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坚持到最后的，才能真正获得成功；如何保持乐观的心态，成为应对逆境的重要因素。在阅读以下的总结范文之前，我们可以先思考一下自己的总结写作技巧和方法。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一
一部好的纪录片需要有好的拍摄素材，即确定选题，在选题的基础上进行策划，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拍摄方案，有了好的选题和策划，那么一部纪录片的成功就取得了一半。1.具有真实性和时代特点的事物。《舌尖上的中国》选题为中国大江南北的故事，从原料挖掘到制作过程到商品流通，讲得很透彻，而且善于通过煽情的话语引起乡人的回味和眷恋。《舌尖上的中国》通过“家乡的味道”、“家庭的真实故事”，把天南地北的全国人民的心联系在一起，让我们感动，让我们回味，让我们思考，妙不可言的同时也隐藏着编剧的智慧。
具有典型性、故事性和趣味性的题材。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选择饮食作为纪录片的选题，具有广泛的受众群。在选题方面，《舌尖上的中国》选择了中国历史悠久的饮食文化，介绍的都是遍布大江南北的各地特色食料，比如岐山的躁子面、陕北的黄摸摸、嘉兴的粽子、西安肉夹摸、镇江锅盖面、诺邓火腿、石屏的豆腐等等，他们大都是我们老百姓餐桌上喜闻乐见的食物。每一种食物都是以一个家庭、一个故事展开，引人入胜。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居民，浓重的当地口音，一听就亲切，一听就地道，这很容易让人相信，他做的美食也一样地道.
二、解说词的特点与画面、声音的关系及相互作用。
《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集《自然的馈赠》的解说词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解说词多以短句为主，铿锵有力，朗朗上口。短句的好处在于，单位句子里的信息量很少，容易让听众吸收和消化。而且文字简练，第一段短短几句之后就开门见山地讲道:“本集将展现美味背后人和自然的故事。”字里行问蕴含着对祖国自然景物的崇敬和热爱。
解说词不能单独存在于画面或者声音之外，解说词与画面、声音是相互合作、相互配合的，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使纪录片达到整体的和谐与优质。当解说词不能很好地传达画面信息时，就需要声音的帮助;同时，解说词还要配合画面的长短、节奏、音响和音乐的风格等因素。
三、结构。
《舌尖上的中国》叙事结构是以基层家庭故事为单位的微观空间结构。花色多样的'食物，无一不出自一个个由夫妻、父子、母女、兄弟姊妹及他们的邻里组成的家庭。这些家庭分散在中国的大江南北，大到城市楼宇，小到乡村田野:从云南香格里拉采拾松茸的单珍卓玛及其父母，到湖北嘉鱼挖藕的圣武、茂氏兄弟;从陕北小城制作贩卖黄摸摸的老黄夫妻，到宁波和祖母一起做年糕的宁宁，再到黑龙江绥化呼兰河边腌制泡菜的金顺姬母女，在这些家庭中，每个人都有名有姓，但绝非高名大姓，与诸多纪录片中出现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不同，他们是中国的普通民众，是中国底层老百姓的主要构成者。
这样的叙事结构使得《舌尖上的中国》具有了细节充实之美，通过塑造一个个普通人的形象及他们的平淡生活，《舌尖上的中国》把中国还原给电视观众，把庶民大众从更深的层次纳入中国的血脉.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二
电视纪录片《信仰》诠释了中国人是如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如何坚守信仰，如何取得信仰的胜利。历史选择毛泽东和蒋介石代表各自的阶级和政党，用手中的枪杆和心中的信仰，用对历史的感触，和对未来的预测，在饱经风霜的中国大地上，在进行一次猛烈的碰撞，中国的命运也就取决于这两种信仰的博弈。这种信仰成了中国人寻找一条民族的独立和现代化的道路的'力量之源。
这部纪录片让我重新认识了我们伟大的党，以及那始终引导我们坚定不移的信仰。19，《共产党宣言》创造了共产党信仰的起点。1992年，邓小平曾经回忆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abc》，正是以《共产党宣言》为起点，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停的追寻，坚守自己的信仰，发挥了他永恒的魅力。
九十年前，南湖澎船里的仁人志士悄然酝酿着时代的蓝图。开天辟地慨而慷。《共产党员宣言》确立了中国人民自己的信仰，在这种力量的支持下，民族先锋队开始了救亡图存的伟大探索，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共产党宣言》引导彭湃从一个富家子弟走向革命之路，从他烧田契开始，已经开始绽放出信仰之光。
19，中国共产党诞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揭开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新篇章。
有了信仰，还要坚守，正是有无数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坚守自己的信仰，才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聆听着片中的入党誓词，再次心潮澎湃，历经各种时期，党的誓词也在不断修改，但毛泽东主席添加的“永不叛党”一句从未更改。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在用生命捍卫自己的信仰。方曾写过：死，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他在《可爱的中国》一书中说道：中国一定有个可爱的光明的前途。正是由于像他这样对信仰的坚守，他心中的光明前途现在已经出现。当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能坚守自己的信仰，像陈公博、张国焘等人，他们终将被历史所唾弃。
中国共产党创造历史奇迹靠的是什么？就是信仰。湘江战役陈树湘断肠而死，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陈毅的“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表达了对信仰的忠诚，张思德的为人民服务，刘胡兰的“怕死不是共产党员”，无不是对信仰的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共产党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从苏维埃到民族解放，从新中国到五星红旗，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去实践自己的信仰，共同的信仰让人们凝聚起来，为信仰而奋斗，就是为未来而奋斗。
我深信，在信仰的照亮下，在旗帜的指引下，我们将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三
“虚实相生”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情趣之一，自“有无”到“阴阳”，自“空灵”到“妙悟”，哲学中的“虚实”逐步延伸到文学艺术领域，成为影响中国美学与艺术的重要理论之一。
“虚实相生”的文艺创作手法在作为有声语言艺术的电视纪录片配音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凸显。为了将文学语言准确生动、富有意蕴、引发思索地传递给观众，配音者要将解说词的内容进行虚实、有无、隐现等转化，创造出情境美、交流美、和谐美、留白美，让观众在情感共鸣中达到审美愉悦。
再现文字的情境美。
电视纪录片配音是将已有的文学作品转化为有声语言的表现形式。对配音者的要求绝不仅限于单纯的发音规范、字正腔圆，而要通过解说再现文本的意境美、情感美。
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形式，解说词在表现手法上会运用文学作品中虚实相生的写作手法，或化虚为实、或以虚带实、或实中存虚、或虚实相映。备稿时，配音者必须依据影像的拼接步骤把握解说词的内容及特征。
如纪录片《唐之韵》的解说词，以散文诗般的语言记述了唐代诗歌的发展历史和诗人们丰富的生活经历及其风格迥异的代表作品，情感跌宕，大气磅礴，极具文学色彩。这就要求配音者要将未闻、未见、未体会过的情与景转化为已有的积累和体验，感受“象”外之旨，由实感虚、由虚悟实，形成具有意中之境、飞动之趣的艺术空间。其中有这样一段：
于是陈子昂来了，像巨人一样挺立在幽州台上，面对着无限的时间与无限的空间，如春雷炸响一样高唱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多么悲壮的歌声，像从历史的深处腾出，不仅一声就唤醒了永远辉煌的盛唐诗，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在中华大地上产生审美的冲击波!
在解说这段话时，高峰用心灵与历史交融，用情感与诗人共享，其中对诗歌内容的朗诵以虚声为主，其余用声偏实，将声音的虚实变化与解说词的意境虚实融合，产生与诗人心灵在宇宙生生不息、虚实相依的律动中对话，在感觉与想象交织的灵境中达到共鸣与默契。
再如大型电视纪录片《故宫》用描写与议论相结合的手法展现了闻名于世的古建筑的辉煌壮观。周志强配音时非常注重在平实中展现情景美：
中国古代有一种祈福的祭祀活动叫赏，后来演化为人们暮春郊游的风俗。文人墨客此时也要相邀聚会，最著名的一次被记录在王羲之的《兰亭序》中。九曲蜿蜒的水渠中清水流淌，随波逐流的酒杯停在谁的座前谁就要吟诗作赋，否则就罚酒认输，这就是“曲水流觞，修赏乐”，乾隆皇帝以此为根据，给这个亭子起名“赏亭”。
这段话是用历史故事来诠释“赏亭”得名的由来，其间对饮酒作诗的场面与细节虽没有作过多的渲染，但是古代文人们的洒脱豪放、酣畅淋漓依稀隐现在字里行间。周志强的解说非常细腻，通过声音中细小的变化，以溪流淙淙、垂柳依依、酒杯顺流而下，将文人吟诗作对的情景展现在观众眼前，让观众感受到古代文人的浪漫情怀。
袁行霈先生曾经说过：“鉴赏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一种赋予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如果说艺术创作是自己的生活体验借着语言、声音、色彩、线条等等表现出来，那么艺术鉴赏就是运用联想将语言、声音、色彩、线条等等还原为自己曾经有过的类似的生活体验。”解说词中的情景不是配音者都经历过的，解说时要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与联想，让思想感情始终处于运动状态，才能感受到文稿中的情与景，创造情景美的效果，进而增强艺术表达的感染力。
产生具象的交流美。
根据有无交流对象的存在，可将播音员、主持人的工作环境分为“虚实”两种情况，即无对象交流和对象交流，而纪录片解说明显属于无对象交流。从专业角度上来说，要求播音员、主持人在“无对象交流”的情况下做到“心中有人”，即对交流对象的感知要具象，不仅要想到通常所说的交流对象的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等，还要能想象到听众的眼神、动作、服饰以及听到语言信息后的反馈，真正做到通过眼神交流达到心灵的共鸣。
纪录片对解说者的要求亦是如此，对交流对象的想象越具象，听众的感知就越鲜活、越真实，通过想象与联想同观众交流，接受反馈，便于准确地把握解说词的基调、节奏、风格等，同时也能及时调整自己的解说状态。
如《北京记忆》是从对北京大杂院、饮食、娱乐、交通等点滴生活的感受中反映北京的发展变化，这些都是与百姓息息相关的'生活琐事，配音者所想象的对象可以是亲人、邻居、同学、朋友，就像拉家常、聊见闻、谈感悟，相互之间产生亲切感、信任感、美感。
老人又回到了以前的旧居，她曾在这间二十平米的小屋子里结婚生子，夫妻相濡以沫，拉扯四个子女长大成人。点滴往事一如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曾经的生活场景，伴随着记忆正在渐渐远去。
在这段配音中郭炜语气亲切自然，时而平和、时而低沉，让听众感到很强的交流感，此刻配音者用自己声音推开了历史的闸门，让听众在时空的隧道中触摸到那段远去的历史。交流对象质与量的具象化产生的真实美，让配音者找到了活跃积极的心理状态，有的放矢地向观众传达情感。配音者运用虚实相生的原则将虚无的听众转化为实在的交流对象，在向想象中的对象不断倾诉、呼应、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互动与灵犀，达到用声音传递美、用心灵感受美的效果。
传递声音的和谐美。
置身于浓妆淡抹的图画里，帕奈博士经常情不自禁地赞叹，举世也只有九寨、黄龙的水有如此巨大而神奇的力量，而它眷恋着人间独钟着中国，就在这中国西南的深处角落渲染出一片彩墨山水。
对于九寨沟和黄龙，水是美丽的缔造者，也是它们生命的源泉。水，在这里幻化了神奇之后，也将从这里走出深山，流向几百公里外的长江。
李易配音时，吐字柔长、用声舒展、虚实结合、虚声偏多，使声音与明丽、优美的画面和音乐相融合，充满了意蕴美，整体形成蜿蜒的旋律，产生美感。
再如《同饮一江水》运用富有感性和思辨的语言，讲述6个国家在地理位置与历史发展中不可割舍的关系。解说词娓娓讲述着不同国家的风情和生活故事，绘出一幅大湄公河次区域丰富资源、灿烂文明、独特人文的精彩画卷。
大海与河流在纵向和横向上，将次区域各国更多元地融合在一起，河流联结了次区域六国，大海将次区域各国与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河流哺育了次区域六国的人民和这里伟大的文明。而大海是所有这些走向世界的通途。大海意味着次区域未来更广泛的交流、友谊与发展。
刚强的解说整体以讲述与渲染相结合，既接近生活语言表达又不失饱满的情感。吐字用声适中，节奏舒展平缓，极为自然流畅。用声以半实为主，根据内容或为半虚。“更多元地融合”声音由虚到实，“交流、友谊与发展”中由实到虚再到实。刚强的声音在整体和谐中，时而平实自然，时而舒展柔和，时而厚实凝重，形成了有声语言自有的韵律感和质感，也让观众深切地感受到本片所宣扬的“和平、友谊、合作、发展”的主旨。
构成停连的留白美。
“此时无声胜有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诗句就是对留白艺术作用的描述。留白之美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中大放光彩。绘画、书法、建筑、园林、舞蹈、音乐、电影、戏曲中无不留有留白所产生的无限遐想空间、广袤深远意境。
电视纪录片画面拍摄手法中注重留白的运用，而声音的配音也应当有的留白存在。声音的停顿为虚、情感的连接为实，正是所谓的“声断情不断”，不是戛然而止，而是回味无尽。这种“停顿”，是一种画面的转换和延伸，情感的过渡和回味，恰当运用声音留白，能产生言已尽情未止、声已落味更浓的效果。给观众留下想象、回味、思索和判断的空间，这样比喋喋不休的直白表达更自然、更深刻。正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
留白让观众有空间思索和判断，与起初的感性认识相互作用，从而加强对纪录片本身的认识和理解。如《圆明园》运用充满诗意的语句描写出了圆明园的奢华与气派，而在残垣断壁之下埋藏着历史的辉煌。
给这段的配音时，李易在每一省略处都运用了大量的留白，观众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想象圆明园华丽的外观、精美的装饰、奇妙的布局，可谓是神奇瑰丽，亦梦亦幻。如果在解说时取消了这里的留白，就会显得节奏过于紧凑，也剥夺了观众回味反思的时间与空间，不会产生最终意味深远、令人惋叹的效果，削弱了对主题的表现力。留白之美是一种表达手段，是一种审美体验，是一种艺术追求。
“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以其长久的生命力影响着中国的文艺领域。在电视纪录片配音创作中“虚实相生”的原则也以其无穷的魅力由内而外地渗透到各个环节，配音者与文字在体验与联想交织的对话中达到心灵的契合，与观众在声音与想象互动的交流中达到情感的共鸣。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四
其三，纪录片要求自身有独立的严谨的结构和个性化的风格样式。纪录片一般都有较长的篇幅，独立成章，表现人文内容应有一定的结构力，有起始、发展、重点段落、某种结果等，创作者还要把握叙事的技巧，注意节奏和韵律，并根据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叙述方式，形成不同的风格样式。比如《神鹿，我们的神鹿》、《龙脊》、《阴阳》等影片，就各自有不同的风格。
其四，纪录片需要较大的精力和资金的投入，较长的创作周期和个性化的操作方式，因此，难以在日常播出的栏目化生产流水线上操作，事实上，现在各电视台都是组织一支精粹队伍，投入较大的资金，可以说是特殊形式的制片人操作模式，而且随着电视节目市场化的进程，社会投资、个人投资、独立制片人式的操作方式、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会成为纪录片的主要生产方式。
