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读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后对所感所思的记录和表达。9.注意审视自己的阅读心态和偏好，保持客观、公正的评论态度。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供大家参考。可以通过阅读这些范文，了解不同题材、风格的作品是如何被读者所理解和评价的，从而在写读后感时有一些灵感和借鉴。读后感的写作需要积累和实践，相信通过不断地写作和总结，我们的读后感水平会越来越高！
政治读后感篇一
正如我不知哪里看到的某人所论，钱老的叙述里头，读得到对旧的中国政治制度满心的怜惜。结合这本书写作的环境看来，也从钱老在书中的总论里读出，著史之人能力避盲目批判之风，从受到万人践踏的“封建腐朽”之中捡起对传统政治的尊敬，乃是真学者。我以为这也是钱老写书讲演用意所在。
但此书由此也有个弊端，就是在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怜爱之下，则有些结论的得出还真是有待商榷。如果我后面有了更深的阅读，那么钱老的这种偏袒则更加清晰明了了。尤其是讲清朝制度那一篇，开篇一段话就把清朝制度贬到了街边弃蓆不值一提的程度。大概，我们每个人对自己曾身处的时代，因为见惯了它的制度暗面，所以还真叫人生不出半点同情。恨不得亲自将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才可解心头之恨吧。
不过总而言之，这本书算是中国古代史启蒙最佳普及读物之一了。
政治读后感篇二
这篇实际是我11.9课上的发言稿。
关于施米特，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政治是关于生存的。
政治的基础是敌友划分，敌对关系是国家间的常态，很多人将这种看似“冷酷”的观点理解为政治本质的邪恶或不讲人情，但施米特使我认识到，要从生存而非道德的角度评判“人性本恶”的观点，国家间敌对的原因不是参与政治必然导致人们道德沦丧，而是现实的生存需要必然导致普遍的敌对状态。在我看来，施米特眼中的政治更多是霍布斯视角下必然的生存需要而非卢梭视角下被建构的契约。也就是说，政治高于人，而非人高于政治。
这种观念使他的思想更实际、更现实。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道德观念和浪漫主义的价值判断是对政治本质毫无用处的掩盖，他撕开这些外表的掩饰，探究不同的政治制度或宪政条例究竟会通向何方，探究在现实中政治的出路在哪里。举例来说，他分析魏玛民国时，关心的不是魏玛宪法的设计是否完美符合议会制的理想，而是议会制本身是否还有正当性、这部宪法在现实实践中究竟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在施米特的思想中，民主或专制只是政治的不同形式，关键在于政治的现实与本质。就像议会制沦为政党政治那样，如果这种政治的形式脱离了本质，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
在这种对纯粹政治现实的探究中，施米特始终保持的一点是，在政治领域排除道德判断。将道德与政治结合的第一个危害是，不能正确认识政治现实。中国的政治思想传统使很多中国人习惯于将政治评价与道德判断视为一体，在这种思想下，国家领导人时而是奉献社会的“父母官”，时而是不近人情只讲利益的纯粹“理性人”，时而是将国家作为牟利工具的坏人。在“道德政治”的评判体系中，国家实行政策的原因要么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异化”，要么是统治阶级维护精英团体利益的考虑，要么是某种不为人知的“黑幕”。
这种道德评价体系所欠缺的是，它从未在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上，从生存的角度考虑国家存在的正当性。在施米特的思想中，国际政治是绝对的无政府状态，每个国家都时刻处于和所有国家的战争中，国家间的敌对与竞争不只意味着精英集团的利益角逐，更意味着每个国家、每个人最根本的生存。将政治原因化约为简单的“好”“坏”判断看似能解释一切，实则无法真正认识政治现实。而坚持这种观点的人，甚至会消除自己作为个体的政治性：如果一切政治行为的背后都是统治者个人的主观性因素，国家不合理行为的源头是官员个人的道德败坏，那么政治现实就是无法改变的，我们也就根本无法对政治做出任何改良，每个普通人都会沦落为完全的被压迫者。在网络上或现实中，我也确实见到过很多人抱有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客观存在的法律或政治制度只是掌权者的工具，认为所谓的“社会黑暗”源于掌权者的道德败坏，进而感到绝望甚至愤世嫉俗。在我看来，这种对政治主观性的价值判断是错误且十分危险的。
将道德与政治结合的第二个危害是，加剧了政治的残酷性。我个人的理解是，当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不掺杂道德因素时，每个人都作为完整的、独立的、不同的个体存在，无论外在的竞争多么残酷，都不会危及个体本身的存在与性质；而当道德因素进入政治领域时，因为道德具有主观性，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就会延伸到每个个体的本质，从而威胁到个体的存在本身。这时，因为“道德”本身作为一种客体参与到了竞争的敌对状态中，道德就可以作为一种否定敌人的武器，又因为道德不是外在的因素而是组成个体独特性的内在的主观性因素，这种否定也就变成了对敌人作为个体存在的根本性的否定。
而人与人（或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就像施米特所说，也从相对敌人变成了绝对敌人。
总的来说，对于政治，应该从现实的、本质的角度考察其作用，不能以某种“崇高的”价值观为指导而抛弃现实实践的考量。是每个人出于维护自身权利的需要建构了国家，还是国家是每个人生存必然的需要而具有正当性？对于施米特来说，答案显然是后者。
政治读后感篇三
文科类的同学最早了解到钱穆先生这个名字，应该是高中时期吧，遇到各种的历史的材料呢，那时还有钱乘旦。斯敏斯塔夫阿诺斯的，这些历史大家的地位举足轻重，但一直没有真正的读过他们的作品，说来惭愧，经过推荐决定从钱穆先生最有名的作品入手，希望可以从中得到一丝启发吧。
拿到整本书，这本书的通俗易懂，这也是受白话文的影响，在建国后通过整理得来的，整篇行文流畅，不臃肿和高中历史课的感觉很像，准确说更像是对高中课本的一个延伸。更加具有人文气息。
本书从我们最熟悉的5个朝代，秦，唐，宋，明清，这也是最具代表性的5个朝代，分别从政府皇权地方选举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入手，清晰的给我们展现了时代的整个政治脉络，许多之前一知半解的问题，我也找到了一些方向和答案。
从历来到历史中去，一直是我们了解学习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去摆脱现实的枷锁，钱穆先生可能给了我树立一个很好的典范。
任何制度绝不会有利而无弊，也不会有绝对的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的利弊而判定，这句话充满了辩证法的色彩，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想，有的时候我们对具体某一事件或某一时代的评价是否过于片面，提到1912年前的中国，我们总是下意识的想到黑暗专制等字眼，可这样对他们来说真的公平吗？在本书中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新的答案。
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的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由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传统文化之误解，我们若能平心荷官的来检讨中国文化。该首先检讨传统政治，在中国文化精神偏重人文见，其中儒家的抱负哪一项注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尤为重视政治这一环节。
此证只分两方面讲一讲人是二假制度，人事比较变动，制度有人创意，有人订个修订，亦数人事比较稳定，若离开人世谈制度，则制度也只是条文似乎枯燥无味，无可再讲。
从秦到清2000多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简单说成专制统治了，客观的讲有许多宝贵的经验给我们参考，还有许多错误我们能避免，就像我们对待传统文化一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
全书总结下来有以下4点：
1、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
2、中国历史传统政治造成各阶层一天天趋于平等。
3、长久安是人人所希望的。
4、中国的政治制度，一天天的繁杂化。
综上所述是个人发表一些浅显的观点，喜欢政治历史的朋友，一定要买这本书看一下，一定会给自己有新的启发和收获的。
政治读后感篇四
这几天读完了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若干年前就把此书标记为想读了，最近工作较清闲，加之微信读书上又有免费的电子书可看，遂拿起此书。
此书分析了东晋时期门阀政治的形成原因、发展过程以及最终的衰败。东晋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西晋末年，南渡建康的琅琊王司马睿由于血统离皇帝较远，没有继承帝位的合法性，所以借助王导为代表的琅琊王氏等士族力量组建了东晋政权。时谚：“王与马，共天下。”这也是东晋门阀政治的开端。
东晋门阀政治并不是始终由一支士族把持，而是由多支士族共同把持，他们既有斗争又有合作。士族的共同目标是维持司马皇权，从而保证各自家族的利益。借用书中一句：“东晋门阀政治，可以说是门阀士族在相争中求发展而又维持东晋与不坠的政治。”
