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读写，是语文学习的四大基本技能。在撰写总结时，可以采用时间顺序、因果关系、问题解决等方式进行组织和表达。以下是一些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或许能给你一些灵感。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一
一部好的纪录片需要有好的拍摄素材，即确定选题，在选题的基础上进行策划，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拍摄方案，有了好的选题和策划，那么一部纪录片的成功就取得了一半。1.具有真实性和时代特点的事物。《舌尖上的中国》选题为中国大江南北的故事，从原料挖掘到制作过程到商品流通，讲得很透彻，而且善于通过煽情的话语引起乡人的回味和眷恋。《舌尖上的中国》通过“家乡的味道”、“家庭的真实故事”，把天南地北的全国人民的心联系在一起，让我们感动，让我们回味，让我们思考，妙不可言的同时也隐藏着编剧的智慧。
具有典型性、故事性和趣味性的题材。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选择饮食作为纪录片的选题，具有广泛的受众群。在选题方面，《舌尖上的中国》选择了中国历史悠久的饮食文化，介绍的都是遍布大江南北的各地特色食料，比如岐山的躁子面、陕北的黄摸摸、嘉兴的粽子、西安肉夹摸、镇江锅盖面、诺邓火腿、石屏的豆腐等等，他们大都是我们老百姓餐桌上喜闻乐见的食物。每一种食物都是以一个家庭、一个故事展开，引人入胜。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居民，浓重的当地口音，一听就亲切，一听就地道，这很容易让人相信，他做的美食也一样地道.
二、解说词的特点与画面、声音的关系及相互作用。
《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集《自然的馈赠》的解说词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解说词多以短句为主，铿锵有力，朗朗上口。短句的好处在于，单位句子里的信息量很少，容易让听众吸收和消化。而且文字简练，第一段短短几句之后就开门见山地讲道:“本集将展现美味背后人和自然的故事。”字里行问蕴含着对祖国自然景物的崇敬和热爱。
解说词不能单独存在于画面或者声音之外，解说词与画面、声音是相互合作、相互配合的，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使纪录片达到整体的和谐与优质。当解说词不能很好地传达画面信息时，就需要声音的帮助;同时，解说词还要配合画面的长短、节奏、音响和音乐的风格等因素。
三、结构。
《舌尖上的中国》叙事结构是以基层家庭故事为单位的微观空间结构。花色多样的'食物，无一不出自一个个由夫妻、父子、母女、兄弟姊妹及他们的邻里组成的家庭。这些家庭分散在中国的大江南北，大到城市楼宇，小到乡村田野:从云南香格里拉采拾松茸的单珍卓玛及其父母，到湖北嘉鱼挖藕的圣武、茂氏兄弟;从陕北小城制作贩卖黄摸摸的老黄夫妻，到宁波和祖母一起做年糕的宁宁，再到黑龙江绥化呼兰河边腌制泡菜的金顺姬母女，在这些家庭中，每个人都有名有姓，但绝非高名大姓，与诸多纪录片中出现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不同，他们是中国的普通民众，是中国底层老百姓的主要构成者。
这样的叙事结构使得《舌尖上的中国》具有了细节充实之美，通过塑造一个个普通人的形象及他们的平淡生活，《舌尖上的中国》把中国还原给电视观众，把庶民大众从更深的层次纳入中国的血脉.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二
电视纪录片《信仰》诠释了中国人是如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如何坚守信仰，如何取得信仰的胜利。历史选择毛泽东和蒋介石代表各自的阶级和政党，用手中的枪杆和心中的信仰，用对历史的感触，和对未来的预测，在饱经风霜的中国大地上，在进行一次猛烈的碰撞，中国的命运也就取决于这两种信仰的博弈。这种信仰成了中国人寻找一条民族的独立和现代化的道路的'力量之源。
这部纪录片让我重新认识了我们伟大的党，以及那始终引导我们坚定不移的信仰。19，《共产党宣言》创造了共产党信仰的起点。1992年，邓小平曾经回忆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abc》，正是以《共产党宣言》为起点，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停的追寻，坚守自己的信仰，发挥了他永恒的魅力。
九十年前，南湖澎船里的仁人志士悄然酝酿着时代的蓝图。开天辟地慨而慷。《共产党员宣言》确立了中国人民自己的信仰，在这种力量的支持下，民族先锋队开始了救亡图存的伟大探索，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共产党宣言》引导彭湃从一个富家子弟走向革命之路，从他烧田契开始，已经开始绽放出信仰之光。
19，中国共产党诞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揭开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新篇章。
有了信仰，还要坚守，正是有无数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坚守自己的信仰，才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聆听着片中的入党誓词，再次心潮澎湃，历经各种时期，党的誓词也在不断修改，但毛泽东主席添加的“永不叛党”一句从未更改。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在用生命捍卫自己的信仰。方曾写过：死，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他在《可爱的中国》一书中说道：中国一定有个可爱的光明的前途。正是由于像他这样对信仰的坚守，他心中的光明前途现在已经出现。当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能坚守自己的信仰，像陈公博、张国焘等人，他们终将被历史所唾弃。
中国共产党创造历史奇迹靠的是什么？就是信仰。湘江战役陈树湘断肠而死，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陈毅的“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表达了对信仰的忠诚，张思德的为人民服务，刘胡兰的“怕死不是共产党员”，无不是对信仰的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共产党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从苏维埃到民族解放，从新中国到五星红旗，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去实践自己的信仰，共同的信仰让人们凝聚起来，为信仰而奋斗，就是为未来而奋斗。
我深信，在信仰的照亮下，在旗帜的指引下，我们将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三
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以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的观点看，用纪实手法解释历史、分析现在、预测未来的纪录片，由于审视并再现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无疑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重要传播手段。一些电视学家认为，在电视进入到每个家庭的今天，由于纪录片运用独特的表现手法揭示出深刻的内容，因而得以用“画面思维”形式打破传统的“文字思维”方式。
本文仅就国外纪录片发展进程中几中创新形式及主流趋向作一初步的分析、探讨。
特别纪录片。
特别纪录片(thespecialdocumenta-ry)是对特别事件和重大活动的纪录。它同以往存在并仍在发挥作用的特别报道(thespecialreport)既有共同点又有明显的区别。
二者的共同点是：题材类似，对事件的再现都比较完整，有始有终。
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特别报道讲求新闻价值，注重时效，注意选择报道角度并有一定的新闻由头。一般来说，特别报道主要是指对重大事件组织的重头报道，大多采取同步报道和连续报道的方式。特别报道不讲求客观准则，开始报道时并不知道事件的结果，报道只能与事件的发展同步流动，故此亦被称为正在进行式的报道。特别纪录片讲求认识价值，有些文娱活动的纪录片还讲求欣赏价值。它侧重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揭示事件的意义，同时要求对现代事件、大型活动、时代潮流、社会风尚、风云人物进行完整的纪录。在时效上它较之特别报道慢一拍，一般在事件结束后再搬上屏幕。特别纪录片在制作、播出时间上有一定的伸缩性，因而可以调动多种表现手法：围绕特别事件穿插历史背景，运用特写、音乐、对话、同期声等多种表现元素来烘托主题，并灵活地安排结构顺序。这样，特别纪录片较之特别报道，更具有立体感和艺术效果。
近几年来，特别纪录片在国际电视界格外引人注目，像有关奥运会、奥斯卡发奖仪式、重大国际事件、战争冲突等活动的纪录片，大有令人百看不厌的趋势。美国波士顿爱默森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罗伯特・希利亚德教授认为，特别纪录片的兴起弥补了特别报道的不足。特别报道是电视新闻报道中的一种重要形式，但它稍纵即逝，有“易碎品”之称。特别纪录片虽然在时效上不占优势，但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调查性纪录片。
调查性纪录片(theinvestigativedocumentary)是对已经发生但内情尚未详尽披露的重大事件以及现实社会问题的纪录。它同调查性报道(theinvestigativereport)亦有所区别。ザ者的相同点是：调查对象都是社会问题或重大事件，调查的目的都是披露事件内幕或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在采访环节上都要求深入挖掘，认真研究。从社会效果看，二种方式都能引起观众的特别关注。
二者的主要区别是：调查性纪录片讲求情节结构，表现手法引人入胜。调查性报道则要求节奏紧凑，细节部分虽然给予展示，但只是片断，没有情节。调查性纪录片往往选取一个典型事件作为调查的对象，并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详尽披露来触及重大社会问题。调查性报道则围绕一个重大社会问题，集合众多的事件来说明问题的要害所在。调查性纪录片在播出安排上可以做多次性处理，不断在屏幕上推出各种典型事件的纪录，时刻提醒人们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以求促进问题的解决。调查性报道一般采取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报道一个问题的处理方法，以求引起“轰动效应”。就此看来，调查性纪录片则具有“警钟长鸣”的社会作用。
调查性纪录片的样板当首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60分钟》节目。该节目自1968年创办以来，经过数年摸索，在调查性深度报道的基础上，形成了调查性纪录片的风格与样式。由于启用了这种新的形式，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节目中以引人入胜的情节结构得以展现；而观众则如同目睹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令他们触目惊心，而且促使他们行动起来，寻求解决的办法。《60分钟》之所以被社会学家们称为“是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原因恐怕主要在于调查性纪录片再现了美国社会的现实原态。自80年代以来，《60分钟》节目中的调查性纪录片模式开始为一些西方国家的电视机构效仿，出现在英、法、德、日等国家的电视屏幕上，颇受观众的青睐。
微型纪录片。
微型纪录片(theminidocumentary)是在杂志型节目(themagazineshow)进一步拓展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以其制作周期短、耗资小、传播速度快等优势大量涌入电视节目。一般情形之下，微型纪录片的时间长度为4-10分钟。一个30分钟的节目中至少需要有3个微型纪录片，创作人员往往不到一周时间就能创作出一个成品。因此，事实的准确无误是微型纪录片创作的`难点。为确保事实的准确无误，创作人员极为慎重。在选材上，微型纪录片主要截取大型纪录片的某一个焦点或报纸消息中已经报道过的内容，但对这些选题赋予不同的外表、包装，以求给收视者带来新鲜感。
微型纪录片的出现，使特写(features)同纪录片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按传统的看法，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长度、结构、播出形式等方面。过去，特写的长度比纪录片短，且结构简单，通常夹在一个栏目中播出。纪录片的长度要比特写长得多，结构讲求戏剧性效果，而且独立成为一次节目。现在，微型纪录片在这三个方面同特写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微型片结构虽然也着意体现情节结构，但由于受篇幅的限制，不可能产生多少戏剧性效果。除此以外，它的创作手法和表现手法都与传统纪录片相同，由此看来，二者之间似乎已没有区别可言。事实并非如此，今天区别二者的界线主要看主题和结尾。纪录片一般涉及较为严肃的问题、事件，特写侧重人们感兴趣的题目。这仅仅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因为电视屏幕上有时也能看到比较轻松的纪录片或较为严肃的特写。在片子的结尾处理上，纪录片通常以总结或结论收尾，观点十分鲜明，主题突出，因而或多或少具有讨论性质。而特写并不以结论收尾，结尾也许是发人深省的，也许没有结局；因为题材大都轻松明快，观众满足于大概的了解，不求弄个水落石出。至于纪录片，罗伯特・希利亚德教授提出了一个颇值得重视的观点：纪录片之所以成为纪录片，是因为它提出某种观点，做出某种结论。
从电视纪录片创作的现实走向看，微型纪录片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大，一般电视机构都有能力长期不断地连续制作，同时又能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一些电视研究人员认为，微型片篇幅虽短，但灵活多样，易把握，能集中反映某一个具体问题，提供某一方面的信息，展示事物的一个侧面或揭示某种问题。可以预测，微型纪录片以“轻武器”形态连续播出，天长日久，也会造成一定声势，收到特殊的传播效果。
大型电视纪录片。
大型电视纪录片(thefull-lengthtelevisiondocumentary)以宏伟的篇幅，深刻的内容剖析着现实社会，对推动人类文明进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早期的大型纪录片无论在选题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模仿新闻电影纪录片的传统模式，直到通讯卫星技术和eng问世以后，纪录片才得以用电子技术手段进行采制，并经过不断的求索，形成了电视纪录片的独特风格和语言。
今天，大型纪录片在题材上的重大突破是面向整个世界，面向人类、宇宙、科学天地等巨大题材。70年代中期，大型纪录片就开始在这方面进行尝试。cbs著名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主持的《宇宙》、《20世纪》、《21世纪》、《历史的见证》等片都是大型纪录片的杰作。这些片子对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选择、组合后，将它汇集到片子中。进入80年代，大型纪录片不但展现宇宙世界、科学天地，而且放眼预测未来趋势。在表现手法上，大型片采取纪实手法，用长镜头在现场跟踪拍摄，往往耗时三年五载。例如，美国航天飞机“发现者号”的纪录片，创作人员从开始准备到“发现者号”上天，跟拍三年之久。
通过对上述四种电视纪录片形式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国外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趋势有一个初步总体的把握。可以说，这四种纪录片形式是电视传播的重要手段，它们互为补充、互相促动，形成电视纪录片创作多种样式齐头并进的新格局。
电视纪录片的多样化发展，为纪录片的创作带来了新的生命力，树立了新的形象，迎来了新的挑战。只要电视存在一天，纪录片就有顽强的生命力；只要人类文明史不断延续，纪录片就有永恒的价值。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四
纪录片的核心价值在于真实，在于记录正在进行的一段时空跨度相对较大的一段现实或历史。那么，无论是新闻纪实类的纪录片，还是历史文化类纪录片，都应立足当下，做到真实、可信，做到“真、善、美”。纪实化，是文化类纪录片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是纪录片贴近动态现实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是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必然。文化类纪录片纪实化的主要表现特征为：
（一）从正在进行的一件文化事件入手，运用纪实长镜头切入对文化与历史的表述，让历史与现在交错进行；例如央视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大多以现实和过去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通过对传统和现代的饮食文化的交错叙述，让观众可以深切地体验到所讲述的事物的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现在一些文化类纪录片也大量运用情景再现的手法，将历史与现实一起呈现在观众面前，既提高了纪录片的可看性，也令纪录片的讲述更加有理有据，让观众感叹，看一部好的纪录片就像看一部电影，例如酒泉台摄制的纪录片《玄奘瓜州历险记》，选取了玄奘取经路上最险恶的一段，讲述初唐时期玄奘为西行求法，置朝廷通缉于不顾，夜半偷渡玉门关，历经九死一生，终达伊吾的传奇故事，和以往不同的是，这部纪录片不仅使用高清设备拍摄，而且运用了大量的剧情表演，再现了千年前的传奇故事。文化类纪录片还可以通过完整记录一个鲜活的文化活动，例如，婚丧嫁娶、社火、祈雨、祭祀等。
（二）充分运用自然的现场声音。现场声音是表达的另一个主体，因为电视是一种视听语言艺术，声音语言的作用不可缺少。今年年初，笔者拍摄的《尕海湖边的故事》中，效果声的运用就为节目增色不少。在尕海湖边拍摄冬候鸟大天鹅时，清晨清亮的天鹅叫声，顿时让冬天的尕海湖边响起了候鸟的歌声。如何能让观众也能体会到当时尕海湖边的这种场景，光靠唯美的画面是不可能做到的，《尕海湖边的故事》就将常规的效果声的音频指数略微提高一些，突出候鸟的叫声，充分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三）各种声音元素交错进行，扩展声音时空。比如表现崆峒山、武夷山、少林寺，声音除解说、音乐之外，还有钟、鸟、风、游人和做佛事所发出的声音，而这些声音是文化类节目内容的重要组织部分，也是纪实化不可或缺的元素。在甘肃电视台10多年前创办的.日播文化类栏目《美丽甘肃》中我们看到，天水台反映民俗的《年初一》就是因纪录而取胜，它充分反映了民俗中原生态的摇曳多姿。甘肃卫视的《中国西北角》栏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纪实化的元素也在大大增加。
二、文学化是文化类纪录片成熟的标志。
纪录片不仅需要真实的影像记录，同时也需要依靠文字的逻辑来推动纪录片的叙述向前发展，而仅靠影像是不能完成推动这一逻辑叙述的发展，所以纪录片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文学化的表述。文化类纪录片不是新闻专题，恰到好处的文学化是此类纪录片的必要因素。从《话说长江》到《望长城》，再到近些年出现的大型文化系列片《江南》《苏园六记》以及中央台9套节目的开播，我们可以看到，电视一直与各种文学类型相伴相生，文学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类纪录片成熟的标志。《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舌尖》体”一时成为人们所喜爱的一种纪录片的语言表达方式，被观众们所喜爱和接受。文学化是编导对采访对象的发现、创造与想象，是对过往历史的复活。简单、沁人心脾的解说词，可以让观众更好地融入节目当中去。文学化是编导个人情感的投入，画面因情感而复活生动，节目因情感被长久记忆。
三、社会化是节目的深度体现。
社会化的过程是编导将纷繁的采访素材进行系统化的过程，它要求我们不要单一地看待一个问题，而是将采访素材纳入到广阔的社会学空间，来判断取舍，并阐释文化的社会含义。纪录片始终是小众的精英文化，社会化并不等于低俗和媚俗，而是需要更大胆地运用先进的高科技手段，用更完美的视觉冲击力去吸引观众，更好地满足和服务于人民大众。如今，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和4g时代的来临，电视也受到了新媒体的冲击，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开始在网络上放映，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开始运用高清数字化拍摄，运用电脑3d技术合成等。纪录片适应全媒体时代的要求，是纪录片社会化的一个有效途径。说到底，文化类纪录片最后的落脚点必须是对文化的、社会的、现实的透视、提炼、表述与发现，是对社会与时代精神的深度挖掘。中国纪录片应摆脱传统纪录片用冗长的数据或苍白的专家发言来讲述历史的做法，而是应该面对生活，真实地讲故事，这种表达方式才能促进中国纪录片未来的发展。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五
“虚实相生”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情趣之一，自“有无”到“阴阳”，自“空灵”到“妙悟”，哲学中的“虚实”逐步延伸到文学艺术领域，成为影响中国美学与艺术的重要理论之一。
“虚实相生”的文艺创作手法在作为有声语言艺术的电视纪录片配音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凸显。为了将文学语言准确生动、富有意蕴、引发思索地传递给观众，配音者要将解说词的内容进行虚实、有无、隐现等转化，创造出情境美、交流美、和谐美、留白美，让观众在情感共鸣中达到审美愉悦。
再现文字的情境美。
电视纪录片配音是将已有的文学作品转化为有声语言的表现形式。对配音者的要求绝不仅限于单纯的发音规范、字正腔圆，而要通过解说再现文本的意境美、情感美。
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形式，解说词在表现手法上会运用文学作品中虚实相生的写作手法，或化虚为实、或以虚带实、或实中存虚、或虚实相映。备稿时，配音者必须依据影像的拼接步骤把握解说词的内容及特征。
如纪录片《唐之韵》的解说词，以散文诗般的语言记述了唐代诗歌的发展历史和诗人们丰富的生活经历及其风格迥异的代表作品，情感跌宕，大气磅礴，极具文学色彩。这就要求配音者要将未闻、未见、未体会过的情与景转化为已有的积累和体验，感受“象”外之旨，由实感虚、由虚悟实，形成具有意中之境、飞动之趣的艺术空间。其中有这样一段：
于是陈子昂来了，像巨人一样挺立在幽州台上，面对着无限的时间与无限的空间，如春雷炸响一样高唱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多么悲壮的歌声，像从历史的深处腾出，不仅一声就唤醒了永远辉煌的盛唐诗，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在中华大地上产生审美的冲击波!
