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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的村庄叫高楼，全庄却没有一座高楼。没有高楼却叫高楼，我问遍庄上的老人，是美好希望，还是曾经有过高楼，现在没有了?他们含糊其辞，说是一代一代人传下来就是这个名儿，没啥原因。对我的疑问，嫌得有些不满，觉得我这样问纯属吃饱撑得。庄名的问题，一直困惑着我，至今仍萦绕心头。
老家位于淮河以北四十公里，属丘陵地区，地势高高低低，起起伏伏，贫瘠的黄泥巴地，一下雨道路就泥泞不堪，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都不咋地儿。我附近的庄子，姓李的多的庄子就叫李庄，姓尹的多的就叫尹庄，而我的庄子里姓王的多，姓张的也不少，还有姓潘、姓赵的，但我庄却不叫王庄或张庄，而是叫高楼。叫高楼却没有一座楼，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末，才有一个烧窑的暴发户，建起了一座只有两层的小楼，不算是高楼。
高楼庄不大也不小，大约有三、四户，百十号人，家家户户都靠“修地球”吃饭活命，种地便是头等大事要事。虽说土地贫瘠，但什么都可以种，小麦，水稻，大豆，高粱，芝麻，红薯，等等，都能从地里长出来，送进乡亲的肚子。冬瓜和南瓜最高产，坡地是它们最适宜生长地方，枝蔓任意延伸，体量肆意膨大，成了那个年代的主食之一。因为吃得太多，我二十多岁走出农村后，到五十岁之前，我几乎没有碰过它们，吃得太多，伤住了。
种地需要水，抢水就成了常事。每逢耕种时节，早上四五点，男人就到田里看引的水够不够，墒足不足，如果自己的水路被别家截走，便会去理论，就会引起争吵和矛盾，甚至打架，打得头破血流。还有的田间地头界定不清，经常为了争田埂地边儿的一点点土地，寸土不让，相互谩骂，大打出手。户与户之间，人与人之间，甚至家族和家族之间的矛盾，大都由此而来。庄西头有户张姓的杀猪人家，家里有六个男孩，在村里是一霸，谁惹住了他就打谁，看谁不顺眼就欺负谁，宛如一个黑恶小集团。教我数学的初中老师，当时大概是民办老师，是张屠户的本家兄弟，不知因为啥惹着了他，便指使他的几个儿子把我的老师毒打了一顿。我在现场，看几个人打一个人，打得我老师痛哭流涕，血流满面，惨不忍睹，现在想来心痛比身疼更厉害。后来，上面让我们这些学生作证，问了很多细节，但最终好像张屠户只出医疗费就了事了。
一个村庄，如同一个小社会，人情世故，亲疏远离，关系复杂，盘根错节。
因为亲眼目睹，我对张屠户一家都没有好感，觉得他们就是恶人，至今我也懒得理他们，偶尔见面，我从不搭理他家里的任何一个人。少年的记忆，深刻，清晰，无法忘记。
农活中，最重的数夏收。夏收的时候，太阳毒辣，要忍住毒晒和高温在地里割卖，一天下来，人晒得黝黑，有的甚至脱层皮，长期地弯腰，腰都直不起来，还要把麦子担到晒场，百十斤的麦挑子，要负重走好几里地，那滋味，那份劳累，没有亲历多的，永远无法真正感知和理解。我上初中，也就十二三岁，就开始挑水、挑卖捆子，肩膀开始磨破皮，疼得直哭，反复几次，就有了茧子，除了累，便不再疼了。庄上我们那一代人，高个子不多，大概与经常挑东西有关，压得不长。经常性的高负荷体力劳作，全庄几乎没有胖人，谁稍微胖一些，就被称作“福相”，有福人，如果是小孩子，就是“官相”，将来要当官的。我们那时候拼命考学，想逃离农村，主要是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邻庄有一个人为了考学，高三上了六年，加上高一高二，上了八年高中，最终还是没有考上，被人戏称为“八戒（届）”
最轻的数放牛。把牛赶上山届，任其吃草，只要不偷吃山下的庄稼，放牛的就可以呆在树荫里，太阳晒得不狠，也不用割卖挑担子。那时，家家户户都有耕牛，草都吃得很短很浅，牛不甘心老老实实地啃草，经常会飞奔到地里偷吃庄稼，吃多了，不但引来谩骂，回去后还会受到父母的责打。现在牛少了，到处是茂盛的草，每每看到这些牛最爱吃的草，我就想，如果我有头牛，该多好啊。那时的牛，都不如现在的牛吃得好。放牛最痛苦的是下雨天，道路泥泞，行走困难，又没有雨靴，有雨靴也不好走，粘土粘在鞋子上，每走一步都很费力，只好打赤脚，一走一滑，泥巴里还有树刺、石头，经常扎进脚板，割得流血，挑刺的时候，越挑刺越往里走，非常疼。
我有一个哥哥，比我瘦，父母偏他，农忙的时候让我干农活，农闲的时候让他放牛，没有农活时又让我放牛。现在想来，依然有些许委屈。