因地理原因，东晋间门阀士族对抗往往演变为上游荆州与下游扬州之间的对抗。士族依靠北方的流民组建军事力量，荆州依靠襄阳的雍州兵，扬州依靠京口的北府兵。最终东晋也是由京口起家二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所带领的北府兵而取代。
此书在“淝水之战后的陈郡谢氏”一书中也谈到了苻坚无法统一南方的本质原因：北方的民族矛盾尚未消除，此时发动战争民族入侵元素大于统一战争元素。等到南北朝末期隋代北周时，北方民族矛盾得到接触，统一南方只是顺水推舟之事。
读完本书后又对历史学产生了兴趣，这几年看了很多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书，想要找到社会内在的运转规律。现在看来历史学也可以达到这一目标，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抽丝剥茧找出历史事件的逻辑。我想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大抵是相同的吧，都是培养人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政治读后感篇五
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是平民顶上的瑰宝，全书没有复杂深奥的近代数学知识，也没有晦涩难懂的抽象概念，这是一本适合平民大众阅读的作品，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另一方面，其内容是博大精深，返璞归真，用平易的语言向读者展现了现代经济学的根基，原理清晰，分析透彻，在当今众多的经济学着作中璀璨而夺目。
什么叫经济学？文中在前言中首先定义，经济学是研究和处理社会中人一般生活事务的学科。该定义简单而扼要，阐明了经济学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是人类的一般生活事务，指出了经济在人类一般事务中的基础地位。据此，如果一个生活在当代的年轻人连一些基本的经济学概念都不具备，全然无知，那么某种程度上，其可以形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文盲。因此，曼昆在前言中所述，这是一本给下一代阅读的书籍，作为留给下一代的另一种贡献。
《经济学原理》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上下两分册，遵循了从微观到宏观的叙述线路，上册为《微观经济学分册》，下册为《宏观经济学分册》。《微观经济学分册》中，文章从经济学的十大原则入手，指出经济的一切原理或推演均源于此。根据这些原则，讲述了微观经济的几大经济理论基础，包括供需理论、弹性分析、剩余福利等。从这些概念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意思的经济学分析结论，如由于粮价的低弹性，科技进步带来的农业发展往往却牺牲了农民收益；又如，无论商品税收是向消费者还是向生产者征收，其最终成本的转嫁结果都是一样的等等。
《原理》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其非常注重读者分析能力的培养，阐述了经济现象分析的一般步骤，并以案例分析的方式拓宽读者的思路，激发读者联系实际分析问题的兴趣，进而从分析中形成观点。在分析完市场失灵下政府的作用后，书籍循序渐进，水到渠成，重点介绍了企业的微观组织行为，分别对完全竞争、垄断、寡头和垄断竞争四类市场环境下企业产品的供需关系和企业运作行为作了详尽的理论剖析，这部分内容非常精彩，前面章节的铺垫终于滋育出了丰硕的果实，使读者大饱口福，受益匪浅。
在全书微观经济理论体系构建中，曼昆显然觉得还有必要对生产要素市场展开一些阐释，进而向读者展示了重要的劳动力价格原理：一个竞争的、利润最大企业雇用的工人数要达到劳动的边际产量值等于工资的那一点，边际产量曲线即为劳动需求曲线。至此，《微观经济学分册》似乎可以划上了句号。但着者显然不满足于此，在书籍的最后还抛出了不对称信息、消费偏好、政治经济和行为学等现代经济的一些基本思想，为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了一个今后学习的更加广阔的空间。
联系《微观经济学分册》的学习，结合国内的企业及行业现状，无法回避的严肃思考是，对于广为诟病、举步维艰的国内垄断行业的改革，我们究竟应该是何去何从？在下一篇文章中，笔者将对国内垄断行业改革的破冰之旅展开一些个人的探讨。
政治读后感篇六
不知道大家听到“西南联大”这四个字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但至少是会肃然起敬的。毕竟，那里群贤毕至，绝代风华，那里握着一个时代的斯文正脉。我总觉得，西南联大的钱穆之于史学界，正如西南联大之于中国。
钱穆这个名字早就听过多遍了。历史老师开的书单里总会出现它的身影。几位复旦学长也极力推荐，说高中将这本书看五六遍也不为过。
终于，在极其仔细地读完第三遍之后，才敢提笔。钱先生的形象是在读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议》后逐渐清晰起来的，长衫、眼镜，有一种属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从容与旷达。钱先生对中国历史是怀着深深的温情的，而这种温情在这本书中更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看这本书前，我相信大部分人会有这样的误解：
一、国家的安宁或动荡，基本由皇帝的“好坏”决定。
二、几乎没有弄清楚“封建”的概念。
三、“封建”、“专制”、“中央集权”之类的词，等于黑暗，落后，退步；
“共和”、“民主”、之类的词就是先进的，好的。而钱先生看待中国历史的立场，在《国史大纲》的引言四义中可见一斑，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顾颉刚说：“钱宾四先生，在北大任历史讲席已越10年，学识淹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
张自铭说：“先生治学，戛戛独造，一无依傍，遂成极诣，而融贯中外，直凑单微，又迥非抱残守缺者可比。辛亥以还，时局屡有起伏，先生未尝一日废学辍教，以哗世取宠，毕秋帆所谓“学问观其会通，性行归于平正”，唯先生足以当之。”
愚暗谓：“吾辈学当如此。”
同时，也提出两点问题：
1、钱先生谈清朝与元朝制度时几乎全篇都在言其黑暗与“私人化”，我总觉得有些民族主义的色彩在里边。
最后，分享一下个人的一些读书方法吧。
1、勾画，批注。不要害怕这会让书变“丑”。一定要及时写下你的“灵光乍现”。
2、回顾，梳理。特别是再看这种理论性的书籍的时候，先要把书读厚，也就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大量拓展；然后把书读薄，也就是简单地用一段话，或者话思维导图来梳理一篇文章的逻辑。
3、切问，输出。看到一个观点的时候，倾尽毕生所学，去论证它，再绞尽脑汁去推翻它。特别是和师友一起进行这头脑风暴的过程，会收获颇丰。另外，最好可以找一个人讨论这本书，或者你讲给他听一遍。讲清楚了，就真的掌握了。而有些自以为明白的东西，不运用出来，久而久之就只能成为“茶壶里装汤圆”了。
政治读后感篇七
国家一切最高政令，一经政事堂会议决定后，再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共分六部，即吏部（掌人事任用。官吏须先经过考试，再由吏部分发任用。五品以上由宰相决定，但吏部可以提名；五品以下全由吏部依法任用），户部（掌民政户口），礼部（掌宗教教育），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司法），工部（掌建设）。此六部制度，自唐代至清末，推行了一千多年，不过次序时有变动。唐初为吏、礼、兵、户、刑、工；太宗时改为吏、礼、户、兵、刑、工；宋初为吏、兵、刑、户、工、礼；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时改为吏、户、礼、兵、刑、工，该次序为以后所沿袭。
六部相较于汉代九卿，可说是一大进步。汉代九卿如光禄勋，相当于皇帝的门房，不脱宫廷私职的气味；唐代正名为“吏部”，名称恰当。又如掌管军事的卫尉，仍是对宫廷言；唐代称为“兵部”，职名始正。太常卿偏于皇家祭祀；唐代改为“礼部”，确定为政务官。由此可见，只论汉、唐两代官名的变化，便见中国政治史上政治意识的绝大进步，无论从体制讲，还是从观念讲，都是很大的进步。汉代九卿，只是办理皇室内廷事情的家务官；唐代的六部，显然是管理国家政务的机构，不像汉代只似皇帝的侍从。
尚书省是唐代中央政府组织中最庞大的机构，其建筑亦相当宏大。总办公厅名为“都堂”，两旁为左右两厢，吏户礼三部在左，兵刑工三部在右，由左右仆射分领，每部分四司，共二十四司。尚书省各部主管，上午在都堂集体办公，遇事易于洽商；下午各归本部分别办公。如有“参知机务”或“同平章事”头衔者，可去政事堂出席最高政事会议。唐代有名巨著《唐六典》，系玄宗时依唐代现行法规而编纂，因记载六部的组织、用人、职务分配等而闻名，此书对当时政府各部门各组织的各项政权及人事分配，均有详细规定。终成中国历史上行政法规的巨典，此后宋明清各代，均重视此宝贵法典，奉为圭臬。千余年来，国家推行政务，大体以此书为典范，无多变更。此后中央政府的变动只在发布命令的中书门下，至于执行命令的尚书六部制度，则从未有大变更。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一为《唐六典》。前者为中国先秦时代人的“乌托邦”，纯系一种理想政府组织的描写。其最值得后代重视的是，政治理想的全部制度化，没有丝毫理论的痕迹，而是具体严密的客观记载。由此便可想见，中国古代的政治天才并不落于空谈玄想，而能把一切理论化成具体事实排列开来。所以，《周礼》虽不是一部历史书，不能作为先秦时代的制度史看，而大体上实是一部理论思想的书，应为讲述先秦政治思想的重要材料。至于《唐六典》，则确已是唐代实际的行政法规，为唐代政府所真实遵循。虽富理想，而已成事实。只由《周礼》演进到《唐六典》，也可认为中国政治历史上的极大进步。对于《唐六典》，不应仅当它是一部记载唐代现实制度的书，同时应当它是一部理论和思想的书，体现着唐代人政治上的种种理论和思想。制度的背后，都应有理论、思想、对实际情况和特殊情况的考虑，一切制度决不会凭空无端产生。
