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施任何计划或项目之前,我们都需要先确定一个可行的方案。合理分配资源和任务,确保团队的正常运转和协作。下面是一些最新的方案经验分享,供大家参考和学习。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一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做好基层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工作的有关通知精神,为配合医改和深入开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开展,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卫生体制改革中的优势和作用,不断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补偿能力,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为广大群众提供以简、便、验、廉为特点的中医适宜技术,经研究在全市组织开展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工作。为保证推广工作顺利开展,确保取得实效,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为深入开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开展,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卫生体制改革中的优势和作用,为广大群众提供以简、便、验、廉为特点的中医适宜技术,不断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补偿能力,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全面提高基层卫生技术人员中医药专业技术水平,切实加强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通过推广中医适宜技术,达到全市各县(市、区)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3年后每个基层单位都能掌握10种中医适宜技术的目标。
二、推广范围。
全市所有区、县(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三、推广时间安排。
年4月制定方案、筛选技术。
年5月―6月编写教材、组织培训等准备工作。
年7月―10月全面推广实施。
年11月接受中医管理局考核验收。
四、组织实施。
(一)活动领导小组。
各区、县(市)卫生局成立由主管局领导负责的中医适宜技术推广领导小组,负责本区、县(市)的推广和组织协调工作。
(二)项目筛选。
每个基层卫生机构根据自身情况,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荐目录中选取5―10个适宜技术项目,上报至主管区、县(市)卫生局。由市中医管理局汇总形成推广中医适宜技术项目目录。
(三)人员培训。
采取市、区(县)两级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基地设在市中医院,各区、县(市)适宜技术推广基地设在各区、县(市)中医医院(或中西医结合医院)。市推广基地负责各区、县(市)适宜技术推广师资人员培训,各区、县(市)负责各辖区人员培训工作。
(四)政策支持。
积极推广使用中医药适宜技术,对列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中医适宜技术目录中的治疗费用在原有报销比例基础上提高10个百分点。对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工作表现突出的区、县(市),将利用市财政专项资金给予适当支持。
五、考核验收和监督管理。
市中医管理局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制定《基层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考核验收标准》的有关要求,对各区、县(市)卫生局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工作进行督导和检查。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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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三
十八大以来,中央以零容忍态度严惩腐败,开启了强力自我净化、强势自我纠错、强效自我革新的新征程,取得了重大实践进展和重要改革成果。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全面诠释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干得不好怎么办”等重大认识和实践问题,开启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新篇章。对实际工作来说,《方案》如同党内监督“指挥棒”、反腐败责任落实“坐标系”和保持遏制腐败高压态势的“定盘星”,必将放大“做强主业、担当主责”的改革红利,催生纪检监察机关“内调结构,外显威信”的“化学反应”,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标提供持续有效的强力支撑。
治标关键期的改革动员令。
一如众望所归,《方案》指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正在何处、去向何方”,给出了新形势下推进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和责任状,既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的从严治党方略,也彰显了治标关键期的反腐必胜信心。
梳理十八大后的反腐新进展新成效,改革措施“集大成”。十八大后,中央纪委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聚焦主业、担当主责,以上率下、立行立改,以“打虎灭蝇”行动取信于民。从巡视制度改革到网络监督拓展,从职能定位转变到内设机构调整等,一系列新举措密集实施,纪检监察机关行动效率之高、问责力度之大,查办的违纪违法人员之多、涉及领域之宽,是前所未有的,党心民心为之振奋。这些反腐新成效就是改革的产物,是一系列纪律检查体制机制改革的“红利”。《方案》是这些有效举措的集成和优化,是反腐败理论认识成果、实践创新成果、制度建设成果的提升和固化。
检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任务清单”,改革行动“再进发”。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作出重要部署,列出了一系列“任务清单”。中央纪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按照三中全会决定要求,深入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在改革中推进,在创新中发展。如落实三中全会决定第36条的要求,抓住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这个“牛鼻子”,着力构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任务已经明确,行动初显成效,《方案》起到了改革“后评估”和落实再督促的双向功能。
破解纪律检查体制深层次矛盾问题,改革深化“总动员”。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制约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体制障碍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严峻、胶着。比如查办腐败案件的机构、资源分散,形不成有效合力;一些地区和领域办案阻力大,甚至压案不查、瞒案不报;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与群众期待相去甚远;等等。破困局,靠改革。改革既是战略,也是战术;既是理念,更是方法。《方案》直指长期形成的纪律检查体制“病灶”,用改革之道清障减负,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一再证明了的道理,也是反腐败攻坚克难、取得实效的根本路径。
打造强力反腐的责任链条和“无缝网络”
反腐败关乎党的政治信用和执政安全,是战略任务、责任工程。《方案》把握责任导向、问题导向和执行导向,推动责任主体强力反腐的改革重点十分突出。其主攻方向包括:
“‘两个责任’一起扛”,进一步构建治党管党的责任落实体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共担并进”,将带来治理腐败深度变革。《方案》着力建构党内治理的责任链条、责任体系和问责机制,对“谁来负责,如何问责”作出清晰界定,部署适时修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建构正风肃纪“无缝网络”。各级党委牢固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变“要我做”为“我要做”,发挥主体功能。纪委牢牢锁定“监督、执纪、问责”三个关键词,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保证。同时,加强责任追溯和责任倒查,实行“一案双查”,对领导不力、不抓不管导致“四风”问题突出或发生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等情况,既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追究相关领导和纪委责任。
“两个‘上’为主”,进一步传导上下联动的党内监督压力。把纪委两项重要权力——查办案件的事权和干部提名的人权“上提”,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改革“落地”。一是落实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的要求,支持和督促下级纪委依纪依法查办案件。二是推动各级纪委书记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程序化,明确上级纪委在提名考察工作中的职责权限。同时,要督促各级党委、纪委层层传导压力,一级抓一级,制定责任主体抓落实的具体措施。如实行各级党委向上级党委报告履行主体责任情况、各级纪委向上级纪委报告履行监督责任情况,建立完善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向上级纪委全会述廉述责并接受评议质询制度等。
“两个人群一起管”,进一步强化对腐败和特权的治理高压。体制改革是“投入”,打击贪腐是“产出”,要通过改革提高针对性、精准度和震慑力。一是对领导干部“本人”即权力行使者加强监管,如完善防止领导干部利用公共权力或自身影响谋取私利的法规制度,完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的法规制度,加强随机抽查、重点抽查和结果运用,推动开展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等,强化党内诚信和党内监督。二是对领导干部“家人”即利益相关人加强监管,如重点关注和规范领导干部亲属经商、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等情况,加强对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实行职位限入和提拔限制、岗位调整等,防止权力递延和利益输送。
改革是坚定反腐信心与定力的根本出路。
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复杂严峻。人们不免心存忧虑,如担心“反腐败会不会时紧时松”、“反四风会不会一阵风”等。《方案》如同一张特殊答卷,锁定了进行时的改革,击碎了社会上的猜疑,释放出“既打攻坚战、又打持久战”的最强信号。
以“用得上”的实招焕发改革活力。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方案》对前一阶段卓有成效的反腐实践作了跟踪扫描,把行之有效的好制度、好方法固化下来,注重改革绩效评价和效果评估,先易后难,由简入繁,以点带面,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不急于发文件,确保各项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如《方案》对巡视和派驻“两个全覆盖”、防止“灯下黑”等方面都作了明确安排,“落点”清晰可见、效果明确可期,既以先导性改革树立了信心,也为后续性改革增添了活力和动力。
以“看得准”的变革提升核心能力。《方案》虽有长计划和短安排,但不搞“大而全,小而全”。形象地讲,这是做强做大纪检监察主业的“分解动作”说明书、改革任务书,是提升纪律检查核心能力的规划蓝图。而且,《方案》提出的一些重要改革举措,如开展“三转”、抓好主业等,都是从中央纪委机关首先改起,以上率下、善做善成,带动了近三十年来最具震撼力的大变革。看准时机和节奏,凸显纪律检查资源力量的聚集效应和聚焦效果,集中优势兵力打遭遇战、攻坚战,将会极大地提升监督、执纪、问责的权威性、实体性、有效性。
以“干得成”的事业汇聚治理合力。实践证明,只要动真碰硬、真抓实干、常抓不懈,反腐大业必成无疑。可以预见,随着《方案》的落实和深化,通过巡视监督加压、网络监督提速催生零容忍的社会氛围,以及加强纪检监察、审判、检察、公安等机关在查办案件中的协作配合,加大追逃追赃工作力度等“组合拳”,制约监督权力的“制度笼子”和责任体系越来越密实,对消极腐败和不正之风进行“精确打击”的能力及合力越来越强大。
更重要的是,改革再出发,改革在路上。由于反腐败集中呈现的是我们党的纠错能力和纠错机制,通过中央纪委“开门反腐,上网执纪”的改革行动,主动“大打虎、打大虎”的丰硕战果,进一步表明党有信心、有能力完善党内监督、解决腐败问题,解决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深层次问题,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的大党,走向强党之路的政治定力和决心。(高波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四
纪检体制机制建设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后,我们党适应反腐败工作的需要,不断进行纪检领导体制改革,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但随着反腐倡廉实践的发展,纪检领导体制不科学的问题日渐显现,成为制约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的重要因素。因此,探讨进一步深化纪检领导体制改革,对提高党反腐倡廉的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现行纪检领导体制主要包含着两种领导模式:一部分是主要的,普遍实行的双重领导模式,即“块”上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以下各级纪委,接受上级纪委和同级党委的双重领导;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刚刚在局部地区和有限层面上推行的垂直领导模式,即“条”上的,它是2004年以来中央纪委和各省区市纪委对派驻机构实行全面统一管理。从在纪检组织内实行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上看,双重领导模式占有主导地位,而垂直领导模式由于尚处于探索阶段等原因,其影响力远不及双重领导模式。因此,我国纪检体制就其根本属性而言是双重领导体制。
不可否认,自1980年中央确定,各省、市、自治区以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关系,由受同级党委领导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以来,党的纪检系统的双重领导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处于初级阶段的背景条件下,对于充分运用各种组织资源,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0多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所呈现出的特点和规律与计划经济时代已大不相同,主要是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交换的普遍要求相碰撞,导致权力寻租行为大量滋生和蔓延。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需要大力转变党的执政方式和政府职能,合理分解公共权力,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对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机制,以权力制约权力。但在双重领导体制下,各级纪检组织所发挥的监督作用是有限的,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同级党委及其主要领导干部无法实施有效监督。党章和其它党内法规赋予了各级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职责。但在双重领导体制下,各级纪委实际上以横向的同级党委领导为主,主要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其人权、财权、事权等都主要掌握在同级党委和政府手中,对于同级党委及其主要领导干部基本处于不能监督、不敢监督、不准监督的尴尬境地。对这种组织监督无力的状况,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曾经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他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原山东省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更是露骨地说: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监督的了。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高官落马,主要不是同级纪委揭露出来的主要原因。
至为此负出了沉重的代价。反思这些教训,不难看到领导体制因素是制约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进行的重要因素。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纪检领导体制进行了数次改革,为全面建立垂直领导体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思想理论基础。十年**结束后,我们党对自身领导体制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深刻而明确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里说的组织制度就包含着体制改革的内容。胡锦涛同志也多次强调要大力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积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需要。党的十七大更是把“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写入报告,并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党的纪检领导体制进行深刻反思、改革,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2、体制机制基础。自1978年各级纪委逐步恢复以来,党中央一直在积极探索纪检领导体制改革,其中一个十分明显的方向就是不断增强纪检组织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现行的纪检“双重领导体制”就其内涵而言包含着垂直领导的因素。中央明确各级纪委要接受双重领导以来,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都不断加强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工作。如,中央纪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都指定某个纪律检查室对一定区域的纪检工作实施全面归口指导。上下级纪委各业务室之间也建立了十分密切的指导关系。这种工作体制机制已经运行多年,为实行全面垂直领导打下了良好的体制机制基础。
