也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6]，必须把经济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放在社会整体发展的大背景下，才能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人在做历史选择时，还要自觉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所说“大自然虽然是极其富有而又慷慨的，但是它也是脆弱的，是精细地平衡的。自然界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如果超越这些界限，自然系统的基本完整性就受到威胁。今天，我们已经接近许多这样的界限，我们必须重视危及地球上生命生存的危险性。”[7]，这充分说明，人的历史选择不能随心所欲，要做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整理。
【参考文献】。
[1]周生贤。全面落实新时期环保工作的部署，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环境保护，2007.2：9.
[2]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2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267.
[4]石碧清，刘湘。室内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与保护对策。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6：48~51.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94.
[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84.
[7]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
发展的毛概论文篇二
科学发展观对各部门的工作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作为档案馆档案管理工作来说，实施科学发展观，就是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全面落实全面发展观、协调发展观，以及可持续发展观。档案工作的开展，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对档案管理工作进行改革与创新，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基础，推动档案管理工作的科学发展、快速发展。
在一切管理工作中，档案管理的重要性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搞好档案管理工作，可以促进其他管理工作效率的提高。档案管理工作可以保持历史信息的真实性，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全面有效地做好档案管理工作，可以更科学地评价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业绩和管理水平，为其他管理工作提供信息依据。众所周知，档案记录了组织的发展史，通过档案信息可以得知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通过研读相关档案信息，可以了解组织的发展历史，以及所取得的业绩，判断未来的发展趋势，对于组织发展提供重要资料。也就是说，通过做好档案管理工作，为组织提供优质信息资源，可以让管理者依据信息总结经验，在实际工作中扬长避短，为今后的建设发展提供导向。并且还可以为社会、组织提供有效的公共信息，更好地为组织的决策提供重要信息支撑。档案管理工作是组织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与组织的其他工作相协调，对于组织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档案管理最基本的职能就是对过往的信息进行记录与管理，由于人们对以往信息的重视程度不够，对其重要作用缺乏足够认识，因此档案管理工作在组织当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组织整个管理工作中通过被冷落，不被关心，处于边缘化的处境。由于在组织管理工作中得不到重视，也使从事档案管理的人员产生了对自身工作缺乏重视的问题。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往往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一是对档案管理工作的忽视，工作开展得不及时，对于应该对哪些档案归档，哪些档案不需要归档，这些管理行为缺少相应制度的规范，因此便出现了组织各部门对于信息载体不能及时交接、流转，失挡、错档、误档、错档等现象时有发生；二是缺乏新理念的指引，部分管理者不注重学习，对于新介质的档案不能采取合理的管理方法，在档案管理的形式上、思想上不能跟上时代的要求，更没有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致使在管理中错误百出，甚至由于档案管理的错误影响到管理高层的决策的正确性。
3.1更新观念，创新工作模式
档案管理工作范围是相当广泛的，需要对各行业的重要信息进行搜集与整理，这些信息对于行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今人们对档案信息需求越来越高，档案管理人员需要认识到时代发展的要求，更新观念，树立科学发展观，使档案管理从传统的封闭状态向开放状态转变。贯彻科学发展观，并将其贯穿于档案管理工作的整个过程，从而实现档案管理的规范化、程序化、有效化。在此基础上，树立现代化档案管理意识，使档案管理实现网络信息化、网络化、社会化。在档案管理中，要运用新的理念，采取新的信息技术手段，创新档案管理高效模式。当前时代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社会，只有创新才能促进管理工作的发展，提高档案管理的智能化和开放水平。此外，档案管理人员要切实强化发展意识，探索信息技术环境下档案管理的新途径、新技能、新方法，不断提高档案管理水平，进一步拓展档案发展的领域与空间。
3.2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
档案管理的重要目的就是为社会及个人提供有效信息，提高档案信息资源的有效性，为推动社会发展提供信息保障。这也说明档案管理工作是一项服务性工作，所以需要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为本是对科学发展观理论的重要体现，需要档案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密切协作，使档案管理工作为社会各部门及相关人员提供服务信息。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与途径，档案管理工作中特别要注重贯彻这一理念，把人的管理作为档案管理的出发点与立足点，最重要的是把档案管理的目标定位在满足人的需要上，以这个为核心做好档案管理工作，更好地体现出档案管理工作的人性化特点，推动档案管理事业的不断发展。
3.3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社会的到来，人们对档案信息的要求不断提高，所以档案管理人员要做到理念上创新、技术上进步，充分利用信息环境给档案管理带来的更广阔的空间，促进档案管理工作的协调与持续发展。所谓档案管理工作的协调发展，就是要求无论在管理理念与管理技术等方面都要有全面进步，而不要出现只局限于某一方面发展的不均衡。目前档案管理中出现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档案管理中实现了现代化的硬件建设，出现了现代化的管理技术，但是现代化的技术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有一些还处于沉睡状态。主要原因是档案管理部门与领导对于档案管理工作还缺乏关注，档案管理理念还处于传统状态，跟不上当前技术的发展需求与档案现代化要求。另外档案管理的观念与技术没有及时跟进，思想意识与技术离现代化的操作要求还存在差距。档案工作的可持续性发展是档案管理工作中的重点。因此档案管理工作要有科学而长远的规划，才能促进档案管理工作的稳定与持续发展。所以在对档案管理进行规划时，要根据科学的管理理论，进行档案工作的短期与长期规划，不但要有短期目标，还需要有长期目标，着眼于长期目标的实现做好工作，实现短期目标，促进档案管理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3.4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社会服务能力
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有效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社会服务能力。要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重视人的发展，档案管理者要掌握信息管理基础理论，树立科学的市场经济观念，提高价值观念、法制观念与大局观念，进一步拓展档案服务领域，加快档案信息市场化的进程，加速档案管理社会化步伐。二是学习新技术管理手段。通过运用各种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提高档案的检索水平，促进档案信息系统的网络连接，掌握档案信息网络化管理技能，促使档案管理系统综合能力的全面提高。三是要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服务能力，档案信息源于社会活动，又通过档案信息进行规范管理，档案管理人员必须对管理模式进行创新，进一步拓展档案服务范围，为社会提供有效的信息。四是要改变传统的服务状态，由传统的被动式服务，转变为主动式。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不断推进档案的主动式服务进程，根据社会与部门的信息需求，主动推送档案服务信息，提高服务质量。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可以有效推动档案管理工作的不断发展，要充分突出以人为本的原则，更快速地实现档案管理的学科化、现代化，推动档案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的毛概论文篇三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其对于我国企业的管理具有指导性意义。文章从推进企业管理创新的核心、科学发展观引领食品企业管理创新途径、顺应时代发展企业管理创新的重点3个方面论述了科学发展观在企业管理创新中的指导性意义，以期为企业管理提供一定的参考。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也是推进企业管理创新的核心。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将管理的主体放在人身上，要顾及人员知识、技术和实践能力等多方面全面发展的需求，培养人员的能力，力求管理效率最大化的一种管理模式。企业管理中的以人为本思想的实质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将人与企业紧密联系起来，力求满足员工发展的各种需求，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以及科技发展趋势的高效率、人性化的管理理论。 企业管理中以人为本理念是生存发展的动力。在现代日新月异的科技的发展潮流中，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企业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满足人的自我实现、尊重需要、社会需要等多方面的需要，激发人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贯彻好企业管理中的人文关怀，尽可能肯定人的一些创造性想法，让人员体会到自己的价值，设立一种科学并且行之有效的选拔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能，转化成企业生存发展乃至竞争的源动力。 企业管理中以人为本理念是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现如今的经济发展潮流中，知识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资源。知识更新的落后也就意味着生产效率的降低，这势必会大大的降低企业的竞争力。企业必须率先引进国际上领先的知识技术，培养和尊重知识型员工，利用知识指导行动，才能避免落后被动的局面[1,2]。