唐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相较汉代有了进步，但地方政府却不如汉。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行政，最像样的首推汉代。唐代已渐渐演进到中央集权的地步，逐渐内重而外轻。
唐代地方政府最低一级为“县”，和汉代一样。玄宗时，全国有1573个县，比汉代多出两百多。“县”以上为“州”，全国有358个，比汉郡多两倍余，刺史为“州”的行政首长。唐县依三千户、六千户分上、中、下三等；汉县仅分两级，万户以上为大县，长官为“令”，万户以下为二级县，长官为“长”。可见唐县比汉县小。唐州依二万户、十万户分上、中、下三级。这较诸汉郡，相差更远，汉郡户口在百万以上的并不少。由此可见，唐代地方长官的职权比汉代相差甚远。
其次是地方长官的掾属。在汉代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署任用，唐代的任用权集中于中央吏部。任地方官者，因其本身地位低，一心升迁，各怀五日京兆之心。政府亦只得以升迁来奖励地方官，于是把州县分为多级。不像汉代官阶上下相隔不甚远，升转也灵活。汉制三年考绩一次，三考才定黜陟（指人才进退，官吏升降）；因阶级少，升迁机会优越，故能各安于位，人事变动不大，行政效率也因之提高。唐代则迁调虽速，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于是，渐分清浊，极大影响行政实际效力。
说到地方行政，便须附带述及监察制度。唐代设有“御史台”，不属于三省。即监察权是脱离相权而独立的，这是与汉代相异的点。
中宗后，御史台分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中央，主要是监察尚书省六部，中书门下并不在列，谓之“分察”，右御史监察地方，谓之“分巡”。派去监察的御史，称为“监察使”“巡察使”“按察使”或“观察使”。在唐代，名义上是观察使被派到各地区巡视观察；实际上则常驻地方，成为地方更高一级的长官，把州县地方官压抑在下面。如是则地方行政由本来的两级变成了三级，最高一级名不正言不顺，形成了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
若监察使巡视边疆，停驻边防重地，中央要他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临时得以全权支配；这即成为“节度使”。“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节度使在其地域，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拥有该地区的用人大权，形成了“藩镇”。而且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形成了军人割据。东汉末年的州牧即如此，而唐代又蹈其覆辙。安史之乱也由此产生，安史之乱后，此种割据局面更加强大。其先是想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尾大不掉，中央指派大吏到地方，在剥夺地方职权后却回过头来反抗中央，终至唐朝灭亡。这与后来清代情形相似。清代地方最高长官本为“布政使”，清代总督、巡抚，应如钦差大臣般，临时掌管军事。但结果常驻地方，权力压在布政使上面，致使中央集权地方无权。而后此辈巡抚、总督不受中央节制，于是便解体了。
唐代，其中央行政比汉代进步，而地方行政则不如汉。中央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而由军队首领来充任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唐室的崩溃根源即在此制度上。总之，中国是一个土广民众的国家，必须统一，实不宜过分中央集权。这在中国政治课题上，是一道值得谨慎应付的大题目。
政治读后感篇八
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主要论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教育选举、经济赋税、国防兵役制度，从制度诞生的背景和历史的沿革演绎来分析，在历史中看历史，以其必然性、偶然性和当时的实际要求来检讨得失，读读此书也有利于把历史电视剧看得明白一点。由此我联想到了当代的中国。
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是否需要象中国目前这样，搞越来越加强的中央集权确实是个疑问，管理范围过大，层次繁冗，能否管好，能否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来统筹兼顾，始终是个问题。这方面美国做的比较好，它的每个洲拥有足够的权利来根据自身条件来确定法律、财政、经济发展政策，这样能减少行政层极，提高行政效率，更好的完善地方政治。封建政治发展中，汉代的地方政治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应该值得借鉴。当然美国和中国有所不同，目前的我们毕竟改革开放才二十年，在国民经济还不太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太高的情况，集中力量办大事或许是个较好的选择。
接着是关于政治与现实的关系。汉代君权和相权大致是并列的，而到了明代，朱元璋把相权的大部分拿到了自己的权利范围里。这些变革与制度本身特点、制度的发展以及人事都有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符合现实需要。但是朱元璋对宰相的废止实际上是为维护个人权威和独裁服务的，那么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如何让制度跟随现实而变迁，如何让制度的变迁真正为老百姓服务似乎应该作为目前的发展标竿。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上，对制度的完善和变革该如何做。八十年代，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内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无比伟大光荣正确，那么“实践标准论”同样适用于现在以及以后的制度变迁，只要充分把注意力放在人民群众那去，充分发挥老百姓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扬民主和自由而不只是说一套做一套，相信制度一定能够越来越适应现实，那样伟大光荣正确才名副其实。
政治读后感篇九
阅读之前没有真相。还记得以往上政治课时背过马克思说，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准是人会使用生产工具。等一下，进入了荷兰阿纳姆动物园观察这群黑猩猩后，会发现原来黑猩猩会用经过特别加工的树枝探入白蚁穴里以获取白蚁。更进一步，它们，不，他/他们，还会在人类引导下，学会美国手语且自如交流。
万猩有灵，走近这群生灵。上世纪80年代初，作者因关于黑猩猩研究项目的协调工作，来到荷兰阿纳姆动物园，他与他学生持续性的科学观察，让我们知悉了这些可爱的生灵个体。大妈妈，睿智的母性。她甚至跑出了圈养圈，悠闲来到动物园内的餐厅就座喝饮料，恍如caesar的cosplay。耶罗恩，猩群的首领，老练的政客，可以从他的身上发现诸多人类政客的影子。
鲁伊特，耶罗恩地位的竞争者。茹丝耶，可爱聪颖的女娃娃，不禁激起自己本能的母性情怀。愈往后翻，愈发现每一黑猩猩独一无二的性格特征，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好恶，最喜格勒律与茹丝耶。他/她们也会互相表达爱意与善意，也会发脾气使性子，更会为了在群体中更好的相处，表达特有的和平共处行为。
黑猩猩的镜映，社交圆舞曲。虽然耶罗恩是这群黑猩猩的统领，但花无百日红，权斗永无穷，权力更迭不知不觉出现了。一开始，雄黑猩猩鲁伊特挑战耶罗恩，会被其他雌黑猩猩反对。可渐渐的，随着次数的增加，雌性们对他的求助开始表现出不再同情与麻木。耶罗恩自身也从频繁发脾气改为最终的沮丧，甚至是认清现实，最终“问候”了鲁伊特。王座的易位，与人类世界的勾心斗角，并无二异，权威、支持、联盟、示威、示弱，最终拜于胜者的脚下。
不仅如此，黑猩猩们更有三角关系意识。在精神分析中，儿童一到俄狄浦斯时期，孩子逐渐解除了与母亲的二元关系，开始把父亲作为第三个客体，家庭关系出现三角性，男孩形成与父亲的再度竞争，女孩则逐渐将父亲视为最理想的客体。
在雌黑猩猩的日常社交中，同样有这样的三角关系模式。“有一天，弗朗耶带走了吉米的孩子……吉米闻声跃起并急匆匆朝弗朗耶奔去。……正在这时，安波出面干涉并解决了这个问题。”作者自己也提出：“如果没有三角关系意识，那么，旨在和解的调解、离间性干涉、告密和结盟都会是不可想象的。”由此，会不会，黑猩猩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变化，与人类也是类似的呢？有点好奇弗洛伊德如果知悉，会作何解释？
以上总总，都证明了人类两性与黑猩猩两性在社交联盟方面的相似点。“我们对猿类知道得越多，他们看起来与我们就越像，正如他们的遗传物质所暗示的那样。”
虽然人类每天只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在远处观望，但这并不代表黑猩猩们会忽略或不记得我们。研究项目结束后，每每作者回到黑猩猩园区附近，大妈妈听闻都会跑来用黑猩猩独特的语言打招呼。以往有此别的物种时隔多年牢记人类的现象，都会被称为通人性。实则不然，并不是通人性，而是他们本就如此啊。
政治读后感篇十
中华民族从上古时期的尧舜禹起到清朝的覆灭，前后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在这几千年中，朝代更迭，制度兴灭，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生活都与之休戚相关。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秦朝的大一统，西汉的辉煌，唐朝的盛极一时，宋朝的积贫积弱，明朝的黑暗，清朝的翻天覆地，都与当时的政治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把一个朝代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这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就是它的根系。伴随着中国的版图不断地扩大，如果没有较为完善、考虑周全的政治制度，这棵大树就难以茁壮成长。从历史上的朝代更迭我们可以看出没有哪一种政治制度是普适的、完美的，因此我们要做的是从中汲取精华，吸取教训。