在解说这段话时，高峰用心灵与历史交融，用情感与诗人共享，其中对诗歌内容的朗诵以虚声为主，其余用声偏实，将声音的虚实变化与解说词的意境虚实融合，产生与诗人心灵在宇宙生生不息、虚实相依的律动中对话，在感觉与想象交织的灵境中达到共鸣与默契。
再如大型电视纪录片《故宫》用描写与议论相结合的手法展现了闻名于世的古建筑的辉煌壮观。周志强配音时非常注重在平实中展现情景美：
中国古代有一种祈福的祭祀活动叫赏，后来演化为人们暮春郊游的风俗。文人墨客此时也要相邀聚会，最著名的一次被记录在王羲之的《兰亭序》中。九曲蜿蜒的水渠中清水流淌，随波逐流的酒杯停在谁的座前谁就要吟诗作赋，否则就罚酒认输，这就是“曲水流觞，修赏乐”，乾隆皇帝以此为根据，给这个亭子起名“赏亭”。
这段话是用历史故事来诠释“赏亭”得名的由来，其间对饮酒作诗的场面与细节虽没有作过多的渲染，但是古代文人们的洒脱豪放、酣畅淋漓依稀隐现在字里行间。周志强的解说非常细腻，通过声音中细小的变化，以溪流淙淙、垂柳依依、酒杯顺流而下，将文人吟诗作对的情景展现在观众眼前，让观众感受到古代文人的浪漫情怀。
袁行霈先生曾经说过：“鉴赏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一种赋予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如果说艺术创作是自己的生活体验借着语言、声音、色彩、线条等等表现出来，那么艺术鉴赏就是运用联想将语言、声音、色彩、线条等等还原为自己曾经有过的类似的生活体验。”解说词中的情景不是配音者都经历过的，解说时要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与联想，让思想感情始终处于运动状态，才能感受到文稿中的情与景，创造情景美的效果，进而增强艺术表达的感染力。
产生具象的交流美。
根据有无交流对象的存在，可将播音员、主持人的工作环境分为“虚实”两种情况，即无对象交流和对象交流，而纪录片解说明显属于无对象交流。从专业角度上来说，要求播音员、主持人在“无对象交流”的情况下做到“心中有人”，即对交流对象的感知要具象，不仅要想到通常所说的交流对象的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等，还要能想象到听众的眼神、动作、服饰以及听到语言信息后的反馈，真正做到通过眼神交流达到心灵的共鸣。
纪录片对解说者的要求亦是如此，对交流对象的想象越具象，听众的感知就越鲜活、越真实，通过想象与联想同观众交流，接受反馈，便于准确地把握解说词的基调、节奏、风格等，同时也能及时调整自己的解说状态。
如《北京记忆》是从对北京大杂院、饮食、娱乐、交通等点滴生活的感受中反映北京的发展变化，这些都是与百姓息息相关的'生活琐事，配音者所想象的对象可以是亲人、邻居、同学、朋友，就像拉家常、聊见闻、谈感悟，相互之间产生亲切感、信任感、美感。
老人又回到了以前的旧居，她曾在这间二十平米的小屋子里结婚生子，夫妻相濡以沫，拉扯四个子女长大成人。点滴往事一如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曾经的生活场景，伴随着记忆正在渐渐远去。
在这段配音中郭炜语气亲切自然，时而平和、时而低沉，让听众感到很强的交流感，此刻配音者用自己声音推开了历史的闸门，让听众在时空的隧道中触摸到那段远去的历史。交流对象质与量的具象化产生的真实美，让配音者找到了活跃积极的心理状态，有的放矢地向观众传达情感。配音者运用虚实相生的原则将虚无的听众转化为实在的交流对象，在向想象中的对象不断倾诉、呼应、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互动与灵犀，达到用声音传递美、用心灵感受美的效果。
传递声音的和谐美。
置身于浓妆淡抹的图画里，帕奈博士经常情不自禁地赞叹，举世也只有九寨、黄龙的水有如此巨大而神奇的力量，而它眷恋着人间独钟着中国，就在这中国西南的深处角落渲染出一片彩墨山水。
对于九寨沟和黄龙，水是美丽的缔造者，也是它们生命的源泉。水，在这里幻化了神奇之后，也将从这里走出深山，流向几百公里外的长江。
李易配音时，吐字柔长、用声舒展、虚实结合、虚声偏多，使声音与明丽、优美的画面和音乐相融合，充满了意蕴美，整体形成蜿蜒的旋律，产生美感。
再如《同饮一江水》运用富有感性和思辨的语言，讲述6个国家在地理位置与历史发展中不可割舍的关系。解说词娓娓讲述着不同国家的风情和生活故事，绘出一幅大湄公河次区域丰富资源、灿烂文明、独特人文的精彩画卷。
大海与河流在纵向和横向上，将次区域各国更多元地融合在一起，河流联结了次区域六国，大海将次区域各国与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河流哺育了次区域六国的人民和这里伟大的文明。而大海是所有这些走向世界的通途。大海意味着次区域未来更广泛的交流、友谊与发展。
刚强的解说整体以讲述与渲染相结合，既接近生活语言表达又不失饱满的情感。吐字用声适中，节奏舒展平缓，极为自然流畅。用声以半实为主，根据内容或为半虚。“更多元地融合”声音由虚到实，“交流、友谊与发展”中由实到虚再到实。刚强的声音在整体和谐中，时而平实自然，时而舒展柔和，时而厚实凝重，形成了有声语言自有的韵律感和质感，也让观众深切地感受到本片所宣扬的“和平、友谊、合作、发展”的主旨。
构成停连的留白美。
“此时无声胜有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诗句就是对留白艺术作用的描述。留白之美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中大放光彩。绘画、书法、建筑、园林、舞蹈、音乐、电影、戏曲中无不留有留白所产生的无限遐想空间、广袤深远意境。
电视纪录片画面拍摄手法中注重留白的运用，而声音的配音也应当有的留白存在。声音的停顿为虚、情感的连接为实，正是所谓的“声断情不断”，不是戛然而止，而是回味无尽。这种“停顿”，是一种画面的转换和延伸，情感的过渡和回味，恰当运用声音留白，能产生言已尽情未止、声已落味更浓的效果。给观众留下想象、回味、思索和判断的空间，这样比喋喋不休的直白表达更自然、更深刻。正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
留白让观众有空间思索和判断，与起初的感性认识相互作用，从而加强对纪录片本身的认识和理解。如《圆明园》运用充满诗意的语句描写出了圆明园的奢华与气派，而在残垣断壁之下埋藏着历史的辉煌。
给这段的配音时，李易在每一省略处都运用了大量的留白，观众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想象圆明园华丽的外观、精美的装饰、奇妙的布局，可谓是神奇瑰丽，亦梦亦幻。如果在解说时取消了这里的留白，就会显得节奏过于紧凑，也剥夺了观众回味反思的时间与空间，不会产生最终意味深远、令人惋叹的效果，削弱了对主题的表现力。留白之美是一种表达手段，是一种审美体验，是一种艺术追求。
“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以其长久的生命力影响着中国的文艺领域。在电视纪录片配音创作中“虚实相生”的原则也以其无穷的魅力由内而外地渗透到各个环节，配音者与文字在体验与联想交织的对话中达到心灵的契合，与观众在声音与想象互动的交流中达到情感的共鸣。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六
即拍摄者参与到所记录的事实当中，摄影机和被纪录对象之间形成一种亲密的关系，发掘事件的真实面貌，推动事件的进程，并将整个参与的过程拍摄下来，作为记录的有机组成部分。
参与式记录可以溯源至弗拉赫蒂的探险纪录片，是纪录片的主要工作方式之一，其极端发展即为50年代法国出现的真实电影，强调在人为的环境中发掘出隐蔽的真实。
参与式记录可以运用在各种题材的记录当中。
在现实题材的拍摄中，对拍摄事件的介入及与拍摄对象的亲密接触，都会给记录打开一个多维空间。
美国纪录片导演詹妮弗・福克斯在拍了一部9个小时的长片：《比尔和开瑞：一个美国式的爱情故事》，以真实电影的形式呈现一对黑人和白人及他们的两个女儿组成的家庭生活。导演fox用超8毫米摄像机自行拍摄，她的制片担任录音师。她们和这个家庭共同居住了一年的时间，次年又以一年的时间访问了他们的亲朋和同事，拍摄了850小时的素材，最后剪成了9小时的片子，以对日常生活的把握，折射出美国社会的种族融合现象。
90年代初的《望长城》，就是以长城内外普通人的追踪、采访、记录，发出了中国纪录片第一声呐喊，《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采访了315人，其中跟踪采访66人，展开了一幅在日留学生的生活画卷。
在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中，由于题材的局限，不可能获得太多的直接素材，更强调以参与式的记录来回顾历史，譬如法国纪录片《证词：犹太人大屠杀》，克洛德・莱兹曼用了1年来拍这部长达9小时的纪录片，全部是通过对见证人的采访而将历史再现于今天。这当然是个特例，其中所耗费的精力和财力可以想象。
我国关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纪录片也多采用了参与式纪录，大量采访相关人物，重访遗址遗迹，让史料在记录者所营造的环境中鲜活起来，重现历史的真实。譬如近期的历史题材纪录片《解放啦》，就是以对各色人等在“解放啦”这一特定历史时刻的所见所闻所感的采访、回顾，结构了全片，每个人对历史都有自己个性化的认知，由于采访，存留在不同人等不同记忆中的瞬间集合在了一起，同一个历史时刻，同一个历史事件就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走了过来，有一些复杂，有一些厚重，又有一些戏剧的况味。
参与式记录的长处在于纪录片工作者可以尽可能的去探究表象之下的真相，对表现内心世界、过去时空、以及赋予记录戏剧性情节性上非常有效，但由于是以对生活的介入而激发出一些非常态的东西，掌握不好，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生活的原生态。
2、旁观式记录。
即在对生活的记录中采用的是一种旁观的方式，也就是摄影机与被拍摄者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最好的就是争取把摄影机对被拍摄者的影响降到最低，剪接时强调一种连续性，从技术的角度就尽力避免表露作者的感情色彩和道德取向，尽量完整地真实地表现人物与事件的本来面目，创造一种包含着不同意蕴的现实模式。
旁观式记录起源于最初的纪录短片，并在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直接电影中得到极端发展。“‘直接电影’的艺术家扮演的是不介入的旁观者角色，‘真实电影’的艺术家担任了挑动者的任务”。（《世界纪录电影史》［美］埃里克・巴尔诺）。
美国纪录片工作者怀斯曼一直坚持不做任何介入的直接记录，以视觉形象和片中人物的话语来呈现事件，其记录方式俨然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体现了空前的执着与坚持。这也与他一贯选择的记录题材有关：学校、军队、警察、医院、监狱及为人们提供帮助的各种社会服务机构，以此探索当代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他的近作《缅因州的贝尔法斯特》中，一如既往地用镜头解剖机构和人，藉此得到“对20世纪最后1／3时间中美国生活的一个印象化概述”，其高达1001的片比保障了其信仰的实现。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对人们的思维习惯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种形势下，文化产业迅速发展起来，成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用文化产业带动经济发展，说明我国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取得进展，经济发展模式正在转变之中。纪录片是文化产业中的活跃部分，深受人们喜爱，研究纪录片的策划选择题是非常有必要的。
1策划含义概述。
从现代意义的角度理解，所谓的策划就是在一些信息素材的基础上进行设计，形成一种思路、创意以及方法等，为后续的实际操作提供依据。这一概念被引入到电视节目创作以后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一名电视人需要长期研究的课题，选题策划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一方面，这项工作为节目创新提供了思路和方法，可以说策划已经成为节目创新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策划是节目制作的第一步，可以有效避免决策失误问题，提升信息及其他相关资源的利用率，可以说做好策划工作，一个电视节目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纪录片选题策划中，虽然由于节目固有性质导致创作的自由度受到限制，但是选择策划仍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实际上记录片是将真实事件以艺术的`方式再现出来，在不违背事实的前提下提高节目的感染力。总之，纪录片选题策划工作非常重要，是在现有信息上的一种选择过程或者说是一种创作过程[1]。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八
电视纪录片是运用现代电子、数字技术手段，真实地记录人类社会生活，以现实生活的原始内容为基本素材，经过创作者的选择、重组、集中、强化，结构而成一种完整的电视节目形态，它的素材保留着生活的鲜活、真实的信息，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客观性，供观众观察、体验和思考，而在选择和结构过程中，则有创作者主观的对生活的认识、理解、兴趣、爱好的介入，可以说纪录片是客观生活与主观认识的一种保有较大空间距离的结构，它既能将真实的生活物化成为一种可以复制、保存、传播的形态，留给人们一段活的历史，又能给观众提供一个创作者对生活的独特的、个性化的视角，供观众评价和欣赏。
与其他的纪实类电视节目相比，电视纪录片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它不依附于电视日常播出的栏目化生产流程，在节目形态上也有其个性化的自我完整的结构，这是由于纪录片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
与其他纪实类节目或专题片相比，纪录片给予观众的是一种文化品质。
首先，它的主题是人，是人的本质力量和生存状态，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积淀，人的性格和命运，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宇宙和世界的思维。它不像专题片，专题片有直接的主题目标和宣传的功利效果，它的主题趋向于更为深层更为永恒的内容。它从看似平常处取材，以原始形态的素材来结构影片，表现一些个人化的生活内容，达到一种蕴含着人类具有通感的生存意识和生命感悟，生与死、爱与恨、善与恶、同情与反感、生存与抗争、美的追求等等，强调人文内涵、文化品质。
我国的纪录片到90年代与专题片有了较为明显的分野，体现了创作者对纪录片本质特性的全新理解，《沙与海》、《半个世纪的爱》、《藏北人家》、《望长城》，及以后的《重逢的日子》、《德兴坊》、《龙脊》、《神鹿，我们的神鹿》、《山洞里的村庄》、《影人儿》、《婚事》等，都调整了纪实语言结构，体现了对人的深层关注，都是以人为核心，直接关注人，重视人的本质力量，去除了许多直接的功利心，多了一些人文性。
《望长城》之所以成为中国纪录片的一个分水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关注的一个人文主题，在《望长城》中占据镜头最多的就是普普通通的人，给观众印象最深的也就是这些普通人。带着孩子逛土龙岗却不知道脚下就是长城的李秀云；民间歌手王向荣和他的母亲；统万城惟一的住户马老汉一家等等，关注的是长城脚下的生存状态；其后的优秀纪录片莫不如是，《德兴坊》以从未有过的姿态，真实地记录着上海一条老式弄堂中人的生活，他们的窘迫，他们的愿望，他们相互间的争吵与互相的关怀，给人们带来多重的生活感受。《远去的村庄》拍摄的是山西省平陆县一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鸡子坡村，在面临干旱年时，一些人要先修水利，一些人要迁出这个村子，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就是它的主题，人的真正生活就是它表现的对象。《山里的日子》将视线投向四川省东北部的大巴山区，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里的邓有仁一家，邓有仁是著名油画作品《父亲》原型人物的孙子，影片记录了《父亲》的作者罗中立重返大巴山的经历以及邓有仁一家及其他乡亲们的一段真实生活。山里的每日生活就成为生命本身的缩影，对山村生活的感情以及对人的一种本质关怀，让这个片子真切地反映了普通农民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一种生存状态。
在今天，数字技术条件为这种对人的关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近来国内就有一些专业或非专业创作者采用更为个人的方式走近人；利用小型数字机，呼吸与共地在记录身边的人，譬如《江湖》、《老头》等就是独立制片人以微型数码相机方式拍摄，近距离微观地记录下的日常生活，在这些片子中拍摄和剪接尽管粗糙，但其对人的关注，具有一种历史、人文的价值。
专题片主题重在说明问题，阐释政策、观念，如“科教兴国”、“20人”、“中华之剑”等，虽然这些专题片中也有精彩的纪实段落，也有对人的关注，但那只是采用了纪实手段，只是用人来说明某个特定的主题。而纪录片以人为本，更接近人类学和民俗学。
