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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家思想史篇一
学院：
班级：2008
姓名：
学号：20080511404
历史与社会*历史学 级（1)班 郎治伦
浅析亨利·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
——及对中学课堂管理的影响
作为一名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师范类本科生，在本学期选修了“管理思想史”这门课程后，受益良多。其实，在以后的中学课堂生活中，也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运用到法约尔的管理思想。在“管理思想”的发展历史中，有着太多的伟人提出了纯理论的或者实践性很强的管理理论，但是在这其中，我最为推崇的是亨利·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他被人们尊称为“管理过程之父”！代表作是《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
同泰勒的科学管理主张不同的是，法约尔从总经理的办公桌旁，以企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建立了有关原则、标准、方法、程序等内容的完整管理理论体系；这不仅仅适用于公私企业，也适用于军政机关和社会团体”。这是法约尔“一般管理理论”的基础所在。他第一次从经营职能中独立出了管理活动；提出管理活动所需的五大职能和14条管理原则。这三个方面也构成一般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
一、一般管理理论的内容简介：
（一）、独立管理活动和分析管理五大职能
法约尔首先从技术、商业、财务、安全、会计、管理这6中基本的企业活动中把管理和其他活动加以区分，这成为了以后的管理过程学派和组织理论的重要基础。
法约尔把管理活动划分了五大职能，分别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就如同在课堂上，现实按照课前设想进行教学，再在课中组织学生学习，并调整好学生的学习状态，这个时候的班级就好比一个有了良好的管理系统的企业。
1、计划是否具有统一、连续、灵活和精确的特性，对管理工作具有首要的重要性，同时也是整个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依据；
2、组织职能则是进行管理活动的基础，组织职能就是要建立企业的物质和社会的双重结构；
3、指挥职能即运用领导艺术以推动组织业务、促使其人员发挥作用、减少无效耗费的过程，使组织成员的活动得到保证。要进行有效的指挥的话，就应当做到以下几点：a.对职工有深入地了解；b.对组织和职工之间的协定要很了解；c.对组织要进行定期检查，并使用概括的图表来促进这项工作；d.召集主要助手开会，以便统一指挥和集中精力;e.力争使组织成员团结、主动、积极和忠诚；
4、协调职能就是连接、联合、调和所有的活动和力量，即要分清主次，就是使事情和行动都有合适的比例，从而良好的协调好企业的各个部门之间的工作进度。在课堂上也应当协调好学生之间的学习进度，立秋拥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5、控制职能是管理活动的最终手段，是用来防止和改正在执行实施计划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偏差。没有控制，其他四种要素活动的效果既得不到验证，也得不到保证。进行有效控制的方法有 ：首先是要及时采取行动；其次是要检查人员应具备必要的条件；最后则是应注意控制的度，避免对各部门的领导和工作进行过多的干预。这也就要求老师在课堂上能够良好的把握住学生的心理变
化，控制好课堂教学的方向！
统观以上管理的五大职能，这五大职能互不干涉，有着很强的独立性；它们基本概括了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具有全面性；管理活动浓缩为五大职能，简洁易懂，具有很强的简洁性。法约尔提出的这五大职能的三种特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后人难以取代。管理是以计划为中心的各个管理职能交替发挥作用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因此，法约尔被人们称为“管理过程之父”。其实，当课堂上能够良好的运用这五大职能过后，课堂也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
（二）、管理的十四大原则
1、劳动分工：这是合理的利用个人力量和集体量的最好的方法，这使得大规模生产和降低生产成本成为了可能；
2、权力与责任：权力指挥与要求别人服从的力量，权力与责任二者互为因果，有权必有责；
3、纪律：纪律对于企业取得成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几率是企业同雇员之间关于服从、勉励、积极、规矩、尊重的契约；
4、统一指挥 ：一个下属都应该接收而且只应接收一个上司的命令；
5、统一领导 ：凡是具有同一目标的全部活动，仅有一个领导和一套计划；
6、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组织要考虑的首要目标，获得个人利益不可以牺牲集体利益为代价；
7、合理的报酬：薪给制度应当公平，对工作成绩与工作效率优良者应有奖励，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既能够奖励有益的努力和激情，又不超过合理限度，达到双方的满意；
8、适当的集权和分权:要根据本组织的实际情况，适应改变集权与分权的程度这一原则已经成为了现代管理学中的重要问题和原则问题;
9、等级制度:在取得授权的情形下,不同部门的低层级管理人员越过上级权力与信息链直接进行沟通与交流,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同时也是执行权力的路线;
10、秩序: “凡事各有其位”(各有其位，各称其位)，即保证一切工作都能够正常有序的进行;
11、公平:善意和公道.公道是执行已订立的协定,善意地对待员工,关注平等.12、保持人员稳定:任何组织都有必要鼓励职工做长期的服务，因为这是组织相对稳定的基础所在；
13、首创精神:是创立和推行计划的动力，也是企业发明和建议能够得到有效执行的可能性的大小的关键点；
14、人员的团结:全体成员的和谐与团结是企业发展的巨大力量，是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最大的力量，努力地实现组织内部的和谐，避免组织内部的纷争和分裂！
对于这是四点原则来言，课堂中老师应当尽量的保持在教学事务中的公平、有序、团结、积极向上，并且老师也应当合适的估计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新性，以求学生的主动积极的学习！
二、对法约尔管理思想的分析与评价：
（一）、法约尔的贡献
法约尔是“现代经营管理之父”，他对于管理过程和管理组织理论的开创性
研究，其中特别是关于管理职能的划分以及管理原则的描述，对后来的管理理论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后来成为管理过程学派的理论基础，也是以后各种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重要依据，对管理理论的发展和企业管理的历程均有着深刻的影响。法约尔系统性、理论性的提供了科学的管理理论构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可以适用于各行各业，给实际管理人员带去了很大的帮助。法约尔还强调要使管理真正有效，还必须积累自己的经验，并适宜地掌握合理运用这些原则的尺度。
（二）、法约尔一般管理理论的局限性
1、管理原则缺乏弹性，以至于有时实际管理工作者无法完全遵守；
2、有些概念关系还有些混乱：如管理与领导之关系，领导之于指挥、协调、沟通等。
三、法约尔的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法约尔指出管理理论具有普遍性，因此，他认为可以把管理作为一门学科，通过进行管理教育来培养所需的管理人才。因此，法约尔的管理思想还具有计划的重要性；管理教育的重要性；管理的实践性。如果一个老师良好的理解的法约尔的主张过后，又能够很好的运用到中学课堂上的话，那么法约尔的主张就是一份很好的课堂管理守则！遵从这些守则，有助于良好的进行中学的课堂管理！
中国儒家思想史篇二
一、儒家文化热的原因及其评价（3课时）1儒家文化热的表现
a、1981年成立中国孔子基金会，此后全国各省市相继成立孔子基金会，每年举行各种学术活动。
b、1993年北京大学创办《国学研究》刊物，九十年代中期华中理工大学主办传统文化系列讲座。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2006年《光明日报》创办“国学版”。
c、2006年全世界已有近110个国家成立孔子学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设立“孔子教育奖”，并于2006年首次在曲阜颁奖。
d、传统文化的书籍大量印行，《全唐文》《全宋文》《全宋词》《全明诗》等相继编撰完成。中学语文教材中古文篇幅大量增加。
2、儒家文化热的特点 a、时间持久，并逐步深入。
b、官方和民间相互唱和，且以官方引导和支持为主。c、对儒家文化的态度逐步趋于理性，批判继承。
3、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命运沉浮不定
鸦片战争的失败，凸现中国的全面落后，有识之士要求实行改良，但以失败告终。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摧毁旧文化，孔子及其儒家文化受到重创。十年文化革命视孔子及其儒家文化为腐朽反动，对之实行残酷打击，造成人们的严重信仰危机。
4、八十年代兴起的儒家文化热的原因
前七十年将中国的落后归因于儒家文化，因之对其无情打击，但中国落后面貌并未改变，且有与西方发达国家距离愈益拉大之势。此可证明儒家文化并非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之因。
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经济腾飞。而这四地均受儒家文化深刻影响，政府政策及人们立身处世观念均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此又可证明儒家文化对于现代化非但不为阻力，实有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之功效。
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增长和道德滑坡现象，昭示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积极宣传儒家的道德观、人生观。
以宣扬重视家庭亲情、尊敬长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主调的韩国电视剧为我国观众所激赏，证明儒家文化实为当代为中国人所仰慕，弘扬儒家文化符合 当代中国人的心理需求。
5、对待儒家文化的正确态度
儒家文化是一个思想、价值体系，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高人的境界和品位。故不能对其釆取实用主义的态度。
