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总结是对过去一年工作成果的回顾和反思，也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规划。怎样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阅读一些关于总结的范文，看看别人是如何写好总结的。
中国马文化论文篇一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饮茶作为作为开门七件事之一，在古代中国十分普遍。中国从何时开始饮茶，众说不一。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的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
几千年来中国不但积累了大量关于种植和生产茶叶的物质文化、更积累了有关茶的丰富、深厚的精神文化。中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几千年来，茶的精神渗透了中国社会，在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宗教等众多领域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中国茶文化的内容主要是茶在中国精神文化中的体现，与“茶风俗”、“茶道”相比，“茶文化”的范畴要深广的多。茶以文化面貌出现，应是在魏两晋南北朝时期。
有关茶的诗词歌赋随着文人饮茶的兴起，开始逐渐问世。茶开始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带有了一定得文化内涵，对社会起着一定的精神作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门阀制度的形成，上至帝王、贵族，下至一般官吏乃至士人，都聚敛成风，皆以夸豪斗富为荣。对此，一些有识之士便提出了“养廉”的问题。于是，陆纳、桓温以茶代酒之举在这样的情况下便出现了。在陆纳、桓温手中，饮茶已不完全是人为地使用它的自然使用价值，而是带有精神文化的内涵，进入了精神的层面。由此开始，饮茶并不仅仅为了提神解渴，它开始成为以茶待客、用以祭祀并表示一种精神、情操的手段，具有了独特的社会功能。除此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文化思想交融碰撞。在众多思想中，玄学独树一帜，十分流行。而玄学家们，大多是所谓的名士，爱好虚无玄远的清淡。因此，在东晋、南朝时，出现了许多清谈家。后来，清谈之风渐渐发展到一般文人。虽然最初的清谈家有很多好酒，可是与酒相比，茶可整日长饮，令人清醒，从而保持思路的清晰和心态的平和。因此，许多玄学家、清谈家便从好酒转向了好茶。而在他们那里，饮茶已经被视为一种精神现象了。紧接着，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饮茶开始和佛教、道教联系在一起。因为坐禅是佛教徒日常中的重要环节，而坐禅要求头正背直，静心专一。这样长时间静坐，容易导致疲劳困倦，需要清心提神，因此饮茶是达到这一要求的最好的途径，茶成为了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而在道家看来，饮茶能够帮助修炼“内丹”，升清降浊，轻身换骨，从而帮助达到长生不老的效果。中国茶文化也由此初见端倪。因为尽管这个时候完整的宗教饮茶仪式和阐明茶的思想原理还没有形成，但很显然茶已经脱离了作为饮食的物质形态，具有了显著的社会、文化功能。
中国茶文化在隋朝基本初步形成。茶在先前都是药用，而到了隋朝，之所以能形成全民普遍饮茶的形势，也多是因为百姓认为饮茶有益于身体健康。“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陆羽在茶文化发展历史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780年，陆羽所著的《茶经》的问世，使茶文化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也以此为标志。《茶经》阐释了茶的自然和人文两方面的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的艺术，并把儒教、道教、佛教的思想精神与饮茶相结合，首创了中国的茶道精神。直至《茶经》诞生后茶方大行其道，因此《茶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茶文化的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以后大量茶书、茶诗的开始出现，如《煎茶水记》、《十六汤品》、《采茶记》、《茶述》等。此外，唐代茶文化的形成还与与禅教的兴起有关。上部分提到，由于茶有提神益思、清心静气的功能，所以寺庙崇尚饮茶。许多寺院不仅在周围植茶树，还为了专门从事茶事活动而制定了茶礼、设立了茶堂。
茶业到了宋代有了很大发展，这也促进了茶文化的发展。专业品茶的社团开始在文人中出现。如由官员组成的“汤社”、由佛教徒组成的“千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也十分好茶，甚至在宫中设立了茶事机关。赐茶成为皇帝笼络大臣和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给国外使节的赏赐中茶叶必不可缺。在平民百姓中，茶文化更是充满生机、绚丽多彩：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
可是，尽管宋人拓展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茶事也因此十分兴旺，但走向繁复、琐碎、奢侈的茶艺，已经失去了唐代茶文化的深刻思想内涵，茶文化的精神也淹没在过于精细的茶艺中，失去了其高洁深邃的本质。不论是朝廷、贵族、还是文人，喝茶都成为了“喝气派”、“喝礼儿”、“玩茶”。因此在元代以后，茶文化进入了曲折发展期。北方少数民族饮茶，主要是出于生理上的需求，对品茶煮茗等文化精神方面的活动兴趣不大。而汉族人面对故国破碎，异族压迫的情形，希望通过饮茶表现自己的情操，磨砺自己的意志。这两股思想潮流在茶文化相互融合，促进了茶艺的返璞归真。
明清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也已经改成“撮泡法”。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都是文人雅士关于茶的传世之作的代表。随着茶的种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质地、款式、花纹也各不相同、千姿百态。到了晚明时期，饮茶的境界又有了新的突破，文士们开始讲究“至精至美”之境。张源首先在其《茶录》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茶道”之说：“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他认为茶中有“内蕴之神”即“元神”，发抒于外者叫做“元体”，两者互依互存，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张大复则此基础上更进一层：“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爱山水而不会其情，读书而不得其意，学佛而不破其宗。”他认为应当通过饮茶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愉快，一种清心悦神、超凡脱俗的心境，以此达到超然物外、情致高洁，天、地、人融通一体的境界。茶叶出口到了清朝也已成一种正式行业，茶书、茶事、茶诗更是数不胜数。
新中国成立后，茶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为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在杭州成立了第一个以宏扬茶文化为宗旨的社会团体--“茶人之家”，1983年湖北成立“陆羽茶文化研究会”，1990年“中国茶人联谊会”在北京成立，1993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湖洲成立，1991年中国茶叶博物馆在杭州西湖乡正式开放。1998年中国国际和平茶文化交流馆建成。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各地茶艺馆越办越多。以茶为载体，经济发展也得到了促进。
总之，茶文化注重“和”字，千百年来在缓解压力、凝神静气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即使在忙碌的现代社会也不例外。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茶文化也必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下去。
中国马文化论文篇二
关中，即渭河平原，关中之名始于战国，因位于函谷关和大散关之间而得名，形如枣核，号称“八百里秦川”。战国时期，苏秦向秦惠王陈说“连横”之计，就称颂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贸，沃野千里，蓄积多饶”，并说，“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关中沃土，受益于渭河。渭河滔滔，从甘肃渭源县鸟鼠山奔涌而下，东流入黄。北有六盘山屏障，南有秦岭横亘，犹如大河的两岸，夹峙着渭河。唐代张藉在《登咸阳北寺楼》中写道：“渭水西来直，秦山南去深。”即是对她的写照。渭河大德，“三源出鸟鼠，一水兴八朝”，相传华夏礼貌的始祖黄帝和炎帝既诞生于此。《国语》中记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史家考证，姬水在武功，姜水在宝鸡，都是渭河的支流。西北荒寒，不可谓地利，但周秦汉唐等封建王朝标榜史册，能够说渭河的作用不可小觑。
从大禹导渭开始，无论是郑国渠，还是白公渠，正是它们的滋养让八百里秦川多了一抹大国气象的红润。犹如母爱的臂膀，变贫瘠为肥沃，变荒凉为葳蕤，于是“仓禀实而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脱胎于蛮荒，向着礼貌的珠峰一步一个台阶迈出坚实的脚步。渭河由此成为秦川的一条绿色丝带，河岸的每一根芦苇都是一个传奇。渭河通衢，当年晋国大旱向秦国乞粮，秦的粮食“以船漕东转，自雍相望至绛”，能够沿渭河而下，又溯黄河、汾水而上，直达晋都。作为一国之都的长安，人烟阜盛，每年需要漕运的粮食多达数十万石数百万石，这些都要仰仗渭河。渭河之水阿，她亦曾载着李白将诗意的经纬穿针引线在华夏的布衣之上，让这儿的人们在躬耕之余眺望那轮思念的月亮。所以当你站在渭河边上，听那潺潺之音，即是这些诗句的吟哦，嗒然入心。
渭河成就了关中，“山水清丽，林跨数郡”。除此之外，关中还有地理上的优势，北有陕北高原，南有秦岭横亘，西有陇山连绵，东有华崤诸山，兼有黄河环绕，可谓山河环抱，气势团聚。关中险要，有一个说法叫“百二秦关”，意思是说百万人攻关中，两万人足以拒之。当年范雎入秦，游说秦王：“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陂，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自秦以降，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关中的地位为经营天下者所首重。关中，多少个封建王朝枕流而栖？无需走进发黄的书页，我们也能目穿古今，那滔滔渭河淘走了无数的英雄往事，却无法吹散两岸的袅袅炊烟，那覆压大地的村庄只有听着她的呼吸才能走进睡眠，仿佛母爱的臂弯，与她在同一个脉搏上心跳。即使我们远走他乡，也会记得这条村头的长河，她让我们的.目光变得柔软，那柔软中却又有着一根坚硬的骨头，于是振作起来，遥追周秦汉唐的光芒，作弄潮儿的长吟。
酒是一方水土的物化，或浊或清，或醇或寡，或烈或淡。饮了这杯酒，似乎就以某种方式融入了当地的山山水水，继而神往不疑，反认他乡是故乡了。关中酒就是这片土地的味道，空杯余香，意犹未尽。看似寻常，其实奇崛。正像北国的冬天，以一色作墨，翩跹天地之间。当你饮了这杯酒，即是把汉唐气象吸纳于胸襟之中，眼前是霓裳声色，耳畔是金声玉振，这就是关中酒的魅惑，也是每个喝了关中酒的人庶几能够抵达的彼岸。
作者：孔金泉。
中国马文化论文篇三
摘要：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的茶，自中国唐代陆羽的《茶经》问世以来，中国茶文化经过多年的追求和锐意的提炼，使其越炼越精。探讨茶树起源、茶文化的历史、茶文化的内涵，对研究中国茶文化是非常有意义的。
关键词：茶；茶文化；起源；内涵；研究。
1茶树起源。
我们祖先对茶树的起源问题，历来争论较多，随着考证技术的发展和新发现，才逐渐达成共识，即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并确认中国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是茶树原产地的中心。由于地质变迁及人为栽培，茶树开始由此普及全国，并逐渐传播至世界各地。起源及原产地茶树起源于何时？必是远远早于有文字记载的3000多年前。茶树原产于中国，自古以来，一向为世界所公认。其实中国在公元200年左右，《尔雅》中就提到有野生大茶树，且现今的资料表明，全国有10个省区198处发现野生大茶树。有的地区，甚至野生茶树群落大至数千亩。所以自古至今，我国已发现的野生大茶树，时间之早，树体之大，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性状之异，堪称世界之最。此外，又经考证，印度发现的野生茶树与从中国引入印度的茶树同属中国茶树之变种。由此，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遂成定论。近几十年来，茶学和植物学研究相结合，从树种及地质变迁气候变化等不同角度出发，对茶树原产地作了更加细致深入的分析和论证，进一步证明我国西南地区是茶树原产地。
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始于唐朝，兴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佛、儒、道诸派思想，独成一体，是中国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茶文化的定义：茶叶是劳动生产物，是一种饮料。茶文化是以茶为载体，并通过这个载体来传播各种文化，是茶与文化的有机融合，这包含和体现一定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中国茶文化历史渊远流长，若依文献记载来看，可上溯至公元前2337年中古时代的神农氏。“传说始于皇帝时代《神农本草经》中：‘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而解之’。”“荼”即“茶”，唐代之前还无“茶”字，我国古代早期文献《尔雅》中，将茶称为“荼”。茶最早是被作为治疗的药物，《神农食经》中记述：“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唐代陆羽《茶经》中有云：“茶之为饮，发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2]《尔雅》成书于汉代，因此，许多学者据此论证周代就已形成饮茶的风尚。《茶经》中的“苦菜”、苦茶、“茗菜”、“苔菜”皆指为茶。西晋时傅咸所著《司隶教》中曾提及蜀驱在南方小镇“做茶粥”卖的事例。现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以茶入味的习俗，无疑是古代食茶的遗风。竹筒茶加油盐食用，大蒜加茶炒菜，腌制茶可拌可炒，亦可佐饭食用。湖南洞庭湖姜盐茶，芝麻豆子茶很有名气。我国食谱中：茶汁虾仁、碧螺虾仁、龙井虾仁、碧螺鱼片、碧螺炒蛋、龙井鸡丝、龙井鲍鱼、樟茶鸭子、云雾石鸡、五香茶叶蛋等。
继《茶经》之后，古代茶书有蔡襄的《茶录》、许次纾的《茶疏》等多种。将茶叶专用于饮料，大约形成在西汉时期，西汉辞赋作家王褒所著《僮约》中记述去集市买茶，煮茶和洗涤茶具的细节。
中国茶饮文化的首倡者为唐代陆羽。由于唐代饮酒风日盛，因而以茶为主的茶宴、茶会亦与日俱增，兴盛一时。这种以茶代酒的茶宴不仅文雅，还可以“不令人醉，微觉清思”。陆羽的好友诗僧皎然写有《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徒自欺。愁看毕卓甕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至宋代，中国茶道、茶艺愈加充实完善起来。宋代茶学著作比唐代更多，内容更丰富。《茶录》子安《拭茶录》，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黄儒《品茶要录》，无名氏《北苑别录》等。宋徽宗赵佶也撰写了一部茶学著作《大观茶论》，此书虽不一定为皇上御笔，但也记录了一些不少的精微体验心得，从中可知宋徽宗是一个嗜茶、爱茶的帝王。《大观茶论》一书，对采茶工艺有许多精细入微的描述，宋代采茶要求“断芽心必以甲不以指，从甲则速断不柔，从指则多温易损。”制茶工艺要求“洗涤芽惟洁、洗器惟净、蒸压惟其宜、研膏惟熟、焙火惟良。”如菜茶制作过时，不合时宜，蒸压不当，焙之太过，是制作不出上等好茶的。
一代词圣苏东坡，把佳茗比作佳人，也有脍炙人口的咏茶佳作。他的《汲江煎茶歌》写道：“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汲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明清时代，茶道、茶艺又增添了新工艺、新内容。明代钱椿年于嘉靖九年（1530）作《茶谱》一书，分茶略、茶品、茶艺等九部分，其中“煎茶四要”、“点茶三要”写得简洁实用。“煎茶四要”指：选择好水、洗茶、候汤、择品。煎茶的水如果不甘美，会严重损害茶的香味；烹茶之前，先用热水冲洗茶叶，除去茶的尘垢和冷气，这样，烹出的茶水味道甘美；煎汤须小火烘、活火煮，活火指有焰的木炭火，煎汤时不要将水烧得过沸，才能保存茶的精华；茶瓶宜选小点的，容易控制水沸的程度，在点茶注水时也好掌握分寸，茶盏宜用建安的兔毫盏。“点茶三要”指：涤器、茶盏、择品。点前先将茶器洗净；茶盏是茶面聚乳的关键；烹点之际，不宜以能夺香、夺色的珍果香草杂之，……如此才能真正品味茶的清纯甘美[3]。
清代的茶艺、茶道还流行在茶中加入香花佳果，以提高茶饮中其香美味。无名氏的《调鼎集》卷八列举当时名茶外又叙述几种花茶，果茶的制作工艺。《清茶》一条下有：茶叶，石榴米四粒，松仁四粒，或加花生仁，青豆泡茶。《泡茶》一条下是：茶叶内加晒干玫瑰花、梅花三瓣同泡，颇香。《橄榄茶》一条是：橄榄数枚，木锤敲碎（铁敲有黑锈并刀腥），同茶入小砂壶，注滚水盖好，少停可饮。花红同。《暗香茶》一条是：腊月早梅，清晨用箸摘下半开花朵，连蒂入磁瓶。每一两，用炒盐一两洒入，勿经手。厚纸密封，入夏取用。先置蜜少许于杯，加花三四朵，滚水注，花开如生。
饮食是食品和饮品的合称。而饮茶较之食品，具有更加独特的社会功能。如饮茶作用于人生理和心理的微妙作用，尤其茶道、茶艺、茶事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更为广泛、深刻。
文化思想深层次的内部结构包括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1]。茶文化的物态文化是指“人们从事茶叶生产的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1]”既包括茶树栽培、茶叶采集、加工、保存及茶叶中的化学成份和茶叶入药的疗效等，也包括茶道、茶艺、品茶时所使用的茶叶、水、茶具、茶花、工艺品以及桌、椅、茶室等物品和建筑物等。
茶文化的制度文化是指“人们在从事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行为规范。[1]”如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强其管理措施，称之为“茶政”，包括纳贡、税收、专卖、内销外贸等等。
茶文化的行为文化是指“人们在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1]”通常是以茶礼、储茶、品茶、斗茶、点茶、茶点心、茶食、茶花、贡茶、书院茶、草庵茶等茶俗以及茶艺形式表现出来。
茶文化的心态文化是指人们在品茗饮茶过程中所表现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文人宴会上以茶代酒，标志着生活习俗的大改变。可以说，茶宴是中国文人的创造。
举行茶艺表演，开办茶艺知识讲座和培训，积极参与茶文化活动，显示出自觉的文化积极性，这是其他餐饮业所不能比拟的。茶文化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功能，也就是茶文化对社会文化教育功能独特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陈武英.唐宋茶道初探[j].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xx,12,(1).