3、改革实践基础。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纪检领导体制改革不断迈出新步伐。2004年,中纪委启动改革步骤,对派驻部委的纪检监察机构实施统一管理。其显著的特点是“两个不再”,即:各部委的纪检组长、监察局长不再从所在部门产生,而由中纪委监察部直接委派;各试点单位不再受同级党组领导,而受中纪委监察部直接领导。此举是我国纪检领导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步骤,推动了党内监督“关口”的再次前移。2005年,中纪委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要对派驻机构实施全面垂直管理,进一步扩大改革的覆盖面。最近,海南省澄迈县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率先在全国进行镇一级纪委实行全面垂直领导。这些改革虽然只局限在一定区域和层面,但为实行全面垂直领导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实践证明,只有从改革领导体制入手,实现各级纪委全面垂直领导,建立强有力的纪检组织,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监督乏力的现状。这既是反腐败斗争的客观需要,更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必然选择。但由于这项改革涉及党的地方各级组织领导权力的重新分配,涉及体制机制的重大调整,涉及广大纪检干部的切身利益,政治性、政策性强,社会影响大,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确保改革实效。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一个完善的、成熟的监督体制应具有以下三个最基本的客观条件:一是必须对其监督对象进行全面的监督;二是监督制约的力度必须与监督对象的职位和权力相适应;三是监督制约过程必须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因此,打破双重领导体制的框架,革除制约反腐败深入进行的体制弊端,全面实施某种程度的垂直领导,是未来纪检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
反腐败垂直领导体制原则,明确各级纪检组织的职责和进行监督检查的权限、方式和手段;明确省、区、市及以下各级纪委在党内的政治地位;明确各级纪委和同级党的代表大会、同级党委的关系以及纪委和监察部门的关系等。
1、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二大”的重建正名阶段。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中央纪委并重建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机关。
1979年3月,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联合发出通知,规定:省和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产生,报上级党委批准。明确纪委设在同级党委内,名称为某某党委纪委。
1980年2月,中央纪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一份请示中提出,为有利于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纪委同志提议,将省、市、自治区以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关系,由受同级党委领导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而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同意向中央建议做这样的改变。中央如同意以上意见,请批转各地执行。中共中央在收到《请示》的第11天,即正式发文:中央同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改变省、市、自治区和省、市、自治区以下各级纪委领导关系的请示报告,现转发你们,请照此执行。这是中共中央对中央纪委的请示,批复最快且规格最高的一次。
2、“十二大”至“十三大”的理顺关系阶段。
1981年11月3日,中组部对北京市委办公厅同年11月2日给中央办公厅的来信进行了答复:经研究,北京市党的顾问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全称应是: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顾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特复。这可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央机关公文运转最快的一次批复。党的“十二大”后不到两个月,纪委在名义上取得相对独立。
有了这一地位的中央纪委一方面行文提升下属地位,规定:“各级纪委的书记一般应由同级党委常委担任。”同时报请中共中央行文明确职级待遇,中央办公厅1984年9月发文,转发中央纪委《关于纪律检查机关组织建设几个问题的请示》的通知。中央纪委在这个请示中要求“省、地、县一级纪委的书记,应是同级党委副书记一级的干部,纪委副书记应是同级党委部长一级的干部”。
3、“十三大”至“十四大”的提升内部机构规格阶段。
1988年6月,中央纪委、中组部联合颁发通知,规定中纪委室主任“配备正局(司)长级或副部长级干部”。地方各级纪委正副室主任按文件规定的职务设置。中央纪委室主任按文件规定的职务设置,在2004年开始逐步落实。
4、“十四大”至“十五大”的监督关口前移探索阶段。
依靠中央行文或与中组部联合行文来前移监督关口的做法开始改变。开始探索通过全会报告形式使监督关口前移,提出“三重一大”和加强党内监督“五项制度”。
1994年9月,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提出“重视加强事前事中的监督检查,纪检监察机关的负责人要参加地方和部门有关重大问题决策的会议,了解决策的情况以利于进行监督。”
1995年中央颁布了旨在加强监督和预防腐败的三项制度(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礼品登记制度、国有企业业务招待费报告制度)。
1996年1月,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提出“反腐败领导机制”、“三重一大”(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不准个人或少数人专断)和加强党内监督的“五项制度”。
5、“十五大”至“十六大”的监督关口逐步推进阶段。
此阶段提出了战略思路——提出了源头治理和“三公开”(村务、厂务、政务公开);确定了抓手——《关于实行党风廉政责任制的规定》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正式出台;制定了措施——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巡视制度,对派出机构实行统一管理、直接领导的试点;对地县党政主要领导任免实行党委全委会票决制,纪委书记列席同级党委书记办公会、参加书记办公会、担任同级党委副书记,改派出机构的双重领导为直接领导;突出了重点——治本抓源头,着重推进权、钱、人三项制度的改革。
6、“十六大”以来的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转向阶段。
十六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的吴官正,高度重视并努力发挥制度建设在反腐败中的作用,提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2003年2月17日,吴官正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报告中指出:“积极稳妥地开展对派出纪检监察机构实行统一管理的试点工作,调整职能,理顺关系,通过改革,切实加强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这是进行试点以来,首次向社会公开这个问题。
此前,国家工商总局、卫生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成为接受中央纪委统一管理、直接领导第一批试点的3个单位。国家工商总局的9名纪检监察干部成为了最早从本单位脱离出来,接受中央纪委监察部直接领导的纪检干部。派出机构的领导体制由中纪委、监察部与驻在部门双重领导改为由中央纪委、监察部直接领导,这是派出机构领导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为此,中央纪委监察部还专门成立了统一管理试点办公室。商务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共8个单位先后参与试点。
2003年10月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十六大报告关于“反对和防止腐败”的要求进一步具体化。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4年4月7日,在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工作会上,吴官正宣布,中央纪委监察部今年要全面实行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五
治结石病——大石化小,小石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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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六
广告语,又称广告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告,顾名思义就是广而告之。广义的广告语指通过各种传播媒体和招贴形式向公众介绍商品、文化、娱乐等服务内容的一种宣传用语,包括广告的标题和广告的正文两部分。狭义的广告语指通过宣传的方式来增大企业的知名度,广告语也是市场营销里必不可少使商家获得利润的手段及其方式。
治结石病――大石化小,小石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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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七
《盐业体制改革方案》将于2019年1月1日实施。下面小编为大家搜集了关于盐业体制的改革方案,欢迎大家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12月13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指出,截至12月6日,31个省(区、市)盐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已全部上报,第一批13个省(区、市)盐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正在会签工信部,预计12月20日前批复工作将全部完成。《盐业体制改革方案》今年5月5日发布,明确从2019年1月1日起,放开所有盐产品价格;提出完善食盐专业化监管体制,多措并举确保食盐安全。业内人士表示,拥有生产和批发资质的盐业企业将率先受益。
赵辰昕指出,允许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进入流通和销售领域,市场供应主体增加。以自主品牌开展经营,企业将有更大动力填补市场空白。食盐品种将更加丰富,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中国食盐生产能力充足,价格总体将保持基本稳定,部分地区或有下降。改革食盐生产批发区域限制和政府定价机制所产生的红利,将有效激励企业通过提高产能、加强质管、创新品种等措施来稳定价格、提高质量和占领市场。部分地区由于市场竞争激烈,食盐价格还可能出现下降。
《方案》提出,建立全社会食盐储备体系,完善由政府储备和企业社会责任储备组成的全社会食盐储备体系。
在食盐安全监管体系方面,赵辰昕介绍,各省(区、市)正在按照《方案》要求,完善食盐专业化监管体制,探索推进食盐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创造条件将食盐质量安全与监督职能移交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或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各省(区、市)盐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对严格食盐企业规范条件、建立食盐可追溯系统、强化专业化食盐安全监管、建立打击制贩假盐长效机制等都做了明确规定。
赵辰昕表示,食盐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正在全面加强。引入第三方征信机构参与盐行业信用建设,构建以信用体系建设为核心的新型监管体制。《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食盐批发企业信用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对盐行业生产经营严重失信者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将加快出台。
《方案》的实施,将带来价格放开,由市场定价。食盐流通渠道也有所放开,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全国食盐市场将打通。
河南省盐业人士表示,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省级食盐批发企业将获得较高的自由度。《方案》明确规定,以现有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食盐批发企业为基数,不再核准新增食盐批发企业,其他各类商品流通企业不得从事食盐批发。跨省经营的主体也有严格限制,只有具备食盐批发资质的省级盐业企业才能跨省经营。外省有资质的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必须通过当地具有资质的食盐批发企业才能开展跨区业务。此外,盐业部门仍是盐业市场主要监管者。
太平洋证券认为,未来食盐行业只允许获得食盐生产或批发牌照的企业来参与。对于已经取得牌照的企业,在食盐行业内的自主权将提高,包括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可以申请批发许可等。
“有销无产”的省份则启动了产销合一的重组。今年11月,中国盐业总公司与河南省盐业公司签署战略重组协议,双方将组建净资产超过5亿元、总资产达20亿元的“巨无霸”中盐中部盐业股份有限公司。一直以来,河南省、市、县三级盐业部门,旗下只有批发企业,没有生产企业。此次中盐公司拿出参与重组的5家企业中,4家为大型食盐生产企业,能够解决河南盐业“有销无产”的局面。中盐中部公司将形成以河南为中心、以中原经济区为基础范围、辐射全国的产销一体化区域性龙头企业。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八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推进我市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创建全省创新社会管理引领区、争当全省社会建设排头兵目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综合改革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改革目标
着力构筑社会环境城乡同治、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公共服务政社联治、矛盾冲突依法综治的基层善治格局。
力争到2017年底,基本完成本方案提出的各项改革任务,充分展示“六个一”(城乡治理一张网、运转协调一核心、综合服务一站式、社区事务一同干、集体经济一盘棋、维权维稳一体化)的莞版改革特色,基层治理水平显著提升、经济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切实形成城乡居民安居乐业、基层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
二、工作原则
(一)坚持以人为本。
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参与不参与”作为衡量改革成败的重要标准,推动基层治理向覆盖全部人口及各类组织转变,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确保群众在改革中真正得到实惠。
加强基层治理民主化建设,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机制,促进群众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二)坚持问题导向。
新居民总体文化素质偏低,新居民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全面融入进程滞后等突出问题,深入分析问题根源,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提出的各项要求,有针对性地推进改革工作。
(三)坚持系统推进。
引导变量中统筹改革所涉及的各类组织、各种资源、各方力量,确保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各项改革协同推进并取得实效。
(四)坚持依法治理。
坚持把法治理念贯穿于改革全过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
深入推进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文化建设,引导基层干部依法管理基层事务,引导居民群众依法反映诉求、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遵循“先规划后改革、先探索后实施、先试点后推广”步骤,建立健全重大改革事项请示报告、沟通反馈制度,不断完善改革风险评估和动态纠错机制,确保在法治轨道上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
三、重点任务
紧扣我市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综合改革的行动目标和工作原则,认真抓好六个方面重点改革任务的落实。
(一)创新和完善基层党建体制机制