儒学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协调人与自然、人们与政府、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故应予以大力弘扬。二、儒家学派的形成（3课时）
1、“儒”字探源
① 《周礼》：以道德教化而得人的叫儒。
② 郑玄：诸侯国中以六艺教人的叫儒。六艺中“礼”为首，故传习礼仪是儒的基本职业。
③ 胡适：儒为殷民族教士，职责是治丧、相礼。他们性格柔弱，能够忍辱负重，其后大都成为各诸侯国中的教师。
④ 郭沫若：儒乃邹鲁缙绅之士的专号，出现于西周。
⑤ 冯友兰：儒是有知识有学问的专家，职业是教书相礼，后散落民间，以知识谋生。
⑥ 徐中舒：以甲骨文为据，认为古代儒的职业是祭祖事神，以典礼为生。
⑦ 马振铎：儒是春秋社会大动荡中出现的“士”，成份复杂，医生、仙人、方土皆可称儒，但以知礼的为主。
综合上述诸说，儒乃替人治丧相礼之人，后来成为一种独立职业。但由于此种职业地位低微，收入菲薄，故其性格柔弱。此后逐渐成为有闲阶层，从为人治丧相礼到成为政府典礼官员，并以此建立礼乐制度，规范社会。
2、孔子完成了从儒到儒家的转变
孔子亦乃早期之儒，少习礼乐。但孔子对礼的实质和功用有新的认识，从而提升了早期儒的层次。
① 强调“礼”对维护国家现有制度的作用，认为以礼治国，则国泰民安。
② 把“礼”作为人们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
③ 注意用“仁”来充实和改造“礼”的内容，使之更加完善。
由于孔子对“礼”的继承和改造，儒的性质发生变化： a．不仅懂得礼仪规定，并能探究“礼”的底蕴。b．不以治丧相礼为谋生目的，而以治国安民为宗旨。
孔子以此招徒授学，逐渐形成一学术派别，从而完成从“儒”到“儒家”的转变。
3、儒家的共性
① 以孔子为宗师。
②主张效法尧、舜、禹、汤、文、武。
③ 以六经为学习经典。
④宣扬仁义道德。
⑤提倡礼教，维护宗法等级制度。⑥重视教化，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儒家的发展演变（8课时）
1、先秦时期
孔子主张以德治国，孟子倡导仁义，荀子特别重视礼治，企图消弭战乱，实现天下统一。虽然其主张日益切合实际，趋于实用，但最终还是因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未得付诸实施。
2、两汉时期
这是儒学的首次变化期。董仲舒在陆贾、贾谊努力的基础上，以孔孟思想为主体，杂取阴阳、名、法，构建出以一个以天人感应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的神学目的论思想体系。大讲尊王攘夷，极力主张强化等级制度，推崇天下一统的局面，博得武帝欢心。儒家思想始居独尊地位。西、东汉两朝，历代皇帝皆尊儒学。儒学与官僚政治合而为一，经学盛极一时。经学又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前者从经文中发现微言大义来为现实政治服务，后者注重理解经文的本来意义。
3、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儒学既流于谶纬迷信，又有些陷于繁琐考证，故此时儒学地位有所下降。后玄学兴起，何晏、王弼等人既注《易》《老》《庄》，也注《论语》，企图调和儒道，儒学始染玄学色彩，但儒家的基本主张仍为统治者所尊奉。历代君王亦颇重儒学。曹丕称孔子为“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司马氏标榜以孝治天下，晋代皇帝多亲讲儒家经典。道佛辩论，皆引儒学为据，南北朝许多皇帝儒佛兼尊。
4、唐宋时期
唐时儒学本身无甚发展，但佛教十分兴盛，道教亦广为流传，大体上呈三教并行之势。但实际上儒学地位仍高于佛、道。国家政策、皇帝诏命、取士标准、3 道德规范，都以儒学为圭臬。全国普设孔子牌位，《五经正义》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及标准，中经韩愈、李翱大力宣扬，儒学仍占主导地位。
宋代是儒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重大变化期。宋人吸收佛、道精华，对儒学进行改造，以理、欲、心、性为其主要内容，提升孔孟儒学仁义礼智的哲学层次，汰除董仲舒儒学的神学杂质，增加本体体的内容，丰富宇宙观的内涵，强化儒学的思辩色彩，儒学再次处于独尊地位。学派众多，既有“濂学”，也有“关学”；既有“洛学”，也有“闽学”。既有“道问学”的程、朱理学，也有“尊德性”的陆九渊心学。宋代统治者从总结唐亡历史教训中认识到，强化纲常伦理、重视心性修养，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最佳举措。故宋代儒学地位显赫，学习、研究儒学蔚成风气，文人广受社会尊速。
5、元明清时期
元代“遵用汉法”，推崇儒学。规定各级学校以“四书五经”为教材，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本，答案以朱注为准。
明代儒学分为以薛瑄为主的“河东学派”和以王守仁为主的“姚江学派”，前者以程朱为宗，后者以陆九渊为宗。本身并无发展，但日益趋向“百姓日用”，达到“愚夫愚妇与知能行”。明代君王均尊儒学，官僚大多为儒生，儒学的价值观念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取向。
清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尊奉儒学风气更甚前朝，康熙称孔子为“万世师表”，乾隆称儒学经典是“万世不易之理”，科举考试题目都在“四书五经”之内。此时儒学在理论上并无进展，而以训诂、考据见长，并取得突出成就。
6、五四至今
五四儒学地位骤降。但孔子及儒学并未销声匿迹。尊孔读经之风不时刮起，国民党统治之时，儒学仍受尊重。
新中国成立至七十年代末，在大陆孔子及儒学多遭批判，地位下降。但海外新儒学却方兴未艾，影响日益深广，前赴后继，代有其人。
改革开放后，对孔子及儒学的研究焕发新机，呈空前繁荣局面。虽斗争尖锐，但孔子及儒学的地位有所上升。
四、儒家的政治思想（6课时）
1、君主贤明
儒家认为君王的好坏决定天下的安危，故治国理民的君主必须是圣主贤君。
①以身作则，为民示范。
② 以德治民，关爱百姓。
③ 虚心纳谏，从善若流
④ 清正廉洁，光明磊落
⑤ 以礼待人，尊卑有序。
儒家不主张君主专制，提倡中央集权。
2、强化君王权威
① 或主张通过正名来强化等级制度，以保证君主的权威不受侵犯。
② 或主张通过密切君民关系来取得民众的拥戴，以确定君主的威望。
③ 或主张从制度上来拉开君民之间的距离，确立君主的神圣权威。
④ 或主张通过神化君主，贬抑臣下来实现君主的权威。
3、提倡举贤授能
① 举贤授能的必要性
a．宣扬君主恩德，保证政令畅通。b．伸张正气，获取民心，强国安邦。c．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② 选拔人才的标准 a．先德后才 b．才德并重 c．重德轻才
汉代以后，重德轻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
③ 选拔人才的原则及方式 a．任人唯亲 b．唯才是举
c．注重实际考察，广泛听取意见。
4、主张德治教化
① 开源节流，既重视发展生产、培养财源，又特别注重合理消费，提倡勤俭节约。
② 轻徭薄税，反对搜刮民财，重视老百姓的基本生活。
③ 保证老百姓的基本生活资料，反对与民争利。
5、重德轻刑，提倡爱民如子，反对严刑峻法。
6、儒家政治思想的特点
① 君民并重，既强调君主的权威，又要求君主爱民如子，因而博得两方面 的欢心。
② 重主观思考，轻制度建设。对政治理论有深入阐述，但忽视从制度上来保证理论的实施。
③ 浓厚的先王崇拜意识，认为先王的一切言行都可作为后世行动的准则，具有明显的复古倾向。
④ 政治道德化，把道德作为搞好政治的根本，认为政治的好坏决定于执政者的道德水平，因而模糊了道德和政治的界限，将政治与道德合而为一。
五、儒家的人生哲学（6课时）
1、进取性
儒家强调立志，重视自信，要求具有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主张刚健有为，积极进取，以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
2、现世性
儒家不信鬼神，不讲来世，主张在有限的生命内为家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3、主体性
儒家认为人为万物之灵，最为天下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认为人可以掌握自然，利用自然。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认为只要发挥人的主体性，就能功成名就。
4、独立性
儒家重视人的气节，崇尚独立人格，提倡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主张杀身成仁，鄙视苟且偷生。
5、社会性
儒家认为人生奋斗的目标是天下大同，世界永安，而不是个人的荣华富贵。提倡以天下为己任，使自己成为社会的良心。
6、道义性
儒家以为人生在世须淡化物欲，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把追求真理和实现理想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主要内容。
7、和谐性
儒家的政治思想是建立上下相安的和睦社会。在天人关系上主张顺应自然规律，追求天人合一。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主张宽容谦让、和睦共处。
8、务实性
儒家崇尚实际而轻玄想，要求诚实守信，言行一致。主张经世致用，追求实 6 效。
六、儒家的文艺思想（3课时）
1、认为文艺的本原是人的情志的冲动
从《尧典》的“诗言志”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再到韩愈的“不平说”，都表明情志冲动是文学艺术产生的直接原因。
2、文艺可以动人
孔子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荀子认为音乐可以移风易俗，《诗大序》认为文艺可以动天地，感鬼神。文艺既有教化功能，又有审美功能。
3、文艺必须有益于政治教化
儒家要求文艺创作必须有明确的政治教化目的，凡不符合这种要求的必须加以改造，故对充满瑰丽想象的神话进行理性化、历史化的改造，导致叙事文学和浪漫主义作品空前贫乏，而抒情作品及历史散文、政论散文异常发达。
对文学作品强行进行功利性或工具性解释，《诗大序》是其代表。将《诗经》简单分为美、刺两类，强调《诗经》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及其强大的教化功能。白居易、张戒均以诗歌内容纯正健康与否评论诗人。
主张文以载道，认为文艺作品的主要作用是宣明道德，张皇圣恩，教化天下，作家和批评家把明道作为评判文学思想内容的唯一尺度。
要求文艺干预现实，反映现实生活，不作无病呻吟，更反对撰写风花雪月的作品。
道德文章并重，但又认为人品重于文品，历代评价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均首重其个人人格。
4、追求中和之美与温柔敦厚的美学风格
文艺作品抒情应“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批评现实应“主文而谲谏”，婉而多讽，呈现温柔敦厚的美学风格
5、对儒家文艺观的评价
① 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促进了现实主义的高度发展，揭露时弊，反映民生疾苦之作层出不穷。
② 重视文艺渲泄情志的功能，促进了抒情文学的发展。
③ 注意到了文艺的审美功能，提倡中和之美，使得中国文学大都含蓄蕴藉，温厚淳正。
④ 导致狭隘文艺功利主义的产生，有些文艺有图解政治之嫌，因而显得直 7 露和单调，忽视了文艺的审美价值。
七、儒家的教育思想（2课时）
1、关于教育的社会作用