2.1以市场为导向，采取有效方法解决企业营销管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发展潮流不断变更，企业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竞争压力，企业的运行管理存在着许多问题，市场管理便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首先企业忽视了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企业注重产品的包装和宣传，但很多时候缺乏对消费者的需求调查，导致企业的产品并不一定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其次企业缺乏市场的管理意识，企业营销市场的管理关系到企业的正常运营，但许多中小型企业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使得企业迟滞不前，难以得到发展。再者有些企业缺乏市场管理目标，缺乏市场管理目标，必然会导致市场管理的盲目性，进而导致产品滞销等一系列问题，致使企业陷入困境。 在企业的营销管理中，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应对这些问题。首先企业应当加强对市场的需求调查，企业应当采取市场调研等一系列相应的办法调查消费者最真实的需要情况，尊重消费者的需求，引导消费者合理消费，赢得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掌握好市场变更的主流方向。其次应改善企业的市场营销手段，落后的营销手段将被市场淘汰，先进的、领先的营销手段能够更好的突出产品的实用价值，促进消费者对于产品的理解，以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再者企业应当明确市场管理目标，企业应当了解市场环境，设立适当的市场管理目标，营销人员也要设立适当的营销额度，以促进工作积极性进而使企业达到预期的目标[3]。
2.2坚持可持续发展，大力开展“绿色gdp”时代企业管理创新建设
“绿色gdp”的概念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被经济学家提出，也称可持续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目前“绿色gdp”的概念还没有深入到企业的管理中，因此环境问题层出不穷。 首先，自然资源有限，但是人的需求无限。时代在发展，企业的数量在增加，有限的资源难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自然资源消耗量急剧增大，人的生存发展受到了威胁。 其次，自然环境破坏严重。近年来土地沙漠化的面积不断扩大、水污染污染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森林面积不断减小，这些现象对人类来说是一种预警，人的生存发展受到了威胁。 在企业管理的过程中，应力求减少资源的消耗量，减少污染的排放量，向着“零排放”的目标前进，实现绿色生产经营，企业乃至社会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4]。
2.3加强技术创新管理，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世界经贸一体化的进程加快，如何保持国际上的技术领先地位是困扰着我国企业的一大难题。因此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显得尤为重要。我国的企业管理存在着缺乏技术创新精神、创新人才短缺、资金管理不善、信息化程度低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创新管理。 针对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存在的问题，为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出了以下措施。首先，企业领导必须要塑造企业精神。企业领导要不断学习创新知识，践行技术创新精神，起带头作用；企业要塑造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有利于创新的工作环境，良好的工作环境有利于激发员工的潜能；企业要塑造独特的企业文化贯彻企业的价值观，使员工向着共同的目的前进。 其次，企业要注重引进高素质人才，提高员工素质。企业应当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来求职，壮大企业人才队伍；加强人才培训，通过聘请高素质专业人才进行集中授课，或与高等院校进行合作交流以提高员工素质，并建立定期考核制度。 再者，企业应该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企业应该配备法律方面专业人才，避免侵犯知识产权带来的高额赔偿，建立数据库系统，避免重复开发造成资源浪费。 最后，应当加强资金管理。保证企业资金储备充足，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健全财务管理机构，加大对关键性技术的资金投入，确保企业资金流动正常[5]。
2.4加强财务管理，培养高素质财务人员
目前，企业内外部竞争日益激烈，资金的流动关系到企业的正常运行，因此，专业高效的财务管理是企业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以及健康快速发展的必要保障。但是目前许多企业财务管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首先，企业财务管理缺乏明确的管理目标。部分企业注重企业盈利而没有建立明确的管理目标，使得财务管理没有发挥出真正的效果。 其次，财务管理手段落后。在信息化十分普及的今天，还有一些企业没真正将信息化技术应用于财务管理，使得财务管理的准确性降低，财务管理水平下降。 再者，财务管理风险控制不足。有些企业在投资时过于看重经济效益，缺乏安全评估，而忽略了其中的风险，盲目投资必然留下一定隐患。 最后，财务管理人员素质不高。一些企业中的财务人员的原专业并不是财务专业，并且，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一些管理专员的能力水平也难以适应。这就造成了财务管理中的专业性、系统性的不足，致使财务管理容易出现纰漏。 为了改善企业财务管理状况，企业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首先企业应当树立科学的财务管理观念。企业应当将科学的管理观念落实到日常的财务管理工作当中，树立精益求精的工作氛围，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使财务管理各事项规范化、标准化。 其次应该建立完善的企业财务管理体系。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现状，整合财务数据，设置奖惩机制以及监督机制，完善企业财务管理体系。 再者企业应当完善创新财务管理手段。应该详细分析企业的现状和发展水平，采用适合企业经营体系的财务管理系统，并不断完善和升级，同时引进国际上先进的财务管理系统和软件，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效率。 企业还应该做好财务管理风险的预防措施，且做好财务风险预案，进而有效的预防财务风险的发生。 最后企业要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的素质水平，引进高素质财务管理人才，定期做好财务知识培训，扩大财务人员的知识层面，设置考核制度，提高财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6]。
2.5以积极态度对待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在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该回报员工的辛勤工作，定期发放员工工资、补贴，做好企业餐补、员工体检、法定节假日、五险一金、医疗保障等员工福利，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 企业也应该投身公益事业，帮扶弱势群体、帮助困难学生、帮助孤寡老人、支扶贫困山区，加大对公益事业的投入，以积极的态度回馈社会[7]。
3.1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实施精细化管理
信息化时代给人们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同样信息化在企业管理创新方面也有重要的影响，企业应当将信息化运用于企业管理中，提高企业管理效率。 首先，应当优化企业信息化建设系统。从实际情况出发，统筹整合信息化组织工作，有针对性的实施集成化管理策略，加强管理工作的宣传，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企业信息化建设系统的构建与完善。 其次，升级企业管理信息化建设子系统功能。企业应该通过更加高效准确的措施对子系统进行升级，形成一套科学有效的监控系统，确保信息化管理的准确性。 再者，企业应该加强企业管理信息化建设软件研发。企业应该对企业运行进行深度的分析建设一套适合企业体系的企业管理软件体系，确保信息化在企业管理中发挥出其独特的优势[8]。
3.2培养全球化思维方式，推进跨国企业文化管理战略
企业应当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大胆创新，借鉴外国企业成功的经验，学习外国企业的文化并作进一步比较，发现企业文化之间的差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整合运用到实际管理工作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巩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促进企业的不断发展[9]。
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间的竞争愈发激烈。企业应当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市场的导向作用、坚持可持续发展，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加强财务管理，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社会，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借鉴国外先进管理战略，才能更好的促进企业的健康、高速发展。
[3]包洋帆。论企业市场营销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j]。全国商情，20xx(33):3-4.
[6]邱建飞。如何加强新形势下的企业财务管理[j]。财会学习，20xx(02):74.