世界市场对纪录片的认同，也是更加人文化、个性化，更长的过程性，更大的时空容量的，所以纪录片应不限日期，不限题材，适于独立制片人的全身心投入。资金运作走市场，将是今后纪录片创作的走向。
基本记录方式。
撇开纷纭繁杂的表象，传统纪录片的记录方式可以分为两类，其一为介入其中的参与记录；其二为作壁上观的直接记录。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五
摘要：
随着电视机大量普及，一种新的文化形式——电视文化已悄然形成，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电视文化在现代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环境，电视文化对青年学生的影响也日益突出，对幼儿的影响尤为显著。如何更好地认识电视文化的影响，确立正确的电视文化导向,为青年学生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是教育作者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独生子女日益增多，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的当今社会，电视已经代替父母与伙伴成了许多孩子的主要伴侣。电视的出现，早已困扰着我们的儿童教育，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均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不断地进行着各类调查研究。然而，各位专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尤其在电视作为教育媒介对于幼儿的影响方面，更是莫衷一是、争论不休。
幼儿对电视具有某种特殊感情，其原因是与幼儿自身的认知特点、电视的特殊功能以及家庭因素分不开的。
(一)幼儿认知特点与注意倾向。
皮亚杰曾用大量令人信服的实验材料证明了儿童的认知与成人有着质的不同，而且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认知结构也各具特点。幼儿心理发展具有认识活动的具体形象性、心理活动及行为的无意性、初具个性倾向等三个一般特点，但也存在幼儿初、中、晚各个时期的不同。其中“无意性”最为显著，其各种心理活动都表现出无意注意、无意记忆、无意想像等典型特征。
发展心理学认为，引起幼儿无意注意的因素有三：客观事物的特征(刺激强度、活动变化、新异性、生动性等)、刺激物与主体兴趣爱好的关系以及主体的情绪与需要状态。幼儿对于新颖的、鲜艳的、强烈的、活动的、多变的、具体形象的以及能够引起他们兴趣和需要的对象，才集中注意力，但又很容易受更加强烈的新异刺激物的影响而转移。幼儿能自然而然、毫不费力地记住多次重复的信息和场景，同时对其进行一些简单的复制和模仿。这种无意识心理活动基础上的认知行为，是幼儿获得知识和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
(二)电视适应于幼儿的独特“刺激”功能。
于存在着一个允许其同化的结构。”电视首先以娱乐传递者的身份掌握了幼儿的心理，避免了父母言教可能使其产生的某些抵触情绪，成了幼儿乐于接受的、有意义的刺激信号来源。换言之，幼儿的认知结构很容易被电视提供的刺激信号所“同化”，因为电视节目保证了他乐于理解、容易理解的信息和场景。电视声音、图像、色彩、动作俱全，内容丰富多彩，通俗易懂，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娱乐性，能使同一信息和场景反复呈现，这对注意力易分散、知识经验不足、理解能力差尤其是还不识字的幼儿来说，极易引起他们的注意和兴趣。
研究还指出，婴幼儿两三个月时会无意地扫一两眼电视，稍大开始注意画面，一岁左右看到有趣画面会笑或手舞足蹈，一岁半会自己开电视，二岁时有了连续注意，二三岁时可以自己辨认熟悉或感兴趣的事物，“由此形成了最初步的选择能力”。电视作为教育媒介，对婴幼儿语言学习、词汇扩充及认识事物和社会角色方面有很大帮助，在移情训练、亲社会行为训练方面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父母和老师。这进一步说明，电视对于幼儿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和作用。
(三)家庭因素促使幼儿与电视的结合。
国内有人曾对某乡镇中心幼儿园近500名幼儿进行了调查，结果是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占98.5％，4-5岁幼儿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平均为2－2.5小时，多数幼儿晚上及星期天的主要活动便是和家人一起看电视。就是说在婴幼儿所接触的家庭媒介中，电视成了最主要的。客观地说，现在父母或社会最担心的还不是婴幼儿对电视的偏好，而是其童年后期甚至整个青少年期对电视或其他媒体如电脑的沉溺。往往存在这样的事实：在某些家庭中父母会为幼儿经常能“陪”他们看电视感到高兴；又或者由于一些原因，有些父母有时只好拿电视充当看管孩子的“保姆”。生活在农村的人可能对此深有感触。婴幼儿从出生到走进幼儿园之前的三四年中，活动范围仅限于“家”，自然无法避免与电视的高频率接触，除非不打开电视或没有电视，而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又是不可能的。条件略差的地方，一直到7岁左右上小学前，孩子都处于这种自然沉浸于电视中的状态。
二、电视文化对幼儿发展有着双重的影响。
（一）电视文化信息传播的多渠道对幼儿能力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电视文化所容纳的知识类型多样、视野开阔、视角新颖，创造了一个现代文化活动方式，开阔了幼儿学习的文化环境，对幼儿身心发展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良好效果。
其一，电视文化集纳广泛，对丰富幼儿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有着直接的作用。电视具有百科全书式集纳广泛的特点，在形式上从文艺、娱乐、宣传、教育、科技等无所不包，在内容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无所不有。这样就使得幼儿在观看电视的过程中获得了许多知识和经验。
其二，有利于幼儿言语能力的发展。幼儿的言语是在后天社会环境中，通过言语实践逐步发展起来的。语言交往实践的多少，对幼儿言语的发展有很大作用。研究表明，从小受到较多言语刺激的幼儿，其言语发展也较快。电视文化的特殊声音艺术，为幼儿提供了丰富的言语刺激，幼儿在这种良好的刺激中，能逐步掌握正确的.发音、发声技巧和规范的语法，还能丰富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词汇。
其三，有利于幼儿的注意能力的发展。幼儿的注意通常是无意识注意占优势地位。鲜明、直观、具体、形象、生动的刺激物以及刺激物突然的、显著的变化，最易引起幼儿的无意注意，电视正具有引发幼儿无意注意的这些“元素”。因此，幼儿在观看符合“口味”的电视节目时，能长时间集中自己的注意，这样对提高注意的稳定性有着积极的作用。另外，多种感官的共同参与也能促使幼儿注意的合理分配。
其四，有利于幼儿想象能力的发展。幼儿期是想象发展比较迅速的时期，而幼儿想象的产生往往是由外界刺激直接引起的，外界的刺激越丰富，就越有利于幼儿想象能力的发展。电视播放的动画片、艺术表演、音乐欣赏、儿歌朗诵……为幼儿想象力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刺激。另外，电视文化对幼儿感知能力、思维能力及审美能力等等的提高也有很大的帮助。
美国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和威廉·波特说过：“所有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由于电视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在对幼儿发展发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
其一，电视文化的不可规定性，容易导致幼儿榜样选择的偏差，而使行为失范。幼儿的是非判别能力差，对电视呈现出的各种信息无法做出正确选择，只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加以接受，因而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行为模仿。《中国教育报》1993年1月20日“电视的忧虑”载，某幼儿园的一个男孩子强行抱住女孩接吻，在教师批评他时，却振振有词地申辩“电视里就这样”。
其二，电视文化中一些低品味的节目对幼儿知识的掌握、审美的取向产生了误导。近年来，一些电视片为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片面追求娱乐、新奇，传播一些艺术性差、审美层次低、缺乏历史真实性、违背科学规律的内容，影响了幼儿审美能力的发展和正确概念的形成。以致于3岁幼儿也开始学着某“歌星”的样子，拿腔拿调，历尽沧桑似的：“我拿青春赌明天……”。
其三，幼儿在电视机前的时间激增，容易导致心理障碍。幼儿过多地观看电视，势必会减少与同辈友伴和亲子之间的交往时间，削弱了家庭生活中形成人格所需的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丧失较多的进行社会比较和社会适应的机会。人际直接交往的减少，造成幼儿社会心理的分离而变得孤癖、抑郁。
其四，电视文化中大量的“舶来品”，不利于幼儿民族自信心的确立。“猫和老鼠”、“机器猫”、“米老鼠和唐老鸭”……等等一大批“儿童片”均来自外国。广告片同样不甘示弱，日本电器、巴黎时装、美国可乐……过多的外来片，容易诱发幼儿媚外的心理，形成“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错误心理定势，这便出现了幼儿的吃、穿、玩均以“外国货”为荣的现象，以致于到了“只有开水是中国产”的危险地步。另外，过多地观看电视对幼儿视觉，听觉及人体其它各部分的正常发育都会造成不良影响。
三、加强对电视文化的规范，扬长避短促进幼儿的健康发展。
电视文化对幼儿的发展存在着各种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从幼儿身心健康的角度出发，作为家长与教师的我们应该正确的对待电视文化所带来的问题，处理好电视与幼儿的关系，趋利避害利用电视文化的正面影响，避免负面影响以更好的促进幼儿的发展。要做到这些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增强“传播者”的教育意识。电视节目的制作者要精心制作出有利于幼儿身心发展的优秀节目，为幼儿发展提供丰富的、有价值的精神食粮。从幼儿的生活特点出发，科学地安排电视节目的播放时间和顺序，保证幼儿能接受到积极的、有效的教育。
其次，父母要肩负起“守门者”的职责。
(一)注意控制幼儿的收视时间。
(二)为幼儿选择好的电视节目。
(三)教育幼儿对电视中出现的事物不可以全部相信。
(四)将幼儿的注意力调离电视。
做到这一点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应用，下面简单的介绍几种：
1.陪伴幼儿收看电视。
2.多与孩子一起游戏。
3.教师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与引导。
随着人类向文明社会的不断迈进，电视文化对幼儿的影响也将日益显著。只有全社会都来关心幼儿，并共同肩负起教育幼儿的职责，使电视文化融知识的真、教育的善、娱乐的美于一体，才能保证幼儿身心健康全面、和谐地发展。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六
像我国纪录片《八廓南街16号》也是这样一种旁观式的记录。镜头对准了西藏八廓南街的一个居委会，摄像机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中，观察着这个党的最小的职能机构，这么一个党与人民的交界面，等待着事件的发生。对于片中在审讯小偷段落所采用的惟一一次双机拍摄，导演在成片后还叹其为缺憾，认为破坏了单机固定镜头对事件的等待。其他像《重逢的日子》、《龙脊》、《山洞里的村庄》、《影人儿》等也是在沉静的观望中，解剖了一个家庭，一个山寨、一个村庄方方面面，同时也物化了一段历史。
旁观式记录的目的是要对现实作直接的观察，从而让观众对现实有个直接的了解，其长处在于充分地还原了生活的原生态，保留了更深度的心理真实和观众自由诠释的空间，与此同时，旁观式记录在表现人物内心活动、情感及非现实时空等方面有许多不便，观众在接受过程中也可能因为那种强烈的不确定性而无所适从。
不同的记录只能说是针对不同拍摄内容，依据创作者的不同意图和追求而做出的不同选择。二者并无本质区别也无优劣之分，只是方式方法的不同，都是记录者接近真实的一种途径，引导观众介入事实的一种方式，而在大部分的纪录片中，这两种记录手法是融合在一起使用的，各显其长，其目的都是为了传达出记录者对于世界的看法。
就实质而言，二者对于生活的介入程度并无太大差别，旁观式记录的.巨大片比足以证明其个人声音的发出是在编辑台上实现的，而参与式记录则是在摄像机的镜头前就开始了。
无论何种记录方式都是以记录者对生活的尊重和真诚为前提的。任何纪录片的真实都是经过记录者重新编码后的真实，记录者的真诚是真实的保障，尤其在今天，这一点就更为重要。过去，摄像机等设备粗大笨重，合成图像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那时，假如要“捏造”某个镜头或场景，需要摄像师或编辑人员共犯。但是，在制作设备小型化、高性能化的今天，制作者一个人可以轻易地完成摄像、录音、画面合成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更加要求纪录片制作人尊重纪录片的本质属性。
3、以科学手段进行的超常视点的记录。
现代纪录片更以科学的手段，超常的视野去记录人与自然，人与科学视野的素材。
人的本质力量常常会辐射在各方面，人与自然，人与动物、植物，与宇宙星空都能对话，纪录片的题材范围也越来越宽广，已深入到人的科学活动、野生动物、地理生态等层面，对历史、对心理、对生命等等进行科学探索。
譬如瑞典科技工作者拍摄的《爱的凯歌》，就是将摄像机同一个深入人体的，直径只有一毫米的内窥镜连接在一起，拍摄了从精子的产生到受精，从胚胎的形成到胎儿生长的过程，既真实又神奇；美国的《大白鲨》是将小型摄像机放在冲浪板上，绑在长竿上，在水中近距离接近鲨鱼，还将遥控摄像机绑在鲨鱼的背上，进行水下摄影，获得了一个类似于鲨鱼自身的主观视角，拍摄了一部既真实又有趣的纪录片；在英国的野生动物纪录片《洞穴里的狮子》中，创作者把摄像机放在一个可以遥控的玩具中，人远远的操纵摄像机追随狮子的足迹，拍摄它的日常起居、捕食、游戏等等，而关于植物的纪录片《植物行走》用了许多高科技手段，高速摄影、延时摄影，使一滴水慢慢落下，敲开果实，飞扬出种子，缓缓地四散开去，形成优美的节奏和韵律，仿佛植物在舞蹈。编导者还将植物拟人化，一颗深山溪流上的豆夹种子落入溪水中，顺着溪流，进入河道，擦过河马的身旁，进入大海，直达大洋波岸，生长繁殖，摄影机不断捕捉其行踪，从岸边、水下、空中拍摄，将高科技与新思维完美组合起来，给观众以清新的视觉和心理感受，它是用科技手段进行的纪实，是科学性的纪录片。
这种全方位视野以及与人文世界、自然世界、精神心理世界的对话，深刻地体现了电视纪录片所带来的文化品质，在文化交流、节目交换上有着广阔的市场。我国虽然也有《神奇的绿色之火》、《朱鹳》、《西藏的野生动物》、《雾海绿洲》等自然生态纪录片，在一个广阔的视野来看待生命、看待人自身，但目前的电视纪录片还多集中在社会生活领域，没有充分认知和实践电视纪录片的应有空间，这也是我们在纪录片工作中需要努力的。
随着制作和拍摄手法的多样发展，纪录片还在不断形成新品种。有的在大量的实拍和历史素材中，运用情景再现，表现某段无法实际拍摄获得的内容，营造某种情景氛围，增强视觉的感受，形成一种特殊风格的文化片，大多在表现旅游风光、文化遗产、历史人物的内容之中运用这种手法，像最近在《东方时空》栏目的《记忆》系列中播出的《梅兰芳》、《瞎子阿炳》等，就是这样的文化片；至于现在也有人对完全真实的素材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组织、摆布拍摄，使人难以用纪录片这一概念来涵括……对于这些新品种，需要我们根据实践的发展来进行定位和正名，认识到不同名目所蕴含的不同属性，既不能忽略这些新品种独有的生命力，也不能因此而对纪录片的认知产生偏差。
纪录片的这种多样化发展，正有待于电视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其进行界定和研究，需要强调的是，不论出现何种新品种，不论什么手法，对于纪录片而言，它的基本特征是素材来自真实的生活，保证素材的原始状态，历史资料的真实性，即使是有扮演的段落，或电脑制作合成的内容，也应通过明显的申明显示出来，以便和观众取得认同；如果素材是组织、摆布、虚构、想象的，或者是把一些真实的素材当作符号任意割裂、组合，来说明自己观念的，则应属于艺术语言的范畴，这样结构而成的片子只能说是艺术片，而不是纪录片。
