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这本书后，我在读后感中写下了自己对故事的感动和对主人公的钦佩。写读后感时，要注意文章语言的准确性和表达的清晰度，避免含糊不清或语法错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越来越多的读者对于文学作品有了更加丰富和多样的解读。
政治读后感篇一
作者在这本书中对《爱欲之死》中的“我能”比“我应当”产生更多的强迫性，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我应当”可以归为本我，“我能”贴近于自我，即自由意味着摆脱强迫，“我能”便变成了自由强迫摆脱强迫，这句拗口的话表达了一种根源性的强迫，所谓物极必反而已。
作者探讨了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变种，将被他人剥削的工人阶级转化为自我剥削的企业主，即将阶级斗争转化为自我斗争。这种自我剥削并无阶级之分，也使得人们不能形成阶级同盟，“在新自由主义功绩社会中失败的人，要自己承担失败的责任，并以此为耻，而不是去质疑社会或者体制。
”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宗教，人们为了受到约束而创造了上帝，每个人都是背负罪债的罪人，而资本同样让人们背负债务，俨然是让人们成为负罪之人的新上帝。
在政治中，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让公民变成消费者，政客们就如同商家，消费者相对于商家是被动的，所以消极的对待政治活动，这也造成了政客们不是比谁更好，而是比谁更差。
在技术上，作者提出大数据可以量化并预测人们的行为，新自由主义政权正如对待消费者一样，是鼓励人们去消费的，包括人们的情绪。传统稳定社会的理性宣传手段，在生产水平处于一定程度会到达极限，会让人们认为是一种强迫和压制，显得呆板和不知变通。这样与自由相伴的感性便取代了理性，感性相对于理性更加易变，这样生产中便带来了更多变化，感性相较于理性更有效率，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作者认为当人被彻底量化，就会失去意义。作者的书名精神政治学，在美国利用社交媒体，掌握选民偏好的例子上得到了体现，利用微目标定位吸引选民兴趣，通过大数据预测使演讲更迎合选民喜好，国家越来越像市场，公民越来越像消费者。
作者认为精神是推论的集合体，而大数据将会产生绝对的认知，从而使精神回到绝对的无知。作者把大数据比作启蒙运动的统计学，而统计学中的概率只能给出当下的平均值，并无法准确预见未来。
政治读后感篇二
不知道大家听到“西南联大”这四个字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但至少是会肃然起敬的。毕竟，那里群贤毕至，绝代风华，那里握着一个时代的斯文正脉。我总觉得，西南联大的钱穆之于史学界，正如西南联大之于中国。
钱穆这个名字早就听过多遍了。历史老师开的书单里总会出现它的身影。几位复旦学长也极力推荐，说高中将这本书看五六遍也不为过。
终于，在极其仔细地读完第三遍之后，才敢提笔。钱先生的形象是在读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议》后逐渐清晰起来的，长衫、眼镜，有一种属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从容与旷达。钱先生对中国历史是怀着深深的温情的，而这种温情在这本书中更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看这本书前，我相信大部分人会有这样的误解：
一、国家的安宁或动荡，基本由皇帝的“好坏”决定。
二、几乎没有弄清楚“封建”的概念。
三、“封建”、“专制”、“中央集权”之类的词，等于黑暗，落后，退步；
“共和”、“民主”、之类的词就是先进的，好的。而钱先生看待中国历史的立场，在《国史大纲》的引言四义中可见一斑，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顾颉刚说：“钱宾四先生，在北大任历史讲席已越10年，学识淹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
张自铭说：“先生治学，戛戛独造，一无依傍，遂成极诣，而融贯中外，直凑单微，又迥非抱残守缺者可比。辛亥以还，时局屡有起伏，先生未尝一日废学辍教，以哗世取宠，毕秋帆所谓“学问观其会通，性行归于平正”，唯先生足以当之。”
愚暗谓：“吾辈学当如此。”
同时，也提出两点问题：
1、钱先生谈清朝与元朝制度时几乎全篇都在言其黑暗与“私人化”，我总觉得有些民族主义的色彩在里边。
最后，分享一下个人的一些读书方法吧。
1、勾画，批注。不要害怕这会让书变“丑”。一定要及时写下你的“灵光乍现”。
2、回顾，梳理。特别是再看这种理论性的书籍的时候，先要把书读厚，也就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大量拓展；然后把书读薄，也就是简单地用一段话，或者话思维导图来梳理一篇文章的逻辑。
3、切问，输出。看到一个观点的时候，倾尽毕生所学，去论证它，再绞尽脑汁去推翻它。特别是和师友一起进行这头脑风暴的过程，会收获颇丰。另外，最好可以找一个人讨论这本书，或者你讲给他听一遍。讲清楚了，就真的掌握了。而有些自以为明白的东西，不运用出来，久而久之就只能成为“茶壶里装汤圆”了。
政治读后感篇三
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主要论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教育选举、经济赋税、国防兵役制度，从制度诞生的背景和历史的沿革演绎来分析，在历史中看历史，以其必然性、偶然性和当时的实际要求来检讨得失，读读此书也有利于把历史电视剧看得明白一点。由此我联想到了当代的中国。
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是否需要象中国目前这样，搞越来越加强的中央集权确实是个疑问，管理范围过大，层次繁冗，能否管好，能否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来统筹兼顾，始终是个问题。这方面美国做的比较好，它的每个洲拥有足够的权利来根据自身条件来确定法律、财政、经济发展政策，这样能减少行政层极，提高行政效率，更好的完善地方政治。封建政治发展中，汉代的地方政治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应该值得借鉴。当然美国和中国有所不同，目前的我们毕竟改革开放才二十年，在国民经济还不太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太高的情况，集中力量办大事或许是个较好的选择。
接着是关于政治与现实的关系。汉代君权和相权大致是并列的，而到了明代，朱元璋把相权的大部分拿到了自己的权利范围里。这些变革与制度本身特点、制度的发展以及人事都有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符合现实需要。但是朱元璋对宰相的废止实际上是为维护个人权威和独裁服务的，那么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如何让制度跟随现实而变迁，如何让制度的变迁真正为老百姓服务似乎应该作为目前的发展标竿。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上，对制度的完善和变革该如何做。八十年代，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内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无比伟大光荣正确，那么“实践标准论”同样适用于现在以及以后的制度变迁，只要充分把注意力放在人民群众那去，充分发挥老百姓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扬民主和自由而不只是说一套做一套，相信制度一定能够越来越适应现实，那样伟大光荣正确才名副其实。
政治读后感篇四
作为百年后的读者，依然且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学术灵感是否真的会来？大部分人是否只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工作者，却永远得不出自己的创见？在那个理想被搅动的天翻地覆的年代，理性被质疑，意义被颠覆，非理性的、萎靡颓废的风气在蔓延。仍有一位老者挑着孤灯，向一个个学子们宣讲：未来将会是极地黑暗笼罩之下的冰冷长夜，但在这条路上，必须永远有人奋力前行，即使前路迷茫，即使一生无成。他用近乎绝望的态度，给了无数人无穷的希望。我想，这便是此书的意义所在。
政治读后感篇五
正如我不知哪里看到的某人所论，钱老的叙述里头，读得到对旧的中国政治制度满心的怜惜。结合这本书写作的环境看来，也从钱老在书中的总论里读出，著史之人能力避盲目批判之风，从受到万人践踏的“封建腐朽”之中捡起对传统政治的尊敬，乃是真学者。我以为这也是钱老写书讲演用意所在。
但此书由此也有个弊端，就是在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怜爱之下，则有些结论的得出还真是有待商榷。如果我后面有了更深的阅读，那么钱老的这种偏袒则更加清晰明了了。尤其是讲清朝制度那一篇，开篇一段话就把清朝制度贬到了街边弃蓆不值一提的程度。大概，我们每个人对自己曾身处的时代，因为见惯了它的制度暗面，所以还真叫人生不出半点同情。恨不得亲自将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才可解心头之恨吧。
不过总而言之，这本书算是中国古代史启蒙最佳普及读物之一了。
政治读后感篇六
这几天读完了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若干年前就把此书标记为想读了，最近工作较清闲，加之微信读书上又有免费的电子书可看，遂拿起此书。
此书分析了东晋时期门阀政治的形成原因、发展过程以及最终的衰败。东晋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西晋末年，南渡建康的琅琊王司马睿由于血统离皇帝较远，没有继承帝位的合法性，所以借助王导为代表的琅琊王氏等士族力量组建了东晋政权。时谚：“王与马，共天下。”这也是东晋门阀政治的开端。
东晋门阀政治并不是始终由一支士族把持，而是由多支士族共同把持，他们既有斗争又有合作。士族的共同目标是维持司马皇权，从而保证各自家族的利益。借用书中一句：“东晋门阀政治，可以说是门阀士族在相争中求发展而又维持东晋与不坠的政治。”
因地理原因，东晋间门阀士族对抗往往演变为上游荆州与下游扬州之间的对抗。士族依靠北方的流民组建军事力量，荆州依靠襄阳的雍州兵，扬州依靠京口的北府兵。最终东晋也是由京口起家二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所带领的北府兵而取代。