钱穆先生作为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学者，对于政治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他选取了汉代、唐代、宋代、明代、清代五个朝代对它们的政府组织、选举制度、经济制度、赋税制度、兵役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剖析和纵向的比较，进而得出了一些有关历史发展的结论。
初读此书，我对之前不甚清楚的政治制度有了更深的了解。再读此书，我横向地看到了政治制度与整个社会的联系，纵向地看到了历史变迁的轨迹。
政府组织是政治制度的根本，从一朝的政府组织可以看出窥见当时的政治风貌。在中国古代的政府组织的更替过程中，主要存在两对此消彼长、相互制衡的力量。一对是皇权与相权，另一对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力量。中国历史上整体的趋势是皇权加强、相权衰落，中央集权加强、地方权力衰落。过去我们总把古代的政治制度用“封建集权”一言蔽之，然而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出，尽管看起来皇帝处于所有人之上，统管天下各种事务，但实际的政权却是在政府手里的。宰相代表政府，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简单来说，皇帝是国家统一的象征，而宰相则是决定政治的人。在相权极度衰落，皇权不断加强之前，古代政府是皇权与相权互相制衡的。因此如果把中国从秦汉以来的政治制度都描述为“封建统治、皇帝专制”恐怕是不合适的。在秦汉时，我们有郡县制，中央政府设有三公九卿，宰相统领行政权。到唐代，相权被分割，中央设立三省六部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职权加起来才相当于汉朝宰相的权力;到宋代，相权愈加衰落，只剩中书省在皇宫内承旨，设立了专门的选人用人机构，财政、军事权也被分割，皇帝专制也随之加强，但还并未形成完全的皇帝专制。而到了明清两代，宰相被废除，行政权落入了皇帝的手中，此时才是真正的皇帝专制。历史上有明君也有昏君，但即便是明君也难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也不会有充足的精力来独自治理好整个国家。皇权的加强是权力欲望的膨胀，是对拥有的权力的一种不安全感。从皇权的大小与社会兴衰的关系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过度的皇帝专制是朝代覆亡的一大原因。
纵然适当的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安定，但过分的专制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活力的缺失确是不可估计、难以弥补的的损失。在历史上，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张，如何管理好这一大片土地是一大难题。如果过度中央集权，地方政治将会失去活力;而如果过度放权，则会出现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不利于整个国家的稳定。由此观之，集权和放权的平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的平衡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回看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发现，在汉唐时代，重要的是解决地方的混乱问题;而在明清之后，更大的问题则是如何避免过度集权使整个国家失去活力。
土地是古代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所有制影响着国家的安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钱穆先生在书中说：“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这描述的是先秦时的井田制，井田制下土地名义上为国家所有，实际上被贵族占有，农民只有对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但随着私田的开垦，这种制度也不复存在。到了汉朝，则实行的是土地的私有制，国家向土地所有者进行征税。但土地私有制带来的是土地买卖兼并的情况，富人拥有大片土地，而穷者却没有赖以生存的一亩地。而唐朝则是沿袭了南北朝和隋朝的均田制度，国家将土地分给无地耕种的农民，在耕种一定年限后土地归农民所有，在死后归还国家，此时的税额仅为四十收一，极大地为贫穷百姓减轻了负担。
形容政治清明时我们常说“轻徭薄赋”，因此除了土地与税收之外，影响百姓生活水平的还有徭役。在唐代以前，兵役制度是十分普遍的，可以说是“全农皆兵”。由于军队储备是一个国家的必须，取消兵役是不可能的，但如何尽可能地为百姓减轻负担是统治者应当考虑的。汉代的政治制度在兵役上为人民考虑颇周，在家中有多年连收的余粮时才让壮丁去服兵役，免得家中无人支持;取消了秦朝大一统以来的“戍边三天”的不合理举措，采用以税代役的措施……这样的兵役制度，在体察了民情的情况下，也增强了百姓服役的积极性，这也是西汉繁盛的原因之一。反观宋朝的兵役制度，宋代的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藩镇割据的局面，而且为了防止人民反抗，在饥荒之处，把灾民募为兵。募兵加重的政府的负担，而且应募的多是无赖之人，没有纪律性，而灾民身体孱弱，没有战斗力，这就是北宋对外软弱的原因了。到了南宋，军队更加松散，宋代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军事最废弛的阶段。
由几代的土地制度、兵役制度我们也不难看出为何西汉会出现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而宋朝却在各个方面都令人扼腕叹息了。纵观历代政治制度，得民心者得天下，顾得民生的统治者往往也顾得国家;置百姓于水火之中而不顾的统治者同样也无力拯救国家，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患。
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一标题中，我们就可以明白，在朝代和制度的不断更替中，没有哪一种制度是完美的，也没有哪一种制度是完全不合理的，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有功也有过，有得也有失。没有一种制度是不论古今皆可用的，政治制度在制定时一定是考虑了当时的时代情况的。政治制度是一朝风貌的根基，也是各朝兴衰变迁的源流。我们在评价一种政治制度时不仅要辩证地看待，更要结合其时代背景，而不能单纯地以现代的眼光评价过去的政治制度。
政治读后感篇十一
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八位思想家精彩绝伦的辨析论述，他们都对政治哲学影响巨大，而这些影响是如何产生又具体作用在哪些方面。
我们可以说，这本书在试图揭开我们和社会共同的疑惑，那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又是如何建立的”，追随这样的问题，我们造访了柏拉图的哲人王理念的城邦、观看了亚里士多德共同善的理念的影像、又见识了马基雅维利主权者理念的高塔，甚至还在卢梭自然状态理念的村落里散步。
这些景象引人入胜，可能会让人对“自由”、“公民”等概念陷入深思，然后产生新的疑问，诸如“人性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如何调节德性和服从之间的关系？”针对这些问题，不同思想家也有不同的答案，他们的回答会在某些方面对问题的'思考有启发性。不过，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是唯一的，我认为，学习这些也只是在完善我们看待事物的方法，使我们拥有更好的看待问题的态度和方式。
摘录我个人印象极深的几段话：
2.在《精神现象学》里，黑格尔将历史描述成一场为了承认而展开的生死斗争，一切个人和阶级都为了权力和声望而争个你死我活。为承认而斗争，就是著名的世界历史辩证法的关键所在。黑格尔和之后的马克思都认为唯有创造出一个能为所有公民提供同等程度的尊重和承认的社会，这场斗争才能被克服。黑格尔坚信，这样的社会在他那个时代是可能的，当时德国的政制有点像是君主立宪制。然而，马克思把黑格尔的主题变得更加激进，认为只有一个无阶级的大同社会，才能满足这种黑格尔式的对承认的要求。
政治读后感篇十二
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本书名《故事新编》,但这本书对于现在,本质上还是一本老书。毫无疑问:我们是站在历史后来者的角度上的。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偏向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看法,倒是和特里尔的想法相近。我要说的是,束缚和拘泥不要那么多:我们或许走的不是最正统的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奋斗历程,我们走的一定是充满中国特色的,最适合自己的道路。"这世上是本没有路的,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道路自信。探究道路自信是为了什么呢?我想是在当代。
世界的未来,归根到底是年轻人的。青年人不只是青春正富,如日方中,而且初生牛犊不怕虎,对新鲜事物敏感,对真理追求心切。他们头上的棱角,还没有被世故磨光因而一往直前,锐不可当。振兴中华的最主要希望在年轻人!振兴中国社会科学,振兴政治学的最主要希望也在年轻人!