文化品质：电视纪录片: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之六。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对人们的思维习惯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种形势下，文化产业迅速发展起来，成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用文化产业带动经济发展，说明我国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取得进展，经济发展模式正在转变之中。纪录片是文化产业中的活跃部分，深受人们喜爱，研究纪录片的策划选择题是非常有必要的。
1策划含义概述。
从现代意义的角度理解，所谓的策划就是在一些信息素材的基础上进行设计，形成一种思路、创意以及方法等，为后续的实际操作提供依据。这一概念被引入到电视节目创作以后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一名电视人需要长期研究的课题，选题策划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一方面，这项工作为节目创新提供了思路和方法，可以说策划已经成为节目创新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策划是节目制作的第一步，可以有效避免决策失误问题，提升信息及其他相关资源的利用率，可以说做好策划工作，一个电视节目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纪录片选题策划中，虽然由于节目固有性质导致创作的自由度受到限制，但是选择策划仍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实际上记录片是将真实事件以艺术的`方式再现出来，在不违背事实的前提下提高节目的感染力。总之，纪录片选题策划工作非常重要，是在现有信息上的一种选择过程或者说是一种创作过程[1]。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八
电视纪录片是运用现代电子、数字技术手段，真实地记录人类社会生活，以现实生活的原始内容为基本素材，经过创作者的选择、重组、集中、强化，结构而成一种完整的电视节目形态，它的素材保留着生活的鲜活、真实的信息，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客观性，供观众观察、体验和思考，而在选择和结构过程中，则有创作者主观的对生活的认识、理解、兴趣、爱好的介入，可以说纪录片是客观生活与主观认识的一种保有较大空间距离的结构，它既能将真实的生活物化成为一种可以复制、保存、传播的形态，留给人们一段活的历史，又能给观众提供一个创作者对生活的独特的、个性化的视角，供观众评价和欣赏。
与其他的纪实类电视节目相比，电视纪录片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它不依附于电视日常播出的栏目化生产流程，在节目形态上也有其个性化的自我完整的结构，这是由于纪录片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
与其他纪实类节目或专题片相比，纪录片给予观众的是一种文化品质。
首先，它的主题是人，是人的本质力量和生存状态，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积淀，人的性格和命运，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宇宙和世界的思维。它不像专题片，专题片有直接的主题目标和宣传的功利效果，它的主题趋向于更为深层更为永恒的内容。它从看似平常处取材，以原始形态的素材来结构影片，表现一些个人化的生活内容，达到一种蕴含着人类具有通感的生存意识和生命感悟，生与死、爱与恨、善与恶、同情与反感、生存与抗争、美的追求等等，强调人文内涵、文化品质。
我国的纪录片到90年代与专题片有了较为明显的分野，体现了创作者对纪录片本质特性的全新理解，《沙与海》、《半个世纪的爱》、《藏北人家》、《望长城》，及以后的《重逢的日子》、《德兴坊》、《龙脊》、《神鹿，我们的神鹿》、《山洞里的村庄》、《影人儿》、《婚事》等，都调整了纪实语言结构，体现了对人的深层关注，都是以人为核心，直接关注人，重视人的本质力量，去除了许多直接的功利心，多了一些人文性。
《望长城》之所以成为中国纪录片的一个分水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关注的一个人文主题，在《望长城》中占据镜头最多的就是普普通通的人，给观众印象最深的也就是这些普通人。带着孩子逛土龙岗却不知道脚下就是长城的李秀云；民间歌手王向荣和他的母亲；统万城惟一的住户马老汉一家等等，关注的是长城脚下的生存状态；其后的优秀纪录片莫不如是，《德兴坊》以从未有过的姿态，真实地记录着上海一条老式弄堂中人的生活，他们的窘迫，他们的愿望，他们相互间的争吵与互相的关怀，给人们带来多重的生活感受。《远去的村庄》拍摄的是山西省平陆县一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鸡子坡村，在面临干旱年时，一些人要先修水利，一些人要迁出这个村子，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就是它的主题，人的真正生活就是它表现的对象。《山里的日子》将视线投向四川省东北部的大巴山区，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里的邓有仁一家，邓有仁是著名油画作品《父亲》原型人物的孙子，影片记录了《父亲》的作者罗中立重返大巴山的经历以及邓有仁一家及其他乡亲们的一段真实生活。山里的每日生活就成为生命本身的缩影，对山村生活的感情以及对人的一种本质关怀，让这个片子真切地反映了普通农民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一种生存状态。
在今天，数字技术条件为这种对人的关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近来国内就有一些专业或非专业创作者采用更为个人的方式走近人；利用小型数字机，呼吸与共地在记录身边的人，譬如《江湖》、《老头》等就是独立制片人以微型数码相机方式拍摄，近距离微观地记录下的日常生活，在这些片子中拍摄和剪接尽管粗糙，但其对人的关注，具有一种历史、人文的价值。
专题片主题重在说明问题，阐释政策、观念，如“科教兴国”、“20人”、“中华之剑”等，虽然这些专题片中也有精彩的纪实段落，也有对人的关注，但那只是采用了纪实手段，只是用人来说明某个特定的主题。而纪录片以人为本，更接近人类学和民俗学。
其二，纪录片需要较长的时间积累和动态过程，重感受和体验的共时性，因为对人的个性化表现需要有较大的时空跨度，人作为生命体存在是包含着特定的时空内容的，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它与栏目化的纪实节目不同，栏目化的纪实节目，定时定点播出，制作周期短，关注的是正在进行的生活层面，结构较为自由，宽容度大，而纪录片对生命的本质关注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保证的，只有在一定的时间积累中，才能为观众提供一个人类生存的某个阶段的活的历史，才能保留生活自然流程的偶发性和丰富的细节，以及经过交流和反馈之后积累的情绪氛围，展现更为丰富的人文背景。
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都是有一定的时间流程的。
弗拉哈迪在其拍摄中有个预定的模式：住在拍摄地点，亲身体会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然后与当地人交往、建立友谊，此时才开始拍摄；而以36年的时间记录了高尔佐的孩子们的德国纪录片工作者认为其日常琐碎的记录的意义在于：人们可在时光流转之间获得对生命的体验与解释；认为“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的小川绅介，每部纪录片拍摄的时间长达三至五年，拍摄《古屋敷村》时，在山村住了好几年，租了房子和稻田，和农民一起种稻；我国的《山洞里的村庄》以人类学的视野，关注着山洞中这个村庄的生存状态，以一年的时间记录着在一些事态中人们的表现，想法和行为，保留其生活的全方位的原始信息；《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历时3年，由于在人物发生重大变动的几个阶段摄像机都在场，记录了完整的过程段落和细节，依照生活自身的逻辑发展来结构人物故事，在动态取材中使生活的各种原始信息得以保留，片子也因而有了生命力。其他像《远在北京的家》、《龙脊》、《神鹿》等都有一年以上的时间过程，在过程和细节中具有了一种记录的品格。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九
电视纪录片不仅是视觉艺术，而且是听觉艺术。作为电视纪录片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对传播电视纪录片的影像意义与表达电视纪录片的主题内涵都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逐渐演变为影响电视纪录片创作与鉴赏的重要手段。随着电视纪录片创作实践的不断拓展与深化，电视纪录片已不可缺少音乐作为其中的元素。作为电视纪录片的重要表达手段，音乐拓展了电视纪录片的风格表现空间与主题表达视域。
通常而言，音乐给人们的印象似乎只是电视纪录片的一种若隐若现的点缀，一个若有若无的配角，但是，音乐实质上是电视纪录片的灵魂所在。音乐运用与调控得当，能够直接提升电视纪录片的艺术底蕴，丰富电视纪录片的思想内涵，使电视纪录片更加具有形而上的审美价值指向。因此，创作与鉴赏电视纪录片应该关注音乐艺术表现形式的开发与拓展，解读电视纪录片音乐的美学特征。
一、动态特征：音乐与影像的实时互动。
电视纪录片声音的三种构成要素为音乐、音响与语言。在电视纪录片作品中，声音与影像相互融合。由于融入影像，电视纪录片中的音乐已经不再是原本意义的纯粹音乐。换而言之，电视纪录片音乐研究应该立足于声音与影像的相互结合与实时互动而展开。音乐与影像既犹如两个单词，组合到一起就会产生新的意义，又类似一双筷子，需要在彼此协作中才能更佳地诠释电视纪录片。融入电视纪录片的音乐，获得了一个具有可视感的影像空间。音乐与影像的结合，使音乐在电视纪录片中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电视纪录片影像的空间转换涉足了电视纪录片音乐的时间流变。
电视纪录片的叙事往往以时间为轴线，来表现变迁当中的动感。作为电视画面来讲，这种空间感和时间感的拓展难度较大。而运用音乐艺术，来表现这种跨度，以音乐风格变化来实现场景的转换，则相对容易很多。音乐与影像的互相渗透与彼此融合在电视纪录片中的主要体现形式就是音乐与影像的实时互动。电视纪录片中音乐与影像的实时互动，将升腾跌宕而具备听觉美感的声音乐符跳动与生动形象而具备视觉美感的影像画面运动彼此结合，不仅使电视纪录片音乐的灵动性绘声绘色地表现于电视纪录片的叙事情节中，而且使电视纪录片影像的流动性生动传神地体现于电视纪录片的声音乐符中。电视纪录片中音乐与影像的实时互动，既鲜明地突出了电视纪录片的主题，又出色地显现了电视纪录片的基调，不仅使电视纪录片的形象更加生动活泼，而且使电视纪录片的意象更加丰富多彩。音乐空间是电视纪录片空间的独立单元。
二、感受特征：视觉与听觉的综合体验。
从本体特征来看，电视纪录片其实就是音乐与影像在时间与空间的共同演绎中塑造视听银幕形象。作为电视纪录片两种不同的媒介表现材料，音乐与影像是在相互协作中引发观赏者感知视听艺术魅力的。观赏者既要从影像中获得观赏电视纪录片的视觉满足，又要从音乐中强化观赏电视纪录片的听觉感知。由此而形成的电视纪录片音乐，将影像带来的视觉形象与音乐引起的听觉意象相互融合，实现欣赏电视纪录片的视觉与听觉直观体验的和谐统一。
电视纪录片的观赏者是结合着电视纪录片的镜头来感受音乐的，而音乐又强化着观赏者对电视纪录片的感受。电视纪录片音乐的听众就是其银幕前的观赏者，视觉与听觉的共同感知，呈现了电视纪录片音乐欣赏与一般音乐欣赏之间的差别。音乐的播放与影像的变化作为整体共存于电视纪录片作品的同一时空中，观赏者的听觉在感受音乐信息时，视觉也在感受影像信息。音乐与影像同时传递给观赏者时，视听器官运用大脑迅速交流与反馈，获得单纯用听觉感受音乐或用视觉感受影像所无法体验的复杂艺术感受。电视纪录片音乐不再是纯粹的时间艺术，而是蕴含了一般音乐所无法具备的视觉信息。音乐与影像共同塑造了电视纪录片复杂而综合的视听艺术形象，同时也给观赏者带来了复杂而综合的视听艺术感受。
电视纪录片当中特别强调了音乐空间延展的独特作用。非独立性和协调性音乐本身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形态，它的这一特性在表达和展示艺术气氛渲染艺术效果上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在电视纪录片的.剪辑制作当中，声音导演将音乐表演艺术家的音乐通过剪辑整合，把它们对于原作的理解和感受，通过恰到好处的表演，将音乐形象传达给听众，使听众获得艺术美的享受。电视纪录片中的音乐与通常概念下的音乐具有不同的艺术形态，它是专门为电视纪录片创作、编配的音乐作品，它既具备了一般音乐的特性，如长于表现而拙于再现、抒发情感、渲染气氛等，又具备了独特的具体可感性，它要表现完美的艺术形象，必须通过与画面及其它表现手段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可以说画面与音乐的契合，是构成电视纪录片声音制作成败的关键因素所在。
三、指向特征：创作与欣赏的审美指向。
一般音乐的审美是人们单纯借助听觉而体验与感悟其所蕴涵的美学真谛的，属于抽象层面的审美过程。与一般音乐的审美有所不同，电视纪录片音乐具有独特的创作与欣赏的审美指向。电视纪录片音乐的审美指向，大体表现为两种类型：其一是电视纪录片音乐创作的审美指向。电视纪录片音乐的创作应该基于综合考虑电视纪录片的主题内容、风格特点与时代特色等因素，使电视纪录片音乐的旋律基调、演唱风格等与电视纪录片本身相符合。因而，电视纪录片音乐的创作具备了明确的审美指向;其二是电视纪录片音乐欣赏的审美指向。在电视纪录片中，音乐与影像通常是同时呈现出来的。电视纪录片音乐不仅烘托了电视纪录片的主题内容与环境氛围，而且展现了电视纪录片的内在意蕴与潜在旨趣，使观赏者产生一种多感官、全方位的共鸣体验。因此，电视纪录片音乐的欣赏也具备了鲜明的审美指向。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
纪录片的核心价值在于真实，在于记录正在进行的一段时空跨度相对较大的一段现实或历史。那么，无论是新闻纪实类的纪录片，还是历史文化类纪录片，都应立足当下，做到真实、可信，做到“真、善、美”。纪实化，是文化类纪录片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是纪录片贴近动态现实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是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必然。文化类纪录片纪实化的主要表现特征为：
（一）从正在进行的一件文化事件入手，运用纪实长镜头切入对文化与历史的表述，让历史与现在交错进行；例如央视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大多以现实和过去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通过对传统和现代的饮食文化的交错叙述，让观众可以深切地体验到所讲述的事物的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现在一些文化类纪录片也大量运用情景再现的手法，将历史与现实一起呈现在观众面前，既提高了纪录片的可看性，也令纪录片的讲述更加有理有据，让观众感叹，看一部好的纪录片就像看一部电影，例如酒泉台摄制的纪录片《玄奘瓜州历险记》，选取了玄奘取经路上最险恶的一段，讲述初唐时期玄奘为西行求法，置朝廷通缉于不顾，夜半偷渡玉门关，历经九死一生，终达伊吾的传奇故事，和以往不同的是，这部纪录片不仅使用高清设备拍摄，而且运用了大量的剧情表演，再现了千年前的传奇故事。文化类纪录片还可以通过完整记录一个鲜活的文化活动，例如，婚丧嫁娶、社火、祈雨、祭祀等。
（二）充分运用自然的现场声音。现场声音是表达的另一个主体，因为电视是一种视听语言艺术，声音语言的作用不可缺少。今年年初，笔者拍摄的《尕海湖边的故事》中，效果声的运用就为节目增色不少。在尕海湖边拍摄冬候鸟大天鹅时，清晨清亮的天鹅叫声，顿时让冬天的尕海湖边响起了候鸟的歌声。如何能让观众也能体会到当时尕海湖边的这种场景，光靠唯美的画面是不可能做到的，《尕海湖边的故事》就将常规的效果声的音频指数略微提高一些，突出候鸟的叫声，充分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三）各种声音元素交错进行，扩展声音时空。比如表现崆峒山、武夷山、少林寺，声音除解说、音乐之外，还有钟、鸟、风、游人和做佛事所发出的声音，而这些声音是文化类节目内容的重要组织部分，也是纪实化不可或缺的元素。在甘肃电视台10多年前创办的.日播文化类栏目《美丽甘肃》中我们看到，天水台反映民俗的《年初一》就是因纪录而取胜，它充分反映了民俗中原生态的摇曳多姿。甘肃卫视的《中国西北角》栏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纪实化的元素也在大大增加。