发展的毛概论文篇四
论文摘要：在当前普通高校继续教育迅猛发展的同时，在质量监控体系、分配方案、创新能力和管理者素质等方面依然存在一些不足。究其主观原因，管理队伍的战略决策能力、服务创新能力和学习适应能力还不能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因此，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不断强化管理，盘活资源，增强市场意识，推进文化内涵建设，才能增强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竞争力、生产力、生命力和凝聚力。
论文关键词：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科学发展
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经过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形成了完善高效的教学管理体系，灵活多样的联合办学模式，充满活力的独特办学团队和集成人高等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远程教育和自学考试于一体的立体化继续教育体系，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终身教育培训网络覆盖城乡，办学实力显著增强，为国家尤其是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可靠的人才和知识支撑。
看到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迅猛发展，作为继续教育工作者竟然感到诸多不安。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在发展实践中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缺乏一套相对科学的评价体系和监控方法来规范合作办学机构(单位）的办学行为
普通高校继续教育校内外合作办学机构（单位）分布广泛，办学形式复杂多样，办学条件良莠不齐，加上利益驱动，对办学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关系处理认识不够到位，往往为了办学规模、追求效益牺牲了教学质量。尽管各高校加强了对考风考纪的规范与整改乃至整个教学过程的管理与评估，但难以形成有效的监控机制。对长年招生业绩不佳的合作办学机构（单位）清理力度不彻底，对校内外办学机构（单位）招生、收费、教学管理和监督，以及各类办学协议合同依然不够规范。
（二）缺乏一套相对合理、更加灵活、更具市场吸引力的分配方案
继续教育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招生形势日益严峻，很多高校的分配比例（特别是非学历教育培训分配方式）与国内办学机构相比难以形成竞争优势，在实际办学中难以调动各办学机构（单位）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尤其是某些有一定市场前景但目前需要扶持的教育项目，当前的校院分配比例很难有效拓展办学空间。
（三）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办学自主品牌项目
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办学的成本意识和经营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开拓创新的魄力和能力尚待增强；学历教育的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还存在结构性矛盾，专业数量偏多，与市场的实际需求和成人的学习特点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各高校非学历教育培训的整体办学思路已经明确，但缺乏有效的项目策划和市场开拓能力；合作项目和合作机会犹存，但缺乏高端自主品牌，学校增值空间不大。
（四）管理队伍素质参差不齐，“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的风气不够浓厚
普通高校继续教育业务差异较大，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部分管理部门之间各自为政，未能形成有效合力；部分管理人员做事不讲效率，不计成本，贪图享受，讲究排场。有些管理人员以个人为中心，拉帮结派，不愿沟通，对真正干事的人员进行无端猜疑和攻击，破坏和影响同事之间的团结和工作积极性。有些管理人员大局意识淡薄，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比较武断，缺乏一定的客观分析研判能力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政策理论水平和实践操作能力有待提高。
以上问题的产生和存在，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办丽的因素，从客观上讲，继续教育面临的整个彤势都与过去完全不同，办学面临的挑战、矛盾、环境和问题自然不同。从主观上讲，管理队伍在助推普通高校继续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思想认识上，在驾驭全局的能力和水平上，在办学管理的作风、方式和方法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和不足。
管理的重要工作就是决策。有的管理成员大局意识和政治敏感性还不够强，政策理论水平尚存差距，面对复杂问题、矛盾比较集中的问题和涉及普通高校继续教育长远利益的问题，缺乏一定的凋研、成熟的思考和客观的研判，决策上往往缺乏客观性、系统性、连续性和稳定性，难以做到未雨绸缪，无形之中造成管理上的低效率和高成本。
部分管理成员还没有转变观念，没有将手中掌握的资源真正用来服务各办学机构（单位），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一定的官本位思想。对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事财务、招生考试、办学站点设置等敏感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畏难情绪，在工作中过于求稳，过多地考虑个人因素，缺乏开拓创新的激情和攻坚克难的勇气。在对待有些事情上缺乏透明度和公信度，群众观念和服务意识不强，对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长远持续发展缺乏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有时管理成员陷于具体事务，理论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还不够；管理成员集中学习、静下心来思考普通高校继续教育改革和未来发展还比较欠缺。有时同于长期工作在学校部门，喜欢用经验和习惯办事，工作方式过于简单，缺乏一定的市场敏锐性和战略经营意识，难以形成“跳出继续教育思考继续教育”的工作思维。面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不同的声音，在以开放的意识和态度、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凝聚教职员工的力量和智慧方面，做得还不够。
2、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调整和深化继续教育办学指导思想，办学模式和发展模式主动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继续教育是一种贴近市场、贴近现实的特殊教育形式。管理者必须紧紧地把握市场的脉搏，以“顺应市场谋发展”的理念和战略，进一步思考“办什么样的继续教育和怎样办继续教育”这一根本性问题。普通高校继续教育要进一步探索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更加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办学机制，不断增强高校通过继续教育服务社会的影响力、辐射力和吸引力。在维护学校品牌、遵循继续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融合行业企业，坚持市场细分，不断创新办学模式和发展模式，适时调整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培训的专业课程设置，科学制订和修订教学培训计划，教学管理过程凸显继续教育的特色和成人的学习特点，充分适应目前各类教育对象的教育需求及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着力把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建设成为融继续教育项目策划、课程设计、市场拓展、教学培训、政策咨询、理论研究、人力资源（教师库、学员信息）推介于一体的教育品牌。
3、抢抓机遇，开拓创新，依然把艰苦创业当作是当前继续教育各项工作的第一主题。继续教育的发展规律要求继续教育管理者需要企业家的勇气和教育家的智慧。既要有加快发展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更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管理中一定要树立主动出击的意识，以敏锐的市场眼光，及时地捕捉市场机遇，培育现有市场，抢占新兴市场，开拓潜在市场，扩大我们的办学领域。树立大教育、大培训观念，以条件定发展向以需求定发展，稳步发展学历教育，多元化开拓市场项目，把非学历教育培训作为学院办学新的增长点，创新办学思路，盘活学校现有资源，把学校教育和其他教育办活、办实、办好。
4、坚持“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的办学原则，加强规范管理，注重内涵建设，确保把办学质量看做是推动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科学发展的生命线。普通高校继续教育职能部门承担学校成人高等教育、网络教育、自学考试、非学历继续教育管理和教学工作，办学形式复杂多样，办学单位分布广泛，办学条件参差不齐，亟须建立和健全规范、科学、合理和有效的各项办学制度，不断加强办学环节的监控与管理，面对数量和质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矛盾时，坚持既要做大规模，也要规范管理，注重内涵建设，实现继续教育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协调发展，决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为了一时利益牺牲学校品牌。
1、强化管理，塑造品牌，提高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竞争力。品牌是现代继续教育最具核心竞争力的无形资产，也是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和参与市场竞争的必由之路。积极推进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品牌建设，是增强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竞争实力、全面推进新一轮科学发展的迫切要求。一要创新思路，精心培育具有市场前景、高校特色、增值价值的继续教育核心品牌。强化“大教育、大培训”理念，深入分析外在需求，认真挖掘内在优势，突出学校的学科、人才等综合优势，突出行业企业特点，突出社会市场需求，打造能充分体现普通高校继续教育核心价值、与地方经济社会紧密相关，层次高、专业强、受欢迎的一流精品项目品牌。二要树立“管理增效益，质量塑品牌”的理念，以良好的信誉维护高校品牌。以严肃考风考纪为突破口，不断完善教学过程管理制度和相关操作规程，不断强化各种服务功能，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管理水平，切实保障和维护好高校品牌。创新机制体制，制定和完善奖惩制度，不断增强学校内部的创新活力和发展潜力，推动品牌项目走向市场。三要多渠道加强宣传，扩大继续教育品牌效应。充分利用学校校友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增强社会各界对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关注。发挥网络、报刊等媒体的力量，及时传播学校招生、培训、新闻动态等重要信息，提高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在各行各业的影响力，全面推动学校的新发展。
2、盘活资源，加强合作，提升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生产力。进一步融合普通高校现有教育教学资源，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继续走好网络教育与成人高等教育融合、自学考试与高职高专院校相沟通等办学新路子，开展多样化、多层次、多方位的办学形式，拓展办学空间，加速继续教育的新发展。全面加强和推进与社会的合作、与政府的互动、与行业协会的互惠沟通，必须“联合起来，走共同经营发展之路”，实现社会、政府、社团、学校四者之间的互动交流。不仅要加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合作，也要与中西部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合作，广泛联系政府、企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等社团组织，通过人才培养、培训，不断开拓服务领域和合作空间。努力争取国际合作项目，推动与国外知名大学的项目合作，提升国际交流的规模和层次。积极发展与继续教育内部同行的相互合作，实现资源共享，求得共同发展。加强与校内外相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共同开拓办学空间和建立办学新品牌，做大教育培训市场。
3、增强市场意识，走特色经营之路，保持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生命力。特色就是生产力，特色就是竞争力，特色就是生命力。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特色就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调整和深化办学指导思想，办学模式和发展模式，主动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科学判断和预测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培训市场发展变化的动态和趋势。各种办学形式都要立足行业和学生实际，在专业的合理设置上下工夫，在课程的综合设计上多努力。继续推进网络精品课程建设，认真实施名师巡礼计划，推行精品教材编写，形成一批颇具特色、深涵效益、富有潜力的学科专业群体。
4、推进文化内涵建设，增强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凝聚力。人是推进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科学发展最主要的因素。办普通高校继续教育要大气，有大视野才能有大行动、大发展。高品位、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校园文化氛围建设，提升普通高校办公环境、网站建设、内部刊物的文化内涵。通过培育和凝练“勤于思考、敢于创业、善于创新、乐于奉献”的管理文化，构建和发展“以个人的贡献助推集体的发展，以集体的发展提升个人的价值”这一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和尊重每个员工的首创精神，以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把管理员工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普通学校继续教育的发展中来。通过轮岗换岗、学习培训、奖惩考核等形式，积极营造“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的良好工作氛围，让想干事的员工有机会，能干事的员工有平台，干成事的员工有地位。
发展的毛概论文篇五
1．人才困乏缺乏活力。未来的竞争无疑是人才的竞争。电视与尖端科技往往渗透和粘合在一起，地方电视台的发展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需要多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也需要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技术精、作风纪律严的电视工作者队伍，需要一大批爱岗敬业与业务技能兼备俱佳的电视人才。而目前的现状是，无论是主持人队伍，还是策划、编导、技术和市场营销人员，无一不缺。我们台的不少创意设计，都得聘请外部专业人士才能完成。人才的短缺成为制约地方电视台又好又快发展的一个突出“瓶颈”。
2、定位困惑缺乏动力。地方电视台一方面担当着确保中央、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宣传任务完成的社会职责，担当社会效益；另一方面，又承担着事业发展壮大的重任，需产生经济效益。如何正确处理好这两个关系，实现做大做强的目标，是摆在地方电视台面前的现实问题。特定的社会和市场环境决定了地方电视台的社会效益转变成经济效益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3、节目困守缺乏魅力。主要表现为：新闻节目中领导活动报道较多，基层群众的事情报道较少，不能满足百姓对自身生活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需求。产业部门的生产性活动报道较多，普通百姓的生活性新闻报道较少。由于采访难、取材难、公开难、处境难，造成舆论监督性报道少，降低了地方电视台在百姓心目中的威信。不一而足。导致了整体形象缺乏应有的魅力。