根据“区域化党建、组团式服务”要求,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同步部署并实施,总结推广村(社区)党工委设置模式,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巩固村(社区)党工委的领导核心地位。
充分发挥村(社区)党工委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团结领导各类基层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协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综合改革。
完善村(社区)党工委对村(居)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公共服务组织班子成员以及“两新”组织中党组织负责人的推荐提名制度,探索村(社区)党工委班子成员与其它基层组织负责人交叉任职的适当比例。
优化以村(社区)党工委为核心的基层重大事项协调运转机制,将党工委决策组织权和党员干部监督权与村民(股东)大会或村民(股东)代表大会决策表决权、村(居)委会决策实施权、村(居)务监督委员会决策监督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村(社区)党工委在重大事务协调运转中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责任部门:市委组织部、市民政局)
2.全面实行镇街领导干部驻点普遍联系群众机制。
以镇街领导组团下基层为重点,健全“面对面、全覆盖、常态化、制度化”的直接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分类完善群众工作预案。
镇街领导每周二或每周五率领相对固定团队,采取定点接待、上门走访、重点约谈、座谈听证等各种方式,宣传政策法规,掌握社情民意,听取群众意见,解决实际问题。
(责任部门:市委组织部)
3.构建共驻共建区域化党建新格局。
创新党员管理工作,在基层党员特别是“两新”组织党员中深入开展“三融入”(融入组织、融入群众、融入社区)主题实践活动,严格党员组织生活、思想汇报、联系服务群众等制度。
有效整合驻地单位等党建资源和社会力量,推动镇(街道)党委、村(社区)党工委、基层支部深化“三级联创”活动,加快推进本地村(社区)党组织与“两新”党组织、本地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的融合发展。
(责任部门:市委组织部)
4.完善基层党建带群建机制。
探索建立政府委托工青妇组织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按照规范化程序将更多直接联系服务群众项目交由具备条件、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承担,推动各级工青妇组织更好发挥人民团体桥梁和纽带作用。
村(社区)党工委通过联席会议、项目交办、听取汇报等方式,统筹工青妇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责任部门:市委组织部、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
5.实施社会治理人才万人计划。
研究提出基层社会治理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规划,明确人才梯次培养目标和认定标准。
健全在职培训、薪酬福利、绩效考核、有序流动等制度机制,以村(社区)“五强”书记、“两委”班子成员及其后备队伍建设为重点,分类培养入党积极分子、集体经济管理人员、群团组织骨干、志愿者、社工人才、基层文化人才等,切实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责任部门: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社工委、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局)
(二)创新和完善基层集体经济和农业产业发展体制机制
以保障农民合法财产权益和实现农民持续增收为目标,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统筹开发和利益平衡机制,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强化集体资产监管,加快农村集体经济转型升级。
6. 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以二轮延包、农村股份制改革和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为依托,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适合我市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路径和方法,进一步明晰集体经济组织股权与农村土地承包权、经营权的关系,建立土地承包权、经营权与股权信息联动机制,切实保护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
(责任部门:市农业局)
7.优化集体土地统筹开发与利益平衡机制。
坚持依法依规、自愿有偿的原则,引导村(社区)跨区域配置资源,在镇域、市域范围内参与土地和项目统筹开发。
在集体土地征转过程中,兼顾处理好农民利益的近期增值和长远保障的关系,促进土地“连片改造、连片发展”,着力提高土地资源产出效益,保持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结合土地统筹开发和“三旧”改造,推进农民住房管理制度改革,根据实际,采取建设拆迁安置房、农民公寓、农民安居房等不同模式和途径,促进农民分类实现住房需求。
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明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的范围、方式、主体和条件,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依法、自愿、有偿、有序流转,实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责任部门:市国土资源局、市城乡规划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农业局、市房管局)
8.积极推进集体经济股权制度改革。
在巩固农村股份制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进一步规范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的继承、转让、赠与等流转原则和程序,积极探索有偿购股、项目入股等有序流转方式,拓宽入股渠道,因地制宜化解疏导新增人员集体股权诉求。
(责任部门:市农业局)
9.深化集体经济管理制度改革。
稳步推进集体经济统筹管理改革,灵活采取直接合并、设置分社、组财村管三种方式,推动集体经济从两级管理向一级管理过渡、从分散发展向统筹发展转变,理顺规范后续管理。
以保护群众长远利益为前提推进经联社改革,明晰股民权利,规范分红机制。
完善经联社属下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治理结构,鼓励有条件的村组探索聘请职业经理人、专业运营团队负责集体资产经营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改造,积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完善农村集体资产交易平台和“三资”监管平台建设与运作,强化两个平台的监督职能,深入推进增资减债,切实提高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水平。
(责任部门:市农业局)
10.创新完善农业产业体制。
落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围绕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培育一批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加快发展各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扶持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强与农户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利益联结关系。
坚持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运行市场化方向,加强农业公益性服务机构建设,扶持发展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升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支持金融机构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业务,多渠道满足“三农”金融需求,破解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问题。
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不断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
探索涉农贷款抵质抵押方式,鼓励在确权登记颁证基础上,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林权、农民住房财产权等纳入抵押品登记范围。
(责任部门:市农业局、市国土资源局、市金融工作局)
(三)创新和完善基层民主治理体制机制
夯实基层基础,创新村(社区)自治的组织体系、行动载体和保障机制,在法治化框架下将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民主的作用,落实好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一系列制度,推动基层群众依法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11.推进村(居)委会规范化建设。
规范职能任务,认真落实村(居)民组织法赋予的依法协助政府工作、依法组织村(居)民自治、依法组织监督活动等基本职责和相应任务,扎实推进政社互动工作。
完善规章制度,做到基本制度健全、程序流程清晰、公开形式多样。
规范队伍建设,做到村(居)委会依法产生、群众服务岗位科学设置、办公场所符合标准。
明确经费保障,在完善市级“三统筹”的同时,建立村级公共开支年度预算制度,对村级公共开支和集体经济的收支情况实行分账核算。
(责任部门: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农业局)
12.健全村(社区)民主协商机制。
发挥村(社区)党工委的统筹协调和村(居)委会在居民自治中的主导作用,紧扣涉及居民利益和意愿的重大事项,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驻区单位、“两代表一委员”等各方力量,通过民情恳谈、听证、论坛、评议、巡视等方式,健全村(居)重大事项提事、议事、定事、做事、督事、评事机制,推进社区民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责任部门:市委组织部、市民政局)
13.创新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机制。
结合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推动协同共治向生活小区、街巷、楼宇延伸。
加强楼盘小区、农村院落、工厂宿舍区等生活区的自我整治、自我管理工作。
进驻村(社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协助村(社区)组织居民开展社区服务活动。
条件具备的物业管理型居住小区均要依法成立业主委员会,条件不具备的要着重发挥好村(居)民小组的自治作用。
理顺基层党组织、村(居)委会(小组)、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以及各种志愿、互助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协同善治中实现“党建有力、民主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治安良好、文明祥和”目标。
充分利用村(居)民小组长贴近群众、了解群众的特点和优势,充分发挥其在政策宣传、纠纷调解、经营致富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合理划分街巷、楼栋,分别设立巷长、楼长、中心户长并充分发挥其在收集群众意见、排查出租屋隐患、采集流动人口信息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街巷、楼栋、单元居民之间的沟通交流和邻里互助,推动解决居民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责任部门: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市民政局、市房管局)
鼓励有条件的村(社区)成立公益事业基金,采取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其在扶危济困、互帮互助、奖学育贤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责任部门:市金融工作局、市民政局、市农业局)
扩大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规模,围绕村(居)民需求最迫切、反映最强烈的村(社区)公益事业建设项目,通过“民办公助”方式给予奖补,引导和鼓励村(居)民通过议事方式有序表达诉求,共商社区民生项目。
(责任部门:市财政局、市农业局、市民政局)
14.探索“四社”协同发展机制。
探索“四社”(即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社会力量)联动新模式,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和其它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完善社会组织综合管理体制,加快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管好用活社会组织发展扶持专项资金,重点培育一批纠纷调解类、文体活动类、居民互助类社区社会组织,加大社区社会组织登记备案力度。
吸纳引进一批专业社工和服务能力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鼓励支持企业、机构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服务。
引导各类社会组织以村(社区)综合服务管理中心为依托,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反映基层群众的意见和愿望,参与社区民主管理,大力开展特色化服务活动,满足不同类型居民的现实需求。
(责任部门:市民政局)
15.构建以村(居)务监督委员会为枢纽的监督评价机制。
通过事先把关、事中审查、事后问责等监督程序,保障基层群众对基层管理服务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成立后,原村(居)务公开监督小组、村(居)民民主理财小组自动撤销,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监事会依法依章运作,人员可与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交叉任职。
(责任部门:市民政局、市纪委、市农业局)
16.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
完善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公共服务设施和项目由城市社区向农村社区、“村改居”社区覆盖。
依法保障农民各项合法权益,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推动农民带着权益进城。
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乡规民约,探索文明行为积分制的激励约束机制,使积分与入党考察、干部培养、文明户评选、乡贤推举等挂钩,强化村(居)民自我约束意识。
鼓励村(社区)建立村史记录和公布机制,定期评选、记录和公布本村(社区)的好人好事,以成立村(居)民理事会等方式来充分发挥杰出乡贤、退休干部、草根人才、公益骨干等村(社区)精英在居民自治中的积极作用。
发挥家庭在居民自治中的基础性作用,利用家庭服务中心、妇女之家等工作平台,创新开展宣传教育和帮扶工作,引领和服务家庭成员,以家庭文明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着力通过改革让农民享有更高生活水平、更有保障的社会福利和更加文明的生活风尚,加速推动传统农村、“村改居”社区、“城中村”居民生产形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意识的市民化。
(责任部门:市委宣传部、市民政局、市妇联、市司法局、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局)
(四)创新和完善基层依法治理体制机制
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坚持依法行政,推进公正司法,防止政府部门和基层干部不作为、乱作为,引导基层干部依法管理基层事务。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观念,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引导群众依法反映诉求、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17.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全面落实“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提升公共法律服务能力,满足基层群众基本公共法律服务需求。
健全巡回审判工作机制,完善“社区法官工作室”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开展模拟法庭、道德法庭、以身说法等宣传引导活动。
(责任部门:市司法局、市中级人民法院)。
18.构建大调解联动格局。
根据“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的目标要求,落实“日排查、周研判、月分析”制度,发挥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医疗争议专业调解委员会、交通事故调解中心等的积极作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配合的联调联动机制,积极利用包括“阳光调解”在内的多种手段化解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实现减纷息诉。
(责任部门:市委政法委、市司法局、市信访局、市人力资源局、市卫生计生局、市公安局)
19.健全重大社会矛盾预防处置机制。
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改革方案、建设规划、重大项目、大型活动等,完善民意调查、社会公示、公众听证、专家论证、协商谈判、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制度,充分听取民意,广泛吸收民智,切实保障群众的切身利益。
依托“平安建设促进会”,调动群众广泛参与平安社区创建活动。
切实抓好基层信访积案化解,有效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历史遗留问题。
(责任部门:市委政法委、市信访局)
推广劳资关系风险预警系统建设经验,在其它社会矛盾多发领域尽快搭建预警平台,对农村农业、劳动社保、涉法涉诉、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领域的重大隐患做到早发现、快应对。