二、文学化是文化类纪录片成熟的标志。
纪录片不仅需要真实的影像记录，同时也需要依靠文字的逻辑来推动纪录片的叙述向前发展，而仅靠影像是不能完成推动这一逻辑叙述的发展，所以纪录片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文学化的表述。文化类纪录片不是新闻专题，恰到好处的文学化是此类纪录片的必要因素。从《话说长江》到《望长城》，再到近些年出现的大型文化系列片《江南》《苏园六记》以及中央台9套节目的开播，我们可以看到，电视一直与各种文学类型相伴相生，文学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类纪录片成熟的标志。《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舌尖》体”一时成为人们所喜爱的一种纪录片的语言表达方式，被观众们所喜爱和接受。文学化是编导对采访对象的发现、创造与想象，是对过往历史的复活。简单、沁人心脾的解说词，可以让观众更好地融入节目当中去。文学化是编导个人情感的投入，画面因情感而复活生动，节目因情感被长久记忆。
三、社会化是节目的深度体现。
社会化的过程是编导将纷繁的采访素材进行系统化的过程，它要求我们不要单一地看待一个问题，而是将采访素材纳入到广阔的社会学空间，来判断取舍，并阐释文化的社会含义。纪录片始终是小众的精英文化，社会化并不等于低俗和媚俗，而是需要更大胆地运用先进的高科技手段，用更完美的视觉冲击力去吸引观众，更好地满足和服务于人民大众。如今，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和4g时代的来临，电视也受到了新媒体的冲击，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开始在网络上放映，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开始运用高清数字化拍摄，运用电脑3d技术合成等。纪录片适应全媒体时代的要求，是纪录片社会化的一个有效途径。说到底，文化类纪录片最后的落脚点必须是对文化的、社会的、现实的透视、提炼、表述与发现，是对社会与时代精神的深度挖掘。中国纪录片应摆脱传统纪录片用冗长的数据或苍白的专家发言来讲述历史的做法，而是应该面对生活，真实地讲故事，这种表达方式才能促进中国纪录片未来的发展。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一
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以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的观点看，用纪实手法解释历史、分析现在、预测未来的纪录片，由于审视并再现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无疑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重要传播手段。一些电视学家认为，在电视进入到每个家庭的今天，由于纪录片运用独特的表现手法揭示出深刻的内容，因而得以用“画面思维”形式打破传统的“文字思维”方式。
本文仅就国外纪录片发展进程中几中创新形式及主流趋向作一初步的分析、探讨。
特别纪录片。
特别纪录片(thespecialdocumenta-ry)是对特别事件和重大活动的纪录。它同以往存在并仍在发挥作用的特别报道(thespecialreport)既有共同点又有明显的区别。
二者的共同点是：题材类似，对事件的再现都比较完整，有始有终。
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特别报道讲求新闻价值，注重时效，注意选择报道角度并有一定的新闻由头。一般来说，特别报道主要是指对重大事件组织的重头报道，大多采取同步报道和连续报道的方式。特别报道不讲求客观准则，开始报道时并不知道事件的结果，报道只能与事件的发展同步流动，故此亦被称为正在进行式的报道。特别纪录片讲求认识价值，有些文娱活动的纪录片还讲求欣赏价值。它侧重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揭示事件的意义，同时要求对现代事件、大型活动、时代潮流、社会风尚、风云人物进行完整的纪录。在时效上它较之特别报道慢一拍，一般在事件结束后再搬上屏幕。特别纪录片在制作、播出时间上有一定的伸缩性，因而可以调动多种表现手法：围绕特别事件穿插历史背景，运用特写、音乐、对话、同期声等多种表现元素来烘托主题，并灵活地安排结构顺序。这样，特别纪录片较之特别报道，更具有立体感和艺术效果。
近几年来，特别纪录片在国际电视界格外引人注目，像有关奥运会、奥斯卡发奖仪式、重大国际事件、战争冲突等活动的纪录片，大有令人百看不厌的趋势。美国波士顿爱默森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罗伯特・希利亚德教授认为，特别纪录片的兴起弥补了特别报道的不足。特别报道是电视新闻报道中的一种重要形式，但它稍纵即逝，有“易碎品”之称。特别纪录片虽然在时效上不占优势，但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调查性纪录片。
调查性纪录片(theinvestigativedocumentary)是对已经发生但内情尚未详尽披露的重大事件以及现实社会问题的纪录。它同调查性报道(theinvestigativereport)亦有所区别。ザ者的相同点是：调查对象都是社会问题或重大事件，调查的目的都是披露事件内幕或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在采访环节上都要求深入挖掘，认真研究。从社会效果看，二种方式都能引起观众的特别关注。
二者的主要区别是：调查性纪录片讲求情节结构，表现手法引人入胜。调查性报道则要求节奏紧凑，细节部分虽然给予展示，但只是片断，没有情节。调查性纪录片往往选取一个典型事件作为调查的对象，并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详尽披露来触及重大社会问题。调查性报道则围绕一个重大社会问题，集合众多的事件来说明问题的要害所在。调查性纪录片在播出安排上可以做多次性处理，不断在屏幕上推出各种典型事件的纪录，时刻提醒人们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以求促进问题的解决。调查性报道一般采取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报道一个问题的处理方法，以求引起“轰动效应”。就此看来，调查性纪录片则具有“警钟长鸣”的社会作用。
调查性纪录片的样板当首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60分钟》节目。该节目自1968年创办以来，经过数年摸索，在调查性深度报道的基础上，形成了调查性纪录片的风格与样式。由于启用了这种新的形式，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节目中以引人入胜的情节结构得以展现；而观众则如同目睹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令他们触目惊心，而且促使他们行动起来，寻求解决的办法。《60分钟》之所以被社会学家们称为“是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原因恐怕主要在于调查性纪录片再现了美国社会的现实原态。自80年代以来，《60分钟》节目中的调查性纪录片模式开始为一些西方国家的电视机构效仿，出现在英、法、德、日等国家的电视屏幕上，颇受观众的青睐。
微型纪录片。
微型纪录片(theminidocumentary)是在杂志型节目(themagazineshow)进一步拓展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以其制作周期短、耗资小、传播速度快等优势大量涌入电视节目。一般情形之下，微型纪录片的时间长度为4-10分钟。一个30分钟的节目中至少需要有3个微型纪录片，创作人员往往不到一周时间就能创作出一个成品。因此，事实的准确无误是微型纪录片创作的`难点。为确保事实的准确无误，创作人员极为慎重。在选材上，微型纪录片主要截取大型纪录片的某一个焦点或报纸消息中已经报道过的内容，但对这些选题赋予不同的外表、包装，以求给收视者带来新鲜感。
微型纪录片的出现，使特写(features)同纪录片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按传统的看法，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长度、结构、播出形式等方面。过去，特写的长度比纪录片短，且结构简单，通常夹在一个栏目中播出。纪录片的长度要比特写长得多，结构讲求戏剧性效果，而且独立成为一次节目。现在，微型纪录片在这三个方面同特写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微型片结构虽然也着意体现情节结构，但由于受篇幅的限制，不可能产生多少戏剧性效果。除此以外，它的创作手法和表现手法都与传统纪录片相同，由此看来，二者之间似乎已没有区别可言。事实并非如此，今天区别二者的界线主要看主题和结尾。纪录片一般涉及较为严肃的问题、事件，特写侧重人们感兴趣的题目。这仅仅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因为电视屏幕上有时也能看到比较轻松的纪录片或较为严肃的特写。在片子的结尾处理上，纪录片通常以总结或结论收尾，观点十分鲜明，主题突出，因而或多或少具有讨论性质。而特写并不以结论收尾，结尾也许是发人深省的，也许没有结局；因为题材大都轻松明快，观众满足于大概的了解，不求弄个水落石出。至于纪录片，罗伯特・希利亚德教授提出了一个颇值得重视的观点：纪录片之所以成为纪录片，是因为它提出某种观点，做出某种结论。
从电视纪录片创作的现实走向看，微型纪录片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大，一般电视机构都有能力长期不断地连续制作，同时又能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一些电视研究人员认为，微型片篇幅虽短，但灵活多样，易把握，能集中反映某一个具体问题，提供某一方面的信息，展示事物的一个侧面或揭示某种问题。可以预测，微型纪录片以“轻武器”形态连续播出，天长日久，也会造成一定声势，收到特殊的传播效果。
大型电视纪录片。
大型电视纪录片(thefull-lengthtelevisiondocumentary)以宏伟的篇幅，深刻的内容剖析着现实社会，对推动人类文明进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早期的大型纪录片无论在选题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模仿新闻电影纪录片的传统模式，直到通讯卫星技术和eng问世以后，纪录片才得以用电子技术手段进行采制，并经过不断的求索，形成了电视纪录片的独特风格和语言。
今天，大型纪录片在题材上的重大突破是面向整个世界，面向人类、宇宙、科学天地等巨大题材。70年代中期，大型纪录片就开始在这方面进行尝试。cbs著名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主持的《宇宙》、《20世纪》、《21世纪》、《历史的见证》等片都是大型纪录片的杰作。这些片子对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选择、组合后，将它汇集到片子中。进入80年代，大型纪录片不但展现宇宙世界、科学天地，而且放眼预测未来趋势。在表现手法上，大型片采取纪实手法，用长镜头在现场跟踪拍摄，往往耗时三年五载。例如，美国航天飞机“发现者号”的纪录片，创作人员从开始准备到“发现者号”上天，跟拍三年之久。
通过对上述四种电视纪录片形式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国外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趋势有一个初步总体的把握。可以说，这四种纪录片形式是电视传播的重要手段，它们互为补充、互相促动，形成电视纪录片创作多种样式齐头并进的新格局。
电视纪录片的多样化发展，为纪录片的创作带来了新的生命力，树立了新的形象，迎来了新的挑战。只要电视存在一天，纪录片就有顽强的生命力；只要人类文明史不断延续，纪录片就有永恒的价值。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二
每个个体都生活于较为固定的场景中，每个场景都有自己的文化，在场景中久了，自然便会形成与场景文化相一致的文化心理。对少数民族民众而言，民族便是其所在的基本场景，因此具有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心理是民族民众的基本特征。场景文化依附于外在物质条件，当外在条件发生改变，个体熟悉的文化氛围转向陌生，个体原有的文化心理和现有物质条件上所承载的文化便会形成冲突。特定文化环境中的个体在进入新的环境中时，其必然面临文化心理的适应问题，根据外在条件适当调整自身的文化心理，使自身融入到新的文化环境中，是每个个体在环境发生变化时都必然面对的问题，城镇化中的民族民众也不例外。城镇化的本质是在工业环境下把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由农业方式向城市化方式转变的过程，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农民融入城市化的过程。与少数民族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相比较，城镇化所带来的变化无疑是巨大的，从居住方式到生产方式，多数少数民族的物质生活被彻底改变。
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变意味着少数民族和其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距离越来越远，依附于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上的人际关系、风俗习惯、价值体系随着原有生活图景的远去而在城镇化环境中面临着无处搁置的困境。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城镇化不仅是物质方面的城镇化，更需要在精神意识方面的城镇化，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民众必须适应和调整好民族文化心理，由此才能在新的环境中安居乐业。民族民众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心理适应可以简单理解为个体熟悉并按照城镇化文化设置生活的过程。
一、城镇化对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影响。
（一）居住方式影响。
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区域多是偏僻、地理条件较为恶劣地区，人口较为分散是民族民众分布的普遍现象。在乡村社会中少数民族民众虽生活条件艰苦，但在居住方面各自独立，按照宅基地各自修建自己的院落。这样的居住方式使得少数民族民众在物质外在上形成了较为自由封闭独立的私有空间，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化心理是保守的、独特的。由于城镇化的人口集中化特征，在少数民族民族城镇化的过程中，民众原有的居住方式发生了改变，由原有的独家小院居住方式向社区居住方式转变，原有的独立院落变成了和他人共同居住的楼房，原来散居的人群集中居住于社区，这样的居住方式改变使得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变。城镇化的居住方式使得民众原有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变，如土家族的火塘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居住条件改善，不需要再设置火塘，火塘消失，与火塘相关的文化表现也随之消失，火塘文化下面潜在的心理意识在城镇化中难以表达。另外城镇化相对公共化的居住方式与民族民众保守的文化心理有所冲突，因此在原有居住方式上所形成的文化心理因居住方式的调整而难以适应。
（二）风俗习惯影响。