地方电视台实现科学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途中，地方电视台如何有效应对各类媒体的激烈竞争和严峻挑战，如何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做大做强。需正确处理好五种关系，致力于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开创地方电视台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1、正确处理好文化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积极发展集电视、网站、报刊于一体的文化技术，着力打造有实力、有魅力、有潜力的区域性先进传媒。网络与数字技术的大范围使用，有力地提升了地方电视台的文化传播力与影响力。我们要紧紧抓住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历史机遇，加快电视文化发展与技术进步的融合，充分运用高新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加快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区域性电视传播机制与创新机制，大力提高地方电视台的知名度和文化力。
2．正确处理好改革创新与加快发展的关系。创新，是地方电视台科学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要进一步推动形式、内容、思维、机制、体制和手段等全方位的创新与突破，探索既保证正确导向、又富有动力活力的体制机制。尤其要进一步创新用人机制，向人才要活力。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策划人才、创意人才、管理人才、采编人才和经营人才。既要事业留人、感情留人，也要待遇留人，为地方电视台科学发展供人才支撑。
3．正确处理好“两个效益”的关系。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摆在第一位，确实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一体化，如遇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产生矛盾冲突的时候，经济效益必须服从于社会效益。要始终坚持做到"四个不动摇"。即坚持"党管媒体"的方针不动摇；坚持“政治家办台”原则不动摇；坚持社会效益为首位的原则不动摇；坚持依法办台不动摇。牢牢把握电视新闻宣传工作的正确导向，坚守地方党委政府新闻宣传的“喉舌”阵地。
4．正确处理好弘扬主旋律与节目多样化的关系。要紧紧坚持“三贴近”，继续“走转改”。秉承播出节目思想性、文化性与欣赏性的协调一致，不断提升节目的感染力与关注度，保持接地气、讲实话的风格。同时，要将弘扬主旋律与满足受众多样化的需求有机结合，不断满足受众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如我们电视台新打造的新闻杂志式栏目《晋在眼中》就赢得了广大受众的认可。目前，自办节目的吸引力、影响力不断增强。
5．正确处理好事业发展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坚持产业兴台，打造多元化发展的区域性电视传媒。地方电视台作为地方党委宣传部门主管的重要部门，每年地方财政给予资助和补贴是好事，非常必要。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弱化了其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强化了依赖性。为此，在抓好传统广告业务的同时，需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开拓，树立产业化理念，努力追求由单一经营向多元经营转变，创办相关联的经营性实体，壮大地方电视台的整体实力，为自身科学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地方电视台要科学发展，首先要增强关注度，通过播出区域内新鲜生动的地方新闻素材，为观众提供五彩缤纷的精神文化产品，从而进一步吸引观众的眼球和注意力。这方面最为核心的一条，就是应当具备高雅的文化品位，要努力做到四个提升，一是提升电视作品的文化品位；二是提升电视媒体的整体形象和整体品位；三是提升电视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四是提升地方电视媒体的对外形象和文化形象，依托文化魅力，激励鼓舞受众。其一是树立并强化开放思路，集中力量，推出一大批反映地方文化底蕴的力作精品，站在地方党委政府改革发展的全局下谋划创作，有效提高地方电视台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其二，应当树立并强化品牌意识，打造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电视品牌专栏。特别要注重塑造新闻栏目的品牌与社会影响，不断树立新闻立台的意识和理念，不断整合各类新闻资源，构建地方电视台新闻节目的新框架。要借鉴其他电视机构的成功经验，下功夫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大型电视栏目，不断提高竞争力。
地方电视台发展力，从广义上讲，是推动地方新闻事业不断进步的能力；从狭义上讲，是地方主流新闻媒体的经济基础、事业规模、技术装备和产业素质等要素共同构成的整体实力。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和任务，我们要着眼于积极创造科学的用人机制，利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块资源，奋发有为，致力于科学发展不断上水平。
1．不断加大公共财政投资力度，推进地方电视台事业发展壮大。电视新闻事业是地方党委政府不可或缺的宣传工具，也是一项具有公益性的宣传手段，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理应大力扶持，并随着财力逐年增加，不断提高扶持力度。近年来，晋中市财政投入1000多万元为我们台购置了电视直播专用车，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电视直播能力，为电视台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硬件支撑。当然，今后，还必须开阔视野，争取社会各界的关注支持，注重从市场寻找资源，寻找出路，利用电视这个广阔平台，筹建办台办节目资金，在实现自身滚动发展的道路上，寻求新的突破。
2．不断加大内部改革力度，推动地方电视台竞争力日益增强。要痛下决心，坚持产业与事业分离、经营与宣传分离的创新思路，把地方电视台可经营可市场化的资源，彻底剥离出去，进行公司股份化改造，大力培育一批节目制作、新媒体业务、有线电视网络、广告经营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竞争主体，实行市场化经营与资本化运作，提高综合实力，提高内部竞争力，把地方电视台的文化产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3．不断加大机制创新力度，确保地方电视台持续向前发展。制约困扰地方电视台科学发展的深层次根源，仍然是机制与制度的滞后，内部各方面力量的积极性难以充分激发和调动。为此，要在确保电视台正确方向，正确导向的基础上，勇于创新，特别是在人员使用的机制建设上，贯穿以人为本，不断优化结构，加强资源整合，主要包括创建完善频道总监负责制，实行首席播音员和主持人制度，首席记者编辑制度，工资报酬拉开档次，建立健全内部资产、考核、分配、监管和社会保险等一系列可操作制度，凝聚激活各方面的正能量，以科学机制保障地方电视台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的毛概论文篇六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明确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如何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马克思首先发现的是历来为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说明什么呢？那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劳动者的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必须在根本上造福于广大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谈到理想的生产时认为“这种生产，是以满足社会以及每一成员的需要为目的的”；“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造福于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及其满足。不断创造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实现这一人文关怀所必需的条件。二是人的精神生活潜能及其需要。三是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根本体现，人的社会性在人类本质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人类本质得以形成和实现的必备条件。要满足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就必须自觉地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安排，适时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所以，搞好人类的制度文明或广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必然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作为主体的同作为客体的人的统一，或者说，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人的完整性。在唯物史观中，一方面，人是一个客体化了的主体，也就是说，当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创造着社会历史的进程时，他们是受着客观制约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规定性的主体，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这种客观规定性的范围内或前提下进行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因而他们的活动才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主体性的客体。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它“将使它的社会成员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各方面的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物质生产力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础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人文关怀思想的极大提升，也是马克思人文关怀经济思想的核心。
发展的毛概论文篇七
近年来，全县人民大力弘扬存瑞精神，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全县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十五”期间，我们成功战胜“非典”疫情和连续三年旱灾的影响，主动适应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以工业经济、农业主导产业、重点乡镇、民营经济的率先发展带动全县经济加快发展，重点工作实现突破，关键问题得到解决，薄弱环节得到加强，发展目标得以实现，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面貌明本文来源于显改观，“十五”计划确定的主要发展目标提前实现。五年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47.3亿元，是“九五”期间的2.5倍；财政收入同比增长64.5%，是xx年的2.9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29.2%，是xx年的8倍，综合发展水平在全省位次实现前移，是隆化历史上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
把握好经济工作的主动权，实现“十一五”规划的各项目标，要做到谋划在先，预事在前。从省情市情看，加快发展的要求更加明确，晋级升位已成为大的趋势和可能，为我们实现赶超发展创造了大的空间，提供了许多难得机遇。经过“十五”期间的较快发展，隆化的广大人民群众从发展中享受了诸多成果，解决了许多过去一直想解决而不能解决的问题，全县上下要求大发展、快发展的呼声日渐强烈，整体发展的氛围已经形成。“十一五”是矛盾凸显和战略机遇并存的五年，针对隆化基础低、底子薄、产业层次不高的现状，要贯彻好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按照产业发展方向和结构调整的要求，继续抓好各项建设。
做好“十一五”期间的各项工作，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县域经济发展，坚持依据隆化县情落实好科学发展观，继续坚持工业化、产业化、城镇化、民营化发展方向，坚持“突出发展，注意协调，重点突破，提速增效”总的工作要求，牢牢把握“追赶先进，跨越发展”主基调，强化产业支撑，扩张经济总量，调整经济结构，创新机制体制，统筹社会发展，围绕打造“342”（突出发展以矿产品开采加工、农副产品加工、机电产品制造加工业为主的三大主导产业，建成中国北方最大的阀门管件生产基地和风力发电机组装生产基地；坚持不懈地扶持培育以养牛为主的“养牛、水稻、制种、‘两杏一果’”四大产业，建成具有一定规模的肉牛生产加工基地；加快发展以物流、旅游为主的服务业，培育以董存瑞烈士陵园红色旅游项目为主的旅游品牌）经济发展架构，全面提升综合发展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推进和谐隆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努力实现速度更快，效益更佳，质量更优，结构更合理，发展更协调的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出路。对于我县来说，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第一位是加快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
一是以财政增长为目标，努力在提高工业化水平上下功夫。工业是全县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是“十一五”的主要增长点，必须摆在突出的位置，优先发展。要牢固树立“工业立县”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强力推进“3433”工作方案的实施，即突出发展矿产品开采加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和机电产品制造加工业三大主导产业，巩固提高隆东、隆中、隆西、隆北四个工业小区，发展壮大30家骨干企业，滚动谋划和建设30个重点项目，不断优化我县工业经济的产业、企业、产品和区域结构，促进工业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是强化“产业富民”思想，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从本地实际出发，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动力，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发展优势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着力抓好质量与标准建设，扩大基地规模，创出品牌，增强本地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一是坚持培育养牛、水稻、制种、“两杏一果”四大主导产业。突出发展养牛业，扩大饲养规模，优化种群结构，加强市场建设，培育经纪人队伍，争取在龙头企业建设上实现突破；稳定水稻，扩大县内制种，提高“两杏一果”加工销售能力；进一步提高“四大产业”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增强对农户的辐射带动作用。二是积极培植带动农民增收的新兴特色产业。围绕沙棘基地建设和深加工项目实施，培育沙棘产业。以格林公司为依托大力发展蔬菜产业。抓好中草药产业化项目实施，发展中草药种植业。积极做好稻田养蟹、食用菌等技术推广工作，促其形成产业。
三是加快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和旅游资源开发，不断发展壮大第三产业。一是围绕构筑大避暑山庄战略，加快发展壮大以红色旅游为主的旅游业。加快董存瑞红色旅游项目建设，完善吃、住、行、娱等配套服务功能，打响红色旅游品牌。按照全县旅游规划的总体要求和详规，抓好以七家、茅荆坝温泉度假、茅荆坝森林公园为主的绿色生态游，尽快促使我县旅游业形成规模。通过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带动消费和就业。二是大力发展物流业。培育发展壮大鸿兆集团等一批物流商贸企业，加大市场基础设施投入，合理规划市场布局，建设完善蔬菜果品、建材、小商品、燃料、服装、大牲畜等各类专业市场和综合市场，培育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推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四是抓好开放工作，在谋划和新上大项目上实现突破。按照深入谋划、精心包装、积极推介、广泛外联、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思路，抓好项目建设，做好开放工作，激活各类投资主体，催化生产要素聚集整合，拉动投资增长。充分运用好民族县政策，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加大项目谋划、包装和建设力度。把项目作为发展经济的突破口，力争“十一五”期间新上一批产值过亿超千万，利税过千万超百万的企业，成为支撑县级财政收入的骨干企业。
