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意识是指人们对保护环境、预防环境污染的意识和行动。在写总结时，我们要注意用词准确、简明扼要，避免冗长和啰嗦的表达。以下是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总结范文，希望能激发大家对写作的兴趣和热情。
师说的论文篇一
小说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叙事文学，它以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生活为基本特征。就文体写作而言，小说写作对高中生来说是一项比较有难度的工作，它需要写作者有高超的虚构能力和想象能力，有精细的描绘能力和表达能力。在学生的认知背景中，小说，特别是微型小说往往成为了他们喜欢选择的一种文体表达方式和思想的承载方式在笔者看来，以正确的、科学的写作观去指导学生尝试写作小说，去追求小说语言的个性化，倒不失为一个作文教学的正途。
虽然有人反埘把学生培养成为作家，但是对一些有着写作方面特质或者潜质的学生，我们还是应该加以悉心的呵护和栽培一就应试而言，学生一旦掌握了小说的写作技巧，无异于又多了一件制胜法宝。这种基于文学创造的作文指导，在实际中还是颇得学生喜欢的。笔者试着梳理一些微型小说的指导案例，从不同类型的个性化语言角度人手来剖析其中的一些写作特点。
一、冷峻型。
这一类习作，往往浸透着现实小说的艺术性，对生活和生命有着独特和冷峻的思考，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内涵，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卡夫卡、伍尔芙、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现代大师的艺术。文章更多地关注人类的意识、思想和命运等，有着较为自觉的现代意识。这里试举两个习作例子来说明：
例一习作《我怕》刻画的主人公是一位“生在长在最后居住在这个中型城市里的公司职员”。家庭生活平常，妻子儿女也较为平常。他感觉着来自多方面的生活压力，他的心理状态是：“我怕”。
我怕我赶不上公交车。
我怕我的未来真的变成像他们所描绘的那样冰冷残酷。
出门时，我检查了三次公文包、四次门锁。我有点怕忘带什么会议资料，也有点怕家门没锁好给歹人以可乘之机。
这是一个不能低头也不能抬头的时代，我的颈椎可以承受但我的心却在一点一点腐化。我怕，我怕我的懦弱无能无法负荷生活的重压。
但我也怕，怕一生都在惊惶与不安中度过。
从这些叙述中，我们不难把握住这种当代中年人典型的扭曲的心态，文章冷峻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病态状况和自我救赎的艰难事实。
例二习作《自习课的时间悖论》生动而细致地反映了存在于当前学生之中的一种焦躁和无奈的心理：
你在走廊上吹着风。
教室很陌生，里面的学生都埋首于题海中，没有人招呼你。但那唯一没人坐的桌子应该是你的位子。
你走过去，看见椅子不知为何翻倒在地上。()你扶起椅子坐好，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你突然发现手里捏着一个纸团。
纸团因为浸了你的汗而有点异样，但展开后仍是普通的草稿纸，和你面前桌上那叠一样。旁边有一道莫名其妙的长长墨痕。
你被不安彻底打败，撕下眼前的草稿纸揉成一团，猛地站了起来。椅子倒地的声音几乎是和下课铃声同时响起，你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离开了。
你跑到门口，却迎面撞上一张阴沉的脸。那是来巡视的班主任。
“干什么？我不是说了要留下来多自习一节课吗？”
你很紧张，结结巴巴地说：“啊，哦，我吹，吹个风。”
在文章的叙述中，老师的责问，同学的寂然，习题的诡异，让“你”无所适从，既迷失又彷徨，自学课的时间逐渐成为了一个两难的悖论。这篇习作消解着关于“学习的意义”和“时间的价值”，代表着当代学生的一种冷峻的生态。
二、空灵型。
就词义学而言，空灵在这里指的是一种空静而灵活的气息，这是有写作灵气的一种表现。在微型小说的写作中，我们可以把这种空灵型的文章和巧妙的构思、精彩的场景等联系起来，从而去发掘萦绕于其中的饶有兴味的语言意蕴。
例一在一个关于“许愿瓶”的故事中，“男人”得到了一个许愿瓶，打开后发现了一张纸条，勾起了他的很多联想和猜疑：
“这是一张怎样的纸……”男人呢喃着打开纸条，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迹，杂乱而无序，有的还被涂黑了，混乱的线条让男人想起了印象派。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这是男人艰难分辨出的第一句话。“这是济慈的句子吧，不不，或者拜伦，还是约翰？堂恩？记不清啦……”男人的心里翻涌出一种失落和对数字莫名的厌恶“我早已是个统计员啦……”男人对自己说着，感觉又振奋了起来。
“……西格里夫・萨松，我的心里有猛虎细嗅蔷薇……”的句子啊，男人无神的眼睛里猛然跃出了一些光彩，他感觉有些陶醉，―可我的心里只有猛虎呢，”他看了看房门，觉得那门蓦地打开了，他走进去，里面坐着他的妻子，整个屋子都是冰冷的，他的全身也是冰冷的，他走过曾经放书的房间，感觉听到灰尘正徐徐贴到他的那些书上，又或者那些书早已不在？他记不清了，“自从我做了统计员……”男人无法再振作起来。他的心底的悲哀如蜘蛛般忽地蠕动起来，仿佛要开始织一张大网了。
“逃往苍天，那里有我永恒的静穆……”男人默念着记在纸条末端的这句话，眼睛里一盏将熄的灯倏忽明亮了起来。但旋即某种更强的力量又使它暗淡了下去。“逃，我往何处逃呢？这肃杀的四周是如此严密，命运给人砌的墙是如此坚固，坚固得令人……”
习作借助这张纸条，写尽了一位曾经热爱文学的小职员的凄楚现状和矛盾心理，构思巧妙，有文化味，尤其给人深刻印象的恐怕还是氤氲其问的空灵之气。
例二一篇题为《谜团》的习作，开头就是这样叙述的：
县城科考，叶音竹榜上有名，这短短的一个多月来经历的事情，无形之中改变了叶音竹，抑或说，他本就该如此，那每夜的梦境始终存在，渐渐地他已经适应。
他的心态，已经改变，不再存在有那种得失之念。得之依然，失之如故。
三、诙谐型。
在前述的作家语言风格的评述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很多作家的语言都具有诙谐的特点。这种诙谐的语言，是智慧的语言，是熟练掌握和精练运用汉语的本领的外化。它与小品或影视作品中的一些搞笑和轻松的台词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区别似乎更为明显，诙谐的背后往往是深刻的、庄严的生命问题或生活本质，有着触及人类灵魂的深度。
例一习作《疯狂的鸡蛋》中着意塑造了一个来自健康田野的“鸡蛋”，开篇就声称：
我是一只鸡蛋。确切地说，我是一只好蛋。
现在，我躺在菜场鸡类摊铺最中央的优质本地鸡蛋的窗口中，铺在下面的米糠有一种家乡稻谷的清香，松软而细腻，正适合休息。
随着几个不同场景的切换，人们总是对其投以怀疑的目光，要么认为它是“鱼目混珠”，要么认为“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要么认为它“贵得离谱”，那些来往于菜场中的各色人等始终没有人愿意买下它。接着诙谐的一幕出现了：
我突然感到由衷的伤心，涕泗横流之际，一只热乎乎的细腻的手抓起了我――是一个刚有橱窗高的小男孩，他直瞪着我，似乎要穿过我的壳看到我的心。
“冬冬，不要乱动！”她母亲叫道，“冬冬――”刚准备把我从孩子手上抢来，突然，两人都放手了。我就这么快速地，一瞬间地，头朝地坠落。“啪！”我碎了，成了一摊液体，躺在了地上。“这么黄的鸡蛋――真是个好蛋。”有人叫道。
的确，我真是一个好蛋，只是，唉――一个疯狂的鸡蛋。
一个好蛋，是怎样变成了一个疯狂的鸡蛋呢？习作试图告诉我们，疯狂的不是鸡蛋，恰好相反，疯狂的是人们！这种疯狂的场景和荒唐的行为，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抢盐**等事情上，都可以找到真实的例证。这篇颇有新“皇帝的新衣”的寓言故事，直抵人类异化的残酷现实，让人在笑过之后难以轻松起来，反而越发沉重了。
例二习作《许愿瓶》是这样开头的：
这只瓶子瓶身透着光泽，微微泛着银光。瓶底雕刻着一只张牙舞爪，丑陋无比的怪物，工艺异常精致。然而，无论他如何努力，始终无法打开瓶子，砸了又觉惋惜。于是，瓶子被带回了一个大都市，供在了博物馆。
围绕着这个瓶子，新闻记者、考古专家、探险家、疯子等人各怀目的，粉墨登场，对瓶子做着各种自私的阐述和发挥，于是瓶子名声鹊起，惊动了国家元首，引来了元首和市长之间的争执，也引来了可怕的战争恐惧。
全城陷入了一种莫大的惶恐之中。一场史无前例的混乱开始蔓延开来……。
这天夜里，博物馆的管理员听到了一声清脆的声响。他便急忙跑到瓶子那边去。（这个可怜的人，自从瓶子来到这里，他每夜都睡不安稳，满头黑发早已被银丝取代，仿佛老去了几十岁）他只看到一个人躺倒在地上，死了，血流了一地。噢，是那个疯子。他大概是趁混乱逃了出来，又犯了疯病，在这里爬梁，失足跌落了。
然而，更不幸的是，瓶子也碎了。老管理员简直要哭了。他看到血泊中，瓶子碎片旁有张纸片――该是藏宝图了。老人无比崇敬的，用颤抖的双手打开了它。然而只看到了两个字：欲望。
习作以略为夸张的故事情节和颇为诙谐的表达方式，深刻展现了欲望的可怕和人性的弱点，有着警示告诫世人的内涵，而这一切却仅仅通过一个小小的“许愿瓶”就做到了。
“费得里奇为一位太太耗尽了家财，总不能获得她的欢心，从此只得守贫度日。后来那位太太去看他，他把自己最心爱的一只鹰宰了款待她，她大为感动，就嫁给了他，并且给他带来丰厚的陪嫁。”保尔・海泽就根据《十日谈》中的这一段开场白，阐明中、短篇小说的一个基本特点，要求每一个作者都经常向自己提出问题：“我的‘鹰’在哪里？那使我的故事区别于其他成千上万篇故事的独特之点在哪里？”这就是著名的微型小说的“猎鹰理论”。在上述两篇习作中，“古怪的许愿瓶”和“疯狂的鸡蛋”，都是小说叙述中精彩的道具，都是不可多得的“猎鹰”。
师说的论文篇二
3.1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的融合。
企业的目标、精神、理念和宗旨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它反映了企业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即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发展为出发点。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决定了企业文化建设需要更接近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具体的企业目标，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员工感到只有企业的价值实现，才能实现自身价值。这种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正是思想政治工作所要达到的目的。
因此，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可以将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落实到企业的具体工作中去。
3.2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
企业文化的价值首先在于它能够使全体员工得到价值认同和统一，由此形成核心竞争力。企业精神、经营理念一旦形成并成为全体员工的意识，就会转化成员工的自觉性和创造性，才能实现“现场主动、职业自觉”，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无尽资源。因此，我们要把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常抓不懈、持之以恒。通过企业精神、经营理念的凝练和培育，把思想政治中意识层面的内容贯彻到企业各项工作中去，变成企业的具体目标和行为规范。通过企业文化建设，能够帮助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其引领作用，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3.3拓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和外延。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进步，员工对企业的需求也变得更多，企业不仅要给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也要提供给员工一个实现个人价值的平台。企业文化建设倡导的企业精神、构筑的发展目标，使员工看到了企业发展的希望，不仅拓展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和外延，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更广阔的活动平台，同时也为思想政治工作改革旧观念、旧模式、旧方法，实现创新提升提出了要求，创造了条件。
3.4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群众性。
全体员工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企业文化建设的全员参与，从真正意义上体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群众性。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对全体员工宣传教育、广泛发动的过程。广大员工变以往教育中的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自觉实践。当他们感悟到企业所倡导的价值观和目标的正确可行时，就会自觉地团结在企业周围，为企业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4建立学习型和动态的企业文化。
学习型企业文化关键在于通过不断学习和创新解决传统企业固有的分工、竞争和反应性三个基本问题。学习型企业文化的关键是提高员工的文化素养，重视员工的学习能力和学习价值，尊重员工的独立人格，让员工畅所欲言，允许他们从各个角度提出问题与解决方案，鼓励员工对于现有管理模式提出建议和挑战并倡导他们去积极寻求改善的途径。从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促进企业学习。
除此之外，保持企业文化的动态发展性。企业文化的稳定性也是相对而言，并非一成不变，作为核心竞争力塑造和发展的源动力，企业文化建设必须适应和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保持适度的动态机制，不断吸纳先进思想和理念，顺应历史潮流，体现企业的核心预见力。对企业文化的各层面做出积极、有效的变革和调整，以顺应企业管理发展的新要求。
师说的论文篇三
图形创意作为视觉传达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在艺术设计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图形创意过程中，如何才能牢牢抓住观者的眼球是图形作品成功传递信息的关键。本文所探讨的视错觉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以“新奇”“独特”著称，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它独具特色的创作观念和表现形式能给图形创意课程的教学与实践带来重要的价值。
常言道“眼见为实”。然而，有些情况下，眼睛并不是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而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这种欺骗性其实是人的视觉错觉在作怪。人们通常把与物体的形状和色彩有关的错觉称为视错觉。具体而言，视错觉是一种人类所共有的特殊的视觉感受，是在外界刺激物的作用下，知觉判断的视觉经验或思维推理与所观察到的事物特征之间产生了视觉误差。而对于这种特殊的视觉现象早就被艺术家和设计师们发现并将其作为一种独特而有效的艺术手段，应用到自己的创作中，皆取得了奇妙而富有震撼力的视觉效果。人们在欣赏那些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作品时，往往会由外在的视觉引力，迅速转为一种内心的主动探索，这就是视错觉的魅力。这点与图形创意所寻求的“打眼入心”的传播效果不谋而合。正如国际著名的视觉大师福田繁雄所说：“我的作品，无论是平面的、还是立体作品的创作核心，都是围绕着以视觉感官的问题为前提来进行思考。”由此可见，它对今天的图形创意课程教学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创造性思维是学习图形创意课程的基本要求，也是关键因素。它是学生今后进行设计与创作所必备的能力之一。长期以来，学生在创作过程中往往沿用习惯的思维模式，从固有的图形形式本身出发进行思考与表现，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创造性思维潜能的发挥。因此，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学会开辟独特的设计蹊径，学会举一反三，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创作热情，活跃课堂的教学气氛，使学生对这门课保持长久的新鲜感。
视错觉艺术以其生动有趣的视觉语言和自身极大的视觉刺激性，深深地触动了人们的视觉方式，丰富了人们的视觉体验，将这一视觉原理引入到图形创作中，让学生懂得图形创意的表现应该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外在形象表现。另外，研究表明，人类大脑的潜力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激发创新思维的关键在于如何来挖掘这些潜力。就创造性思维的特点而言，关键就在于善于变换不同的视角，产生新的发现。这种不断变换视角来观察世界的方法是培养创意思维的有效途径，它可以扩展创意思维的深度和广度，这对图形创意设计来讲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在图形创意教学中，要引导给学生只有破除思维枷锁，改变创作视角，才能创造出不同寻常、引人注目的视觉形象。
视错觉作为一种特殊的视觉现象，将其用于图形创意中不仅能够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的视觉形象，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地吸引观者的视线，使作品更具生命活力和独特的存在价值。人的视觉过程是视觉生理活动与相应心理经验联系起来互相起作用的，它不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而完全是一种积极探索。“它是有高度选择性的，不仅对那些能够吸引它的事物进行选择，而且对看到的任何一种事物进行选择。”因此，我们在观看一个物象时，并不是把视点平均投向画面的每一部分，而是“有选择性的”集中于某一点。这种集中来自主观选择时的兴趣。由此可见，具有刺激性和趣味性的视错觉艺术，正是以其主动出击的视觉形式，为它们成为视觉选择的重点提供了机会，从而增强了观者视觉生理和心理的刺激程度，同时也为在纷繁芜杂的图片信息海洋中实现快速有效地传播创造了前提和条件。例如福田繁雄在1975年京王百货举行个展的宣传海报，巧妙地利用图底反转的错觉原理令作品中图形的视觉效果妙趣横生，产生了奇特的心理效应。这种将现实与幻想、主观和客观有机地统一，以营造视觉冲突，深化传达内涵的图形形象，自然会在众多平淡的图形作品中出奇制胜，最终体现出视错觉图形魔术般的视觉魅力和传播效应。