① 认为有无教育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标志。
② 教育可以改变人的情性，从孟子到朱熹概莫能外。
③ 教育对于安定天下有特殊功效，是得民心的有效措施，教育可以开发民智，知礼达义，消除人们的不满情绪。
④ 培养治国安邦的人才必须通过教育。
2、关于教育的内容和目的
① 规定以儒家经典为教学内容，“四书五经”是文人学子必读的经典，其中主体是明五伦的道德教育。
① 重伦理而轻自然科学，要求学以致用。
②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安邦治国的政治人才，培养知书达礼的谦谦君子。
八、儒家思想对后世的积极影响（3课时）
一、忧国忧民的政治参与意识
孔孟荀等原始儒家具有浓厚的忧生救世情怀，并为之奋斗不息。历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孒均政治热情高涨，时刻关注国家的兴衰，并身体力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贾谊、谷永、杜甫、顾炎武是其代表。
二、正道直行的大丈夫品格
儒家代表人物均崇尚气节，追求正义，重视人格，这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典型特征。许多独立特行之士不畏强权，坚持真理勇于牺牲，其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令人肃然起敬。汉党锢之祸中的精英和明东林党人是其代表。
三、严己宽人的人和关系
儒家提倡对己严，对人宽，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这成为中华民族接人待物的根本原则。“少言人短，多思己过”，成为许多人处理人我关系的共识。
四、先义后利的价值取向
尚义为君子，嗜义为小人，中华民族仰慕义高如山的君子，鄙视见利忘义的小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成为中国人对待财物的基本原则。
五、求真务实的处世态度
中华民族崇尚追求事物的真相，脚踏实地的工作，朴实无华的言辞，表里如一的作风，鄙视浮躁狂热，反对不顾客观实际的冒进冲动，表现出稳健务实的特 8 点。
六、青史留名的人生追求
人生虽短，但可英名不朽，流芳百世，中国人十分重视人生的意义，希望能够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因而特别注重珍惜自己的名声。
七、重德轻刑的政治原则
儒家崇王道，贬霸道，提倡为政以德，反对暴民以逞。历代开明的政治家及思想家均努力倡导、实行以德化民的主张，爱民如子的官员受到人民的广泛爱戴而名垂青史。
九、儒家思想对后世的消极影响（2课时）
1、循古法旧的政治主张
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拜先王，把先王之道作为后世政治人生的根本法则，主张全盘继承祖宗之法，反对循时而进的各种革新。其影响表现为：
①安于现状，不思变革，习惯于超稳定的生活方式。②企慕过去，喜欢因循守旧，创新意识不强。③ 常喜欢纵向比较，容易自我满足。
2、唯礼唯上的顺从意识
儒家重视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度，把它视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法宝，片面地强调臣对君、子对父的顺从义务，过分注重君权和父权，束缚了人们的个性，培养了人们的奴性，削弱了个人的主体性。其影响表现为：
① 缺乏自我意识 ② 希望权力集中
③ 过于强调忍辱负重，缺乏进取变革意识。④ 以老实听话评价人物 ⑤ 思维方式单一化、模式化。
参考书目
1任继愈 《中国哲学发展史》 人民出版社2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 人民出版社3李宗桂 《中国文化概论》 中山大学出版社4朱贻庭 《儒家伦理思想发展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5杨伯峻 《论语译注》 中华书局6杨伯峻 《孟子译注》 中华书局7来可泓 《大学直解·中庸直解》 复旦大学出版社 8 《儒家文化三百题》 上海古籍出版社9 牟钟鉴《儒学价值的新探索》齐鲁书社10刘周堂 《前期儒家文化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儒家思想史篇三
（一）社会思潮部分
1．嘉道之际经世思潮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影响。
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又受到这些人的重新倡导，嘉道之际，经世之学终于再次兴盛起来。
这股新起的经世思潮，因受学术派别的影 响，发展衍化为由今文经学和程朱理学分别走向经世道路的两大流派。唐鉴、曾国藩等是以程朱理学经世的代表。他们一方面突出强调理学的“躬行”、“践履”等 内容，以有益于“世道人心”；另方面开始注重“经济”，研求实政、经世之学。以今文经学经世的有龚自珍、魏源等。他们继承了今文经学派援经议政的学风，以 功利主义的眼光，把学术引向“经国济世”，开学人议政之风。在这种忧患意识、经世观念和究心实政实学的引导下，当时已日渐严重的西方侵略威胁也引起了这些 经世派人士的注意。他们的视野开始由边疆扩及到海疆，由时务扩展到“夷务”。尤其是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包括引进西方 技术，鼓励学习西洋军事技术的人才，提倡发展民用工业，还介绍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他的思想把传统的经世之学，从旧时代的安邦治国之道，从整顿 盐、漕、河、吏诸政的传统方策，引上了带有近代色彩的新轨道，从而为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的产生作了铺垫。
2．中体西用的内涵、演变及作用。
内容：19世纪70～80年代，早期改良派曾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口号,主要目的是鼓励人们向西方学习,反对顽固守旧。到了19世纪末，发生了尖锐激烈的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之争。守旧的封建顽固派坚决反对西学，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事物都采取仇视和排斥态度。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则积极提倡西学，认为中国不但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更要效仿它们的议院制，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当时的情况正如张之洞所说:“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张之洞认为：顽固守旧者拒绝西方科学技术是不知“通”；维新派提倡改革封建专制制度，是不知“本”。但主要危险在后者,如不加以遏止,将是“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因此他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表面上是要“新旧兼学”，实际上是站在旧学、中学一边，反对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伦理学说。严复针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出：体用是就一物而说的，“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但在中国历史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对于吸收西方新思想，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意义：主张这种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看不到西方技术、经济与军事优势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根源，死抱封建专制的传统体制，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切实际地以为只要学习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就可以用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同西方列强对抗到底，并取得最终的胜利，根本无法挽救奄奄一息的封建专制。最终爆发了辛亥革命，就是对这一思想的否定。
在这种思想下，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技术，创办一批近代工厂，对于中国技术的进步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随着技术而来的就是新思想，西方科学民主思想随着这一思想而进一步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吸纳，为中国的民主启蒙起着一定的作用。
3．新文化运动中的中西文化争论的内容及评价。
1、中西文化论战背景：《新青年》问世后，公开宣称“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
主张以新易旧、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固有文化。如此激烈的批判态度和鲜明的文化取向，激起一些人的强烈反对。
2、中西文化论战的演变：
（1）从1916年起，《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连续发表文章，抨击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
（2）五四运动之后，传统文化受到猛烈冲击，西方新思想、新观念大量输入，完全拒斥外来文化的论调已根本站不住脚。
a、章士钊、梁启超等人又先后提出“新旧调和”论、中西文化“化合”说，梁漱溟则明确主张维护儒家文化。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更广泛地展开。
b、李大钊、胡适、瞿秋白等人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为舆论阵地，积极参加论战，深刻阐明了新文化取代旧文化的历史必然性。中西文化论战的评价：
（1）积极性：在中西文化论战中，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强调文化的时代性和不同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性，扩大了新文化的影响，进一步传播了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新文化精神，其主流无疑是正确的，（2）消极性：但他们忽视甚至否定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性，存在着绝对化、简单化的倾向。
（二）人物思想部分
1．龚自珍的社会批判与改革思想。
龚自珍之政治思想突出了对封建社会黑暗的批判和要求改革的主张。
1.社会批判思想