五是优化发展环境，为加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树立抓环境就是抓发展的思想，进一步加强协调服务，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切实发挥行政审批中心作用，简化办事程序，提高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支持有条件企业上市融资，加强政策、信息、人员培训等方面服务，为我县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发展的毛概论文篇八
农村信用社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是农村信用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的是发展的科学性，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处理各种关系，把与时俱进与求真务实态度很好地结合起来，明确支持方向，突出支持重点，把握支持力度，促进经济发展的质量、速度、效益的统一，推动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要辩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农村信用社作为经营货币资金的企业，资产规模固然重要，而人才则是比资产规模更重要的资源。目前，农村信用社已经拥有了一支庞大的员工队伍，但是员工队伍整体素质偏低，已成为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障碍。为此，应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加快人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行员工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待遇能高能低、公平竞争、注重绩效，建立健全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和有利于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激励机制；二是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不拘一格发现和选聘提拔对业务发展能起重要作用的优秀人才，并委以重任，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为人才的脱颖而出和施展才能营造良好的环境；三是建立完善的培训和考核体系，通过对从业人员特别是业务骨干开展全方位、多角度、多学科的知识培训，强制充电，以实现员工队伍知识结构的优化和整体素质的提高。四是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常言道：“树有根而坚固茂盛，水因有源而长久不息。”企业文化就是“根”、“源”。连续几年雄踞世界500强之首的沃尔玛坦言成功的奥秘在于：“沃尔玛的企业文化，是其所有战略成功实施的土壤，没有这些，沃尔玛的奇迹就不可能发生。”企业文化建设要以人为本，以塑农信精神、扬职业道德，树良好形象为重点，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增强农信社发展信心和动力，促进农村信用社稳步、健康发展。
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在农村。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大支持力度，完善治理结构，目的就是加强和改善对“三农”的金融服务。搞好支农服务，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当前，我国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三农”工作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加快落实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将一定比例新增存款投放当地的政策。就是要加大支农资金投放力度、拓宽服务领域、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顺应时代要求，遵循发展规律，与时俱进加强“三农”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战略部署。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农信社工作的重中之重。从我省实际情况看，能否做好支农服务工作与农村信用社自身生存和发展休戚相关。从我县信用社的实际情况看，相当一部分农村信用社发放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连续几年本金收回率、利息收回率均在97%以上，这说明农民群体就是很好的金融资源。可以说，如果脱离了农村、农业、农民，农村信用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失去赖以生存和壮大的土壤。同时，也应该看到，只有经济发展了，特别是农村经济能保持有速度、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势头，农村信用社才能保持有速度、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势头。
？?我们既要从政治层面认识服务“三农”的重要性，又要从经济、金融层面认识到服务“三农”是农村信用社立身之本、强身之道。要主动适应新的形势，抓住新的契机，进一步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与联保贷款，在确保农户生产生活贷款需求的基础上，认真研究现代农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县域经济等对贷款的需求，创新信贷服务方式和担保机制，强化支农服务功能，发挥农村金融对“三农”更加积极、更加重要的支持作用。当然，也要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严禁违规发放贷款，注意防范金融风险。农村信用社要采取有效措施，多方筹集资金，加大支农信贷资金投放力度，确保不误农时、农事，切实发挥好农村金融的经济杠杆功能，把现代农村产业做大做强，实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双赢”。
坚持求真务实的发展观，大兴办实事、求实效的风气。应充分估量自己的实力，辩证看待自己的优、劣势，要理解优势和劣势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要扬长避短，科学发展。农村信用社当前还存在诸多问题，如资产质量差，历史包袱重，机构人员多、素质差；基础管理薄弱，以贷收息、换据贷款、冒名贷款还都有不同程度不同的存在，案件防控压力大，干部职工惯性思维严重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农村诚信体系不健全、守信意识差，信用环境不宽松，信贷高投入、低产出、效益差，风险防范难度大。宏观上整个农村金融市场面临重新洗牌，农法行业务下伸，邮政储蓄银行业务快速壮大、农业银行重新确立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村镇银行批准设立，为农信社的长远发展增加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对手。信用社要生存、要发展，必须以规范为前提，只求发展的数量，不讲发展的质量就会成为“泡沫经济”。
无矩不成方圆，就是要求我们要遵章守制，切记不能闯红灯，踏红线，打擦边球。这里所说的规范不仅要规范人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要规范人的行为，包括经营行为，操作行为等。农信社在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规范”二字为其保驾护航，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信用社员工务必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按照各项操作流程办理业务，做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行为不检点，放任自流，害人害己害事业。我们要把规范管理作为一种习惯和企业文化，根植于每位员工的大脑，一是建立健全员工工作岗位职责和操作规范、行为规范和服务规范，做到业务操作有章可循，违章处罚有章可依；二是建立有效的监督检查机制；三是强化制度对员工的行为约束和规范，严格要求，严格奖惩，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做到每项安排都要精心、每个步骤都江堰市要规范、每个环节都要精细、每一项工作都是精品；做到程序严密、责任明晰、避免失误、堵塞漏洞、防范风险。
发展的毛概论文篇九
摘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是邓小平同志纵观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建设形势后得出的重要结论。本文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论断，阐述了发展是振兴我国经济的硬道理和如何科学发展振兴我国经济问题。
关键词：发展；硬道理；发展观。
1992年初，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铿锵7字，震撼了亿万人民的心灵，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和行动指南，对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发展是振兴我国经济的硬道理。
1、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正确反映。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这就是我们的国情。过去，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则存在教条式的理解，对社会主义认识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片面性。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重新转移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代化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必然是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也只能达到“小康”状态，第三步战略目标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样的发展战略“三部曲”，由低到高、步步前进，是一个循环渐进、互相衔接的完整体系，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同时要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完备的物质技术基础。因此，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就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特别艰巨的历史使命。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底子薄、人口多的基本国情以及同世界的差距，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过程不可能太短，大约需要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改革开放三十几年的伟大实践，证明这个目标既积极可靠，又留有余地，是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断。
2、发展是各族人民群众意愿和利益的集中体现。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文明历史。在人类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中国有4000多年曾领先于世界文明。但到了近代我们落伍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凌辱、侵略瓜分，中国人民始终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之中，始终生活在贫穷落后之中。中国共产党人勇敢地担负起救国存亡的重任，领导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人民当家作主，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但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发展不快，人民生活并不富裕。如何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社会生产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矛盾，是摆在党和人民群众面前的重要课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因而，他设计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每一步目标，都提出了改善人民生活的要求，而且用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小康水平――走向比较富裕这样通俗易懂的语言，明确地表述改善的程度，使人们更生动、直观地认识这个目标。
3、发展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需要。
历史是一面镜子。经济发展对人们坚定信念的重要性，证明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性、正确性。自从50年代中期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开始出现失误，特别是60年代中期发生了““””的失误后，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怀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特大事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国内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并发生了严重的等等，一时间，社会主义“终结论”甚嚣尘上，并对国内产生强大的思想冲击，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国内外有些人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的暂时落后归结为制度的原因，企图以此为借口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如果我们实现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987年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同时，他又辩证地指出：“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实现了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优越性。”“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在邓小平心目中，既没有脱离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没有脱离发展的社会主义。
二、走科学发展之路，努力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始终坚持贯彻科学的发展观。
贯彻科学的发展观，核心是抓住发展绝不放松，要在科学指导下加速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要根据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的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分析自己的条件、制约因素，实事求是地分析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采取切合实际的规划、办法和措施发展经济。在发展的进程中，要根据地区环境、社会状况、发展态势等情况，不断调整措施办法，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同时，必须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保证健康有序的发展。当前，关键的是要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科学发展之路，实现速度与效益、质量与数量的统一，努力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抓好发展结构调整，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把消费摆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首要位置。要抓好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服务型产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二是扎实抓好人才队伍建设。