空间是设计领域的永恒课题，人类在最初描绘物象时，就有了在二维平面上反映三维立体物象的意识。而在现代绘画和视觉传达设计中，有些画家和设计家却抛弃了古人留下的透视方面的遗产，又回到当初对透视没有正确看法的迷惘状态，进而形成了多维空间的构形方法。
视错觉图形作为一种多维空间形式的典型代表，打破了空间维度的界限，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将有限转化成无限，从而创造出全新的混维空间形态。这种混维空间的设计观念给图形创意带来了更多的启发与灵感。欧洲“视觉诗人”派的代表人物——招贴设计大师冈特兰堡曾经尝试使用空间视错觉手法进行创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福田繁雄相似，兰堡的艺术观也是视觉功能至上。戏剧表演《hamletmaschine》招贴中，悬空一本书，书的封面上有一只手，而这只手又同时拿着这本书，亦真亦幻，整个作品传达了知识本身的力量是无穷的深刻内涵。当我们在观看时，视角会不断地在二维空间和三维空间之间转换，进而看到一种真实空间中不可能存在的非现实状态的空间结构，给人一种超越时空的奇妙感，产生视觉悖论，从而构成一个趣味无穷的幻觉图形世界。对此，在教学中通过大量此类优秀图形作品的赏析，让学生体会与理解这种全新的空间设计观念所带来的视觉震撼，从而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拓展他们的创意思路。
总之，图形创意这门课程的教学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并能够将其与今后的专业设计很好地进行衔接。因此，在讲授内容的同时，更要注意上升到对学生设计思维的引导层面，使学生懂得从人的视觉与心理角度出发去创造新奇而丰富的视觉图形世界，从而加深对图形语言创作观念与表达方式的理解与探索。
师说的论文篇四
中国江苏早在17世纪中叶即已形成了与现代行政版图近乎完全相同的“体国经野”“以民为极”的省级政治、经济、文化区划。实际上，若依历史文化脉络沿时空上溯，远自春秋以来的数千载文化的一脉相承，已经为江苏省域内的区域文化构建起了一种独特的超文化表征。这种超文化性主要体现在区域文化的超时代性、超地域性、超文化性，无论是其“体国经野”的治理理念，还是其“以民为极”的民生天道的抚民思想，都超前于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
（一）吴韵汉风与句吴文化等区域文化符号。
江苏省域内的区域文化由来以久，远迄自春秋战国时代，这一区域即已率先成为文明最为开化与文化最为融合的地区。而春秋时期的泰伯奔吴则不仅为吴地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而且更为吴地带来了一种谦让宽仁的超文化精神，并将其所带来的先进生活经验与生产技术等加以文化性地因地制宜，最终深度融合而成了一种有着吴韵汉风表象的句吴文化。从而开启了江苏省历史上长达千年的灿烂辉煌的文明篇章，泰伯亦因此而被称之为江南鼻祖。应该看到，以江苏省域区划为核心主体的句吴文化，为中国近代史荟萃了饱含天时地利人和的人文精髓，使得整个以江苏省其时的文化得以成为文化的里程碑式的典范，并得以在人文与财赋两个支撑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功能层面冠绝中华。句吴文化在时代的渊薮与文化的氤氲下，与本土文化交相激荡、彼此融汇、共生共荣，最终形在了一种独特的泛吴文化意义上的文化类型。该文化为后世的吴越文化、海派文化等的缘起，铺就了坚实的文化基石。同时，这种泛吴文化亦成为江苏省区域文化的一种表象化的综括与贯通表达。
（二）楚汉文化的区域文化符号。
江苏省域内的区域文化既有着吴韵汉风的春秋婉约式表达，又有着楚汉文化的刚劲雄浑式表达。尤其是以江苏徐州为中心的楚汉文化，更是以其南北共塑的中国文化史上罕有的特征，将刚劲雄浑与尚武崇文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从地理位置而言，楚汉文化正当东襟大海、西据中原、南屏江淮、北扼齐鲁之要冲，如此关键的地理区位、周遭环境、文化氛围更是为楚汉文化建构起了一种整个江苏省区域文化为典型的江南繁庶文明影响下的清雅的文化特征。从戏曲文化而言，江苏省区域文化中有可为动漫产业利用的“拉魂腔”等独特文化韵律；从文学作品而言，这里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三言二拍》等独特言说，并且，这里亦与《三国演义》中的许多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楚汉文化与吴韵汉风的句吴文化，最终共同形成了一种“好一朵茉莉花”为俪采追新意象化形象的区域文化；并且纯文化层面的北经南玄二学的渊综广博，亦与教义理念等在此进行了深度融合，进而完形而为一种能够诉诸于动漫产业化的区域文化的意象化弥纶表达。
（三）分途异向深度融合的区域文化符号。
江苏省动漫产业的区域文化特征研究其利有二，其一在于透过动漫产业与区域文化的深度融合，既能够强化区域文化特色，又能够顺势而为地进一步快速发展相关的区域文化产业。其二则在于能够借以实现动漫产业发展与影视产业发展的平衡、动漫产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平衡、本土文化语境与全球文化语境的平衡。同时，由动漫产业的区域文化特征研究出发，还能够为区域文化更加充分的可持续发扬与永续利用，带来引领区域文化踏上新台阶的丰厚的文化积淀。江苏省域内的区域文化源自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承载着中化文明上下五千年的龙脉遗风。甚至早在魏晋南北朝纷乱的时期开始，江苏省域的区域文化即已在淮北、淮南、江南等三大区域产生了分途异向与汇流融合等不断演变，在这一演变、衍生、延展的整个过程当中，江苏省的区域文化由此开始渐现雏形，并在此后的漫长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种灿若漫天星斗的一直延续及今的泛江南文化，进而建构起了由这种泛江南文化抽象而完形的区域文化符号，并由此升华而为一种区域文化抽象化的统摄表达。
（一）多元一体化的文化特征。
江苏省区域文化特征首先即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有着历史文化根性的多元性、丰富性、灿烂性，其多元性主要反映在北方多民族南迁的士族庶族等的多元深度融合上，其丰富性则表现在多元文化的一体海纳、一体包容、一体衍化等方面上。而其灿烂性，则表现在整个江苏省域的江海文化、运河文化、山文化、水文化、湖文化等的深度融合等方面。这些区域文化的符号表达，为江苏省动漫产业的区域文化特征带来了一种形诸于区域识别性的文化表达以及形诸于文化、习俗、价值观等隐性元素的无形的区域文化，形诸于建筑、服饰、方言、特产等显性元素的有形的区域文化表达。这些区域文化表达，由吴韵汉风和楚汉文化等人文因素紧紧地维系在一起，既有着贯通性、渗透性、补充性，又有着相依性、相济性、相融性；从而成就了足以为动漫产业提供发展支撑、发展依托、发展根性的突出、鲜明、强烈的区域文化特征，并为江苏省动漫产业与区域文化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深度融合提供了文化一体化发展、一体化、一体化等的宝贵基质。
（二）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
文化研究的因素相关性使得文化研究有着远比其他任何机制都更为复杂的成因。其漫长的时代沿革、历史建构、地理氤氲、人文浸染等都会从某种程度上影响、改变、左右未来。江苏省域内的区域文化既有仪式性的源于三国时期的放施食文化，又有着儒释道深度融合的三教合一文化；同时，更有着敢于问鼎天下的最为典型的楚汉文化。这些文化特征均为江苏省动漫产业带来了永续参照的遗存，并且，更为江苏省动漫产业带来了由词汇、语言而文学文本，由图腾、纹饰而绘画建筑等的江苏省域内区域文化的独特的文化特征。这些文化特征在人、山、水、江、海、湖等六位一体的特殊文化载体下，以其独特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孕育出了共存共荣共生的文、德、宽、和与武、劲、雄、阔相融并济的世界人文历史中所罕有的独特的人文精神。同时，江苏省域内区域文化所特有的这种文化体系，更将其人文精神表达为一种负山带江的超越了人文精神的虎踞龙蟠气息。
（三）超文化特征。
追溯江苏省域内区域文化源头可见，其起源于一种礼仁谦和的仁者之风。这种仁者之风由吴太伯所引领，历经千余载传衍而为整个江苏省域内的区域文化带来了一股中原文明风行草偃般的心灵教化，而这种心灵教化式的自上而下的规训，恰恰是西方发达国家所一力倡行而我国后现代所至为缺乏的。这种仁者之风为江苏省动漫产业赋予了一种超文化的根性灵魂与超文化的仁风精神的独特秉赋，其既具有着大河前横大江流东的吴韵汉风，亦具有着慷慨豪放悲歌激昂的楚汉雄风。同时，从动漫产业视角而言，江苏省域内区域文化中的董仲舒，更是江苏历史文化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其关注民生天道为仁的极致仁爱思想，以其超时代性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理念竟然完全不谋而合。这种人性赞歌，足以为江苏省动漫产业带来一股强力驱策的文化新风，江苏省域内区域文化亦涌现出了“先天下忧、后天下乐”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高尚情操表达的值得弘扬的超文化特征。这些超文化特征均可在动漫产业中加以更加充分地应用，使得这些特征能够成为历史文化铭记下，江苏省域内区域文化抽象化的永恒象征。
（一）发展举措。
动漫产业取材于文化已经成为一种颠扑不破的真理。世界两大动漫国度——美国和日本即是活生生的实例。美国动漫完全取材于其建国以来植根于民众内心深处的英雄主义；而日本动漫则更多地植根于源自东方神秘文化的怪力乱神。由此可见，文化才是动漫产业快速腾飞的根基、根本、根性灵魂。江苏省历史上自汉末魏晋以来即渐成中国文化的最为重要的核心区域，其区域文化由此而得到了极大的繁荣。千余载的文化气息氤氲、文化氛围熏陶、文化环境笼罩，使得江苏省有着极其丰厚的文化底蕴，而这恰恰为江苏省动漫产业区域文化发展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文化模因。深入挖掘吴韵汉风与楚汉文化等有形与无形的区域文化资源，并针对这些有形与无形的区域文化资源进行可持续性且有意识地培育，按照江苏省内的县域等自然文化单元进行区域文化区划划分，建构起多姿多彩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产业区，并由文化产业区向外进行基于文化的传播辐射，使之形成一种文化可继性、中继性、延继性。并在此基础之上，由这些区域文化之中萃炼、提取、锻造出可资开发与可供利用的动漫产业文化素材。
（二）发展路径。
江苏省动漫产业区域文化在明晰思路把握特色之后，后续的工作即是研究发展路径问题。从江苏省动漫产业区域文化发展举措观察，实际上，欲将动漫产业落到实处必须首先构建区域文化平台。区域文化平台既是江苏省动漫产业发展落到实处的根本保障，又是有效延伸整个江苏省动漫产业链条，也是将整个江苏省动漫产业做大做强的根本保障。从上体的路径来看，必须在区域文化平台的构建过程之中形成文化的实体组织，从而方能将有形与无形的区域文化整合为真正意义上的概念。同时，应更加深入地研究吴韵汉风与楚汉文化区域资源和动漫产业的深度融汇。并且，在文化产业链的效应下，不仅要深度挖掘区域文化，而且更要发扬光大区域文化，不仅要实现区域文化的泛区域化构建，而且更加加快区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以区域文化效率的切实提高，更快更好更大力度地对江苏省动漫产业带来依托、刺激、推动作用。由此方能由区域文化特征形成一种强烈的区域文化本土化的文化认同，以及跨区域的文化认同，进而形成一种将江苏省动漫产业嵌入至区域文化之中，并将区域文化不断整合为动漫ip表达的良性循环路径。
（三）发展展望。
江苏省区域文化与江苏省动漫产业，二者之间既存在着联动性又存在着相互的深度融合性。区域文化能够为江苏省动漫产业发展提供基质、源泉、动力；动漫文化产业则能够为区域文化带来数倍乃至于数十倍数百倍的反哺与回馈。发展江苏省动漫产业区域文化重在创新文化发展理念与不断增加区域文化的文化功能价值和文化衍生价值。并且，由此大力提升区域文化的辐射价值，拓展区域文化的动漫产业发展时空，以文化为根本、以文化为核心、以文化为蓝本，将区域文化与文化衍生创新、文化衍生发展、文化衍生辐射等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得区域文化快速实现提振、升变、跃迁，从而成为江苏省动漫产业最为重要的发展依托。这些区域文化中的文化元素都可以成为江苏省动漫产业创制的有机的文化模因。并且，应针对区域文化进行不遗余力的现代科技介入与创新，以期更进一步地大幅提高区域文化传播水准、质量、效率，进而形成有机的可持续的文化产业链。由文化产业向其他领域不断辐射，打造出具有江苏省文化特色的以省级为主核心，以县级为副核心的多核心动漫产业区域文化体系。
江苏省域内的区域文化是我国中华文明之中最为独特的存在，其有着中国历史文化传衍过程中，吴韵与汉风、吴文化与楚汉文化三者深度融合的结果，因而，其具有非常鲜明的泛文化与超文化的双重特征。江苏省域内的区域文化以其“先天下忧、后天下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先进的超文化思想成为动漫产业足以借鉴的区域文化永恒的符号表达。同时，这种区域文化在历史文化进程中的分途异向与深度融合的符号化图景，亦给现代动漫产业创制带来了一种重要的发展参照，尤其是江苏省域内区域文化的一体化与刚柔并济的超文化特征更是成为江苏省动漫产业发展，由文化创制而文化核心，由文化核心而文化体系的重中之重的根本模因。
师说的论文篇五
如今的管理者非常幸运,因为我们有近一个世纪的管理理论与思想演进的历史可以回顾,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发展创新。我们可以让历史告诉未来,可以“翻开过去的历史,为将来作好准备。”
管理自初步形成理论以来,已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演变,从泰罗对于工厂的科学管理到今天对于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的企业管理,其间凝结了无数管理实践者与思想者的汗水与心血,而我们正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可能发展创新。诚如丹尼尔・a・雷恩所言:“下面让我们翻开过去的历史,为将来作好准备。”
第一阶段:古典管理理论阶段(本世纪初到30年代)。
这一阶段是管理理论最初形成阶段。其间,在美国、法国、德国分别活跃着具有奠基人地位的管理大师,即“科学管理之父”――泰罗(f.w.taylor)、“管理理论之父”――法约尔(h.fayol)以及“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m.weber)。
泰罗重点研究在工厂管理中如何提高效率,代表著作是《科学管理原理》(19),科学管理的理论要点具体包括: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必须配备“第一流的工人”,并且要使他们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方法;对工人的激励采取“有差别的计件工资制”;工人和雇主双方都必须来一次“心理革命”,变对抗为信任,共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努力;把计划职能同执行职能相分开,变原来的经验工作方法为科学工作方法;实行职能工长制;在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泰罗的追随者们依其理论进行了动作与工时等效率问题的研究;傅勒还首先提出领导的权力要与员工共享,而非加诸于员工,并把这个想法叫做参与式管理。
法约尔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他的著作《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19)当中,他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管理理论:企业职能不同于管理职能,后者包含在前者之中;管理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工、职员与职权、纪律等管理十四条原则;管理五要素问题,其中,关于管理组织与管理过程职能划分理论,对后来的管理理论研究具有深远影响。
马克斯・韦伯则主张建立一种高度结构化的、正式的、非人格化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他认为这是对个人进行强制控制的最合理手段,是达到目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形式,而且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他的这一套思想体现在其著作《社会和经济理论之中》。
上述三位及其他一些先驱者创立的古典管理理论被以后的许多管理学者研究和传播,并加以系统化。其中贡献较为突出的是英国的厄威克(l.f.urwick)与美国的古利克(l.gulick),前者提出了他认为适用于一切组织的十条原则,后者概括提出了“posdcrb”,即管理七项职能――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和预算。在实践上,各个公司开始将理论付诸于行动,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斯隆对公司的改组――采用集中控制下的分权制,建立事业部,成为分权的始作俑者。
古典管理理论阶段的研究侧重于从管理职能、组织方式等方面研究效率问题,对人的心理因素考虑很少或根本不去考虑。
第二阶段:行为科学理论及管理理论丛林阶段(30年代到60年代)。
代末到30年代初全世界出现经济大危机,在美国,罗斯福政府从宏观上对经济实施管制,管理学者们则开始从微观上研究“硬件”以外的造成企业效率下降的影响因素。
行为科学理论阶段重视研究人的心理、行为等对高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效果)的影响作用。这些研究起源于以梅奥(g.e.mayo)为首的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与西方电气公司合作进行的霍桑实验(1924-1932),该实验的结论――职工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企业中存在着“非正式组织”,新型的领导能力在于提高职工的满足度,存在霍桑效应等――引起了管理学者对人的行为的兴趣,从而促进了行为科学理论的发展,该理论主要研究个体行为、团体行为与组织行为。
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到今天依然非常著名的理论成果包括:1.马斯洛(a.h.maslou)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分为生理的需求、安定或安全的需求、社交和爱情的需求、自尊与受人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等五个层次,当某一层次的需求满足之后,该需求就不再具有激励作用。在任何时候,主管人员都必须随机制宜地对待人们的各种需求。2.赫次伯格(f.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把影响人员行为绩效的因素分为“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前者指“得到后则没有不满,得不到则产生不满”的因素,后者指“得到后则感到满意,得不到则没有不满”的`因素。主管人员必须抓住能促使职工满意的因素。3.麦克莱兰(d.c.macleland)的激励需求理论指出,任何一个组织及每个都代表了实现某种目标而集合在一起的工作群体,不同层次的人具有不同的需求,因此,主管人员要根据不同人的不同需求来激励,尤其应设法提高人们的成就需要。4.麦格雷戈(d.m.mcgregor)的“x理论-y理论”是专门研究企业中人的特性问题的理论。x理论是对“经济人”假设的概括,而y理论是根据“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的假设,并归纳了马斯洛与其他类似观点后提出的,是行为科学理论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随着对人的假设发展至“复杂人”,又有人提出了超y理论。5.波特-劳勒模式由波特(l.)和劳勒(e.e.lawler)合作提出,该模式提出,激励不是一种简单的因素关系,人们努力的程度取决于报酬的价值、自认为所需要的能力及实际得到报酬的可能性,管理者应当仔细评价其报酬结构,把“努力-成绩-报酬-满足”这一连锁关系结合到整个管理系统中去。