⑴对黑暗社会现实的不满。批判来自于对社会黑暗和危机的揭露，意识到清王朝步入末世，中国封建社会行将崩溃的趋势；尤其是由于土地兼并导致对农民剥削加重，烟土泛滥，清王朝已经：“日之将下”。
⑵对黑暗社会的政治批判。尤其是突出对专制的批判。
⑶对封建土地兼并的揭露，清末土地兼并严重，分化悬殊，意味着社会灭亡加速，由最初土地分配大体相齐，到小不相齐，到大不相齐，终丧天下，预示着一种大的社会变乱。“山中之民将灭亡天下”。
⑷对科举制度的批判。认为其不能真正选拔人才，相反耽误了许多读书人的少壮精力，造成了许多无用之才，“万啄相因”的结果，“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除应付考试外则别无好处，虽书法讲究，但所录之人于国事无补。
2.社会改革思想
实质是地主阶级改革派从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根本利益出发为目的，以王安石为榜样，而要求更法改制的思想主张。
⑴政治改革思想。主张修改礼制，加强大臣权势。要求修礼仪、变科举、重臣威，反对君主极端专权，选贤任能，并提出：权不重则气不正，无力处理政要，终成弊端，其目的在于强化封建国家机器。
⑵社会经济改革思想。从经济根源上探究社会危机，认为社会财富的分配决定贫者危富者安，贫者日倾富者壅，不祥之气充天地之间，财富中土地是关键，田相齐方可解决土地问题，按封建土地制度来调节土地分配，大宗可雇工5人，小宗可雇工1人，则安闲民。这种以宗法关系占有土地多少不等，其目的是解决大豪土地兼并问题。
同时由于时局变更，其思想也带上时代的烙印。面对当时中国的现状，他也表现了反侵略的爱国思想，对鸦片持反对态度，曾对林则徐禁烟提供建议；对俄罗斯的扩张势头也有所警惕；对中国的传统道路有了怀疑，提出了发展商品生产，鼓励老百姓“役于圃、役于市”支持对土地进行自由经营，主张同西方进行贸易，增加中国实力等。
2．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他根据《四洲志》等资料，编写《海国图志》一书。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主张利用外国先进科学技术武装自己，以抵御外国的侵略，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可见，“师夷长技”只是手段，御侮图强才是主要目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鸦片战争期间民族危机的出现和加深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思想界的巨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后，封建地主阶级洋务派提出的“师夷长技以自强”和“师夷长技以求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
意义：它的提出，一方面是在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为探索强国御侮之道而提出的；另一方面意味着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注目世界，探索新知，开近代学西方之先河，也对当时知识界解放思想进而向西方学习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3．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大同思想。
维新变法，康有为等人发动的公车上书，掀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主要的内容是反对议和，请求变法，主要的政治思想是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为借发挥孔子政治思想，利用传统的儒学权威来宣传变法的道理，他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平等思想观念，康有为等人从维护封建制度的传统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来反对封建制度，没有完全抛弃儒家的传统理论。
4．梁启超的变法维新思想。
5．严复的《天演论》及其影响；变法维新思想。
严复与《天演论》推动了运动的发展。天演论宣扬的主要观点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通过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自然法则来论证西方胜过中国的不仅在器械，而且在制度，要变法维新，才能适者生存，严复通过了进化论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影响：
1、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2、《天演论》,对戊戌变法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3、“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观点和“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社会进步理论，在当时的中国，起了打击封建势力，启发中国知识界探索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作用。
6．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演进及历史评价。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要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族主义要求中华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民权主义要求主权在民，建立法制国家，人民拥有政权，政府只拥有治权，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民生主义要求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后来孙中山还在此基础上，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三民主义的根本标志和革命灵魂。
评价
民族主义，即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清王朝，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的中国。
民权主义，即进行政治革命，指推翻君主专制主义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三民主义的核心。
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就是孙中山所指的社会革命。
总之三民主义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它集中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要求，也反映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主权利、民生富裕的愿望。但三民主义又有其历史局限性：在民族主义中，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甚至幻想帝国主义的支持：孙中山虽主张民权主义，但轻视人民群众；民生主义缺乏农民获得土地的具体内容。因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不能把民主革命引向胜利。
演化
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书稿在民国11年陈炯明的部队进攻广州大总统府时失落，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即《民报》发刊词），最晚近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义”为题所作的16次讲演的纪录。
初期
同盟会的成立 民国前七年（乙巳年）春，总理由美赴欧，先后在巴黎、柏林宣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号召留学生，了解革命组织的团体，加入共有七十余人。七月，总理返日，又以兴中会为中心，把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和革命份子联合一致，八月十二日，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总理为总理，并曾通过总章，发表宣言。〈同盟会宣言〉的中心内容是四条纲领性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可以说是辛亥革命以前三民主义的早期形态，前两条即当时的民族主义，第三条即当时的民权主义，最后一条即当时的民生主义。中华民国的名称，也是同盟会成立时确定的。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指出：“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他从1月到同年8月，作了16次讲演以阐发三民主义，由黄昌谷全程速记、翻译。这是他一生宣讲三民主义的最后、也是最有系统、最详尽的篇章。
孙中山为黄埔军校所写训词开宗明义确立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孙中山在多次讲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领导的政党和运动须达到三个目的：进行民族革命以实现民族主义，进行政治革命以实现民权主义，进行社会革命以实现民生主义，他又认为最后一个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而避免一次革命。
孙中山在1924年6月16日于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中，以三民主义为纲，对该校师生之训词，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国歌。
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处在山顶最高峰的祭堂，有3个拱门，分别书写着“民族”、“民权”、“民生”。
迁台后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三民主义成为蒋中正威权体制下的“党国意识型态”，大胆岛（金门）上著名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标语，与厦门对岸的“一国两制统一 中国”标语遥遥相望。高级中学及大学中列有三民主义课程，透过此一课程极力推展反共教育，建构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正统乃至民族道统的地位，大学及中央研究 院在当时都设有三民主义研究所，并以“三民主义”、“国父思想”等不同名称，列为大学联考与国家考试的必考科目。在台湾的地名、路名乃至各级学校校歌或多或少都能见到三民、民权、民生、民族等用语。