此书在“淝水之战后的陈郡谢氏”一书中也谈到了苻坚无法统一南方的本质原因：北方的民族矛盾尚未消除，此时发动战争民族入侵元素大于统一战争元素。等到南北朝末期隋代北周时，北方民族矛盾得到接触，统一南方只是顺水推舟之事。
读完本书后又对历史学产生了兴趣，这几年看了很多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书，想要找到社会内在的运转规律。现在看来历史学也可以达到这一目标，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抽丝剥茧找出历史事件的逻辑。我想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大抵是相同的吧，都是培养人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政治读后感篇七
国家一切最高政令，一经政事堂会议决定后，再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共分六部，即吏部（掌人事任用。官吏须先经过考试，再由吏部分发任用。五品以上由宰相决定，但吏部可以提名；五品以下全由吏部依法任用），户部（掌民政户口），礼部（掌宗教教育），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司法），工部（掌建设）。此六部制度，自唐代至清末，推行了一千多年，不过次序时有变动。唐初为吏、礼、兵、户、刑、工；太宗时改为吏、礼、户、兵、刑、工；宋初为吏、兵、刑、户、工、礼；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时改为吏、户、礼、兵、刑、工，该次序为以后所沿袭。
六部相较于汉代九卿，可说是一大进步。汉代九卿如光禄勋，相当于皇帝的门房，不脱宫廷私职的气味；唐代正名为“吏部”，名称恰当。又如掌管军事的卫尉，仍是对宫廷言；唐代称为“兵部”，职名始正。太常卿偏于皇家祭祀；唐代改为“礼部”，确定为政务官。由此可见，只论汉、唐两代官名的变化，便见中国政治史上政治意识的绝大进步，无论从体制讲，还是从观念讲，都是很大的进步。汉代九卿，只是办理皇室内廷事情的家务官；唐代的六部，显然是管理国家政务的机构，不像汉代只似皇帝的侍从。
尚书省是唐代中央政府组织中最庞大的机构，其建筑亦相当宏大。总办公厅名为“都堂”，两旁为左右两厢，吏户礼三部在左，兵刑工三部在右，由左右仆射分领，每部分四司，共二十四司。尚书省各部主管，上午在都堂集体办公，遇事易于洽商；下午各归本部分别办公。如有“参知机务”或“同平章事”头衔者，可去政事堂出席最高政事会议。唐代有名巨著《唐六典》，系玄宗时依唐代现行法规而编纂，因记载六部的组织、用人、职务分配等而闻名，此书对当时政府各部门各组织的各项政权及人事分配，均有详细规定。终成中国历史上行政法规的巨典，此后宋明清各代，均重视此宝贵法典，奉为圭臬。千余年来，国家推行政务，大体以此书为典范，无多变更。此后中央政府的变动只在发布命令的中书门下，至于执行命令的尚书六部制度，则从未有大变更。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一为《唐六典》。前者为中国先秦时代人的“乌托邦”，纯系一种理想政府组织的描写。其最值得后代重视的是，政治理想的全部制度化，没有丝毫理论的痕迹，而是具体严密的客观记载。由此便可想见，中国古代的政治天才并不落于空谈玄想，而能把一切理论化成具体事实排列开来。所以，《周礼》虽不是一部历史书，不能作为先秦时代的制度史看，而大体上实是一部理论思想的书，应为讲述先秦政治思想的重要材料。至于《唐六典》，则确已是唐代实际的行政法规，为唐代政府所真实遵循。虽富理想，而已成事实。只由《周礼》演进到《唐六典》，也可认为中国政治历史上的极大进步。对于《唐六典》，不应仅当它是一部记载唐代现实制度的书，同时应当它是一部理论和思想的书，体现着唐代人政治上的种种理论和思想。制度的背后，都应有理论、思想、对实际情况和特殊情况的考虑，一切制度决不会凭空无端产生。
唐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相较汉代有了进步，但地方政府却不如汉。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行政，最像样的首推汉代。唐代已渐渐演进到中央集权的地步，逐渐内重而外轻。
唐代地方政府最低一级为“县”，和汉代一样。玄宗时，全国有1573个县，比汉代多出两百多。“县”以上为“州”，全国有358个，比汉郡多两倍余，刺史为“州”的行政首长。唐县依三千户、六千户分上、中、下三等；汉县仅分两级，万户以上为大县，长官为“令”，万户以下为二级县，长官为“长”。可见唐县比汉县小。唐州依二万户、十万户分上、中、下三级。这较诸汉郡，相差更远，汉郡户口在百万以上的并不少。由此可见，唐代地方长官的职权比汉代相差甚远。
其次是地方长官的掾属。在汉代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署任用，唐代的任用权集中于中央吏部。任地方官者，因其本身地位低，一心升迁，各怀五日京兆之心。政府亦只得以升迁来奖励地方官，于是把州县分为多级。不像汉代官阶上下相隔不甚远，升转也灵活。汉制三年考绩一次，三考才定黜陟（指人才进退，官吏升降）；因阶级少，升迁机会优越，故能各安于位，人事变动不大，行政效率也因之提高。唐代则迁调虽速，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于是，渐分清浊，极大影响行政实际效力。
说到地方行政，便须附带述及监察制度。唐代设有“御史台”，不属于三省。即监察权是脱离相权而独立的，这是与汉代相异的点。
中宗后，御史台分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中央，主要是监察尚书省六部，中书门下并不在列，谓之“分察”，右御史监察地方，谓之“分巡”。派去监察的御史，称为“监察使”“巡察使”“按察使”或“观察使”。在唐代，名义上是观察使被派到各地区巡视观察；实际上则常驻地方，成为地方更高一级的长官，把州县地方官压抑在下面。如是则地方行政由本来的两级变成了三级，最高一级名不正言不顺，形成了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
若监察使巡视边疆，停驻边防重地，中央要他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临时得以全权支配；这即成为“节度使”。“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节度使在其地域，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拥有该地区的用人大权，形成了“藩镇”。而且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形成了军人割据。东汉末年的州牧即如此，而唐代又蹈其覆辙。安史之乱也由此产生，安史之乱后，此种割据局面更加强大。其先是想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尾大不掉，中央指派大吏到地方，在剥夺地方职权后却回过头来反抗中央，终至唐朝灭亡。这与后来清代情形相似。清代地方最高长官本为“布政使”，清代总督、巡抚，应如钦差大臣般，临时掌管军事。但结果常驻地方，权力压在布政使上面，致使中央集权地方无权。而后此辈巡抚、总督不受中央节制，于是便解体了。
唐代，其中央行政比汉代进步，而地方行政则不如汉。中央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而由军队首领来充任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唐室的崩溃根源即在此制度上。总之，中国是一个土广民众的国家，必须统一，实不宜过分中央集权。这在中国政治课题上，是一道值得谨慎应付的大题目。
政治读后感篇八
这篇实际是我11.9课上的发言稿。
关于施米特，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政治是关于生存的。
政治的基础是敌友划分，敌对关系是国家间的常态，很多人将这种看似“冷酷”的观点理解为政治本质的邪恶或不讲人情，但施米特使我认识到，要从生存而非道德的角度评判“人性本恶”的观点，国家间敌对的原因不是参与政治必然导致人们道德沦丧，而是现实的生存需要必然导致普遍的敌对状态。在我看来，施米特眼中的政治更多是霍布斯视角下必然的生存需要而非卢梭视角下被建构的契约。也就是说，政治高于人，而非人高于政治。
这种观念使他的思想更实际、更现实。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道德观念和浪漫主义的价值判断是对政治本质毫无用处的掩盖，他撕开这些外表的掩饰，探究不同的政治制度或宪政条例究竟会通向何方，探究在现实中政治的出路在哪里。举例来说，他分析魏玛民国时，关心的不是魏玛宪法的设计是否完美符合议会制的理想，而是议会制本身是否还有正当性、这部宪法在现实实践中究竟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在施米特的思想中，民主或专制只是政治的不同形式，关键在于政治的现实与本质。就像议会制沦为政党政治那样，如果这种政治的形式脱离了本质，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
在这种对纯粹政治现实的探究中，施米特始终保持的一点是，在政治领域排除道德判断。将道德与政治结合的第一个危害是，不能正确认识政治现实。中国的政治思想传统使很多中国人习惯于将政治评价与道德判断视为一体，在这种思想下，国家领导人时而是奉献社会的“父母官”，时而是不近人情只讲利益的纯粹“理性人”，时而是将国家作为牟利工具的坏人。在“道德政治”的评判体系中，国家实行政策的原因要么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异化”，要么是统治阶级维护精英团体利益的考虑，要么是某种不为人知的“黑幕”。
这种道德评价体系所欠缺的是，它从未在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上，从生存的角度考虑国家存在的正当性。在施米特的思想中，国际政治是绝对的无政府状态，每个国家都时刻处于和所有国家的战争中，国家间的敌对与竞争不只意味着精英集团的利益角逐，更意味着每个国家、每个人最根本的生存。将政治原因化约为简单的“好”“坏”判断看似能解释一切，实则无法真正认识政治现实。而坚持这种观点的人，甚至会消除自己作为个体的政治性：如果一切政治行为的背后都是统治者个人的主观性因素，国家不合理行为的源头是官员个人的道德败坏，那么政治现实就是无法改变的，我们也就根本无法对政治做出任何改良，每个普通人都会沦落为完全的被压迫者。在网络上或现实中，我也确实见到过很多人抱有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客观存在的法律或政治制度只是掌权者的工具，认为所谓的“社会黑暗”源于掌权者的道德败坏，进而感到绝望甚至愤世嫉俗。在我看来，这种对政治主观性的价值判断是错误且十分危险的。