在民族传统的生活场景中，因民族生活需求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及节庆习俗，在这样的生活习惯下，民族民众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思想意识文化。民俗和节庆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民众原有的文化心理的外在使然，通过这些习俗活动，民族民众表达着自己对民族各种各样的情感。因此在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中实际上蕴含着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心理，风俗习惯是民族文化心理的载体或出口。而在城镇化进程中，游牧民族不再游牧，狩猎民族不再狩猎，与游牧生活和狩猎文化相伴生的各种风俗习惯也随之消失，大多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城镇化进程中因缺乏相应的物质条件而逐渐淡化消失。民族风俗习惯的淡化或者消失，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不仅缺失了表达的窗口，也丧失了滋养的土壤。与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相对应的是城镇化的现代文化环境，这样的环境必然会使民族文化心理不适应。
（三）交际环境影响。
少数民族特有的生活环境使得少数民族民众在交际方面多有不便，民族民众因此也形成了小范围内的熟人交际和定期扩大范围的联欢等交际活动。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例，当地多个民族于深山峻岭之内，交通上的不便使得民族民众的日常交际往往局限于有限的几户人家，交际是人群的本能，为了有更多的交际机会，多数少数民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节庆聚会习俗，以便于民族民众的婚恋交流等。草原民族同样也有自己交际环境方面的特征，游牧生活方式使得草原民族难以有更多的人群集中居住，于是便形成了那达慕大会等节庆大会来促进民众交流。少数民族各种各样的交际方式下形成了相应的的人际关系交流心理和秩序观念。而与少数民族原有的交际环境不同的是，城镇化进程中，为了让更多的民众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便利，使更多人享受公共设施，必然要把更多的人群集中在一起，城镇化的'方式颠覆了民族原有的交际环境。城镇化所带来的人口集中化也使更多素不相识的个体聚集在一起，而这显然和民众原有村落居住时少数的熟人社会有很大区别。城镇化下交际环境的变迁使得民族民众原有交际观念和思想与现实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冲突，冲击了民族民众固有的社会交际心理。
二、城镇化进程中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适应与调整。
（一）坚持开放性的文化心态。
在现代技术条件支持下，多元文化共存是大势所趋，每个个体都必然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文化冲击，并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找到合适的相处模式。
少数民族民众在民族文化环境下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适应民族传统的文化环境，但是在城镇化进程中，还以这样的民族文化心理模式来应对新的环境，显然是不够的，新的交际环境，新的文化条件意味着民族民众如果坚守原有的文化心理模式，不能对其他文化有所包容，必然要受到各种文化的冲击，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中，对于民族民众的结果只有一个：难以在城镇化环境中很好地生存和发展。民族文化心理所对应的是民族传统文化场景，如果在城镇化环境下依然固守民族文化心理，用固化的民族文化心理模式来应对各种各样的新变化，无疑是刻舟求剑，自然难以在新环境中适应下来。文化心理源于文化在心理层面的投射，对于民族民众而言，要在城镇化进程中适应并发展，就需要秉持开放性文化心态，去认知和理解现有城镇化环境的文化，从新文化中汲取营养，丰富现有的文化知识，开放性的文化心态将更有利于固有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新环境的和解，从而使民族民众避免与新的文化环境形成心理僵持。
（二）继承民族文化心理的精髓。
多数少数民族长期居住于较为偏僻和封闭的民族地区，在浓厚的民族文化环境下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这种民族文化心理支配着民族民众的一举一动，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民族人文景观。民族文化心理与民族传统环境的同根性意味着在民族传统文化环境下的民族文化心理表现与环境是和谐的。但是城镇化更多的强调众人的参与和交流，城镇化目的是为了更多的民众聚集在一起，享受较为先进的公共设施，改善其物质生活条件，同时在其物质变化的过程中，转变其固有的生产生活观念，使其形成与新的环境相一致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于多数少数民族民众与大众生活的区别较大，因此对少数民族民众而言，城镇化相比较其他普通民众而言所带来的变化更多。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场地及生产方式改变，民族原有的风俗习惯被淡化或以其他方式取代。因此城镇化环境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冲击更大，民族民众在城镇化环境中更需要对自身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调适。文化无高低之分，虽然少数民族文化相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较弱，但是民族文化维系着少数民族在艰苦的民族环境中世代沿袭。在民族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民众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形成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是民族赖以存在的内在支撑，历史岁月已经证明了民族文化的无可取代性。民族文化心理是以民族文化体系为根所形成的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宗教信仰、审美情趣、文化性格等，文化心理是文化在心理层面的投射，文化心理的表现也是文化的表现。虽然民族文化心理并不能完全代表文化，但是在文化心理支配下所形成的民族历史行为和表现已经证明了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性。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外在环境的改变，民族民众原有的文化心理和新的文化环境产生了冲突，但是这并不能否认民族文化心理的价值，民族文化心理是民族存续的精神支撑。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不能对民族文化心理予以完全否定，民众的民族文化心理需要给予合理地引导，在尊重文化心理本质的基础上，对民族文化心理予以适当继承。
（三）糅合城镇文化的新元素。
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主要是民族文化作用于民族民众心理层面的结果，要使民族文化心理和新的城镇化环境相契合，就需要在民族民众的心理层面上接受城镇化所带来的新文化，并使之内化，当新的文化也成为民族民众文化心理的一部分时，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自然与城镇化在内在上达成一致。与城镇化所对应的文化是现代文化，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文化，是现代文明的代表，相较于其他文化，更加丰富，更加先进。
在对各种有益文化成分的吸收内化中，城镇化所代表的现代文化自然会和民族民族原有的文化心理融合在一起，城镇化所带来的的文化心理的不适应问题自然便难以发生了。
（四）采用合理的心理表现方式。
意识支配行为，而行为对于意识的表达有多种形式。民族文化心理支配下促使民族民众形成各种各样的行为活动，民族场景下形式各异的宗教祭祀活动以及节庆活动中的各种表演形式都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外显。在城镇化之前民族场景下民族文化心理支配下所形成的各种文化仪式活动都是和民族场景相吻合的，但是同样的文化心理表现形式在城镇化这个新场景中往往会形成不同的表达效果。民族文化心理关涉着民族民众的行为模式、价值选择和人生态度，虽然行为模式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外显，但是就行为模式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价值而言，其更多地是文化心理的展示，对于文化心理本身并没有决定性作用，这就意味着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继承，并不一定要完全继承它的表现形式。而在现实场景中，文化心理方面的冲突往往源于文化心理形式表达，以民族宗教信仰为例，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城镇化中如何处理宗教问题是民族民众心理适应的重点问题。宗教信仰是民众内心对于世界及未来的精神认知，信仰的关键在于民众在内心的理解和认可，相对应地，宗教法器及宗教仪式都是宗教信仰的外在表现或表达方式。个体的宗教信仰并不意味着大众的信仰，当个体的信仰以较为突出的方式呈现于大众眼前时，往往容易引起非议或误解，因此对个体而言，坚持信仰是必要的，但是在信仰表达方式方面也需要考虑大众的感受，以大众能为接受的方式出现可以使个体的行为更容易得到大众的认可。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由来已久，这种心理不会因城镇化进程而立即中断，但是对于民族民众而言，更重要地是意识到文化心理在内在层面的价值意义，而不能仅仅执着于形式的固守，新环境下新的文化心理表现形式更有利于文化意识或现象得到大众的认可。
结束语。
少数民族文化心理是民族文化影响下民族民众固有的文化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等，文化心理是民族维系的内在精神支撑。城镇化进程对于民族民众生活场景的改变，改变了民族文化心理原有的场景，使得民族民众产生了文化心理方面的不适应，对于相关问题的解决不是否定或忽略民族文化心理的存在，而是在正视其前提下，对其进行合理引导，使民族文化心理与新环境融合，由此少数民族民众才能从物质到精神彻底地城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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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赖晓华，聂华。西部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探讨[j].贵州民族研究，2014,（7）。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三
弗拉哈迪的另两部比较出名的作品:《摩阿拿》讲述波利尼西亚人的生活,《亚兰岛人》描绘爱尔兰人的生活方式,它们都是纪录了离现实生活比较远的“远古部落”的“异国情调”,这一方面源于卢梭的人本主义,他们信奉“最原始的及最少开化的人们是最快乐的,他们也是最不会堕落的一群”,他们认为包括艺术和科学在内的所谓文明,其实是将人类拥有的善良本质毁损殆尽,所以他们更愿意在纪录片作品中展示异域民族的传统文化,歌颂人类在依靠直觉和传统中所学习的技巧来生存。[2]另一方面,当时大众传播还不发达,人们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以此类内容来组织影片,比较容易激起观众的兴趣,获得较好的收视率。
这是对纪录电影产生初期的题材选择的简要分析,但是当纪录片遭遇电视而发展至栏目化,纪录片的题材选择也在发生着变化。
当人们习惯了在《沙与海》中《流浪北京》,厌倦了在《天安门》前寻找《彼岸》,忽然有一天眼前一亮:咦?邻居大妈怎么出现在了电视上?于是,这种讲述现实生活中家长里短的琐碎小事的节目一下子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而以收视率为支撑杠杆的栏目纪录片不得不迅速改弦更张,将目光从“天涯海角转到家门口”。
纪录片的极大成功出现在90年代初,当时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80年代中期以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让人与人之间变得没有差别,人们只需要了解邻居就可以了解到整个国家。而到了90年代后期,人们已经开始体会到社会转型的种种阵痛。中央电视台原纪录片编导刘春认为,90年代初期的纪录片之所以会取得成功,在于“购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向商品化的;医疗保险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让大家不再有医疗报销;种种福利制度都是在那个时候表现暧昧性质的转移,开始从计划走向市场。[3]这种人心里的普遍仓皇,引起了个人心里的悲伤。在仓皇和悲伤之中,人们前所未有地关注自己的日子”。所以这段时期的纪录片更像是观众心理的一面镜子:从他人的生活中折射出自己的状态。这个时期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类型的纪录片正好迎合了老百姓的这种心理状态。
此外,电视这种传播媒介为受众提供了一个相对私人化的媒介环境,在这种媒介环境中,观众更容易接受那些大众化的、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而传统的那种具有很高的文化品格的纪录片在电影院里收看会更加合适。
所以栏目纪录片创造者纷纷收起长线,把眼光放在自己身边的普通百姓身上,从这些小人物身上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再经媒体抛光、放大,在受众群中形成一定的影响。这是电视纪录片栏目化以后在题材选择上的主要取向。
二、“烹制快餐”--由故事转向情节。
栏目纪录片都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不能像栏目外的纪录片那样为了表现真实而把整个故事过程原原本本地展示出来,尤其是短时长的栏目纪录片营销的就是“情节”,而不是“故事”,它要求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让观众获得最多、最直接的信息,并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内就吸引住观众眼球。“人们不是怀着研究的目的看电视的。他们是在同家人,同朋友一边聊天或一边用早餐时收看电视的”。所以电视的观赏方式是那种追求消遣娱乐的软化和放松的单纯游戏过程。那种单调的长镜头只能被观众的遥控器无情地毙掉。好莱坞的商业制作技巧开始被中国纪录片编导们不约而同地采用:矛盾的展开、线索的缠绕、不懈的追查、谜底的揭晓,解说词迅速进入、主持人频频出镜,可能是一个并不怎么迂回曲折的故事,但在情节的安排上一定要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栏目纪录片的叙事节奏不能过于缓慢。长镜头在栏目纪录片里备受冷落,一是由于栏目时间长度的限制,长镜头虽然记录了生活的原生态过程,但往往太过拖沓,不利于故事的叙述;二是因为长镜头容易让观众产生倦怠感和视觉疲劳。栏目纪录片创作者的制作要求逐渐倾向于“事件必有悬念,而且悬念必须是一个接着一个”。节奏不仅是快慢的问题,而且是与纪录片编导生计紧密相连的商业性问题。
三、“大众口味”--由深刻转向普遍。
电视栏目纪录片的立场首先是迎合大众,这与传统纪录片的精英文化视角有很大不同。
我们说电视栏目纪录片有三个关键词:(一)电视;(二)栏目;(三)纪录片。
电视传播是一种大众传播,它的信息可以扩展到整个社会中去,同时,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电视与其他媒介相比有一个巨大优势:即声画信息的直观传播。这使得电视迅速赢得了受众的喜爱,而且电视对受众的要求不高,所以电视具有很强的普遍性。但同时,由于电视具有转瞬即逝、不易保存的特点,电视不适合传达深度信息,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打开电视只是为了消遣和娱乐--看看情景喜剧、肥皂剧、戏剧、音乐电视、电影、体育报道、智力竞赛节目等,目的是要获得身心放松、心理逃避、享受、愉悦、消遣或诸如此类情趣。[4]所以电视的娱乐本性正力图渗透到所有的电视节目领域,电视节目的深刻性逐渐降低,转而越来越注重大多数人的收视需求。