除了中华民国宪法外，在当时各类教育规章、课程目标都有贯彻三民主义一类文字。解除戒严及动员勘乱时期后，相关科目的授课内容逐渐改变，大学内相关课程则逐渐改为中华民国宪法 课程，国家考试及大学入学考试则渐次缩减，甚至停考该科目。各三民主义研究所则改名或改组，例如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变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所。
中国儒家思想史篇四
中国古代思想主线：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西晋——由儒学衍生出玄学，佛教开始大规模传播 宋元——朱熹理学成为官学 明朝——王阳明心学成为官学 分支：
两汉——古今文之争（本质为士大夫和地主贵族之争）
两晋——玄学的三次演变（中央皇权和门阀士族之争），谍谱学的兴起（士族与庶族之争，一直延续到唐朝）
南北朝：与佛教的斗争（佛教与儒生、佛教与皇权之争）
两宋——理学与心学之争（学术上的讨论，不过有自己的政治趋向——鹅湖之会）
明末清初——异端的兴起（李蛰、顾炎武等人，实质是资产阶级萌芽与封建制度的思想斗争，后期则有对清王朝的斗争）
依据思想史自身演化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我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可以以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亦即嘉道年间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第一个时期，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第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又可以以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二个时期又可以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样，中国近代思想史便可以分为嘉道年间到1895年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新文化运动兴起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四个阶段。
几乎国内所有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都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其开端。但我认为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不仅人为地割断了思想上的联系，而且有外因决定论之嫌。它只看到1840年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国思想向近代的转型，而没有进一步探讨西方挑战所以能引起中国思想向近代转型的原因，忽略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所孕育的一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对中国思想近代转型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主张以整个嘉道年间而非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嘉道时期复兴的经世思潮为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提供了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则为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正是在嘉道时期中国传统思想迈出了向近代转型的第一步，并对近代尤其是晚清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详见拙文《中国近代思想史开端之我见》，《光明日报》2007年9月19日）。第一次鸦片战争给经世思潮注入的新内容，主要是魏源等人于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和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而开启了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嘉道之后，先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接着是以“制洋器”、“采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兴起。作为一次旧式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并把中国传统的平等思想推到了极致。同时，它对西方新式武器的采用，尤其是洪仁?《资政新篇》的提出，又使它具有了一些不同于旧式农民起义的思想内容。而兴起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就性质而言，是对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实践。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割地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又一次巨大灾难。这场灾难不仅使早已存在的民族危机变得日益严重，同时也成了中华民族觉醒的起点。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正是从甲午战争开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我们所谓的学习西方，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但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覆灭，则标志着以“制洋器”“采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破产，而洋务运动的破产则说明，学习西方不能仅仅只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还必须从西方学习更多的东西。于是中国从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开始进入到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的新阶段。与此同时，曾风靡西方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民权平等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国，并成了人们要求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和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在此之前，人们要求变革的理论依据是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观”，人们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是传统的“民重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观”。在西方，宣传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掠夺和征服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其他民族服务的，但在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它则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正是在甲午战争后的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初，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开始形成。而近代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便是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在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当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案：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的方案。其结果，革命派提出的方案虽然战胜了立宪派提出的方案，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形式上建立了起来，但在实质上，封建专制主义依然存在，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辛亥革命的失败，不能不引起思想界的反思，于是有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也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首先，民主和科学开始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人知道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并开始其追求，虽然不始于新文化运动，但却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人才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因为新文化运动不仅以民主与科学为自己的旗帜，而且就它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和理解来看，民主既是一种政治取向和思想主张，又是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原则，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学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的是一种个人独立自主和社会平等自由的精神；科学不仅仅是人们通常所讲的科学技术或科学思想，更是一种广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与迷信、盲从、愚昧相对立的崇尚实证的理性精神。正因为新文化运动是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再加上这种追求和崇尚又与对封建专制主义、迷信愚昧思想以及旧伦理、旧道德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因而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其次，西学传播进一步丰富和广泛。如果说1894年前传播的主要是西学中的“艺学”，亦即自然科学，1895年后是“政艺兼学”，而以“政学”亦即社会科学为主，那么，自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潮、学说、观念都先后传到中国。在传入的这些西方的思潮、学说和观念中，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西方各种思潮、学说、观念的传播，各种思潮、学说、观念之间的论争也是此伏彼起，并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想派别。此后发生的思想文化论争，大多是在这三大思想派别之间进行的。