将道德与政治结合的第二个危害是，加剧了政治的残酷性。我个人的理解是，当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不掺杂道德因素时，每个人都作为完整的、独立的、不同的个体存在，无论外在的竞争多么残酷，都不会危及个体本身的存在与性质；而当道德因素进入政治领域时，因为道德具有主观性，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就会延伸到每个个体的本质，从而威胁到个体的存在本身。这时，因为“道德”本身作为一种客体参与到了竞争的敌对状态中，道德就可以作为一种否定敌人的武器，又因为道德不是外在的因素而是组成个体独特性的内在的主观性因素，这种否定也就变成了对敌人作为个体存在的根本性的否定。
而人与人（或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就像施米特所说，也从相对敌人变成了绝对敌人。
总的来说，对于政治，应该从现实的、本质的角度考察其作用，不能以某种“崇高的”价值观为指导而抛弃现实实践的考量。是每个人出于维护自身权利的需要建构了国家，还是国家是每个人生存必然的需要而具有正当性？对于施米特来说，答案显然是后者。
政治读后感篇九
从年前一直读到年后，断断续续竟花了大半个月的时间才读完这本小小的书。读此类学术性很强的书籍，我向来读的慢。不过每天读一点，反倒读的下去。
豆瓣书评中，很多书友说书读起来稍感艰涩，因其艰涩难免让阅读枯燥无趣。诚然，钱穆先生在书中的用语和现如今的大白话相差甚远，但我反而觉得，书中的遣词造句尽显大家风范，很多语言和描述都值得反复品味。用某豆瓣友邻的话来说，别人需要长篇累牍才能讲明白的事情，钱穆先生三言两语便能道个明白。
读了这本书，我愈发觉得，天下道理，无不相通；讲政治的书，如果仔细体会，深谙其意，何尝不能用诸生活和工作中，甚至对人生有启发意义。
下面是几点读完本书的感受，记录之。
可能是受初高中历史教育的影响，也或许受影视剧荼毒，在不少人的观念里，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和皇帝往往都是“专制”“皇权”等等刻板映像。但是在书中可以看到，汉唐宋时期的皇帝并非独裁专制，“皇权”是受到“相劝”的制约的；到明代时，宰相虽被明太祖撤掉，但明朝皇帝依然受制于当时的制度，绝非专制；直到清代时，才实现了专制，但也并非皇帝个人的专制，而是皇帝背后的满洲部族的专制。但清代的专制也有其历史原因所在，绝不同于前朝历代。
而我们后世人好像以一清代就代替了历朝各代，确实既不客观又不公正。
这一点认识对我的冲击算是比较大的，自己笃信了十几年的事情，忽然间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
推而论之，生活中有多少我们觉得是对的、深以为然的事情，可能并非如此，但是因为我们相信它是对的，便不会去追究其真伪，所以如非机缘巧合，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去了解背后真相。
钱穆先生在书中说：“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
后世人看待古代政治制度总习惯以“封建、专制”一言以蔽之，先不说光谈专制本身就是偏颇的，只说封建也不一定就是错的、不好的，细论起来，如果一个制度在其产生之初就是错的，断不会延绵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必然是其产生之初利大于弊才会被大众所接受。
现代人总说中国的教育制度不如国外，但中国的教育制度延绵数千年，自有其道理在。我们也不能一棒子抡死。
钱穆先生在书中反复强调，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须知道此制度实施时期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也既“历史意见”。
而后世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用“时代意见”裹挟“历史意见”，未免是站在上帝视角。
这让我想到，作为互联网从业者，有时我们习惯性去点评别家的产品，大有一副指点江山的架势；但是抛开每个产品内部的环境和条件，以及其他我们不可知的背景，我们妄自评判实在可笑。
任何制度都不是一朝空降而成也不是一夕拔地而起的，自有其历史因由。
有些事情孤立地去看，只站在事情发生的当下去看，很可能看不清楚看不明白，但是如果往回看看，追究事情发生的起源和历史，却能得到更深刻的认识。
推而论之，我们现在的所有处境，都是我们的过往造就的；遇事只停留在当下埋怨，不妨回到过去寻求原因。
最后一点让我影响很深刻的是自汉唐以来就存在的谏官制度。
书中描写，唐朝皇帝和宰相议事时，谏官可参加列席。有时宰相不便同皇帝直接讲的话，谏官却可直言；但谏官本身阶位却不高，皇帝听其言，是因为谏官本身职责便在谏言，不关乎其身份高低。
这让我联想到，如果我们在工作中，可以抛开对个人的偏见，仅就其职责和专业性看，沟通是不是会更顺畅；在此前提下，即使大家互有争论，但只从职责看，也断不会有大的不良影响。
政治读后感篇十
前不久看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中主要讨论了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通过这些勒定成文，看似硬梆梆的制度，向我勾勒出古代的政府这一政治机器是如何运作的，通过这些政治制度，也似乎朦朦胧胧的看到古人，尤其是古代的士大夫，古代的官吏甚至古代的平民百姓们，他们过的什么样的生活。虽然写得是制度，但是因为它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人的生活，人的一举一动，而显得活泼，从而使其本身也迷人起来。
以上这些，是读完这本书后的一些感性，抽象的认识，接下来这些就是一些理性的，具体的认识，即读完这本书，我学习到了什么。
书的内容很多，我挑其中的三点来说。
第一，我了解到了人事和制度的区别。什么是人事呢，就是用人以治事，关键在于人。制度呢，就是一些法令法规等等。人事灵活而制度稳定。一个政治机器的运作是即需要人事也需要制度的`，二者要相互配合才能维持一个政府的运作。有好的人事却没有好的制度，比如东汉初年，汉光武帝把政权全都操在自己手里，三公九卿只是名位高而无实权，这样做，当你是一个好皇帝的时候自然是风调雨顺，可是如果皇帝坏了，而政权又全都集中在皇帝手中，没有了约束皇帝的制度，那么政府的运作肯定会出现问题。这就是“有事无政”有好的人事而没有好的制度带来的弊端。同样的，有好的制度而没有好的人事也会出问题。比如唐代有账籍制度，每隔几年来对各个地方的人口进行普查，通过人口数量来分配土地，收税等等，这是一个比较健全的制度。但是这种制度需要经常的调查，登记，改动，校对，这些繁琐工作做久了，人们难免偷懒马虎，这种人事的松懈使得这一制度后来也崩溃了。所以说，不仅要有好的制度，也要有好的人事，二者相互配合，这样才能维持政府的运作。
第二，我了解到了制度的特点。一、制度会随着人事的变动而变动，因为制度说到底是由人来制定的，要了解某一时代的制度先要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事。二、制度总是有利有弊，评价某一制度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时代性，要设身处地的站在那个时代进行评价才显得真实而客观，不能乱开上帝视角，以当下时代的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三、制度的出现与成熟必定伴随着某种需要，包括外在的需求和制度设立内在的用意，虽然时过境迁，我们可能不了解，但是也不能随意揣测。四、各项制度之间绝不是相互孤立的，一定是相互配合的。
第三，关于制度运用的实例我有了一些了解。比如汉代的大一统局面其实和当时的政治制度，考试制度有关。从汉代选举“孝廉”开始，中国历代的选举或者考试都是分区定额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都一样的照人口比例来考选，因此，中央政府里，永远有全国各个地域的人民来参加，中央政府永远代表着全国。同时各个地方又都是郡县制而非世袭，郡县长官由中央指派，一般也避用本县人使得地方政府避免陷于地方性，这样大一统的局面才能维持。
书中内容丰富，先写这三点啦。
政治读后感篇十一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是一场曲折的挑战，成功与否要看你的思想和行为，所谓知行合一。
稻盛和夫先生的《京瓷哲学》讲述了很多的哲理其中囊括了博爱精神、精益求精、完美主义、热爱工作等，全方位的阐述了在企业中、工作中的各种从前、现在和将来都会切实面对的问题，零零总总非常详细。而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是先生在书本中隐隐透露的对于正在前进的我们的鞭策和关爱。
作为一名业务员来说，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一整套体系即所谓业务方式，这就如同我们给自己定位的角色一样。其实每个人的角色都是有自己独特的优点自然也存在相应的缺点，在业务中我们很多时候会固执的坚持"我认为"这个观点。不管是博爱、精益、完美必须要掌握尺度，不能以激进的方式去处理业务开展工作。宽容过度是懦弱，自信过度是骄傲。这两种情绪的极致发挥都会影响到业务员的正常工作，以点盖面，以篇盖全从而遮蔽了双目。
其实业务的本质就是订单，产品从签订到结束就像孕育一个新的生命，每一个环节都要小心翼翼的呵护用心培养，才能达到最终成功的结果。前期准备工作要做足即所谓提前准备计划，中期关注产品生产便是精益求精，后期车辆提取上牌妥善处理就能达到完美。这种良性循环的开始便是你在市场中不断赢得口碑的积累，那么订单便会接踵而至。
以上做阐述的观点看起来有些空虚，那么我们来说点实在的。
首先是勤奋，业务订单就是赛跑，和同行竞争和同事也存在竞争。所以真实的有效的方法就是"动起来"，这一点上没有捷径。
其次是规划，合理的规划市场和日常处理的琐事是必须要做的。有一段时间规划的混乱让我深受其害，每天都感觉很忙忙到没有时间吃饭疲于奔命。然而月底的时候面对着电脑写工作总结的时候确没有几样能拿得出手的事情供领导检查，所以在规划工作上实在是一件不得小觑的大事。
最后是变通，或许这和规划有些矛盾，事实上的确是有的。原本计划好要做的事情突然被某一件或者某几件事情打断，有得时候的确让我不知所措，再次陷入了计划紊乱的状态，直到领导对我说了四个字"轻重缓急"我才茅塞顿开。倘若突发事件紧急重要的超过了规划项目，可以适当的调节相对不是很急的事情。若是突发事件没有超过规划项目的重要性可以依然按照规划走下去。
市场是一个熔炉，我们要时刻追求做到更多，更好、更强。争取主导并影响市场，不能扑在自己的奖杯上洋洋自得，也不能因为一时的低谷自暴自弃，正确树立好自己的态度。发挥狼性的优势避开短板，就一定能成为市场的主角，塑造一个完美的哈姆雷特。最后我突然想到一句小品中非常胡扯而又不太胡扯的话勉励一下自己。
角色不重要，关键是得会抢戏。
政治读后感篇十二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大家读了之后会有那些感受呢?下面就跟本站小编来看看《政治学》读后感吧!