政治读后感篇十三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大家读了之后会有那些感受呢?下面就跟本站小编来看看《政治学》读后感吧!
《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西方世界第一部系统探讨政治原理及其实践问题的著作，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
该书另一个重要主题是教育，教育作为连接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纽带，被认为是培养公民、实现和保障善治的基本途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教育与政制、公民职业和伦理关系的探讨，从而与柏拉图等一起将教育放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一认识也成为西方重视教育这一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由此可见，在古希腊时期，政治、教育和道德伦理被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考虑，它们共同构成整体城邦乃至共同生活方式的基础，并一同致力于追寻理想社会与人的发展。
《政治学》共有八卷。第一卷和第二卷从家庭、国家的形成和前人关于理想城邦的论述入手，形成一个思想“爬高”的缓坡。第三卷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作为政治基础的公民的自然本性，从而确立其政治哲学的基础，到达第一个思想顶点。随后，论述具体政体的第四至第六卷成为第一个思想顶点之后的“高原区”。第七卷一开始即进入第二个思想顶点，论述作为个体的生活方式和道德伦理问题即个人幸福，并将其与理想城邦即城邦幸福紧紧关联在一起。第七卷后半部分至第八卷则是第二个思想顶点之后的又一个“高原区”，探讨实现个人和城邦共同目的的途径，也即公民灵魂教育和政治德性的培养问题。在探讨体育和音乐教育之后，该书的论述戛然而止，但其论述的内在逻辑则引向伦理学主题，进而引导到《尼各马科伦理学》一书，而《尼各马科伦理学》在结尾也将对德性的讨论引向政体和立法，从而与《政治学》形成一个首尾相连的结构。这也是一种整体视野的体现。“这意味着，没有关于灵魂与德性问题的研究的‘政治学问’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学问，同样的道理，对于公民灵魂德性之塑造无动于衷的政治体制可能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政治体制。政治技艺的本职就是教养灵魂。”
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昔日辉煌的希腊城邦由于相互的征伐、内部的党争以及执政者的本身的腐败堕落走到了了历史的尽头，再加上北方的马其顿的军事入侵希腊城邦时代上了一个句号，作为形体的和表现物的城虽然没有了，但是其作为人类史上的光辉时代的精神确是后人的思想源泉和制度蓝本，而作为这种精神的载体和人类理性的成果的代表之一，就是亚氏在希腊末期所著的《政治学》，其对后世的影响无需多述，因为今天的大都政治主流价值就是源自它。
种的“善”的实现只有城邦能做到，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或者说是“人是政治的动物”而这个人类共同体的城邦就是为了达到“至善”的目的“城邦是最崇高，最有权威，并包含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以，城邦追求的是至善。”其形成的过程首先，世间有着必须存在的结合体，他们一旦分离便不可能存在。即男人与女人，是为着繁衍、类的延续而必须结合在一起。而天生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是为了保存而建立了联合体。这样两种结合体在一起，首先必然形成家庭。由此得出家庭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接着，一个家庭通过繁衍，就形成村落最古老最自然的形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早的城邦由国王治理。多个村落为了美好生活联合形成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乎自足时，城邦就形成了“如果早期的共同体形式是自然的，那么城邦也是自然的，因为这就是它们的目的。”
作者对政体的定义是：“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此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同时订立城邦即全体个分子所祈求的目的。”划分也是按照不同的标准，一种政体是只顾及统治者目的还是全城公民的目的：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另一种是按照掌握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人数的多寡：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统治。还有以上两个标准综合起来划分：君主制政体政体共和政体这三个。把城邦的公共利益作为执政的目标的正宗政体，另外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僭主政体这三个把执政者的利益作为执政的主要的变态政体。尽管作者讨论和论述各种政体，但是他自己没有认为哪个一定是最好的，反而倒是觉得都是有问题的。最主要是怎么坚持“中庸”原则。
作者批判了柏拉图的《理想国》，认为不仅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同时对于柏拉图的”整体幸福”提出不同的认识，认为幸福应该是全体人或大多数的幸福而不应该排斥一些人。理想城邦的建设还离不开教育，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国家培养有教养的公民和治国人才，而且要发展个人的天性，使年轻一代得到发展，为将来的美好生活作准备。为了实现这个教育目的，他主张顺应灵魂的三个部分，对人进行体育、德育、智育三个方面的教育。
关于体育，他认为体育的目的是使儿童身体健康、具有勇敢精神和坚强意志。在三个方面的教育中，体育应放在首先的位置，因为健康的身体是城邦公民参加政治活动、参加战争和过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关于德育，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人的美德。当人的各种天赋职能都得到满足，并能在理性的支配和领导下得到和谐而充分的发展时，人就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或者说，当一个人的感情、欲望为理性所控制时，人就产生美德。他还认为，美德的特性就是“中庸之道”。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事物，对适当的人，由适当的动机和适当的方式来感受这些感觉，既是中间的，又是最好的，而这乃是美德所具有的”。关于智育，亚里士多德认为，智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理性灵魂”。他主张年轻一代要学习广泛的知识。他认为，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有用不仅是为了把工作做好，而且是为了使人善于利用闲暇。为此，他提出了“自由教育”的理论;他认为，如果单纯追求有用，就不能形成高尚自由的心灵。这个与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发展历史颇像，就是一种不为功力，实用的原则的自然发展状态的追求。
个两千多年前的人类思想观念的一个习惯，就被一个智者不仅发现，注意到了，而且其可能产生影响都给准备的把握到了。看到这些我们不得不从内心佩服、更是从心里尊重古人的智慧。
罗德·拉斯韦尔。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也够得上是一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传播学者。传记作家形容他为“犹如行为科学的达尔文”。他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在西方被称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美国人称其为研究领域的达芬奇。拉斯韦尔1920xx年2月13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洲唐尼尔逊的一个牧师家庭。家境优裕，藏书甚丰。他曾去柏林大学学习心理分析学说，最先向美。
国学。
界引介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拉斯韦尔一生勤勉耕耘，著术甚丰，共发表了600万字以上的学术著作，内容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宣传学和传播学等许多领域。由于拉斯韦尔研究范围的广泛，所以他和以往的政治学者不同，他的著作中综合了很多不同学科的不同观点，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并将这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政治学，进而将政治学研究真正地转向到“人”的研究。
《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创作于1936年，是行为主义学派的开篇著作。就如此书的题目，本书主要围绕着在政治洪流中，谁得到什么?何时、如何得到?来进行论述的。整本书读下来，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逻辑结构很清楚，让我可以清楚地知道他要说什么，又是怎么说的，内容环环相扣。作者的分析自成体系，严密紧凑且客观。就像他开篇说的：“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政治学的任务在于阐明情况，而政治哲学则要为政治选择提供辩诉。本书仅限于进行政治分析，阐明情况，而不提出任何选择意见。”本书分四篇共十章：第一篇：精英;第二篇：方法;第三篇：结果;第四篇：概论。也就是对who，what，when，how，即政治学的研究客体、行为、时间以及如何行为进行了探寻。