对于发生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长期以来学术界关注的是它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矛盾的影响，而很少关注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实际上九一八事变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尽管有梁漱溟、杜亚泉等人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认同和提倡，但从社会的主流意识来看，受进化论的影响，人们认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因而对它持的是一种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然而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生活与斗争之结晶的传统思想和文化，成了鼓舞人们士气、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以抵抗日本侵略的有力武器。所以九一八事变后，尽管有胡适、陈序经等个别人仍然在那里提倡所谓“全力西化”和“全盘西化”，但社会的主流意识则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持的是一种认同和维护的态度。这与九一八事变之前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正好相反。与此同时，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在中华文化遭到摧残的严重时刻，思想学术界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仅视作是争取国家独立、复兴中华民族的斗争，同时也视作是保卫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文化的斗争，民族文化复兴思潮由此兴起。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各阶级、阶层和各种政治势力结成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当然，在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和斗争也始终存在。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又成了人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各种政治力量和各种思想流派都提出了他们的主张和方案，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和方案取得了胜利。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把中国近代思想史以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又以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二个时期又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主要依据的是我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演化之内在理路及其历程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解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但我要强调的是：无论中国近代思想史如何分期，它都应该具有思想史的特点，反映思想史演变和发展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而不能以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分期来代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二、所谓“存在决定意识”
依我个人之见，总的来说，思想史的框架，应该有两个方面的突破，左的方面与与右的方面，这也是我长期与王先生相处，对他的思想的一个提炼。下面举两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一个来自左面的现代思想观念，即“存在决定意识”。通过教科书和庸俗的马家店的直接或间接的建构，这个观念实在是深入人心。但是似乎没有人去想想它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首先，迎合科技的负面的力量，火上加油。我有一个很长期的想法：本来，传统中国的意义世界是完整的，是可以提供人生的基本幸福感的，但是科技来到中国，必然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的社会存在的一系列变化，以及人的社会意识的变化，这是事实。但是这个“存在”对“意识”的影响、改变、甚至操作与控制，不仅不能成为必然地“决定”人的意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合理性，而且当这一大因缘决定着人的所有意识包括精神价值的源泉，我们要有足够的警惕才行。但是正是在源泉、根本，这个问题上，“存在决定意识”，被浅薄化、被利用来作为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权力至上的理论护身。其结果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空洞化，成为一物的崇拜的加速度发展的国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权力”和“金钱”就是最大的、最进步的，最能代表着人生方向的存在，这种存在当然决定着人的意识。我这里当然说的是中国一般人的思想状况。至于知识人，当然知道意识也可以决定存在的辩证法，但是第一，这只是附属于存在决定意识的，第二义的。其次，在科技、新社会、进步等大叙述的面前，知识人并没有多少自主思考的余地的。还是“存在”第一的。第三，什么意识可以不被存在简单决定掉，其实现代知识人了无资源可托，可以说是来无可藏身之地，去无可往之乡。
三、救亡与启蒙之外
这就要谈到另一个须要破除的思想框架。来自右面的思想即所谓启蒙主义。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中，中国人最有名的一个框架，即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至今，仍然是一个流行的、比较通俗的，解释力相当强的框架。譬如，我们就说矿难，一方面，肯定是对于生命的漠视问题。我在2003年写李杨《盲井》的影评，以为最后的了。可是04、05 不断出来。对生命权的麻木不仁，是启蒙不够。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生存的问题，农民要生存，地方要发展，现代化的代价，农民也要铤而走险。你不可能把所有的煤矿都封了。所以生存即救亡的逻辑也很强。启蒙与救亡时时在冲突，就像四川那个地方经常发生的因载人过多而沉船的事件。过河是必然的，死人也是必然的。“过河”成为一个象征。一个思想史的框架不仅要看他是否回应了中国的问题，不仅真实关心我们生活的时代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而且分析，要多想想问题由何而来。如果只是救亡与启蒙的变奏，其实也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对这个框架的修正，如以下两点：
一，这个框架中，启蒙是未经反省的，可能也是需要进一步修正，即反思理性。
二，这个框架中，也有一个缺失，即中国文化传统的缺席，中国文化的全盘破产，这个前提是需要重新思考的。
其实这两点是大家都讲到的，我就不说了。我补充一个新的意思，我认为其实二元是不够的，大家都还没有多想想，有没有可能这个二元的框架本身也是有局限的，还应该增加一元，即三元，三元，可能才是思想不停留在一种原地踏步的状态。
那么，除了救亡、启蒙而外，还需增加什么呢？我称之为“正本”。正本，“正”就是端正，挺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周易》）的“正”。“本”，就是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有些东西也启蒙相关相重叠，也有些东西是启蒙不能代替的，也可以校正启蒙的过于“解放”的局限。中国的文化传统，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传统与宗教哲学，很大程度，都是正本的系统。孔孟老庄释氏，不仅是忧世，而且忧生、忧万古之人心。苏格拉底的思想绝不仅是为了雅典的民主城邦。康德“头顶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也不仅是为了解放人的现代性。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也不仅是为了颠覆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韦伯的操心，也不仅是理性的胜利。具体说，正本的系统，就是要做中西方关于精神价值的尊重、发扬的大文章，重建中国政治与道德的基础，为现代中国固本培元。也就是，回应“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大理障，建设性地开发出一种关心：如果不甘心、不屈服于“存在”如此独断地“决定”着“意识”，那么，究竟什么可以建构我们良性的、开阔的、四海为家的、自由的意识？什么可以使我们免除悲观、危机的忧患？什么可以作为此种意识的自主
课程章节目录
专题一：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学科建设
（一）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题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要内容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基本线索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分期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研究理论和方法
专题二：新民主主义理论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二）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加深了解的几个内容
（三）学术界的主要分歧
专题三：各种三民主义思想
（一）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二）戴季陶主义