《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西方世界第一部系统探讨政治原理及其实践问题的著作，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
该书另一个重要主题是教育，教育作为连接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纽带，被认为是培养公民、实现和保障善治的基本途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教育与政制、公民职业和伦理关系的探讨，从而与柏拉图等一起将教育放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一认识也成为西方重视教育这一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由此可见，在古希腊时期，政治、教育和道德伦理被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考虑，它们共同构成整体城邦乃至共同生活方式的基础，并一同致力于追寻理想社会与人的发展。
《政治学》共有八卷。第一卷和第二卷从家庭、国家的形成和前人关于理想城邦的论述入手，形成一个思想“爬高”的缓坡。第三卷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作为政治基础的公民的自然本性，从而确立其政治哲学的基础，到达第一个思想顶点。随后，论述具体政体的第四至第六卷成为第一个思想顶点之后的“高原区”。第七卷一开始即进入第二个思想顶点，论述作为个体的生活方式和道德伦理问题即个人幸福，并将其与理想城邦即城邦幸福紧紧关联在一起。第七卷后半部分至第八卷则是第二个思想顶点之后的又一个“高原区”，探讨实现个人和城邦共同目的的途径，也即公民灵魂教育和政治德性的培养问题。在探讨体育和音乐教育之后，该书的论述戛然而止，但其论述的内在逻辑则引向伦理学主题，进而引导到《尼各马科伦理学》一书，而《尼各马科伦理学》在结尾也将对德性的讨论引向政体和立法，从而与《政治学》形成一个首尾相连的结构。这也是一种整体视野的体现。“这意味着，没有关于灵魂与德性问题的研究的‘政治学问’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学问，同样的道理，对于公民灵魂德性之塑造无动于衷的政治体制可能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政治体制。政治技艺的本职就是教养灵魂。”
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昔日辉煌的希腊城邦由于相互的征伐、内部的党争以及执政者的本身的腐败堕落走到了了历史的尽头，再加上北方的马其顿的军事入侵希腊城邦时代上了一个句号，作为形体的和表现物的城虽然没有了，但是其作为人类史上的光辉时代的精神确是后人的思想源泉和制度蓝本，而作为这种精神的载体和人类理性的成果的代表之一，就是亚氏在希腊末期所著的《政治学》，其对后世的影响无需多述，因为今天的大都政治主流价值就是源自它。
种的“善”的实现只有城邦能做到，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或者说是“人是政治的动物”而这个人类共同体的城邦就是为了达到“至善”的目的“城邦是最崇高，最有权威，并包含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以，城邦追求的是至善。”其形成的过程首先，世间有着必须存在的结合体，他们一旦分离便不可能存在。即男人与女人，是为着繁衍、类的延续而必须结合在一起。而天生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是为了保存而建立了联合体。这样两种结合体在一起，首先必然形成家庭。由此得出家庭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接着，一个家庭通过繁衍，就形成村落最古老最自然的形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早的城邦由国王治理。多个村落为了美好生活联合形成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乎自足时，城邦就形成了“如果早期的共同体形式是自然的，那么城邦也是自然的，因为这就是它们的目的。”
作者对政体的定义是：“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此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同时订立城邦即全体个分子所祈求的目的。”划分也是按照不同的标准，一种政体是只顾及统治者目的还是全城公民的目的：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另一种是按照掌握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人数的多寡：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统治。还有以上两个标准综合起来划分：君主制政体政体共和政体这三个。把城邦的公共利益作为执政的目标的正宗政体，另外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僭主政体这三个把执政者的利益作为执政的主要的变态政体。尽管作者讨论和论述各种政体，但是他自己没有认为哪个一定是最好的，反而倒是觉得都是有问题的。最主要是怎么坚持“中庸”原则。
作者批判了柏拉图的《理想国》，认为不仅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同时对于柏拉图的”整体幸福”提出不同的认识，认为幸福应该是全体人或大多数的幸福而不应该排斥一些人。理想城邦的建设还离不开教育，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国家培养有教养的公民和治国人才，而且要发展个人的天性，使年轻一代得到发展，为将来的美好生活作准备。为了实现这个教育目的，他主张顺应灵魂的三个部分，对人进行体育、德育、智育三个方面的教育。
关于体育，他认为体育的目的是使儿童身体健康、具有勇敢精神和坚强意志。在三个方面的教育中，体育应放在首先的位置，因为健康的身体是城邦公民参加政治活动、参加战争和过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关于德育，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人的美德。当人的各种天赋职能都得到满足，并能在理性的支配和领导下得到和谐而充分的发展时，人就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或者说，当一个人的感情、欲望为理性所控制时，人就产生美德。他还认为，美德的特性就是“中庸之道”。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事物，对适当的人，由适当的动机和适当的方式来感受这些感觉，既是中间的，又是最好的，而这乃是美德所具有的”。关于智育，亚里士多德认为，智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理性灵魂”。他主张年轻一代要学习广泛的知识。他认为，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有用不仅是为了把工作做好，而且是为了使人善于利用闲暇。为此，他提出了“自由教育”的理论;他认为，如果单纯追求有用，就不能形成高尚自由的心灵。这个与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发展历史颇像，就是一种不为功力，实用的原则的自然发展状态的追求。
个两千多年前的人类思想观念的一个习惯，就被一个智者不仅发现，注意到了，而且其可能产生影响都给准备的把握到了。看到这些我们不得不从内心佩服、更是从心里尊重古人的智慧。
罗德·拉斯韦尔。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也够得上是一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传播学者。传记作家形容他为“犹如行为科学的达尔文”。他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在西方被称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美国人称其为研究领域的达芬奇。拉斯韦尔1920xx年2月13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洲唐尼尔逊的一个牧师家庭。家境优裕，藏书甚丰。他曾去柏林大学学习心理分析学说，最先向美。
国学。
界引介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拉斯韦尔一生勤勉耕耘，著术甚丰，共发表了600万字以上的学术著作，内容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宣传学和传播学等许多领域。由于拉斯韦尔研究范围的广泛，所以他和以往的政治学者不同，他的著作中综合了很多不同学科的不同观点，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并将这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政治学，进而将政治学研究真正地转向到“人”的研究。
《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创作于1936年，是行为主义学派的开篇著作。就如此书的题目，本书主要围绕着在政治洪流中，谁得到什么?何时、如何得到?来进行论述的。整本书读下来，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逻辑结构很清楚，让我可以清楚地知道他要说什么，又是怎么说的，内容环环相扣。作者的分析自成体系，严密紧凑且客观。就像他开篇说的：“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政治学的任务在于阐明情况，而政治哲学则要为政治选择提供辩诉。本书仅限于进行政治分析，阐明情况，而不提出任何选择意见。”本书分四篇共十章：第一篇：精英;第二篇：方法;第三篇：结果;第四篇：概论。也就是对who，what，when，how，即政治学的研究客体、行为、时间以及如何行为进行了探寻。
第一章“精英”，阐明了拉斯韦尔所主张的新的研究方法，可以理解为全书的导言。所谓权势人物，“就是在可以取得的价值中获得最多的那些人”。拉斯韦尔将他们称之为“精英”。所谓价值，他把尊重、安全、收入等作为有代表性的但不是唯一的价值标准。他认为，没有一个简单的指标可以作为衡量权势和权势人物的有用尺度，譬如获得尊重愈多的人往往愈少安全。他充分地注意到政治学的最新发展动向是采用传统研究中没有包括的一些研究方法，主张政治学家应该不仅指望的助于历史学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得到帮助，而应该与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统计学家等有更密切的接触。拉斯韦尔还主张，政治学的任务在于进行政治分析，阐明情况，而不是为政治选择提供辩护。他相信，“权势和权势人物”能够作为政治学进行分析的一个统一的参照系统。
第2至5章构成第二篇“方法”，在这四章里，拉斯韦尔紧密结合历史和现实，分别具体分析了精英是如何使用象征、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等方法获取和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拉斯韦尔认为，这些方法是精英为达到自己的特定目标所使用的主要手段，无论处于支配地位的精英还是反对派精英，都要运用象征、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这些方法，而精英集团的支配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运用这些方法成功地操纵环境。