其二，纪录片需要较长的时间积累和动态过程，重感受和体验的共时性，因为对人的个性化表现需要有较大的时空跨度，人作为生命体存在是包含着特定的时空内容的，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它与栏目化的纪实节目不同，栏目化的纪实节目，定时定点播出，制作周期短，关注的是正在进行的生活层面，结构较为自由，宽容度大，而纪录片对生命的本质关注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保证的，只有在一定的时间积累中，才能为观众提供一个人类生存的某个阶段的活的历史，才能保留生活自然流程的偶发性和丰富的细节，以及经过交流和反馈之后积累的情绪氛围，展现更为丰富的人文背景。
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都是有一定的时间流程的。
弗拉哈迪在其拍摄中有个预定的模式：住在拍摄地点，亲身体会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然后与当地人交往、建立友谊，此时才开始拍摄；而以36年的时间记录了高尔佐的孩子们的德国纪录片工作者认为其日常琐碎的记录的意义在于：人们可在时光流转之间获得对生命的体验与解释；认为“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的小川绅介，每部纪录片拍摄的时间长达三至五年，拍摄《古屋敷村》时，在山村住了好几年，租了房子和稻田，和农民一起种稻；我国的《山洞里的村庄》以人类学的视野，关注着山洞中这个村庄的生存状态，以一年的时间记录着在一些事态中人们的表现，想法和行为，保留其生活的全方位的原始信息；《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历时3年，由于在人物发生重大变动的几个阶段摄像机都在场，记录了完整的过程段落和细节，依照生活自身的逻辑发展来结构人物故事，在动态取材中使生活的各种原始信息得以保留，片子也因而有了生命力。其他像《远在北京的家》、《龙脊》、《神鹿》等都有一年以上的时间过程，在过程和细节中具有了一种记录的品格。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九
像我国纪录片《八廓南街16号》也是这样一种旁观式的记录。镜头对准了西藏八廓南街的一个居委会，摄像机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中，观察着这个党的最小的职能机构，这么一个党与人民的交界面，等待着事件的发生。对于片中在审讯小偷段落所采用的惟一一次双机拍摄，导演在成片后还叹其为缺憾，认为破坏了单机固定镜头对事件的等待。其他像《重逢的日子》、《龙脊》、《山洞里的村庄》、《影人儿》等也是在沉静的观望中，解剖了一个家庭，一个山寨、一个村庄方方面面，同时也物化了一段历史。
旁观式记录的目的是要对现实作直接的观察，从而让观众对现实有个直接的了解，其长处在于充分地还原了生活的原生态，保留了更深度的心理真实和观众自由诠释的空间，与此同时，旁观式记录在表现人物内心活动、情感及非现实时空等方面有许多不便，观众在接受过程中也可能因为那种强烈的不确定性而无所适从。
不同的记录只能说是针对不同拍摄内容，依据创作者的不同意图和追求而做出的不同选择。二者并无本质区别也无优劣之分，只是方式方法的不同，都是记录者接近真实的一种途径，引导观众介入事实的一种方式，而在大部分的纪录片中，这两种记录手法是融合在一起使用的，各显其长，其目的都是为了传达出记录者对于世界的看法。
就实质而言，二者对于生活的介入程度并无太大差别，旁观式记录的.巨大片比足以证明其个人声音的发出是在编辑台上实现的，而参与式记录则是在摄像机的镜头前就开始了。
无论何种记录方式都是以记录者对生活的尊重和真诚为前提的。任何纪录片的真实都是经过记录者重新编码后的真实，记录者的真诚是真实的保障，尤其在今天，这一点就更为重要。过去，摄像机等设备粗大笨重，合成图像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那时，假如要“捏造”某个镜头或场景，需要摄像师或编辑人员共犯。但是，在制作设备小型化、高性能化的今天，制作者一个人可以轻易地完成摄像、录音、画面合成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更加要求纪录片制作人尊重纪录片的本质属性。
3、以科学手段进行的超常视点的记录。
现代纪录片更以科学的手段，超常的视野去记录人与自然，人与科学视野的素材。
人的本质力量常常会辐射在各方面，人与自然，人与动物、植物，与宇宙星空都能对话，纪录片的题材范围也越来越宽广，已深入到人的科学活动、野生动物、地理生态等层面，对历史、对心理、对生命等等进行科学探索。
譬如瑞典科技工作者拍摄的《爱的凯歌》，就是将摄像机同一个深入人体的，直径只有一毫米的内窥镜连接在一起，拍摄了从精子的产生到受精，从胚胎的形成到胎儿生长的过程，既真实又神奇；美国的《大白鲨》是将小型摄像机放在冲浪板上，绑在长竿上，在水中近距离接近鲨鱼，还将遥控摄像机绑在鲨鱼的背上，进行水下摄影，获得了一个类似于鲨鱼自身的主观视角，拍摄了一部既真实又有趣的纪录片；在英国的野生动物纪录片《洞穴里的狮子》中，创作者把摄像机放在一个可以遥控的玩具中，人远远的操纵摄像机追随狮子的足迹，拍摄它的日常起居、捕食、游戏等等，而关于植物的纪录片《植物行走》用了许多高科技手段，高速摄影、延时摄影，使一滴水慢慢落下，敲开果实，飞扬出种子，缓缓地四散开去，形成优美的节奏和韵律，仿佛植物在舞蹈。编导者还将植物拟人化，一颗深山溪流上的豆夹种子落入溪水中，顺着溪流，进入河道，擦过河马的身旁，进入大海，直达大洋波岸，生长繁殖，摄影机不断捕捉其行踪，从岸边、水下、空中拍摄，将高科技与新思维完美组合起来，给观众以清新的视觉和心理感受，它是用科技手段进行的纪实，是科学性的纪录片。
这种全方位视野以及与人文世界、自然世界、精神心理世界的对话，深刻地体现了电视纪录片所带来的文化品质，在文化交流、节目交换上有着广阔的市场。我国虽然也有《神奇的绿色之火》、《朱鹳》、《西藏的野生动物》、《雾海绿洲》等自然生态纪录片，在一个广阔的视野来看待生命、看待人自身，但目前的电视纪录片还多集中在社会生活领域，没有充分认知和实践电视纪录片的应有空间，这也是我们在纪录片工作中需要努力的。
随着制作和拍摄手法的多样发展，纪录片还在不断形成新品种。有的在大量的实拍和历史素材中，运用情景再现，表现某段无法实际拍摄获得的内容，营造某种情景氛围，增强视觉的感受，形成一种特殊风格的文化片，大多在表现旅游风光、文化遗产、历史人物的内容之中运用这种手法，像最近在《东方时空》栏目的《记忆》系列中播出的《梅兰芳》、《瞎子阿炳》等，就是这样的文化片；至于现在也有人对完全真实的素材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组织、摆布拍摄，使人难以用纪录片这一概念来涵括……对于这些新品种，需要我们根据实践的发展来进行定位和正名，认识到不同名目所蕴含的不同属性，既不能忽略这些新品种独有的生命力，也不能因此而对纪录片的认知产生偏差。
纪录片的这种多样化发展，正有待于电视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其进行界定和研究，需要强调的是，不论出现何种新品种，不论什么手法，对于纪录片而言，它的基本特征是素材来自真实的生活，保证素材的原始状态，历史资料的真实性，即使是有扮演的段落，或电脑制作合成的内容，也应通过明显的申明显示出来，以便和观众取得认同；如果素材是组织、摆布、虚构、想象的，或者是把一些真实的素材当作符号任意割裂、组合，来说明自己观念的，则应属于艺术语言的范畴，这样结构而成的片子只能说是艺术片，而不是纪录片。
文化品质：电视纪录片: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之六。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
摘要：
随着电视机大量普及，一种新的文化形式——电视文化已悄然形成，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电视文化在现代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环境，电视文化对青年学生的影响也日益突出，对幼儿的影响尤为显著。如何更好地认识电视文化的影响，确立正确的电视文化导向,为青年学生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是教育作者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独生子女日益增多，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的当今社会，电视已经代替父母与伙伴成了许多孩子的主要伴侣。电视的出现，早已困扰着我们的儿童教育，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均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不断地进行着各类调查研究。然而，各位专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尤其在电视作为教育媒介对于幼儿的影响方面，更是莫衷一是、争论不休。
幼儿对电视具有某种特殊感情，其原因是与幼儿自身的认知特点、电视的特殊功能以及家庭因素分不开的。
(一)幼儿认知特点与注意倾向。
皮亚杰曾用大量令人信服的实验材料证明了儿童的认知与成人有着质的不同，而且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认知结构也各具特点。幼儿心理发展具有认识活动的具体形象性、心理活动及行为的无意性、初具个性倾向等三个一般特点，但也存在幼儿初、中、晚各个时期的不同。其中“无意性”最为显著，其各种心理活动都表现出无意注意、无意记忆、无意想像等典型特征。
发展心理学认为，引起幼儿无意注意的因素有三：客观事物的特征(刺激强度、活动变化、新异性、生动性等)、刺激物与主体兴趣爱好的关系以及主体的情绪与需要状态。幼儿对于新颖的、鲜艳的、强烈的、活动的、多变的、具体形象的以及能够引起他们兴趣和需要的对象，才集中注意力，但又很容易受更加强烈的新异刺激物的影响而转移。幼儿能自然而然、毫不费力地记住多次重复的信息和场景，同时对其进行一些简单的复制和模仿。这种无意识心理活动基础上的认知行为，是幼儿获得知识和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
(二)电视适应于幼儿的独特“刺激”功能。
于存在着一个允许其同化的结构。”电视首先以娱乐传递者的身份掌握了幼儿的心理，避免了父母言教可能使其产生的某些抵触情绪，成了幼儿乐于接受的、有意义的刺激信号来源。换言之，幼儿的认知结构很容易被电视提供的刺激信号所“同化”，因为电视节目保证了他乐于理解、容易理解的信息和场景。电视声音、图像、色彩、动作俱全，内容丰富多彩，通俗易懂，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娱乐性，能使同一信息和场景反复呈现，这对注意力易分散、知识经验不足、理解能力差尤其是还不识字的幼儿来说，极易引起他们的注意和兴趣。
研究还指出，婴幼儿两三个月时会无意地扫一两眼电视，稍大开始注意画面，一岁左右看到有趣画面会笑或手舞足蹈，一岁半会自己开电视，二岁时有了连续注意，二三岁时可以自己辨认熟悉或感兴趣的事物，“由此形成了最初步的选择能力”。电视作为教育媒介，对婴幼儿语言学习、词汇扩充及认识事物和社会角色方面有很大帮助，在移情训练、亲社会行为训练方面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父母和老师。这进一步说明，电视对于幼儿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和作用。
(三)家庭因素促使幼儿与电视的结合。
国内有人曾对某乡镇中心幼儿园近500名幼儿进行了调查，结果是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占98.5％，4-5岁幼儿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平均为2－2.5小时，多数幼儿晚上及星期天的主要活动便是和家人一起看电视。就是说在婴幼儿所接触的家庭媒介中，电视成了最主要的。客观地说，现在父母或社会最担心的还不是婴幼儿对电视的偏好，而是其童年后期甚至整个青少年期对电视或其他媒体如电脑的沉溺。往往存在这样的事实：在某些家庭中父母会为幼儿经常能“陪”他们看电视感到高兴；又或者由于一些原因，有些父母有时只好拿电视充当看管孩子的“保姆”。生活在农村的人可能对此深有感触。婴幼儿从出生到走进幼儿园之前的三四年中，活动范围仅限于“家”，自然无法避免与电视的高频率接触，除非不打开电视或没有电视，而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又是不可能的。条件略差的地方，一直到7岁左右上小学前，孩子都处于这种自然沉浸于电视中的状态。
二、电视文化对幼儿发展有着双重的影响。
（一）电视文化信息传播的多渠道对幼儿能力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电视文化所容纳的知识类型多样、视野开阔、视角新颖，创造了一个现代文化活动方式，开阔了幼儿学习的文化环境，对幼儿身心发展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良好效果。
其一，电视文化集纳广泛，对丰富幼儿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有着直接的作用。电视具有百科全书式集纳广泛的特点，在形式上从文艺、娱乐、宣传、教育、科技等无所不包，在内容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无所不有。这样就使得幼儿在观看电视的过程中获得了许多知识和经验。
其二，有利于幼儿言语能力的发展。幼儿的言语是在后天社会环境中，通过言语实践逐步发展起来的。语言交往实践的多少，对幼儿言语的发展有很大作用。研究表明，从小受到较多言语刺激的幼儿，其言语发展也较快。电视文化的特殊声音艺术，为幼儿提供了丰富的言语刺激，幼儿在这种良好的刺激中，能逐步掌握正确的.发音、发声技巧和规范的语法，还能丰富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词汇。
其三，有利于幼儿的注意能力的发展。幼儿的注意通常是无意识注意占优势地位。鲜明、直观、具体、形象、生动的刺激物以及刺激物突然的、显著的变化，最易引起幼儿的无意注意，电视正具有引发幼儿无意注意的这些“元素”。因此，幼儿在观看符合“口味”的电视节目时，能长时间集中自己的注意，这样对提高注意的稳定性有着积极的作用。另外，多种感官的共同参与也能促使幼儿注意的合理分配。
其四，有利于幼儿想象能力的发展。幼儿期是想象发展比较迅速的时期，而幼儿想象的产生往往是由外界刺激直接引起的，外界的刺激越丰富，就越有利于幼儿想象能力的发展。电视播放的动画片、艺术表演、音乐欣赏、儿歌朗诵……为幼儿想象力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刺激。另外，电视文化对幼儿感知能力、思维能力及审美能力等等的提高也有很大的帮助。
美国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和威廉·波特说过：“所有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由于电视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在对幼儿发展发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
其一，电视文化的不可规定性，容易导致幼儿榜样选择的偏差，而使行为失范。幼儿的是非判别能力差，对电视呈现出的各种信息无法做出正确选择，只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加以接受，因而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行为模仿。《中国教育报》1993年1月20日“电视的忧虑”载，某幼儿园的一个男孩子强行抱住女孩接吻，在教师批评他时，却振振有词地申辩“电视里就这样”。
其二，电视文化中一些低品味的节目对幼儿知识的掌握、审美的取向产生了误导。近年来，一些电视片为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片面追求娱乐、新奇，传播一些艺术性差、审美层次低、缺乏历史真实性、违背科学规律的内容，影响了幼儿审美能力的发展和正确概念的形成。以致于3岁幼儿也开始学着某“歌星”的样子，拿腔拿调，历尽沧桑似的：“我拿青春赌明天……”。
其三，幼儿在电视机前的时间激增，容易导致心理障碍。幼儿过多地观看电视，势必会减少与同辈友伴和亲子之间的交往时间，削弱了家庭生活中形成人格所需的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丧失较多的进行社会比较和社会适应的机会。人际直接交往的减少，造成幼儿社会心理的分离而变得孤癖、抑郁。
其四，电视文化中大量的“舶来品”，不利于幼儿民族自信心的确立。“猫和老鼠”、“机器猫”、“米老鼠和唐老鸭”……等等一大批“儿童片”均来自外国。广告片同样不甘示弱，日本电器、巴黎时装、美国可乐……过多的外来片，容易诱发幼儿媚外的心理，形成“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错误心理定势，这便出现了幼儿的吃、穿、玩均以“外国货”为荣的现象，以致于到了“只有开水是中国产”的危险地步。另外，过多地观看电视对幼儿视觉，听觉及人体其它各部分的正常发育都会造成不良影响。
三、加强对电视文化的规范，扬长避短促进幼儿的健康发展。
电视文化对幼儿的发展存在着各种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从幼儿身心健康的角度出发，作为家长与教师的我们应该正确的对待电视文化所带来的问题，处理好电视与幼儿的关系，趋利避害利用电视文化的正面影响，避免负面影响以更好的促进幼儿的发展。要做到这些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增强“传播者”的教育意识。电视节目的制作者要精心制作出有利于幼儿身心发展的优秀节目，为幼儿发展提供丰富的、有价值的精神食粮。从幼儿的生活特点出发，科学地安排电视节目的播放时间和顺序，保证幼儿能接受到积极的、有效的教育。