栏目化则更注重纪录片对大众的效果以及商业影响,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所以在栏目纪录片的创作观念上,更倾向于创作一些为多数受众所喜爱的大众化的片子,叫好又叫座;在题材选择上从远古部落、异域文化逐渐转移到现实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平凡人物;在叙事方式上着重于“讲述一个好故事”,满足人们听故事的欲望,而不是电影镜头语言的尽情展现;在主题定位上更倾向于通过表现平凡生活中的小人物来映射时代的变迁,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变化。纪录片似乎一下子从天涯海角回到了家门口,人们逐渐从纪录片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缺少了一些深度,却增添了一些亲切。
而栏目所固有的拍摄周期,也使得一些纪录片达不到该有的深度,那些获奖的优秀纪录片一般拍摄时间都比较长。有些纪录片甚至拍摄几年、十几年,这些纪录片的.深度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们的拍摄时间。而栏目纪录片创作者缺乏这样的自由驾驭时间的权利。
中央电视台的孙玉胜说:“检验栏目纪录片的好坏,应该还给大众,而不是创作者自己架设的神坛,把纪录片变成观众看的平淡无奇,而创作者却能从中进行哲学思考的玄学。”
追求大众口味,满足大众需求是栏目纪录片的必然发展趋向。
四、“委曲求全”--由个性化转向标准化。
传统纪录片充斥着个人化的风格和意义表达,传递创作者个性的思考和观察方式,是创作者个性的抒发,叙事结构一般是开放式结构,事件结局和结论不是由作者给定,而是由观众根据作品所提供的事实自行判断、推理、想象。就像任远所说的那样:“纪录片应当省去的是结论,留下的是思考。”可在电视产品极大丰富、过剩的时代,人们的审美感知逐渐麻木,他们逐渐放弃必要的积极思考和主动参与,为此,很多娱乐节目日趋热闹、刺激、搞笑,很多新闻节目也呈现出信息量大、节奏快的特点。这种传播环境,使得大量的栏目纪录片转向了封闭性的叙事结构。因为人们在收看电视栏目纪录片时,更倾向于在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内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时间、地点、原因、经过和结果,而不是还要浪费脑筋来猜、猜、猜,所以很多栏目纪录片采用封闭式结构叙述故事,将事件结局、结论直接表述出来。任何创作者的个性只能向栏目统一的标准看齐,受众并不想在片子中观看你的个性。
另外,栏目化运作容易培养一批固定受众,对于这些固定受众来讲,他们已经接受并习惯了栏目统一的风格样式,如果创作者一味地要抒发自己的个性,而破坏了整个栏目的和谐性,就很容易使受众流失。所以,在纪录片遭遇大众传媒、被商业化再造之后,不得不委曲求全,做出让步,牺牲自己的个性而成全栏目整体的标准与和谐。
综上,电视栏目纪录片首先是一个电视栏目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纪录片,它采用纪录片的创作方式,主要运用客观纪录的手法完成对受众的传播,它与传统纪录片的不同之处在于,电视栏目纪录片虽然力图呈现生活的原汁原味,但是它不是自然主义的奉行者,而是具有明确传播意图的劝服引导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纪录片为符合电视栏目传播特性,不得不对自身进行由内到外的改革,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赢得受众青睐,完成传播过程,实现传播效果,收获商业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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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0.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四
民族声乐是指与说唱、京剧或是民歌等不同的音乐表现方式，它在这些音乐的根底上分离了西方国度欧美声音的唱法和理论，取其精髓而成为了一种比拟共同的音乐。线性是指不同于理学上的各种线上的特性，而是音乐家熟习控制的在歌唱过程中将每个音域之间的过渡表现得十分顺畅与自然，其声音的强弱表现得平滑有力，并且它主要指的是民族声乐的唱歌技巧。在唱歌过程中巧妙地将线性融入到其中，能够起到使音乐愈加动听，愈加吸收人的作用。美学价值是指民族声乐将其他国度的一些唱法交融在一同所表现的一种歌唱价值，那么民族声乐线性歌唱的特性是什么，是如何将民族声乐表现得如此之好？笔者分离文献及平常的积聚将其总结如下：
一、民族声乐线性歌唱的特征。
（一）音色的丰厚使得线性歌唱更具有作风化。
在音乐当中所说的线性和歌唱中的线性并不是我们肉眼可见的那种客观存在的直线、折线或是垂线，而是一种比拟笼统的用于形容音乐特征的一种词句，能够用曲线来形容。由于波状曲线的特性能够用来形容民族音乐，使其音乐具有活动性和生动性以及跌宕起伏的音色。音色发挥的好与不好一局部取决于人的天赋，另一局部取决于后天的锻炼。民族声噪音色特性主要是洪亮、亮堂，以靠前为属性，能够将音乐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抒情方式或是灵敏方式等。音色还分为真声和假声两种声音，当一首歌曲歌唱的比拟慢，大都是用真声在演唱；若是歌曲比拟快或是比拟高亢，则大局部都是用本人的假声在演唱。音乐分为多品种型，每一品种型都应用了如此的音色特性，而民族声乐正是将各种音乐特征分离在一同从而发挥它的个性化。在民族声乐中若要将音色发挥得更好，不只仅要留意音色的发音，也要留意音色的运用位置，应在精确的位置内发音，更要将音色彩节好，将气息控制好构成较好的共鸣焦点。只要将这些综合到一同才干将音色的特征发挥出来，这也是民族声乐为何要将音色的特征应用到本人身上的主要缘由。
（二）运用润腔将民族声乐的曲线美愈加突出。
什么是润腔？润腔主要是指用来衬托、渲染、修饰民族声乐的一种手腕，其主要目的是补偿民族曲调的呆板，使民族声乐听起来愈加流利动听，补偿了民族音乐的不圆满的中央。中华民族声乐与国外民族声乐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润腔应用的不同，在我国润腔是以一种虚拟的方式在有色的图谱上跳动，主要存在于那些主干音的四周，但是在图谱上基本见不到其音。润腔主要是用来增加民族声乐的特征的，能够使旋律愈加动听、有力度及有节拍感，更能够使音乐更充溢生气。而在国外润腔是存在于图谱中的，是能够看得见的音，并且关于润腔的运用十分严厉。
二、民族声乐的线性歌唱的美学价值。
线条是声乐最重要的组成局部，它是音乐的一种外在方式，承当着音乐的艺术审美及情感的.丰厚。将音乐的声音线条和旋律线条分离在一同，才干充沛表达民族声乐的艺术感，让人沉醉在歌声当中。而它的美学价值在于经过巧妙的技术手腕，增强音色的锻炼及调理音色的位置，产生强有力的歌声。它不只增加了民族声乐的积极性，也在线条中闪烁出民族声乐的特征，更是给歌手增加了更多的表达本人情感的时机。恰如其分的民族声乐表达也是向其别人表达本人情感的一种方式。
三、总结。
民族声乐线性歌唱在民族声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线性歌唱在音色、润腔的应用上分离了国内外较为优秀的音乐特征，使其民族声乐有更多的个性发展方向，打破了传统音乐的约束，将传统音乐自在地分离。在这根底上还分离了西方欧美国度的歌唱方式，在当今的音乐发展中构成了独具特征的音乐。人的内心情感是较为丰厚的，但是大多数人都喜欢应用音乐来表达本人的思想感情，由于音乐是表达个人情感的最好的艺术方式，而民族声乐正是将这些特性汇合在一同的一种音乐，突破了其传统音乐的单调，乏味的唱法，增加了其音乐的活动相、积极向。也表现了中国音乐发展中关于自在的追求。将来民族声乐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会给更多人带来更多的情感艺术表达方式。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五
央视财经频道相继推出过《华尔街》《货币》《公司的力量》《金砖之国》《国企备忘录》《互联网时代》《品牌的奥秘》等财政、经济和管理题材的纪录片，这些选题紧扣国家经济发展的脉动，呈现了“专业化水准，通俗化表达”。201x年，央视财经频道推出的纪录片《五年规划》，在“大主题小故事”的叙事策略方面进行了又一次探索。
一、宏大主题下的个人角度选择。
201x年，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即将出台之际，央视财经频道推出了五集纪录片《五年规划》。这类宏大主题的创作，在“答案已知，主题闭合”的情况下，在价值观层面可以挖掘和探讨的空间很小，题材本身缺乏根本性的价值冲突张力，需要按照宣传主题去发现题材，组织素材。如何超越宏大主题纪录片的局限性，是纪录片人一直在不懈探索的问题，《五年规划》尝试对此作出回答。
1.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纪录片的叙事角度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出现了一系列大型纪录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探索如以个人视角去讲述改革开放三十年在个人身上留下的时间印记。这些纪录片包括《激荡：1978-》《中国故事》《我的1977》《北京记忆》等。第一财经作为专业的财经媒体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经济改革大事件为选题在《激荡：1978-2008》中采访了60余位中国经济改革风口浪尖的“见证者”他们的讲述让观众得以从客观的角度冷静地分析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成就与失误激扬与反思并存的思想脉络贯穿全片。“把话筒交给这些见证者”而不是记者或主持人。让人民去判断让观众去思考。《中国故事》是央视经济频道当年的压轴大作这十集纪录片讲述改革开放中十位代表性的人物故事包括戴洁天、郭凤莲、张希永、柳传志、龙安志、廖晓义、陈哲、康厚明、张亚勤、樊建川以个人命运见证改革开放对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影响。《我的1977》和《北京记忆》通过1977年参加高考以及经历改革开放的一代北京人的讲述以贴近民众的感性力量唤起一群人的共同记忆。在他们的记忆中改革开放历程是逐渐变化的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每个人都是改革开放的经历者都在谱写着自己的三十年故事。
2.纪录片《五年规划》的叙事角度分析。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突破性的大事件，并对此后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五年规划”的经济发展模式，则是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思路体现。在百年总目标的指引下，“五年规划”以系统的全局思维计划国家未来五年的经济建设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重点项目。纪录片《五年规划》的宏大主题叙事并未采用传统的说教方式，也与“改革开放三十年”一系列纪录片中选择具体的人物、成果或事件进行以小见大、折射式的表达角度不同，而是探索出“宏大主题个人化状态”的表达方式。《五年规划》的“个人化状态”不是历时性的个人故事讲述，而是对相关人物当前生活和工作状态的真实记录。《五年规划》包括六集，分别讲述“五年规划”与中国经济发展、工业发展、民生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国际贸易与交往和未来展望六大主题。围绕每一集的主题，该片选择相关行业和项目中的关键人物进行跟踪采访，挖掘人物在“十二五”规划最后一年中的真实故事，记录真实场景。每一集都由八九个小故事组成，形成了一幅生动的“五年规划”全景图。“五年规划”不再是抽象的几纸公文或已经完成的宏伟建筑项目，而是研发过程中一次次重复的实验、大型工程中一个个技术难题的解决，是诸多普通劳动者的辛苦付出，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
《五年规划》“宏大主题个人化状态”的呈现，让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规划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紧密相连，具有了人性关怀温度。它扭转了观众对宏大题材纪录片的刻板印象：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宣教，而是自下而上的共同认知。这种努力从纪录片宣传语可见一斑：“每个人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未来。”
二、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的融合。
《五年规划》围绕每个主题，选择相关的行业中正在进行的项目及相关人物进行故事叙述。比如，在第二集《工业强国》中，围绕“五年规划与工业”，选择了钢铁冶炼、轴承制造、叶片制造、民用飞机制造、拖拉机制造、超级电容器制造、曲轴制造、行星架制造、机器人制造等目前工业领域的重要制造项目进行讲述。这种散点叙事结构呈现了当前高端工业的横截面，同时，转向对个人状态的记录，让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进行了融合。
1.通过典型人物的选择，融合个人经历与国家发展。
《五年规划》在每一个小主题下，展开融合个人叙事与国家叙事相结合的叙事点，这些叙事点平行呈现，彼此没有关联，跨越不同行业、领域、项目，共同拼贴成一幅全景图。
片中个人经历与国家发展的融合，主要体现在每个小叙事点中典型人物的选择。比如第一集《规划中国》的开篇，讲述东北老工业基地化学工业基地的普通劳动者贾永涛的一天工作，表现贾永涛从早到晚吃苦耐劳的中国工人精神，还引入了第一批建设者的代表于万夫老先生，通过他撰写回忆录的事件，回顾中国工业从“一五”计划到“十二五”的巨大变化。同样的叙事策略，还出现在三线建设时期的飞机生产基地生产出山鹰教练机并交付使用的过程记录中，有飞机制造工程师倪师傅的故事，也有首批三线建设者韩吉禄老人的故事，以及岗乌隧道的测量员小赖和他1x岁就当上铁道兵的父亲的故事，等等。
其次是对企业管理人物的选择。纪录片着重讲述的几位管理者，都是在本领域长期历练，见证着行业一个个五年计划的发展轨迹，有资历畅谈行业发展前景的人物。如洛轴吴宗彦、比亚迪王传福、一拖赵剡水等人物，都经历了本产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由“一五”到“十二五”的过程，他们也从普通的产业工人成长为企业管理者。
再次，典型人物的选择呈现出在“五年规划”的发展过程中，勤劳的中国人民群像――无论是国家重大基建项目中的普通农民工还是大型企业的技术人员，无论是草原上的年轻导游还是央企的海外工作人员，每一个人都发挥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尽管分工不同，他们对工作的勤勉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是一样的，个人叙事与群体叙事在这里得到融合。
最后，访谈人物中还包括撰写“五年规划”和进行国家经济发展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他们对国家规划的宏观问题进行解释和点评。从实践到研究，《五年规划》访谈人物的设置构成一个整体的框架。
2.通过细节挖掘，融合个人故事与项目进展。
个人故事的叙述由一个个情节段落推动，八九分钟讲完一个故事是一件很考验功力的事情，通常只有在解说词的帮助下才能保证情节叙述的完整。《五年规划》对个人叙事中的细节关注，给纪录片增添了更多的人文气息和人性温度。
首先，纪录片把工作细节与生活细节融合展现，把为“五年规划”奋斗的人们还原成家庭中的角色，展现普通人的特质，他们有对父母的孝心、对爱人和儿女的责任心和爱。在两河口水电站工地运石料的当地藏民扎西顿珠，靠工地工作改善了家里的生活，他最大的愿望是让自己的儿子能够走出大山见到更大的世界。宁波叶片制造厂的技术工作者张铁磊，在研发航空发动机的高温涡轮叶片，解说词讲到“作为飞机的心脏，航空发动机的制造水平，体现着国家的综合实力、工业基础和科技水平。为航空发动机提供动力的核心部件，仍旧是中国工业制造的短板”。张铁磊在艰难测试，调整实验参数，“儿子在一天天长大，实验离成功也越来越近了”。彰显国家综合实力的航空发动机制造的关键技术，就是由许多这样普通的科技工作者锲而不舍地努力研究达成的。