第6至9章第三篇“结果”，各用一章分析了各种精英人物在技能、阶级、人格和态度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在这些方面具有不同特点的精英之间价值(尊重、安全、收入等)如何分配，并根据这些特点对精英人物进行了分类，并分析了社会变化的重大政治意义，就在于直接影响各种价值在不同类型的精英之间分配的结果。作者承认，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教育和灌输，对社会成员的精神控制不仅体现在一般的教育活动中，还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篇说道的各方面对权势人物的影响和对政治的影响外，作为一般的民众(群众)也是政治的重要参与者，也是整个政治环境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本书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作者在第三篇中描写的“人格”这一章，其中着重探讨以林肯为典型代表的“部分受到抑制的狂怒类型”人格。作者在在对林肯的分析中，他充分地运用了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首先他肯定了林肯人格中的优势特征，“林肯在他的公开声明和官方行动中态度坚定，同时也显露出能够调整他的战术使其与不断变化着的现实情况相适应的一种机动灵活的能力。他一直保持着对局势的强有力的然而又不是盛气凌人的控制。”也分析了其性格中的弱点，“林肯经受着失眠症、自卑感、负担过重、悲观情绪等各种折磨。有时候总统曾想要自杀。”也强调了林肯性格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我“抑制”，这导致两个结果，一是“与林肯的公开形象分不开的是他的文雅温和的性格。在一切地方和在他的同事们中间，他的仁慈宽厚是尽人皆知的。”另外又导致了“他在管教自己的孩子方面怎样毫无办法，他对他的苛刻的妻子怎样过分放任。对这种温和性格的真正量度在于即使碰到挑衅他还是继续如此。林肯听任自己大发雷霆的情况是极其少见的。”但是“有一次一个想要强迫总统同意他的要求的军官用轻蔑的态度说:‘我看你已经打定主意不公平对待我了!’林肯的面部在痛苦中抽搐起来，据说他当时就抓住这个军官的领口并毫不客气地把这个人撵出房间。”最后作者把林肯归入部分受到抑制的狂怒类型。作者把林肯的人格归因于他早年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他的人生经历中的坎坷。的确，我们都知道，林肯的人生是坎坷的：他出生贫寒，9岁时母亲去世，15岁才开始读书;24岁时他与人合伙做生意，却经营不善而倒闭，并因此负了20xx年的债;25岁时他的初恋安妮因病去世，这使他悲痛万分，此后经常出现情绪抑郁;32岁时他与玛丽.托德小姐结婚，婚后时因妻子脾气暴躁而经常有家不归;35他时开始竞选公职，几乎输掉了每次的重大竞选;52岁时他当选美国总统，结果南北战争很快爆发，北军在人员、军备上都优于南军，却在战场中一再失手，本来计划打两年的内战整整打了四年。这些都令林肯饱受煎熬。在人格的形成中，首先作者认为，“林肯对广大公众的赞赏是抱有强烈渴望的”。作者又说“林肯人格的大部分是为了反对过分要求广大公众赞赏的热望而构筑起来的一道防线。”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抑制部分。作者认为这种人格部分的形成在童年甚至婴儿时期的事件就已经能够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他用举例说，“林肯就是因为他的谨小慎微和忠厚老实而出名的。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破坏倾向很少爆发出来成为外在的表现，我们只知道林肯对希尔兹的极端施虐狂式的攻击”这就构成了林肯的部分受到抑制的狂怒类型人格。
从作者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书中所说的“人格”，是指一个个实在的政治家的个人的人格。拉斯韦尔主张，政治学的任务就是对影响人格类型之成功与失败的各种因素进行研究，并以林肯为例，分析了人格形成的条件和环境。他认为，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形势下，不同类型的人格的成功和失败的机会是不相同的，并具体地分析了一些不同类型的人格。
何得到?》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同时我也意识到政治学并不神秘但也不随意不简单。政治中的种种现象、问题不是表面谈谈就能明白的，也不是几句概括的话就能说清楚的。政治学是需要深入思考的科学。读了这本书后，我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政治学，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
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他第一次将政治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他确定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使政治学真正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体系。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全书分为八卷。第一卷应该是一个序言。政治学应当从何处开始。什么是城邦：一种追求至善的包含其他一切的共同体就是城邦。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批评了一种谬论即认为治城邦如治家，家长、主人、政治家和君主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区别仅在于治理人数的不同而已。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治国与治家是不一样的，家务管理者与政治家也是不一样的。
城邦的基本要素是公民。公民的本质决定城邦的本质，所以要研究城邦，首先要研究公民。在第三卷的开始，亚氏开始讨论公民的定义。“凡有资格参与城邦议事和审判事务的人”就是该城邦的公民。这就是说，只有享受平等政治权利的人才是公民，只有由这样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团体才是公民。紧接着，开始讨论善良之人的德性与良好公民的德行是否相同。结论是：“即使不具有一个善良之人应具有的德行，也可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
在此之后，讨论来到了全书的重点部分—政体的分类。亚氏将政体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两类。正宗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变态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亚氏对各种政体进行了比较。特别是对于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比较。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认为由富人当政，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义;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认为一切都应当平等，使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为正义。接下来，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城邦的权力归属问题。他认为，由多数人掌权是合乎公道的。
接着自然地转为各种政体的问题。当城邦中德性较高的人越来越多后，君主制开始逐渐被共和制和寡头制取代。但是平民政体，是众人德性堕落的结果。民众决断一切是永远和野心家的煽动与僭主的谋权分不开的。在亚氏看来，共和政体和贵族政体，都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某种混合，区别在于前者倾向平民而后者倾向寡头。最优良的城邦，在亚氏看来，是中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人数最多，从整体上占有着巨大的财富，个人而言，既不富有，也不贫穷，所以能够保持整体上的稳定。而且中产阶级讲求平等，注重德性，能够更容易做到“中庸”的美德。
在第五卷，亚氏开始讨论各种政体覆灭更替的原因，以及保存政体的最佳方法是什么。首先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冲突。根本原因是二者的正义观不同：自由和财富的对立。其次，平民和寡头的冲突引起僭政，因为僭主欺骗双方，使他们认为只有在僭主的统治下才能使双方得到安宁，可实质确是，挑拨双方的互相斗争才是僭主维持自己权力的法宝。僭主因不正当的权力产生恐惧，并因为这种恐惧而运用种种僭术来对付人民。但是，明智的僭主会变得谦卑恭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从而使僭政得以长久维持。这也是僭主制的保全方法。
在最后的七八两卷，亚氏从新回到了对于理想城邦的讨论。最优秀的政体就要有最值得选取的生活。对于幸福的人，幸福的城邦的讨论。以及对于土地分配，共餐制，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问题，音乐、文学等等具有柏拉图式理想观的讨论。这也说明亚氏的思想终究在某些方面被其师柏拉图深深的影响。
总之，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创始者，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政治学》也是经典中的经典。其中有关城邦，政体，法制等政治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此后的政治家和学者。
政治读后感篇十三
呼啸山庄》是英国女作家勃朗特姐妹之一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今天准备了关于呼啸山庄的读后感20__字。此书描写了主人公吉卜赛弃儿希斯克利夫被山庄老主人收养后，因受辱和恋爱不遂，外出致富，回来后对与其女友凯瑟琳结婚的地主林顿及其子女进行报复的故事。
对于爱的理解，我仅限于对亲人之间，朋友之间的爱的理解，对于爱人之间的那种爱，我并不是很理解，但看完《呼啸山庄》之后，我感受到了那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因为我感受到了主人公希刺客厉夫对凯瑟琳的那种深沉的爱。
全文由见证所有事发生的老管家丁耐莉之口来讲述，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叙述，而听众就是房客洛克乌德先生，以一种讲故事的形式向读者展现这个跌宕起伏，情感复杂的成年旧事，整件事发生在几十年中，但是每一件事都让人印象深刻，每一段感情都让人为之唏嘘，这种细致的写作手法也许就是作者艾米莉·勃朗特的魅力所在。
政治读后感篇十四
李嘉诚的巨大成功，要归结与他的人视野，人胸怀，人境界，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套“富与贵”的哲学?“贵为天子，未必是贵，但是，贱如匹夫，不为贱也。”正如李嘉诚所说：“财富不是单单用金钱来比拟的。衡量财富就是我所讲的，内心的富贵才是财富。如果让我讲一句，‘富贵’两个字，它们不是连在一起的，这句话可能得罪了人，但是，其实有不少人，‘富’而不‘贵’。真正的‘富贵’，是作为社会的‘分子，能用你的会钱，让这个社会更好、更进步、更多的人受到关怀。”物质财富是有限的，文化附加值却是无限的。李嘉诚的“富与贵的哲学”将启迪人们快乐地创造财富，快乐地生活。
当你在工作上有特别表现而受到肯定时，千万要记住李嘉诚给我们的忠告——别独享荣耀，否则这份荣耀会给你的人际关系带来障碍。当你获得荣耀时，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与人分享。即使是口头上的感谢也是一种分享，而且你也可以扩大这种“分享”的对象，反正“礼多人不怪”。当然别人倒并不是非得要分你一杯羹，但你主动与人分享，这让旁人有受尊重的感觉，如果你的荣耀事实上是众人协力完成，那你更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2、感谢他人。要感谢同仁的协助，不要认为这都是自己的功劳。尤其要感谢上司，感谢他的提拔、指导、授权。如果实情也是如此，那么你更应该如此感谢;如果同仁的协助有限，上司也不值得恭维，你的感谢也有必要，虽然显得有点虚伪，但却可以使你避免成为他人的箭靶。为什么很多人上台领奖时，他们首先要说的话就是：“我很高兴。但我要感谢……”道理就是如此。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感谢虽然缺乏“实质”意义，但听到的人心里都很愉快，也就不会妒忌你了。