其次，父母要肩负起“守门者”的职责。
(一)注意控制幼儿的收视时间。
(二)为幼儿选择好的电视节目。
(三)教育幼儿对电视中出现的事物不可以全部相信。
(四)将幼儿的注意力调离电视。
做到这一点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应用，下面简单的介绍几种：
1.陪伴幼儿收看电视。
2.多与孩子一起游戏。
3.教师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与引导。
随着人类向文明社会的不断迈进，电视文化对幼儿的影响也将日益显著。只有全社会都来关心幼儿，并共同肩负起教育幼儿的职责，使电视文化融知识的真、教育的善、娱乐的美于一体，才能保证幼儿身心健康全面、和谐地发展。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一
其三，纪录片要求自身有独立的严谨的结构和个性化的风格样式。纪录片一般都有较长的篇幅，独立成章，表现人文内容应有一定的结构力，有起始、发展、重点段落、某种结果等，创作者还要把握叙事的技巧，注意节奏和韵律，并根据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叙述方式，形成不同的风格样式。比如《神鹿，我们的神鹿》、《龙脊》、《阴阳》等影片，就各自有不同的风格。
其四，纪录片需要较大的精力和资金的投入，较长的创作周期和个性化的操作方式，因此，难以在日常播出的栏目化生产流水线上操作，事实上，现在各电视台都是组织一支精粹队伍，投入较大的资金，可以说是特殊形式的制片人操作模式，而且随着电视节目市场化的进程，社会投资、个人投资、独立制片人式的操作方式、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会成为纪录片的主要生产方式。
世界市场对纪录片的认同，也是更加人文化、个性化，更长的过程性，更大的时空容量的，所以纪录片应不限日期，不限题材，适于独立制片人的全身心投入。资金运作走市场，将是今后纪录片创作的走向。
基本记录方式。
撇开纷纭繁杂的表象，传统纪录片的记录方式可以分为两类，其一为介入其中的参与记录；其二为作壁上观的直接记录。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二
今年我给物理系大一新生上公选课，课程的题目是“电视色彩创作技巧”简称“电视色彩学”在上课之前我想了很多，在象以前那样就课论课好象是不行了，这门课虽说是新课，但我以前给美术学院的学生讲过“色彩学”，其本意实质是差不多的，都研究色彩的基本规律和色彩创造。所以我有一定的经验，我的想法是把中国文化中的“老庄哲学”引进电视色彩学，这样既新颖，又别致。让学生听起来还不累，在不忘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到知识，那怎么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哪?这是我下面该说的问题。
现在不流行穿越剧吗?宫锁心玉;步步惊心;韩片不也有个“来自星星的你”疯迷华人吗?这些片成全了像杨幂和金秀贤一样的明星。那么我今天要讲的课就是穿越课，把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庄子思想融汇与贯通到色彩学里，让这门课具有听觉和视觉上的真实意义，改变以前的讲课形式和方法。电视出现的时间比较短，在中国也就三十多年的事。电视色彩学是研究电视剧、电视电影、电视卡通片等等的学科，舞台美术和导演;制片人通过影视剧里不同的环境变化研究其周围的色彩变化的学科，让他符合人们的心理暗示和情景交接的一门技巧。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是春秋末期的楚国人，在两千多年前，老子看到社会道德败坏，在这个世风败坏，人心不古的年代，他辞官乘青牛西出函谷关，在官令尹喜的请求下著书《道德经》，这部巨作虽只有五千言，但却是一部包罗万象影响及其深远的著作，是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神奇的宝典，苏联汉文学家李谢维系说“老子是国际性的”，美国学者蒲绕华肯定《老子》是“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纽约时报更是把他列为世界古今“十大名人”之首。就连司马迁都说他：“著书辞称微妙难识”这样的称誉旷古未有，影响之巨，可谓翻天覆地。它包罗万象，自然和电视色彩学能联系上。
我们想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谈到的“道”就是老子的《道德经》，自然就是大自然赋予给人的情感和力量。我们在来看电视它所播出的节目不就是以自然界所共有的或发生的事情为前提吗，这不正符合“道法自然”这一说吗，电视上的色彩不也是自然的吗?这不也异曲同工了吗?《道德经》开篇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名天地之始;无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已观其妙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我们再来想想电视色彩学符不符合这句话的意思，道指“道家学说”，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认为色彩是物质的一种属性，认为天是蓝色的，树叶和小草是绿的，雪花是白色的，某个人穿的衣服是红色的。这一观点满足了日常生活人们的许多实际需要，然而忽略了颜色是随特定条件而改变的这一基本事实。有关物质颜色这一观点，和认为太阳每天升起又落下的观点一样的，从根本上说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物质和光本身没有颜色。我们常提色彩认为色彩是光的一种性质，牛顿在《光学》一书中曾正确的指出“的确恰当的表述，光线是没有颜色的”。那么光和物体都没有颜色，那么电视所表现出来的色彩肯定也是没有颜色的，然而根据人们的日常需要我们又真真切切的看到了色彩，无论是新闻联播;还是体育频道;百家讲坛;电视连续剧，动画片等等都表现了色彩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能看到的，这就完全和道家理念吻合了，电视色彩的真实是没有的却又让人看到了，这不就是“道可道，非常道”的道理吗?“道”是无的却又能让人感知“道”在天地万物之间确实是存在的，在没有人类的.时候便有了“道”它蕴含在宇宙之间，那名和道就是两种说法，其实是同出一门的，是同一个意思。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天地有了，万物就自然有了，这是有名的开始，“无名”就是“道”蕴含于万物之间，它是万物之母。那么万物都有“道”，那么电视色彩是万物的一种形态，自然也符合“道”了，故常无欲已观其妙;常有欲已观其妙徼。要经常在“无”中观察“道”的奥妙，经常在“有”中体悟“道”的端倪，电视色彩是无的，但在无的基础上去体味它有的奥妙，比如说老版“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天空一集，那天上的颜色绚丽多彩，在加上干冰形成的白色雾气，形成了天宫富丽堂皇和神秘莫彻的气氛，这不就是从“无”中去观察到有吗?然而电视上描写天宫的色彩又是真正不存在的，这不就是从“有”中又去认识“无”吗?最后一句“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说“道”是深远之玄妙的，不是一般深远的“玄”，是玄之又玄的，这不正体现了舞美的工作人员，把一个没有的天上色彩变化，给人们展示出来了吗?这不就是玄之又玄的吗?其他的电视节目色彩上的变化也是同理，所以说电视色彩学是完全符合道家“玄学“思想和理念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电视色彩的创造技巧一书在思想上和理念上完全符合“老庄”的哲学理念。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三
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的传统伦理道德形成与他们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是云南各民族在长期适应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认识资源、获取和利用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哈尼梯田反映了哈尼人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一种文化，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山地民族的轮歇耕作方式;景迈山上布朗人将茶树当作自己生命;白族水崇拜等，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作用等等。如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虽然农药和化肥能使粮食增产，但它导致水源的污染，农产品的污染，导致损害人体健康。云南各民族在耕作过程中辛勤耕耘，使用农家肥，精耕细作，为保持农业生产的持久性，千方百计地保持土壤持续不断的生产力上下功夫。这与其说是农业生产方式独特，不如说是云南农耕文化中的传统道德文化在现代农业中发挥了作用。尽管耕作方式差异甚大，但是就其农耕思想和生态适应性而言，在很多方面却都包含了不以片面追求作物产量而损害种植前景的耕作方法，以及通过各种仪式活动敬畏自然，客观上达到了对生产与生活环境保护的目的，云南各民族传统农耕文化中包含着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2.2勇于耕耘、务实和坚韧的大山精神。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地理环境因素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心理特征和道德规范，必然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云南省山地占全省国土面积的94%，少数民族中的绝大部分居住于山区和半山区，确实是一个大山里的世界，大山锻造了人们坚韧、务实、不断攀登的精神。无论是以山地农业为主的粗放农耕者，还是以水田农业为主的精耕细作者，在他们的农耕文化中，都具有为了自身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埋头苦干，勇于耕耘的精神。例如梯田农耕利用山区山高谷深的切割地貌以及气候、植被立体分布的特征，在山坡上修筑梯田，从山脚到山顶，依据不同的山势修堤筑埂，坡缓地大则开大田，坡陡地小则垦小田，甚至沟边坎下石缝处也开田，梯田大者有数亩，小者仅有簸箕大，往往一座山坡就有成千上万亩，凡到过哈尼山寨的人，都会为哈尼人民的独特创造而赞赏不已，显示了各民族坚韧的.倔地精神。充分挖掘和提升云南各民族农耕文化所共有的勤劳勇敢，不惧艰险，刻苦努力的大山精神，提升各民族对自身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增强自信心，促进团结。
2.3提倡勤俭至上，适度消费的发展观。
云南的农耕文化尊重自然生态环境，崇敬自然，对自然界从来不是毫无节制的索取，而总是出于一种敬意来感谢大自然，这种依赖于森林和自然的生存方式，使他们更懂得珍惜自然的重要意义。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传说和诗歌中，都劝导人们要节用，不仅以习俗的形式，甚至以神灵的名义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不要贪婪，以免遭到自然的惩罚，体现了云南少数民族的适度消费的发展观，勤劳、俭朴的品质，历来被看做一种美德。在当今社会，食物的惊人浪费与匮乏并存，工业文明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在面临生态恶化、资源枯竭的威胁下，勤俭节约对于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倡导的勤俭至上，适度消费的发展观，对我们正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有益的启示作用。
2.4生产生活中的互助互惠。
云南各民族在适应复杂的生态环境过程中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各具特性的文化，同时，各民族为弥补自己在生活用品、生产工具方面的缺失而互通有无，形成了相互离不开的民族关系，如云南西双版纳平坝地区，种植水稻的傣族经常将稻米托运上山，与山里居住的德昂族交换棉花、芝麻、茶叶等土特产及手工物品，农忙时节，山区德昂族下山到平坝地区帮助傣族耕种和收割水稻;一家有喜事，全寨子同贺，一家有困难，全寨子帮忙，德昂族结婚办喜酒全寨子的人都来吃。云南民族节日活动反映了云南各民族崇尚平等、崇尚团结的价值取向。如哈尼族的长街宴、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跳菜等等现象都具有团结本民族、协调缓和人际间矛盾的功能。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具有的这种互助互惠的伦理道德传统，对于保证人们的诚信、促进社会稳定和行为的和谐，其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保障农业生产有序进行和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3小结。
对于云南各民族丰富的传统农耕，我们应该给予高度重视，客观、全面地进行科学的调查、总结和研究。云南民族农耕文化反映了各民族的人生态度、伦理道德、审美意象等，是云南各民族精神生活的写照，体现了各民族勤劳、勇敢和智慧的精神特色，发展决不能忽视文化内涵和文化力的作用，保护、传承和利用好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的传统伦理道德，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维系生物多样性、传承民族文化、保障食品安全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和谐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优秀的民族传统道德文化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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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四
10月，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中明确提出中央和省级国有影视机构每年要有规划、有重点地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纪录片精品，要扩大纪录片的电视播出，对播出纪录片的专业频道、栏目予以政策支持和鼓励，重点培育一批电视纪录片制作经营主体等。一时间，媒体议论纷纷，许多中国纪录片制作人情绪高涨。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院长何苏六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意见的出台会扩大中国纪录片的制播规模。这个意见是国家把纪录片事业上升到战略高度来对待的表现。
毫无疑问，纪录片作为在国内发展历经沉浮的片种，将如何凭借自身的力量发展壮大，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改进。
一、建立良好的国内纪录片交易市场环境。
1.明确纪录片的商品属性，帮助纪录片所有人建立人的权的法律用语，在经过人的许可之后，文学和艺术作品才可被其他人使用。
电视纪录片要得到长足发展，也必须依托传媒市场的成熟。传媒市场和其他的商品市场是相似的，都由三大市场运行机制构成，纪录片市场要扩大、发展和不断完善，就必须对正确面对和完善这些机制。
（1）价格机制。只有根据市场的`需求，选择符合市场口味的选题，并在市场可承受的价格范围内制定预算，控制成本，才能使价格合理化，从而促进销售的实施。
（2）供求机制。电视纪录片的生产要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进行选题和制作，市场需求某种题材，纪录片生产商即生产这类题材来获得利润。当市场需求不足时，电视纪录片制作方也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刺激受众的收看需求，引导受众进行消费。
（3）竞争机制。纪录片市场应当引进竞争机制，纪录片的数量、质量、品牌的信誉度等都应该引入到竞争范围内。在对纪录片品牌的信誉度的竞争上，纪录片生产商也应该像其他的产品生产商一样，重视品牌的效力，树立节目的品牌观念对于深化细分市场、培养稳定的收视群有重要的意义。
3.善于使用多元化的经营理念来销售电视纪录片。
多元化经营是美国电视运营商常用的经营模式，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对纪录片进行二次销售，以实现较大的投资回报率。具体来说，就是把纪录片的素材进行拆分和重构，提炼或重组出各种产品模式来进行销售。这样一来，电视纪录片的销售包括了以下几个部分：素材的销售、整片的销售、收视费、相关衍生商品的开发和销售等。
二、针对国内消费者需求提升纪录片的品质。
1.选择受市场追捧的选题，必要时用市场调研的手段确定选题。
在拍摄纪录片之前，电视制作公司联合市场调研人员，研究确定选题是否符合消费群的口味，或者在网上进行民意调查，研究选题是否被大家关注。这样一来，选题是否可实施，是否可以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就很明确了。