[2]徐赛碌,肖雪珍.浅谈世界茶叶产销状况与我国茶文化发展的历史[j].福建林业科技,20xx,（增刊）.
[3]詹梓金.福建茶文化纵撗谈[j].福建茶叶,20xx,(增刊).
中国马文化论文篇四
摘要：中国关于酒的起源历史悠久。
酒对中国政治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酒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也是一种艺术文化，更是一种社会文化。
本文试图从酒文化在中国传统习俗的渗透，探讨中华民族中酒的文化功能。
中国马文化论文篇五
中国饮食文化，由于特定的经济结构，思维方式与文化环境，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下面六个方面。
选料，是中国厨师的首要技艺，是做好一品中国好菜肴美食的基础，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和熟练运用的技巧，每种菜肴美食所取的原料，包括主料，配料、辅料、调料等，都有很多讲究和一定之规，概而言之，则是“精”、“细”二字，孔子所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也。所谓“精”，指所选取的原料，要考虑其品种、产地、季节、生长期等特点，以新鲜肥嫩、质料优良为佳。
刀功，即厨师对原料进行刀法处理，是成为烹调师需要的，整齐一致的形态，以适应火候，受热均匀，使于入味，并保持一定的形态美，因而是烹调技术的关键之一。我国早在古代就重视刀法的运用，经过历代厨师的反复实践创造了丰富的刀法，如直刀法，片刀法，斜刀法，剞刀法和雕刻刀法等，把原料加工成各种各样的形态和各种各样的花色，还可以镂空成美丽的图案花纹，雕刻成“喜”、“寿”、“福”、“禄”字样，增添喜庆筵席的欢乐气氛。特别是刀技和拼摆手法相结合，把熟料和可食生料拼成艺术性强，形象逼真的鸟、兽、虫、鱼、花、草等花式拼盘，如“龙凤呈祥”、“孔雀开屏”等。
火候，是形成菜肴美食的风味特色的关键之一，但火候瞬息万变，没有多年操作实践经验很难做到恰好处，因而掌握火候是中国厨师的一门绝技。中国厨师能精确鉴别旺火、中火、微火等不同火力，熟悉了解各种原料的`耐热程度，熟悉控制用火时间，善于掌控传热物体的性能，还能根据原料的老嫩程度，水分多少，形态大小，整碎厚薄等，确定下锅次序，加以灵活运用；使烹制出的菜肴，要嫩就嫩，要酥就酥，要烂就烂。
烹调技法，是我国厨师的又一门绝技。常用的技法有：炒、爆、炸、烹、溜、煎、贴、烩、扒、烧、炖、焖、氽、煮、酱、卤、蒸、烤、炝、拌、熏、以及甜品的拔丝、蜜汁、挂霖等。
调料，也是烹调的百味香。
我们只有准确把握了这六方面，才能深刻地理解中华饮食文化，因则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饮食文化。
中国马文化论文篇六
中国素有“酒的故乡”之称。
据考证《吕氏春秋》和《世本》等较早的文献都认为酒为仪狄所造。
《战国策・魏二》“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指出了仪狄造酒的时代;《世本》认为这是造酒之始“,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
但在同一本《世本》里又有杜康造酒之说，《事物纪原》也说“少康作秫酒”。
张华《博物志》也有“杜康作酒”,陶潜《述酒诗》序说:“仪狄造酒,杜康润色之。”仪狄,相传为夏禹时人;杜康,也叫少康,殷商时人。
后来,仪狄造酒之说渐隐,杜康造酒之说益显,遂使杜康成为酒的代称。
关于“酒文化”，萧家成撰文提出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酒文化就是围绕着酒这个中心所产生的一系列物质的、技艺的、精神的、习俗的、心理的、行为的现象总和。
围绕着酒的起源、生产、流通和消费,特别是它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它的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等方面所形成的一切现象,都属于酒文化及其相关的范围。
酒文化是以酒为物质载体,以酒行为为中心的独特文化形态。
酒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同时还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发生影响,与其他文化现象紧密联系。
同时，中国酒文化也是一种地道的社会文化，酒不是生活必需品,却是一种特殊的饮食。
“酒食所以合欢也”、“饮食男女”等等，其中“饮”便是指酒，所以在中国，“饮”与“食”同样具有极强的亲和力,把这一亲和力用之于人际交往,就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
酒作为中国人追求个性自由的基本需求的替代物，与政治军事、皇权社稷、世俗人情、悲欢离合、亲疏远近、喜怒哀乐、性情风度等有着密切联系。
三、酒文化在中国传统习俗中渗透。
酒，可谓是中国人饭桌上不可或缺的东西。
朋友聚会觥筹交错间，距离拉近。
家人聚会中举杯盏影间，流露着默默温情。
同时，各种社会风俗习惯中也离不开酒。
如新人结婚，亲朋好友左邻右舍要前去喝“喜酒”。
孩子满月，其父母会大办操持一场“满月酒”，以祝福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端午佳节，人们要喝雄黄酒，寓意驱邪避祸。
清明重阳更是要以酒祭祖，表达对先人逝者的怀念。
可见，酒在中国传统习俗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更有一句俗语“无酒不成席”，可见酒的重要地位。
1、婚俗中约定盟誓功能。
在中国人的婚嫁庆典上，无论是在中国当今社会还是传统社会中，酒是婚俗中不可或缺的点缀品，甚至在许多民族的.婚嫁中，自始至终都有酒的参与。
酒固然有喜庆的含义，但同时酒还有约定盟誓的功能。
结婚的序幕是“订婚”，许多民族订婚的俗仪，都是酒字当头，所以婚俗的帷幕就是由酒来拉开的了。
例如在东北，男女双方经媒人的中介议婚后，第一步就是“喝相亲酒”。
相亲酒宴上，被相的男女要出场敬酒。
双方无异议时，席面上由双方的主婚人交换酒杯一饮而尽，或由媒人举杯饮尽，谓之“端盅”，以示婚约已成。
而在陕西安康一带，新娘被送至男方家时，一进门，便有两个妇女向之递酒，名曰“喝迎门酒”。
随后拜完天地，进入洞房，新婚夫妇双方还要共喝“交杯酒”。
交杯酒是由“合卺酒”发展来的，“卺”是葫芦，一分为二成为两瓢，夫妻双方各执一瓢盛酒同饮。
酒在此便是约定盟誓作用，表达了夫妻双方合二而一、不分彼此、祸福同享的决心。
2、酒的交际礼俗功能。
在现代人们的交际生活中，喝酒应酬扮演了重要角色。
同时在少数民族传统习俗中，以“酒”示仪的传统礼俗更是比比皆是，表达了对客人的欢迎和真挚热忱的情感。
如广西瑶族的喝“三关酒”的礼俗，当有贺客来临之时，主人就在屋外组成三关，每一关都敬客人两杯酒，以示款待之诚。
瑶族有喝“笑酒”的习俗，当亲朋聚饮之时，或提出笑话佐酒，或边喝边唱“笑酒歌”或者吟“笑酒词”。
还有广西壮族喝“交臂酒”的礼俗，主人和客人喝酒时，要主客交臂，各饮自己所执的杯中之酒，以示情谊之深。
人们推杯换盏的举动，就是互敬互让的表示，所以感情越喝越厚。
3、酒的祭祀功能。
传统的汉族祭祀活动大都有三祭：春节祭、荐新祭(收获季节的农耕习俗)、清明祭，这些祭祀活动中都离不开酒的存在。
以春节祭祖的习俗为例，祭祖寄托了后世子孙对祖先“水源木本”的情思和“慎终追远”的悼念。
除夕前一日，家人都把“宗谱”悬挂在堂屋的北墙上，下设供桌，摆上供器、供品。
贴上对联吊钱等物，作为祭祖的神坛。
除夕的上午，家中老少要带着烧纸和白酒去先人的坟头烧纸奠酒，意为给逝者带去钱财、酒肉。
烧完纸，奠完酒，要点上一饼爆竹，意为请先人在此“喝酒拿钱”。
同时。
除夕十二点除焚高香、烧大纸、供酒、奠酒的祭仪外，还要添加供饭、子孙们磕头礼拜的祭仪，酒在这里又一次充当了主祭品的角色。
除祭祖的活动外，一些少数民族还有祭天地、川泽、山林、社稷、芒神、蚕神、财神、龙王爷、药王爷、牛王爷、马王爷等祭祀活动，寄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口平安的愿望。
五、小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酒从不单纯的作为一种饮食，而是作为一种传达寄托情感的媒介，一种交际往来的手段和符合。
中国传统酒文化有着浓郁的精神文化特点，它被寄寓了丰富的个人希望和社会期待。
同时在中国传统习俗中，酒文化也具有独特的功能，它的功能和价值都已经远远超出了酒自身所具备的内涵。
所以中国酒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具有把广阔的精神文化内涵和实际社会功能相统一的文化功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参考文献：
[1]徐少华.中国酒文化研究50年.酿酒科技,,(6):15～18.
[2]王宁,谢栋元,刘方.《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3]吴小如.诗词札丛[m].北京出版社,1988.
[5]韩伟.汉字所蕴涵的酒文化信息.河南大学学报.第44卷第五期.9月。
[6]杨利.酒文化及酒的精神文化价值探微.邵阳学院学报.第4卷第2期.4月。
中国马文化论文篇七
我不喝酒，甚至讨厌喝酒的人。一个饮酒过度的人，浑身上下散发着颓废，糜烂的气息，这种气息渗透到肌肤里面，甚至连周遭的空气里都弥漫着这种气息。我不明白酒有什么好喝的，啤酒是苦的，白酒是辣的，红酒是涩的，爱喝酒的`是傻子。第一个喝酒的人大概与喝马尿的感觉是差不多的。我也不理解为什么我喜爱的金庸先生总会让他笔下的英雄人物与天同饮，与地同醉，乔峰松鹤楼初识段誉剧饮千杯，令狐冲一醉累月轻王侯，郭襄二八芳龄宴群豪。
直至寒假中读到《大中华上下五千年――酒文化》。流传千古的文化艺术很多都是在酒精的刺激下产生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孔融，印象中是一个谦让恭顺的人，却嗜酒，他曾这样感叹：“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正因如此，这位喜欢思考与喝酒的男人成了一位思想家。东晋时期大诗人陶渊明，素有“酒圣”的雅号，对于酒有一种特殊的偏好，“吾常得醉于酒足矣”，由此写下很多了流传千古的田园诗，“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唐朝著名大诗人李白，一生嗜酒，在他写给妻子的信中提到：“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一首《将进酒》更是千古绝唱，以酒入诗，在他为后世留下的诸多作品中，酒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也是酒徒一枚，在他的诗词当中，散发着浓浓的酒味,“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此意自佳君不会，不杯当属水仙王。”从古至今，酒催发了多少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
酒不仅能激发诗人的灵感，对于画家、书法家的思绪也有活跃的功能。画圣吴道子，每次挥毫泼墨前总先畅饮一番；风流才子唐伯虎酒尽阑珊后，诗文书画无一不能；张旭酒后狂草飘逸奇妙，逸趣横生，挥毫落笔如云烟。
因酒而出的酒器文化，陶酒器、青铜酒器、漆酒器、瓷酒器、金银玉制酒器，以及延伸出来的酒礼、酒令、酒祭、酒俗无一不渗透于中国千年文化历史中去。
饮酒，大约饮的是一种气氛，一种情怀吧。一种不适合我的情怀。
中国马文化论文篇八
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奔放洋气有深度，简约时尚国际范，低端粗俗甩节操，土憋矫情无下限，装模作样绿茶婊，外猛内柔女汉子，卖萌嘟嘴剪刀手，忧郁深沉无所谓，狂拽帅气吊炸天，冷艳高贵接地气，时尚亮丽小清新，可爱乡村非主流，贵族王朝杀马特。
杀马特是什么意思。
第一次看到杀马特这个词，是在下面这段微博中，顿时觉得的“杀马特”好厉害。杀马特是什么意思呢?微博原文：
杀马特是什么意思。
杀马特一词源于英文smart，可以译为时尚的;杀马特在中国的发展源于超高的人气，是结合日本视觉和欧美视觉的结合体，简称杀马特，喜欢并盲目模仿日本视觉系摇滚乐队的衣服、头发等等，是网络中最有代表性的网络家族。
杀马特(smart)是结合日本视觉和欧美视觉的结合体，国内年轻人盲目模仿崇拜视觉系的衣服、头发风格等等。从而确立的一个新的时尚体系，简称杀马特。杀马特错误病态的街头文化的兴起源于杀马特家族的超高人气，杀马特是网络中人气最高的最有争议的网络家族。
杀马特里的人思想、行为上都表现出一种还很幼稚的状态。在某某杀马特文章上写道：“本家族是唯一一个在百度上可以搜索出来的家族，并且上过一次南京新闻，两次新闻网。”他们或许知道自己这些都是些负面新闻，但是他们却好像当作荣誉一样在炫耀。
杀马特特征：
杀马特成员留着五颜六色的长发画着很浓的妆;穿一些很个性的服装，戴着稀奇古怪的首饰;仿照香港电影古惑仔的造型配戴夸张饰物，例如金链，金色等器具。不停以耍酷的动作吸引别人注意，走路的方式很嚣张，例如双手插袋，却还要昂首挺胸。、博客、空间、随处可以看到“杀马特”这3个字,空间里有很多头发五颜六色的视频截图，和visual图片.画着很浓的妆，经常使用火星文，现时当中夸张打扮。(例:個子矮小而配以很高的髮型;胡亂配搭一身的名牌衣著)，穿戴一些自认为很有个性的衣服与首饰，(如:lv和gucci的斜背袋和全身著上adidas。)，喜愛穿著全身黑色衣物，喜欢模仿(visual)着衣.杀马特来源：
所以中国的“杀马特”演变至今，既不是vr，也不是纯粹的视觉系。
而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状态、一种生活形式和一股文化潮流。杀马特的老祖宗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朋克(punk)文化。
原始的大部分杀马特都留着五颜六色的长发，画着很浓的妆；穿一些很个性的服装，戴着稀奇古怪的首饰；喜欢自拍，.在网吧的摄像头前做些奇怪的动作；qq、博客、空间、随处可以看到“杀马特”这3个字,空间里有很多头发五颜六色的视频截图，和日韩视觉系图片自称是是：一个集潮流、视觉、杀马特为一系的群体，经常使用火星文，现时当中夸张打扮。(例:个子矮小而配以很高的发型；胡乱配搭一身的名牌衣著)，穿戴一些自认为很有个性的衣服与首饰，(如:lv和gucci的斜背袋和全身著上adidas。)，喜爱穿著全身黑色衣物，喜欢模仿日韩视觉系，至于中国的“杀马特”家族，也与摇滚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是喜欢模仿视觉系的服饰、化妆罢了；而真正视觉系的fans们根本不屑于与“杀马特”为伍。所以中国的“杀马特”演变至今，既不是视觉系，更不是vr。而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状态、一种生活形式和一股文化潮流。看不惯的网友们将他们称为“山寨系”，与非主流、脑残族并列。
杀马特是一个争论很大名词，因为作为病态的“流行”，已经受到了大部分人的批评和鄙夷。虽然来源于流行文化，但是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差距，越来越呈现出低俗的状态。
杀马特，反映了部分中国青少年价值观取向的畸形，更加说明中国国民的素质有待提高，在另一个方面，努力提高公民普遍的受教育程度是很必要的。
中国马文化论文篇九
摘要：汉中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产茶胜地，有着品质上乘的汉中绿茶，独具魅力的秦巴茶艺、汉茶茶礼，丰富多彩的茶风习俗等独特的茶文化。
旅游部门应更新观念，重视汉中茶文化旅游开发，打造一批生态茶园旅游品牌，积极营造茶文化氛围，加大宣传促销力度，不断开拓汉中茶文化旅游市场，加强汉中茶文化旅游商品的开发工作，使汉中茶文化旅游创造出其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1世纪是休闲的时代，体验的时代，人们的出游选择更加注重精神文化方面的审美体验。
各种以文化为特色开展的旅游活动顺应了这一市场，正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
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然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联姻，是以茶为核心的物质功能、社会风向、文学艺术风韵的有机汇总，经过长期发展，已形成一种内涵丰富的综合体系。
汉中有着悠久的产茶历史、独特的生态环境和优良的茶树品种，研究汉中茶文化并开发茶文化旅游对促进汉中旅游业的发展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茶文化发源地之一，历史悠久的产茶胜地。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
”茶史钩沉，能不忆汉中?汉中是我国北方茶区中最优良的茶叶适生地，常年良好的生态环境被公认是地球上同经纬度地带中最适合人类生活、也最适合茶树生长的地方。
而汉茶种植历史悠久，始于战国，兴于秦汉，盛于唐宋，自古就是茶马互市的重要供养地。
汉中茶叶创造过历史的辉煌，盛极一时并影响深远。
中国最早的一部地方志书《华阳国志》中记载，约在公元前12世纪，古巴国的人们把茶叶作为地方特产敬献给周天子武王，贡品茶“形似月亮，紧压成团”，名曰“西乡月团”，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贡茶之一。
“西乡月团”大约产自今天汉中市的镇巴、西乡县一带。
大巴山产茶，在唐代陆羽所著《茶经》开篇即云：“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唐代的朝廷即以汉茶赐贡。
宋代“汉中买茶，熙河易马”，茶马互市，更为繁荣。
汉中因茶赋而成为大宋王朝同成都、开封并列的三大财源城市之一。
明代每年以“汉中茶三万担易边马三万匹……”汉中茶叶成为当时国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