3、为人谦卑。有些人一旦获得荣耀，就容易忘了自己是谁，开始自我膨胀。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旁人就遭殃了，他们要忍受你的傲慢，又不敢出声，因为你正在风头上。可是慢慢的，他们会在工作上有意无意地抵制你，让你碰钉子。因此有了荣耀时，要更加谦卑。不卑不亢不容易，但“卑”绝对胜过“亢”，就算“卑”得过分，别人看到你如此谦卑，当然不会找你麻烦，和你作对了。谦卑地做人并不会让人看不起，反而会为你赢得尊重。就连被尊为“超人”的李嘉诚都能够做到谦卑，更何况奋斗在商界的凡人呢?感悟和别人分享成功，你所拥有的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不要独享荣耀，否则这份荣耀会给你的人际关系带来障碍。一个有志成功的人，需要懂得感谢、分享和谦卑。
我的理想是经商，而且我一直在为理想储备着知识和经验，通过阅读此书我有很大感想，我要向李嘉诚学习，把人格修养运用到经商之到，所以我要时刻培养自己的个人修养，以便以后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政治读后感篇十五
大卫·李嘉图以其在对外贸易方面的观点与他的时代的普遍观点进行了斗争。当他的祖国用关税手段来保护自己的经济时，他提倡自由贸易。他对此给出的理由是他的“成本比较法则”理论。他的中心论据是：只有当一个国家生产的所有商品的成本都比另一个国家低的时候，两个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才有必要。李嘉图举了英国和葡萄牙两国之间的贸易以及它们的产品：纺织品和酒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理论。他把情况最大程度地简化，假设两国每次只提供一种产品，工业国家英国从农业国葡萄牙进口酒，并把自己生产的纺织品出口到那里。李嘉图认为这一贸易对于两国都有好处，尽管葡萄牙生产两种产品的成本（用劳动时间衡量）都比英国低。
葡萄牙人生产酒的优势比生产纺织品的优势更大一些。这样对于葡萄牙来讲，如果它专注于酒的生产，不再自己生产纺织品，而是在与英国的贸易中用酒来交换纺织品，那么对于它自身是有力的，因为葡萄牙所需要的生产用于出口的酒的劳动时间比它生产自己所需的纺织品需要的时间要短。相应的，英国的相对成本优势在于纺织品的生产：他们生产用于出口的纺织品所需要的.劳动投入比自己生产酒所需要的劳动投入少。英国可以把节省下来的劳动力投入其他工业部门以获取利润。李嘉图的结论是：如果每个国家都集中力量生产自己成本比较低的产品没那么在两个国家中财富都会增长。
李嘉图认为资本积累有两种方式：一是增加收入（利润），二是降低消费。他一直认为，只有工资的下降才能提高利润率，以及只有通过工资购买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持续下跌，工资才可以持续下降。因此，如果对外贸易的扩张、机器设备的引进是的可以以低价将生活必需品和食物运送到市场，利润就会增加。李嘉图的结论是，对外贸易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因为它可以增加收入所购买的商品数量和种类，因为商品丰富且价格低廉，从而刺激了储蓄，也促进了资本积累。但是，除非进口的商品属于劳动者用工资购买的商品种类，否者对外贸易就不会呈现出提高资本利润的趋势。根据发展成熟的自由贸易体制，各国自然会把其拥有的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发展的行业。这样，个人利益的追求就很好的与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结合在了一起。通过激励人们勤奋劳动、尊重人们的独创性以及通过最有效的运用自然界风雨的特殊力量，劳动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分配。于此同时，通过提高产品总量，使利益惠及广大国民，通过利益和彼此间的交往这一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的各国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同社会。
李嘉图的理论构成了19实际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讨论的基础，这一讨论1846年在英国关于取消粮食关税的讨论中达到了顶峰。如于1915年实施的英国《谷物法》：当国内谷物低于1夸特80先令时，禁止进口。谷物的出口补贴往往会降低外国消费者的购买价格，但是并不会对国内市场价格产生长期影响。谷物需求的扩大会对国外市场产生影响，也会降低谷物进口国的谷物价格，从而使出口商的利润局限在进行该贸易所能得到的最低利润水平上。对工业制品和谷物进口征收的高额税收或给予出口补贴产生的唯一下过就是把一部分资本转向了在正常情况下不会投入的行业。这会引起社会总资金的不均衡分配——它会诱使制造商开始或继续从事利润较低的行业。这是一种最失败的课税，因为它并没有把从本国抽取的所有资本补贴给外国进口国家，这笔算是的差额是由总资本的不均分配造成的。
政治读后感篇十六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政治研究第一应考虑何者是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要素。
第一，政治学术应该考虑到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
第二，政治学术还应该考虑，在某种假设的情况下，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第四，政治学术还应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式。”
可见，政治学以寻找一种理想的政体为根本要务，而这项研究的出发点则在于现存政治生活的不理想状态。按萨拜因的说法，“政治哲学著作的大量问世，是社会本身正在经历艰难困苦时期的确实征兆。”
另一方面，我们对现存政治问题的解决只是相对的，我们无法也不可能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政治学规范研究正是在对人类政治生活困境最深层反思的基础上，对现存的政治实践与制度做出批判性的评价，给未来政治生活提供导向性知识，以批判现实、改造社会。而且，只要政治生活是不完美的，这种反思性活动就会持续下去。所以，面对复杂的政治生活，面对充满难题的政治现实，规范性理论犹如一座灯塔，指引社会政治的发展。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没有规范理论的指引，政治学研究就会失去方向，人类的政治生活也必然混乱无序。
任何一门学科，不仅要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也不能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应该说，理论建设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政治学也不例外，它需要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民主、国家、人权、公共权力、制度等抽象概念的探讨和界定，离不开对具体政治生活的理性思考和分析，离不开对中西方各种政治学说的理解、阐述和评价，离不开对政治事务、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关系及规律的高度概括和揭示。从我国政治学科发展的现状来看，政治学理论落后于政治发展的需要，对当前的政治生活缺乏解释力，特别是缺乏本土化的政治理论。因而，我国当前急需构建一套能够科学解释现实政治生活、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规律、预测政治发展前景的政治理论。这一套理论体系的构建当然是实证方法无法企及的，需要依赖政治学规范方法的运用。
大多学者都是从论证政治哲学存在的必要性角度，来说明规范方法的重要性。彼得文奇从社会科学的特点出发论证了社会科学哲学存在的必要性，同时，也论证政治哲学存在的必要性。他声称社会科学内在地就是一种哲学事业，需要一种在逻辑上不同于自然科学提供的那种解释的概念体系。伊赛亚伯林基于价值多元主义来阐述政治哲学的功能和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价值多元化的世界中，人们赞成的价值构成之间存在着不可简化的差异，没有任何一种价值体系可以容纳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任何这些体系将优先考虑某些价值，并放弃或重新阐释其他价值。哲学的任务就是阐明并评估这些不同的模式。既然承认价值多元化、承认不可调和的道德分歧，就要承认政治哲学的存在。有的学者从政治哲学功用的角度提出了政治哲学合理存在的三个方面的理由，“一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正当生活的范式。二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辨别的指引。三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认知政治的知识体系。”
首先，一些现代政治学的方法很早就在政治学研究中得到运用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开始运用类似今天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如柏拉图致力于寻求社会与政治的统一，其代表作《理想国》就是通过揭示自然的永恒法则，来探讨理想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规则。而随后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100多个雅典城邦的调查和研究，得出了典型的政治社会学的结论，即各个城邦在组织形式、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方面的不同，与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尽管亚里士多德本人是无意识的，但这一方法对后世政治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代政治学研究中作为科学方法重要代表之一的结构功能分析，事实上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萌芽了。如柏拉图为了回答关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等一系列问题，他提出了分工理论和劳动专业化理论。他认为，“国家的正义在于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木匠做木匠的事，鞋匠做鞋匠的事，其他的人也都这样，各起各的天然作用，不起别种人的作用，这种正确的分工乃是正义的影子真实的正义不是关于外在的‘各做各的事’，而是关于内在的，即关于真正本身，真正本身的事情他主张人的需要是多面性的，而每个人天生的才能却是单一的。因此，他主张人们之间必须有合理的分工。而分工的必然结果就是结成人群或者社会。这样一种社会，要保证它的稳定和发展，必须满足三种功能：一是满足物质生活需要，二是要有人保卫，三是要进行管理。这样的一种社会团体就是国家。可见，柏拉图已经开始从结构与功能两个维度来研究理想的国家状态。
其次，政治学研究很早就开始与自然科学方法相结合在古希腊，政治学的研究就开始与数学等自然科学相结合。如柏拉图，他的理论与当时希腊数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的理想国的概念就是建立在几何学的基础上，即在研究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规则时，不是去论述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去发现最理想的国家，去发现所有理想的国家所具有的实质性的和典型性的东西，即普遍的社会原则。应该说，这是数学方法与政治学的最早结合，这种结合使得柏拉图成为了“坚信可以将数学———几何学方法用于政治分析的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的古代先驱”。到了近代，政治学研究一直致力于科学化努力，思想家们纷纷将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的研究，其间，最杰出的代表是霍布斯。整个17世纪，“所有学科都让几何学给迷住了，霍布斯的哲学也不例外。从哲学观上讲，霍布斯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者。他只承认物质的机械运动，并且试图用普遍的机械运动来解释世界的一切现象。基于这样一种哲学观，在政治学研究中，他特别强调数学和力学方法，尤其是几何学的应用，并主张将这些方法套用到政治现象分析中来。