庄子的最西头，住着一位瞎老头，五保户。我和母亲给他送过饭，到他屋里去过几次，很黑，很脏，但瞎老头的精神很好，每次都笑眯眯的，说东道西，喜欢聊天。我放牛的时候，听年长的说瞎子不是一般人，会武功，还是轻功，说有一次和瞎子睡觉，半夜里看到瞎子从房梁上抽出两把宝剑，“嗖”地一下飞上了房梁，说得很玄乎，听得我支愣着耳朵，眼睛眨都不敢眨。说来也怪，瞎子死后，他的坟上光秃秃的，没有一根草。年纪大的人说，没有结婚没有后人的人死后就是这样的。还有的说，没后的人死后坟会遭雷劈，所以寸草不生。不管哪种说法，瞎子老头的坟上不长草，确实是事实。很多现象，没法解释，也解释不清。到底什么原因，也许只有大自然知道，也就是“天”是唯一掌握其秘密的人。
那时池塘很多，大都在村外，村内也有，经常是满塘水，可以洗衣、洗菜、淘米，夏天还可以洗澡。小孩子赤条条跳进塘里，嬉戏打闹，是孩子们的乐园，说是洗澡，其实是聚在一起戏水玩耍。我们好像都是无师自通，跳进塘里就会游泳，狗刨，扎猛子，憋气，没人不会的。那时的暑假，我们好像天天去池塘、水渠洗澡，都是三五成群的，但鲜闻有淹死人的，如今却是每年暑假都听说有孩子溺水身亡，让人痛心不已。
庄子的东西面有山，虽然海拔不高，但松林茂密，青草满坡，是放牛的固定场所。山下有溪水，水里有鱼有虾有螃蟹，我们经常去抓。约上几个人，拿上脸盆、铁锹，找一截水段，上下拦起来，把水舀干，叫“逮干鱼”。吃鱼，尤其是吃小鱼小虾，需要油，家里没油，做出来的鱼干巴巴的，不好吃，所以大人不太支持我们逮鱼，逮鱼成了我们孩子们的玩意之一。我本家有个侄子叫福蛋，会钓黄鳝，背着一个竹篓，拿一截常常的铁丝，头上串上蚯蚓，春秋季节整天到稻田埂、山溪钓黄鳝，一天能钓好七八斤，每斤四五块，当时猪肉每斤一块多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引起村里很多人的羡慕。很多人学他去钓黄鳝，但收获都没福蛋好。前几年，福蛋五十不到遇车祸意外身亡，庄子里有人说，黄鳝这东西是有灵气的，福蛋年轻时钓得太多了，才如此。
至于庄上的文化生活，偶尔会来几个玩杂技的，简单的魔术，我们称“绕眼花”，胸口碎大石，硬气功，顶缸什么的，然后挨家挨户收粮要报酬；冬天会来说书的，说《三国演义》之类的，在村中央的空地上摆上桌子，点上马灯，大人们围坐在一起，听说书的老者说书，有时连说三夜，有的说一夜就走了，隔天由队长组织收粮抵报酬。有的人家吝啬，说自己家里的人没人看没人听，不愿意出粮，或者出很少的粮，就引起口角，吵得庄人皆知。再则，就是跑外庄看露天电影或大戏，有时会跑十来里地，但都不觉得累。
庄上长得好的漂亮姑娘，都嫁给了城镇郊区的菜农，有的为了进城不当农民，嫁给了身体有残缺的拐弯亲戚，借靠婚姻“进城享福”去了。每次他们回村，父母都骄傲得不得了，四处炫耀带了什么好东西，城里的生活是如何的富裕，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的繁华，给我的印象就是：只要走出高楼庄，就一定会享福。谁知道不到三十年，河东河西就调换了位置，嫁给城里的庄上的姑娘，要么是男方下岗失业生活没有了着落，要么是男方成了暴发户出轨导致家庭破裂，日子过得大都不幸福。
因为贫瘠，因为没有文化的愚昧，很多农村女子委身于城市，渴望过上富足的生活，却搭上自己美丽的青春和一辈子的福祉。
我是庄上第一个大学生，虽然只是大专，录取通知书到了之后，村委会还专门在我家门口大塘里演了一场露天电影。庄上看我的眼神，充满了肯定和羡慕，大抵是觉得我今后不再干农活，不再放牛，不再整天吃南瓜冬瓜和红薯了吧。
回头看，光阴荏苒，逝者如斯，万分感叹；往后看，岁月漫漫，前途难料，无法判断。如今的高楼，人烟稀少，支离破碎，除了几个“没养出有出息的儿女”的老人外，大都随儿女进城，或搬到街上居住，只剩下不到十户人家，也就十来个人还在庄上生活。看来，高楼庄以前没有高楼，今后永远不会再有，再将来，也许名字也会消失。每次回去祭祖，去一次，心里就伤感一次，总觉得自己的老家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但又应该是这个样子，到底是怎么个样子，自己也没有标准，难以莫名其状。
本家有个老哥，七十多岁了，儿子有出息在省里工作，随儿子在省城生活多年，有次我和他吃饭，给我说了高楼以往许多的人事，足见他对老庄的记忆之深。其中两句话我记得很深——“亲戚走三代，本家千万年”；“高楼再不好也是我的根，我死后肯定是要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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