（三）改组派的三民主义
（四）胡汉民的三民主义
（五）叶青的三民主义
（六）蒋介石的三民主义等
专题四：中国自由主义
（一）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
（二）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
（三）自由主义的几个个案研究
专题五：现代新儒学
（一）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
（二）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特征
（三）现代新儒学的几个代表人物
（四）对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的认识
中国儒家思想史篇五
三、宪法学的历史发展宪法学作为法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和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明晰的历史轨道，因此，对宪法学史的研究可以使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来把握这一学科发展的脉络。唯其如此，才能使我们的宪法学更加繁荣。
（一）宪法学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7页。
1．萌芽时期近代意义的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从思想渊源来说，思想家们就宪法中有关问题进行的分析和阐述，则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从古希腊、罗马到封建社会末期，就是宪法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萌芽时期，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乌尔比安、福德斯库、博丹和科克等。在他们的思想中，与宪法问题存在密切联系的主要有政体问题、法治问题、关于基本法的问题、关于国家主权的问题等。随着资本主义的形成，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对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的呼唤，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近代宪法的颁布实施，宪法学也开始进入初创阶段，并随着资产阶级宪政实践的不断推进，资产阶级宪法学者的不断探索，而日益完善，从而在19世纪末最终建立起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宪法学。因此，从资本主义形成到19世纪末是宪法学的创立时期，其代表人物有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麦迪逊、埃斯曼、戴雪、狄骥等。尽管格老秀斯等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学家们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宪法学说，但他们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对宪法与宪政问题所作的阐述不仅深刻、独到，而且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在他们的思想中，除继续讨论政体、法治、主权等问题，并赋予其新的含义外，还涉及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民主权、分权、政治法等问题。
2．创立时期在创立时期，以政治家和政论家身份阐述宪法问题的主要有美国建国前后的杰弗逊、潘恩、汉密尔顿、麦迪逊、马歇尔等人。当然，在这一时期真正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宪法学的创立和成熟做出更为直接贡献的还是以宪法作为自己主要研究领域的宪法学家。主要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一些宪法学家。在德国，盖尔伯为适应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立宪君主制的现实，构思了德国国法学体系，提出了国法学的基本原则。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颁布后，拉班德奠定了实证主义宪法学的基石，叶林涅克作为19世纪德国宪法学理论的完成者，也致力于法实证主义宪法学的完整化和系统化。在法国，由于其宪法学的理论基础是大革命中奠定的，因而其一开始形成就具有鲜明的政治学色彩。一方面法国的宪法学通常不包括基本人权。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宪法学不包括的内容，如政治制度、比较宪法制度、政党、舆论、压力集团等，法国宪法学则都予以研究。在19世纪后半叶，推动法国宪法学发展的学者，主要是埃斯曼等人。埃斯曼是法国古典宪法管理论的集大成者，也是法国现代宪法学的创始人，其理论主要体现在《法国宪法和比较法纲要》中。在英国，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宪法学家是戴雪，其宪法学理论核心是两个部分，即议会主权原则和法的统治原则。在日本，宪法学诞生于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之后，其主要标志是1889年6月伊藤博文出版的《宪法义解》一书。1897年前后，日本宪法学进入了形成期。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首先是一木喜德郎的《国法学讲义》。
3．发展时期在20世纪，尽管有些国家宪法学理论尚未全面展开，但就世界范围而言，宪法学毫无疑问处于繁荣和发展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后，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宪法学，以及随着世界范围内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一大批新兴民族主义国家的形成，又出现了虽然在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宪法学范畴，但在内容上又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些国家要求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愿望的宪法学，从而使宪法学的发展呈现出多样而丰富的特点。这一时期的德国，宪法学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涌现出了许多不同的学派，围绕宪法本质问题出现了以凯尔森为代表的纯粹法学派和以鲁道夫•斯蒙特为代表的政治宪法学学派，在宪法学基本理论方面出现了规范主义宪法观、决断主义宪法观和综合过程论的宪法观三大派别。在法国，狄骥和马尔佩是20世纪前期最为著名的宪法学家，狄骥将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理论和社会学方法引入宪法学领域，创立了法国社会连带主义宪法学理论。马尔佩受欧洲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理论的影响，提出了法的一般理论必须在分析法之后得出的观点，从而变革了早期资产阶级的宪法理论。随着第五共和国宪法的颁布实施，法国宪法学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其主要特点仍然是宪法学与政治学合为一体，许多宪法学原理融于政治学理论之中。在英国，20世纪以后宪法学获得了发展，这种发展主要围绕坚持、补充、批判戴雪的宪法学理论而展开，其代表人物是詹宁斯。除围绕对戴雪学说的评价之外，现代英国宪法学还涉及一些其他重要课题，主要包括英国宪法的历史发展，英国宪法的渊源，宪法的概念、范围和性质，国王、内阁、议会、法院及相互关系，地方政府、政党、文官制度，法的统治，英联邦组织，英国与欧共体、公民身份、移民和引渡，各种自由与权利的保障等。在美国，20世纪以后宪法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20世纪初的美国学者们日益强调宪法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行为科学理论为基础，宪法学重点研究了司法行为和最高法院判决的决定过程。70年代以后，围绕宪法解释的基础问题，学术界形成了解释派和非解释派。此后，批判法学研究也推进了美国宪法学的发展。日本在1910年前后，宪法学进入了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点是以美浓部达吉等为代表的民主主义宪法学初步形成，以及与此唱反调的以穗积八重为代表的保守宪法学理论的登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宪法学既继承了战前宪法学的合理因素，又根据宪法的价值发展了宪法学理论，最突出的表现在：强调“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强调比较宪法学的必要性；重视“宪法解释学的实践性”等。
（二）宪法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591页。宪法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宪法法学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宪法学两大阶段。为了便于从宏观上科学地把握宪法学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可分为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时期和新中国宪法学时期。1．萌芽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宪法学在中国的萌芽时期。在此期间，通过对西方宪政制度的介绍和中国应进行立宪思想的提出，人们对民主宪法、共和、议会等问题的认识开始从直观走向理性并形成一种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即是宪法学在中国产生的萌芽状态。日本宪法学在中国早期宪法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所以说萌芽形态的中国宪法学是在中西宪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此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王韬、郑观应、林则徐、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王鸿年等，代表著作是王鸿年撰写了中国最早的一部宪法学著作——《宪法法理要义》（1902年版）。2．形成时期从1991年到1930年是宪法学在中国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已从分散的理论与知识，形成为初步容纳各种宪法学知识的体系。