战后4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国势与经济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除了行为科学理论得到长足发展以外,许多管理学者(包括社会学家、数学家、人类学家、计量学家等)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发表自己对管理学的见解。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以巴纳德(c.barnard)为创始人的社会合作系统学派、西蒙(h.a.simon)为代表的决策学派以及德鲁克(p.f.drucker)为代表的经验(案例)学派等,到80年代初发展为十一大不同学派,孔茨(h.koontz)称其为管理理论丛林。
同一时期,还有个新的现象不容忽视,这就是对顾客需求的重视。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促使卖方市场开始向买方市场转变,于是,由美国质量管理专家费根堡母(a.v.feigenbaum)首倡的全面质量管理(tqm)“始于顾客,终于顾客”的思想开始引起管理界的重视,并为世界各国广为传播和接受。与其说tqm是质量管理,莫如说它是以质量为中心的企业管理,而质量好坏的评判是由顾客说了算的,因此需要首先从外部了解需要,然后实施内部质量控制,最后落脚于“顾客满意”。
第三阶段:以战略管理为主的研究企业组织与环境关系的时代(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经济内临石油危机,外遇崛起的日本及欧洲的挑战,科技竞争愈演愈烈,管理学界开始重点研究如何适应充满危机和动荡的环境的不断变化,谋求企业的生存发展,并获取竞争优势。较为突出的是,来自于战争的词汇――“战略”开始引入管理界。这一期间的管理理论有以下的发展:。
安索夫(ansoff)《公司战略》(1965)一书的问世,开了战略规划的先河。待到1975年,安索夫的《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出版,标志着现代战略管理理论体系的形成。该书中将战略管理明确解释为“企业高层管理者为保证企业的持续生存和发展,通过对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分析,对企业全部经营活动所进行的根本性和长远性的规划与指导”。他认为,战略管理与以往经营管理不同之处在于面向未来,动态地、连续地完成从决策到实现的过程。
的代表作,但其分析的问题亦是从长期角度看待企业如何适应环境,认为在企业管理中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组织应在稳定性、持续性、适应性、革新性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
迈克尔・波特(m.e.porter)的《竞争战略》(1980)可谓把战略管理的理论推向了高峰,书中许多思想被视为战略管理理论的经典,比如五种竞争力(进入威胁、替代威胁、买方侃价能力、供方侃价能力和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三种基本战略(成本领先、标新立异和目标集聚)、价值链的分析等。通过对产业演进的说明和各种基本产业环境的分析,得出不同的战略决策。这一套理论与思想在全球范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竞争战略》与后来的《竞争优势》(1985年)以及《国家竞争优势》成为著名的“波特三部曲”,中国的管理学界以及很多实际工作者对此都不陌生。
第四阶段:企业再造时代(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
80年代,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日益提高,随着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企业管理,三、四十年代形成的企业组织愈来愈不能适应新的、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管理学界提出要在企业管理的制度、流程、组织、文化等方方面面进行创新。美国企业从八十年代起开始了大规模的“企业重组革命”,日本企业也于九十年代开始进行所谓“第二次管理革命”。这十几年间,企业管理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类似脱胎换骨的变革。
实践先于理论的产生,企业再造理论的最终构架由迈克尔・海默(m.hammer)博士与詹姆斯・昌佩(j.champy)完成。他们在其合著的《再造企业――管理革命的宣言书》(1993)中阐述了这一理论:现代企业普遍存在着“大企业病”,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与激烈的竞争,要提高企业的运营状况与效率,迫切需要“脱胎换骨”式的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回应生存与发展的挑战;企业再造的的首要任务是bpr――业务流程重组,它是企业重新获得竞争优势与生存活力的有效途径;bpr的实施又需两大基础,即现代信息技术与高素质的人才,以bpr为起点的“企业再造”工程将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工作世界。
在上述二人的合著出版前的1990年,《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就发表了海默的文章《改造工作:不要自动化,而要推翻重来》,海默批评了企业在改造中常犯的错误,即运用信息技术加速已落后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工作流程,指出要对流程进行重新思考,并提出了改造的七项原则。由于其为再造工程所做出的理论贡献,海默本人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四大管理宗师”之一。
除海默之外,还有许多管理学家在为企业再造做咨询工作的同时,撰写文章。1993年11-12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特蕾西・高斯、理查德・帕斯卡及安托尼・阿瑟斯的《重新创业的过山车――为更有力的明天在今天冒险》,其中特别强调,改造不是改变现在已有的,而是要创造现在所没有的。
1993年底,小林裕以专著《企业经营再造工程》完成了日本管理学界对这一时期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总结。
第五阶段: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组织管理(90年代以后)。
80年代末以来,信息化和全球化浪潮迅速席卷世界,跨国公司力量逐日上升,跨国经营也成为大公司发展的重要战略,跨国投资不断增加。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信息与知识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为获取这些资源提供了可能;顾客的个性化、消费的多元化决定了企业只有能够合理组织全球资源,在全球市场上争得顾客的投票,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这一阶段的管理理论研究主要针对学习型组织及虚拟组织问题而展开。
1990年,彼德・圣吉(p.m.senge)所著的《第五项修炼》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旨在说明:企业惟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源于比竞争对手学得更快更好的能力,学习型组织正是人们从工作中获得生命意义、实现共同愿望和获取竞争优势的组织蓝图;要想建立学习型组织,系统思考是必不可少的“修炼”。该书出版不久,即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并于1992年荣获世界企业管理协会最高荣誉奖――开拓奖,作者本人也被冠以90年代的“管理学宗师”。
在阿里・德赫斯(ariedegeus)所著的《长寿公司》一书中,作者通过考察40家国际长寿公司,得出结论――“成功的公司是能够有效学习的公司”,在他看来,知识是未来的资本,只有学习才能为不断的变革做好准备;此外,罗勃特・奥伯莱(r.aubrey)与保罗・科恩(p.m.cohen)合著《管理的智慧》则描述了管理者在学习型组织中角色的变化――他们不仅要学会管理学习的技巧,也要使自己扮演学习的领导者、师傅和教师的多重角色。
除了学习型组织,90年代还有一个热点――虚拟组织。1990年《哈佛商业评论》第6期发表文章《公司核心能力》,作者建议公司将经营的焦点放在不易被抄袭的核心能力上,由此引发后来的“虚拟组织”热。虚拟组织与传统的实体组织不同,它是围绕核心能力,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及通信技术与全球企业进行互补、互利的合作,合作目的达到后,合作关系随即解散,以此种形式能够快速获取处于全球各处的资源为我所用,从而缩短“观念到现金流”的周期;不仅如此,灵活的“虚拟组织”可避免环境的剧烈变动给组织带来的冲击。1994年出版的由史蒂文・l・戈德曼(n)、罗杰・n・内格尔()及肯尼斯・普瑞斯()合著的《灵捷竞争者与虚拟组织》是反映虚拟组织理论与实践的较有代表性的著作。
完成了对近百年来管理理论与思想的演变历程所做的回顾之后,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各个阶段的年代划分并非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事实上,无论是行为科学、战略管理,还是企业再造依旧是我们今天的话题。第二,无论哪一种理论或思想,都是围绕管理的核心问题“效果”(做正确的事)或“效率”(如何正确地做事)而展开,对于今天的中国企业,没有哪一种理论过时或无用,应当结合自己“要做的事”,兼收并蓄,有选择地取舍,这样才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自我――这才是我们回顾历史的目的所在。
师说的论文篇六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特征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二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都具有文本性，从文本性出发，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具有明显的政治性。
新历史主义；特征；文本性；政治性。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舶来品，它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和文学界。20世纪80年代，在渡过了西方“历史主义危机”之后，人们又重新追问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以反抗形式主义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征。
(一)历史是什么。从历史理论来说，新历史主义的“新”是相对于传统历史观而言的，这最主要表现在它对历史的性质的再认识上。而对“历史是什么”的回答，构成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传统的历史观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可供客观认识的领域，历史是独立于历史研究者认识主体的、独立于他的研究手段(“发现”)和工具(“语言”)的实际存在。如果历史研究者在把握历史的过程中能够克服和排除主观因素，透明地运用其语言工具，他就能够再现般发掘出埋藏在时间风尘下的“史实”，并由此获得关于历史的不容置疑的“真理”性发现。在新历史主义看来，上述的历史观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它本身就是非历史的。历史研究者的主体(“人”)和他的工具(“语言”)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任何具体的人在借助语言而把目光投向过去的时候，他的视点和视野都已经被限制在某一现刻历史、语言的历史沉淀以及它们错综的复合影响之中。
展现在他眼前的不过是他所看见的历史，而不是“历史本身”。因此，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现时的人对过去的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以话语的形式存在，它是被写出来的。至于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他们则不管，他们认为历史主要由一些文本和一种阅读、阐释这些文本的策略组成。
对此美国文艺理论家海登·怀特说：“从这种观点看，‘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在这里，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描述，而这种描述并非纯粹的客观再现，而是语言对事件的再度构成，其中必然渗透着语言运用者对事件的解释。
因此，历史被看作一个文本。海登·怀特还进一步论证道：“不论历史事件还可能是别的什么，它们都是实际上发生过的事件，或者被认为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件，但都不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件。作为这样的事件，为了构成反映的客体，它们必须被描述出来，并且以某种自然或专门的语言描述出来。后来对这些事件提供的分析或解释，不论是自然逻辑推理的还是叙事主义的，永远都是对先前描述出来的事件的分析或解释。描述是语言的凝聚、置换、象征和对这些作两度修改并宣告文本产生的一些过程的产物。单凭这一点，人们就有理由说历史是一个文本。”
历史是一种话语，或一种文本。这种历史观带有明显的后现代社会的色彩，是后结构主义者历史观的延续。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把历史称为一种“历史叙述”或“历史修撰”，正是突出了历史的文本性，用福柯的话说就是，原先的一个大写的单数的“历史”(history)被小写的复数的“历史”(histories)取代了，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历史，只是以文本的形式存在的历史。福柯的这种历史观正应和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种信念，即人们只有通过文本才能思想和感知，而文本之外的世界对于人的思想来说是不存在的，没有意义的。
作为话语或文本而存在的历史，带有一般文本的特征，想象和虚构因此而成为历史文本无法摆脱的特质。海登·怀特曾说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便是基于对历史文本的想象与虚构特质的理解而作的评论。这也就是说，历史从来就不能脱离想象而存在，历史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语言阐释，它不能不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与此相关，所谓历史真实并不等于事实，它是事实与一个观念构造的结合，也就是说，没有一种绝对的真实，一种离开具体观念和阐释语境的真实。历史话语中的真实总是存在于一定的观念构造之中。
(二)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当海登·怀特把历史的深层结构解释为“诗性”的时候，他已经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建立起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的联系。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相似。在传统历史学家那里，历史的特质是“真实”，它记录的是真实的事件，而这种“真实”与文学的特质“虚构”恰成对比，两者是格格不入、不容混淆的。但新历史主义者打破了历史的“真实”假象，他们认为，历史文本的运作方式是“编织情节”，即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作为特殊的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这种编织情节的方式与文学话语的虚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因此，在旧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中，文学文本被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认为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是对历史的一种反映。那么，旧历史主义批评家所从事的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任务就是一种“还原”历史的工作，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通过把文学作品放到它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中，来试图再现出作者的原来的意义，从而把握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意义。旧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因为它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而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换一种简单的说法就是，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作品是第二性的。或者说历史是背景，文学作品是前景。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而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不再把历史看成是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过程，看成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由特定文本构成。在他们看来，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在新历史主义者眼里，文学与历史并无明显的界限，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复杂的相互纠缠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他们所关注的，并非通常人们理解的那种虚构的、想象的、狭义的文学，而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换句话说，新历史主义批评从事的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而在具体批评行为的实施过程中，我们既能看到“用文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也能看到“用历史的方法研究文学”。