(责任部门:市委政法委、市人力资源局、市农业局、市社保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信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环保局)
健全群体性冲突处置机制,围绕决策指挥、现场稳控、应急保障等环节,完善各类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的应急处置预案,协调做好法制宣传教育、群众情绪疏导、矛盾纠纷化解、善后问题处理等工作。
(责任部门:市委政法委、市应急办、市司法局)
20.加快推进社会融合。
完善入户政策,公布“同城共享”批次清单,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健全创业就业服务机制。
以异地务工人员聚集地为重点开展社会融合示范区建设,通过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和全方位宣传引导,大力强化东莞公民意识,不断增强新居民对东莞的认同感和所在社区的归属感,有效促进全社会和睦相处、和谐共进。
整合政府部门、人民团体、社会组织资源,优化提升异地务工人员服务组织。
加快推进工友自助互助组织、爱心互助协会、青年联谊组织等异地务工人员自治组织建设,将更多的异地务工人员吸纳到相应的'组织之中。
加大选拔优秀异地务工人员进入村(社区)“两委”班子力度,适当增加异地务工人员中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名额。
创新出租屋信息采集机制,推行“部门联合、业务联勤、执法联动”管理模式,加强房屋租赁行业协会类社会组织建设,对不同类别的出租屋实施差别化管理服务措施。
(责任部门:市人力资源局、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公安局、市社工委)
(五)创新和完善基层综合服务管理体制机制
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禁止皆可为”的法治政府建设要求,明晰市镇两级政府管理服务职责,深化服务供给方式改革,完善基层阵地体系,努力为基层群众提供更为公平、优质、高效的服务。
21.优化两级政府权责体系。
进一步明晰市镇两级政府治理权责,完善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服务支出分担机制。
推动各镇街有效承接市下放事权,积极主动履行好管理服务职责。
(责任部门:市编办、市法制局、市财政局、市社工委)
22.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以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为目标,以提高群众满意度为核心,以增加总量、优化布局、改善结构为重点,加快完善政府主导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村(居)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企业协同参与,居民通过互助服务、志愿服务等发挥主体作用的多元供给模式。
规范集体经济组织承担公共服务支出的方式,降低社会力量进入基层社会事业和治理领域的准入门槛,探索通过设施特许经营、委托经营和民办公助等模式,扩大社会组织和企业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内容,在宽进严管中稳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更好地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
(责任部门:市财政局、市农业局、市民政局、市社工委)
23.实施村(社区)协助政府工作清单制。
进一步理清政府管理与村(居)民自治、政府服务与村(居)民自我服务的关系,合理划定边界,制定村(居)委会依法履职和依法协助基层党委政府开展工作的两份清单。
对依法协助的事项,通过“整体打包、全面购买、量力而为、逐步到位”的方式委托村(居)委会承担。
对两份清单以外职能部门要求承接或协助的工作,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执行。
(责任部门: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社工委)
24.组建村(社区)综合服务管理中心。
围绕“党政工作有效落地、群众诉求统一受理、服务管理统筹推进”目标,遵循“一门对外、方便群众,后台整合、集约资源”原则,对村(社区)现有党务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服务中心、综治信访维稳工作站、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服务站、劳动管理服务站、人力资源服务站等平台载体进行优化整合,打造统一的村(社区)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村(社区)综合服务管理中心不是镇(街道)党委政府的派出机构,而是村(社区)“两委”联系服务群众的主平台和协助党委政府开展综合服务管理的基础平台。
对综合服务管理中心所承担的职责任务进行梳理分类,不以部门设岗,将部门工作全面分解到若干综合岗位上,实行一人多能、一岗多责、ab角配合的工作制度。
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建立接受办事咨询、登记办事事项、指导填报材料、实施当场办理、辅导网上办理、分送其它岗位、反馈办事结果的流程管理体系。
有条件的村(社区),创新推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与社会、市场服务机构和服务设施的整合,为居民提供一揽子的服务。
(责任部门:市民政局、市委组织部、市委政法委、市人力资源局、市农业局、市社工委)
25.推进网上办事大厅向基层延伸。
依托村(社区)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建设服务点,为群众提供个人申报申办事项的网上办理、网上查询和网上咨询服务,实现全市所有村(社区)网上办事大厅全覆盖。
大力开发推广手机app等自助服务终端,为群众提供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全方位、多内容的政务、社务和商务服务。
网上办事项目成熟一项,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提供的服务就相应减少一项。
(责任部门:市网建办)
(六)创新和完善基层统筹治理体制机制
根据“规划发展一盘棋、管理服务一张网、社会协同一体化”理念,优化顶层设计,加强规划整合、政策整合、平台整合、力量整合。
26.健全规划引领机制。
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土地利用规划的中期评估,围绕基层设施提升、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产业转型升级、不同类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文明新风培育等重点内容,突出基本单元开发与功能区建设相结合,编制并落实好《东莞市美丽幸福村居建设专项规划》。
(责任部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农业局、市城乡规划局、市国土资源局、市发展和改革局、市社工委)
27.实行基层社会治理“一张网”机制。
在梳理公共安全、城市管理、市场和社会组织管理、信访综治维稳、自治管理服务等现有职能部门基层网络与资源配置方式的基础上,遵循管理服务精细化、整体效能最大化的原则,规范基层治理基本单元,科学划分村(社区)网格,加大线上线下衔接、条块融合力度,尽快形成全覆盖、无缝隙、规范统一的基层治理网。
明确各职能部门进网的具体要求,加大职能任务、资源力量整合力度,在“一张网”中努力实现治理任务分工协作、工作力量有效下沉。
在政府主导下,有效整合基层自治力量,明确网格管理员的工作职责、人员配备和财政核拨标准,健全网格管理制度,有效落实基础设施、城市管理、环境保护、社会治安、消防安全、矛盾纠纷调处、特殊人群管理、群众自助互助服务、计生服务、重点保障对象服务等基础事项。
(责任部门:市公安局、市社工委)
28.完善基层治理信息共享机制。
按照纵向贯通、横向集成、共建共享、安全高效的要求,规范技术标准,完善数据端口、梳理数据通道、明确数据推送,与现有相关信息系统兼容互通,整合形成统一的基层信息管理工作平台。
推动相关职能部门、村(社区)和网格管理员利用一个系统、一组数据库,进行数据动态交换和集成分析,提高基层管理效能和服务水平。
(责任部门:市电子政务办、市网建办、市公安局、市公安消防局、市安监局、市工商局、市人力资源局、市民政局、市卫生计生局、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29.健全分级分类指导机制。
分类确定一批社会治理市级模范村(社区),继续在整顿问题突出的村(社区)党组织中确定一批市领导联系点。
建立基层社会治理重要指标月报表制度,健全完善分类处理、分级预警、挂牌督办、定期通报、结案销号等制度,有效指导督导基层治理事务。
(责任部门:市委政法委、市社工委、市委组织部)
30.创新绩效评价机制。
逐步健全基层治理绩效综合评价体系,将村(社区)治理水平纳入镇(街道)领导班子落实科学发展观年度工作考评范围。
建立基层党员群众年度民主评议镇(街道)、村(社区)“两委”领导班子的制度。
完善公共服务政策、项目第三方评价机制,针对社会力量承接公共服务项目的履约情况,强化检查监督。
(责任部门:市委组织部、市社工委、市考评办、市民政局)
四、保障措施
(一)工作组织。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综合改革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工作任务,各职能部门要在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统领下,编制实施改革的年度计划和专项计划,明确任务分工、工作要求,强化督查考评,建立部门和镇街工作协调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各镇街要结合自身实际,加强统筹协调,细化工作举措,确保改革顺利开展。
(二)政策保障。
各职能部门要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对涉及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综合改革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论证,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和操作办法,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方案,提供清晰、明确的政策指引,科学测算、多方筹集与合理安排所需资金,确保改革取得实效。
(三)典型示范。
积极开展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分类型、分区域选择若干镇街和村(居)开展试点,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努力为全省、全国基层治理改革作出典型示范。
(四)强化宣传。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加强宣传,做好改革政策措施的宣传解读,积极宣传报道改革的典型经验和进展成效,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切实争取广大群众支持、参与和配合,营造共同推进改革的良好氛围。
实施社会治理体制综合改革
鼓楼区委政法委、鼓楼区委社建工委
主要创新点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实施综合改革工程的总体部署,鼓楼区确定为全市首批社会治理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区,按照市里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出台《中共鼓楼区委 鼓楼区人民政府关于社会治理体制综合改革的实施方案》(鼓委发〔2014〕150号),有序推进我区试点工作。
我区社会治理体制综合改革创新工作,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推进:一是注重系统治理,对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社区民主自治、社会治安防控、矛盾纠纷化解、法治社会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突出加大社会组织培育和购买服务力度,推动社会管理从政府单向管理向政府主导、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转变。
二是注重依法治理,推进司法公开、完善基层司法体制,推动治理方式从管控规制向法治保障转变。
三是注重综合治理,治理手段从行政手段为主的单一手段运用过多,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
多种手段包括道德教育的手段、行为规范自律的手段、社会矛盾调节的手段等多种手段综合利用转变。
四是注重源头治理,把治理关口从事后处置向事前和事中延伸来转变,政府在各项决策前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经过充分论证和必要听证,保证决策符合客观实际,符合群众要求,符合区情、区力,将各种利益诉求的解决、利益矛盾的消减,力争在群众自治范畴和基层工作范围得以解决,增强社会和谐,激发社会的活力。
项目概要
根据宁委发〔2014〕3号《关于实施综合改革工程第二阶段重点任务的意见》和宁综改办〔2014〕1 号《关于印发16项重点改革任务工作计划的通知》要求,我区制定并实施了《鼓楼区社会治理体制综合改革方案》,项目概要如下:
明确改革目标:推进重心下移、资源整合,形成便民利民、集约高效的政务服务机制。
强化社区自治功能,形成政社互动、多元参与的社区治理格局。
完善社会治安大巡防体系,提升大防控水平。
完善行政复议和司法监督制约机制,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完善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和应急处置综合机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更加安定和谐有序。
明确基本原则:坚持统筹谋划、整体推进;坚持问题导向、务实创新;坚持试点先行、分步实施。
明确改革任务:1、创新社区行政事务受理机制。
出台《鼓楼区社区治理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在街道成立便民服务中心,提供与民生相关的行政事务受理服务。
优化社区公共服务站功能,整合条口网络服务平台,方便群众办事。
2、完善社区自治功能和体系建设。
出台《建立完善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实施方案》、《关于深化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的实施意见》,推进“政社互动” ,完善基层矛盾、问题及时发现、报告和解决机制。
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意见》,改革登记管理制度,加大培育和扶持力度,深化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三社联动”。
3、创新社会治安大巡防体系。
出台《关于社会治安大巡防机制改革的实施办法》,成立区社会治安大巡防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区、街“两级社会治理巡防指挥中心”,组织社会面治安巡防、应急处突和社会管理。
整合扩充区、街、社区“三级专职巡防队伍”,形成高危区域巡防叠加、重点区域巡防常守、一般区域巡防可见的联合巡防格局。
构建巡防管控、卡点堵控、视频监控、区域协作“四张网络”,设定三个响应层级,建立健全指挥调度、巡防联动、应急处置、情况报告、规范运行“五项机制”,形成信息互通、巡防互补、有效联动、及时处置的大巡防体系,提升社会治安防控能力。
4、改革基层司法体制。
出台《关于基层司法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等系列改革文件,在区法院深化“审判公开”、人民陪审员制度,探索建立主审法官、法官助理审判运行机制。
在区检察院深化“检务公开”、探索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开展主任检察官制度试点。
推进法律援助全覆盖,在区司法局增设人民调解科,为全区13个街道配备专职调解员、社区矫正警察,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执行的强制力。
5、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
出台《关于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改革的实施办法》,规范行政复议程序,灵活运用书面审查、实地调查、公开听证等方式审查行政复议案件,邀请专家、律师参与案件审理,建立复议结果反馈和落实机制,搭建行政执法、行政复议与行政审判互动平台,提高复议案件审理质量。
出台《行政复议受理点进驻区行政服务中心实施方案》,在区行政服务中心居民大厅设立行政复议受理点,依托13个街道司法所设立行政复议基层联系点,拓宽行政复议申请渠道。
6、完善矛盾调处和应急处置机制。
成立区突出信访问题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两个“矛盾调处工作室”,负责接待、调解、处置各种新、老突出信访问题。
成立区涉法涉诉联合接访中心,负责化解涉法涉诉案件。
构建区、街、社区三级信访维稳工作网络体系,有效推动信访突出问题化解稳控工作取得实效。
完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建立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处置机制。
健全完善由司法行政机关、社会各方(如行业组织、社区组织、基层支部组织、仲裁机构、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广泛参与的大调解工作机制。
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从源头上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
改革初步成效:1、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新突破。
一是以政社互动为突破口,推进民间组织民间化,有序推进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二是研究制定政策文件,建立社会组织规范发展长效机制。
2、社会治安大巡防体系建设取得新成效。
自去年7月区社会治安大巡防体系建立以来,我区公众安全感、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2014年度,我区公众安全感、群众满意度达到94%,位列全市排名第三。
3、基层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成果。
区法院积极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在人民陪审员选任方式、选任条件、名额配比、结构层次、错时参审及参审“1+n”模式等诸多方面,积极落实和拓展全国人大《决定》,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最高法院和多家省内外法院、台湾东吴大学学者等到院进行现场调研和参观访问,工作得到全国人大法工委和上级法院肯定,先后在全国法院人民陪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和全国人大法工委调研会上作经验发言。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九