其次，运用悬念叙事，抓拍现场细节，形成影像叙事的节奏张力。悬念是叙事中最能调动观众主动性的要素，它使情节跌宕起伏，制造情绪效果，满足观众的心理期待。作为宏大主题纪录片，许多重大事件都处于“答案已知”的状态，《五年规划》在小故事的叙述中着力抓拍事件中的现场细节，以未知结果情境下主要人物的情绪变化紧紧抓住观众的心，形成强大的感染力。比如，讲述跨越三个“五年计划”的港珠澳大桥修建中的一次海底隧道沉管安装，作为22号沉管与21号沉管对接安装总指挥，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总工程师林鸣成为现场的主角。这位精神矍铄的老工程师总是自信、稳健、侃侃而谈，带领团队以半刚性沉管结构技术实现了中国海底隧道技术的世界性创新。
然而，对接过程中，海底泥沙回淤，沉管初次对接相差10厘米，他紧锁眉头一言不发，现场空气凝滞了一般。工作人员进行海底技术清淤，22号和21号沉管对接成功，我们看到林老紧绷的脸绽放出笑容，片中节奏变得舒缓。《五年规划》对进行中的事件进行真实的记录，运用细节性的视听表达制造悬念叙事，让个人叙事在有限的`时间内发挥出最大的可视性，实现个人故事与项目推进的融合。
再次，注重数据细节，将个人数据与宏观数据并列呈现，实现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的融合。对于财经纪录片，数据是一个很重要的表述工具，《五年规划》对数据的细节化处理，是其融合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的重要方式。比如《规划中国》的第六个小故事，讲述中铁十六局高铁项目经理刘传格的妻子带着孩子去吉图珲高铁项目部探望丈夫。故事结束时，刘传格送走了妻子，他完成了珲春高铁项目也将转战成渝高铁线项目。解说词说，“这是他们的第8条高铁线路，第19座高铁站。从平原到高原，从北国到南疆，国家规划的‘四纵四横’高铁网络正在逐步形成。到中国的高速铁路里程将达到三万公里，居世界第一”。数据在这里诠释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3.通过诗意讲述，融合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
《五年规划》是以一个个普通劳动者的动人小故事支撑起六个叙事主题，这让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相伴相生具有了某种诗意，而每一集的片头导语叙述和寓意化的镜头语言更将这种诗意进行了升华。
与传统宏大主题纪录片气势磅礴的解说不同，《五年规划》的解说来自于主持人平和亲近的深情演绎。每一集的片头导语叙述部分，都会有一段诗意的文字，其视听表达形式也奠定了纪录片的情感基调。比如第一集《规划中国》，“每一天，每一个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走什么样的路，做什么样的事，成什么样的人，我们都会规划自己的目标，或远的，或近的，有了目标，就有了前行的方向，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每个人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未来”，辩证地体现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解说词配以高速摄影下一个个唯美的镜头，让整个段落充满了诗意。
片中对于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辩证诗意思考还渗透在寓意化的镜头语言之中。在川西藏区最大水力发电工程两河口水电站，从贵州到工地打工的龙同海夫妇正在隧道内的住所和工友吃晚饭庆祝生日，热乎乎的煎蛋盖饭，热闹的工友，夫妻唱起了家乡的歌，镜头细腻地展示了场景细节和人物情感。此时，隧道外面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工地上灯火通明，热火朝天的建设大全景构成了对中国建设者的赞美段落。从人物形象的细腻展现到宏大场景的全面展示，镜头语言一气呵成地完成了叙事抒情。
作为财经纪录片，《五年规划》传达了“五年规划”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展现了“五年规划”目前的主要成就，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典型人物选择、细节挖掘和诗意的讲述，拉近了普通民众与“五年规划”国家建设战略的情感关联，达成了纪录片的传播目的。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六
摘要：原始玉器工艺发展到夏代，开始出现镶嵌、勾彻、浅浮雕和圆雕等琢玉技术，这就使得夏代玉器的造型和纹饰走向程式化和复杂化成为可能。几何直方的规整形状，出齿、安柄的细部造型，还有线面结合的构图，乃至浅浮雕式的立体纹饰，均强化了夏代玉器的艺术形式和审美意蕴，形成了匀称规整、多样统一、象征表意和凝重神秘的艺术风格，从而有效地实现了中国玉器主体审美观念从新石器时代“饰玉”向商周“礼玉”的过渡。
关键词：夏代玉器；线刻；浮雕；象征表意；凝重神秘。
根据《史记》、《竹书纪年》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和碳十四技术的年代测定，夏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其年代可基本框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囊括了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中国早期文明。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中心，并波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夏县东下冯，内蒙古的夏家店，山东的岳石地区，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以及内蒙古亦峰夏家店遗址的夏代文明，出土了丰富的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骨蚌器、木漆器等原始器物，其中尤其是玉器，以其独特的玉料、精湛的工艺、多样的造型、别样的纹饰以及极富时代特征的艺术审美风格，充分展现了夏代先民的形式感、想象力和社会风尚，这些无疑构成了夏代玉器的基本审美特征。
一玉料和工艺特征。
与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北方玉器玉料以及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南方玉器玉料相比，夏代玉器所用玉料无论在外在色泽还是内在质地上，都表现出中原玉料独特的审美风貌。据考证，“古代中原地区用玉多为软玉，其结构一般为交织的纤维显微结构的闪透石－阳起石系列矿物集合体。玉的质料致密坚硬，外表又显示出柔润，体胎半透明而又具有光泽”[1]。夏代文化的典型代表——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的玉器就鲜明地体现了中原软玉的审美特征。二里头玉器玉料的来源有新密的“密玉”，属白玉；南阳独山的“独玉”，属青玉；还有淅川的绿松石等。因而制成的玉器有的呈乳白色，如二里头遗址四号坑出土的玉柄形器；有的呈淡青色、嫩绿色以及灰褐色等，如二里头遗址三号坑出土的绿色夹白斑的玉戈。这种五彩斑斓的玉料色泽正好满足了夏代先民多种玉器品种的制造。同时，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代，基本处于黄土高原地区，玉石作为山地的精英，自然有别于随手抟来的一捧泥土，故而成为某种神秘灵物的表象，承担着原始礼制统治的功能。夏代玉器也正是首先凭借这一玉料的外在特征和内在质地而一跃成为国家重器，承载着礼仪的功能，成为专制社会的代言。因此，夏代玉料以其纯美的色泽、温润的质地，以及神秘灵物的表象，体现了愉悦的艺术审美形式和神秘的宗教礼仪内涵的融合。
极具中原地方特色的二里头玉料同时也促进了夏代琢玉工艺的审美化进程。夏代玉器的制作工艺，由于青铜工具的引入，在新石器时代玉器打磨、刻纹、镂空、抛光的基础上，开始向着更加精细的方向发展，这主要表现在镶嵌、勾彻、浅浮雕、圆雕等工艺及其所形成的审美效果上。
虽然镶嵌工艺在新石器时代早已出现，如红山文化女神塑像中的嵌陶工艺，使得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自然、古朴。但真正能体现镶嵌工艺的高难度的嵌玉和嵌铜技术却是从夏代才开始的。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片圆铜器、铜牌饰以及绿松石片、云母片镶嵌漆器等镶嵌工艺不但均属首创，而且制作精良，尤其是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其凸面为二三百块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成饕餮形兽面纹，极具形式美感，且营造出庄严神秘的氛围。与女神塑像的眼珠相比，它不仅在镶嵌物的数量上体现出优势，而且还开始讲究镶嵌中纹饰的构图。这不仅是夏代先民对不同质料器物驾驭能力的体现，也是他们对装饰的形式构图的审美追求，故而代表了夏代镶嵌工艺的最高水平，开启了后代青铜器镶嵌绿松石工艺的先河。
勾彻法的运用，主要体现为夏代玉器上的阴阳线刻纹。至二里头文化三期，夏代已出现被称作“砣子”的青铜质料的圆形琢玉工具，它一方面可以在玉器表面刻画出条条细阴线，另一方面在阴线沟槽的一个立面，向外扩展，形成较宽的斜坡面，形成阳刻凸纹。这种阴凹线和阳凸线的形成过程即玉器制作工艺中的勾彻法。夏代玉圭上精致的琢刻菱形雷纹带花纹以及玉柄形饰表面复杂的兽面纹、花瓣纹等纹样图案即为其见证，丰富了纹样的形式，且其精致性有效地提升了玉器的审美品格。
浅浮雕与圆雕工艺在夏代玉器的琢制中一般是搭配使用的。浅浮雕是在阴线刻纹的基础上凸出阳纹而使其具有立体的表现效果，一般用于纹饰的构图；而圆雕则多是为造型美观而使用的雕刻技巧，是整体形象的立体雕刻。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即可构成玉器纹饰和造型相搭配的整体审美艺术风格，如夏代玉柄形饰的制作工艺虽然综合了研磨削切、勾线阴刻、阳刻浮雕、钻孔、抛光等琢磨工艺，但最能体现其艺术风格的却只是两种：在柄形饰的四面用浅浮雕琢出繁复的纹饰，粗节用单线或双线雕成兽面纹，中节及顶部琢成花瓣纹，细节则有二至三周阳刻凸线纹；在柄形饰的四楞用圆雕技术琢出立体的造型，玉柄的四楞处为鼻梁，两侧为半张兽面，相邻柄面结合为一张完整的兽面。这样，浅浮雕与圆雕工艺形成了多样的纹饰图案和独特的立体三维造型，使得整个玉柄形饰柄面上的勾线饕餮花纹中点与直线结合得自然、流畅、舒展，造型和纹饰搭配得圆润、细腻，相得益彰。
总之，夏代先民在玉器制作工具和制作方法上的提高，尤其是双线浮雕纹样和兽面铜牌饰上的绿松石镶嵌工艺，有效地促成了夏代先民审美理想的物化，使他们的审美意识得到了较充分的展现。具体到玉器纹饰的雕琢过程而言，大致经历了由“勾彻法”向“浮雕法”演变，由平面线条向立体浮雕演变的过程。其实这正好体现了夏代纹饰雕琢工艺的审美特征，它一方面体现了夏代玉器雕琢工艺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充分地表达了夏代先民日益细腻的内心情感和审美理想。
二造型与纹饰特征。
极富中原特色的软玉材料和琢玉工艺，使夏代玉器的器形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许多造型都还是模仿当时某些动物、植物、人物等现成实物而成形的，如红山文化玉龙、崧泽文化鱼鸟形玉璜等。到了夏代，玉器的创造则基本上走出了对自然物象的直观模仿，更多的是依据人们生活的审美风尚而进行其造型及细部处理的。夏代玉器在造型上趋于程式化，器形大而薄，以几何直方形为主，流行在玉器边缘装齿扉或安柄，并镶嵌异物，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特征。
据后代史书记载，夏王朝是在战争基础上形成的，这也可以从出土的夏代玉器的器形得到验证。夏代玉器造型表现为:少祥和平静的模仿性装饰玉器，而多抽象的直方形兵器。玉钺为长方形或近圆形，玉圭为平首形，玉刀为长条梯形，尤其是多孔玉刀较以前更薄，更为长大、平滑。这些造型肖似兵器，至少与当时的“尚兵”习俗联系紧密，社会化的审美创造体现了其满足自身功能需要的理性化和观念化。夏代玉器的形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的直觉体验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的抽象想象能力。除此之外，夏代玉器形制还有出齿，即在玉器两侧雕出繁复的齿扉，如玉璋滋乳而成的牙璋，其扉棱显得华美异常。程式化的造型使得玉器在既有质料美的基础上充分流露了夏代先民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感，体现了先民的理性创造精神和感性生活情趣。
夏代玉器的审美发展主要体现在纹饰上。由于玉材的创新以及几何直方形的平面化造型，尤其是青铜轮工具的引进和勾彻、浮雕、圆雕等工艺的运用，使夏代玉器的刻饰纹饰向多样化、复杂化方向发展成为可能，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也获得了新的突破。
夏代玉器大多局部饰以平行或交叉的阴刻细线，并以此构成简略而精炼的纹饰构图。夏代玉器纹饰主要有直线纹、斜格纹、云雷纹和兽面纹，仅有少量的动物纹和植物纹。其中云雷纹见于玉圭，兽面纹见于兽面纹柄形饰、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而直线纹、斜格纹见于玉刀、玉戈、玉圭等，这些简约的刻纹装饰，实际上是夏代先民承载和表达其观念和信仰的痕迹，不同的纹样和构图，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审美心理。
细劲的直线纹、斜格纹是夏代玉器中最常见的装饰纹样，以平行的阴刻细线为其典型特征。斜格纹是由直线纹成组交叉刻成菱形状，整体上使图案更加紧密，强化了渲染的效果。如多孔玉刀两端，以及玉牙璋的内与援相接处就有成组的阴刻直线，线形细劲有力，深而直，使得玉器形象的美观化和礼仪性均得到了强化。
云雷纹在各种纹饰中尤为突出，用柔和的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有方折角的回旋线条是雷纹，二者配合，形成一种磅礴的气势和神秘的审美效果。该纹饰多饰于玉器两端的穿孔之间，两边再饰以阴线刻纹将其框住。如二里头遗址三区二号墓出土的玉圭，其二圆穿间有以细阴线刻划的菱形四方连续式云雷纹，琢刻精致，立体感强。夏代的玉圭一般用于社祭，礼云神。因土地需山川之气而致时雨，云行雷响方能有雨，故可是云雷纹以象征之。尽管要借助于“神物”，但其控制自然，驾驭天地的朴素人本意识和人的主体精神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显现。再如七孔玉刀，其近两端处也常琢竖直阴线纹与菱形云雷纹，风云雷电听其号令。
兽面纹为橄榄形眼眶，圆眼珠，宽鼻翼，阔口，这在龙山文化石锛上可找到源头，而且与新寨陶器盖上的饕餮纹饰极为相似，更是夏代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头部的简化或抽象表现。兽面纹以象征手法夸大其头部，强调五官，尤其擅长抓住其眼部特征局部放大，作“臣”字形眼，钻圆圈眼瞳。该纹饰“主要突出它们的头、目、齿等主要器官的特征，省略不重要的细部或对其只作象征性的表现，重要细部圆润婉转的阳线”[2]，其中装饰趣味与象征趣味相得益彰，使礼的威严和审美的情感融为一体，后来更多地见诸商周时期的青铜容器。同时，这一脉相承的兽面纹饰的演变也彰显了夏代先民的宗教信仰和对龙崇拜的社会风尚。龙纹图案起源于远古的族徽，最早出现的是红山文化玉龙，而到了夏代，龙形兽面纹饰的手法和主题，经过长期的酝酿，已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并且为帝王专用。
总之，夏代玉器的纹饰呈现为两种主要形式：一种主要以线条为主，采用线面结合的方法，构成整个玉器的平面纹饰图案，如细劲的直线纹、斜格纹，回旋的云雷纹；另一种就是浅浮雕式的立体纹饰图案，如立体感极强的兽面纹。纹饰上的线刻和浅浮雕更进一步突出了以上各种纹样的装饰功能和文化意蕴，对商周的玉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艺术与审美风格。
关于夏代玉器的整体艺术风格问题，杨伯达先生曾谈到：“从其前后玉器工艺美术的发展情况来看，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可以窥其一斑”[3]。对此说法我表示赞同。一方面，夏代玉器的艺术风格承袭了新石器时代的审美风尚。就造型而言，玉圭的方形结构和钻孔的审美处理是龙山文化玉圭的延续，玉牙璋则是龙山文化铲形器的进一步完善化和复杂化，玉琮的方圆构形更是受到了良渚文化的深远影响。就纹饰而言，浅浮雕式的兽面纹，其橄榄形眼眶与石家河文化玉器相似，其宽鼻翼和阔嘴巴又直接脱胎于龙山文化石锛；另一方面，夏代玉器在继承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基础上形成的抽象直方的独特造型和神秘威严的兽面纹饰，又均系商周玉器制作的根据，对后代玉器的创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夏代玉器的过渡性风格十分突出。但我们若仅仅把夏代玉器的艺术与审美风格定性为一种过渡性，无疑是忽略了其特有的审美文化特征。至少，夏代玉器还体现了以下极具鲜明时代性的艺术与审美风格。