当新历史主义用“文本性”和“互文性”填平了历史文本与非历史文本间的鸿沟，拉近了历史客体与当代主体间的距离时，并不意味着要把历史文本理解成凭空捏造，新历史主义的目的是揭开作为教科书或史书的“历史”的神秘的面纱，让人看到其形成轨迹，发现文本的“历史性”。在这方面，它对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多有借鉴。福柯用“话语”连接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社会中的整个社会机制、惯例、习俗等，这就使文本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指向社会历史。话语实践植根于社会制度之中并受其制约，总是体现着权力的关系。由此，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指出，不论历史或文学，作为文本，它们都是一种权力运作的场所，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传统和反传统的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
同时，福柯挑战现存历史定论的勇气也给了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以莫大的鼓舞。福柯说，在任何一个看似处于某种统一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历史时期中，都充满了被压抑的它异因素，历史学家必须在他的谱系研究中对它异和断裂给予格外的关注。研究断裂就是研究特定的话语、社会形态的形成条件，并由此对它进行批判，而不是认可；昭彰它异不仅否定了统一意识形态的神话，而且通过历史定论对它异因素的压制过程和方式可以透视出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的机制运作情况。
因此，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批判也就必然包含着对现今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目的不在于马上颠覆现存的社会制度，而在于对此制度所依存的原则进行质疑。新历史主义批评所关心的不只是主导意识形态所维持的表象，而更重要的是这表象下被压抑的它异和破坏性因素。
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上非常迷恋边缘文化，确信自身的边缘化策略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与反叛，他们常常刻意把文学置于意识形态的边缘地带。通过对边缘状态的书写，新历史主义在社会文化和历史现实的广阔背景上，对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做出了探索和说明。
可以说，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最突出的特点，正是对文学意识形态性的重视和强调。这种做法突破了各种形式主义的束缚而确认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重视了文学与社会风尚、心理特征、国家机构、宗教形式、权力结构、传统惯例等文化现象之间的广泛关联，把文学重新植根于人类历史的沃野，这不仅纠正了对近一个世纪以来各种形式主义理论的学说偏执；同时，相对于传统文学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简单化处理，它对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性关系的充分说明，也是一次有力的矫正。
师说的论文篇七
茶道文化是我国奉献给世界的一项瑰宝级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一个过程中，无论是从茶叶的.发现还是茶文化的推广，我国始终扮演了重要角色。从一种精神层面上来进行分析研究，我国的茶文化是和我国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千年前，随着鉴真东渡，日本也吸取了中国茶文化，在这一时间段，日本也吸取了当时中国的茶文化思想，与此同时，通过结合日本国内千年的历史变迁，日本的茶文化也形成了自身的独特特征，成为了一种具有着自身独特魅力的茶文化，针对这样的情况，本文将从中日茶文化的不同点入手，进行日本茶道文化特征研究。
在我国，茶文化已经有了接近2000年的历史，作为我国传承千年的饮品，自古以来就和文人骚客有着不解之缘，这也是我国茶文化能够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在我国的盛唐时期，中国的国力空前强大，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水平的要求也很高。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本茶文化开始存在了和中国茶文化的不同，中国茶文化逐步向市民转移，开始逐步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与此同时，在日本的茶文化发展过程中，则是将茶文化和礼仪规范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开始充分的重视到对于茶具的摆放和茶道礼仪的追求。
1.中国茶文化的起点和日本茶文化的不同。
从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文化的发展起点来看，两者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的来说，在中国，从秦朝时期茶叶刚开始发现作为药物的作用，到唐朝开始逐步盛行，再到宋朝的极盛，我国的茶文化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期，经过接近两千年的发展，我国的茶文化已经脱离了物质的范畴，成为了中华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日本，茶文化的起源是通过唐朝时期的鉴真东渡实现的，在这一历史阶段，日本较为完整的引进了唐朝的饮茶精神文化，从这一层面来看，日本的茶道文化的精神起点是很高的。具体的来说，受限于唐朝时期的运输条件，能够进入日本国内的茶叶数量是很少的，这也就导致当时的茶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是具有着浓厚的精神色彩的文化。
2.中国茶文化的等级制度和日本茶文化的不同。
针对上文中提到的能够进入日本国内的茶叶数量很少的实际情况，这就导致在日本的茶道文化发展初期，能够接触到茶叶的日本人数量是很少的，只有日本的贵族阶层才有资格品茶并接受茶道文化。与此同时，在当时的中国，由于茶叶的种植方法已经普及到全国范围内，进行茶叶饮用的主体人群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针对这样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的茶文化和日本的茶文化的群众基础是截然不同的。
3.中国茶文化的性格和日本茶文化的不同。
从民族的性格来看，中国人民群众和谐中庸的性格和日本人严谨传统的性格对两国茶文化的发展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中国，由于人民群众善于将生活元素融入到茶文化中，这就让中国的茶文化具有了多元化色彩。在日本，人民群众则是更加严谨，乐意于遵守传统的习俗，这就让日本的茶道文化具有着传统的色彩，一直延续到了现实社会。
根据上文中所以提及到的中日茶文化的不同点，可以看出，相比较于中国的茶文化，日本的茶文化具有着文化延续性高、传统保存率高的特点，具有着更多的传统文化色彩。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的茶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的注意到吸取日本茶道文化对于传统的尊重，发扬光大我国自身的茶文化。我国的茶文化具有着接近两千年的悠久历史，但是，我国的茶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和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充分的注重到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相比较而言，更具有着传统化特性的日本茶道文化已经发展成为了茶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日本的茶文化自从唐朝引进之后，就一直坚持结合自身的实际特点，并在明朝时期开始完全的脱离了中国茶文化对于日本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茶文化。总体的来说，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文化是世界茶文化的两种重要文化，两种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发展。与此同时，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文化的核心思想都是“和谐”。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茶文化伴随着时间的发展，已经过分的重视了茶叶的生活化特点，而忽视了对于茶文化的精神文明的追求，导致我国现代的茶文化并没有形成自身的独特理念，已经陷入了茶文化发展的停滞时期，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的茶文化应当虚心的进行向日本茶文化的学习，促进自身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在继续发扬光大我国传统的茶文化的基础上，还要充分的注意到对于高雅的茶道文化的保护，不要过度的重视茶叶的实用化特点，也要充分的关注到对于茶文化的追求，重新让我国的茶文化焕发光彩。
师说的论文篇八
自从黑格尔把近代哲学的原则规定为以笛卡尔的“我思”为基本定向之后，人的主体性问题便映入眼帘，即“凡是应当被认为确实可靠的东西，一定要通过思维去证实”。“我思”被赋予了重要的地位，其重要思想史意义在于重新树立起人的主体性，以便与宗教实体相抗衡。但是，黑格尔并不满意这种以“我思”为基本原则的主观意识哲学，认为它仅仅是一种“主观的外部反思”，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黑格尔对主观意识哲学的批判，是在近代哲学建制原则上的改弦更张。
黑格尔对主观意识哲学的批判，是在澄清思维客观性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因为，黑格尔认为，主观意识哲学并不能够获得现实性的真理，而思想的根本问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和解问题，而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并陷入困境。如此一来，对思想客观性的证明，就成为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毋庸置疑，在黑格尔之后，现代哲学也打着消除近代哲学主体性的旗帜，试图通过主体间性来弥补、缝合以至于解决主体性彰显的主客二分的困境。但深入看来，现代哲学不仅未能真正解决主体性的困境，反而由于在建构主体间性的基础上的晦暗不明，导致了在最好的情况下依然还在诉说着黑格尔的话语，在最坏的情况下退回到了笛卡尔那里。就像海德格尔所指出的，主体性哲学“按存在者的基本存在建构来解释存在者”，其结果导致在“‘基本的’开端处没有规定清楚的正是这个思执的存在方式，说得更准确些，就是‘我在’的存在的意义”。
1内在性之为主体间性的秘密。
如此一来，如何理解现代哲学试图超越近代哲学主客体模式，代之以主体―主体模式来弥补、缝合主客体的缺陷就成为必要。我们列举两位现代重要的思想家进行说明。首先，胡塞尔使用“移情作用”来建构“主体间性”，这里的“移情作用”的基础来自于笛卡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我思”。因为，在胡塞尔那里，这种从自己走向他人的途径，在先验的意识上表现为“类比的统觉”，也即在意识中使他人成为我，从而使我成为与他人共在的，以至于把他人理解为和我一样的生命有机体。进一步而言，在主体间性的建构上，胡塞尔把生活世界与主体间性两者看作为互为前提、相互依赖。对此，胡塞尔指出，“在这种共同生活中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到与其他人的生活中，因此，一般来说，世界不仅是为个别化了的人而存在，而且是为人类共同体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只是通过将直接与知觉有关的东西共同体化而存在”。所以，胡塞尔把主体间性牢牢地夯实在生活世界当中，从而确立“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是生活在他周围的人的地平线中，他与周围的人可能时而发生现实的关联，时而发生潜在的关联，如同周围的人也能在现实的和潜在的共同生活中与其他人发生关联一样”。于是，一种基于先验的意识(直觉)的主体间性理论被构建出来。
其次，海德格尔一反胡塞尔通过纯粹直觉建立主体间性的路向，把“此在”作为确立主体间性的基础，建立起一种生存论路向上的主体间性理论。在海德格尔那里，主体与主体的联系与共同存在，首先并不是以意识本身为前提，恰恰相反，而是以“此在”的存在状态，“在世界之中”为基础而形成。海德格尔指出，“只因为此在如其所在地就在世界之中，所以它才能接受对世界的‘关系’”。因此，“这另一种存在者之所以能够‘同’此在‘聚会’，只因为它能够在一个世界之内从它本身方面显现出来”。如此看来，海德格尔不再从人的意识出发寻求主体间得以形成的基础，而是把此在的“在世界之中”作为主体与主体之间联系的中介，形成了以“此在”为基本本体论的主体间性理论。而这种主体间性理论，它说明海德格尔要从更为源始的根基处揭示主体间关系得以形成的原则，即此在的在世。可以看出，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主要代表的现代哲学，致力于建立一种主体间性理论，缝合近代主客体二分所带来的主体性困境。他们或者把人的先验直觉作为建立主体间性理论的原则，要么把人这个“此在”作为基本的建构基础，试图建立主体与主体共同活动的有效平台，从而达到人的真理性存在，消除近代哲学主体性的困境。但是，现代哲学是否解决了这个问题呢?断然不是。因为，按照黑格尔的意见，“对于一个哲学体系加以真正的推翻，即在于揭示出这体系的原则所包含的矛盾”。显然，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主要代表的现代哲学未能揭示出近代哲学的原则及其矛盾，当然也就未能超出近代哲学的解释框架，仅以各种新的形式重复着旧有的东西，其好的一面为破除主客体模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而其坏的一面却倒退到了近代哲学的建制原则之中。
严格来讲，主体间性得以成立并被合理诉说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对主体性进行一番剖析，把主体之为主体性形成的原则揭示出来，并把它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值得指出的是，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主的现代哲学虽说在这一方面做了深入的探索，但其主体间性的存在论基础依然晦暗不明。也就是说，他们未能就近代哲学体系的原则所包含的矛盾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予以最为彻底的瓦解，相反，就其他们依然遵循着思维的独立性而言，他们无不落入到近代哲学原则的范围之内。就像这种倒退必然要发生一样，它现在被黑格尔揭示为，即“思维、独立的思维，最内在的东西，最纯粹的内在顶峰，就是现在自觉地提出的这种内在性”。这在黑格尔看来，近代哲学最为根本的原则在于内在性。内在性昭示着思维的独立性和能动性，它从自身出发把自己设定为与对象不同的东西，并与之对立，其结果导致“凡是应当被认为确实可靠的东西，一定要通过思维去证实”。如此一来，内在性之作为主体的主体性基础，也就昭然若揭，或者说，主体之为主体性的存在论基础在于思维的独立性，也即是思维的实体性。
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主要代表的现代哲学，是否已经超出了黑格尔所指出的这个近代哲学的原则了呢?是否已经建立起了一种超越主体性的真正的主体间性理论了呢?在这个问题上，伽达默尔指出，在胡塞尔那里，“你们和我们，这两者本身都是多个的我，怎么能由一个超验自我构成?”而对于海德格尔而言，他的“思想中所发生的与传统的决裂恰恰代表着一种传统的无与伦比的复兴”。这里传统的复兴，被伽达默尔描述为“一种真正历史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是一种末世学的自我意识”。所以，在伽达默尔看来，胡塞尔没有，甚至海德格尔也没有完全从近代哲学的原则中超拔出来，亦没有解决近代哲学的主体性窘境，其建立起来的主体间性理论依然在近代哲学的主体性框架之内，只是做了对近代哲学的主体性修修补补的工作而已，稍加点缀罢了。
2“感性活动”作为主体间性的基础。
现代哲学试图以主体间性克服主体性的困境，但由于其存在论基础仍然局限在近代哲学的基本建制原则，即内在性当中，结果是这种克服收效甚微。因为，无论是胡塞尔的先验论现象学路向，还是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路向，两者都在克服近代哲学原则的矛盾上，陷入到近代哲学的框架内，使得他们建立起来的主体间性理论并没有实质性进展。很显然，主体间性是以主体―主体的模式超越主体―客体的模式，从主体间性建构出一种人与人交往的理论。但值得指出，虽然现代哲学的主体间性转向给哲学研究方式和方法上带来了更新，给予主体在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上更多的效力，但由于现代哲学在建构主体间性的存在论上倒退到了近代哲学的原则中，仍然沿用着纯粹的思维为出发点，致使这种主体间性理论仍然重复着近代哲学的话语传统，即“20世纪试图进行的对主体概念的批判不正是重复德国唯心主义所获得的成就吗?”