因此,需要加快推动财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此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建立一套完善的现代财税体制。
文中分析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原因,并进一步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路径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1.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不公。
一直以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关于事权都有明确的划分,在分税制实施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事权划分格局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随着中央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台,地方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支出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也得到较大的提高,这导致地方财政收支矛盾越来越突出。
特别是民生项目及对口援建等相关支出还呈现出逐年增加的态势,这给地方财政带来了严竣的挑战。
2.收入划分失衡。
现行的税制度将税种划分为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及地方税三种,但在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收入所占比例较大,而且呈现还处于日益增加的态势,这也导致地方收入占比较低,从而催生了土地财政。
目前随着“营改增”的实施,作为地方唯一主体税种的营业税又全部转为增值税,这更加重了地方财政的压力。
3.转移支付不合理。
针对于地方财力无法承担较重支出的情况,自分税制改革后,转移支付制度开始被引入,主要以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为主,这是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重要手段,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较小,同时专项转移支付存在多而杂的问题,部分地区中央多以专项转移支付为主,并对用途和使用单位进行了明确,这就导致地方财政无法对其进行统筹安排,使财政资金配置处于较低水平。
1.完善预算管理制度。
一直以来,我国遵循的都是年度收支平衡,预算审核也此作为重点,从而导致许多经济乱象发生,也无法充分的发挥财税体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因此,需要我们对于年度收支不平衡现象在客观看待,在年度预算审核时需要将重点放在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上,进一步加强预算支出规模控制,采用中长期财政规划管理,有效的提高预算的前瞻性和可持续性,对地方债规模进行绝配中,规范地方债审批制度,使财税体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更好的发挥出来。
我国一直存在着预算碎片化和财务分散等问题,财政资金配置低效,这就要强化预算统筹能力,加强对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加大对社会保障预算和公共财政预算的统筹力度,进一步取肖专项专用规定,对预算执行中一些新增支出严格控制,增强预算的透明度,对监督和引导机制进行完善,以此来提高绩效预算水平。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过快,这不仅关系到财政的可持续性,而且与社会、经济发展及国家长治久安都具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在完善政府性债务管理体系,强化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对地方债举债权限和用途进行明确,建立健全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控制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从而有效的提高对财务风险的抵御能力。
2.健全税收制度。
一是全面推行营改增。
营改增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有效的避免了重复征税的问题,减轻了税负,这不仅有利于加快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而且对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目前多个行业已经纳入到营改增抵扣范围,有效的简化了税率。
而且营改增的实施直接关系到地方主体税种的培育和地方税体系的重构,在当前全面推行营改增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但随着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完善,这些问题也会得到很好的解决,营改增实施的目的也能够更好的体现出来。
二是完善消费税制度。
当前我国消弱税在征收范围及征收环节等方面都存在不合理的地方,直接影响了调控能力,无法发挥出引导消费的重要作用。
因此要合理确定消费税征收范围,进一步对税率结构进行调节,做好征收环节中的各项工作。
三是实施房产税改革。
当前“土地财政”现象越演越烈,这与地方主体税种缺乏具有直接的关系,人地方财务不足情况下必然会产生“土地财政”。
因此要加快推进房产税改革,使其成为地方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以此来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同时还能够更好的抑制房地产泡沫,实现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四是促进个人所得税改革。
目前我国采用分类征收的`方式来征收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的调节作用无法体现出来。
针对于个人所得税制度,在具体改革过程中要充分的借鉴先进的经验,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个人财产登记制度,以此来建立起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3.调节事权与支出责任制度。
我国要尽快出台《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明确中央和地方事权,确定责任主体,进而有效推进“问责制”,保障中央与地方的收入源,抑制“土地财政”。
同时还要尽快建立一整套的转移支付设立、使用、管理、监督检查、绩效考核和后评估机制,科学确定一般性转移支付分配的挂钩因素、原则和依据,同时不断优化结构,逐步提高一般转移性支付占比,推动转移支付结构的动态优化和调整。
三、结束语。
当前,我国社会和经济都处于关键的转型期,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能够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充分的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在改革过程中不仅能够有效的完善财税体制,而且还能够建立起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为我国全面构建小康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摘要: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我国的税制改革面临着进一步的深化,特别是在及政府提出了加快改革财税体制的多项要求的当下,进一步探究如何有效发挥政府财政职能,以不断深化我国财税体制的改革,更好地实现我国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安定,则成为目前我国政府较为关注的重要问题。
本文则主要从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措施入手,对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提出若干思考与建议。
众所周知,自我国进行财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及社会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近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提出与落实,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及人民对我国目前财税体制改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因此,进一步探究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现存问题及解决措施,是目前促进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深化的一项重要课题。
虽然我国目前的财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与不足,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解决。
通常而言,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中的现存不足主要包括以下几大方面: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十
我市是全省文化体制改革第一批试点地区之一,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2009年6月要基本上完成改革试点工作。为确保我市文化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取得实效,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中央、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精神,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紧紧围绕建设国际旅游岛和国际性热带滨海旅游城市目标,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努力打造“文化三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改革的总体目标。
改革的总体目标是: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创新体制机制为重点,建立起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管理体制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
(二)实行宣传业务与经营业务“两分开”,提高新闻舆论引导能力,壮大新闻事业发展实力。
(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实行公司制改造,处理好分流人员,安置好下岗人员;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壮大发展实力,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四)加大政府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三、
改革的任务和措施。
本文来自于互联网,仅供参考和阅读19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印发〈海南省支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琼府〔2007〕25号)的规定,根据《三亚市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发展总体方案》的要求,结合各文化单位的性质、职能和工作实际,采取不同的改革方式和措施,增强文化事业单位活力,提高文化企业的竞争力。通过改革,进一步繁荣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壮大文化产业。
(一)改革文化管理体制。
1、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市委宣传部负责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等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抓好宏观管理,支持政府职能部门依法行政,进一步增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地位。
2、切实转变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要转变职能,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管直属单位向管全社会转变,由以行政手段管理为主向以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管理转变,把主要精力转移到管宏观、定政策、做规划、抓监管上来,转到依法行政上来。整合相关业务机构,调整人员编制,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
3、探索改革文化事业单位投入方式和拨款制度,实行不同的经费核拨方式,逐步由拨款改为借、贷、投,由对文化事业的一般投入转变为对文化项目的投入,实现由“养人”到“养事”的转变。
(二)转换文化事业单位运行机制。
要按照“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动、改善服务”原则,进一步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含新闻媒体)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三项内部制度改革,实行全员聘用制度,建立和完善岗位目标责任制。坚持面向市场不断激发自身活力,努力形成设施完备、功能齐全、服务优良、引导有力的文化事业主体。
改革的方式和内容是:
第一、建立和完善岗位管理制度。建立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制度,明确设岗范围、职能、职责,划分各岗位工作任务,确定岗位系列和档次。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的要求,新进人员实行公开招聘。
第二、改革现行人事管理制度。实行全员聘用制度,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指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下属单位)由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实行公开选聘,中层以下干部实行竞争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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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调整人员编制,发展壮大文化事业队伍。根据工作需要,重新调整文化事业、新闻媒体单位人员编制,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第四、改革现行分配制度。建立“以岗定酬,绩酬挂钩,按岗取酬”的分配机制,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性。根据上级有关规定,明确岗位绩酬,突出绩效,拉开差距,实行二次分配。
第五、继续实行工资统发制度。文化事业单位(不含新闻媒体单位)在编人员的工资由单位工资报账员每个月根据单位绩效考核结果报下个月工资,仍通过财政统发至个人工资帐户。
第六、新闻媒体单位实行宣传业务和经营业务“两分开”,做大做强新闻事业,拓展搞活经营产业。在编人员的工资由财政全额拨付。逐步实施广播电视非时政类节目制播分离,广告、发行、印刷等部门从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改为经营单位,实行公司化运作,经营收入主要用于新闻媒体单位事业发展,不足部分由财政给予补贴。从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的原在编在职人员保留事业身份,退休按档案工资办理,新录用的人员按企业办理。
第七、截止2008年12月31日,文化事业单位(含新闻媒体单位)在编人员凡工作年限满30年或工作年限满20年且年龄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界定为“老人”。在规定的时间内,经本人申请,主管部门批准,市组织人事部门审核确定,可以办理提前离岗。离岗期间的工资福利等基本待遇不变,单位和个人按事业单位的办法计算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时,按事业身份办理退休手续;已办理提前离岗的人员不占单位人员编制;三亚晨报社、三亚广播电视台办理提前离岗的人员至法定退休前的工资福利和各项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均由财政统一支付,不占用单位经费。
(三)实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
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的要求,对三亚市电影公司实行转企改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下岗安置人员要给予优惠政策,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市电影公司改革的方式和内容是:
1、转企改制的界定时间为2008年12月31日(即从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单位的界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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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操作转企改制,建立新的运行机制。由市国资委牵头,市财政局、市审计局等部门依法对市电影公司的财务收入和经营情况进行全面审计,认真做好国有资产清产核资。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按照有关政策组织实施三亚市电影公司转企改制工作,重新组建“三亚市电影公司”,作为国有独资文化企业。
3、截止2008年12月31日,在职职工凡工作年限满28年或工作年限满20年且年龄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7年的,界定为“老人”,其余的界定为“新人”。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区别对待。对“老人”实行“留壳过渡、转制运行”的办法,即对“老人”在档案中保留其事业身份,退休时享受事业单位待遇;对“新人”实行竞争上岗或下岗安置。