2.提升画面的精美度。
画面的精美程度直接影响着纪录片的整体品质，中国观众熟知的国际知名纪录片《迁徙的鸟》《帝企鹅日记》都是画面出众的作品。
近年来中国的电视节目制作人也开始逐渐意识到画面的影响力，紧随世界潮流，《故宫》《敦煌》等纪录片都是用光讲究，构图准确的作品，镜头画面和解说词的配合相得益彰，同时也能体现和升华情感，深得中国观众的喜爱。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高超的计算机技术开始在纪录片的制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例如通过动画模拟实现情景再现，为已经倒塌的建筑搭建三维模型等。这些辅助作用提升了纪录片的整体素质。中国的电影纪录片《圆明园》就是这样重现当年皇家园林的辉煌盛况的。
3.电视纪录片要有很强的情节性和故事性。
我国的影视产品的批量出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力强盛发展起来的，虽然目前许多的电视工作者已经意识到要抢占国外市场，但是苦于对国际标准、规则的研究太少，很多送出去的片子往往因为达不到购买要求而被退回来。例如，国际上习惯通过从影片的声画关系上来界定什么是纪录片，那么很多被国内认为是纪录片的东西在国际上都被认为是新闻节目——以解说词为主导的，主要通过解说词来“引导”观众的片子在国际上其实并不被算在纪录片范畴内。因此，少用或者不用解说词，学会单纯的用画面讲故事很重要。用画面讲故事首先要求镜头画面能传递必要的信息。其次是能通过对画面的剪辑表现事件的过程。另外，国际上对于镜头画面的质量也有很严格的要求，认为“视觉品位”可以衡量一个导演艺术水准的高低。我们拍摄出来的画面要干净明快，构图严谨，光线考究，突出主题才可以达到国际上的标准。
与国外际知名媒体机构合作拍片可以在较短时间里提升我国纪录片的水准，达到国际制片标准。早在1979年，中国就联合日本合作拍摄了大型纪录片《丝绸之路》，其揭开了与国外合作拍片的序幕。与国外电视制作机构合作拍片是学习先进制片理念和经验的最直接的方式，通过合作可以清楚的了解他们的制片过程，深入的合作更有助于中国的节目制作人了解行业标准，感知专业差距，同时，与国际知名媒体机构加强交流与合作，也是提高中国纪录片的海外销售份额，促进电视纪录片市场化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近年来，我们许多成功的纪录片，都是有国际合作的背景。央视和日本日本广播协会共同合作拍摄纪录片《新丝绸之路》，中视传媒与英国bbc环球公司合作拍摄了系列纪录片《美丽中国》。为向美国观众更好的介绍中国以及在中国举办的奥运会，中国五洲传播中心和美国pbs公共电视网的共同策划制作电视纪录片《北京：你准备好了吗？》，这些纪录片都是国际合作的产物。《北京：你准备好了吗？》这部片子由于和美国本土电视媒体合作，因此定位精准：美国pbs公共电视网深知美国观众对中国的了解程度是普遍较低的，因此这部纪录片在策划之初就被定位为“深入浅出”。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部片子以一个美国人的视角来关注奥运的进程，针对外国人奥运期间在中国如何方便的旅游和生活做了一系列的介绍。这部电视纪录片播出后深受美国观众的喜爱，同时也被其他国家例如埃塞俄比亚国家电视台播放。《北京：你准备好了吗？》由于国际合作的成功，既向美国观众介绍了中国，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又达到了良好的销售目的，是典型的双赢。
综上所述，电视纪录片要想有良好的市场化发展，必须建立良好的国内市场交易环境，提升自身的节目品质，加速对外合作交流，只有在此基础上，纪录片产业才能加快发展、快速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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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升民，周艳，马丽婕著.广电媒介产业经营新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五
摘要:中华民族音乐作为中华民族艺术文化的瑰宝，对我国民族音乐教育模式、教学内容有着重要影响。传承发展民族音乐文化，增强学生对民族音乐文化的实践和了解有助于促进我国音乐教学模式和音乐结构构成的转变，使得民族音乐文化在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民族音乐；教育；实践；创新；教育模式。
音乐文化既是最代表一个民族本质、心理特征和文化特征的文化现象，又是最能反映各个民族文化特质、情感特征，并且可以用直觉感受和交流的具有宏观上相似的世界艺术文化现象。由于生活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比如语言沟通方式、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劳动方式、思维模式等的不同，中华民族音乐将社会思潮、社会现状、人民勤劳劳动等文化以高超的音乐艺术方式展现给世界。中华民族音乐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也在随着各族的生存环境的变化而缓慢地改变。不同民族文化的个性(即特殊性,包含各自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艺术审美等)正是由于上述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的不同的具体反映。[1]中华民族音乐文化自身形成的艺术系统的独特性是它保持自身个性，具有民族共同气质的基础。发展民族音乐文化，不仅仅能够使得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艺术得到完整保存，而且能使得民族音乐文化的精神得到更好的弘扬。民族音乐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音乐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民族音乐教育是国民音乐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全面素质教育得以实施的基础内容之一，它对于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情感民族音乐文化审美观念、民族意识和思想道德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发展民族音乐文化对于促进我国音乐教学结构的调整、促进音乐实践的开展、建立完善的民族音乐教育模式具有重要作用。
一、发展民族音乐文化，构建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
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现状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专业化的民族音乐教育师资严重紧缺，并且我国民族音乐教育设备不完善；在音乐教学方法上，主要是以传授音乐技能为主导思想，为应试教育服务。缺乏对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创造能力的培养，而且在音乐教学方向上依旧用传统保守的方法对待东西方的民族音乐教学，缺乏对多元化民族音乐对比性学习的教学方法，因此造成了我国民族音乐教学模式的.死板化，无法在创新中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因此要转变传统的旧的观念，注重多元化的民族音乐文化学习，正确理解民族音乐课程的价值与目标,逐渐使我国民族音乐教育回归艺术化、审美化的教学方向。教学模式在李秉德主编的《教学论》中被定义为:教学模式就是在一定的教学思想的指导下，围绕着教学活动中的某一主题，形成相对稳定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教学范例。[2]具体到我国的民族音乐教学中，就是围绕我国的民族音乐教学活动以及民族音乐教学理论并兼顾到民族音乐的地域性特征，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多元化的适合学生心理发展和时代要求的系统化理论化的音乐教学模式。音乐教学模式是由音乐教学理论转化而来的，是经过音乐教学实践检验的，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取得最佳效果的教学框架，具有较好的有效性和操作性。在民族音乐教学中，除了合理选择运用一些常规的教学模式外，还必须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构建新型的民族音乐教学模式，有利于民族音乐教育的普及与推广。[3]发展民族音乐文化，促进民族音乐教育的完善和普及。对于建立我国民族音乐教育模式具有长远意义。按照《新音乐课程标准》的要求，不断加强基础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成分，完善中小学的音乐基础教育设施，提高中小学基础音乐的师资力量，制定科学的管理条例，强化教师科研意识，不断把我国基础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实现规范化、科学化。是新时代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发展的要求。
二、发展民族音乐文化，构建民族音乐教育体系。
民族音乐教育体系是我国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肩负着培养一批高素质综合性社会建设人才的责任，发展民族音乐文化，促进民族音乐教育发展，在实现对人们的爱国情感、民族意志、创造能力的全面开发方面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功能。通过对我国民族音乐教育模式的改革，转变我国民族音乐教育的技能型人才培养战略，实现我国民族音乐教育以审美为目的的发展，加强基础民族音乐教育的管理，促进和谐社会观念在民族音乐教育中的融合，加大对民族音乐教育的经费投入，构建一支具有和谐社会建设思想的民族音乐师资队伍，最终构建一个完善的具有和谐思想意义的校园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民主音乐文化体系发展做出贡献。民族音乐文化对于一个民族上的社会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的要求,要通过弘扬民族音乐文化,发展民族音乐教育，使学生了解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传统和外国的优秀艺术成果,提高学生的文化艺术素养,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培养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陶冶情操,发展个性,启迪智慧,激发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4]通过发展民族音乐文化，改革民族音乐文化教育体制，调整民族音乐教育模式，促进学校民族音乐文化教育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三、建立民族音乐教育模式，传承发展民族音乐文化。
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发展需要学校建立长期有效的民族音乐教育模式。《新音乐课程标准》指出：“应将我国各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作为音乐课重要的教学内容，通过学习民族音乐，使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反应近现代和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优秀民族音乐作品，同样应纳入音乐课的教学中。”按照《新音乐课程标准》要求通过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音乐教育模式，不断加强民族音乐教育实践和创新，促进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完善；修订民族音乐教学计划,整合民族音乐课程；逐步构建民族音乐教育教学评价制度体系，促进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科学和完善等措施，建立科学的民族音乐教育模式，传承和发展我国民族音乐文化。
参考文献：
[2]李秉德主编《教育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9月。
[3]我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学研究及实施建议信红霞g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
[4]傅有明高校艺术教育与大学生全面发展中国高教研究2003年第一期。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六
弗拉哈迪的另两部比较出名的作品:《摩阿拿》讲述波利尼西亚人的生活,《亚兰岛人》描绘爱尔兰人的生活方式,它们都是纪录了离现实生活比较远的“远古部落”的“异国情调”,这一方面源于卢梭的人本主义,他们信奉“最原始的及最少开化的人们是最快乐的,他们也是最不会堕落的一群”,他们认为包括艺术和科学在内的所谓文明,其实是将人类拥有的善良本质毁损殆尽,所以他们更愿意在纪录片作品中展示异域民族的传统文化,歌颂人类在依靠直觉和传统中所学习的技巧来生存。[2]另一方面,当时大众传播还不发达,人们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以此类内容来组织影片,比较容易激起观众的兴趣,获得较好的收视率。
这是对纪录电影产生初期的题材选择的简要分析,但是当纪录片遭遇电视而发展至栏目化,纪录片的题材选择也在发生着变化。
当人们习惯了在《沙与海》中《流浪北京》,厌倦了在《天安门》前寻找《彼岸》,忽然有一天眼前一亮:咦?邻居大妈怎么出现在了电视上?于是,这种讲述现实生活中家长里短的琐碎小事的节目一下子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而以收视率为支撑杠杆的栏目纪录片不得不迅速改弦更张,将目光从“天涯海角转到家门口”。
纪录片的极大成功出现在90年代初,当时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80年代中期以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让人与人之间变得没有差别,人们只需要了解邻居就可以了解到整个国家。而到了90年代后期,人们已经开始体会到社会转型的种种阵痛。中央电视台原纪录片编导刘春认为,90年代初期的纪录片之所以会取得成功,在于“购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向商品化的;医疗保险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让大家不再有医疗报销;种种福利制度都是在那个时候表现暧昧性质的转移,开始从计划走向市场。[3]这种人心里的普遍仓皇,引起了个人心里的悲伤。在仓皇和悲伤之中,人们前所未有地关注自己的日子”。所以这段时期的纪录片更像是观众心理的一面镜子:从他人的生活中折射出自己的状态。这个时期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类型的纪录片正好迎合了老百姓的这种心理状态。
此外,电视这种传播媒介为受众提供了一个相对私人化的媒介环境,在这种媒介环境中,观众更容易接受那些大众化的、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而传统的那种具有很高的文化品格的纪录片在电影院里收看会更加合适。
所以栏目纪录片创造者纷纷收起长线,把眼光放在自己身边的普通百姓身上,从这些小人物身上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再经媒体抛光、放大,在受众群中形成一定的影响。这是电视纪录片栏目化以后在题材选择上的主要取向。
二、“烹制快餐”--由故事转向情节。
栏目纪录片都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不能像栏目外的纪录片那样为了表现真实而把整个故事过程原原本本地展示出来,尤其是短时长的栏目纪录片营销的就是“情节”,而不是“故事”,它要求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让观众获得最多、最直接的信息,并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内就吸引住观众眼球。“人们不是怀着研究的目的看电视的。他们是在同家人,同朋友一边聊天或一边用早餐时收看电视的”。所以电视的观赏方式是那种追求消遣娱乐的软化和放松的单纯游戏过程。那种单调的长镜头只能被观众的遥控器无情地毙掉。好莱坞的商业制作技巧开始被中国纪录片编导们不约而同地采用:矛盾的展开、线索的缠绕、不懈的追查、谜底的揭晓,解说词迅速进入、主持人频频出镜,可能是一个并不怎么迂回曲折的故事,但在情节的安排上一定要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栏目纪录片的叙事节奏不能过于缓慢。长镜头在栏目纪录片里备受冷落,一是由于栏目时间长度的限制,长镜头虽然记录了生活的原生态过程,但往往太过拖沓,不利于故事的叙述;二是因为长镜头容易让观众产生倦怠感和视觉疲劳。栏目纪录片创作者的制作要求逐渐倾向于“事件必有悬念,而且悬念必须是一个接着一个”。节奏不仅是快慢的问题,而且是与纪录片编导生计紧密相连的商业性问题。