就像黑格尔所言，试图瓦解一种哲学体系，就必须揭示其哲学体系原则的矛盾，并超越它一样，从这方面来讲，黑格尔的意图正在于指出从哲学存在论基础上开始，追问其哲学体系形成的源始根基。可以说，在这方面只有马克思才具有实质性的进展，而这种进展说明，只有马克思才揭明主体间性的存在论基础，即人的“对象性活动”，或“感性活动”。可以认为，主体间性之为主体性的延伸，它指代的是主体与主体的交互作用，也可称为交往，而交往本身就是在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原则的基础上所建立主体间性的最为主要的形式。因为，一方面，如果要问及主体间性得以成立的前提，这个前提在马克思那里是这样表述的：“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来说直接是人的感性，直接是另一个对他来说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别人，才对他本身来说是人的感性。”毋庸置疑，马克思的感性揭示的是人与人关系成立的基础，因为人的感性只有通过别人，亦即通过把别人也作为感性的存在，才能够使自己成为感性的存在。进一步而言，感性之为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必然是以人的对象性的活动，也即感性的活动为其依托，并贯穿始终。所以，马克思看到，唯一能够使得主体间性确立的原则就是人的对象性活动，而对象性活动恰恰是瓦解主体性的武器，它预示着整个近代哲学所由建立的主体性原则的瓦解。对此，马克思指出，“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创造对象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为，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可以看出，人与对象的关系的实质就是人在自己的对象性活动中产生的对象性关系，这个对象不仅设定自己为对象性的产物，而且也设定着产生它的人，或者说，正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确证着他自己与对象的'本质联系。
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人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其实质就是“关于自己和关于人们的各种关系的观念和思想，人们关于自身的意识，关于一般人们的意识，关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认为这种关于关系的观念和思想，是以整个社会的意识为基础所形成，也就是说，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够建立起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意识。但这种关系意识，又是以人的感性意识为基本条件产生，它是感性意识在社会中的表现形式。马克思说，“感性意识不是抽象的感性意识，而是人的感性意识”，这种感性意识深刻地表现为人的社会历史，表现为“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所以，马克思把感性意识置放在了人的社会当中，置放在了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基础形成的历史当中，当然也就预示着整个近代哲学的建制原则坍塌，其准确表述为：“感性的，即意味着‘向外的’、‘在外的’、‘不是仅仅在自身之中的’。如果说在感性活动前提中同样承诺了意识的存在的话，那么，正因为这个活动是‘感性的’，所以这活动就不是意识因其内在性而生的自发性，相反，这活动所包含的意识，那是活动者对于自身之面对于不同他的他物这一点的意识。”
因此，在秉承意识内在性的近代哲学那里，当然也包括现代哲学，就像主体之为主体性的存在论基础的晦暗一样，主体间性的形成基础也是他们理解不了的。至此，我们能够认识到，对象性活动作为人与人关系最为根本的基础被揭示了出来，这种揭示它使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再倒退到近代哲学的范围之内，不再像近代哲学―――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那样仅仅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主体的对象;另一方面，在对象性活动基础上形成的感性意识，它使得关于主体与主体之间关系的观念、思维深深地扎根在人的现实感性活动当中，瓦解了近代哲学的原则即意识内在性，当然也就从根本上超越了现代哲学建构主体间性的那种抽象空洞的理论。所以，在马克思那里，主体间性本质上是由人的现实的对象性活动引起的主体与主体的交往关系，这种交往关系随即成为社会历史的，而且一并被感性意识反映出来，进而被道说。
3道说主体间性的方向。
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过渡，从理论层面来讲，它是要批判近代哲学主客两分的困境，也就是超越以笛卡尔“我思”所建构起来的主体性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把主体封闭在自我之内，形诸为个人至上的主观主义;而从现实层面来讲，这种过渡揭示出主体在与现实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仅仅把对象看做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也就是说，主体―客体的模式高扬了主体性精神，而忽略甚至是主宰着它的对象，以至于作为主体的人无限膨胀自己的能力，包括科学精神、占有精神等等，而忽视了客观对象对其存在的反作用。就像胡塞尔所言，“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人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而海德格尔也不断地追问，“我们沉思现代科学的本质，旨在从中认识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何种关于存在者的观点和何种关于真理的概念为科学成为研究奠定了基础呢?”很显然，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看来，现代人的生存意义的消失，其缘由都是以主体性形而上学不假思索地抬高人的主体性造成的。
以马克思之见，在我们试图使用主体性对现实世界进行解释时，追问主体性的来历是澄清一切问题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马克思从未脱离现实世界来进行思考，而是在现实世界当中使主体之为主体性，同样使主体间之为主体间性获得自律。马克思认为，在使主体真正成为现实的主体上，我们首先需要确定的前提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个有生命的个人，“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和受限制的存在物”。这就是说，人这个主体性的存在物，他一方面需要对象作为自己的欲望而存在，需要他的对象作为他存在的条件，作为他自身本质力量，抑或主体性力量的体现;另一方面，人这个存在物作为自然的、感性的和对象性的存在物，他又是一种受动的存在物，他需要在这种受动、受限制的过程中确认到自己的存在。这即是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这表明，主体之为主体性的根源不是自我意识，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主体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只有在这种能动与受动的双向运动中，主体的主体性才能够被揭示出来，进而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也才能够被深刻把握。
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的主体性的规定，恰恰是以感性的受动性和活动的能动性的矛盾统一为理路而建构出来，这一建构无非要说明此人与彼人之间的互为制约、互为作用。因此，主体间性本质上是以领会主体之为主体性的进路而得到深切地表达，或者说，主体间之为主体间性本质上是以主体之为主体性为前提，而对这个前提的理解，关键在于马克思指出的要把对对象、现实、感性的理解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里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即不是倒退到近代哲学的原则当中去理解，亦即倒退到以意识内在性为基础的主体性哲学那里去理解，它说明，在人与对象、人与现实、人与人的关系上，时刻把这些关系作为人的感性活动以及由此生成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来理解。这种理解，以及由这种理解所开启的建构主体间性的方向，显现出马克思从来不会脱离现实，或者说，不是脱离现实的个人的活动来解释人及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交往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能力来加以规定，避免了将交往看成纯思的逻辑本性所规定的思辨唯心主义本体论。”
值得指出，马克思为了强调主体间性以感性活动为基础，他特别地把人的语言作为阐释主体间性的依据。质言之，语言之为主体间性的表达，无非表明主体间性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体现，就在于它是“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语言在这里，无非表现的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如此一来，主体间性也就被明确地把握为以语言为纽带的现实的交往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所形成的语言，就很容易地被理解为“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这里，马克思让我们注意的是，语言其实就是由人的感性活动―――交往是它的根本表现形式―――为基础形成的感性世界，它是这个感性世界的表达，亦即这个感性世界本身。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的见解是中肯的。“由于形而上学把事物的真实存在理解为直接被‘思想’所接受的本质，存在经验的语言性质就被隐蔽了。”他还指出，“凡在有人说语言的地方，语言都有它们的现实，或者说，凡在人们能够互相理解的地方，都有语言的现实”。伽达默尔对“语言的现实是人们理解的基础”的这种态度，在马克思那里深刻地表达为人的现实的生活过程，即以感性活动为基础所形成的感性世界，与此同时，作为这个感性世界的语言也一并被揭示了出来。
师说的论文篇九
随着我国十几年前的高等教育大扩招及其教育产业化的发展，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级的教育转化成大众化的教育了。高校里的学生已经是原来的好几倍,高校的教育资源的增长速度却很难翻倍增加。高校的教育质量不断下滑，学生知识掌握的熟练程度,开展自学能力，与人交往的能力、人生观、价值观等各个方面都出现的很多问题。这种高校的教育质量令人担忧，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二、转型挫折。
这种高校教育质量的下滑也引起了高校自身的重视，很多高校都在积极探索一种全新的提升教学质量管理手段和方式。上世纪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叫做全面的质量管理思想进入高校管理者的视野之中。这种管理模式主要是用于企业生产，其基本理念就是按照企业的管理目标,进行全方位的经过管理,对影响生产的各种问题进行有效的改进和克服。这种管理模式的关键在这个“全〃字上,所谓的”全“包括了几层含义,首先是全方位,就是指对产品生产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的干预。其次是人员的全面调动。就是指积极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使其都参与到企业的发展,产品的升级改造上,员工的企业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最后,整个过程控制。就是指企业对产品的生产整个过程进行有效的控制和有效的干预。
生产企业这种全面的质量管理模式照搬照套的移植到高校的教育质量的提升工作上来，还是出现一些问题。高校教育管理注重的是自由发展,松散化的管理模式,很多时候教授们的研究课题可能实用性不是很强，更加偏重于学科的深入性方面的研究，这种管理的严苛性,约束性将对高校的这种崇尚自由，无拘束的发展方式和属性有些背道而驰。由于高等学校与生产企业还有一个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那就是生产企业是以产品的升级改造为手段，以企业的利润为目的的发展模式。而高校的发展目的不是盈利，而是一种公益事业,是对人类文化程度和思想素质升华的地方。很多的教学过程和研究的课题不是马上就有成效的，对学生的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对社会的贡献有时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成果,没有实际的应用价值,但是社会意义巨大。因此这种适用于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全面的质量管理模式照搬照套的移植到高校的教学和管理之中是不太适应的,违背了高校的教学目的，禁锢了高校的教学思想,使得研究方面更加具有功利性。
国内一些高校将这种管理模式移植进入校园，只能在学生的档案管理，图书馆的管理,学生宿舍的管理等周边的辅助的管理工作上试点使用这种管理模式,在这些领域,这种全面的质量管理模式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有效地提升了高校后勤的服务质量,提高了教师学生的满意度,但是在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方面,这种全面的质量管理摸式还是没有过多的涉及。总而言之，这种全面的质量管理模式只有经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才能适应高校的教育和管理过程。
三、发展思考。
现在的高教工作已经不是从前的精英式的教学过程了，学生的心态，自处超然，处世坦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我们经营好自己的身体,拥抱大自然,健强体魄我们经营好自己的家庭,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陪同爱人，带上笑容带上祝福，常回家看看我们不抱怨生活,学会永远感恩,教育好自己的学生,活出精彩的素质也没有从前那么高了，现在的教学资源也没有从前那么多了。因此，高校要想继续发展,取得发展中更大的突破，需要思考如何适应现在的现实情况，需要思考如何进行管理管理的转型升级，需要思考高校的发展方向和以后的出路在哪里。其实全面的质量管理模式的引入就是一种高等学校进行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发展的有益尝试。
(1)高校进一步坚定质量是关键的理念。高校的教学质量关系到学校以后的命运。教学质量上不去，以后报考学校的学生将会逐年下降，学生的素养也将不断下降，学校将进入一种越教越差,越差越教的恶性死循环之中，最后导致学校可能出现降级处理等情况。高校的管理者、教育者要坚定质量就是生命的发展理念,每一个人都要围绕这种思想开展自己的本质工作，老师要认真备课，努力寻找适合教学的各种方式方法，提高学生接受知识的效率，学校的管理者要认真思考，大胆创新,破除阻碍学校发展的各种陈旧的制度和管理模式,是，共同努力，为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做出自己的贡献。
（2）高校进一步提升质量文化氛围的营造。其实,管理工作和任务是相通的，管理具有普遍性和差异性，但是绝大多数是相通的，由于应用领域的不同会出现一些管理的差异性。因此企业管理和高校的教育管理工作也有相通之处,针对那些差异之处,高校的管理者可以通过进一步改进管理模式,不断调整,从而适应高校管理的要求。其中这质量氛围的营造就是高校管理和企业管理的相通之处。作为一个文化氛围较为浓厚的大学校园来说,老师学生的文化素养相对都比较高，都有较好的文化基础。大学的管理质量的提升可以通过文化氛围的营造来实现。企业的那种强制的质量管理模式不适应大学崇尚自由的发展理念。对于大学来说,接受可能较为困难。质量文化的营造则是一种较为温和的管理摸式,更加适合大学的这种管理需求。从质量的文化宣传入手,坚定师生的教学质量就是生命力，今天我以学校为荣,明天学校以我为荣等理念。强化学生老师热爱学校，主动成为学校管理质量提升的参与者、实践者。将提升管理质量的思想融入教学的方方面面,将质量文化氛围的营造形成一种新常态，对老师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种管理质量的提升也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温和过程。这种管理模式将长效持久的推动高校的教育质量之提升。
四、结语。
改革转型的路上有困难、有挫折,但是高校教育质量的提升刻不容缓,转型发展的决心不能动摇。只有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持之以恒的毅力，坚定不移的决心，高校教学质量提升的道路上,我们才能走的更加顺利。
师说的论文篇十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通俗文学作家，也堪称21世纪的雅俗文学大家。他的作品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特征，并蕴涵着现代性特征。由于他对旧通俗文学的现代性改造，打通了雅俗文学的边界，张恨水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证明了新旧文化融合改造的可能性，对当今文学的现代性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通俗文学作家，由于他对旧通俗文学的现代性改造，打通了雅俗文学的边界，因此也堪称为20世纪的雅俗文学大家，其作品如《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啼笑因缘》是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张恨水最大的优势在于他于传统中融合新知却又不生硬，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证明了新旧融合改造的可能性，这正是张恨水的价值所在。为此，我们必须弄清张恨水传统的旧的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我们再看他作品中所包含的现代性特征，从而在历史的流变中欣赏他的独特价值。
张恨水的小说赢得新旧两方面读者欢迎与他创作背后独特的文化心态有关。他说：“由于学校和新书给予我的启发，我是个革命青年，我已剪了辫子。由于我所读的小说和词曲，引我成了个才子的崇拜者。”这一方面是新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是旧的传统的文化心态。但毕竟时代氛围不同了，他所处的是一个传统文化失去主导地位的时代，外来的西方文化逐渐成为强势。迫于时代压力，再加上在新式学校受教育时“我受着很大刺激，极力向新的路上走”，使他具有趋时向新的心理。然而，在张恨水的心理构成中，无疑传统文化成为主导。他的趋时向新的心理只不过是时代压迫下新的文化心理的无奈追加，只是起着催化他适应时代要求的作用。由此他的文化心理构成逃不出“中体西用”的框子。这决定了他的文化心态是稳中求变。促使他在旧的传统文化支撑下吸收融合新的文化素养，使旧的文学焕发出富有现代性的活力。导致他具有如此的文化心态，当然有“过渡时代”的原因，再加上他个人所接受的旧式教育，使他“长久地在新旧文化之间徘徊着，艰难地进行着对新旧文化的独特选择，在新旧兼容中探索着对传统文化的改良。”