4、拖欠在职职工的各项社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和经批准办理提前退休的“老人”距法定退休年龄前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工资以及下岗安置人员所需的资金,经市人事劳动保障局、市地方税务社会保险费征稽局等相关部门核定,从单位国有资产变现收入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解决。在市国资委设立专户管理,由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负责监管。
5、以2008年12月31日为止点,把在职职工拖欠的各项社会保险费(个人部分由个人缴纳),一次性缴纳到市地方税务社会保险费征稽局。
7、被界定为“老人”的职工,在规定时间内,经本人申请,主管部门批准,市组织人事部门审核确定后,按事业单位办理提前退休。经批准提前退休的“老人”按规定应正常晋升的薪级工资一次性晋升完毕,作为计发提前退休费的基数。按照截止办理提前退休时的工作年限计发退休金比例,计发提前退休费,由市国资委按月足额拨付。提前退休费不参加已退休人员退休费调整,但可按规定参照在职人员的办法调整标准,所增加部分按规定的退休费计发比例打折后计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按规定程序办理退休手续,并确定退休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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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转企改制前已离休的人员,原离休待遇保持不变,按国家和我省现行有关规定执行。离休人员医药保障待遇,继续执行现行办法。
10、转企改制时,“新人”在规定时间内自愿申请解除劳动关系的,由本人书面申请,任免机关批准,双方协商一致,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相关手续,按规定一次性计发经济补偿金和经济补贴;对超过规定时间申请办理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手续的职工或竞岗落岗而被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只计发经济补偿金,不再发经济补贴。
11、经济补偿金和经济补贴计算标准为:(1)经济补偿金:按解除劳动合同基准日前12个月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确定,每工作一年补偿一个月,不足一年按一年计,即月平均工资×工作年限。(2)经济补贴:经济补偿金×80%的总数。
12、转企改制前已离退休人员,转企改制后办理退休人员的党组织及人事关系,按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事劳动保障厅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进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琼办发〔2003〕17号)规定,移交当地街道社区,实行属地管理。
(四)加强文化市场和扫黄打非工作的建设与管理。
理顺文化市场管理体制,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针,深化文化市场管理的改革,逐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立体监管体系。切实抓好“扫黄打非”工作,设立“扫黄打非”工作常设机构,履行部署、指导、协调、督办的职能,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加强“三亚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建设,形成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执法体制,促进文化市场管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四、加快发展文化产业。
紧紧围绕建设国际旅游岛和国际性热带滨海旅游城市目标,坚持诚信、创新、追求卓越的发展理念,弘扬“极力争取”的城市精神,通过改革,建立健全激励竞争机制,增强文化事业和文化企业活力,培育文化市场主体,规范文化市场行为,逐步完善运行机制,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实施“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
本文来自于互联网,仅供参考和阅读发展策略,推动我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一)加大政府投入,发挥社会力量,加快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以政府为主体,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建设文化基础设施。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要根据三亚市“十一五”规划,结合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研究制定发展计划,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加大投融资力度,培育骨干文化企业,整合文化资源,重塑文化市场主体。三亚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总公司要加快运转,尽快启动落笔洞文化旅游区项目建设,整合国有文化资源,盘活国有文化资产,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明确管理职责和经营范围,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培育成为导向正确、主业突出、实力雄厚、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文化产业集团。
(三)成立文化旅游产业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成立行业协会等社会管理机构,建立文化管理社会化的有效机制,提高管理效率,扩大管理覆盖面,为文化市场提供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服务环境。
(四)设立文化产业发展引导资金,培育和壮大文化市场。市财政每年在年度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我市特色文化产业、新兴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基地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可采取贷款贴息、补助和奖励等方式予以资助。有关文化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的管理细则由市委宣传部和市财政局联合制定。
(五)积极探索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的路子。把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三下乡”等公益文化项目纳入农村文化市场发展体系,进行市场运作,发展适合当地群众文化需求的健康向上的特色文化娱乐项目。
(六)发挥基层文化站的组织指导作用,推动农村文化阵地建设。各镇党委、政府要加强对基层文化工作的领导,配备专业人员,安排专项经费,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和目标,把开展基层文化活动作为培育文化市场和发展文化产业的基础性工程来抓,加强管理,创新机制,激活经营,增强实力,推进农村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多元化”,文化队伍建设“社会化”,文化娱乐发展“市场化”和文化市场管理“制度化”,丰富活跃农村基层文化生活,切实解决农民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整体素质。
五、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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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制改革是一个涉及面广,影响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实施,党委宣传部门协调指导,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落实,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领导,统一思想,搞好协调,形成合力,确保改革与发展取得实效。
(一)调整组织机构,健全工作机制。充实“三亚市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张萍(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常务副组长:李柏青(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徐国良(市人大常委、市文旅委副主任)。
宁光荣(市委副秘书长)。
林贻秀(市政府副秘书长)。
成员:钟声(市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
刘关山(市政府研究室主任)。
王永敏(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事劳动保障局局长)。
黄淑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三亚晨报社总编)。
莫英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廖民生(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局长)。
周雄(三亚广播电视台负责人)。
潘国华(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周高明(市财政局局长)。
邓忠(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关进敏(市国资委主任)。
李洪海(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局长)。
温孝廉(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局长)。
刘洪良(市地方税务社会保险费征稽局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莫英俊同志兼任。工作人员从市宣传文化系统等单位抽调组成。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三亚晨报社、三亚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要相应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切实抓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
(二)加强政策研究,建立政策体系。要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尽快制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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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宣传力度,做好思想工作。全市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要加强改革政策宣传,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和改革单位干部职工正确认识改革的形势和任务,正确认识改革的政策措施,为保证改革任务的落实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要切实开展好思想政治工作,及时了解和掌握干部群众的思想动态,解难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要及时处理和解决好改革中出现的倾向性问题,让广大职工享受改革成果,维护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六、组织实施,确保成效。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省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今年上半年将对我市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进行检查验收,评估改革成效。各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勇于创新,扎实推进,全面完成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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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十一
摘要: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十二五’期间改革的重点。未来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财税体制改革是一个前提。所以,没有财税体制的改革,就没有中国改革的未来,也很难建设成一个公平、正义、善治的现代国家。因此,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体系,为推动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提供体制保障,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随着“十一五”规划的顺利完成,我们迎来了我们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十二五”时期,我们将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立足点,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建立并不断完善科学完整、结构优化、有机衔接、公开透明的政府预算体系,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总量、结构和管理活动;完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财产税、环境资源税及其他特定目的税相协调,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复合税制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渠道作用和调控经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财税体制改革作为“十二五”规划重点中的重点,我们更加应该予以重视和完善,所以新世纪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应着重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完善财政体制。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做好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相关工作。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改革。二是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公共财政预算,细化政府性基金预算,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继续试编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深入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研究推进政府会计改革,探索试编政府资产负债表。继续推进预算公开,进一步提高透明度。三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在一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推行增值税改革试点,相应调减营业税,从制度上逐步解决货物与劳务税收政策不统一的问题。完善消费税制度,将部分容易产生环境污染、大量消耗资源的产品以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健全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合理调整税率结构,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强化对高收入的调节。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按照“正税清费”的原则,清理政府非税收入,提高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然而在“十二五”时期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我们不但要做到以上三方面,而且还要加快改革攻坚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根据《建议》精神,结合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认真总结以往财税改革的经验。所以“十二五”时期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立足点,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我们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明确方向,服务大局。把科学发展观切实贯穿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发展,为推动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提供体制保障,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二是整体设计,协调联动。妥善处理政府与纳税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财政与金融、财政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统一规划,全面设计,综合配套,协调推进,加强各项财税改革之间以及财税改革与其他改革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改革合力。三是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既抓住机遇,突出重点,加大改革力度;又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精心谋划,远近结合,分步实施,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确保改革平稳有序进行。