(二)品质上乘的汉中绿茶。
“纬度高、海拔高、云雾几率高、富含锌硒、远离污染”的自然地理优势和生长环境使汉中茶具有“香高、味浓、耐泡、形美、保健”五大特点。
“汉中是我国罕见的高香茶区”，而且是洁净、卫生的全天然有机茶产区。
茶叶中普遍富含有机锌和有机硒，同时汉中茶没有污染。
全市所有的茶叶不经任何技术处理，经中茶所测定，全属无公害茶叶，90%以上达到或超过绿色食品的a级和aa级标准。
美国有机食品专家对汉中茶区的生态进行了实地考察后，给出的评估结果为“金”级。
据中国有关茶叶科研机构测定，汉中名茶氨基酸含量达4%左右，咖啡碱达4.5%左右，茶多酚达40%左右，水浸出物达46%以上，有较好的品质表现。
(三)独具魅力的秦巴茶艺、汉茶茶礼。
“尽揽春色品茗时，茶香笑迎客做伴”，汉中把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作为宗旨，收集、整理、发掘古朴浓郁的品饮方式及饮茶习俗，加以创新利用，开发出古朴而又不失现代的茶艺表演艺术。
西乡的“秦巴茶艺”，通过动态的冲泡以及表演者服饰的配合与古筝音乐意境的烘托，将秦巴茶艺的大气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茶艺表演的汉茶茶礼，展现出了汉朝时代的礼仪和茶文化风情。
茶道表演将盛唐宫廷茶道用现代茶道的形式表现了当代的礼茶理念。
茶技精湛，动作娴熟，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四)汉中民间的茶风习俗。
解放前后，汉中地区的茶馆设备都很简单，仅有桌凳、火炉、水壶和茶具，但店家招待茶客十分殷勤，语言谦和，态度和蔼，使人有一种回家的亲切之感。
近几年来，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发展，茶馆新增添棋类、纸牌、画报、书刊、音乐电视节目。
有些还邀请乡土艺人弹琴说书，活跃了茶人的文化生活。
这类茶艺馆，形成了一种崭新的茶俗，增添了客人的雅兴，深受人们欢迎。
在乡村集镇，一家一户也是个茶馆，不仅自己养成了喝茶的习惯，还形成了“客来先敬茶”的习俗语。
客人登门，茶水当先，为客沏泡名茶，连茶具也很讲究，一般都要做到开水洗烫消毒。
献茶时双手捧杯，轻递轻放，亲切招呼，颇有茶礼。
过去关门制茶唯恐“独门绝艺”被人学去，如今聚集一起亮绝艺现场“斗茶”。
巴山深处著名茶乡西乡县罗镇数千名茶农聚集一起“斗茶”，进行采制茶比赛。
只见穿着醒目红、黄、粉色浅色衣服的茶女们，臂挎竹篮穿行在青翠的茶山，她们唱着采茶歌熟练地采茶。
茶女们采摘的都是一芽二叶鲜叶，随后由制茶历史都在以上的“老把式”登台亮相，进行鲜叶杀青、揉捻、初干、复干和足干这些制茶流程，角逐茶叶采制能手。
随着“斗茶”比赛的开展，该镇茶农们也出现了争学科技、大斗茶艺的热潮。
(一)更新观念，重视汉中茶文化旅游开发。
旅游业作为一种文化经济，只有深入发掘文化旅游资源，提高旅游地文化品位，树立市场品牌，才能提高旅游者的消费档次，形成效益型增长。
为了促进旅游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汉中必须大力发展融自然风光、地方文化于一体，强调参与性、知识性的特色旅游产品。
茶文化旅游可让游人在美的享受与游的乐趣中，学习和体味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感受“礼让、友谊、亲和”的中国茶德，起到教育国人，促进茶文化复苏与繁荣，增强民族自豪感的作用。
游人在对茶文化的了解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赏茶、爱茶的心理，客观上起到了培育茶和茶文化旅游消费者的作用。
以茶文化旅游为龙头，可以带动茶文化旅游沿线景观、景点、茶商品购买、茶会娱乐和茶旅住宿的兴旺，为旅游地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因此，汉中旅游管理部门及业界应该抓住这一良好机遇，转变对茶文化旅游不够重视的观念，顺应市场需求，大力发展汉中茶文化旅游事业。
(二)打造生态茶园旅游品牌，开展茶乡生态游。
汉中北依秦岭，南屏巴山，气候温润，产茶历史久远，种茶地域广泛，茶园规模空前，深受游客青睐，选择条件适宜之地，如西乡、勉县、宁强、南郑等地，发展茶乡山水生态游。
建议有关部门大力将发展茶园产业与旅游联姻，共同引导开发一些茶园观光游项目，集采茶、制茶、品茶、茶艺表演、茶园观光等于一体，让游客在欣赏汉中茶园独特美景的同时，更好地去领略汉中茶文化的魅力。
西乡县以发展生态茶园为依托，开辟了茶园观光旅游线路，大力发展茶园农家乐，开发出品茶、观光、娱乐、健身等多种旅游项目。
同时，还成立了县茶叶中等专业学校，开设了茶艺表演班，专门培养茶艺表演人才，为西乡乃至汉中茶产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较好地实现了“以茶促旅，以旅促茶”的双赢局面，为汉中进一步打造更多的生态茶园旅游品牌树立了榜样。
(三)积极营造茶文化氛围，加大宣传力度，不断开拓汉中茶文化旅游市场。
“2010中国陕西(汉中)首届茶业茶文化节”，随处可见宣传汉中茶文化的图片和信息，社会反响非常好。
建议将营造茶文化氛围作为一项长期的、经常性的工作。
比如，可以在出入汉中的交通要道旁悬挂大型广告牌，宣传汉中茶文化;在城市的商场、车站、广场等行人密集处安装电子显示屏，讲解汉中茶文化;与央视或其他新闻媒体、出版社等合作，推介汉中茶文化。
同时，要将类似“茶文化节”的节庆活动一直办下去，因为现在的节庆活动已与发展旅游密不可分，节庆活动已成为宣传旅游、招徕游客的又一特殊平台。
特别是汉中茶叶协会将汉中几大名茶整合后打出“汉中仙毫”的品牌并成功推出，使得汉中茶业走出了盆地，走向了全国，也使得汉中成了众多游客关注和向往的地方。
(四)加强汉中茶文化旅游商品开发工作。
购物是旅游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汉中茶文化旅游的发展，必须注重茶商品开发研究工作，茶商品从狭义上说是指各种品牌的茶叶;从广义上讲是指以茶为龙头的包括茶具、茶食、茶画、茶书法、茶工艺品、茶旅游纪念品等涵盖茶文化各个方面的旅游商品。
有关部门应加强对茶文化商品的研究开发工作，成立专门机构设计开发文化内涵、品味较高的旅游商品。
如，在茶叶包装上可以根据茶叶产地，在盒子表面印上当地的著名旅游景点图片及简介，比如：勉县定军茗眉茶盒上可印武侯墓和武侯祠，西乡午子仙毫茶盒上可介绍午子山，南郑汉水银梭茶盒上可印南湖、红寺湖，宁强雀舌茶盒上可介绍青木川古镇等。
另外，还应根据汉中客源市场的特殊性，推出一些特别品牌包装盒。
如，汉中的两汉三国文化和“东方红宝石――朱”常常引得日本和他国友人前来品味和观赏，因此，可以在茶盒表面增印上日文或英文，在方便游客的同时，更好地宣传汉中茶文化和旅游，也为早日把汉中旅游推出国门积蓄力量。
目前，汉中拟建造一座集茶商品贸易、茶精品展示、茶文化交流、茶信息传播、茶科技研究，休闲、旅游、娱乐、会议于一体的西北最大的'汉中茶城，以此来提升汉中城市品位。
此项目的完成将会填补汉中无大型旅游购物点的空白，从而大大提升汉中旅游品位，促进汉中旅游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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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延廷.振兴茶叶的关键所在是发展茶文化旅游.中国旅游报，2000.2.
中国马文化论文篇十
【论文摘要】2010年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有利契机，可以扩大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世博科技，和推动群众文化发展。因此，把握世博契机，弘扬民族文化，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和加强群众文化建设成为眼下迫切任务。
(一)“世博效应”与民族文化的发展。
中华民族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系统主要辐射源之一，具有独特而旺盛的生命力，但民族文化具有积极性和负面性的“二重性”，2010年上海世博会通过构建全球文化交流的平台，一方面展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增强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感召力，另一方面带来世界其他各民族的优质文化，“每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域外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博会将民族文化致力于世界性的格局中加以观照，以平等的态度和全球的眼光对西方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加以吸收，彰显民族文化发展的开放性思路，消解在过去单一封闭环境中形成的民族文化的负面性因素，突破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和狭隘主义的藩篱，在坚持民族性和发展时代性的双向互动中，创生中华民族文化的新活力、新品格、新状态.
(二)“世博科技”与文化产业的发展。
世博会“博”的就是科学技术文明，而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明力量决定了世界的主流文化，它对文化产业促进作用也必将是全方位、多领域和深层次的。首先，“世博科技”作用于我国文化产业的生产领域，为文化产业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不仅能有效提高我国文化资源的利用率，推动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的变革，促进高端文化产品的发展，提升文化生产的信息化、集约化、现代化程度。其次，“世博科技”有利于构筑文化产业新的流通方式，创生新的流通符号，扩展新的流通空间，促进我国文化产品的全球流通和世界认同。最后，“世博科技”有利于催生更广阔的文化消费市场，驱动新一轮的文化消费动力。通过世博会对普通群众的展示，实现高端文化产品和广大消费者的有效对接，引发新的市场需求，刺激文化产品的再生产，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三)“世博文化”与群众文化的发展。
从自然辩证法来看，一个系统要在某一环境中良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是开放的系统，远离平衡的系统，并不断同其他系统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2010年上海世博是提升我国群众文化主体实力的难得机遇，不同的异域文化激荡和冲击着文化主体原本保守而封闭的精神气质，文化的广泛交流和碰撞激发了文化主体的参与欲望，提升了文化主体的鉴赏水平。其次，以最新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世博科技”带来了全球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多元景观，许多富有创意的文化形式、新颖的文化产品、参与型的文化活动被我国人民广泛接受，有效丰富群众文化的建设资源.再次，世博会独有的开放视野，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现代科技传播方式，推动群众文化从单一的物理空间向全新的虚拟世界转变，变革固有的文化传播模式，拓宽群众文化的发展空间，从而使群众文化的发展涌现出新领域、新路径、新层次。
(一)发挥世博效应，积极发展民族文化。
1、强基固本，自强不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一是整合民族文化发展的国内资源。在世博效应的推动下，通过文化资源整合实现文化资源综合开发，优化配置自然、人文特色资源，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其次要坚持开发和保护相协调的原则，尊重文化发展的规律，在保护中开发，获得更多形式的文化产品吸引更多层次的文化消费者，从而创造良好的保护文化资源的社会氛围.最后要加大对文化资源的反哺，创设特色文化基地，加强对独特的、珍贵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化资源的扶持力度。
二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体系中的核心和灵魂，是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支撑和动力，因此，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首先，通过多样化途径开展民族精神教育，提升中华民族精神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认识，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其次，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通过民族精神实践活动，培育新的更具时代性的民族精神。
2、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培育中华民族先进文化。
一是注重输出，创新民族文化传播形式。决定文化力量不仅包括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在于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文化的力量只有在传播中才能实现.首先，通过与科技元素整合，创生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展现中华民族文化中包含的'民族精神、价值取向、时代魅力.其次，通过建立中华民族文化的立体传播体系，综合运用媒体的力量，提高文化产品的时效性，提高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在此基础上，完善文化传播的反馈系统，增强文化交流的互动性，提升民族文化的世界性。
二是注重输入，推动中西文化的双向互动交流。传统文化只有通过与当代世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才能成为推动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因此加强文化外交，以开放的姿态应对文化的全球化，提倡各民族之间平等的对话，一方面积极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文化特有的非凡和生气，另一方面，避免走狭隘民族主义的保守道路，注重吸纳西方文化的有益成果，总之，中西文化的双向互动既要保持一定张力以求发展，又要警惕过分的冲突导致民族文化的萎缩。
(二)抓世博契机，努力发展文化产业。
1、抢占文化产业发展高端，提高中国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是实施高端文化产业人才工程。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口资源丰富的优势，整合现有的文化产业人才资源，加大对相关研究人员的扶持力度，健全开放灵活的人才培养机制，着力对文化产业后备人才的培养，构建一套人才培养的长期有效模式和文化产业创意人才的资格认证机制，放大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效应，实现“创意核的层层扩散”。
二是启动高端文化产业集群战略。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集群优势”，2010上海世博会集中展示了人类最新的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因此，要充分利用世博会对我国高端文化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催化作用，推动高端文化产业的集聚，通过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的联动，形成新兴科技高端文化产业园区，实现我国高端文化产业的集群式发展。
2、打造文化产业知名品牌，提升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地位。
一是整合文化资源，优化文化产业资源配置。要以中华文化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为依托，打造具有区域特色、鲜明时代特征和东方风格气派的文化标志和形象;重点整合民俗特色、戏剧表演、文化旅游和武术文化等有比较优势领域的资源，推动优势产业的优化升级，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品牌。
二是制定文化产业品牌发展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台湾等相继颁布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确立了创意产业发展的近期目标和长远规划，积极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本国或本地区在知识创新时代的国际竞争力。”基于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要合理布局文化产业，分析制约文化品牌的因素，加强对特色文化产业的扶持和引导，重点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产业内部的关联度，形成特色鲜明、结构优化的品牌体系.