三、“大众口味”--由深刻转向普遍。
电视栏目纪录片的立场首先是迎合大众,这与传统纪录片的精英文化视角有很大不同。
我们说电视栏目纪录片有三个关键词:(一)电视;(二)栏目;(三)纪录片。
电视传播是一种大众传播,它的信息可以扩展到整个社会中去,同时,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电视与其他媒介相比有一个巨大优势:即声画信息的直观传播。这使得电视迅速赢得了受众的喜爱,而且电视对受众的要求不高,所以电视具有很强的普遍性。但同时,由于电视具有转瞬即逝、不易保存的特点,电视不适合传达深度信息,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打开电视只是为了消遣和娱乐--看看情景喜剧、肥皂剧、戏剧、音乐电视、电影、体育报道、智力竞赛节目等,目的是要获得身心放松、心理逃避、享受、愉悦、消遣或诸如此类情趣。[4]所以电视的娱乐本性正力图渗透到所有的电视节目领域,电视节目的深刻性逐渐降低,转而越来越注重大多数人的收视需求。
栏目化则更注重纪录片对大众的效果以及商业影响,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所以在栏目纪录片的创作观念上,更倾向于创作一些为多数受众所喜爱的大众化的片子,叫好又叫座;在题材选择上从远古部落、异域文化逐渐转移到现实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平凡人物;在叙事方式上着重于“讲述一个好故事”,满足人们听故事的欲望,而不是电影镜头语言的尽情展现;在主题定位上更倾向于通过表现平凡生活中的小人物来映射时代的变迁,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变化。纪录片似乎一下子从天涯海角回到了家门口,人们逐渐从纪录片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缺少了一些深度,却增添了一些亲切。
而栏目所固有的拍摄周期,也使得一些纪录片达不到该有的深度,那些获奖的优秀纪录片一般拍摄时间都比较长。有些纪录片甚至拍摄几年、十几年,这些纪录片的.深度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们的拍摄时间。而栏目纪录片创作者缺乏这样的自由驾驭时间的权利。
中央电视台的孙玉胜说:“检验栏目纪录片的好坏,应该还给大众,而不是创作者自己架设的神坛,把纪录片变成观众看的平淡无奇,而创作者却能从中进行哲学思考的玄学。”
追求大众口味,满足大众需求是栏目纪录片的必然发展趋向。
四、“委曲求全”--由个性化转向标准化。
传统纪录片充斥着个人化的风格和意义表达,传递创作者个性的思考和观察方式,是创作者个性的抒发,叙事结构一般是开放式结构,事件结局和结论不是由作者给定,而是由观众根据作品所提供的事实自行判断、推理、想象。就像任远所说的那样:“纪录片应当省去的是结论,留下的是思考。”可在电视产品极大丰富、过剩的时代,人们的审美感知逐渐麻木,他们逐渐放弃必要的积极思考和主动参与,为此,很多娱乐节目日趋热闹、刺激、搞笑,很多新闻节目也呈现出信息量大、节奏快的特点。这种传播环境,使得大量的栏目纪录片转向了封闭性的叙事结构。因为人们在收看电视栏目纪录片时,更倾向于在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内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时间、地点、原因、经过和结果,而不是还要浪费脑筋来猜、猜、猜,所以很多栏目纪录片采用封闭式结构叙述故事,将事件结局、结论直接表述出来。任何创作者的个性只能向栏目统一的标准看齐,受众并不想在片子中观看你的个性。
另外,栏目化运作容易培养一批固定受众,对于这些固定受众来讲,他们已经接受并习惯了栏目统一的风格样式,如果创作者一味地要抒发自己的个性,而破坏了整个栏目的和谐性,就很容易使受众流失。所以,在纪录片遭遇大众传媒、被商业化再造之后,不得不委曲求全,做出让步,牺牲自己的个性而成全栏目整体的标准与和谐。
综上,电视栏目纪录片首先是一个电视栏目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纪录片,它采用纪录片的创作方式,主要运用客观纪录的手法完成对受众的传播,它与传统纪录片的不同之处在于,电视栏目纪录片虽然力图呈现生活的原汁原味,但是它不是自然主义的奉行者,而是具有明确传播意图的劝服引导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纪录片为符合电视栏目传播特性,不得不对自身进行由内到外的改革,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赢得受众青睐,完成传播过程,实现传播效果,收获商业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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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七
桑植地处湖南湘西省西北部武陵山脉腹地,是一个以土家族、白族、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县。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人民是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各民族的文化在这里既各自独立地发展,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这一地区保留至今的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从而孕育和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民族民间舞蹈形式。其中,桑植花灯就是各民族人民最受欢迎的传统歌舞艺术。本文就桑植花灯的审美特征谈点初浅看法。
一、概述。
桑植花灯,一般指以湖南省桑植县为代表的,广泛流传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一带的一种民间歌舞艺术。它是当地人民在自己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为了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结合民间舞蹈而产生的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歌舞艺术。经过历代艺人对桑植花灯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桑植花灯已经能够多方面反映人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艺术体系日趋完善,艺术表现手法日趋成熟,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魅力。千百年以来,桑植花灯在当地的人民群众中,代代相传,流传至今。现在,在湘西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桑植花灯依然是新春节日里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重要的文化生活形式。
桑植花灯大部分剧目质朴健康,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如反映生产劳动的剧目《茶山歌》中唱到:“远看茶山一片青,近看茶山绿茵茵……摘茶山歌岭连岭,四面八方闹腾腾。”它不仅唱出了劳动的艰辛,也唱出了丰收的喜悦。又如描写封建社会中爱情的剧目《五想奴的苦》诉说到:“一想奴的娘,不该把奴养,把我送去当童养媳,我越想越心伤。……五想奴的哥,我俩情意合,两人商量逃出去,美满婚姻多快活。”这些生动而又朴实的语言,表达了青年男女对封建婚姻的强烈反抗,对自由婚姻的迫切追求。再如反映封建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的.剧目《壮丁苦》:“正月是新春,爹娘把儿生,生下孩儿是苦命,长大要当兵……长到十六七,积劳也成疾,保长甲长带狗腿,闯进我家里。绳索把我捆,解到壮丁营,风餐露宿受鞭打,背井离乡泪淋淋。”在这首唱词里,可以看出劳动人民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同时也反映了对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和憎恨。新中国建立以后,桑植花灯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当地的艺人们以饱满的热情,利用丰富多彩的花灯舞蹈(下转第167页)语汇,创作了许多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新生活的花灯节目,如《四季花儿开》、《田间乐》、《庆丰收》等。
根据桑植县出土文物上记载的花灯套路,桑植花灯在唐末五代就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到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凤凰县水田就建立了兔平茶灯会(即花灯会)。从此,优秀的花灯艺人层出不穷,大大地加速了桑植花灯艺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桑植花灯这一民间奇葩的内涵,使它真正成为民间舞蹈的精华。下面,我将对桑植花灯的审美特征试做一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究。
1、桑植花灯的舞蹈动作丰富多彩。
花灯的舞蹈动作丰富多彩,有“六六三百六,拌形似于猴,回生有奇葩,跳灯不用愁”之说,不论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走的,土里长的都可以表现出来,单凭一双手,即可刻划出日、月、风、云、夜、雷、雨、雪、山、花、鱼、浪、草、木、鸟、虫、来、去、开、关、转等。通过手眼身步相边,所表现出来的每一个舞蹈形象,均给人们以美的享受。如“雪花盖顶”、“美女梳头”、“嫦娥奔月”、“燕子含泥”、“鸳鸯游池”、“兔子望月”、“鲤鱼跳龙门”、“牛赶碾”、“猴子吃奶”、“观音坐莲”等200余种动作,称为“套子”,通过多层次的组合后,使其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舞蹈小品,拆散则可以填到其他舞蹈中去。而贯穿“套子”的地位变换路线图,又称为“圈子”,对“套子”和“圈子”相互关系,概括为“套子走圈子,圈子绕套子,圈套结合通路子,圈套不合乱套子”四句话。说明了什么“圈子”只能做什么“套子”;反之,什么“套子”就得走什么“圈子”,否则会乱套子。花灯往往是在一张桌子上表演,若两人圈套不合就不会协调,甚至相撞,无法表演。圈子要圆、套子要连,成为花灯的特有规律。常用的圈子有:“一把弓”、“半边月”、“内荷花”、“扣莲花”、“箱子环”、“纱帕子”、“扭麻花”、“扯四方”、“环圆圈”、“过堂圈”、“斜纵圈”等等。花灯步伐也富于变换。有猴步、鸭步、梭步、踢步、辗步、铺步、云步、歪八步、风摆柳、探步、蹬山步等等。
2、桑植花灯的音乐优美动听。
花灯音乐总的来说旋律明快流畅,节奏跳跃活泼,结构严谨规整,有浓郁地方味的生活气息,花灯曲调非常丰富,基本上都是专调专曲,花灯音乐与花灯舞配合紧密,由于表演形式和场地的要求,花灯音乐在旋律和节奏方面也必须有相应的特点,加地方方言衬词,故在旋律中大量运用衬腔,充实丰富了曲调的表现力。又增加了生活气息,突出了地方风味。乐队伴奏,早期师“一套锣鼓一把琴”,由师徒共兼的六人小乐队,一套锣鼓里:堂鼓、土锣、勾锣、头钵、二钵等五件击乐,一把琴是指一把狮子吐弦的大筒,后来又逐渐增加了笛子、唢呐、二胡等。主题鲜明的节奏和强烈的音响效果,来配合舞台表演,渲染气氛,刻画人物情绪的变化。花灯的音乐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花灯音乐的曲调非常丰富,基本上都是专调专曲,一曲填多词的现象几乎没有;其次是强调多样,宫、商、角、徵、羽诸调式都有,虽然单一调式数量最多,但也有交替调式,如角羽交替、羽商交替以及徵商调式、宫商调式等,绝大部分属于五声音阶;再次是花灯音乐与花灯舞蹈配合紧密,由于表演形式和场地的要求,使得花灯音乐在旋律和节奏方面也必须有相应的特点,如旋律多位级进,渐进较少。尤其是五度以上的大跳就更不多见了,整个曲调显得小巧细腻、明快流畅。再如节奏方面,时值较短的音符用的很多,时值长的音符则用的很少。这适合动态不大,动率较快的舞蹈动作,以表现欢快跳跃,风趣活泼的情绪;再次是大量的运用衬腔,既丰富了曲调的表现力,又增加了生活气息,突出地方风味。最后一点是打击乐的锣鼓点子十分丰富。这是因为在表演花灯时,演唱部分舞蹈并不强,每唱完一段则由锣鼓伴奏表演花灯舞蹈,变化多端的舞蹈部分是促使锣鼓点子丰富多样的主要原因。最初花灯的主要伴奏乐器也只是打击乐,后来才逐步增加竹笛、唢呐、胡琴等吹管、丝弦乐器。
3、桑植花灯讲究“三节”、“六合”的运用。
桑植花灯具有载歌载舞,风趣活泼的艺术特点。在表演中要依据歌唱的内容,通过手眼身法步刻化人物的形象,性格和感情。要求演员在表演中讲究“三节”“六合”的运用。
所谓“三节”、“六合”,拿手臂来说:手是“稍节”,肘是“中节”,肩是“根节”。腿来讲:脚是“稍节”,膝是“中节”,胯是“根节”。就整个身体来讲:头是“稍节”,腰是“中节”,脚是“根节”。“六合”,有内三合,外三合。外三合就是稍、中、根节,内三合,即是每做一个动作都要做到稍节起,中节随,根节追。内三合就是说:演员在表演时要做到精、气、神。“精”就是要演员在表演时,把人物的精神气质表现出来;“气”就是要呼吸自然,表演自如;“神”就是演员表演时注意力集中。“内三合”和“外三合”的结合,也就是内在的感情与外在的动作,以及面部表情很好的结合,才能使自己塑造的角色,达到“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
同时在表演中要做到:“气沉丹田,头顶虚空,全凭腰转,两肩轻松”。“气沉丹田”是要演员在表演时心平气和,呼吸自如,并要清气上升,浊气下降,紧收腹部,气存丹田,这样才能定好“桩”。“头顶虚空”是演员排除一切私心杂念,集中思想,完全进入角色。“全凭腰转”是告诉演员要善于用腰,要懂得用腰的方法。“两肩轻松”就是要演员两膀灵活自如。另外就是演员的面部表情要灵活运用,如眼睛在表演时有笑眼、媚眼、呆眼、恨眼、冷眼、定眼、留情眼、回忆眼等多种。鼻子可以做出皱鼻、哄鼻等。嘴也有歪嘴、斜嘴、啄嘴、逗嘴等。这些都是表演艺术必须遵循的规律。
综上所述,桑植花灯是丰富多彩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短小精悍,舞蹈动作风趣活泼,曲调优美流畅,乡土气息浓郁,随着社会的演变,历代艺人不断丰富和发展,使它逐步形成了较完整,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种艺术形式,并能多方面反映人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在人民群众中扎下根,世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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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八
摘要：原始玉器工艺发展到夏代，开始出现镶嵌、勾彻、浅浮雕和圆雕等琢玉技术，这就使得夏代玉器的造型和纹饰走向程式化和复杂化成为可能。几何直方的规整形状，出齿、安柄的细部造型，还有线面结合的构图，乃至浅浮雕式的立体纹饰，均强化了夏代玉器的艺术形式和审美意蕴，形成了匀称规整、多样统一、象征表意和凝重神秘的艺术风格，从而有效地实现了中国玉器主体审美观念从新石器时代“饰玉”向商周“礼玉”的过渡。
关键词：夏代玉器；线刻；浮雕；象征表意；凝重神秘。
根据《史记》、《竹书纪年》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和碳十四技术的年代测定，夏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其年代可基本框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囊括了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中国早期文明。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中心，并波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夏县东下冯，内蒙古的夏家店，山东的岳石地区，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以及内蒙古亦峰夏家店遗址的夏代文明，出土了丰富的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骨蚌器、木漆器等原始器物，其中尤其是玉器，以其独特的玉料、精湛的工艺、多样的造型、别样的纹饰以及极富时代特征的艺术审美风格，充分展现了夏代先民的形式感、想象力和社会风尚，这些无疑构成了夏代玉器的基本审美特征。
一玉料和工艺特征。