牢固树立“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就是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关键是人才和科技。邓小平同志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在发展经济和科技事业中，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又是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组织保证。要大力选拔创新型人才。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作用，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壮大创新型人才队伍，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要科学使用人才。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注重以实绩和贡献评价人才，坚决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等陈旧观念，真正做到唯才是举、量才适用。要营造人才成长的环境。积极为各类人才提供干事创业、发挥作用的平台，使不同专业特长、不同成长经历、不同能力水平的人才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
三是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和谐社会应该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进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93年就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因此，“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要积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建设。不断增加群众收入，实现更高水平小康；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构筑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以深入实施教育、文化和卫生惠民工程为重点，进一步繁荣各项社会事业，实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整体提升。要扎实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进一步更新管理理念，扎实推进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切实做到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着力构建公平正义、诚实信用的法治环境。
发展的毛概论文篇十
一.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党和国家更加重视“三农”问题。为减小城乡差，达到共同富裕，国家加大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暑期实践过程中，根据自己对农村生活、环境的了解与认识，对农村现在的面貌做了以下总结。
二.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面貌发展问题
三.正文
一、实践背景
暑假期间，我在学校呆了半个月，打算找一份暑期工作锻炼自己。同时，在大二下学期中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在学习过程中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了一定的认识，了解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这次的调查活动我调查的范围则也着重于农村，这也是了解农村目前面貌的一个好机会，加之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因此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暑假实践的选题中，我选择了“新农村建设问题”。
二、实践感悟
7月14日到7月19日，我调查了进贤县、修水县、永修县这三个县。调差的主要地点有集中在这三个县城中的一些乡镇地方。这里的农村和我想象中的大不一样。在这里，楼房整齐集中，规划得当，房屋周围的花台，树木将整个房子看起来也更加整齐美观。大家居住集中，方便大家相互之间大的照顾。再者，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这里的柏油马路通向每一个村落。这里的交通都很方便，买车较多，只要长期居住在家里的至少都有摩托车，村民出入方便。而且道路两旁树木整齐、美观，花香四溢，给人以温馨的感觉。垃圾处理也很得当，到处修有垃圾房，方便垃圾集中处理。这里的农产品也规划得特别好，一大片的莲藕，一大片的柚子，一大片的梨，一大片的……规划有序，一片新农村的面貌。
家乡里里外外已经变了一个模样，虽不及成都边上的新农村，但是也是在不断地改造，不断地进步。正从以往的旧农村像现在的新农村迈步而来……这也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
其次是国家对我们农民的优惠与补贴，有些地区为了鼓励妇女创业还设有无息贷款，最多还能贷4万呢，这大大鼓励了农村妇女在家的.创业就业。小时候，家里每年还要交农业费、水费、而如今在家乡务农，不仅不交任何费用，国家每年还有相应的补贴，如每年我们每年的粮食直补500元。以前我们家乡人出门工作也很不易，但是现在却很方便。很多年轻人在外面发展，这也开拓了我们乡里人的视野，促进了农村的发展。
再者则是我们农村的教育与卫生事业。小时候，我们乡有很多村小，学校分散，既不好管理教学质量也远远落后于城里的学校，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我们村里为数不多的一个大学生。但是现在各村小已经统一为中心小学，既方便了管理也更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校从小学三年级也都开开设英语课，甚至还有了多媒体教学很多人虽没有上高中，但是也会在各种技校学习技能，大大减少了有以前初中毕业便出门打工的现象，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程度。对于医疗卫生事业，各乡镇的医疗设备也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记得初二是在乡医院做的阑尾炎手术，切口至少有5cm，但是现在乡医院阑尾手术切口最多有3cm。同时，乡里也都鼓励大家买医疗保险卡，减少了看病贵看病难的现象。
这些年的农村的变化让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大的提高。党的十六大一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要求，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生。着五个字内涵丰富，不仅勾画出了现代化农村的美好图景，而且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系统思路。党的xx大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准确判断了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地位，指出“我国中提示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主要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系统工程，又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重大历史任务。在我这次的暑期实践过程中已经显现出了，我们党中央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视，农村的面貌也焕然一新。但是现下农村仍存在很多的问题。
首先，在农村青年人在家种务农者少之又少，除在家做生意和身有疾患的轻年人，其他大多数都在外打工，又以青年男性更为明显。在那些调查的地方，越是落后，在家的青年人就越少，家中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在我家乡亦是如此，形成了“空巢”现象。家里能担事者很少。虽然现在国家的政策很好但因只有老人小孩在家，尤其如我家乡那种丘陵地带，务农者就更少了，荒地大片大片的。
毛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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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毛概论文篇十一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文化大革命”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文革”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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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毛概论文篇十二
xx暑假已经到来，许多的学生放假在家。他们每天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可以进行体育锻炼，参加各种补习班，或外出旅游等等。假期本就是一个放松的时间，可以随性所欲。
二、问题的提出
轻松愉快的暑假是每一个中小学生所向往的。那么，在暑假期间学生们又在做些什么呢?他们是在家复习功课，和父母出门旅游，还是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培养自己的特长等等。中小学生的暑假还存在哪些问题?学生们的暑假究竟该怎样度过?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对当地的中小学生的暑假生活进行了调查。
三、正文
现在多数的家庭父母都有自己的工作，平时父母上班，孩子上学。可到了暑假，学生常常是自己在家。没有了父母和老师的看管，这些未成年人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吗?处在这样一种无组织、无规律的生活之中，学生的人身安全是最大的隐患。
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超过6成的学生在暑假期间是独自在家，没有父母或其他大人的照看。他们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看电视，什么时候出去玩，什么时候参加课外的补习班……尽管每个学生的暑假生活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内容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网吧是多数学生打发假期时间最常去的地方，另外，暑假天气炎热，很多学生为了避暑去野浴，这都是很危险的行为。据调查，本市有一半以上的中小学生，整天泡在网吧或是游戏厅里，给孩子们生命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也给家长的工作和学习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如家住本市湘北市场姓王的同学，今年14岁，暑假的第一天进游戏厅玩耍，另一个姓杨的同学上前找王要游戏币，王不肯，杨便操起椅子向王猛砸，尔后又用木棒打其后背，将王打得鲜血直流，晕倒在地，终因抢救不及时，流血过多而死亡。又如一姓胡的孩子暑假在家无所事事，便和几个同学去附近农村的坝里游泳，胡本来还会游几下，但由于水草缠身，一时慌张，弄不清方向，他拼命地往深水处挣扎，终因体力不济而活活淹死。其年近七十的奶奶突闻噩耗，一时支持不住，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而死亡。
如果这些学生有大人的照看，有人来管理他们的生活，这些惨剧或许就不会发生……但既然已经发生，我么就要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时间的再次发生。
暑假的时间很长，很多家长并不放心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于是，家长为孩子报学习班，既希望能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又能让学生的生活有些规律，毕竟学习班里有老师看着学生，情况会好些。
根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32%的中小学生在暑期中参加了课外辅导班，但喜欢参加课外辅导班的孩子数只占6%。数据显示，家长在孩子学费上的支出占所有支出的65%，学习科目主要集中在英语、计算机、数学、文艺等方面。其中，28%的家长希望孩子通过参加暑期活动来提高学习成绩，26%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提高学习兴趣。
所以在暑假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学生背着书包坐公交车到各各学习班上课。商家也看准这个时机，开设各类的补习班招揽生意。
作为“假日经济”的一种延伸，长达两个月的暑期成为不少商家获得经济效益的“黄金时期”。这对有些孩子而言，假期却十分难过，他们那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又会给他们报上各种各样的学习班、特长班，对此，家长们也有自己的难处。
通过对所的数据的频数分析可以看出，大一学生的课外时间最多，平均达到每天六小时，而大三学生的课外时间相对较少，平均每天两小时。如图课外时间柱状分析图。
在调查中显示大学生对课外生活自我安排的态度可以看出，50%同学都是稍微安排自己的课外生活，余下的部分，约有10%是仔细安排，而大多数都是无所谓或者不安排，由此可见大学生对自己的课外生活都是没有自主安排得，由此窥视出大学生的课外生活质量出于一个不理想的水平之上，亟待解决。
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类型以娱乐主导为主。
根据某种活动在课余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为标准，可简单地将大学生课余生活分为学习主导型、活动主导型、运动主导型、娱乐主导型等类型。在学生课余活动中选择率最高的是上网，占89%，而睡觉、玩手机、体育运动等也分别占55%、445和35%，这说明大学生课余生活类型是以娱乐主导为主。
对课余生活的利用情况
大学生课余生活脱离了社会，不利于技能和经验的提高在大学生的课余生活中，做兼职、义工，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人很少，体现了大学生的课余活动脱离了社会，不利于大学生在个方面能力与技能的提高，也不利于大学生为走向社会做准备。
以上的种种数据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目前当代大学生的总体课余生活的状况，对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二)对比比分析
1、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课余生活的对比分析其中在购物和健身方面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在购物这一项上女生占36%，而男生只有16%;相反，在健身一项上男生占22%，而女生则7%。通过性别之间的对比我们不难得出，男女生之间的课外生活所存在的差异极大程度上是受各自性别因素上的影响。
2上网的学生多，使用时间长，上网目的不一。
从调查结果看，约40%的学生每天花2-3小时上网，占其所有课余时间50%左右，且12%的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68.6%的时间用于聊天，上校内及论坛，看影视剧。这表明，网络在大学生课余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大学生也越来越钟情于这种新兴的娱乐学习方式。但仅有12%的上网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其余大部分用于聊天，冲浪，游戏和看影视剧。可见，大学生的网络的学习价值和功能有待开发和提高。
3、上网的主要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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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毛概论文篇十三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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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浅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坚持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立了举世闻名的灿烂文化。但是，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和历史局限性，到清代的康、雍、乾时期，虽冠以帝国之称，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加之统治者盲目乐观，其实已到历史发展的尽头，光彩夺目的“盛世繁华”背后映衬着的只是落日余晖。终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的坚船利炮首先撕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军队不堪一击，中国自此开始逐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此后的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华民族蒙受着空前的屈辱和灾难。