(三)乘世博东风，提升群众文化水平。
1、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
一是大力发展经济，这是提升群众文化消费水平的基础。生产决定消费，群众文化消费水平的高低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从而带动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益，实现群众文化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层次文化需要。
二是加强对群众的文化熏陶，这是提升群众文化水平的根本出路。社会文化环境对群众文化的发展起到基础性的制约作用，因此，着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学习氛围，以高尚文化引领群众文化的旨趣，提升培育群众主体的文化欣赏能力。其次，着力营造积极的文化参与氛围，综合运用多种方式鼓励广大群众参与文化活动，在实践中实现自我素质的提升和完善.最后要着力营造良好的文化创新氛围，实现群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2、完善群众文化公共服务体系。
一是建立稳定的、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支持体系.政府部门要健全扶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政策和法规:相关群众文化事业管理单位要积极加强文化资金的管理和核算，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各类文化团体要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参与群众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协会力量、企业力量是对群众文化基层建设的有益补充。
二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转换政府角色，加强宏观调控，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统筹规划公共服务机制，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建设群众文化服务场所，其次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服务形式，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信息化水平，调动群众的参与热情，满足群众的多层次需要，保障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中国马文化论文篇十一
这个学期我选修了“中国文化概论”，学到一些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虽然只是皮毛，亦颇有体会。在学习儒家文化的过程中，我以为儒家文化中一些理论对于当今社会仍能有一定意义。特别是它的伦理思想，对于当今正建设的和谐社会，更有指导意义。儒家思想曾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一贯的主导思想，自汉以降历朝历代都以其为统治思想，它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百姓的生活指导。
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道德准则。而早在两千年前，孔子便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善的道德标准，提出了以此“孝悌”为核心的“仁”的思想。这套思想是值得借鉴的。在《论语·学而第一》中有这么一段话：“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是说，为人孝悌而喜欢犯上的人，世间是很少见的；而不喜欢犯上却喜欢在扰乱社会的人，那是从来都没有的；君子应该追求根本，根本建立起来，道义便从中产生。孝悌，就是“仁”的根本。
经过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被大大削弱，而经济与文化的不同步发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今天的道德真空。社会上经常可以听闻一些家庭内部的暴力、遗弃和虐待事件。这些家庭不和睦的事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一方面家庭不睦导致了一部分家庭的破裂，使得社会上不稳定因素增加；另一方面，在这些不和睦的家庭中，家庭教育总是存在一些缺陷，从而导致这些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心理上，或者说精神上产生不良的倾向，甚至使一些孩子成为社会上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成为危害社会和谐发展的导火索。由此可见，家庭的和睦对于社会和和谐发展是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产生病变，则作为肌体的社会也不能“健康成长”。故建设起和睦的家庭，才能使社会和谐发展。儒家的“孝悌”之道，正是解决家庭和睦问题的良药。
“孝”，指的是子女对父母的尊敬，“悌”，指的是弟对兄长的尊重。在儒家的学说中，对人的各种仁爱都是由孝悌这种父子兄弟之爱推衍出来的，即上文中所说的“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裕起来的人们，便需要教化。而根据儒家学说，“孝悌”是“仁”的核心。因此，教人以“孝悌”，才能使人们学会“仁”。
如果家庭和睦，父母爱自己的子女，子女们便会报之以爱，都能孝敬父母，听从父母合理的教诲。从“爱父母”加以引导，可以让人们将爱扩展到邻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谓“泛爱众而亲仁”是也。
怎样才能家庭和睦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就是要用“仁爱”的心灵去关怀、爱护自己的家人。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本能升华而来的爱，是天经地义的。而“孝”可以说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引起的女子对父母的爱的回报。如果没有父母之爱，也就无所谓子女之爱，即无所谓“孝”。同样，“悌”也是如此。教之以孝悌之道，则父母子女兄弟手兄互敬互爱。而相爱的家庭很少不和睦的。
家庭和睦，则可把这种“仁爱”扩展到邻人继而扩展到所有人，使人们推己及人，从而天下“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与今天所倡导的“和谐社会”是相似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应当借鉴儒家的“仁爱”伦理，激发“仁爱”情怀，使“以人为本”成为人们立身做人的基本原则，在日常平凡工作中，能够自发去尊重、关心他人，使人们守望相助，患难相扶，使“仁爱”成为全社会人们的自觉行动。若能做到如此，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到来，就指日可待了。
中国马文化论文篇十二
饮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文化的共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是文化的传通。对于翻译，传统观念认为，就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而忽视了翻译的文化问题。事实上，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语言，而恰恰是文化。翻译本身就是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产物，是跨文化传通。20世纪下半叶，翻译的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目前，在翻译研究界，人们把对翻译的意义和作用推向了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文化交流与传播。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翻译承载的使命，把翻译置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因此，饮食文化的翻译研究也应置于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大背景下进行。
经历了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与自豪。目前，文化与翻译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而专门讨论文化某一领域翻译比较少。据悉，北京为了迎接2008奥运，针对菜单翻译问题，向社会各界征集对《中文菜单英文译法》的意见，，收录了2700多条菜单及酒水的英文，另外，还专门组织了专家研究讨论有关菜名的翻译，旨在让国外旅客更方便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菜名实际上是一国文化的体现，老外对中华饮食文化的了解很大一部份就是从中国菜中体现出来的，如果外国人能明白我们的一些菜名的寓意，或是把这些菜名弄明白，实在是在学习一门艺术，他们定会因此而更了解和喜欢中国。
基于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来探讨华夏饮食文化的翻译，就不能不涉及到其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身份通常被看作是某一特定文化的特有，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蒋红红，2007）。无论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还是某一特殊领域里的文化，在翻译中识别文化身份可以强化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文化特性。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饮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文化个性或民族特性，构成着独特的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中华饮食文化形成其固有的文化身份，是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予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并有效传播的部分。
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文化饮食翻译中，要求译者必须对中西文化都有充分把握，用西方人最喜欢的方式去翻译中国的文化内容。笔者认为，汉英翻译的目的之一在于让世界了解中国，促进中华走向世界。但不断交流与融合的世界文化使人类共性的认识逐渐扩大，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各民族间的差异不断在缩少，而中华自身的文化身份却变得模糊。正如a.l克鲁伯所说“每一种文化都会接纳新的东西，不论是外来的，还是产自本土的，都要依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将这些新的东西加以重新塑造。”当我们自豪地看到伟大的中华文化被广泛传到世界各地时，我们要注意中国也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出和影响。笔者认为，在世界全球化和文化的趋同过程中保持中华饮食文化固有的个性和特征，保证中华饮食文化身份的.清晰度，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要保持中华文化身份，使之有效地得以传播，首要的是保护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受到损坏（李庆本，2004）。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互为尊重，互为补充，以达到人类心灵的沟通，应该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理想追求。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j.迪尼教授指出：“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的内容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那么，翻译作为跨文化传通，如何才能发挥其本质价值，让世界人民都认识中华饮食文化，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中华饮食文化翻译中的“痛处”――可译性与不译性。
在翻译研究中出现了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提出了“文化意味”不可译这一问题，是指文化中的意义，即这种文化意义对本文化群体而言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来说，则是陌生的。我们知道，由于世界各国人民所生长环境的地理、气候及风俗习惯等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相互而言有许多新鲜事物。如中国有许多像“狗不理”“麻花”“糯米鸡”“双皮奶”等这些有名的民间食品，要把它们翻译出来介绍给外国朋友认识确实不容易。因为这些传统的食品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不能从英语语言的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词来表示，而且它们当中还隐含了不少历史典故，并非能用三言两语道清楚。
关于如何更好地解决饮食文化翻译中的“文化”问题，金惠康教授认为，对于这种存在的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从翻译技巧的角度看，译者若紧扣原语的含义，不死抠字眼，至少能对作者的意思进行诠译或引申，这样可实现和提高跨文化的可译性”。笔者认为，根据翻译中的对等原则，这种对等是没有绝对的对等，在文化翻译这方面尤为明显。因此，翻译时只能通过寻找相通点而不是相同点，使原语者和目的语者能达到一个共识，这是从实践中已经证明可行的，因为文化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作为译者就要充分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
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出要做到“求同存异”。在翻译研究中，有学者也提到，翻译是个求同存异的行为过程。由于文化翻译具有跨文化性，翻译必须做到尊重原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手段，努力使译文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达到宣传和发扬原文化的目的。
四、存在问题。
北京市旅游局从北京各大涉外饭店搜集了3大箱菜谱共30000多个菜名的翻译。有关翻译小组人员研究后发现其英语翻译五花八门有的让外国客人不知所云。笔者认为以上所举虽是小事造成的却是国家间的误解。可见翻译的跨文化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笔者从网络以及相关一些书籍上收集了几百个中餐菜名的英文翻译，并对此进行研究，发现存在着三大翻译上的问题：
1.翻译得不知所云。
“水煮鳝片”翻译成‘thewaterboilstheshanslice’，如此按字面来翻译成的英文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还有把“麻婆豆腐”翻译成“满脸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红烧狮子头”翻译成“烧红了的狮子头”，“四喜丸子”翻译成“四个高兴的肉团”，看了会叫人跑掉。因此，对于菜名的翻译，译者切忌没理解清楚其真正的含义而直接用字对字的方法来译。这些翻译或是有明显的语法错误，或是严重歪曲原名的意思，使外国人读后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不能达到通过翻译进行交流的目的。
2.表达不一，让人糊涂。
在中国饮食文化翻译中，往往会看到一些用词不一致的现象。由于不同的英语单词，它所指代的事物，表达的意思都是有所差别的。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对点心类的翻译上。如：
把“馒头”译成：steamedbread;steamedbun。
把“汤圆”译成：pudding，dumpling，ball。
把“粥”译成：gruel，softrice，porridge。
一个食品竟然派生出好几样不同的东西来，确实让人费解。因此，翻译此类食品时，译者一定要理解清楚各种食品的性质特点，找准相关的词来翻译，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顺手牵羊，东拉西扯一个词来凑合，此做法是对文化极大的不尊重。对此，尽管译者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翻译，因为翻译方法是灵活的，但应尽可能地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如“宫保鸡丁”这道菜有常见的3种译法：
gongbaochicken;。
sauteedchickencubewithpeanuts;。
3.不够准确。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饮食翻译上，我们不难发现，有不少中国特有的东西是不能在英语字典里找到相关的词来表示的。另外，有些食品，我们可以用英语表达出其基本意思――一个笼统的意思，而不能道出其细节。如：中国菜当中，有很多是以“肉丸”为主材料而做成的。可是一个“丸”字，都用‘meatball’来译的话，笔者认为十分不准确。难道外国人天生来就会知道中国制作‘meatball’里头究竟是猪肉，牛肉，鸡肉还是鱼肉？在此，译者要注意一点，某些教徒是不能吃某类肉的，如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因此，笔者认为翻译的准确性不仅是翻译的一个行为标准，也是一个道德标准，是尊重各国人民文化的表现。而且，这种笼统的翻译，往往会失掉地方饮食文化的特殊性――文化身份。
再如，中国人除了三餐主食之外，还喜欢吃糕点，糕的品种可谓不胜其数。广东人喜欢吃的早点有“萝卜糕”和“芋头糕”，有人翻译成：‘friedwhiteradishpatty’和‘tarocake’。笔者查阅了《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两大权威词典，比较了patty，cake，pudding，pastry，dumpling，和bun的词意，认为在翻译两种食品时，根据它们的选料（萝卜，芋头，粘米粉，水），做法（蒸），及特点（软块状），最佳的选词是‘pudding’。
为了能更好地翻译出中式菜名，笔者认为，了解中国菜名的命名方式尤为重要。根据王秉钦教授在《文化翻译学》一书中所提，可归纳出六种方式：以写实物法命名，以写意手法命名，以人物、地名、数字以及颜色命名。从这些命名方式中可以看出，除了以写意手法命名的一些菜名之外，大部分的菜名都显示出菜肴的主材料，作料，烹调方法，口感，口味等信息，有些就以菜肴的发源地和发明者来命名，也有些菜名本身是个历史典故。有了这些信息，译者就可根据菜肴的特点来确定翻译的方法。
另外，从翻译的内容和本质来看，笔者认为与文艺性的翻译相比，饮食文化的翻译更多的属于科学翻译，因为它是以传达实用信息为主的翻译活动，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而且，饮食文化翻译有很明显的“准确性，有效性，程式化”（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等科学翻译的特征。至于怎样译，就“要由译者面对文本，综合各种因素做出最后决定”，是“讨价还价”的结果。（贺微，2006）基于此特征与目的，笔者对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归纳如下：
1.直译法。
对于中外两国都有的食物或食品，就用现有相应的词或表达来翻译。如各种蔬菜、水果、肉类等名称可从字典中找到相应的词来翻译。如果是一些外国有而本国没有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找出相应的英语单词来翻译。可是对于一些本国有而外国没有的食物，如果外国人有现成的说法，翻译时就可直接采用，如广东有一种瓜，当地人称作“丝瓜”，外国朋友称为‘chinesecucumber’；如果没有相应的词来翻译的话，就得改用别的方法，避免前面所述的那些不该发生的笑话。
2.音译法――创中国特色。
音译法可以用来翻译一些本国或本地特有的食品。事实上，国内许多食品的名称如“香槟”（champagen）“芝士”(cheese)“吐司”(toast)“汉堡包”(hamburger)等都是从地道的英语所翻译过来的，久而久之中国人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读音来翻译本国特有的食品，让外国人都熟悉中国的说法及认识它们，据了解，在美国和欧洲的中餐馆中，中文菜单翻译英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音译”，这种方法简洁而直接也很有特色，如豆腐，更多的用‘tofu’来翻译，美国人点菜时已经会正解地说“tofu”，还知道它是有益健康的。这才真正做到了传播本国饮食文化精髓的目的。诸如此类的，又如“驴打滚”（ludagur），“狗不理”（goubuli，后来据此读音定为：gobelive）；再如“馒头”，“饺子”，“汤圆”不如直接音译为：mantou，jiaozi，tangyuan，这样一来，外国朋友也就知道这是地道的中国风味小吃了。
3.混合法。
虽然音译法直接而且很能体现中国的特色，但是，对于一些初次接触中国饮食文化的外国朋友来说，确实有点为难了他们。为了更好地解决跨文化理解上的问题，译者还最好在音译之后稍加注解或补充说明。如，对“狗不理”可加注‘steamedmeatbun’的解释；在翻译“河粉”时，可加注‘cantonesestyle’使之更准确。
另外，对于一些以人名，地名等来命名的菜名，翻译时可采用音译与直译混合的方法来处理。如“宫保鸡丁”可翻译为：‘gongbaodicedchicken’(笔者译)，“麻婆豆腐”译为mapobeancurd或mapotofu(注beancurd)（笔者译），“东坡肉”译为‘dongpostewedpork’。
4.意译法。
slicedchickenwithseasonalvegetables时菜鸡片。
tenderstweedfish水煮嫩鱼。
slicedfishwithtomatosauce茄汁鱼片。
satuteedslicemuttonwithscallion葱爆羊肉片。
roastedlambleg烤羊腿。
friedeggswithham火腿煎蛋。
5.图文声并用。
用意译法来翻译菜名，使翻译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更强的有效性，但有时候会显得过长，不简洁。为此，笔者认为可以用简洁的翻译加附上相应的图片，这样的效果会更佳。而对于一些含有历史典故的菜名，更好的是通过服务人员现场解说，或者让外国朋友翻译出有关背景资料供阅读。
六、结论。
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文化也不断全球化。事实上，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对外的交流。如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等，这些跨文化交流，使中国有机会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也把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发扬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么，在跨文化的环境中，各国人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途径，才得以如愿有效地相互交流呢？本文就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探索文化翻译的另一新意义――文化的传播。为此笔者想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翻译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探讨目前中国饮食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归纳出一些相应的翻译策略用以处理翻译中的问题，使翻译真正实现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的本质价值。
参考文献：
[1]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2]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江苏：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3]王秉钦.文化翻译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4]许钧.尊重、交流与沟通――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中国翻译研究论文精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5]龚光明.翻译思维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6]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7]单波，石义彬.跨文化传播新论.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8]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3）.
[9]贺微.译学研究的视角与选择[j].中国外语，2006，（5）.
[10]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外语教学与究，2002.
[11]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外语教学与究，1997.