与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北方玉器玉料以及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南方玉器玉料相比，夏代玉器所用玉料无论在外在色泽还是内在质地上，都表现出中原玉料独特的审美风貌。据考证，“古代中原地区用玉多为软玉，其结构一般为交织的纤维显微结构的闪透石－阳起石系列矿物集合体。玉的质料致密坚硬，外表又显示出柔润，体胎半透明而又具有光泽”[1]。夏代文化的典型代表——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的玉器就鲜明地体现了中原软玉的审美特征。二里头玉器玉料的来源有新密的“密玉”，属白玉；南阳独山的“独玉”，属青玉；还有淅川的绿松石等。因而制成的玉器有的呈乳白色，如二里头遗址四号坑出土的玉柄形器；有的呈淡青色、嫩绿色以及灰褐色等，如二里头遗址三号坑出土的绿色夹白斑的玉戈。这种五彩斑斓的玉料色泽正好满足了夏代先民多种玉器品种的制造。同时，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代，基本处于黄土高原地区，玉石作为山地的精英，自然有别于随手抟来的一捧泥土，故而成为某种神秘灵物的表象，承担着原始礼制统治的功能。夏代玉器也正是首先凭借这一玉料的外在特征和内在质地而一跃成为国家重器，承载着礼仪的功能，成为专制社会的代言。因此，夏代玉料以其纯美的色泽、温润的质地，以及神秘灵物的表象，体现了愉悦的艺术审美形式和神秘的宗教礼仪内涵的融合。
极具中原地方特色的二里头玉料同时也促进了夏代琢玉工艺的审美化进程。夏代玉器的制作工艺，由于青铜工具的引入，在新石器时代玉器打磨、刻纹、镂空、抛光的基础上，开始向着更加精细的方向发展，这主要表现在镶嵌、勾彻、浅浮雕、圆雕等工艺及其所形成的审美效果上。
虽然镶嵌工艺在新石器时代早已出现，如红山文化女神塑像中的嵌陶工艺，使得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自然、古朴。但真正能体现镶嵌工艺的高难度的嵌玉和嵌铜技术却是从夏代才开始的。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片圆铜器、铜牌饰以及绿松石片、云母片镶嵌漆器等镶嵌工艺不但均属首创，而且制作精良，尤其是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其凸面为二三百块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成饕餮形兽面纹，极具形式美感，且营造出庄严神秘的氛围。与女神塑像的眼珠相比，它不仅在镶嵌物的数量上体现出优势，而且还开始讲究镶嵌中纹饰的构图。这不仅是夏代先民对不同质料器物驾驭能力的体现，也是他们对装饰的形式构图的审美追求，故而代表了夏代镶嵌工艺的最高水平，开启了后代青铜器镶嵌绿松石工艺的先河。
勾彻法的运用，主要体现为夏代玉器上的阴阳线刻纹。至二里头文化三期，夏代已出现被称作“砣子”的青铜质料的圆形琢玉工具，它一方面可以在玉器表面刻画出条条细阴线，另一方面在阴线沟槽的一个立面，向外扩展，形成较宽的斜坡面，形成阳刻凸纹。这种阴凹线和阳凸线的形成过程即玉器制作工艺中的勾彻法。夏代玉圭上精致的琢刻菱形雷纹带花纹以及玉柄形饰表面复杂的兽面纹、花瓣纹等纹样图案即为其见证，丰富了纹样的形式，且其精致性有效地提升了玉器的审美品格。
浅浮雕与圆雕工艺在夏代玉器的琢制中一般是搭配使用的。浅浮雕是在阴线刻纹的基础上凸出阳纹而使其具有立体的表现效果，一般用于纹饰的构图；而圆雕则多是为造型美观而使用的雕刻技巧，是整体形象的立体雕刻。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即可构成玉器纹饰和造型相搭配的整体审美艺术风格，如夏代玉柄形饰的制作工艺虽然综合了研磨削切、勾线阴刻、阳刻浮雕、钻孔、抛光等琢磨工艺，但最能体现其艺术风格的却只是两种：在柄形饰的四面用浅浮雕琢出繁复的纹饰，粗节用单线或双线雕成兽面纹，中节及顶部琢成花瓣纹，细节则有二至三周阳刻凸线纹；在柄形饰的四楞用圆雕技术琢出立体的造型，玉柄的四楞处为鼻梁，两侧为半张兽面，相邻柄面结合为一张完整的兽面。这样，浅浮雕与圆雕工艺形成了多样的纹饰图案和独特的立体三维造型，使得整个玉柄形饰柄面上的勾线饕餮花纹中点与直线结合得自然、流畅、舒展，造型和纹饰搭配得圆润、细腻，相得益彰。
总之，夏代先民在玉器制作工具和制作方法上的提高，尤其是双线浮雕纹样和兽面铜牌饰上的绿松石镶嵌工艺，有效地促成了夏代先民审美理想的物化，使他们的审美意识得到了较充分的展现。具体到玉器纹饰的雕琢过程而言，大致经历了由“勾彻法”向“浮雕法”演变，由平面线条向立体浮雕演变的过程。其实这正好体现了夏代纹饰雕琢工艺的审美特征，它一方面体现了夏代玉器雕琢工艺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充分地表达了夏代先民日益细腻的内心情感和审美理想。
二造型与纹饰特征。
极富中原特色的软玉材料和琢玉工艺，使夏代玉器的器形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许多造型都还是模仿当时某些动物、植物、人物等现成实物而成形的，如红山文化玉龙、崧泽文化鱼鸟形玉璜等。到了夏代，玉器的创造则基本上走出了对自然物象的直观模仿，更多的是依据人们生活的审美风尚而进行其造型及细部处理的。夏代玉器在造型上趋于程式化，器形大而薄，以几何直方形为主，流行在玉器边缘装齿扉或安柄，并镶嵌异物，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特征。
据后代史书记载，夏王朝是在战争基础上形成的，这也可以从出土的夏代玉器的器形得到验证。夏代玉器造型表现为:少祥和平静的模仿性装饰玉器，而多抽象的直方形兵器。玉钺为长方形或近圆形，玉圭为平首形，玉刀为长条梯形，尤其是多孔玉刀较以前更薄，更为长大、平滑。这些造型肖似兵器，至少与当时的“尚兵”习俗联系紧密，社会化的审美创造体现了其满足自身功能需要的理性化和观念化。夏代玉器的形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的直觉体验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的抽象想象能力。除此之外，夏代玉器形制还有出齿，即在玉器两侧雕出繁复的齿扉，如玉璋滋乳而成的牙璋，其扉棱显得华美异常。程式化的造型使得玉器在既有质料美的基础上充分流露了夏代先民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感，体现了先民的理性创造精神和感性生活情趣。
夏代玉器的审美发展主要体现在纹饰上。由于玉材的创新以及几何直方形的平面化造型，尤其是青铜轮工具的引进和勾彻、浮雕、圆雕等工艺的运用，使夏代玉器的刻饰纹饰向多样化、复杂化方向发展成为可能，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也获得了新的突破。
夏代玉器大多局部饰以平行或交叉的阴刻细线，并以此构成简略而精炼的纹饰构图。夏代玉器纹饰主要有直线纹、斜格纹、云雷纹和兽面纹，仅有少量的动物纹和植物纹。其中云雷纹见于玉圭，兽面纹见于兽面纹柄形饰、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而直线纹、斜格纹见于玉刀、玉戈、玉圭等，这些简约的刻纹装饰，实际上是夏代先民承载和表达其观念和信仰的痕迹，不同的纹样和构图，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审美心理。
细劲的直线纹、斜格纹是夏代玉器中最常见的装饰纹样，以平行的阴刻细线为其典型特征。斜格纹是由直线纹成组交叉刻成菱形状，整体上使图案更加紧密，强化了渲染的效果。如多孔玉刀两端，以及玉牙璋的内与援相接处就有成组的阴刻直线，线形细劲有力，深而直，使得玉器形象的美观化和礼仪性均得到了强化。
云雷纹在各种纹饰中尤为突出，用柔和的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有方折角的回旋线条是雷纹，二者配合，形成一种磅礴的气势和神秘的审美效果。该纹饰多饰于玉器两端的穿孔之间，两边再饰以阴线刻纹将其框住。如二里头遗址三区二号墓出土的玉圭，其二圆穿间有以细阴线刻划的菱形四方连续式云雷纹，琢刻精致，立体感强。夏代的玉圭一般用于社祭，礼云神。因土地需山川之气而致时雨，云行雷响方能有雨，故可是云雷纹以象征之。尽管要借助于“神物”，但其控制自然，驾驭天地的朴素人本意识和人的主体精神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显现。再如七孔玉刀，其近两端处也常琢竖直阴线纹与菱形云雷纹，风云雷电听其号令。
兽面纹为橄榄形眼眶，圆眼珠，宽鼻翼，阔口，这在龙山文化石锛上可找到源头，而且与新寨陶器盖上的饕餮纹饰极为相似，更是夏代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头部的简化或抽象表现。兽面纹以象征手法夸大其头部，强调五官，尤其擅长抓住其眼部特征局部放大，作“臣”字形眼，钻圆圈眼瞳。该纹饰“主要突出它们的头、目、齿等主要器官的特征，省略不重要的细部或对其只作象征性的表现，重要细部圆润婉转的阳线”[2]，其中装饰趣味与象征趣味相得益彰，使礼的威严和审美的情感融为一体，后来更多地见诸商周时期的青铜容器。同时，这一脉相承的兽面纹饰的演变也彰显了夏代先民的宗教信仰和对龙崇拜的社会风尚。龙纹图案起源于远古的族徽，最早出现的是红山文化玉龙，而到了夏代，龙形兽面纹饰的手法和主题，经过长期的酝酿，已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并且为帝王专用。
总之，夏代玉器的纹饰呈现为两种主要形式：一种主要以线条为主，采用线面结合的方法，构成整个玉器的平面纹饰图案，如细劲的直线纹、斜格纹，回旋的云雷纹；另一种就是浅浮雕式的立体纹饰图案，如立体感极强的兽面纹。纹饰上的线刻和浅浮雕更进一步突出了以上各种纹样的装饰功能和文化意蕴，对商周的玉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艺术与审美风格。
关于夏代玉器的整体艺术风格问题，杨伯达先生曾谈到：“从其前后玉器工艺美术的发展情况来看，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可以窥其一斑”[3]。对此说法我表示赞同。一方面，夏代玉器的艺术风格承袭了新石器时代的审美风尚。就造型而言，玉圭的方形结构和钻孔的审美处理是龙山文化玉圭的延续，玉牙璋则是龙山文化铲形器的进一步完善化和复杂化，玉琮的方圆构形更是受到了良渚文化的深远影响。就纹饰而言，浅浮雕式的兽面纹，其橄榄形眼眶与石家河文化玉器相似，其宽鼻翼和阔嘴巴又直接脱胎于龙山文化石锛；另一方面，夏代玉器在继承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基础上形成的抽象直方的独特造型和神秘威严的兽面纹饰，又均系商周玉器制作的根据，对后代玉器的创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夏代玉器的过渡性风格十分突出。但我们若仅仅把夏代玉器的艺术与审美风格定性为一种过渡性，无疑是忽略了其特有的审美文化特征。至少，夏代玉器还体现了以下极具鲜明时代性的艺术与审美风格。
一是匀称规整性。对称、均衡、规范、平整，是玉器造型艺术具有审美价值的重要因素。夏代玉器的这些形式美感不仅体现在整体的结构造型设计上，而且也显现于局部的细微纹饰图案雕饰中。夏代玉器在整体构形时，为补充直方形在美观上的相对不足，常在两端装以繁复的齿扉以及饰以细线纹饰，它们均成对出现，且左右对称。最典型的是玉七孔刀，就造型而言，玉刀扁长呈梯形，上部背端相对厚而窄，下部刃端相对薄而宽，而且近刀背处镂有平行、等距的圆孔七个，使得上背下刃重量均匀得体。同时刀的左右两端又装有齿扉六对，显得极其对称；就纹饰而言，玉刀近两端处表面琢了竖直阴线纹与菱形纹，其下有两条平行阴线与刃相隔。整个玉刀在造型和纹饰的.搭配上将夏代先民的审美形式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二里头遗址五号坑出土的创新形玉钺，呈圆弧背，两侧逐渐外侈呈宽刃，每侧有扉牙两组，每组为三齿，呈对称状，刃呈莲弧形，分四段，左右均衡对称。另外，更多的玉戈、玉圭，以及装饰类玉器，其造型和纹饰也常显示出对称规整的韵律美和整体和谐的审美风格。
二是多样统一性。夏代处于中国国家形成的初始阶段。首先夏代诸方国的玉器受各地区文化生活的影响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风格。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夏代玉器多为装饰类的臂环、玉管等，而少礼仪器，呈现出祥和的氏族审美风味；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夏代玉器则多璧、牙璋、钺和多孔刀等，形制和风格倾向于庄重和威严，使灵物与政权统治、等级礼仪紧密相连，巫术性与人文性相交织。同时，受特定时代和地区间相互交流的影响，夏代玉器又形成了统一的艺术审美风格。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玉器在吸收陶寺遗址文化玉器祥和优美风格和石峁遗址玉器庄重威严风格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自身的王权等级色彩，形成了既庄严肃穆又装饰美观的大一统风格。与此相应地，中原二里头的主体审美风格又借助国家的统治王权向四周传播和辐射，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代表社会等级象征的牙璋、圭、钺等玉礼器，这类玉器的传播过程实质上也就是夏王朝礼制观念和审美风尚的传播过程。
正如杨伯达先生所说，“到了夏代，出现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朝之后，玉文化的形式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遂而出现了统一的玉文化，或与地方玉文化暂时并存、对峙”[4]。夏代玉器糅合了史前各地文化的诸多因素，其文化也必然是多元性和统一性并存的文化，其艺术风格也必然呈现出多样统一的审美特征。这种由多样趋向统一的玉器审美风格展现了夏代王朝的宏大审美情怀、独特审美趣味以及鲜明时代特色。如玉器器形一般大而薄，流行的齿扉装饰也由简而繁，且有了细劲的阴刻直线纹；异物镶嵌工艺开始应用于青铜器制造，十字纹青铜方钺上镶有多块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中的兽面纹由200多小块绿松石镶嵌而成，均代表了夏代这一独特时代的审美艺术风格。
三是象征表意性。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5]，这句话精要地揭示了古代器皿的象征性特征，夏代玉器也体现了这样一种象征表意性的艺术风格。首先，夏代玉器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玉兵形器增多，这类玉器只是形制似兵器，而非真正的兵器。如数量众多的玉戚、多孔玉刀，以硬而脆的玉石为原材料，一般宽大体薄，也无使用痕迹，结合其特殊的纹饰以及两边的扉齿考虑，它们应为仿兵器形的非实用玉器，是一种象征权力和威武的礼仪玉器。另外，玉刀穿孔均为奇数，从一个到三个、七个不等，这可能与当时偏于阳刚之数的审美风尚有关。再如玉戈、玉钺等，也在这种特定的时代传达着等级礼仪的精神特质，并上升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些玉器的形式中积淀了社会的价值和内容，远非简单的实用器具所能比拟，是对外在自然的升华，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审美价值。这一点，尤仁德先生在《古代玉器通论》中揭示得尤其精到：“二里头所出玉戈、玉钺和玉刀，都是作为‘兵杖’形式出现的，它们象征夏朝君王的军权及其在战事中的胜利与凯旋…….夏王朝是经过血雨腥风的长期战争才得以建国和巩固政权；它们所反映的是战争与征服的特殊文化形态，是促使王权强化的主要精神力量”[6]。一言以蔽之，在夏代，礼玉的形制已成为个体身份的标识码，也是社会地位尊卑的具体体现，它同社会意识形态有着明显的联系，充分展现了夏代玉器的象征表意性风格。
四是凝重神秘性。夏代的许多礼仪玉器，造型相对规整，它们凭借自身的高贵地位进入夏代先民生活之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社会观念；同时，后者又反过来促进了前者的发展，使玉器向着礼仪化和程式化的方向发展。夏代社会浓重的礼制风尚和等级观念，造成了其玉器所突现的人文意识之中始终笼罩着一层浓厚的庄重感和神秘感。“三代时，玉质礼器是贵族们的‘权杖’，朝享会盟，用以表征其身份地位；又是通神的礼器，用以祭拜神灵祖先”[7]。夏代玉器就兼有礼玉和瑞玉的双重身份，既带有朴素的原始崇拜的巫术色彩，同时又孕育着夏王朝等级身份的人文色彩。这尽管只是一种扭曲的人本意识观，但毕竟代表着其觉醒，人本意识打从娘胎里出来就带上了一种礼的枷锁，显得凝重而庄严。以夏代玉器的纹饰为例，由光素无纹向直线斜格纹再向云雷纹和兽面纹的发展，尤其是变形的兽面纹，两眼圆瞪，有一种狰狞的庄严美。这就使夏代玉器逐渐转为沟通天地的宗教法器和社会生活中的仪仗礼器，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夏代先民审美心理由朴素的自然观向极具抽象化的礼制观念的转变，从而形成了夏代玉器神秘化、庄重化的人文风格。
“形而下者谓之器”，夏代玉器集合了中原地区的玉材，开启了青铜工具雕琢玉器的工艺，形成了直方、规整的审美造型和独特而多样的纹饰图案，构成了玉器审美艺术中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形式；“形而上者谓之道”，夏代玉器同时又与先民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与他们的时代审美风尚相合拍，并且玉器的造型和纹饰本身就是这些精神内涵的物质载体，构成了玉器审美艺术想得到悟得出的内在意蕴。总之，考古发掘的夏代玉器既是具体的形而下的器物艺术形式，同时又反映了抽象的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内涵，充分展现了夏代先民的审美形式感、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将夏代玉器独特的时代审美特征再现于4000多年后的今天。
参考文献：
[1]郑杰祥.新石器文化与夏代文明[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377.