第一章“精英”，阐明了拉斯韦尔所主张的新的研究方法，可以理解为全书的导言。所谓权势人物，“就是在可以取得的价值中获得最多的那些人”。拉斯韦尔将他们称之为“精英”。所谓价值，他把尊重、安全、收入等作为有代表性的但不是唯一的价值标准。他认为，没有一个简单的指标可以作为衡量权势和权势人物的有用尺度，譬如获得尊重愈多的人往往愈少安全。他充分地注意到政治学的最新发展动向是采用传统研究中没有包括的一些研究方法，主张政治学家应该不仅指望的助于历史学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得到帮助，而应该与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统计学家等有更密切的接触。拉斯韦尔还主张，政治学的任务在于进行政治分析，阐明情况，而不是为政治选择提供辩护。他相信，“权势和权势人物”能够作为政治学进行分析的一个统一的参照系统。
第2至5章构成第二篇“方法”，在这四章里，拉斯韦尔紧密结合历史和现实，分别具体分析了精英是如何使用象征、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等方法获取和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拉斯韦尔认为，这些方法是精英为达到自己的特定目标所使用的主要手段，无论处于支配地位的精英还是反对派精英，都要运用象征、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这些方法，而精英集团的支配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运用这些方法成功地操纵环境。
第6至9章第三篇“结果”，各用一章分析了各种精英人物在技能、阶级、人格和态度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在这些方面具有不同特点的精英之间价值(尊重、安全、收入等)如何分配，并根据这些特点对精英人物进行了分类，并分析了社会变化的重大政治意义，就在于直接影响各种价值在不同类型的精英之间分配的结果。作者承认，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教育和灌输，对社会成员的精神控制不仅体现在一般的教育活动中，还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篇说道的各方面对权势人物的影响和对政治的影响外，作为一般的民众(群众)也是政治的重要参与者，也是整个政治环境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本书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作者在第三篇中描写的“人格”这一章，其中着重探讨以林肯为典型代表的“部分受到抑制的狂怒类型”人格。作者在在对林肯的分析中，他充分地运用了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首先他肯定了林肯人格中的优势特征，“林肯在他的公开声明和官方行动中态度坚定，同时也显露出能够调整他的战术使其与不断变化着的现实情况相适应的一种机动灵活的能力。他一直保持着对局势的强有力的然而又不是盛气凌人的控制。”也分析了其性格中的弱点，“林肯经受着失眠症、自卑感、负担过重、悲观情绪等各种折磨。有时候总统曾想要自杀。”也强调了林肯性格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我“抑制”，这导致两个结果，一是“与林肯的公开形象分不开的是他的文雅温和的性格。在一切地方和在他的同事们中间，他的仁慈宽厚是尽人皆知的。”另外又导致了“他在管教自己的孩子方面怎样毫无办法，他对他的苛刻的妻子怎样过分放任。对这种温和性格的真正量度在于即使碰到挑衅他还是继续如此。林肯听任自己大发雷霆的情况是极其少见的。”但是“有一次一个想要强迫总统同意他的要求的军官用轻蔑的态度说:‘我看你已经打定主意不公平对待我了!’林肯的面部在痛苦中抽搐起来，据说他当时就抓住这个军官的领口并毫不客气地把这个人撵出房间。”最后作者把林肯归入部分受到抑制的狂怒类型。作者把林肯的人格归因于他早年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他的人生经历中的坎坷。的确，我们都知道，林肯的人生是坎坷的：他出生贫寒，9岁时母亲去世，15岁才开始读书;24岁时他与人合伙做生意，却经营不善而倒闭，并因此负了20xx年的债;25岁时他的初恋安妮因病去世，这使他悲痛万分，此后经常出现情绪抑郁;32岁时他与玛丽.托德小姐结婚，婚后时因妻子脾气暴躁而经常有家不归;35他时开始竞选公职，几乎输掉了每次的重大竞选;52岁时他当选美国总统，结果南北战争很快爆发，北军在人员、军备上都优于南军，却在战场中一再失手，本来计划打两年的内战整整打了四年。这些都令林肯饱受煎熬。在人格的形成中，首先作者认为，“林肯对广大公众的赞赏是抱有强烈渴望的”。作者又说“林肯人格的大部分是为了反对过分要求广大公众赞赏的热望而构筑起来的一道防线。”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抑制部分。作者认为这种人格部分的形成在童年甚至婴儿时期的事件就已经能够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他用举例说，“林肯就是因为他的谨小慎微和忠厚老实而出名的。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破坏倾向很少爆发出来成为外在的表现，我们只知道林肯对希尔兹的极端施虐狂式的攻击”这就构成了林肯的部分受到抑制的狂怒类型人格。
从作者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书中所说的“人格”，是指一个个实在的政治家的个人的人格。拉斯韦尔主张，政治学的任务就是对影响人格类型之成功与失败的各种因素进行研究，并以林肯为例，分析了人格形成的条件和环境。他认为，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形势下，不同类型的人格的成功和失败的机会是不相同的，并具体地分析了一些不同类型的人格。
何得到?》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同时我也意识到政治学并不神秘但也不随意不简单。政治中的种种现象、问题不是表面谈谈就能明白的，也不是几句概括的话就能说清楚的。政治学是需要深入思考的科学。读了这本书后，我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政治学，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
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他第一次将政治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他确定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使政治学真正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体系。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全书分为八卷。第一卷应该是一个序言。政治学应当从何处开始。什么是城邦：一种追求至善的包含其他一切的共同体就是城邦。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批评了一种谬论即认为治城邦如治家，家长、主人、政治家和君主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区别仅在于治理人数的不同而已。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治国与治家是不一样的，家务管理者与政治家也是不一样的。
城邦的基本要素是公民。公民的本质决定城邦的本质，所以要研究城邦，首先要研究公民。在第三卷的开始，亚氏开始讨论公民的定义。“凡有资格参与城邦议事和审判事务的人”就是该城邦的公民。这就是说，只有享受平等政治权利的人才是公民，只有由这样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团体才是公民。紧接着，开始讨论善良之人的德性与良好公民的德行是否相同。结论是：“即使不具有一个善良之人应具有的德行，也可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
在此之后，讨论来到了全书的重点部分—政体的分类。亚氏将政体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两类。正宗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变态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亚氏对各种政体进行了比较。特别是对于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比较。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认为由富人当政，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义;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认为一切都应当平等，使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为正义。接下来，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城邦的权力归属问题。他认为，由多数人掌权是合乎公道的。
接着自然地转为各种政体的问题。当城邦中德性较高的人越来越多后，君主制开始逐渐被共和制和寡头制取代。但是平民政体，是众人德性堕落的结果。民众决断一切是永远和野心家的煽动与僭主的谋权分不开的。在亚氏看来，共和政体和贵族政体，都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某种混合，区别在于前者倾向平民而后者倾向寡头。最优良的城邦，在亚氏看来，是中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人数最多，从整体上占有着巨大的财富，个人而言，既不富有，也不贫穷，所以能够保持整体上的稳定。而且中产阶级讲求平等，注重德性，能够更容易做到“中庸”的美德。
在第五卷，亚氏开始讨论各种政体覆灭更替的原因，以及保存政体的最佳方法是什么。首先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冲突。根本原因是二者的正义观不同：自由和财富的对立。其次，平民和寡头的冲突引起僭政，因为僭主欺骗双方，使他们认为只有在僭主的统治下才能使双方得到安宁，可实质确是，挑拨双方的互相斗争才是僭主维持自己权力的法宝。僭主因不正当的权力产生恐惧，并因为这种恐惧而运用种种僭术来对付人民。但是，明智的僭主会变得谦卑恭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从而使僭政得以长久维持。这也是僭主制的保全方法。