一是匀称规整性。对称、均衡、规范、平整，是玉器造型艺术具有审美价值的重要因素。夏代玉器的这些形式美感不仅体现在整体的结构造型设计上，而且也显现于局部的细微纹饰图案雕饰中。夏代玉器在整体构形时，为补充直方形在美观上的相对不足，常在两端装以繁复的齿扉以及饰以细线纹饰，它们均成对出现，且左右对称。最典型的是玉七孔刀，就造型而言，玉刀扁长呈梯形，上部背端相对厚而窄，下部刃端相对薄而宽，而且近刀背处镂有平行、等距的圆孔七个，使得上背下刃重量均匀得体。同时刀的左右两端又装有齿扉六对，显得极其对称；就纹饰而言，玉刀近两端处表面琢了竖直阴线纹与菱形纹，其下有两条平行阴线与刃相隔。整个玉刀在造型和纹饰的.搭配上将夏代先民的审美形式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二里头遗址五号坑出土的创新形玉钺，呈圆弧背，两侧逐渐外侈呈宽刃，每侧有扉牙两组，每组为三齿，呈对称状，刃呈莲弧形，分四段，左右均衡对称。另外，更多的玉戈、玉圭，以及装饰类玉器，其造型和纹饰也常显示出对称规整的韵律美和整体和谐的审美风格。
二是多样统一性。夏代处于中国国家形成的初始阶段。首先夏代诸方国的玉器受各地区文化生活的影响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风格。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夏代玉器多为装饰类的臂环、玉管等，而少礼仪器，呈现出祥和的氏族审美风味；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夏代玉器则多璧、牙璋、钺和多孔刀等，形制和风格倾向于庄重和威严，使灵物与政权统治、等级礼仪紧密相连，巫术性与人文性相交织。同时，受特定时代和地区间相互交流的影响，夏代玉器又形成了统一的艺术审美风格。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玉器在吸收陶寺遗址文化玉器祥和优美风格和石峁遗址玉器庄重威严风格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自身的王权等级色彩，形成了既庄严肃穆又装饰美观的大一统风格。与此相应地，中原二里头的主体审美风格又借助国家的统治王权向四周传播和辐射，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代表社会等级象征的牙璋、圭、钺等玉礼器，这类玉器的传播过程实质上也就是夏王朝礼制观念和审美风尚的传播过程。
正如杨伯达先生所说，“到了夏代，出现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朝之后，玉文化的形式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遂而出现了统一的玉文化，或与地方玉文化暂时并存、对峙”[4]。夏代玉器糅合了史前各地文化的诸多因素，其文化也必然是多元性和统一性并存的文化，其艺术风格也必然呈现出多样统一的审美特征。这种由多样趋向统一的玉器审美风格展现了夏代王朝的宏大审美情怀、独特审美趣味以及鲜明时代特色。如玉器器形一般大而薄，流行的齿扉装饰也由简而繁，且有了细劲的阴刻直线纹；异物镶嵌工艺开始应用于青铜器制造，十字纹青铜方钺上镶有多块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中的兽面纹由200多小块绿松石镶嵌而成，均代表了夏代这一独特时代的审美艺术风格。
三是象征表意性。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5]，这句话精要地揭示了古代器皿的象征性特征，夏代玉器也体现了这样一种象征表意性的艺术风格。首先，夏代玉器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玉兵形器增多，这类玉器只是形制似兵器，而非真正的兵器。如数量众多的玉戚、多孔玉刀，以硬而脆的玉石为原材料，一般宽大体薄，也无使用痕迹，结合其特殊的纹饰以及两边的扉齿考虑，它们应为仿兵器形的非实用玉器，是一种象征权力和威武的礼仪玉器。另外，玉刀穿孔均为奇数，从一个到三个、七个不等，这可能与当时偏于阳刚之数的审美风尚有关。再如玉戈、玉钺等，也在这种特定的时代传达着等级礼仪的精神特质，并上升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些玉器的形式中积淀了社会的价值和内容，远非简单的实用器具所能比拟，是对外在自然的升华，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审美价值。这一点，尤仁德先生在《古代玉器通论》中揭示得尤其精到：“二里头所出玉戈、玉钺和玉刀，都是作为‘兵杖’形式出现的，它们象征夏朝君王的军权及其在战事中的胜利与凯旋…….夏王朝是经过血雨腥风的长期战争才得以建国和巩固政权；它们所反映的是战争与征服的特殊文化形态，是促使王权强化的主要精神力量”[6]。一言以蔽之，在夏代，礼玉的形制已成为个体身份的标识码，也是社会地位尊卑的具体体现，它同社会意识形态有着明显的联系，充分展现了夏代玉器的象征表意性风格。
四是凝重神秘性。夏代的许多礼仪玉器，造型相对规整，它们凭借自身的高贵地位进入夏代先民生活之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社会观念；同时，后者又反过来促进了前者的发展，使玉器向着礼仪化和程式化的方向发展。夏代社会浓重的礼制风尚和等级观念，造成了其玉器所突现的人文意识之中始终笼罩着一层浓厚的庄重感和神秘感。“三代时，玉质礼器是贵族们的‘权杖’，朝享会盟，用以表征其身份地位；又是通神的礼器，用以祭拜神灵祖先”[7]。夏代玉器就兼有礼玉和瑞玉的双重身份，既带有朴素的原始崇拜的巫术色彩，同时又孕育着夏王朝等级身份的人文色彩。这尽管只是一种扭曲的人本意识观，但毕竟代表着其觉醒，人本意识打从娘胎里出来就带上了一种礼的枷锁，显得凝重而庄严。以夏代玉器的纹饰为例，由光素无纹向直线斜格纹再向云雷纹和兽面纹的发展，尤其是变形的兽面纹，两眼圆瞪，有一种狰狞的庄严美。这就使夏代玉器逐渐转为沟通天地的宗教法器和社会生活中的仪仗礼器，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夏代先民审美心理由朴素的自然观向极具抽象化的礼制观念的转变，从而形成了夏代玉器神秘化、庄重化的人文风格。
“形而下者谓之器”，夏代玉器集合了中原地区的玉材，开启了青铜工具雕琢玉器的工艺，形成了直方、规整的审美造型和独特而多样的纹饰图案，构成了玉器审美艺术中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形式；“形而上者谓之道”，夏代玉器同时又与先民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与他们的时代审美风尚相合拍，并且玉器的造型和纹饰本身就是这些精神内涵的物质载体，构成了玉器审美艺术想得到悟得出的内在意蕴。总之，考古发掘的夏代玉器既是具体的形而下的器物艺术形式，同时又反映了抽象的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内涵，充分展现了夏代先民的审美形式感、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将夏代玉器独特的时代审美特征再现于4000多年后的今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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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七
摘要:中华民族音乐作为中华民族艺术文化的瑰宝，对我国民族音乐教育模式、教学内容有着重要影响。传承发展民族音乐文化，增强学生对民族音乐文化的实践和了解有助于促进我国音乐教学模式和音乐结构构成的转变，使得民族音乐文化在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民族音乐；教育；实践；创新；教育模式。
音乐文化既是最代表一个民族本质、心理特征和文化特征的文化现象，又是最能反映各个民族文化特质、情感特征，并且可以用直觉感受和交流的具有宏观上相似的世界艺术文化现象。由于生活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比如语言沟通方式、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劳动方式、思维模式等的不同，中华民族音乐将社会思潮、社会现状、人民勤劳劳动等文化以高超的音乐艺术方式展现给世界。中华民族音乐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也在随着各族的生存环境的变化而缓慢地改变。不同民族文化的个性(即特殊性,包含各自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艺术审美等)正是由于上述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的不同的具体反映。[1]中华民族音乐文化自身形成的艺术系统的独特性是它保持自身个性，具有民族共同气质的基础。发展民族音乐文化，不仅仅能够使得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艺术得到完整保存，而且能使得民族音乐文化的精神得到更好的弘扬。民族音乐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音乐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民族音乐教育是国民音乐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全面素质教育得以实施的基础内容之一，它对于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情感民族音乐文化审美观念、民族意识和思想道德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发展民族音乐文化对于促进我国音乐教学结构的调整、促进音乐实践的开展、建立完善的民族音乐教育模式具有重要作用。
一、发展民族音乐文化，构建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
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现状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专业化的民族音乐教育师资严重紧缺，并且我国民族音乐教育设备不完善；在音乐教学方法上，主要是以传授音乐技能为主导思想，为应试教育服务。缺乏对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创造能力的培养，而且在音乐教学方向上依旧用传统保守的方法对待东西方的民族音乐教学，缺乏对多元化民族音乐对比性学习的教学方法，因此造成了我国民族音乐教学模式的.死板化，无法在创新中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因此要转变传统的旧的观念，注重多元化的民族音乐文化学习，正确理解民族音乐课程的价值与目标,逐渐使我国民族音乐教育回归艺术化、审美化的教学方向。教学模式在李秉德主编的《教学论》中被定义为:教学模式就是在一定的教学思想的指导下，围绕着教学活动中的某一主题，形成相对稳定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教学范例。[2]具体到我国的民族音乐教学中，就是围绕我国的民族音乐教学活动以及民族音乐教学理论并兼顾到民族音乐的地域性特征，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多元化的适合学生心理发展和时代要求的系统化理论化的音乐教学模式。音乐教学模式是由音乐教学理论转化而来的，是经过音乐教学实践检验的，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取得最佳效果的教学框架，具有较好的有效性和操作性。在民族音乐教学中，除了合理选择运用一些常规的教学模式外，还必须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构建新型的民族音乐教学模式，有利于民族音乐教育的普及与推广。[3]发展民族音乐文化，促进民族音乐教育的完善和普及。对于建立我国民族音乐教育模式具有长远意义。按照《新音乐课程标准》的要求，不断加强基础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成分，完善中小学的音乐基础教育设施，提高中小学基础音乐的师资力量，制定科学的管理条例，强化教师科研意识，不断把我国基础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实现规范化、科学化。是新时代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发展的要求。
二、发展民族音乐文化，构建民族音乐教育体系。
民族音乐教育体系是我国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肩负着培养一批高素质综合性社会建设人才的责任，发展民族音乐文化，促进民族音乐教育发展，在实现对人们的爱国情感、民族意志、创造能力的全面开发方面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功能。通过对我国民族音乐教育模式的改革，转变我国民族音乐教育的技能型人才培养战略，实现我国民族音乐教育以审美为目的的发展，加强基础民族音乐教育的管理，促进和谐社会观念在民族音乐教育中的融合，加大对民族音乐教育的经费投入，构建一支具有和谐社会建设思想的民族音乐师资队伍，最终构建一个完善的具有和谐思想意义的校园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民主音乐文化体系发展做出贡献。民族音乐文化对于一个民族上的社会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的要求,要通过弘扬民族音乐文化,发展民族音乐教育，使学生了解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传统和外国的优秀艺术成果,提高学生的文化艺术素养,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培养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陶冶情操,发展个性,启迪智慧,激发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4]通过发展民族音乐文化，改革民族音乐文化教育体制，调整民族音乐教育模式，促进学校民族音乐文化教育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三、建立民族音乐教育模式，传承发展民族音乐文化。
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发展需要学校建立长期有效的民族音乐教育模式。《新音乐课程标准》指出：“应将我国各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作为音乐课重要的教学内容，通过学习民族音乐，使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反应近现代和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优秀民族音乐作品，同样应纳入音乐课的教学中。”按照《新音乐课程标准》要求通过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音乐教育模式，不断加强民族音乐教育实践和创新，促进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完善；修订民族音乐教学计划,整合民族音乐课程；逐步构建民族音乐教育教学评价制度体系，促进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科学和完善等措施，建立科学的民族音乐教育模式，传承和发展我国民族音乐文化。
参考文献：
[2]李秉德主编《教育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9月。
[3]我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学研究及实施建议信红霞g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
[4]傅有明高校艺术教育与大学生全面发展中国高教研究2003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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