而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完善财政体制。所以在合理界定事权的基础上,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健全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提高预算完整性和透明度。建立并不断完善科学完整、结构优化、有机衔接、公开透明的政府预算体系,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总量、结构和管理活动。健全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管理,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健全税收制度。完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财产税、环境资源税及其他特定目的税相协调,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复合税制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渠道作用和调控经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作用。
监管制度、技术操作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规范省以下财政收入和政府支出责任划分,将部分适合更高一级政府承担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移。强化省级政府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础建设,加快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把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满足县级基本财力保障需要,实现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为目标,在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支持力度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和完善奖补机制,力争在“十二五”前三年基本建立起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十二五”后期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我们也需要完善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制度,提高预算完整性和透明度。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健全公共财政预算,提高公共财政收入质量,增加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强化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提高基金预算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政策,扩大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范围,加快推动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规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扩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报范围。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健全预算管理制度。深化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完善支出标准体系,加强项目库建设,夯实预算编制的基础。继续规范预算编制程序,细化预算内容。建立完善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结余结转资金管理和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有机结合的制度。进一步增强地方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加强预算执行管理。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强化非税收入管理,建立规范的收入管理体系。完善各单位部门预算执行管理制度,健全预算支出责任制度,提高预算支出执行的均衡性和效率。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完整规范的预算公开机制。在完善预算编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结合修订预算法,明确预算公开的原则和主体,完善预算信息披露制度,强化预算公开责任制度,加快预算公开的法制化、规范化进程。
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对于一般地方税税种,在中央统一立法的基础上,赋予省级人民政府税目税率调整权、减免税权,并允许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实施细则或具体实施办法。
这样,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就能更好地完成“十二五”规划的任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基础,使我国在新世纪发展的道路上能走得更远更好,成为未来的世界强国。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十二
根据《中共梁平县委、梁平县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梁平委发[2003]10号)文件精神和《梁平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梁平县交通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梁平编委发[2003]63号)文件精神,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如下公路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按照梁平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梁编委发[2003]63号)《关于梁平县交通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要求,梁平县公路管理段更名为梁平县公路局,辖梁平县公路养护中心和梁平县公路维修中心。其中,梁平县公路维修中心与梁平县国营道路桥梁工程公司合署办公,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一)梁平县公路局机构编制方案。
1、机构性质。
梁平县公路局为隶属梁平县交通局管理的社会公益类事业机构,经费来源为自收自支。
2、业务范围。
(1)负责新建和改建公路的前期可行性研究,施工图设计、工程概算及公路施工的组织工作。
(2)承担县域内公路建设与管理工作,指导乡村公路的建设及养护管理。
1(3)承担公路养护及其质量检查与路况评定,公路灾害抢修与保通、公路绿化。
(4)负责公路行业统计、公路行业普查、公路数据库建设和维护。
(5)负责编制县域内公路发展规划。
(6)管理梁平县公路养护中心和梁平县公路维修中心。
(7)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3、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业务范围,内设4个科。
(1)建设养护管理科;(2)计财科;(3)安全保卫科;(4)政秘科。
4、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1)人员编制。核定人员编制10名,其中管理人员编制4名,专业技术人员编制5名,工勤人员编制1名。
(2)领导职数。设局长1名,副局长2名,科室负责人4名。
(二)梁平县公路养护中心机构编制方案。
1、机构性质。
梁平县公路养护中心为隶属梁平县公路局管理的社会公益类事业机构,经费来源为自收自支。
2、业务范围。
主要负责全县公路的日常保养和小修工程。
3、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及内设机构。
(1)人员编制。核定人员编制350名。其中管理人员。
2编制10名,专业技术人员编制30名,工勤人员编制310名。
(2)领导职数。设主任1名、副主任2名。(3)内设机构。
根据工作需要,设三个部和14个公路管理站。设养护管理部4名;计财部2名;人事安保部4名。设福禄、石河、复平、合兴、仁金、和林、云龙、荫平、七桥、回龙、明达、竹山、虎城、金柱等14个公路养护管理站。
(三)梁平县公路维修中心机构编制方案。
1、机构性质。
梁平县公路维修中心(挂梁平县国营道路桥梁工程公司牌子)为隶属梁平县公路局管理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收自支、独立核算的法人单位。
2、业务范围。
负责公路局管理的已成公路的大中修维护工程,对外承担各种其它工程。
3、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人员编制。核定管理人员编制15名,工勤人员若干名,其中,设主任1名,副主任2名。
4、内设机构。
根据工作需要,内设4个部。
(1)工程部5名;(2)设备部2名;(3)财务部2名;(4)人事安保部3名。
根据《中共梁平县委梁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梁平县事。
3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制定如下人事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管干部原则。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以实行聘用合同制为主线,以改革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为重点,理顺人事管理体制。结合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按照“脱钩、分类、放权、搞活”的原则,精简冗员、鼓动竞争,促进流动,提高素质,充分调动各类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优秀人才成长,增强事业单位活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加速高素质社会化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和管理人员队伍建设。
(二)实施的范围及对象。
公路段及原工程队在编的全民所有制(含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性质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
(三)改革用人制度。
1、推行人员聘用制度。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渝府发[2002]73号,按照“按需设岗、民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聘用、严格考核、合同管理”的原则,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通过实行人员聘用制度,实现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由行政任用关系向平等协商聘用关系转变。
4等级。建立健全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任期目标责任制,加强对任期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任用、奖惩挂钩。
3、管理人员实行职员聘任制。根据《重庆市事业单位职员管理办法》(渝人发[2000]136号),建立体现管理人员水平、能力、业绩、资历、岗位需要的职务等级序列并实行结构比例管理。
4、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根据《重庆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管理办法》(渝人发[2000]135号)的规定,专业技术职务逐步实行岗位总量控制与岗位结构比例管理,强化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管理,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分开,打破专业技术职务终身制。在聘任过程中,根据专业技术人员的任职资格、基本条件和实际工作水平,可以同职同聘,也可以高职低聘。
5、工勤人员实行工人岗位(等级)聘用合同制。按照《重庆市事业单位工人岗位(等级)聘用制管理办法》(渝人发[2000]137号)的规定,事业单位工人岗位(等级)设置实行总量控制与等级结构比例管理,根据各工种岗位职责和本人技能等级、实际能力等条件,采取竞争上岗、择优聘用,定期考核等办法,规定工勤人员的进、管、出。
6、不愿与单位签订人事聘用合同的职工,可自愿申请辞职、调离等形式,单位接申请后,按人事管理权限办理手续。
7、允许事业身份的职工向企业流动。保留事业身份,享受企业的一切待遇,具体按《梁平县公路局关于人事制度改革人员分流安置意见》办理。企业身份的职工,除竞聘公路局系统中层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外,原则上不能向事业单位流动。
(四)加强人员管理。
1、做好考核工作,按《重庆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办法》(渝人发[2000]138号)文件办理。
2、建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惩制度,规范事业单位奖励和行政处分行为。按《重庆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惩办法》(渝人发[2000]139号)文件执行。
3、认真做好解聘工作,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渝府发[2002]73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4、严格执行离退休制度。认真贯彻国务院国发[1978]104号文件和(渝人发[2000]148号,梁人发[2000]51号文件转发)有关政策规定,加强离退休人员管理,落实离退休人员政治、生活待遇,充分发挥离退休人员的作用。
(五)改革工资分配制度。
1、坚持“按劳分配、优劳优酬、绩效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积极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分配制度改革,搞活事业单位内部分配,建立重实绩、重贡献、向优秀人才和重点岗位倾斜、自主灵活的分配激励机制。
2、根据公路局属性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在坚持工资总额增长幅度低于经济效益增长幅度和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低于本单位人均效益增长幅度的前提下,确定工资分配办法。也可以实行企业管理或企业工资制度,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3、探索新的分配机制。积极开展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试点,研究探索技术、信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方法,6把职工的业绩、贡献与其经济收入挂钩。探索收入分配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的办法。
(六)妥善安置分流人员。
妥善安置分流人员,根据《中共梁平县委办公室、梁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梁平县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人员分流安置意见〉的通知》(梁委办[2003]53号)文件精神,具体办法按《梁平县公路局人事制度改革人员分流安置意见》办理。
(七)人事聘用合同签订。
原梁平县公路管理段及梁平县公路工程队职工,根据本人实际情况可申请辞职、调离,也可以向梁平县公路养护中心申请签订人事聘用合同,具体时间安排及实施按《梁平县公路局关于实行人员聘用制度的实施意见》办理。
(八)有关问题处理。
1、因病伤、工伤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2、2003年11月1日前,职工与原梁平县公路管理段和梁平县公路工程队签订的待岗、提前离岗休息、人事聘用合同、上岗合同、借用合同一律作废。以本次人事制度改革要求签订的合同为准。
二00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十三
年6月以来,铁路货运改革可分3个阶段推进,取得12个方面的突破。
1.1.1第一阶段。从2013年6月至年8月,铁路总公司提出了“简化受理、随到随办、规范收费、热情服务”的改革要求,货运组织改革取得4个方面的突破:一是改革货运受理方式,简化手续、拓宽渠道、敞开受理、随到随办。二是改革运输组织方式,取消了长期以来的计划审批等复杂手续。根据客户的运输需求,编制运输计划,及时安排装车,同时对大宗稳定的客户实行协议运输。三是清理规范货运收费,实行“一口价”,执行国家运价政策,坚持依法合规,公开透明收费。四是构建“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体系,搭建由铁路总公司、铁路局、货运中心(站段)组成的三级调度指挥网。
1.1.2第二阶段。从2014年9月至年一季度,铁路总公司以发展零散货物快运为重点,进一步深化货运改革,打出了又一轮“组合拳”。这些举措概括起来,一是“两散两新一打包”战略,所谓“两散”,是指零散货物快运和批量零散货物快运;二是客车化快运班列。“两散”的核心在3方面突破。一是价格,采用紧盯公路价格的方式,按照低于公路价格5%~10%且覆盖铁路变动成本的原则定价;二是计费方式,改变铁路传统的以整车、标重计费方式,改为按实际重量计费;三是办理方式,取消了整车的受理限制,按照货物实际重量及体积受理。所谓“两新”,是指“一口价新管内”和“一口价新直通”。所谓“一打包”,是指铁路企业作为第三方物流,通过参加生产企业物流外包项目的公开招标、邀请投标、竞争性谈判等形式,以签订合同的方式,承接企业客户部分或全部物流外包业务。
1.1.3第三阶段。从2015年4月18日铁路总公司在沈阳召开铁路现代化物流建设现场会至今。在沈阳现场会上,盛光祖总经理提出“要用三年时间,将铁路打造成现代化物流企业”,并提出“全过程、全流程、全方位、全服务”的“四全”发展战略。主要在5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打造快捷准时的个性化产品——特需班列,突破编组轴数和装车吨数限制,开通全程通途、准时送达快运列车;二是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构建了国际大通道,开通中欧班列;三是规划构建了全国性、区域性、地区性3级铁路物流基地服务网络,制定商品车、冷链等专项物流规划;四是实施“互联网+”战略,开通95306网,打造大宗物资交易市场,推动线上服务和线下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五是实施“总对总”战略合作,由铁路总公司牵头实施大客户合作方案,推进与海尔、美的、格力等家电企业合作。3年来,各铁路局在铁路总公司的领导下,积极采取相关措施,不断推进货运组织改革,加快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1.2铁路货运改革面临的新形势。