在最后的七八两卷，亚氏从新回到了对于理想城邦的讨论。最优秀的政体就要有最值得选取的生活。对于幸福的人，幸福的城邦的讨论。以及对于土地分配，共餐制，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问题，音乐、文学等等具有柏拉图式理想观的讨论。这也说明亚氏的思想终究在某些方面被其师柏拉图深深的影响。
总之，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创始者，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政治学》也是经典中的经典。其中有关城邦，政体，法制等政治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此后的政治家和学者。
政治读后感篇十四
呼啸山庄》是英国女作家勃朗特姐妹之一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今天准备了关于呼啸山庄的读后感20__字。此书描写了主人公吉卜赛弃儿希斯克利夫被山庄老主人收养后，因受辱和恋爱不遂，外出致富，回来后对与其女友凯瑟琳结婚的地主林顿及其子女进行报复的故事。
对于爱的理解，我仅限于对亲人之间，朋友之间的爱的理解，对于爱人之间的那种爱，我并不是很理解，但看完《呼啸山庄》之后，我感受到了那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因为我感受到了主人公希刺客厉夫对凯瑟琳的那种深沉的爱。
全文由见证所有事发生的老管家丁耐莉之口来讲述，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叙述，而听众就是房客洛克乌德先生，以一种讲故事的形式向读者展现这个跌宕起伏，情感复杂的成年旧事，整件事发生在几十年中，但是每一件事都让人印象深刻，每一段感情都让人为之唏嘘，这种细致的写作手法也许就是作者艾米莉·勃朗特的魅力所在。
政治读后感篇十五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政治研究第一应考虑何者是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要素。
第一，政治学术应该考虑到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
第二，政治学术还应该考虑，在某种假设的情况下，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第四，政治学术还应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式。”
可见，政治学以寻找一种理想的政体为根本要务，而这项研究的出发点则在于现存政治生活的不理想状态。按萨拜因的说法，“政治哲学著作的大量问世，是社会本身正在经历艰难困苦时期的确实征兆。”
另一方面，我们对现存政治问题的解决只是相对的，我们无法也不可能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政治学规范研究正是在对人类政治生活困境最深层反思的基础上，对现存的政治实践与制度做出批判性的评价，给未来政治生活提供导向性知识，以批判现实、改造社会。而且，只要政治生活是不完美的，这种反思性活动就会持续下去。所以，面对复杂的政治生活，面对充满难题的政治现实，规范性理论犹如一座灯塔，指引社会政治的发展。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没有规范理论的指引，政治学研究就会失去方向，人类的政治生活也必然混乱无序。
任何一门学科，不仅要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也不能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应该说，理论建设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政治学也不例外，它需要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民主、国家、人权、公共权力、制度等抽象概念的探讨和界定，离不开对具体政治生活的理性思考和分析，离不开对中西方各种政治学说的理解、阐述和评价，离不开对政治事务、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关系及规律的高度概括和揭示。从我国政治学科发展的现状来看，政治学理论落后于政治发展的需要，对当前的政治生活缺乏解释力，特别是缺乏本土化的政治理论。因而，我国当前急需构建一套能够科学解释现实政治生活、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规律、预测政治发展前景的政治理论。这一套理论体系的构建当然是实证方法无法企及的，需要依赖政治学规范方法的运用。
大多学者都是从论证政治哲学存在的必要性角度，来说明规范方法的重要性。彼得文奇从社会科学的特点出发论证了社会科学哲学存在的必要性，同时，也论证政治哲学存在的必要性。他声称社会科学内在地就是一种哲学事业，需要一种在逻辑上不同于自然科学提供的那种解释的概念体系。伊赛亚伯林基于价值多元主义来阐述政治哲学的功能和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价值多元化的世界中，人们赞成的价值构成之间存在着不可简化的差异，没有任何一种价值体系可以容纳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任何这些体系将优先考虑某些价值，并放弃或重新阐释其他价值。哲学的任务就是阐明并评估这些不同的模式。既然承认价值多元化、承认不可调和的道德分歧，就要承认政治哲学的存在。有的学者从政治哲学功用的角度提出了政治哲学合理存在的三个方面的理由，“一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正当生活的范式。二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辨别的指引。三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认知政治的知识体系。”
首先，一些现代政治学的方法很早就在政治学研究中得到运用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开始运用类似今天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如柏拉图致力于寻求社会与政治的统一，其代表作《理想国》就是通过揭示自然的永恒法则，来探讨理想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规则。而随后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100多个雅典城邦的调查和研究，得出了典型的政治社会学的结论，即各个城邦在组织形式、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方面的不同，与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尽管亚里士多德本人是无意识的，但这一方法对后世政治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代政治学研究中作为科学方法重要代表之一的结构功能分析，事实上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萌芽了。如柏拉图为了回答关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等一系列问题，他提出了分工理论和劳动专业化理论。他认为，“国家的正义在于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木匠做木匠的事，鞋匠做鞋匠的事，其他的人也都这样，各起各的天然作用，不起别种人的作用，这种正确的分工乃是正义的影子真实的正义不是关于外在的‘各做各的事’，而是关于内在的，即关于真正本身，真正本身的事情他主张人的需要是多面性的，而每个人天生的才能却是单一的。因此，他主张人们之间必须有合理的分工。而分工的必然结果就是结成人群或者社会。这样一种社会，要保证它的稳定和发展，必须满足三种功能：一是满足物质生活需要，二是要有人保卫，三是要进行管理。这样的一种社会团体就是国家。可见，柏拉图已经开始从结构与功能两个维度来研究理想的国家状态。
其次，政治学研究很早就开始与自然科学方法相结合在古希腊，政治学的研究就开始与数学等自然科学相结合。如柏拉图，他的理论与当时希腊数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的理想国的概念就是建立在几何学的基础上，即在研究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规则时，不是去论述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去发现最理想的国家，去发现所有理想的国家所具有的实质性的和典型性的东西，即普遍的社会原则。应该说，这是数学方法与政治学的最早结合，这种结合使得柏拉图成为了“坚信可以将数学———几何学方法用于政治分析的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的古代先驱”。到了近代，政治学研究一直致力于科学化努力，思想家们纷纷将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的研究，其间，最杰出的代表是霍布斯。整个17世纪，“所有学科都让几何学给迷住了，霍布斯的哲学也不例外。从哲学观上讲，霍布斯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者。他只承认物质的机械运动，并且试图用普遍的机械运动来解释世界的一切现象。基于这样一种哲学观，在政治学研究中，他特别强调数学和力学方法，尤其是几何学的应用，并主张将这些方法套用到政治现象分析中来。
这些方法的运用典型就是霍布斯的代表作《利维坦》。从总体上说，这部著作是”建立在心理学上的，而其方法则是演绎法”他认为，人的运动有两类，一是与生俱来的终生不止的生命运动，即生物的本能运动；另一种是由外界刺激引起的生物的自觉运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天生是自我保存的，这种自我保存，反映在人的运动方面，就是人天生要求促进生命运动，嫌恶阻碍生命运动。因此，他认为，人们欲望和嫌恶的根源就在于促进和阻碍生命运动。而人性中能够促进生命运动的东西，就是善；人性中会阻碍生命运动的东西，就是恶；其中，在所有的恶中，“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人类第一个共同的本性就是争夺权力，而且永无止境。而要避免这种状态，他在政治上开出的药方就是，建立至高无上的主权国家，即他的“利维坦”。