作为通俗小说大家的张恨水作品具有丰富的传统的文化特征。张恨水的小说深植于丰厚的中华民族审美基因的地层，水乳交融地与中国传统通俗小说的审美因子连脉，它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小说走向的一种必然。虽然，古代神话与传说的审美形态简单，审美方式稚嫩，但是包括现代通俗文学在内的所有的通俗文学都同它有着割不断的审美渊源。张恨水的小说虽然在审美形态和审美方式上有所改善，但基本形态方式未变。如《啼笑因缘》中樊家树和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的四角恋爱中充满了传奇般的色彩，令人啼笑皆非。而《金粉世家》中冷清秋和金燕西的爱情离合也是在生动曲折的故事推进中让读者获得无限的审美情趣与愉悦。
张恨水由于是一个传统型文人，自然具有丰富的传统思想特征。他从启蒙时期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少年时代熟读孔孟之书，形成正统的儒家文化心理，成为他的人格支柱。儒家思想的影响使他坚持儒家伦理道德。他把道德修养视为“立人”、“立国”的根本，将“尽孝”、“尽忠”视为做人的起码道德。他的个性与气质与儒家标榜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信条有着直接的承传关系，其作品中主人公的一些性格特征成为他这种性格特征最生动的注解。从《啼笑因缘》中主人公樊家树对待爱情的心理中，可以看到很深的儒家文化心理特征。他对爱隋的艰难选择体现了传统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人由传统向现代过渡中徘徊、彷徨的心态。他具有强烈的“平民化”色彩，这与儒家的“爱民”思想相关。他为人正直、平易近人，具有淡泊名利的儒家内敛的风范和为人处世的伦理特征。他对于沈凤喜、何丽娜的爱隋选择，无疑是在传统儒家伦理与审美价值观下做出的选择。由于他固守东方传统文化，所以喜欢具有东方古典美的少女沈凤喜，而不喜欢具有现代西方美的何丽娜。作者故意将沈、何两人的面貌设计一样，更让读者明白，樊家树的选择，女性外表不是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个人内在气质。樊家树在儒家审美情趣的影响下，更喜欢天真浪漫、温柔多情、委婉含蓄的沈凤喜，显示了他对以儒家审美价值观为基础的东方情调执著而深沉的追求。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张恨水小说乃至他本人身上浓郁的传统情调与儒家文化特征。
传统佛道思想更是张恨水重要传统的文化特征。我们看到他借助佛教来超越现实人生，解脱内心痛苦，寻求精神和谐。同时，他又用道家思想使自己享受生命乐趣。我们可以从他的重要作品《金粉世家》看到浓重佛教的“色”、“空”风格。张恨水在自序中也说过“今吾儿死，吾深感人生不过如是，富贵何为?名利何为?作和尚之念，又滋深也。此以吾思想而作小说，所以然，《金粉世家》之如此开篇，如此终场者矣。”在《啼笑因缘》中，樊家树与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的爱情本身具备世事姻缘各有机缘的佛教思想。
何丽娜为获得樊家树，宁愿一个人呆在西山别墅，清心寡欲，用佛学来解脱自己。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张恨水浓厚的佛教文化特征，张恨水是借助佛学来体验人生的悲凉感，用佛学去支撑起自己的人格大厦。由于双重人格的影响，加以旧诗词的熏陶，张恨水具有浓厚的名士情结，这也是他的传统文化特征之一。他自己也曾说过：“用小铜炉焚好一炉子香，就作起斗方士来。这个毒是《聊斋》和《红楼梦》给我的。《野叟曝言》也给了我一些影响。”他的成名作《春明外史》的主人公杨杏园无疑是对张恨水自己的一个有效注释杨杏园是位颇有诗兴词趣、性格孤傲、不乏正直善良的人但由于没有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保障，其名士气不是很潇洒具有穷愁的意味。他淡泊名利，具有超逸淡远的人生态度他对梨云除了情感寄托外，自然具有才子佳人传统文化情结的根由。当梨云死后，他写挽联，清明祭典读悼文，如在第二十九回中，杨杏园独自游园，心情落寞，借景想起“春江水暖鸭先知”、“红飞花影瘦”等诗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流落异乡，颇有名士气的文人形象。杨杏园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风范，不仅是儒教风范，也是名士情趣的表现形式。由此，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张恨水的名士情结。
张恨水小说的审美题旨同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联系，保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从审美的综合因素来看，张恨水小说不侧顷承了以《红楼梦》为代表的社会言情的走势流向，且极力地拓展了通俗小说的审美疆界，增强了作品的审美张力，使张恨水成为中国传统小说真正的嫡传者。
张恨水处于过渡时代，自然我们会发现他身上富有活力的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特征。他主张创作要符合时代要求。他具有传统的“风流才子文人隐士”的思想习性，又有对新事物与时代风气的追求。我们可以看到张恨水身上具有同时代知识分子趋新避旧的特征。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的小说逐步摆脱旧文学的束缚，不断吸纳新文学富有现代特胜的因素，获得广泛的欢迎肯定。他走着一条同新文学殊途同归的路。他一方面坚持传统文化，用通俗小说的各种样式创作；另一方面又因时而变，将旧的东西转化成为符合时代需求的新的文学。这就决定了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作家，他的作品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恨水因时而动的趋新特点可从他对传统章回体通俗小说从内容到形式的现代性改造中体现出来，使之重获生命力。张恨水凭借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吸纳新文学各种必要因素，他认识到旧的通俗小说艺术更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主张“花样无非翻旧套，文章也要顺潮流”。他在作品取材、思想设定上顺应时代潮流，淡化封建士大夫立场，接受个性解放意识和平民精神；在艺术技巧上花样翻新，学习新文学技巧、注重细节描写、性格刻画和景物描写。
张恨水对旧章回体小说现代性改造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思想内容的现代化。张恨水小说具有浓郁的反封建色彩。如《春明外史》、《啼笑因缘》从社会一文化角度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罪恶；而《金粉世家》是从宗教一文化的角度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维系的大家庭制度的衰亡过程及其必然趋势。这些作品的叙述态度是理性的、温和的。张恨水在《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中，虽然没有对民主自由进行显性的呼唤，但在一系列冷静平和的描写中，透露了他对民主自由的渴望憧憬。在《金粉世家》的女主人公冷清秋身上具有现代女性特征，她可以说是我国20世纪初叶传统道德与现代意识相结合的女性典型。她有林黛玉的才情、孤高和多愁善感。在爱情失落后，她就有脱离金家自力更生的打算，并主动向金燕西提出离婚要求。在遭到拒绝后，她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摆脱金家奢华的大家庭的束缚，最终走上了“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自食其力的道路。她以卖文、卖字为生，生活虽清苦，却十分清白自在，成为当时许多女性奋斗的一条道路。由此，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全新的现代思想与特征的人物形象给读者的熏陶。
张恨水小说思想内容的现代化特征，更在于他紧跟时代选取题材、内容。他主张“我于小说的取材，是多方面的，意思就是多试一试。其间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者多”。而在创作中他是不肯和时代相脱离的。“至少我是不肯和时代思潮脱节的人。”再加上他的创作是“叙述人生”，因此，紧跟时代选择创作、题材，是他无法避免的。
张恨水对章回体通俗小说的改造也体现在艺术形式上，他将我国的传统小说与现代西方小说的表现手法相融合，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上显示出与旧章回体通俗小说不同的特征。对此，他有自己的主张：“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和心理的描写。有时也特写些小动作……这是得自西洋小说，所有章回小说的老套，我是一向取逐渐淘汰手法的，那意思也是试试看。在近十年来，除了文法上的组织，我简直不用旧章回小说的套子了”。在人物描写时除了运用传统的白描手法，用人物的语言、行动刻画人物外，他适当用西方现代小说的心理描写，如《啼笑因缘》里沈凤喜的描写多用心理剖析。《金粉世家》里女主人公冷清秋的塑造，更多借助心理描写完成。在情节结构上，张恨水将传统小说的曲折多变、引人人胜与现代小说睛节结构的开放性结合起来。对传统的粉饰现实的大团圆审美观念的不满和唾弃，是“五四”新文学的美学特征之一。张恨水小说情节设定上具有这一现代性文学特征，摆脱了传统文学的倾向。《春明外史》主人公杨杏园与梨云、李冬青虽缠绵多情，却以悲剧结尾。《金粉世家》就是主人公冷清秋的悲剧叙述。《啼笑因缘》更是对传统审美圆满主义的一大突破。
总之，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张恨水新旧文化特征，发现他走的是一条用创作实践使旧的通俗小说焕发活力的道路。张恨水的存在昭示了现代文学一个重要的历史命题，对今天的文学现代性建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这个命题便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化转化，成为现代文学的有机营养。张恨水对旧的通俗文学的改良，无疑成为这个命题的一个不错的参考答案。张恨水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文学因素的融合是成功的。这同张恨水不断的探索创作有关，这种一生不止的探索精神使得张恨水的小说创作充满了变化。正是这种变化，使他的创作始终保持着活力。
师说的论文篇十一
彝族是我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彝族非常著名的一个特征就是其音乐艺术和民间的歌舞，由于近些年来我国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高度重视，使得对彝族音乐研究的人越来越多，本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彝族音乐的类型与文化艺术特征，并将彝族音乐做一个比较全面的阐述，这样对彝族地区音乐的开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彝族;音乐;音乐类型;文化艺术。
彝族是我国一个非常古老的少数民族，由于近些年来，少数民族文化的开发和兴起，使得彝族的音乐得到了广大爱好者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我国的彝族人数比较少，并且大都居住在云南、贵州以及大凉山和小凉山等地区，很多研究爱好者忽略了川滇黔边境地区也有彝族人民的居住。为了对彝族的音乐文化进行更为全面的开发，现将彝族音乐的类型进行分类，从而对彝族音乐的文化艺术特征进行分析和总结。
彝族发展的历史最早出现在汉代古籍中，大约是公元前2世纪。当时的四川安宁河流域居住着十个以上的部落，其中以“邛都”最大，后来到了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个新的部落，叫作“叟”，而以上的邛都、叟等都代表的是现如今的彝族。自古以来，彝族人民能歌善舞的特点就广为流传，彝族音乐中有各种各样的曲调，例如迎客调、爬山调、娶亲调、吃酒调、进门调、哭丧调等，很多曲调中的词都不是固定的，而是彝族人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即兴创作的。一般彝族的音乐分为女调和男调，并且不同地区的音乐会有本地区独特的风格。彝族人在进行唱歌的过程中也会利用乐器，彝族的很多乐器已经使用到了很多现代音乐的演奏中，例如笛、葫芦笙、马布、三弦、月琴、编钟、大扁鼓、巴乌等。彝族的舞蹈也很具有特色，主要有两种类型，就是独舞和集体舞，以集体舞偏多。彝族音乐的节奏感比较强，动作也比较欢快，通常使用月琴、三弦以及笛子进行伴奏。
(一)情歌。
在彝族人民的爱情发展中，情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般有交往意向的男女或者是情侣会通过情歌对唱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对约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商定也是通过互唱情歌达成的。通常情况下，彝族的男女都是选择在田间劳作时、在放牧牲畜或者是在私下相遇时进行情歌对唱，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对方的感觉和情愫。彝族音乐中的情歌也可以进行分类，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型，牵挂之情、倾诉自己对对方的爱恋之情、表达自己的择偶标准、抒发与对方永不分离的情感等，这样的情歌都具有感情直白、语言质朴的特点。一般彝族人们使用频率比较高的歌曲有《啊呀马嘎》《古朱合》等，这两首歌可以说是在彝族爱情歌曲中名列前茅。很多表达爱情的歌曲有大致的曲调，但是其中的填词需要由唱歌的男女自由发挥，这样对唱的男女可以根据当时的情景自由发挥，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
(二)酒歌。
在彝族人们的饮食文化中，酒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彝族有谚语“汉家贵茶，彝家贵酒”，“无酒不成席，有酒便是宴”等，这说明了酒文化在彝族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彝族地区的酒歌大多是沿用原始彝族对酒歌，彝族人们在唱歌的过程中进行感情的抒发，具有一定的娱乐性。对彝族的酒歌进行分类，主要由歌颂前人、歌颂历史、欢迎宾客、行酒令、男女订婚期间通过酒歌了解对方家庭等。通常的酒歌由四句五字或者是四句七字，也有一部分酒歌不具有整齐的规则，随情随景，自由歌唱。彝族的酒会在不同的环节都会由有不同的酒歌，一般在酒会正式开始之前可以演唱“迎客歌”，在酒会进行的过程中可以演唱“摆菜歌”，在酒会进行到高潮的环节时可以演唱“敬酒歌”，这样一成体系的演唱，逐渐把酒会的氛围推向高潮。
(三)打猎歌。
由于彝族人民主要居住在高山地区，所以打猎是原始彝族人民生活中主要的组成部分，打猎歌也就由此而生。打猎歌一般分为平腔形式和高腔形式，高腔形式音域比较广，唱起来慷慨激昂，一般高于十二度音，甚至有高过两个八度音，节奏相对自由。高腔形式也会有不同的调式，有商调式、羽调式、宫调式和徵调式等，这样类型的打猎歌主要出现在男青年在打猎过程中;平调式的音调主要为抒情，曲调悠扬、音乐美妙悦耳，具有比较鲜明的节奏和节拍。平调式的整个音乐过程都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音域也不会很宽，大约为十度，这样平调式的打猎歌在各个年龄段都会出现，并且具有十分高的传唱度，形式也相对更加丰富。
(四)出嫁歌。
出嫁歌在彝族的婚俗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彝族的出嫁歌具有简明、质朴的特点，山野气息比较浓厚，曲调优美，给人一种清凉、舒适的感受。由于在彝族的婚俗文化中，新郎亲自登门娶亲是不吉利的，一般男方会选择善歌的青年才俊代替新郎求亲，这样女方同意之后，还需要新娘戒食几天，其间女方需要歌唱“出嫁歌”，以此来表示对女方出嫁的认可。在彝族最为流行的一首出嫁歌是《妈妈的女儿》，一般彝族的女孩在十二三岁就会学习这首歌，倘若在出嫁时不会演唱这首歌还会遭到嘲笑。出嫁歌中的主要内容是歌颂父母养儿育女的辛劳，并对新娘的美丽进行夸赞，让新娘在以后的家庭中勤勤恳恳，预祝一对新人今后的生活安安稳稳。其他的很多出嫁歌的歌词也不是既定的，一方面可以沿用他人的演唱，一方面也可以根据当时的情景自由发挥。彝族的嫁女通过演唱出嫁歌，表达自己的内心既喜悦又悲伤的情感，既是对美满爱情和以后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是表达对家中父母的难舍难分之情。很多新娘演唱的出嫁歌感情真挚，内容广泛，所以很多出嫁歌的曲调比较拖长，引吭高歌，众人也可在新娘演唱过程中随声附和。
(五)新民歌。
随着彝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的交往原来越密切，彝族人们在生活、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很多歌者在进行歌唱的过程中都会表现出新生活的变化，所以这称之为新民歌。新民歌是在沿用传统彝族民歌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一些与现代音乐有关的音乐元素，这样使得彝族的民歌变得更加丰富，并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更具有多样化，目前很多彝族音乐也登上了舞台，歌者通过将彝族音乐的某个特点与现代音乐进行结合，将现代音乐中夹杂彝族音乐，使现代音乐更具有特点，并且彝族音乐也在不断发展中得到丰富，现代音乐与彝族音乐的结合，为彝族因素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元素。
彝族音乐文化的由来主要是由于其生活的环境和在这个环境中逐渐形成的民俗活动，这对彝族音乐特点的形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彝族音乐特点形成的内部原因主要有彝族的语言、音阶以及彝族的审美意识等等。彝族音乐一方面体现了彝族人民的内心精神世界，也体现了彝族文化与外部文化相结合的结果，这是我国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彝族音乐来说，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者进行钻研，对彝族地区的歌曲特点和色彩进行全面分析，从而为彝族民歌的传承起到促进作用，并且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扬光大贡献自己的力量。
师说的论文篇十二
绘画学习是幼儿身心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多媒体教学的出现能更好地促进幼儿绘画的兴趣,它是一种把图形、文字、形象、视频图像、动画和声音等运载信息的媒体集成在一起，并通过计算机综合处理和控制的一种信息技术，是信息领域的又一次革命，在教学中，它不仅能快速向学生提供丰富的教学信息，又能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交互方式。同时，在绘画学习中，生动、鲜明的表现，能扩大教学信息量，拓宽幼儿的知识面，能激发幼儿主动感知、主动探索的欲望及兴趣，能使教学内容变得生动、形象。对幼儿来说，枯燥的形式缺少审美的感知，多媒体教学中能做到声色并茂、动静结合、高度智能化等优点，使传统教学中无法或难以表达的内容，形象直观地展现在幼儿的面前，不但帮助幼儿理解绘画内容，也培养了幼儿的爱美情感，同时也会提高幼儿的绘画创造能力。