面对着“亡国灭种”的严峻局面，多少仁人志士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为了寻求救国真理，历经千辛万苦，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民族赞歌。但无论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运动领袖，还是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亦是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戊戌维新派，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究竟路在何方?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
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但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已有160多年的历史，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预想。要将理论变为现实，实现伟大理想，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不断以新的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以使自己始终充满活力，不断与时俱进，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在。
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时面临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必须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并把它改造融合为自身成分;必须适应中国实际情况，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出相应的调适;必须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不同阶段的条件、特点、任务而发展自身。同样，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全面认识，从而真正把其精髓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中。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始就信奉马克思主义，把其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史。中国共产党94年的发展史表明：解决中国的时代课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行，但是忽视中国实际，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行。
土地革命后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内盛行，他们不顾中国国情，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将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在关乎存亡的危机时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主张，从而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型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经验不足，照搬他国模式，在此过程中我们走了弯路，付出了巨大代价。“文革”结束后，中国何去何从，历史又一次将中国推到了十字路口。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正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初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深刻变化，我们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在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中国化取得全新进展，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等时代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针，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它们既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以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显而易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从失败走向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大胆地倡导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独立思考，大胆创新，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的实际，并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同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曾一度遭受严重挫折，也是因为党在那个特殊时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教条化、公式化，背离了中国实际，背离了时代特征。
当下，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一项极其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它的建成和实现标志着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新阶段，意味着我国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唯有在认真分析国情、民情，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脉搏的基础上，紧紧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发展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唯有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以理论创新为先导，以发展的理论推动和指导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各方面的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难题。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正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特色，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代课题。历史上它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新时期仍将可能经历新的艰难曲折，出现各种争论和斗争。但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和挑战，我们都应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勇于实践，大胆创新，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出路，民族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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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覃梦早对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进行了讨论，作者着重论述了毛泽东民主行政思想的提出、民主
发展的毛概论文篇十四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
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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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发展的毛概论文篇十五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覃梦早对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进行了讨论，作者着重论述了毛泽东民主行政思想的提出、民主行政价值观的界定、民主行政本质的定义以及民主行政的一系列运作原则和方法，指出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民主行政文化观，对于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文化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7]吴燕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进行分析，阐述了毛泽东法制思想的要点和党的法制方针以及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探讨了毛泽东法制文化观对当今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周直对毛泽东革命文化观进行了探析，分析了毛泽东革命文化观的内涵、特点，论述了其发展历程，对毛泽东的革命文化观进行了反思，提出在现代化的新形势、新任务下，毛泽东革命文化观仍然有着警示作用。
除以上学者外，还有学者从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文化创新思想、文化批判思想、文化政策思想等角度进行分析。譬如潘娜从建构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视角出发对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进行分析，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时指出传承和发扬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要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强化法律和制度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亓娇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大众化理论，指出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是实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杨成敏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创新思想，指出文化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这一时期学术界渐重视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这一时期主要代表有康渝生、孙宏健等人。康渝生认为梳理毛泽东有关文化问题的理论建树，透视浸润于其中的致思理路，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毛泽东文化观的精髓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33]孙泽学在分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础时提出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应与经济、政治发展相适应、新文化建设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等思想，为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孙宏健在分析毛泽东文化观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文化观关于文化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成功经验，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积极启示作用。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及相关问题探讨深刻而广泛，研究成绩斐然，但还有一些研究薄弱环节需加强。笔者认为纵观目前研究成果，一是对于现实价值还需深刻探析，深入把握，深入挖掘毛泽东文化观对现代文化建设以及文化自信建设的现实价值;二是笔者发现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影响论述欠缺，有待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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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毛概论文篇十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毛泽东思想被广泛应用和实践，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学习毛概，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也体会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前瞻性和指导性。本文将从经济发展的内外部条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几个方面，阐述我的心得体会。
经济发展的内外部条件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毛泽东指出，经济发展必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基础。我认为，这一观点至今仍然十分重要。只有满足人民的需求，才能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毛泽东强调，经济发展必须在国家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前提下进行。只有保持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才能确保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并为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这些条件在当今全球化的环境下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去维护和发展。
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毛泽东在毛概中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例如“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思路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付一切消极因素”的原则。这些政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我认识到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政府需要根据国情和国内外环境，权衡各种利益和风险，制定出能够最大程度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并将其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同时，政策的实施也需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只有形成合力，才能够取得良好的发展成果。