这些方法的运用典型就是霍布斯的代表作《利维坦》。从总体上说，这部著作是”建立在心理学上的，而其方法则是演绎法”他认为，人的运动有两类，一是与生俱来的终生不止的生命运动，即生物的本能运动；另一种是由外界刺激引起的生物的自觉运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天生是自我保存的，这种自我保存，反映在人的运动方面，就是人天生要求促进生命运动，嫌恶阻碍生命运动。因此，他认为，人们欲望和嫌恶的根源就在于促进和阻碍生命运动。而人性中能够促进生命运动的东西，就是善；人性中会阻碍生命运动的东西，就是恶；其中，在所有的恶中，“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人类第一个共同的本性就是争夺权力，而且永无止境。而要避免这种状态，他在政治上开出的药方就是，建立至高无上的主权国家，即他的“利维坦”。
而与霍布斯同同时代的配第，则独创性地应用算术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在《政治算术》这部著作中，他力图通过对大量统计材料的分析，从经济现象的表面深入到经济现象的内部。其根本宗旨就是重实证，反对主观想象。如配第自己所说“，和只使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汇以及单纯作思维的论证相反，我却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作为我很久以来就想建立的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问题，只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他认为，不能诉诸人们感官、在性质上没有可见的根据的东西是不能触摸的，当然无法加以论证，而在经济现象中，能够加以论证的东西，就是那些能够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加以计算和衡量的客观的经济事实。
在他看来，凡是能够用重量和尺度加以衡量的东西，也就是实在的东西；因此，经过数字、重量和尺度计算及衡量的经济现象，也就是经过了实验论证。他指出“，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它们构成我下面立论的基础）来表示的展望和论旨，都是真实的，即使不真实，也不会有明显的错误”因此，在该书中，他运用了很多数字来比较英、荷、法三个国家的国力。如他根据一定年数乘年租额来推论出地价，从房租推论出房屋价值，由工资推算人口价值，再根据人口数和盈余收益来推论国家的财富，总之，他的理论就是要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说话，正因如此，马克思称之为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
再次，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其方法逐渐走向经验化和科学化随着政治学的不断向前发展，其具体研究方法也不断发生变革，其基本趋势就是逐渐走向经验化和科学化。我们知道，首先是亚里士多德开创了从实际出发、通过分析和归纳来研究现实的政治制度的方法，这种方法成为后来经验分析的先导。在经过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后，马基雅维利继承了经验分析的方法，并更加注重对历史材料的研究和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追求科学研究方法的努力，到近代形成为哲学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出现了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建立，在深刻批判形而上学的内在本质的同时，也为我们开创了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应该说，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科学主张，与政治学研究中自古有之的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崇拜密切相关。一方面，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每一次进步或者发展，都带来了人类对政治本质的新认识和对政治规律的新的把握；同时，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情结，发展到近代，随着近代科学的迅猛发展，激发了人们更加强烈的对自然科学的崇拜热情，这种热情发展到20世纪，与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相结合，形成了惟科学至尊的科学主义。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科学的方法论蓝本尽管使哲学发展成为一门没有认识特权的专业学科，但另一方面，它也培植起一种科学主义，从而不仅把对哲学思想的表述提高到一个更加严格的分析高度，而且也树立起许多惊人的科学理想不管是像物理学和神经生理学这样的学科，还是像行为主义这样的方法论”。
政治读后感篇十七
本周继续阅读罗素《西方哲学史》，并对如下的两个问题进行思考。
首先，“一个判断虽然不见得比另一个判断更真，但是就其能有更好的后果这一意义来说，它却可以比另一个判断更好。这就暗示了实用主义。”
读到这句话，想到了在《普通心理学》中学习第六章决策时，讲到行为决策理论时提到了西蒙的“满意性原则”。所谓“满意性”是指决策时，个体并不考虑所有可能的选项及其可能的结果，而是仅仅考虑几个选项，一旦感到满意，就会立即停止搜索。就比如我们买电脑，电脑的品牌多种多样，我们会综合自身的用途、预期价位、实用性等来进行选择，在这个范围内挑选自己满意的电脑并作出决策。
前两天听老师的录音讲到“失位”，即你不在你该呆的那个位置上。那怎么就不失位?灵活。其实“满意性原则”就是一种灵活，不应该在难以抉择的时候，事事都要求做到十全十美，只要找到满意的选项，在一定范围内学会适度的降低目标，也会是最优的结果。
第二，亚里士多德按照中庸之道的学说所主张的是，适度的资产才最能够与德行结合在一起：“人类并不借助于外在的财货才能获得或者保持德行，反而是外在的财富要借助于德行;幸福无论是存在于快乐，还是存在于德行，还是兼存于这两者，往往总是在那些在自己的心灵上与性格上有着最高度的教养却只有适度的身外财富的人们的身上才能够找得到，而不是在那些具有多的无用的身外财货却缺少高尚品质的人们的身上找到的”。
抛开亚里士多德不信仰“平等”的观念不谈，我同意以上的观点。身外财货是需和德行、品质相称的，比如医生要有“医德”。医生需要有过硬和扎实的专业知识，要有“救死扶伤”的高尚品质，只有“德”“才”兼备换来的“自身财货”才是最有价值和最有意义的。但是我认为当今社会风气过多的抬高了“身外财货”的价值，就如“土豪”原本的含义，即乡下财大气粗、没什么品味的有钱人。读后感·所以一些商贩会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唯利是图，却早已对“诚信”置之不理。还有一些现代的偶像剧，动辄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城市里，租的起一套豪华单身公寓。或者遇到一个“霸道总裁”，从此咸鱼翻身。
针对这些虚构的偶像剧，我们可以一笑而过，但是对于正处于追偶像剧而又没有形成稳固的价值观的青少年而言，他们会对这样的生活抱有幻想，这就是在传播一种错误的社会风气，传达一种不劳而获的“成功秘笈”。所以外在的财富是要借助于德行的，需要与德行、高尚的品质相称的。
政治读后感篇十八
近来，我读了《代政治哲学名著导论》的第二章关于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现在就个人权力的优先性来谈谈我的感想。
针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与“自由”的矛盾，诺齐克提出他的个人权力思想，个人权利思想贯穿于他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也是他理论的出发点。文章就其理论中最弱意义上的'国家，道德边际约束，资格理论和个人天赋等方面探讨了诺齐克的这一思想。
在诺齐克的整个论述中，关键的概念就是“最弱意义的国家”，这也就是诺齐克所提倡和赞成的国家。诺齐克首先用这种国家来反对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种最弱意义的国家处在他们的攻击之外——即处在国家侵犯个人的权利的攻击之外。该书对个人要说的是，你有权尊重你公民的权力是国家的天然义务。对个人的权力是保护，还是侵犯，是衡量国家及其行为正当与否的最高道德标准，同时也对国家及其行为构成道德约束。当然这种约束是消极意义上的约束，诺齐克称之为道德的“边际约束”，及权利保护不是国家的母的，但却是在一旁永远对国家起监督作用的道德标准。在诺齐克这样的个人主义者看来，个人的权利优先于国家的权力。国家只能作用于属于个人权利之外的活动空间，而不是个人享受国家权力之外的活动空间;是个人的权力决定国家的性质，合法权及其职能，而不是国家的性质。合法性和职能决定个人享受多少权利。按照这一标准，任何侵犯个人权利的国家行为都是不正当，非正义的。
在诺齐克的政治哲学中，在国家的作用与个人的权力之间，个人权利居于更为优先，更为根本的地位。是个人的权力的权利和自由决定国家的性质和职能，而不是国家自身的需要，决定公民个人享受与否或享受多少权利和自由。既然国家是由人格上平等的个人构成的。国家在所有的个人之间就必须保持中立，不能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去强行剥夺另一部分人，哪怕其动机是善意的也不行。任何利益和福利的转让只能基于自愿的原则，否则最善意的动机将导致最卑鄙的恶行。所以，个人权利和自由是诺齐克的政治哲学全部出发点，也是其国家学说的核心。
然而有关善、理想、目标、生活意义问题，是诺齐克在乌托邦编中讨论的。
他认为，人们追求的美好社会的诸条件，放在一起是经常矛盾的。不可能同时地、也不可能连续地实现所有社会和政治的善，这正是人类状况中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既然不可能有一个符合所有人愿望的最完善、最圆满的世界，那就不妨设想所有可能世界中的最好世界。这样，我们就将达到一个稳定世界的一般条件——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得到他的边际贡献。
读完这一章，不仅了解了关于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三者的性质、区别，更看到了诺齐克的一些观点，尤其是个人主义与个人权利，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在我看来，这种过分重视个人权力，以致疏忽集体合作，弱化国家权力与职能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过于偏激。我认为应该使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在一定范围内共存发展，达到和谐，毕竟个人是国家的一部分。
政治读后感篇十九
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本书名《故事新编》,但这本书对于现在,本质上还是一本老书。毫无疑问:我们是站在历史后来者的角度上的。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偏向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看法,倒是和特里尔的想法相近。我要说的是,束缚和拘泥不要那么多:我们或许走的不是最正统的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奋斗历程,我们走的一定是充满中国特色的,最适合自己的道路。"这世上是本没有路的,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道路自信。探究道路自信是为了什么呢?我想是在当代。
世界的未来,归根到底是年轻人的。青年人不只是青春正富,如日方中,而且初生牛犊不怕虎,对新鲜事物敏感,对真理追求心切。他们头上的棱角,还没有被世故磨光因而一往直前,锐不可当。振兴中华的最主要希望在年轻人!振兴中国社会科学,振兴政治学的最主要希望也在年轻人!