中国马文化论文篇十三
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有关中国的茶文化的论文，欢迎大家一起来借鉴一下！
：茶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恰恰就是一种和谐为本的核心思想，这种和谐为本的核心思想，对于健康保健专业的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与思想行为参照至关重要，而茶文化中的团结协作之道，更是处世的终极之道。个体成就的大小，大而言之，应归结为个体的思想道德修养；小而言之，其实就是茶文化之道的一种运用之妙。
：茶文化；健康保健；思想道德教育
茶可以说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种最无私、最美好的恩赐。茶的品饮之道以宽为其体，茶的品味之道以和为其魂。茶文化之中既包含了以茶示敬之仪，又包含了以茶养廉之义，同时，亦包含了以茶明伦之志，并且，更包含了以茶教化之理。
1.1茶文化中生态自然的和谐
所谓道法自然，茶依自然而生，集天地之美，蕴超然之气，独得自然和谐之机。茶之一物，深刻蕴含了天地有大美、四时有明法、万物有成理的自然哲思。大自然本就是和谐有序的浑然一体。而茶荈则孕育于自然，凝聚了生态自然中的山川之灵秀，与日月之精华，因此，茶荈既是大自然和谐产物，又是大自然和谐的表率。和谐既是中华民族弘传了数千载的传统美德，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的精髓所在。儒释道三教都将学究天人之际的和谐，视作一种最高的智慧与境界，这是中国所特有的辩证思维精要，这种辩证思维精要，恰恰与茶文化的内涵不谋而合，同时，二者之间皆存在着在道法自然方面的与自然至理的深度融合。
1.2茶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
茶之一字，草在上，木在下，而人居其中，由此可见，茶文化其实是一种人在草木间的悠然禅意，人即便是栖身于闹市之中，啜一盏茶亦能得人在草木间的山水之韵。显然，这种人乐活于草木之间的物我玄会的和谐，才是茶文化的至高境界，同时，这亦是人与自然一期一会和谐相处的至高境界。茶文化既饱含着生态自然的自体和谐智慧，同时更饱含着人与自然的一体化和谐智慧。茶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恰恰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孜孜以求的一种崇高境界，这种崇高境界以返朴归真，融于自然为根本诉求；以学究天人与自然达致的精神统一和和谐为基本标准[1]。在茶文化中，取材于自然、畅饮于自然、乐活于自然才是茶文化的最高境界。
1.3茶文化中的人本和谐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化渊源薪火相继达上下五千年的`文明礼仪之邦，礼仪的美德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根性灵魂，其中的思想道德承袭更是礼仪美德之中的精髓，而茶文化则是中华传统思想道德礼仪美德之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在草木间联结起了茶与人，事实上，人与社会其实更有着诗意的牵系与禅意的联系，数片青叶所承载着的又何尝不是一碗清香四溢的人生，此即所谓饮茶知味。由此引申开来，即是一种人自我本体的身心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首先，茶之清能够成就为人之清与为官之廉，其次，茶之和则能够实现个体与他人的和睦、团结、友爱、理解，最后，茶之礼则能够完善个体与社会的一体化的融洽与和谐。
2.1茶文化对思想道德教育的协作精神感召影响
茶文化中的和谐为本，既是以一心融于天地万物的负阳抱阴，又是我中华各民族一体和睦的相亲相爱，同时，更是整个社会和谐共处的相依相存。对于健康保健专业的同学而言，未来工作过程当中，必然要较其他专业更频繁地与社会打交道，在与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之中，礼仪自然首当其冲。社会交往中的个人礼仪，是衡量个体道德程度、思想深度、品德高低的重要标志。
因此，以茶道的和谐为本的核心思想，作为健康保健专业同学的思想行为参照，能够使得同学们以茶道通晓人道，学会并懂得尊重之道、思考之道、取舍之道。尤其是茶文化中的一味同心的团结协作精神更是值得大力弘扬，在茶道的表演实践过程当中，我们知道，通常需要多人紧密合作方能更好地完成，在合作过程中，亲密无间的团队意识与精诚合作的协作意识更是增强同学们相互之间紧密团结的金钥匙。
2.2茶文化对思想道德教育的精神境界影响
茶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不仅承载着人类数千年的物质文明，而且更承载着人类数千年的精神文明。中国的茶文化在其数千年的传承历程中，早已形成了围绕着人、水、器、艺、境、茶六要素的独特审美情趣，这种审美情趣是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替代的。
置身于闲适自然之境，取自然纯静之水，以自然锻烧成就之器，煮清香芬芳之茶，品怡情怡心之韵，全身心地融入到茶文化的秘境，真切地感受由自然传递至茶，由茶传递至人，由人传递至整个社会的那种整体和谐、整体愉悦、整体温馨的无上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能够令健康保健专业的同学们，不仅自己可以在沉浸于茶文化精神境界的过程中受益，而且亦能够由同学们向周围以一盏清茶传递茶文化的馨香于世人。中国的茶文化之中，有着太多的可供健康保健专业同学汲取的思想道德教育精粹。将茶文化融入到思想道德教育大系之中已是势在必行，茶文化中的乐活精神，更是能够赋予同学们以茶道领悟生命，以茶道缓释人生，以茶道增进沟通等其他学习过程中所无法体悟到的人生真谛。
3.1茶文化在思想道德教育的心志与意志修炼中的运用
茶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对健康保健的同学们而言，有着正能量引导的影响，同时，茶文化所潜移默化熏染陶冶的情操，更能促进同学们的精神境界与审美修养的全面提高。而茶文化中的礼仪的运用则能够令健康保健专业的同学们收获一份茶文化中的冲淡宽仁的礼仪精神，以及纯洁雅致的性情本真。对于健康保健的同学们而言，不仅应关注身体的健康保健，而且更应关注心灵的健康保健，在人生的许多关键时刻，在人生的许多成败瞬间，其实起决定作用的恰恰就是人的心灵，亦即人的思想道德情操，由此可见，茶文化的陶冶情操的身心综合修养的运用，将为健康保健的同学们未来的人生带来意想不到的成功。并且，从健康保健的视角而言，身心双健才是一种真正的健康状态。而茶文化透过思想道德的潜移默化式的教育，对心灵的滋养则更加能够令同学们保持平和、喜乐、慈悲的心境，从而形成一种逆境中不屈服，顺境中不失足的坚忍、顽强、愉悦、昂扬的心志与意志[2]。
3.2茶文化在思想道德教育的心志与意志修炼中的运用
教育不仅应着眼于知识技能，而且更应着眼于对知识技能起内驱作用的人文思想素养与心灵世界的本质提升。茶宜静而唯宁静方能够致远，茶宜淡而唯淡泊方足以明志。大学时期既是大学生朋友们心志与意志渐趋成熟的重要阶段，又是心理健康与心理平衡的极为重要的与社会开始反复交互的调试阶段。这一阶段的大学生朋友们从表象上而言可能是意气风发的，但是从心理层面而言，则显然仍处在整个世界观建构的最为关键的阶段，这一阶段由于新时期新常态下扰动因素较多，因此，在这一至关重要的阶段中，任何一点小小的偏差都极有可能侵蚀整个世界观的基础。可见，在这一举足轻重的阶段中，运用茶文化的深厚底蕴所涵养的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等，帮助这一阶段的大学生朋友们建构起正确的世界观，显然对于完善大学生朋友们的整个人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在进一步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完善化过程之中，同学们更宜学习，学习茶的既芳且芬；更宜学习茶的馥郁内蕴；更宜学习茶的轻标敦本[4]。
茶文化中深刻蕴蓄着个体思想道德涵养，与社会和谐大同的教化旨趣。而道德涵养与和谐大同显然最能够体现，亦最能够代表茶文化的精髓。在数千载的诸家思想的共同灌溉之下，茶文化与诸家思想的深度融合更使得茶文化在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茶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和谐为本的核心思想，以这一核心思想为基础，由个体思想道德的自觉觉悟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将使得茶文化在新时期绽放出更加绚烂的思想光华。同时，茶文化与思想道德亦是相辅相成的，积极弘扬茶文化，并将茶文化不断地应用到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中去，显然是一种必要的双赢式做法。
中国马文化论文篇十四
艾孜买提5102049017。
摘要：“历史循环”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中国战国末期的邹衍曾提出五德终始说，用当时流行的五行解释历史的变迁和王朝的更换。他认为历史是所谓五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的循环。后来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宣扬过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社会，历史的继续只能是从这个顶点倒退到原始时代的观点。历史循环论承认历史按一定秩序变化，但曲解了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循环，更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终点的封闭的圆圈，而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不断发展和上升的过程。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无数珍贵的文化财富。众所周知，文化也是人类进化的产物，而文化本身也是不断的进化，不断地积累。回溯时间的长流，中国文化发展过程当中，就有了对于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的思考。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历史的进化，我们会发现早期的对历史的进化思想有着很多值得重新思考的地方。其实说到进化思想，进化的思想并不是在19世纪末才如神兵天降般影响到中国的史学界的。早在千年之前的先秦及两汉时期，便已出现了朴素的、带有哲学思辨性的进化思想。
中国的史学自古便是极为发达的，早在上古三代时期，《易传》就充分肯定了事物变易是具有必然性的，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而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们在阐述各家思想的同时，也不时透露出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其中最为有名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亚圣”孟子，以及他提出的“历史循环变易阶段论”。孟子提出了“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命世者”，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二元循环的，盛衰之世在循环之间又以五百年为单位交替向前变易，而且历史的推动力不是人民，不是生产力，也不是某些偶然事件，而是天降的圣人。
由于孟子在中国思想界的崇高地位，他的历史循环变易阶段论难以避免的影响到了后世的史家们。即使有史家希冀提出具有进化思想的理论，也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循环的怪圈之中，但是在历史循环的每一个阶段内，也蕴藏着历史进化、变易、发展的趋势，二者可谓是矛盾的统一。如下是春秋战国与秦汉时期最突出的几个史学思想。
首先是以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为载体的“五德终始说”。此说是一种解释王朝更替与历史变易的学说，包括两个解释系统。其一是由战国阴阳家邹衍创立的按照“土木金火水”相胜之序来解说自黄帝以来的中国历史，其二是西汉经学家刘歆创立的按照“木火土水金”相生之序来解说自伏羲以来的中国历史。两种说法都认为每一朝代都有它的一德，就好象每一个人都有属相一样。不同的是，前者认为一德克一德，一个朝代取代另外一个朝代是依靠“逆取”、“革新”，这就叫做“五行相胜”；而后者认为一德生一德，前朝将天授之大位“禅让”于后朝，五德彼此相生。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是为了统治者服务的，都是为了证明新朝代旧朝乃是承上天之意，是合理合法合乎统绪的。从中我们能看出“五德终始说”的提出者们在创建这一思想时，是带有一种朴素的进化思想的，前朝气数、德运已尽，故新朝携新生或新胜之“德”，已全新进化之姿态接受天命，登上历史舞台。但即使如此，“五德终始说”也还是难以跳出历史循环的怪圈，只是从孟子的二元循环变为了五元循环。
而汉初的史学、经学家们则将此类带有神秘主义倾向及天人感应色彩的历史循环或进化思想继续发扬光大。
首当其冲的便是西汉经学大儒董仲舒及其“三统”说。董仲舒的史学思想无疑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易传》和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他提出了“有道伐无道”之说，自夏以来是“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的一个相克相胜过程。但董仲舒的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还是“三统”说。“三统”说是一种肯定历史朝代必须按照黑、白、赤三统依次循环更替的学说，此学说认为凡是异姓王受命而王，都必须改正朔，由于正朔不同，物萌之时的颜色各异，也就有了黑、白、赤三色。三统说从其表述形式而言，无疑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其最强调的就是一个“复”字，但就其实际内涵而言则是进化的。首先，董仲舒的三统说是一种体现亲疏之义的尊崇新王之说，主张新王与上两代旧王并为一轮之三统，新王需存二王之后，且帝王愈远愈疏、愈近愈亲，这种尊新王思想，无疑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再者，与“三统”相对应的是忠、敬、文“三道”，此乃一朝之礼乐制度，三道的循环是以变革礼乐，对前朝礼乐制度进行损益为主要内容的，当然也是一种进化论。因此董氏的三统说是一种以循环为表、进化为里的史观。由于儒家及其发展形式——经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历史循环变易论一直占据着史学界的主流地位。
中国文化中展现出的早期的历史观其实就是“历史循环”，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中国战国末期的邹衍曾提出五德终始说，用当时流行的五行解释历史的变迁和王朝的更换。他认为历史是所谓五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的循环。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g.b.维科认为历史的变化经过3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历史变化经历了这个阶段以后，就会重新回复到原始时代，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后来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宣扬过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社会，历史的继续只能是从这个顶点倒退到原始时代的观点。历史循环论承认历史按一定秩序变化，但曲解了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循环，更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终点的封闭的圆圈，而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不断发展和上升的过程。文化的进步推动了历史观的进化，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近代史，也开始逐步融入世界，以进化论为主导思想的史学观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史学界，当然也带来了新的文化思潮。为此奔走疾呼得最为卖力的当属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在著作《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中，便开宗明义的宣称，“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而另一位思想巨匠严复则用妙笔生花的译作将西方进化论介绍至中国，除了最为有名的《天演论》外，严复翻译的另一部西方社会学著作《社会通诠》则明确展示了西方历史的“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的进化历史观。用形象的说法来描述进化历史观就是，历史是一条由野蛮到文明的“直尺”，尺上有诸多“刻度”，代表了历史进化的各个阶段，常见的“刻度”有“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期”、“渔猎—畜牧—耕桑”、“野蛮自由时代—贵族帝政时代—君权极盛时代—文明自由时代”。整个历史进化过程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代代嬗变而来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此数种时代，无论何国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则而递进者也。”历史进化论思想可谓彻底改造或颠覆了过去中国史学界那种在循环与进化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史学思想，进化论将过去可能是一个圆圈或是一个螺旋上升的曲线拉直了，直线两端伸向无穷远。而持历史进化论观点的史学家们的另一个重要理论便是历史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所谓“优”与“适”，并非是传统史家所谓的有道德的，恰恰相反，无道德的，甚至野蛮强势乃至无耻者才在进化之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只有且必须通过变法图存才能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与强者为伍。不然，若只是向世界宣示自己的弱小悲凄，或者说是“占有道德的制高点”，便只能走向灭亡，而这一思想便为清末的一系列改革变法乃至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论支持。
或许当年达尔文在书桌前为自己的巨作《物种起源》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时，万没有料到，他的思想早在千年以前，便以一种朴素的形态影响着万里之外的一个古老的国度，他更不会想到的是，他的思想还未经过太久，便已在那古老神秘的国度掀起了思想乃至政治的滔天巨浪。我想，历史的趣味便在于此吧。
中国马文化论文篇十五
马邑文化提出已有十余年，一些学者为此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作为朔州人，我们对马邑文化也很感兴趣，但由于长期从事理论工作，对历史比较生疏，资料少，基础差，现只能谈些粗浅的看法。目的是为了引起更多学者关注马邑文化，研究马邑文化。
1.地理环境。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生产力的发展还处于十分落后的水平时，地理环境起着决定作用。地理环境就是指特定社会所处的自然条件，包括气候、河流、地形、自然资源和矿藏资源等。
朔州地处山西省的北部，大同盆地的西南端。属于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风大雨少，气候干燥，一年四季有风，春季大风多，沙尘暴频发。年降水量400多毫米，多集中于夏季，蒸发量大于降水量。