[2]杨伯达.中国玉器的发展历程[a].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玉器,文物出版社,1986:8.
[3]杨伯达.中国玉器的发展历程[a].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玉器,文物出版社,1986:6.
[4]杨伯达.中国和田玉玉文化叙要[j].中国历史文物,(6):70.
[5]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412.
[6]尤仁德.古代玉器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84.
[7]郑淑萍.山川精英·玉器的艺术[a].美感与造形，三联书店，1992：254.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十九
电视栏目是人类利用电子技术手段获取信息，传播信息，满足生活、享受、发展的需要，诉诸人类视觉感知的精神产物。对于电视而言，为满足合适人和社会的需要，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栏目。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电视人已经从业务实践和理论探索过程中，得出了一个宝贵的经验：要吸引创造好的观众收视率，就需要电视栏目围绕不同的受众群体和需求层次进行的精确定位，创造好的品牌栏目，名牌栏目来塑造电视形象，从而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品牌栏目作为电视媒体的支柱产品，是电视从业人员一直的理想追求，品牌栏目如何办，怎样将它办好，就成为电视人攻克的难题，为广大受众服好务的课题。
1定位。
定位，中山大学教授中国营销研究中心cmc主任卢泰宏说：“要想在激烈竞争的今天，能够坚实的把收视率牢牢的占据在自己的阵地上，我们就不能不在节目的制作过程中不断的审视”定位“的重要性。”
（1）定位要准――名牌栏目的生存之需。
一个栏目要想进行准确的定位，就需要确定自己所办栏目的风格，一定要及时的把握电视市场的风向标，确实的知晓电视受众的各种需求。
市场定位，一个电视栏目开办的目标，是仅仅以社会效益为目的，还是以经济效益为目的，或是要达到这两者并举呢？很显然，就要对电视台所开办的栏目进行市场定位，寻找两种效益的契机点，谋求二者合得之利。
观众定位，“电视也最显着的特点是观众的市场越来月细分，而且将目标受众定位于’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群落。”顾客是商品的上帝。那么在电视市场里，就可以说，受众是电视栏目的上帝。开办一个电视栏目，就要有明确的受众定位，办栏目者受众群体进行细致的调查，根据他们的职业、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兴趣爱好、观赏口味等进行市场细分化，从而确定出准确的受众群。
（2）个性要鲜明――名牌栏目的核心竞争力。
如何制作出富有个性而又风格独特的电视栏目，是电视人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而在诸多影响栏目个性特征的因素中，电视编导的个性特征，主持人的个性风格，电视栏目的文化特质等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将这些个性特征很好的应用在电视栏目里，才能获得好的收视率。
编导的.个性特质，“电视栏目要具有个性化特征，首先要拥有一批具有创作激情，又勤于思考，善于思索，勇于探索的电视编导群体。”对于编导来说，在任何条件下，去激发灵感的源泉，去结构触发灵感的网络是很重要的，灵感的火花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在文化的不断积淀，艺术感知能力的不断加强，行为见解的不断超脱之后才爆发出来的。所以一个好的编导就要跨越思维定式和行业局限，从而谋求个性化的突破。
“节目主持人与其他媒介人物不同，他是节目的主体、灵魂，因而具有具有特有的特性。”一个电视栏目也因为主持人的个性风格而形成了栏目的个性化特征。如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李咏主持的《幸运52》，等。他们通过自身的语言、情感、形体风格，在荧屏上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形象，从而吸引众多的电视观众。
（3）机制活――名牌栏目发展的动力。
“重视电视媒体的人力资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激励机制”。要想真正打造一档品牌栏目，就需要电视媒体注重经营模式的市场化，人员设置的合理化，激励机制上的透明化。
一个电视栏目的成功打造，“以人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不能丢，只有将人的因素重视起来，以人性化的管理模式和协调机制，才能将一档栏目推向名牌。
2品牌塑造。
品牌塑造，“品牌”是一个经济学名词，是企业产品经营的一个概念，它包括名称和标识两部分，是指产品与服务的名称及其标识，用以同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相区分。伴随着传媒业的飞速发展，电视台想在激烈的竞争中不被淘汰出局最中要的就是要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品牌栏目。
（1）内容为王，以内容至上为原则。世界最著名的品牌管理公司美国奥美传媒集团认为：一个强势品牌必须具备品牌知名度，品牌认知度、品牌联想度和品牌忠诚度。而从这四个方面的产生都必须依靠内容。在内容为王的今天，凤凰卫视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央视新闻频道为何能够得到世界广泛的关注，这都归结为内容上的优势。《新闻调查》有过这样的口号，即新闻内容上的“三性”，新闻性、故事性和调查性以至到它后来的“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这在它的最初选题上都有详尽的体现，也是它一直能够保持很高的收视保证。
（2）打造明星主持人，电视媒体品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主持人、现场记者他们即是电视产品的制造者，又是电视产品的传播者，同时还是电视品牌形象的主要体现者，主持人的个性形象是电视品牌内涵的最好诠释者。
（3）老品牌的创新与开拓，“如果说品牌代表着一系列的信仰和价值，则创新可以视为对价值的合理追求。”按照马斯洛的人本需求理论，人的需求是不断升级和发展的，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人的需求和价值索取也在提高和增长。“’过去曾经合理的价值品牌承诺可能成为新的需求发展的障碍’，而价值创新就是’用新的品牌价值去满足人们对原有产品和服务的更高价值目标的追求。”从这里可以看出，创新是品牌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一个老品牌也许在以前是个响当当的好品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可能就变成了一个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四老品牌：编者老化、议题老化、对象老化、形式老化，这些都会影响电视栏目的近一步发展。借助传统品牌的影响力来为现有品牌换上符合时代潮流的鲜血，扩充和延伸原有品牌的单一内容形式和表现手法，都能有利于品牌的塑造。
参考文献。
[1]徐志祥。《广播电视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2]姜宏敏。《打造品牌栏目之我见》，《记者摇篮》，2005，11。
[3]钱向斌。《电视栏目个性化特征探讨》，《视听界》，2004，2。
[4]王献玲。《谈电视专业频道品牌的发展战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7。
[5]华康。《媒体品牌的理论与实践》，《新闻记者》，2005，11。
[6]汪澜。《锻造品牌栏目提升媒体价值》，《新闻记者》，2005，11。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二十
藏族舞蹈审美特征略探作者：
本文通过对藏族传统舞蹈的身韵、风格以及审美意识、审美理想的研究，探讨了藏族舞蹈的审美特征，从而在继承和发展创新藏族舞蹈中，把握古老民族的基本审美特征，使发展中的藏族舞蹈更具有民族特色和审美价值。
一
舞蹈艺术是伴随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同步产生，并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门最早形成的艺术形式之一。同样，藏族舞蹈也在民族心理素质和审美理想的基础上，伴随着藏民族的形成发展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审美内容。
探讨藏族舞蹈的审美特征，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历史上如何看待舞蹈，以及如何定位舞蹈艺术在藏族文化中的地位。在藏族传统文化典籍“大小五明学“中把舞蹈归于“工巧明”(即工艺学)，这就表明舞蹈艺术在理论上被定位于大文化范围之内，并形成具有成熟理论依据的艺术形式之一。在西藏历史上，“羌姆“等舞蹈大多不仅配有文字记录的“舞谱”，还用“线“记录着“舞曲”；“卡尔“舞蹈的音乐“藏文古谱”流传至今。在古代藏族民间歌谣中传唱着众多的有关“说舞蹈“方面的歌谣。在众多舞蹈论述中，什么是舞蹈、形体运用以及“舞蹈艺技九”等舞蹈理论是古代论述藏族舞蹈的`精髓之作，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舞蹈理论部分。藏文古籍(注：工珠・云登加措：《知识总汇》[m]，中册290页(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中关于“舞蹈的各种动作姿态是人体塑造的精彩工艺之一“这一论述，首先把舞蹈定位于人，以及人体所做出的各种动作，塑造出的千姿百态的“精彩工艺”。恰恰是这一活生生的“工艺“，表现着当时当地人的思想情感。古人能把审美对象的表现手段论述的如此精辟，充分证明了当时舞蹈艺术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的地位，以及人们对舞蹈艺术的认识高度。同时“舞蹈艺技九”(注：桑杰加措：《四部医典蓝流璃注解》[z]，第130页，木刻板(藏文)。)中简洁透彻地阐明舞蹈是用人体的“形“，动作语言的“声”、舞动的“情“表现生活和情感。如：“优美、英姿、丑态”都借助人的各种生动的形态来表现；又如同说话一样用人体把“凶猛、嬉笑、恐怖“表演的活灵活现；同样用人体把“悲悯、愤怒、和善”等内心情感表现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从以上“舞蹈艺技九“的观点中不难看出舞蹈以升华到艺术高度来表现人的思想情感。“形、声、情”和谐运用到舞蹈中，更进一步突出了舞蹈的美学特色。同样，随着社会的进步，种类繁多的藏族民间舞蹈，也由起初的简单模仿、无意识的自娱性逐渐发展成为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一门艺术。值得指出的是，有人认为西藏古代的“舞蹈艺技九“是古印度“乐舞论”中婆罗多牟尼论述的，与藏族舞蹈无关。对此，经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考证，在藏族历史上，人们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不少相关的艺术理论和技法。“波罗多牟尼在论述‘拉斯’时只提出了八种，后经印度舞蹈家增至九种。这九种‘拉斯’主要作为卡达卡利舞演员的面部表情和眼神训练之用“(注：于海燕：《东方舞苑花絮》[m]，第18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这与藏文古籍“舞蹈艺技九”中论述的内容相重合的只有“愤怒、恐怖、英武“三种，其余六种则根本不同，而且古印度的“拉斯”也没有提到“形、声、情"和谐运用于舞蹈艺术中的观点。这就有力地证明藏族先人在吸收外来文化时非常重视与本土的审美意识相结合，以民族审美需要和创新精神创造了符合民族审美特征的舞蹈理论。
二
[1][2][3][4]。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篇二十一
既然是手机的特性，自然是作为一种新媒体与其他媒体不同的传播特性。
总结的看上述分析，手机传播的最主要的特点不是在传播的一端而是在接受的一端。手机的轻便所带来的优势，以及现阶段接受者对手机功能的依赖性都使得手机拥有了其他媒体无可比拟的优势。
3.1传播中时空束缚的进一步释放。
手机比其他的媒体更有效的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因为手机轻巧易带让接受者可以随时随地的拥有它。电视机太过于笨重而且有大量繁复的线圈缠绕着，注定只能待在某个地方。电脑倒是简单了不少，笔记本电脑更是可以自由活动，加上无线网络使电脑也成为一种很便捷的传输工具。报纸倒是便捷，但是它单媒体的传播途径实在是让人不太满意。对不停发展的各个媒体历史而言，可以看作是后出现的对前一种的传承和发展。例如，相对于报纸，电视有了多媒体，更加形象生动。相对于电视，电脑继承了电视机的多媒体系统同时增加了交互性和及时点播的功能。而手机收纳了电脑的一切优点还克服了方便携带的问题。
以前我们认为网络能在第一时间报道新闻的能力非常感叹，而手机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用电脑控制群发一个短信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同时还能确定信息被我们期待的接收者确实收到了信息。
3.2即时联通强迫性的传播。
关于这一点在上一个部分，已经做出比较详细的解释。总结起来因为手机信息的发送成功率好，发不出去的短信很少，一旦手机上收到这个短信就一定无可避免的要先浏览一遍。哪怕从接受到短信再到用户阅读短信内容的时间是不确定的，也无法确定用户对这样的信息是非感兴趣，至少我们可以确定信息已经安全到达了。而直接拨电话的方式，信息的到达与否和信息反馈更是立即明了。同时，因为手机无线通信方式缩短了信息的传播时间也就降低了成本，语音声讯系统更是大大提高了效率，信息反馈的结果也是一目了然。
3.3对信息传播载体的依鞭。
市场上现存的手机功能差别非常的大，这是手机技术发展的速度太过于迅猛而造成的。手机的质量还不错，用个三年五年不成问题，若保护得好估计能永久使用，任凭市面上的机型功能卓越，我们对最基础的功能要求却不高，能打电话就行。先进的技术支持下产生的专属于手机的彩信业务和手机剧功能就被限制了。但这些功能是能够方便人们生活的，普及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手机技术的发展几乎是以超越了人类想象的速度发展的，所以这手机载体在用户中更新速度的问题估计还会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成为一个限制。
3.4其他媒体的延伸。
以媒体工作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制作电视的理论和立场相对于报纸媒体而言并没有很大差别，只不过是在能使用的工具上有了飞跃式的前进。再到网络，网络的文字信息跟报纸几乎异曲同工，当然对于网友自行发表的博客内容等不属于这个范畴，他们并不属于专业的媒体人，而视频新闻也是与电视新闻一脉相承。现在兴起的手机报、手机剧概念哪个又不是沿袭传统媒体的概念呢。简单一点，我们可以把媒体的发展看成简单的技术发展，沿用以前的传播理念用于新的载体上，然后在熟悉这新的载体以后我们又创造性的开始发展新载体的新优势，从而形成新的传播理论。科技和理论就如此互相推进的发展。
4结论。
要好好发展新媒体的功能，或者说想尽快的从新媒体里面崭露头角获得好处就应该直接抓住它与众不同的传播优势，比如网络，互动是他明显的优点，所以现在发展的好的有特点的网络板块都是博客和播客一类。对于手机我们也应该学习这一发展思路。
参考文献。
[1]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之传播理论(第7课)[ob/ol].
[2][加]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手机传播的定义[ob/ol].
[4]手机通信原理及使用安全[o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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