而与霍布斯同同时代的配第，则独创性地应用算术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在《政治算术》这部著作中，他力图通过对大量统计材料的分析，从经济现象的表面深入到经济现象的内部。其根本宗旨就是重实证，反对主观想象。如配第自己所说“，和只使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汇以及单纯作思维的论证相反，我却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作为我很久以来就想建立的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问题，只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他认为，不能诉诸人们感官、在性质上没有可见的根据的东西是不能触摸的，当然无法加以论证，而在经济现象中，能够加以论证的东西，就是那些能够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加以计算和衡量的客观的经济事实。
在他看来，凡是能够用重量和尺度加以衡量的东西，也就是实在的东西；因此，经过数字、重量和尺度计算及衡量的经济现象，也就是经过了实验论证。他指出“，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它们构成我下面立论的基础）来表示的展望和论旨，都是真实的，即使不真实，也不会有明显的错误”因此，在该书中，他运用了很多数字来比较英、荷、法三个国家的国力。如他根据一定年数乘年租额来推论出地价，从房租推论出房屋价值，由工资推算人口价值，再根据人口数和盈余收益来推论国家的财富，总之，他的理论就是要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说话，正因如此，马克思称之为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
再次，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其方法逐渐走向经验化和科学化随着政治学的不断向前发展，其具体研究方法也不断发生变革，其基本趋势就是逐渐走向经验化和科学化。我们知道，首先是亚里士多德开创了从实际出发、通过分析和归纳来研究现实的政治制度的方法，这种方法成为后来经验分析的先导。在经过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后，马基雅维利继承了经验分析的方法，并更加注重对历史材料的研究和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追求科学研究方法的努力，到近代形成为哲学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出现了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建立，在深刻批判形而上学的内在本质的同时，也为我们开创了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应该说，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科学主张，与政治学研究中自古有之的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崇拜密切相关。一方面，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每一次进步或者发展，都带来了人类对政治本质的新认识和对政治规律的新的把握；同时，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情结，发展到近代，随着近代科学的迅猛发展，激发了人们更加强烈的对自然科学的崇拜热情，这种热情发展到20世纪，与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相结合，形成了惟科学至尊的科学主义。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科学的方法论蓝本尽管使哲学发展成为一门没有认识特权的专业学科，但另一方面，它也培植起一种科学主义，从而不仅把对哲学思想的表述提高到一个更加严格的分析高度，而且也树立起许多惊人的科学理想不管是像物理学和神经生理学这样的学科，还是像行为主义这样的方法论”。
政治读后感篇十六
大卫·李嘉图以其在对外贸易方面的观点与他的时代的普遍观点进行了斗争。当他的祖国用关税手段来保护自己的经济时，他提倡自由贸易。他对此给出的理由是他的“成本比较法则”理论。他的中心论据是：只有当一个国家生产的所有商品的成本都比另一个国家低的时候，两个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才有必要。李嘉图举了英国和葡萄牙两国之间的贸易以及它们的产品：纺织品和酒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理论。他把情况最大程度地简化，假设两国每次只提供一种产品，工业国家英国从农业国葡萄牙进口酒，并把自己生产的纺织品出口到那里。李嘉图认为这一贸易对于两国都有好处，尽管葡萄牙生产两种产品的成本（用劳动时间衡量）都比英国低。
葡萄牙人生产酒的优势比生产纺织品的优势更大一些。这样对于葡萄牙来讲，如果它专注于酒的生产，不再自己生产纺织品，而是在与英国的贸易中用酒来交换纺织品，那么对于它自身是有力的，因为葡萄牙所需要的生产用于出口的酒的劳动时间比它生产自己所需的纺织品需要的时间要短。相应的，英国的相对成本优势在于纺织品的生产：他们生产用于出口的纺织品所需要的.劳动投入比自己生产酒所需要的劳动投入少。英国可以把节省下来的劳动力投入其他工业部门以获取利润。李嘉图的结论是：如果每个国家都集中力量生产自己成本比较低的产品没那么在两个国家中财富都会增长。
李嘉图认为资本积累有两种方式：一是增加收入（利润），二是降低消费。他一直认为，只有工资的下降才能提高利润率，以及只有通过工资购买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持续下跌，工资才可以持续下降。因此，如果对外贸易的扩张、机器设备的引进是的可以以低价将生活必需品和食物运送到市场，利润就会增加。李嘉图的结论是，对外贸易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因为它可以增加收入所购买的商品数量和种类，因为商品丰富且价格低廉，从而刺激了储蓄，也促进了资本积累。但是，除非进口的商品属于劳动者用工资购买的商品种类，否者对外贸易就不会呈现出提高资本利润的趋势。根据发展成熟的自由贸易体制，各国自然会把其拥有的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发展的行业。这样，个人利益的追求就很好的与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结合在了一起。通过激励人们勤奋劳动、尊重人们的独创性以及通过最有效的运用自然界风雨的特殊力量，劳动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分配。于此同时，通过提高产品总量，使利益惠及广大国民，通过利益和彼此间的交往这一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的各国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同社会。
李嘉图的理论构成了19实际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讨论的基础，这一讨论1846年在英国关于取消粮食关税的讨论中达到了顶峰。如于1915年实施的英国《谷物法》：当国内谷物低于1夸特80先令时，禁止进口。谷物的出口补贴往往会降低外国消费者的购买价格，但是并不会对国内市场价格产生长期影响。谷物需求的扩大会对国外市场产生影响，也会降低谷物进口国的谷物价格，从而使出口商的利润局限在进行该贸易所能得到的最低利润水平上。对工业制品和谷物进口征收的高额税收或给予出口补贴产生的唯一下过就是把一部分资本转向了在正常情况下不会投入的行业。这会引起社会总资金的不均衡分配——它会诱使制造商开始或继续从事利润较低的行业。这是一种最失败的课税，因为它并没有把从本国抽取的所有资本补贴给外国进口国家，这笔算是的差额是由总资本的不均分配造成的。
政治读后感篇十七
李嘉诚的巨大成功，要归结与他的人视野，人胸怀，人境界，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套“富与贵”的哲学?“贵为天子，未必是贵，但是，贱如匹夫，不为贱也。”正如李嘉诚所说：“财富不是单单用金钱来比拟的。衡量财富就是我所讲的，内心的富贵才是财富。如果让我讲一句，‘富贵’两个字，它们不是连在一起的，这句话可能得罪了人，但是，其实有不少人，‘富’而不‘贵’。真正的‘富贵’，是作为社会的‘分子，能用你的会钱，让这个社会更好、更进步、更多的人受到关怀。”物质财富是有限的，文化附加值却是无限的。李嘉诚的“富与贵的哲学”将启迪人们快乐地创造财富，快乐地生活。
当你在工作上有特别表现而受到肯定时，千万要记住李嘉诚给我们的忠告——别独享荣耀，否则这份荣耀会给你的人际关系带来障碍。当你获得荣耀时，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与人分享。即使是口头上的感谢也是一种分享，而且你也可以扩大这种“分享”的对象，反正“礼多人不怪”。当然别人倒并不是非得要分你一杯羹，但你主动与人分享，这让旁人有受尊重的感觉，如果你的荣耀事实上是众人协力完成，那你更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2、感谢他人。要感谢同仁的协助，不要认为这都是自己的功劳。尤其要感谢上司，感谢他的提拔、指导、授权。如果实情也是如此，那么你更应该如此感谢;如果同仁的协助有限，上司也不值得恭维，你的感谢也有必要，虽然显得有点虚伪，但却可以使你避免成为他人的箭靶。为什么很多人上台领奖时，他们首先要说的话就是：“我很高兴。但我要感谢……”道理就是如此。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感谢虽然缺乏“实质”意义，但听到的人心里都很愉快，也就不会妒忌你了。
3、为人谦卑。有些人一旦获得荣耀，就容易忘了自己是谁，开始自我膨胀。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旁人就遭殃了，他们要忍受你的傲慢，又不敢出声，因为你正在风头上。可是慢慢的，他们会在工作上有意无意地抵制你，让你碰钉子。因此有了荣耀时，要更加谦卑。不卑不亢不容易，但“卑”绝对胜过“亢”，就算“卑”得过分，别人看到你如此谦卑，当然不会找你麻烦，和你作对了。谦卑地做人并不会让人看不起，反而会为你赢得尊重。就连被尊为“超人”的李嘉诚都能够做到谦卑，更何况奋斗在商界的凡人呢?感悟和别人分享成功，你所拥有的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不要独享荣耀，否则这份荣耀会给你的人际关系带来障碍。一个有志成功的人，需要懂得感谢、分享和谦卑。
我的理想是经商，而且我一直在为理想储备着知识和经验，通过阅读此书我有很大感想，我要向李嘉诚学习，把人格修养运用到经商之到，所以我要时刻培养自己的个人修养，以便以后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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