在铁路总公司不断深化货运改革的同时,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物流市场日新月异的发展,公路、海运、航空等物流企业不断调整战略,借助资本力量快速发展,铁路面临着新的形势。
1.2.1经济结构调整。一方面,随着国家淘汰落后产能以及节能减排力度持续加大,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深入推进,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受到严格控制,以煤炭、矿石为主的大宗货物市场将持续低迷;另一方面,随着制造业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和新业态正在快速成长。受内需扩大的带动,快速消费品、食品、医药、家电、电子等与居民消费相关的个小体轻、产品附加值高、批量小、时效性强的货源比重不断上升。
1.2.2其他运输方式的崛起。一是以“四通一达”为代表的快递企业通过资本运作迅速扩张,2015年快递货运量以年35.4%的增长速度突飞猛进;二是以德邦、中铁、天地华宇等为代表的零担物流企业不断通过联盟,整合社会零担物流企业,迅速抢占白货市场;三是以安得、卡行天下为代表的第四方物流业兴起,通过打造“互联网+物流”,为客户提供供应链解决方案,逐步打造“无车承运人”模式;四是中远洋、中海运合并,布局海运物流市场。社会其他车货匹配平台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围绕价值链革新和重构,降本增效,提升物流服务效率效益,实施“互联网+物流”战略,借助资本快速腾飞。
1.2.3物流地产的兴起。中国当下的现代物流设施建设速度落后于市场需求,根据戴德梁行统计数据与预测,,中国现代物流设施行业的需求/供给比为44.9%,供给缺口达到2390m2。从中国的物流地产行业份额上看,外资迄今依旧占据行业前三,其中普洛斯以超过55%的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其他外资以嘉明、盖世里、安博等物流地产行业为代表的企业也在快速布局。内资民营企业近两年有上升势头,根据戴德梁行数据,截止2015年底宇培与易商分列行业4与6位,平安和万科紧随其后也在布局物流不动产。
综上所述,铁路总公司在货运改革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利的经济形势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铁路总公司应在国家经济结构转型的历史大潮中,担当起义不容辞的责任,加快推进货运改革,应对风云变幻的市场竞争,争取3年内打造成现代化的物流企业。
通过3年的货运组织改革,各铁路局从思想认识上已基本具备现代物流理念,从传统运输业思维中逐渐走出来,现代物流概念已深入思想。随着铁路物流服务从粗放性逐步向精益化、个性化转变,当前的货运体制问题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2.1货运组织机构需进一步优化。
2013年,铁路总公司在推进货运组织改革中,围绕货运营销与行车组织的关系,将货运营销、受理、接取送达、装卸以及在两端进行物流服务的货运中心(站段)部门作为“前店”;将行车、运转业务、调度等部门作为“后厂”。按此思路全路推行两种试点模式,一种是从原站段剥离货运业务成立货运中心,与站段平级,简称方案一;另一种是在原车务站段下成立货运营销队伍,简称方案二。经过3年的探索,虽然方案一在站段单元存在结合部问题以及部分职能划分不明确,但组织结构较方案二更趋扁平化,使其逐步将精力集中于货运营销和业务管理。
方案二的组织模式虽然实现了资源的整合,有利于减少内耗,但是将物流服务全部划归运输站段进行统一管理,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弊端。一是客观造成了“前店”必须服从于“后厂”的体制结构,使物流服务失去了主动迎合市场的能力,不利于铁路运输组织由内部生产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二是传统“行车安全”思想根深蒂固,无法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经营。
2.2营运机制不适应物流市场。
随着现代物流“四全”战略的深入,从仓、储、配一体化运营,到逐步挖掘物流增值服务,提高物流效率效益,铁路既有的营运机制已经不适应现代物流市场的需要。
2.2.1财务收支机制存在问题。货运中心(站段)不是经济法和民商法意义上的承运人,而是运输服务的代理人或中介人。按照工商登记内容,货运中心的.工商执照不是法人企业营业执照,而是法人代表营业执照,按法人的分支机构对待。虽有主管部门批准和工商登记,但其不能作为承运人,并未设立运输收入专户,现行运输进款交接、保管、存银行、上缴的渠道不变。受货运中心财务收支机制制约,当前投产物流基地主要由多经企业负责运营,导致运输、仓储等物流环节分开运营,不符合现代物流一体化运营的趋势。
2.2.2合作共赢机制存在问题。随着行业价值链革新和重构,要想降增效,必须推进商业模式变革。铁路总公司在推进货运改革中,必须知退知进,与社会企业建立符合国有企业体制的共赢合作机制。当前建成投产的物流基地受机制约束,部分增值物流服务不能开展,仍以传统运输、仓储业务为主,造成高投入、低产出。
2.3当前管理机制落后于改革。
2.3.1承运管理滞后货运改革。除了承运手续有待进一步优化外,还有两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一是承运品类跟不上社会化产品变化,对一些新型的化工产品,由于一线管理人员化工知识匮乏,对规章不包含品类按危险品对待,__失去部分运输市场;二是货物运输装载加固方案固化,对一些生产大型机械的企业,运输这些特殊货物需要制定严格的装载加固方案和付出较高的加固材料费、设计费,导致运输成本加大,最终使货主放弃铁路运输。
2.3.2考核激励机制亟待优化。一是进一步优化“前店”营销考核机制以及“后厂”组织效率考核机制,提高一线人员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二是优化排空考核,通过局每天要排出大量的空车,线路、车辆被占用,造成资源浪费。
2.3.3人才选拔机制固步自封。改革的成败取决于人才,当前从铁路总公司用人到铁路局以及一线货运中心或站段用人,都无自主决策权。一是当前部门设置及编制人数不适应改革发展,各部设处室及处室编制人员数,业务部门无自主权;二是用人、选人机制亟待优化,在资本追逐人才的时代,面对激烈市场竞争,需要打破传统的考核用人机制,把真正需要的人才放到重要岗位;三是难以从体制外引进专业人才。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十四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国全面进入经济体制改革时期。30多年来,财税体制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几经变革,从放权让利到分税制,至今已初步建立起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公共财政运行规律的财税体制。
1978年至1992年,我国正处改革开放初期,财税体制立足于党和国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部署,率先改革政府间财政管理体制及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一时间,地方政府和企业得以放权让利,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分配关系被逐步理顺,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这一时期财税体制改革侧重点在于,改革政府间财政体制,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级包干,以扩大地方政府资金配置权限,充分调动地方理财积极性;改革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实行企业基金、利润流程、利改税以及各种形式的盈亏包干制度等,使企业拥有生产经营必需的自主财权;改革并完善税收制度,逐步形成以流转税及所得税为主体、其他各税配套并存的复合税收体系;改革预算管理制度及资金分配方式和管理方法,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1993年至2017年,我国新型财税体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而初步建立。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新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即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又指明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即在以分税制取代地方财政包干制的同时,依据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原则,逐步完成税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从十四大到十六大,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即改革分税制财政体制,依照财权和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将中央和地方收入明确划分,并以转移支付制度,对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予以规范和理顺;改革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使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更加顺畅;改革税收制度,建立并完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复合税制体系;在公共财政导向指导下,全面推行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制度、“收支两条线”等制度。
自2017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经十六届三中全会研究通过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被注入更多的发展活力,财税体制改革也日益深化和完善。发展至今,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推行新的举措:改革所得税收入分享制度、出口退税制度以及省级以下财政体制,逐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坚持“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税”的指导原则,从结构上调整税收制度;深化支出和预算管理制度,其包括“收支两条线”管理、国库集中支付、部门预算等内容;公共财政基本框架得以初步建立;农村税费改革全面展开,以清费正税为基础,取消农业税、特产税、牧业税等,促进农村改革和发展。
在税收制度方面,这一阶段的措施比较明显,2017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在全国实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终于得以合并,这促进了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和统一市场秩序的建立。另外,增值税转型稳步推进,从2017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推广,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并与国际惯例逐步接轨。这一阶段,国家还调整了消费税、资源税、关税以及出口退税政策,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自主创新、节能减排和新能源开发利用的政策。
二、现行财税体制的常见问题。
(一)各级政府间事权、支出责任等划分不合理。
当前,我国各级政府间事权、支出责任等划分不明确、不合理,具体体现在:各级政府间事权划分缺少必要的协商和统筹,不仅只是以上级决定为主,更显出极大的变更随意性,其稳定性不强,履行有效性则欠佳;各级政府事权划分在法律上表现得原则性过强,比如事权交叉重叠、支出责任重点不明、具体规定操作性不强等现象明显;各级政府间在公共服务具体事项划分中出现多重标准且相互交叉冲突、规范性差,比如中央对一些地方性公共物品负有提供责任,地方政府则又承担了一定的全国性公共物品提供责任;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重心设置偏低,事权配置无法适应各级政府的行政及财政能力,与国际惯例则更加不能接轨。
(二)现行税收体系不完善。
税收体系不完善、税种设置不健全,是我国现行财税体制的另一主要问题。一则税种少、税收覆盖面窄,税收收入比重低、非税收入比重大。据资料显示,我国目前税收收入、收费收入、预算外收入加起来的体制内宏观税负,仅仅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上限相当;二则现行税收结构、税收负担等均不合理,比如间接税比重过高、直接税比重过低,再如不同企业、地区、人群之间税收负担存在差异;三则现行税种设置不健全,对当前改革开放及经济发展缺乏适应能力。
(三)分税制安排不彻底。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带来了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但分税制安排仍然不甚合理,省级以下对“分税制”的执行尚不够彻底。首先,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不合理,部分中央税种和地方税种划分出现重叠,以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税种为例,其理论上归属中央或地方税,但其中部分税种又被重复划分为共享税;再者,中央和地方各级间收入划分比例不合理,并且省级以下分税制改革不彻底,导致中央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例较低,县乡财政较为困难,债务负担过重。
(四)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
转移支付制度不透明、不规范主要是指:现行转移支付项目设置多、运用不规范,对转移支付制度实际操作、与国际接轨等均产生阻碍;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过小,专项转移则规模过大,且种类设置多、使用操作不规范;目前中央补助地方财政时,“税收返还”方式仍占主导地位;现行转移支付标准的确定和分配,仍以传统“基数法”为依据,且中央补助地方时,项目上要求地方政府也需配有一定数量的财政资金。
(五)预算管理体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财税体制中预算体系、管理体制未能建立健全,即预算覆盖面小、预算体系不完整、预算管理体制不完善,预算编制方法科学性、准确性不强。现行财政预算对政府财政收支活动无法实现全部覆盖,政府预算体系及财政监管无法囊括预算外资金收支;对于社会保障预算,以及覆盖政府资本和资产经营活动的独立资本预算,财税体制预算体系并未将其单独编列;预算编制、执行等过于集中,制约机制丧失,使得财政收支信息披露不充分、预算资金分配不透明,且预算执行中对编制计划调整随意性强,财政预算规范性、严肃性受到严重弱化,且预算监督效果极差。
(一)继续完善税收制度。
在完善税收制度方面,目前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切实取消相关收费,加强对人员安置的财力保障,完善对种粮农民等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的补贴机制。推进增值税改革,及时研究解决增值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确保改革平稳实施。适当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实行从价和从量相结合的计征方式,改变部分应税品目的计税依据。完善消费税制度,将部分严重污染环境、大量消耗资源的产品纳入征收范围。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的房产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制度。研究环境税及相关税种的改革方案。
此外,对我国企业而言,所得税负担仍然偏重,税负较大,企业税负应进一步降低。此外,还可通过降低税率、简化征管手段、调整不合理税制结构、减少各种不规范非税收入等方式,减少企业所得税负。
(二)改革预算管理。
一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结构混乱是财政支出不透明、民众监督无实效的主要原因。改革现行预算体制,完成由政府主导支出型向人民通过人大决定和监督支出型的转变。从目前各级政府及其他部门运行状况看,其财税管理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政府收入未纳入预算管理体系,《预算法》形同虚设,预算执行不严,预算各个步骤均缺乏有效监督;财政预算科目不合理、程序及过程不透明、支出项目不具体。因而,应加快《预算法》修改进程,革新预算管理体系,彻底理顺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体制,实现地方政府建设借债公开化和规范化,革新清理废除收费罚款体制等。
(三)调整分税制。
在国务院审议并通过的《关于2017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中,经济体制改革涉及国有企业、财税、金融、农村、投资等多个领域。有专家认为,作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和重点,财税体制改革牵涉各方面利益,其落脚点在于改革预算制度,以及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及事权。
1994年,我国提出分税制改革,并基本构建出市场经济环境中规范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制度框架。十几年来,此框架体系积极促进了我国财税发展,但也积累了诸多问题,尤其从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分析,中央财政宽余、地方财政紧张,中央集中能力不断加强,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纵观我国复合税制中20多个税种,税种划归中央、省、市、或者县,哪些在一定时期内处理为共享税,以及地方必要的收费权、税率调整权、税种选择权等问题,都在分税制税基调整范围内。目前,财政体制扁平化改革得以推行,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体制逐步形成,即实现“一级政府,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
主要参考文献:。
[1]高培勇.从“放权让利”到“公共财政”――中国财税改革30年的历史进程.理论前沿,2017(23).
[2]高鹏.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与思考.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第28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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