政治读后感篇二十
人类是一种很奇妙的智慧生物，在酒足饭饱后，面对世界的众多不可知的事物，人类往往充满了求知欲和好奇心。在其驱使之下，人类一方面通过经验的积累，另一方面通过理性的思考推理，来尝试着解答这些问题和解释一些现象。这样，一部分解答成为了确知的知识，即科学;另一部分由于时代的局限，不能给出确定的答案，但由于人类对未知事物有着敬畏和恐惧的一面，产生了看似能完美解答这些问题的东西，即神学。
罗素认为，哲学就是介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是带着理性的思维去思考科学所不能解答，而神学看似给出了完美答案的问题。所以“哲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在罗素看来，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和伦理观念，另一种是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那种研究。唯有这两者同时存在，才能构成哲学的特征。
罗素说;哲学是诉之于理性而不是权威(这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教主观主义是不同的，区别在于罗素诉之于理性，而新教是唯心的。理性能让人清醒地看到他人的可取之处，而唯心让人傲慢)。这是我对罗素最欣赏的一句话，有了它，才能让我彻底放下顾忌而去研究哲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我的这种心灵安慰也是建立在对罗素的权威上的，但那不是哲学上的。
哲学是研究人类思辩的心灵所最感兴趣的一切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我所最为重视的，是人为什么活着?我所需要的答案，不是原子论那些家伙所认为的机械式的解释，而是目的论的解释。即当这个问题具体到某个人时，就成了“你为什么活着?”。
当我懂事后，当我懂事后亲身面对了死亡后，在面对死亡后又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后，我就开始不断的在内心中问着这个问题，失去外公的痛不断的刺激着我，让我联想到几十年后我父母的死和最后我的死，我是如此胆小，以致我一想到这个问题便无法安稳入睡。
首先给我答案的是物理学，世界是平衡的，有生就有灭，当这个理论扩大到整个宇宙时，即整个宇宙都有灭亡的那一天，如此渺小的人类，和更加如此渺小的我，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但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既然人都是要死的，人类也是要灭亡的，甚至整个宇宙都是会归于零的，那么我们现在所谓的奋斗除了养活自己，苟且偷生外，还有什么价值?当然这也是人类期望永恒的一种思想，如果连饭都吃不饱，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天体物理给了我一个类似神秘主义的答案。
宇宙是如此的广袤，有着太多人类所称之为科学的东西，它是如此的寂寞，亿万年来是如此的安静(我用了好久时间才适应用“它”来形容宇宙)。它需要有什么来理解它，来认可它的存在，而人类作为一种智慧生物，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人类根本的责任，是发展科学，是尽可能的去了解这个宇宙的根本。
在这个基础上，我才展开其他的思考。
为了发展科技，在现今的情况来看，只有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才行。这样，我的思想难免的流于世俗了。
政治读后感篇二十一
希腊雅典民主制的弊端是，泛政治化，政治权力可以延伸进公民个人的生活，公民缺乏基本人权的私域。而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看来，这些领域应该是由公民自我保有的，并受政府保护的，任何人不得干涉的。
契约论使国家(政府)从天上(上边)回到了地上，国家终于能够与公民个人、公民集团(人格化的个人)，即市民社会站在一起了，平等相待地结成交易关系。
现代政治哲学是建立在一些理论预设上的，如把人民假定为国家的统治者，把民选的政治家假定为人民的代理人，而把官僚假定为政治家的代理人。这些理论预设的可信度就决定了整个理论的可行性。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根据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划分出了三种类型国家观念：1、国家能够为个人做什么，体现了家长主义的国家观念;2、个人能够为国家做什么，体现了集权主义的国家观念;3、个人能够通过国家做什么，则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念。
我以为，如果我们把统治者天生看作是慈善的、道德的、具有仁爱之心的人，那么，我们就在政治学的话语中给某种社会制度提供了“暴-政的潜在可能性”(布坎南语)的合法、正当地位。实际上，在这种制度中，统治者就成为我们(人民)的委托人，我们(人民)就成为统治者的代理人。
在美国《独立宣言》及其政治思想的中，1、在权利的拥有上，生产者(政府)与消费者(公民)之间、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人人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主体;并要为此提供制度保障。2、(政府)在公共品的供给上，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要确保每个人享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3、(公民)对公共品的需求上，亚伯拉罕·林肯说，政府的合法目的是为某个社会的公众去做任何他们需要政府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仅凭他们各自单独的和本人的力量是无法做到的。4、在治理模式上，(1)实行委托代理制，政府只能从民众中获取其合法的权力;所有的人有自治的权利，任何政府都不能在未得到被统治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统治。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中精辟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政府应该是民有，民治，民享的。(2)依据规则行事，象古希伯来人和一些其它古老的民族那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包含着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合乎道德准则的政府必须依法管理事务。多年来，这一原则已发展成为现代政治的信条。政府应该是法治，而不是人治。英国长期以来一直盛行有限性政府执政和宪法立国主义，这一传统始于1215年的大宪章运动，那时，约翰国王被-迫接受对他的统治的限制。(3)分权制衡，公民委托给政府的权力是由几个机构来行使的。
顾名思义，要先有"读"，而后才有"感"可言，它将阅读与写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阅读了一篇文章、一本书、一首诗 而后将自己的感受、心得、体会写下来形成文字，就是读后感。
1、吃透文义。写读后感之前，索要写的对象文章或者书籍要读透，找出自己感受最深的地方。如果读不透，写的时候就会东一句，西一句，不知所云。
2、是自己在写读后感，是自己的感受或者感悟。千万不要说教别人，令人味同嚼蜡。我看过一个孩子的读后感，从头到尾除了概括引用原文之外，就是在对别人指手画脚，搞了很多名言名句镶嵌其中，满以为光彩夺目，实则堆砌材料。让人不愿意读下去。这是很多孩子写作的共性。
读后感也离不开"读"--对原文的引述、概括、评价等等，离不开"感"--自己的感想、观点、看法，"读"与"感"之间，还要有"感点"前后衔接。因此，读后感的中心一般结构模式可以如下图所示：
述读(前提)
发感(论证)
感点(桥梁)
结感(升华)
在这个结构模式中，"感点"是关键，没有了感点，读后感也就失去了灵魂，也就无所谓"读后感"。感点，就是你读后最有感受的地方或者点。
在整篇文章中，感点在"述读"与"发感"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是结构全文的纽带。"感点"承接"述读"。读后感的写作，必须是先"读"而后"感"，不"读"则无"感"，"读"是"感"的'前提和基础，"感"是"读"的延伸或结果。"感点"也领起"发感"，它是发感的依据。发感必须围绕感点展开论述，对感点发表自己的看法、感受，以议论为主，突出一个"感"字。"结感"收束全篇，升华感点，是"感"的归宿。
很多孩子的读后感，复述完故事内容，就开始写感，翻来覆去，就几句话，就是多写一点，也是不着边际，一盘散沙，主要是缺乏"感点"这个桥梁，显得很突兀，过度不自然，不顺畅。
拟主标题，这一部很重要。很多孩子直接写《 xx》读后感，别人读的时候就引不起兴趣，会想到这样没有主题的读后感会不会浪费时间呢?如果有了一个非常醒目的标题，就会让人有一种乐于阅读的心思。所以，虽然也可以不要主标题，但是我还是建议拟主标题。过江龙进来的文章都学会了拟主标题，如：《爱是战胜邪恶的天然屏障--读《哈里.波特与魔法石》有感 》、《拥有一颗平常心--读《查理和巧克力工厂》有感》、《谦虚功的基石-读《谦以行善,金榜提名》有感 》等等。
标题是文章的眼睛，眼睛醒目，就像一个人拥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一样，先是好看了三分呢。
注意点：标题一定要高度浓缩你的感悟心要。不要泛泛而写，一定要结合感点，否则会弄巧成拙，贻笑大方。
讲述：在通常情况下，要围绕感点，引述材料。就是围绕感点，有的放矢地简述原文相关内容。写这部分内容就是为了交代感想从何而来，并为后文的议论作好铺垫。
注意点：1、在述读这一部分，引述原文要精简，不能大段大段地叙述所读书籍、文章的具体内容。
2、对于原文的述读，材料精短的，可以全文引述;
3、篇幅较长的，只能够是简述与感点有直接关系的部分，而与感点无关紧要的部分只能是忍痛割爱了。
4、"述读"材料要精简、准确、有针对性，这是读后感成功的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5、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了一半。这一部分如果拖沓冗长或者与主题不相符，就会让人反感。
议，就是紧承前一段"述读"所引述的材料，针对材料进行评析，既可就事论事，对所"引"的内容作一番分析;也可以由现象到本质，由个别到一般的作一番挖掘;对寓意深的材料更要深入剖析，然后水到渠成地"亮"出自己的感点，也就是中心论点。
"发感"就是对"感点"--中心论点--进行论证。这一部分是读后感的主体部分，是对感点的阐述，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证明感点的正确性，或正面论、反面证证明感点的合理性。
注意点：1、所摆的事实、所讲的道理都要围绕感点来展开，而不能游离于感点之外。也就是你选的例子和所讲的道理和感点要有共鸣，不能另立一个论点。否则，就会不知所云，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有一些孩子在联系实际的时候，所选的题材和 感点貌似相似，仔细一对比，表达的思想不一样，这样就让读者看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了，切忌。
2、发感还要联系实际，深入论证。联系实际，既可以由此及彼地联系现实生活中相类似的现象，也可以由古及今联系现实生活中的相反的种种问题，有时候还可以是个人的思想、言行、经历。
3、联系实际，要有针对性，必须紧扣感点，而不能泛泛而谈，不能脱离感点随意联想，不着边际。
结感就是收束全文，既可以回应前文，强调感点;也可以提出希望，发出号。
注意点：1、不管怎样结尾，都要与前面的几个部分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不能是横空出世，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表决心式的结尾也行，但是容易落入俗套，有虎头蛇尾的感觉。
2、要结得自然，顺理成章收束全篇。或发人深思，或气势磅礴，或首尾呼应，暗合标题，都不失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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