一、多媒体教学能激发幼儿绘画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兴趣在孩子求知过程的重要性。兴趣是让孩子主动去探索，获得知识经验、扩大眼界的推动力。因此，幼儿园绘画学习的重点不在于培养美术教育的专业技能，而在于激发幼儿对绘画学习的兴趣，为未来的美术教育奠定基础。而多媒体教学综合运用了图、声、色等效果，创设各种形象生动、灵活多变的学习情境和教学情境，虚拟现实，再现生活物景，把静态知识动态化，抽象知识形象化，枯燥知识趣味化，从而营造了轻松、活泼、流畅、自由的学习氛围，吸引住幼儿的兴趣，陶冶幼儿的情操，推动了幼儿学习的能力。例如，中班绘画学习“美丽的花”，活动前，从网络中收集到许多鲜花盛开、蜜蜂、蝴蝶飞来飞去采蜜的动画，画面上各种鲜花竞相开放，形态各异，颜色鲜艳绚丽，再配上一段恬静优美的音乐，这让孩子们在通过视觉的感知及对丰富画面的喜爱，大大激发了他们对绘画的兴趣。只要绘画兴趣产生了，孩子就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身的潜力，这离教育的目的也近了。
二、多媒体教学能协助幼儿理解绘画内容。
在美术活动中，许多内容光凭教师讲解示范或让幼儿自主去画是不够的，幼儿的思维对许多抽象的概念是不容易理解的，因此要想把教学内容从各个层次、多个角度并形象、生动、鲜明地呈现在孩子面前，这就需要借助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利用图文、声、像并茂地加深孩子对绘画内容的理解，把原来一些较抽象、生疏、不够具体，难以理解，不生动的教学内容变为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具体的可观事物，让所学知识具体化、形象化，使幼儿得到更多的认识，使绘画学习取得更佳的效果。例如，大班绘画学习《海底世界》，大海对本地区的孩子来说只有极少数人看到过，就算看到过大海也对海底认识不多，对此方面的经验甚少。因此，利用网络资源从网络上收集下载许多海底生物的动画，并结合相应的精美图片和一些优秀的作品，使幼儿对海底有了多层次、多方面的认识，把原来不清楚、抽象、深奥的内容变得清晰可见，这对幼儿在绘画中起到了具大的帮助作用。
三、多媒体教学能培养幼儿的爱美情感。
幼儿美术欣赏活动是幼儿园美术教育内容的重点之一，欣赏活动中让幼儿感受和欣赏美术作品、自然景物和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感受形式美和内容美、丰富审美经验，发展创造力和想象力，从而培养幼儿一定的审美情感。利用多媒体教学为美术欣赏创设理想的环境，营造美的氛围。例如，在欣赏我国国粹《京剧脸谱》时，首先收集一些精彩的京剧片段，让幼儿对京剧的音乐及装扮有一定的了解，并对京剧产生极大的兴趣，再通过多媒体手段展示各种面具，让幼儿了解面具的主要特征及色彩的搭配，使美术活动在音乐、影像中有机结合，让幼儿获得立体的、多元化的感受，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得到美的享受，爱美情感得到了培养。
四、多媒体教学能提高幼儿的绘画创造能力。
幼儿园《纲要》提出，幼儿美术教育重在幼儿的自我表现，抒发幼儿的情感，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促进个性的发展。可见当今的社会日新月异，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在美术活动中，只会模仿，不懂创新的人是出不了优秀作品的，而多媒体教学能培养孩子的创新意识，提高创造能力。例如，在中班绘画学习《小青蛙》，幼儿在观看了课件上的青蛙，对青蛙有了很大的兴趣，也对青蛙有了更多的认识，但如果课件上除了青蛙外没有其它景物或情境，画面就会显得单调和乏味，慢慢的孩子对绘画就会失去兴趣，因此，教师提示引导孩子大胆想象，丰富画面，再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设计画面，如给小青娃画上池塘、荷叶，或是青娃的唱歌比赛，或青娃的宫殿等，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使画面更加生动，也让幼儿的创造力得到了提高。
多媒体教学已经成为幼儿绘画学习的一种手段，它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的需要，把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媒介整合起来运用，使幼儿绘画学习变得丰富多彩。多媒体教学不仅能活跃教学氛围，帮助突破教学重点难点，还有利于幼儿对美术的感受和理解，大大提高教学灵活性，大大激发幼儿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以及幼儿表现美、创造养的兴趣，使幼儿在美术活动中获得较大的满足。当然,在幼儿绘画学习中采用多媒体教学，需要广大教师认真学习、结合自己的实际努力提高软件的开发与应用水平，在教学中，不仅仅是教学设备现代化，更重要的是教学观念的现代化，教师素质的现代化。所以，幼儿教师必须不断学习新概念、新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积极推进现代化教育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并认真研究课堂教学组织策略，把优秀课件与传统教学手段相互整合，有效地进行课后答疑，以提高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陶秀伟.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m].辽宁：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杜玫.幼儿美术与创造性思维发展[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3]朱家雄.幼儿园课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师说的论文篇十三
通过对沈从文小说理论文字进行综合、系统的阅读和研究，我们发现他的小说理论以“人”为中心，并由此辐射到“人性”、“生命”、“神性”、“自然”、“民族”、时代乃至整个宇宙的方方面面，他在创作中坚持独立的人格，以及对“诗性”的追求，对生活“深度”的倾心，对小说“真善美”的永恒守护，其小说理论不仅融合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吸收了现代主义，这些特点与经验永远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因此可见，沈从文的小说理论对于繁荣二十一世纪小说理论无疑将具有珍贵的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沈从文的小说理论是对传统小说理论的突破，成就了现代小说理论的辉煌。
传统观念是轻视小说的，认为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在读书人心目中，只有诗、文、词才是正经的“文学艺术”。虽然经过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界革命”，提高了小说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地位，但小说在文学上的正宗地位，并没有得以肯定。直到“五四”文学革命倡导时期，小说的文学正宗地位才得以确立。“五四”时期，沈从文和胡适一样，都是将小说视为文学的正宗的，不仅在理论上予以重视，而且用自己的创作来确立小说的文学的正宗地位。他后来在《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一文中说：“动摇旧社会，建立新制度，做个‘抒情诗人’似不如做个写实小说作家工作扎实而具体。因为后者所表现的，不仅情感或观念，将是一系列生动活泼的事件，是一些能够使多数人在另外一时一地，更容易领会共鸣的事件。”[1]这是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出发点。在变幻莫测的小说理论世界，沈从文自始至终都认为艺术应该为人生、应该拥抱人生的宗旨。与当时文坛领军人物鲁迅重视用小说来改造国民精神不同的是，沈从文企图通过对人性的表达和对“生命神性”的探求，来获得“生命的明悟”，以缓解现实的痛苦，从而达到社会重造与生命重造的目的。更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把“人性表达”看得超越于时代，却不脱离现实生活，避开阶级、政治、商业角度单纯刻画人性，这成为沈从文小说人性观的独特之处。
沈从文是个有鲜明创作个性和独特风格的作家，他在小说创作上勤于学习，勇于探索，从不墨守成规。在传统小说理论的基础上，他创造性地发展了抒情小说这一体式，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或诗化抒情小说体。他实际上是把诗和散文引进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也就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及其审美的功能。他还表示，“将文学限于一种定型格式中，使一般人以为必如此如彼，才叫做小说，叫做散文，叫做诗歌”，这样的习惯观念会束缚住“自己一支笔，无从使用，更使一般人望而却步，不敢用笔，即用笔，写出来和习惯不大相合，也不成功！”短篇创作应当是“揉小说故事散文游记而为一”，“自成一个新的型式”。[2]沈从文是诗化小说的代表作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废名开创的诗化小说的传统，并在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达到大成。沈从文的小说风格直接影响了他的学生汪曾祺，而汪曾祺的小说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后来的张承志的小说创作。从废名始，这些作家的作品显示了诗化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发展进程。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存在的意义不是对既成现实作出准确的临摹，而是必须对存在作出判断和思考。”他提出了“情绪的体操”与“抽象的抒情”的创作方法，这体现出的是一种生存的焦虑，是作家对我们现实生活处境的深刻洞察，是对生命的诗性关照。
二、沈从文的小说理论大大推进了小说理论的现代化进程。
沈从文的小说理论既借鉴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的某些观念和观点，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开拓，沈从文虽然没有正式进入大学学过西方文学理论，但从事教学和编辑工作的大量经验和超凡的艺术感悟力，已使他的理论触及到了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和浪漫主义小说的某些实质问题，这集中的体现在他声称所受契诃夫和屠格涅夫等作家作品的影响，但他从不拘泥于前人的认识和成果，而是“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6]却又依据自己的文化个性和审美趣味，取其精华，然后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契诃夫和屠格涅夫两位作家对社会最底层人民的关注与同情，对沈从文的理念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人物塑造上，沈从文主张“表现社会下层人们的生存状态”，要求小说积极反映社会下层现实，关注普通人的命运，这无疑代表了某种现代意识的觉醒，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通俗、平易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及“社会文学”等观念的先声。屠格涅夫“把人和景物相错综在一起”的叙事方法对沈从文田园牧歌式的乡土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不过沈从文在此基础上作了更深的探索和发掘，从而形成其独特的浪漫理论。他自称是20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这种浪漫不同于西方浪漫主义对现实极端不满，在藐视中自觉地疏离现实，而他的小说不仅表现了一种田园牧歌情调，或呈现出诗意的风格，更是充满忧伤和艰辛的人生图景。另一方面，西方浪漫主义秉承希伯来文化的神秘、怪诞传统，拒绝理性、平凡，强调“真正的诗所唯一承认的东西，是令人惊叹的东西，不可思议的东西，神秘的东西。”[7]而沈从文所向往和一心希望建造的是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种与“人性”关联的其人其事其情并不荒诞也不神秘，都真真切切地来自现实生活，给人们一种亲切感。
三、对中国整个乡土小说创作、小说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当代小说理论的视野来看，沈从文小说理论涉及的方方面面，无不对中国整个乡土小说创作、小说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沈从文在小说题材上主张“乡土生活与民族精神”的结合，着重表现中国乡村恬静和谐的生活与淳朴率真的人性，既反映出东方文化的博大、淡远与时代的空灵和浪漫，又具有历史的悲剧和文化的反思，从而扩展了鲁迅以来乡土小说追求“乡土批判”的内涵。他主张的“乡土”一方面要表现当时乡土小说的一些共同特征，如乡民的生存状态、民情风俗、乡愁情绪等等；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对湘西民众生存与异域情调的描述，倾尽全力地表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是从来就有的，生生不息的，它融化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变成了一种人的道德、信念、人情、人性，或者说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是边城独有的。在风俗画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就使这风俗画显得余味无穷，也使沈从文的“乡土”观念超越了许多同时代作家的作品，从而形成了沈从文独特的现实视象。这对后来的许多作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韩少功、贾平凹为代表的寻根作家都“企图利用神话、传说、梦幻以及风俗为小说的架构，建立一种自己的理想观念、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和文化观念”。这种风格的营造不难看出沈从文界定的小说即“人事现象和梦的现象”的混合影子。
沈从文对当代乡土小说艺术的突出贡献，还在于他善于运用非常个性化的方言、土语，精心建造一个神秘莫测的美好的湘西世界，在小说的抒情诗手法和田园诗风格等方面取得了自己独特的成就。他对乡村现实的想象没有流于一般的革命模式，更富有抒情诗意味的地域小说比起吴祖缃、张天翼、沙汀和艾芜等人更具政治教化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给后来年轻一代作家带来了特别大的鼓舞。此后的很多作家诸如萧红等就受他抒情诗手法的影响，其小说中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内涵也在以后的文学创作尤其在建国后的寻根文学中得以继承。金介甫曾在《羊城的晚报》的访谈录中指出，沈从文对世界华文文学的影响很大，包括台湾在内，新时期的年轻作家，像何立伟、古华、韩少功、孙建中、贾平凹、阿城，还有他40年代的学生汪曾祺，直接继承了他的田园牧歌风格。另外，寻根文学在审美上突出“善”和“美”，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内核，其对文化功利性和文学艺术性的自觉追求表现出浪漫主义的风格，细细分析，不难发现这种审美特征受到了沈从文小说理论和创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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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的论文篇十四
：开展应用型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活动，应该更好地满足社会的用人需求，把握好人才培养定位，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出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本文对应用型汉语言文学的学科特征进行了分析，同时对该学科人才培养定位进行了探讨，以期达到提升人才培养成效的目的。
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其最终目的是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为社会提供充足的人才储备，满足社会和企业的用人需要。对于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需要对才人的培养作出科学的定位，这样才能明确人才培养需求，更好地让人才教育工作的价值得到体现，让学生在走出校门后，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现阶段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就业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的问题，比如：职位不匹配，就业面过窄等。因此，为了有效解决当前的人才培养问题，人们要对应用型汉语言文学的学科特征进行科学的分析，同时做好人才培养的定位工作。
当前高等教育体系下，大众化教育已经成了主要的人才教育理念，不同领域学科专业人才数量大幅度提升，但是高端人才的数量和比例依然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尤其是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对于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继续进行深造和参与学术研究的学生数量很少，整体比例基本维持在千分之几的层面上，绝大多数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都是从事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文字类工作。所以，在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教学活动过程中，人们应该要对学科设置状态进行明确，并且对社会用人需求进行充分的探究，在具体课程设置上，既考虑语言文化方面的影响，同时也要考虑到社会的用人需求，增加更多应用型文学的内容。但是应用型汉语言文学本身的专业基础与其他理科专业和科研项目学科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具体学科领域和专业设置方面，当前集中于“广义文学”和“狭义文学”两种学科设置特点，对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来说，以往教学活动更多地关注艺术化的“狭义文学”特征，而对实际社会生产方面的文字需求没有进行更加全方位的应对和考量。