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环节。毛泽东指出，我国的经济结构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需要进行结构调整，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这一观点是十分准确的。在现代经济中，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对于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当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需求，适时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同时，毛泽东还强调，要坚持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并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这一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特别是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村地区发展的过程中。
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毛泽东在毛概中指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活力源泉。我深有体会，经济发展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创新精神。只有人民群众发扬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够推动经济的创新和发展。同时，我们还应当加强人的培养和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和能力，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
总结起来，通过学习毛概，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经济发展需要满足人民的需求，需要在国家独立和统一的前提下进行。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经济政策，进行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我们应当继续发扬毛泽东思想，贯彻落实其重要原则和思想方法，努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发展的毛概论文篇十七
摘要：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认同途径、认同程度和认同效果三方面受到了很大挑战。造成这种现象包括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原因，主要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加之多元思潮涌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不足以及理论与实践和利益结合不够等因素，对此，可以通过增强理论魅力、提高宣传教育工作能力、完善利益机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等途径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深刻的时代特征，严谨的理论逻辑和鲜明的价值取向，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理论指向。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到了这一精神力量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在：首先，在认同途径方面，当前网络和全球化时代各种信息汹涌而来，鱼龙混杂，要把党的核心价值上升为国家的核心价值，不仅要对党员进行教育，还需要在全民中进行宣传，而目前很多普通群众对于核心价值体系缺少认识的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众文化结合的程度还很有限，另外价值观的东西也难以进行法律规范的界定，法律对其约束十分有限。其次，从认同程度上来看，不同的阶层、职业，不同信仰的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程度不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部分的认同感也有很大差异。最后，从认同效果方面来看，当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指导人们的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很大挑战，很多党员干部虽然对核心价值表示认同，接受了核心价值观规范和准则，但在实际中却没有付诸行动，知行脱节现象比较严重，知而不行、言行不一的现象还较为普遍，缺少将认知转为行动的动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认同感方面存在的不接受，不行为等问题，有着深刻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从主观方面来看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不强的原因，主要是宣传教育的不到位，宣传形式化，致使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的效果不明显。
一种核心价值体系能否深入人心与对他的宣传教育形式和成效密切相关。良好的宣传可以使之在大众中间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全社会形成一致的认同，不良的宣传则可能走向反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宣传的过程中就存在形式化的问题，形式化的宣传则只会过分关注表面的东西，从而忽视了对问题本身的认识和解决，影响到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践行。比如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宣传教育中，很多内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针对性，宣传过程中树立的一些先进典型往往与普通群众的距离较大，这样就打击了一部分人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荣辱观教育很多地区都停留在常规的会议或者教育基地的数量等可以量化的数字等形式上面，对深层次的内涵则缺少判断的标准，从而不能达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一个价值体系只有内化为人们心中的信念才能发挥作用，而要实现内化首先需要大家对它了解、认识和深入挖掘，宣传教育工作就摆在了首要位置。可见，宣传教育的成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起着重要作用。
(二)从客观方面来说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不认同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包括西方思潮的涌入、当前凸显的社会问题还难以体现核心价值观的优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等。
首先，西方思潮的涌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造成了阻碍。当今时代已是一个全球化时代，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思想观念和精神领域的深刻变革，意识形态领域异常活跃，人们在多信息的选择中，会无意地消解从而淡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定信念，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当前存在的影响较大的思潮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实用主义、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等，还有一些封建思想沉渣泛起，这些思想不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造成威胁，甚至有的严重破坏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局面。其次，当前凸显的社会问题以及利益机制的不完善，造成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淡漠。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是改革过程中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存在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趋势仍旧没能得以扭转、党内干部的腐败行为、日益突出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压力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动摇，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信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绝不是仅仅是理论务虚，还需要与人们真实的价值需求结合起来。再次，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的一些价值观念指导下，自身进行了一些新调整和新变化，其统治似乎比以往更加稳定，这些表象使很多人认为现在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没有前途，反而是西方的那一套市场经济和利己主义的理论更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对其前途感到困惑和忧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也遭到挑战。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淡化、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缺少信心和决心，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受到削弱，荣辱观的标准受到挑战。在这一阶段，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显得就愈加宝贵。
(一)加强理论研究，优化理论语言体系，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魅力
一个理论要想获得普遍的认同，既要符合价值性要求，又要符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张扬以人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根本体现。以人为本就是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来源于生活，能够服务于现实，要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就需要在不断追求人的发展这个理论内核的基础上，把握不同个体的需求，使核心价值体系更具有科学性和实效性。同时，也应该对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语言加以优化。传统的价值观教育话语体系的特点体现为语境的严肃性、话语的规范性、语辞的固定性、叙事的宏大性等。如今，网络文化日益成为重要的文化传播方式，传统价值观的认同感也因为话语体系的不同而遭到了挑战。这就需要加强对核心价值观的言说方式的研究，这样才能使公众自身积极的参与到意识形态的建设上来。
(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能力
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很大一部分在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效果。目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但是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宣传形式化的问题，因此宣传部门在宣传的时候就要认真落实，使每一项活动都能成为一次灵魂的教育，避免成为形式化的说教和清谈。其次还要树立一个整体的概念，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价值观的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情，更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相互作用、共同努力，形成一股合力，使核心价值观得到更广的传播和认同。再次，价值观教育更是执政党的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党的价值观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才能长久执政。总体上，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干部还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言行一致，但也存在一些党员和干部违背这一要求，走上腐败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所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提高对党员干部的标准，他们的身体力行将对社会、国家产生重大的积极作用。
(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面对多元的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态度，积极吸收其他思想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和外延。社会越是多样化，意识形态越是纷纭复杂，就越需要主心骨，就越需要强调和坚持指导思想和主导价值的一元化，牢固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可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对一个社会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要引领好多元的社会思潮，又要有力抵制腐朽的、错误的社会思潮，坚持“二为”方针和“双百”方针，积极运用多种传播手段和媒介，增强理论宣传的通俗性和生动性，增强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走进群众的心灵，外部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从根子上解决思想问题，让群众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更为根本，面对多元的思潮，能够以“火眼金睛”看清楚事物本质，从认知上的认同深化为情感上的认同，更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前的生产力状况和基本经济制度在人们道德观念和理想信念上的集中表现和反映，古语有云：仓廪实而知荣辱。物质条件是人们思想观念形成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想有说服力，得到普遍的认同，还有赖于其能够满足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机制和广大群众认同的实践效应。价值认同，说到底是一种利益认同。因此，在加强信仰建设的同时，还需要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合理的利益关系，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当前贫富分化扩大趋势以及党内的腐败问题等矛盾严重影响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践行，因此着力解决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加大对社会矛盾的解决力度，创造正确的舆论导向和社会环境，是增强对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的重要途径。
注释：
汤志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5).第75页.
王贤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路径探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2).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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