山西缺水，朔州同样如此。境内有数条河流，最大为桑干河，流量7立方米/秒。其它像恢河、元子河、浑河、沧头河流量都比较小。这些河流河深岸高，不利于用来灌溉。直到明清之际才出现了一些小型引水工程。
朔州属黄土覆盖的高原地区，山地、丘陵、平原分别占总面积的26.5%、34.3%和39.2%，平原地区有不少盐碱地。山地和丘陵地区适宜发展畜牧业，桑干河两岸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农业以粮为主，种植单一，而且是广种薄收，正常年景亩产也不足100公斤。
明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长和做饭取暖的需要，植被遭到了彻底破坏。解放初期，森林覆盖率只有1%左右。一半以上土地存在水土流失、沙化严重、土地肥力下降的现象。
朔州是一个多灾地区，仅明清两朝的史书记载，旱灾、风灾、霜灾、虫灾就多次造成全境大面积减产或绝收。
明朝兵部尚书王越的一首诗反映了雁门关外荒凉的自然环境，“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桑蚕不种麻。百里并无梨枣树，三春哪得桃杏花。六月雨过山头雪，狂风遍地起黄沙。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袄午穿纱”。清朝前期，朔州地区经济仍然相当落后，康熙皇帝路经朔州，见地瘠民贫，曾免当年和次年应征地丁银米。
山西分晋南，晋中、晋北三大部分，地理环境差异明显，社会文明的发展也呈现出由南向北的态势。
2、悠久的历史。
古人类很早就生活和繁衍在朔州大地上，考古资料显示，位于朔城区桑干河上游的后圪塔峰石器遗址，距今约10万年，属旧石器中期，与阳高县的许家窑遗址属于同一体系。后圪塔峰人来自何处?与许家窑人是什么关系?有两种可能：一是许家窑人和后圪塔峰人同为某地(很可能是北京人)古人类的两个分支，一支到达了许家窑，另一支到达了后圪塔峰;二是许家窑人和后圪塔峰人同为某地古人类的一支，他们先到达许家窑，随后不久便有一部分人来到后圪塔峰。后圪塔峰人在朔州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朔州的历史已有10万年之久，而不是有些史书所说的近3万年。
旧石器晚期的峙峪人，距今2.8万年，可能是后圪塔峰人的后代。峙峪遗址出土的石器小巧玲珑，北方细石器的特点基本定型，是细石器文化的直接先导，被考古学家称为“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或“北京人文化—峙峪人文化。”峙峪遗址在我国考古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被写入不少史书和大学教科书中。
新石器早期遗址有怀仁鹅毛口遗址，距今近万年。鹅毛口遗址是我国华北地区发现的一处大型石器制造场，它与内蒙古大窑和广东的西樵山合称为我国新石器时期的三大石器制造场。新石器中晚期遗址在应县、平鲁、朔城区、右玉均有多处发现，这说明六千年前的古人类的足迹已遍布朔州各地。
朔州三面环山，多条河流贯穿其中，山上茂密的森林，山下广阔的草地，是古人类采集、捕鱼、狩猎的理想场所。
大约在五千年左右，中国人类社会开始由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据《史记》记载，黄帝“北逐荤粥(薰鬻)”(北狄先期的称谓)。传说中的黄帝不一定确有其人，黄帝应该是部落联盟的称号。黄帝部落联盟同北方的荤粥部落相邻而居，发生“北逐”在所难免。
黄帝之后，有《墨子》尧“北教乎八狄”的记载，说明炎黄尧舜时代，朔州地区一直有人类生存。
朔州地区在夏商时期属冀州，西周时归并州。春秋战国时代，晋国的势力最早进入朔州地区，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破林胡、楼烦，置云中(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古城)、雁门(治所在今右玉县)、代(河北蔚县东北)三郡。秦置马邑县，北齐置朔州，此后的历朝历代，朔州地区都有各种不同的行政建置。
3、频繁的战争。
战争伴随着人类社会，大概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战争总是要发生。人类社会最初的战争发生在原始人群与原始人群和部落与部落之间。黄帝与蚩尤之战，黄帝与炎帝之战，时间之久，规模之大，远古时代实属罕见。
当汉民族在中原地区形成后，同四周的其它民族冲突就接连不断，特别是同北方民族的冲突更是频频发生。
古代北方民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东北地区的肃慎系统、大漠南北的各族、西北新疆一带的西域各族共三大系统。狭义是指大漠南北的各民族，大体可分为三个族系，一是匈奴族系;二是突厥族系;三是东胡族系。古代北方各民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但他们概源于上述各大系统。
汉民族与其它民族的区分，大概最早源于新石器时的不同区系文明，炎黄时代为汉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时生活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的部落率先进入农耕文明，而四周的其它部落却还基本上生活在捕鱼狩猎的原始状况，于是中原地区的部落成为最早的华夏民族(汉朝称为汉族)，四周的其它部落分别称为北狄、西戎、东夷、南蛮。
古代北方民族同汉民族的战争最早发生在黄帝时，传说黄帝“北逐荤粥”。商朝时北方的土方和鬼方被武丁征服，成为商的方国。当商朝后期国力衰退，朔州一带的燕京戎曾战胜商的王师。西周时康王、穆王也曾多次征伐北方的戎狄。春秋末，戎狄在河北北部和朔州地区建代国和楼烦国。公元前458年，赵襄子灭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灭东胡、林胡、楼烦，置云中、雁门、代三郡，赵国的版图北达阴山。从此，朔州地区成为北方的主战场，朔州古城成为军事要塞。赵国名将李牧守边，秦始皇筑长城，蒙恬北征匈奴，西汉的白登之战、马邑之战，东汉的马邑战役，唐初的新城突厥之战、定襄之战，裴行俭朔州击突厥之战，宋时的陈家峪之战，元兵占领朔州城、俺答进犯朔州，李文忠马邑抗元等战争波澜壮阔，震撼华夏。纵观发生在朔州地区的战争有三大特点。(1)时间长。从赵襄子灭代算起，到清朝灭亡，在近2400年的时间里，战争相当频繁，究竟发生了多少次，根本无法统计。在中原新的王朝诞生后，为了巩固北方领土，要同北方民族发生战争;当一个中原王朝没落时，北方民族南下攻城掠地，建立自己的地方政权;就是在中原王朝的中期，北方民族也常常侵袭不断，掠夺人口，枪夺钱物。(2)规模大。战国时李牧驻守代郡和雁门郡，一举歼灭匈奴骑兵10余万;秦时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西汉初刘邦亲率32万大军同匈奴作战，被匈奴40万精骑围困于白登山;十六国的诸强之战，兵力常常多达10万以上;唐初李世民10余万兵分四路大破突厥：宋时的宋辽大战;明初同残元的战争等，大战之多难以计算，为全国所少见。(3)参与民族多。以汉民族同北方民族的战争为主，北方各族之间也互有战争。南北朝的多民族混战;宋元时的辽金，蒙古同金与西夏之战，尤为突出。在朔州这块不太大的土地上，几乎所有北方的民族都参与了战争，真可谓蔚为壮观。
4、长期的胡汉杂居。
当汉民族在中原地区形成后，便有了胡汉杂居的问题。胡汉杂居始于炎帝和黄帝时期。传说炎帝生于姜水(今陕西岐山东)，为羌人氏族部落的宗神。传说匈奴和南方的“蛮夷”为黄帝之后。北魏鲜卑族拓跋氏自认为其始祖为黄帝，“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资治通鉴》卷140，《齐纪六》)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1976年版)认为黄帝是北方部落的袓先，而在北方部落联盟中有不少戎狄。不论传说或史书的记载，它反映的事实可能是炎帝和黄帝时期胡汉之分刚开始，炎帝和黄帝的部落联盟中就有一些四夷的部落;或是炎帝部落和黄帝的初期时，一部分人到了中原地区，逐渐形成汉族，一部分人仍生活在原地，被视为四夷;或是溶入汉族后，一部分人又迁往东、南、西、北各方，与四夷杂居，成为是四夷的首领。胡汉之分没有确切时间，炎帝和黄帝是否是四夷的共主无需深究，但炎帝和黄帝时期就有了最早的胡汉杂居应该是事实。
炎帝和黄帝之后的尧、舜、禹时代也是胡汉杂居，尧“北教乎八狄”就是当时情况的反应。
春秋时期，周王朝国力衰微，北方戎狄日渐强大，大量南下进入晋地与华夏杂居，晋国立国时所处今晋南“河、汾之东，方百里”(《史记·晋世家》)，“晋四面皆狄”(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晋卿族废兴》)。晋悼公时，采用了大夫魏绛的“和戎”之策，与分布在大同、朔州一带的北戎友好相处，形成了汉民族与戎狄接壤或插花杂居的状况。
从赵武灵王设三郡到秦汉设马邑县，大量军队进驻朔州，朔州地区现存的许多战国墓和汉墓就是证明。此后胡汉杂居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北方民族南迁。有的北方民族被汉王朝征服，臣服于汉王朝，导致大量内迁;有的是朔州地区被北方民族占领，成为其居住地。二是汉民族北迁，汉文帝即位后，就曾幕民充实边境。以后的历朝历代，新王朝初建立时，由于战争的原因，朔州地区人烟稀少，都需要大量移民充边。不论是南迁还是北迁，规模之大在全国少有，有时是几十万，多达上百万。小规模的，自发的迁徙不计其数，而且持续时间竟长达二千多年。同时，几乎所有的北方民族都进入了朔州，先秦有戎狄，秦汉有匈奴，南北朝有柔然、鲜卑、羯族、氐族等，隋唐时有突厥、回纥、沙陀、吐谷浑等，宋元明有女真、蒙古等。
在马邑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转变。第一是马文化向牛文化的转变。马文化是对游牧文化的形象命名。因为马在游牧民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马是游牧民族放牧、交通、运输、战争、体育活动的重要工具，马的作用渗透到了游牧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牛文化是对农耕文化的形象命名。牛是农耕民族的重要生产工具。用马命名游牧文化和用牛命名农耕文化自然十分确切。
早在新石器时期，即距今六七千年前，朔州先民就开始定居，也就开始有了原始的农业生产和家畜饲养业。
朔州的马文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重要的养马基地。马文化是指人类把野马驯化为家马。中国的马文化形成新石器晚期。朔州的养马从现有的资料看，大概在春秋战国时规模已很大。《左传昭公四年》有“冀之北土，马之产地”的记载，朔州为冀之地。赵国的祖先原为游牧民族，擅长养马、御车，打猎，故被赐予赵城。(王崇德、王纪山主编《文明街流》卷)战国时战马名驰天下。秦建马邑大规模养马。古代朔州的养马，既有官养，又有民养。秦时班壹“致马牛羊千群”而富极一时(《汉书.叙传》),北魏时尔朱荣以牧为业,富甲一国,为其放牧人多达数千。第二阶段从唐到清末为养马和买马的混合期。从唐代开始在北方设马市,用高价买马。唐代、辽代和元代时，朔州仍然养马，畜牧业很发达。但开设马市原因有两点,一是养马已不足国用,需要买进;二是朔州马的质量不如北方少数民族的马。汉武帝时就从西域引进汗血宝马，可见马的质量问题确实很早就存在。这两点都表明从唐开始，朔州的养马规模不如从前，这可能与隋唐时的“转牧为农”政策有关。唐以后，朔州的马市规模越来越大，明清时期，每年交易数量多达几千匹。
朔州的农业始于新石器的中晚期，起步较早，但发展比较缓慢。大体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石器到隋唐时为混合型农业，即畜牧业和农业并重。晋国时魏绛和戎，开创了北方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的大转变，但直到隋唐时期，朔州农业发展总是时好时坏。在政局稳定、政策鼓励下发展就快，当战乱开始或在豪强掠夺下就倒退。农业始终难以成为主业。第二阶段为屯田制农业。曹操最先在北方屯田。从隋唐时实行屯田政策一直到明清，朔州的农业一直以屯田制为主。到清朝雍正三年(1725年)屯田仍占总耕地面积的76%，私田只占24%。大概到了清末屯田才被私田所取代。这可以从民国初年的土地占有情况间接证明。据《朔县志》载：“民国八年(总耕地面积)为1187893亩”，而“全县农户为1252户，户均占有耕地94.5亩”，总耕地面积同农户占有面积相一致，可见屯田已不存在。屯田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唐初，粮食产量不仅可以满足驻军的需要，还可以“岁剩粟万余石”(《隋书·郭衍传》)，清朝末期，朔城区是有名的“雁门关外的米粮川。”
由农牧并重转到以农业为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了明朝这种转变基本完成。
第二是从胡汉杂居逐步向以汉民族为主转变。胡汉杂居是北方民族融合为汉民族的主要途经，无论是通过战争进入汉民族地区，还是经过迁徙进入汉民族地区，杂居的结果是北方民族慢慢被汉化，融合为汉民族。东夷首领蚩尤同炎帝和黄帝发生战争，东夷族很快融为汉族。西戎的一部进入河南一带，也被较早地融为汉族。商王文丁赐燕京戎以国姓子姓，揭开了北方民族融为汉民族的序幕。春秋战国以后，朔州地区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冲突的主要区域，自然也成为民族融合的主要地区。南北朝时期，多个北方民族进入黄河中下游，形成民族融合高潮，唐末和辽金元时期出现又一次民族融合高潮。大概到了明代，汉民族和北方民族以长城为界，胡汉杂居基本结束。
这里还需要讲一下什么是民族融合，也就是融合的标准。斯大林曾给民族下过一个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的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选集》上卷)“四个共同”就是民族融合的标准。达到了“四个共同”的标准，就说明北方民族已经融合为汉民族。当然，我们对标准只能相对地理解，北方民族的一些非本质的东西还会以不同的形式保留下来。
民族融合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人数少的民族会被人数多的民族融合;二是文化落后的民族容易被文化先进的民族融合。此外，政治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比较短暂。文化的先进更具根本性，汉民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归根到底在汉民族的文化先进。
民族融合主要有四种形式。一是主动融合。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力度大，手腕硬，影响广，是主动融合的典范。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反复，但改革效果显著。二是自然融合。由于长期在同一地区生活，北方民族不断吸收汉族文化，慢慢融合为汉族。大规模的主动融合并不多见，自然融合是一般的常见形式。三是通婚融合。相互通婚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形式，可以造成种族血缘的混合，直接引起语言和习俗的变化。据史书记载，晋国率先冲破“华夷之别”同戎狄互相通婚。此后汉朝的“和亲”，隋唐皇室同少数民族的通婚时有发生。一般老百姓之间的通婚就更为普遍了。四是战争加速融合。在古代，战争成为民族杂居的主要推进形式，不论是中原王朝的北征，还是北方民族南侵，最终形成胡汉杂居，北方民族逐步被汉化。
(1)峙峪猎马人。生活在距今约2.8万年的峙峪人心灵手巧，制造了无数件打击石器，发明了精美的弓箭，大大提高了捕获猎物的能力。在峙峪人捕获的动物中，最多是野马，故被考古界称为“猎马人”。
峙峪人只是捕获野马，还不会驯化野马为家马。但峙峪人在大量捕杀野马的过程中，最早掌握了野马的习性，为后人驯化野马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所以，李元庆先生把峙峪人的猎马现象称为原始马文化或史前马文化。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发现了许多石器遗址，但只有峙峪人被称为“猎马人”。是峙峪人首创了中国原始马文化，昭示着朔州马文化的源远流长。
峙峪人大量捕杀野马，那么比峙峪人更早的后圪塔峰人主要捕获什么动物呢?是不是也是野马呢?野马化石最早发现在山西丁村遗址，丁村人同后圪塔峰人同属于旧石器中期。丁村在山西南部，峙峪在山西北部，这是否说明在原始社会的山西，生存着很多野马，尤其北部野马更多。依此推理，后圪塔峰人捕获得野马数量一定不少。峙峪人猎马的经验可能就源于后圪塔峰人。后圪塔峰人极有可能就是原始马文化的最早奠基人。
(2)马邑古城。随着朔州的建市，朔城区的市区面积不断扩大，原来的西古城和北古城已被无知毁坏。考古证明，朔城区的古城就是秦时修建的马邑城。秦马邑城的修建，流传着一段神奇的故事。《晋太康地记》曰：“秦时建此城辄崩不成，有马周驰，驰走反复。父老异之，因依之筑城，遂为马邑。”循马迹而筑不崩，此马乃神马也。神马指引筑城，筑城是为了养马，真是妙趣横生。
(3)尉迟恭擒海马。神头因海而名，因海而兴。当你望着那海水波光粼粼，望着那鱼虾自由漫游时，一定会想起尉迟恭擒海马的故事。
传说在神头海的金龙池内住着一匹海马，每当夜深人静时就出来吃老百姓的庄稼。一年夏季，当绿油油的麦苗再次被海马糟害时，力大无穷，胆量过人的尉迟恭决心把海马制服。一天夜里，当海马一跃上岸之际，尉迟恭瞅准机会，猛地一下骑在了海马背上，这时海马四蹄腾空，想进入海中，尉迟恭一只手死拽马鬃，一只手搂住岸边的一棵大柳树不放，海马无法挣脱，绕着柳树转了三圈，把柳树扭成了麻花。精力大减的海马猛然向东一跳十几里，(朔城区的马跳庄村名由此而来)向洪涛山头而去。被驯服的海马从此成为尉迟恭南征北战的坐骑。
(4)用马命名的村庄很多。
村名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或小群体的行为色彩，蕴涵着一定的文化信息。朔州从古到今畜牧业发达，长期以来一直是养马和马市重地，这些都给朔州留下了难以消失的印记。全市用家畜命名的村庄共有60多个，其中用马命名的村庄多达40多个。
朔州的马文化多姿多彩，缤纷异常。神马和海马的传说反映了朔州人对马的深情，反映着对马文化的升华和超越，使朔州的马文化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和境界。
2、别具一格的边塞文化。
(1)特殊的地理位置，重要的边塞古城。
朔州地处内外长城之间，雁门关、宁武关、偏关外围，如果说外长城为第一道防线，内长城为第二道防线的话，那么朔州既可以驰援外长城，又可以藩卫内长城三关，地理位置十分险要，被称为“南北咽喉”(清雍正《朔州志·方舆》)“全晋之巨防也”。(《读史方舆纪要·朔州》)。
马邑古城因边塞重镇而名，她经历了太多战争的考验，阅历了两千多年人间沧桑。秦筑马邑城，养马防边;汉代韩王信都马邑;刘邦32万大军战匈奴，被困白登山;汉武帝拟设伏兵袭击匈奴的“马邑之谋;北魏时的群雄争战;隋末刘武周起义，称帝马邑;宋辽大战，杨业兵败朔州;明代蒙古铁蹄屡次进犯;明末李自成大战宁武关;清光绪四年熊振德起义;清初人民的抗清斗争。无数的战争渲染着这座古城。
(2)名将辈出，彪炳青史。
从三国算起到清末，朔州地区名留青史的重要将领40多人，一般将领近250人。三国张辽，北魏的庾业延、尔朱荣、尔朱兆、朱瑞等，北齐的斛律金、斛律光、斛律羡，唐代尉迟恭，五代周德威等，名声显赫。特别是尉迟恭被尊称为门神名传天下。在中国武将中，被广大人民普遍认可而尊为神者，大概只有山西的关公和尉迟恭。明清之际随着晋商的崛起，关公由武圣人被尊为财神;而尉迟恭因护守唐太宗李世民防鬼而被尊为门神。
无数的战争，演义出许多故事，其中杨家将抗辽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杨家父子血染金沙滩、老令公撞死李陵碑、杨六郎镇守三关口、杨家将大战李元昊、金沙滩上“荒粮堆”、六郎神箭、六郎城、五爷庙等等。杨家将的故事反映了人们对英雄人物的敬仰和崇拜，激发着人们保家卫国的热情。
(3)众多的边塞遗迹。
特殊的地理位置，频繁的古代战争，为这里留下了众多的古关、古城、古堡、古长城、古战场和汉墓群。
在冷兵器时代，人们把城墙可以有效御敌的作用延伸，修筑了长城。朔州境内的外长城西起平鲁北墩村，经右玉到左云、全长约125公里;内长城由偏关老营丫角墩入境，经利民、阳方口、由山阴东南到平型关，全长约128公里。右玉的杀虎口是闻名中外的重要关城，它不仅是内地通往内蒙古地区的交通要口，更是重要的军事要口。除关城外，内外长城还有城堡30余座和许多烽火台。
内长城的偏头关、宁武关，雁门关，史称外三关。位于朔州东南的雁门关，与朔州境内的内长城和关前的防卫重镇新旧广武城形成三位一体的防御体系。古城遍布朔州，大约有20多座。朔州的不少村庄的村名为铺、营、所、堡、寨、卫等，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大型的古墓群有金沙滩汉墓群、马邑汉墓群、梵王寺汉墓群、平鲁汉墓群、威远汉墓群、广武汉墓群等等。小型的古墓遍地都有。仅广武汉墓群就有汉墓293座，到2004年底，马邑汉墓群共挖掘战国和汉代墓葬3000余座。
3、特色鲜明的融合文化。