第一，品德素养定位。在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要对学生自身的品行、道德、素养进行准确的定位，确保人才本身需要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事业观，这样才能确保人才可以在自身岗位工作中，踏踏实实地完成自身的工作任务，具备文明诚信、爱岗敬业、团结奋进的良好品质和较强的责任感。对于人才教育培养来说，良好的道德情操和修养，可以让自身不断地反思和内审，让人才自身的人格品质和道德意识得到不断的发展。“一方面具有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洞察与理解（知识层面），另一方面深受古典与现代人文精神的熏陶，能够在坚持个人的独立、自由中以天下为己任，担当国家、民族、社会以至整个人类的命运（精神层面）”。在人才培养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让学生能传承良好的文化精神，具备良好的人文品性，真正地站在社会文化的前沿，为中国社会精神文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做新时代的新知识分子。第二，知识定位。对于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人才来说，其本身需要对于汉语文学的相关知识具有较高的掌握水平，同时具备开拓的视野和扎实的写作功底。在专业办学的过程中，应对本专业的发展情况进行全面地跟踪，让学生具备良好的理论知识基础。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面主要集中在文字工作领域，只有具备扎实的基本功，才能更好地应对实际社会岗位上的诸多需求。学校要科学地对自身的专业课程结构进行调整，融入更加科学的教育理念，切实地打造一套更加完善的理论知识教学体系。第三，能力培养定位。对于新时期的人才来说，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了一个优秀人才所必备的能力，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更是如此。在人才培养中，只有明确能力培养需求，才能不断跟随时代发展的脚步。人才需要具有较强的思考能力和质疑能力，对汉语学科的前沿问题有着浓厚的探索兴趣和探究能力。在日常工作中，可以对于不同领域的写作技能方法进行掌握，具有较强的信息处理和语言文字材料加工的能力。同时，人才也需要具有足够的沟通能力，可以在日常工作中胜任各类工作的需求。以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能力培养定位为基础，人们需要对于实践教学活动进行更好的创新，融入对学生素质和能力培养的全面目标。例如，在专业技能训练和具体实践活动中，通过展开与岗位结合紧密的实训活动，让学生自身实践能力得到很好的提升。在学生进行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对学生信息获取能力、文献检索能力、信息收集能力进行培养。在日常教学中，也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相关的技能比赛、专业技能认证，提升学生整体的综合素质。
总而言之，由于当前对于应用型汉语言文学学科特征了解不够深入，人才培养定位工作开展不够准确，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活动的开展依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要想切实地落实好本专业的人才培养工作，人们必须要对学科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的方向和目标，找准切入点，提升办学体系的科学性。
师说的论文篇十五
戏剧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以语言、动作、舞蹈、音乐等形式将对人物间的故事叙述通过舞台表演艺术进行表演出来，它的表演形式层出不穷，主要包括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木偶戏等等。所以，一台戏要有合适舞台场景、优秀的演员，还要有室内的真实的布景、适合的道具、化妆师、灯光师、服装设计师，有的戏剧还要有背景音乐伴奏等等。这些背景都为戏剧的演出起到烘托作用。剧本不等同于戏剧，它是构成戏剧的基本因素之一，它是一种文学体裁，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阐述剧本的特点：
散文和小说的故事情节可以不受到空间和时间概念的限制，但剧本和小说、散文不同，剧本要求时间、人物、情节、场景要高度集中在舞台所承受的范围内。舞台的表演与时间关系密切，时间不宜过长，也不易过短，要符合观众的承受时间，所以剧本的篇幅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人们的语言表达也不能特别多，观众会有厌烦的心理，有些语言与表情是让观众去思考的，去想象的，因此，编写时还要考虑到时代背景，可用“前台词”“旁白”来承上启下，例如，张伟老师的《七步成诗》，旁白写道：东汉建安26年，曹操身死，其子曹丕继父之位。当此新老交替之际，内有外患，家国仇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旁白用简单精练的语言首先交代了这出戏发生的时代、主人公，并且引出了接下来要出场的人物和将要发生的事情。
剧本中的故事情节要求必须通过人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得以体现，剧本要比其他文学体裁更加集中地反映现实生活我们所能体会到的真实的冲突。剧本是通过表现矛盾冲突来展开情节和塑造人物，并且要以矛盾冲突作为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所以说，如果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只有冲突的呈现，才有戏剧的精彩，演员才有发挥的余地，例如张伟老师的《七步成诗》，以三国时期魏国著名文人曹植《七步诗》创作的背景为依据而创作，“东汉建安26年，曹操身死，其子曹丕继父之位。当此新老交替之际，内有外患，家国仇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戏剧冲突反映着社会中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有的情节变化以至于达到高潮都是需要人物的心理因素的构成过程。这个变化的过程就构成了剧本的主要情节结构，一般说，剧本的情节结构可以分为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是紧密联系的，缺一不可的，不然戏剧的可看程度就会减半，在大幕拉开的是瞬间，我们进去了故事情节当中，主人公的苦笑就会带领我们如何去和他们一样的生活，开端起着介绍人物关系和揭示矛盾冲突的作用，发展表达除了矛盾冲突向前不断发展的全过程，演出时从矛盾发生时就指引观众如何去感受当时的气氛，高潮是矛盾冲突发展到了最高的顶点，就是故事的最精彩部分，这时的剧情也最吸引观众、最扣人心弦的主要部分，也是戏剧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
剧本的主要内容就是靠剧中人物的语言魅力，语言就人物塑造成否的主要法宝，一句话，一个神态表情都贯穿着全文，所以语言很重要，还是就是选择演员是最重要的，只有适合的演员才能用真情实感把剧中人物的特征表达得淋漓尽致，才能让我们看起来大块淋漓，这样的戏剧才是成功的，才是观众喜欢看到的。例如，《七步成诗》，旁白写道：“东汉建安26年，曹操身死，其子曹丕继父之位。当此新老交替之际，内有外患，家国仇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剧本主要是通过台词推动情节发展，表现人物性格。因此，台词语言要求能充分地表现人物的性格，身份和思想感情，要通俗自然，简练明确，要口语化，要适合舞台表演。如《七步成诗》中，曹丕的语言，曹丕对华歆说：“先王刚刚去世，举国哀痛，民心不稳，千头万绪，你要处处小心谨慎才好，遇事多想想。”历史上曹操对人的残忍、猜疑，不下于其父曹操。曹丕的话可以表现出他性格猜疑，做事小心谨慎。曹丕对曹母说：“曹植是我的亲弟弟，我俩是您的亲生儿子，他还是父王生前的宠子，纵然他有天大的错，我也不会置他于死地的。”此台词充分表现了曹丕虚伪的性格，曹彰有战功，曹植有文名，对曹丕都是威胁，曹丕下毒毒死了曹彰，在《三国演义》七步成诗中看，看起来曹丕宽宏大量，放过了曹植，事实上曹丕曾多次陷害曹植。舞台也是一种表演，这种说明又叫舞台提示，也是连接着剧本的重要内容，给了剧本上的文字补充，舞台说明包括剧中人物表，剧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服装、道具、布景以及人物的表情、动作、上下场等，这些说明对刻画人物性格和推动。
师说的论文篇十六
大学里的体育课可谓是五花八门，想要刺激的可以去参加定向越野，想要安安静静做一个美男（女）子的可以去打太极，追求优雅的可以打高尔夫，喜欢接地气的可以练五禽戏……除了课程内容精彩丰富，有些课程规定也是你没见过的，比如不会游泳不能毕业……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学长们的经验之谈吧！
l学长（广西师范大学）：“定位，狂奔，披荆斩棘，风里来雨里去，只为在荒草中找到目标，然后打卡，再找，归队……不脱层皮你都不好意思说上过一节定向越野课。最恐怖的一次是老师把场地设在某偏远的郊外，荒草丛生，那里有一片坟场，然后我拿到的地图上有一个目标就定位在某座坟墓前面的草堆里，看官们自己脑补我打卡时的心理阴影面积吧……”
c学长（蚌埠学院）：“我至今也不太懂为何大二上学期我选修了这门体育课，每每看到操场上练散打、学剑术、打排球的同学的身影，我的内心是羡慕的，他们是那样的酷炫、自由、帅气，而我只能撅着屁股模仿五种动物的动作……想到这里我的内心是崩溃的`。”
m学长（郑州大学）：“风里雨里，太极等你。对于肢体不协调的人来说，打太极真是太痛苦了……”
有一名女大学生为了帮助同学记住太极拳动作，应对体育课考试，做了一套“武林秘籍”，引来各路“江湖高手”围观，看过的同学纷纷表示“武艺大增”！
清华大学2017年全校教职工大会上传出消息，从2017级本科新生开始，游泳将与毕业绑定。新生入学后将进行游泳测试，不会游泳的学生必修游泳课，通过者才能获得毕业证。
看看此消息发布后各路人馬的热议：
p学长：“首先，你得考进清华……”
l学长：“等学校有了游泳池再说吧……”
n学长：“对于一个从大一到大三都学不会游泳的人来说，简直……”
j学长：“昨天吃饭，说到大学体育课，我说我校尽是些篮球排球太极剑术啦啦操，深大毕业的少年说，‘什么鬼？我们都是必修高尔夫。然后，今天少年带我们夜游深大后，我们纷纷表示——妈妈，再给我一次高考的机会吧！”
z学长：“时代进步了。”
m学长：“幸福来得太突然……”
师说的论文篇十七
笔者大体上按照时代先后介绍包括600～700万年前的原初人和撒海尔人的最早期的人类、地猿、南方古猿、扁脸肯尼亚人、能人、鲁道夫人、格鲁吉亚的化石人、东南亚的`直立人、魁人和弗洛勒斯人、欧洲的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非洲的匠人、罗德西亚人.接着介绍中国的直立人(俗称猿人)的主要特征,并对中国其他人类化石作了简略的介绍.其后用具体资料说明人类进化早期身材逐渐增高,这种趋势停止于大约180万年,人类的脑量则一直存在着增大的趋势,后期增速更快.笔者还简单叙述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最后介绍关于现代人起源的争论,特别是从人类化石的形态,古文化遗物,古气候环境等方面的资料对中国现代人起源进行了讨论.
作者：吴新智wuxin-zhi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100044刊名：自然杂志isticpku英文刊名：chinesejournalofnature年，卷(期)：32(2)分类号：q1关键词：人类进化身高发展趋势脑量发展趋势现代人起源
师说的论文篇十八
萧红，出生于19的黑龙江省呼兰小城，原名张乃莹，乳名荣华，学名为秀环，后来被外祖父改名为张廼莹，笔名悄吟、田娣、萧红等。萧红的一生艰苦坎坷，颠沛流离，面对世俗不断地觉醒和抗争，直到1942年去世。那一年，萧红31岁。萧红被喻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一生文学创作不断，1935年在鲁迅的指导下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为摆脱精神负担旅居日本写下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砾》，1940年与端木蕻良到达香港后，又出版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及著名长篇小说《生死场》。萧红用自己异于常人的独特生命体验与审美观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探究起萧红的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就不得不提起萧红与绘画艺术的深厚关系。纵观中国现代文坛，在众多的女作家中萧红是很独特的存在之一，她最善于在自己的小世界中拿捏自己的艺术风格，打破传统小说创作模式更是其强项，她的小说创作常常给人一种站在画家角度的错觉。事实上这并非错觉，萧红确实是以画家的眼光对自己的创作对象进行审视，将绘画的构图激发以及想象力融入到小说创作中，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显得尤为独特。萧红被人熟知虽然是因为其作家的名号，但从她的一生来看，与萧红最早结缘且对其产生极大影响的却是绘画。萧红从小与祖父张帏贞一起生活，是祖父的古典诗词将其带入艺术世界，后来的萧红师从上海美专毕业的高仰山老师学习绘画。在这段时间萧红接受了包括线条、色彩及透视等在内的一系列的规范绘画训练，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仰山对学生们的要求十分严格，在成立绘画小组的同时经常带学生去公园和郊外写生。通过对绘画知识的学习及大量的绘画联系，萧红在众多的学生中名列前茅，表现出自己的绘画天赋，她的毕业作品《劳动人民的恩物》参加了校展并获得众多好评。萧红对绘画的迷恋很深，她很喜欢梵高的《向日葵》。萧红也曾在写给萧军的信中说:“我对绘画的趣味居然如此之高，我想将来我还是应该在这上面用功夫。我有一个去法国对绘画进行研究的欲望。”写信后的半年，萧红从日本回到上海，在上海的一家私立画院跟着一个犹太的画师学习绘画。虽然萧红并未实现自己的绘画梦，但她对绘画的迷恋及天赋却很明显地体现在自己的各种文学创作中。萧红的作品，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都能让人产生欣赏画作的审美感受。
(一)生动传神的人物画在萧红小说中的应用。
传统的小说规范中，人物、情节、环境是必备的三个要素。但萧红的小说却从不拘囿于传统的小说规范，她的作品也很少被人用来当做小说的范本来读。萧红小说中的人物相对来说都很单纯，人物性格与其他小说人物的丰富相比也较为单一。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萧红的`人物描写，只是所用方式不同而已，很多人物在她的笔下反而添了些别致的生动。萧红对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不是很看重，在她的小说中，人物如同绘画艺术中的人物画一般，以一幅幅剪影或速写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眼前，虽然无比简练但却形神皆肖，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带有萧红式的独有忧郁情调。萧红只用了几个常规的动作和神态描写，就在《小城三月》中为我们刻画出了一个柔媚而多情的翠姨。“如果有人在她的背后招呼一声，若她正在吃饭她就要把碗放下，若她正在走着路，她就会停下。”“她窈窕美丽，讲话时总是带着一种平静的感情。”仅仅几句话，就将翠姨这个人如同剪影般送到了读者的眼前。从这里也能看出，她的小说对人物的五官、形体等描写不怎么看重，主要在于对人物神韵和写意的突出。在小说中，翠姨是那种由于伦理观念影响而将爱意埋藏心底最后抑郁而终的悲剧女性。萧红的小说人物在勾勒时用的更多的是粗线条，人们很少能在她的小说中看到工笔式的细描，一些人物就会在这种手法中定格于某一瞬间，给人一种漫画般的效果。读萧红的作品像是在欣赏绘画，她的人物都是以绘画之笔进行描摹，给读者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可视可感的人物画。
(二)热闹可观的风俗画在萧红小说中的应用。
茅盾曾经为萧红的《呼河兰传》作序，在《呼河兰传序》中他这样评价萧红的小说:“这是一篇叙事诗，同时也是一幅风土画。”相对于自己小说中的人物画来说，具体生活场景的描绘才是萧红更加擅长的，尤其是在对地方风俗的描写上。她总是尽力铺排，完全不惜笔墨，能够将多层并置的风景事态通过一维的线性语言巧妙地展现出来，《呼河兰传》的前两章简直与绘画艺术中的风俗画无异。在她的笔下，呼兰城的民俗意味和地方色彩表现得淋漓尽致，形成了一幅独属于呼兰城的立体客观的图画。萧红先从呼兰城的十字街开始描绘，这个十字街是呼兰城最有名的街，几乎汇集了呼兰城所有的精华，不仅有金银首饰店、布庄和油盐店，还包括茶庄等。除了十字街外，呼兰城还有东二道街和西二道街两条街道，这些街道上有龙王庙、扎彩铺、卖吃食的小店以及各种小胡同等。除了这些，萧红还描绘了呼兰城中一些抢麻花的小孩子、满脸泥污的车夫以及穿长袍的绅士等，看似宁静却又带着些静态之感。小说中的这些文字描述在读者的脑海中如《清明上河图》般一点点闪过。萧红在描述中运用了中国绘画中的对称和工整，将十字街与东西二道街的风俗景观细致地描绘下来，使读者在看小说的过程中产生如入画境之感，使萧红的小说夹杂着一种浓重的民俗文化气息。其中对七月十五放河灯这一民俗的描写更是让人如同看见古代的画屏一般，带人走进一种典雅古朴、娱情悦目的风俗中。
(三)清新淡雅的风景画在萧红小说中的应用。
萧红的小说最能体现其绘画美的还是其中对景物的描写，她通过自己对景观的细致描绘给人们带来了一幅幅清新淡雅的风景画。在萧红的作品中，四季景色的变化如同长长的画卷平铺在人们的眼前。《小城三月》中萧红写道:“三月的原野青绿，蒲公英在发芽，羊在咩咩地叫，乌鸦也开始绕着林子飞，小城被杨花装满……”在《后花园》中萧红写道:“六月里的后花园更加热闹，蝴蝶在飞，蜻蜓在飞，螳螂在跳，蚂蚱也在跳。柿子红了，茄子青了，玉蜀黍的穗子如同绣花丝线深的浅的，干净得过分……”她站在画家的视角对风景进行审视，并通过文字构筑画面，对其涂抹色彩，将大自然的美最大限度地透视出来。即使在她所描写的悲惨故事中，画境也充满诗意的浪漫，使小说整体上呈现一种清新和明丽的色调。萧红很执著于景物描写，且对色彩的辨识感受能力异乎寻常。在《呼河兰传》中，萧红对“火烧云”的景象有过细致描写，“晚饭一过，火烧云就上来了。小孩子的脸被照成红色，大白狗也被变成红色，红公鸡则变成金色，黑母鸡被照成紫檀色”，“云朵从西边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像是天空着了火”。这样的描写在萧红的小说中还有很多，由此也可以看出萧红对色彩变化的捕捉十分敏锐，绘画艺术中的明暗素描处理技巧被其在小说中充分加以利用，在语言文字这块调色板上尽情地调出她自己喜欢的颜色，描绘出各种变换的画面。在《小城三月》这篇不足17000字的小说中，各种色调词汇如绿、白、黄及枣红、桃红、绛青等几乎被使用了一个遍，引领读者走进她所绘制的风景画之中。绘画艺术在小说中的应用，不仅增加了小说的生动感和可读性，还增加了小说的可视性，带给读者与绘画和其他小说都不同的感受。萧红小说中的各种绘画艺术应用构筑了其不同于常人的文学世界，或者这就是萧红小说一直为人们所喜爱的魅力所在，其他小说也可以以此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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