随着宪法学说的发展，宪法学教育也开始在中国得到发展；同时，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研究宪法学的组织机构；此外，对外国宪法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从单纯介绍日本宪法转向介绍研究欧美国家宪法的状况，还开始出现采取比较方法研究宪法和宪政的比较宪法学著作，从而使宪法学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3．发展时期从1930年到1949年是宪法学在中国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宪法学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而这一时期宪法学发展最具特色的是宪法学专题研究的开展和新民主主义宪法理论的产生。就宪法学的专题研究而言，五权宪法理论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宪法学研究的重点。就新民主主义宪法理论来说，一些进步学者既研究新民主主义宪政理论，又对苏联宪法理论进行介绍和研究，这既促进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发展，也为在中国产生马克思主义宪法学奠定了必要的基础。4．新中国宪法学时期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是新中国宪法学时期。1949年到1956年是新中国宪法学的初创阶段，学者们根据当时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况，探讨了宪法学的理论问题，试图建立系统的宪法学理论。1957年到1965年是新中国宪法学的曲折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政治色彩过于浓厚，宪法学自身的科学性与学术性缺乏，研究成果也基本上属于宣传性、注释性的内容。1966年到1976年，由于宪法实际上名存实亡，宪法学者们也失去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条件和环境，因此，宪法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阶段。1978年以后，特别是1982年宪法制定和颁布以后是新中国宪法学走向恢复和繁荣发展的阶段。
第一章
古希腊的宪法思想
一、柏拉图
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四种政治制度，分别是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和僭主政制，柏拉图对这四种政体分别给以了批判。第一个是斯巴达政体，这是一个军人掌权的国家，他们争强好胜，贪慕虚荣。第二种是寡头政体，从荣誉政治中产生，在社会采取财产私有制后出现，是一种根据财产标准确定资格的制度。政治权力掌握在富人手里穷人是没有什么权力的。在这种制度下，人人崇拜财富，贪欲之心严重破坏了社会风气。在这样的国家里，统治者的奢靡使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党争、内战很容易爆发。第三是民主政体，在这种政体下，他们打着人人平等的口号，不加区别的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而不管他们是不是事实上的平等者。这种极端化的自由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最终导致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第四是僭主政体，这个应该说是从民主政体发展而来，民主制下极端的放任和自由使人民不屑于任何的约束，不管是个人还是法律，最终走向了极端的奴役。那些起初扮演穷人保护者的人民领袖利用民众的力量获得政权后便开始鱼肉人民，当人民发现他们培养和拥护的人的真实面目时，“他已经足够强大，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把他赶出去了”。这就是僭主政治。
柏拉图详细的评述了四种政体，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但并没有接着给我们一个可以替换这四种政体的理想政体。到他的《法律篇》，在他的新理想国里，柏拉图认为存在着两种国家政体即君主制和民主制，其他政体形式均由此演绎而来。“一切其他政制实际上都是这两种母制的变种”。因此，如果要选择自由与法律的密切结合，在一个国家中就要有具备这两种因素的政体。
所以，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在法治的大框架下，设计了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混合政体，即君主制和民主制相结合的“混合政制”。这是一种在节制、平等、自由以及智慧等法治伦理基础上建构而成的政治模式。他认为只有在在这种“ 混合政治”中，自由、和平以及智慧等政治精神才能真正的生根、成长并获得很好的发展。在这种政治观的指导下,柏拉图认为在《理想国》中他曾经批判的四种政体都不是一种体制,而只不过是一些体制的主导性成分, 只有这种“ 混合政治”才是现实的最优体制,才是各种善理念的现实的体制根基。对于君主制和民主制，柏拉图曾说“一个是极端的服从,一个是极端的不服从,那么其结果在两个社会都不能令人满意。” 可以看出，柏拉图在此揭示了极端君主制的极权法则与极端民主制的自由原则,这两类权力原则由于违反权力的制约
原则而在现实中无法取得理想的结果。柏拉图主张以法治为核心内涵的混合政体, 在法律统治下的“混合政治”才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政治模式，才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
二、亚里士多德
亚翁对法律本质的认识可以说开后世社会契约论、自然法观的先河。探讨法律的本质，离不开对国家本质的认识，但亚翁与我们所奉行的马恩列斯经典学说不同，他认为国家是自然起源的，是一种为追求全民幸福的社会团体，国家之形成是出于人类本性的自然要求。他说：“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种政治动物)。”[4]城邦国家的建立是出于人类的自然需求，而法律则是这种需求的保障，因而，国家不能没有法律，而正义是治理国家的最基本的原则，是立法的最高依据。同时，亚翁又说：“自然正义在任何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并且不依赖于接受。”[5]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把国家看成是基于人类滋生要求而结成的最高的社会团体，这种观点与后世的社会契约论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的源头即是亚翁之理论，只不过卢梭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又对其进行了文采飞扬、逻辑严密的发挥罢了。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保障国家正常运转的法律，实际上被亚翁认为是正义的化身且不依赖于接受，这种法律观与西塞罗的永恒法思想，霍布思、洛克、孟德斯鸠的自然法思想亦是极其相近。尽管我们今天可能不尽赞同亚翁的论述，但试想在远古的古希腊时期，这种思想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亚翁是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的结论，他强烈的反对君主专制，他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7]因而，他得出结论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 “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 rule of law)更为可取。”
第二章
古罗马的宪法思想
一、波里比阿
叙述罗马共和国崛起的过程中，波里比阿不止一次地强调，罗马人能够在战场上无往而不胜，是因为罗马共和国政体的优秀。所以，他会在适当的时候，对罗马共和国政体做专门分析。[3]在《通史》的开头，波里比阿就指出，“不可能有任何人是如此偏狭、如此漠然，以致他不愿意寻找罗马人是用什么方法、在何种政治制度下，在不足53年的时间里，将几乎整个有人类居住的世界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如此成就，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4]在第3卷有关全书计划的说明中，他再次声明要对罗马共和国政体进行专门研究；第6卷称“我已经多次明确指出，我一直认为这一分析是我的计划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5]因此，波里比阿特意在第6卷、当罗马于坎奈遭遇惨败后的关键时刻，中断有关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叙述，专门论述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以揭示罗马政体在其命运最低谷时所具有的优越以及坎奈之后的逐步复兴。[6]在此过程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政体循环论。
波里比阿认为，人类历史上一共存在过6种基本政体，其中3种为正常形态，分别是王政、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另外3种则是正常政体的变态，更准确地说是堕落形态，分别是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和暴民政治。对政治社会的产生，他是这样来解释的：因为时常降临到人类头上的灾难，如洪水、瘟疫、饥荒等，人类的大部分被消灭，知识和社会制度随之湮灭。随着幸存者人口的重新增长，人类再度组成集团。“因为他们天然的弱点，我们只能期待他们同类相聚，在这种情况下，那个体力和勇气超群的人成为领袖，统治着其他的人。” [7]因体力和勇气而树立的统治，被称为君主政体。“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家庭和社会关系开始在这类共同体中发展起来，王政观念开始诞生，于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关于善、正义以及与之对立的观念。”所以，王政与君主政体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每个个体开始形成一种理论观念和义务意识，而它们乃正义的发端和目标。” [8]王政时代，统治者虽仍是一人，统治方式却与君主制下不同，王的统治“被他的臣民们自愿接受，对臣民的统治诉之于理性，而非恐惧或暴力。” [9]国王们修建宫室，建造要塞，为人民开疆拓土，给他们创造优良的生活，并因此得到人民的认同。
二、西塞罗
第三章
中世纪的宪法思想
一、教会法学派
二、人文主义法学派
三、马基雅弗利
四、布丹
中篇
近代宪法思想
第四章
宪法与启蒙运动
一、科克
二、孟德斯鸠
三、卢梭
四、休漠
五、康德
六、黑格尔
第五章
宪法与近代革命
一、洛克
二、潘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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