朔州长期处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结合部，马文化和牛文化不断接触、碰撞、交流、融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融合文化。融合文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马文化和牛文化结合产生的新文化，另一部分是朔州人独创的民俗民风文化。
(1)新文化。
姓氏：分两种情况，一是朔州人不少姓氏源于古代游牧民族的古姓，如安、米、狄、党、单、查、戈、八、哈、劣、缶、库、那、茹、善、凌、俎、勾引、索、脱、逮等;二是不少姓氏为汉化改姓。如匈奴独孤改为刘姓，北魏时鲜卑拓跋改为元姓。尉迟改为郎，贺鲁改为周、叱罗改为罗、柯拔改为柯，步六孤改为陆等等。唐代皇帝赐姓党项羌族为李，到了宋代皇帝又赐姓党项羌族为赵。明代时有些少数民族把复姓改为单姓，如公孙、叔孙、长孙、士孙、王孙改为孙;司徒、司空改为司;获狄步丁改为丁，清朝的满族后来改为金、罗、洪、富、荣。(据雷云贵整理的资料)。
民间音乐与歌舞：以大小洪拳为形式，表现梁山泊英雄故事的踢鼓秧歌;颇具塞外之风，粗犷刚健，广阔奔放的民歌和大秧歌;与元曲有联系的耍孩儿。
语言：一些地方土语深受蒙古族语言的影响，如“嘎渣子”(不走正道，干坏事的人)，“忽辣盖”(奸滑、骗子手)、圐圙(围起来的草场)、不浪(木棒)等。
饮食：大漠草原之风的盐煎羊肉，嗜饮砖茶，涮锅子，喜饮烈酒等。
衣饰：历朝历代变化很大，赵武灵王改穿胡服，是对汉服的第一次大改革。后受蒙古族的影响穿毛鞋、皮袄，戴瓜壳帽、狐皮帽等。
村庄：受民族交融影响的村名，如薛圐圙、察罕铺、吴儿城。
祈雨：个别地方的祈雨民俗是两大文化融合的产物。“神头三大王庙的祭祀仪式是在拓跋氏原始祭天仪式的基础上，经过道教、佛教的渲染，在汉化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范金荣《古代朔州祈雨民俗》)。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朔州人根据自己的自然特点和经济条件，吸收其它文化的有益因素，慢慢形成了一些颇具地方特色的民风民俗。
饮食：朔城区的粉浆、黄儿;应县的石子饼、牛腰;怀仁、应县一带的糖干炉;朔州地区的杂各、羊拐弯、凉拌莜面，烂腌菜、豆面蘸糕、菜滚水，醋糊糊、沤酸饭、沤苦菜等。朔州是著名的杂粮之乡，粗粮细作，吃法多样是饮食的一大特色。
十四、神头五月初。
五、井坪镇六月初。
六、利民镇六月初。
一、凤凰城七月。
十五、古城镇三月。
十八、新城镇七月初。
一、怀仁七月初。
十、应县四月初八等。
语言：地方土语很多，尖舌音、超尖舌音和入声多，形成了许多地方语言的谚语、趣语和所答非所问语。
文化：多种形式的民间游艺、民间歌舞曲艺形式的喜乐，起源农业生产劳动的歌舞小戏发展而来的秧歌剧。朔城区大秧歌在省内外有很高的声誉。右玉道情委婉动听、深受群众喜爱。
马文化、边塞文化、融合文化三大特点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只讲其中的一点，不能反映马邑文化的全貌。
文化就是人的创造，人创造物质文化、也创造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把这三种文化条理化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为表层文化、制度文化为中层文化(包括风俗、礼仪、制度、法律、宗教、艺术等)、精神文化为底层文化。精神文化就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认识、观念、思想、理论等。精神文化处于文化的核心地位，表层和中层反映着底层的内涵，底层引导并制约着表层和中层的变化。
1、主要思想。
马邑文化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点。
(1)尚武习拳。朔州自古以来多战事，为了自卫和保家，尚武习拳渐渐形成风俗。朔州名将辈出并非偶然，就是一般老百姓也喜欢舞拳弄棒，会武术的人往往很受人尊重。直到民国年间，朔州仍有不少武术高手坐坊传业。
(2)勤劳俭朴。朔州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的环境中，农作物的收成如何，辛苦很重要。广大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仅需要精耕细作，而且要利用空闲时间饲养一些马、牛、羊、猪等家畜。由于干旱少雨，风大灾多，收成好的年景不多，人们的生活普遍比较贫寒，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成为当地民风。
(3)包容性强。朔州从古到今，人口流动较大，北移南迁常有发生，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需要互相谅解、包容、尊重。尤其是朔城区，地处交通要道，县州治所，人来人往，接触广泛，养成了不排外的思想。这种好的风气一直延续至今，建国六十多年，朔城区从未发生过排外事情。
(4)民风淳厚：朔州人老实忠厚，乐善好施,与外人打交道，不怀戒备之心。历史上南方人哄骗朔州人，把朔州的宝物盗走的传说很多。当村里人有困难或需要公益事业建设时，人们量力而行，慷慨解囊。
(5)经商意识差。北方地区经济长期落后，重农轻商，工商业不够发达。在明清时，晋商在山西纷纷崛起，朔州的工商业总体上规模小，数量少。手工业多为一些季节性的木、铁、石、皮等简单加工业，农村隔三差五来个乡间货郞。以朔城区为例，民国年间县城商铺共45家，由外地人经营的占到38家。这些店铺经营资本最多五、六千元，年营业额最高超不过三万元。
(6)因循守旧。古代社会交通工具不发达，人们出行主要靠双脚，活动范围很小，不过方圆二、三十里，许多人一辈子连县城都没去过，再加上商业不发达，更显封闭。按老规矩种地，按旧习惯生活，接受新鲜事物迟缓，缺乏敢闯敢创的精神。“好出门不如赖在家”的俗语就是朔州人心态的真实反映。
2、正确认识马邑文化。研究马邑文化，是为了传承和弘扬马邑文化，做到“古为今用”。这就需要正确认识马邑文化，辩证地把握马邑文化。
(1)马邑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马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文化是一般，马邑文化是个别。“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个别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马邑文化既有特殊性的一面，也有与中国文化相同的一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佛、道为主体，特别是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在朔州的影响很广很深，时至今日，“求神拜佛”、“宗族思想”、“重男轻女”、“人体依附”等封建思想在朔州仍然很有市场。讲马邑文化，一定要看到马邑文化中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只有勇于同这些东西决裂，才能真正做好传承和弘扬马邑文化。
(2)马邑文化特殊性中也有消极因素。研究马邑文化，可以不讲马邑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同的一面。但马邑文化特殊性中也有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像勤劳俭仆、包容性强就是积极因素，经商意识差，因循守旧就是消极因素。只有勇于同这些消极因素决裂，才能真正传承和弘扬好马邑文化。
(3)传承不是盲目继承。马邑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中生成的，它体现的是传统思想的价值观。必须经过改造和加工才能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部分。像“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需要继承发扬。但古代的“孝”文化是在“三纲五常”的伦理环境下生成的，“父为子纲”是其核心。现在讲孝顺父母，是建立在父母与子女地位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再如“尚武习拳”，过去兵荒马乱不断，“尚武习拳”既可防身，又可保家卫国。现在是和平年代，社会主义年代，“尚武习拳”主要是为了强身健体。研究马邑文化，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科学取舍，合理扬弃，才能真正做好传承和弘扬马邑文化。
1、马邑文化的上限和下限。
马邑文化是一种历史文化，古文化，大家对此没有疑义。作为历史文化，就有上限和下限。李元庆先生第一次对马邑文化的上限作了界定，他在《马邑文化三论》一书中说“所谓马邑文化，大体上可以说就是以马邑为总称谓的今朔州之地的历史文化，或者说以今朔州为地理载体，以马邑古城为中心蔓延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秦设马邑县，距今2000多年，马邑文化的上限以秦设马邑县为始。
我们认为以秦设马邑县为马邑文化的上限是欠妥的。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简单讲就是人化。文化是人创造的，是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主要特征。有了人就有了文化。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提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并指出“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人类创造的最早工具是石器，就是说，石器是最早的文化。考古已经证明在朔州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旧石器中期就有人类活动，从目前来看马邑文化，至今已有十万年。
把朔州地区存在的古文化命名为马邑文化，跟马邑建置是两回事，文化的存在不取决于行政建置，取决于人类活动的存在。所以把朔州地区存在的古文化命名为马邑文化，是因为其它概念都不如马邑这一概念确切。不把马邑文化命名为朔州文化除马邑建置早于朔州外，主要在于马邑文化恰如其分地显现了朔州古文化的特点。马邑县因马而建，马是马文化和边塞文化的重要象征，也是朔州地方文化的重要特征。马邑文化形象地写照了朔州的古文化。
确定马邑文化的下限有两种分法。一是按照中国历史分期的办法，把古代的下限定在1840年，另一种是按传统习惯划分，把古代的下限定在清朝灭亡的1911年。这两种办法对马邑文化内涵的界定关系不大，但在朔州人们的眼里，古代就是民国以前的旧社会。为了同人们的看法相一致，把马邑文化的下限定在1911年为妥。
2、马邑文化的地域范围。李元庆先生给出的界定是“以今朔州地理为载体，以马邑古城为中心”。应该说不论古马邑还是古朔州其所辖范围大体相当于今朔城区，都没有达到今朔州全境，但今朔州其它区县存在的地方古文化同今朔城区存在的古文化并无多大差别，同属一类型，以马邑文化为总称谓来体现今朔州地区的古文化是恰当的。由于古马邑和古朔州大体相当于今朔城区,今朔城区就自然成为了马邑文化的中心地带。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长期以来人口的迁徙、流动，马邑文化还影响到了朔州邻近的忻州、内蒙的一些市县。
3、马邑文化与三晋文化和雁门文化的关系。李元庆先生在《马邑文化三论》中对三晋文化、雁门文化、马邑文化三者的关系作了详细的论述。马邑文化是雁门文化的亚型文化，是三晋文化的次亚型文化。按照李元庆先生“宏观”、“中观”、和“微观”三大层次的方法论，三晋文化属宏观，雁门文化属中观，马邑文化属微观。从宏观的层次讲，马邑文化同三晋文化没有明显的区别。从中观层次讲，马邑文化同雁门文化在马文化、边塞文化、民族融合文化方面是一致的，但在表现方式上和程度上有差别。从微观层次讲，马邑文化的地区特色非常明显，自成一体。
最后说一下马邑文化与朔州文化的关系。朔州文化可以分为古代和现代两大部分。马邑文化就是朔州文化的古代部分。
主要参考书目。
高海编纂：《朔州通史》。
高海著：《朔州历史沿革》。
五崇德、王纪山主编：《文明衍流》卷。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
谭明武、支立新主编：《朔州历史与文化》。
杨善群、郑嘉融著：《话说中国》。
李元庆著：《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的马邑文化》。
李元庆著：《马邑文化三论》。
熊国章著：《马邑与马》。
钱穆著：《黄帝》。
[清]汪嗣聖纂修：《朔州志》。
钟声扬、李尧主编：《朔州民间文化》。
朔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朔县志》。
雷云贵选编、熊国章订补：《古代朔州军事资料辑录》。
赵向东、蔚文彩主编：《印象朔州》。
林翰著：《东胡史》。
张传玺著：《中国古代史纲》。
(文/张改梅刘文新)。
(编辑：康晓玲)。
中国马文化论文篇十六
当前我国旅游行业在正在不断的发展进步，传统文化对旅游行业起到的推动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在旅游企业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应当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企业管理结合起来，根据旅游企业特色构建一套附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旅游管理理论，在推动旅游行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对旅游景点进行规划，在行业发展的同时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我国作为历史大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通过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结合发展旅游行业。我国传统文化对旅游行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当前将自然与人文结合起来的旅游已经成为旅游行业发展的新趋势，无论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还是对旅游行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经过历时的积淀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了相应的特点。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人文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所以，可以影响旅游行业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也就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通过二者的相辅相助，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并推动着旅游行业当中的人文资源的发展。
旅游管理理念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旅游企业在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当同时注重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高旅游企业的管理水平，并且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旅游管理理念的当中。
(一)以人文本的管理理念。
以人为本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树立正确旅游管理观念的重要思想。在旅游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应当与我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保持一致。通过树立以人为本的重要管理思想，发挥以人为本思想的注重性，提倡贵民的民主思想，从而促进我国旅游行业可以持续发展。
(二)以和为贵的管理模式。
我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儒家思想主张以和为贵，只有在旅游企业的管理模式当中注入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才能提高旅游企业的凝聚力。只有打破传统的旅游管理模式，将旅游管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传统的硬性管制的管理模式抛弃，采用含有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管理模式，促进旅游企业的发展。
(三)以德服人的管理方法。
我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就是以德服人，通过将以人文本的管理理念与以和为贵的管理模式结合起来，通过以德服人的管理方法，将中国传统文化完全融入到旅游企业管理当中，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提高管理水平，促进旅游行业持续发展。
(一)加强旅游资源中精神文化的挖掘。
旅游行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旅游的概念也不仅停留在对景色的欣赏，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追求旅游区域的精神文明感受。所以，在对旅游企业管理理念的构建过程中，需要在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旅游项目投入资金，满足当前人们的旅游需求。在旅游行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当注重结合当地旅游特色以及传统文化，通过不断的完善与进步，为旅客提供良好的旅游环境。对于历史建筑，应当注重定期进行维护，在挖掘其价值的过程中，注重对其中精神文化的挖掘，将历史建筑中含有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宣传与推广，带动旅游行业发展的同时，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二)对文化旅游区域进行合理规划与管理。
旅游行业的发展会带动当地旅游区域附近的金融、食品、商贸、住宅等多方面共同发展。在对城市旅游资源进行开发的过程中，应当注重体现出当地旅游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对历史性的建筑进行规划或者扩建时，应当注重生态环境的建设，而不是对古城本身进行改造。在建设规划过程中应当注重将景区内部的绿地率与森林覆盖率设为规划建设的重点。通过科学合理的旅游管理模式，对旅游区域进行实质规划，促进旅游行业的持续发展。
传统文化是我国历史发展的精髓，在旅游行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当时刻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推广。对旅游地区的旅游者、居民与相关工作者进行传统文化的宣传工作，提高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在旅游景点的开发过程中，需要将旅游推广融入到传统文化当红总，通过开展展会、文艺活动等形式加大对传统文化的推广。同时可以利用我国传统的节假日对我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宣传，将传统节日当中的人文文化、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元素介绍给旅游者，在提高旅游行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提高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发展了人文。
四、结束语。
旅游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经济来源，旅游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注入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对旅游管理理念有着重要的影响，旅游企业应当深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人文精神，做好旅游景点的规划与宣传工作，通过完善景点建设，不断的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并通过科学合理的管理理念，促进旅游行业持续稳定发展。
中国马文化论文篇十七
一、封面格式：
2010—2011学年第二学期。
题目：
姓
名：学。
号：院。
部：专。
业：
年级：
二、期末论文选题：
1、儒家文化（任选儒家文化的某方面来分析论述）。
如：分析孔子“礼”的思想；从“仁爱”思想来看孔子对人性的关怀；试析孟子的民本思想；试论孟子的理想人格；孟子“性善论”对当代人的启示；试析孟子的义利及对今人的启示。
2、道家文化（任选道家文化的某方面来分析论述）。
如：分析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庄子名利观对当代人的启示；陶渊明田园诗的道家思想底蕴；魏晋玄学对士人心态的影响。
4、法家文化。
如：从韩非（商鞅）之死来看法家人物的精神；试述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试析管仲在齐桓公霸业中的作用；法家与“依法治国”的法治观念的形成；法家与儒家历史观之比较。
5、科举制度。
6、姓氏文化。
如：姓氏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或影响）；姓氏与家族本位观念的形成。
三、写作要求：
1、任选一题的一个方面来写，观点明确，层次清楚，语句通顺，格式规范,字迹清楚；
2、不准抄袭，否则不及格；
3、必须列举参考书目；
4、要求手写，正文字数不少于1500字，统一用大学稿纸。
中国马文化论文篇十八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首先是一种立足于儿童需求的课程资源，它将丰富的民族文化内容融入到儿童生活的环境当中，在遵循儿童认知规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民俗文化作为一种课程资源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学前教育的结合使其具备了更加积极的意义和内涵。首先，学前教育中的民俗文化应当是具有选择性，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厚的民俗文化，涉及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民俗文化内容并不是完全都适合用在学前教育阶段，需要教育工作者进行必要的筛选，选取一些适合儿童的民俗文化对其进行重点传授和培养。学前教育的民俗文化还应当具有适应性。即这些民俗文化内容应当符合儿童发展的需求，对于他们身心健康成长、优化儿童生命质量应当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再次，学前教育民俗文化内容应当注重协调性，即各地区、各民族的地方文化应当在学前教育阶段给予具体的体现。民俗文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同时学前教育阶段的儿童又是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应当对自己所在地区的地方民俗有所认知和了解。因此，在学前教育的民俗文化培养中应当注重这一原则的体现。民俗文化课程的核心目的培育全面发展的儿童，民俗文化本身即有较强的育人功能，它能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具体的民俗活动中传递给下一代，儿童正处于启蒙阶段，心理成熟和情感培育亟须大量的文化养分滋养，这一阶段的民俗文化教育对他们今后的个性成长和文化意识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民俗文化在形态上来看具有直观性和形象性，而学前阶段的儿童信息吸收特点也是直观性和形象性。因此民俗文化与学前教育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这也为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价值发挥创造了天然有利条件。
1．民俗文化的互动性有利于促进儿童心理的成熟。
民俗活动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社会娱乐活动是古人调节心理、宣泄情绪、缓解疲劳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民俗活动具有鲜明的娱乐属性，它满足了人们的游戏本性。例如民间歌曲、舞蹈、游戏杂耍等民俗类目，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充分体现了人们以这些民俗活动为载体，追求身心愉悦的一种重要尝试和努力，同时这些民俗活动还具有一个更加鲜明的特征，就是群体性。群体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需要成员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既表现在肢体和活动形式上的默契感，同时又更加注重心灵沟通和互动中带来的交往成就感。因此互动性是民俗活动和民俗文化的根本属性，这对于儿童的心理成熟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国民俗文化内涵丰富，积淀深厚，各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和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各民族异彩纷呈的节庆活动都是民族心理和互动特点的体现。例如侗族地区过新年的时候与汉族有所不同，通常族长或者有声望的长辈会组织一支声势浩荡的舞龙队，队员们要腰束红布，舞着龙灯访村串巷，而且每到一家门前，户主都要出来给舞龙人员敬水。舞龙队休息中或者舞龙完毕之后，老人则会带着孩子向舞龙队员要一截红布，给孩子扎在腰间，因为龙代表吉祥和福气，这些红布能够给孩子祛邪避凶，保佑孩子平安无事。
2．民俗文化活动能够促进儿童社会性的发展。
维果茨基曾提出儿童文化发展过程中通常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旁观者对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观察和学习，二是作为体验着对文化活动的参与和践行。这一过程的实现就是儿童社会性的成熟过程。其中作为旁观者的初级阶段是儿童社会性形成的基础所在。民俗文化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交往活动，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它包含着既有社会的种种文化意识形态，社会道德规范、时代精神等内容。儿童在观察和了解这些民俗文化活动的过程中自然也接触到这些规范，例如一些民歌民谣，谚语俗语等都包含了大量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孝道、包容、礼貌等等。儿童在接触这些民俗文化的活动中首先会对这些社会道德规范形成感性认识。同时长期的感性认知过程必然也会随着儿童的身心发展进行理性思考阶段。民俗文化活动中包含的道德传统是儿童社会性发展中珍贵的资源。是儿童在今后行为的借鉴和榜样，例如尊老爱幼、与同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甘于奉献等等。我国朝鲜族、哈尼族等民俗文化活动中都包含丰富的道德教化内容。朝鲜族儿童在路上遇到老人都要弯腰致意，而且需要等到老人通过之后才能离开。这种孝道文化目前在韩国朝鲜被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下来。同时这种民俗文化内容在我国也正在与学前教育相结合，并且已经成为儿童日常行为规范的主要内容之一。作为一种社会美德，民俗文化中包含的这些孝道因素同时也是培养儿童作为社会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儿童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3．民俗文化有助于学前儿童体验生活乐趣，感受生命的意义。
民俗文化的积淀是先民在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中积累的智慧成果，其中蕴含着人们对生命的感悟和对自然现象的理解。从发生学理论来看，民俗文化发生的最初根源是生存的压力与生命的永存两种矛盾不断斗争和协调产生的文化现象。民俗文化活动蕴含着浓厚的生命意识，对生命的慰藉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依托的重要精神力量。同时这种力量对人们的生存环境的优化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这一源动力的推动下民俗活动的丰富性和审美性才逐渐建立起来，并且这股神秘力量一直支撑着整个民俗文化延绵不绝的流传至今。因此参与和了解民俗文化活动对于学前儿童更好感受生命的意义具有重要影响。它会逐渐内化为儿童的潜意识，对他们今后更好的理解生命，感悟生命的意义起到明显的强化作用。古代家庭的添丁之喜，以及产生的各种庆祝活动，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婚礼中对未来生命期盼，为老人祝寿时对生命延长的喜悦和羡慕等民俗文化活动都表现了人们强烈的生命意识。这些民俗文化活动内容在学前教育阶段有所选择的开展和实施有助于儿童体验生活的乐趣，感受生命的意义．民俗文化当中蕴含着先民对生命的理解以及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磨炼而成的强大生命力。这些饱含生命意识的民俗文化对学前儿童的生命意识影响将是无形的。同时我们所接触到的民俗文化，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仍然流光溢彩，最根本的还是艺术的生命力，它们有自身能够吸引观众和参与者的优秀成分，它能够给参与者带来历久弥新的娱乐体验、审美体验等等，这些都对学前儿童的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深入挖掘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价值的路径。
1．在民俗文化的教学过程中融入生活性和艺术性。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应当与儿童的生活过程紧密结合。因为这一阶段的儿童没有形成独立的认知，对于课程和生活没有明确的概念区分，因此教育必须与儿童的生活相结合。但是课程与生活的结合不能仅仅是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结合，同时还应当更加关注儿童的精神生活。这种结合应当是组织与非组织的结合，有一定的规范但不能强加给他们，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到儿童的兴奋点和感兴趣的项目，对这些项目注入民俗文化内容，从而实现潜移默化的文化感染。艺术性也是民俗文化课程秉承的重要原则，这是就民俗文化本身的性质而言的，同时艺术性与生活性之间也具有天然的联系，艺术源于生活，艺术对儿童来说也是一种知识，具有情感教化的功能。同时这也是民俗文化课程的基本功能之一。因此在课程进行过程中应当注重保留民俗文化的艺术性。例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语言组织、教具选择、环境色彩等。
2．营造和谐的民俗游戏氛围。
游戏氛围是最能感染儿童情绪的一个重要方面。营造和谐的游戏氛围是抱枕民俗文化课程价值开发和影响力增强的重要途径。做到游戏氛围的和谐性首先教师应积极支持儿童游戏，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游戏环境，提供游戏道具、尊重儿童意向，鼓励他们大胆尝试。这些游戏内容可以有意识的向民俗文化活动靠拢。我国民俗文化活动中不乏大量的儿童游戏，例如滚铁环、捏泥塑、丢沙包等等，这些游戏已经在我国社会流传上百年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们保留了一个基本功能，那就是满足了儿童的游戏欲望，能够给他们带来极大的乐趣。因此教师应当根据自身对民俗文化活动的了解选取一些适合儿童操作和玩耍的游戏项目。并且注重在游戏过程中为他们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在和谐的游戏氛围中感悟这些经久不衰的民俗文化活动的魅力。游戏氛围是决定整个游戏过程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营造游戏氛围的过程当中教师尤其应当注重将民俗文化融入其中，例如在做游戏是让学生扮演古代英雄人物的角色，并且将人物的生活环境和游戏当中人物的使命等具体细节规划详细。这样儿童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才能有较强的代入感，也才能更加集中精力的投入到游戏当中来。
生活活动在儿童的在校生活中占有很大比例，例如用餐、午休、洗漱等等。同时这些生活活动也是儿童接受教育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他们能够通过教师的指导和讲解了解这些生活活动的基本规范，掌握基本的生活节技能，因此抓住这个重要环节，不失时机的引入民俗文化课程内容，是开发该课程的重要突破口之一。例如民俗文化中关于饮食文化的部分也可谓丰富多彩，因此这些饮食文化就可以在儿童生活活动中的用餐部分相结合，例如儿童在用餐前喜欢用筷子敲击碗、盘等餐具发出声音，取悦于耳。但是这些嘈杂的声音破坏了安静的用餐环境。而且在古代民俗文化中对于用筷子敲碗这种行为是非常忌讳的，因为只有乞丐在乞讨的时候才这样引起施主的注意，父母不希望孩子像乞丐一样，因此也就非常忌讳孩子敲碗。用这种民俗文化来规范现代儿童的用餐习惯不仅有利于创造良好的用餐环境，而且还将民俗文化课程潜移默化的转移过来，其思路非常可取。
四、总结。
综上所述，现在学前教育中融入民俗文化课程对我国教育和文化发展具有双重意义。首先这些优秀民俗文化本身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他们能够对学前儿童世界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民俗文化的传承也应当从娃娃抓起，学前儿童对这些民俗文化的学习和了解将成为中华民族传承优势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为此在学前教育当中应将民俗文化融入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并且对融合的方式和理念还应当结合时代因素给予必要的创新发展。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们在继承民俗文化的过程中也应当遵循这一规律，从学前儿童生活和学习的每一处细节着手，将民俗文化潜移默化的引入到学前教育当中。
中国马文化论文篇十九
民间艺术文化是中国文化系统的紧张组成部分，此中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民间文化艺术的进修中，孩子们能够感遭到艺术的魅力，能够感遭到现代劳动人民的聪明，能够感遭到一些深入的人生哲理，更有利于造就幼儿的审美才能，这些上风与幼儿教导造就幼儿准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代价观的目的相一致。但是在幼儿园教导中，受教导者的年纪比拟小，教师纯真死板的讲授民间艺术文化，幼儿很难懂得此中的内容。是以，教师要依据幼儿园教学的内容，将民间艺术文化有用的渗入渗出在此中，到达预期的教学后果。
幼儿教导教学的工具一样平常是针对年纪比拟小，认知水平还不成熟的幼儿，教导教学方法不能够采用实践教学的方法，对付幼儿的进修来讲，课程内容必要具备增强的趣味性，只要具备趣味性，讲堂教学的效力才会赓续地晋升。是以，在幼儿教导中渗入渗出民间艺术文化，就有了一个紧张的代价与意义，即有利于晋升教导教学运动的趣味性。比方幼儿在进修折纸、泥塑等常识的时刻，好奇心比拟强，这些常识对付幼儿来讲也加倍具备吸引力，幼儿在进修的时刻投入更多的精神，有利于赓续进步教导教学后果。
在幼儿教导教学中渗入渗出民间艺术文化，是对教导运动的一种升华，将教导教学运动上升到民族的高度，让幼儿从小就接收到民间文化艺术的陶冶，让幼儿感触感染民间文化艺术的紧张性和此中包含的魅力，有利于造就幼儿对民族的酷爱之情，晋升幼儿的汗青义务感，会更好的承当起民间文化艺术的义务。教导与文化之间的互相渗入渗出，在教授常识的同时，能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影响幼儿的思惟与行动，这是民间文化艺术教导的基本目的，要侧重进步幼儿的文化水平。
在汗青满漫长的发展中，很多的民间文化艺术都由于得不到传承而衰败乃至是消散。是以，在幼儿教导中渗入渗出民间艺术文化，不单单有利于教导教学运动，还有利于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如果一个人从幼儿阶段就懂得民间艺术文化，对民间艺术文化就会发生更多的情感，对其掩护事情会加倍看重，乃至此中一个幼儿便是民间艺术文化的继承人。有的幼儿园将戏曲文化渗入渗出到幼儿教导中，很多幼儿发生浓厚的兴致，就会停止业余的进修，而且在一些业余的比赛中获得优良的成就，在以后的事情与进修中就会更好地传承戏曲文化。
幼儿园的教导教学运动，与教师的教学领导有着很大的干系，教师可否停止准确的教学事情，很大水平上决定了教学后果的好与坏。是以，为了增进民间文化艺术更好地渗入渗出，就要对幼儿教师停止培训与练习。很多幼儿教师是方才卒业的大学生，对民间文化艺术的懂得也不敷深入与透辟，要支配他们到民间艺术文化的传承地与观摩与进修，对教学的内容有深入的懂得，转变传统的教学观点，进步幼儿教师的民间文化本质，晋升其教学才能，以便在以后的教导教学运动中将之协调常识与思惟更好地创收给幼儿，为幼儿建立良好的模范，晋升民间文化艺术渗入渗出的有用性，到达良好的教学后果。
幼儿园的教学运动相对来讲比拟机动，教师能够在课程教学中渗入渗出民间文化艺术。教师能够在上课以前，用一段民间文化艺术作为导入，引发幼儿的`进修兴致。比方，咱们漳州市剪纸艺术异常的著名，在教学中咱们可借用幼儿比拟认识的剪纸艺术，在认识数字教学运动的时刻，经由进程民间文化艺术中剪纸的情势，将数字做成漂亮的剪纸展示给幼儿，幼儿在认识数字的同时，更好的感触感染剪纸这类民间艺术文化。或许教师在讲授一些寓言故事、神话故事的时刻，教师能够依据故事内容，让幼儿经由进程竹马戏的情势演出进去，幼儿感觉到异常的别致，更好地记着课程教学内容。是以，教师在课程教学中，要联合课程教学内容，有针对性的拔取一些本地的民间文化艺术情势，让幼儿更好地投入到进修运动中来。
情况对幼儿的影响照样比拟大的，一个丰富多彩、活泼风趣的进修情况，有利于幼儿在进修的时刻坚持踊跃的、豁达的、愉悦的心境，对付晋升教学的有用性具备紧张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咱们的先生常联合儿童脍炙人口的民间文化艺术文化展开响应的主题运动，比方我县是九龙璧之乡，咱们展开了“九龙璧一条街”的运动，孩子们自小生活在华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遭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影响，对付这个运动的热忱异常的高。在运动中，家长踊跃共同，赞助幼儿查阅相干的材料，探求林林总总的玉雕产物，教师则建立并展开了“九龙璧展览馆”、“九龙璧加工厂”等游戏运动，率领幼儿踊跃的介入到民间艺术文化的运动中。同时，咱们还在运动中经由进程多媒体，展示玉雕的构成进程，玉雕师的精深身手，玉雕品的精彩绝伦，领导幼儿对玉雕文化和玉雕师的聪明有深入的懂得，从而建立民间文化艺术渗入渗出的情况。
在幼儿教导中，师生之间的交换是最紧张的也是作为频仍的，教师不单单要指点幼儿停止进修，还要存眷幼儿的日常生活。在师生交换的进程中，教师就能够应用一些民间文化艺术，加深幼儿对民间文化艺术的懂得水平，晋升教学运动的有用性。比方，当两个小朋友由于争抢一个器械而打起来的时刻，教师必要停止调理，这个时刻严格的批驳与说教都邑起到负面的感化，乃至会在幼儿的心坎深入留下不好的印象，这个时刻教师必要为幼儿讲授孔融让梨的故事，让幼儿进修孔融的精神，启迪幼儿的思想，幼儿意想到本身的差错，增进幼儿思惟的赓续发展，更有用的渗入渗出民间文化艺术，咱们将满族“抓嘎啦哈”游戏改编成益智游戏;将“小猫钓鱼”“下五道”“石头和小井”等棋类游戏，投放在益智区。增强师生之间的交换。
总而言之，在幼儿教导教学中渗入渗出民间文化艺术具备极端紧张的地位。是以幼儿教师必需针对幼儿的实际情况和课程教学内容，赓续进步本身的本质，建立民间文化艺术的情况，增进民间文化艺术的有用渗入渗出，晋升幼儿教导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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